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三国兵书

《黄石公三略》

相传为黄石公所撰。故又称《黄石公三略》。黄石公何许人也？后人“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无从寻觅。然而托用其名的《三略》，恰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

史家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讲述了圯上奇翁黄石公授书张良的故事。大约在秦朝末年，韩国贵族中一位很有作为的青年张良，曾试图刺杀秦始皇，结果未能成功，便更改姓名避难至下邳（今江苏邳县）。一天，张良闲游路过一座桥时，看到一位老翁故意将鞋甩到桥下，并让张良去捡。张良虽愕然，但面对长者，还是把鞋捡了回来。然而，老翁又让张良给自己穿鞋，张良恭恭敬敬地照办。老翁笑曰：你这个年轻人是可以传授玄机的！并约张良于5日后的清晨到桥头相会。头两次张良都迟到了，被老翁申斥一番。第三次张良于半夜时分就来到桥头恭候，老翁亦至，非常高兴，并赠书一本给张良，说：你读这本书就可做帝王之师了。再过10年，天下将要打仗。过13年，你将在济北谷城山下见到我的化身——一块黄石。说完，飘然而去。张良在下邳住了将近10年，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他跟随刘邦西上，成为刘邦的军师。又过了3年，张良路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一块黄石，便派人把黄石取回家供奉起来。张良死后，与黄石合葬一处。后人称圯上授书与张良的老人为“黄石公”。或者说下邳老人即黄石公也。

《三略》是一部什么样的兵书？学者们经过多方考证，认为它既非黄石公所著，也不是张良当时所受之书，而是后人从《太公兵法》中推演而成的一部兵书。那么推演者又是什么人呢？

据考证，《三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最早著录《三略》的是《隋书·经籍志》，该志称：“《黄石公三略》三卷”，其下注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文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然而《三略》之书名却早在《隋书·经籍志》之前就已经在一些典籍中出现。据《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记载：“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这一大段引文见于今本《三略·上略》中《军谶》中“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以及《三略·下略》中“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两者除个别字、词外，基本相同。三国魏明帝时的李萧远在《运命论》中有“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言《三略》者，始见于此”。北齐魏收《魏书》中，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之说。学术界对于《三略》的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但以西汉末年成书说的依据较为充分。前文所引《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的内容便是例证。由此可以推知，《三略》很可能是秦汉之际熟悉张良事迹的隐士所作。

《三略》全书约3800多字，分上、中、下三卷，即三篇谋略，所以人们便把它称作《三略》。《三略》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兵书相比，虽同属兵书，但有其不同之处。首先，《孙子兵法》等兵书侧重于军事战略的论述，主要从制胜破敌的角度出发，探讨作战的手段，而《三略》则侧重于政治战略的论述，主要从治国强国的角度出发，探讨取胜的政治谋略。即如《中略》所说的那样：“《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其次，《孙子兵法》等兵书以作者自己论述，直接表达对战争和军事的思想认识及结论性的观点，具有创造性的价值。《三略》则较多采用古代军事谚语和兵书中的语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尤以征引的《军谶》和《军势》中的语句较多。但《三略》的理论观点却有许多精到之处，所以仍然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并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兵学者的必读兵书之一。

《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三卷，引用《军谶》、《军势》之语句较多，择其精粹者解读之。

上略

本卷主要论述以“柔弱胜刚强”为主旨，以及招揽人才为重点，以“任贤擒敌”为目的的治国统军的政略、战略思想及其途径。

1．《上略》开宗明义就指出，担任“主将之法”，在于务必收“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之人，把自己的意志通达于众。所以“与众同好者”，事情都能办成，“与众同恶者”，事情都会办坏。能够“治国安家”的明君，是因为得到贤能之人的辅佐；弄得“亡国破家”的昏君，是因为失去贤能之人的辅佐。

2．《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又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刚，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意思是说，示之以柔而能制其刚，示之以弱而能制其强。又说，贤明的国君在治理国家时做到“能柔能刚”，所以他的国家就日益光耀；贤明的国君在治理国家时做到“能弱能强”，所以他的国家就日益彰明；如果国君柔弱无能，那么他的国家就必然衰弱；如果国君刚强自恃，那么他的国家就必然灭亡。

