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辉煌

• 毛泽东接见北大学生代表，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意见。甚至连学生国庆游行淋了雨，他都惦记，亲自指示提前烧好姜糖水。
• 周恩来刚刚开了一夜会，还没来得及闭闭眼。就驱车赶到北大西门办公楼西边的草坪，为北大和北京市即将奔赴钢铁战线的5000名师生送行。
• 我跑出教室一看，有队伍游行，同学们举着火把，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冲出校园了。

中央第一代领导关心北大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北京大学获得了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逐步发展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北大将校庆日由过去的每年12月17日改为每年的5月4日。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再次来到阔别30年的古都，他用饱蘸深情的笔，给北大学生会、校纪念“五四”筹委会复信，给北京大学题写校名，为学校“五四”活动题词。

毛泽东悉心关注着解放后北大的建设与发展，关怀着昔日的师友和新一代学子。

他给北大的工作以特别的关照，他诚挚地与著名学者马寅初、冯友兰、周培源等交流思想，探讨学术，共商国是。

毛泽东接见北大学生代表，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意见。甚至连学生国庆游行淋了雨，他都惦记，亲自指示提前烧好姜糖水。

毛泽东的名字永远与北京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紧地连在一起。

新中国诞生后，共和国的领袖中，在北大留下足迹最多的是周恩来。他朴实勤奋的身影，亲切谦逊的话语，对北大师生的信任鼓励，对北大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铭刻在几代北大人心中。

周恩来曾先后6次亲临北大视察或做报告。

周恩来第一次走进北大是在1949年5月9日。此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国民党特务还在不断地制造事端，可周恩来一不带警卫，二不让公安局派人，只带了两名工作人员来到北大与129位教授、副教授座谈。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和如何搞好教育工作的讲话，深深地表达出他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嘱托。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把500名北大师生和京津20所高校及中科院代表250人一起请到了中南海怀仁堂。

周恩来说：“讲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30多年了，也是不断地改造。我尽管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错误，栽过跟头，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还要把错误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

5个小时，周恩来讲得动情动理，师生们听得入脑入心。这是语言的交流，更是思想的沟通。后来一些教师入党时，还常常谈到周恩来这次报告的启迪。

1957年11月6日，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周恩来来到北大新校址即西郊燕园，在大饭厅给北大、清华和中科院的代表们作“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报告。

1958年9月20日清晨，周恩来刚刚开了一夜会，还没来得及闭闭眼。就驱车赶到北大西门办公楼西边的草坪，为北大和北京市即将奔赴钢铁战线的5000名师生送行。

1973年10月19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北大，抱病出席“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斯诺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并来到未名湖畔的斯诺墓前默哀。

周恩来对北大投入了不同寻常的关注：北大原子能系的建立，昌平分校的建设，解放初校委会主任和校长的人选，他都一一过问。

周恩来亲自给当时学校负责人周培源布置任务：“把北大理科办好”，还3次对北大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作指示，周恩来对北大寄托着特别的期望：

把北大办好，把高校办好，把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

北京大学对新中国的贡献

1951年6月，国务院任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为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医、工、农学院以及其他部分学科或分出去单独成立高等学校，或并入了其他大学。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院系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的有关系科并入了北京大学。北大的校址也从北京市内的沙滩等地迁移到了位于北京西北郊著名园林风景区的原燕京大学校址，即“燕园”。

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侧重于文理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综合大学，当时全校共有12个系、33个专业。到1965年发展到18个系、53个专业。学校规模也不断扩大，1962年在校本科生曾达到1.1万人，研究生为280人。

自1949年到1965年的16年间，北京大学共为国家培养了3万多名本科毕业生和2000多名毕业研究生，他们大部分成为我国各个领域的骨干。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众多学科，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原子能、半导体等前沿学科都是在北大率先设立。

创建于1955年7月的北大物理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培养原子能科学人才的机构。

