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诗人与中国

在俄罗斯诗坛上，可以说，叶赛宁是普希金之后最受读者喜爱和崇拜的诗人之一。前苏联先后为他诞辰 70、80、90 周年举行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诗人的家乡康斯坦丁诺沃村整个被俄罗斯联邦划为国家级“文学保护区”，而“保护区”的重点自然是“叶赛宁文学博物馆”。在现今的俄罗斯，叶赛宁的肖像被印在邮票上和中学、大学课本里，刻在浮雕和版画上，而他的作品，已被印成六卷本广泛发行了。至于叶赛宁的一生和诗人形象，在纪录影片《谢尔盖·叶赛宁》（苏联中央纪录影片制片厂，1965）、故事影片《歌唱吧，诗人⋯⋯》（莫斯科电影制片厂， 1971）、大型声乐交响诗《怀念叶赛宁》（格·斯维里多夫作曲，1971） 和传记小说《谢尔盖·叶赛宁》（阿·安德列耶夫著，1973）等许多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再现。初步统计，以叶赛宁为题材创作的诗歌近 700 首①；以叶赛宁生活片断为情节创作的散文作品有 50 余部

②；根据叶赛宁的诗歌作品谱成的抒情歌曲和其他音乐作品有 500 余首③， 叶赛宁的诗，不仅抒写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如批评家梅特钦科所说， 乃是“别具特色的抒情日记”，同时也体现出伟大转折的时代，即暴风雨般的革命时代及这一时代所引起的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叶赛宁被视为“颓废诗人”的典型，他的作品被打入冷宫。直到 50 年代末诗人才被恢复名誉，其闪烁异彩的诗作使人们相信他是“真正苏维埃诗歌艺术的代表”（诗人阿谢耶夫语）。此后兴起的“叶赛宁热”一直持续到今天。诗人的各种选集尽管一版再版，但仍供不应求。有的叶赛宁诗集，如同普希金的作品，一印就是上百万册， 而且当即销售一空。这种现象的本身也可以证明叶赛宁的诗歌地位，怪不得诗人沃兹涅先斯基说：“美利坚的强大在于电脑，俄罗斯的强大在于读者。”

叶赛宁的诗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苏联诗人，许多青年诗人从他的诗歌中汲取营养，受到启迪，从而形成了七八十年代颇具影响的“悄声细语”派诗风。这种诗风至今不衰，在俄罗斯诗坛上仍保持着旺盛的势头。

叶赛宁的诗歌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各种外文译本已有几十种流传于世界各国。前南斯拉夫出版了两套不同版本的叶赛宁诗歌全集。早在诗人生前，欧洲的一些国家就翻译介绍了叶赛宁的诗歌作品，例如英国和意大利，分别于 1922、1923 年首次翻译介绍了叶赛宁的诗。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翻译与介绍同时进行，我国则是先介绍诗人后翻译其作品。中国读者第一次听到叶赛宁的名字是通过愈之先生于 1922 年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的文章《俄国新文学的一斑》（《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4 册）。愈之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了叶赛宁的诗剧《普加乔夫》的革命现实意义。从时间上看，这与最早介绍叶赛宁的欧洲国家是同步的。日本于 1923 年翻译出版了叶赛宁诗选的单行本①。有迹象

