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蒙学

自古以来，国人特别重视童蒙教化，把它作为承传家道、家学、家业的根本。其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认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具备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并掌握一些古代文化的常识及日常生活的一些常识。

童蒙教化主要是以儿童读本的形式进行的。这些诞生在古代的儿童读本中有民族文化血脉的精髓，也有些不合时宜的糟粕。而它们中蕴含的那种希望孩子增长见闻、知礼向善的良苦用心，却可在父母师长的谆谆教导下代代流传。

第一部蒙学《千字文》

在南北朝时期的482年，有一天，一个背着行囊的13岁男孩走在南朝齐的都城建康的大街上，神色欣喜地东张西望。这个男孩叫周兴嗣。他远离家乡姑孰，即现在的安徽当涂，出外闯荡，就是为了多学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资。

在建康经过十几年的游学，周兴嗣已经能精通各种纪事文章的写法，每次下笔，必是文采斐然。他仍然醉心于游学之中，以便见识各种风土习俗。

一次返乡，周兴嗣途径江苏苏州，看到天色已晚，就在当地的客栈住宿。夜里，睡得迷迷糊糊的周兴嗣听见有个低沉的声音对他说：“周兴嗣，你才学盖世，不久就会结识到尊贵的大臣，最后被圣明的君主重用。”

这声音响在耳际，像是说话的人就近在咫尺。周兴嗣吓了一跳，猛地惊醒后四处查看，却发现客栈的房间里门窗紧闭，根本没有人进入的痕迹。

494年，也就是周兴嗣25岁这一年，曾任南朝宋宰相的谢朏为避宫廷争斗，自请外任吴兴太守，周兴嗣性情平和，文雅有礼，使得一向厌恶与士人交往的谢朏对他另眼相看，就荐周兴嗣于阙下，常在一起谈文论史。

后来谢朏奉命回朝时，就在朝廷极力推荐周兴嗣的才学。不久，周兴嗣得到了梁武帝的重用，升为给事中，专门给皇室写文章。

梁武帝在位48年，一生戎马倥偬，但始终未忘读书，他深知那些“生于宫廷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知惧”的皇子的确是愚的恶的多，而贤的善的少。为了巩固梁朝江山，他希望自己的兄弟子侄，能够在他治下的太平年代成为饱学之士，成为继他而起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

然而，用心良苦的梁武帝却发现，天下竟然没有一本适合皇子皇孙的启蒙读物。当时流行的一些书籍，如《尚书》、《左传》、《论语》等儒家经典，对于孩子们来说程度较深，实为不便。

起初，梁武帝命翰林待诏殷铁石从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书碣碑石中揭下1000个各不相同的字，每字一纸，一字一字地教授那些皇子，可是这种教法杂乱无章，不便于记忆，收效甚微。

梁武帝后来就想到，若是将这一千个各不相同的字，编成一篇通畅又有韵味的文章岂不是更妙？可是，这样的文章由谁来写好呢？自然就是他最喜爱最重视的文臣周兴嗣了。

随意找1000个字组成一篇文章，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很难办到的。因为梁武帝想要的这千字文里没有一个字重复，组合起来又要有寓意，而且还要顾及文体文法，读出来还要朗朗上口，这实在是很苛刻的要求。

周兴嗣接到诏令后，回家找出王羲之的遗作，连夜工作。他伏案编撰，充分调动所有的知识库存，天才的大脑急速运转着，将那杂碎无序的1000个字一遍遍地排列组合，推敲斟酌。

最后，他采用四言韵语，8字一句，分125段完成，没有重字重义。第二天雄鸡报晓之时，终于编出了锦绣华章《千字文》。

因为太费心劳神，仅仅一夜之间，周兴嗣发现自己竟然忙得一夜白头了，就像伍子胥过昭关那样，满头乌黑的发须，都变成了雪白的银丝。

宋代类书《太平广记》这样记载了这件事：

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个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帝召兴嗣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

周兴嗣到朝堂上报告时，梁武帝看见他几乎不敢相认。梁武帝欣赏过周兴嗣的作品之后，大喜过望，又重赏了周兴嗣，提拔为佐撰国史。其他大臣看过这篇《千字文》之后，也纷纷赞不绝口，随后马上在宫廷的蒙学教育中流行起来。

周兴嗣选择的内容从远古的混沌初开、日月运行、四季循环开始，叙述江河鱼鸟等自然界生物及景观。从伏羲氏、神农氏的龙师火官、天地人三皇，到仓颉造字，嫘祖制衣，囊括了天地、历史、人事、修身、读书、饮食、居住、农艺、园林以及祭祀等各种社会文化知识，对偶押韵、文法细畅，便于记诵。

我国很早就出现了专门用于启蒙的识字课本，如秦代李斯的小篆体《仓颉篇》。但是这些被称为“字书”的作品多数影响不大，在流传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可读性有限。

而《千字文》内容精、文辞美，又是皇室用书，知名度高，以这种无可挑剔的姿态问世，便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蒙学读本。后来的明代语言学家顾炎武曾经点评过《千字文》，他说：

读者苦《三苍》之难，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

“《三苍》”指的是秦李斯《仓颉》7章、赵高《爰历》6章、胡毋敬《博学》7章。是秦统一文字之后，介绍小篆楷范的字书。汉代合此3书为一，断60字为一章，统称为《仓颉篇》。“《千文》”指的就是《千字文》。

《千字文》在内容上熔各种知识于一炉，并通篇贯穿以统一的思想，脉络清晰，语言洗练，这些长处是此前读物所缺少的。它的长处后来为《三字经》所吸取，为这部优秀童蒙读物的出现提供了借鉴经验，这只要对二者稍加比较就可明白。

