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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像我们所有的节操一样，应当分成消极的与积极的两类。消极的诚实便是西卜女人那一种，在没有发财的机会时，她是诚实的。积极的诚实是每天受着诱惑而毫不动心的，例如收账员的诚实。——巴尔扎克
陋室里笔耕不辍
冒失的投机事业全盘瓦解了，为此巴尔扎克欠下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债，绝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的做法往往是酗酒、堕落甚至会自杀。但是巴尔扎克却像一个没事人似的。
商业的失败使巴尔扎克有了重新面对自己的机会，他终于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自己究竟想做的是什么？从前，巴尔扎克一直在为有经济基础而奔波忙碌，却忽略了自己最热爱的文学，乃至在最宝贵的青春里，在漫长的10年岁月中，自己一直在充当一台赚钱机器。
现在，实践证明，他不是块经商的材料，不是生就的商界巨子，他的存在只为一件事情，就是爬格子。巴尔扎克突然领悟到，先前他之所以写不出成功之作，原因不在于没有天分，而在于目标不明、用心不专。
如今，三十而立的作家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其实从来就不在经商上面，现在投资失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样，他便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和理由，再重新回到书桌前拿起自己的笔，开始向文学进军了。
那些足以使一个弱者的脊梁压弯的事，那些负债累累的噩梦，在继承了父亲生命活力的、永远乐观的、充满艺术气质的巴尔扎克看来，只不过是皮肤上的小受抓搔而已。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一生每一个阶段里，我的勇气克服了我的不幸。”
然而，巴尔扎克毕竟此时债台高筑。就算他再怎么乐观，怎么坚强，仍然没法打发那些前来讨债的人们。而要进行伟大的文学创作，就必须拥有一个安宁清静的环境。这对巴尔扎克是个非常重大的难题。
为了逃避这种干扰，巴尔扎克只能在东躲西藏中创作。还好，他总是能够绝处逢生，每当遇到困难或者危机的关头，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的天使出现，解救他于水火之中。
恢复创作的初期，巴尔扎克就受到了一位名叫德·拉杜摄·亨利的朋友的关照。这个人是一个较为平凡的人物，他自己绝无天才可言，但他却有一个发现天才的本领。这位先生善于取人之长而补己之短，他对巴黎的新闻界又非常熟悉，对巴尔扎克这个正被生活所抛弃的青年也很关照。
对于巴尔扎克这位尚未写过一行真正文学作品的人，一个背负巨额债务，看上去穷途末路的人，德·拉杜摄·亨利给予了重新估价，他预言了巴尔扎克可能出现的前程。于是，他给了巴尔扎克以宝贵的友谊和良好的待遇。
是这个和巴尔扎克年龄相当的朋友，在危难之时，给了巴尔扎克以关心和鼓励，鼓励他在写作上再做一次实验。在这个朋友这里，巴尔扎克找到了一份信任、一份友情、一份鼓舞和一个暂时隐蔽的处所。
为了躲避债主们的追逼，巴尔扎克在这位好心的朋友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按照他那没日没夜工作的习惯，他必须找一个安静而隐蔽的写作环境，即一个可以与外界隔开，仅属于自己的斗室，以免对别人造成妨碍，哪怕比莱斯堤尼尔街9号那间阁楼还小。巴尔扎克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够不受债主干扰，可以让他安心创作，并且也不会干扰别人就可以。
未来的路在巴尔扎克面前已清晰地延伸开去，今后他要做的唯一的事，他要用整个生命和热血去浇铸的事业，就是全力以赴进行文学创作，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止他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多年的梦想。
眼下他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找到一所能避风雨的房子，他既能在这里避开债主和法警的追逼、骚扰，又能够安心创作。
父母所在的那个家，他是不愿意去住了，有时候母亲的唠叨使他觉得比债主、法警的追逼更难受。
后来，巴尔扎克终于在卡西尼街上觅到一间小屋，它坐落在一条极不引人注意的、靠近市郊的街道上，在它周围居住的都是一些平民百姓，人们绝对想不到会有一位作家住在这里。
这一处房子像是专门为庇护作家而设计的，前后门都有通路，只要发现债主从前门来，他就可以从后门溜走，债主从后门来，他又可以从前门逃走。这一切正符合巴尔扎克的实际情况。
不仅如此，卡西尼街还地处城乡交界处，这里远离尘嚣，交通却很方便，并且这里仍是巴黎。这地区总算也有个广场，一个街道，一条林阴路，几座城堡，几个花园，还有一条公路；它位于外省，但却又属于首都。
这里进可亲近巴黎，退可埋头笔耕，对于渴望写作而又不愿意离开巴黎的巴尔扎克来说，真是一块理想的“风水宝地”。
卡西尼街是条近郊街道，当地的居民没什么高贵血统，多是一些普通市民。巴尔扎克写道：
这里已不是巴黎，可仍算是巴黎。这个地区也有点儿广场、小街、林阴路、堡垒、花园、大路、公路，它已属外地，但也还在首都，所有的东西全有点儿，可又一点也没有。它就是一块沙漠。
这个住所包括起坐室、卧室、书房，还有一间小浴室，一年租金不到400法郎，适合巴尔扎克当时的消费水平。巴尔扎克想到当年母亲为他看中的莱斯堤尼尔街9号那间小阁楼，一年才60法郎，他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竟如同长着翅膀的小天使一样快乐。对现在这个住所，他更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何况柏尔尼夫人十分满意。
在1828年3月的一天，一位叫做苏维尔的先生搬进了卡西尼街的这所小房子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他打着这个名字把这间屋子承租下来。这次搬家进行得十分低调，好像生怕打扰了邻居们。
平日里，巴尔扎克深居简出，人们甚至怀疑这个房子里是否住着人，但是，每到夜半三更，人们却可以透过自家的窗户看见这位邻居房间里彻夜不息的灯光。但是大家似乎并不了解这个邻居每天夜晚都在做些什么。
搬进新家后，尽管巴尔扎克身上还背着巨额的债务，但他仍旧迫不及待地为装饰自己的温馨的小屋添置了许多物件，甚至还有许多昂贵得近乎奢侈的东西。
他经常在工作之余流连于巴黎的一些店铺和市场，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淘到自己喜欢又物美价廉的宝贝。连老巴尔扎克夫人都感到奇怪，几近身无分文的儿子究竟是用的什么招数把这些东西搬进自己的卧室呢？
巴尔扎克首先操心的是找些家具和摆设来布置房子的内部：他从蓝狐商店买来了价值140法郎的3块地毯；价值140法郎的黄色大理石底座的座钟；还有一个桃花心木书架，整齐排列着包着深红色摩洛哥羊皮封面的书；还有一些安特拉格的巴尔扎克家族的武器。
总之，他即使勒紧裤腰带也要使住处安排得大大方方，让家看起来要考究一些。讲究居住环境的奢华舒适，后来成了巴尔扎克越来越浓重的喜好，人们猜测着，也许这样做会让作家心里感到好受些。因为，置身于舒适奢华的环境里，就像一个饥饿的人进入了摆满法式大餐的梦里，这样他们会暂时忘记自己实际的困境，这样才可以让作家更安心地投入创作。
然而，有意思的是，无论巴尔扎克对卡西尼街这间房屋的布置有着怎样的追求，而他的工作室却永远都是一种风格的。
那里只有一张小书桌，这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带着的，好像离开了这张书桌他就写不出东西来似的。书桌对于巴尔扎克的意义几乎就是阿拉丁神灯，只要坐在桌子前，他就能够文如泉涌，下笔有如神助；书桌又好像一条高科技的流水线，它能把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个个飞速地生产出来，让他们活灵活现地蕴藏在书稿里，再交给出版公司，变成人们最喜欢的东西，销售到图书市场去。
此外，就是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烛台。这就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烛台，它和邻居家的烛台几乎没什么两样。可是这个烛台也是巴尔扎克不可缺少的工作工具，是陪伴他终生的一个忠实伴侣。它陪着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帮助他创作出无数不朽的文学巨著。
此外，还有一架碗橱，那可不是用来放碗的，而是他的纸库，他的纸张和稿件都存放在这里。其他的，就是各种极尽装饰之用的工艺品和奢侈品。
走进巴尔扎克居处的人们都有一样的感觉，这里就像一个富丽堂皇的僧院，而巴尔扎克无疑就是那个执著于梦想的苦行僧。连巴尔扎克都没有想到，在卡西尼街，他能够一住就是9年。作家笔下的成百上千的人物就是在这里粉墨登场的。
不仅在居室的布置上，巴尔扎克在穿着打扮上也开始奢侈起来，这和他从前简直判若两人。他在巴黎的黎塞留街108号比松裁缝店订制了价值45法郎的黑裤子，白色背心合15法郎，卢维埃蓝细呢礼服合120法郎，黑白人字呢裤子合28法郎。
他那出人头地和一鸣惊人的想法使得他已对采购事务不屑一顾。让别人，其中包括忠诚的塞迪约，用期票、各种汇票、拒绝证书等去应付他自己，他想尽快享受尘世快乐，哪怕冒早死的危险。
尽管在居住方面豪奢了些，巴尔扎克还是经常遭遇生活的窘迫。居住环境的奢侈，衣着服饰的华美，都抵挡不了巨额债务的压迫。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他就像现在信用卡刷爆了的卡奴一样，每天为一口饭食斤斤计较着。这个青年人每天睁开眼睛即使不喝一口水也等于是在花钱，因为那些巨额的利息在翻滚和加倍。
所以，巴尔扎克只能每天花16个小时疯狂地写作。但是，这一次，他写的东西与从前的商业小说不再相同了，这一次他要为成为法兰西的伟大作家而战。
首部署名的作品
1828年4月以后，巴尔扎克在债务缠身的情况下又重新拿起了笔。其实，在他经商的几年里也未中断过写作，只是主要精力不放在上面。而今，写作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巴尔扎克期望，一方面通过写作挣钱来还清债务、维持生活；另一方面，通过写作来实现艺术家的崇高使命。
1828年，巴尔扎克从争钱夺利的商场上被摔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的时候，他陷入了极度的悲哀和无所适从之中。
