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总结历史经验

延安，古称肤施，是一座历史名城。它，坐落在两河的交汇处，依偎在黄土高原的怀抱中，宝塔山亭亭玉立在城南，清凉山似一道屏风隔在北面， 延河婉蜒在宝塔山和清凉山之间。延安周围，无尽的黄土岗，被风雨侵蚀了的波浪地形装饰着贫瘠的田野。

很久以前，这里便是一个繁华的边塞小城。只是连年的战乱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这里逐渐萧条下来。相传某年久旱不雨，饥民在死亡边缘挣扎，是一位老和尚舍弃自己的生命，救活了残存的人们。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舍己救人的恩人，将这个地方称为肤施。这个传说的真伪无须考证。但反映了人们期望救世主的出现，将他们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延安在西安事变前是东北军的防区。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兵临潼关， 东线告急，张学良急调在西线的东北军增援东线，所以将延安交给了红军。193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保安迁驻延安。从此时起到 1947 年毛泽东撤离延安，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

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延安，这一天，心情格外愉快。他风趣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要进陕北的大城市了。”毛泽东一住进延安，很快就对延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像一位学识渊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以深沉的眼光抚摸和审视着延安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审视着延安的人和物。工作之余， 他漫步延河边。或登上宝塔山、清凉山，那完成于北宋年间的万佛洞，那范仲淹的题词，那明代的弥勒佛，那清澈的定疾泉水，特别是立于山巅的宝塔， 使毛泽东流连忘返。

毛泽东初到延安时住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窑洞，这是黄土高原人民的传统住所，冬暖夏凉是它的最大优点。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办公室兼卧室， 陈设非常简单，除了一张三屉桌，还有两个白铁皮的箱子，它是毛泽东的文件柜，有时还兼做办公桌。在那间当作卧室的窑洞里，唯一不同的是一张南方式样的床，四根柱子，挂着蚊帐，行李极为简单，床上一床军用被子，甚至连枕头也没有。每天入睡时，不是把棉衣卷起来当枕头用，就是拿几本书垫在包袱下将就一下，至于吃，毛泽东只能以小米当作主食。连年的征战、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毛泽东染上了严重的肠胃病。毛泽东一天比一天消瘦。这一下可急坏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改善毛泽东的生活。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次，警卫员跑到离延安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向老百姓买了一只鸡。吃饭时，毛泽东见了奇怪地问：“哪里来的鸡？” 警卫员把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说，大家的生活都很苦嘛， 我应该和大家一样，不应该特殊，下次再不许这样做。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并没影响毛泽东运筹帷幄。还在红军刚刚到达陕北时，全国正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深感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党为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落实到每个干部的行动中，重新训练干部成为最关键的一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心把原在江西根据地的红军大学继续办下去，把一些久经考验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但又缺乏文化的干部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和深造，以满足形势发展对干部的需求。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大学，他自己兼任红军大学的政委。每当红大开展重大活动时，毛泽东亲自去参加指导，并给学员作报告或讲课。

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红军大学。这次，毛泽东讲课的题目

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实践。1927 年以来又领导土地革命战争长达 10 年之久。而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的军事斗争还可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使毛泽东有可能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有必要加以总结上升为理{ewc MVIMAGE,MVIMAGE, !09100670_0150_1.bmp}论。1936 年下半年的陕北基本平静下来，毛泽东在保安红石窑洞里，不知花了多少不眠之夜来思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奋笔疾书。12 月的一天，红军大学的学员已经集合好，等待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骑着马来了。要不是他身穿一套红军军装，人们会以为是哪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在给学生上课。只见他把讲义打开放在台子上开始讲课。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他说，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精辟分析把学员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理论天地，课堂里，除了毛泽东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其余的人都在静心听着，生怕丢掉一个字。文化程度稍高的学员则拼命记笔记。

接着，毛泽东开始转入正题。他指出，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结果，它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考察了战争发生、发展的规律。他指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下去的，总的趋势是沿着自我消亡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提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著名论断，并明确阐述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共产党人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战争，并通过正义战争来消灭非正义战争。毛泽东花了很大篇幅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着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 1924 年到 1927 年的大革命，敌强我弱，同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战争形式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反复。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依据这些特点，红军的作战原则是：积极防御的原则；诱敌深入的原则；集中兵力的原则；运动战的原则；速决战的原则；歼灭战的原则。毛泽东总结说：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战争规律，不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把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毛泽东分三次讲完了这一课题。学员们为毛泽东的渊博的学识和透彻的说理所折服。下课后，学员们还是不肯离去，围在毛泽东周围，提出许多问题，毛泽东耐心给大家讲解，直到深夜毛泽东才摸黑走山路回去。