《千字文》之后，尤其是宋以后，童蒙读物层出不穷，数目众多，这些作品在通俗性和知识性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各有长处，甚至还有《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但它们之中无一能与《千字文》相比。

因为其他文献的一个共同缺点就是文采稍逊，都无法与《千字文》的文采相比。《千字文》在文采上独领蒙学读物风骚，堪称训蒙长诗。许多人不但把《千字文》当作一部启蒙教材来读，而且作为学习书法的绝好范本。

在《千字文》的流传过程中，隋唐之际的智永和尚功不可没。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用30年的时间，摹写了800本真草《千字文》分赠浙东各寺庙。

因为求书的人越来越多，住处的门槛几次都被踏穿，所以包了一层铁皮，人称“铁门槛”。智永的这一举动，既保存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又使《千字文》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智永之后，历代写《千字文》的书法大师比比皆是，著名的有唐代书法家怀素、北宋皇帝宋徽宗、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明代书法家文徵明等。他们的作品流传很广，书体与风格各异，可谓千字千姿，影响也很大，无疑大大促进了《千字文》在民间的传播，大大提高了《千字文》的知名度，而且也为世人留下了很多伟大的艺术瑰宝。

唐代以后，《千字文》这种形式被人们广泛地加以采用和学习，出现了一大批以《千字文》为名的书法作品。

比如：唐代僧人义净编纂了《梵语千字文》，宋代文士胡寅著有《叙古千字文》，明代文学家卓人月有《千字大人颂》，清代侍读学士吴省兰有《恭庆皇上七旬万寿千字文》等等。这些所谓的作品内容各不相同，但都以《千字文》为名，足见《千字文》影响之大。

《千字文》在古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真宗时，编成了一部4359卷的《道藏》，分装在400多函中，每一函都按《千字文》的顺序编号，起于“天”字，止于“宫”字，所以人称这部《道藏》为《大宋天宫道藏》。

明清时期，《千字文》被用于科举考试的贡院，每一间用于考试的号房都用《千字文》来编号。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回描写了屡试不中的周进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的情景：

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

古代一些需要用较大数字编号的项目，多采用《千字文》，这恐怕是连作者周兴嗣都始料不及的。

《千字文》与《三字经》、《百家姓》被后世称为“三百千”，是3部影响大而流行广的启蒙读物。“三百千”将早期的识字教育与我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人格修养的教育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言辞简练，含义丰富，朗朗上口，便于诵读。

相比之下，《千字文》基本不存在被后人反复修改增补等问题，因而版本清楚，面貌原始，这给阅读带来了许多方便。

《千字文》问世以来的流传表明，它既是一部流传广泛的童蒙读物，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是一篇承上启下的作品。它那优美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是其他任何一部童蒙读物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儿童启蒙经典《三字经》

南宋时期的1223年8月17日，这一天，庆元府鄞县的吏部郎中王撝喜得一对龙凤胎。他将一双儿女以麒麟和凤凰命名，分别取名为王应麟和王应凤。王应麟天性聪敏，最讨父亲的欢心。他9岁就能通读六经，19岁就中了进士，成了家族的骄傲。王应麟对“程朱理学”很感兴趣，在为官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勤读经史。王应麟似乎和麒麟一样，生来就是一身正气。在他担任衢州西安县主簿的官职时，因为年龄小而被一些人看轻，所以在纳赋税时故意延迟，想给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主簿一个下马威。

结果，王应麟毫不马虎地将所有故意拖延赋税的人都上报给了郡守，要求将他们绳之以法。当地县民从此知道这个脾气倔强的小官吏不好欺负，从此就再不敢故意捣乱，对他十分畏服。

王应麟后来步步晋升，但这股正直的勇气一直未减。由于他不喜欢像别人那样圆滑处世，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后来，因为不想包庇污吏而遭到报复，曾经几度被罢官。

宦海沉浮，让王应麟颇感力不从心，但自小以理学自律的他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咬牙为了国家大计在官场上苦苦支撑。

南宋之后，王应麟到远方隐居起来，不愿复出。虽然自身安然无恙，但山河破灭使王应麟痛心，他写文章时甚至只写甲子不写年号，用以怀念南宋。

在默默无闻的隐居时光里，闲逸的生活慢慢冲淡了王应麟心头的惆怅，但他胸中始终有一股郁结之气，硬硬的哽得他喉头难受，让他在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到底是在惦记什么呢？王应麟自己也搞不清楚。等他将近古稀之年，自觉时日无多的时候才猛然醒悟，自己实在是不甘心啊！

回想一生，从昔日的毛头小子再到踌躇满志的年轻县官，甚至再到后来的礼部尚书，自己哪一刻不是想着能以学识改变天下黎民的命运，让国家昌盛呢？

彼时虽有小人为伍，却也有君子在侧，总有一份希望值得去拼搏。可惜后来江山破灭，故国不在，自己的一腔壮志也彻底无处抒发了。王应麟有些后悔，又有些愤懑。眼看自己的年岁渐渐增大，想着再出去闯荡一番是不可能了，不免唏嘘长叹。王应麟看见了在宅院里嬉闹的孙子孙女，心想，既然“平天下”

的志愿已然无望，但至少要把自己的一生所学所想简要地整理出来，留下些东西给自己的后人。如果子孙中能有人从中获益，一生不改君子豪气，它日在黄泉下，自己也就能瞑目了。

王应麟收起了几案摊开的本本著作，准备下笔。写什么呢？他抬手挠挠头，不小心把墨水甩到了脸上。他的一个孙女看见爷爷满脸墨汁，捂着肚子笑翻了天。

孙女银铃般的笑声，使王应麟回忆起了幼时伙伴们唱歌谣的情景，那时候，自己和妹妹也是这么爱玩爱闹，唱着歌诀跑来跑去。这时，他的脑海灵光突现：对，就把这些写成三字歌诀吧！

