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教诲

家训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重要内容，对提升个人修养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家族为了保持兴旺发达，常常建立必要的家法家规，以此约束族人的一言一行，这便是家训的最早起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从汉代开始，家训著作的内容日益丰富。其中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世人谨记于心并严格遵守的治家良策，造就了历史上许多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的典范。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南北朝时期的531年，南朝梁西平靖侯颜协的儿子出生了，并取名叫颜之推。作为春秋时期孔子弟子颜回的后代，颜协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精通孔孟之道，明晓儒家事理。

颜之推自幼聪明伶俐，7岁时就会背诵东汉辞赋家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成了人们称赞最多的孩子。

颜之推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颜协去世了。父亲的离世，使年幼的颜之推生命中第一次失去了依靠，这让他意识到应该早日自强自立，不能辜负父亲的希望，故而更加发奋学习。

颜之推12岁时，已经能够听懂《老子》、《庄子》这类经典了。他不仅能听懂，还能作出分辨，认定老庄的思想不是自己能接受的，因此就去学《礼记》和《左传》。

颜之推19岁时，已经是学富五车、名扬天下的人了。由于他博览群书、词采华茂，深为南梁湘东王萧绎所赏识，便召他做了自己的属官国左常侍，掌管赞相礼仪、献策谏诤等事宜。

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各个诸侯都特别注重加强军事要地的守备。南梁萧绎派次子萧方诸做郢州刺史，镇守江夏，颜之推被任命为中抚军府外兵参军，随行参谋军务。

548年秋，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侯景之乱”。在此期间，国势大衰的南梁又相继遭到西魏和北齐的进攻，颜之推与萧方诸同时被俘。

紧急关头，幸亏为侯景行台郎中王则所救，使颜之推逃过了死刑，在建康度过了3年的囚虏生活。这个经历，让颜之推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

后来，萧绎成了梁元帝，颜之推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奏事舍人，备受信用。颜之推本来以为生活就此平静了，但是在554年，西魏入侵并攻占了梁都，颜氏一家都成了西魏的俘虏，被驱入关中。

在听说梁元帝之子萧方智在建康称帝后，颜之推便冒死率妻子逃离长安，企图转道北齐重返故国。可就在途中，颜之推又听说梁将陈霜先已代梁自立，他返回故国的计划已无望，只好滞留于北齐。

在北齐，颜之推受到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礼遇，被引于内馆，侍从左右。这时的颜之推抱亡国之痛，虽然不断晋升，却始终得不到一刻的安生。

从幼时的丧父之痛，一直到青年时期的失国丧家，辗转流离，这让颜之推感觉自己生无所依。痛定思痛，他写了《观我生赋》，倾诉自己的苦难经历及屈仕北朝、有国难奔的痛苦心情：

备茶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

北齐灭亡后，颜之推到了北周，在580年又在周静帝宇文阐的提拔下成为了御史上士。然而，波折一个接一个，仅仅才一年时间，丞相杨坚又取北周自代，建立了隋王朝。

颜之推由于满腹才华，颇得重视，隋文帝杨坚并没有想将他斩草除根，当时的太子杨广甚至将颜之推召为学士，对他十分尊重。自此，颜之推波折的遭遇终于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点。

也许是坎坷的际遇令颜之推痛心，也许是一次又一次看到江山易主的经历使他对权贵不再热衷，在颜之推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谦虚自损的处世哲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颜之推看到，在南梁全盛时期，王公贵族子弟大都没有学识和本领，看上去像神仙一样。可是一遇到考试选拔人才，就要雇人代替，一参加公卿宴会，就要请人代写诗篇。

当遇到社会动乱，那些平日里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们由于体嫩力弱，往往只能坐着等死。即使幸存下来，但经过改朝换代，掌权授官的人已不再是自己过去的亲戚或同伙时，便什么门路也找不到了。

颜之推深知，像自己这样毫无依靠，不断被新的君主所起用的人，却因为有学识和技艺而随处都可以安居。作为一名望族之后，劫后余生的颜之推深深感到，在这朝不保夕的动乱年代，如何设法使名门望族能够趋利避害和继续绵延，正是他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颜之推下定决心要给后代一些训示和指导，于是他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写出了一部书，并取名叫《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全面，重点在于详尽的教育理论。在教育方面，颜之推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颜之推生于儒学世家之中，自小就对《礼记》等儒家著作具有兴趣。因此，在儒家思想教育中获益匪浅的颜之推尤其重视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

