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推动变法

为了变法的成功，谭嗣同已经随时做好了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准备。当时，谭嗣同等维新派在湖南推行的变法工作，遭到破坏，几乎全部停顿。面对朝野内外强大的顽固势力对维新事业的阻挠和扼杀，谭嗣同感受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因而在进行和平改革遇到破坏时，他又开始寻求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改造中国的途径。

哥老会是清朝具有反清性质的秘密团体，成员来自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退伍军人和游民，他们的首领称“袍哥”。据记载，湖南是哥老会组织的重点活动地区，约有 12 万会员，他们崇尚刚正侠义，经常袭击劫夺豪强及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而相约不侵扰平民。哥老会组织的特点及其反清宗旨，使谭嗣同为之向往。因此，谭嗣同与唐才常决定按照毕永年提供的线索，联络大江南北的哥老会与散兵游勇，在其内部设立自立会，作为哥老会的领导核心，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这支反清力量发挥作用。并准备在京结纳有志之士，作为接应。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颂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此后，侍

读学士（翰林院中讲论经史以备咨询的官员）徐致靖于 6 月 13 日上奏折向光绪皇帝推荐谭嗣同与康有为、张元济等。认为谭嗣同具有超绝的天才和无可比拟的学识，忠心爱国，勇于担当重大的事情，不躲避艰难，不畏惧别人的攻击和怀疑，在朝廷中可以任命为参谋之官，在地方可以为皇上冲锋陷阵制敌取胜。如果谭嗣同等被皇上重用，以备皇上咨询参与新政或在学堂工作，使他们任教，或开办译书局，让他们从事翻译工作，一定能做得恰如其分，轻而易举，很快地显见出实效来。奏折当天上奏。光绪皇帝当天就有上谕令“送部引见”。

谭嗣同接到上谕后，感到光绪皇帝决意变法维新，中国的改革有了希望，国事大有可为，自己的理想就要付诸实现了。他兴奋得彻夜未眠。但这时的谭嗣同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只是表明变法的开始，今后的道路会更艰难，将面临更大的阻力和考验。离行前，他再三嘱咐妻子李闰，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在给时务学堂学生的留言中，他引用佛经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意，写下了“我不病，谁当病者”的话，从而表明谭嗣同时刻准备为变法献身的勇敢精神。

在湖南新政蓬勃发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鼓吹变法维新思想，阐发改革主张，劝说光绪皇帝赞同变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 1896 年至 1897 年初，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了“去塞求通”，有助于发现和铲除社会弊端，创办了一系列报刊，这些报刊成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主张，批判并回击封建顽固派的阵地。比较著名的有徐勤等主编的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上海），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的《时务报》（上海），章太炎任撰述的《经世报》（杭州），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上海），夏曾佑创办的《国闻报》（天津）。这些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问世，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文章在《时务报》陆续发表，深刻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猛烈抨击顽固势力的因循守旧，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系统阐述了变法维新理论，着重强调了变法的必要性。

《时务报》很受知识界的欢迎，数月间销行万余份，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国闻报》陆续发表了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进化论），其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如能顺应“进化”的规律，进行变法，那么就会由弱变强，否则将会沦于亡国灭种而被淘汰。号召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这在当时的思想界，确实象一阵惊雷，震动了全国。许多人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寻找新的出路。

与报刊相呼应的是谭嗣同主持的南学会、时务学堂等全国各地的学会、学堂。在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出现的学会和报刊，不但打破了清朝统治者对结社的禁令，在城市知识分子和士绅中初步形成建立民主性团体的风气，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播了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自然科学的新知识，培植了平等、自由的思想，从而为变法维新运动扩大了社会基础。维新派自己创办的学会和报刊，联系了一批具有民主意识和变革志向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国内最早形成的一支自觉的民主力量。在这支力量的带动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已经形成，封建的传统思想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1898 年 1 月 29 日，康有为呈递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上光绪皇帝第六书），请求光绪皇帝正式确定维新变法政策，选拔人才，改革中央政权机构。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再次申述变法的重要性，批驳顽固派对变法维新的种种责难。他说，世界各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中国要想救亡图存，必须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全面变法。当务之急是采取三项措施：如召集群臣，诏定国是；设上书所，广招贤才；开制度局（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重定章程等。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仿效日本的经验，设立法律、度克（掌管财政）、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 12 局，推动中央变法，实施新政。光绪皇帝对这个奏折非常满意，把这个奏折放在御案上，每天都要浏览，对于世界各国胜败兴衰的原因更加明了。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志向更加坚定。

康有为除给光绪皇帝上书外，又于 4 月在北京发起组织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在保国会的影响下，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相继成立。保国会的出现，为后来的百日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自 1895 年公车上书以来，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维新派的力量不断壮大。北京、上海、湖南、天津以及广东等地的维新运动普遍高涨，维新派已创办了 3000 多所学会、学堂、报馆、书局，从而为百日维新奠定了