债主凶狠地逼债，法警半夜三更来敲门，母亲喋喋不休地抱怨，他一刻也不得安宁，他再次感到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未来的路如何走？
这种迷茫、困惑以前他也有过。10年前处女作夭折，父母供给的资助到期，而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忧，但那时没有外界对他施加的过大压力，心境要比这时坦然得多。而现在他只感到心灵的负荷太沉太重，他感到自己几乎要爆炸了。
他闭门不出、独自思索，经过了好几天的心理调适，巴尔扎克内心里潜藏着的那股生命活力，那动摇不了的最根本的乐观精神和勇气恢复了，他自信地看到商战中他的惨败，主要是天才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不是他缺乏能力的表现。他要写作，他要履行10年前的誓言，他要用他的笔描绘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他要成为无人匹敌的大作家。
10年磨一剑，他已经积累了10年，苦苦地等待了10年，他要把10年来观察、分析、体验、思考、想象到的一切全部写出来，奉献给法国，奉献给欧洲，奉献给整个人类。
在巴尔扎克看来，艺术家的崇高使命就是要“使事物改观”，“使人类力量获得新的发展”，他下决心要在文学上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了。
巴尔扎克这时还没有出名，还没有到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去光顾的机会，还没有受到奢华生活的过分引诱，所以，他尚能过淡泊、宁静的简朴生活。他除了把卧室、起居室、小浴室做了力所能及的布置以外，对他的书房，他把它弄得像一间囚室。在这间囚室里，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壁炉架上醒目地立着的那尊拿破仑石膏像。
在当时的欧洲，不少人都对拿破仑十分崇拜，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赞颂他，普通的法国人把他看成永恒的皇帝，永远进取的征服者，法兰西民族的一根精神支柱。
纵然拿破仑自己也认为他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他的儿子不能代替他，就是他自己恐怕也代替不了。但在当时欧洲的文学界，特别是那些诗人，如普希金、拜伦、贝郎瑞及稍后一点的年轻的莱蒙托夫等人都为他写过流芳百世、激动人心的诗篇，把他自觉地描写成一位高居于世界小小老百姓之上的威力无比、命运非凡的大人物。
当然诅咒、抨击拿破仑的也大有人在。不论别人怎么评价拿破仑，也不管历史会对他作怎样的结论，反正巴尔扎克最崇拜的人物就是拿破仑，他心中的那个年轻的将军、皇帝和征服者。
巴尔扎克崇拜拿破仑，甚至对自己的母亲早年曾得到过拿破仑的垂青，两人有过一段罗曼史也津津乐道，引以为荣，还引起过他的狂热的幻想。
他曾经拿自己和父亲反复比较、对照，觉得和父亲有不少相似的气质，永不枯竭的活力、顽强的意志、好投机冒险等，都可谓一脉相承。
有时，他又怀疑自己血脉里流的不是父亲弗兰苏·巴尔扎克的血，而可能是科西嘉人拿破仑的血，否则，他们两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相同的内在的东西：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象力，意志坚强，不屈不挠，孤傲，自高自大，藐视别人，总之都具有征服者的气质。在他们看来，地球就为他一人而运转，世界也为他一人而存在。
巴尔扎克久久地看着拿破仑的那尊石膏像，脑海中不断翻腾着这位征服者建立的一桩桩丰功伟绩：挥戈跃马，打了40次大胜仗，征服了欧洲，征服了封建势力；颁布拿破仑法典，成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民法的楷模；收拾国内混乱的残局，建立法兰西帝国，体现出无与伦比的政治才能；与教皇签订《政教协约》，使一股反动势力竟变成为自己统治服务的驯服工具。
还有拿破仑最崇拜的那些意志坚强的征服者，如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与重建者恺撒、奥古斯都、查理大帝等也一一地在他脑海中映现出来。特别是拿破仑成名之前的默默奋斗、苦苦等待，使他与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距离拉近了，他不由得由过去仰着身子去看拿破仑的姿势，改为平视了。
巴尔扎克被拿破仑的雕像及他的历史伟绩和身世所吸引，很久都不能回过神来。他想，拿破仑就是激励我前进的一股动力，那凝眸逼视的样子难道不是对我的挑战？英雄只有找英雄挑战，是绝不可能找懦夫去挑战的。何况他自幼就立志当伟人、做英雄人物，他曾经拍着前额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诗人安德烈·舍尼埃那样对自己说：“这里面有点东西！”
这点东西他要把它拿出来，展示给世人，像拿破仑把自己的才华、智慧拿出来，叫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样。有朝一日，巴尔扎克也要在法国建一座炫耀光荣和辉煌的凯旋门！
巴尔扎克常常在心中为自己编织美好的梦想，后来他借《驴皮记》中拉法埃尔·瓦仓丹的口说：
我绝不愿要一个在他的梦中没有给自己编桂冠，没有为自己的雕像建台座或者占有几个殷勤的情妇的青年人做朋友。我嘛！我常常想自己是将军，是皇帝，也曾是拜伦，而最后，什么也不是。在人类事业的顶峰上神游过之后，我发现还有无数高山需要攀登，无数艰难险阻需要克服。
这种巨大的自尊心在激励着我，又绝对相信命运，我想一个人要是在和纷纭的世事接触之后，不让自己的灵魂给撕成碎片，就像绵羊通过荆棘丛时被刷下羊毛那样轻而易举，那么他也许会成为天才，正是这一切挽救了我。
为进一步鼓舞自己的斗志，实现心中的梦想，巴尔扎克面对拿破仑的雕像写下了一行气势磅礴的应战宣言：
我将要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所未能完成的事业！
这是多么宏大的誓愿！被认作法兰西英雄的拿破仑尚未完成的业绩，他将把它完成！这是由内心发出的一股暗劲。有了这个劲头，才会有《人间喜剧》。也可以说，有了这个劲头，就有了《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要成为真正的巴尔扎克了。一个真正的巴尔扎克将要横空出世。
当拿破仑用他的剑锋杀出一个帝国之前，他也是屈居在巴黎的一间小阁楼里的。然而他用他的武力并没能征服欧洲。而巴尔扎克，用他的鹅毛笔，用他的稿纸，却要征服整个世界了。事实证明，他正是拿着他的武器，完成了拿破仑所没有完成的业绩。
巴尔扎克把这行字字千斤的宣言，工工整整地抄在纸条上，粘贴在拿破仑雕像的剑鞘上，不断地勉励自己全力以赴，直到有那么一天，也跟拿破仑一样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到达事业的巅峰。
巴尔扎克为自己的雄心壮志而深感自豪、骄傲，犹如得胜回朝的拿破仑，这时候，世界上的一切全没放在他眼里。他在空荡荡的书房中兴奋地走了好几步，直到自我平静了一下，才坐到桌子旁边来。
如果说以前的《克伦威尔》的创作是练笔的话，如果说和人家合伙写小说也是练笔的话，如果说近几年来的经商活动是学手艺的话，那么，30岁时，巴尔扎克的学徒期限满了。
他对社会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对生活中的各色人物有了相当的认识，他对于如何去描绘这些人物和生活，也有了成熟的笔力。
现在，他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了。除了经商他才能不够以外，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才能可以说是纵横驰骋了。
巴尔扎克意识到他已经是自己的主人了，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不能再像20来岁时那样不珍惜自己的名声了。
为了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为了真正成为一名征服世界的作家，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
这种责任感，首先就是要亮出自己的姓名。借用假名，只能为自己的粗制滥造找到保护伞，靠了它，只能写出三四流的流行小说。
他决定和这种做法一刀两断，亮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旗号。让这个名字督促他写出好的作品，也让那写出的好作品为这个名字增光。
如果说，10年前的巴尔扎克想从事文学，仅是为了从固定的像磨盘一样循环、枯燥运转的职业的厌倦中解脱出来，以另一种方式去获得荣誉、金钱、爱情的话，那么这时候的巴尔扎克发誓献身文学，却是经过了生活的长期锤炼，他的人格、才智、思维已完全成熟，要去充当征服者，做拿破仑第二了！
1828年，在巴尔扎克的一生中，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
正是这一年，他决定以自己的真实姓名跻身于已有众多的一流作家的法兰西作家群中。并且，他要和那些世界第一流的作家见见高低。
巴尔扎克决定，不仅要与他们媲美，而且，要超过他们。他在一本新书的序言中曾经充满自信地写道：
作者不愿把自己限制在一种叙事体的风格之下，因为在那种风格里，事实是使人昏昏欲睡地排列着，而动作则一步步地展开。而在今天必须用人人都能了解的方式描述。这种方法，已被若干天才的作家追寻了多少年，现在作者也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
作者在本书中，试着把一个时代的精神重现出来，并将历史上一桩偶然事件赋予生命。他宁用活的口语而不用官书式的记录，宁写战争本身而不写战争的报告。而且，他采用了戏剧式的动态以代替史诗体的叙述。
早在两年前，巴尔扎克就有个创作构思。而其实，巴尔扎克的目标早已确定：还是仿效大名鼎鼎的司各特和新近刚崭露头角的美国小说家库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
不过，与10年前不同的是，他不再写时下人们已经不感兴趣的什么悲剧，也不是自己不熟悉的异国他乡的什么《克伦威尔》，而是一本小说，一部将为本国同胞所喜闻乐见的本国故事。其内容是写法国大革命时期于洛等共和党人前往旺岱地区镇压舒昂党人叛乱时发生的一则爱情悲剧。
所以要选定这一故事，巴尔扎克有如下三点考虑：
