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法西斯的兴起

1．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

法西斯运动首先产生于意大利。意大利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其经济远远落后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20～1921年意大利爆发经济危机，使许多大公司其中包括一些大垄断集团，因无力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破产。经济危机引发革命危机。面对工农革命运动大有夺取政权的趋势，统治阶级惊恐不安。他们竭力要寻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铁腕人物来维持其统治。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意大利兴起、泛滥，并掌握军政大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作为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团出席了巴黎和会，要求兑现伦敦条约对意大利的许诺。但是，英法美三国不愿看到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势力的加强，拒绝把伦敦条约所许诺的领土交给意大利。这一消息传到意大利，引起各阶层的极大不满与愤慨，意大利人们都认为受到了愚弄。

当意大利政府同意在和平条约上签字时，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其中墨索里尼和邓南遮表现得最为突出。墨氏提出，要么修改（凡尔赛）条约，要么进行新的战争；邓氏宣称，不论是根据神圣权利还是根据人类法律，达尔马提亚都是属于意大利的，它过去是我们的，今后也将属于我们。意大利各阶层人们纷纷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兑现英法美三国对意大利的领土许诺。正是这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生根发芽”创造了优越的环境和条件。

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团主义代表人物比昂基，就于1914年10月5日在米兰建立了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同年10月24日，墨索里尼也参加了该组织，并于1915年1月1日将该组织改名为“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新形势下，墨索里尼与退伍军人协会领导人韦基和工团主义领导人比昂基等7人商定，重建法西斯组织。

1919年3月23日，贝尼拉·墨索里尼组织的“战斗的法西斯”宣告成立。此后，它极力扩大其在退伍军人、工人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影响。为了争取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它站在领土收复主义的立场，联合反动文人和国家主义党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与游行，反对“放弃主义，要求巴黎和会兑现伦敦条约对意大利的领土许诺，无条件兼并毗邻的阜姆和把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城市划归意大利”。

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成立后，显然声势浩大，但影响甚微。在1919年11月意大利大选中，战斗的法西斯无一人当选。在米兰地区参加竞选的墨索里尼得票最多，也只有1064票。竞选失败，使法西斯分子失去信心，许多人相继抛弃这个组织。到1919年12月31日，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成员不足1000人。

1919年2月竞选失败后，法西斯集团发生了更大的危机——分裂为两大派：一派以墨索里尼为首，被称为“城市法西斯”；另一派以罗伯托·法里纳奇、伊塔洛·巴尔博和迪诺·格兰迪为首，被称为“农村法西斯”。

农村法西斯成员主要以退伍军人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村，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政府为了吸引这些人当兵，许诺退役后分给土地。

1918年底战争结束后，政府即宣布解除动员令，有100多万士兵退出现役。当这些人满怀即将获得土地的喜悦心情从前线回到故乡时，不仅未得到土地和所企盼的工作，而且遭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反对参战的社会党的粗暴对待和歧视。在痛苦和绝望之余，他们组织起来，要求获得土地，有的地区发起了占地斗争。到1920年4月15日，退伍军人和农民已占领了191户贵族和大地主的217万公顷的土地。

农村法西斯领袖为了把这部分人拉入集团之中增加影响，公开支持退伍军人和农民的土地要求，提出“给农民以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挑拨农民与社会党的关系。通过这些欺骗性的宣传，法西斯运动迅速在农村中发展起来。

农村法西斯成立法西斯行动队，进行恐怖暴力活动，大批佃农、雇农均被迫参加法西斯行动队。他们占据了除克雷莫纳、帕尔马和罗马尼阿以外的整个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米利亚地区，以及亚历山大里亚省和诺瓦拉、托斯卡纳、翁布里亚、普利亚四省的一部分。

根据农村法西斯运动的成功经验，城市法西斯领导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夺取政权，用墨索里尼本人的话说就是：“现实告诉我们……必须拿起武器，而不能手无寸铁；必须组建自己的队伍，而不能靠在广场上集合那些乌合之众。”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1920年5月24日，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米兰召开，以墨索里尼为首的城市法西斯运动领袖制定了一个转向右翼的新纲领，公开宣布把暴力作为行动准则。而且根据这个纲领，城市法西斯运动也建立起武装行动队。因此，尽管法西斯集团分裂成两派，但从本质上看毫无差别。

法西斯运动若想取胜，必须争取统治阶级和各权势集团的信任和支持。为此，墨索里尼寻找各种机会取悦新老政客、垄断资本、封建地主和王室。1920年6月15日，乔里蒂接替尼蒂担任意大利王国首相，发表了一个以镇压革命运动为根本宗旨的施政声明。6月25日，墨索里尼随即便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声称乔里蒂的声明“与法西斯（新）纲领的基本要点完全一致”，并为其追随者发表一份宣言：满18岁以上者有选举权；妇女有选举权；比例代表制；地方政府自治权；公民复决权；解散议会和政警部队；没收教会财产；禁止股票市场上的投机买卖；55岁退休；8小时工作制；法定了低限度工资；战争利润上升到85％者，收资本累进税。

1920年8月底9月初，当意大利全国60万工人占领工厂时，墨索里尼亲自跑到米兰市长鲁西尼奥利的办公室，向他保证：“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下定决心，将使用包括更加猛烈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去反对将使意大利毁灭的各极端党派的暴行和制止工会组织的骚乱。”随后，法西斯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意大利。全国各地暴力事件接连发生，使许多城市陷入混乱之中。

1920年11月21日，当在波洛尼亚市议会选举中获胜的社会党人组成的新政府举行典礼时，数百名法西斯暴徒冲进会场，砸毁举行就职仪式的现场。而王国政府视而不见，不予追究，结果使法西斯分子有恃无恐，暴力行动日益增多。

仅1921年的6个月，法西斯行动队在全国采取的规模较大的暴力行动就有726起，共破坏、捣毁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支部与俱乐部141个、文化团体10个、劳工协会119个、各类合作社107个、农民协会83个、其他工人阶级组织176个，以及许多左翼的出版社和报社。并以暴力威胁，逼迫左翼市长和议员辞职。

法西斯运动的这些行动大得统治阶级的欢心，法西斯运动借机迅速发展起来。

到1921年的下半年，法西斯行动队基本上已把威尼斯朱利亚、威尼托区以及克雷莫纳、帕尔马和罗马尼阿等地区的社会党市、镇、村政府和工农群众组织全部捣毁，这些地区大部分村镇均已控制在法西斯手中。墨索里尼对自己的成就欣喜若狂，认为他自1914年以来一直盼望的时刻已经到来，决心取代原有统治集团，掌握国家大权。

随着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发展，法西斯党的势力大增。墨索里尼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心夺取全国政权，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极权统治。

1921年11月7日，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在罗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DNF）”，选举墨索里尼为领袖，比昂基为总书记，决定以古罗马的“棒束”标志为党徽。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规定国家法西斯党要以极权主义国家观为指导，对内实行劳资合作，建立职团，把职团“作为民族团结的体现”和“发展生产的工具”，“使国民的所有活动均在职团国家中反映出来。”对外，夺取“地中海和海外的意大利殖民地”，“实现自己历史上的和地理上的完全统一”，“行使地中海拉丁文明之堡垒的职能”，使意大利“恢复民族国家的声誉”。

法西斯党三大以后，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进而实现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墨索里尼首先是加紧扩充法西斯武装。他在法西斯党更名的当月，即指示比昂基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令党的支部同当地的法西斯行动队合并，组成法西斯武装战斗队。并明确规定，自1921年11月15日起，法西斯分子要无一例外地统统地参加战斗队。

同年12月15日，墨索里尼将法西斯行动队司令部解散，免去一向与其争权的马尔西克的行动队司令的职务，任命巴尔博、德·博诺和德·韦基3人组织“法西斯军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法西斯战斗队。战斗队的组织序列依次为；总指挥部、地区指挥部、军团、联队、战斗队。这种编制使墨索里尼得以全面控制法西斯武装，为他进一步扩充法西斯战斗队和把法西斯分子在全国各地采取的暴力恐怖行动，都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创造了条件。

新建的战斗队，对退伍军人和没有机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参加，使国家法西斯党的人数急剧增加。1919年底，法西斯分子只有870人，农村法西斯运动兴起后发展较快，到1921年5月猛增到187098人。1921年12月31日上升到218453人，法西斯战斗队建立半年之后进一步增加到322311人，按规定他们都是战斗队队员。

数字表明，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法西斯运动不仅从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一跃而为全国第一大党，而且建立起一支打手队伍，其数量几乎等于意大利国家正规军、宪兵和皇家卫队的人数总和。

经过几个月的扩充武装和军事准备后，墨索里尼开始夺取地方政权。他首先以捍卫法律和秩序为名，下令法西斯战斗队在国家边远地区或法西斯势力占优势的地方夺取地方政权。其使用的手法是，先暗中挑动失业者举行示威，法西斯分子趁机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局势混乱，然后命令战斗队采取行动夺取当地的政权。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连续夺取了10余座城市及其所属乡镇政权。

如果说在夺取地方政权的初期，法西斯分子还俨然以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的话，那么，当它夺取了为数可观的地方政权和控制了大片农村地区之后，就把这一切假面具摘掉，公开宣布要夺取国家大权。

1922年6月25日，墨索里尼在一篇文章中预言，“法西斯起义是不可避免的”。此后，他噪噪不休地叫嚷：“存在着向罗马进军的可能性”和“马上夺取政权”，等等。7月31日，当他得知劳动同盟决定于8月1日举行总罢工时，便借机公开向王国中央政府发难，限它在48小时之内把罢工镇压下去，否则法西斯党将采取行动“替它（政府）行事”。与此同时，他通知法西斯党各省省委，“在48小时过后，如果罢工还不停止，法西斯分子就要向各自所在省政府发动进攻，并予以占领”。由于法西斯党的破坏，总罢工于8月5日失败。

事后，王国政府未对法西斯的挑衅行动作出应有的反应，使得法西斯的气焰更加嚣张。9月底，当时已实行自治的上阿迪杰试图从意大利分裂出去，并入奥地利。意大利舆论对此反应强烈，希望制止这一分裂企图，而政府却显得无能为力。