王应麟毕竟是通古博今的大儒，博学多才，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写出的这部“三字歌诀”，当然是非同凡响的。

后来，这本融会了我国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诀”，就成了后人所说的蒙学传世经典《三字经》。

《三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知识、天文地理、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时人觉得该书内容很好，纷纷翻印，因此广为流传，历久不衰。

比如“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和“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是说明季节和方位的；“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俱”，是说人具有七情六欲等情绪体验和心理意识；“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概括说明了动物的种类和特征，不用多解释，幼儿一看就能明白其中的内容。这些贴近幼儿生活的知识，对幼儿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

《三字经》三字一句，两字一韵，不禁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它像一首诗一样，背诵起来如同唱儿歌，用来教育子女琅琅上口十分有趣，又能启迪心智。

《三字经》短小的篇幅，蕴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比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天性都是善良的，但长大了以后，受环境的影响，习性就会不一样。这句话说对儿童的教育非常重要，后天教育得好，方法正确，就可以使儿童成为有用之材，反之，就会有不好的结果。

再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的故事。一迁，是因孟家附近是坟场，孟子就学人做丧事；二迁，是因邻居是肉商，他就学人卖肉；三迁，迁到了学校附近，孟子上学了，那里人文环境良好，孟母很满意，认为这才是能够教育好孩子的地方。

有一日，孟子逃学回来，孟母一气之下把已织到一半的布剪断，说：“你现在这样，就和我剪断这匹布一样，前功尽弃。”孟子听从了母亲的教诲，从此以后，发奋读书，终于成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与孔子合称“孔孟”。

《三字经》中，类似这样有趣又有意义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每12个字就是一个故事，虽然字数不多，但其中都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和无穷的哲理，是一本值得所有孩子一读再读的好书，也是可以相伴孩子们左右的良师益友。

从明代开始，《三字经》不仅在国内流传，更踏上异国他乡，是国际影响最大的蒙学读物。

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这个首功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的老师罗明坚。利玛窦是位首开中意文化交流之先河的使者，但是他的老师罗明坚却鲜为人知。当年就是这位罗明坚带着利玛窦来到我国，并指点他学习我国文化。

罗明坚是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早在1579年，他就来到澳门学习中文，他首先接触的就是《三字经》。

这本讲述道德培养和学习精神及涵括文史的“小书”让他很快就进入传统儒家文化的领地，他深感这本《三字经》的文化价值和对西方文化界的启发作用，于是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他在附信中还写道“时间仓促，拉丁文译文也很不通顺”。虽然此书当时没发表，但历史仍清晰记录下他的这份不凡辛劳和开创之功。

正是这位自称是“我们已被视为中国人”的意大利学者，更将《四书》、《大学》翻译为拉丁语，成为当时欧洲贵族学习东方文化的珍贵资料。

王应麟当然没想到，自己这本启蒙书，在200多年后，竟由一位素不相识的意大利人翻译为“番文”，漂洋过海，来到“番邦”，还成为这些洋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入门必备书。

在意大利人一字一句地朗读《三字经》的那会儿，俄罗斯人也开始与这本小书不期而遇，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小书竟在日后的俄罗斯历史上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文化作用，并成为大诗人普希金钟爱的“中国读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我国学习儒家文化，来到这片神奇的东方土地后，他们首先要研读的就是这本薄不起眼的《三字经》。这本字仅一千、涵括万物的神奇小书，令本来有点傲慢的欧洲人渐生好奇，而其中默不知名的一位学生罗索兴更埋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竟入选培训教材，成为当时文化界的流行读物。

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使其走向民间。

不过，真正令《三字经》深入俄国民心的是“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他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此书甫一推出，果然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俄国教育界在当时也正好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等典型例子，让这些满口高雅法语的贵族们惊讶于早在2000年前这个毗邻大国的一位母亲早就探索出一种有效的教育方法，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并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

此外，其他众多不同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的汉学权威在介绍我国传统经典时，大多都将《三字经》与《论语》、《孟子》等儒家圣人经典并列推介。他们这种出自非功利色彩的选择，正好道出《三字经》不可小觑的文化意义。所有这些，都折射出《三字经》所蕴含的令人无法绕开或轻视的文化分量。

经过数百年的流传，《三字经》从乡间走向宫廷内外、走向世界各地，其间的曲折历史和历代学者的心血与贡献可谓纸书难尽。

总之，《三字经》作为儿童启蒙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缩影，其内容涵盖量非常丰富、全面。《三字经》能让世界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可谓垂裕千秋，造福后代。

道德教化的《童蒙训》

北宋时期的1089年，宰相吕公著逝世，封申国公，谥正献。吕公著执政刚毅严谨、德高望重，因此，所有的朝廷高官，包括宣仁高太后和宋哲宗，都来出席葬礼。

这时，5岁的孙子吕本中聪明伶俐，一直深受爷爷喜爱，站在遗像前大哭不止。宣仁高太后拍拍小孩的肩膀，抚摸着他的头，叹道：“孝于亲，忠于君。孩子，你努力学习，男儿当自强，加勉吧！”

小吕本中似懂非懂地看着太后，使劲点点头，用小手抹去眼泪，渐渐收住了哭声。

吕家是北宋著名的官宦之家，人才辈出，从中书郎吕公著开始，随后的兵部员外郎吕希哲和东莱郡侯吕好问，都是子承父业式的辉煌。可想而知他们的家教之严，家风之优。

吕本中是吕好问的儿子，生于1084年。一眨眼，小吕本中长成了温情儒雅的青年。他勤奋好学，喜爱诗歌，热衷参加诗词派对，经常跟着陈师道、黄庭坚等人学诗。

在人们对吕家的一片赞誉声中，吕本中常常思索的一件事是，自己的家族中为什么能够连续四代都有才人出。他想到自己的童年以及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的事迹，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领悟到了长辈们用心良苦的教诲。显然，这是因为这些人才自幼就都受到了良好的教化。