首先，这是一个国人关心的热门话题。眼下，波旁王朝复辟已届15个年头。由于王公贵族的倒行逆施，这政权早已是天怒人怨、摇摇欲坠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新的革命已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鉴古可以知今，人们回首、关心大革命时期的往事已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次，尊敬的柏尔尼夫人由于她家庭的特殊背景，对这段时期史实、故事乃至逸闻趣事知之甚详，向他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材料。
最后，这是至关重要的，他本人已为此做了两年多的准备并且已写下了一个题名为《英雄好汉》的小说初稿。
如今，巴尔扎克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了。他认识到，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凭空想象、闭眼涂鸦，必须对旺岱战争的环境与历史有从感性到理性的把握。
然而，真要将这篇小说写好，困难不少。他毕竟不大了解这段历史，毕竟不大了解旺岱地区和那里的布列塔尼人。为什么旺岱地区会成为法国贵族谋图复辟的老巢？为什么布列塔尼人会心甘情愿充当贵族的炮灰？当时平叛的具体经过是怎样的？他需要真实的、生动的细节，而这些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过去，巴尔扎克写中世纪故事可以驰骋想象，胡编乱造，而这次则使不得。旺岱战争离现在不过30年，许多目击者和参加者尚健在，不允许你随意涂鸦。否则，就难取信于人，自取灭亡。
并且，巴尔扎克深感叙述的文体至关重要。是用教科书的按部就班、平淡无味的叙述模式或浪漫主义的夸张笔调，还是另辟蹊径呢？成败在此一举，不可掉以轻心。
好在拿破仑时代刚刚过去，好多当年参加过“革命军”与朱安党人打过仗的人，现在仍然活着。
巴尔扎克从图书馆里借来当时人们的回忆录，研究军事报告，对任何微小的显得无足轻重的琐事也不轻易放过。研究并阅读了两三个月，能找的资料都找了，巴尔扎克仍不急于动笔，他决定前去朱安党人活动的场所捕捉第一手资料。
他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决定动身去旺岱地区做实地考察。他好不容易总算打听到有一位当年与舒昂党人打过仗的共和党老军人叫德·彭梅瑞尔的男爵还健在，并且现在正隐居在当年旺岱叛乱的发生地富热尔。
巴尔扎克赶忙给男爵写信，告知自己的创作计划，要求前往采访，急切而坦诚地请求德·彭梅瑞尔先生原谅他由于自己经济拮据而只好冒昧地在男爵家里食宿云云。
老人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给他发了邀请书。接到信，巴尔扎克立即带着有点寒酸的行李，穿一套简直可以称得上褴褛的衣裤，挤上了一辆公共马车，坐上了一个最便宜的座位。即使这样，他也坐不了全程，只得中途下车，用他的短腿走完这旅途的最后路程。
当他风尘仆仆、满身汗污地出现在那位老战士的门口时，竟被认作是一个流浪汉了。
德·彭梅瑞尔夫人还将当时巴尔扎克登门时的情形记录了下来，她写道：
他是一个矮个儿青年，体态粗壮得很，由于衣服不合身，显得更甚如此。他的帽子十分可怜巴巴，一旦他摘了帽子，你看到他那富于表情的脸孔时，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
此后我看到的只是他的脸孔了。没有见过他的人怎么也想象不出他的脑门是个什么样子！开阔的前额，看上去亮堂堂的，金棕色的眼睛，未言先语。
他鼻子方厚，嘴巴很大，老是咧着大笑，毫不注意他那参差不齐的牙齿。他蓄着浓浓的小胡子，留着长可垂肩的头发。
在那时候，特别是他初到之际，总的来看，他有点儿瘦，好像没有吃饱似的。通观他的态度、姿势、举止和说话的方式，他非常善良、天真和坦率，你一看到他，就不能不对他产生好感。
但是，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脾气总是很好，好得使别人都受到了感染。
巴尔扎克原打算在男爵家至多住两个星期，谁知却待了两个月。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他虚心求教，详细询问，耳听手写，忙得不可开交。
他收集和捕捉到的许多动人情节和具体细节令他兴奋不已。为了如实写出当年德·韦纳伊小姐深入敌巢卧底的冒险之行，他还特地按她当年的行路图走了一遍。
正因为巴尔扎克掌握许多真实生动的素材，使得这部小说成了他文学生涯的一个真正起点。
至于叙述文体，巴尔扎克则是别开生面。正如他在《最后的朱安党》导言中所写的：
几个有关人士出场，规定作者必须严格准确地描绘出他们的外貌，而且只允许他有画家的那份激情；那就是很好地展示肖像，布光显得自然，极力使人相信人物是活的。但是，对“准确”这个词需要解释一下。
作者并不认为这意味着承担了干巴巴地罗列事实的义务，以便表明直到何种程度上，人们可以使历史达到成为一具每一块骨头都细心地编上了号码的骨架。
时至今日，历史在其书页中展现的重大教益理应变得家喻户晓。按照几年来一些天才人物遵循的这一体系。本书作者试图将一个时代和一个事件的精神实质写进这本书中去，宁愿写争论，不要写纪要，宁愿写打仗，不要写战事公报，宁愿写戏剧，不要干巴巴叙述。
这番话是巴尔扎克对自己创作方法的最早表达。在巴尔扎克看来，“准确”不意味着死扣历史，为要写出“一个时代和一个事件的精神实质”，不妨可以写得生动些、丰富些，不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
与日后成熟时期的创作理论相比，这番话说得比较含糊，不那么确切，不那么精练，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已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创作之路，即现实主义之路。
在写作期间，巴尔扎克忘掉了一切。他忘我地全神贯注地工作，几个星期之后，他写出了小说的最初几章，寄给巴黎的出版商拉杜什。
拉杜什对于发现天才有着如堪舆家般的良能，他立即预言巴尔扎克有成为伟大作家的希望。他的信心，虽然最初可能是诚笃而恳挚的，却不幸地写出一种唯物的形式。
他决定在这本他认为将来一定受欢迎的书上“下本儿”，并且知道巴尔扎克无力拒绝，便给他1000法郎作为这本尚未写完的小说的版费。
在贫困的情况下，巴尔扎克自然没有选择的余地。虽然他从前不费气力地胡乱写几本书，口袋里就能装1500～2000法郎，而在他目前的情形，却不能拒绝一笔1000法郎现款的出价。
然而，让出版商拉杜什恼火的是，巴尔扎克从前写流行小说，都是急就章，一部长篇，往往用不了个把月。可这次写《最后的朱安党》却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如加上酝酿和写作初稿用去的时间，前后整整3年。
这一回，他发现非得常常去提醒巴尔扎克不可，他有点不高兴了。而巴尔扎克总不肯把稿子交出来，除非他自己认为满意才行。
然后，跟着来了更多的耽搁的缘故。当稿子最后从这位推三阻四的作者那儿费劲要出来，而且排好了版的时候，那版样却带着无数处修改更动的地方被巴尔扎克送了回去，以致还得重新付排。
拉杜什火了起来，说他由于这些无尽无休的删改，以致时间金钱蒙受损失。然而巴尔扎克还是从容不迫。一种艺术家的责任感已开始确立起来。
出版商怪巴尔扎克何以变得如此拖拉，如此磨蹭，可巴尔扎克怎能不“拖拉”，不“磨蹭”呢？这可是他投身创作10年来第一次署上巴尔扎克大名的！
他第一次感到对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应负何等的责任，他决定要使这个名字不朽。他一生负债累累，经济事业不顺，这一切都没引起他多大的关心，而对于这次书稿的质量，对于书稿的一改再改，他却从未马虎过。
由于巴尔扎克的反复修改，他付给他的排字工人以更高的酬金。这些酬金，常常就是他自掏腰包贴补的。他的稿酬收入，往往也因此而减少。但他都不愿因此而放弃他的修改。这一惯例，大概就是由这时候开始的。
“10年磨一剑”，巴尔扎克用了10年的时间实现了它。当初以为只要两年即可走完的路。决定性的一步终于迈出了，姗姗来迟的《最后的朱安党》宣告了巴尔扎克创作生涯的真正开始。
终于，在1829年3月中旬，巴尔扎克的第一本以严肃态度创作的小说《最后的朱安党》出版了。
在书的正中，巴尔扎克工整地署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序幕由此拉开。
在《最后的朱安党》这部小说里，体现了巴尔扎克的共和主义理想，强烈地显示出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而全书的艺术水准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对于故事场面的展开，技巧显得十分成熟，军事细节写得活灵活现，尤其是全书的布局和连贯性更体现出了他的大家手笔。
巴尔扎克做到了该书序言中所说的，“再现一个时代精神”和“将一桩历史事件呈现于眼前”，而且做得极为成功。
但是，当时巴黎的文艺界和批评界，被一些庸俗文人所垄断，因此大家对这部作品反应十分冷淡，批评界个别的声音传出来，也仅仅是刺耳的指责，说巴尔扎克的这一作品是“风格上的越轨”。
而且，当时法国读者的欣赏口味也还未能迅速跟上来，他们没有办法立刻接受一个陌生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他们觉得这部小说巴尔扎克没有以前写得好。在一片批评之声下，致使这本书在头一年仅卖掉444本，远不如《汝纳勋爵》或《圣·沃般》的大作好销。
为此，巴尔扎克一度感到十分沮丧、气馁。如果是过去小说工厂的作品只卖掉444部，他不会太叹息，可《最后的朱安党》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啊，这部小说绝非剪贴拼凑而成的。这部小说是他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的杰作。他不知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为了这本书，他失去了丰腴、红润的脸庞；为了这本书，他放弃了与柏尔尼夫人相聚的时光；为了这本书，他得罪了待他不薄的朋友；为了这本书，他损失了那极其难得的法郎。
这部书简直就是他至爱亲人，这部书就像是他身体会聚的精华所在，可是它却没有人欣赏，没有人喝彩！这是让巴尔扎克非常恼火的事情。
在巴尔扎克深感懊丧的时候，柏尔尼夫人及时给予他以鼓励，她说：“干下去，亲爱的，人们从四面八方看着你，但并不高叫着赞美你。”
巴尔扎克从这激励中恢复了信心，增添了勇气。他自己后来也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天才的意志，没有那种超人的耐性，在命运的摆弄使你同目的隔着一段距离的时候，你不能继续向无限的前程奔波，那就不如趁此放弃。对于社会，永远都是那样，它先要看到你辉煌的成绩，才肯承认你的本领。因此，巴尔扎克调整了心态，轻装上阵，一鼓作气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