① 参阅《俄苏作家》（诗人卷第 8 册，）“图书”出版社，莫斯科，1985 年。

② 参阅《俄苏作家》（诗人卷第 8 册，）“图书”出版社，莫斯科，1985 年。

③ 参阅《俄苏作家》（诗人卷第 8 册），“图书”出版社，莫斯科，1985 年。

① 参阅《叶赛宁创作问题》第 262—263 页，“现代人”出版社，莫斯科，1978 年。

表明，当年鲁迅先生就是依据日文译本了解叶赛宁的。此后，1927—1930 年间，鲁迅先生曾在《革命文学》等文章和讲话中多次评介过叶赛宁。然而，鲁迅先生首先注重的是诗人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对仅仅是革命“同路人”的叶赛宁评价较低，指出他在革命现实面前的思想矛盾。联系到当时的革命现实，可想而知，鲁迅所推崇的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因而叶赛宁的“纯”抒情只会引起鲁迅先生的遗憾。解放后，由于受到苏联文艺界的影响，叶赛宁在我国某些人的眼里，乃是“脱离革命”的诗人。直到 80 年代初还有人在文章中把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对立起来，称其为“反革命”诗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和悲剧！ 叶赛宁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急剧转折的时代。伟大的俄罗斯人民通过革命进军走向了光明的未来。这个时代是严峻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远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诗人都能在这一革命航船上站稳脚跟。但从历史的“远距离”来看，叶赛宁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应当说，中国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壮大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也深受西方诗歌其中包括俄罗斯诗歌的影响。从审美趣味来看，我国广大读者是喜爱世界上一切国家的诗歌珍品的。而如果让一位诗歌爱好者列举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外国诗人的名字时，那么，即使是在今天，他所举出的三个当中恐怕至少会有一位是俄罗斯诗人。俄罗斯诗歌如此深入我国读者之心，是与本世纪以来我国几代人在翻译介绍方面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继愈之先生介绍叶赛宁之后，我国革命诗人蒋光慈于 1928 年翻译了叶赛宁的诗《新的露西》，同时还撰写了连载文章《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其中包括与译诗一起发表的叶赛宁专论（《创造月刊》第 1 卷第 8 册）。此文在阐述“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的背景上，全面评价了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读者深入了解叶赛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蒋光慈还把《新的露西》一诗的译文收入自己的诗集《乡情集》，于 1930 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李一氓先生则翻

译了叶赛宁的“变形”一诗，收在郭沫若编译的《新俄诗选》里，于 1929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新俄诗选》的附录中，李一氓和郭沫若先生写道：“在青年诗人中，他（叶赛宁）是最有天才的一个。”30 年代，戴望舒先生曾翻译过叶赛宁的组诗《母牛》、《启程》、《安息祈祷》、

《最后的弥撒》、《如果你饥饿》①，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新诗》杂志 1937 年第 4 期上。40 年代，戈宝权先生曾翻译过叶赛宁的组诗《已经是夜晚啦》、《细雪》、《喂，你，我亲爱的俄罗斯》、《我又重新在这儿， 在亲爱的家庭里》、《明天早一点唤醒我吧》、《我离开了亲爱的家园》、

《在窗子上面是月亮》、《你听见吗——飞过了一辆雪橇》、《天蓝色的短衫》、《风雪在狂烈地飞旋》），发表在上海出版的《苏联文艺》杂志 1947 年第 8—9 期上。同期《苏联文艺》杂志还刊载了叶赛宁的《自传》（葆荃译）和斯·曼宁撰写的文章《叶赛宁的悲剧》（施蛰存译）。50 年代后半期，孙玮先生翻译过叶赛宁的《大地的船长》和《关于二十

六个人的故事》，发表在《译文》杂志 1957 年 11 期上。这就是中国早期翻译和介绍叶赛宁诗歌作品的四个阶段性的过程。此后便是20 年的“空白”。

① 这一组诗加上《我离开了家园》，收入《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从 1978 年开始，中国对叶赛宁的介绍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叶赛宁的诗歌成为中国作家、翻译工作者持续翻译和介绍的热点， 对叶赛宁诗歌创作的研究和对他的诗歌作品的翻译工作可以说从未间断过。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叶赛宁的重要作品几乎全部被翻译介绍了过来，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多达几十篇。爱好外国文学的广大中国读者， 可说没人不知道叶赛宁的了。这一时期所翻译的作品包括叶赛宁组诗（王守仁等译，《春风》杂志 1979 年第 3 期）、《叶赛宁组诗》（楼肇明译， 诗刊《星星》，1980 年第 11 期）、长诗《安娜·斯涅金娜》（顾蕴璞译，

《春风译丛》1982 年第 3 期）、《叶赛宁诗选》（蓝曼等译，漓江出版社，1983 年）、《叶赛宁评介及诗选》（顾蕴璞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叶赛宁抒情诗选》（刘湛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叶赛宁诗选》（顾蕴璞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年）、诗集