墨索里尼在以邓南遮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决定把代替政府镇压上阿迪杰出现的亲奥地利的分裂主义倾向，作为向罗马进军的序曲。于是，他命令法西斯战斗队分别于10月1日和5日先后攻占了地处上阿迪杰的博尔扎诺和特伦托，赶跑了省长与市长，解散城市卫队，宣布了让上阿迪杰意大利化的措施。

这一行动，使法西斯赢得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广泛支持。而罗马政府却力不从心，对法西斯的行动无可奈何，只得予以同意和批准。这无形中加快了法西斯夺取国家大权的步伐。

到1922年10月，国家法西斯党已在意大利许多地方获得政权，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机渐趋成熟。10月16日，墨索里尼在米兰主持召开法西斯领导集团会议，决定采取行动，夺取全国政权，并成立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具体筹划行动计划。

10月18日，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在博迪盖拉开会，商讨制定“向罗马进军”计划问题。10月20日至21日，四人领导小组在佛罗伦萨举行会议，最后制定出包括以下五点内容的《法西斯起义计划》：

（1）进行总动员，以占领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共建筑物；

（2）黑衫队员在桑塔·马里奈拉、佩鲁贾、蒂沃里、蒙泰罗东多和沃尔图诺集中；

（3）向法克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交出国家的全部权力；

（4）进驻罗马，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内阁）各部。如果失败，法西斯民兵就撤向有大量后备力量的意大利中部地区；

（5）在意大利中部的某一城市建立法西斯政府，迅速调集帕达纳地区的黑衫队员，重新向罗马发起进攻，直至取得胜利，占领罗马为止。

该计划还规定，黑衫队在罗马遭到国民军的阻击，博塔伊（在蒂沃里和瓦尔蒙托内）纵队就包围圣·洛伦佐区，从蒂布尔蒂纳门和马其奥莱门攻入；伊利奥里纵队随法拉（在蒙泰罗东多）从萨卡拉门和比亚门攻入；佩罗内纵队（在桑塔·马里奈拉）从特拉斯特维莱攻入。这个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很快即得到墨索里尼的批准。

1922年10月24日，约4万名身着黑衫的法西斯分子在那不勒斯举行向罗马进军的“誓师”会，墨索里尼在会上讲话，提出“要把法西斯党变成政府”。他说：“要么把政府交给我们，要么我们去罗马夺取政府。这是几天之内，也许是几个小时之内的事。我向你们保证和发誓，如果需要，我就下达这一命令。”在墨索里尼讲这番话的时候，法西斯分子不时地狂呼高叫：“到罗马去！到罗马去！”

当天晚上，墨索里尼召集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成员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举行秘密会议，确定夺权的时间、目标和具体行动方案。墨索里尼提出10月27日进行总动员，同时下达占领各省、市政府机关、警察局、邮电局、广播电台和报社的命令，然后战斗队按预定的计划进行集结，分三路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建立新政府。

1922年10月27日，从那不勒斯迁至佩鲁贾的法西斯总指挥部发表了《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宣言》，命令法西斯战斗队自“即日起全体动员”，“向罗马进军，使罗马恢复昔日的光荣”。宣言呼吁军队“不要参加这场斗争”，申明法西斯分子“对军队怀有最崇高的敬意”；声称，法西斯向罗马进军的目的“只是赋予国家一种纪律，给发展国家经济、增加国家福利的各种力量以支持”。

当日深夜，由3万名法西斯战斗队队员组成的“进军”队伍分三路向罗马进发。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没有大炮，只有来福枪、滑膛枪、左轮手枪和少量老式机枪，甚至许多人手里拿的还是棍棒。他们不但纪律松驰，而且毫无作战经验。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军则非常强大。只要军队采取行动，这支法西斯武装是不堪一击的。

但是，墨索里尼得到了垄断资本家的支持。总部设在米兰的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农场主联合会和银行家联合会等机构的领导人都致电罗马，要求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电气工业巨头孔蒂和《晚邮报》主编，甚至向国王发出同样要求的电报。执政的自由党和人民党等党派的一些地方组织纷纷致电罗马，要求它们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失时机地帮助墨索里尼组成政府和同意参加这个政府”。王室中颇具影响的人物达奥斯塔公爵、德·卡皮塔尼侯爵和贡扎加亲王等也持此种态度。尤其是达奥斯塔公爵公开表示，如果国王反对法西斯上台，他将亲自行动谋取王位。

由于上述压力，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于10月29日决定授权墨索里尼组成新政府。10月31日，第一届法西斯内阁组成，39岁的墨索里尼任首相兼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另外还有3名法西斯分子阿尔贝托·德·斯特法尼、阿尔多·奥维利奥和乔瓦尼·朱利亚蒂分别任财政、司法和被解放土地大臣。在18名副大臣中，法西斯党占9名。11月16日，新政府全体成员出席议会，墨索里尼发表施政演说。最后，议会以306票赞成，116票反对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只有社会党人抵制这届新政府及其执政方式。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正式诞生了。

为了博取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对法西斯政权的广泛支持，墨索里尼在1922年11月1日由其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把统治阶级所关心的殖民地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作为中心议题。会议决定，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镇压利比亚人民的抗意爱国运动和“把公用事业重新交给私人企业”；宣布取消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各种限制，废除股票记名法等等。

会后，墨索里尼即会见意大利实业界的头面人物，亲自告诉他们，法西斯政府将实施“新经济进程”。其中包括：“大力压缩政府的经费开支，使大量资金得以用于工业投资”；取消战时和战后历届政府对大工业的一切约束，降低直接税，拨款20亿里拉，对那些濒临破产的大公司予以资助。

与此同时，为表明其放弃反对君主制和反教权立场，墨索里尼派人向封建残余势力的权势人物保证，法西斯政府将停止实施《农业改革法》，取消对地租的限制和下令废除占领荒地合法化的法令。

墨索里尼的这一系列举动，不仅消除了权势集团对他的戒心，而且使他们将他视为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因而增加了对他的信任。1922年12月25日，众议院批准授予他为期一年的“执政全权”，以恢复国家秩序。墨索里尼在取得为期一年的独裁权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下令解散国民军以外的所有武装，建立法西斯民兵。

1923年1月5日，墨索里尼逼迫内阁同意解散包括法西斯战斗队在内的所有党派武装，借以取缔社会党的赤卫军，以及由4万人组成的皇家卫队。随后，他又以社会主义“危险尚未消除”为借口，迫使国王批准其建立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63N）。其目的是剥夺法西斯党内可能与其争权者的军事领导权，把法西斯战斗队改编成由他亲自控制的武装，作为他控制法西斯党和对付反对派的工具。用他本人的话说，这支由30万人组成的武装“不仅使法西斯政权具有威力，而且也使它掌握着一支庞大的后备力量”。

在解散党派武装和建立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的同时，墨索里尼加紧推进与国家主义党合并的步伐。他认为这是法西斯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其政治纲领的国家主义党，不仅在南方各省中有广泛的追随者与支持者，而且它得到王室、封建残余势力，乃至军队的强有力支持。该党领导人费德尔佐尼和科拉迪尼等人深得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恩宠。

经过近3个月的谈判，两党代表于1923年2月26日签署合并协议。自此，国家主义党党员集体加入法西斯党，成为该党势力较强的民族法西斯主义派，它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对法西斯党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4年4月6日，意大利举行大选。在选举之前和选举过程中，法西斯党公然践踏公民权利，破坏选举规则，采用各种强暴行为和无耻的弄虚作假手段。大选那天，法西斯分子控制了所有投票站，以暴力阻止各反对党的代表就位监督投票。一般选民，则3人一组集体投票。凡被发现未投法西斯候选人票者，次日即予制裁，或剥夺其工作，或进行人身迫害。

共产党和各个社会党的党员以及基他党派的著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一经发现，即强行阻止投票，没收他们的选民证，由法西斯分子冒名投票。在广大农村，凡文盲均由法西斯分子代替其填写选票。在许多地方还伪造选举结果。总之，国家法西斯党靠暴力取得了这次大选的“胜利”，获得了65％的选票。按照新选举法的规定，在议会中占据2/3的席位，即374席。

大选结束后，为防止意共和社会党联合其他反对党抗议法西斯党在选举中的营私舞弊暴行，墨索里尼于4月9日指使法西斯暴徒捣毁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罗马总部。

1924年5月30日新议会举行会议，墨索里尼提出对选举中非法行为的指控不列入议事日程，并要求全体议员一致通过他的提议。

当日，意大利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议会中反对派领袖贾科莫·马泰奥蒂即席发表了讲话，用大量事实详细披露了法西斯党在选举中施用暴力和欺骗手段的卑劣行径。他讲道：“政府多数派虽然名义上获得了400万张选票，但我们知道，这是由于可怕的暴行的结果。”他还匿名写了一本书，记录法西斯党执政一年多的大宗暴行。

墨索里尼决定铲除马泰奥蒂，他对下属说：“像马泰奥蒂这样的对手就得拔出手枪对付。”于是他的心腹干将菲里普·马里纳利和切萨雷·罗西下令杀害马泰奥蒂。职业杀手杜米尼和普塔托于1924年6月10日在家中将马泰奥蒂绑架，然后拖到候在门口的汽车里加以杀害，又把尸体运到乡下埋掉。

事情败露之后，全国人民极为愤慨。议会中所有反对派议员150人退出议会组成阿文廷派，宣布除非把案件查清并证明与政府无关，否则他们决不返回议会，并要求国王免去墨索里尼的首相职务，解散法西斯民团，停止其暴行。法西斯党也乱作一团，陷入瘫痪状态。

为了摆脱危机，墨索里尼一方面千方百计否认和掩饰他与案件的关联，同时不得不强迫其亲信戴悟诺辞去警察总监和民团总司令之职，免去马里纳利和罗西的职务并予以逮捕，授意另外4名法西斯分子辞去大臣职务，又把凶手逮捕入狱。