除此之外，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成才的重要因素。

二是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思想。作为一个名门望族的后代，颜之推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因满腹经纶而几次免于灭门之灾的颜之推，对当时普遍浑浑噩噩度日、游手好闲的士大夫们十分不满。

颜之推批判了当时的士大夫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的三大弊端，还深刻而准确地提出了人才培养的6条目标，从“德”与“艺”两方面着手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如首先要勤奋读书，其次要学以致用，再次是主张士大夫应向下层人们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具备“德艺周厚”的水准，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

三是求实的家庭教育思想。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衰微，家庭教育十分兴盛，特别是门阀士族为了维持门第不衰，对此尤为重视。因而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颇为丰富。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要从胎教开始。

颜之推回想自己的一生，发现幼时的聪颖和勤奋使自己受益不少。由此，他认为孩子在早期时的教育十分重要，这一点至少有两条原因：其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其二，人在年幼的时候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

颜之推认为，父母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应当严肃地对待儿童，严格要求，以树立威严，使儿童“为则为”或“止则止”。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只要是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不论是怒斥还是鞭打都可以使用。

颜之推还指出，在家庭教育中，除了严格要求子女外，还应给予子女适当的慈爱。这种慈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偏宠，也不是溺爱。不论子女聪慧与否，都应该以同样的态度和教育标准来对待。

也许是因为幼年丧父又饱经乱世之中妻离子散的痛苦，颜之推对家庭也非常重视。他在《颜氏家训》中叮嘱后人，如果孩子幼年丧母，在另娶时一定要小心挑选新婚人选，千万不能让继母与孩子之间产生隔阂。

由于重视孩子从小成长的环境，颜之推也十分在意兄弟的手足之情，认为兄弟间的感情是除父母、子女之外最为深厚的一种感情，兄弟之间的相亲相爱对于治家是十分重要的。

曾经历战乱却安然无恙，使颜之推对人的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视，他强调养生学的方法可以有多种。真正的养生还必须注意避祸，必须将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的内外功夫结合起来。如果因傲物而受刑，因贪溺而取祸，那么再精于养生之术也是无用的。

颜之推要求自己子女从小就要学会正确发音，这也是最基本的知识教育。他还告诫子女，对未经查证的事物，不要妄下断语。这确实是一种严谨的求学态度。

《颜氏家训》内容驳杂，从琐琐家事，谈及社会人生；从修身治家，讲到音韵、训诂，因而对颜氏后裔产生了直接影响。

根据记载圣贤家族历史的古籍《陋巷志》所言，颜之推的3个儿子颜思鲁、颜愍楚、颜游秦，4个孙子颜师古、颜相时、颜勤礼、颜育德，都很有名气。

尤其是颜之推的嫡长孙颜师古，成为了后来唐代最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和文学家。颜之推四世孙颜昭甫、五世孙颜元孙、颜惟贞也都是名家。六世孙有名的更多，尤为“颜氏三卿”，颜真卿、颜杲卿、颜春卿更为显赫。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例宏大的家训。“家训”就其本义来讲，是对本家族的子孙后代进行家庭教育的教材，但事实上它的作用却远不止此，而是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著述的一种体裁类别。

《颜氏家训》一经问世，即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宋藏书家陈振孙在其私人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中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在颜之推以后，“家训”著作竞相模仿，以至于成了士大夫阶层的一种风气。《颜氏家训》对我国乃至世界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司马光与《温公家范》

北宋时期，在河南的西阳县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远近闻名的事：几个六七岁的孩子在场院里玩耍。场院里放着一口存满水的大缸。有一个孩子攀上缸沿，一不小心掉进了水缸里，大家一看不好，都吓跑了。

这时，只有一个小男孩没有跑，他当机立断，搬起一块石头往水缸砸去，缸破了，水流出来，掉进缸里的孩子得救了。

这件事传播开来，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一直流传至今。

那位机智的小男孩，就是北宋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温公家范》的作者司马光。

司马光出生于河南省西阳县，世代贵胄之家，他的先辈和堂兄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这个家庭是一个颇具政治经验和学问素养的家庭。族人累世聚居，人口众多，常常是几十口人，却都能和睦相处，宗族间也从无间言。这个家族，对内，勤俭自励，辛苦经营，治家有方；对外，慷慨尚义，关心乡里，抚恤孤寡，很受乡里尊重。

司马光自幼聪明伶俐，在父亲的教育下，刻苦读书，勤于思考。20岁时一举考中进士甲科，此后进京，升任馆阁校勘，负责编校图书典籍，后来迁任殿中丞，是专职史官。他用了19年时间，主持编撰了一部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此书在我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深受礼教思想的影响，他把礼义道德教育具体落实到家庭教育上。《温公家范》一书，就是以儒家经典论证治国之本在于“齐家”的道理；同时广泛选取历代人物史事作为“轨范”、“仪型”，具体阐述各项道德准则和治家的方法。