《白桦》（郑铮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 年）、《叶赛宁诗选》（丁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年）、《叶赛宁抒情诗 100 首》（黎华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 年）等，其中顾蕴璞先生译的《叶赛宁诗选》规模最大，包括抒情诗、叙事诗和诗剧，每首译诗之后都附有简要的“题解”，使读者有可能深入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和艺术特色。从整体来看， 叶赛宁诗歌的这些中文译本可以印证叶赛宁诗歌创作的情感基础：他的抒情诗只为一种巨大的爱而存在，那就是对祖国的爱；对祖国的感情构成了叶赛宁全部诗歌创作的基调。此外，通过上述翻译作品读者还可以看到，在叶赛宁的诗中抒情与叙事并非“共存”，而是相互渗透，浑然一体。读者不仅会受其意象和情节的吸引，而且还会被其激情感染，仿佛那是自己的经历、体验和心声。或许，这也是叶赛宁诗歌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在翻译介绍叶赛宁诗歌作品的同时，我国译者也没有忘记诗人的理论著作。《生活与艺术》①和《玛丽亚的钥匙》②是研究 20 年代初期苏联诗歌创作和叶赛宁本人的重要先驱性著作，也是叶赛宁在诗歌理论方面的建树，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引起我国作家和青年诗人的重视。

在我国，近十年来翻译过叶赛宁诗歌作品的译者还有飞白、岳凤麟、龙飞、冯春、杜家驹、谷羽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叶赛宁诗选》还会有其他译本问世。所有这些都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国诗歌研究和翻译工作正在加倍努力，争取在介绍世界文学珍品的领域里与其他国家齐头并进。伺时，也说明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欣赏水平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叶赛宁的艺术成就引起我国极大的重视，在读者和新一代青年诗人当中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读过叶赛宁诗歌的中国读者，十之八九会对这位杰出的俄罗斯诗人产生一种独特的亲切感情，仿佛他那诗人的气质便是“中国型”的，就像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就豪放旷达的性格、缠绵悱恻的情感和浪漫主义的激情来说，这两位相距一千多年的异国诗人，倒是有许多近似和一致的地方。我们从苏联作家维尔日比茨基所记述的一段故事中也可以反证这一点。尼古拉·康斯但丁诺维奇·维尔日比茨基既是作家又是记者，

① 译文见《叶赛宁评介及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

② 译文见《国际诗坛》第 3 辑，漓江出版社，1987 年。

与叶赛宁有莫逆之交。1924 年底至 1925 年初叶赛宁在第比利斯和巴统时，维尔日比茨基正主持《东方霞光报》的出版工作。有一次他给叶赛宁讲述了有关“八世纪时中国的天才诗人李白”的故事：“⋯⋯皇后爱上了这位宫廷诗人，但李白回避和逃离这一爱情。出于感激之情，皇帝赐给他 50 头毛驴，满载着金银财宝和只有在盛大节日才穿的珍贵服装⋯⋯离开京城不远，诗人便吩咐随从在大道中央摆设酒宴，款待过往行人和周围的农民，而且还亲自把御赐的衣服给平民百姓穿上⋯⋯当金银耗尽，御赐的一切全都分光了的时候，李白以步代车，继续前行，最后来到了长江边上安顿下来。一天夜里，诗人划着小舟到江心去赏月。水中的月亮是那么美妙迷人，诗人想拥抱它，于是就跳进河水，结果淹死在江中⋯⋯”有关李白生平的片断，在外国人那里常常是以讹传讹， 乃至流传成上述那种“野史”式的离奇故事，不过，倒也把诗人李白那豁达、豪迈的浪漫主义气质形象地传达了出来。也许，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叶赛宁的极大兴趣，从某种角度来看，还对叶赛宁的诗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维尔日比茨基的“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叶赛宁。听得入神了的叶赛宁让他把有关李白的一切更详细地讲下去。这时，维尔日比茨基便给叶赛宁朗诵了李白的诗⋯⋯叶赛宁从未到过中国，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当他听完自己朋友所讲述的有关李白的这类故事和激情洋溢的诗歌之后，必定会惊奇地发现，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万里长城” 那边所出现的这位中国诗人，与自己在性格上和气质上是多么近似！从此，中国的这位伟大的诗仙——李白的形象便萦绕在叶赛宁的脑际，李白的诗人气质和浪漫主义的追求也铭记在叶赛宁心中⋯⋯

维尔日比茨基还回忆说，1925 年夏天，叶赛宁特意从莫斯科把李白的一张画像寄给了他（这是从一本英文杂志上剪下来的），画面上是： 醉酒的李白，在一对青年男女的陪同下，前往某处漫步。李白面容慈祥， 幸福而陶然宁静。画像的背面留有叶赛宁的题词：

送给挚友柯里亚·维尔日比茨基作纪念。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

拿李白这样的生活去换

其他生活！

谢尔盖·叶赛宁①

可见，李白给叶赛宁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这还不是惟一的凭证，读者从叶赛宁《麻雀般喧闹的大海》（1925）一诗中也可发现明显的痕迹：

