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行湖南新政

湖南是变法维新运动中最有成效的一个省。而在其中扮演推动和领导角色的人物，应当首推谭嗣同。

1897 年 10 月，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从南京回到湖南。与湖南学政江标、按察使（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黄遵宪以及熊希龄、皮锡瑞、唐才常等人，一同开始了推行湖南新政的工作。

倡导、兴办学会是湖南新政中一项重要内容。追溯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并没有学会这种事物，学会的产生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组织成立的。维新人士认为，近代中国屡屡被列强打败，是因为全国 4 亿人形同散沙，大家没有为民族和国家利益奋争的凝聚力。因此，要使中国摆脱危亡，就必须“合群”（结成团体，协同一心，共纾国难），养成公德。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助学会，开发民智，培养民德。

1895 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由拥护光绪皇帝的官员文廷式出面组织，会长由户部郎中陈炽担任），这是维新派成立最早的具有政治团体性质的组织。强学会以挽救时局为宗旨，每 10 天集会一次，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强学会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龢的支持，曾一度吸引了许多官员和士大夫。会员数千人。强学会成为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然而在 1896 年初，北京强学会遭到朝廷封禁。谭嗣同听到强学会被清政府封禁的消息后，极为愤概。原本并未参加强学会的谭嗣同，偏偏在强学会被封禁之后，立即在汉口着手建立湖南强学分会。经过多方努力，强学分会虽然没有建成，但却表现了谭嗣同与封建势力勇敢抗争的精神。

1897 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康有为在上海闻讯后，急速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大臣想在都城做一个平民百姓都做不成了”。光绪皇帝读后深为感动，表示不甘做亡国之君，随即准备亲自召见康有为。恭亲王奕忻和一些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借口，从中阻拦。光绪帝改令康有为上递条陈（向上级陈述意见的文件）。

这时，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因而筹议组织南学会。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南学会于 1898 年 2 月成立。组织南学会，本是想从湖南一省做起，逐步把南方各省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共同探讨爱国之理，寻找救亡之法。南学会在长沙设立总会，由陈宝箴选派本省 10 位士绅担任总会长，再由这 10 人联络会友。会友分三类， 一是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人谭嗣同、唐才常充任，职责是议定会中事务章程；二是讲论会友，定期讲学，随时答问，公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地理；三是通讯会友，承担回复咨询的工作。南学会规定每周开一次大会，或公议地方的事情，或由谭嗣同等人发表演讲。听众十分踊跃，每次都有近千人参加。

谭嗣同演说时，常常挥动有力的手臂，气势激昂，他的观点明晰，语言犀利，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在南学会。谭嗣同发表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