取得了初步成功
在巴尔扎克还在写《最后的朱安党》的时候，出版商勒瓦瑟尔发现了他住的地方，便去拜访他，毫不客气地提醒他，说在一年以前为一本巴尔扎克要从事写作的书而付给过巴尔扎克200法郎。
巴尔扎克已忘掉这件买卖，勒瓦瑟尔却坚持一定得履行他的合同。巴尔扎克不愿打断了正经工作去写一本流行小册子，便向他的债权人提出一个变通办法。
在他的旧稿中，他有一本婚姻法典《婚姻生理学》，这本书在他自己的印字馆里是排印过的。如果勒瓦瑟尔同意，他准备修订一下这本旧书来偿他的债。
勒瓦瑟尔大概也知道从这位不值一钱的作者身上，决没有机会把200法郎再要回来，他便答应了这个提议。
巴尔扎克就开始工作了。但在他写完时，原作已所余无几。近年来，他正读了许多拉伯莱的作品，于是他便用一种充满热情趣味的风格，代替了他从前模拟斯特尔纳·劳伦斯所具有的冷漠。
正像在《最后的朱安党》中开了头的那种创作态度一样，这本抵债小说的手稿交给出版商时，也已是面目全非了。
原作中的内容已所剩无几，他几乎是重新创作了这部小说。
这部作品，巴尔扎克用了一种崭新的创作风格，而且采用了很多充满兴味的故事，使这本抵债之做成了一本光芒四射、谐趣横生、圆润流畅的作品。
它的大胆的奇论，有侮弄性的媚劲儿和幽默的怀疑，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对它展开了讨论。其中，肯定否定的意见都有。这本书尤其得到了一些妇女的喜爱，惹得她们又气又乐。她们纷纷给他寄来信件，恭维它或批评它。
这本书在几个星期内，成了一切沙龙中唯一的话题。巴黎人的好奇心终于被巴尔扎克打动了。他成了人们一时谈话的对象，成了名人。他从此就进入了巴黎文学作品的主要“票据交换所”的瑞卡米耶夫人的沙龙。
而他在另一个文学沙龙苏菲亚夫人的沙龙时，他结识了已经成名的作家雨果和拉马丁。
巴尔扎克踏上了成名的第一个台阶。在这个台阶上，就已展露出了他的多才多艺。
巴尔扎克后来还把著名的小说《幻灭》献给了雨果，献词是这样写的：
先生，您兼具拉斐尔和皮特之天赋，在常人还微不足道的年纪，已成为鼎鼎大名的诗人；您像夏多布里昂和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人一样，跟藏在报纸专栏背后或报馆地下室里的忌才之徒着实经过一番较量。
时人认为本书既是真实的故事，也为胆识的凭证，现谨奉献于您，但愿阁下的赫赫盛誉有助于这部作品蜚声文坛。新闻记者，不也跟侯爵、阔佬、医生和法官一样，成为莫里哀笔下及其剧院舞台上的人物吗？
巴黎的报界是从来不肯放过任何故事的，为什么这部以嘲笑来匡正世风的《人间喜剧》倒要放过这股势力呢？
先生，我谨致此言，不胜欣慰之至。
雨果也在后来巴尔扎克的沉浮中，始终如一地支持他，关爱他，甚至在与布洛斯的官司中，在舆论差不多一边倒的情势下，雨果不惧压力，尽可能地维护巴尔扎克的声誉。
巴尔扎克与雨果的友谊，不仅是文坛的一段佳话，也是他之所以能战胜一些同行们的嫉妒、毁谤、出卖、偏枉不公、奸诈、残酷等邪恶的考验，不顾一切，奋勇达到事业巅峰的一股精神力量。
在1830—1831年两年的时间里，他竟写出了140多种作品。其中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评论、小品、政治纪事、报告文学等。如果把这两年所写的作品加起来，用两年的时间去除的话，那么他每天平均出版了16页书。
这是说的出版，当然没有包括他修改而未出版的东西在内。如果要加上这些东西的话，那他每天的工作量就没法计算了。
这一时期，几乎每一家报纸和刊物上都有巴尔扎克的名字。他的作品是各式各样的，有文艺的、政治的、哲学的、生活的等。
他写作的面是那样宽广，又是那样深刻，不得不令人折服。浏览他这时期的作品，如同进入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新奇世界。他写有《打扮哲学》、《烹调生理学》、《拿破仑评论》、《从手套研究道德》、《圣西门的门徒与圣西门主义者》、《食品店老板的意见》、《捧角家》、《银行家》、《引起骚乱的方法》、《一瓶香槟酒的道德》、《雪茄烟生理学》等。
然而，在这五光十色的纷杂世界中，还能找到一夜之间写成的完美的杰作，如《沙漠里的爱情》、《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刽子手侯爵》、《撒拉逊女人》，从这些作品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位长于撰写短篇小说的大师。
巴尔扎克非常勤奋。他一天伏案工作至少12个小时，经常达18个小时。他告诉母亲：
我晚上6时起床，修改《最后的朱安党》。然后从20时至早上4时，利用8小时来写《战役》。白天我修改晚上写下的东西。这就是我的生活。
从半夜至中午，就是说要在椅子里坐上12个小时，全力以赴地书写、创作。然后，从中午到16时修改校样；17时半我才上床，半夜又起来工作。
他自己也称这种创作方式为“可怕的劳作”。有时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都沉湎于这“可怕的劳作”之中，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存在，而潜心于他所虚构的“小说世界”。
在《贝姨》中他写道：
持续不断地工作是人生的铁律，也是艺术的铁律。
人的能量总是有限的，即便是精力充沛过人的巴尔扎克也总是有极限的。为了使自己大脑始终处于紧张兴奋的创作状态，他大量地饮用咖啡。
超负荷的刻苦劳作换来了神奇的效率。他曾经写道：
《卢日里的秘密》是我一夜之间写成的，《老姑娘》花了3个晚上的工夫，《该死的孩子》的最后部分“碎了的珍珠”写了一个晚上，《无神论者做弥撒》和《法西诺·加奈》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我在萨什，用了3天时间，写成《幻灭》开头的100页。
在巴黎新闻界，如此多才多艺与如此机智，并不算怎么了不得。可惊人的是：在这种五光十色迎合潮流的陈列之中，竟可能找到了能够流传百年之久的、完美的杰作，虽然这些杰作和他那些过眼即逝的作品一样，只拘于一个小小的范围，并且用同样的速度，也只在一夜之间就写成了。
他是一位有写短篇小说技巧的大师。他越顺着他所选择的道路前进，越发觉他能做些什么。用他描写巴黎日常生活的写实手法，如《妇女的研究》、《三十岁的女人》之类的小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典型，那种“被误解的妻子”的典型：因结婚而幻灭，由于丈夫的冷淡与不专心而丧魂失志，就好像害了什么神秘的疾病似的。
这些小说，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有点过于呈病态美，因为它他们的感伤气氛未免太重，同时，由于缺乏现实性及客观真实性，以致把它们损坏了。
可是在当时，却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的赞同。在法国以及其他地方，无数女人感到她们是被误解的，都认为自己在巴尔扎克身上发现了一位能诊断她们忧愁的医生。
她们认为他是她们的辩护人，为她们在国家法律与资产阶级道德方面所犯的过错加以抗辩。在意大利、波兰、俄罗斯，都被人以同等的热心阅读着。
他用他首创出来的口号“30岁的女人”，来宣布那种过了早期青春的女人恋爱的权利。
1830年4月问世的《私人生活之场景》，不仅在法国被读者以极高昂的热情广泛地拜读着，而且在意大利、德国、波兰、俄罗斯等国家，也拥有相当的读者。
即使是大名鼎鼎的歌德，都曾向其秘书表示过对巴尔扎克杰出的文学才能的惊异，同时代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甚至扬言：为看上巴尔扎克一眼，她徒步走上40英里也乐意。
不仅是他的那些女性读者，在小说里把她们所喜欢的角色当成了自己，带着顾影自怜的倾向，沉溺于她们的自感薄命。
甚至于连一位相比她们要严肃得多的裁判官，也不能不为这位一跃而入文坛的青年作家之多才多艺与集中的力量所惊奇。
他在《红色旅馆》中的简明的描写力，得到了当时一位严肃的批评家的肯定。他的《无名的杰作》，也为同行们所惊讶。如果把巴尔扎克这一时期的五花八门的作品看做一个缤纷耀目的万花筒的话，那么，组成这万花筒的每一个小镜片所反射出来的，都是一道道天才的光辉。
这一时期的小说从主题看，不外是探讨爱情的和金钱的魔力。其中著名的是《高布赛克》、《苏城舞会》和《驴皮记》。
《高布赛克》写得早，立意深刻，说是为高利贷者立传，实是为拜金主义画像。
《苏城舞会》是《高布赛克》的姐妹篇，为阐发《高布赛克》的主题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同是出身于贵族家庭，艾米莉小姐因观念陈旧，不知交往，只得委身于一个七旬老翁埋葬了自己的青春。而深悉金钱奥秘，八面玲珑的马克西·米利安则春风得意、飞黄腾达。
巴尔扎克为自己初步的成功感到喜悦、骄傲、陶醉，得到胜利鼓舞的巴尔扎克，创作欲望更强了。
这时候，他又看到了拿破仑的那尊石膏像，看到了那凝眸而视的挑战，他勉励自己，要用笔去完成“皇帝”用剑所未能完成的事业，要征服欧洲、征服整个世界。
1831年，一部以他自己为原型的以哲理深刻见长的作品《驴皮记》问世了，它虽然不是《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作品，但却是最重要的作品。
经过整整10年的奋斗、挣扎，尝尽了人生的诸般味道，深刻地体验了金钱的威力和贫穷的痛苦之后，巴尔扎克终于从自己的经历中，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把他的艺术才华喷发了出来，特别是他利用他的肉眼和“精神之眼”看出了人类的精神矛盾：为谋求生存，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而要追求某种巨大的快乐，满足某种强烈的欲望，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驴皮记》中所塑造出来的拉法埃尔·瓦仓丹，也可以说巴尔扎克自己，就是这种人类精神矛盾的化身。
长篇小说《驴皮记》以一张驴皮的神奇故事告诫人们，一味追求欲望的满足，迷信金钱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
主人公拉法埃尔，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一天，深受贫困和失恋折磨的拉法埃尔在赌场输掉最后一枚金币后，决定跳塞纳河自杀，忽然又觉得白天跳河有碍观瞻，信步走进一家古董店。
店老板看透他的心事，愿意让他延长自杀期限。
古董商细心地以自己的经历开导拉法埃尔，他说：
人类因为他的两种本能的行为而自行衰萎，这两种本能的作用吸干了他生命的源泉。有两个动词可以表达这两种致死原因所采取的一切形式：那便是欲和能，在人类行为的这两个界限之间，聪明的人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而我的幸福和长寿就是从它那里得来的。