研制“两弹”的主要科技人员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于敏、周光召等均为北大教授或毕业生。

这些人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同时还有着炽热的爱国心。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邓稼先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58年，在前人对胰岛素结构和肽链合成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3个单位联合，以钮经义为首，由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花、季爱雪、邢其毅、汪猷、徐杰诚等人共同组成一个协作组，开始探索用化学方法合成胰岛素。

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在1965年9月17日完成了。经过严格鉴定，它的结构、生物活力、物理化学性质、结晶形状都和天然的牛胰岛素完全一样。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生命的蛋白质，这在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中国人首次把可能变为现实。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标志着人类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向前跨进了重要的一步，开始了用人工合成方法来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新阶段。它推动了我国胰岛素分子空间结构的研究和胰岛索作用原理的研究，使胰岛素研究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体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蛋白质和多肽的研究人才。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北大计算机专业的科研人员冲破重重困难，终于在1974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百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为我国以后的计算机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新中国第一任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新人口论”。

1956年，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此时，尽管公务十分繁忙，马寅初先生仍挤出时间，从事经济研究，1956-1957年先后发表两篇论综合平衡理论的文章。他认为，只有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他还十分重视我国的人口问题。他研究问题，从实际出发，非常注重社会调查，收集第一手的资料。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后，他于1954年3次到浙江视察。5月25日先到黄岩，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又到乐清、温州、永嘉、宁波、嵊县等地。他说：“旧时代的浙江分成11个府，我跑了10个。”

他在浙江黄岩等地看到土地改革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觉得很好，但又看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他发现，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太高了，每年增长22‰以上，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加人口130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为此他心急如焚。

1955年，马寅初写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多数人反对，认为是马尔萨斯的一套。

马寅初先生认为大家是善意的，就将此发言稿收回，暂不发表，继续不断调查研究、修改、补充和继续征求意见。

1956年，又去上海、浙江等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

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57年3月31日，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上他着重谈了控制人口的问题，认为“生育也必须要有计划。”

同时，也指出他的主张与马尔萨斯的不同，以及马尔萨斯理论的错误。

1957年4月，《文汇报》记者来采访时，他又全面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理论，主张“必须有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

马寅初在大量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人口问题的新思想。

1957年4月27日他在北京大学发表人口问题演讲。在可容纳几千师生的大饭厅里，他用大量的材料和生动的比喻，阐述了他在我国人口问题上的见解，主张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这个演讲稿经过加工整理成为《新人口论》发言稿，于6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

7月3日他在会上作了《新人口论》书面发言。7月5日全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60年代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编著的《当代哲学史新编》等等，由于其极高的学术水平，被列为全国高校统一教材。这些文化学术成果不仅对北大，而且对中国的文化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

北大在改革春风中发展

有这样一块石碑铭刻着北大学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奔放激情：石碑正面是4个大字：

振兴中华

背面的碑文是：

1981年3月20日夜中国男排在香港比赛获胜消息传来，北京大学4000多学生集队游行，高唱国歌，喊出了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特建此碑，以志纪念。

这块石碑坐落在北大图书馆左前方不远的草坪上，是1984年北大全体毕业生留给母校的纪念。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举出一面“小平您好”的巨大横幅，道出了知识分子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亲密朴素的感情，这正是北大师生爱国情怀的真实体现。

改革开放初的拨乱反正、对学科专业结构和学生培养层次的调整，为北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是北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尽管出现了一些动荡不安，但在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保证了改革发展的连续性。

北大常务副校长闵维方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以来，学校抓住机遇、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逐步形成了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陆续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

1994年北大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北京大学改革发展纲要》，确定了北大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

从那以后，北大以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为龙头，以教师队伍和党政干部队伍为关键，以发展校办产业、增强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形成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稳定有序、民主活泼、集中精力进行改革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氛围，在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高教发展贡献了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北大顺应科技革命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科结构的更新改造和教学改革，使北大由原来的文理科综合大学发展为多学科、多层次、多形式的新型综合大学。

