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总理汉冶萍公司

盛宣怀曾在 1875 年经营过湖北省的广济、大冶煤铁矿。盛宣怀一直主张企业要走官督商办的路,但由于当时如果官督商办,则有人主张把煤铁厂合并到招商局,而招商局当时盛宣怀还没有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最后不得不走官办的路。

盛宣怀办矿走的是先煤后铁的思路。煤矿先勘察的是兴济,但发现煤质不好,煤层也薄,无开采价值。随后在荆当发现了煤质好又易开采的白煤。接着又勘铁矿,结果在大冶发现了有开采价值的富铁矿。用大冶之铁矿石和荆当之煤,终于在 1878 年炼出了铁样,初步获得成功。

但是荆当的煤,要开采出来并修铁路运至大冶,开矿加铁路的修筑费用共需 50 万两以上。而当时的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所领官本还不到 20 万两, 而且在勘探过程中已花去一半,所以资金成为一大问题。办法一个是增加官本,另一个是招商集股。当时官府经济很困难,增加官本不可能,因而只得改走招商集资之路。

盛宣怀按照李鸿章的意思,于 1879 年结束官办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另开办了官督商办的荆门矿务总局,进行招商集股。但是由于商人对其发展前途心存疑虑,所以招商并不顺利,只集到资金 5 万两,与所需款数相差甚巨, 于是只能小规模用土法采煤,洋法炼铁。但因运输困难,成本昂贵,再加上经营管理不善,结果荆门煤矿未能扩充开采,大冶铁矿亦未能开办,已经负债累累,因而不得不被迫停办。这对盛宣怀办洋务无疑是一大打击。

盛宣怀在湖北办煤铁矿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却积累了经验,而且也为以后湖北发展煤铁矿打下了基础。以后张之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办了采煤采铁和冶炼的汉阳钢铁联合企业,这就为以后在 1896 年,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发展我国的钢铁生产创造了条件。

当袁世凯从盛宣怀手上夺走了招商局、电报局后,在盛宣怀手中只剩下汉阳铁厂这个大企业了。过去,资金不足时,还可以在几个大企业之间互相通融拆借,现在汉阳铁厂为了发展而需要大笔资金时,就只有走借款一条路了。

江西萍乡煤矿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汉阳铁厂的炼焦煤而开办的。为了扩大汉阳铁厂的炼铁能力,从 1898 年开始盛宣怀集中力量建设萍乡煤矿,共投

资 300 多万两,其中借德国礼和洋行 100 多万两。到 1904 年萍乡煤矿及运煤的铁路建成,才基本上解决了汉阳铁厂的用煤问题。

汉阳铁厂产的钢材,一直因含磷量太高,技术上又难以解决,而影响了产品的质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派懂炼钢技术的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赴欧洲考察,才知道大冶的铁矿石含磷高,而原来购买的炼钢炉采用的是酸法, 不能除去磷的杂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废弃原来的设备,改用马丁碱法之炉炼钢,这一改换炼钢炉,前后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这期间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由于炼钢质量问题解决了,从而彻底解决了市场的销路问题。

汉阳铁厂最棘手的两个问题,即焦炭和钢材质量问题解决后,正赶上各省兴建铁路的高潮,而盛宣怀又用邮传部权力下发公文,要各省一律购用汉阳铁厂的钢轨和有关部件,因而也打开了销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实力,盛宣怀又呈请批准再减免十年税厘,为汉阳铁厂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盛宣怀一直有煤铁合为一家的设想,但是过去因为煤矿和铁厂在经营中

各有困难,分头各自克服和解决困难,条件还好一点,合起来解决就难上加难。现在煤矿的开采和运输问题解决了,铁厂的质量问题也根除了,所以形势有利于煤铁的合并。盛宣怀随即准备成立合并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1908 年各种工作准备齐全后,盛宣怀正式上奏清朝政府,要求成立汉冶萍公司。理由是除了保证煤铁生产的协调外,还要归还借款和扩充炼铁能力, 以增加竞争的实力。清朝政府批准了汉冶萍公司的成立,将督办改为总理, 盛宣怀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理,汉阳铁厂的总办李维格任命为协理。从此汉冶萍公司走上了正规的发展道路。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夕,公司的生铁产量达到 10 万吨,钢产量达到 6 万吨;萍乡煤矿的产量也达到 600 万吨。这在当时的世界钢铁企业中,也算是规模比较大的厂子了。

对于这样大的企业,外商早就企图达到控制它的目的。盛宣怀虽然一直对其有所警惕,但由于资金一直短缺,最后也逃不脱外商的控制之手。

汉阳铁厂在建厂之初,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炼焦煤而影响了发展。日本的八幡制铁所这时看准了大冶矿山的富铁矿,就通过外交途径向张之洞和盛宣怀提出,日本用焦煤向中国交换铁矿石。开始的时候,日本提出在大冶租山自挖,被盛宣怀拒绝了。后来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煤铁互售合同》,中国每年卖给日本铁矿石五万吨,日本卖给中国焦煤三、四万吨。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合同是平等互利的,但一些附加条件,却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一个条件是日本派人常驻铁矿山,监督铁矿石的生产,这为日本向铁矿山渗透创造了条件;另一个条件是日本派轮船直接到大冶装运矿石,丧失了内河航运的主权。

