为国奉献的责任

我希望“峨山财团”能够发展100年、200年，直至永远永远。这就是我一生的夙愿之一。——郑周永

成立峨山财团帮助穷人

1975年10月，韩国政府选定并公布了105个大型企业未向社会公开的业体，同时新闻媒体也纷纷制造舆论，论述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促使企业向社会公开。

当时，现代建筑是各业体中收益率最高、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郑周永面对政府的举措及媒体的舆论，一直犹豫不决。他不想简简单单地向社会公开企业的股份。他说：“现代建筑是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为出发点的，至于挣到的钱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还需要经过慎重考虑才能付诸实践。”

郑周永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公开企业股份究竟有什么好处？

分析之后，郑周永认为：好处是，一部分人能买到现代建筑的股票，并能得到利益。但是，那些能够买股份的一般都是富人，他们才有剩余的钱来买股份，而大部分生活贫困的人是买不起股份的。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病也不能进医院或交不起学费而半路辍学的人，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怎么能买股份呢？

公开企业股份，就是为了给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受益机会，而这种企业公开的方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社会谋福的举措，也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郑周永由此作出决定：“现代建筑的社会责任是增产增收，扶持这些贫困的人，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这一点比企业公开更重要。”

郑周永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为现代建筑的成长默默奉献、无私辛劳的人们。他们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雪交加，都拼死拼活地工作在工地上，为现代建筑奉献汗水和赤诚，没有他们，就没有现代建筑今天的辉煌。

因此，直至1977年上半年，现代建筑也没有向社会公开股份。

但是，到了7月1日，郑周永从现代建筑中拿出了自己个人股份的一半，建立了“峨山社会福祉事业财团”，以发放资金的形式，奖励那些为社会福祉事业作出贡献的人。

现代建筑孕育了现代集团，经过竭尽赤诚的努力及奋斗，现代集团终于发展成国内最大的企业之一。现代建筑基金雄厚，财务结构完备。郑周永作为最大的股东之一，从创业以来，就希望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和“现代”的发展，给那些生活贫困的人们以更多的希望和帮助。

这时，郑周永有了一个新的梦想：将“峨山财团”发展成仅次于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和福特财团的世界第三大财团！

“峨山财团”设立了4项事业，分别是医疗、社会福祉支援、研究开发支援和奖学金。首先把医疗薄弱的地区作为发起点，带动投资开发相关项目。

从1977年9月19日至1979年2月4日一年多的时间内，“峨山财团”投资100亿元左右，相继建成了井邑综合医院、宝城综合医院、麟蹄综合医院、保宁综合医院、盈德综合医院。另外，1989年成立了汉城中央医院，随后开设了金刚医院和洪川医院。

“峨山财团”在汉城中央医院开设了“峨山生命科学研究所”，设立蔚山医科大学，以“认真服务，无偿医疗”为宗旨。研究所和大学具有国内最先进的医疗设施，并成功地完成国内最早的心脏移植手术。

“峨山财团”从各个领域，尽最大努力帮助、关心生活有困难的人，积极发展社会福祉事业，并投入巨额资金支援社会福祉团体事业和全国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费用。并且还不断地帮助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孩子家长。

从1989年开始，“峨山财团”又为了增强社会伦理意识，推选并奖励献身社会福祉事业的团体或个人，专门设立了“峨山孝行大奖”。

“峨山财团”逐渐发展成为韩国最大的、实力最雄厚的、享有最高声誉的社会福祉财团。

1995年，“峨山生命科学研究所”荣获大韩民国企业文化奖。

当有记者问到“峨山财团”的意义与价值时，郑周永欣慰地说：“我希望‘峨山财团’能够发展100年、200年，直至永远永远，这就是我一生的夙愿之一。”

记者接着问道：“那‘峨山财团’需要有强有力的资金后盾，您有信心吗？”

郑周永双眼放光，自信地说：“现在，尽管现代建筑仅用一半的股份作为‘峨山财团’的发展后盾，但我会尽我所能争取。我能行使影响的会社股份，无论多少，都将投入到‘峨山财团’中去。我想这样才能报答为‘现代’发展到今天这样规模而提供最好条件的社会。这是对于一个投入毕生精力使事业发达昌盛的人的最好回报，也是一个人最大的人生价值所在。”

围海造田造福子孙

进入20世纪80年代，郑周永早已是誉满天下的企业家了，他先后获得了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工学博士学位、韩国忠南大学名誉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名誉经营学博士学位。

此时，韩国政府制订了新的国土开发计划，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国土开发公社和国土开发研究院。

郑周永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土地有着本能的热爱，他喜欢播种，每次望着一片碧绿的田野，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喜悦；在金黄的果实中，他感到由衷的满足。

于是，郑周永分期分批从中东运回了350台大型设备，向韩国农水部提出申请，买下了忠清南道瑞山郡的两块公有海面，制订了围海造田、开垦滩涂的计划。

郑周永说：“让大海变成沃土，是造福子孙万代的大事，哪怕是只有巴掌大的地也不应放弃。在国土开发事业中，我们现代作为大企业，应当有责任尽一份力量。我们此举也是为全国其他企业做出一个好的榜样！”

郑周永向农水部递交了申请后，他们大吃一惊：“你们投入上千亿元，竟然只是为了开垦一片滩涂。有这样一大笔钱，完全可以买下面积相同的土地了！”

郑周永说：“我们国家的可耕种土地非常少，所以我从很早以前就有在西海岸填海造田的愿望。”

他们听了，都由衷地佩服郑周永的勇气，也被他的义举而深深地打动了。不过他们提醒说：“您是农业用地申报的，将来您在这两片海滩上造了田，只能进行农业耕种，而不能在这里建造任何工厂。”