对反对派墨索里尼则软硬兼施，扬言用武力镇压阿文廷派，又利用自由党害怕社会党执政的心理支持自由党，既震慑又分化了阿文廷派。

此后，墨索里尼对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进行疯狂镇压。

1924年12月30日，法西斯内阁做出决议：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道义的和物质的利益”，决心“把中央政府中的那些违背法西斯主义的人赶下台”，强迫阿文廷派投降，让议会服从法西斯统治。次日，内政大臣费德尔佐尼即下令查封反对党的报纸，一些派别领导人在报上发表文章，公开叫嚷“对反对派采取断然行动。”

1925年1月2日，墨索里尼主持召开内阁会议，逼迫内阁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的道德和物资利益。3日，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了标志着法西斯党彻底抛弃国家宪政和议会民主、以暴力推行一党专政的讲话。当日墨索里尼宣布其个人对马泰奥蒂案负责，并要求原任内阁部长辞职。但是在当天组成的新内阁名单中，仅有原任的自由派部长沙罗奇和卡沙提被革名之外，其余均予留任，不过约有20多名自由派议员投票反对新内阁。

1925年1月5日，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开始采取行动，以对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代议院议员及在野人士。在这次行动中，墨索里尼密令意大利警察搜查反对者的寓所，扣留一切文件，关闭会议场所，并且解散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意大利自由共和派在内，此团体由一群退伍军人组成。另外还查封被指控为报导“错误消息”的报纸，并逮捕记者。

1月6日，内政大臣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说，3天来有95个被怀疑的团体的俱乐部被查封，150个公共团体、25个“颠覆性”机构和120个“自由意大利”小组被解散；655户被抄家，111名重要的“危险分子”被逮捕。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人，但也包括社会党人和一些其他反对党领导人。他还说，各地的行政长官“毫不犹豫地使用其被赋予的权力”。

1925年5月，法西斯政府颁布《反秘密团体法》取消了集会与结社自由。6月又颁布《新闻法》，取缔了所谓的“颠覆性刊物”，窒息了言论自由。12月24日，颁布《政府首脑及阁员职责与特权法》，使墨索里尼只须对国王负责，无须对议会负责，从法律上对法西斯独裁专制提供了保证。

1926年又连续颁布了法西斯“政府有权在它认为紧急和绝对需要的情况下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准则”的第100号法令，规定市长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第237号法令，确认法西斯工会为唯一合法工会的第563号法令，以及《劳动职团法》、《国家防御措施》、《劳动宪章》，等等法令。

1926年4月7日，墨索里尼在罗马主持外科医生世界会议开幕典礼后，步出礼堂之际，突然有人发射4发子弹。狙击者是一名62岁的爱尔兰妇女凡丽特·吉卜森，她刚从精神病院出院。墨索里尼仅鼻部受伤。

虽然这次狙击事件与政治背景无关，然而法西斯党党员乘机大力渲染，立即派人查封反对派人士所办的两家报社。午后，墨索里尼立刻宣布要“对抗世界上的民主主义”，乘机向反对派宣战。

1926年10月7日，意大利法西斯党最高会议通过一项新党章，将党与国家合而为一，严厉禁止国内的其他政治团体干涉国家政权。新党章中没有只字片语提到国王。同时，法西斯党员的新誓言只向墨索里尼个人效忠。

1926年11月9日，法西斯政权公开宣布终止各反对派议员的议员资格；11月11日，宣布查封反对党的所有报刊，废除罢工权和建立流放委员会，用以“惩处那些从事或有迹象表明企图用暴力颠覆国内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和国家秩序的人，以及毁坏法西斯和法西斯政权标识与制服的人”。随后，于11月26日宣布取缔所有反对党。至此，墨索里尼以暴力恐怖为手段实现了一党专政，确立了极权制。

1928年12月，法西斯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和《法西斯大委员会权力法》，这两个法令规定，法西斯大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提出政府首脑各部大臣和议会议员的人选，对国家的开发大事享有最高决定权，法西斯大臣委员会主席为政府首脑的当然人选。

1929年2月11日，墨索里尼为谋求天主教会的支持，便与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该条约规定：意大利承认教廷在梵蒂冈的独立主权，建立“梵蒂冈城国”；意大利确认罗马天主教为国教；保障梵蒂冈的供水和服务设施，允许梵蒂冈火车和其他车辆在意大利国土上行驶，为梵蒂冈提供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电讯、邮政等直接联系。允许进出梵蒂冈的商品和人员使用意大利口岸和道路；承认教皇和红衣主教在意大利享有与意大利国王和王族同等的荣誉；教廷承认意大利王国以罗马为首都；意大利承认教皇对梵蒂冈的绝对管辖权，承认梵蒂冈享有治外法权，并赔偿原教廷丧失的收入17.5亿里拉；教廷同意与意大利政府合作，并规定意大利天主教会必须效忠意大利政府。

就这样，墨索里尼便以武力、立法等手段，集党权、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和人事任免权于一身，成为国家“合法”的主宰者，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等等，都置于自己的独裁统治之下。

2．德国的纳粹运动

德国是在普鲁士容克贵族的领导下通过战争统一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形成了德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封建残余。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普鲁士王室与容克贵族占据显赫的地位，容克贵族的政治代表德国皇帝掌握着政治、军事、外交的最后决定权，容克贵族的经济地位受到保护。

由于普鲁士军队在德国统一中的特殊作用，使其在德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欧洲，德国极其崇尚武力，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其相比，军队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军官团成了拥有特权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基本上由贵族子弟组成。

德国统一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高度垄断的工业强国。资产阶级虽在经济上占据优势，但在政治上却难敌容克贵族。它既畏惧日益倾向革命的工人阶级，又拜倒在容克贵族的脚下，在政治上始终是分裂的，从未形成一个在国内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因而无力建立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1918年，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德皇威廉二世慌忙于9月30日下诏改革。10月3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巴登亲王马克斯担任首相，组成了包括中央党、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制政府。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任不管部长，鲍尔任劳工部长。随后，新政府向美国表示愿意结束战争。但是，统治集团的这种让步已经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了。

在政府向协约国求和的时候，坚持战争政策的海军司令部于1918年10月下令远洋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地沉没”。这种让8万水兵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水兵的极大愤慨。威廉港水兵拒绝起锚出海，军舰上出现了反战传单。海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闹事的水兵，并把第三分舰队从威廉港调往基尔港。11月1日夜，到达基尔的水兵举行集会，讨论如何阻止舰队再次出海，并要求释放被抓的同伴。11月3日下午，5000多名水兵在练兵场集合，要求结束战争，要求和平、自由和面包。会后，水兵举行游行，基尔港的工人也加入了示威行列。当游行队伍到达卡尔大街时遭到政府军警开枪镇压，死伤30余人。示威者也开枪回击，打响了反对帝国政权的第一枪。

11月4日，起义的水兵和工人解除了反动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火车站等重要据点。奉命前来镇压的士兵也转到起义者一边。到4日晚，整个基尔已经掌握在新成立的苏维埃手中。

基尔起义震动了统治当局。马克斯、谢德曼等人签署呼吁书，要求水兵不要开始内战。同时，派遣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去基尔恢复秩序。诺斯克后来承认，他去基尔是想利用他同海军的关系平息事件。但是，他“遇到的已不是罢工者，而是3万名叛乱者”。诺斯克见阻止起义已不可能，就转而答应水兵提出的一部分要求，许诺改善供应，从而取得水兵信任，被选为基尔水兵苏维埃主席。

基尔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始。起义浪潮从北向南迅速扩展。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相继取得革命胜利。各个邦的君主诸侯都被赶下宝座。到11月8日，大城市中只剩下柏林仍在反动政府手中。

1918年11月9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社会党人挤满了德国大街。水兵哗变，陆军占领了指挥部。革命热情支配着德国人民，德皇威廉二世已被迫退位，踪影皆无。在德国各地，皇室垮台。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三世逃之夭夭，布伦瑞克公爵和其他5位国王、王子和大公们均被赶出了城堡。上午11点30分，德军司令给总理官邸打电报通知说，威廉将立即退位。中午，德国总理、巴登亲王马克斯宣布皇帝正式退位。12点30分，柏林报纸号外大肆报道德皇退位的消息。12点30分，总理在办公室接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把权力移交给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下午2点，社会民主党菲利普·谢德曼站在总理官邸的窗前，向人群宣布成立德国共和国。下午3点，军事司令部给总理官邸打来一封电报说：“为避免流血，威廉二世陛下愿意放弃德国皇位，但决不放弃普鲁士国王头衔。”

下午3点30分，总理官邸拍给军事司令部的电报说：“没有必要再注意威廉二世的行踪，因为他退位的消息已于午间宣布。”下午4点，斯巴达克斯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诞生了。”

这时，德国反动分子也在积极地活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头子艾伯特勾结资产阶级，从皇室巴登亲王的手里接过权力，宣布成立“自由德意志共和国”，并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团，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他们二人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并创办了《红旗报》，同艾伯特为首的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德国共产党向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口号：“全世界政权归苏维埃！”

1919年1月，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了柏林工人武装起义。艾伯特政府调集来大批军队冲向柏林，进行血腥镇压。由于起义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反动军队攻进了柏林，工人武装英勇奋战，血洒街头，起义最后失败了。反动政府开始了大屠杀。特务机关悬赏10万马克，高价索购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首级。白匪军警在全城展开搜捕。由于叛徒告密，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避居的地下室里被捕。

艾伯特不敢公开杀害两位革命领袖，于是便策划了一场卑鄙的谋杀事件。当晚，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卜克内西被押赴监狱。半路上，白匪军官将他推下车，从背后向他开了枪，之后造谣说他是在逃跑中被打死的。不久，反动分子又杀害了卢森堡，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兰维尔运河。直到5月31日，才被人们找到。

德国工人将卢森埋葬在李卜克内西和另外32名被害工人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墓地。艾伯特临时政府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了全国工人的反抗。3月间，柏林工人再次举行总罢工。英勇的工人群众丝毫不屈服于敌人的血腥屠杀。

