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增强大局意识

增强大局意识 推进事业发展——二论强化“四个意识”、决胜全面小康

“善战者谋其势而利导之”。置身世界快速变化、中国深刻变革的洪流之中，广大党员干部以什么样的站位和视野来认识形势、采取行动，决定具体工作成效，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

形势决定任务，战略决定策略。回首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历程，讲大局、顾大局，从全局出发制定战略、运用策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之道。“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讲大局、顾大局是聚合力的基础，也是涉险滩的保障。砥砺前行在决胜全面小康的新征程，全体党员干部要有更强的大局意识，在大局中思考、在大局下行动，才能汇聚攻坚克难的磅礴之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和强调大局意识。比如，“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这些重要论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着眼新形势新任务，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大局意识，怎么认识、服从和维护大局等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为全党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方法指南。

增强大局意识，正确认识大局是前提。大局决定着事物存在发展的整个局面、整体形势。观大局、明大势方可谋大事。三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总揽全局、谋篇布局，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党和国家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更好认识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机遇挑战，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局、大势、大事。以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闯出改革发展新路子，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境界。

增强大局意识，自觉服从大局是重点。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局相对于局部，是必须优先考虑的目标和方向。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建设，如果各自为战、各行其是，不仅形不成合力，还会出现相互掣肘的局面。无论是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还是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无论是推动协调发展，还是化解过剩产节能、破除地方保护，都需要从大局出发，算大账、算长远账，跳出“一亩三分地”的狭隘。“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要有“身在兵位，胸为帅谋”的意识，从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和局部得失进退，不以局部之利而罔顾全局，放下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小九九，不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小算盘，坚决服从中央部署、服从大局需要，共同做好全党全国一盘棋的大文章。

增强大局意识，坚决维护大局是关键。“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攻坚，必然要冲破不合理体制机制束缚，调整和重构利益关系。简政放权，一些部门面临“动自己奶酪”的考验；深化改革，一些行业失去“躺着挣钱”的优势；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会带来阵痛……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只有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个体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才能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维护大局中找准坐标、找准定位、把准方向。只要是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长远发展有利，就要坚决做、马上办、干到位。把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实践与大局联系起来，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一致起来，积极推进中央各项政策措施落地，使各项工作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这是检验大局意识的试金石，也是彰显使命担当的风向标。

大局里有政治，大局里有品格，大局里有担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断增强大局意识，以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为念、大局为重，8700万党员必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迸发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团结带领13亿人民共筑小康梦想、共襄复兴伟业。

（新华社2016年6月20日电，作者：新华社评论员）

增强大局意识

党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着眼大局、把握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维护大局，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也是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和可靠保障，这就必然要求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

必须善于着眼大局。增强大局意识，从方法上讲，就是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把握时代特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从全局高度和用长远眼光观察形势、分析问题，正确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大势，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筹划，不因形势复杂而迷失方向，不因局部利益而计较得失，做到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大局意识，牢固树立全局观念，观大势、识大局，明事理、辨是非，知责任、敢担当，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我国决胜全面小康进入关键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关键时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同在、发展与风险并存的严峻复杂形势。立足于这样的大背景，我们从国际大局来看，就是要努力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国内大局来看，就是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特别是从维护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个大局来看，就是要紧紧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这是当前最要紧最突出的大局。近现代政治史中的大量事实证明，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迟早都逃不出分崩离析的命运。因此，偌大的一个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方能担负起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必须自觉把握大局。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只有高瞻远瞩、提纲挈领，全面把握大局，对大局了然于胸，才能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更顺更到位。各级领导干部要放眼全局，把握趋势，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到大局中去审视谋划，不能局限在一时，而是要看到长远；不能拘泥于一地，而是要看到全局。要抓住主要矛盾，权衡利弊得失，进一步认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等牵动全局重大问题的重要性，尤其要抓住决胜全面小康冲刺阶段的关键时刻，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推动工作，真正做到心中有大局、手中有办法。要按照中央要求，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自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平稳健康发展，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尤其要自觉增强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防止各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形成干扰。要自觉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做好本职工作，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为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自己的力量，作出应有的贡献。