《温公家范》简称《家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反映我国封建社会家庭道德关系的伦理学著作。书中宣扬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阐述了司马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点。

《温公家范》是继《颜氏家训》一书之后一部影响较大的家庭教育专著，在内容上既有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和浓烈的政治要求，也有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伦理范畴。

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进行评价，也不无合理、可取的成分。特别是此书反映出司马光的家庭教育思想，尤为值得有分析地加以借鉴。

司马光在《温公家范》的一开头就指出，在家庭里，每个家庭成员都遵守自己的道德规范，家道就正了。而家道正，国也就安定了。司马光为进一步说明家庭教育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又详细引述了《礼记.大学》篇里对于家庭、国家、天下三者关系的论述：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司马光看来，“齐家”的中心问题或基本措施是教育家人，教育好全家成员。能教育好全家成员，便可以推而广之，影响和教育全国的人。事实上，连家里人都教育不好的人，是不会教育好其他的人的。

司马光的写作形式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不同，他是采用对家庭教育分别论述的方法，并在论述的过程中，列举了大量历史实例加以阐述。

司马光认为早期教育有利于人一生的成长发展，充分肯定注意孩子早期教育的优良传统。他认为“古有胎教”，也就是说，古人在孩子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胎教了。

在这方面，司马光举例说，周文王之母在怀着周文王的时候，“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因此周文王聪明过人，能够“教之以一而识百”。

司马光还例举了“孟母三迁”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的孟轲，在年少之时，家住在坟墓的附近。孟轲经常喜欢学别人办丧事玩。孟轲的母亲仉氏见此情景，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安顿儿子。”于是就带着孟轲搬迁到市场附近居住下来。可是，孟轲又玩闹着学商人买卖的事情。孟母又说：“此处也不适合安顿我的儿子。”于是又搬迁到书院旁边住下来。孟轲以进退朝堂的规矩作为自己的游戏。此时，孟母说：“这正是适合安顿我儿子的地方。”于是就定居下来了。

等到孟子长大了，学成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最终成为了一代圣贤。

司马光曾经把早教比作成长中的小树，他说：树在小的时候，如果不修剪整枝，任其自然生长，很容易长得又歪又斜，等树木长成合抱之木，再去修剪整枝，能不费很大的气力吗？这样做，又好比是打开鸟笼把鸟放走，然后再去捉，也好比是松开缰绳把马放跑，然后再去追，哪有当初不开笼放鸟、不解缰放马更为省力呀！

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司马光认为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的重要手段是给儿童树立正面的榜样，用正面的形象去影响儿童。他主张使儿童从小就“习其目端正”，让儿童经常看到正面的榜样。

司马光根据儿童的模仿性相当强，而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又比较差的年龄特点，提出千万不要欺骗孩子。他借用古代曾参的例子。

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上街，儿子哭着闹着也要跟着去。为了摆脱孩子的纠缠，妻子对孩子说：“好孩子，你在家里等我，回来给你杀猪炖肉吃。”孩子信以为真，就放弃跟母亲上街的要求。

妻子从街上回来，只见曾参正磨刀霍霍要杀猪。妻子赶忙阻拦说：“我是哄孩子随便说的，怎么你真的要杀猪？”

曾参认真地说：“小孩子的一言一行都是跟父母学的。我们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就是在教孩子撒谎。”为不给孩子产生言而无信的不良影响，曾参还是坚持把猪杀了，兑现了妻子对儿子的许诺。

司马光借用这个故事提醒做父母的，在儿童面前言行举止要谨慎，不能给儿童以不良的影响。

司马光注意到，家庭教育是由父母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很容易产生娇惯溺爱的现象。他认为，由母亲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不必担心她不爱孩子，反而要担心做母亲的只知道爱孩子，却不知道教育孩子。这不是别人的过错，完全是母亲的过错。像这种教训，从古到今屡见不鲜。

春秋时期，卫国有一个大臣叫石碏，他有一个儿子叫石厚，在朝为官，多行不义。石碏大义灭亲，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和道义，亲自设计将石厚杀掉。石碏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曾进谏卫庄公说：“我认为父母爱子女，必须教之以正理正道，不能眼看着他走邪路。有的人之所以骄奢淫逸，走邪路，完全是父母溺爱的结果。”