郑周永微笑道：“我正是这样想的，我国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人们要世世代代在这片国土上生息，山地要用作人们的休养地，不可进行开发，而开垦滩涂广建农田是解决土地紧张的最好办法。而且开垦滩涂还可以确保农业用水，可以进行全天候的农业生产。土地休养好之后，就移民来从事农业生产，对解决人口过于集中问题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还可以利用人工湖泊发展旅游业。”

农水部官员为郑周永这番发自肺腑的言论感动万分，马上就批准了他的申请。郑周永将这两块地取名为A区和B区。

1982年4月，在赔偿了渔民的损失之后，郑周永在瑞山的围海造田工程正式开始了。工程开始时，先要修建一条防潮堤，将海水围住后，再将海水抽干，建成绿地或农田。

郑周永首先在B区开始修建防潮堤，但这一地区潮汐落差很大，尤其落潮时水势很猛，甚至能把水鸭子的腿打断。船行到这里也常常会被打翻沉没，自古以来官船从不敢到此。

经过6个月的艰苦战斗，B区全长1239米的防潮大堤终于合龙了。工地上一片沸腾，从50千米远的石山采运来四五吨重的巨大的石块，然后用铁丝将两三块巨石绑在一起，用驳船运到合龙口，将巨石投放进去。

1983年7月，A区防潮堤工程开工。当时运用了140多辆15吨重的卡车，从附近5个小岛采取土石。

郑周永一有时间就到施工现场察看情况。一天，有一位记者来工地采访时正好遇到郑周永，记者问道：“郑会长，如果把瑞山围海造田工程与蔚山造船厂相比的话，你心里更喜欢哪一个？”

郑周永爽快地答道：“那当然更喜欢造田工程了。造船厂什么事都能事先预料到，虽然施工很紧张，但没有冒险性。”

1984年2月，A区防潮堤即将合龙，这条大堤长6400米，合龙口达到了270米。

现场指挥向郑周永汇报说：“会长，现在流速是8米/每秒，这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郑周永只问了一句：“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成功？”

指挥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当时，用30吨重的卡车往合龙口处投放巨石，刚投进去就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

指挥用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没用，他无奈地对郑周永说：“就是一辆轿车扔下去，瞬间也会被水冲得无影无踪。”

郑周永默默在观察着，突然他灵机一动：“对了，我们蔚山造船厂为了取得废铁，买了一艘废油船，长322米，宽45米，高27米，能不能用这艘油船把水挡住，再往合龙处投石块呢？”

指挥说：“那可是花了30亿韩元买的呀！”

郑周永不管这些，他马上向现代精工、现代商船和现代重工业等企业的技术人员发布命令：“想尽一切办法，把那艘废油船安全平衡地放入合龙处！”

2月25日，“现代”旗下各企业通力合作，用郑周永的办法开始合龙。两天之后，A区防潮堤顺利合龙了！

A、B两区工程基本完工时，郑周永站在防潮堤上眺望远方，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条堤坝将淡水湖和农田分隔开来，堤坝上面还建成了公路。

这两片平原，除去湖泊后还有将近3300万坪的可耕地。这是韩国最大的人工农业用地，甚至比著名的粮仓金堤平原还大。

当时，韩国广播在报道时，那位发稿的记者认为，是不是“3300万坪”这个数字搞错了？于是，他自作主张将这片新农田的面积缩小了1000倍，于是播音员也就说成了“3.3万坪”。这在当时成了一个笑话。

那位记者后来知道自己弄错了，又赶来向郑周永道歉。郑周永大度地笑道：“这也难怪，在一般人眼中，3.3万坪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记者借机又问道：“那么这片土地上什么时候才能进行耕种呢？”

郑周永说：“这次你可要记好数字哦……我看可能要4年至5年吧！因为要完全将土壤里的盐分去掉才行。不过，我们不能等着盐自己从土壤里跑掉，会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加快这一速度。”

记者不解地问：“那是什么方法？”

郑周永解释说：“在人工湖里残存的海水还很多。因为海水的比重要大于淡水，海水就会沉积在湖的底部。我们计划在湖的底部修排水系统，抽掉其中的海水，再在盐碱地里不断地浇水，这样就会加快去掉土壤里的水分了。”

记者惊叹道：“真是煞费苦心呀！郑会长，许多人都认为改选盐碱地是一项投资大、回报时间长的工程，甚至说这是‘往汉江里扔石头’，您自己是怎么看呢？”

郑周永想了一下，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如果单纯为了积累财富，生产一些消费品，那很容易就会获利。但是，无论多么结实的商品，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但是土地则不然，她就同我们的民族一样，是永远存在的。尤其是我看到绿洲从海面上出现的时候，那种喜悦是无法形容的。那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也不会变的财富。”

郑周永说完就想离开，记者赶紧又说：“我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进行这项工程时，最深的感想是什么？”

郑周永听了沉吟了一会儿，这才回答说：“我们西海岸是经过数亿年的时间，由中国的黄河挟带的泥沙形成的。所以大海之下，就是肥沃的土地。如果这些沃土能够跃出海面，那么我不吃饭也不会感到饥饿，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记者钦佩地看着郑周永。

郑周永话锋一转，接着说：“最近许多大企业为了发展产业，建了许多工厂，占用了许多良田。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多做些围海造田的工程，把大海变成沃土？我们要有不再在农田里建工厂的观念。多改造一些滩涂，减少国民对农畜产品的担心。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过去由于资金、技术等问题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如今都可以做到。在我的一生中，虽然做过许多工程，但围海造田，让大海变绿洲，这才是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情。”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