3．《上略》曰：“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肢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在于贤能之人的辅佐与民众的支持，信任贤能的人如同自己的腹心，使用民众从事百业如同自己的手足，相互适应如同手足与身体般相随如意，如同骨骼与肢节那样顺从天然规律，结合得巧妙无间。

4．《上略》曰：“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释名·释言语》：“贪，探求”，故作“探求”解。通常作贪污贪婪解。据此处文意，以前者为好）者丰之，欲者使之。”意思是说，对有危难的人要扶助安置他，对心存畏惧的人要宽慰欢悦他，对叛离逃跑的人要设法招还他，对有冤屈的人要酌情平反他，对前来申诉的人要据理辨明他，对位卑而言微的人要按礼尊重他，对无理逞强的人要尽量抑制他，对怀有敌意的人要坚决清除他，对希望探求的人要设法满足他，对要求立功的人要找机会给他。

5．《三略》曰：“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意思是说对畏怯寡言的人要内部使用他，对胸怀谋略的人要多方亲近他，对谗言害人的人要审慎察看他，对诋毁诽谤的人要无情反击他，对横行霸道的人要全力挫败他，对志满高傲的人要抑制贬损他，对归附顺从的人要招抚收用他，对已经收服的人要妥善安置他，对愿意投降的人要设法解脱他。

6．《上略》曰：“获固守之，获扼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意思是说，军队占领敌人的坚固阵地要加强防守，占据敌人的险隘之处要设置障，夺得敌人难以守卫的土地要屯兵驻守，攻取敌人的城邑要奖励参战的官兵，占领敌人的土地要分封给功臣，缴获敌人财物要散发于众人。

7．《上略》曰：“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意思是说，敌人开始行动要注意侦察，敌人靠近要多加防备，敌人强者要示以卑弱，敌人闲逸要故意避开，敌人凌我要消其锐气，敌人施暴要安抚民众，敌人悖逆要宣传正义，敌人和睦要离间他们。

8．《上略》曰：“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意思是说，要根据敌人的军情采取挫败敌人的行动，要依据敌人态势作出打败敌人的部署，要散发假情报迷惑敌人，要网设四面包围孤立无援的人。

9．《上略》曰：“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意思是说，在战争中缴获敌人的财物，不要据为私有，夺取敌国的城池，不要贪图安逸自守不去，进攻敌人的城池掠取敌国的土地，要速战速决而不能旷日持久，要扶持被占领国家的人执政，而不要取代其位。

《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其意是说：军井还没有凿成，将帅不应当说口渴，帐幕还没有架好，将帅不应当说疲倦，军灶还没有做饭，将帅不应当说饥饿。将帅冬天不要独自穿皮衣，夏天不要独自用扇子，雨天不要独自撑伞。这是优良将帅与官兵同甘共苦的原则。

10．《上略》曰：“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意思是说，将帅能与士卒同安乐共危难，所以他的队伍能合力同心而不会离心离德，能持久作战而不怕疲劳。这是因为将帅长期恩待士卒，与士卒长期协力同心的结果。由此可见，将帅能长期恩待士卒，那么作战起来士卒就会以一当万，百战而不怠了。

11．《军谶》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意思是说，将帅之所以有威严，是由于号令森严的缘故。作战之所以获得全胜者，是由于军政严明的缘故。官兵之所以敢战者，是由于服从军命的缘故。所以将帅不能下达前后相反的命令，施行赏罚必须言而有信。

12．《上略》曰：“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废，二者无功，则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意思是说，《上略》说：统领全军而具有威势者，是握有军权的良将，能够取胜而战败敌军者，是由于全军士卒奋力作战的缘故。所以威势紊乱的将帅不可能保全军队的生存力，上下不和的军队不可以用来攻战。攻城则不能破，图邑则不能得，二者都不能获得成功，官兵被拖累得疲惫不堪。官兵疲惫不堪，则将帅孤立于上官兵不和于下，用这样的军队进行防守则不固，用于攻战则失败，这样的军队就是没有战斗力的“老兵”。

13．《上略》曰：“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意思是说，将帅拒绝部属的正确意见，则志士能人就会离散。不听从谋士的良谋，则谋士就会叛离。善恶不分赏罚不公，则会挫伤功臣的积极性。独断专行，则部下就把责任归咎于上。与部下争功夺利，则部下就不会建功立业。听信谗言，则众叛亲离。将帅贪取财物，则奸邪顽劣之徒就会上行下效而不能禁。将帅受命后仍不忘其家不忘其身，则士卒就会沉溺违纪。