有鉴于此，司马光告诫父母们说：“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意思是说，父母若是真正爱孩子，就应当努力把他们培养教育成才，不能只爱不教育。

在家庭里的祖辈人给子孙后代遗留什么的问题上，司马光举例说，有一位士大夫，其祖先是“国朝名臣”，“家甚富”。然而，这位士大夫却特别吝啬，白天把钥匙带在身上，晚上则压在枕头下边，钥匙是从不撒手。

后来，这位士大夫老了，身患重病，不省人事。他的子孙趁此机会，把钥匙偷出来，开藏室取其财。当老人苏醒以后，心里首先惦记的是那保管家财的钥匙，伸手一摸，钥匙不见了，一急之下便去世了。

司马光说，同上述那样的祖父母相反，圣贤之人却从来不是“遗子孙以利”，而是“昔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是留给子孙后代以德、礼、廉、俭等好的风尚、品德。

司马光还介绍了许多贤明的为人祖者，以供后人效法。比如，春秋时期，楚国宰相孙叔敖临终之前对儿子说：“国王要分封良田给我，我没有收。我死后，国王还会分封给你良田，你也不要收。”孙叔敖死后，国王果然要“以美地封其子”，但其子遵父嘱，婉辞谢绝，被传为佳话。

再如，汉宣帝时的皇太子的老师疏广，年老退休回家，皇帝赐给他黄金20斤，太子又送给他50斤。疏广回家后，每天都摆宴席，宴请乡亲、邻里、朋友、故旧，花去许多钱财。

子孙希望能得到一些钱财，就托一老人劝说疏广给子孙留下一些，置些田产。但疏广不同意，而是愿意给子孙留下美德，不愿留下大批财产而助长他们的过错。

对上述为人祖者司马光曾评价：“此皆以德业遗子孙者也”，值得后人效法。

司马光不仅从道理上论述遗子孙以德、以义的重要意义，还大力提倡这种美德，并身先士卒，以俭朴的美德教导自己的子孙。

司马光专门为其子司马康撰写了《训俭示康》这一有名的家训。在家训中，他用司马家族世代以清白相承的家风，他自己俭朴的生活态度和古代圣人以俭为美的道德观念教育儿子，希望他继承发扬，牢记“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并且要求司马康把俭朴家风世代传下去。

司马光继承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而他所著的《温公家范》，就是礼义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成为了封建社会进行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指南。

朱熹与《朱子家训》

在南宋时期的南剑州尤溪，住着一对夫妇。有一天，这户人家中的丈夫朱松带着怀孕的妻子上街闲逛，看见一个算命的卜卦者，就兴冲冲地上前去要他卜一卦。

卜者看看朱松怀孕的妻子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男孩，便是孔夫子。”朱松听后高兴极了。后来，他的儿子出生了，朱松为他取名叫朱熹。

朱家虽然家境平凡，但朱松一直对当年算卦者的预言念念不忘，指望儿子一朝成才。这种信心的来源不仅是卦辞，连他自己也能感受到儿子不同寻常的灵气。

朱熹4岁的时候，小小年纪就已经展现出了超人的头脑，曾指着天空向父亲问：“那天的上面是什么？”直把父亲问得张口结舌。8岁的时候，朱熹就已经能熟读《孝经》了。

朱熹10岁时，父亲朱松去世了，朱松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3人常来看望小朱熹。他们3个人都是醉心学佛的道学家，当时朱熹一家所生活的南剑州又是道学最初在南方传播的中心，因此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1148年，朱熹考中了进士，3年后又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1160年，朱熹向南宋学者李侗求教，后来发展出了新的哲学思潮理学。

南宋中期，金、蒙南侵，赋税苛重，百姓怨声载道，民族危机深重，加之儒家衰弱，南宋礼教废弛，理想失落，社会动荡不安。

为了稳定国家秩序，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拯救社稷，拯救国家，朱熹以弘扬理学为己任，奉行“格物致知、实践居敬”的教育理念，力求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与精神家园。《朱子家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朱子家训》有两个版本，一为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所作，二为明末清初理学家朱柏庐所作。朱熹所作《朱子家训》也称《朱文公家训》，原题为《紫阳朱子家训》，而“紫阳”是朱熹的别号。朱柏庐所作《朱子家训》原名为《治家格言》，也叫《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

