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一、调整军队体制
- 邓小平说：“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个现状的。”
- 邓小平说：“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 1984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正式确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新体制。
邓小平提出整顿军队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
其实，早在1971年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就对军队进行过初步整顿。
叶剑英以毛泽东“加强战备”、“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为契机，努力恢复军事训练，狠抓军队思想和作风建设，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原因，严重干扰了部队的各项建设，叶剑英的初步整顿显得步履维艰。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当时，与会的所有干部都在期待着走出困局，走向新的开始。
会议上，邓小平说：
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个现状的。
会场里的人听了纷纷点头，邓小平说出了他们多年来一直憋在心底的话。
数年以来，军队不断增加人员，层级越来越多，买个灯泡也要写个文件在各级领导之间画上好长一阵子的“圈”，这样的体制怎么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呢？
会议上，人们不由自主地竖起了耳朵仔细地听，那些拿着笔记录的人也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关注地望着邓小平。
“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邓小平接着说道：
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接下来，邓小平还就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纪律性做出重要指示。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加强内部团结，军队令行禁止，军队才有战斗力，也才能成功实现军队规模的裁减。
听到要裁减人员，会场里的人们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虽然军队裁减人员是军队整顿必须采取的举措，但谁也不想这把“剪刀”剪到自己的头上。
在主席台上，邓小平似乎体会到了人们的心情，但他依然坚定地表示，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提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
邓小平明确地指出：
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不团结因素，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所有的人都听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
军人要服从命令，服从军队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大局。裁减规模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提高工作效率就必须严格执行纪律。
无论参加会议的人们怎样想，他们心里都明白，军队建设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场大变革中，所有的军人都要服从国家的大局。
进行军队编制体制改革
1975年初，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调整军队的组织结构、军队的领导和指挥关系、各级的职权划分和部队的编组，即调整编制体制应处于主导地位，是带根本性的问题。
在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过程中，邓小平说：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军队的编制体制作为国家军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有效地促进军队建设、保证军事战略方针、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邓小平把体制改革作为军队整顿的重点，通过体制改革来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军队的体制编制建设不断得到完善和落实。
1975年7月，邓小平再次指出：
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
1975年6月24日至7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
随后，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制定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方案》，初步进行了压缩军队规模、整编军队体制的工作。
体制改革首先从调整领导班子开始。调整领导班子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报请党中央批准后，中央军委成立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调整领导班子工作。
1975年8月至11月，在叶剑英主持下，中央军委对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考察、调整、配备。
8月30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发表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多数单位的主官名单。又发表北京军区主官和一些单位部分主官的名单。
经过调整配备，绝大多数大单位建起了一个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由于大批干部曾经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形成了两套班子，一套在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一套在部队主持工作。
有的部队，当时一个职位上副职干部达到4名之多。按照《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决定将几十万超编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
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到1976年，各军区、各军、兵种按新编制进行整编，裁减部队，调整机构。
陆军步兵部队精简27.3%。其中工程兵、铁道兵精简最多，两者精简占陆军兵种部队精简总人数的92%。有些部队实行简编，保留技术骨干，减少普通兵员。将县、市中队移交地方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部队。
海军精简21%。调整基地、舰艇、高射炮兵和航空兵部队的编制体制，将部分工程建筑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军队定额。
空军精简16.4%。主要精简机关，空降兵部队实行简编，撤销一部分高射炮兵部队，工程修理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部队定额。
各军区及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16.5%。
精简整编后，全军陆军、机关、保障部队比例减小，1976年全军总人数在上一年基础上减少13.6%，技术兵种、海、空军、战斗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比例增大。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部队的编组状况已经有了较大改善，并相继增建了一批电子对抗部队，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导弹快艇部队和部分快艇基地勤务处，海军快艇部队已成为一支遍布沿海要地的近海突击力量。猎潜艇、护卫艇和登陆艇部队也有一定发展，建立了装备国产导弹驱逐舰的驱逐舰支队。