欲焚烧我们，能毁灭我们。但是，思想却使我们软弱的机体处于永远的宁静境界。这样，欲望或愿望，便都在我身上被思想扼杀；动作或能力都被我的器官的自然作用消除了。
简言之，我既不是把我的生命寄托在容易破碎的心里，也不是寄托在容易衰萎的感官上，而是把它寄托在不会用坏，比其他一切器官寿命都长的头脑里。
一个物质的占有会使我们留下什么呢？不过是一个概念。请你设想一下，一个人能把一切现实的东西都铭刻在他的思想里，把一切幸福的源泉都输送到他的灵魂里，排除一切尘世的污垢，从而提炼出无数理想的快乐，那时候，他的生活该是多么美满呀！
思想是打开一切宝库的钥匙，它给吝啬人提供快乐，而不会给他带来麻烦。我就是这样在世界上逍遥，我的快乐始终是精神上的享受，我的放纵便是欣赏海洋、各民族、森林和高山，我什么都看过，可这是安安静静地看，不让自己疲劳；我从来没有渴望过任何东西，我在等待一切。
我在世界上漫步，就像在自家的花园里那样。人们的所谓忧愁、爱情、野心、失败、悲哀等，对我来说，都不过是被我转化成梦幻的一些观念；我不是在感觉它们，而是在表达它们，演绎它们，我不让它们吞噬我的生命，却把它们戏剧化，把它们提高；我用它们来娱乐，就像我运用内心的视觉来阅读小说。
年老的古董商不厌其烦地向拉法埃尔讲述了这么多，归之为一句话，就是要他以精神享受代替物质享受和追求。对此，拉法埃尔说：
希望你爱上一个舞女，那时候你就会懂得放荡生活的快乐，也许你会变成一个挥金如土的浪子，把你以哲学家风度攒积的全部财产通通花光。
最后古董商无奈，他向拉法埃尔出示了一张来自东方的驴皮，上面写有梵文：“要是你只有我，你就会占有一切，但你的生命也属于我。这是神的意志。希望你的愿望将得到满足，但需用你的生命来抵偿。你的生命就在这里。每当你的欲望实现一次，我就相应缩小。”
发财心切的拉法埃尔不计后果，真的挥起驴皮来，于是顷刻间果然成了拥有年收入20万法郎的阔佬，但却过着刻板无聊的生活。
这时，命运将他心仪的少女保琳送到他面前。就在情侣俩热烈拥抱之时，彼此发现对方的生命已随着驴皮在不断缩小，终于双双气绝身亡。
在驴皮记里，巴尔扎克第一次表现了他真正的元气。他把小说当做社会的一个横切面，去写那错综复杂的高高低低的阶层，贫乏和富有，急需和浪费，天才和资产阶级，巴黎孤单的顶楼和热闹的沙龙，金钱的势力和它的无能等。
敏锐的观察家与批评家，已开始把真实感加到那个感伤的浪漫主义者身上。《驴皮记》的一个浪漫的特征，乃是那个从《天方夜谭》里，把东方童话移植到1830年的巴黎来的意念。
更多的浪漫特性可以在那个冷酷的福多尔伯爵夫人以及和她对照的人物保琳这两个人物中看出来，前者是一个宁愿奢侈而不愿恋爱的人；而后者却是一个舍己为人的恋爱的女孩子。
可是，震撼了他同时代人们的巴尔扎克身上的现实性，和描写他自己求学时代的自传性的场面，却都是直接从个人经验中生长出来的。
那些医生们的争论与高利贷者的哲学，不只是在沙龙中窃听来的谈话的重现，而是真正角色们升华的本质。
《驴皮记》一问世，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人们争相购阅，互相讨论，一时称盛。年迈的歌德在去世前看了刚刚出版的这部书，立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欲罢不能地读下去，认为“这是一部新型的小说”，甚至在病中他还要设法每天读它几页，过过瘾。
这时候的巴尔扎克，无论是以成人论或艺术家论，还是人格论，都趋于成熟了。如果要给巴尔扎克的一生划分个期限的话，那么，从此，他就进入到人生的后期，一方面，他以狮子般的勇猛，继续投身于文学创作，创作了大量流芳百世的名作，无情地耗损着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他追求奢华生活，向往贵妇人的爱情，生活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高布赛克》、《苏城舞会》、《驴皮记》是写法不同的三部现实主义作品，一个带有明显的浪漫色彩；一个以精雕细刻取胜；一个则诉诸象征寓意的手法，但它们所叙述的故事，所表现的主题，所蕴涵的人生哲理是相同的。
这三部作品的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连诗人歌德也为《驴皮记》的深刻哲理和绝妙表达叫好。
从《最后的朱安党》到《驴皮记》，历经3年的艰苦奋斗，巴尔扎克终于为自己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走向辉煌。
经过了10年徒劳的摸索，巴尔扎克发现他真正的事业，乃是做一个当代的历史学家，给那个奇形怪状的，自称为巴黎、法兰西，或者世界的有机体做心理学家与生理学家，做画家与医生，做审判官与文学创作者。
如果他最先的发现乃是他自己工作的巨大能力，则第二个，而且并不次要的一个发现，乃是运用这种力量的目的。当巴尔扎克找到他的目的，他就找到了自己。
正如歌德一样，甚至于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柏尔里卿根骑士》成功以后，仍旧不敢自己承认，说他的天才是为文学而生的，并且也只是为文学而生的。
同样，巴尔扎克甚至于在写《驴皮记》之后，他还不自信文学就是他真正的事业与命运。事实上，他是那些有天才人们中的一个，他们的天才是在他们所采取的任何方式下都能显耀出来的。
当轰动一时的《驴皮记》出版后，巴尔扎克对他的创作才能也抱有怀疑态度。
尽管在少年时代他是那样坚决地拒绝了律师事务所的体面工作和固定收入，而去从事文学创作，而当他一旦做了，而且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他却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疑虑。
这可能正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相反心态，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经事不知其中之艰难。他越是实践之后越是感到这一事业的难办，所以，有一个时期他动摇在从政、从文的两种选择之间。
1830年的七月革命，又把中等阶级置于当权的地位，并且有为的青年人有很多施展本领的机会。法兰西议员，能够升得像一个拿破仑时代的25岁至30岁的陆军上校那样快。
巴尔扎克几乎决定为政治而放弃文学。他把自己掷入政治的热情当中，并且希望获得康伯瑞和福瑞尔两地全体选民的支持。
他希望掌权者，或者那些选举人会对他略表好感，这可能就是他野心所要采取的途径了。他可能变成一个法兰西的政治领袖，甚至他可以成为拿破仑第二。
然而，他的天才不是用来征服议院、交易所的，而是征服全世界的。他的心又回到了他那简陋的书桌旁边来。而且，他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世界。
他绝对不能漫无目的地一本一本胡乱地写下去，他为自己的创作构想设计了一个蓝图，“要把它们连成一个一切世情与一切生活形式的阶级组织”，那将是一个幅员广阔、边际无垠的文学世界。
他预想到而且预见到了他的工作的下层平面图的轮廓。这就是他的《人间喜剧》的初步设想。只是在这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个可以包容他全部作品的名称。
在他的工作刚一开始时，他就发觉，如果要使他或他的读者，对这广大的领域有窥其全豹的可能性，他要把许多的文章连成一个一切世情与一切生活形式的阶级组织。
当他把这些小说的第一部送给一个朋友的时候，他写道：“我工作的下层平面圆开始有轮廓了。”
他会孕育了一个结果圆满的观念。使各个角色重现于不同的书中，这样，就可以代替一串毫无关联的小说，而创造出一部完整的有文学性的当代历史，包括了一切的阶级、职业、意念、情绪和社会状况。
这正如他所委托的查斯勒·菲拉瑞特所写的一篇序文中所说的那样，那将是一大组壁画，他写道：
作者已着手于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工作。这个时代，由于它过热的想象和个人自利主义的优胜，在他看来是堕落的。我们将看到作者如何能不断地在他调色板上调合新色彩。
他如何按顺序地摹写社会阶层的每一段落。他把我们介绍给一个一个的人物：农民、乞丐、牧人、市民和内阁大臣。即便描画一个教士的图像，甚至于国王本身，他也决不畏缩。
当艺术家的因素在他身上开始占优势的一刹那，这个伟大的幻景已呈现在他的心里。
为还债四处躲避
巴尔扎克以如此惊人的速度进行创作，但是他并没有任何粗制滥造的嫌疑。巴尔扎克不但具有超人的勤奋，而且具有异常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他曾经写道：
在能写的时候，我就写我的手稿，不写时就进行构思。诉讼、债务或者疾病夺去每一页稿纸，都是在耗损我的生命。我从来也不休息。
此外，他视每部手稿都为“草稿”，在正式出版之前，从未停止过修改。由于他常常在校样上大肆删改，不知被出版商扣除了多少稿费，而且一遍一遍地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使得有些段落与新作无异。
巴尔扎克发表的10页书或20页书，往往等于100页未发表的手稿，他精益求精，修改上的时间是创作时间的数倍、数十倍。
6月初，他离开了巴黎，去跟马尔冈一家人居住在一起。他还在他的雄心所产生的一个感情的蛊惑之下，虽然理智已经使他感到了无望。他最后用失望的公平的态度坦白地告诉卡罗·珠儿玛他的近况：
我现在得到爱克斯去，得到沙芜瓦去攀爬山岭，跟在某个也许要对我开玩笑的人后面跑，那些在你眼里无疑的是个丑恶的贵族妇人之中的一个，这是有着天使一般美丽的脸孔之中的一个，在这美丽脸孔之后人们认为也必有一个美丽的灵魂。
她是一个公爵夫人，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可爱，又多情，又聪明，又娇媚，和我从前所看见的任何人都大不相同。一个遇到靠近的接触就从每一次的诱惑退缩回去的女人，一个说明爱我，可是如果她固执起来的话却把我看守在一个威尼斯宫殿的深处的女人，一个要我专门为她写作的女人。
就是这样的女人之中的一个，这就使得人家毫无保留地加以崇拜，如果她们要求的话，就得跪在地下，去征服这样的女人。这真是一桩最快乐的事。
这是只在梦境里遇见到的一个女人！对什么都要妒忌！噢！如果我能够跟你一块儿住在安古莲，靠近你的磨粉厂，既可以感到愉快，又可以心灵平静，倾听风轮机的转动，饱嗜冬菇，跟你和你的朋友们一块儿谈笑，而不是在这里耗费我的时间和生命的话，这对我一定是更好的！
然而，使他伤透脑筋的是经济上的悲剧，又一次朝着他袭来。巴尔扎克正好跟米达斯相反。他的手所接触的东西并不能变成金钱，而都变成为欠债。
只有一条路可以拯救他，那就是回到他的写作上面来，而要写作就需要清醒的头脑。或者只剩下一个可能的办法，那就是逃。从巴黎逃出来，从爱情里逃出来，躲避他的债权人，逃到人家找不到他、碰不到他的地方去。
当然他所要写作的任何东西都已经事先卖了版权。动身之前那一天，他签订了两个合同，预支了1500法郎，作为几个月的零花之用。但是离开巴黎界线的时候他得付清1400法郎的债务，等到他登上驿车到沙妻去的时候，他所有的也只剩下120法郎了。
