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硕晚年

不曾犯过错误的青年既不原谅别人的过失，同时当做别人也有崇高的信仰。我们必须有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才能理会拉斐尔的名言：所谓了解是彼此的程度相等。——巴尔扎克

创作了历史巨著

与韩斯卡夫人相恋的最初10年是巴尔扎克精力最旺盛的10年，也是巴尔扎克走向成功、走向辉煌的10年。

就在巴尔扎克与韩斯卡夫人开始通信的这一年，巴尔扎克完成了10部小说，其中有3部杰作：《夏倍上校》、《都尔的本堂神甫》和《路易·朗倍尔》。

《夏倍上校》也是一部反映社会丑恶的悲剧。写的是一个丈夫被自己的妻子遗弃、剥夺的故事。

夏倍伯爵是帝国禁卫军的上校，1806年在普鲁士战场上身负重伤。他被一个农民救起。经过了一段调理，伤情养好之后，在国外流浪了10年。当他侥幸逃出万人坑以后，却被人当做疯子。

10年后他回到巴黎，其时拿破仑早已下台，他也早进了阵亡名单，没有人再认识他了，都不相信他就是夏倍上校。

与此同时，他妻子，娼妓出身的罗士·夏波丹早侵夺了他的全部财产并改嫁法洛伯爵。为了要霸占夏倍上校财产，保住她贵妇人的地位，夏波丹将夏倍带到乡下别墅，一连三天，竭尽柔情蜜意，大灌迷魂汤，勾起丈夫昔日的爱情。善良的夏倍上校一时激动，答应“为了所爱人的快乐”，情愿“重新钻下地去”。

就在这时，夏倍上校不经意中忽然发现了妻子的阴谋。妻子的鬼蜮伎俩伤透了丈夫的心，以致夏倍上校报复的念头也没有了，从此销声匿迹，到乞丐收容所了却残生。

《都尔的本堂神甫》内容与《夏倍上校》颇为类似，写都尔城的本堂神甫、生性善良懦弱的副堂长皮罗多如何被他的同事脱洛倍神甫排挤、陷害的故事。

结果，清白的皮罗多神甫被教会打成骗子手，蒙受教内处分，免去圣职，而劣迹昭彰的脱洛倍神甫荣升主教，踌躇满志地离开都尔城，奔赴巴黎走马上任去了。

这两部小说从主题看，与巴尔扎克创作初期的作品有其连续性，都是写金钱的魔力、金钱的罪恶和爱的沦丧，但《夏倍上校》和《都尔的本堂神甫》重在细致入微地描写善良人的悲剧、善良人的厄运和淋漓尽致地暴露社会黑暗。

这两部作品标志着巴尔扎克的创作变得更扎实、更厚重、更丰富了。

1833年，在巴尔扎克创作生涯中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巴尔扎克的随笔杂论一下子少多了。前两年，他平均每年要写近百篇这样的文字，而现在，随着他一篇篇小说扬帆出航，随着他的声誉与日俱增，他似乎越来越不屑于写这类文字了，而将精力投到小说创作中去了。

而且，在这一时期小说的篇幅比过去增大了。一些短篇向中篇扩展；一些中篇向长篇靠拢；同是中篇小说，这一年的也比前两年的要壮实得多，一些新的长篇如《欧也妮·葛朗台》等正在酝酿、构思之中。

与这些变化互为表里的是，巴尔扎克的创作风格、创作方法也在变化之中；视野越来越开阔，态度越来越冷峻，笔触更加细腻；神秘怪诞、巧言令色、大刀阔斧渐为朴实无华、平淡自然、精雕细刻所取代。不甘寂寞，锐意进取的巴尔扎克正在寻找新路。

《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的问世标志着巴尔扎克的创作达到成熟阶段。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最完美的绘写之一”。小说最大的成就是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典型。

《欧也妮·葛朗台》写一个爱财如命的守财奴老葛朗台。他是一个箍桶匠。靠他的精明能干，白手起家积攒了一笔财产。

他爱财爱到了连亲兄弟、亲侄子，甚至亲生女儿都不顾的地步，以至于把他妻子给女儿留下的一笔遗产都千方百计地攫为己有。他的一个强大的权力的象征就是那一大把钥匙串。

但是，他终于没能永远拥有这串钥匙。在他死的时候，这串钥匙“哗啦”一声掉到了地下。

小说还塑造了一个善良、纯洁的少女，老葛朗台的女儿欧也妮·葛朗台的形象。她乐善好施，在堂弟落难时她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帮助。

这位少女和他守财奴的父亲形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另外，小说刻画的老保姆形象也十分鲜明、感人。

巴尔扎克把资产阶级嗜钱如命的本质披露得淋漓尽致。葛朗台的形象是对资产阶级金钱拜物教的生动写照。巴尔扎克写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家过程，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聚敛财富的特点。

葛朗台是一个通过政权更迭大发横财的暴发户，是大革命后得势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又是复辟王朝时期游刃有余的大财主。他积聚财富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味。

这个吝啬鬼具有时代特征：他懂得商品流通和投机买卖的诀窍，尤其是懂得公债投机和资金周转的重要性，精通如何利用债务关系和商业信用提供的机会。

他既是大土地所有者，又是一个金融资本家，他的得势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土地、金融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同年，巴尔扎克与出版商签订12卷《19世纪风俗研究》合同，实际上为后来的《人间喜剧》打下了基础。

1834年，巴尔扎克决定把自己的全部创作以《社会研究》为名，汇辑出版，并提出《社会研究》的详细计划，其中应包括《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

这三部分合起来即是后来的《人间喜剧》。《绝对之探求》等中篇小说发表。开始了《高老头》、《古物陈列室》、《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等重要长篇小说的创作。

1835年1月，《哲学研究》出版，附有费利克斯·达文写的“序言”，巴尔扎克授意达文向读者介绍他的《社会研究》的宏伟构思。

同年5月，《19世纪风俗研究》第一卷出版，附有达文写的“序言”。达文列举了将要组成《风俗研究》的6个场景。

这所谓的《风俗研究》，就是对法国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人情进行研究后，用文学形式将它们表现出来，所以，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当时法国社会生活的反映。

巴尔扎克为此写道：

我要描写一种生活的情景，每一种姿仪，每一种男性或女性的性格，每一种生活方式，每一种职业，每一种社会的地位，每一个法兰西省份，童年、青年和老年，政治、法律和战争。

他要求自己在做这一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点疏漏。必须翔实、准确而且充分。这一部分的内容最多，因此，他又将它分为6个门类。在他的计划中，这一部分要写114部作品。

当然，由于他的早逝，没能如数完成。这一部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要揭示“人类心灵的故事”，是一页一页的社会的历史，是现实中所发生的真实的事实。

《哲学研究》是对社会生活进行哲理的研究，也就是对现实生活进行深一步研究后用文学的形式把他的研究表现出来。

这样，它所表现的东西，就不仅仅是一些生活的表面现象，也是这些现象后面的更加深刻的东西。比方说，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这样的“风俗”，那么，这情形、风俗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们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这都是它要加以研究并在研究后加以表现的。

巴尔扎克也说过，写这一部分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感情的来源和生活的动机”。这就比《风俗研究》中所反映的生活现象要深刻得多了。它要探讨的是人的感情是怎样产生以及人生活的动机是什么的问题。

他还要探讨“社会或个人的生命所必要的推动力量或条件是些什么东西”的问题。他要研究是什么东西推动了社会或个人的生命。他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社会。

在《风俗研究》中，巴尔扎克要把个人描写成典型，也就是说，把一个人描写成具有共同特征的代表。比如《欧也妮·葛朗台》中的主要人物葛朗台老头，就是吝啬人的一个代表。作者把这类人物的共同特征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而在《哲学研究》中，他要把“典型描写成个人”，就是说，把他研究出来的人类一些普遍性的东西通过个别人物表现出来。比如《驴皮记》中的贵妇人福多拉的虚伪、冷漠、优雅的外貌下隐藏的铁石心肠，是这一类富豪贵族的共同特征。

巴尔扎克通过对这类人物的观察、分析、研究，挖掘出他们身上这些共同的本质，然后通过人物将它们展现出来。对另一女主人公、平民女子保琳的刻画也是这样，他通过观察、分析、研究出这一类平民少女的共同美德：勤劳、纯洁、天真、朴实，然后把这些带普遍性的特征，通过这个人物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他计划写27部小说。

《风俗研究》描写的多是一些生活的现象，而《哲学研究》描写的多是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所以说，这两部分所反映的是一种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在反映了生活这种因果关系之后，他就要进行《分析研究》的创作。

这一部分他计划写5部作品，但出版的只有一部，就是1828年所写的、引起了轰动效应的《结婚生理学》。他所以要写这一部分，是因为在说明了一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和结果之后，当这一页一页的社会历史、当这些深藏于人们心底的故事写完之后，这座大厦的基础就奠定下来了。