此外，为了加强对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生产的统一领导，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
1977年12月28日，中央军委举行全体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再一次重申，军队要压缩规模，改革编制体制。他说：
军制建设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邓小平那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声音在宽敞的会议室里回荡：
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
在邓小平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主持下，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
全军从1978年开始，精简的重点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各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领导机关。
同时，充实担负坚守要点任务而人数较少的守备部队和担负守备任务的机动步兵师的编制人数，继续改装部分步兵师的编制装备等等。
在1980年3月的军委常委扩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长篇讲话，他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消肿”。
邓小平说：
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
总之，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为使高级干部认清“消肿”的紧迫性，邓小平对机构臃肿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他严肃批评了这种状况。
邓小平在后来同杨尚昆、韦国清、杨勇、王平等的谈话中谈道：
不少事情都涉及一个制度问题，要改革。归根到底要解决军队的制度问题。
邓小平断言世界形势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做出压缩规模、改革编制体制的决定，让在场的所有人心中一震。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军队战略指导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信号。
邓小平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充分根据的，他首次提出“战争可能延缓”的论断，就是基于当时的世界形势而提出的。
事情也正如邓小平的判断一样，国际形势正在趋于缓和，1978年连续发生的大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货运飞船。美国结束了与日本进行的长达5个月的贸易大战。
联合国在汉堡召开的78个全权代表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
欧共体与中国签订一项包含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贸易协定，自6月1日起生效。
东盟五国在雅加达举行第六届经济部长会议，就建立合资企业、扩大区域内特惠贸易等问题达成协议。
西方七国首脑在波恩举行第四次经济会议，讨论刺激经济和避免通货膨胀等问题。
中国和日本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美元汇价暴跌，11月1日美国政府采取支持汇价措施、欧共体与非、加、太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签订洛美协定。
中国和美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
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忙着家里的事情，欧洲发达国家在忙着联合，东南亚形势趋于缓和，中国的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
……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用当年指挥打仗时的审慎目光冷静观察，用当年运筹帷幄时的睿智细心分析。渐渐地，国际上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如他眼前的烟雾一样消散了。
就在邓小平做出“战争可能延缓”的论断一年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
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在20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在向和平努力迈进的主流下，局部的规模冲突仍然不断发生，苏联入侵阿富汗，中东地区战火不断，在我国南部边境，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赢了自卫反击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又依据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原理，通过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进行总结和考察，通过对国际问题的现实进行思考和分析，对世界发展趋势及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了突破性的判断和结论。
在邓小平的眼中，世界变得清晰了。
尽管当时世界仍然烽烟四起，但是，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长期的观察分析和国际战略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指出：
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
1985年3月，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4个字。
虽然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世界大战至少在20世纪末打不起来，中国完全有可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断言：
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可以使中国人民更加集中力量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国家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因此，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
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及我国的建设环境做出的科学判断，对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揭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酝酿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提出新的战略指导思想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两伊战争以死亡数十万人的代价无果而终，双方的军队在火线上对峙。这一回合，幕后推手美国和苏联打成了平手。
中东地区战火频仍，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站稳了脚跟，在弹丸之地的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次交锋，原本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东被美国插足。
在外太空，美苏两国展开激烈竞争，苏联频繁发射宇航飞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空间站，在美国人的头顶上建立了监视哨和武器发射平台；美国人奋起直追，里根总统批准了“星球大战”计划，要与苏联死战到底……