《朱子家训》对儒家的“齐家”思想进行了理学意义上的构建。

理学是儒学发展出的分支，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因此，在朱熹的《朱子家训》里无处不流露着儒学的道德规范和品质标准，即仁、义、信。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意思是说，当国君所珍贵的是“仁”，爱护人民。当人臣所珍贵的是“忠”，忠君爱国。当父亲所珍贵的是“慈”，疼爱子女。当儿子所珍贵的是“孝”，孝顺父母。当兄长所珍贵的是“友”，爱护弟弟。当弟弟所珍贵的是“恭”，尊敬兄长。当丈夫所珍贵的是“和”，对妻子和睦。当妻子所珍贵的是“柔”，对丈夫温顺。侍奉师长要有礼貌，交朋友应当重视信用。

作为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哲学分支，理学同样也注重为人的修身之道。这方面的思想也在《朱子家训》中反映出来。

比如，遇见老人要尊敬，遇见小孩要爱护；有德行的人，即使年纪比自己小，也一定要尊敬他；品行不端的人，即使年纪比自己大，也一定要远离他。

再如，不要随便议论别人的缺点，切莫夸耀自己的长处；对有仇隙的人，用讲事实摆道理的办法来解除仇隙；对埋怨自己的人，用坦诚正直的态度来对待他；不论是得意或顺意或困难逆境，都要平静安详，不动感情。

这些道学和佛学思想，朱熹自小就耳濡目染，没有遗忘，因此他将道教尊道贵德的最高宗旨融合在《朱子家训》中。

朱熹认为：别人有小过失，要谅解容忍；别人有大错误，要按道理劝导帮助他。不要因为是举手之劳的善事就不去做，也不要因为是无伤大雅的坏事就去做了。别人做了坏事，应该帮助他改过，不要宣扬他的恶行。别人做了好事，应该多加表扬。

佛学体现在《朱子家训》中，就是戒嗔怒、戒妒忌，戒对不义之财的渴望。待人办事没有私人仇怨，治理家务不要另立私法。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不要妒忌贤才和嫉视有能力的人。不要愤怒地对待蛮不讲理的人，不要违反正当事理而随便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不要接受不义的财物，遇到合理的事物要拥护。

朱熹和所有学识渊博的学者一样，深知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的道理，因此，他在家训中特意强调不能忽视对自身、对儿女等人的教育，还要有礼教、知本分、明事理。不可不勤读诗书，不可不懂得礼义。子孙一定要教育，童仆一定要怜恤。一定要尊敬有德行有学识的人，一定要扶助有困难的人。

朱熹的《朱子家训》要求父母对子女要“慈”，要“教”。所谓“慈”，即父母要疼爱子女。但是父母对子女千万不可溺爱，溺爱是害。如子孙不肖，对其放纵是不行的，朱熹指出：“子孙不可不教也。”

朱熹强调，父母在对子女倾注慈爱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孩子的管教。人在孩童时期，神情未定，可塑性大，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给予教育，使其懂得礼仪，懂得做人的道理。

朱熹的《朱子家训》要求子女对父母要“孝”。所谓“孝”，是指子女要善待父母，父母在世，子女要奉养、尊重，父母死后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朱熹强调的“孝”是真心实意的孝，是子女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心甘情愿地付出。父母辛辛苦苦将子女养大，在子女身上倾注了无数无私的爱，而作为子女，一旦独立就应当主动承担赡养父母的任务，使其安度晚年，在父母面前要和颜悦色，平常要多问寒问暖，问疾问安等。

朱熹的《朱子家训》要求夫妻关系和睦。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与基石。夫和妇柔是夫妻相爱的关键。所谓“和”，即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时，不走极端，保持心平气和的理智。所谓“柔”，即柔顺温和。夫和妇柔，就会相亲相爱，夫妻出现矛盾就会很容易化解。

“齐家”是实现“平天下”的前提，因此朱熹对家人非常重视，在《朱子家训》里强调兄弟之间要友爱。兄弟之间不能因一些小事而反目，骨肉相残，大动干戈。事实上，朱熹的这些合理的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中，对维护和巩固家庭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向注重道德修养的朱熹还在家训里特别强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要坚持从自己做起，不要随便揭人的短处、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伤害别人的感情。

在与人交往上，还要学会理解和宽容，别人有小的过错要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之，别人有大的错误，也要做好思想工作，以理服人，用道理使他明白错误的地方，促其改之。

倡导重德修身是朱熹《朱子家训》的又一重要思想。《朱子家训》中的“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可以表现朱熹对德的重视程度。

朱熹也在强调儒教学说的重要性。他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典籍是“圣贤”之书，读“圣书”才可以修德，识礼义才可以养气。人因读书而美丽，人因识礼而高雅。读书是文化教育，识礼是素质教育，读书识礼，二者不可偏废。

家庭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对每个人来说，家庭是人生的起点，也是休息和生活的港湾。上至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事业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帮助。

