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宋兵书

《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是一部问答体兵书。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唐李问对》。唐太宗即李世民（599～454），唐代皇帝，李渊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后世居于陕西武功。他自幼聪颖干练，博文精武，少年即通古今兵法，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曾镇压窦建德、刘黑达等农民起义军，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帝位。公元626～649年在位，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注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文化交流，贞观四年（630）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晚年由于连年用兵，营建宫室，赋重役繁，加深了阶级矛盾。李卫公即李靖（571～649），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军事家。少有文武材略，精熟兵法，其舅父名将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旧唐书·李靖列传》）隋末任马邑郡丞。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以副帅佐李孝恭镇压辅公起义军。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故称李卫公。据书目记载，他著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大都佚失，“世无完书”，《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书影《唐李问对》，顾名思义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言论辑录。然而自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提出“世传王氏《元经》……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和何在《春渚纪闻》中提出“先君（按：指何去非）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吴曾《能改斋漫录》、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湘浦《卫民捷录·问对题注》等径从陈、何之说，断定《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撰。

另一种意见否定阮逸所伪撰，如元马端临说：“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姚际恒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古今伪书考·子类》）还有一种意见，即否定阮逸伪撰，也否定卫公所著，如明胡应麟说：“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四部正讹》）据今人考证，宋初既流行有《兵法七书》，宋神宗元丰三年下诏校定包括《李卫公问对》在内的七部兵书，颁定为武经，作为武举试士和武学的军事教科书，说是宋仁宗天圣（1023～1031）才中进士的阮逸伪撰，理由实不充分。说“其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更是偏颇之言。公正的评价是：《李卫公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宋戴少望《将鉴论断》）“《卫公问答》，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综观全书，上述评论并非溢美之辞。《李卫公问对》虽未必是李靖的手定稿，它当是深通兵法韬略，熟悉唐太宗、李靖事迹的隐士根据唐、李论兵言论汇编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可确断，然据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流传推测，其下限应在五代之前。

《李卫公问对》共分上、中、下三卷，一万零三百余字。全书涉及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又有对古代兵法的诠释和发挥；既讲训练，又讲作战；既讨论治军，又讨论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辨，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心围绕着“奇正”论述问题。

奇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历代军事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论述深刻，分析透辟。它引《握奇经》：“八阵，四为正，四为奇”，说明奇正原是方阵队形变换的战术。方阵中有四块“阵地”或“实地”（即战斗部队的位置），有四块“闲地”或“虚地”。在“实地”作战的部队就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就是“奇兵”。它认为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它用奇正的观点来解释进退、攻守、众寡、将帅、营阵、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军事问题，大大发挥了孙子的奇正学说。如它指出：“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等。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紧密联系起来阐述，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

《李卫公问对》非常重视阵法训练。主张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它重视训练方法，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强调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练，“汉戍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它还提出了由单兵到小分队，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的训练程序，即由伍法而队法而阵法。对于方阵、圆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尤其对李靖创造的六花阵，明确指出本于诸葛亮八阵法，“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李卫公问对》对古代兵法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归纳，它认为古代兵法“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它对古代重要兵法进行了评述和发挥，其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对《孙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解释不囿于曹操等旧说，并批评他们用力量的强弱来解释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对于攻守问题，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等等。

《李卫公问对》也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不可归结为单纯的一个原因，“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它还认为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强弱、优劣、主客都处在变化之中，“‘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它注重人事、反对迷信，指出“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但是，它又不主张废弃阴阳术数，认为这是“使贪使愚”的诡道之术。

《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也存有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如对李责力的明黜暗用的封建权术；它提出阴阳术数为诡道之术，若用来作为欺骗敌人、团结内部的一种战术，尚有可取之处，若用它来愚弄本部士卒，便是封建的愚兵政策。它的“教正不教奇”的论点，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明何良臣曾批评它说：“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阵纪·奇正》）《李卫公问对》，宋初有《兵法七书》本，后又有麻皓年注释本。宋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诏令校定《孙子》、《李卫公问对》等七书为《武经七书》，镂版刊行。据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载，宋代曾刊印过《李卫公问对》三卷单行本。但北宋之前的版本今不可见。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后众多丛书本及清刻、清抄本，大多源于此本。现存比较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建国后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吴如嵩、王显臣的《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李卫公问对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太白阴经》

《太白阴经》又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唐李筌撰。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唐书》无传，里籍不详。大约生活在唐肃宗、代宗年间。唐乾元二年（759）《进太白阴经表》称“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上表”，唐永泰四年（即大历三年，768年）《序》署名“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集仙传》称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阴经》。又《神仙感遇传》曰：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注：符当经之误）十卷，入山访道，不知所终。”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等书目记载，李筌还著有《孙子注二卷》、《青囊括一卷》、《阃外春秋十卷》、《通幽鬼诀二卷》、《军旅指归三卷》、《彭门玉帐歌三卷》等兵书。

《太白阴经》本来是一部“记行师用兵之事”的兵书，但因李筌以阴阳数术之说，以为“太白主兵，为大将军；阴主杀伐”（《进太白阴经表》），故取名为《太白阴经》，给这部兵书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后人又编造出所谓“李筌常游名山探奇术，于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黄帝阴符经》，遇骊山老姥，指明秘要，洞究深微，撰为兵书，名曰《太白阴经》”（《进太白阴经表》注）的神话。加之书的后半部分辑录了大量医卜星相、奇门遁甲之类的内容，使这部兵书进一步神秘化。揭去它身上的迷彩，就会发现它是一部较全面反映唐以前军事知识的综合性兵书。

《太白阴经》始藏诸名山石室，后献给唐朝廷，“进入内府，不传于世，瑞南宋公先世有传而得之，以辅明廓清海宇，是书之功也。以后子孙，慎勿妄传”。（史氏珍藏尾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因此，此书明以前只有抄本传世。由于传抄者随意删削合并，遂出现六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等不同卷数的本子。考《进太白阴经表》、《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均称为十卷，说明此书全帙应为十卷。

《太白阴经》是李筌花十年心血写成的兵书，搜罗广泛，内容丰富。他在《进太白阴经表》中说：“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其阴阳天道，风云向背，虽远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锥刀，大至城堡，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三军，辕门有之，虽桴鼓之吏，厮养之卒，亦可为万人之将。言无文饰，理探玄微，十载修成。”全书十卷共一百篇，具体篇目如下：

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地无险阻、人无勇怯、主有道德、国有富强、贤有遇时、将有智谋、术有阴谋、数有探心、政有诛强。

卷二人谋下：善师、贵和、庙胜、沉谋、子卒、选士、励士、刑赏、地势、兵形、作战、攻守、行人、鉴才。

卷三杂议：授钺、部署、将军、阵将、队将、马将、鉴人、相马、誓众军令、关塞四夷。

卷四战具：攻城具、守城具、水攻具、火攻具、济水具、水战具、器械、军装。

卷五预备：筑城、凿濠、驽台、烽火台、马铺土河、游奕地听、报平安、严警鼓角、定铺、夜号更刻、乡导、井泉、迷途、搜山烧草、前茅后殿、衅鼓、屯田、人粮马料、军资、宴设音乐。