必须主动服务大局。识大局者知天下。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才能走得远。服务大局需要宽广的胸怀和独到的眼光，从党和国家的全局出发，找准服务大局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在承前中启后，在继承中创新。当前，尤其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总体部署上来，遵循事物发展规律，把握事物发展方向，审时度势，多谋善断，识大体，顾大局。特别是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以大局利益为重，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凡是有利于大局的事情要尽力办好，凡是不利于大局的事情坚决不做。还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始终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能因眼前利益而迷失未来的方向。对各自承担的任务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态度，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完成，坚决防止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以实际行动来展示自己的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

必须坚决维护大局。与世界经济停滞和社会政治动荡的国际局势相比，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社会安定，改革开放成果丰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可以说风景这边独好。当然，我们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有的甚至相当严重，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都是一时的困难，并且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逐步得到解决。这么好的局面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犹豫不动摇，在具体工作中把握全局意图和要求，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决不能为谋局部而误全局，甚至得小利而乱大局。尤其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就是一句空话，维护党和国家的大局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任何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应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能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能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能在贯彻执行中央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或以种种借口和理由脱离大局、妨害大局。要坚决防止出现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相勾结，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等非组织活动。这些活动，危害党和人民事业最甚，损害国家安定团结大局最烈，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不能容许的，必须坚决查处，以绝后患。

（原载：《求是》2016年第9期，执笔：秦雪 钟欣）

历史节点上的大局意识——讲大局、顾大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讲大局、顾大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当前，我们处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继承老一辈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的优良传统，更加自觉地认识大局、服从大局、维护大局。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强调大局意识。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明确规定：“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地方服从中央、不能自定政策、不得单独发表意见，体现了维护中央、维护全党团结的大局观。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在自觉践行大局意识。一部九十多年的中共党史，其实也是一部讲大局、顾大局的团结历史，尤其是在一些紧要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更是着眼大局、把握大局，广大共产党人自觉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顺利发展。

“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

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大局的观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多次面临着如毛泽东所说的介于全局和局部之间的两难选择。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顿时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两种声音，一些人认为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不杀蒋介石难平民愤，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民族大义考虑，联蒋抗日。最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团结一致抗日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派出代表团参加谈判，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这一局部利益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将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样的政策调整显然是以牺牲我方利益为前提的，以至于一向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标榜的张东荪也由衷地感叹：“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编制小了，很多高级将领都只能降级使用，但这些共产党人都以抗战为大局，对个人名利的损失毫无怨言。曾担任过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降了6级，但他欣然接受，说只要能上战场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

抗战时期，广大共产党人不仅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大局至上，在其他各个方面也是大局至上，以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进行“三三制”建设，让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根据地建设和抗战行列。当时“三三制”政权是选举出来的，有时候选出来的共产党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的一些共产党人就主动让贤，退出选举，让党外人士替补。1941年11月，延安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新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选举结果是18名政府委员里共产党人占了7名，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徐特立显然是从团结最大多数人抗战的大局出发，将个人名位抛到了一边。

和徐特立一样为了抗战大局而抛弃名位的还有李井泉。七大时，按照资历和功绩，李井泉理应进入中央委员行列，但他主动退出中央委员选举。当时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因老干部多，照顾不到。”李井泉谦虚道：“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

正是有这么一大批不计私利、服从大局、维护中央权威和团结统一的共产党人，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才促进了共产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如果说抗战爆发后中共调整政策，并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是为了国家、民族大局而放弃政党的局部利益，那么抗战结束后中共占领东北则是共产党顺势而为、充分发挥“东北”这一关键局部以换取解放战争的全局性胜利，背后同样彰显的是共产党高瞻远瞩的大局观。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进入东北，迅速摧毁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这为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创造了条件。正所谓“得东北者得天下”，东北这一局部对国共两党战胜对方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的战略基地，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分割包围的局面。如果国民党控制东北，与华中、华东相配合，就可以南北夹击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此乃“千载一时之机”，占领东北应该成为当时全党的大局，是抗战后重大战略行动。为此，中共中央相继派出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6名中央委员、10名中央候补委员率领延安和各解放区的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全党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晋察冀、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迅速挺进东北，华中的新四军移驻山东，江南的部队北撤江北，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大局观和团结统一的力量。据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我们支援东北，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晋察冀是老根据地，基础好，区域大，人口多，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南发展。而东北地区则正在初创，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又是中央确定要首先夺取的地区。如果我们党占有了东北，进行解放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基地，这对全局是非常有利的。”当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山东干部：“我们山东不惜一切代价，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占领东北的战略决策是基于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大局的考虑，广大干部战士离开业已发展良好的根据地，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体现的正是共产党人担当、服从的大局意识。事实也证明，占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制胜国民党的关键一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