毛泽东到红军大学讲课是经常的事。为了讲好课，毛泽东作了广泛的调查。晚上，他在窑洞前的大树下挂起马灯，邀集来自不同部队的干部学员聊天，了解情况。讲课时，他利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说明问题，分析得有条有理。大家越听越爱听，甚至还把毛泽东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当作镜子来对照自

己。一次讲课时，毛泽东讲到对问题要加以分析和研究时，他说，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就缺乏研究，别人一鼓励就来劲了，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 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成勇敢而明智的军事家。有的学员越听越感到毛泽东所讲的东西就是自己来学习之前的事情，听课后，表示要坚决克服自己过去鲁莽的毛病。

1937 年初，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基本上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亦基本形成。形势的发展对干部的要求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有新的变化。与此同时，国民党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封锁也稍有松动，国内外一些爱国青年开始投奔延安，要求进抗大学习。因此，抗大不仅要继续培训红军干部，还要承担培训知识青年，为革命培养抗日军政干部。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在抗大第二期开学的那一天，毛泽东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欢迎大家到抗大学习。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刀，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还抓住时机，开展了对张国焘右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和清算。

1936 年 11 月山城堡战斗胜利后，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来到陕北保安，同党中央会合。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的一些同志也一起来到保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对他们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部队，今后中央还要尽可能多派一些同志去工作，和你们团结一起，共同进步。

为了逐步肃清张国焘错误的影响，毛泽东作了大量思想工作。

11 月，何长工到保安后不久，找毛泽东谈了两个下午。当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十二军的情况，并对随张国焘南下作自我批评时，毛泽东说：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哪个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煮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有关南下的问题不怪你，也不怪罗炳辉同志，你们算老几？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嘛！不要背包袱。

有一天，四方面军的王维舟向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反党，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歧视从川东游击军改编而来的红三十军等问题，毛泽东说， 目前因红四方面军在甘北尚未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你准备。并要求暂时要切守秘密。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进入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学习。毛泽东、朱德等经常到红大看望他们，并给他们讲课，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对张国焘错误的认识。

从 1937 年 1 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批判张国焘的错误。3 月 2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首先在会上报告了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毛泽东等 30 多人发言，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的错误。张国焘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保证“以后

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会上，许多人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30 日，张闻天代表中央提议， 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因为在估计到其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也还应考虑到他在党内的历史，是个老同志，曾参加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已开始承认错误，为了挽救他，还应给他时间，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

1.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在党内的反映，他的错误已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危害。4 月 6 日，张国焘写了《我的错误》的声明书。

会议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党和红军内广泛地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为此，毛泽东作了大量的工作。

1. 月间，毛泽东在由中央团以上干部、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上，语重心长他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在井里， 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毛泽东还经常找四方面军的干部个别交谈，进行思想教育。一天，毛泽东来到许世友的住处，微笑着拉着他的手说：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毛泽东的话解开了许世友的思想疙瘩。

毛泽东还及时发现并纠正清算张国焘错误斗争中一度出现的过火行为。有一次，毛泽东听抗大的同志汇报工作，他们谈到：原四方面军的一个连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几个战士回答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下这几个战士。毛泽东说：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毛泽东从几个战士的不满言论中，发现并纠正了扩大化的问题，团结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

经过 1937 年 4 月至 6 月的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总结了经验，明辨了是非，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团结。对于张国焘， 中央也于 8 月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给他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

后来，张国焘于 1938 年 4 月借去祭黄帝陵之机，只身逃往西安，后转武汉。林伯渠、周恩来等先后对其进行劝阻无效，他终于走上了叛党的道路。4 月 18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这是后话。

为了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希望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在 1937 年 5 月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向全党发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

召。为此，他自己作出了表率。毛泽东 10 多岁才出山求学。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几年资产阶级的书，到 1920 年才第一次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和红军将土又长期在山沟里打游击，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大多。无怪乎遵义会议前后，当时一位忠实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指责毛泽东：你懂得什么

是马列主义？山沟里还能出马克思主义？这种争论中的激愤之言，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他发奋多读些马列的书。长征到达陕北后， 特别是实现西北大联合以后，局势相对平静。毛泽东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 阅读了可以收集到的马列原著和其他哲学著作。