啊，月旁的大海

闪着亮光，——令人欲投进水中。在这样湛蓝的天空下

我不想让心平静。

① 关于维尔日比茨基与叶赛宁，参阅《回忆叶赛宁》第 396—398 页，“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65 年。

啊！月旁的大海

闪着亮光，——令人欲投进水中。

也许，古今中外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永远也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 他们那极其敏锐的情感神经的末梢无论何时都是相通的？！

中国诗歌界对叶赛宁的研究是十分重视的。1985 年，值叶赛宁诞辰90 周年、逝世 60 周年之际，于 10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叶赛宁学术讨论会。我国苏联文学研究界对叶赛宁诗歌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讨论会是由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组织的。出席会议的学者、专家、诗人和翻译家有五十余人，其中包括艾青、陈冰夷、孙绳武、余振、魏荒弩等。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曹靖华， 会长叶水夫，副会长戈宝权给大会发了贺信，表明我国老一代学者对叶赛宁研究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提交给讨论会的学术论文多达几十篇，涉及的内容包括叶赛宁的思想发展、艺术成就以及有关对叶赛宁的评介，甚至还有叶赛宁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比较研究等等。就是在这会议的基础上，由岳凤麟和顾蕴璞先生负责选编了我国第一本《叶赛宁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其中共收论文 19 篇，基本上反映出我国对叶赛宁诗歌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应当说， 不少论文都富有“中国特色”，其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是别的国家的学者所无从着手写的，如我国著名诗人艾青的《关于叶赛宁》、顾蕴璞先生论叶赛宁的人品和诗品的《思想矛盾和艺术魅力》、笔者探讨诗人感情纠葛的《叶赛宁之死》等等。艾青以自身的感受、创作经验和东方人的眼光对叶赛宁的抒情才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爱情诗是和大自然联系起来的，是和土地、庄稼、树林、草地结合起来的。他的诗充满了生活的真实的气息。他的诗，和周围的景色联系得那么紧密、真切、动人，具有奇异的魅力，以致达到难于磨灭的境地。正因为如此，时间再久，也还保留着新鲜的活力。”

近年来，我国对叶赛宁诗歌美学的探讨是颇具新意的，对叶赛宁诗歌作品的研究已向纵深发展。不少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还开设了叶赛宁课程和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的论文课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今天，叶赛宁的诗歌，有如普希金的作品，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珍贵财富。也像普希金一样，叶赛宁已成为“俄罗斯诗歌的灵魂”！随着中国学者所编纂的各种《诗歌赏析词典》和《诗歌金库》的相继出版，叶赛宁的名字及其诗歌作品又进一步在中国广泛传播， 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水夫先生所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苏联文学史》中，叶赛宁则占有显著的地位。

1924 年 6 月 6 日晚 6 时，叶赛宁曾在莫斯科特韦尔大街普希金纪念

碑前为纪念伟大诗人诞辰 125 周年表示了崇高的敬意——献花和诵献诗。据同时代人回忆，叶赛宁手捧鲜花，穿过人群，站在普希金铜像底座的台阶上，他那金色的鬈发使他在众人之中显得特别突出⋯⋯献花之后，叶赛宁朗诵了自己那著名的诗篇《致普希金》：⋯⋯

⋯⋯

我站在这里，如逢圣餐， 要说出我回答你的愿望：

假如我被赐予同样的命运， 我真会幸福得立刻身亡。 虽然命定要受到排挤，

但我还将久久地歌唱⋯⋯ 好让我的草原之歌

也能像青铜般铿锵。①

此诗生动地体现出普希金的精神风貌和诗人的崇敬追思之情，把普希金那青铜般铮铮有声的高大诗人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如今，叶赛宁的“草原之歌”当真同普希金的铜像一样历久不衰。而且，这种典型的俄罗斯风格的“草原之歌”通过翻译工作者所架设的桥梁，已在邻邦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广大读者心中引起了共鸣！叶赛宁曾在《给格鲁吉亚诗人们》一诗中把自己称为“亚洲人”，如今叶赛宁的诗早已通过中文译本找到了通向中国读者心灵的道路，从而使这位举世公认的抒情大师的光辉形象也永远留在我们东方人心中，成为亿万亚洲人也引为骄傲的天才诗人。附 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