《中国情形危急》。他沉痛分析了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而面临着的被瓜分的

危险。在《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的演讲中，他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代论和天赋人权论的思想，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谭嗣同对着千百位听众大声说：“君主是什么？他应是老百姓推举出来为天下人办事的人。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为本，君为末，先有民，后有君。如果君主骄奢淫欲，不能替天下人办事，人民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除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谭嗣同在演讲《论全体学》（即生理学）时，他形象生动地说：“大自然造就出像精巧机器一样的人体，就是要让人们顶天立地，干出一番事业。大家想想，这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为给人当奴仆、做牛马的。我们现在不振作起来，离给别人当奴仆、做牛马的日子不远了。”听着这些闻所未闻、又着实说到人们心坎里的话， 台下屡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谭嗣同希望通过南学会来团结维新人士，开导风气，并不只是着眼于湖南，而是以湖南为基础，将变法成果扩及全国，力图掀起全国性的变法维新运动。同时，谭嗣同还寄希望南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议院”的作用。他认为，要图谋改革，实施新政，关键在于平权：“即官不可居民之上而独尊，民不可受制于官而尽失其主人之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使南学会有议政之权，谭嗣同指出：“西方国家对于议事和办事机构的区别是最严格的。议院是议论政事的机关，官府是行政机关，这种制度表明，议政和行政各不相侵，也没有偏重，议政和行政体现大公无私，公开地互相牵制。这种统治办法是最善而又没有弊端的。”正是出于这种思想，谭嗣同希望把南学会办成全湖南省的总学会。府厅州县设立分学会，分学会受成于总学会。如果官府要兴办什么事业，应首先与学会商议，学会议定后，官府才可以实行。如果意见不一致，则要遵从学会内多数人的意见。如果百姓想兴办什么事业， 首先要将议案呈送给南学会的分学会，分学会转呈给总学会，总学会同意后， 所提议案就可以实行了。一定要使大吏不敢肆意骄横，小吏不敢欺诈百姓， 如果照此行事，便能够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谭嗣同以南学会为活动中心， 团结了一部分迫切地要求革新的维新人士，并得到陈宝箴的支持，他对湖南的兴革事宜多资策划，从而促使湖南的的维新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在南学会的影响下，湖南各府州县纷纷组织学会，最著名的是浏阳群萌学会、郴州舆算学会、常德明达学会、衡州任学会。这些学会团结有志之士， 研习算学、物理、化学、地理、经史大义、掌故，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才，对于削弱陈腐守旧的顽固势力，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学会积极参与推行新政，倡导设立课吏堂，以培训新式官吏。开办课吏堂是使那些不懂得世界发展形势，不懂得近代知识的守旧官僚进修学习。陈宝箴对此深表赞同，并责成黄遵宪总理其事。课吏堂的课程，分为学校、农工、工程、法律、警务、外交六类。官吏所进修的课程，都是湖南新政的重要内容。

在南学会的倡导下，湖南仿照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形式，设立了一个由官绅合办的维持市区秩序的机构——保卫局。谭嗣同建议保卫局，不仅要能够抵御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屠杀，而且要附属设立迁善所，拘留有流氓、拐骗、盗窃等行为的人，强制他们劳动、学习技艺，使他们在被释放以后，能够弃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不仅如此，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积极创办学会以外，还致力于移风易俗

的工作，使得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方面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把戒除妇女缠足作为社会风俗变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广为宣传，认真组织。1896 年广东顺德县倡立“戒缠足会”。随后， 梁启超也在《时务报》上发表《戒缠足会叙》，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痛斥歧视损害妇女的封建陋习。1897 年，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试办不缠足会”。1898 年春，维新派人士荟集湖南，由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唐才常、徐仁铸、熊希龄等 16 人为董事，在长沙发起“湖南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的女子。在总会之外，有些县还成立了分会，参加和捐助者十分踊跃。不缠足会搞得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谭嗣同、熊希龄在长沙成立了延年会。它是一个树立新风、反对旧习、破除恶俗，讲求效率的群众团体。它的《章程》规定，会员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都要做体操，不搞无谓的社交应酬，婚丧嫁娶要从简办理，反对起居无节、酒食征逐等等。实际上是提倡文明、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反对愚昧、腐朽的生活方式。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考试制度，是封建政府遴（lín）选官员的主要途径。时至近代，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地指出，这一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谭嗣同认为，变通科举是“育才之本”，提出自 1896 年起，各种考试都应兼考一门西学。不能晓西学的人，虽然八股文做得极好，也不予录取。要变法，就应当以教育为急务。但是，中国的教育制度落后于西方，自明朝以来，采用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应考人员不能发表个人见解。考生答卷行文格式严格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文体死板，内容空洞，千篇一律。这种禁锢人们思想的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将少壮心力都用于死记硬背八股文，虚耗精神。这种制度对治国兴邦、挽救民族危亡毫无用处。八股取士导致人们对科学测算一无所知。为培养国家有用的人才，必须废除这种陈腐的教育制度兴建学校。而教育贤才，又应当以学习算学、物理、化学为主。

1895 年，谭嗣同与好友唐才常、刘善涵等商量，准备在浏阳设立算学馆。谭嗣同上书欧阳中鹄和湖南学政江标，请求将浏阳南台学院改为算学馆。谭嗣同又拟定了算学馆《开创章程》和《经常章程》，除规定时间学习算法外， 其余时间温习儒家经典、历史，阅览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物理、化学、等书籍及各种报刊。谭嗣同的主张，得到他的教师欧阳中鹄及唐才常等人的支持，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那时，浏阳灾情严重，所以算学馆的兴建被迫搁浅。在这种情况下，谭嗣同邀集 16 人， 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算学学社，自己出资，购买书籍，聘请教师，开展活动。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 1897 年初建成了浏阳算学馆，迈出了举办新政的第一步。