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到 1898 年春夏之交，变法与反变法，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帝党与后党之争日趋激烈。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颇想有所作为。

光绪皇帝，即爱新觉罗·载湉，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同治皇帝的从弟。同治皇帝早夭无子，慈禧太后为了继续垂帘听政，于 1874 年择立年仅 4 岁的载湉入继大统，是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在位期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在皇帝和慈禧太后周围逐渐形成两股势力，产生了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之争。

1889 年，19 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按照清代制度，此后皇帝

应该“亲政”，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要政还须请示她。她仍掌握着清政府的内外大权。光绪皇帝经历了 1883——1885 年的中

法战争和 1894——1895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感触很深。他在甲午战争时是主战的，本想藉对日战争的胜利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料中国遭到惨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战后财政非常困难，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淮军所剩无几。而人民的反抗，如西北的回民，四川余栋臣和山东、湘赣的会党

（大刀会、哥老会）的武装暴动，给予清政府严重的威胁。加上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危机，都使光绪皇帝十分忧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权，必须重练海军，重理财政，这就使他倾向于改革，通过改革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得实权，改变国家衰弱的局面。经过康有为等人多次上奏书催促，加上帝党官员与维新派的积极活动，光绪皇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实施变法。

谭嗣同接旨赴京，途经湖北时，突然生病，不能立即赴京。光绪皇帝电催“迅速来京，毋稍迟延”。于是，谭嗣同抱病动身，于 8 月 21 日到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浏阳会馆。浏阳会馆与康有为住的南海会馆相隔不远，二人常常相互蹉商、研究如何推进变法运动。

9 月 5 日，谭嗣同觐见光绪皇帝，表达了自己的政见。光绪帝对他很欣赏。光绪皇帝在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于谭嗣同觐见的当天便下令破格授予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为四品卿衙，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

第二天，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皇帝表示，他早就要图谋富强，不愿别人骂他是“昏君”，“没有办法，太后不允许变法，又有满洲各大臣总是说要守祖宗之成法”，他“自己的确束手无策”。又叮嘱谭嗣同，凡“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他“必依从”。

谭嗣同等军机四卿的具体工作是阅览全国臣民的奏折、上书，并拟出处理办法，“凡事关新政者，每令拟旨，大军机不与闻”，谭嗣同等也不向他们通告。军机处是清政府的中枢决策机构，一切国家的重大决策，包括人事任免，都由该处官员参与制订和决定。谭嗣同等成了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心腹参谋。

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信赖，也为了实现自己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抱负，谭嗣同悉心尽力地工作。谭嗣同考虑到康有为提出的变法措施（包括替别人所写奏折中提出的）还必须补充更为切合现实的新内容，所以他在 9 月 12 日为光绪皇帝拟了一道值得注意的谕旨，谓“国家振兴百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补我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视者，几若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行无遗。”指出目前所进行的各方面改革并不是“崇尚新奇”，而是为了使“赤子”得到“康乐和亲”。中国处于“各国环处，陵迫为忧的局面，不吸取西人的长处，便不能发展我们已有的长处”，而“不肖之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却不明了这个道理，“相互鼓励谣言，使百姓疑惑而惊恐”，必须切实纠正，“以成新政，以强中国”。在这里，谭嗣同强调变法主要是“为民立政”（他所说的民，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必须认真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说中汲取那些经济上和文比上能充分体现“民”的利益的东西，从而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凌，进而跻于富强国家之列。这表现了他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和爱国思想。

一次，光绪帝批下一个奏折，要谭嗣同逐条批驳。原来，这个奏折是顽固守旧分子、湖南举人曾廉写的。他罗织康有为、梁启超的罪名，要光绪皇帝杀康、梁以谢天下。光绪皇帝害怕这个奏折落入慈禧太后的手里，于是要谭嗣同起草一个文件，逐条批驳曾廉的诬陷。谭嗣同用了一个晚上，一气呵成，文末用挺拔刚隽的楷书，字字有声地写下自己的意见：“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果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给我定罪。”为了保护变法运动的旗帜，谭嗣同完全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

从 6 月到 9 月，康有为本人或代其他官员起草的变法奏折 50 多件，大部分被光绪皇帝采纳，并以上谕形式发布全国。

从 6 月 11 日到 7 月下旬，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有：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设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由国家供养的特权，等等。文化教育方面有：设立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学科；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内容为中国史事、清朝政治），开设经济特科（内容包括内政、外交、理财、农桑等专门之学，被录取的从优分发有关部门工作）；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等等；军事方面有：裁减旧军，训练新式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力行保甲制度，等等。从 7 月下旬到 9 月下旬，新政由经济、文教、军事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提倡官民上书容言事，命各省保荐人才；改革旧机构，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等等。