县委第一书记带头让亲属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又有了一次比占领东北更大的“大迁徙”。1959年至1961年，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当时，经济困难集中在粮食短缺上，而农业生活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精简因“大跃进”而膨胀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一方面减少城镇商品粮的供应，一方面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以减轻粮食供应压力和加快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为此，中共中央在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又决定对“大跃进”期间上马的一批工矿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并且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当时，能否将大量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精简回乡或下乡，成为国民经济能否成功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复苏的关键。正如陈云在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所指出的那样，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对调整经济、克服困难非常重要而且迫切，是关系全局的大事，是其中关键的节点。但精简职工并非易事，周恩来当时就说，这件事“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族的生活”，好不容易跃出农门的人现在又要返乡，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口去完全陌生的农村，对个人家庭、个人命运来说都是一种“逆转”。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必须带头。196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在各级行政机关方面，除了精简编制和减少大批人员外，应当由上级领导机关挑选一批得力干部下放，加强基层。首先中央机关要带头，派一批部长、副部长、司局长级的干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选派一批干部下去。机关领导干部在行动，基层党员干部也在行动。陕西榆林米脂县委第一书记常锦城为了完成本县精简职工的任务，带头让本不属于精简范围的妻子提前离职。在精简职工过程中，从中央到基层，层层领导干部及党团员带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计私利，支援农业，回到农业第一线。正是干部、党员的模范带动，使得共产党顺利完成了精简人员政策的贯彻执行。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1800多万名职工，减少城镇人口2600多万人，这些人以克服国家经济困难大局为重，牺牲个人的利益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好转。

（原载：《北京日报》2017年4月24日，作者：王毅 罗平汉）

党史视角下“大局意识”的推进历程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既是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必然结论，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要求。服从好、维护好这个核心，是当前和今后最大的“大局意识。”

中国共产党95年多的历史就是一部讲大局、顾大局的团结历史。大局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传家宝。在党的历史上，但凡大局意识强的时候，全党上下就高度团结，党中央就有权威，党的事业就顺利向前发展。大局意识让中国共产党人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识大体，顾全局”“舍小我，顾大局”

大局意识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高频词。早在党创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大局意识，明确指出了党的“先锋队”“指导者”地位：“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对全党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如“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等。这里的“不得自定政策”“不得单独发表意见”等表述，可以理解为是大局意识的体现。1923年8月，刘少奇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写道：“又俱乐部的议决案，总是顾及大局，顾全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是“大局”一词首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的“左”倾错误，造成党内一度组织涣散，有的党员干部大局意识不强，个别甚至走上了公开分裂党的道路。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的罗章龙，公然违抗中央，非法成立“中央非常委会”“第二省委”等组织，被开除出党。历史的教训表明，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如果缺乏大局意识，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困难，甚至危及党的生命。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没有从全局出发，固守错误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导致反“围剿”斗争失败，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被迫实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同时“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对大局意识作出深刻阐述。遵义会议后，大局意识在党和红军内逐渐树立起来，大家拧成一股绳，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了解到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的情况后，当即表现出了很强的大局意识，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中央，并与朱德共同努力促成了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

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根据地党和红军广大党员干部所表现出的高度自觉地服从中央、维护团结的大局意识。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习仲勋从革命大局出发，坚定地服从党中央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为党工作，从不计较曾经受过的不公正对待。1943年，毛泽东亲笔写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赠给习仲勋，这是对习仲勋崇高大局观的充分肯定。