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基地。谭嗣同为了它的创立和发展，花费了很多的心血。1896 年冬，湖南名士王先谦等人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倡议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次年春开始筹办工作。熊希龄被陈宝箴任命为提调（相当于校长），总理校务。学堂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当地士绅的捐助，一部分由陈宝箴拟于矿务余利及其它款项下逐年酌量提拨专款。经过多方努力，两江总督（地方最高长官，辖江苏、

安徽和江西省）刘坤一也允诺从湘岸盐务中每年拨款 7000 金，作为时务学堂

的补充经费。然而有人从中作祟，只划拨 5000 金。为此，谭嗣同立即致函在籍侍郎（中央政府六部的长官）龙湛霖的儿子龙（bá）瑞，恳请龙待郎向刘坤一疏通，争取按原议拨款。8 月，熊希龄完成招生工作，在黄遵先的建议下，熊希龄等人决定聘请上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和英文翻译李维格， 分别担任时务学堂的中、西文总教习。9 至 10 月间，熊希龄连续致函《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商请梁启超、李维格二人赴湘工作，谓“时务学堂初立， 一切读书章程、专候梁、李两总教习到湘中酌定”。熊希龄还担心汪康年不放人，所以致函在南京的谭嗣同做汪康年的工作。谭嗣同接信后，接连致函汪康年，催促他允许梁启超、李维格赴湘。

11 月，梁启超按时赴湘，同时还带来中文分教习叶觉迈和韩文举，充实了时务学堂的力量。在南京，谭嗣同还四处奔走，为时务学堂选购所需要的仪器，并运至长沙。时务学堂哪里有困难，他就挺身而出，多方奔走、筹划， 那里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了把时务学堂办成宣传维新变法、培养变法人才的阵地，谭嗣同曾夜访唐才常，特请唐才常去时务学堂任中文教习，助梁启超一臂之力，从而加强时务学堂维新派的力量。在此期间，谭嗣同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时务学堂的工作中，他的举动深为大家所敬重，熊希龄曾建议陈宝箴委派谭嗣同担任时务学堂总理。

谭嗣同经常与梁启超、唐才常共同研究时务学堂的工作，并给予他们大力支持。在课堂上，梁启超通过给学生讲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公羊三世等学说，来阐发变法维新、民主政治和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时务学堂鼓励学生阅读介绍西方社会及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学生稍有进步思想，即在学生的札记上予以鼓励。谭嗣同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主张限制君权的内容和揭露清朝建立初年清军南下，在扬州大肆屠杀十天的暴行的《扬州十日记》，用活字印刷，加上按语，暗地散发给学生和其他要求进步的青年阅读，向他们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和反清的思想。

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以学堂为阵地，讲授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倡导民权学说，使不少以前深受封建思想桎梏的学生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思想大为解放。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骨干，有的参加了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讲稿，被列为《中西学门径书》， 由 1897 年 4 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的《湘学报》连续刊登，促进了变法思想更广泛地传播。接替江标为学政，并担任《湘学报》督办的徐仁铸还在《輶

（y$u）轩今语》的跋语中加以赞扬。《湘学报》与时务学堂互相配合，使长沙以外的湖南知识分子，都能够了解湖南实行新政的情况。

在时务学堂的影响下，湖南的一些开明士绅请求更改书院章程，岳州府士绅郭鹏、方付鸾等请求岳阳书院设置经学、史学、时务、地理、数学、诗歌散文六门课程。宝庆府武冈州拟将鳌山、观澜、峡江三书院的课程一律改为实学。时务学堂的设立对湖南学风影响巨大。谭嗣同在湖南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创办《湘报》（日刊）。《湘报》由谭嗣同、唐才常创办于1898 年 3 月 7 日，在长沙出版，每天 1 张。唐长常、熊希龄主编。主要内容有社论、奏疏、圣旨、本省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新闻等。在此之前， 湖南曾刊行《湘学报》旬刊，曾不遗余力地鼓吹维新变法。但是，谭嗣同考