卷六阵图：风后握奇垒图、风后握奇外垒、太白营图、偃月营图、阴阳队图、教旗图、草教图、教驽图、合而为一阵图、离而为八阵图。

卷七捷书、药方：杩牙文（一）、杩牙文（二）、祭蚩尤文、祭山大川文、祭风伯雨师文、祭毗沙门天王文、露布、治人药方、治马药方。

卷八杂占：占日、占月、占五星、占流星、占客星、占妖星、占云气、分野占、风角、五音占风、鸟情占。

卷九遁甲。

卷十杂式：元女式、察情胜败、主客向背、推神煞门户、龟卜、山冈营垒、山形冈陇。

《太白阴经》是在比较充分地研究前人军事论著的基础上写成的。其写作方法一般采用先以“经曰”引出一段前人的论兵言论，接着征引古代战例，将帅事迹，或古代兵法，加以阐述，最后亮出自己的结论。他继承了前代的优秀军事思想成果，介绍了古代许多军事知识，诸如军仪典礼、攻防战具、侦察通讯、行营警备、粮草行装、战场建设、战阵队形，以及古代军中祭祀占卜活动等都有较详细介绍。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前五卷，后五卷多为非科学的内容。

前五卷中最有价值的是重视人事的唯物主义思想。李筌认为阴阳不能决定胜败、存亡、祸福、善恶，“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死生”。（《天无阴阳》）阴阳对人是无情谊的，只有依靠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天无阴阳》）李筌又认为地利虽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但就像天时不能依靠一样，地利也不能依靠。地无险阻，全在将帅会不会利用。指出：“天时不能枯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地无险阻》）李筌还认为人的勇怯不是天生的，也与生长的地方无关，而全在于培养锻炼和使用是否得当，“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人无勇怯》）刑赏能使怯者变勇，使勇者变得不怕死。总之，胜败存亡决定于人谋。人谋的最高标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认为“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善师》）主张以仁义道德为本，“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贵和》）。崇尚智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不用智谋而成王业的。所谓不战而胜，就是用阴谋颠覆敌国。重视选贤任能，不仅要求把国内的各种专门人才收揽起来，而且敌国的人才也要求注意收买。主张赏罚公正，要求“赏无私功、罚无私罪”。（《刑赏篇》），重赏有功以励全军，重罚有罪以儆部众。要求将帅关心爱护士卒，与其共安危，同患难，以取得士卒的拥护，听从命令、拼死作战。在军事上重视庙算，乘敌之隙，攻其无备，扬己所长、避己所短，见利而进、无利而止等。他还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军屯垦田，以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

《太白阴经》是唐代重要兵书，它辑录保存了古代许多军事资料，尤其是在唐朝佛教盛行的情况下，他扛起了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大旗，是难能可贵的。它还保存了唐代有关山川道里，关塞四夷等资料，具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太白阴经》问世之后，受到后人的重视。有的在书中大量引用此书的内容，如唐杜佑《通典》就引用颇多；有的给予较高的评价，如清代学者钱曾说：“此书详整有法，篇次精允，军家之要典也。”（《读书敏求记》）当然，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它一方面重人事、舍鬼神，强调“敌情不可求之于星辰，不可求之于神鬼，不可求之于卜筮”；（《行人篇》），一方面又辑录了大量阴阳占卜之类的内容，这些内容虽然是古代军中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毕竟是非科学的，在一些篇章中，如《鉴人篇》等杂有许多唯心主义的糟粕。我们阅读该书时应该注意鉴别和批判。

《太白阴经》始以抄本流传，现存最早的抄本是明汲古阁抄本，清代又有多种抄本，如清初抄本、清内府抄本、平津馆影宋抄本等。清嘉庆以后，被《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半亩园丛书》等多种丛书收录，刊印行世。以上均为十卷本。另外还有《四库全书》八卷本存世。

《李靖兵法》

《李靖兵法》又称《卫公兵法辑本》，是清人汪宗沂把散见于《通典》中的李靖“语录”辑录而成。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为将务兵谋；中卷为部伍营阵；下卷为攻守战具。

《李靖兵法》继承了前代优秀军事学术遗产而有所发展。他特别重视“兵贵神速”，“料敌制胜”和“出敌不意”等兵法原则，不仅在理论上有所阐发，而且在实践上运用得巧妙灵活。例如，李靖破萧铣是利用三峡洪水泛涨，趁萧铣不备而急速进军进行奇袭；灭突厥时则利用唐俭前往抚谕突厥时，乘其不备而袭之；破吐谷浑又是在“春草未生，马已羸瘦”时，深入敌境，乘其不备而袭之。这都是李靖用兵的特点，基础则在于对情况的透彻了解。李靖把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说：“夫决胜之策者，在乎察将之材能，审敌之强弱，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宜利，先胜而后战，守地而不失，是为必胜之道也。”

李靖还在理论上提出了“战略持久”的问题。他说：“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戎卒欲辑，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岂可速而犯之耶？”“若此，则当卷迹藏身，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安可犯之哉！”这种对战略持久理论的论述在以往兵书中是不多见的。

李靖在战术上也有所创造与发展。李靖在其《部伍营阵》中，有不少新的创见，其中“七军六花阵”尤为突出。在实战中，李靖通常采用楔形队形，也就是《孙膑·十阵》中的“锥行之阵”。孙膑说：“锥行之阵，卑之若剑……末必锐，刃必薄，本必鸿。然则锥行乏阵可以绝决矣。”锥行之阵是进攻队形的一种形式，便于突破、分割敌人阵势。在此以前，进攻一般是采用方阵。李靖把“锥行之阵”用作经常的战斗队形，是个创举。这也说明他在战斗中，勇于对敌进行突破与分割的攻击精神。

李靖还首创了逐次抵抗，交互掩护的撤退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在采用。李靖在一千多年前就创立这种战法，确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李靖的“行军统行法”、“方阵行列”与行军警戒、驻军警戒等均极严密。足为后世法。

总之，李靖以其对古代兵法的精通，结合自己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在战略、战术上不止继承了前人的优秀遗产，加以灵活地运用，而且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也有所创新，使得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作者王真，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唐宪宗时期，唐代兵家。

王真少习儒业，后“久从戎府”，曾以朝议郎出任汉州刺史兼掌军事。鉴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战乱不止的局势，他企图为唐王朝开一剂不用武攻而用文治消除战乱的药方。王真遂于元和四年（809）七月向宪宗上此述。明正统《道藏》、《宛委别藏》等有收录。《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又称《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道德经论兵要义》，是作者从军事角度注释《老子》的一部著作，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中的军事思想。

在对战争的态度方面，王真继承了《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他反对因个人恩怨或争夺别人的财物而随意发动战争。他探讨了战争的起源问题，认为战争之所以会发生，主要起源于人们的好恶之争。对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王真也有自己的解释，他更多地强调要处于刚强的一方。