1998年5月4日，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国家党政主要领导人全部出席了北京大学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建校100周年大会。

江泽民发表了被称为“科教兴国的动员令”的著名讲话。他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郑重宣布：

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由此，中国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985工程”由此启动。

“985工程”的主要目标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

党和政府高瞻远瞩，立足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做出了我国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英明决策，这对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跃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于认识世界、探求真理、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于我国培养和造就高层次创造性人才，构筑国家创新体系，促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中，“科教兴国”伟大战略部署的第一步以将从北京大学首先迈开。

北大喊出时代的最强音

1984年10月1日上午，盛大的国庆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广场。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条激动人心的标语：“小平您好”。北京大学的学生又一次喊出了时代的强音。

标语的作者是郭建崴。

郭建崴，1963年12月生于山西大同。1985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于华南农业大学教书，1990年北京大学生物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至今。

1981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生物系，金秋9月，这个不满18周岁的年轻小伙子跨进了梦寐以求的美丽燕园。

此时的北大学生，非常有理想、有朝气，关心国家大事。

郭建崴后来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用发愁。不愁学费、不攀比吃穿、不愁工作，国家包分配，北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工作相对来说都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气氛很活跃，年轻人的思维也很灵活。”

在刚入学不久，郭建崴就碰到了一件大事。那是11月份的一天晚上，他正在教室里上自习，突然听到外面有口号声，我跑出教室一看，有队伍游行，同学们举着火把，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冲出校园了。

郭建崴一打听，原来是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他第一次被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震撼了。

后来郭建崴得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就是当年3月份，在中国男排力克南朝鲜队，成功进军世界杯之夜北大同学喊出的。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

郭建崴他们81级学生，代表北大参加大学生方队游行。当年暑假，他们几乎没有休息，提前返校开始紧张的军训，练队列、喊口号、跳集体舞。

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2周年，两个国家互派青年进行文化交流。

国庆的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将举行盛大的群众联欢活动，中日青年联欢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跳集体舞。

进入9月份后，国家给他们发了统一的服装，是蓝色的，还发了彩纸，让他们自己扎成花束，另外，还有小彩旗。

这期间，他们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游行的预演。

9月30日晚上，郭建崴他们几个在宿舍里扎花，当然心情都很兴奋。他们宿舍是28号楼203房间，主要成员有常生、张志、杜杰、柳波、王新力和郭建崴。

常生是北京人，本来是80级的学生，因为生病休学一年。休学期间，常生养成了练书法的好习惯，所以，经常写毛笔字，字写得也不错。

他们边扎花边议论明天的活动。大家七嘴八舌，突然有人说：“明天的游行，我们能不能偷偷带点什么进去？能展现我们个性的东西？”

常生于是就说：“我写点什么，做个横幅，让全世界看看我的书法。”

他的提议当场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成。其实，当时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不让私自带东西进入游行队伍中。

不过，他们想，北大的学生嘛，就是应该与众不同，要张扬一下自己的个性。

郭建崴后来说：“就我个人而言，参与这么一件在后来成为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当时真的不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说经过很深的思考，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很偶然。”

既然决定写点东西，那么，写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主要还是围绕着大的形势。

“振兴中华”被别人说过了，没有创意。

“教育要改革”、“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等没特色。

一个个的口号被提出又被否定。这时，隔壁宿舍的几个同学也加入进来，有栾晓峰、毛小洪、李禹、于宏实、郭庆滨等几位，女生佟丹也参与进来。

这时，有人提议应该表达一下他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感情，因为当时改革开放有几年了，成效显著。

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没有改革开放，他们也上不了大学。他们想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爱戴之情。有人提出写“邓主席万岁！”，这种口号立马被大家否定了。