镇压了革命的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为联邦共和国，艾伯特出任总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的战败，容克贵族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建立起魏玛共和国。但是，魏玛共和国的基础十分薄弱，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存在着十分尖锐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矛盾，社会危机四伏，政局动荡不安。容克贵族的势力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保守的政府执行机构与司法机构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它们作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右翼保守势力，不断威胁着魏玛共和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尤为深刻。作为战败国，德国接受了《凡尔赛和约》对它的制裁。这在德国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因民族压迫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心理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德国各阶层人民由于对现状不满而出现的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心理。战争使德国经济受到巨大破坏，背上了战争赔款的沉重包袱，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破产，失业者成千上万，他们对现实强烈不满，渴望改变现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纳粹运动在德国勃然兴起。

1919年1月，慕尼黑机车厂机士安东·德雷克斯勒联合报社记者卡尔·哈勒创建了德国工人党，即德国纳粹党的前身。同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工人党党员，并成为该党主席团第七位委员。1920年2月他与德雷克斯勒合作起草了《二十五条纲领》，2月24日，德国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二十五条纲领》成为该党正式的党纲。

《二十五点纲领》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情绪，“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和约”。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十五点纲领》公然宣传泛日耳曼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主张只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德国公民，而非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不仅不能“享有决定国家领导和法律的权利”，而且无权住在德国，要在未来大一统的日耳曼国家里清除所有的犹太人，以此煽动民族复仇主义。

希特勒为了吸收工人和下层群众，发展纳粹力量和开展纳粹运动，在纲领中猛烈攻击资本主义、托拉斯、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宣称：“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分享大工业利润，将大百货公司收归国有，租给小商人。纳粹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对中下层群众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批退伍军人、破产的中间阶层、失意的知识分子和无业的流氓无产者，加入了纳粹党。

1920年3月12日在柏林，德国国防军和志愿军对共和国发动进攻。晚上，他们在瓦尔特·弗莱赫尔·芳·吕特维茨将军和海军少校赫尔曼·艾尔哈特·芳·多不里茨的率领下朝柏林进发。次日早晨，他们举着黑、白、红三色旗进入首都，占领了政府办公区。东普鲁士邦政府机关高级官员、地方总督沃夫冈·卡普是政变的领袖，他自封为德国首相。在政变分子到达之前，政府官员逃到了德累斯顿，后来又转往斯图加特。

政变的原因是数月以来极右运动和民族主义分子与军人势力中一直有潜在的诉诸武力的情绪。另一方面，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国防军和民团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中，这种不稳定的状况也是导致政变的因素之一。军队必须从40万人裁减为10万人，2万名高级军官和40万名士兵面临被解雇的命运。

政府的解散令很自然地引起了军队的反抗。艾尔哈特的海军旅奉命在柏林附近的多不里茨集合，执行解散军队的任务，但他拒绝执行命令。这个做法得到柏林卫戍区司令吕特维茨的支持。3月10日，吕特维茨向总统提出最后通牒性的政治要求。第二天，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解除了吕特维茨的职务，并下令逮捕卡普和其他政变参与者。这个行动迫使国防军提前行动，然而卡普和吕特维茨的政变准备工作并未就绪。当政变分子开始进军时，国防部部长诺斯克请求国防军军官们保护共和国，但为汉斯·芳·赛克特将军所拒；他不答应对政变分子采取任何行动，他说：“军人不能向军人开枪。”

为了维持政府运作的能力，政府离开了柏林。在此之前，政府曾要求居民举行大罢工。政变分子成立的反对派政府最后不免失败。官员们的观望态度和全国性的大罢工，使卡普的反对派政府处于瘫痪状态。3月17日，政变彻底失败。政变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卡普与吕特维茨逃出柏林，前往瑞典，艾尔哈特旅逐渐结束行动。在20日，政府从斯图加特重返柏林。国防军这次政变为纳粹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921年10月5月，希特勒在党内建立军事组织——冲锋队。冲锋队是纳粹党的武装恐怖组织。最初主要从事破坏革命运动冲击其他党派群众集会等活动。1923年1月27日至29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简称纳粹）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前，该党只举行领导成员大会，并且是以秘密方式集会。28日突击队在马尔斯费尔德集合，阿道夫·希特勒为突击队举行首次授旗仪式。在党代表会上，希特勒要求废除凡尔赛和平条约，并在会上高喊“打倒11月的罪犯们”。

1923年4月，法国占领鲁尔区之后，德国政府几乎无能为力，只能做消极反抗。这时，国防军却为发生武装冲突做好了准备。它悄悄地招募临时志愿军，以扩大军力。另外，国防军还非法打开武器库，这些武器库是他们违反凡尔赛条约私下偷建的。临时志愿军伪装成工人队伍，一时达到相当可观的数目。仅设在柏林的第三军区就有1.8万人，编成27个分队。整个部队自称“黑色国防军”，实际上是在替秘密动员作准备。

1923年5月1日，为了破坏社会民主党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希特勒与他组织的“祖国武装团体工作协会”发动了一场武装游行，2万名希特勒党员列队进入奥伯维森费尔德地区。希特勒声称左派即将发动政变。希特勒的党徒被值勤的巴伐利亚邦警察和国防军解除武装，于是希特勒的操练行动只好变成一场游行和集会。希特勒或许想发动政变，但这种近乎叛国的罪行并没有受到追究。此后几个星期内他暂时隐遁起来，继续筹划这类行动。

随着纳粹党羽翼渐丰，纳粹党开始密谋夺权。1923年2月，纳粹党与几个极右团体组成了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的祖国战斗工作联盟。9月，又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德国人战斗联盟”。其任务是推翻魏玛共和国，并摧毁凡尔赛和约。11月初，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导层与前德国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串通一气，密谋策划在巴伐利亚建立法西斯政权，然后组织向柏林进军，夺取全国政权。

1923年11月8日晚，希特勒在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的支持下，率领法西斯武装的冲锋队员包围了在慕尼黑东南郊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强行冲进正在举行集会的会场。当时巴伐利亚州长官冯·卡尔正在向3000多名听众发表讲话，这一行动使会场一片骚乱。希特勒在戈林、赫斯等人的簇拥有下走向讲台，叫喊“国民革命已经开始了”。

随后，希特勒扣留了州长卡尔、驻军司令洛索和警察局长泽塞尔上校，向他们宣布巴伐利亚州政府已被推翻，他自己将出任德国政府总理，鲁登道夫担任全国军队的领导者，威逼他们3个人担任巴伐利亚的摄政者、陆军部长和公安部长，甚至拔出手枪相威胁。之后跳上讲台欺骗群众，说这3个人已同意和他一起组织新政府，并将组织对柏林的进军，以“拯救德国人民”。

与此同时，一个亲希特勒的武装团体与正规军发生冲突，希特勒离开啤酒馆前去处理，卡尔等人趁机溜走，并改变了“同意”希特勒暴动的态度。为挽救局势，11月9日下午12时15分，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名冲锋队员，从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

之后，暴乱者遭到警察部队的阻击，16名纳粹分子被打死，游行队伍一片混乱。希特勒不顾死伤者，自己登上汽车逃向一个朋友的别墅。11月11日警察在那里逮捕了希特勒，并把他关进兰茨贝格炮台监狱。鲁登道夫在奥茅昂广场被捕，受伤的戈林和赫斯逃到奥地利。这样，希特勒的“向柏林进军”以失败而告终。

巴伐利亚人民法院1924年4月1日对犯有谋反罪的希特勒、埃里希·鲁登道夫以及其他参与政变未遂案的被告人进行宣判。该法院提请将他们从轻判刑，因此虽然鲁登道夫的罪行证据很多，但仍被宣判释放。至于希特勒和其他几名被告则判处每人5年的监禁，这是最轻的惩罚，每人还被判罚款200金马克。不过，希特勒可以有法定的6个月缓刑的权利。这个审判法案从2月26日开庭之后，便引起德国国内外舆论界的极大关注。

在24天的审理期间，德国各大报纸均以头条大标题的篇幅报导发生在法庭上的一切事情，各家报纸都刻意着重报道希特勒在法庭上所发表的极具煽动性及蛊惑性演说以及对德国共和国的攻击，而且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并没有被巴伐利亚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打断。因此，希特勒之名首次越过巴伐利亚邦的范围，而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

希特勒很成功地将这次对他叛逆谋反罪的审理变成一次政治上的免费宣传，使自己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次审理仅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进行，并未提交更高级的国家法院，原因是总统艾伯特对中央地方均权所做的让步。在这次审判中，希特勒被判在距慕尼黑60公里外的列锡附近的兰茨堡监狱服刑。

啤酒馆暴动使纳粹党被取缔，纳粹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德国的纳粹运动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导致纳粹运动崛起的种种因素没有改变，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没有对希特勒及纳粹分子给予严厉的惩罚。希特勒入狱后写下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德国法西斯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鼓吹种族论，宣扬德意志人民是优等种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德意志人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者，建立联合一切德意志人的大德意帝国，对内实行元首独裁统治，对外夺取“生存空间”。

1924年12月24日，希特勒服刑不满9个月便从监狱提前释放。希特勒刚出狱两个月就立刻重新组织遭禁的政党。此时，由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德国经济开始复苏，德国社会亦随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改变暴力夺权方针，主张依靠袭断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容克贵族，重建纳粹党。

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选择了另一家啤酒店，宣布恢复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军事助手鲁登道夫将军当天没有出席，但希特勒受到其他一些信仰纳粹事业人的支持，包括尤里乌斯·肖布尤里乌斯·施特赖谢尔，戈特夫里德·弗德尔和赫尔曼·埃塞。在他的党报中，希特勒表示要重新开始。他重新宣布要使用武力，但保证只通过合法手段获得政权。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政党的反应还不清楚。

自从1923年希特勒的政党发动暴动失败后，右翼党派就拒绝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在受审时以其热烈的、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讲话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在押期间已被大多数人遗忘。但一些热心的拥护者希望希特勒能履行他受审时许下的诺言。他当时说：“我们建立的军队会一天天壮大。我自豪地希望这些庞杂的连会发展成营，营发展成师，我们从前的旗帜会重新飘扬，这一天会到来的。”