关于毛泽东在陕北、在延安发愤读书的情况，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 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本书，在这期间， 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1936 年 9 月 11 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刘、彭，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1936 年 10 月 22 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为了更好地组织大家，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哲学，毛泽东还发起成立新哲学会。在新哲学会成立的那天，他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酒席请客，以示庆贺。

毛泽东批阅了大量的哲学著作，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的著作。其中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得最细。从 1936 年 11 月

至 1937 年 4 月，先后在这本书的两个版本上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

白的地方写下了近 1.3 万字的批注。书中还分别画了许多圈、线。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也作了许多批注。

李达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了，他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结下很深的情谊。后来因种种原因，李达离开了党的队伍，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毛泽东与他也暂时中断了联系。1936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给易礼容的一封信中询问：“李鹤呜（即李达——引者注）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1937 年 5 月，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此时，毛泽东与李达已恢复了联系。李达把自己的著作寄了一本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1938 年 2 月 1 日， 毛泽东写的《读书日记》，开头这样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进度。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述很多，其中《思想方法论》、

《哲学与生活》等著作，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批读过。他在读完《哲学与生活》后，摘录了三四千字，并写信给艾思奇称赞：“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些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充分利用比较好的客观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他能得到的理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研究理论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据抗战初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回忆：“有一次我去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天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的这些眉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④

毛泽东发奋读书，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头脑，这就使得对中国革命进行哲学思考的主观条件已经成熟。革命需要理论，更需要哲学思考。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如果能从哲学高度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和全党认识水平所限，没有也不可能在思想上理论上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然而，如果不从理论高度认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及其危害，中国共产党就很难达到团结一致，就很难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对此，毛泽东异常清醒。正如他后来所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⑤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思考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的美国朋友斯诺对他写作“两论” 的情况有过报道。斯诺写道：“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⑥

1937 年 4 月至抗战爆发的 3 个多月的时间内，毛泽东花了 100 多个小时给抗大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其中的部分）。在授课过程中，他运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等方法，来讲授深奥的哲学理论，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有趣，许多听众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

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哲学问题。旧中国社会矛盾深重，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其复杂性、尖锐性、曲折性为世界罕见。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在认识矛盾的过程中解决问题。换言之，社会实践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理论要求，毛泽东正是适应这个要求而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如果说，《实践论》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来阐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解决认识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那么，《矛盾论》则是当时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理论形态，它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有层次地

展开论述。这两篇著作所阐述的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运动在认识论上的升华。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篇伟大的哲学著作，但它不是纯粹的思辨哲学。毛泽东在两篇著作中以中国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历史经验为分析对象，从中分析哲学问题。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各个阶段的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为例证，来研究事物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强调不仅从其联结上，而且从其总体上分析各个阶段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强调必须对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反对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毛泽东概括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思想。他在《实践论》中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获得”，提出真理性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包含了对中国革命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而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的哲学概括；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的思想，既是对在此之前的有关哲学思想表述的进一步的逻辑发展，更重要的，可以说是对中国革命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的比较，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哲学抽象。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提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概念，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运动的最普遍法则的通俗化，也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异常复杂的矛盾运动，并使之成为东方世界的各种矛盾的焦点这一现实土壤的科学结论；对矛盾特殊性的五个层次的精辟分析，既是对有关哲学论述的系统化，但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矛盾运动的种种特殊表现的哲学概括；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的思想，不仅是使矛盾的互相转化的思想在逻辑上贯彻到底，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地位的转化在哲学上的反映。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哲学思考，重要的目的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清除“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左”右倾机会主义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揭示了 “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向前推进了，他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原阶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大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至于历史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这两种错误倾向都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左”倾教条主义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毛泽东尖锐地

批评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割裂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在统

一战线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只要联合不要斗争；“左”倾机会主义者只要斗争不要联合。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不是导致投降主义，就是实行关门主义。毛泽东正确地阐明了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 并通过论述这些哲学范畴达到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提供了哲学依据。

“左”右倾机会主义割裂部分与全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他们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部，只看事物的现象，而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这两者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毛泽东批评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毛泽东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他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于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正是由于毛泽东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又作了精细的理论研究，所以他对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概括才富有创见，才具有特殊的魅力，才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思考及其成果培育了党的干部，使他们从哲学高度认清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这为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最重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