为了颂扬祖辈长处，使祖宗的德业能流芳千古，也是为了勉励自己的后代，吕本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开始编写《童蒙训》。

由于家族里最注重的就是孝道，因此在《童蒙训》中宣扬的也是孝道等儒家提倡的正统思想，凡涉及颂扬其祖辈长处的有关人物的点滴事件及言论都加以汇集。

吕本中的《童蒙训》是一部侧重伦理道德教化的童蒙课本。该书采用语录体，内容以作者所见所闻为主，且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

《童蒙训》书中所颂扬的，正如研究古典文献的工具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所记多正论格言，大抵皆根本经训。

吕本中详细地分析了儒家各个学派的书籍以及每位儒学大师的影响，他认为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所得。

在写《童蒙训》的时候，吕本中想起了他幼小的时侯，父亲给自己讲过的一个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晋国史书《晋书》上也有记载：

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曾和自己的弟兄王徽之、王操之一起去拜访当时的宰相谢安。王徽之和王操之和谢安谈的都是生活琐事，但王献之只是简单地寒暄了一下。

等他们离去后，有人问谢安说：“他们三兄弟之中哪个最出色呢？”谢安回答说：“年纪最小的那个王献之不错。”对方又问：“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谢安说：“自古以来贤人们说起话来没有喋喋不休的，而三兄弟中只有王献之话最少。”

还有一次，王献之和哥哥王徽之一起在一个房间里，房子突然失火了。王徽之吓得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冲出门去，但王献之却是神色自若地由仆人搀扶着走出来了。世人们由此分辨出了谁才是真名士。

又有一次，王献之的家中深夜遭遇盗贼。在那群小偷把家中财物扫荡一空，想扬长而去时，王献之在卧室里不急不缓地说：“盗贼们，那个青毡是我家的旧物，你们还是给我留下吧。”小偷们没见过如此淡定的人，都被吓跑了。

这个故事使吕本中相信，人的自我修养不仅能从语言上表现出来，在危急时刻也能保持本色，风度翩翩。由此，他在《童蒙训》中写道：

后辈刚开始学习时，一定要领会并练就一副必要的精神气质。精神气质好时，什么事都能独当一面。精神气质通过人的言辞、容颜和举止及处事的轻重缓急之中充分地显现出来。不仅君子与小人能根据这个划分，人的贵贱和寿命长短也都与这个有关。

精神气质是一种气象，它是一种自然蒸发在眉宇间的文化修养，具有一种处变不惊、随机应变的品节和气度。读书到了一定的境界时，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高雅圣贤的气象，这种气象来自于书香墨气。

书香墨气是指中华传统文化所独有的圣贤之学，它探讨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的途径，被古人认为是比功名利禄还要关键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后人也应懂得好的气质和习惯应该从小培养和磨炼，这样方可稳固坚定下来，日后有所建树。

吕本中著成《童蒙训》，担得起当年高太后“孝于亲，忠于君”的嘱咐。

《童蒙训》在流传过程中，其中论说为官处事的内容被剥离了出来，编成了《官箴》。论说诗文的内容被删削，大多散逸在各种诗话文献中，当代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将其收集，编成《童蒙诗训》。论修身治学的内容被保留下来，成了《童蒙训》的内容。

《官箴》和《童蒙训》在宋、元、明、清各代都广为流传。原本《童蒙训》包含的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主要反映了治学的内容、态度、方法和途径，须培养的思想品行和懂得的待人接物的礼节，学作诗写文章的步骤、方法和学习的典范及对历代诗文的评论，为官处事的态度和原则。

今传《童蒙训》源于南宋刻本，已非旧貌。主要讲述了尽孝、明礼、诚信、风节、仁慈、谨慎、庄重、勤劳等方面的道德要求。

包罗万象的《幼学琼林》

明代末年，一位叫程登吉的人写了一本叫《幼学须知》的书，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用来给自己的孩子做启蒙读物。

后来，这本书流传了出去，清代嘉庆年间的学者邹圣脉给《幼学须知》作了一些补充，并更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共分为33类，文体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我国一直流传一句话：

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

“《增广》”指的是明代编写的儿童启蒙书目《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幼学》指的就是《幼学琼林》。

在《幼学琼林》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介绍，因此可以让人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我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幼学琼林》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有的至今仍然传诵不绝。

《幼学琼林》对天地的起源和天体的运行做了一番描述：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虹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气；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

意思是说，混沌的宇宙，元气一经开辟，天地阴阳便有了定位。元气向上浮升而形成了天，厚重混浊的部分凝结在下面便形成了地。太阳、月亮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并称为七政。天、地和人合称为三才。

太阳是众多阳气的宗主，月亮是太阴的精华象征。长虹又称为螮蝀，是天地之气交汇浸淫而形成的；月宫里的蟾蜍，是月亮的精华所凝聚而成的。

在《幼学琼林》“地舆”的章节里，也对各地区的划分做了简单黄帝画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称谓各殊。北京原属幽燕，金台是其异号；南京原为建业，金陵又是别名。

浙江是武林之区，原为越国；江西是豫章之郡，又曰吴皋。福建省属闽中，湖广地名三楚。东鲁西鲁，即山东山西之分；东粤西粤，乃广东广西之域。

意思是说，黄帝划分了我国的疆域，才有了都邑的界限，夏禹平治了洪水，才奠定了山川的位置。天地间的山川河脉虽然不曾更改，自古以来它们的称呼却各有不同。北京古时称幽州或称燕国，别名又叫金台；南京就是建业，别名又叫金陵。