虑到，列强纷纷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因而要使民众更快地知晓国内外的局势，知晓中国所处的困境；而且新闻的时效性很强，今天是新闻，到明天已不能算新，何况 10 日呢？因此，要体现“每天都有新的内容和思想的追求”“并将这种风气传播到其他省”的精神，所以重新创立《湘学》日刊。

《湘报》是维新派宣传新思想和变法主张的喉舌，它所发表的论说文章一针见血，不仅有很强的感染力，令人精神振奋，同时具有深刻的说理性， 让人从中受到民主思想的熏淘。《湘报》曾发表易(上:目;下:科)的文章《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文章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听民兴利除害”。这一天的报纸刚问世，便不断遭到顽固派的责难。陈宝箴也不得不因此而小心翼翼地责令报社不要再发表类似这篇“过于偏激、惊世骇俗”的文章。张之洞也为此痛斥这篇文章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严令报社痛改前非。谭嗣同先后在《湘报》上发表 20 多篇文笔犀利的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此后在《湘报》上便很少见到谭嗣同的文章，这无疑说明张之洞对谭嗣同等人宣传维新的思想的压制，而谭嗣同等人那一篇篇像投枪一样的文章也的确使旧封建的顽固势力胆战心惊。《湘报》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学说，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绍，对维新变法思想的鼓吹和宣传，对湖南以及各地维新运动的支持和介绍，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增强了人们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自觉性。

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恐惧和仇恨。他们攻击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封建正名定分礼教）罪人”、“士林败类”。指责维新变法思想是“异端邪说”叫嚣“天下的祸患，不是外国列强，而是奸党（指维新派）。”他们要求清政府严惩康有为、谭嗣同等人， 清除维新派。这种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在湖南表现得尤为尖锐。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纠集一批顽固守旧士绅，向陈宝箴递交《湘绅公呈》，攻击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使时务学堂的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咒骂南学会倡导一切平等是“禽兽之行”，“树立无君无父的乱党”，指责民权学说是“背叛孔子的学说，毁灭败坏贵贱尊卑的伦理道德的常规”。并要挟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解除维新派教习。他们著书撰文，攻击自由、平等、民权学说是大逆不道。逼走南学会主讲人之一皮锡瑞，并给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樊锥加上“率先倡导邪说，背叛孔子学说，败灭论常，惑世诬民”的罪名，将其驱逐出湖南。

当时，面对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湖南维新事业的恶意的攻击诬蔑和阴谋破坏，维新派没有被吓倒，仍然一如既往地从事维新活动。湖南的顽固派看威胁诬蔑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王先谦等人便气急败坏地唆使在京的湖南人一齐上书朝廷，弹劾（t2nh6）陈宝箴等人。这些奏章恰巧被赞成维新的刑部官员杨深秀看到，他立即上书光绪皇帝，为陈宝箴等人鸣不平，赞誉湖南新政取得的成就，批驳那些顽固势力的诬蔑之词。光绪皇帝看到这些不同观点的奏折后，对湖南的新政事业大加鼓励，同时谴责顽固派的论调。

但是顽固派并未因此而停止对维新派的攻击和阻挠。他们在长沙城内外，贴满了匿名标语，对维新人士进行肆意攻击。他们纠集一些人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阴谋捣毁时务学堂。梁启超被迫出走，其他维新派人士也不得不离开长沙。在这严峻的形势下，谭嗣同感到：人在，维新事业就能延续下来；人走了，维新事业就半途而废，顽固势力便会乘机卷土而来。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留在湖南，并且坚决地说：“平日各位互相劝勉的都是

‘杀身灭族’四个字，在这关键时刻怎么能刚遇到一点点灾祸就改变维新变法改造中国的初衷呢？⋯⋯今天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现在只是看谁勇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