在写这些故事和历史的时候，巴尔扎克的原则是不去描写幻想的插曲，而是要描写现实中所发生的真实事情。

在《风俗研究》中，他要把个人描写成典型，而在《哲学研究》中，他将要“把典型描写成个人”。但无论把个人描写成典型还是把典型描写成个人，他都以生活为蓝本。他所要描绘的“永远是生活”。这一部分他预计写15册。

在《分析研究》里，巴尔扎克要表现更多的主观的东西。所以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指作者对以上两种研究进行的分析。他不准备再叙述故事，而是要“描写、批判和分析人的本身、社会和人类”。

在1835年，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改邪归正的梅莫特》发表。这是一篇别出心裁、耐人寻味的小说。小说通过魔鬼梅莫特被迫“改邪归正”的故事说明物欲的追求势必导致精神的空虚和痛苦；权力和财富的无限拥有反使人感到人生的虚无；享尽欢乐等于毫无欢乐；占有一切，则一切就没有意义；饮食过度必然使味觉麻木；美女唾手可得反让人兴味索然。

这篇哲理小说是巴尔扎克对金钱万能说的批评和他对人生的思考。

而在这一年《高老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被公认是《人间喜剧》的序幕和代表作。这意味着《人间喜剧》创作已正式启动。

《欧也妮·葛朗台》的诞生标志着巴尔扎克的创作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巴尔扎克由此感到欢欣鼓舞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巴尔扎克并没有就此满足。他很快发现这部小说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和亟待改进之处：一是格局还显小，还局限在一个小家庭内盘旋；二是人物性格定型化，没有发展；三是语言夸张，未脱尽脸谱化、浪漫化的痕迹。

比如，对老葛朗台的吝啬和绝情性格的刻画虽然痛快、淋漓尽致，但毕竟有些过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巴尔扎克寄希望于下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不是别的，就是长篇小说《高老头》。

《高老头》的故事发生在1820年前后。22岁的欧也纲·德·拉斯蒂涅，是一位从安古兰末乡下来巴黎读法律的青年。像无数从外省涌入巴黎的青年一样，他满怀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的梦想。

拉斯蒂涅住在兼包客饭的伏盖公寓，伏盖太太是公寓的主人。在这所膳宿费低廉的四层公寓里，住着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包括共和政府时代军需官夫人古的太太、少女维多莉·泰伊番小姐、老姑娘米旭诺小姐、波阿莱先生、医科大学生皮安训，以及另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40岁上下、戴假发、鬓角染黑的伏脱冷先生和高老头。

高老头是饭桌上的受气包，房客们都拿他作为取笑的对象。

69岁的高老头，1813年，刚来伏盖公寓的头一年，膳宿费是1200法郎，还带有不少银器和饰物，被尊称为高里奥先生。

那时，伏盖太太甚至还动过与他结婚的念头。之前，高老头每周总有一两次在外面吃饭，后来递减到每月一两次。此种变化被认为是因他财产慢慢减少所至。

第二年年终，高老头的膳宿费降到了900法郎。间或会有体面、漂亮的年轻女子来找他，使房客们不由猜测，高老头财产减少的原因是在外寻花问柳。快满第三年的时候，高老头每月膳宿费只有45法郎了。

拉斯蒂涅拿到文学士和法学士后，返乡一次。回来时，他带了封姑母写给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引荐信。信寄出不久，鲍赛昂夫人便寄来一张舞会请帖。

在鲍赛昂夫人的舞会上，拉斯蒂涅迷上了漂亮的阿娜斯塔齐·德·雷斯托伯爵夫人，并自作多情地以为雷斯托伯爵夫人也喜欢他。

凌晨2时，舞会结束回到伏盖公寓，拉斯蒂涅仍心潮难平，虽点起了泥炭，却无心用功。此时，忽闻静夜里传来一声叹息，拉斯蒂涅推开门，见高老头房门底下有一丝光线，怕是邻居病了，拉斯蒂涅凑上锁孔向里张望，却见高老头正就着桌子，将镀银的银器绞搓成银条，完事之后，吹灭蜡烛，躺到床上叹了口气，忽又叫了声：“可怜的孩子！”行为颇为可疑。

第二天，拉斯蒂涅穿戴整齐，步行来到雷斯托伯爵夫人府。在门口等候多时之后，进得客厅，竟听见高老头和雷斯托伯爵夫人的声音，还带了一声亲吻，后又见高老头离去。

冒失的拉斯蒂涅，当着伯爵夫妇和伯爵夫人情夫玛克辛的面说：“刚才我看见从这儿出去的一位先生，和我住在一幢公寓里，而且是隔壁房间的高里奥……”

此话一出，在场三人的冷面冷语，令拉斯蒂涅意识到闯了祸，于是便赶紧告退。

出了伯爵府，满腹莫名委屈的拉斯蒂涅，冲动之下，上了辆出租马车，直奔鲍赛昂府，接着闯了第二场祸。

从鲍赛昂夫人口中，拉斯蒂涅得知德·雷斯托伯爵夫人是高老头的女儿，高老头还有个小女儿叫但斐纳，嫁给了银行家德·纽沁根男爵。两个女儿出嫁时，高老头各给了五六十万法郎。而现在，她们竟不认高老头了。

此时，拉斯蒂涅想到那夜高老头扭绞镀金盘的情形，不由感到高老头真伟大。

心绪不佳的鲍赛昂夫人在沉默良久之后，又建议拉斯蒂涅去追求高老头的小女儿纽沁根太太。

晚饭时，拉斯蒂涅望着高老头邻座的人说：“从今以后谁再欺负高老头，就是欺负我。他比我们都强。”

吃完饭，拉斯蒂涅给母亲和妹妹写了封要钱的信。想到要利用亲人的感情，去达到追求纽沁根太太的目的，他不由得落下几滴眼泪。

与纽沁根太太勾搭上之后，拉斯蒂涅终日花天酒地，出入赌场。很快，就陷入了经济上无法维持的窘境。

一天，高老头和拉斯蒂涅正等来搬行李的车子。德·纽沁根太太忽然赶来，向高老头抱怨说纽沁根要搞得她破产了。不多时，德·雷斯托伯爵夫人也赶来，告诉高老头雷斯托伯爵要她在出卖财产的契约上签字，此外，情夫玛克辛仍欠着12000法郎。

情急之下，已被女儿榨干了的高老头痛苦地叫道：“是的，我没有办法，除非去偷。可是我哪会去偷呀，娜齐！哪会去偷呀！”

拉斯蒂涅再回到公寓时，高老头已病倒了。陪在一边的皮安训告诉拉斯蒂涅，高老头早上又外出乱跑了，他的一个女儿则来过。原来，为参加鲍赛昂夫人的舞会，雷斯托伯爵夫人欠下了裁缝费1000法郎，高老头为此卖掉了最后的银搭扣和餐具，又将终身年金押给了高布赛克。

两个大学生轮番照顾高老头，可两个女儿，一个也没来。

第二天晚上，拉斯蒂涅劝但斐纳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好生照顾父亲，但说不动但斐纳，末了，还是陪她去了鲍赛昂夫人的盛大舞会。

德·阿翟达侯爵就要同洛希斐特小姐缔结婚约了。无数上流社会的人都专程来看鲍赛昂夫人的笑话。

舞会上，鲍赛昂夫人对拉斯蒂涅说：“我永远不再见巴黎人，不再见人了。”

清晨5时，拉斯蒂涅目送鲍赛昂夫人登车，前往乡下隐居。

拉斯蒂涅再回到公寓时，高老头已奄奄一息了。女儿仍一个未到。

垂死的高老头寒心地说道：“哎！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有家私，她们就会来了，会用她们的亲吻来舔我的脸！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啊！我的钱到哪儿去了？倘若我还有财产留下，她们会来伺候我，招呼我：我可以听到她们，看到她们。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拉紧女儿的缰绳，像对付狡猾的马一样。我把一辈子的生命给了她们，她们今天连一小时都不给我！”

高老头死后，拉斯蒂涅去德·雷斯托伯爵府和德·纽沁根府间通报，却吃了闭门羹。得到的是门房一句：“先生和太太谢绝宾客，他们的父亲死了，悲痛得不得了。”

拉斯蒂涅和皮安训倾其所有，安葬了高老头。德·雷斯托伯爵和德·纽沁根两家只派出了带有爵徽的空车。

拉斯蒂涅一人站在公墓的高处，远眺巴黎。王杜姆广场和安伐里特宫的穹窿之间，那便是他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区域。他气概非凡地说了一句：“现在咱们来拼一拼吧！”

然后，拉斯蒂涅为了向社会挑战，到德·纽泌根太太家吃饭去了。

《高老头》与《欧也妮·葛朗台》都是写爱的沦丧或者说爱的失落。欧也妮和高老头，这一少一老都有钱或曾经有钱，却都未得到爱。

欧也妮父亲在世时，他只爱钱而不爱她。表弟查理当年曾与她海誓山盟，可海外发财归来，只想到财产和地位。他误以为伯父的吝啬出自寒酸贫穷，硬是毁了与她的婚约，另觅富家小姐为妻。蓬风先生死气白赖地向她求婚，那不过是要独吞她的财产。