好在住在马尔冈家里的时候，他的一切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他也没有什么花费的地方。他整天整夜地坐在房子里写作，只在吃饭的时候出来一两个钟头。
然而，静悄悄地坐在沙妻房子里却不能够降低巴黎家里的流水一般的开销。他得找到什么人来给他清理他的事情，减轻他的费用，并跟债权人争辩，平息商人们的吵闹，而他所知道的唯一能够负担这繁重的责任的人也就是他的母亲。挣扎了几年要脱离她的保护之后，现在他却被迫去谦卑地躲避在她的节俭理家的才能之下了。
母亲减少了他的家庭开销，辞退了多余的仆人，打退了商人们和查封产业的人的进攻，售卖了华丽的马车和马匹。她一苏钱一苏钱，一个法郎一个法郎地设法恢复他那崩溃了的财政，但是就连她，不久也毫无办法地面对着债权人的急速的突击。
房租还没有付清，房东要抄押家具。只面包店一家就拿来一张欠700法郎的账单。很难想象一个单身汉怎么会消费这么多的面包。
每天都有在巴黎金融市场上流转的汇票和期票到期需要收回，她在无可奈何之中就接连的给她的儿子写信，然而她的儿子却早就把还没有写出来的书稿版权卖掉了，他看不出有什么希望在他没有把这些书都写完之前，可以从出版家手里再弄出任何一个法郎。
就是每天做了24小时的工作，他也不能够付清过去几个月他所欠的债务。
境遇困苦的时候，他倒成为了一个最优秀的艺术家。忧愁在某种神秘的方式之下变为了高度内心的集中。他自己的解释也是最真切的：“我所有的最好的灵感往往都是来自最为忧愁、最为悲惨的时刻。”
只有四面楚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才能够跟被人追捕的麜鹿投入河水似的投身于他的工作。只有生路被断绝的时候，他才寻找到他的“真我”，这种情形再没有比这个风波频繁的夏季更清楚地表露出来。
他一方面给仍不回信的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写情书，计算着日渐减少的现钱，设法延期赎回期票，对付预先购买他的版权的出版家的追索，施用种种的方术去推算无可避免的破产。
另一方面他却写他的《路易·朗贝尔》，他的名著之中最有深思的一部书，在这部富有雄心的小说里，他希望能够胜过他所有的著述，而且也要证明他比他同时代的作家显得高明。
这表示他要放弃已往的作风，要跟这个为女性读者所爱戴的流行的浪漫派小说家告别，同时这也证明他要创作一部著作时的正直之处，这个著作在读者们正要求有刺激的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的时候是不会有大销路的，因而也就不能像后者能使他获得他那时最需要的物质上成功的机会。
正当出版家和书商等待着他写出一部司各特或古柏尔式的小说时，他却献身于一篇带有纯粹理性兴趣的悲剧性的故事的著作，他这种对一个理性英雄的观念是应当跟拜伦的《孟福勒特》和歌德的《浮士德》相并列的。
7月下旬，他把书稿送交给巴黎的出版商。在沙妻6个月的居留已经完成了他的著作目的，但是他的经济地位却并没有任何的改善。如果他再住在沙妻的话，结果就是麻烦朋友们的招待。
他显然不好意思向这些客气的人们借一笔小钱，因而暴露了他的穷困景况。幸而他总还有其他躲避的地方。他知道卡罗一家人一定会喜欢接待他，因为他们自己也跟教堂里的老鼠似的贫穷，他没有隐瞒他的穷困的必要，可以坦白地实说著名的巴尔扎克口袋里就连补鞋的钱都没有。
他甚至于都不能够坐邮车从沙妻到安古莲去，曾经一次备过一辆马车，养过两匹肥马的人现在却在烈日之下一直步行到杜尔去。到了那里，他才坐了邮车到他的目的地去，到达之时，囊中已空无一物了，他立刻向珠儿玛的丈夫借了30法郎。
卡罗夫妇曾经亲身经历过各种无常的浮华生活，听了巴尔扎克告诉他们他进退两难的情景时，他们不禁万分同情地笑了起来。
他们都尽其所能地拿出一切东西来供给巴尔扎克。他找到了一间清静的房子让他工作，他找到了愉快的空气，晚上跟他们一块儿谈天的时候找到友谊的深情。跟以往的情形似的，和这些坦诚的朋友们一块儿谈了两个钟头，要比他所认识的一切贵族的社会都能够使他更为快乐。
他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短时间内他就写成了《弃妇》和《笑林》等好几篇故事，除了修正《路易·朗贝尔》的校稿以外。如果他每天早晨没有因为收到他母亲从巴黎给他寄来，向他要钱来还付数不清的债权人的信件时而受的苦恼的话，一切都是很美满的。因为他就是向人家借了小小一笔30法郎的债务都得跟他的傲气作过一次斗争，要弄到几千几万的法郎似乎是无法办到的。
巴尔扎克的黑暗时刻已经到来了。在胜利的两三个年头之中他曾经吹嘘说他能够付还他母亲所借给他的所有的钱。他沉醉在他的成功里，他相信自己的才能，所以，他就生活在丝毫不以金钱为主的生活方式里。
他以为可以依靠他在社会上的关系，相信可以跟一个富裕的女人结婚来寻找他的最后的安全计策。现在他却又像败家子似的不得不爬回家里来，谦卑地要求家庭的帮助了。
他的母亲居然能够说服一个老朋友德·兰诺瓦夫人借给他10000法郎。巴尔扎克答应去改变他的奢侈的生活方式，放弃他的挥霍的生涯，培养谦逊节俭的中产阶级的品德，用复利的方式去偿清他的债务。
巴尔扎克于8月21日动身，在利摩日稍作停留，他认真地游览了城市，又搭上驿车，几个小时后到达克莱蒙。
巴尔扎克不直接回巴黎，因为他接到日内瓦警察局的电报。他躲到布罗尼埃尔的德·贝尔尼夫人处，在那里找到友谊的宽慰和忘掉最近的羞辱。
巴尔扎克等着娶一位爱他的，有才华、风度、智慧、谦逊并有财产的完美的妻子。
信差给他送来了很多崇拜他的女读者的来信，这证明她们对他的艺术作品是很动情的。这里面不乏漂亮姑娘，当然也有丑女、老妇、精神失常者以及轻佻女郎。
找个理想的妻子就像是大海捞针，这些陌生的来信者有些成为他小说中的出色的女主人公。假如某一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钟情于埋头写作的作家，那在现实的生活中可是件倒霉的事。在巴尔扎克看来，他不知道他心中的人儿在哪里？到处都是粉黛裙钗，但哪里也没有知音。他再一次为自己的长相感到遗憾。
为生活拼命写作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后，立即从幸福的云端栽到债务缠身的俗世的烦恼之中。他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预期得还要坏，欠他钱的人，保证要付给他钱的人，都没有履行诺言。只有他母亲始终如一地帮助他，可是他知道她自己并不宽裕。
1832年2月28日，正当巴尔扎克和他的朋友马尔冈一家人住在沙妻的时候，家人给他转来了一封引起他的特殊兴趣的信。
这是一封来自遥远乌克兰的署名为“陌生女子”的来信。信上印有“天神莫测”的字样。作为一位声誉日隆的作家，收到异性崇拜者的来信，在巴尔扎克早已是司空见惯。
不过，这封信却使他兴奋异常、受宠若惊。因为这封不速之信雄辩地表明，他的大名已传到数千英里之外的沙皇俄国。
更重要的是，写信人法文如此地道，不但能在遥远的乌克兰读到他的小说，还愿意支付30000左右法郎买下他总标题为《风俗研究》的一套选集的版权。这套选集共计12册，其中包括重印的《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
直觉告诉他，兴许这位陌生女性就是自己多年来朝思暮想的理想佳人。巴尔扎克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天赐良机。
由于她没有写明地址，巴尔扎克在4月4日，在《法兰西新闻报》上登了一则启事：“巴尔扎克先生收到了2月28日的来信，他对无法回信感到遗憾。”
几个月过去了，外国女人也没再有什么表示，可能是她没有看到启事。突然，在1832年11月7日，她来了一封很令人激动的信：
先生，您是一个老派人物，您的哲学思想属于长期从事律师事务所熏陶出来的，也是老古董。然而，听说您很年轻，很想结识您，但又想并不需要。
我读了您的作品，心情十分激动，您使女人具有她应具有的尊严，爱情是女人的天赐美德，是天性的流露。您有这种令人羡慕的敏感，真令人钦佩。您应该分享到天使的姻缘，您的心应该有从未享受过的幸福。
外国女人会爱您和您的作品，愿意和您交朋友，她也知道爱，就是这么回事。啊！您明白我的话？对您来说，我是外国女人，这将是我的全部生活，您将永远不认识我。
我尊敬您的才能，向您的心灵致敬，我愿意当您的姐妹，和您在一起，就会了解正义、道德和良心。
经过几个反复，巴尔扎克终于探明这“陌生女人”果然是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女人，一个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佳人。她就是韩斯卡夫人，巴尔扎克未来的妻子。于是乎，一场长达18年之久的马拉松式的恋爱开始了。
这位“陌生的外国人”出身于俄罗斯波兰裔贵族、伯爵之家，名字叫艾芙娜琳·韩斯卡。1819年，她嫁给比她年长22岁的伏尔伊尼贵族万斯拉·韩斯基将军。这位将军在乌克兰有文珠尼亚庄园，田产21000公顷，农奴3000多名，财产估计有数百万卢布。
巴尔扎克在写信给这个景仰他的外国女人同时，对那个拒绝他的法国女人实行报复。在他看来，韩斯卡夫人具有所有的优点。
韩斯卡夫人买下了巴尔扎克总标题为《风俗研究》的一套12册的选集版权。合同签订以后，巴尔扎克高兴得快要跳了起来：“这笔款子足以叫所有那些游手好闲的懒鬼、只知骂人不会干事的无能之辈和一帮文人通通气红了眼！”
虽说他还无法还掉借他母亲和柏尔尼夫人的钱，但是现在至少能够偿还那些催索得最急的债权人的债务了。尽管两个星期以后他还掉一笔5000法郎的欠款后，又变得“实实在在一文不名了”，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发愁。
正如他所说的，他对“此等小小的战斗”已经习以为常，他明白经过两三个月的艰苦工作，就能够赚得更多的钱。
因此，对他而言，当前的问题就是认认真真地写作、日日夜夜地写作。
与此同时，他没有忘记趁热打铁。他无意让爱情冷却下来，所以每个星期都要给他的韩斯卡夫人寄去至少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既表示问候，又倾诉衷肠。
韩斯卡夫人在给她兄弟亨利·热武斯基伯爵的一封信中也写道：
在瑞士，我们结识了一位令人着迷的朋友，他就是巴尔扎克先生，《驴皮记》和其他许多优秀作品的作者。他成了我们真正的亲密朋友，我希望这友谊将维持终生。
巴尔扎克很像你，我亲爱的亨利，他像你一样快乐、爱笑、和蔼可亲，连他的外表都有点像你，你们俩都有点拿破仑的气质。
巴尔扎克真像个孩子，如果他爱你，他就像孩子一样天真直率地说出来。总之，你看看他这个人，简直难以想象，一位如此博学而且有很高造诣的人，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如此纯真、可爱，充满稚气。
她还动情地写道：“有生以来，我还没有像在纳沙泰尔的七八月那样幸福宁静过。”
那里的山水草木，那里的居民，都引起她无限的爱恋。显然，她和巴尔扎克一样，不由自主地坠入了爱河之中。
