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行新军衔制

• 在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中，狭窄的国防公路上坦克车、装备车、运输车和步兵队伍拥挤在一起，被堵在十字路口，黑压压一片……
• 中央军委决定：军衔制只有在精简整编完成后才能实行，争取1984年做好，1985年实行。
• 邓主席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面带微笑，与人们一一握手，连声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恢复军衔制提上日程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搞不搞军衔制，也是组织路线问题。

在几年前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中，狭窄的国防公路上坦克车、装备车、运输车和步兵队伍拥挤在一起，被堵在十字路口，黑压压一片……

“部队的指挥官为什么不站出来？”首都北京，电视屏幕前的老将军们动怒了，可马上便意识到：一样的服装和徽章，部队之间又没有隶属关系，谁来指挥？

现实唤起了老帅和将军们的忧思：还是要实行军衔制！

当年的9月，总政治部在全军干部工作会上提交《恢复军衔制度的初步方案》。经过会议讨论，军队拟改革和完善6项制度，其中第五项就是军衔制度。

这次会议结束后，总政治部于同年11月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正式以文字形式提出“恢复军衔制”的建议。

在建国初期，新中国实行了军衔制度，举行了大规模的授衔仪式。但不久，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不少人对军衔制度存在着偏见，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

另外，加上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取消军衔制度的呼声渐高。

1964年夏，为了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军委考虑减低军队干部的薪金。同时也考虑把军衔一起取消算了。

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说：

军委办公会议已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

《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其理由是：

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

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1965年5月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此后，我军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无衔期”。

取消军衔制度后，由于军队等级制度不健全，没有外在的等级区别标志，在军官的成长、军队的指挥，以及与外军交往等方面的问题，渐渐显现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目标和任务的提出，重新实行军衔制度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2年初，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正式做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

为恢复军衔制做准备

恢复军衔制的问题虽然被提上了工作日程，但由于当时军队建设积累的问题很多，要马上实行军衔制还有不少困难。如军队整体规模过大，编制体制不顺，官兵比例不合理，各级领导班子臃肿、年龄老化等。

这些问题不解决，实行军衔制有较大难度。因此，中央军委决定：

军衔制只有在精简整编完成后才能实行……争取1984年做好，1985年实行。

1982年下半年，中央军委根据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率的原则，进行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

1983年春，中央军委对军、师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军、师级领导干部平均年龄有所降低，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

这两项工作，客观上为恢复军衔制做了必要的准备。

1983年5月，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负责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直接领导，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总参谋长杨得志、军事学院院长萧克、总后勤部政委王平、总政治部副主任朱云谦为召集人。

领导小组共有10多位成员，都是军委各总部、军兵种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从此，恢复军衔制就作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

1984年底，恢复军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按计划初步完成。

中央军委曾考虑1985年恢复军衔制，但恰在此时，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重大决策，确定精简军队员额100万。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各项工作都必须进行调整，因此，恢复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将在调整中进行。

设置我军军官军衔等级

1986年下半年，军委常务会议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即不再提“恢复”军衔制，而是“实行新的军衔制”。

之所以叫“实行新的军衔制”，主要是因为我军已走上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军官军衔等级的设置和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等，与1955年至1965年实行的军衔制有很大的不同，是借鉴前者，而不是照搬照套。

我军1955年军衔制属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型”军衔，而新军衔制既不属于“东方型”军衔，也不同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型”军衔，而是一种独特的军衔类型。

军官军衔等级的设置，是军衔制度的核心。

与一些主要国家军衔制度相比，我军新军衔制军官衔级设置比较特殊：比“东方型”军衔少了元帅、大将、大尉；比“西方型”军衔少了五星上将、准将；而且，比这两类主要军衔多了一级大校。

我军新的军衔制确定的军官军衔等级，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衔制都不相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的国情军情，充分体现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

同1955年军衔制相比，新军衔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官以上等级设得比较低，取消了大将、元帅、大元帅3个高衔。

我军1955年的军衔等级设置规格比较高，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1988年我军重新实行军衔制，已不是对1955年军衔制的简单恢复。这是因为与上一次军衔制相比，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我军绝大多数现役军官没有经受过战争锻炼，军以下军官基本都是在和平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今后高级将领也不会有开国元勋们那样的特殊经历。

其次，和平年代军队员额压缩，编制等级减少。新军衔制实行时，已取消了兵团职、副排职和军、师、团的“准级”，军官职务等级已由1955年的21级减为15级，因而军衔等级应当简化，规格不宜太高。

参照多数国家的军衔设置，决定不设大元帅、元帅、大将等高衔，最高军衔为上将。同时，考虑在特殊时期军委主要领导需要授衔时，应与军委和总部其他领导的军衔有所区别，因此，在上将之上又设了一级最高军衔，即一级上将。1994年取消一级上将衔后，最高军衔以上将“封顶”。

当年确定新的军衔等级设置时，邓小平同志曾指出：

和平时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军职以上，一职三衔。

这两个原则，是根据当时我军实际情况定的。邓小平曾解释：

军职以上实行一职三衔，道理很简单，年轻干部需要培养，他们的军衔可以低一些，职务可以高一点。

1987年12月30日，中央军委常务会决定，1988年国庆节前实行新的军衔制。

从1988年4月13日起，新的军衔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和颁行。

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当天以国家主席令予以公布施行。

军衔条例的颁布，是我军新军衔制正式立法的重要标志。

7月2日，中央军委颁发评定授予现役军官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全军应在当年8月底以前，“完成实行军衔制度的动员教育、军衔鉴定和军衔评定工作”。