浙江从前称为武林，本是越王的故国；豫章、吴皋都是旧时江西的称呼。福建一省古时统称七闽，湖广地方旧名叫作三楚；东鲁、西鲁就是山东、山西的旧名，东粤、西粤即为广东、广西。

除了天文地理之外，《幼学琼林》还以历代的圣人举例打趣，劝导人要爱惜自己的面容，隐喻了“相由心生”的道理：

百体皆血肉之躯，五官有贵贱之别。尧眉分八彩，舜目有重瞳。耳有三漏，大禹之奇形；臂有四肘，成汤之异体。

文王龙颜而虎眉，汉高斗胸而隆准。孔圣之顶若圩，文王之胸四乳。周公反握，作兴周之相；重耳骈胁，为霸晋之君。

此皆古圣之英姿，不凡之贵品。

意思是说，身体的各种器官都是由血肉组成的，从人的五官上就可以看出贵贱之别。相传尧的眉毛分为八种色彩，舜的眼中有两颗瞳仁。耳朵上有3个耳孔，这是大禹令人称奇之处；胳膊上有四个关节，这是成汤与众不同之处。

周文王有像龙颜一样的额头和虎眉一样的眉毛，汉高祖有像斗一样的胸膛和高高的鼻梁。孔子的头像“圩”一样呈凹形，周文王的胸有四乳。周公的手掌柔软，可以反掌握住手腕，后来成为振兴周的国相；重耳的肋骨连接在一起，最后成为晋国的君主，称霸天下。这些都是古代圣贤的英姿、超凡脱俗的品相。

《幼学琼林》对师生和求学之事也做了一番详细描述：

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孔子居杏坛，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称教馆曰设帐，又曰振铎；谦教馆曰糊口，又曰舌耕。

师曰西宾，师席曰函丈；学曰家塾，学俸曰束脩。桃李在公门，称人弟子之多；苜蓿长阑干，奉师饮食之薄。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比学生过于先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谓弟子优于师傅。

意思是说，东汉的马融设帐授徒，前面教导弟子，后面却有女乐为伴；孔子在杏坛讲学，先后培养了3000多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有72人。形容别人设立教馆讲学叫作“设帐”，又叫“振铎”；谦称自己设立教馆讲学叫作“糊口”，又叫“舌耕”。

家塾教师叫作“西宾”，塾师的坐席叫作“函丈”；在家里教学叫作“家塾”，给塾师的学费叫作“束脩”。“桃李在公门”，是形容教的学生多，硕果累累；“苜蓿长阑干”，是形容塾师的俸禄少，饮食很差。“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是用来形容学生强过先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用来形容弟子强过师傅。

《幼学琼林》中的一句“毛义捧檄，为亲之存；伯俞泣杖，因母之老”也是有典故的。

“毛义捧檄，为亲之存”说的是：东汉末庐江有个叫毛义的人，他自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毛义家境贫寒，年少时以为他人放牧为生，箪食瓢饮，奉养其母。母亲病时伺候汤药，还曾为母亲割股疗疾，以孝行称著乡里，被举为贤良。

朝廷听说了毛义的事迹后，就送来檄文赏封他为安阳县令。毛义本人并不想做官，但是为了安慰母亲，便迎至“临仙桥”喜接檄文。

时隔不久，毛义的母亲病逝了，朝廷听说后又派来奴仆和专车前来看望，但是毛义说：“当时我接受檄文只是为了让母亲高兴，如今母亲不在了，我还是回归自由身吧。”然后，毛义就跪拜在当初接受檄文的临仙桥上，将原赏封的檄文双手捧还了。

“伯俞泣杖，因母之老”说的是：汉代梁州有个叫韩伯俞的人，他生性孝顺，能先意承志，所以深得母亲欢心。只是母亲对他十分严厉，尽管对他非常疼爱，但是偶尔也会因他做错事而发火，用手杖打他。

每当这时，韩伯俞就会低头跪拜在地等着挨打，不加分辩也不哭。直等母亲打完了，气也消了，他才和颜悦色地低声向母亲谢罪，母亲也就转怒为喜了。

到了后来，母亲又因故生气，举杖打他，但是由于年高体弱，打在身上一点也不重，韩伯俞忽然哭了起来。母亲感到十分奇怪，问他：“以前打你时，你总是不言声，也未曾哭泣。怎么这次哭得这么厉害，难道是因为我打得太疼吗？”

伯俞忙说：“不是不是，以前挨打时，虽然感到很疼，但是因为知道您身体康健，我心中庆幸以后母亲疼爱我的日子还很长，可以常承欢膝下。可是今天母亲打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足见母亲已筋力衰迈，所以心里悲哀，才情不自禁地哭泣。”类似这样的典故，都是非常感人的。

《幼学琼林》这本蒙学教材是除了“三百千”外影响较大的一种。历史证明，《幼学琼林》对语文学习尤其是写作客观上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来源于《幼学琼林》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类编，又因为多用成语，几乎相当于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其释词精要，取譬得当，解析浅近，都令人赞佩。内容上大致归类，便于检索，具有类书的功能。

知识类编的特点使得这本蒙学教材在语文积累上具有积极的意义。积累，分为常识积累和词语积累，《幼学琼林》在这两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并能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

如在常识方面，有天文、地理、岁时等，学生可以分门别类地学习这些方面的常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与之相关的词语，可以说做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通过这样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极其丰富而极具特色的自然节气知识，这些知识可以解答儿童眼中的自然现象，使之能理解事物的本源。