14．《上略》曰：“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意思是说，将帅没有远虑，则谋士离去；将帅没有勇气，则官兵恐惧；将帅轻举妄动，则三军不能持重，将帅把怒气转泄于部属，则全军上下都会恐惧不安。

15．《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诫也。”又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又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意思是说，深谋远虑，勇冠三军，是将帅重要的美德；行动迅疾，威怒加于敌，是将帅激励士气必用的手段。对此四者，将帅必须察辨体会其运用的时机，才能收到成效。又说：军中没有财资，官兵就不会前来投奔，军中不行奖赏，士卒就不会无往不前。又说：鱼钩摆上香饵，就会有游鱼前来吞食，军队没有重赏，作战中就不会涌现建功立业的勇士。

16．《军谶》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又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意思是说，暗中贪污受贿而外装清正廉洁，沽名钓誉，假公济私，使上下昏乱，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窃取高官，这样的官员其实都是社会不安定而生盗贼的祸根。又说，如果各级官员都结党营私，提拔自己的亲信，推荐贪赃枉法之徒，排挤打击仁人贤士，不顾国家利益而培植私人权势，同在一起共事而互相攻讦，这样的官员都是社会动乱的祸源。

17．《军谶》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虏，莫适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咎。”又曰：“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在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官多民少，尊卑参杂而又政出多门，强权欺凌弱小，朝廷不适时禁止和治理，则其祸害必然延及善良民众和志士仁人，国家也必然受其祸害。又说，如果受人称赞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晋升和任用，令人厌恶的人却占据高位而没有被罢退，那么志士仁人就会隐退不出，才鲜能薄的人就会滥竽充数，祸害国家。

中略

本卷是《上略》内容的延伸，多引《军势》语，主要通过“君德行，审权变”，论述君主驭将统众的谋略。

1．《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意思是说，将帅统兵出征，必须要有独立而不受任何制约的指挥权；如果全军的进退行动要受到国君的制约，那么就难取得胜利建功立业了。

2．《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又说，“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意思是说，将帅统兵作战后，对智、勇、贪、愚等各种人都要任用。有智谋的人乐于建功立业，有勇气健斗的人好表现其意志，有贪求名利的人专想邀趋货利，可愚弄的人进战不顾生死，都要因其特点而不拘一格地任用他们。这是将帅指挥官兵作战的微妙权谋。又说，在军中不能让油嘴滑舌的人鼓吹敌国之美，以免他们惑乱动摇军心，不要让注重仁义好施的人主掌财务，以免他们用公家财物培植私党。

3．《中略》曰：“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意思是说，国君治国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下众叛亲离，君临臣下不可以无威，无威则会失去统驭臣民的权力。人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奉国君，人臣不可以无威，无威则不能行政而使国势衰弱，功高威大则会遭致杀身之祸。

4．《中略》曰：“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计无以成功。”意思是说，对于德治相同势力相当的国家，谁也无法倾覆对方，那就延揽英雄之心，与全军官兵同心同德，然后施行权谋决定高下。不运用计谋，就无法解决疑难，不出奇计巧谋就无法破奸灭寇，不设密谋就无法成功。

下略

本卷主要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进一步阐述国君与臣民的关系。

1．《下略》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意思是说，如果国君能够扶助天下民众的危难，就能据有天下的安定。能够消除天下民众的忧患，就能享有天下的欢乐。能够解救天下民众的灾祸，就能获天下的幸福。

2．《下略》曰：“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意思是说，国君寻求贤才当以品德为重，聘用圣人要按天道而行。贤才离去国家就会衰微，圣人离去国家就会混乱。衰微是危险的由来，混乱是灭亡的象征。

3．《下略》曰：“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又曰：“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意思是说，贤良的人治理国家，是使民众忠良顺从。圣明的人治理国家，是使民众心悦诚服。行动上顺从可以共同开创事业，心悦诚服可以保全始终。又说，德行高尚的国君，以安乐的举措使天下人安乐，无道之君只顾自身的安乐而使天下人不安乐。国君能使天下安乐的国家就会长久兴盛，国君只顾自身安乐的国家就会很快灭亡。