认为治国治军要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统治者要谦柔角晦，对人民要“慈”，如此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王真还认为对战争要有准备，注重为止战而备兵，反对麻痹轻敌；对战争的到来要有预见性，以“戢兵于未动之际，息战于不争之前”。在战略上以不欲求欲，以不为求为，以迂求直，以损求益，以柔克刚，以无事取天下。认为非胜非难，持胜难；要持胜，君主就要有道，善于自为卑小，常示寡弱，而不可为强梁于天下。

王真也吸取了老子“以奇用兵”的思想，但他把“奇”和“道”联系起来，提出“以道用兵”。他认为“道”就是“无为”，实际上否定了用兵的存在，这也正是其自身的矛盾所在。

《长短经》

作者赵蕤，字太宝，唐代梓州盐亭（今四川盐亭县）人。生卒年不详。

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说他博学韬钤，善于治理世事，但却矢志归隐。《四川总志》上说唐玄宗几次征召都不去，李白还曾亲自去其住处请他。《全唐文》上记载他隐居在长平山安昌岩，有人说他因遭受谗言而死。

《长短经》一书成于唐开元四年（716）。关于卷数和篇数，赵蕤在传世本自序中称共63篇，合为10卷。《北梦琐言》、《唐书·艺文志》也都称此书有10卷，明朝洪武丁巳年沈新民在跋中称第十卷载阴谋家，今已不存，因此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9卷本的《长短经》。沈跋中称此书共64篇，与赵氏自序不合。我们检查后，发现确为64篇，那么这可能是赵序或传写的错误了。

《长短经》现存9卷64篇，各卷依次为《文上》、《文中》、《文下》、《霸图》、《七雄略》、《三国权》、《权议》、《杂说》、《兵权》。其中各卷篇目如下：第一卷各篇依次为大体、任长、品目、知人、察相、论士、政体等。第二卷各篇依次为君德、臣行、德表、理乱等。第三卷各篇依次为反经、是非、适变、正论。第四卷只有一篇“霸图”。第五卷和第六卷分别为“七雄略”和“三国权”。第七卷各篇依次为惧诫、时宜。第八卷各篇依次为钧情、诡信、忠疑、用无用、恩生怨、诡顺、难必、运命、大私、败功、胜智、卑政、善亡、诡俗、息辩、量过、势运、傲礼、定名等。第九卷共有二十四篇，依次为出军、练士、结营、道德、禁令、教战、天对、地形、水火、五闻、将体、料敌、势略、攻心、伐交、格形、蛇势、先胜、围师、变通、利害、奇正、掩发、还师。

《长短经》的版本，据记载，南宋时流传有镂刻本、健庵收藏图书刻本及徐乾学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有清朝的《读画斋丛书》本，中华书局据此出版了影印本。

《长短经》一书主要阐述如何称王（霸）于天下，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灵活权变等策略。作者认为“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悼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因此应该善于时变，按不同条件施用不同政策。只要能匡扶国政，不妨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而不应局限于一些旧的框框。所以作者在书中从长远的观点出发，为统治者提出了一系列经世济民的方法和策略。

《长短经》也是一部重要的兵书。它继承了我国优秀的军事思想，并加以发挥阐明。其所述之战略、战术、智谋及战争客观规律，对于现代军事甚至其他行业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长短经》关于军事方面的论述比较全面，内容比较丰富。作者认为，胜利的军队要了解士兵，按照其才能授给职务，各职所长。作者强调将帅要与士兵一起同甘共苦。作者还指出善战者要善于任势、造势，充分认识并加以运用军事力量。此外，他还阐发了“奇”和“正”的理论。此书成于封建时代，也不免存在迷信等糟粕，对后世的兵书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这是应该注意的。

《百战奇法》

《百战奇法》又名《百战奇略》，最早著录见于明杨士奇撰《文渊阁书目》，其后见于明晁琛的《宝文堂书目》，明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明焦的《国史经籍志》等书目，均未著录作者。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李赞刻《武经总要》附刊本，此本《百战奇法·序》中说：“书亡作者姓氏。”说明作者已不可考。清黄虞稷等撰《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有《百战奇法》，有人便以为是元代作品。但明李赞把它与宋代兵书《武经总要》合刻在一起；明茅元仪撰《武备志·战略考·序》中明确指出“宋有《百战奇法》，继有《百将传》、《续百将传》、《史略战宗》”；明崇祯年间刊行的军事丛书《韬略世法》，以《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为题全文收录《百战奇法》，卷端著录为“宋谢枋得编辑，明汪淇参订”。明邹复序中指出，《百战奇法》“未详作者姓氏，……殆宋人手笔，张预、戴溪之流亚也”；又核查书中征引近百个战例均为五代之前的，而不见宋以后战例的踪影，据此推断，它当成书于宋代。清游统道人辑的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和清抄本军事丛书《帷幄全书十四种》，均收有《百战奇略》，题明刘基（字伯温）撰，将其与明刊本《百战奇法》对照，内容相同，由此可见，清刊《百战奇略》即为《百战奇法》，题名明刘基撰显系伪托之举。对此，清咸丰三年麟桂重刻《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时，在其为《百战奇略》的题词中已经指出：“此书题刘伯温作，盖亦托名。”近年学术界开展了对《百战奇略》的考辩，一种意见认为是刘基所撰，并断定是刘基“隐居力学”八年期间，攻读《武经》时写下的笔记。（郝兆矩《刘基军事思想述评》，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另一种意见否定为刘基所撰，其中有的并具体认定为清游统道人根据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的资料改编而成。称“擗统道人既不是驰骋沙场之名将，也不是运筹帷幄的军事谋略家，然而有了《武经七书直解》这部战略理论与史例引证齐全的宝藏，就轻而易举地托出《刘伯温先生百战奇略》这部伪书”。（周大海《（百战奇略）辩伪》，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5期）以上意见和考辩都局限于清代伪称刘基撰的《百战奇略》的抄本或刊本，没有与《百战奇法》联系对照起来进行考证，所以用功甚勤，然而结论却大谬。

《百战奇法》是一部有编纂特点的兵书。本书作者广收博采，将战争的诸方面概括归纳为一百个题目，即书名所讲的“百战”，每篇先阐发自己的认识，然后引一句古代兵书（主要是《孙子》）中的名言粹语概括本篇内容，最后引用战例或将帅事迹言行以证之。如《谋战》：“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谋。”接着引证了春秋时，晋齐两国君臣相互伐谋的战争实例。它融兵法理论和战争战斗实例于一体，便于理解和掌握，是其一大优点。