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从未停止，全球性的战略争夺日益加剧，从陆地、海洋、空中发展到外层空间。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做出了清晰判断，他指出：
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一方面抓紧自身建设，一方面审慎地观察国际形势，为出台新的治国方略准备素材。经过几年的观察，邓小平坚定了最初的判断。
在198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说：
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
邓小平洞若观火地分析了原因：
其一，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由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超级大国之间战略核均势的形成，使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了毁灭对方的力量，谁对谁都没有绝对优势，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
其二，美、苏都在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最终完成，双方争夺出现了相持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二者都不敢轻举妄动。
因此，在不放松军事准备的前提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策略与方式，以“和平演变”为主的战略代替了以武力扼杀为主的战略。
其三，最为重要的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也包括日本、西欧和东欧，美国和苏联的人民也不支持战争，所以分析起来，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
同时，在世界性殖民主义统治迅速解体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已经演化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成为世界经济繁荣的巨大障碍和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
因此从殖民主义体系下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国家，要真正赢得独立，必须把民族经济的振兴与发展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以彻底冲破国际旧秩序的束缚，摆脱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越来越上升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
其四，以经济、科技为重点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中心内容。新技术革命的全面展开，进一步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科技竞争趋于激烈。能否以经济、科技发展为龙头，带动综合国力的全面增强，从根本上决定着每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地位。
其五，中国的强大是制止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发展就是制约战争的力量的发展。如果中国在20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就会有很大增长，如果再经过30年到50年的建设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时，战争就更难打起来了。
邓小平的上述分析，是构成战争与和平问题新认识和新判断的基本依据。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
1985年6月，邓小平再次指出：
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1987年5月，他进一步强调：
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这就明确了当时所讲的相对和平时期，并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它将持续较长一个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不再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安下心来搞建设。
邓小平同时又辩证地指出，旧的世界战略格局虽然已经被打破，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不等于“天下无战事”；对抗趋向对话，紧张趋向缓和，也不等于对抗消失；战争虽然可以避免，但这是指世界规模的战争即世界大战，不是说一切规模和样式的战争都是可以避免的。他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1989年，他进一步讲道：
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
由于领土、民族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在导致世界大战的因素得到更大的制约的同时，地区性、偶发性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仅不能完全加以排除。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类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多。
邓小平指出：
它既可能由陆海疆域争端而引起，也可能由其他利益矛盾而诱发；既可能是同强大敌国交锋，也可能是同实力相当或总体实力不及自己的对手对阵；既可能在预有准备的方向上发生，也有可能在出乎预料的方向突然爆发；既可能在本土一定纵深内打，也可能在边境附近打；既可能是陆战，也可能是相对独立的海战或空战。
正如邓小平所预料的那样，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岛的主权问题爆发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兵波斯湾，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进入新世纪，美国本土纽约的世贸大楼遭到袭击，连国防部五角大楼也未能幸免。
邓小平当时就认为，对中国而言，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其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发展不对称力量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一种典型的预算选择。
中国当时这种专注于经济建设的好处在于：一个具有注重发展和创新精神的社会，在世界的不对称战争中将具有巨大优势，如同美国因拥有大规模的工业基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具有巨大优势那样。
事实上，高瞻远瞩的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总体实力不及自己的对手对阵”，已经在新的世纪里，以“不对称战争”的形式烧遍全球。
根据这个判断，邓小平指出：
大战虽然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小的战争不可避免。
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邓小平的这些指示，使我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战略性扭转，即，由应对全面战争转向应对局部战争，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以要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要把打赢局部战争作为军队的主要任务，把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放在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上。
这一思想落实到当时的军队建设上，就是要充分利用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的和平条件和有利时机，从长计议、从容安排，有计划、有章法地更好地培养、生成、积蓄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中央军委下达精简方案