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创造和睦的家庭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人们追求的亘古不变的目标。而朱熹的《朱子家训》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指南。

朱用纯与《治家格言》

1627年的一天，住在江苏昆山的朱集璜家有一个孩子诞生了。朱集璜是明末著名学者，他在初为人父的欣喜中，给孩子取名为朱用纯，希望他能以纯净明澈的心态做人。

朱用纯从小时候开始，就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很多。除了常常听朱集璜讲孔孟之道以外，朱用纯还慢慢积攒着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645年，朱集璜因为守昆城抵御清军失败而投河自尽。朱用纯昼夜恸哭，痛不欲生，当时才18岁的他从此成了家中的顶梁柱。那个时候，朱用纯的弟弟用白、用锦年纪还小，他的母亲还怀着从商，遗腹未生。朱用纯在家里上要侍奉老母，下要抚育两个弟弟，倍感艰辛。

后来，明清交替之后，朱用纯回想起元代行孝故事合集《二十四孝》中有个叫王裒的人，他的父亲王修被西晋奠基人司马昭杀害了。王裒悲痛死于非命的父亲，不曾朝西向而坐，用来表示自己永不做晋臣。王裒还在父亲的坟墓旁的柏树下盖起草庐，早晚经常到坟墓那里跪拜，手扶着柏树悲伤地哭泣。

朱用纯觉得自己与王裒同病相怜，因此改名号为柏庐，也学着王裒的样子，终生隐居，以教书为业，数次回绝了朝廷邀其为官的请求。

朱柏庐常常回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仍然觉得无限痛心。他清楚地记得父亲的一言一行。比如，当邻人们称赞父亲的渊博学识时，父亲总是一副谦和恭敬的样子。无论家境如何，自家总是十分干净利索，从不拖沓脏污。他记得起小时候父亲是怎样教育他不能浪费粮食、勤俭持家的样子。

再如，父亲是怎么重视他的学习，又是怎样在他幼时与玩伴打闹怄气时耐心开解他的。由于日夜思念，朱柏庐闭上眼睛，甚至能看见父亲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正在一字一顿地教给他做人的道理。

在潜心研究“程朱理学”之余，朱柏庐萌生了写一本书的愿望，用来教示后代，让子孙们能在自己去世后仍然有着高尚的气节。

朱柏庐奋笔疾书，初稿写成后，又细细斟酌一遍，将书稿修改到了500余字，使它通俗易懂，内容简明扼要，对仗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最后成书，名为《治家格言》，也叫《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

朱柏庐深知一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因此在《治家格言》中，他提出了很多关于个人行为道德的要求：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其实，朱柏庐本人是个很重视节俭并注重卫生方面修养的人。他说，如果浑身上下洗得干净、穿着整洁的话，即使是用砖瓦做的餐具也比金玉的强，如果饭菜少而精的话，即使只吃蔬菜也是美味。

秉承着自古以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训诫，朱柏庐也十分注重一个人的交友和与世人相处的方面。

朱柏庐主张做人要低调，不可炫耀，还主张要懂得识人，远离那些生性低劣的小人。他在《治家格言》中这样写道：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由于常年钻研“程朱理学”，朱柏庐有着以仁待人、以严正身的传统思想。他认为，礼教无论何时都是不能荒废、不可丢弃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子孙后代。

在朱柏庐看来，虽然家族里的宗亲们已经阴阳两隔了，但在祭祀时仍然要诚心诚意不可懈怠。即使是再愚笨的子孙，也要勤于教导让他明事理懂礼法。

如果为人刻薄主持这个家的话，天理是不会让他久享福气的。如果违背伦常，乖戾叛逆的话，马上就会消亡。

平常做人修身一定要品质淳朴简约，教育子孙一定要用好的方法。不要贪意外之财，饮酒不能贪杯过量。跟挑着扁担的小商贩做生意时，不要占他们的便宜。见到了境况窘迫的穷苦亲人或者邻居，要多多关心体恤他们才是。

除此之外，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也对为人父母之道进行了阐释：对于兄弟叔侄，要多多安抚贫寡，对于长幼内外，应当家法严格。只一心听妇人之言，溺爱了子女的人，哪里配得上称作是大丈夫呢？重视财产而对父母懈怠的人，不配为人子。女儿出嫁时要小心选择女婿，不要索取贵重的聘礼；儿子娶媳妇的时候要让他选淑女，别去计较嫁妆。

《治家格言》之所以300年间在我国有这么大的影响，不只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我国“修身齐家”的传统理想与追求，更重要的是它用了一种既通俗易懂又讲究语言骈偶的形式。