最后决定直接问声好，就写“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您好”，但是又觉得句子长了点；就写“邓小平同志您好”。

大家越是议论，越是胆大，把姓氏也省略掉，干脆直呼“小平同志您好”。

于是，常生拿来一张纸，一时找不到那么大的毛笔，就用宿舍里擦桌子的抹布，卷成小棒棒，蘸着墨汁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6个大字。

字写好了，怎样做成横幅呢？想来想去，只好用床单，把6个大字粘在上面。这时，大家一致瞄准了其中一位同学的床单，因为比较新。这位同学边从床上撤床单边说：“这可是个新床单。”

把6个大字往床单上一比划，床单不够长。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吧。”

这句话一出来，本来很热闹的宿舍里，一下子静了下来。直接称呼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是不是有些不敬？要知道，在我们国家，对长辈、对领导是不习惯直接称名道姓的。

但是他们再一想，这是对领袖的问候，没有别的意思，不至于上纲上线吧！于是，他们就把“小平您好”4个大字用订书机订在了床单上。

条幅制做好了，怎么打出来？他们从几个宿舍找了3根长木杆，其中有拖把，把墩布头卸了，只留下棍子，把横幅绑在了杆子上。外面绕以彩带，顶端缀以纸花，横幅成了一把巨大的花束。

10月1日４时，郭建崴穿上了实验室的白大褂，把横幅藏在了里面。大家乘坐大巴来到东皇城根集合，然后步行经过王府井，到达东长安街。这时，他们偷偷将横幅交给了一名高个子同学。

张志是班长排在第一个，杜杰、李禹、于宏实等几个紧随其后，大家用手上的纸花为他们做掩护。

当北大学生方队走到天安门金水桥东华表时，常生、李禹、于宏实等同学一下子打开横幅，队伍欢腾起来。这个时候，他们的带队老师喊：“快跑，快跑！”于是，队伍便开始跑起来。

跑过去之后，郭建崴的心里还咚咚地在跳。

后来，邓小平看到横幅笑了。

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本来先拍北大的游行队伍，横幅打开后，镜头立即转向了清华，不过马上又转向北大，这时横幅全面展开，场面一片欢腾。整个过程前后顶多一分钟。

可惜的是队伍过去之后他们就把横幅给扔掉了，没有保存下来。

游行结束，他们坐上校车回到学校。晚上跳完集体舞后回到北大，他们还在议论这件事。

这时，佟丹来到我们宿舍说：队伍游行时她弟弟正在一个路口上观看，听到几个警察在说北大这几个学生也太胆大了，要收拾他们。

于是，郭建崴和常生、王新力几个连夜躲到在北京的家里或亲戚家了。

过了几天，据说有新华社记者来北大生物系采访他们，老师一时很紧张，后来记者对他们说这是一件好事。

后来他们才得知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他们举着“小平您好”横幅的照片，是《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老师拍摄的。至此，他们心里才踏实下来。

“小平您好”，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政策的象征，成为当代知识分子与党和政府之间亲切平等关系的标志。

这个口号的无与伦比的震撼力，是因为它源自学生的自发，出于人民的心声，体现平等的意识，闪烁北大的精神。

这条标语成了对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的写照。

喊出时代的强音，北大人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沿。

因学术主张在那个时代留下痕迹的北大教授厉以宁，在80年代初，当人们在大谈价格改革的时候，厉以宁提出企业改革才是真正的出路。

1987年，当人们在热衷于承包制的时候，厉以宁又说股份制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由此得名“厉股份”。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另一个出自北大学门，而今已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学者林毅夫，和他的新农村建设主张也对时代具有重要影响。

他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不仅很好地诠释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之道，也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林毅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早提出者和倡导者，认为“新农村运动”不仅可以拉动内需，而且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生活现代化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站在时代前沿，北大人获得了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聪明与才智的机会。