从1977年2月至1987年2月，郑周永10年来连任五届“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成立于“五一六”军事政变之后。当时，新执政后，总是以抑制工商为手段向国民示威，控制民心。首先，他们以漏税为名，拘禁了李庭林、金容完等20多位企业家。后来，在美国等自由经济国家的干涉下，才把他们释放出来。

经济界痛定思痛，决心成立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第一任会长由大家推荐李秉哲担任。

从第二任会长开始实行竞选制度，李庭林顺利当选为第二任会长。

朴正熙上台之后，正确地把握了当时韩国经济实际状况，为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采取了大胆的改革措施。他对企业家们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并以政府为担保为各企业引进外资建立产业近代化工厂，再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第三、第四任会长分别是金容完和洪在善。第五任由金容完再次竞选成功。

1977年2月，郑周永由于现代集团的发展壮大，成功当选第六任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

虽然当选，但由于事务太忙，郑周永开始推辞了好几次。他当时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代的发展上。不过由于人心所向，他也不想辜负大家的心意：“既然坐上了这个位置，那就全力以赴地干好。”

上任之后，郑周永首先建起了规划已久的会馆。两年后的1979年11月，会馆竣工。

郑周永认为：“联合会不但要发展国内经济，而且还要提高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为了巩固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他又成立了“韩亚协力事务所”和与欧洲各国联系的经济协作委员会。

郑周永还在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内部设置了研究完善各种规章制度的机构，对原来那些不合理的和过了时的制度进行不断修改完善。

为了提高本国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郑周永带领联合会同仁向政府反复建议，将银行利息降到周边国家的水平，后来政府终于答应了这一要求。

1977年末，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废除了对企业的合理收税制度，加强了对交纳法人税后剩余资金所得的控制。

郑周永心里很不舒服：“这样的税制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在最高所得税的70%之上，还要再加20%的防卫税；如果营业达到一定标准，另外还要交89%的税，这还让企业怎么搞下去？企业家的收入都是用自己的心血和资本得来的。这根本说不通。”

郑周永在1977年年底和1978年年初，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组织动员了会长团，让经济界团体也参加，依次访问了副总理和财务厅、工商厅、国税厅等厅长，对不合理的税法进行讨论，努力说服他们：“国民有自主权和财产权，增加他们意想不到的额外负担，这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是不应有的，是扰乱基本秩序的行为。”

同时，郑周永还带领大家访问了国会议长和财务委员长等有关部门的长官们。

1978年9月，开完国会之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召集起更多的大小企业家，向财务部和法事部强烈抗议税制变更的不合理性。

1979年2月，郑周永第二次当选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继续组织财界人士对政府提出抗议，与权力部门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多，许多官员都对他恨之入骨。

1981年2月，郑周永第三次当选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这时，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干涉联合会事务，让郑周永让出会长的职位。

郑周永毫不让步，干脆地拒绝了：“会长是会员们选举出来的，不是政府权力所能任免的！”

郑周永在任联合会会长期间，一贯以保护和贯彻财界的自律性和独立性为宗旨，他说：“时代需要的是小政府和市场自由竞争的自由企业主义。”

可在那时，政界人士和官僚们却对企业强加规定，粗暴干涉，只要遇到不合他们意的企业，就不择手段地进行打压。

郑周永根本不在乎同政治权力之间的摩擦，他一有机会就向那些经济官僚和政治家、经济学家们讲：“我们的路就得是自由企业主义的路。政府要减少对企业的干涉，要尊重企业的创意和自由。强行规定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只能导致企业效益滑坡。”

郑周永在一次题为《政府和企业的职能》的演讲中，大胆指出：

企业不景气是由政治金融和官治金融导致的，政府的干涉会限制竞争，因此会削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活力。

这次演讲的听众大多是经济官僚，听了郑周永对他们所制定、执行的政策的批判和否定，更是把他当成了眼中钉。现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在国内屡屡受挫。

但是郑周永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丝毫没有因为受到打压而放松批判和建议，他说：“只要坚信我的想法是对的，那不管有多大困难，我都要站出来为祖国的经济发展讲实话，这也是作为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应尽的职责。”

不仅是对上层，郑周永看到有些企业只追求利润而不顾社会责任，对这些企业也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反驳和批评。他表示：

企业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利润，用企业交纳的税来发展社会福祉事业。优化分配政策，这就是政府的职能。主张把企业的全部利润还原于社会，是不懂得企业本质的说法。由小企业发展成中等企业，再发展成大企业，甚至发展成为跨世界的企业，这才是国民经济的发展。

企业只能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政府才能在此基础上办好社会福祉和分配。只有全力以赴搞好自己的企业，帮助国民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福祉和分配的基础，才是企业的职能。把企业的所有利润都还原到社会，这是出自于反企业主义潮流的说法。

在郑周永的领导下，联合会的成员们也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大家齐心协力，坚决地抵住了政府的各种压力。

在他担任会长的10年间，也是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韩国民间企业人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了，民间企业人也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为韩国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韩国申办奥运会出力

1980年5月的一天，韩国文教部体育局局长登门拜访郑周永，并给他送来一张文教体育部的委任状，任命郑周永为韩国民间申办奥运委员会会长。

郑周永对这一任命深感意外。

早在1979年，朴正熙总统就宣布：

汉城将申办第二十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奥运会，对于东北亚与朝鲜半岛的和平，对于向世界展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对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及非同盟国家的外交关系，克服相互隔绝的局面，都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通过这种国际性活动，还可以提高我国国民的凝聚力，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前进……可以说，如果这次奥运会在汉城圆满成功，将成为韩国从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行列的奠基石。

但是，当年就发生了“一○·二六”事件，朴正熙遇刺身亡，韩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国际社会对韩国的军人政府也怀有一定的看法。