《治家格言》从治家的角度谈了安全、卫生、勤俭、有备、饮食、房田、婚姻、美色、祭祖、读书、教育、财酒、戒性、体恤、谦和、无争、交友、自省、纳税、为官、顺应、安分、积德等诸方面的问题，核心就是要让人成为一个正大光明、知书明理、生活严谨、宽容善良、理想崇高的人。事实上，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贯追求。

名臣曾国藩与《家书》

那是在晚清时的1811年11月26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一个地主家庭里，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出生了。他就是后来被誉为“晚清名臣”的曾国藩。

据说曾国藩出生时，他的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

更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后来他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

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

说起来，曾国藩其实并不算是个聪明孩子。不仅不聪明，还笨得一塌糊涂。他小时候背书，一篇难度不大的文章却要反复背好几遍。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又在熬夜苦学，到了深夜，他家进了一个盗贼。盗贼原本以为这样一个富裕家庭的子弟读书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就耐心地藏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早早去睡觉。可是，曾国藩左一遍右一遍地念文章，就是结结巴巴地背不下来。

盗贼渐渐不耐烦了。眼看天色将亮，彻夜没能得手，气急败坏的小偷从房梁上跳下来，流利地将曾国藩反复念来念去的几个句子背诵了出来，然后扬长而去。

一个孩子反复背诵的次数甚至使旁听的人都能谙熟于心了，可见曾国藩确实不是机灵伶俐的孩子。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曾国藩才更加发愤图强，刻苦学习。终于在22岁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充文渊阁直学士，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

“买书不可不多”，是曾国藩的观点。1836年，25岁的曾国藩自京师到金陵，走过之处都要购书。归家后，“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几一年”。

“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是曾国藩的另一观点。他最终所择者，于“四书五经”之外，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及韩愈等人的文章。

曾国藩在仕途上官运亨通，从进士及第后，10年之中连升十级，并在京师赢得了较好的声望。他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

曾国藩对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后世的我国社会，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他留下的《曾文正公文集》一书，在历史上受到世人的重视。

《曾文正公全集》由曾国藩撰写，李鸿章之兄、湖广总督李瀚章编辑，共167卷，初于1876年刊行，几经刻印，卷数不一。全集包括奏稿、批牍、治兵语录、文集、诗集、杂著、日记、书扎、家书、家训等部分。

但流传至今，并受世人重视的，亦只有其中的“家书”真正遗留下来了，难怪著名学者南怀谨在《论语别裁》中说：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能取得无数荣誉，不仅和他自幼勤学苦练有关，也得益于他平日里为人处世得当又谨慎的态度和作风。在他与家中亲属的往来书信里，仍然能解读出不少这位晚清名臣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

曾国藩从小家教很好，对长辈的态度是十分恭敬的。但凡是他给父母的书信，开头无一不是以“男国藩跪禀”而开头，这句话的意思是“儿子国藩跪着禀告”。而且信中总是有诸如“付母亲大人万福金安”之类的恭敬语。

对于其余的兄弟姊妹，曾国藩也抱十分关切的态度。他在给父母亲的家书里时常询问家中亲属的状况，在跟弟兄间的通信里也时常细致地叮嘱对方。比如在“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写给“沅甫九弟”的家书中写道：弟在营须保养身体，肝郁最伤人，余平生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调之也。

由此可见，这个在军营和官场上铁面又不苟言笑的曾国藩十分重视家庭，这跟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谋而合。一个人对待家人的态度，往往就是他处世时最常见的姿态。

曾国藩对学业的态度也是要以勤奋、虚心为主。自小就明白“勤能补拙”的他，在“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给“四位老弟足下”的家书中，劝导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还举出了例子来警戒弟弟：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对于那些恃着自己的才能傲视一切，动不动就说别人不如自己的人，曾国藩认为他们实在也没有什么超人之处，而且还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谦谨即谦虚恭谨。怎样识别谦与不谦？曾国藩告诫家人，谦谨是存之内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面色，二是言语，三是书函，四是随员。

谦不谦，谨不谨，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习惯于自以为是、颐指气使的，往往一副“舍我其谁”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接受。

言语是思想的外壳，骄横的人并没有在额头上写上骄横二字，但言语之间透出的横气、霸气，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之欲要谦谨，必得言语温婉。

言语一变成文字，就白纸黑字了，所以落笔亦慎，用词也要圆融，不能口气太大。

为官不但自己要谦谨，还要让随员们学会谦谨，有的随员颇有气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乱帮倒忙，毁了主子的名声。所以选带随员要慎，管教随员要严。