据此，全军军衔评定工作正式展开。至当年8月底，评衔工作基本完成。

隆重举行军官授勋仪式

1988年7月20日，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军队离休干部授勋仪式。

邓小平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肖劲光等830名同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汪荣华等3700名同志“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贺进恒等47914名同志“独立功勋荣誉章”，授予邓兆祥等3.1万名同志“胜利功勋荣誉章”。

一级和二级红星勋章的直径都是40毫米，厚度为2毫米。一级红星勋章约重30.2克，其中含7K金8.6克，含银21.6克；二级红星勋章约重29.5克，其中含6K金7.2克，含银22.3克。

一级红星勋章授予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或者曾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军队离休干部。

二级红星勋章授予下列人员：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大校以下军衔或者未被授予军衔的军队离休干部；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前曾被授予少将军衔或者曾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但是1965年5月22日以后受降职、降级或者撤职处分的军队离休干部。

独立功勋荣誉章为金银合金制作，直径为40毫米，厚度为2毫米，重约29克，其中含5K金5.9克，含银23.1克。

独立功勋荣誉章授予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

胜利功勋荣誉章制作材料为金银合金。直径40毫米，厚度2毫米，重约28.3克，为4K金，所含黄金重量4.6克，白银重量23.7克，价值424元。采用天安门和旗海图案，象征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的胜利。5只羽翼相连，口衔麦穗的和平鸽环抱天安门和旗海，表达共和国成立时人民欢庆胜利和向往和平安定生活的心情。

胜利功勋荣誉章授予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期间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和在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党的顾问委员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治协商会议等担任职务而不在军队继续担任职务的军队干部。

这些接受勋章的老同志们，曾经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共和国创下了丰功伟业。人民军队的光荣和他们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他们就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共和国应该给他们以崇高荣誉。

当一枚枚闪光的勋章佩戴在这些老同志胸前，全场掌声雷动。

此后，受邓小平主席委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和刘华清一起，去聂荣臻、徐向前、肖劲光和王震的住处，代表中央军委，向他们授勋。

聂荣臻已经80多岁，身体不好，但头脑清醒，他激动地把勋章捧在胸前，久久向人们示意。

徐向前很兴奋，马上就佩戴上勋章，要和人们一起照相。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

党和国家的20余位领导人在主席台落座后，授衔仪式开始。授衔仪式由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他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授予上将军官军衔的命令。

有17位高级军官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是：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

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

副总参谋长徐信，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一书记郭林祥，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尤太忠，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政治委员李德生。

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空军司令员王海。

宣布命令后，17位上将到休息室，换上了新式军服，佩戴上将军衔肩章。

当他们在《人民军队忠于党》的乐曲声中列队走上主席台，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台下的1300多名师以上军官敬礼时，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接着颁发了命令状，上将们容光焕发地从杨尚昆手中郑重地接过邓小平主席签发的命令状，并向杨尚昆致以军礼。

杨尚昆微笑着对每个人说：“祝贺你！”

接着，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词，向17位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

贺词说：

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同志，都是担任我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军官。

这些同志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贡献和才能的肯定，也体现了国家对军队的关怀，同时也表明了这些同志肩负责任的重大。这是被授衔同志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

授衔仪式结束后，10时40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来到怀仁堂，和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会见了17位同志，并一起合影留念。

在战争时期，这些上将中有的曾经在邓小平同志指挥下战斗。今天看到老首长，他们的心情格外地激动。

邓小平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面带微笑，与人们一一握手，连声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9月16日至23日，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分别出席了全军各大单位的授衔仪式，他们代表中央军委主席，授予中将、少将和部分校官、尉官军衔。

确立军队文职干部制度

1988年4月27日，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建立了文职干部制度。

同年7月31日，中央军委在京召开文职干部大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支10多万人的文职干部队伍。

按照规定，文职干部不授军衔，不着统一的制式军装，只佩带统一的胸章符号，胸章背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胸章符号”字样。胸章由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设计并统一制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军队建设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在《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这篇历史性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不穿军服。

在我军历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使用文职人员的构想。

军队文职人员，世界上通常是指在军队中服务的非现役军人。在军队诸制度中，文职人员制度比较年轻，是在近百余年间才出现的一项组织制度。它的产生与实行严格的服退役和军衔定期晋升制，以及技术装备的发展密切相关。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曾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干部政策和制度。

建国后，我军的干部工作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相应地作了某些改革，先后实行了军官军衔制度，院校培养制度。后来这些制度一度中断。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央军委决定，实行文职干部制度，改变过去单一的干部编制结构和单一的管理办法，把部分专业技术干部和为机关、院校服务的行政事务、生活保障干部，同担负指挥职能的现役军官区分开来，实行现役军官与文职干部相结合的制度，变单一模式管理干部方法为多渠道、多层次的管理方法。

1992年4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从1992年5月1日起，为全军文职干部配发与现役军官相同的制式服装，佩带文职干部肩章、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