《百战奇法》的篇目有：计战、谋战、间战、选战、步战、骑战、舟战、车战、信战、教战、众战、寡战、爱战、威战、赏战、罚战、主战、客战、强战、弱战、骄战、交战、形战、势战、昼战、夜战、备战、粮战、导战、知战、斥战、泽战、争战、地战、山战、谷战、攻战、守战、先战、后战、奇战、正战、虚战、实战、轻战、重战、利战、害战、安战、危战、死战、生战、饥战、饱战、劳战、佚战、胜战、败战、进战、退战、挑战、致战、远战、近战、水战、火战、缓战、速战、整战、乱战、分战、合战、怒战、气战、归战、逐战、不战、必战、避战、围战、声战、和战、受战、降战、天战、人战、难战、易战、饵战、离战、疑战、穷战、风战、雪战、养战、书战、变战、畏战、好战、忘战。

《百战奇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诸如战争性质、战略战术、军事谋略、国防战备、作战指导、后勤补给、军事地理、将帅修养等方面都有所论述。在战争观方面，它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反对黩武穷兵，认为“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讨不止，终至败亡”，同时又主张“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认为“天下虽平，忘战必倾”。在作战指导方面，它主张灵活用兵，认为“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在知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主张“以计为首”，“先胜后战”。在确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要不失时机地进攻，“见可而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要硬拼，要避其锋芒，“知难而退”，伺其空隙，待机而动。全书以大量篇幅论述了不同兵力对比、不同作战对象、不同作战形势、不同天候地形条件下的不同战法。如山战要居高阜；谷战要依附山谷；水战要半渡而击；火战要掌握风候时机等。在治军方面，主张先教而后战，赏罚必信，恩威并重，将帅要关心爱护士卒，士卒要听从指挥。在后勤补给方面，特别重视粮秣的供应，对己要确保粮道畅通和粮秣供应；对敌则要设法断其粮道，迫敌屈服。在军事哲理方面，由于它汇集了历代兵法和战史的许多精华，所以通篇充满着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如它特别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反对巫祝卜筮等迷信活动。它在《人战》中指出，行军作战中出现猫头鹰落在帅旗上，或者旗杆突然折断等异常现象时，主帅要及时给予恰当的处置，稳定部队士气。只要禁止迷信的流行，消除部队的疑惑，就是战死也不会退逃。它在解释“穷寇勿追”时，明确提出了“物极则反”的观点，指出：“凡战，如我众敌寡，彼必畏我军势，不战而遁。切勿追之，盖物极则反也。宜整兵缓追，则胜。”意思是，在战争中，我众敌寡，敌军畏惧而逃跑，这对我是有利的态势，但这时不能急追，急迫会迫使敌人由逃跑转化为拼死抵抗。这样对我不利。“勿追”不是不追，而是缓追，待机歼敌。它还用转化的观点论述了强与弱、众与寡、胜与败、安与危，以及将帅爱士卒与士卒尊将帅的辩证关系。

另外，《百战奇法》对《孙子》的许多观点的诠释和阐发有独到见解。如《孙子》的“其下攻城”，一向被指为历史的局限性。《百战奇法》的作者似乎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其下攻城”是一般的战争指导原则，是与“伐谋、伐交、伐兵”相对而言的。是主张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不希望以大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它指出：“凡攻城之法，最为下策，不得已而为之。若彼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粮，外无救援，可羁縻取之，则利。”它征引前燕与东晋广固之战战例，用燕将慕容恪的话表达了这一思想：“若我强敌弱，敌人外面又没有援兵，我军有足够力量制服敌人，这时就要先牵制住敌人，慢慢围困他们，等待敌人陷入绝境。《孙子兵法》上说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它，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它，即是这个道理。东晋的段龛很注意团结部属，其部属没有背叛他的迹向。现在他们凭借着坚固的城墙，上下一心防守。如果我们使用全部精锐部队进攻它，用几十天的时间虽然也能攻下来，但那样我们要死伤许多将士。所以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是灵活机动。”最后慕容恪用围而不攻的战法，征服了广固。再如对《孙子》的“围师必阙”，它从敌我两个方面阐述了“围师必阙”的实质是一种精神战术，手法是虚留生路，目的是动摇敌人坚守意志，诱敌逃跑。围攻敌人要“围其四面，须开一角，以示生路，使敌战不坚，则城可拔，军可破”。这一战术我可用，敌也可用，所以它又指出了对付这一战术的方法：敌人围攻我时，“当圆阵向外，受敌之围。虽有缺处，我自塞之，以坚士卒之心。四面奋击，必获其利”。

《百战奇法》汇集历代兵法精粹和战史资料，条分缕析，分类排纂，言简意赅，既可作为兵法理论来阅读，又可作为工具书供查阅战史资料来使用。明王鸣鹤将本书前五十战收入他的《登坛必究》，并评论说：“《百战奇法》五十款，款下各附合于孙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证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间，殊足以启发后人，而战道略备矣。”（《登坛必究》卷二十）其体例对后世影响颇大，明清的许多兵书如《白毫于兵》、《兵经百篇》、《三十六计》等都采用这一体例。流传甚广，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书中也充满着许多封建糟粕，阅读时需要加以批判；有些篇题立论不够恰切，如“害战”听起来很费解，实际讲的是要塞地区防御作战战法；有些兵法、战例选择不够精当；前后体例不够统一，如引用战史资料，只有个别篇章注明出自《南史》、《北史》、《五代史》，大多数均未注明来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缺陷。

《百战奇法》未见有宋、元刊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李赞刻《武经总要》附刊本，之后又有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武经总要》附刊本、明嘉靖七年李诏德刻单行二卷本。明崇祯年间刻《韬略世法》收录此书时改名为《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清雍正以后，《帷幄全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等丛书及抄本将其更名为《百战奇略》，并伪称明刘基撰，影响很大。直到近年有的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注释本仍沿袭这一错误说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百战奇法浅说》，恢复了本书的原称，纠正了刘基撰的错误说法，明确了本书为宋代作品。

《百将传》

《百将传》，宋刻残本称《张氏集注百将传》，元、明刻本又称《十七史百将传》、《正百将传》。张预撰。张预，字公立，北宋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生平不详，只知他注过《孙子》（见《十一家注孙子》），非常推崇孙武。他用数年的工夫，按照《孙子》的思想，选编了《百将传》。他在该书“进表”中说：“观历代史书，上下千余载间将兵者，所以成，所以败，莫不与武之书相符契”，“因择古之所谓良将者，得百人，以其传集成一书，分为十卷，以太公为首，而其次皆以年代，题曰：《百将传》。”（明刻本《十七史百将传序》）本书名将事迹虽采集自五代之前的史书，但并非原封不动地照录原书传记，而是按照一定的选材标准和编纂体例进行重新编辑。其选材标准和体例是：“凡史辞泛漫而不切于兵者，一删去之；或非兵略可以资人之智虑者，间亦存焉。虽期便于观阅，然亦全其始末。传取数事，先以《孙子兵法》题其后，次以行事合之参校其得失。”（明刻本《十七史百将传序》）张预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学者观此不独简而易习，明而易晓，抑亦知孙子之书不为空言，而古之贤将所以成立功名者，岂无法哉”。（明刻本《十七史百将传序》）《百将传》，张预“进表”和现存元、明刻本均著录为十卷，但现存宋刻残本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著录为一百卷，可能是以人分卷的缘故。全书辑录自周初太公迄五代刘词（明万历本《正百将传评林》“词”作“嗣”，《四库总目提要》称“终于五代刘郡”）共一百人，每卷十人。具体卷目如下：