1925年4月26日，兴登堡当选德意志帝国的第二任总统。当时77岁的兴登堡获得1470万选民的支持。在这次大选中，右派政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巴巴伐利亚农民联盟）支持兴登堡为候选人，结果击败了德国社会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所支持的前帝国首相威廉·马克斯和德国共产党提名的恩斯特·塔勒曼，而当选总统。马克斯获得1370万张选票，塔勒曼则获得190万张选票。决定兴登堡获胜的近百万张关键性选票，来自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个政党一向与中央党联盟，不过这次大选却加入右派政权的联盟。

当时，国外人士对兴登堡的当选，多采取观望存疑的态度。因为他们感到其中似乎蕴含德国对协约国的挑战，以及德国人民否认败于世界大战的心理。法国的《时代报》评论说，兴登堡的当选透露一种讯息，代表“德意志民族意欲否认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兴登堡生于1847年，最初任职于参谋本部，1903年出任陆军元帅，1911年退休。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被征召复职，在东普鲁士大败俄军；继之又在马苏利亚湖泽区重创俄军。1916年升为陆军总司令，这两场主要的东线战役，使兴登堡与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成为德国胜利的象征。大战结束后，兴登堡强调德国战场上的失败，乃是“为内政纷争中伤”。他因而引退，隐居于汉诺威，并撰写回忆录。兴登堡当选总统之后，颇能遵守其维护宪法的誓言，因此他在1932年再度竞选时，获得社会民主党及中央党的支持而连任。

1925年11月9日，希特勒授意海因里希·希姆莱组建党卫队。希特勒建立党卫队，目的是要与冲锋队首脑罗姆对抗。希姆莱从当年4月开始召集队员，9月份已扩展到德国全境。

1926年2月，在南德班堡举行的纳粹党全德领袖会议上，希特勒压倒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使纳粹党日益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1926年7月4日，希特勒在德国魏玛举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重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希特勒击败了他的对手斯特拉塞集团。该集团的领袖格里高尔·斯特拉塞和奥托·斯特拉塞在德国北部及莱茵河地区颇具影响力。斯特拉塞集团在魏玛大会中所提出的纲领却不合时宜，以致约瑟夫·戈培尔转而投靠希特勒。希特勒在魏玛检阅了5000人组成的行列，并首次以高举手臂的方式致意。

1928年4月30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控制文宣及电影。戈培尔在《进攻报》上发表纳粹党的竞选政见：“我们之所以要进入德国国会，是为了从民主的武器库中，取得自己的武器。我们之所以要成国会的议员，是为了借着魏玛政府的体制，压制魏玛思想。如果民主是如此的愚蠢，对我们而言，所有能够变革现状的合法手续都是正确的。”

1928年6月28日，根据五月大选的结果，由社会民主党海曼·穆勒进行组阁工作。本次内阁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5个大党的党魁组成，但每个党都不愿受制于新内阁的决策。因此这个联合政府自始便无法承担重责。不过外交部长古斯达夫·史特莱斯曼继续留任，这对于各派之间的协调及统合有很大的作用。

1929年11月8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在图林根邦议会的选举中，得票比例从4.6％提高到11.3％，显示出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势力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得势来自于采取反对杨格计划的行动，以及通过赫根伯格出版社的宣传。这些措施不但使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打出知名度，并且赢得了选民。

1929年度在萨克森（5月）、巴登（10月）、鲁贝克（11月）的选举中，特别是在巴伐利亚举行的普选中，该党都赢得了议会的席位。希特勒的亲信威廉·弗列克并担任图林根邦政府的内政部和国民教育部的要员。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曾积极地争取全民表决，共同反对杨格计划。到22日止，只有580万票表示赞同，离通过全民表决2000万票数之标准，仍有相当距离。

为了骗取农民的支持，1930年希特勒任命农业专家理查德·瓦尔特·达雷为纳粹党农业部长，由他负责制定农业方面的政策。1930年3月6日，达雷宣布了一个取悦于农民的《农民纳领》，规定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地产抵押和拍卖，在土地交易中国家享有优先权，纲领向农民许诺，“在尽可能公道的条件下，得到经营土地放款”。

1930年7月份是德国历史上危机重重的一个月。虽然最后一批法国军队在6月30日撤离莱茵河地区，但是庆祝撤军的活动也因经济危机而黯然失色。由于德国财政状况严重萧条，兴登堡总统援引紧急条例来处理政府事务。新任财政部长海曼·迪特列希提出一项抵偿方案，虽经过不断的修改，在国会中仍然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左、右两派的反对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共产党）的反对。

布鲁宁总理所领导的内阁认为，他们所提出的财政调整方案只有通过宪法第四十八条的协助，才可能实现。7月16日，他们要求总统将方案作为紧急条例予以实行。两天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国会议员和德国民族人民党的部分议员共256人否决了这项紧急条例。兴登堡按布鲁宁的建议，根据宪法第25条，解散国会，重新收回被否决的紧急条例。

1930年上半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德国的政治危机，3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米勒内阁垮台，刚成立不久的天主教中央党布鲁宁内阁也失去了国会的信任。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决定1930年9月13日进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趁此机会，发起了一场选举战。

在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党针对中小资产阶级反垄断资本的心理，针对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和失望，以及战后存在的民族屈辱情绪，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宣扬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开展了一场争取民心的宣传战。

希特勒首先把党内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中小城市，争取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所到之处，举行各种群众集会、青年集会、演讲会、火炬游行等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广告，在这次竞选活动中，纳粹党举行了34.1万次竞选大会，有2.1～3.1万名在纳粹党演说学校培养的演说家，其中有1000名专门为竞选训练的宣传家登台表演。希特勒在各种集会上摇唇鼓舌，大谈人民的苦难，共和国的无能，并向各阶层人民许愿说，他能给他们带来所需要的一切。

1930年9月14日，德国政府在议会选举中惨遭失败，而对议会表示轻蔑态度的党派却以优势获胜。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过去的议会里只有12个席位，而在新的政府里猛增到107个。现在纳粹党比共产党强大，他们是德国第二大党。西欧各国对希特勒的成功大为惊恐。他被视为战争贩子。他说德国一定要东山再起，要报上次战争中的一箭之仇。希特勒的一些年轻的追随者为他激烈的言词所感染，老一代德国人为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和对战争所做的准备以及政府的议会形式所吸引。

1930年10月14日，纳粹党的107名议员在国会提出一份提案，要求“银行家、交易所大王、1914年8月1日以后移入的犹太人和一切外籍人员及其亲属的财产，以及自1914年8月1日以后利用战争、革命、通货膨胀等机会增加的一切财产，应无条件没收，归公所有。各大银行应立即收归国家管理。”

1931年2月9日，德国极右派政党钢盔协会和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试图削弱政府的实力。在审议预算项目中的“外交”一款时，纳粹党议员弗朗斯·史都尔在议程开始之前发表了抨击民主的声明。纳粹党员特别视会议的新议事规则为眼中钉，因为新规则让左派和右派喋喋不休地讨论没有意义的提案。史都尔在发言中宣称，纳粹党员不接受这样的议事规则，不再与这种破坏宪法的组织共事，于是纳粹党全体议员连呼三声“嗨”之后退出会场。几天之前，普鲁士邦政府被迫处理钢盔协会提出的公民表决建议，这个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协会曾援引邦宪法，强迫政府举行公民表决是否解散邦议会。钢盔协会的领袖在海德堡的一次集会上，宣布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希望“通过民族的力量，争取群众，在1932年以前取得政权”。

1931年3月28日，德国发布紧急条例，要求德国的政治激进分子中止他们的行动，原因是13日和14日，汉堡的纳粹党积极分子展开暗杀活动，一名警察官员开枪打死了一名在政府主管部门工作的犹太人，因为他不愿意由犹太人审问他加人纳粹党的活动情况。此外，3名纳粹党员枪杀一名市议会议员，因为他们猜想他可能与汉堡的红色退伍军人联盟的首领有关。

为此，参议院在汉堡禁止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报纸，还禁止这些党派的一切群众集会。这次颁布的紧急条例，包括一系列关于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规定。其中之一是，禁止政治团体穿戴统一的服装和佩挂相同的徽章，并且亦针对激进组织印刷证件制定了措施。德国政府对德政治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采取行动的原因有详细的说明。德国的天主教会也首次警告激进主义的危险性。

1931年10月11日，德国纳粹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泛德联盟等反动政党和团体的代表在布伦瑞克的哈尔兹堡温泉举行会议。参加者有希特勒、民族人民党领袖胡根堡、泛德意志同盟主席克拉斯、联合钢厂代表彭斯根、钢盔团首脑译尔特·杜斯特堡、银行家沙赫特、塞克特将军及霍尔兹将军等。与会者一致要求尽快取消民主制度，由垄断资本中最富有侵略性和极端沙文主义的集团来建立政权。

在这次会议上，纳粹党联合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天主教党右翼的支持下成立了所谓的哈尔兹堡阵线，预谋15个月后在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他们在会上还明确宣布：“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毒害，以法律权力从经济崩溃的旋流中挽救我们的政策。”

纳粹党通过宣传、小恩小惠等手段，使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农民、大批涌向纳粹党。因此，该党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成倍增加。1928年底，纳粹党有1.7万名党员，1930年5月达到24万，1933年1月达到85万。1930年9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选票640万张，占全部选票的18.3％，在国会获107个席位。除中央党之外，其他资产阶级传统政党选票明显减少，在本身的意料之外，由此激发了纳粹党人通过选举搞垮魏玛体制的欲望。

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纳粹党选票又增加了1倍。达1370万张，占全部选票37.3％，国会席位增至230席。尽管纳粹党在1932年11月选举中失掉200万张选票，但是它仍然得到1100万德国选民的拥护，其中主要是德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

纳粹党利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积极开展宣传蛊惑活动，从1928年前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1928年国会选举仅获选票2.6％，共81万张）至1930年一跃而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至1932年则已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成了德国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这就为与垄断资本家讨价还价和夺取政权赢得了资本。

3．日本军国主义运动

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和军国主义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日本暴露了其内在结构的脆弱而开始面临危机。在日本国内，资本主义陷入了全面的社会危机。