1982年7月2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撤销原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9月15日，中央军委在1980年精简整编的基础上，向全军下达了进一步调整军队体制和精简整编的方案，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
这次精简整编的重点是大力精简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部分部队实行简编，并将部分部队移交地方。
首先是中央军委的调整改革。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军委常务会议由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的重大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均简称为中央军委，其职能和成员都是同一的，两个机构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以人民解放军为主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既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的一致性，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军队领导的一致性。
同时，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各大军区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则相应改为军区司令部的业务部门。
后来，又将这些业务部门作了相应合并，撤销了基建工程兵，所属部队按系统对口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或地方部门，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撤销铁道兵番号，其部队集体转业移交铁道部。
这次精简整编，迈出的步子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在此以前，国家还采取了紧缩军费，把军事设施转交民用或军民合用，军工企业转产民品和支援地方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但是，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这个整编方案上批道：
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从1983年起，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为进一步实现“消肿”的目标倾注了大量心血。直到1984年国庆前一天晚上，他还要总参军务部连夜把新一轮的精简整编方案送来审阅。
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讨论精简整编方案，邓小平在会上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中国军队要进行大裁军。
在裁军问题上，邓小平可以说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并不惜得罪一批人。
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人就得罪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军队如此，地方也是如此。
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这才有了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
完成一百万裁军任务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
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这次大裁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是促进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真正从注重数量规模转到注重质量效能，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战略性转变。
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要求全军部队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全社会要关心和支持军队的改革和精简工作。
裁军并不是一味地裁减数量，而是要坚持“少而精”。邓小平指出，我军过去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要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部队。
所以，百万裁军并不是简单的大裁员，而是战略性结构大调整。
在裁军的过程中，陆军航空兵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电子对抗部队等新兵种，以及预备役部队相继成立；随着集团军的组建，陆军中特种兵比例超过了步兵。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全军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按照先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次序，实施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方案。
各总部、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撤并业务相近的部门和重叠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的等级，减少层次，人员减少40%左右。同时撤并部分军队院校。军队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技装备委员会，与国务院国防办公室合并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裁减部队，淘汰陈旧装备，强化部队合成。大军区由原来的11个合并为7个，撤并了武汉、昆明、福州、新疆4个大军区。减少师团级单位4054个、军级单位31个，并降低了部分单位的等级。
海军、空军淘汰陈旧装备，相应地减少了人员。一些担任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县和相当于县的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实行地方与军队的双重领导，县市人武部划归地方建制2592个。
减少军官数量，改变官兵比例不合理状况。各级领导班子减少了副职干部。在确定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后，实行士官制度。
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官担任，减少了干部数量，提高了战士的比例，初步改变了官兵比例不合理的状况。
为提高战斗力，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各兵种的编成比例，加强特种兵建设，提高合成程度。
保留下来的陆军全部整编为合成集团军，将大部分的独立炮兵、装甲兵和野战工兵部队编入集团军，并充实扩编了通信、防化、运输分队，有的还增加了电子对抗分队，使陆军兵种发生重大变化，特种兵数量第一次超过步兵，突击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得到加强。
调整军队院校，初步理顺了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体制。成立新兵教导师、团，初步形成“先训后补”的训练体制。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培养军以上高级合成指挥员、大军区以上机关高级参谋人员和军队高级理论研究人员。
已经组建的预备役师、团正式列入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并授予番号和军旗，形成常备军与后备力量相结合的新体制。