卷一：周齐太公、吴孙武、越范蠡、齐孙膑、齐田穰苴、魏吴起、秦白起、秦王翦、燕乐毅、赵李牧。

卷二：赵赵奢、赵廉颇、齐田单、汉张良、汉韩信、汉周亚夫、汉李广、汉卫青、汉霍去病、汉赵充国。

卷三：汉陈汤、汉冯奉世、汉邓禹、汉寇恂、汉冯异、汉岑彭、汉贾复、汉吴汉、汉耿彝、汉耿恭。

卷四：汉王霸、汉臧宫、汉祭遵、汉马援、汉班超、汉虞诩、汉皇甫规、汉张奂、汉段纪明、汉皇甫嵩。

卷五：汉朱隽、魏张辽、魏张邰、魏徐晃、魏李典、魏邓艾、魏司马懿、蜀诸葛亮、蜀关羽、蜀张飞。

卷六：吴周瑜、吴吕蒙、吴陆逊、吴陆抗、晋羊祜、晋杜预、晋王浚、晋马隆、晋周访、晋陶侃。

卷七：晋谢玄、燕幕容恪、秦王猛、宋檀道济、宋王镇恶、梁韦睿、梁王僧辨、陈吴明彻、魏崔浩、魏于谨。

卷八：齐斛律光、周宇文宪、周韦孝宽、隋杨素、隋长孙晟、隋韩擒（韩擒虎）、隋贺若弼、隋史万岁、唐李孝恭、唐尉迟恭。

卷九：唐李靖、唐李责力、唐苏定方、唐薛仁贵、唐裴行俭、唐唐休王景、唐张仁愿、唐王、唐郭元振，唐李嗣业。

卷十：唐李光弼、唐郭子仪、唐李抱真、唐李晟、唐李恕、唐马燧、唐浑碱唐王忠嗣、梁刘寻阝（五代）、周刘词（五代）。

《百将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辑评名将传略的兵书。它记述人物，着重在用兵的谋略和战法方面。如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田单诳称神师下凡，夜摆“火牛阵”；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韩信背水而战，半渡而击；耿逼巨里而致费邑，攻西安而拔临淄；耿恭以毒药傅矢而谓汉家箭神；段纪明欲击鲜卑而诈为召还；檀道济“夜唱筹粮沙”，等等。每将传记最后都有一段评语，先以“孙子曰”引一句《孙子》中的话，再讲人物的一件用兵事例，以说明《孙子兵法》的实用性和名将用兵之法的继承性。评语长短根据人物事迹而定，长至百余字，短则十余字，如司马懿的评语一百七十字，而王猛的评语只有十八个字。这些评语既诠释了《孙子》的军事论点，又评论了名将的用兵得失，也反映了编辑者的军事思想。

《百将传》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兵书。它将深奥的军事理论寓于生动活泼的战争故事之中，加上画龙点睛似的评语，读者既可学到名将们的用兵艺术，又可加深对古代兵法理论的理解。因此，它的读者面较为广泛，受到后世兵家将帅的重视。明庆远府儒学训导高谅陈演在为本书写的后序中说：“此乃军旅之龟鉴，而中兴之急务也。”，“此足为治乱持危之筌蹄，而为将者不可不知。”（明刻本《十七史百将传后序》）为适应将帅学习的需要，之后又产生了续、评、增补《百将传》的兵书。

首先续编《百将传》的是何乔新。何乔新，字廷秀，明景泰（1450～1456）进士，历任刑部侍部、刑部尚书等职，为人刚正，长于著述，著有《元史臆见》等多种著作。他在出镇北陲，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自念累世儒家于行师御众、营垒战阵之法，素未之讲，大惧无以应变于仓瘁。乃取公立所编（注：指张预编《百将传》），正其讹，补其缺，治戎之暇，辄取而阅之，以考古人用兵胜负之迹，庶几缓急不至于偾事”。（《百将传续编序》）但又感到张预《百将传》有欠缺，意欲续编。便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考五代及宋元史，又得王彦章以下四十人，芟其浮辞，摭其实事，以续公立所编，本传有缺者，杂取它书以补之。于是上下数千年元戎大帅用兵之迹，可以一览而得矣”。（《百将传续编序》）他采用张预《百将传》的体例，每将传之后也有一段以“孙子曰”开头的评语，将续收的40名将帅传记编成四卷本的《百将传续编》。其卷目如下：

卷之一：梁王彦章、唐周德威、郭崇韬、宋曹彬、曹翰、王全斌、潘美、曹玮、李继隆、尹继伦。

卷之二：狄青、种世衡、郭逵、王韶、种师道、宗泽、岳飞、韩世忠、张俊、刘。

卷之三：吴王介、吴、李显忠、杨存中、王德、王彦、刘子羽、魏胜、李宝、赵方。

卷之四：孟宗政、孟珙、杜、余王介、赵范、赵葵、曹友闻、史天泽、伯颜、张弘范。

明万历年间出现赵光裕评本，全称是《新刊官校批评正百将传十卷》，著录为东光张预公立集，东浙赵光裕克荣评。此本在原本上增加了眉批。之后，又出现《正续百将传评林》，一称《正续百将传节评》，题宋东光张预集录，明六安张澡节评。所谓节是指对于“传中无关于大体者节而删之”（《锲“百将传节评”引》），所谓评是指张澡的评语，附在原评语之后，并另起一段，均以“平曰”开头。张澡，字子新，号阳泉，明代六安人。袭职六安卫指挥，积功至参将，先后驻浙江十年，御倭有战功，授征蛮将军印。曾镇粤西，寻以南京都督致仕。他“文武并用，翩翩有古儒将风”。（《锲“百将传节评”引》）所以，他节评的《百将传》，“节则简，简则不滥；评则核，核则不晦；俾后学一展卷间道善败如别苍索，不至于按图索骥焉。其功倍于作者多矣，讵徒述焉已哉”。（《锲“百将传节评”引》）明天启三年（1623）陈元素编出《名将传》，所收名将逾百人。它虽然源于张预《百将传》，但从内容到书名都有了很大变化，当是另一部独立的兵书。

《武经总要》

宋代官修兵书，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仁宗皇帝御制序》中说：“深帷帅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定……《武经总要》”，“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总领书局。”这说明曾公亮是编纂官，而丁度是组织编纂者。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北宋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知会稽县，后知郑州、知开封府。仁宗嘉六年（1061）为宰相，以熟悉法令典故著称。晚年推荐王安石于神宗，共同辅政。熙宁二年（1069）以年老自请罢相。加太保，卒谥宣靖。丁度（990～1053），字公雅，北宋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文字训古学家。仁宗时，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后拜参知政事，罢为观文殿学士，再迁尚书左承。卒谥文简。著述有《迩英圣览》、《龟鉴精义》、《礼部韵略》、《编年总录》、《贡举条式》等。另外，关于阴阳星占等内容是为古代军中专门学问，系由司天监杨帷德等参考旧说编纂而成。