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在布列斯特和谈的前后，英法两国政府曾强烈请求日本出兵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当时美国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这样会把西伯利亚置于日本势力之下，而且恶化同苏俄的关系。日本国内统治阶层对出兵也意见不一，军部、外务省积极主张并寻找出兵的时机。

1918年4月5日，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海参崴登陆。5月经西伯利亚向西部战线转移的捷克斯洛克兵团叛乱，使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有了借口。7月初根据英法两国的要求，美国向日本提出以援助捷克斯洛克兵团为目的、限定各国出兵7000人到海参崴的建议，于是上述四国缔结了一项协定，四国派兵2.8万去苏俄。但日本寺内内阁计划全面出兵干涉苏俄革命，最后决定出兵1.2万人，而且声明日军行动将不止于海参崴，“为援助捷克军，可向海参崴以外地方出动，并随形势的发展，预料有增派的必要”，这就为扩大武装干涉埋下了伏笔。

8月中旬日本第十二师团在海崴登陆，第三师团向外贝加尔方向出动，并对海参威增派了兵力。9月上旬日本占领了从海参崴到伯力、赫塔的铁路沿线，10月末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干涉军已达7.2万人。1920年6月，日本继续出兵西伯利亚。直到1922年6月，日本政府才声明在10月末以前从北库页岛以外的地区撤兵。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结果死亡官兵6000余人，耗资6亿日元之多，在国内外遭到强烈的谴责。

1920～1921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9.5％，处于寄生地主控制压迫下的农民纷纷破产。

经济危机尚未过去，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整个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山梨等县突然发生强烈地震。震源在距东京市中心约200公里，震级7.9级，地震最严重的地方是神奈川西部的小田原一带。横滨的人造陆地地区很多人被压死，东京以下町为中心燃起大火，一直到9月3日拂晓仍在继续燃烧。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是午饭时间，更加重了灾情。关东大地震给日本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和灾难，地震中死亡9.9万人，伤1.4万人，4.3万人失踪，房屋被震倒毁者12.8万户，半毁者12.6万户，烧毁44.7万户，被水冲走868户，受害者总数达340万众之多。这次大地震使京滨一带的电信、电话、交通网被切断。下町一带被熊熊大火烧光，在一处被烧毁的遗址上，4万多人被活活烧死，大量居民因地震成为饥饿的难民。

9月2日，山本权兵已内阁实施戒严令，发布《取缔暴利令》和《延期支付令》，着手收拾因地震造成的混乱局面。但日本政府却借口地震中的混乱要求近卫师出兵，并命令“严厉取缔捣乱计划及其他不逞之徒的各种计划”。

12月午间出现了“朝鲜人要暴动”、“社会主义者要暴动”以及放火、抢劫的谣言，于是12日傍晚起在东京、神奈川县、玉县、千叶县，新设了以福田雅太郎大将为司令官的戒严司令部。17日颁布了《关于维持治安的惩罚条例》，到20日出动兵力已达5万人。戒严期间大肆逮捕朝鲜人，连续发生屠杀朝鲜人事件。当时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和中国人被残杀者达6000人之多，2万人被监禁。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许多大公司和银行倒闭，金融界一片混乱。日本半封建的农业则一直陷入慢性危机。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使脆弱的日本经济受到新的更大的冲击，社会再也不能保持大战前那种稳定了。

伴随经济危机同来的是社会政治危机。频繁发生的经济动荡和危机，不仅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农民大量破产，而且也威胁到中间阶层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层出不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剥削的斗争勇气。日本统治者则陷入极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内正毅在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严防“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运动便蓬勃兴起，继而席卷全国。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米价暴涨，故称米骚动。

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相比，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城市人口激增，进入20世纪后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参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大批军粮的收集使得市场可供粮食减少。地主和米商乘机囤积居奇，米价一路攀升。面对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既不允许外国大米自由输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价，听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来，四个月内米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7月23日，抗议之火首先在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点燃。因男子出去打仗而从事装卸货物等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们，正经历饥饿之苦。她们看到本地生产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运往外地，不禁怒火满腔。数百名妇女聚集起来，力阻本县大米装船外运。

鱼津的抗议运动很快引起附近区域的连锁响应。8月3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西水桥村的渔妇女们所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300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她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门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多日来的愤怒与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她们转向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她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绝地赶来，皮鞭在人群里呼啸，枪托在渔妇们头上飞舞。她们已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

西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像是受到某种启示似的，800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囤积了1000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妇们起初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卖。

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持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说：“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力管我？！”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她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声了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她们推到一边，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米店的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

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妇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动，捣毁或抢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奸商叫铃木，不但被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8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随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

1918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3/4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以1918年席卷全国的米骚运动为起点，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农民的租佃纠纷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建立和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

在国外，日本也受到了英美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和平结构，仍由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居于主导地位。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与英法迫使日本接受了“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市场与资源的计划。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被打破，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兴起，又从另一方面形成了对于日本的猛烈冲击。在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对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毫无疑问，日本帝国主义开始陷入了危机四伏、到处碰壁的困境。这不能不促使日本各阶层、集团、政治力量对于本民族的历史与前途进行集中的反思，并作出自己的反应与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开始兴起并发展起来。

在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的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队法西斯运动发展，并掀起了一股法西斯浪潮，在这两种法西斯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日本军部法西斯化，为天皇法西斯体制奠定了基础。这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特色所在。

全面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利用中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恐惧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提出了“革新”和“反财阀”的口号，大肆攻击政党政治，极力进行迎合民意的宣传。它们对外鼓吹侵略扩张、称霸亚洲和世界，对内宣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主主义，要求对现存体制进行“革新”，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改造，实行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而获得了这一阶层广大成员和青年军官的支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法西斯运动。

日本的民间法西斯组织派别林立，五花八门。主要有北一辉代表的“改造法案”派，大川周明代表的所谓“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人代表的农本自治主义，有高畠素之、赤松克麿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派。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法西斯团体。至1932年3月，由权藤成卿和橘孝三郎等人领导的“爱乡会”，已经设立了28个支部，成员发展到560余人。他们发动的农村请愿运动曾轰动一时。1932年5月，赤松克麿和下中弥三郎同一天分别建立日本国家社会党和新日本国民同盟，公开支持军部法西斯化和对外侵略政策。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底日本法西斯团体和准法西斯团体有501个。其中，半数以上是1932～1933年出现的，共有成员28万人，主要成员来自中小资产阶级。

1919年，日本的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方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同年8月，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在东京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标志着法西斯运动在日本的兴起。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纲要加注的形式，简要明确地提出了法西斯的政治主张，认为只有依靠“国民的总代表”、“国家的根本”天皇指导，在乡军人发动政变，实行“国家改造”，才能摆脱“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在对外关系上，北一辉强烈主张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赤裸裸地叫嚣战争。

《改造法案》以其强烈的蛊惑性、欺骗性、狂热性，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在日本的青年军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20年，北一辉从中国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犹存社，并与大川周明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犹存社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核心经典，秘密印发，致力于法西斯“国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来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

在犹存社的鼓动下，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日本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引起共鸣。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植大学的“魂之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的“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

虽然由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分歧，犹存社在1923年解体，但法西斯运动却由此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派别不断涌现，如，大川周明的“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的农本自治主义派，高畠素之的国家社会主义派，等等。

民间法西斯运动产生之后不久，日本军队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1921年10月27日，旅欧陆军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茨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10月28日，东条英机亦从柏林赶到，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

永田铁山等人回国后，邀集年龄相近、志同道合的陆军中央幕僚军官，于1923年建立了二叶会，讨论如何改革陆军等问题。

1924年初，在升官发迹的舞台的幕后，长州藩的武士正在作最后的顽抗。长州藩的首领田中义一将军——一个接替前辈实力派、搞权术的山县的头脑简单的家伙——召集陆军中的元老们在他家开了一次会。他扬言：“我们面临着萨摩藩的阴谋。让我们彻底粉碎他们。”

6个月后，长州藩的一些将军和少数政友会的同盟者，仅得以在公众面前保全了面子。他们获准去搞垮这个卑躬屈节的清浦内阁，条件是他们要接受陆军的改组计划。

1924年6月，由戴单眼镜的外交家加藤高明组成新内阁，此人在十年前曾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新内阁把陆军的清洗当作一项例行的经济措施而满不在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普选法的新问题方面。自1902年以来，所有的日本自由党人都在为取消3日元的人头税而斗争。这时加藤首相和裕仁表明态度，赞成取消，同时又赞成把全体选民从330万人增至1400万人，使25岁以上的男人都有选举权。保皇派的报纸却捏造了一些反对增加普选人数的极端守旧的评论员写的文章，于是一场无中生有的大论战充斥于报纸的头版上。

当全国的注意力被转移时，陆相宇垣却站在一边没有受人注意，他表面上是对陆军进行“裁军”，实际上他正在军官团中进行一笔复杂的讨价还价的交易，通过这笔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长州藩将军连同一批经过选择并给以补偿的萨摩藩将军和其他藩族的将军均自动辞职。约有2000名军官被裁减，另外在一开始似乎有8万名左右士兵与他们一起退伍。第13、第15、第17和第184师团被宣布解散，但这些师团中的许多中队和大队则不予触动，待命处理。当许多长州藩族的军官退伍后，他们的部队重新被分配去充实还保存着的师团，或到新成立的辅助部队去充当军官。当这项工作结束时，只有33894人和6098匹马被裁出陆军，原来看来要退伍的46000多名士兵重新被编入部队。

此外，强制军事训练时间被缩短到六周，以便万一在全国动员时，政府能为每个男青年提供一些靠得住的基本训练。为了弥补训练时间的不足，组织了有1200名教官的陆军教导团，其成员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学校和预科学校。体育教官保证每个青年在服役前要学好尚武精神的原则、列队操练、军刀和步枪操练。他们通过对教职员的恫吓威胁，在以后几年中将逐步严密地控制课程，于是，日本的教育就成为一种教条口号式的平淡乏味的教育。