新政的内容，虽然没有涉及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宣宪法等政治主张，但是毕竟对旧制度进行了不少改革。变法诏书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参预政权。因此，这次变法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的拥护，得到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变法高潮时期，“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一度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政治局面，引起了社会震动。光绪帝令各省总督巡抚将 6 月 11 日以来的新政招书印刷各州县，令教官详细讲解，并在督抚衙门悬挂，这显示了光绪帝除旧布新的决心。

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废除八股取士，使举国守旧迂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撤并政府机构和裁汰冗员，将使大小官僚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令旗人自谋生计，更引起惯于寄生生活的八旗子弟及守旧势力的仇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顽固势力，从变法法令下达之日起，就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对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关于变法和新政的诏谕，除了手无实权的某些开明帝党官员表示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铄也比较热心之外，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至抵制。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声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光绪皇帝虽然也谕令奖励陈宝箴，斥责刘坤一和谭钟麟，但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仍然不能推行。因此，光绪皇帝关于变法的许多诏谕，大都成了一纸空文。而阴险狡诈的慈禧太后集团，从新政一开始，就加紧布置，准备反扑。

“明官国是”诏书颁布后 4 天，即 6 月 15 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皇帝在

一天之内连发 3 道谕旨：第一道是下令免去光绪帝师傅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和

总理衙门大臣等职务，驱逐回籍。翁同龢本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他的被革职，无疑是对光绪皇帝和变法运动的沉重打击。第二道谕旨规定，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照例不再召见大臣。这一违反常规的举动无疑是要重新控制光绪皇帝，抓住朝廷用人大权，阻塞光绪皇帝与破格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的渠道。第三道谕旨是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又实授荣禄统帅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诚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军机大臣及内外名官之资望特重者，授大学士作为荣典）。于是荣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同时，慈禧太后又广布心腹，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牢牢抓到自己手里。

面对慈禧太后的一连串打击，9 月 4 日，光绪皇帝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ku0），侍郎堃岫（k&n xi*）、徐会沣、溥頲（t!ng）、曾广汉等六人全部革职。同时授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9 月 5 日，光绪皇帝又破格任命谭嗣同等系机四卿，加紧推行新法。9 月 7 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等人逐出总理衙门。

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更加激起了慈禧太后的恼恨，下决心扑灭新政，于是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盛传 10 月间慈禧偕光绪皇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掉光绪。

9 月 14 日，光绪皇帝决定开懋（m2o，勤勉）勤殿，计划任命李瑞棻（f5n）、徐致靖、康有为、杨深秀、康广仁、梁启超、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顾问，咨询改革官制等方案。光绪帝为了避免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的指责，就让谭嗣同根据内监拿出的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圣训”，拟写“诏谕”，然后请命于慈禧太后。谭嗣同从这件事，看出了光绪皇帝确实无权，而受制于慈禧太后；同时想到天津阅兵的时间迫在眉睫，将要出现非常激烈的斗争，而维新派虽然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取得了草拟谕旨和阅览奏章的权力，但没有掌握军队权，也就无法来保障变法运动的推行和防御顽固派的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谭嗣同考虑到如何利用光绪皇帝的关系结纳拥有重兵的将帅为援。究竟召哪一部分“外兵”最合适？谭嗣同和康有为研究后，认为曾加入强学会并握有 7000 人武装的袁世凯可为已用。于是派遣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去天津小站探视袁世凯的虚实。见面时，袁假意恭维维新派。与此同时，谭嗣同密荐袁世凯有“将才”，要光绪帝“先发制人”，把顽固派所依靠的慈禧太后“监禁在颐和园，以期制止顽固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光绪帝看了谭嗣同的密折，立即采纳，招令袁世凯入京觐见。光绪皇帝于 9 月

16 日召见了袁世凯，夸奖他练兵有功，并提升他为侍郎，叫他专办练兵事务，以保新政。

9 月中旬，政变风声四紧，光绪皇帝在惊惶失措之中，于 14 日黎明时召见杨锐，问他是否可想一良策，既可排除维新变法的阻力，除旧布新，使中国转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并泣涕商量保全之策。杨锐原是张之洞的门生，以新进官僚表示支持维新而得到光绪帝的信任。但此时他畏惧推辞，于是光绪帝写一道密诏，说自己“位且不保”，要杨锐和康有为、谭嗣同等商量，赶紧设法“相救”。杨锐接受密诏后，惊惶无策，数日隐匿不敢出门。

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的当天，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问安，了解到阴谋政变的危急情况，就于次日回宫后，写第二道密诏约林旭带出，要康有为迅速