著名法学家肖蔚云曾参加1982年宪法的起草，以及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筹备工作；参与选举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等宪法性法律的起草工作，这样的实践与机遇，使肖蔚云的学术生涯喷薄出光彩。

起草香港基本法时，他是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和筹委会的工作中，肖蔚云仍是政治体制小组的负责人。

香港基本法通过后不久，肖蔚云主编了《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这是国内第一部“一国两制”法律理论和基本法研究专著。

澳门基本法通过后，肖蔚云出版了《一国两制与澳门基本法》。至此，肖蔚云有关“一国两制”下的基本法理论正式创立。

北大新时期的科技创新

改革开放的20年，北京大学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北大科研工作结出累累硕果的时期，是北大为国家、为世界创造了大量新知识、新技术的20年。

程民德、石青云院士等研究开发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在指纹识别方面大显神威。

70年代末期，伟大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万物复苏，百废待举。我国模式识别的开拓者程民德院士，在北大首次开办了模式识别讨论班。他招收了我国第一个从事模式识别的研究生。

1979年，程民德院士的好朋友、国际著名模式识别权威、美籍华人傅京孙教授来中国讲学。一直对傅先生充满敬意的石青云教授非常高兴，程民德先生特意将他十分看重的石青云教授介绍给傅京孙。

得知石青云步入模式识别领域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写出《关于癌细胞识别的形状特征》，傅京孙非常感兴趣，当即邀请石青云到美国普渡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普渡大学正是傅京孙所在的学校，那里的模式识别研究室，是模式识别研究领域世界性的前沿阵地。

在普渡大学一年半的时间里，石青云教授抓紧一切时间汲取知识。聪慧和勤奋，使这位1953年起就开始在北京大学学习并学成留校教学的四川才女取得了模式识别研究的3个突破，连有“句法模式识别之父”称号的傅京孙也对她刮目相看。

石青云写出的3篇论文均在国际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1982年初，回到中国以后，石青云一方面协助程民德教授指导一位我国第一个从事指纹识别的博士生，一方面率先开展了“图像数据库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并得到国家科学基金的连续资助。

1986年至1990年，石青云主持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模式识别图像数据库”的研究项目，取得4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她也荣获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2年至1985年，在石青云主持的基金项目中，对数字图像的离散几何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创造了从指纹灰度图像精确计算纹线局部方向、进而提取指纹特征信息的理论与算法。

随后，在她主持的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研究成功了适于民用身份鉴定的全自动指纹鉴定系统，以及适于公安刑事侦破的指纹鉴定系统。从而开创了我国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应用的先河。

这两个鉴定系统的完成，说明指纹自动识别在80年代末期就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重大科技成果，对于这样重大的科技成果，如何产业化？石青云在探索，北大在探索，中国在探索。

说来很巧，当时在北大做科技开发部主任的一位老师，正赶上他在美国的一位华人好朋友找他，说美国一家叫AMAX的华人公司想在北大找一些好项目，进行合作开发。这位开发部主任就将技术领先的北大指纹自动识别系统介绍给了他的朋友。北大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技术先进性，一下子吸引了他的朋友。经过接触洽谈，他们达成了协议；与AMAX公司合作，共同组建一个新公司，名叫COGENT，在美国开发销售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北大用技术入股，占49％的份额；AMAX公司投入资金，占51％的股份。

1989年7月，石青云老师和北大科技开发部主任带领一个科研小组，来到了美国洛杉矶。公司成立了，在美国的事务，如公司注册、开发场所的选定、市场开拓等，由在美国的合作者打理，石青云及所带的学生专心致志地进行科技开发。

美国的这位合作者有一个在硅谷警署工作的白人警察朋友。这位合作者请白人警察朋友帮忙，说通警署同意，在硅谷警署开发了第一套警用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这套系统应用不久，就成功地破了案。