当陆军改组计划逐步地一个营一个营地展开时，被裁减的长州藩军官在私下大发牢骚，但在公开场合，竟不可思议地毫无怨言。这种沉默，一方面的确纯应归因于日本士兵遵守命令和纪律；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三羽鸟”所制订的人员计划的高明。他们在开始改组时，已把裕仁的年轻军官党羽分配到所有最要害的岗位。“三羽鸟”中为首的永田铁山在1924年，亲自在行将撤销的一个联队中担任了四个月的军官，该联队驻于长州境内，由长州藩族的军官担任联队干部。他巧妙地使用政治权术，防止了该联队士兵所策划的一场哗变。

到了1925年3月，当撤销四个师团——四幅先辈在其周围牺牲的神圣战旗——的消息最后公诸于众时，裕仁皇太子的地位已经如此巩固，以致他在贵族院的宠信们得以在普选法案上加上一条附款。当普选法在1925年5月5日获得通过时，它的支持者还保证投票赞成治安维持法。这个功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诸裕仁的老大哥，那个瘦长衰弱的藤原族近卫公爵，此人在10年之后，也就是在攻占南京期间以首相身份主管日本政务。这个法案被人攻击为“危险思想法”，因为它使警察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来镇压持不同政见的人。它于1925年5月12日在议会没有经过多大辩论就通过了。这是通过普选法后一星期的事。15年后，它将使近卫公爵得以把普选改变成普遍协议，从而组成了一个虔诚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单一大政党。

日本民众所期待的普选法案，1925年2月29日终于通过立法程序。根据普选法案，选举权中废除纳税额的限制，因而使具有选举权的公民由330万人增加到1250万人。法案规定年满25岁的男子有选举权，30岁以上的男子有被选举权。但是“接受救济的贫民”和“未有固定住所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原先，法案规定只要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就有被选举权，除了“接受公费者”例外。枢密院则将被选举者的年龄提高为30岁，并且增加上述两项限制。

根据修正后的法案，凡是接受家庭资助的学生，以及寄住在亲戚家的人，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外还附加一项政友会的修正案，当选人若在选举中违反选举法，必须追究连带责任，这反映出相当浓厚的政党色彩。此外，选举候选人还必须缴付2000日币。

1927年，日本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又称“昭和金融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1920年的经济危机和出兵西伯利亚的惨败，致使日本经济在困境中挣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成为此次金融大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政府以财政资金作为贷款用以赈灾，使产业与金融的关系混乱不堪，第一次讨论内阁藏相片冈直温在第52届议会上提出两个整理震灾票据的法案时，由于不慎将渡边银行的经营内容和盘托出，引起东京、横滨一带发生银行挤兑现象，继而各大银行相继宣布歇业。3月22日，议会通过决议发行公债救济震灾区票据持有者，日本银行同时放出3亿多日元贷款，危机暂告平息。

1927年3月，挤兑现象开始波及到全国，许多银行宣布破产，金融危机开始。4月17日，第一次若棱内阁倒台，随之金融混乱达到顶点，危及到许多工业部门。继任的田中义一内阁发布《延期支付令》，命令银行暂停营业，努力收拾残局。5月，金融危机才算告一段落。

此次金融危机导致日本政府下决心解除了黄金出口禁令，并使银行高度垄断集中，确立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和安田等五大银行的优势。

192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垄断资产阶级期望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因而重用军阀。4月17日，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男爵出任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代表最反动最富侵略的日本统治集团，公开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主持在东京举行了所谓“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代表。会议研究了政府提出的对华“积极”行动纲领，即公开侵略中国的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田中在会上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方针。东方会议的决定成为臭名昭著的田中秘密上奏天皇的“田中奏折”的基础。

尽管“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尚未发现，但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照“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侵略方针进行侵略和争夺东方和世界霸权的。

在田中执政的两年中（到1929年7月2日），仅1927年5～6月和1928年4～5月，即曾两次出兵山东，侵占我国青岛和济南。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根据公布的内容：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的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极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国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第四，“万一动乱（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帝国将不问它是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的决心”。

1927年12月，永田铁山在整备局作《论国家总动员》的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全部加以统制的思想。这样，就在日本法西斯体系中加进了新的内容；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而民间法西斯分子鼓吹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便成为幕僚革新派进行全国总动员的重要手段。

在二叶会的影响下，参谋本部课员铃曜贞一和土桥勇、石原莞尔等更为年轻的军部中央校、尉级军官，于1928年组织了“研究国策”的木曜会。1929年5月，二叶会、木曜会合二为一，建立了“一夕会”，标志着军人“幕僚革新派”的形成。

以永田铁山为核心的幕僚革新派，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战略的研究，以及长期在德国对欧洲各国的观察，认为日本要在未来的世界战争中取胜，必须进行总体战。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的国力同美英有着难以克服的差距，非但如此，国力赢弱的日本还要以一国的力量同多国对抗。为了缩小差距，进行总体战，充分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必须建立总体战体制。

1928年（昭和3年）3月15日凌晨，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全国性的大逮捕。其原因是由于同年2月日本在举行第一次大选时，“无产政党”非常活跃。政友会与民政党只取得微弱多数，而日共支持的劳农党却获得19.3万张选票，各“无产政党”共得48万张选票。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又号召“建立工农政府”。

于是，田中义一内阁在召集议会之前，决定对共产党及其有关系者实施这次大搜捕。当时日本内务大臣铃木起用了曾起草过治安维持法的前司法省刑事局长山冈万之助为警保局长，山冈下令日本警察机构全体出动，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为名，在全国范围内的1道3府27县一举逮捕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1600余人。

在严刑拷打之后，对其中483人以违犯治安维持法起诉，其中学生和青年居多数。4月10日日本政府又做出决定，禁止劳农党、日本工会总评会和全日本无产者同盟等团体集会结社。这次大镇压，使日本工农运动和民主运动受到沉重打击。

1929年（昭和四年）4月16日黎明，田中义一内阁下令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这是继“三·一五”事件后，日本政府对以共产党人为主要对象的又一次镇压活动。这一天政府出动警宪在各府县共逮捕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700多人，日共主要领导人市川正一、锅山贞亲、三田村四郎和佐野军等均被逮捕。之后根据《治安维持法》，有290多人被起诉，日本共产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连日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授美浓部亮古都说：“政治的光明正大几乎绝迹，使有良心的人痛叹黑暗政治的到来。”

日本早在1927年3月就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又面临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赖对外贸易，并与美国市场有密切联系的日本经济，很快遭到沉重打击，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大批企业破产。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同时，右翼法西斯团体也猖撅活动，并与官僚、军阀加紧勾结。

日本黄金解禁令颁布是指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撤消1917年以后实行的黄金出口禁令，实行国际金本位制。1929年7月滨口取代田中出任总理大臣后，进行了内阁人事调整，任命币原喜重郎为外务大臣，着手医治田中内阁时期由于执行冒险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败创伤；任命井上准之助为藏相，以实施紧缩财政方针，健全经济。日本亟需通过利用外国投资和建立国际信货关系，同英美等国进行协调，这成了“黄金解禁”的外部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禁止黄金口。战后，欧美等国家在渡过经济危机以后，先后实施黄金解禁方案，恢复金本位制。由于战后危机和灾危机、金融危机，使得日本到1929年也未恢复金本位制。日本在这一期间的出口额逐年下降，尤其是对华贸易陷入绝境。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必须对黄金出口禁令松绑，降低国内物价体系，使之达到国际水平，以扩大出口，缓解通货膨胀。

以1927年金融大危机为契机，黄金解禁论抬头。1930年1月11日，滨口内阁以藏相井上准之助为主，断然解除黄金出口和黄金兑换的禁令，同时，宣布削减政府预算，降低月工资，加强劳动制度和解雇工人等措施。可是，从1929年10月全世界就已出现经济大危机的前兆，1931年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和英国停止实施金本位制等事件，使得日本黄金解禁令的出台引发本就不景气的国内经济更趋恶化，终于导致了经济危机。1930年12月成立犬养毅内阁宣布停止实施金本位制，再次禁止黄金出口。以后，金本位制始终未能在日本恢复。

1929年6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为了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对内推行紧缩财政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对美英采取“协调”外交方针，并以政治手段将中国东北攫为己有，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而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省、总参谋部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则主张立即出兵侵占“满洲”，以摆脱日本的经济危机。

30年代初，日本的法西斯和准法西斯团体曾经试图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1931年6月底，由日本国民党、黑龙会、大日本青年等19个团体，试图联合组成法西斯主义大日本生产党。这是其中最大的一次统一尝试。但是，所有的统一尝试均因内部存在分歧和争吵而未能成功。民间法西斯团体遂把自己的事业和希望寄托于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身上。

日本军部是近代天皇制的核心，是近代军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大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军部实现了法西斯化，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角。1930年9月，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一些中下层军官建立樱会，1932年，原一夕会的一些成员同其他一些军官，形成了以永田铁山为中心的统制派，成为推动军内法西斯运动的两股势力。由于统制派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以合法手段，先外后内，自上而下对国家进行法西斯改造，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因此，统制派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1934年1月，“带有统制色彩”的林铣十郎接任陆相，同年3月任命“统制派”领导人永田铁山少将为军务局长，成为仅次于陆相、陆军次官的最有实权的人物。统制派由此确立了对陆军的支配权。陆军是日本军部的主导，支配了陆军就意味着掌握了对军队的主导权。

军部还有计划、有步骤地从组织上操纵国民和民众舆论，对国家政务施加压力。1931年，在乡军人会会员发展到263万多人，在各地实际上起着反动的政治作用。军部通过在乡军人会，将其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几乎所有基层单位，并通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把全国青少年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此外，军部还通过驻地的部队，对各地管辖的居民直接进行宣传、煽动和组织其他活动。军部通过上述手段，为扩大、确立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攻击、摧垮政党政治奠定了基础。

实力日益壮大的军内法西斯势力，利用危机，同民间法西斯势力相呼应，连续向政党政治发起进攻。1931年3月，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会陆军军官与大川周明一起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试图推翻内阁。

1930年4月22日，滨口内阁签订了《关于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遭到军方和右翼反动团体的责难。他们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借机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主张改造国内“体制”，加强军事独裁统治。11月2日，议会批准了伦敦条约。11月14日，滨口首相前去参加陆军大演习时，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住乡屋留雄的狙击，身负重伤，后于1931年8月26日死去。