1833年3月1日，巴尔扎克向她宣布又继续写《路易·朗贝尔》，“这是流行作品中最叫人伤心的一个”。反之，《乡村医生》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诗歌形式化的耶稣基督的模仿作品”，至于《战役》，这可能是一本雄浑有力的会引起轰动的作品。他对韩斯卡夫人说，最使他恼火的是，在读以前写的作品的版本时，发现文笔笨拙的“《驴皮记》再版了，我又发现某些错误，这是诗人的忧伤”。
有人在新闻报刊上批评他文体松散。他对她畅所欲言，非常愉快，以至于难以停止讲知心话，他告诉韩斯卡夫人：“那些人从四面八方向我叫唤，说我不会写作，我早就说过，这样说话太叫人伤心，因为白天我写新作，晚上修改旧作。”
信来信往，他们之间的激情不断增长。韩斯卡夫人想知道她心上人的一切。她小心翼翼地询问那些在巴黎碰到过巴尔扎克或听到过谈论他的波兰人。有些消息使她吃惊也使她不安。她将情况告诉了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进行了辩护。
巴尔扎克专心致志地与韩斯卡夫人通信，在1833年初，花费时间很多，堆了不少订单。《路易·朗贝尔》一书出版后未获成功，读者不买账，批评家抨击，巴尔扎克觉得写这种难懂的神秘的作品不成功，不能再写。
他只好重新脚踏实地写现实的作品。由于《巴黎杂志》与他订约，他匆忙地编写《法拉居斯，行会师傅的领班》，这是《十三太保的故事》的第一部分，他想，此书故事情节不可能为爱好神秘故事和阴谋故事的读者所欢迎。
巴尔扎克的这本小说，是在充满怨恨的心情下写的，他既揭露了某些女人的媚态，又描写了贵族阶层的利己主义，十分触目惊心。他靠高浓度的咖啡提精神，通宵不眠。他轻率地与一家出版社签约，这使他精力耗尽。他主要的慰藉是友谊。
但是，奇怪的是他拥有的都是女性的友谊，而且或多或少地带有爱情色彩。他的周围朋友中没有男性，也没有友好的伙伴和可以依靠的知心人。《十三太保的故事》的作者已完全没有男性的共谋者，他只能在女性朋友那里找到爱和忠诚。
由于纳卡尔医生坚持要求他休息一段时间，他也就答应聚尔玛·卡罗的要求在4月和5月到吊古莱姆火药厂待3个星期。
等巴尔扎克回巴黎后，出版商怒气冲冲指责他违约，他把一篇题为《交涉的理论》的文章给了新办的《文学欧洲》杂志，这是一篇谈医学和哲学的文章，并且准备将新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也给这家杂志。
出版商认为这是近乎欺诈的不守约行为，将巴尔扎克告到商业法庭。巴尔扎克对这种做法甚为愤怒，到出版商处大吵大闹，抢回《乡村医生》一书的排版稿。
这个欠考虑的行为首先会把他告到法官那里。这事差点酿成大祸，巴尔扎克被弄得晕头转向，他只好求助达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出来干预以调解此事，因为她的《回忆录》也是由这个出版商出版的。
最后这些判官们判决，说巴尔扎克存心不良，花了8个月时间去写《乡村医生》，得让他用4个月时间交给原告一本新的小说《三位红衣主教》。由于这个过错，他应付出版商3800法郎赔偿金。付了这笔款项后，巴尔扎克可以自由安排他的版权。
在这个不公正的判决后，巴尔扎克只有寄希望于《乡村医生》获得巨大成功。
1833年9月3日，小说送到书店销售。尽管这本书东拼西凑，质量还是不错的，但读者持保留态度，专栏批评家言辞尖刻。批评家们几乎一致指责作者并没有给读者奉献真正的小说，而是一本包含政治、农村经济、市镇管理、实用医疗、宗教思想等编织起来的乌托邦大杂烩。
然而，他还是将此书递交法兰西学院以评得蒙蒂翁奖，这个奖是用来奖励有益于风化的书，此奖的金额为8000法郎。在这种缺钱时刻，这笔款子对巴尔扎克十分有用。可惜的是评奖先生们看不上《乡村医生》一书。
这让巴尔扎克感到特别失望，因此他只好选择暂时离开巴黎。
9月22日，星期天，巴尔扎克于18时坐邮车从巴黎动身，经40小时旅程，于24日到贝桑松，并受到友人夏尔·德·贝尔纳的接待。
他为业务访问了几位朋友，没什么结果，当晚换了另一辆车奔诺沙泰尔。9月25日，他下榻福孔旅社。他不久就到克雷山上市镇街找到安德里埃宅第。在那里巴尔扎克终于见到了韩斯卡夫人。
韩斯卡夫人面前出现了一个龇着牙、眼睛发红、长头发、胖乎乎的矮个子。但是，这种令人不悦的尊容只不过是一刹那的事。
当他跟她说话时，她认出了这个热情奔放的文人，并再次地征服了她。这个精神焕发的女人，使他敬爱备至，这张性感的嘴似乎天生造就的，她法文讲得很漂亮，她的乡音使人想起了乌克兰的草原。
不久，巴尔扎克就又返回到了巴黎。他刚从疲惫中休息过来，他就得对付留在首都的那些烦琐复杂的事务，他曾经写道：
这里的事出乎我意料，很不妙。那些欠我钱的并答应还钱的人不履行诺言，我母亲是忠心耿耿，但我知道她很为难。因为我的花销很大，我得弥补因出游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我得日夜苦干。
他的勤奋工作，很快得到回报。有一个出版商终于愿意成批购买12本《风俗研究》，包括再版的《私人生活场景》，再加上《外省生活场景》和《巴黎生活场景》，总数巨大，共27000法郎。并且，合同很快签订。
巴尔扎克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里面的故事虽然各不相同，但他明白，其宏伟的结构虽然还不能肯定，但是其含义是次要的。
如果从其整体结构来看，虽互相独立，但各自有新的透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同等的价值。这样一来，他觉得有必要准确地描绘人物，以及人物活动的场所，那些城市、街区以及他们居住的房屋、从事的职业，这样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人们的生活条件的方方面面。
随着他思考的深入，画面衔接起来了，相互补充，组成一幅广阔的图景。他想，对自己以及对他的作品，均已发挥得差不多了，他不知更进一步该如何表达。
大多数批评家瞧不上巴尔扎克，认为他写得太多，写得太快。他们不喜欢洪水激流而喜欢小溪流水。他们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讨大众喜欢的多题材作家，但肯定不是大作家。
他们指责巴尔扎克文字臃肿，与情节不相称。他们说巴尔扎克的文学跟他本人一样，既胖又俗，缺少分寸，倒胃口。巴尔扎克听了以后觉得难受，但他还照写不误。他就像人不能换皮一样，文风也无法改变。
有时，他就像写《路易·朗贝尔》那样，展现一个寻找创造意义的思想家，别人埋怨他沉浸在极度抽象之中。有时，他就像写《欧也妮·葛朗台》那样，他描绘的是现实生活，这时，别人又埋怨他太现实了。
对巴尔扎克来说，工作、金钱、爱情这三个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爱情。他羡慕那些豪绅随意旅行，不计较开支多少。
然而他为了和他的“天使”在日内瓦相聚，得在巴黎将工作安排妥帖，节衣缩食以支付驿车、旅馆和其他日常开支。
只要这个女人不是贪财的，对追求她的男人来说，就是很宝贵的。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
从孩提时起，我从未拥有一文我自己的财产，到现在我算是辉煌了。然而，我还得为找款子而到有钱的人那里奔走。我游来逛去，浪费时间。
韩斯卡夫人慷慨解囊，给了他一些帮助。但是，她提供的款项为数极微。她自己没有个人财产，财产都是她丈夫的。巴尔扎克很感谢，感谢她的施舍，但绝不能接受。
然而，韩斯卡夫人在可怜巴尔扎克奋笔疾书当苦力文字匠的同时，也怀疑他在巴黎被别的女人缠住，她们奉承他。
1833年11月17日，巴尔扎克到马塞利娜·德博尔德·瓦尔莫尔的表兄，雕塑家泰奥菲勒·布拉家，在《怪母和孩子》的塑像前驻足凝视。
正好在塑像旁，有一对祈祷的天使的塑像。这两件作品是偶然凑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却是一组有象征性的群体，他站在画室中间，顿时有所启迪，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
我在这里看见现存的最美的杰作……这就是《受两个天使——崇敬的圣母玛丽亚和孩提时的耶稣》。我从这里构思了最美的一本书，这本书，《路易·朗贝尔》是它的序幕，书名为《塞拉菲塔》，此书与《弗拉戈莱塔》一书一样，集两种特性于一身。
但是，我猜想，它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女人是天使，在最后转化时刻来到世上，并脱去躯壳升天。他被一个男子和女子所爱，他对他们说，在升到天国后，他们就会相爱，他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天使。她向他们显露了激情，给了他们爱，让他们逃脱人间的苦难。
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日内瓦，在你身边写这本可爱的书，但是这位声音洪亮的塞拉菲塔叫我心烦，她已鞭策我两天了。昨天，我的椅子，我熬夜的伙伴坏了，自从我从事这类战斗以来，这是我用坏的第二把椅子。
巴尔扎克回到家里后，觉得自己的观点与布拉的玄奥观点很接近，他从石膏塑像群体得到启发，想写一本小说。
他创造了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威尔弗里德，就是作者的化身；另一个是安娜，那就是艾芙琳娜·韩斯卡。他们俩都受到两性人塞拉菲图斯·塞拉菲塔的控制，这个两性人既有男人的特点，又有女人的特点，这就保证他比常人有优越性。
这个两性人由于激起了男人和女人相互竞争的爱情，其智力发展到了最高阶段。由于处于真人和神的状况，他要解决所有矛盾，他预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性问题。
由于出现这种情况，他要解决他身上肉体联系的两性特点问题。最后，他升入天国，这证明了人类状况是可以改变的。由于这个光辉的范例，威尔弗里德和安娜这两位主人公也变成了天使。
巴尔扎克在处理这种玄奥的主题时，想以此来解释世界上的问题。但是，拿这作为小说题材，思想上的框架如何处理？这里应是绚丽多彩、纯真和冷静的，应该有宽广的空间。
于是，巴尔扎克想到了挪威，但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然而，他可以到书本里找到资料。
韩斯卡夫人不会使他改变写神秘小说的计划。她本人也有家族传统，有预感、有幻觉和各种各样的昏厥。他的很多读者也是要求作品跨越现实。
巴尔扎克一想到前途，就越想把《塞拉菲塔》书稿带到日内瓦。他沉醉于真正的灵感中。由于想写这本小说，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这本启蒙性作品献给韩斯卡夫人并与她相聚。
因此，巴尔扎克在巴黎使出浑身解数，玩命地写作，迫不及待地与书商打交道，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旅行的经费。