结合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调整配备领导班子，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使部队领导班子的年龄、知识结构得到改善，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空前的提高。
在编制体制和人员的大变动中，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号令，妥善处理各种关系，保持部队工作的连续性，保证训练、战备等工作的正常进行。
全军编余干部共60多万人，到1986年，共安置37万人，加上1987年转业12万人，共安置约49万，官兵比例由1比1.45降至1比3.3，其中陆军部队官兵比例由原来的1比4变为1比6.4。到1987年底，经过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基本完成裁军100万的任务，军队建设发生了重要变化。
军队规模减编，可以集中经费用以研制和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
机构精简，层次减少，使指挥机构更加灵便。
后勤供应体制的改进，不仅能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后勤保障更为有效。
人民解放军在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确定武装力量新体制
1984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正式确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新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领导并统一指挥全国的武装力量。
新的武装力量体制，既可在平时满足维护国内安全的需要，又能在战时充分发挥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优点，并使之更有力量，符合我国国情、军情，符合我国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特点，是新形势下完成国防使命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为了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危及国家安全的阴谋犯罪活动，1982年党和国家对我国的武装力量体制作了新的调整，重新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
为实现人民军队武装力量的结构优化，自从人民军队组建那天起，军队就一直与面对的战争形势与时俱进。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认为，要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必须有一支人民军队作为骨干力量，同时还应把人民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直接参加或配合军队作战，并提出了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相结合的主张。
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最大限度地把不同层次的人民群众组织到人民战争中去，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形势下，“三结合”的具体方式不一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的结合。抗日战争时期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解放战争时期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
战争的实践证明，这种武装力量体制，实现了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逐步停止，国家进入相对和平时期，武装力量面临着两方面的新情况：
一方面，职能、任务与夺取政权的时候不完全一样，既担负着对外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任务，又担负着对内防止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稳定的任务。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武装力量建设必须做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
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我军的武装力量体制在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平战结合型的武装力量体制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时期，我国“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经历了不同的具体组织形式。
从1949年实行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民兵相结合、公安部队归公安机关建制领导开始，相继实行了野战军、公安部队、即公安军和民兵相结合，主要担负内卫和边防任务的公安部队归军队建制领导；实行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民兵相结合，人民武装警察和公安部队隶属公安机关，实行军队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实行全国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归军队建制领导。
至此，1978年颁布的宪法，确认我国“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建设我军合成化部队
1985年，在新中国军队的编制序列中，第一次出现真正意义的合成集团军。
迈出合成化部队建设这一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
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军队要“消肿”，要改革编制体制、加强军队合成建设的思想。
19世纪初，世界军事舞台上出现了由陆军各兵种组合在一起的战役编成单位——集团军。20世纪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集团军这一基本战役军团的编组和作战更加趋于成熟和完善。
中国人民解放军1927年诞生时，全部由陆军组成。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绝大多数是步兵，有少量的骑兵、炮兵、工兵、通信兵等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规模不断扩大，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发展了炮兵、工程兵和通信兵部队，新建了坦克兵和防化兵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对军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一些新的兵种，由此，陆军不再是陆军部队作战的基本力量。
此后，经过多次精简，到1958年，陆军编制人数仅为新中国成立时的三分之一。其中，特种兵部队发展迅速，占陆军兵种部队兵力的比例超过了20%。陆军初步完成了由分散领导向集中统一指挥、由单一步兵体制向诸兵种合成体制、由落后装备向比较先进装备的历史性转变，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我军陆军的体制编制依然不能适应战争的发展。朝鲜战场上，我军一个军装备的火炮还不如美军一个团的火炮多，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也不如对手。
随着世界军事变革的开始，新的作战样式的出现和战场空间的扩大，战争对所有的军队都提出了结构上的进一步要求。
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要求军队的编组进一步向合成方向发展。现代战场条件复杂，情况瞬息万变，要求军队编组更为灵活，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现代战争需要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指挥，要求减少指挥层次，精干指挥机构。