高老头就更惨了。他痴心地以钱换爱，以为只要倾其所有给女儿，就一定会换得女儿的爱。谁知，女儿是认钱不认父，见钱弃爱。

最后，高老头落得个贫病交加，形销骨立，惨死在旅馆这一悲惨的下场，而其时女儿们却花枝招展、兴高采烈地赴鲍赛昂夫人的告别舞会去了。

在表现爱的沦丧这一主题上，《高老头》显得更为充分、更为深刻。寻求爱而终不可得者不反是高老头一人，显赫美丽如鲍赛昂夫人也敌不过长得像胖娃娃一样但却拥有丰富嫁妆的洛希斐特小姐，到头来被阿翟达侯爵抛弃。

鲍赛昂夫人的女友朗日公爵夫人也遭到同样的下场。泰伊番小姐虽是百万富翁之女，却被赶出家门，沦落社会，而其原因则是父亲财产太多，父兄要剥夺她的继承权。

金钱的魔力导致了爱的沦落，而爱的沦落再引起对金钱的疯狂追求。整个社会成了一个激烈争斗的蜂房。为了钱，人们施出浑身解数。

苦役犯伏脱冷，是一名凶残的掠夺者。他对社会一眼见底，主张强攻硬取。在生活中得像“在战场上一样，为了不被人杀而不得不杀人，为了不受骗而不得不骗人，把良心统统丢开，戴上假面具，冷酷无情地玩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去猎取财富”。他说到做到，果然身体力行，将泰伊番的独生子杀掉了。

拉斯蒂涅则钟情于轻取巧夺的策略，在女人身上下工夫，终于按照表姐鲍赛昂夫人的密示，将纽沁根太太、高老头的小女儿但斐纳勾引到手。

小说末尾，他给高老头送了葬，在聆听和目睹了高老头的“教训”之后，“为了向社会挑战”，他心安理得而又“气概非凡”地到“德·纽沁根太太家吃饭去了”。

《高老头》先是在《巴黎杂志》上连载，后于1835年3月出单行本，很快便销售一空。

硕果累累的作品

1836年，巴尔扎克发表中篇小说《禁治产》。这部小说故事类似《夏倍上校》。在情节上则是《高老头》的续篇。

在小说中，德·埃斯巴侯爵夫人状告丈夫德·埃斯巴侯爵神经错乱已无力持家，需给以“禁治产”，即由他人监护其财产的处分，其实她是要独霸家产，不让诚实的丈夫交出本该交出的不义之财。小说对这位妖妇的恶行败德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与这个埃斯巴侯爵夫人鬼混的就是《高老头》的主人公拉斯蒂涅。

此时，拉斯蒂涅已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自私狡猾、老谋深算的青年贵族，他对老情妇纽沁根太太已经冷淡，取心狠手辣、工于心计的埃斯巴侯爵夫人以代之，因为在他心目中，埃斯巴侯爵夫人是一个理想的帮手，“是一个能代你火中取栗而不会连累你的朋友。倘若男人没有金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门，这种太太便是能划破玻璃的金刚钻，替你把所有的门窗打开来”。有埃斯巴侯爵夫人相帮，当个公安部长，易如反掌。

这—年，《幽谷百合》出单行本。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写法，内容是写主人公，年轻的费利克斯与一个比他年长得多的伯爵夫人恋爱的故事。

巴尔扎克在这本小说的自序中称：这部小说是他“采用‘我’的形式写成的最重要的作品”。

这是他继《驴皮记》、《路易·朗倍尔》之后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这部小说是巴尔扎克对重病垂危的柏尔尼夫人的纪念，也是对卢梭的批评，因为他认为卢梭不该对培育和帮助过他的华伦夫人表示不满。

他在序中写道：

本书作者对于《忏悔录》的作者赞赏备至，对此人的为人则厌恶至极。这位让·雅克，那样为自己的情感而感到骄傲，又那样善于为自己辩护，怎能竟然斗胆拟出对华伦夫人的判决呢？即使你把大地上所有的王冠都戴在他头上，天使也要永远诅咒这个词藻华丽的作家，他竟然能够将对一位集母亲的心、情妇的魂、美妙初恋的思于一身的女子宰杀，作为祭品献到信息女神的祭坛上！

巴尔扎克对卢梭的批评有些偏激。卢梭晚年在其自传体小说《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再次对华伦夫人给他的爱助表示了深切的感激之情，认为没有华伦夫人，就没有他的一切。

然而，从巴尔扎克对卢梭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柏尔尼夫人对巴尔扎克一生影响之大和他对柏尔尼夫人的感情之深。

1837年，《幻灭》第一部发表。在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指出这本小说意图是，表现人的异化，并且揭示新闻界不为外人知悉的风习。

他强调，他虽不知道何时能够完成他这幅油画，但是他一定会完成，表明《幻灭》是他精心创作的重点作品。

《幻灭》是巴尔扎克惨淡经营、殚精竭虑的力作。与以前作品相比，它无论在内容的充实、批判的力度、思想的深度，还是在艺术表达上均有明显的推进和提髙。

小说以外省青年诗人吕西安为中心人物，描写他从乡镇到巴黎，从默默无闻到显赫一时再到声名狼藉的遭遇，揭露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文化艺术界的丑恶内幕和党派倾轧，塑造了记者、演员、商人、贵族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内容之丰富，视野之开阔，非其他作品可以相比。

对此，巴尔扎克不无自得地写道：

本书的主题与本身一样广阔。勒萨日笔下的杜卡莱，莫里哀笔下的菲兰特和答尔丢夫，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以及古老戏剧中司班卡，所有这些典型人物在这部书中大概都放大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规模。

小说将焦距对准当代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新闻界、出版界、戏剧界，尖锐泼辣，痛快淋漓。

当时，法国文化艺术界与新闻、出版等部门的腐败、黑暗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一般作家慑于新闻、出版的嚣张气焰，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不敢捅这个马蜂窝，致使这些黑暗势力越来越猖狂，越来越肆无忌惮，变成了一个公害，一个行将“吞噬整个国家的癌症”。

对此，巴尔扎克深恶痛绝。他越来越感到，正视这一癌症，暴露这一癌症，尽可能地制止这一癌症的发展蔓延乃是自己不可推卸的天职，于是他怒目相向，拍案而起，写下了这部小说。

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他写道：“报界风气这种广阔的题材，单写一本书或一篇序言是远远不够的”，“自己不过是描绘了这种流弊的开端。”

他无求于报界，不想“依赖报界这根沾满鼠疫病菌的拐杖”。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怕报复并准备为此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这部小说的创作体现了巴尔扎克的浩然正气，显示了他的崇高的人格。

《幻灭》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作为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与对人的研究和对人的发现分不开的。

巴尔扎克从投身创作的第一天开始，就始终重视对人生的哲理探讨。早在1831年，他就在《驴皮记》中通过主人公拉法埃尔走向堕落的过程阐发了“追求私欲等于自杀”这一深刻的哲理。

《幻灭》中，吕西安走向堕落的过程则是拉法埃尔寓言故事的现实写照。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具体而细微地描写了吕西安这样一个颇有才华、素质和人品原本不算坏的年轻诗人怎么一步一步在环境的熏染下无可挽救地沉沦下去，从而揭示了当代社会如何“把人异化得那样厉害，以致在任何地方人都不像人了”这一深刻的真理。

《幻灭》是一部表现巴尔扎克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生活体验方面的作品，所以写得极其生动、深刻，发人深思。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的不同遭际大多取自于巴尔扎克本人的经历，其激情、理想、奢望、苦难、荣辱他都体味过。大卫·赛夏反映了他经营印刷厂、铅字铸造厂和债务缠身的经历，德·阿泰兹的形象，反映了他从生活和创作中得出的信念、主张，而吕西安的形象，则反映了他在文坛和新闻出版界的沉浮。

巴尔扎克借吕西安的言语、行动，大胆地揭露了新闻界的内幕，他一桩桩一件件地列举新闻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撕开他们的面纱，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拿灵魂做交易的人的真面目。在巴尔扎克看来，新闻界既是现代社会恶劣风气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现，也是进一步毒化社会的痈疽。他在《幻灭》第二部初版序言中说，正是这股恶势力，“扼杀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把无数吕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毁灭的深渊。

《幻灭》写完之后，巴尔扎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发现，他已能随心所欲地深入到社会组织的核心中去，对构成社会整体的互相交织的成分的理解越来越具有预见性，一部部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的作品在他笔下流泻出来。

在40岁刚刚出头的年龄，巴尔扎克已创作了大量作品，创造了2000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典型人物，其中许多成了永恒的典型，流传不朽。

1838年，巴尔扎克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和《纽沁根银行》。这是继《高布赛克》、《欧也妮·葛朗台》之后，在成功地塑造了高利贷资本家、投机倒把资本家之后，为第三代资本家即金融资本家“树碑立传”。

这两部小说在具体情节虽没有联系，但同出一个时代，同写一个主题，许多人物交相出现。

《高布塞克》写的主人公高布塞克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以放高利贷起家，爱财如命。他爱财，更欣赏自己的生财之道，为自己的这点“艺术”而大为得意。