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韩国政府仍然在1980年12月向国际奥委会本部正式提交了申办1988年奥运会的申请。

国际奥委会接受了韩国的申请，并于1981年3月派各国奥委会和国际竞赛联盟调查团到汉城考察举办奥运会的条件。

韩国文教体育局的负责人向时任总理南德佑递交了申请所需经费的预算及程序事项的报告。可是这份报告却遭到了南德佑的拒绝：“韩日之间竞争奥运会主办权，不可能战胜日本。万一申办成功，高额的举办经费又会导致全国经济的崩溃，甚至造成国家的灭亡。”

总理是这种意见，下面的国会议员当然也不敢轻易作出决定，就连汉城市市长也闭口不谈此事。

可是，这时已经到了5月，如果撤回申办奥运会的申请，必然会影响韩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文教总部部长召集与此事有关的各部委的部长开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韩国奥委会委员金泽寿悲观地说：“我们去努力申办，即使再努力，在国际奥委会82张选票中，我们能得到几张？台湾和美国这两票中，其中一票也定会落到加拿大冬季奥运会，这样看来，加上我们自己的选票，大约也只能获得三四张。要想打败日本名古屋，比登天还难！”

文教部长李奎浩这时说：“为了保住韩国的面子，在投票表决时不要输得太惨，不妨折中一下，任命一位民间经济界人士来担任‘申办促进委员会’会长的职务。”

另一位官员说：“可是这一职务本来应该由市长担任。”

李奎浩说：“我已经想好了，我看这一职务非郑周永莫属。他赤手空拳在不毛之地创造了辉煌，又靠自身强大的推动力与顽强的意志，把现代发展成为世界大企业，创造了人间奇迹和现代神话，在海外也为韩国企业赢得了荣誉。现在他还担任着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由他出任是再合适不过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失败了，面对失败的也不是政府，而是郑周永本人，这样，就保住国家的面子了。”

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

郑周永接到任命时，对国内军人政府的情况和申办奥运会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当然很清楚，但他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于是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受命之后，郑周永就立刻行动起来。如今政府、体育团体等有关人员在乐天大厦开会，因为从原则上讲，各部长官都是申办奥运会民间促委会委员。但是只有一位文教部长李奎浩参加了，汉城市市长也没来，只派了一个局长来，韩国奥委会委员竟然一个也没来。

郑周永就向李奎浩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政府究竟有多少诚意申办奥运会？那些国会议员身为促委会会员，连这样的会都不参加，他们真的能协助申办奥运吗？”

李奎浩安慰郑周永说：“申办奥运会是总统的指示，而且安企部部长也已经表示了积极支持。”

申办活动将于9月20日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韩国布置宣传会场，制作宣传电影以及宣传册等工作却才刚刚开始。郑周永让他们把预算先做出来，后来预算结果是需要1.8亿元。郑周永向汉城市和总理要这些钱，但他们都表示不可能支付这笔费用。郑周永只好让政府签下了借据，自己先垫付了。

后来，郑周永又预算出申办奥运会的总额是8000亿元。这对当时韩国的财政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上次主办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就创下了10亿美元的赤字，所以政府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不过郑周永却是个一旦答应就会竭尽全力的人，他想：“对什么事情都要充满信心，关键在于人的计划，计划不周密谁都会出现赤字，计划乱了谁都会失败。事在人为，只要周密计划，认真安排，不仅可以避免赤字，而且还能够圆满成功。”

郑周永经过反复思想，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动员一切民间力量，让全体国民行动起来，共同为申办奥运会出一把力。地铁和道路，就算不申办奥运会也得修，不必计算在举办经费之中。赛场与宿舍也不必专为奥运会重建，把已有的那些建筑充分利用就够了。把一些大学的运动场和一些城市的体育场加以改造，就可以用作奥运会的竞技场。这样既节约了资金，还能在奥运会结束后让国民充分利用。

奥运村就用民间资源在环境优美的地方盖小公寓，向国民预售，收回资金，等奥运结束之后再发还给国民。

郑周永还积极地想尽办法，与国际奥委会委员广泛接触。于是他与安企部部长约定，动员全国企业界人士，让他们出面联系他们认识的其他国家企业界人士，从而结识外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郑周永坚信：“只要全国上下一条心，申办活动就一定能够成功。”但是他也考虑到了失败的可能，所以尽量低调。

几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郑周永马上就该出发去德国了。

8月中旬，郑周永对驻法兰克福的现代分公司下达命令，对申办奥运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即将出发去巴登巴登之前，政府特意向郑周永推荐了参加申办活动的人选。郑周永毫不客气地排除了那些只想去游览、旅行的人，然后挑选了柳昌顺和李源景和韩国跆拳道总裁李运容等人。另外，他还带上了自己的五儿子郑梦准和五弟妹张贞子，因为郑梦准在大学里学过德语，张贞子在德国留过学，他们可以做翻译工作；另外郑周永也想让儿子借机增长一些见识。

临行前，郑周永与大使全真相约定，自己直接去欧洲，全真相先去南美各地，然后大家与安企部动员的企业界人士最后都在巴登巴登会合。

9月15日，郑周永带着一行人先到了伦敦的欧洲奥委会总部，拜见了英国奥委会主席。接下来两天又在比利时参加了韩国的EC研讨会，到卢森堡与詹姆斯皇太子共进晚餐，为申办奥运会做了一系列游说活动。

9月20日，郑周永一行赶到了巴登巴登。现代设在法兰克福的分公司职员已经迁到了这里并租下了事务所，全体工作人员及夫人，甚至保姆已经把事务所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但是，这时却没有见到汉城市市长和韩国国际奥委会委员金泽寿的影子。而郑周永听说，日本名古屋市市长和日本国际奥委会委员早在18日已经抵达了巴登巴登，并已经在积极进行申办宣传工作了。