1990年，美国洛杉矶社保局公开招标“实现救济金发放控制”项目。这是一次国际性招标，投标者有大名鼎鼎的日本NEC，有北美另一著名指纹厂商Morpho，还有一个是联合体EDS公司。EDS公司联合了HP和COGENT。EDS负责管理方面的系统集成，HP出计算机硬件，COGENT出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软件。

洛杉矶社保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EDS公司，选择了北大指纹系统。

石青云主持开发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分警、民两种用途。

民用系统的精确性要求更高，因为它是对人的身份进行鉴定的系统，要求全自动，解决的是“我是谁”的问题。而警用系统则是根据相似性得分给出候选对象，允许有一定的人工干预。

日本NEC和北美Morpho的产品全是公安方面的产品，他们的系统很大，但不是全自动的。而洛杉矶社保局的救济金发放控制，要求系统全自动，而且要在工作站上就可以实现。这也是洛杉矶社保局为什么选择北大系统的真正原因。

这次招标后，美国当地媒体对北大系统做了很高评价：

这是世界上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第一次非公安应用；是在工作站上实现的第一个全自动系统。

此次招标后，北大指纹技术在美国一炮打响，利用北大指纹技术创建的COGENT在美国有了一定名声。

北大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因其先进性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在“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被鉴定评价为“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的科技成果。

这项技术于1991年获中国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年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鉴于石青云的科学成就，1993年她光荣地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91年底，因工作需要，石青云回到北大。北大与COGENT公司的合作也因此而结束。北大与COGNET公司签订了新的协议，双方在原有技术基础上各自寻求今后的发展。石青云留给COGENT的，只是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第一代算法；留下的还有石青云老师带到美国的学生。现在COGENT公司的主要技术骨干，仍是当年石老师的学生。

北大对石青云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非常重视，并以这项技术为依托，创办了北大自己的公司。北大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技术，为中国人民的公安事业，为科技强警，为中国的国民安全服务。

1993年北大创办了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

新的北大公司成立后，石青云继续她的研究。在研究中，石青云基于指纹方向图，又提出快速纹型分类和准确提取指纹中心、三角、形态和细节特征的全套新算法，以及统一处理无中心和有中心情况的高效指纹匹配算法。

这套新算法的提出，被人们称为指纹自动识别第二代算法。正是这一套创新算法的推出，使石青云在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专题中，研究成功技术先进的指纹自动鉴定实用系统、警用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和民用指纹自动识别系统。

利用这套技术，北大与上海市公安局共同完成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专题“大容量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研究，并于1996年通过了公安部组织的验收。

北大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正式通过公安部验收，也为这套系统迅速在我国普及打开了通道。

北大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推出，使广大公安干警从繁重的人工查对指纹中解放出来。

浙江是1997年开始使用北大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的。浙江采取省、地二级建库、省、地、县三级查询的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浙江模式”。

湖北宜昌市也是采用北大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较早的城市，并破了许多大案。指纹自动识别系统不但使宜昌破了许多大案、要案，最重要的一点是促进了科技进步，提升了人们的科技观念，改变了公安干警粗放型凭记忆工作的模式，提高了公安部门的素质技能，推动了社会进步。

在植物基因工程和基因分子调控研究等方面，陈章良教授的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

张青莲院士等合作测定的稀有元素铟、铕、铈等，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确认为原子量数据标准。

杨芙清院士主持研制的“青鸟软件开发系统”、地球物理系的中国北方暴雨成因研究及其与国家气象局合作研制的“中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等一批成果均获得国家重大科技奖励，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北大历史上诸多“第一”中，由王选教授等研制的中文电子出版系统，使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告别了铅与火，北大方正集团公司也成为世界最大的中文出版系统开发和供应基地。

这完全得益于王选对真理的不断追求和创新精神。1975年，王选对国家正要开展的汉字激光照排项目发生了兴趣。

此时，在北京和平西街通往和平街的便道上，王选正像往常一样，匆匆地赶往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从着手汉字精密激光照排系统的研究开始，每周他都要挤公交车往那里跑三四次，一待就是半天。