出京，留着性命以便今后为他出力。之后，光绪帝又召见袁世凯，向袁世凯授意：回天津后，“即带兵入京师”，“以免意外之变”。

袁世凯本是李鸿章提拔的洋务派官僚，虽曾参加过康有为倡办的强学会，只是籍此沽名钓誉，根本没有一点要求变法的思想。此时他正心怀鬼胎，表面应付，而内心是不愿冒险地与掌握军政大权的后党为敌。所以他在光绪帝召见后，就谒见刚毅、王文韶、裕禄等属于后党的大臣，扬言自己无功受禄，一定力辞，籍以试探这些权贵的口气，并企图表白自己虽被光绪帝所提拔，但并没有丝毫与后党为敌的意思。

顽固派得知光绪帝召见并提拔袁世凯后，荣禄立刻密谋制造了英俄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借机调动聂士诚的武毅军移驻天津陈家沟一带，守住北京至小站的过道，以防袁世凯的军队西行；又调动董福祥的甘军移驻北京南面的长辛店，准备对帝党和维新派进行镇压。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布置政变，已呈剑拔弩张之势，而光绪帝的第一次密诏，直到 9 月 18 日早晨，杨锐才交给林旭。林旭马上将两道密诏分别带给谭嗣同和康有为。康有为、谭嗣同看了光绪帝的密诏后，相对痛哭，束手无策，除拉拢袁世凯之外，又幻想取得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挽救败局。

英、日帝国主义为了和沙俄争夺在华霸权，曾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轻信了他们的诺言，称赞英、日帝国主义是“救人之国”，并奏请光绪皇帝联合英、日对抗顽固势力。英、日帝国主义也密切注视中国政局的发展。9 月 14 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到北京。他原想博取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信任，操纵中国政治，但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败局已定，便无意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只对光绪帝和维新派虚表“同情”。康有为等人也曾到外国驻华使馆要求支持，但毫无结果。

9 月 18 日，谭嗣同急电唐才常：“速偕同志，来京相助”。晚上，谭嗣同独自一人急赴袁世凯在北京的住地法华寺。他不等通报即闯入袁宅，他开门见山地问袁世凯：“荣禄他们准备趁皇上到天津阅兵的机会，阴谋废掉皇上，你听说了吗？”袁世凯回答：“嗯，我听到一点传闻”。谭嗣同接着说： “现在皇上大难临头了，只有你一个人能够救他，你如果愿意救，就救他；不愿意救，就请你到颐和园慈禧太后那里去告密，杀了我，你就可以享荣华富贵了！”袁世凯看到谭嗣同声色俱厉，腰间隆起，好像携带着利刃，知道他不达目的，是不会轻易走的。便假惺惺地说：“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你我都是受过皇上特殊恩典的人，救护皇上，不但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有什么，你就尽管吩咐，我袁某一定万死不辞！”

听了袁世凯的话，谭嗣同以为袁世凯已被说动，连忙拿出光绪帝的密诏，激动地说：“你如果真心救皇上，就立刻回天津，杀死荣禄，然后率兵进京，一半兵力包围颐和园，一半兵力守皇宫保卫皇上。”并告诉袁世凯，他自己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告湖南召集良将多人，很快就到，他将率领这支武装力量除掉慈禧太后这个老朽。

袁世凯听了这番话，左右推托，经谭嗣同再三催促后，袁世凯才表示： “如果皇上在阅兵时，迅速跑到我的大营里，传令杀奸贼，我袁某一定拼死去干”。谭嗣同说：“荣禄可不是等闲之辈，恐怕不那么好对付吧？”袁世凯拍着胸脯满口答应：“如果皇上在我军营里，只要命令我下手，那么杀一个荣禄就像杀一条狗那样容易！”。谭嗣同提醒道：“恐怕等不到 10 月，就会发生变乱，势甚迫急，必须早做准备。”

袁世凯借口事机紧迫，必须立即回天津部署。袁世凯骗走谭嗣同后，反复筹思，如痴如病。他感到光绪皇帝既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队；维新派也是空谈书生；慈禧太后掌权多年，根深蒂固，投身光绪，自身难保；投靠慈禧，可升官发财。

9 月 20 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忠心”。傍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同时策划镇压维新派。当夜，荣禄急忙入京，向慈禧太后报告。次日凌晨，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经过周密布置，立即回宫，命太监收了光绪帝的玺绶，随即将光绪幽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宣布“训政”。同时下令搜捕维新派。杀气腾腾地要杀尽维新派，剿灭维新变法的思想。

在政变前一天，康有为按照光绪皇帝的旨意离京赴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政变当天躲入日本公使馆，后在日本人的掩护下，乔装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从 6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为时 103 天的“新政”便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