不过，这个人多少还讲一点义气，在他临死的时候还留下了遗言，把一个已经去世的人托他保管的一笔财产交还给了那位委托人的儿子，而这笔钱是连单据都被烧毁了的。

在高布赛克以后，巴尔扎克又塑造了一系列资产者的形象。高布赛克是早期资产者的典型，除放高利贷是他敛财的主要手段，他显然还不懂得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的重要。

葛朗台、纽沁根等人物比他还要精明能干，随着这些人物登上《人间喜剧》的舞台，巴尔扎克对于资产者的刻画和塑造，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拓。

不过，作为资产者的祖师爷和哲学家，高布赛克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巴尔扎克对他情有独钟，继1830年《高布赛克》初次发表以后，1835年又特地出了个修订本。

在对这一形象的理解中渗透着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形象的塑造中，巴尔扎克找到了一把打开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是作者为中小资产阶级立言，描写商界中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以金融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并以前者的诚实和失败，后者的狡猾和成功为结局，真实反映了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世界和商品经济急剧发展的时代特点。

而《纽沁根银行》则是以纽沁根的发迹为中心，集中描写了资产阶级狼狈为奸，陷千家万户于灭顶之灾的丑恶内幕。

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的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这样写道：

本书是将在各处社交圈子里滚动的一枚徽章的正面，反面是《纽沁根银行》。读《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的人，如果想了解整个作品，一定要去读《纽沁根银行》，任何喜剧作品必有两面。作家这个伟大的诉讼报道员，应该让对手面对面。

在同年出版的《巴尔扎克两卷集》的序言中，他再次强调要如实地描写社会，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当代史家。

在1839年，《幻灭》第三部，即《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出版。巴尔扎克在序言中指出，《幻灭》尚未写完，它将是《风俗研究》中一个最后的场景。

同时，长篇小说《古物陈列室》出版。

小说写外省贵族、保王党领袖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为维护贵族传统和纯洁的血统与自由党头子、资产阶级暴发户克鲁瓦谢对抗并最终败北的故事。

小说通过侯爵的败家子德·维克蒂尼安的腐化堕落和不得不向资产阶级缴械投降，娶克鲁瓦谢的女儿、万贯家财的女继承人杜瓦尔小姐为妻。说明贵族阶级之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小说中借一个生活在国王身边的贵夫人之口喊出：“贵族阶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了一点残余，拿破仑的对已经消灭了贵族的称号，正如大炮已经摧毁了封建社会一样！”

这部小说与《幻灭》一起标志着巴尔扎克的创作从“小家庭”进入到“大社会”，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1840年，巴尔扎克发表中篇小说《比哀兰德》、短篇小说《浪荡王孙》、长篇小说《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在这一年里，巴尔扎克向某出版商写信，首次正式披露《人间喜剧》的计划。

第二年，巴尔扎克发表了长篇小说《搅水女人》，这部以遗产之争为主要情节的小说，算得上《人间喜剧》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之一。

争斗的双方，一方是当地“逍遥骑士”——一帮游手好闲的无赖的首领玛克斯吉莱；另一方是极有心计的兵痞菲利浦·勃里杜。前者是牢牢控制着财主鲁杰的搅水女人的情人，后者是鲁杰的亲外甥。

两个都曾是拿破仑旧部中身手不凡的军官，领兵打仗的能手，两个恶魔将作战的勇敢和智谋用来争夺一笔可观的家产，这场较量不用说要多激烈有多激烈……

这是巴尔扎克以现代眼光研究的态度下写的小说。再以本书在“人间喜剧”这个总体中所占的地位而论，以巴尔扎克在近代文学史创造的人物而论，公认的典型，可以同高老头、葛朗台、贝姨、邦斯、皮罗多、伏脱冷、于洛、杜·蒂埃等并列而并传的，既非搅水女人，也非脓包罗日，而是坏蛋菲利浦·勃里杜。菲利浦已是巴尔扎克笔下出名的“人妖”之一，至今提到他的名字还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同年，发表长篇小说《一桩无头公案》。这是一部宏伟的政治小说，内容揭露19世纪初法国政治生活的阴谋事件。

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巴尔扎克从作家如何如实反映历史真实这一当时有争议的问题谈起对“典型”的概念作了精辟、深刻的表述，这是12年来巴尔扎克从事《人间喜剧》创作的经验之谈，是他，也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辉煌成果。

至此，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终于确立了。

1832—1841年，巴尔扎克创作小说49部，占《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60%。

在这10年，平均每年出5部作品之多。这期间的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呈现出持续递进、不断攀登的趋势，一部与一部不一样，一步一个脚印，与此同时，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也在日渐发展并终于奠定确立。

通过这些年的写作，这些作品的成型，《人间喜剧》的基本框架也逐渐形成。

1842—1848年，巴尔扎克依旧每日在疲于写作中。长篇《烟花女荣枯记》既展现了上层社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又细致地描绘了下层社会和监狱的情景。这一阶段巴尔扎克更加关心当代生活，七月王朝的现实成为他写作的主要对象。

除了《人间喜剧》以外，巴尔扎克还写过6部剧本和一部《笑林》。为了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巴尔扎克马不停蹄地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从这时起的8年多的时间内，巴尔扎克共写了10多部小说，其中大部分为长篇小说，最著名之作有：《幻灭》第三部、《贝姨》、《邦斯舅舅》。

《幻灭》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宏观描写，又有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微观解剖。《幻灭》的中心内容，讲的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

主人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颇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行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了科学研究的理想。

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巴尔扎克笔下，19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着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是《人间喜剧》中最吸引人的风景线。

《贝姨》写出了七月王朝时期资产阶级的荒淫无度、道德堕落。于洛男爵是淫欲的化身，这个早年立过军功的资产阶级英雄人物，如今变得像公猪那样可鄙。

暴发户克勒维尔则是表面上高唱伦理道德，暗地里男盗女娼的流氓恶棍，这类人物是拿破仑第三上台的政治打手。

《贝姨》发表于1846年，它是巴尔扎克晚年的杰作。小说的主人公贝姨，是一个生在乡下的姑娘，带着一身的乡土气息。由于美丽善良又得到高贵的堂姐的关切来到了法国巴黎城里，性格倔犟的贝姨一方面满怀着对堂姐的妒忌，一方面又好胜地忘我勤奋学习，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家庭。

然而时代社会的动荡万变和本性的顽固不得不让她又一次沦落成工人，接下来的故事并不会就此平淡度过，贝姨没有放弃和屈服于现状，为着自己的目标继续活着，坚强地拼搏，最终她得到了满足——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

贝姨是巴尔扎克笔下相当特殊的一个形象。小说以其命名，可见作家对她的重视。她为某种情欲所左右，但色调构成却十分复杂。集“丑”与“恶”于一身，是这个人物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作家为她勾画了一幅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漫画像，又赋予她同样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嫉妒心。

这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怪癖心理，侵扰着她自己的灵魂，也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在与瓦莱丽的淫荡结合后，更形成为一种巨大的，甚至能“毁灭整个城市”的邪恶力量。但是，贝姨的形象又远非“恶”的化身。

这部小说所反映的时代从1799年到1845年12月底，历时半个世纪，其历史跨度之长创《人间喜剧》小说之最。

这部小说里人物众多，它不是以一个主人公为主，点缀一些次要人物，而是同时写几个家庭、几组人物，用网状的、多元的结构代替了过去的传记体形式和单一中心结构。《贝姨》容量之大几乎超出了过去所有的作品。

《邦斯舅舅》描写了两个音乐家的悲惨遭遇。《邦斯舅舅》发表于1847年，它是《贝姨》的续篇。小说讲的是：邦斯舅舅是音乐家，一个诚实而高尚的自食其力的人。他非常喜欢绘画艺术，为了丰富自己所收藏的名画，他不惜付出一切精力，挖空一切心思。当人们不知道他家中有这些宝藏时，谁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当获悉这些名画的价值时，为了夺取孤独老人邦斯的遗产，以卡缪佐为首的一些上流社会的人们便千方百计，使尽种种手段谋取他的财富。

刻画人性的贪婪和卑劣、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是《贝姨》和《邦斯舅舅》的主题。在表现人的异化和人性之恶上，这两部小说居《人间喜剧》之冠。

《农民》再现了复辟时期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资产者怎样在农村取代贵族的过程，展示了当时农村的历史发展面貌。巴尔扎克的描绘从个人的争夺，或者党派、集团之间的争夺，发展到描写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

而就在这一时期，巴尔扎克对创作的艰苦有切身的感受，正如《贝姨》中的一段话：

劳心的工作，在智慧的领域内追奔逐鹿，是人类最大努力之一……艺术家不能因创作生活的磨难而灰心，还得把这些磨难制成生动的杰作。工作是一场累人的战斗，使精壮结实的身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往往为之筋疲力尽。