郑周永心急如焚，因为国际奥委会规定，只有国际奥委会委员才可以自由出入世界各国国际奥委会委员居住宾馆，金泽寿不到申办活动的现场，他就无法开展工作。

郑周永向体育会会长赵相镐发着牢骚：“到底想怎么样？办还是不办？一个人影都找不到。”

赵相镐马上同国内联系，告诉郑周永：“金泽寿委员和夫人已经到了巴黎。”

郑周永说：“催他们快点。”

23日，金泽寿才到达巴登巴登，但他一见到郑周永就说：“汉城也就能得3票，一票是我投的，另外两票是台湾和美国的。”

郑周永这时哪管得了他那种消极态度，他建议说：“我与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都是第一次见面，不妨以你的名义给每位国际奥委会委员都送一个花篮。听说日本向委员们赠送了名贵手表。”

金泽寿却不同意：“同样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为什么要用我的名义给他们送花？这有悖于礼节吧，还是悄悄送去吧！”

郑周永忍着满肚子的气，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向每位国际奥委会委员送了花篮。

郑周永这一招收到了奇效，第二天正式会议结束后，大家自由活动时，这些国际奥委会委员见到郑周永之后，都走上前来感谢他送给他们的美丽花篮。有一位委员说：“我觉得您的东西比名贵的手表更能表达一种友好的心意。”

郑周永高兴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礼轻情义重’。这的确是我对诸位的一种心意。”

9月24日，赵重勋、金宇中、崔无硕等韩国企业界人士大部分都到齐了。京畿道知事金泰卿提前几天就到了。柳昌顺和李源景、李远洪等，以及世界跆拳道联盟会长金运勇和翻译车明姬也都来了。

直到这天，汉城市市长才姗姗来迟。

不管怎样，郑周永都努力去做，每天早晨散步回来，7时开战略会议，安排每个人当天的任务，检查争取选票的情况，并制定新的战略方案。他说：“在申办战略中，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要随时掌握奥委会委员们的动态，分析他们的一言一行，同时还要密切注意名古屋的动向，综合分析，最后作出争办的方案。”

过了几天之后，人们渐渐地听从了郑周永的指示。每天开完晨会，他们就四处活动，不管是宿舍、别墅还是食堂，凡是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地方，都积极去沟通交流。

郑周永对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相对开展得较好。而同时为了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得票，他着重安排对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谦逊、诚恳的态度，并邀请南美及非洲贫穷国家的委员们携家属来韩国考察。发展中国家当然更希望能在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所以对郑周永他们表现得十分友好。

郑周永还给韩国小姐、空中小姐穿上韩服，让她们亲切地接待每一位官员，还赠送一些带有韩国古文化特色的木偶、背架、扇子等纪念品。没过几天，原来门庭若市的名古屋馆就冷清起来，而韩国馆却热闹起来。

韩国企业界的人士在郑周永的精神感召下，也热心地为申办事业而慷慨解囊。他们放下生意，奔走相助，希望能够申办成功。当时韩国在巴登巴登的代表团有100多人，由现代分部的夫人来提供大家的饮食，本来互不相识的人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工作。

在郑周永的强大攻势和不懈努力下，形势渐渐向有利于韩国的方向转变，大家的信心也更足了。

决定举办地投票的前一天，9月29日，西德的一家地方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夏季奥运会非名古屋莫属，而韩国代表自讨没趣，仍然在花冤枉钱。”

日本代表团看到这条消息之后，打开了预先准备庆祝的香槟酒，高高兴兴地提前祝贺成功！

但是郑周永心里却确认为：“通过这9天的努力，支持汉城的票至少有46票，有了这46票，申办权非汉城莫属。”

投票当天，大家在吃午饭时，都怀着不安和紧张。郑周永这时反而一改平时的严肃，他笑着对大家说：“不管言论怎样，我们有把握最少能得46票，谁敢跟我打赌？”

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每天预测选票的全真相站起来对郑周永说：“我认为比46票还要多，能到50票以上。郑会长，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郑周永高兴了：“好，大家可以作证，谁输了就给对方20马克。”

郑周永却说：“要走也得看完结果才走，死也知道是怎么死的。”

15时45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投票结果：

“Seoul——汉城！52票。”

听到这个消息，郑周永他们立刻欢呼起来：“万岁！”大家相互拥抱，庆祝这个让他们用无数个不眠之夜和团结奋战换来的巨大成功！

担任大韩体育协会会长

1982年7月，郑周永完成了申办奥运会的任务回国后不久，这一天，他接到一封邀请信，内务部部长卢泰愚、体育部部长李源景和副部长李永镐约他到一家饭店见面。

郑周永不知有什么事，就应约去了。

宾主按位置坐好后，寒暄了几句，也不知是谁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郑会长，恭喜你！”

郑周永不解，反问道：“恭喜？有什么好恭喜的？”

李源景说：“总统已经决定任命您为大韩体育协会会长。我们请您吃饭，一是为了向您转达这个消息；二是要为您庆祝一下。”

郑周永推托道：“我恐怕不能胜任。我对体育一窍不通，我也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体育会长这个职位还是请一位体育专家来做吧！”

卢泰愚听了郑周永这番话，面带难色地说：“总统的命令，恐怕很难更改。”

郑周永仍然极力推托，他们一直争论到半夜23时，郑周永只好说：“那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郑周永刚一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李源景便上门来了，他对郑周永说：“全总统请你去一下青瓦台。”

郑周永和李源景一走进总统的办公室，全斗焕就开玩笑地说：“郑会长，你是嫌大韩体育协会长这个职务太小才不想做吗？”