如对于“晦”“朔”“望”3个词分别指的是农历每月“三十”、“初一”、“十五”3天，单个地去识记不容易记住，但将之与月之圆缺相联系，就形象道出其中命名的由来，使得儿童在常识的学习中又积累了数量相当的词语。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教学，是《幼学琼林》的一大特点，也是蒙学教材的特点。

《幼学琼林》的类书功能提供了儿童词语学习的好办法。这种主题式的教材编写，在客观上具有类书的价值和功能。如果考究一下《幼学琼林》的编撰体例和主旨，不难发现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大学》。明代解释演绎《大学》书的有邱浚的《大学衍义》和湛若水的《格物通》，其编纂的体例与这本《幼学琼林》非常相似，可以说它们是一脉相承。

《幼学琼林》针对的对象是儿童，考虑儿童的心理和知识程度，用语更为浅近通俗。

《幼学琼林》内容广博、包罗万象，是我国古代蒙学中影响最大、编得最好的读本，堪称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

儿童生活的《童蒙须知》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十分关注孩童的教育问题。他发现当时没有一本典籍是关于教化孩子的，觉得如果一个人在幼时就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那以后还怎么成才呢？于是，就写出了一本童蒙教化的著作，起名为《童蒙须知》。

《童蒙须知》分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楔子、杂细事宜等目，对儿童生活起居、学习、道德行为礼节等均作了详细规定。对此，朱熹说：

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今逐目条列，名曰童蒙须知。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当次第晓达，兹不复详著云。

朱熹认为，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不能衣冠不整，否则长大了也不会形成好的习惯，在外则会被笑话父母没有好家教。在书中，朱熹严格地对古代孩童的标准装束作了详细的规定：

对一个人来说，身体外表的端正清洁是最重要的。自冠巾、衣服、鞋袜都需要细心爱护，令它们洁净整齐。我家的先人常常告诫我们说，男子的装束有三紧，也就是头紧、腰紧、脚紧。

头，指的就是头巾。对未成年还没有加冠的男孩来说，则是发髻总角。腰，指的就是束腰的带子，脚则指的是鞋袜。

身上的这三处装束一定要细心穿戴好，不能懈怠宽慢，连穿衣服都太过随意的人行为也会放浪形骸，会被人看轻的。每次着装之后都要对自己检查一番，提整襟领，整理两衽和纽带，不要有遗漏。

穿戴整齐只是第一步，然后就是要保持衣服的洁净：在吃饭喝水的时候也要留心衣服，不要让它有污迹和损坏。行走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让它溅上污渍或者被破坏。脱掉衣服的时候，要把它整齐折叠后放在衣箱之中。

如果不把衣服随意乱丢乱放，衣服就不会染上灰尘和脏污，还能容易找到不会丢失。衣服穿久了自然会脏，所以衣物要勤洗，把破的地方缝补上。即使全是补丁也没关系，整体干净最重要。

在洗脸的时候，要找毛巾遮住衣领并卷起两袖，不要把它们弄湿了。如果要劳作，就把宽袍大袖的衣服收起来换上短一些的便装，但仍然要爱护衣服，小心别弄脏。

白天穿的衣服，到了晚上睡觉时要换下来，这样衣服才不会生虫子，不会被弄坏。如果照这样做的话，不仅人看着有精神，衣服保存得也很好。

晏子的狐裘能一穿30年，虽然也有他节俭困顿的原因在里面，但是也说明他对衣服爱惜有道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儒家一向讲究尊师重道，儒家学说先圣孔子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幼小的孩童可能还不知尊师重道的重要性，朱熹就把这一点化成了简易的几句叮嘱：

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闹，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长上检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默。久，却徐徐细意条陈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当是偶尔遗忘。

既然做了别人的弟子，说话语气就要和缓谦逊，吐字清晰，不要高声吵闹喧哗嬉笑。当接受父亲或兄长等长辈的教育时，要低头恭敬听取，不能狂妄地顶嘴分辩。

即使长辈教训你的地方有不对的，也不要一味争辩，还是先忍下来。等过一段时间，再细细把当时的事情对长辈讲清楚，说这件事其实是另一个样子的，前些时候忘记告诉您了。

对于儿童的学习，朱熹在《童蒙须知》里说：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

朱熹要求人在学习时要整理好书桌，坐姿端正，书写也要认真，这些细小的方面都体现了朱熹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

事实上，朱熹本人是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很多生活习惯都是在年少时养成的。

朱熹在平日家居的时候，每天天色还没有亮，就起来了，穿好衣裳相连的制服，戴了幞头，着了方头鞋子，到家庙里和先圣神位前去跪拜。

行了礼以后，退回到书房里，几案必定摆得很正，一切书籍器用，必定整整齐齐的。有时候疲倦了休息，就闭着眼睛端端正正地坐着，休息完了起来，就慢慢地向前走。他的威仪和容貌举止的法则，从少年时一直到老始终没有放弃。

作为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教育家，朱熹的一系列教育理论和他所著的蒙学教育著作《童蒙须知》，对后世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

行为规范的《弟子规》

那是在清代顺治年间的1647年，山西新绛的一个山村里，李家一个名叫李毓秀的孩子出生了。李毓秀从小并没有展示出多么过人的天资，人生经历也很普通，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情温和豁达。

李毓秀年轻时师从同乡学者党冰壑，游学近20年。科举不中后，就放弃了仕进之途，终身为秀才，开始致力于研究学说。在研究了不久之后，他慢慢对《大学》和《中庸》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决定仔细钻研。

后来，李毓秀想把自己所知的心得和学术上的成果惠及各方，就创办了敦复斋讲学。当时的人也有讥讽他的，但是李毓秀毫不在意。在他看来，自己并不是什么所谓学术大家，也不是要博取美名，办学堂只是自己的想法罢了。