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康定（1040）中，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这就是说，《武经总要》共用五年编成，成书于1044年。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四、《宋史·仁宗纪》和《玉海》卷一四一记载，庆历三年（1043）十月乙卯诏修兵书，并命丁度提举。但未言及完成时间。

《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二十卷，共四十卷。其中前集的第十六卷、十八卷，后集的第十九卷各分上、下两卷。明弘正年间刻本移原第十六卷下的《北蕃地理》为第二十二卷，又把原第十八卷下作为第十九卷，改原第十九、二十两卷为二十、二十一卷，这样前集就多出两卷。后集亦如此例。所以有些版本和书目上著录为前集；十二卷，后集二十一卷，合计共四十三卷。然绍定四年（1231）赵休国跋称全书四十四卷，不知是计算有误，还是合并、缺佚？另外明正统间李进序刻本、明嘉靖刻本附刻《行军须知二卷》，明弘治间李赞刻本、明金陵唐富春刻本附刻《百战奇法》二卷、《行军须知》二卷。

《武经总要》的篇目如下：

前集：卷一：选将、将职、军制、料兵、选锋、选能；卷二：讲武、教例、教旗、旗例、习勒进止常法教平原兵、教步兵、教骑兵、教法（教条十六事、三令五申）、草教法、日阅法、骑兵习五变图、步兵习四变图、教驽法、教弓法；卷三：叙战、抽队、军争、以寡击众、捉生；卷四：用车、用骑、奇兵、料敌将、察敌形；卷五：军行次第、行为方阵法、禁喧、度险、出隘、赍粮、斥候听望、探旗、探马、递铺、烽火、行烽、军祭、军誓；卷六：下营法、营法、诸家营说、下营择地法、绿营杂制、警备、备夜战法、立号、定铺、持更、巡探、漏刻、防毒、寻水泉、养病、征马；卷七：大宋平戎万全阵法、大宋八阵法、大宋常阵制；卷八：八阵法、握奇图、金鼓旌旗数、李靖阵法、裴子法、常山蛇阵、八阵图；卷九：九地、六形、杂叙战地、土俗；卷十：攻城法；卷十一：水攻、水战（济水附，并图）、火攻；卷十二：守城（并器具图）；卷十三：器图；卷十四：赏格、罚条；卷十五：行军约束、符契、传信牌、字验、间谍、向导；卷十六上：河北路；卷十六下：北蕃地理、戎狄旧地、中京四面诸州；卷十七：河东路；卷十八上：陕西路；卷十八下：西蕃地理；卷十九：益利路；梓夔路；卷二十：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后集：一至十五卷为故事：故事一：上兵伐谋、不战屈人之师、用间、用谋、觇国、用敌人以为谋主、纵生口；故事二：明赏罚、军政不一必败、军无政令必败、将帅和必有功、将帅不和必败、法贵不犯、兵道尚严、临敌不顾亲、仁爱、士卒同甘苦、亲受矢石、抚士、得士心、得士死力、贵先见、知己知彼、料敌主将、料敌制胜、料敌形胜；故事三：方略、权奇、临时制宜、诡道、奇计；故事四：将贵轻财、将贪必败、临敌易将、将骄必败、矜伐致败、不矜伐、将帅自表异致败、将帅自表异以夺敌心、均服、隐语、先锋后殿、击其后、退师；故事五：出奇、伏兵、多方以误之、声言欲退诱敌破之、声言怠敌取之、称降及和因懈败之、卑辞怠敌取之、甘言怠敌以击之、捣虚、击东南备西北、声言击东其实击西、示形在彼而攻于此；故事六：张大声势、先声后实、疑兵、察虚声、避实击虚、以寡击众、攻其必救、夜击、潜兵袭营、横击、掩袭、伪退掩袭；故事七：持重、轻敌必败、戒轻举、坚壁挫锐、避锐、以逸待劳、矫情安众、军中虚伪、克敌安众心、辨诈伪；故事八：御士推诚、与敌推诚、以恩信结敌人、知人、善用人、解仇用人、使过、示信、示义、以义感人、激怒士心；故事九：绝艺、挑战、势宜决战、临危决战、戮力必胜、骁勇敢前、陷阵摧坚、表里夹攻、乘胜破敌、乘机破敌、乘风雨破敌、散众；故事十：兵贵有继（兵无继必败附）、兵多宜分军相继、救兵、力少分兵必败、分兵势破之、上速、示缓（攻敌有缓急附）、示弱、示强、示闲暇、设诈误敌（此条正文缺）、素教、素备、先设备取胜（戒不备附）；故事十一：新集可击（击未集附）、半济可击、饥渴可击、心怖可击、奔走可击、气衰可击、粮尽可击（粮道不继必遁，附）、不得地利可击、天时不顺可击、不暇可击、不戒可击、将离部伍可击、挠敌可击、阵久力疲必败、攻不整、敌无固志可击、击不备、出不意大阵动可败、击未成列；故事十二：饵兵勿食（防毒附）、围敌勿周、穷寇勿追、高陵勿向、佯北勿从、察敌进止、察敌逃遁、归师勿遏、死地勿攻、立奇功、军师伐国若中路遇大城须下而过、舍小图大、师不袭远、军胜重掠伏袭必败、击归堕、地有所不争；故事十三：察敌降（料降诈降附）、招降、谕以祸福、纵舍、占候、至诚获神助、推人事破灾异、假托安众、下营择地、据险、先据要地、据水草、绝水泉、据仓廪、断敌粮道、伏归路败之；故事十四：水战、济水、断船路、引水灌城、拥水误敌、火攻、用车、用骑、游骑；故事十五：修城栅、攻城、守城、屯田、让功、辞赏。十六至二十卷为占候：占候一：天占、地占、五行占、太阳占、太阴占；占候二：日辰占、五星占、二十八宿次舍、星变、风角；占候三：云气、气象杂占、军行灾异杂占、太乙；占候四：太乙定主客胜负阳局立成、太乙定主客胜负阴局立成；占候五：六壬、遁甲。

《武经总要》是北宋封建王朝用国家力量来编辑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营阵和武器装备两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兵家类》），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予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极便查找。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前集价值更大一些。后集的内容，一部分是辑录前代用兵的故事，一部分是论述“兵阴阳”。但是它对于兵阴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阴阳为军事天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反对舍人事任鬼神。它说：对于阴阳“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衄者鲜”。尽管它这样认识，但是所辑录的阴阳占卜资料却多属诡诞迷信之谈。