郑周永连忙解释道：“总统，您可能还不太了解我的性格。我不是一个成天只想着职位的高低而活着的人。若是我能做的事情，我会责无旁贷地去做；如果另外有更合适的人选，我就不会接受这件事情。正因为如此，大韩建设协会的会员们总是劝说我去做会长，可我还是推掉了。这是因为我是办建筑公司的，如果做了建设协会的会长，就会落下以权谋私的话柄。我可是不爱听这些的，所以我没有任建设协会会长，而是在其下面担任了企划室室长的职务。”

全斗焕听了，赞赏地点了点头：“这很好啊！”

郑周永接着说：“我一生不在乎地位的高低和身份的贵贱。在米店打工时，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作为一个店员比店主差。职务只不过是与各自能力相配的责任。还有，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看重名利，看重的是我是否有能力将事情做好。我只参与过申办奥运会的工作，对体育却是门外汉。比起我，那些对体育有足够的关心和兴趣，对我国的体育发展做过认真思考和研究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所以我做不了这件事。”

可是，郑周永的这番话却没能说服全斗焕，他说：“大韩体育会下面的各个体育组织，连国会议员都争着去做呢！郑会长，这个位置真的不低了。”

郑周永说：“我可没有能力领导国会议员，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还是不想做。”

全斗焕说：“以后陆续把国会议员撤出来，把这个职位交给企业界的头头们，那你不就跟那个全经联会长一样吗？”

这时，在一旁的李源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郑会长，我看可以这样，您做一段时间试试，等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换人。”

郑周永见再也无法推辞，只好说：“总统、部长，那我就先做一年，一年后一定不干了。”

做了大韩体育协会会长后，郑周永更加热心于韩国的体育事业。他认为，体育不仅仅是竞赛，而且还可以增强国民体质，振奋国民精神。

原来只想当一年的体育协会会长，由于美国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而延长了，一直担任了两年多。

这期间，郑周永与青瓦台在多件事情上产生了分歧，其中两件事情最为突出。

第一件是推选奥运会体育代表团团长。这是个非常光荣的职务，政府早就拟定了人选，并希望郑周永能够按他们的意见办。郑周永没有照着他们的意愿推选他们中意的人。政府里的一些人见此情况便再一次推荐，并要求郑周永重新决定人选，郑周永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正在这时，韩国的新闻界却把郑周永决定的人选公布出来，木已成舟，政府也不好再做更改，但对郑周永的这种做法相当不满。

郑周永却理直气壮地说：“决定奥运会体育代表团团长是大韩体育协会会长分内的工作。既然是挂我的名字做事，我就要充分利用我的权力，无需他人指点。”

第二件事情就是推荐国际奥委会委员。大韩体育会长有权推荐国际奥委会委员，而政府的意思是让朴钟圭担任。郑周永来到青瓦台对他们说：“将来我们要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所以我认为应当推荐与体育曾有过关系、并且具有外交经验的人来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可是这个朴钟圭我却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后来，政府自己任命了朴钟圭。考虑到与青瓦台没必要搞得太僵了，郑周永还是妥协了。

郑周永内疚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的事情。”

1984年9月30日，国际竞技团体会议在韩国召开。因为韩国柔道协会会长升任了国际柔道协会副会长，目前还没有人接替他，所以郑周永就出面招待前来参加会议的国际柔道人士。

当天晚上，郑周永设宴，与这些身强体壮的柔道人士一起喝酒，没想到竟然胃部痉挛。第二天上午郑周永还没起床，就听到了电话声。郑周永拿起电话，只听体育部副部长对他说：“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不再担任大韩体育协会会长了。”

郑周永当然明白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些行为让政府非常不满。他清楚，儿子郑梦准在蔚山地区参加国会议员选举是使郑周永解职的最直接的原因。

当时，郑梦准准备以无党派的形式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谁知青瓦台的人千方百计地施加压力，不许他参加竞选，他刚一出马就被他们叫去，让他放弃竞选：“你就是参加竞选也不能被选上，反而给竞选添乱，影响执政党的得票，还是就此罢手好。”

从小受美国教育的郑梦准当然不能接受，他对父亲说：“在民主的国家，而且又不是他们党的人，他们有什么权力让我退出竞选呢？”

他们看郑梦准不放弃，甚至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竞选，小心砸了你们现代。”

郑梦准与不畏威胁的父亲一样，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

郑周永担任了两年零两个月的大韩体育协会会长，解任后，与这一职务相应的奥运组织委员会委员长也不能担任了。但他继续担任1981年11月上任的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头衔。

郑周永在任副委员长期间参加了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并积极参与准备1986年在汉城举行的亚运会和1988年的奥运会。

郑周永还从现代中抽出有海外经历的干部，作为精干的事务员派到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去。并热情地邀请与汉城奥运会有关人士与海外有关人士，让他们到韩国来进行考察，盛情款待了他们。

后来，郑周永又向奥运会捐赠了有关情报处理的设施及展示的物品，还向1988年汉城奥运会无偿提供竞赛用的全部车辆。

1988年汉城奥运会成功地举办之后，韩国政府说此次盛会创下了获利8000亿元的纪录，并向为奥运成功而作出贡献的人们授予勋章。这8000亿元的利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以向国民发行奖券的形式征集的。

郑周永在担任大韩体育协会会长一职时，曾反对过韩国政府的这种做法。郑周永认为，发行奖券会助长国民的侥幸心理，而且举办奥运会也不一定非要创下纪录，只要不出现赤字就可以了，更何况奥运会本身就不是一个赢利的活动。