4．《下略》曰：“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意思是说，舍近不取而去图谋进攻远方之国，最终就会劳师动众而不能建功立业，放弃用武力进攻远方之国而以谋略降服旁近之国，最终就会佚军息民而建功立业。行佚军息民之政则国多忠臣，劳民役军民众就会怨声载道。

《三略》是一部兼有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体系的著作，是我国第一部以政略和军略关系为重点论兵的兵书，具有独特的思想内容。

1．“以民为本”的治国论

《三略》从民本思想出发，对安国、选将、治军、作战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三略》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国家治理的好坏，而民心的向背又是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关键。

《三略》认为，“庶民者，国之本”，“以弱胜强者，民也”，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治国安家”在于得到民众的拥护，“亡国破家”在于失去民众的支持。如果得到民众的拥护，国家就安定，军队就强大，兵锋所向，就无往而不胜。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弄得国虚民贫，民众被迫反抗，敌人乘虚来犯，国家就会崩溃。无论是治理国家和统兵作战，都要随时随地“察民心，施百务”，办实事：“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责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国家要办好上述实事，首先必须要君主贤明，同时还要选用贤才管理国事，统率军队，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战争。进行战争的目的也在于保民，用“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救天下之祸”的正义战争去战胜非正义的战争。

2．“以民为本”的治军论

《三略》在治军问题上的突出之处是，既重视将帅的指挥作用，又重视士兵的战斗作用。认为“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将帅是统率全军，创造有利态势，战胜敌人的指挥者。士兵则是奋勇战斗、消灭敌人的主力。为此，将帅既要有优良的品德和广博的知识，又要做到清廉、镇静、公平、严整，能接受下级的意见，能决断是非曲直，能容纳人才，能采纳众人的建议，能知国家风俗，能研究山川形势，能了解地形险阻，能掌握军队的权柄。将帅还要能“通志于众”，做到“与众同好”，“与众同恶”，上下同心，士卒统一。将帅还要“以身先人”，处处起模范表率作用，“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水井尚未凿成，将帅不可谓口渴，军灶尚未成炊，将帅不可言饥饿，帐篷尚未搭好，将帅不可言疲倦：冬季不着皮衣，夏季不用摇扇，雨天不撑伞：战时与士卒同赴危难。在此前的兵书中，还没有一部能像《三略》这样重视士兵的作用，全面论述将帅与士卒的关系。

3．“因敌转化”的作战指导

《三略》指出，“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统兵将领在作战之前，要充分掌握敌情，以使“伺其空隙”，从敌人防御薄弱之处进行突破。提出“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的思想，主张根据敌情的变化而随机应敌。《三略》还提出了许多作战指导原则。诸如“获固守之，获扼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等等。

《三略》问世后，也是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广为流传的一部兵书，在中国和世界军事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的魏徵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中。宋元丰三年（1080），被宋廷颁定为开学的经典之一，并被译成西夏文本。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武经七书》本，此本除原刻本尚存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外，后世几经影印翻刻，形成武经系统本。其他丛书本也多以此系统本为底本。注释本有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静嘉堂藏书本胶片，影印出版了《续古逸丛书》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三略》的论著日益增多。

《三略》在国外流传也较广。早在唐代便传到日本、日本宽平年间（889～897），日本天皇敕命藤原佐也撰辑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就著录有《黄石公三略》。日本的战国时代，在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将此书与《六韬》列为主要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研究《黄石公三略》者约近40家。邻国朝鲜也有《黄石公三略》传人。1993年，美国学者拉夫尔·索雅，将《三略》等《武经七书》全译成英文本。《三略》的西传扩大了中国古代兵法理论在西方的影响。

《新书》

作者贾谊（前200—前168），河南洛阳人，汉文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贾谊少年得志，20多岁时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学术顾问官），每次朝对，都对答如流，深得文帝赏识，一年当中便升为太中大夫（高级顾问官）。他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巩固中央政权、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建议，遭到执政大臣的反对，文帝也不敢采纳，把他调离朝廷，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随之改任梁王太傅。后抑郁而死。