如果艺术家不是没头没脑地埋在他的工作里，像罗马传说中的居尔丢斯冲入火山的裂口，像士兵不假思索地冲入堡垒；如果艺术家在火山口内不像地层崩陷而被埋的矿工一般工作，那么，作品就无法完成，艺术家唯有眼看自己的天才夭折。

事实上，这正是他的艰苦之谈。

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标志着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的文明和人性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昔日的浪漫主义和廉价的乐观主义让位于现代悲剧主义。

与此相适宜，在叙述方法、艺术手法上，这两部作品较过去也有明显的不同，态度更冷峻、更客观，笔触则更细腻、更真切了。

对于巴尔扎克晚年的这两部作品，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其《巴尔扎克传》中曾评论道：

从他《穷亲戚》的原始设想中产生出来的《邦斯舅舅》和《贝姨》这两部小说，是他最卓越的成就。他在盛年之期达到了他的艺术高峰。他的见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洞若观火，技术从来没有这样的游刃有余，议论从来没有这样的铁面无情。

在这里根本看不到曾经损害过他若干早期作品的那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和令人厌恶的感伤主义。它们反映了实际经历的辛酸痛苦和对于世界的真知灼见。他的眼睛已经擦亮，不再图表面的成功和卖弄生活的阔绰了。

当巴尔扎克屹立于他的时代的上面，创造出绝对的社会准则，根本不想去迎合他的同时代人的趣味的时候，他就达到了他最伟大的地步。

《邦斯舅舅》和《贝姨》的背景都放在19世纪上半期的巴黎，这实质上是无关紧要的。它可以转移到现在的法国、英国、德国或美国，转移到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因为巴尔扎克在这儿所关心的是一些基本的感情。

这两部晚期小说以激动人心的感情强度使那些早期作品中的伏脱冷的形象，在对比之下显得几乎是情节剧似的夸张不实了。它们的现实主义，感情的真实和对原始情欲的分析，在法国文学中是无出其右的了。这是对巴尔扎克艺术的一次宏伟的告别式。

完成《人间喜剧》

当然，巴尔扎克也不是所有的年月都这么疲于工作，这是任何一个人也忍受不了的。

在一段工作结束之后，巴尔扎克也出去访友旅行，享受轻闲的生活。不过，即便在这些时候，他的轻闲仍是有限的。

旅行时，他仍想着他的写作，访友时，他常常不得不因工作而推迟他的时间。即使对他热恋中的情人，他也不得不常常通知她们，在下午17时之前不可能见到他。对于他，工作是重于恋爱的。《人间喜剧》比真实的世界更为重要。

除了写作之外，巴尔扎克还有很多很多的杂务，他必须与出版商讨价还价，有些东西他需要亲自采购。他还兴办过很多事业，帮人家打过官司，写过讼状。他还帮助德·帕尔尼夫人管理过财产，帮德·韩斯卡夫人清理过财政。他所从事的创作之外的事情，也可以与他的创作等身。

在这样一番不顾死活的劳顿过后，一本书写完了，巴尔扎克开始享受一下生活了。在长期的离群索居，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的孤独里，在艰苦的禁锢中，他一旦回到人世，就也像他工作时的凶猛一样去享受人世的快乐。

他会用无所顾忌的高谈阔论，来补偿那日日夜夜的不得言语的憋闷，他会放开胃口来补偿那工作时间的食物匮乏，他会用无所顾惜地花钱来偿还那终日困居的冷清，他会以催马疾驰的旅行来弥补那幽居的孤苦。

总之，在工作完成之后，他会想出各种办法来补偿那身体和心灵所受到的损乏，从而换回开始新工作的体力和心境。

这样不顾死活的工作，练就了他拥熟的笔力、深刻的思想、尖锐的眼光。他的成功已使他不再是一个对自己的能力抱怀疑态度的小青年了。他已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完全可以用笔征服全世界，正如拿破仑曾想用剑去征服的那样。

他知道，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的话，他可以写出更多的让妇女们流泪、供沙龙闲谈的作品。但是，他除了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之外，同时还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他不能够只博取妇女们的一笑一泪，不能只写一些供阔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通俗作品。

他有一个更崇高的创作目的，那就是要写出人间的种种世相丑态，并且把它升华为一种哲理。确定了这个目的，他就甘冒失去读者的危险，虽然失去读者意味着就是失去收益。

与此同时，通过繁重辛勤的写作，巴尔扎克的多种风格也正在形成。他能够在校对哲学小说的稿样时，写作一篇《滑稽的故事》。他能写出嬉笑轻松的《笑林》，也能写出深具哲学意味的《路易·朗贝尔》。

这种现象说明他为达到上述目的而试验着、培养着自己的能力。当他从实际的创作生活中磨出了才能之后，他知道，创作出一部19世纪生活的百科全书的能力具备了。

他自觉地认为，一个像他这样的小说家，应当是去解决人类的一些重要问题的，那些社会的、哲学的、生活的、宗教的等，应当用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去提高小说的水平。

这一认识，这一自觉使命，正是在他与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的恋爱失败后建立的。所以，可以说，他的个人生活不幸，往往是他创作成功的一种前提。

在《乡下医生》和《西拉飞达》未能取得预想的结果之后，巴尔扎克创作了《无名的杰作》，这真是一部不朽的杰作。

这时，巴尔扎克已经在哲学小说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渊博知识、发达与灵活的头脑。但是，哲学小说以及宗教小说都不是他的拿手戏。他善于叙述故事，善于思考生活，更善于观察生活。

在各种创作方法都经历、尝试过之后，巴尔扎克深刻意识到写实主义的意义。靠着它，他写出了一系列堪称优秀的作品。其中第一个成功的就是《夏倍上校》。第二个成功的就是人所共知而且百读不厌的《欧也妮·葛朗台》。

他运用现实主义的一大法则，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造了可作为吝啬人物代表的葛朗台老头。

那些人物是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将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呼唤而出的，欧也妮的单纯、素朴和虔敬；老葛朗台的贪婪、怪吝；老女佣的忠实和丑陋。而这一成就的取得，全在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

这一方法的基础，正是对生活的深入了解，直至理解。而这就离不开对生活的观察。所以，有人评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在一个叙述家和思想家之间，站立着一位生活的观察家。

他认为，创造需要的是正当的观察、集中、紧凑、吸取最大的成分，揭发感情，暴露最强的人的弱点。由此他发现了一个绝大的秘密，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是一座无穷无尽的矿山。

由于观察，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成了《人间喜剧》中的一个角色。这就是巴尔扎克的决胜点。掌握了这个诀窍，巴尔扎克获得了够他下半辈子忙不完的工作蓝图。他认为，不应当只把每一部书孤立单独地写出，只写出一些“个人生活的图像”是不够的，它们应当联系在一起。

1834年10月，巴尔扎克已设想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到1838年，巨大工作中的三个部分要完成到这种程度，使人至少认识到这结构的计划，而对概念的全貌有所判断。在《风俗研究》中，社会情况的一切反响都要描述。

“我打算描绘生活中每一情景，每一姿容，每一种男女性格，每一种生活方式，每一种职业，社会的每一阶层，法兰西的每一省份，生活的童年。盛年和暮景，政治、法律和战争不得疏漏一项。

“这一点做到了，人类心灵的故事一缕一缕地被揭出，社会历史的各个分支也展开了，这之后，基础才算奠定。我并不希望描写那些渊源于想象的插曲，我的题材都是各处实际发生的事迹。

“然后，就进行第二阶段《哲学研究》。效果的描写之后应继之以原因的描写。在《风俗研究》里，我将说明感情、生活和生活的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哲学研究》里，我将谈论感情的来源和生活动力的成因。我将提出一个问题，只要缺了它们，社会和个人的生命就不能延续下去的那些作用力量，那些条件究竟都是什么？用这个方式讨论了社会之后，我将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它。在《风俗研究》里，个人将作为类型来描写，而在《哲学研究》里，这些类型又将作为个人来描写。不过，我所描绘的永远是生活。

“最后，继原因与效果的描述之后，要进行的就是《分析研究》了，其中一部分就是《结婚生理学》，因为在效果和原因之后，我们就应追求原则。风俗提供戏剧，原因表现了幕后和舞台机构，最后就是原则，换句话说，就是戏剧的作者。不过，在比例方面，当整个工作像是以一系列螺旋形向上升高时，它就变得狭窄，变得集中了。

“如果《风俗研究》需要24册的话，那么《哲学研究》我将写15册，而《分析研究》只需要9册就行了。用这种方式我可以描写、批判和分析人的本身，社会和人类不必在作品中有所重复，这部作品将成为西方的《天方夜谭》。

“当这一切都完成了的时候，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这时，人们可以认为我或者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但是，在获得这个文学成果之后，在完成整个体系的这一描述之后，我将转向科学方面去写一篇《人所赖以推动的力量》的论文。并且在这座巨厦的基础上，作为孩提和幽默的装饰，我还要画出那部《笑林百篇》的巨幅蔓藤。”

为了完成他的宏伟计划，巴尔扎克曾预想，即使他不会像著名的黎巴嫩雪松一样长寿，至少也可以活到60岁。他还自信地在心里加强这种信念：他一定可以活到60岁，并且计划之后的所有时间，他要全部用在文学创作之中。