《武经总要》的编纂反映了宋朝至仁宗时军事思想的变化。众所周知，宋初为防止武臣夺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治军原则，致使宋军屡遭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宋朝廷开始否定宋太祖以来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国事在戎，设营卫以整其旅”。（宋仁宗《武经总要序》）在朝廷敕命编纂的这部兵书中，总结了包括宋代在内的历代战争经验，重新肯定了“兵贵知变”这一兵家的优秀传统思想；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等。

《武经总要》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资料，尤其是首次比较全面具体的记载了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所记载的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远射兵器和防御武器的说明及附图，生动地勾画出了自南北朝、隋、唐、五代传袭而来迄宋更有发展的武器形象的轮廓。它所涉及的科学内容，用现代科学术语表达，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有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记载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发现。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本书就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指南鱼。磁性指南在我国发源甚古，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出现指南杓。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提到过指南鱼，但如何制做，未有详载。《武经总要》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制做方法：“鱼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为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那时我国先人已意识到地球有磁倾角存在，所以，懂得“没尾数分则止”，不让铁片与地面平行放置。另一种是火药配方。火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最早明确记载火药配方的是《武经总要》。在前集卷十一和卷十二中，记述了三个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法，用13种药料，捣合为球；蒺藜火球法，含有10种药料；火炮火药，含有14种药料。另外还记载了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即前集卷十二记载的“放火药箭者，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武经总要》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军事技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作用。

《武经总要》于庆历四年（1044）经宋仁宗核定后首次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又曾重刻。但两宋刊本今均不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弘治、正德间（1488～1521）据宋绍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样提行，庙讳痕迹仍有保留，可以看作是覆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赞刻本、明嘉靖刻本、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明万历三十六年庄重抄本等明刻明抄本都是善本。现存版本中惟以《四库全书》本和以此本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最劣，此本的重要问题是内有缺页，妄事连缀；擅改原著中的“北虏”、“匈奴”等文字；抄写错误；插图失真。

《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丛书，收录从先秦到唐宋间七部重要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这七部兵书已分别介绍，这里只介绍作为丛书的《武经七书》的整体情况。

《武经七书》这部兵书丛书是封建社会根据兴武备、建武学、选武举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早在南北朝时《孙子》就被称为“兵经”（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宋初也曾出现过“七书”之称（“七书”指哪七部书不详，见《太平御览》），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颁定并被固定下来是在宋元丰年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年（1080）四月乙未（初二，公历24日），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武经七书》即源于此。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设置武经博士。《武经七书》是自宋代以来封建社会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能否谙熟《武经七书》，成为统治者选拔军事人才的一条重要标准。

《武经七书》中七书的次序，是北宋国子司业朱服组织校定“七书”时确定的。他校定的顺序是：《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现存最早的朱服校定的《影宋抄本武经七书》就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到了南宋，这个顺序开始被打乱。宋孝宗时刊本“七书”的顺序变成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见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现存最早的宋刊本《武经七书》，即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又把《六韬》提到了《孙子》之前，其排列顺序是：《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到了明代，刘寅著《武经直解》时，又恢复了朱服校定的次序，仍以“孙、吴”居首，《六韬》居尾。后来，虽又出现许多不同的排列次序，但是《孙子》、《吴子》居《武经七书》之首基本上再没有改变，只是后边的几部书互相移位罢了。

关于《武经七书》的注释。“七书”颁定之前，各书已都有注释，注释最早、注家最多的首推《孙子》。但“七书”颁行时，只有《孙子》录有曹操注，其他六种书都未用注。而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宋刊本连曹注也去掉了，只剩下了“七书”的原文。把《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统一注释，始于宋代的施子美《七书讲义》。此书既有自己的见解，又广引史传作论证，内容丰富，说服力较强。继施子美之后，注解《武经七书》最突出的是明代刘寅。他所著《武经七书直解》，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字解与意解相结合，间以史实相参证，是《武经七书》注解中的佳本。明清学者游士，为应武闱答策之需，注解《武经七书》蔚然成风，出现许多“开宗”、“辑注”、“汇解”、“全解”之类的注释书，如明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李清《武经七书集注》、陈元素《武经七书评注》、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等。但这些注释书都在刘寅“直解”以下，往往辑录诸家旧说，以汇辑前人注解为主，间有自己的评注，少有创见。

《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第一部兵书丛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定的军事教科书。它的颁定，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促进了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不但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素负盛名。

《武经七书》的版本流传经受了坎坷的经历。从史书和书目记载看，《武经七书》是有北宋刊本的。元丰三年就雕版印行过。清代《丽宋楼藏书志》还载有北宋刊本，可惜今不可见。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原书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国内通行的是这个版本的影印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抄本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的影宋抄本《武经七书》二十五卷（缩微胶卷，原书藏台湾省），著录为宋朱服等校定，张蓉镜等跋。此外还有宋刻元明递修本、明初刻本、明嘉靖三十一年陕蕃刻本、明国子监刻本等。注释本《武经七书直解》曾在明代盛行一时，现在尚能见到的有明成化二十二年赵英刊本、明万历九年莫与斋刊本、明崇祯十年翁洪业刊本、明刊本等。然而到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竟未收录全书，只收《三略直解》一种。其他六种及至民国才得以从丁氏八千卷楼旧藏中发现出来，影印、排印行世。明清以来各种注释本相继刻印，流传至今的也较多，如明万历乙未年筹胜堂刻周国雍注本、明天启四年李逢申刻李清集注本、明天启元年茅震东刻王守仁评注本、明万历三十二年陈汝忠弘锡堂刻何守法音注本、明末东壁斋刻李贽参同本、明万历十六年刻赵光裕标题正义本、明末金陵唐锦池刻标题正义本、明末金闾十乘楼刻陈玖学注释本、明王立贤刻黄榜重编考注本、明末刻谢弘仪辑注本、明崇祯九年绎世堂刻沈应明辑注本、明崇祯十年吴氏富酉堂刻黄华畅类注本、明龚绍山刻陈元素辑注本、明崇祯刻孙履恒裒谷子商骘本、明崇祯刻沈际飞合笺本、明崇祯九年刻黄献臣开宗本、明崇祯五聚堂刻开宗本、清康熙沈定远订正开宗本、清康熙四十八年宝旭斋刻鲁经会解本、清刊（清康熙三十九年刊、四十四年三畏堂光启堂合刊、康熙年间怀山园刊、光绪二年古经阁刊、辉发索绰氏岭南校刊）朱墉汇解本、日本宽文辛丑年（清顺治十八年）日本嵩山堂刻张居正辑注本、清康熙赐书堂刻丁洪章全解本等。

《虎钤经》

作者许洞（976—1015），字渊夫，又字洞夫，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早期军事理论家。