《新书》共10卷，《汉书·艺文志》著录为58篇。今本为56篇。卷曰为：卷一，过秦论等11篇；卷二，权重等5篇；卷三，欲激等11篇；卷四，匈奴等5篇；卷五，傅职等5篇；卷六，礼等3篇；卷七，先醒等5篇；卷八，官人等5篇；卷九，大政等4篇；卷十，礼容语等5篇。

《新书》有多种版本，明正德有吉藩刻本；清有抱经堂卢文绍校本，杭州书局《二十二子》本、《龙溪精舍丛书》本皆据抱经堂本重刻。刘师培撰有《新书校补》二卷、《佚文辑补》一卷，未刊。王耕心撰《贾子次诂》十六卷，有龙树精舍光绪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吉藩刻本。《四部备要》收有此书。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贾谊集》，其中《新书》56篇。

《过秦论》是《新书》的精彩篇章，分为上、中、下三篇。所谓过秦论，就是批评秦国的过失。文章首先铺叙秦国如何走向强盛，轻而易举地击败九国诸侯，吞并天下，然而竟被斩木为兵的农民起义军一举推翻，从而推出秦亡的原因：“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文章先扬后抑，气势磅礴，颇有说服力。

贾谊在《新书》中依据匈奴强汉朝弱的军事形势，提出以招抚怀柔为主要手段以解除外患。他还指出同姓诸王对朝廷的向背，不取决于血统的亲疏，而取决于力量强弱的对比。

《新书》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军事思想主张，有不少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主张是不切合实际、不合理的。《新书》对后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地位。

《潜夫论》

作者王符（约85—163），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东汉政治家、军事理论家。

王符终身不仕，隐居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

《潜夫论》全书10卷36篇，主要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其中《劝将》、《救边》、《边议》、《实边》四篇为军事专论，针对当时西北边疆的情况，着重论述如何加强边远地区的防御，集中反映了王符关于边疆防御和建设的军事思想。

《潜夫论》的主要军事观点有：

1．早定战守之策。作者认为“救边乃无患，中国乃得安宁”，呼吁及时平乱，反对示弱寇敌、竞割国家之地以与敌的惟图荀安、不思救边的做法。

2．慎选边将。王符指出汉军之所以不能制羌乱，主要原因在于将不知兵，因此要认真选拔将帅。将帅御兵，必须具备六务标准：“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选拔将帅要任人惟贤，不搞论资排辈，否则就等于将军队交给敌人。

3．救边强边。作者集中抨击了当时朝臣苟且偷安，不救边民于水火的行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救边主张。认为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必须加强边防，决不可割地以为苟合，因为假如今日割边郡，明日就要以三辅为边，日后“则洛阳为边”，国将不国。

4．国君临边患，务以民为本。边患已积十年，百姓被害，迄今不止。国君不可不思边境之安宁。国君对边患问题断不见。国君对军国大事要“修己之备，无恃于人”，不独委任于将帅。方可克敌制胜。如以不烦民为借口，轻易使人民受杀掠，这样的国君“非人主”也。

5．治边要激励士卒。作者认为人皆趋利避害，而当时“士不劝于死敌”，是由于“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因此，强调明赏必罚，使士卒“必顺我令乃得其欲”。

6．迁内地人民实边。他指出边郡虚废的原因及危害。国家听任边患蔓延，强令边民内迁，赋役加重是边郡虚废的原因。边郡空无人民，而内地人众地狭，造成经济上的偏颇，这是边郡虚废带来的经济上的严重后果。长此下去，会造成边民绝望，而滋生降敌之心，成为政治上“大忧”。这就是虚废边郡的严重政治后果。因此必须立即设法对边郡虚废现象予以制止。并提出，应恢复已废弃的边郡举孝廉制度，并在赐爵、物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此乃“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

《潜夫论》继承孙武论将、晁错实边等观点，对一些基本军事原则的阐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淮南子·兵略训》

作者刘安（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后被封为淮南王。

刘安文采斐然，博闻强记，有过人的文学才能。汉文帝十分器重他。一次下诏让他撰写一篇《离骚赋》。刘安在凌晨受命，到早饭时间已经写完，深得皇帝喜爱。天下许多方术之士都投奔到他的门下。刘安后因图谋兵变事发，自杀身死。