他像往常那样，躲进囚室，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透支着自己的生命，一部部地写下去，并完成了一部部第一流的作品。

1841年10月2日，巴尔扎克同4位出版商签订了出版他全集的合同。根据合同的内容，出版商有权“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刻，刊印两版或三版巴尔扎克的所有已经出版了的著作，或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可能发表的作品，初版均为3000册，为8开本，约20卷，篇幅可多可少，视全集的需要而定”。

巴尔扎克拿到了15000法郎的预支稿费，卖出40000册之后，还将以每册50生丁计算版税。这样一来，巴尔扎克就有了一项源源不断的可靠收入，而且其数目还会逐年增加，合同中唯一的限制条款是如果校样改后重排的费用超过了每页5个法郎，他就得自掏腰包去偿付超出的费用，他也欣然接受了。

从这一条款中可以看出出版商的精明，因为巴尔扎克经常在校样上反复修改，这就增加了印刷成本，经他多次校改后清样重排的费用最多时竟达5200多法郎。

出版商们不大赞成用《巴尔扎克全集》这个书名，认为这个名称过于普通，不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购买欲。

他们建议巴尔扎克另找一个总标题，这个总标题要能体现他全部作品的风格和特点。实际上这正与巴尔扎克不谋而合。

早在1833年他的朋友费利克斯·达文为他的《哲理研究》和《风俗研究》代写那两篇著名的序言的时候，巴尔扎克就认识到，他的计划是写出形形色色的众生相，而每一本书只是他宏伟大厦整体结构的一个层次。

问题在于有必须要找到一个总的名称，表现出作品的整个范围。他考虑了各种建议，但总是觉得不太妥当。

他一度设想以《社会研究》作为全集的总标题，但不久又放弃。终于有一天，他的朋友，与他谈起在意大利读过《神曲》的原著，巴尔扎克由此突然产生了灵感：他的全集就叫《人间喜剧》，和但丁的《神曲》的原名《神的喜剧》作一对照，这样巨著《人间喜剧》便诞生了。

按照巴尔扎克自己所开的《总目》，《人间喜剧》应有小说137部，当时已发表或已脱稿的85部。

1845—1848年，也就是巴尔扎克生命的最后3年中，他又写出了6部。这6部，包括《邦斯舅舅》、《贝姨》等。这6部作品，没有列入他1845年开列的《总目》内，如果加进去，到他逝世为止，他的《人间喜剧》完成了的一共是91部。

《人间喜剧》中成就最高的有《最后的朱安党》、《高布塞克》、《驴皮记》、《路易·朗倍尔》、《夏倍上校》、《乡村医生》、《欧也妮·葛朗台》、《对于绝对的探索》、《高老头》、《幽谷百合》、《老姑娘》、《塞查·皮罗多兴衰记》、《幻灭》、《村里的神甫》、《于许勒·弥鲁蔼》、《农民》、《贝姨》、《邦斯舅舅》、《老古玩店》等。

人们把《人间喜剧》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就是说，它包容了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人物。从它里面，你可以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况，它提供给你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丰富的生活画面、人情世态；可以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和本质。

它会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的社会。恩格斯说，他从《人间喜剧》中获得的资料“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巴尔扎克自己也在《人间喜剧》导言中写道：

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学家的书记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收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的主要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了的历史，即风俗史。

《人间喜剧》全书91部，有2400多个人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剥削本性。是法国文学史上，甚至也是世界文学史上规模空前宏大、内容空前丰富的现实主义作品。

为了保证《人间喜剧》在出版时一举成功，出版商们要求巴尔扎克写上一篇序言，向读者说明一下他选择这个书名的缘由，这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否则读者会认为他言过其实。

但是一开始巴尔扎克由于劳累过度，不大愿意写这篇序言。他建议再版用费利克斯·达文的原序，认为它足以使读者明白作者的创作目的和意图了。

之后，他又提议去请乔治·桑写一篇出版商坚持要写的新的序言。然而到最后，他还是被出版商的一封机智而又充满善意的规劝信给说服了。出版商在信中劝他“不要抛弃他自己的孩子”，还对怎样写这篇序言提出了很有见解的指点，他在信中指出：

尽量把它写得谦虚和客观，话要说得非常冷静。设想您是一个回首往事的老人，要像您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那样说话，这样您就会写出人们爱不释手的有价值的东西来了。

所以，去写吧，我的胖老爹，请宽恕我这么一个卑微的出版人用这种方式对尊敬的阁下说话。您知道，我这么做，是出于一片好意。

因此，巴尔扎克就安坐在桌前，写出了《人间喜剧》的那篇洋洋洒洒、光彩夺目的前言。

这篇文章确实写得既冷静又客观，大大超过了人们通常对他所抱的期望。以务实的明智，他认识到赫哲尔的忠告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在主题的崇高、广博、宏伟与人们建议他采取的个人谦卑之间，他找到了两全其美之道。

巴尔扎克曾向韩斯卡夫人承认，他花在这长达16页的一篇前言上的力气比耗费在整整一部小说上的力气还要多。或许这真的不是夸大其词。在这一长篇前言中，他试图阐明自己的创作动机。

如他所说，建造《人间喜剧》这座大厦的念头，最初是在他研究着夫华·圣伊莱尔和布封的时候产生的，“来自人类和动物界之间进行的一番比较”。

在这篇前言中，巴尔扎克说正如各种兽类都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展为特殊生物一样，人类也必然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如果要写出一部包括三四千人物的“人心的历史”的话，那么，每一种人物、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种社会阶层的形式和感情，都应当有一个人物去代表。

很早的时候，巴尔扎克就有感于人世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人物类型。恰似自然界中不同类别的动物。“士兵、工人、官员、律师、游民、学者、政客、商人、水手、诗人、穷汉、神甫彼此大不相同，一如狼、狮、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等各异其趣。”

人类之间的区别和动物界各种动物之间的区别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在巴尔扎克看来，要想写出一部包括三四千个人物的“人类心灵的历史”，那么社会的每一阶层，它的每一样式和每一情感，必须至少有一个角色去代表，并且要把个别的人物形象和事物彼此联系起来，让它们能够“组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其中每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这样就会大大超越前人的局限。

人类的本性千变万化，即便是世上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如果想取得丰硕的成果，也必须对社会详加观察，认真研究。

艺术家的任务就是用他的创造力去联系每一个人和他们的故事，来“构成一篇完全的历史，其中的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都代表一个时代”。

他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说：“法兰西的社会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不过是指挥这个历史学家的笔杆罢了。在记录社会的善恶，选择社会的重要事件，结连许多同类的人物而铸成典型之中，我也居然写下了许多历史学家所忘记动笔的一部道德的历史。”

《人间喜剧》不仅是一部法国社会的历史，而且是一部被历史学家们遗忘了的道德的历史。

巴尔扎克还同时发出要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呼声。他在《人间喜剧》的前言当中写道：

我的这套作品就很自然地划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构成社会通史的全部“风俗研究”便可归纳入这6个部分之中。

“私人生活场景”表现了童年、少年及其过程；而“外省生活场景”却表现充满激情、盘算、利欲及野心的岁月；其后，“巴黎生活场景”展现出癖好、恶习和各种放纵无度的现象，各国大都会独特的风俗诱发了这一切，至善与至恶便是在那里交织在一起。

这三个部分各有地方色彩：巴黎与外省，这种社会的反衬对比提供着无比丰富的创作源泉。不仅人物，而且生活里的主要事件也都有典型的表现。

有一些情境人人都经历过，有一些发展阶段十分典型，正好体现了我全力追求的那种准确性。我竭力反映我们美丽国土的四方八域。我这套作品有它的地理，也有它的语系与家族、地点与道具、人物与事实，还有它的爵徽、贵族与市民、工匠与农户、政界人物与花花公子，还有它的千军万马，总之，是一个完整的社会。

这3部分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描述之后，就要表现特殊的生活，它凝结着一些人或所有人的利益，可以说是逾越正常的法度的，这样就产生了“政治生活场景”。

到了这幅广阔的社会画卷竣工之时，不是还应当表现一下社会最暴烈的面貌吗？为了防守或者征讨的需要，这时的社会正在野外奔波驰骋。“军事生活场景”就是由此而来的，这部分的作品目前还是最不完全的。不过，我在这个版本里已经为它留出位置，以便完稿时将它收入。

最后，“乡村生活场景”可以说是漫长白昼的晚景，如果也可以这样来称呼社会戏剧的话。这一部分中有最明净、纯粹的人物性格，也有关于秩序、政治、道德的重大原则的实际运用。

这就是形象云集、悲喜剧同台串演的地基，作品的第二部分就是在此基础上峥嵘突起；其中表现了以什么社会手段来达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效果，并通过对喜怒哀乐的一一描绘，写尽了思想的波澜。