对曾国藩来说，谦和的风度和思想不仅能构成一位儒雅之人的重要素质，也是能影响人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曾国藩能成就一番伟业，是因为他有着无数微小的良好习惯。这些习惯坚持下来，成全了曾国藩原本并不聪敏的头脑，使他获益匪浅。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给弟弟的书信中说道：

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予自立课程甚多，唯记茶余偶谈，读史十页，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

在这封家书的末尾，曾国藩还“附课程表”，是他自己每日必做功课，其中包括主敬、静坐、早起、读史、写日记等13项内容。他也希望“诸弟每日自立课程”，并做到“终身行之”。

曾国藩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除了自身严格律己之外，更是因为多有贵人相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已经强大到了即使对方并不想去做某个官职，也仍然愿意为了追随他而舍弃自己意愿的地步。

在曾国藩为官的时候，他的幕府里军事型、谋划型、经济型和技术型的人才应有尽有，精英智囊团的高度集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正是因为曾国藩具有皇上不具备的、众多忠心耿耿的朋友缘分，并且精诚团结、多荐贤能，打造出了古今无双、由精英荟萃高度集成的湘军幕府军事智囊团，从而平息了连朝廷的御林军都无法压制的内乱。

那么曾国藩是怎样看待交友这件事的呢？他在几封和弟弟来往的家书里，不断地强调要多和有贤能之才的人往来，而且要勤于和对方联系，不能抱着占便宜的心态去接近或者利用友人。

在很多家书里，曾国藩谈起昔日里有摩擦和争端的人时，都是一副十分平淡的口气。在历史上，曾国藩并没有因为私人恩怨而存心报复，比如举荐过历来和他摩擦很大的左宗棠，由此可见他宽广的心胸和良好修养。

从一封封家书里，能看出的是曾国藩不仅对有积怨的人宽容以待，对钱财更是毫不计较。

明清两代的京官之苦，时人皆知。在曾国藩刚刚成为七品京官的时候，他的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

后来的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京官的俸禄那么少，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

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

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

在1842年的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他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给家父的书信中写道：

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用钱日多，恐无付银回家……

不过，即使在生计不困窘的时候，曾国藩也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这不仅是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的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清道光时的1854年，曾国藩升了官。但是在给弟弟的家书中，曾国藩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

他在信中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

弟弟们也应当长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要长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啊！

在持家教子方面，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太盛则会出事端，应该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因为子孙不肖的话，留了财产是祸害；要是子孙图强，留下财产也没意义。这就是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

曾国藩的祖父在他和家中兄弟幼小时总是教导他们要有志气，不能懦弱，因此曾国藩的不少持家之道都是从他祖父那里继承的。他在和弟弟的书信中说祖父认为治家有8个字的要诀，就是“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读书是要勤学，种菜、养鱼、喂猪都是养家的事，早字，是黎明即起的意思。扫字，是洒扫房屋庭院。考字是祭祀祖先，奉祭显考王曾祖考，当然妣也一样。宝，指与亲戚邻居，时刻往来，贺喜吊丧，问疾济急。在这个治家的8字要诀上，曾国藩又在和四弟曾国潢的信里提及自己新加上的治家“八本”的观点：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曾国藩还在家书里不断强调，一个家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孝悌。孝，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

在曾国藩的家书里，他写给弟弟的信甚至要比给自己孩子写的还多，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

曾国藩在家书里，除了“和以治家”的宗旨外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所以，曾家子弟代代皆有英才。

曾国藩在《家书》中反映出来的曾国藩主要活动和他治政、治家、治学、治军的思想，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更是后世的人们借以道德修养的范本。

曾国藩早年致力学问，其学术研究从历史、古文到书法、理学以及各种典章制度。他渴望多做学问，与当朝大学问家梅曾亮、何绍基等名士媲美，但他最终没有成为一位著述丰富的大学者，主要原因是他还来不及著书立说，就升至二品高官，从此忙于官场之争，再后来投身于戎马征战之中，使他不可能固守书苑，一心研究学问。

曾国藩在攻克天京后，权势极大，清朝对其极不放心。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因而在击败太平天国后，他一方面自裁湘军，一方面把家书刊行问世，借以表明自己忠心为清廷效命之意。

曾国藩家书自此起便风靡流行，历久不衰。后经多家取舍整理，形成多种版本。总的说来，他的家书现存1400多篇，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十年，历时30年，其内容包括了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治学、治军、为政等方面，这些家书真实而又细密，平常而又深入，是一部真实而又生动的生活宝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