《淮南子》是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被等集体撰写的。该书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子》内21篇、外31篇，现仅存21篇。篇目为：原道、淑真、天文、隧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汜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人间、修务、泰族、要略。

《汉书·艺文志》将该书列入杂家，汉许慎、高诱均有注本，《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等皆见记录。许注后亡佚，清孙冯翼辑有一卷，有问经堂刊本。传世为高诱注本，篇目下皆有“训”字。清有杭州书局《二十二子》重刻庄达吉校本等。刘家本撰《淮南子集证》二十一卷，有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排印本。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83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有杨树达著《淮南子证闻》。

《淮南子》是以道家自然天道观为主导，综合道、法、阴阳各家之说。论述“道”和“气”的。《兵略训》即是其中专论军事的一篇，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

《淮南子·兵略训》是在它所认为的道是“覆天盖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思想指导下，博采先秦各家兵书，综合而成的一篇军事哲学著作。在战争观问题上，立论比较鲜明。在战略、战术上则多继承而少创见。

作者认为战争的起源是：“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这就是说战争起源于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均而引起的暴力争夺。这比起前人的相关论述要深刻得多。

战争的目的是“禁暴讨乱”，“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该书明确地区分了“义战”与“不义战”。

作者继承前人军事思想，提出了“全兵先胜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主张。它认为战争胜负的根本，不在军事的强弱，而在政治的得失。得道者得民心，弱可以变强；失道者失民心，强亦可变弱。所以，政治强大，虽有军队但不必发动战争，也可使敌人伏首称臣，这实际上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在汉代的发展。“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因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的胜负，所以在战争之前就必须先谋划于庙堂之上，对双方力量加以比较，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军粮、士卒、武器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是否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如此可作到先胜而后战。作者称这种作战方法为“庙战”。

对于战术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作者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无形，“神出而鬼行”，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不仅于此，善于采取军事行动者，必须做到：行动迅猛有“气势”，善用地形占“地势”，根据敌情知“因势”，巧妙侦察设伏善“知权”，调遣军队灵活有序知“事权”。另外，还要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

《兵略训》还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作者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有关将帅的理论。将帅根据其能力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将”，能够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坚定而有气势，是常胜将军；“中将”。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气势，胜多而败少；“下将”，无坚定主张，性自多疑，动辄败北。“将军之心”要宽宏公允，含而不露。既能随时变通，又不轻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动摇主张。将帅要威仪并用，与士卒同甘共苦。威仪并用就是赏罚分明，赏使士兵冒死征战，罚使士兵令行禁止，如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将领必须爱兵，才能得到兵的爱戴。将帅应具备“三隧、四仪、五行、十守”诸项优秀品质。作者认为将帅最应注意的是士气的“实”与“虚”：官兵有隙，互不相得为虚；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为实。将领要统帅军队，完成任务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指挥保障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专门辅助人员：“尉之官”，即军事参谋人员；“侯之官”，即侦察人员；“司空之官”，即后勤人员；“舆之官”，收容联络人员。这比《六韬》的有关论述更为充分和完善。

所有这些对战争起源、战争目的、战争性质和战争胜败主要因素的论断，既继承了前人的观点，也在某些地方超过了前人。在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上，继承了前人虚实、奇正、分合、示形等，归结为“神莫贵于天；势莫贵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只是提法不同而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是因为刘安等人，本身缺少战争实践经验，所以只能是在理论上进行阐发，在哲理上加以提高。又由于《淮南子》是由众人编篡而成，其思想观点也不尽一致。