抗日战争时期，“顾全大局”“识大体，顾全局”“舍小我，顾大局”等表述频繁地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党中央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大局意识，就在于当时“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仍有存在，再加上王明在对待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造成部分党内同志思想的混乱，对革命的大局造成不小的危害。对此，毛泽东提出“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使全体党员干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大局意识得以巩固和加强。党的七大将大会方针定为“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体现了党对大局意识的重视。之后，为克服分散主义，党中央提出建立报告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作报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制度层面巩固大局意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大局意识，并将其形象生动地比喻为“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并以此告诫全党同志：“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学会“弹钢琴”在这次会议上被列为党委会工作的十二个方法之一。

“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就高瞻远瞩地预计到，因为革命的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果不其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一些同志就滋生了“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典型的例子是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认为自己资格老，职务太低，于是倚老卖老，居功自傲，公开抵抗、诋毁省委，最后发展到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当中央委员和河南省委书记。由于破坏了党的团结，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政治生活总体上是好的，绝大多数同志仍保持着大局意识的优良传统。习仲勋就是一位大局意识很强的领导干部，他服从中央安排，留任西北主持全面工作，特别是在他的统战工作领域，表现出了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在西北剿匪反霸斗争中，根据当时的局势和民族地区的复杂性，习仲勋从大局出发，为解决昂拉武装叛乱反复作出指示：“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并累计与昂拉部落头领项谦谈判达17次之多，最终成功平息昂拉叛乱，收服项谦，为新中国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对于党内滋长着的派别思想、分散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习气和地方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防范。一是通过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提高党员干部对大局的认识，使党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二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有利于增强党员干部大局意识的“六个规定”，团结起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此外，这一时期党十分注重在经济建设领域强调大局意识。“从全局出发”“从全局设想”“树立全局观点，克服局部观点”等表述被广泛用于中央文件、指示中。如在编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党中央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必须批判。”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再次强调：“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大局意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先后提出了“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议大事、抓大事，胸中要有全局”“始终坚持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等新的大局观。1995年，《中央宣传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配合重大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及时进行国内外形势的宣传教育，不断增强职工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这是“大局意识”政治术语在党的文件中的首次出现。此后，“大局意识”被应用到党员干部身上，并与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自律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改革意识、忧患意识等相提并论，成为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论及大局意识，并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与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一起纳入到“四个意识”之中，使之成为增强团结统一、凝聚发展动力的思想保证。首先，从“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到“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再到“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等等，表明了大局意识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治党治国治军的一条主线。其次，针对党内存在的纪律松弛、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伙等现象，以及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高屋建瓴地主张实行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切实加强组织管理，以此增强党员干部的大局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加强中央巡视工作，加大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力度。这对增强大局意识起到了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再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继续强调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顾全大局，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尤其是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了十二个方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为大局意识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基本遵循。

（原载：《学习时报》2016年12月29日，作者：祝彦 蒋国栋）

共产党人要有大局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强调：“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什么是大局？大局就是整个局面和整个形势以及由此带来的长远利益的走势。大局意识，就是善于从全局高度、用长远眼光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善于围绕党和国家的大事认识和把握大局，自觉地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做好本职工作。

首先，要正确认识大局。大局既带有根本性、决定性和方向性的特征，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上说，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大局。当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同在、发展与风险并存的严峻形势。因此，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站稳正确立场，从战略高度分析和认清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总趋势，关注社会思想动态，把握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将中央的战略决策、战略部署真正落到实处，从而确保经济和社会事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要自觉服从大局。一方面，要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的生命线，也是“高压线”。任何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应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或以种种借口脱离大局。现在有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对中央的决策规定阳奉阴违、另搞一套，还有的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损害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这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的。另一方面，在涉及局部与全局、个人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利益时作出正确选择，始终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局意识体现的是高瞻远瞩的政治见识和开阔的襟怀，能够把握现在、透视未来，做到不因局势纷繁复杂而迷向，不以局部小胜小负而动心，不为损失眼前利益而纠结，能够跳出一时一事、一地一己的局限，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个人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

再次，要坚决维护大局。仅仅认识大局、服从大局是不够的，还必须坚决地维护大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是主角。…“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因此，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既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每个公民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坚决地维护大局，一方面，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针，引导每个公民严格地遵守国家法律，另一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总体部署上来，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可以说，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发展是大局的主旋律。只有发展好，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原载：《辽宁日报》2014年7月29日，作者：陈乃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