李毓秀平和的心态和毫不矫揉造作的讲学风格吸引了很多人，再加上他对儒家的学说钻研得深，又有准备科考的学术底子，因此也能出口成章，语言风格平易近人。渐渐地，来听他的课的人越来越多，路过李毓秀家或学堂门口的人，都会看见地上有密密麻麻的脚印。

想讲学就不能没有教材。李毓秀同样认为《大学》这种典籍不适合理解，尤其是不适合小孩子理解。如果只会背诵其中的句子而不解其意，就和不会没什么两样了。

在这个想法的推动下，也结合他自己的教书实践，李毓秀写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存仁的修改订正，改名为《弟子规》。

也许连李毓秀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和朋友的一个举手之劳，一个为了成全讲学而编出的教材，居然成了传世的教化之书。

《弟子规》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李毓秀本人的性格魅力所在。李毓秀是个乐观豁达的人，基本上对于什么事都想得开。在他的意识里，考不上功名就回家呗；想讲学的话，那就开个学堂好了；没有教材，自己写一本不就好了。这种随性又亲切的处事风格也被李毓秀带进了《弟子规》里。

《弟子规》除了宣扬儒家传统美德之外，还引用了大量典故和民间故事举例，没有以往典籍相对普通百姓的生硬和晦涩，因此十分受欢迎，流传得很快。

比如，《弟子规》里面讲勤学苦练的重要性时，就有一句“有余力则学文”，这讲的就是董遇善于利用时间，刻苦求学的故事。

根据三国时代记载魏国历史的史书《魏略.董遇传》的记载：三国时期的魏国，有一个人叫董遇。他自幼生活贫苦，性格木讷，却十分喜爱学习，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也会抓紧时间看书，他哥哥耻笑他多次，但董遇丝毫不受影响。

董遇对《老子》很有研究，后来，他的学问已经大到可以为《老子》作训注了。董遇对《春秋左氏传》也下过很深的工夫，根据研究心得，写成了《朱墨别异》。

由于董遇的名声越来越大，不久之后，有人来向董遇求学，但董遇却不教。他对那个人说：“你先去把书读上百遍再说吧。读上那么多次之后，书中的道理就不言而喻了。”

来求学的人面露难色抱怨说：“可是我没有时间读那么多次书啊。”

董遇反问他说：“你利用‘三余’的时间不就行了吗？”

那个人又问“三余”指的是什么，董遇回答说：“三余指的是三种空余时间：冬天是一年之余，晚上是一天之余，雨天是平日之余。”

那人听了恍然大悟，原来求学之道就是要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读书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水平。

《弟子规》里面也强调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作用，认为古今以来孩子大都贪玩，最重要的是要能在父母的合理监督下认真求学不松懈。因为世上本没有天生的圣人，而是一点一滴的坚持和改变造就了人们的生命轨迹。

《弟子规》引述了我国古代妇女学古籍《列女传》中记载的孟母断杼教子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李毓秀强调母亲教子的重要意义。

《弟子规》中的一句“冬则温夏则凊”，指的是宣扬儒家思想及孝道的古籍《二十四孝》中的首位孝子黄香的事迹。

黄香家住云梦县城北，他9岁时，母亲不幸去世，家里非常贫寒，他对母亲十分怀念。安葬母亲后，黄香在母亲坟前盖了个草庐。黄香白天帮父亲劳作，夜晚在墓庐里一边守墓，一边挑灯夜读，这一守就是3年。

不仅如此，黄香对父亲格外孝敬。夏日炎炎，他为父亲摇扇驱蚊解暑，直到父亲入睡，方才回墓庐学习；严寒冬日，黄香总是先用自己的体温把被子捂热后，再请父亲入睡，唯恐父亲受凉。

《弟子规》中提到的《二十四孝》事迹不止这一个，“亲所好力为具”讲的是春秋时期郯国国君郯子以鹿乳奉亲的事情。

郯子是春秋时期人，十分孝顺。当时，郯子的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

在一次取乳时，猎人看到了郯子的装扮，以为是麋鹿，想射杀他。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免除了被误杀的危险。

从此，郯子的贤名不胫而走。人们慕名而来，纷纷拜郯子为师，学知识，学做人。有的人为了求学的方便，干脆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就连孔子也曾经来此住过一段时间，接受郯子的教诲。

人越聚越多，郯子的家乡由乡村变成了城镇，又由城镇变成了邦国，就称作郯国。当地的人们都一致推举郯子做了郯国的第一任国君。

《弟子规》中的“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讲的则是晋代人王祥为了继母而卧冰求鲤的典故。

晋代的王祥在幼年时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又娶了继母，继母朱氏不喜欢王祥，经常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久而久之，连父亲也不喜欢他了。虽然失去了父母的宠爱，但是王祥仍然很孝敬自己的父母。

有一年冬天，继母病了，想吃新鲜的鲤鱼。当时天寒地冻，河面都结冰了，一般渔民都已经不出去捕鱼了。王祥为了捉到活鱼，竟然脱掉衣服卧在冰上，希望能用体温化开河面的冰以后再捕鱼。

这时，冰忽然自行融解裂开一条缝，从里面跃出两条鲤鱼，王祥于是拿回去供母。王祥的孝行感动了继母，以后继母对他也就格外关心起来了。一家人的生活慢慢融洽和谐起来。

《弟子规》中说的“亲有过，谏使更，恰吾色，柔吾声”，指的也是《二十四孝》中的内容，是“芦衣顺母”这个典故。

周代时候有个孝子叫闵损，字子骞。闵子骞是孔子的学生。生他的母亲，早已过世了，他的父亲娶了一个后妻，生了两个儿子。那个后母很厌恶闵损，冬天的时候，给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做了棉絮做的衣裳，给闵损穿的衣裳却是只装着芦花的。