《素书》

《素书》又名《黄石公素书》。旧题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此说源出张商英《黄石公素书·序》。张商英，字天觉，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为尚书右仆射，曾学浮屠法，喜讲禅理。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徽宗颇惮之，遂蒙忠直之名。后被台臣上疏攻击，出知河南府。卒谥文忠。他在序言中称：“黄石公圯桥所受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神不圣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世间。”张商英这段话说的神乎其神，然而说得愈神秘愈露出了他作伪的马脚。对此明代以来，学者多有辩驳，如明都穆说它有“三伪”：“子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而卒之谢病辟谷；托从赤松子游，君子称其明哲保身，顾有死而葬以玉枕，其伪一也。自晋逮宋，历年久远，岂是书既传，而荐绅君子不得而见，亦未闻一言及之，其伪二也。书有秘戒，乃近世术家欲神其术之俚言，而谓圮上老人为之，其伪三也。且书中之言，往往窃吾儒之绪论，而饰以权诈。苏文忠谓圮上老人秦之隐者，而其言若是，乌足以授子房？其为张氏之伪明矣。”（《听语纪谈》）《四库总目提要》引胡应鳞的话说：“其书中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皆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盖商英尝学浮屠法于从悦，喜讲禅理，此数语皆近其所为，前后注文与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为商英所伪撰，明矣。”笔者以为《素书》从内容到文句，引用《黄石公三略》颇多，如“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等。实际上它是张商英取《黄石公三略》之本旨，以广其说，又撷取儒道文辞，杂采仙经佛典俚语以及有生命力的民谚汇集而成的一部著作。虽为张商英所伪托，但“其言颇切理”（《四库总目提要》），书中不乏有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

《素书》一卷共六篇：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求人之志章第三、本德宗道章第四、遵义章第五、安礼章第六。全书围绕“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展开论述，主张“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修德行仁，遵义尚礼。教育人们不要损节背理，要谦恭行善。在军事方面，重视设权定谋，指出：“设变从权，所以解结”，“长莫长于博谋”，“阴谋外泄者败”，“患在不预定谋”。重视民心民意，认为“民怨伤国”，“民困国残”。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正确使用。认为“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国将霸者士先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在战争中，主张根据各种人才的特点进行战斗分工，扬长避短，人尽其能。“重可使守固，不可使临阵；贪可使攻敌，不可使分阵；廉可使守主，不可使应机，五者各随其才而用之。”

《素书》自宋以来翻刻者颇多，流传很广。从现存版本看有明刻、明抄本，以及日本庆长（明万历）刻本，但更多的是丛书本，比较重要的有子汇本、二十子本、先秦诸子合编本、且且庵初笺十六子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道藏本、四库全书本等。据不完全统计，各种丛书本有二十余种之多。

《将苑》

旧题诸葛亮撰。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东汉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早年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被称为“卧龙”。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向刘备提出了夺取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外结好孙权，内革新政治，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他辅佐刘备、刘禅创建了蜀国，自任丞相。刘禅即位后，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掌管蜀汉军政大权。当政其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革除弊政，推行屯田，发展生产，改善和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对于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还积极推行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曾五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因力不从心，于建兴十二年（234）死于五丈原军中。他足智多谋，善于治军，相传革新连驽（革新后能同时发十箭）、创八阵图、造“木牛流马”（一种有利于山地运输的工具），受到后人的崇敬。自陈寿编《诸葛亮集》后，明清又编辑多种，如明王士骐编《武侯全书》二十卷、杨时伟编《诸葛忠武全书》十卷、清朱磷辑《诸葛武侯集》二十卷、张澍编《诸葛亮集》等，本文所要介绍的《将苑》就收录在《诸葛亮集》之中。中国兵书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伪托之作多托于先圣先贤。由于诸葛亮被后人当作智慧的化身，所以，正像《四库总目提要》说的“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各种书目著录诸葛亮撰的兵书就有二十余种，如《火龙经》、《小心略地利》、《武侯奇书》等等，这些兵书究竟哪些是诸葛亮的作品，有待逐一考证。

《将苑》最早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题作《诸葛亮将苑》，明代编的诸葛亮文集中也予以收录。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从书中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诸书和隋、唐不见著录来推断，不像诸葛亮亲著，但其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相一致。

《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武侯将苑》、《心书》、《武侯心书》、《新书》、《武侯新书》等。此书宋代称《将苑》，明代始改称《心书》，如焦肱《经籍志》；或《新书》，如陶宗仪《说郛》；也有称《将苑》的，如《百川书志》。《汉魏丛书》虽于书名题作《心书》，而篇章标题中间有《新书》字样。现存版本中，这几种称谓都有，核其内容，虽有所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同书异名。因为《将苑》之名出现较早，故本文以《将苑》相称。