滨口首相被刺，是军部准备发动战争的信号。同年末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组织了“樱会”，企图发动政变，建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脑的“改造政府”，后未遂。4月间“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继任首相后，就加速了准备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在作好临战前准备的同时，日本军部和政府利用所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加紧为侵略中国东北制造舆论，到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法西斯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军内法西斯分子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条件，采取各种手段实现军部独裁，以夺取政权。1931年10月，樱会陆军军官和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再次策划发动武装政变，以策应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政变计划动员陆海军少壮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杀死首相若概礼次郎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贞夫上将为首相、建川美次为外相的军部法西斯政府。后来，这一政变计划由于中途泄密而再次流产。但是，军部又一次对“十月事件”的真相予以保密。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只是受到暂时性的“保护性拘留”，主谋桥本也只受到了20天“闭门反省”的处分。

“十月事件”后，法西斯恐怖活动达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1932年二三月间，日本又发生“血盟团事件”。民间法西斯组织血盟团与以藤井齐为首的海军少壮军官相勾结，连续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董事长团琢磨。5月15日，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陆海军青年军官及血盟团余党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日本银行等处，杀死首相犬养毅。史称“五·一五”事件。政变虽被粉碎，但内阁被迫辞职。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5月26日，海军上将、前驻朝鲜总督斋滕实在军部的支持下，根据军部的“废除政党政治”的要求，成立了“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从此结束，军部法西斯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进一步得到加强。1934年10月，陆军省发表题为《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小册子，公开叫嚣“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宣称“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要求确立一切服从战争的“国防政策”，“重新组织、经营国家和社会”。按照法西斯总体战思想，建立法西斯极权体制。这本小册子是统制派和整个军部确立法西斯极权体制的纲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受到社会右翼和军部法西斯分子的坚决支持。

1935年，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场“明征国体”运动，全力攻击日本政党内阁的理论基础“天皇机关说”，使“国体论”成了极权主义统一国民和改造国家的核心理论。军部法西斯势力随时利用“天皇”和“国体”的大棒，镇压一切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铲除异端”的活动。陆军省发表的小册子和“明征国体”运动，成为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

日本军部实现法西斯化，为确立军部对内阁的政治支配地位，为实现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4．其他各国的法西斯运动

在法国，经济危机期间，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罢工、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创建于20年代、具有法西斯色彩的极右组织，到30年代异常活跃，形成法西斯运动，力图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在这些极右翼团体中，有1926年成立的以皮埃尔·泰坦熟为首的“爱国青年”，1925年成立的以乔治·伢洛瓦为首的“束棒”，1927年成立的由莫里斯·阿诺·达尔托瓦领导的内弗·科蒂资助并创建，让·雷诺领导的“法兰西团结”以及由马塞尔·布卡尔创立的“法兰西主义”等。

这些组织中，有的公开标榜是真正的法西斯组织。例如，“束棒”和“法兰西主义”，从纲领到行动对德国、特别是对意大利法西斯极为模仿，但是没有争取到多少群众。而一些团体和组织慑于法国公众对好战的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对德国纳粹主义的蔑视，虽在思想和方法上都与法西斯主义一脉相承，但否认自己是信仰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它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集团。

极右团体利用经济危机，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攻击议会民主制，宣扬反动的民族主义，叫嚣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攻击资本主义的“弊病”，举行规模巨大的集会，号召失业者和民众起来反对无能的政府。议会里某些极右翼政治家同社会上的这些集团遥相呼应，要摧毁议会制，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1934年，极右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大肆宣扬共和国政府贪污腐败，要求结束共和国。2月，一群法西斯暴徒聚集在协和广场，威胁国民议会，同警察交火，数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极右翼分子的这些宣传活动，吸引和争取了一些中小资产阶级成员，发展成为法西斯运动。

其中“火十字团”发展最为迅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1934年2月，它仅有3.5万成员，同年夏天发展到10万人，1935年超过20万人，1936年初达到45万人。该组织的成员有士兵、工人、教师、官员、职员等众多阶层的群众。法国的右翼集团多如牛毛，在30年代曾猖獗一时。但是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始终未能结成统一的联盟。

在法国，最早的法西斯组织当属法兰西行动党。该党创建于1899年，是法国的极右翼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开反对共和制和议会民主，主张在法国恢复世袭的君主制。战后受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它一方面提出在法国建立一个类似于意大利的退伍军人组织，另一方面出版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书籍，积极宣扬法西斯主义，称赞“法西斯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非人道行为、愚蠢和邪恶的一种民族反应”。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后，法兰西行动党领导人莱昂·都德宣称，该党“不久将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这之后，法兰西行动党以及法国其他名目的法西斯组织虽然均有所发展，但它们始终没有联合起来建成一个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统一的法西斯政党，去夺得政权。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虽然也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但它毕竟是获得最多好处的战胜国之一。其情况也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表现在战后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既不是复仇或收复失地，也不是向外扩张，而是竭尽全力巩固既得胜利果实，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地位。而且法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确保其在战后的既得利益，也希望维护现状。

在英国，也像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后，各种不同名称的法西斯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其中有“英国法西斯党”、“法西斯同盟”、“英国民族法西斯党”和“帝国法西斯同盟”等。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也学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身着黑衫、行举手礼，甚至把“棒束”作为自己的标志，但其宗旨却与意德法西斯不同。它们几乎都是要确保英帝国在战后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但由于英国是个具有长期议会民主制传统的国家，加之法西斯运动缺乏牢固的群众基础，所以它对英国的政局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在英国，30年代初因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法西斯运动。1932年10月1日，奥·莫斯利爵士建立“英国法西斯同盟”，特别从伦敦东区的失业群众中获得选民，1933年约有成员5000多人。

在组织上，“英国法西斯同盟”是一个十足的独裁党。党的干部不通过选举，而由上级任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享有绝对权威。党的一切决策均由领袖莫斯利一人决定，党的会议力求排场威严。在政治方面，莫斯利完全赞同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要求废除所有政党和政党制度。在社会政策方面，莫斯利许诺，要向贫困与失业开战，要大力开展公共建设，推行医疗健康事业，结束“金融匪徒的控制”。在大城市，法西斯同盟的“黑衫团”和“法西斯防卫组织”，举行社会抗议活动，召开露天大会，挑起巷战，组织法西斯大规模进军等。

莫斯利和法西斯同盟由于能够吸引中小资产者下层和工人阶级的许多青少年，故在1937年3月伦敦郡议会选举中，法西斯分子在伦敦东区取得重大胜利，在贝恩纳尔格林东北城区获选票23％，在斯特普尼获选票19％。至1938年，约有10万余人短期内参加过这一组织。尽管如此，法西斯同盟的影响并未超出伦敦郡的范围。

在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是从反布尔什维克而臭名远扬的科内柳·泽列亚·科德雷亚努为代表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起宗教旗号进行反犹活动开始的。科德雷亚努首先于1922年在扎希大学建立“基督教学生联合会”，提出废除议会民主制，并组织其追随者举着“”字旗反对犹太人。1923年，为了吸引那些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参加该组织，他将其更名为‘十字架兄弟会”，后又改名为“天使长米哈依尔军团”，最后发展成为法西斯组织“铁卫军”（又译“铁卫团”）。

在匈牙利，名噪一时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居拉·格姆伯斯，于1919年组成一个既有文人又有军人的反犹团体，自诩为“匈牙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它以犹太人正在消耗匈牙利的国家力量为借口，进行疯狂的反犹活动。1921年，他开始同慕尼黑的正在组织反革命活动的德国极右翼势力领导人进行接触，随后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组织“种族防御党”。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向罗马进军后，受其影响，格姆伯斯企图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政权，并且自此把自己打扮成匈牙利的“墨索里尼”，希望在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之下，统治整个国家。

在芬兰，法西斯运动是从反布尔什维主义开始的。1922年初，3个从东卡累利阿战场返回的军人发起建立“大学生卡累利阿协会”，提出向外扩张，建立“大芬兰”国；要求所有参加该协会的人都必须要结成“仇恨俄国人的兄弟”，而且要宣誓把自己的“事业与生命献给祖国”，献给“大芬兰”。当时，在芬兰还有另一支亲法西斯势力，即内战中的白卫军。战后这支部队没有解散，而是改名为“国民卫队”，与国家正规军同时存在。它装备精良，有自己的总司令。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得势对它产生强烈影响，表现在国民卫队队员开始对革命运动及其领导人采取暴力恐怖行动。

在美国，法西斯主义在经济大危机时期得到了滋生和泛滥。1932年，美国中西部成立了秘密法西期组织“黑色军团”，亚特兰大成立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专门从事暗杀、绑架和破坏活动。1933年1月，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成立了“银行社”，与德国纳粹党关系密切。1933年6月，建立了“民族工业恢复行动”组织（1933年被宣布违宪）。在美国各地，还涌现出“美国自由同盟”、“社会正义同盟”、“德美同盟”、“白衣党”、“蓝衣社”、“十字军”和“分享财富会”等许多法西斯组织。至1939年底，美国法西斯组织约有250个，其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这些法西斯组织广泛建立武装，进行阴谋活动，甚至忘图推翻罗斯福政府，在美国建立法西斯独裁。除此之外，在经济危机期间，一些右翼组织恢复活动，这些组织在美国也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企图把“群众的失望心理和不满情绪，引上反动的法西斯轨道”。

在瑞典和丹麦，法西斯党是纳粹党的翻版。在挪威，同样建立了“民族联合党”。在拉丁美洲国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墨索里尼的职团国家，同样找到了拥护者。在东欧国家，法西斯主义同样有相当大号召力。

上述国家虽然存在着规模不同的法西斯运动，但是这些国家的法西斯组织活动分散，从未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组织，也未采取统一行动。尽管如此，法西斯运动掀起的浊浪，仍然对西方民主制构成威胁。美国、英国、法国等封建势力影响较小、资产阶级民主制比较完备的国家，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进行了调整，采取了一些措施，阻止了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上台，但在意、德、日等国却相继建立起法西斯极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