第一部《驴皮记》可以说沟通了《风俗研究》与《哲学研究》，那是一篇近乎东方情调的幻想故事，描写生命本身同欲望，也就是一切激情的本原之间的交锋。

凌驾其上的就是《分析研究》了，对此我暂不加以评论，因为总共只发表了《婚姻生理学》一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里，我当发表另外两本属于这一类的作品。

准备先发表《社会生活病理学》，其后是《教育界剖析》和《品德专论》。

最后，巴尔扎克在结束这篇前言的时候，满怀激情地表示，这项浩繁的计划使他“有理由把自己的作品题为《人间喜剧》，这样做是不自量力呢？还是恰如其分？那就等全部作品完成之日，由读者诸君去裁定吧”！

按照巴尔扎克的计划，《人间喜剧》要刻画的是三四千个人物。作品是140多部。而不是只写完了的2000来个人物和91部作品。

在他1845年所开列的书目中，有名而无书的还有50多种。其中有一部取名为《孩子们》的小说，还要写两部分别表现男女学生宿舍生活的作品。还有一本准备用来专写剧院生活的小说。

他还准备写一部揭露外交界、学界、政界和政党内幕实情的作品。他的“战争生活场景”，只写出了《最后的朱安党》一部，其他如准备写埃及之战、阿斯本之战、瓦格兰姆之战、莫斯科之战、莱比锡之战、法兰西本土之战以及准备描写囚禁法兰西俘虏的狱船的作品，都未能完成。

此外，他的《社会生活病理学》中所准备写的一系列作品，也都没有成功，上帝给他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促了，他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他的有关债务、有关出版的杂务也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没有这些干扰，他的成果还会辉煌得多。如果没有这些干扰，他的那些已酝酿成熟的作品，肯定就会以文字，而不是以计划留存人间了。

大作家抱憾而终

1842年1月5日这天早晨，伏案一夜的巴尔扎克从仆人手里接过一沓信件，发现其中有一封印着黑色方框，上面书有他熟悉的字迹。打开一看，原来是韩斯卡夫人的报丧信。

巴尔扎克得知韩斯卡先生已于两月前病故。

巴尔扎克立即给未来的新娘发了一封回信。信中在向死者的未亡人致了一段安慰和哀悼的礼貌用语之后，迫不及待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我头上只有几根白发，除了因我伏案工作而必然引起的“丰腴”之外，由于我注意摄生，我的身体很好。我并不认为自维也纳一别以后，我有什么改变，尽管我过着苦修的禁欲生活，但我的心一点儿也不老，以致我人也不老。

我大约还有15年的青春，亲爱的，你也是这样，可是此时此刻，我倒心甘情愿拿出我暮年的十载光阴，以换取我们相会之期的早日到来。

为了尽快与韩斯卡夫人缔结良缘，这位诚实的现实主义大师竟大撒其谎，他分明是一贯玩命工作，不知珍爱自己，却吹嘘自己摄生有方、保养得法。

不过，他所说的愿以自己少活10年来换取相会之期的早日到来却是肺腑之言。巴尔扎克已经43岁了，却还没有自己的家。他成天18小时的苦干苦熬，太疲劳，太寂寞了！他等一个妻子等了足足20年，他再也等不及了。

谁知，这封热血沸腾的信换来的竟是一个冷若冰霜的“不”字。

韩斯卡夫人来信告诉巴尔扎克，她不愿离开自己的女儿，她要将余生献给女儿。并明确宣布，从今而后，两人过去的海誓山盟一笔勾销，巴尔扎克可以自行其是。

因为失望而气愤至极的巴尔扎克早已将韩斯卡夫人的信撕个粉碎了。不过，顽强的巴尔扎克是不会就此认输的。他决心“东山再起”。他要用自己的“财富”即自己的伟大作品向韩斯卡夫人显示自己的魅力从而再一次征服她。

于是，他郑重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提前出版他的全部作品《人间喜剧》。

事实上，在几十年没日没夜地工作后，在为人们创造了几十部小说之后，在应付了生活中各种坎坷之后，巴尔扎克的健康过早地丧失了。

1844年4月，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现在一纳头就呼呼大睡。我的体力不听我意志使唤了。它们需要休息。它们对咖啡已无反应。为了完成《谦逊的密尼永》，我喝咖啡如牛饮，但一无效果，有如喝白开水。我3时醒来，旋即又沉沉入睡。8时用早餐，用后即昏昏欲睡，打起盹儿来。

我已开始了一种患有可怕的神经痛和一种因嗜饮过多咖啡而引起的胃病的阶段。我必须完全休息。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糟透的病痛3天来一直折磨着我。

在1846年初，他开始承认了一个现实：“我的脑子不灵活了。”在勉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使他的医生受到了震惊。

巴尔扎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医生和他的任何一个医学的同僚都不承认，一个人的脑筋经得起这样过度的努力。他告诉我结果要变成有害的，总是用忧愁的气度重复这句话。他恳求我至少得暂时停止这种‘脑力的过度应用’……事实上，我也的确感觉到我身体上有些不对，我聊天的时候必须得设法寻找字眼，而且有的时候得费很大的劲儿”。

巴尔扎克喝下去的那几万杯黑咖啡使他产生了胃病，而且也严重地伤害了他的神经系统。他的脸部肌肉一阵阵地抽搐，他的头脑肿胀、痛疼，眼神经也一阵阵抽搐。

对于一个终生也不愿意浪费一点点时间的劳动者来说，病魔对于工作的阻扰是多么难以接受的痛苦！然而，医生的预言终于应验了，不顾死活的工作换来了可怕的后果。他将要丧失工作的能力。

但是，他还有很多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人间喜剧》的庞大的计划，还需要他旺盛的精力。稿子写完以后，还有相当于写一遍或几遍稿子的校对工作，这些工作，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想来就头疼甚至发憷的。工作是这样繁重、艰巨，然而，他现在是病了，无力再像青年时代那样不分日夜，不要性命地干了。

他要完成《农民》、《幻灭》第三部，要着手开始写作《邦斯舅舅》和《贝姨》，还有计划中的几十部《人间喜剧》的设想。当然，他还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然而，他却依旧在努力着，榨取着他生命里的每一丝精力，“我希望把这一切的篮子都打开，结束了它。我等着要看的美丽的物品，我急于知道我怎样送到的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未免太大了，特别是我现在被灵感的火焰所困扰而不能够安睡的和容易激动的情景之下。我希望能够在星期一脱稿《老音乐家》，如果我都能够像今天这样一点半钟就起来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又恢复了我从前的老时间表了”。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半百老人这时的心情是多么快乐。从这些叙述中，你又似乎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

在他的身体情况让医生们极其担忧的时候，他用6个星期写完了《贝姨》后，在医生们断言“这结果必是一个惨剧”的情况下，就在同一个夏天，他又完成了另一部伟大的作品《邦斯舅舅》。

这两部作品都取材于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社会。但它们的意义，绝不仅是对法国生活的描绘，而可以把它们放在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它们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出他从没有过的对生活和艺术的真知灼见，表现出他艺术手段从未有过的老练，表现出他写作上从未有过的尖锐。

这两部书中，没有丝毫虚假的理想主义，没有了青年时代作品中曾经有过的那种痴情的色调，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苦味，反映了他对于世界知识的真切的感知。

他的功力已由外部的华美转向了内部的坚实。这些小说的现实主义的高度、深度，描写的逼真，对人类原始感情的分析是“任何法国文学都没有超过的”。

这以后，他又创作了锋尔皮尔和马尔纳夫人的形象、莉勒黛的形象、西保的形象，和一些一心只为了寻钱的狡猾的骗子的形象。

这是他对于艺术的告别之作，这告别发生在他仅仅50来岁的盛年时期。

如果巴尔扎克能够多活10年，那么他的那座文学巨厦肯定都能完成了。他的《农民》也许会更加深刻。他的表现军旅生活的作品将会更加丰富。他还可以完成他计划中关于政治界、外交界、学术界、戏剧界的一切生活图像。

然而，他的健康太早地丧失了。也可以说是被他过分地滥用了，得到了一个早衰的结局。而且，事情还要严重得多，他不能继续工作了，他的健康的破坏程度，已经达到必须完全休息的程度。

但是，他仍然不能休息，也不肯休息。他还欠着《新闻报》编辑基拉尔丁一笔文债。说起文债，巴尔扎克也是早已有的，但是他总能够用各种办法偿还清楚。

他经常是一边写作，一边付印，报纸编辑和出版商们都相信他的工作能力，他绝不会叫他们为难。可是，事到如今，当巴尔扎克的健康状况再也无力写作的时候，这些出版商和编辑们都不予通融了。

而当时，《新闻报》的编辑，在巴尔扎克十分为难的情况下，一定坚持要拿到《农民》的全部稿件后才同意刊用。巴尔扎克真是临到绝境了，不能够再一天十多个小时地连续工作，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农民》的全部手稿。

最后，他短缺了这位编辑的一笔小小的稿酬预支，而这位先生竟在法院告了他，说他欠债不还，而法院居然判了巴尔扎克败诉。

巴尔扎克每行文稿得60生丁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只得靠把他的短篇小说卖给一家名叫《家庭博物院》的杂志，来换得一口饭吃。