《将苑》一卷（一作二卷，见《百川书志》）共五十篇。其篇目如下：兵机、逐恶、知人性、将才、将器、将弊、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出师、择材、智用、不阵、将诫、戒备、习练、军蠹、腹心、谨候、机形、重形、善将、审因、兵势、胜败、假权、哀死、三宾、后应、便利、应机、揣能、轻战、地势、情势、击势、整师、励士、自勉、战道、和人、察情、将情、威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将苑》是中国古代论述为将之道的兵书。书中博采《孙子》、《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左传》等兵书史籍中的论兵妙语，分门别类加以阐述，言简意赅，自成体系，概括了古代为将之道的各个方面。它对将帅进行了分类研究，认为从思想品德性格特长上分，将材有九：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按能力器度分有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意在选拔任用将帅要量才而选，量力而用。它总结归纳了为将八弊：“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意在向将帅敲警钟。它认为将帅关系着国家兴亡、战争胜败、士卒的安危，因此，要求给予将帅自主权，重申“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同时，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条件和要求。首先强调将帅自身修养好。它要求将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忠贞不渝；要做到刚不可折，柔不可卷，不骄不吝，能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先仁义而后智勇；要有五善四欲，五善是“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是“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它还要求将帅力争五强，杜绝八恶。五强是：“高节可以历俗，孝悌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八恶是“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滂”。它提出了将帅应遵守的十五条纪律，即虑、诘、勇、廉、平、忍、宽、信、敬、明、谨、仁、忠、分、谋。其次要求将帅要善于治军，精于作战。在治军方面，要求将帅要重视法制，信赏必罚，严号申令，“诫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要加强军事训练，认为“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要收揽和掌握有特长的人才，“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要身先士卒，关心和爱护部下，养兵像养自己的子女一样，“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在作战方面，要求将帅不恃众以轻敌，不傲才以骄人，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要懂得“兵机”、“兵势”，“因机而立胜”，“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要熟悉战场地形地物，探明敌情，“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要懂得各种地形天候条件下的战法，如林战、丛战、谷战、水战、夜战等。

《将苑》一书，一直为后人所重视，流传比较广泛。它集中了古代将帅选拔、修养的精华，虽然不免打着封建阶级的印记，但其中许多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将苑》现存版本多题名为《心书》或《新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诸葛亮集》题为《将苑》。该书版本大致有三个系统，一是《诸葛亮集》系统；二是丛书本系统，较有代表性的有：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说郛本等。三是单行本系统，主要有：明正德十三年韩袭芳铜活字印本、明万历三十三年书林郑少斋刻本、明黄邦彦刻本、民国年间石印本、1926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等。

《便宜十六策》

《便宜十六策》旧题诸葛亮撰，后人疑为伪托之作。

本书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的主要有：

“用兵之道，先定其谋”。重视谋略是书中论及用兵作战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指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作为“人之司命，国之利器”的领兵将帅，在战前必须周密地部署，做到“先定其计，然后乃行”。对于谋的内容，它说“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只有对上述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谋划，才可以出军任将。作战中不仅要有谋略，而且要很高明，在战略谋划上胜敌一筹。

作者十分强调“气势”和“神速”，多次说明士气和速度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它说：“士无气势……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又说：“计谋欲密，攻敌欲疾”。主张进攻时要快速，只有快速才能造成一定的兵势。所谓“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败，此用兵之势也。”作者指出，要以压倒敌人的英勇气势，迅猛异常，敢冲敢打，一举消灭敌人。

在用兵作战上，强调“知”的作用，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这可算是对“知彼知己”的具体解释。对于敌人各方面的情况，敌我国力的强弱，将领指挥才能，兵士的战斗力，天象气候的变化，地形的利用，进攻退守的时机，都要善于了解和掌握，据此去决定自己克敌制胜的战争行动。它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要求把敌我双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利用和发挥自己之长，去攻击敌人之短，这才算真正的“知彼知己”，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

《便宜十六策》首先提出了“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的问题，强调了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因为战争是“匡救大乱之道”，“存国家社稷之计”，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加强武备，即所谓“夫国三大务，莫先于戒备”，而武备之要便是通过治军使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并提出“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的原则，即注重教育，反对一味的惩罚。在提高部队素质的训练上，它继承了《管子》的思想，提出了所谓的“五教”；同时又提出了“上为下教”的观点，带兵者必“先正其身”，才能教育好部队。另外，它还强调治军要严于法纪，赏罚分明。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军队纪律不严，不听从指挥，虽有百万之师也是无济于事的。《便宜十六策》既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