在巴登巴登韩国企业界人士鼎力相助、慷慨解囊，可是只有郑周永一人得到了金塔勋章，而那些政府官员们没做什么事情却每人都得到一枚金塔勋章。

会见基辛格共论中国

1985年7月，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以“邀请的方式”提出了基辛格访韩的请求。

基辛格早年曾经多次访问过韩国，但这一次是代表美国并关心韩国如何把握与中国及朝鲜发展关系而来。而同时，韩国也想借此机会打探一下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当时，中国正在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变化对朝鲜半岛有多大影响，这是基辛格访问韩国所真正关心的。

就在基辛格访问韩国前两个月，韩朝第八次红十字会谈在汉城举行。该会议取得了巨大成果，定于8月15日南北双方互换离散家属访问团及文化艺术团，而且还决定在平壤召开下一次北南红十字会谈。

不过，郑周永尤其关注基辛格的这次访问。中国市场的开放，包括郑周永在内的大多数韩国企业家都一直特别关心。但其中实际变化的内幕是什么，美国等强国将对此采取何种立场，韩国经济界将采取何种对策，存在何种危险等一系列问题，不得不让他仔细思索。

由于基辛格与中国高层领导之间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不仅成了世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角，而且可以说是在一个时代曾主导世界外交舞台的人物。

两年前，郑周永因故被迫取消了访问中国的计划，现在，他又继续独立寻求访华的途径。

基辛格作为出色的外交家、政治家，一开始就表现了对韩国经济的关心。他与郑周永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首先，我们想请郑会长详细介绍一下韩国经济的整体情况。尽管我们对韩国经济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我们还是想聆听一下郑会长的意见。”

郑周永也不客气，坦诚说道：“如果用一句结论性的语言来概括韩国经济，那就是韩国的经济正在持续发展。正如博士您了解到的那样，目前我们的经济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主要原因是世界上先进国家均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特别是以美国和欧洲为首的国家借口国内的失业、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设立贸易壁垒。这给以出口贸易为经济重心的韩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很可能会使韩国经济增长率降低。”

基辛格问道：“经济增长率降低后会保持在什么水平？”

郑周永严肃地回答：“大约6%至7.5%。”

基辛格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即使是美国，经济增长率也不过6%。”

郑周永听了笑道：“哈哈！谢谢博士。但是，韩国与美国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说把经济比作一个人的话，美国的经济是一个成年人，相反，目前韩国的经济则正如一个孩子。美国迈开一步，韩国就需数10步也未必能赶上，韩国增长率的1%与美国增长率的1%不是显著不同吗？”

基辛格听了，不由赞赏地点了点头：“听了郑会长的话，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朋友曾对我讲过这么一段话：‘您瞧，日本人是否是特别勤勉？但是也存在使大和民族相形见绌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大韩民族。’可见，韩国人更加勤奋。”

郑周永谦虚地欠了欠身：“您太夸奖我们了。身处困境，也只有勤奋了。目前日本已成了世界级的债权国，换句话来说，他们不工作也有吃有喝。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世界上最为勤奋的民族之一。想到这些，我们更应该付出比日本人多倍的热情和努力才对。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一点也没有做第二个日本的想法。”

基辛格听了很感兴趣：“您是说不喜欢做第二个日本，为什么？说来听听。”

郑周永说：“从经济问题上，特别是从它与世界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日本所设置贸易壁垒甚至比西欧国家都高，看样子日本并不是乐于与世界共存而是独自生活下去。与此相反，我们韩国则是一个开放的国度，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也必定会更加开放。”

郑周永的话说得很含蓄，但里面却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义，他在婉转地告诉美国：针对美国商品，日本所设置的关税远远高于韩国，因此美国不应该向韩国施加压力要求开放市场。

基辛格当然很明白郑周永话里的意思：“是吗？但是在我们美国人看来，韩国日本一样麻烦。”

郑周永进一步解释说：“这是由于韩国和日本的经济情况相差悬殊而造成的，韩国的海外债权、经济规模、内需市场等都无法与日本相比。目前，韩国的GDP还不及日本的1/5，与25年前的日本差不多。25年前，日本市场进行了多大程度的开放？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韩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已远远超过我们应该开放的程度。不仅如此，我们正在为进一步开放韩国的大部分市场做出积极的努力。现在，我们正在承担着美军所留给我们的安全保障任务，同时我们的政府也正在逐步确立自由民主体制，所以美国最好能在安保方面及经济上给予帮助。”

基辛格把身体向椅背上靠了靠：“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但美国很快就会对日本采取措施。据我所知，美国政府内部正在针对美日贸易摩擦制定相应的法规、措施。”

基辛格这句话里也隐含着一层意思：“美日之间存在着贸易摩擦，美国便对日本进行制裁；当美韩之间存在贸易摩擦时，美国自然也会制裁韩国。”

郑周永早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但他接着说道：“说起市场开放，我知道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忌讳谈及‘对韩国投资’这个话题，我不太清楚是否是受了上次DOWCHEMICAL出口韩国市场遭到惨重失败的影响。其实，当时DOWCHEMICAL失败的原因仅仅在于它没能对市场作出正确的评估，而且当时由于市场的不景气才导致了销售萎缩。从表面看来，好像是因为韩国国内存在问题才导致了那种结果，其实不然。目前，就连经历了一次失败的DOWCHEMICAL也正谋求机会向韩国市场挺进。”

这时，基辛格把话题转移到了中国身上：“郑会长您想过没有？在世界市场上，既是韩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时又提供一个新契机的是哪一个国家？”

郑周永马上领会了基辛格所指：“主要是新加坡和中国等。我想这些国家是韩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中我们对新加坡尚存在一丝疑虑。此外，马来西亚拥有丰富的资源，因而肯定会成为我们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同时，中国轻工业的兴起也必然会引发其全面进军国际市场。由此看来，我们的处境将会变得非常吃紧，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尽快开放市场并向国际市场挺进。说真的，我们对中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基辛格故意问道：“不是韩中之间已经存在交流了吗？”