1849年10月，巴尔扎克再次来到乌克兰韩斯卡夫人的庄园维日霍维尼，此行的目的是敦促韩斯卡夫人与他完婚。

因为俄罗斯天气太冷，他还是提早赶到的，谁知身体大亏了的巴尔扎克还是生了病。先是发烧，后是肺炎复发，热度居高不下。经医生诊断，巴尔扎克已病入膏肓。那些天，巴尔扎克只能病恹恹地躺在床上，但是他的心中依旧在构思着他的小说。

按理，婚事当是没有指望了或至少要束之高阁才是。没想到，韩斯卡夫人这回竟异常爽快将婚期定了下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韩斯卡夫人终于良心发现，终于被巴尔扎克多年来的忠心耿耿的表现感动了。

结婚典礼放在1850年3月，地点是别尔迪切夫市的圣·巴巴拉教堂。出乎意料的佳音使病中的巴尔扎克欢呼雀跃。巴尔扎克当即十万火急地给他老母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赶快装饰新居，迎接新娘的到来。

在信中巴尔扎克还特别关照，各间房子务必要有花：请最好的花匠，用最好的花，花桌、花盆、花架、花瓶、花插一定要应有尽有，多多益善。

1850年3月14日早晨7时，巴尔扎克与韩斯卡夫人的婚礼如期举行。婚礼结束，当天夜里，即驱车赶回维日霍维尼。3天后，巴尔扎克给他一生中最信任的女友卡罗·珠儿玛在信中写道：

3天前我同我生平唯一所爱的女人结了婚，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爱她，我将继续爱她，直到我的死日。我相信这次结婚是上帝一直替我保存好的一笔赏赐，以作为对于我曾经遭遇到的和克服过的那许多的苦恼和那么多年的辛苦和艰难的补偿。我的童年并不幸福，我的青春并不繁花似锦，但是现在我将享有一个灿烂的夏天和最宜人的秋天。

巴尔扎克归心似箭。一结完婚，他巴不得立即携妻返回巴黎。无奈大雪封路，根本无法起程。就这样硬是挨到4月中旬才动身。路还是不好走，花了一个月好不容易才赶到德国东南部的城市德累斯顿。

此时，巴尔扎克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他在一封发自德累斯顿的信中这样写道：

到达这里，平常只需6天，但我们足足花了一个月。我们的生命不止一次，而是上百次地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常常要找十五六个人来帮忙，用绞车把我们的车儿从没到齐车窗的沼泽潭里拉出来。但是我们终于抵达了。虽然又乏又病，总算没有丧命。

这样的一次旅行使人老上10年。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是一种什么味儿，心里老是担惊受怕，唯恐我们中间有一个要死在另一个人的怀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地倾心相爱着的时候。

这次旅行严重摧残了巴尔扎克的身心，到达德累斯顿，他眼睛半瞎，气息奄奄，连台阶都上不了。他此时全靠一种精神，靠对未来生活的热望在支持着。

10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艰辛的工作和拮据的生活，毁坏了巴尔扎克的健康。

在身体机制下降的情况下，他不仅染上了俄罗斯的风寒，而且，还经历了疲惫的旅途。首先，他得了支气管炎。然后，这可恶的疾病又侵袭了他的心脏。这使他行动困难，几乎一步一喘，说话都感到力气不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变得“像儿童一样的脆弱”，他不能行动，更不用说写作了。

尽管医生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来替他治疗，但由于身体各个器官都遭到了破坏，眼睛也出现了毛病，体温也高了起来，肺炎又复发了。他因此而几乎一直没有提笔。

他一直穿着的那件工作室的白袍被一件睡衣所代替了。他穿着它工作了几十年，就像战士的战袍一样。这时，他不得不脱下了，他说：“这件衣服现在要永远地代替我的‘迎尔苏沁白袍了’。”

可以从中深深感到他那痛苦的恋战情绪。因为，巴尔扎克的“解甲”，却意味着他写作生涯的结束。等待他的绝不是诗情画意的田园故里，而是他生命里程的尽头，以及他深重的痛苦和遗憾！

可是，一切都不能够了。医生诊断他为间歇性脑炎的热病，并且还有严重的心脏病。

这一刻终于来临了，那是1850年8月18日晚上。夜色笼罩了整个巴黎，是人们开始夜生活的时候了。可是，今天的这个时候，他却再也不会醒来了。他不会在两个钟头以后，被仆人轻轻的叩门声所叫醒了。他也不需要借助于黑咖啡的力量刺激自己的神经，用它驱赶睡眠而继续工作了。

巴尔扎克安息在自己置办的柔软而温暖的床上。陪伴着他的唯一的亲人，只有他年迈的母亲。而他新婚的妻子，却早已退回到了自己的房中。

对于他的死亡，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有过一段详细的回忆，记录了他最后一次探访巴尔扎克时的情景：

我拉了门铃，没有人答应我。我就拉了第二次门铃。门开处，一个女仆手里拿着一枝蜡烛出来了，她在涕泣，她带领我走进了地面楼的客厅，另外一个同样涕泣的妇人说：“他就要死了，太太已经退至她的房子里休息去了。”

大夫们都不知道对他怎么办。他们说水肿使他的心脏肌肉变了，他的肌肉和皮肤都变成了脂肪，所以没有办法钻孔放水，今天早上9时起，他就没有说过话，太太派人去请了一个牧师来给他举行临终涂油典礼，他做出了一个手势，表明他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小时之后，他向他妹妹伸出了手。

11时起，他的喉咙发出了一种急切的响声，我来到巴尔扎克的卧室，他的病榻就放在房子的中央，巴尔扎克躺在床上，他的头靠在枕头堆上，脸是紫色的，几乎是黑色的，朝着右边倾斜去。他没有刮胡须，他的头发是灰色的，剃短了的。他睁着眼睛凝视。我看到他的侧面，他很像是皇帝拿破仑。

一个老妇人、看护和一个仆人站在床的两边，看护和仆人沉寂恐慌地站着倾听他临死的急切的响声。我翻开了被窝，拿了巴尔扎克的手，满手的汗珠。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但是他并没有回握，看护告诉我说他天一亮就要死。

我下楼时，看到那只静立不动，没有感觉的精制的半身像，是德·安几尔·大卫为巴尔扎克雕的一尊云母石的大半身像，从那里发出空泛的光辉，于此我不能不在死和不朽之间作个比较。

巴尔扎克在18日夜里去世了。只有他的老母亲为他送行。一个伟大的天才就这样孤寂地离开了人世。他获得了不朽，可是他却过早地离去。

1850年8月22日，在倾盆大雨中，巴尔扎克的遗体被送到拉雪兹神甫公墓，这个他曾以依恋不舍的心情埋葬了高老头的地方。前来扶灵的4个人是：维克多·雨果、《基度山恩仇记》的作者大仲马、文学批评家圣伯夫和巴罗希部长。

其中除了雨果是巴尔扎克的挚友外，其余3人没有一个同他有过亲密的友谊，而且其中，圣伯夫是巴尔扎克最痛恨的敌人。然而，无论是他的对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巴尔扎克的死是人类重大的损失。

在濛濛细雨中，维克多·雨果宣读了著名的《巴尔扎克葬词》：

我们刚下葬在这里的这个人是举国哀悼的伟人之中的一个，从此之后，人们的眼睛不会朝着统治者的脸孔瞧去，而要朝着思想家的脸孔看去，而整个国家也要因为这些人之中的一个的死亡而战栗。

今天，民众在哀悼一个才子的死，国家悲痛一个天才的损失。巴尔扎克的姓名要留在我们这一时代所给后世传统的一道光亮的足迹上……巴黎已经因为他的死而昏迷了……他是回到法兰西之后没有几个月的时候死去的。

他感觉到他已不久人世，就想要重新看到他的祖国一次，正如长途旅行的前夜，一个人要来拥抱他的母亲似的，他的生命是短促的，但是这生命却是丰富的，这位哲学家，这位思想家，这位诗人，他曾经在活着的时候经历过一切伟人所有的充满波涛和斗争的生活。

今夭，他已经安静地休息了。现在他已经远离了冲突和仇恨。进入坟墓的日子，他同时也进入了名声的宫殿。从此之后，他要在我们地上的明星之间处，在远离我们头上所聚集的乌云之上的地方光耀，这不是黑夜，乃是光明。这不是结局，而是开端。再也不是虚无，而是永生，像这一类的坟墓才是“不朽”的证明。

一代伟大的作家，在疲惫与困苦中就此与世长辞，而雨果的悼词，正说出了全世界对这位巨人的共同评价。

巴尔扎克的一生启示我们：要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在写作上取得一定成就，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争分夺秒的拼搏精神是难以做到的。他硕大无比的脑袋，装满了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悲愤，他魁梧健壮的身体，洋溢着对生活的痛苦与欢乐，他的代表作《人间喜剧》揭露了人性中的种种丑陋，他的独具个性的幻想与写作，为世界文学史建立了一座丰碑。

通过《人间喜剧》，巴尔扎克“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