而合成，是现代军队编制体制发展的方向。随着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发展，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不断加强对陆军的合成化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陆军合成体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80年以后，为适应军队发展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根据精兵、合成、平战结合和提高效率的原则，在进一步减少步兵数量、继续扩大建制内各种特种兵比例、提高合成化程度、增强部队的整体威力和独立作战能力的思想指导下，中央军委对陆军的编制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调整和改革。
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
会上，军委主席邓小平强调指出：
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作战效率，就必须“消肿”，减少冗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要重点减少步兵员额，加大技术兵种的比例，以提高部队的防空、反坦克火力和机动能力。要从编制体制上把诸军兵种捏拢来，要搞合成军。
邓小平强调指出：
要根据各战区特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要编组合成军，就是要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
根据这一精神，此次整编，压缩了编制员额，陆军的总兵力比1979年又减少了27%，占全军总定额的52%，着重加大了特种兵的比例，以提高部队的防空、反坦克火力和机动能力。
1982年2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领导小组，以加强对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工作的具体领导。
1982年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确立了对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四项原则：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
这次主要是精简陆军步兵，进一步增大陆军编成内的各种技术兵种比例。
陆军的编成开始组建机械化步兵师，原属兵种建制的坦克师及大部分炮兵师也划归陆军。同时，由各军代管军区下放的部分独立兵种部队，开始进行合成集团军编组试点。
1982年9月，根据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的原则，中央军委对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的两个军进行了编组合成集团军的试点。
至此，陆军总人数精简了17.5%，陆军的编制体制虽几经调整，有了一定改善，但合成程度还是比较低，特种兵部队数量少，火力、机动能力差，合成问题仍未从编制体制上予以解决。
1983年12月，人民解放军开始组建装备步兵战斗车或装甲输送车的机械化步兵师，机械化步兵师编有机械化步兵队坦克队炮兵团、高炮团、工兵营、通信营、防化连以及各种勤务保障分队，每个步兵团都拥有步兵、炮兵、导弹、坦克、工兵、防化兵、侦察兵等10多个兵种和几十个专业。
编成内的各兵种部队有机结合，能独立地或在其他军、兵种的协同下执行作战任务。以主战坦克、步兵战斗装甲输送车为主体的机械化步兵师已成为陆军的基本突击力量。
1984年，邓小平在正确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思想，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
战争实践证明，兵种再多，武器装备再好，但如果不能把这些兵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难以发挥整体威力。因此，现代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是以合成为前提的。
为了改变我军编成单一、合成程度低的情况，适应军队发展和未来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完善陆军编制体制，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精兵合成、质量建军的方针，决定对陆军的组织编制再次进行重大调整。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1985年7月，中央军委做出了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人民解放军撤销了21个军级单位、4054个师团级单位。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对军队的体制和编制作了重大改革，把保留的陆军全部整编为集团军。
在整编过程中，为了使陆军担负起战役作战任务，中央军委对炮兵、装甲兵和工程兵的编制体制进行重大变革。
除留少数师作为预备炮兵师外，大部分炮兵师撤销师、团部，与队属炮兵统一整编为炮兵旅、高炮旅，属集团军建制。
一部分坦克师和军属坦克团改建为坦克旅，坦克师和新改建的坦克旅均划归陆军集团军建制，形成了集团军属坦克师或旅，步兵师属坦克团的组织形式。
工程兵除保留部分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归军区和总参谋部建制外，大部分部队编入陆军集团军，集团军所属下兵团以营或连为单位实行专业化编组，配备火箭布雷车、火箭扫雷、火箭爆破器、带式舟桥、机械化桥以及各种大型机械，具有快速完成筑路架桥、构筑工事、设置和排除障碍、实施伪装、构筑给水站等任务的能力。
同时，还整编了通信团，扩编了防化、运输分队，并新组建了导弹、电子对抗等一些新的技术分队。有的集团军还配有直属坦克和直升机部队。
至1985年12月，整编工作顺利结束。这时的集团军，通常编有步兵师、即摩托化或机械化步兵师、坦克师、炮兵旅、高炮旅、工兵团、通信团、防化营，以及各种勤务保障分队。部分集团军为机械化集团军，并编有直升机大队。
陆军整编为集团军，使人民解放军陆军的兵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整编后的陆军集团军加大了特种兵的比重，战斗力大大提高。
在集团军编成内，形成了4大力量，即地面突击力量、火力支援力量、作战保障力量和后勤技术保障力量。
其中，地面突击力量以步兵、摩托化步兵、机械化步兵为主体；火力支援力量由炮兵、防空兵、陆军航空兵组成；作战保障力量以侦察兵、通信兵、工程兵、防化兵、气象兵和电子对抗专业分队组成；以运输、修理、管线、卫生、军需、器材等专业分队组成后勤保障力量。
这四部分的力量相互支持，有机配套，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系统。有的还以反坦克导弹、火炮、火箭炮和武装直升机组成既能从地面发射，又能从空中发射，远、中、近距离相配套的反坦克火力体系，具有抗击敌集群坦克的能力。
这样，就使陆军集团军中的传统步兵的比例降低，坦克兵、炮兵、陆军航空兵、机械化步兵等专业兵种达到数十个，涵盖100多种专业。特种兵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步兵数量，成为陆军的主要作战力量。炮兵成为第一大兵种，各兵种达成了合成编组。
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有利于各种武器装备、人员在战斗中密切配合，充分发挥整体威力。
与原陆军相比，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机动作战能力、防护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均有较大提高，作战方式从传统的地面转向了空中、水上、电子对抗等立体作战，基本上能够在上级编成内或独立地遂行战役作战任务，整体作战威力和独立作战能力得到提高。
编组陆军合成集团军，是人民军队在建设现代化合成军队道路上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88年1月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人民解放军集团军编成内的第一个陆军直升机大队正式成立。同时，总参谋部成立了陆军航空兵业务领导机构，建立了陆航基地和学校，为陆续组建新的陆军航空兵部队作准备。
陆军航空兵的组建，使陆军的快速机动和合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建立军队干部离退休制
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约定在党的十三大时一退到底。然而，在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许多代表要求邓小平不要退。
早在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提出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