从北大到情报所的车费是2角5分，不过少坐一站就可以省下5分钱，王选就尽量节约，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前往情报所。

此时，中国的印刷业现状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1946年，西方就已经发明了第一代照排机，到1975年都过去30年了。

汉字照排系统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使得我们的印刷行业还处在沿用了近百年的铅字印刷阶段。

铸字耗用的铅合金达20万吨，铜模200万副，当时价值人民币60亿元，能耗大，效率低，环境污染大。而此时，中国最多的厂，恐怕就是印刷厂了。

最前沿的需求刺激是创新的源泉。这是王选后来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

在国产计算机条件简陋的情况下，走常规的科研道路显然是不行的。日本流行的是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是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在实现汉字照排自动化方面，日本在美国、原西德的帮助下，已经研制出一些设备。

深思熟虑之后，一个最大胆、最前瞻的设想在王选的脑海里初具雏形：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这一想法，在一般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要知道，世界上第一台激光照排机还在研制当中，就凭王选一个“小助教”，能行吗？

1976年12月，王选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此后他设计的激光照排控制器，成为了汉字激光照排的核心。

但此时让王选感到苦涩的是，研究成果得到政府和学校的承认，却不被用户采纳。

1985年7月的访美之行，给了他很大的刺激。王选后来回忆说：

在纽约HTS总部，他们的总裁春风得意地接待了我，原来他刚从北京回来，和我们的一家大报社签订了430万美元的照排设备合同。我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因为就在同年5月，我们6家单位通力协作，前后历时5年研制而成的华光II型系统就已经通过了国家级鉴定。

系统有问题，解决；用户有需求，服务。王选的耐心和恒心终于感动了用户，《经济日报》成为第一个方正集团的报社用户，当他们的印刷厂承印的所有报纸和书刊全部用上激光照排，最终卖掉铅字、字模等一切铅作业设备的时候，“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真正变为现实。

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使我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仅用了短短数年时间，从铅字排版直接跨越到激光照排，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改造道路，被公认为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

王选两度获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奖和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获1987年我国首次设立的印刷界个人最高荣誉奖毕昇奖，王选本人被誉为“当代毕昇”。

王选是中国新一代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具有强烈的市场判断力和前瞻意识，被人们誉为具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

从1981年开始，他便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工作，使中文激光照排系统从1985年成为商品。逐渐占领了国内报业99%和书刊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88年后，他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提出“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积极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

王选教授倡导团队精神，以提携后学为己任，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学术骨干，生动体现了一位新时代教师的价值观。

1993年，王选主动表示自己的创造高峰已经过去，今后的贡献在于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年轻人。

这一年，他把3个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还随身带个笔记本，记录研究院每个年轻人的兴趣、特长、导师评语和进步，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发挥每个研究人员的潜能，给予他们一个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敢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学前沿。

1996年，方正集团收入增长到40亿元。在发展势头极猛的时候，王选居安思危，提出“成功是失败之母”。提出要持续创新研究下一代核心技术，以使方正集团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新时期丰厚的人文硕果

改革开放以后，北大文科领域也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东方学系季羡林教授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作颇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他还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

季羡林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1948年起，季羡林就开始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他的《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被认为是一部“我国前所未有的开创性著作”。

季羡林还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他的《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是“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的。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季羡林于80年代主编了《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写了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翻译介绍了印度文学作品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这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80年代初，季羡林还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种、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季羡林认为，从以上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

中文系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的《全宋诗》，是迄今中国最大的一部断代诗歌总集。

考古系的山西晋侯墓考古发现使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另外，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四记》等论著，吴树青教授等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厉以宁教授的股份制理论研究，萧蔚云教授关于“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问题的研究等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北京大学正以她崭新的步伐迈向新时代，并以丰富的知识造福伟大的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