郑周永说：“是啊，尽管有交流，但不充分。韩国与中国都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贸易国家，地理上相互毗邻，资源上存在互补。特别是从仁川乘船到中国只用不到9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我们很大的优势。”

基辛格这时说出了他的见解：“依我的观点来看，中韩的经济合作的重点不在物质上的贸易，而是在于技术的转移。这种合作无疑将大大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一旦能认识到这一点，韩中的贸易发展将会迈入一个繁盛期，而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也正是这些。

“虽然日本也会很快进军中国市场，但日本曾向韩国输出过技术，而后来韩国却成了日本在亚洲最为强有力的对手，所以说日本在向中国市场靠拢时必然会谨慎从事。基于以上这种原因，在向中国市场挺进方面，韩国将会比日本更加成功。”

郑周永点头赞同：“嗯，这话不错，日本确实一直对外奉行封闭的经济政策。”

基辛格沉吟了一下，然后说：“其实这也无可厚非。目前在日本经济中唱主角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人物，他们以战争的模式运营经济，只会用进攻和防守的理念来对经济设置贸易壁垒。”

郑周永问道：“我们会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进军中国市场，可是我仍然不是很明白应该怎样接近中国。博士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市场明天的？”

基辛格若有所思，谨慎地答道：“在今天的中国，虽然邓小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令人拍手叫好，但对其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少。所以说，中国的明天依然不是很明朗。”

郑周永追问道：“既然不是很明朗，您说会不会再度回到封闭的状态？”

基辛格摇了摇头：“最近，邓小平频频在正式场合的公开发言是对您所提问题的最好解答。他说：‘中国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进行伟大的实践，如果取得了成就我们就坚持下去，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就重新进行思考。’在此之前，邓小平还从未说过类似的话，近期他反复表示这个意思，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的不同意见还是很明显的，邓小平不得不使用这种以柔克刚的对策。当然，邓小平采取这种对策还有其他的原因。”

郑周永紧盯着基辛格：“既然如此，依博士您的观点，对立的双方将在什么地方进行较量？”

基辛格说：“今后3年这段时间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能坚持3年连续推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中国将不可能再次回到原来的封闭体制。换句话说，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即使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都将很难恢复到中国过去那种‘铁饭碗’的时代。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回到原来体制的‘回归点’已经过去了。”

郑周永与基辛格的谈话随着中国话题的结束而结束了。

基辛格通过这次访问提供了一个使他从整体上认识韩国经济的机会，也使他确立了对韩国经济独到的看法。

而郑周永通过与基辛格的会晤，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使他获得有关中国市场有用信息及见解的机会。

而当时郑周永的情况是，1975年开始实行的综合贸易商社制度更为韩国财阀兼并其他小企业提供了机会。综合贸易商社制度的实施目的实际上是想利用大企业拥有的贸易公司加大出口力度，扩大出口数量。根据这项制度，对于年出口额达到规定水平的贸易商社，政府将给予进出口贷款方面的高度优惠。而政府规定的水平只有大企业才能做到，这就使那些中小企业和中小贸易公司的生存成了问题。大财阀们乘机吞并了大批中小企业和贸易公司。统计显示，就在1974到1978年的4年间，现代集团的子公司由9个增加到了31个，三星集团则由24个增加到了33个，大宇集团由10个增加到了35个，LG集团由17个增加到了43个。

再看同期财阀们的资产增长，速度更是惊人。1971年到1983年间，5大财阀的资产年增长率均为两位数，其中现代集团为32.1%，三星集团为19.1%，大宇集团更高达46.3%。无论是“现代”、“三星”，还是“大宇”、“LG”，无一不是在1970年搭建了财阀帝国的模型。1970年的扩张是建立在牺牲众多中小企业基础之上的，但这种扩张的效果却令韩国政府相当满意。1970年，韩国的出口规模不过8亿美元，到1979年已达到150亿美元，而1987年更超过了470亿美元的水平。

与此同时，韩国10大财阀的销售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1980年已达到48.1%，1987年则上升为68.8%。到80年代，郑周永麾下共有80多家子企业，现代集团达到鼎盛时期，成为韩国数一数二的大财团。韩国部分企业集团规模的超大被形容为“从土豆片到芯片全都生产”。据一项调查，1997年韩国制造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0.3%，而同期美国制造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8.3%，日本是3.4%。另一份材料显示：到1997年年底，韩国28家最大的财团总负债为1775.7亿美元，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449%。而现代集团1999年债务曾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从80年代后期起，韩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新上台的全斗焕政府从1980年开始实施“自由化”与“民营化”的经济政策，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培育财团经济，专给财团吃偏心饭，盖庇护房。失去了政府输血的现代集团维持着外形上的庞大身躯，而其内在体质出现了虚弱的征兆。

现代集团是典型的家族企业，郑周永的至尊地位和由他个人专断的经营体制，在按照市场原理运营的商业经济海洋中逐渐显露其弊端。郑周永办企业习惯于在政府支持下，利用国有银行提供的贷款和融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样的企业十有八九获得成功。可是，80年代郑周永投巨资设立现代电子公司的时候，政府不再成为靠山，国有银行也不再是后盾。

在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后起的现代电子公司在技术、产销等方面被抛在后面，经历了关停的阵痛。此外，现代集团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石油化学、证券、信贷领域的投资，也经历了挫折和困难。也是在这个时候，现代集团的两大台柱子企业现代汽车和现代重工业公司长期闹工潮，成为韩国劳资双方角力的中心。

工潮使现代集团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阻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