他指出：
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
……
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
就建立领导干部离休制度问题，国务院曾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
在《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中明确规定：
正省级干部65周岁，副省级和正副厅、局级干部60周岁，其他干部男60周岁。女55周岁应当离休。身体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可提前离休。确因工作需要、身体又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经批准可适当推迟离休。
之所以要建立离休制度，是考虑到老干部不愿交班，怕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于是，规定退职后仍然享受在职时一样的待遇，未到年龄而离休，还有优惠。
离休待遇的原则是“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为从优”，即干部离休后按同级在职干部规定的范围阅读文件，听重要报告，参加有关重要会议和政治、文化活动，了解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原工资照发，医疗、住房、用车、生活用品供应等优先照顾。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分别给予生活补贴。
离休制度对鼓励革命有功的老干部和做好新老干部的交替工作有促进作用。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向离休干部颁发《老干部离休荣誉证》。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醒：
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5年以后，50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谈到接班人的问题：
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四化”建设为工作重心的新的政治路线。选拔大批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岗位显得更为急迫。
邓小平明确提出，应将废除终身制、实行退休制作为党的重大议题、重大决策和重大任务。
在1979年9月5日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
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迫切的任务来抓。
此后，胡耀邦先后多次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
……
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主要为解决组织路线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高瞻远瞩，在会上强调：
5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
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
会议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了给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人事变动工作做好思想准备，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以紧迫的历史责任感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中央政治局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说：
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1981年6月，六中全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他说：
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这是为后事着想。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决定》指出：
中央认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必要的。
老干部离休退休年龄的界限，考虑到当前干部的实际状况和接替条件，应当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
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个别未到离休退休年龄，但因身体不好，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的，经过组织批准，可以提前离休退休。
个别虽已达到离休退休年龄，但因工作确实需要，身体又可坚持正常工作的，经过组织批准，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暂不离休退休，继续担任领导职务。
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这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能够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度，在初期之所以困难重重，除了一些老干部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外，也存在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的问题。如果老同志一下全退下来，确有实际困难，年轻的干部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传帮带。
这种特殊的历史现状，决定了短期内全面实行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难以达到。于是，中央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负责年轻干部的选拔和传、帮、带。邓小平被会议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根据中共“十二大”党章的规定和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薄一波的主持下，中顾委制定出《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确定了中顾委的工作方针是“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时预计，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10年。因此成立顾问委员会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实际上是在为离退休制度作准备。
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日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提出：
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
邓小平后来又说：
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针对“邓小平不能退”的呼声。邓小平多次答复和解释，表示他不退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事安排小组提出，让邓小平“半退”，即先退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全退。
在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只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9年9月，邓小平正式提出辞职请求：
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1990年3月至4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