有一天，他的父亲叫闵子骞推车子出外。可是因为衣裳单薄，身体寒冷，一个不小心，不觉失掉了车上驾马引轴的皮带子。他的父亲起初以为儿子太粗心很生气，就手拿鞭子拍打他。鞭子把衣服抽破了，露出全是不保暖的芦花，父亲才知道闵子骞是穿着芦花的衣服。

回家后，父亲再摸摸另外两个孩子的衣服，却是暖和的棉花。闵子骞的父亲十分惊讶，终于明白是妻子虐待了闵子骞，一气之下，就要赶走后母。

这时，闵子骞跪下来哀求父亲，说：“母亲在家，只有孩儿一人受冻，如果母亲走了，家里就有三个孩子要受寒。”

这两句话感动了父亲，留下了后母，也使后母知道反省改过，而变成了慈母。

七十二贤人之一的闵子骞的孝行是发自天性的，不管父母对他是疼爱或是憎恶，他始终都是用心尽孝的，安顿了一家人的心，让一家人世间各安其分，因而保全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所以孔子在教学时，还特别称赞闵子骞说：“你真是难能可贵的孝子啊！”

《弟子规》全文1080个字，本是童蒙养正宝典，看似一本不显眼的小书，实际上里面蕴含着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大智慧。《弟子规》的总叙中有7个科目，即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学文，前6项属于德育修养，后1项，即学文，属于智育修养。

《弟子规》汇集了我国至圣先贤的大智慧，首先教育孝顺父母、恭敬兄长，继而教育把对父兄的孝敬扩大到社会，“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进而教育泛爱众，“凡是人，皆须爱”，通篇讲的是爱心。

学好《弟子规》，对于“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弟子规》所讲的道理，正是圣人的训诲，从“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亲仁及余力学文着手，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要经常广泛运用，逐步孕育出重德、崇德、立德、尚德、明德、修德、厚德品行。

《弟子规》对后世影响颇大，可以使后人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言浅义深的《小儿语》

那是在清代嘉靖时期，这一天，文学家吕得胜正在和自己的儿子吕坤一同诵读经书。作为一个声名远播的大贤，吕得胜教导起自己的儿子还是很轻松的。吕坤自小就跟着父亲学习先贤思想，再加上天资聪颖，因此学得也很顺利。只是小小的吕坤发现，自己竟没有可以和他交流的玩伴，同年纪的同伴们玩的唱的背的都是一些十分世俗的东西，和他平日深种在脑海里的儒家道义一点儿边也不沾。这种担忧在吕坤成年后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为人父后变得更重了。作为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问问题的时候，就能接受正确的教育。

当时流传的儿歌，如“盘却盘”、“东屋点灯西屋亮”之类，吕坤认为这些儿歌对儿童固然无害，但对品德修养以及后来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

如此下去，孩子学东西怎么能快呢？如果整天念着这种没有一丁点儿思想含量的熟语作乐，怕是也理解不了多少仁义之道。

想到这，吕坤坐不住了。他找到父亲，把自己的担忧对他说了一遍。吕得胜很支持儿子的想法，决定父子二人齐心协力编写新的儿歌，用来代替旧的儿歌。《小儿语》就这样问世了。

《小儿语》的语言浅近，人人易读易懂。用四言、六言、杂言的语言形式，宣传一些做人的道理，以及每个人应该具有的良好品德。此书问世以来，很受欢迎，比较普遍地流行于民间，所以影响很大。

《小儿语》的最大意义在于，能用十分俏皮轻松的语言让孩子们提起兴趣，因而更愿意背诵。再加上其中的道理十分浅显，即使是不能熟读经书的父母也能看得懂，可以为孩子解惑。

最可贵的是，《小儿语》虽然是一本教化类书籍，但其中的很多语句，成年人也可以引以为戒。《小儿语》从不以圣人之德之类的高姿态教导人，而是用一种老友间互相调侃的口气讲出道理。比如：

手下奴仆，从容调理。他若有才，不服侍你。一不积财，二不结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不要和手下的奴仆或者是不入流的人一般见识。他们要是道德高尚、才高八斗的人，也不会跑你这当奴婢了。财产适量就好，也不要与人结怨。这样一来，睡得也安心，身后事也好安排。

在一个人的成长时期里，童年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模仿能力都很强，思想辨别力却很差。孩子们则会从身边的一切，包括父母、邻居、玩伴身上注意到某些特质，然后不加分辨地模仿，慢慢形成了习惯。

但是人无完人，孩子们总会无意中树立或者学习到一些缺点。在那个年纪，与他们大谈孔孟之道是不实际的，尚未入世的他们也不会明白功名利禄以及淡泊明志的区别。

《小儿语》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不需多么沉重的大道理，就能使人安然地接受其中所说，轻松的语言风格里带着一种孩子间斗气争辩的慧黠。虽然语言平实，但其中讲的句句都不离佛道儒三家的思想主旨。比如《小儿语》的六言绝句诗里有一句：

儿小任情娇惯，大来负了亲心。

费尽千辛万苦，分明养个仇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

《小儿语》是以鲜活随意的语言形式，讲述了诸多做人的道理，用来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品德。它浓缩了大量文史知识和道德理论，内容丰富，浅显易懂，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经典而传承至今。

学术，并不是越晦涩难懂、越故作高深就越是有价值。真正的好学术著作，就该像《小儿语》这样，用平和的语言将大道理深入浅出地讲出来，使人们都能心领神会。不能被发扬传播的学说就是没价值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小儿语》要比《春秋》、《论语》等著作，更有效地弘扬了儒家思想，完成了孔子礼教于天下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