盛宣怀在接办汉阳铁厂时,曾向德国礼和洋行借款 100 多万两,因而工厂的技术人员也都聘用德国人。这些技术人员多专横跋扈,不听中国人的指挥,所以盛宣怀对此很有意见。正好这时曾任清政府实业顾问的日本人西泽公雄,改任大冶的技师,他就利用这个矛盾,逐步扩大日本人在大冶的势力, 以排挤德国人。

由于缺乏资金,盛宣怀向德国的第一笔贷款用完后,又准备以矿山为抵押,向德国借第二笔 500 万两的贷款。西泽公雄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这是日本进一步插手大冶的极好机会,因而立即报告日本政府,要日本抢先贷款, 以达到控制大冶的目的。果然,日本先行一步,于 1904 年签订了向汉冶萍公

司贷款 300 万元的协议,此后日本人就逐步将德国势力排挤出了汉冶萍公司。

当然,日本将德国势力从汉冶萍排挤出去,还不等于就完全控制了汉冶萍公司。日本人是一步一步地达到控制汉冶萍的目的的。1904 年日本贷款 300 万元,是通过日本兴业银行进行的。在贷款的谈判中,日本提出以大冶铁矿及其附属物和机器为抵押,在借款还清之前,不得再向其它人出卖或抵押。这等于是将全部矿山抵押掉,以后如再需借款时,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押了。盛宣怀开始时对此坚决不同意,但在日方的不断威胁和利诱下,最终还是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以 30 年为期限,拿矿山及其附属物件作抵押,聘用日本技师等要求,从此日本的势力开始控制了大冶铁矿。随后,1906 年又向三井洋行借款 100 万元,以汉阳铁厂的动产和所产钢铁为抵押;1907 年再向正金银行贷款 200 万元,以萍乡煤矿的财物作抵押。这样,日本通过贷款的手段, 就将大冶铁矿、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了。所以从表面上看,汉冶萍公司的成立,是经营扩大和发展的产物,为我国钢铁业的发展创

造了条件;但从实质上看,它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蕴藏了日本势力的侵略和控制,盛宣怀也就逐步变成了日本侵华势力的代理人。

盛宣怀入了日本人的圈套,成为日本人在汉冶萍公司的事实代理人,是经过一个过程的。盛宣怀在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外方设置各种陷阱、诱骗,还是有所警惕和认识的。但是随着盛宣怀官作得越来越大,洋务办得越来越大时,他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实现更多更大的野心,也就明知有陷阱,而却自愿坠入其中了。

汉冶萍公司成立之初,据盛宣怀的估计,汉阳铁厂的股本银 1200 万余

两,萍乡煤矿的股本银 700 多万两,加外债商欠 1000 万两。当时借日本贷款

不足 500 万两,其所占的资本比重不大,还不致落入外商之手。可是后来盛宣怀为了扩充汉冶萍公司的实力,又频频向日本借款,到辛亥革命前夕,短短的三年间竟向日本借款达 1200 万日元,为公司成立前的二倍以上。所以汉冶萍公司逐步落入日本人之手,盛宣怀当然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盛宣怀怎么落入日本人的圈套?主要是日本人利用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说教,借盛宣怀对欧美列强侵华的警惕,拉拢盛宣怀,使盛宣怀自觉不自觉地上了日本人的船,成了日本人侵华政策的俘虏。这在盛宣怀 1908 年赴日本就医时,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中林雄次郎在与盛宣怀的说话中,双方都认为两家钢铁公司名誉远播,因而引起欧美同行的抵御,从这两家要联合起来加以对付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后来汉冶萍公司与美国的大来公司,曾商谈美商购买大冶铁矿石和生铁的合同,被日本发现后,立即兴师问罪,认为大冶铁矿为日本专用,绝不允许汉冶萍公司卖给他人。日本人已经飞扬跋扈地把大冶看成是自己的地盘,绝不许其他国家染指了。

当然,日本人对盛宣怀也是有拉有打的。他们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压盛宣怀就范,为日本人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逼盛宣怀太急,还要为他保个面子,留点出路,以便于更进一步利用盛宣怀。如 1911 年盛宣怀正与日本正

金银行谈判 1200 万元的借款时,正是盛宣怀因川汉、粤汉铁路借款事受到朝野攻击之时,而且汉冶萍公司又有几名董事不是盛宣怀的心腹,他们可能在董事会讨论时加以反对,日本人就很理解盛宣怀的处境,从多方面给以谅解和保护,以免造成盛宣怀的垮台。

其实,盛宣怀在汉冶萍公司的问题上,一再向日本人让步,也一步步受到日本人的控制,还有他个人的原因。盛宣怀是清朝末年借办洋务成长起来的一个封建官僚资本家。他除了在政治上依靠李鸿章的提拔推荐,一步步爬上了大官的地位外,还借办洋务积累了相当的个人资产。在袁世凯将招商与电报局收走后,盛宣怀就将个人的资产大部投入了汉冶萍公司中。但因政治的风浪动荡不定,盛宣怀很担心万一天有不测风云,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 他在汉冶萍的投资会全部化为泡影。所以盛宣怀急于想从借外债中谋取手续费,通过大量借外债的抵补,设法将自己投入的资本抽回,所以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日本人低头,将主权出卖给日本人。到辛亥革命时,日本人以在大冶保护筑路矿产为名,驻有日本军队,已经以主人自居。汉冶萍名为中国人办的公司,实际上已变成日本人所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