许洞幼习弓矢技击，生平以文章自负，对《左传》有较深的研究。宋真宗成平三年（1000）中进士，被派往今甘肃天水任低级军官。不久因得罪上司，又加上自己在经济上有失检点，被罢归乡里，开始潜心研究军事理论。据他在《虎钤经·自序》中说，这本书创意于辛丑（1001）之初，成文于甲辰（1004）之末，共用了约四年时间。较《武经总要》的成书时间（1044），还早40年。成书后次年，他上献《虎钤经》，由于朝廷内部斗争的牵连，未被重用，只当了个均州（今湖北均县）参军。大中祥符四年（1011）又献《三盛礼赋》，召试中书，改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主簿。卒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

《虎钤经》宋刊原本已不可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覆宋刻本、明刻本、明抄本。清嘉庆以后的刊本、抄本大多以曾钊的校订本为底本。现存丛书本主要有《范氏奇书》本、《四库全书》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虎钤经》共二十卷，二百一十篇。钤为锁钥，喻机谋，虎喻将军。“虎钤经者，将军之事也。”它的前十卷基本上是汇集从《孙子》到《太白阴经》等前人论述，参以己意而加以综合，具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后十卷多为阴阳占卜等，荒诞不经，扑朔迷离，没有什么军事价值。前十卷的主要内容为：第一卷讲述治军的一般道理，第二卷论述将领，第三卷讲兵机、谋略，第四卷讲述进攻，第五卷为地形天候的利用，第六卷讲安营扎寨，第九卷为各种阵法，第十卷为人马医药。后十卷为各种杂式杂议。

许洞认为：“《孙子兵法》奥而精，学者难于晓用；李筌《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宣，谈阴阳又散而不备。乃演孙李之要而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以及宣文设奠，医药之用，人马相法，莫不俱载。”该书是北宋开国后第一部对后代有一定影响的兵书。

《虎钤经》的军事思想，主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一是胜败之事，皆系于人。许洞认为战争的胜败，从大的方面讲，其原因是天时、地利、人事三个方面，但人事却是头等重要的，这是对姜尚、孙武等重视人事思想的很好的强调和说明。二是胜兵先胜，胜在于我。许洞进一步强调了先胜者只有把各种事情做好了，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三是用兵之要，先谋为本。许洞提出既要考虑到矛盾的双方，又要考虑到胜败可以转化，要研究我方由胜转败和由败转胜的条件。四是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知变就是见机而作，一切根据情况办事。

《虎钤经》在继承前人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又将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大大向前推动了一步，颇具历史价值。

《何博士备论》

作者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福建浦城县）人。生卒年不详。北宋武学博士、兵学家。

何去非生活于宋神宗、徽宗年间。他博学喜读，不仅对经史子集很熟悉，对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山川虫鱼等知识也无不通晓。虽然生长在福建，没有到过边关，但却非常喜欢研读兵书，好学古兵法。这些为他以后的宏伟武论和兵学建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何去非经过六次科举考试后。方以“特奏名”的身份参加了由宋神宗“亲策进士”的殿试。在这次殿试中，他以深厚的功力，精辟的兵法和巧妙的对答深得神宗的好评，被任命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不久，他又成为武学博士。从元丰五年至元四年（1089），何去非在京城当了八年武学教授和博士，后于元秸四年底因“不苟合当时公卿”而被贬出京师，到徐州任州学教授。八年后，他离开徐州，踏上了从政的道路。绍圣四年（1097），何去非任富阳（今浙江富阳）知县；建中靖国元年（1101），改任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南）通判。由于他勤政有方，政绩显著，又深得百姓拥戴，因此又被调回京城，出任司农司丞。不久，何去非请求调离京城，到外地任职。北宋朝廷改任他为庐州（今安徽合肥市）通判。北宋灭亡前后，何去非在庐州去世。终年73岁。

《何博士备论》全书共二十八篇，现仅存二十六篇。而在《历代名贤确论》中，除现存二十六篇外，还有《论邓禹》一篇。这样，共有二十七篇了，其余一篇已无从查考。

何去非的军事著作除本书外，还有《司马法讲义》（三卷）、《三略讲义》（三卷）。这后两种，可惜今天已佚。另外他还参加过《武经七书》的校定。

《何博士备论》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穴砚斋抄本，版心下方有“穴砚斋缮写”五字。现存刊本有一卷、二卷本两种版本，一卷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指海本、蒲城遗书本、长恩书室丛书本、半亩园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二卷本主要有：明辨斋丛书本、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清嘉庆十六年（1811）留香室刊本、日本万延元年（清咸丰十年）刊本、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本等。

《备论》是何去非评论从秦汉到五代，历代兴亡得失和战略策略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该书颇得苏轼赏识，为此曾“亲奏朝廷”。它采用从历史经验与教训中总结出战略和战术规律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与其业绩。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论断。

《何博士备论》的主要军事思想有以下几点：

一是明确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在《六国论》中指出，六国分别为秦所各个击破，是“连横”对“合纵”的胜利，是政治策略的胜利。因为有了这个政治策略的胜利，各个击破六国的战略方针才得以顺利实现。作者在这里全面地论述了秦灭六国、政略与战略的关系，显示了作者的独特眼光。二是用历史事实阐明了“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和“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的道理。三是指出智谋必然战胜愚勇。四是提出了正确用兵的衡量标准。在《汉武帝论》中，他指出对匈奴不惜忍辱和亲而不肯用兵，是因为用兵条件尚不具备。到景帝时，虽有了用兵的条件，又逢七国之乱，到武帝时才正式用兵，这是由于此时条件已经成熟。所以能否用兵关键是要看用兵的主客观条件是否已经具备。这对北宋当时所处的情况，无疑是有其可借鉴之处的。五是强调“古之善战者，计必胜而后战”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

《权书》

作者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州（今眉山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苏洵曾任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权书》是传世的论兵名篇之一。该书取其权衡之义，其内容是分析比较历代著名战争中战略上的得失。《权书》分上、下卷，共十篇。各篇依次为：《心术》、《法制》、《强弱》、《攻守》、《明间》、《孙子》、《子贡》、《六国》、《项籍》、《高祖》。

《权书》收在苏洵的《嘉集》里。今有无锡孙氏小绿天藏宋抄本《嘉集》。

《心术》、《法制》篇是讲治军的。《强弱》、《攻守》、《明间》篇，以作战为内容，特别重视“伏兵”作战。作者认为，伏击作战是有把握取胜的战法，这说明他在战术运用上比前人有所发展。《孙子》、《子贡》、《六国》、《项籍》、《高祖》诸篇，时间涉及战国到东汉末年，论及几位帝王、将帅在几次重大战争中的战略运用、作战指挥的胜败得失。

作者认为孙武是“天下奇才”，但是，孙武在实践中的用兵并不能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与书上所说的相距甚远。孙武率领吴军打到楚国郢都，虽然取得暂时胜利，但后来在吴国危难时，却在治国统军方面没有一点办法，也没有提出什么奇谋妙计来。作者最后总结说，孙武的《十三篇》堪为兵家之师，而他的实践活动和他的兵书相差太远。作者认为项籍（即项羽）“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他还论述曹操、刘备等人战略运用的得失。

《权书》对古代治军及战略问题的议论，确有不少深邃见地，对后人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