到了12月，一切准备就绪，巴尔扎克一直寄予厚望的《欧也妮·葛朗台》得以顺利出版，并大获成功，连最敌视他的几位文学评论家也不得不惊叹这部小说高超的艺术成就。
他由此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旅行费用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
1833年圣诞节那天，巴尔扎克抵达日内瓦，住进了艾芙琳娜·韩斯卡为他在“弓箭”旅馆订的一个房间。
这对情侣还组织了文学性的参观，到过科佩、费尔奈、迪奥达蒂别墅或科洛尼山坡等。
巴尔扎克对爱情想入非非，同时玩命写作，在编写《塞拉菲塔》时，他向日内瓦博物学家比拉姆·德·康道尔咨询斯堪的纳维亚的植物志，还修改《滑稽故事集》，不时地想象他的艾芙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属于他。
1834年1月18日，在征服韩斯卡夫人方面似乎获得重大进展。可能并没有完全占有，但最后的防御显然已被一一攻破。有些举止已明确地预示未来的结果，巴尔扎克在日内瓦的逗留持续了40多天。1834年2月初，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后，仍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他对在日内瓦与心上人的狂欢之夜历历在目。
到达巴黎后，巴尔扎克总结在日内瓦的收获。他修改了《朗热公爵夫人》，《塞拉菲塔》已动手写了一大段，《古玩陈列室》进展顺利，《滑稽故事集》轻快地草草拟就。由于比拉姆·德·康道尔的帮助，收集了有关挪威的资料，除此以外，还有他爱慕的情人的回忆录。
在巴尔扎克的周围的人也都陷入到忧愁和困境当中。
德·柏尔尼夫人得了心脏病，一个月内老了20岁。聚尔玛·卡罗因弗拉佩斯勒产业问题十分操心。在巴尔扎克家里，这一次为种种债务搞得焦头烂额。他母亲因冒险性的投机破了产。
妹妹斯洛尔和丈夫因无聊的琐事经常吵架。她丈夫承包了多种重要工程，闹得头昏脑涨，如果他无法从财政困境中摆脱出来，巴尔扎克就得帮他一把。可是巴尔扎克手头拮据，无法提供帮助，也没有手稿可卖钱，情况颇为棘手。
尽管有这么多烦人的事，经济上又拮据，但是在社交场合还得装门面。好友推荐他去找找奥地利大使夫人阿波尼伯爵夫人的门路。如果巴尔扎克到维也纳找韩斯基一家，这是很有用的关系，阿波尼与巴黎各界都有来往，与欧洲各王族有紧密联系。
2月18日，巴尔扎克到大使馆，但并没有被接见，然后，约定了23日会面，他满怀激情前去赴约，很快成为大使夫妇的常客。
在此期间，巴尔扎克在歌剧院每周订3个晚上的票。音乐可以镇定神经。他为了出席使馆招待会和歌剧院晚会，在裁缝比松处精心制作了一件金纽扣的蓝礼服，黑呢子裤子，黑缎子背心。
尽管他已身无分文，但还准备了一根绿松石圆头的手杖。并且将他的文章很招摇地刻在手杖上。这根华丽的高级手杖引起了新闻记者们的挖苦和讽刺。巴尔扎克很难受，也很恼火。
4月初，巴尔扎克感到十分疲劳，医生甚至怀疑他患有脑炎，嘱咐他好好休息。他对自己的健康十分担忧，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作品，因此到弗拉佩斯勒，打算在卡罗身边休息几天。
但是，他不是搁笔休养，而是致力写作《恺撒·比罗多》、《婚约》和《塞拉菲塔》。
每天他只睡5个小时，然后就像“赌徒上赌场”一样地连续工作15～18个小时，“只有亡命徒才有这股狂热”。
不久前他的头发还乌黑油亮，现在却一天天地变白，一缕一缕地脱落。好心的纳卡尔医生一再警告他，不要十分拼命，应注意劳逸结合，否则他就会垮下来。
有时候他自己也担心：“我开始发抖了。恐怕在我所忙着营造的建筑物竣工之前，我自己就会被过度的劳累和困乏所压垮。”
他的肝部开始隐隐作痛，可是他又不能中断他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他写道：
站住，死神！你要是非来不可，就来给我加重负载吧！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使命呢！
他不顾一切地写出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他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在这么多的领域里活跃过。完成了《朗热公爵夫人》后，他在1834年6月到9月的100多个夜里，又写出了《绝对之探求》，10月开始写《塞拉菲塔》，11月动手写《高老头》，而且在40天内就完成了它的初稿。
在12月和其后的几个月里，他接连写出了《海滨惨剧》、《豌豆花》、《改邪归正的梅莫特》、《金眼女人》以及《三十岁的女人》的另外一些章节，他还草拟出《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和《幽谷百合》的提纲。
说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他在10多个月的时间里所写的全部作品！与此同时，他还改写了《最后的朱安党》等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拟好了《都兰趣话》第三辑的10个题目，和儒勒·桑多合写了一部叫《领班小姐》的剧本，编选《19世纪法国作家通信集》，与出版商们在几番艰难的讨价还价后签订合同。
此外，他还始终不渝地向他的夏娃投寄出总共多达500余页的书信和日记。
夜以继日地工作
巴尔扎克从不与人为仇，当然更不与人为敌。当他和他的出版商洽谈生意，让那些刁钻的商人在他面前就范的时候，他并不是为了向他们勒索几个额外的法郎，而往往是出于一种逗乐的愿望。
只不过表示他是他们的主人，而不再像从前一样当他们的奴隶罢了。他也有时说谎，但那不是骗人，而常常是一种出之于丰富想象力的幽默。
他不是不知道人们对他的嘲笑，但他却常常把这种被嘲笑的举动更加夸张地表现出来，以博得更多的欢笑。他看到人们以为他怪气而非常得意。
当他知道人们要讽刺他时，他就以希伯莱作品中一个快乐的酒徒的方式，先把自己讽刺过了。他觉得，无论是皮肤下的肌肉和脑子中的脑细胞都强过他们，这一些小小的被嘲和自嘲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智力、精神和体力上，他能胜过他们千百倍，那么，在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让他们占点上风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享有内心丰富的感觉，尽管他有时还缺乏一点信心，但这内心的感觉给以面前的一切挑剔、非难、嘲讽的勇气，使他大度自若，永远昂首挺胸，永远愉快勇敢，永远心无旁骛地向前。
在1833年10月至12月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巴尔扎克拼命似的致力于《欧也妮·葛朗台》、《朗热公爵夫人》、《塞拉菲塔》等几部小说的写作。
在巴尔扎克的有限的交往中，妇女占着较大的比重。这是因为他童年时代就缺少母爱的原因。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中，妇女往往要比男子多一份纯洁和善良。他所需要的正是那种融合着母爱的纯洁而善良的感情。
巴尔扎克需要一种宁静的热情，需要在自己的困顿和劳累中找到一位母亲、姊妹和助手。因此，他愿意多和她们接近。
至于说他的男朋友们，那就更少了。他需要他们，主要是为了依靠。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帮他的忙。他们之间是亲如家人的关系。这些人，都是他20来岁时，在莱斯堤尼尔街的困境中的老相识。他们都是一些极普通的平民百姓，如参加过他的《克伦威尔》的朗读的那位大夫，那位铁器批发商人，还有一位裁缝。他和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
此外，他没有把他宝贵的时间拿来结交过这圈子之外的任何人。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摆在他面前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他的才能和智慧献给他的写作。他的时间是属于工作的。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与朋友交往。
巴尔扎克在感情上是大度的，金钱上是挥霍的，可是，有一件东西他却是吝啬的，那就是时间。时间对他来说，是绝对地值得珍惜的。时间，对于巴尔扎克，是比金钱更为宝贵的。为了节省每一刻时间，他很少与人交往，甚至那诱人的贵妇人们的客厅沙龙中的社交活动，他参加得也很有限。因为社交活动的贫乏，他与外界的交往很少。
在他的一生中，真正亲密的朋友也超不过10人。而且到了晚年，这个圈子缩得更小了。他没有结交新朋友的时间，他需要写作的时间。至于他作品中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各色人物，他已经在他青年时代的坎坷中认识和熟悉了。
他现在需要的是把那些人物、世相再现出来，这就比平时更要时间。所以，他一天只能把一个小时给这世界。
在创作室里，他的日日夜夜是这样度过的。他的工作程序的开头是在夜里，所以我们也只好把生活颠倒一下，从夜里写起。因为“人们的夜晚是他的白天”。
巴尔扎克一天至少要工作18个小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和休息。人们惊叹巴尔扎克的天才，殊不知这天才与勤奋的工作，那种忘我的、疯狂的工作精神是分不开的。
巴尔扎克给韩斯卡夫人的这些信是自述甘苦，也是倾诉衷情；是企盼理解，也是寻找宣泄。巴尔扎克是一个意志坚强的铮铮铁汉，一个如他自己所说“不知疲倦的战士”，但同时又是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文人，他热衷工作，热衷拼搏，热衷冒险，同时也企盼理解，企盼支持，企盼温情。
有像韩斯卡夫人这样一个善解人意的女性听他倾诉，听他发泄并给他写信，给他支持，给他抚慰，给他希望，这是巴尔扎克的幸运。
而与此同时，巴尔扎克始终都是在忙碌疲惫地工作着。每天晚上20时，整个巴黎都停止了一天的繁忙，开始安静下来，人们下了班，回到自己家中，吃了晚饭，准备开始他们的夜生活了。
这时巴尔扎克开始睡觉。在写字台上消磨了这以前的16个小时之后，他沉沉地睡去了。对这喧闹的世界，他一无所觉，更谈不上加入其中了。
晚上21时，一切夜生活开始了，巴黎又从宁静走向喧闹。戏院的大幕已经拉开，包厢和座池里也都座无虚席。舞厅的营业也开始了，人们随着音乐正翩翩起舞。赌场里也集满了赌徒。他们正聚精会神地盯看着他们的骰子或转盘的指针。
当然，在公园，在街角，也许还有一对对情侣正在窃窃私语、谈情说爱。而这时，巴尔扎克睡得正香。他的疲劳的脑子正在轻松地休息。
22时了，巴黎居民区的灯光正在陆续熄灭，上了年纪的人都要上床睡觉了。宁静的街道上不时传来车轮声，在外玩乐的人们渐渐地回家了。
这时，巴尔扎克还在睡觉。这是他入睡后的第三个小时，他正在从睡梦中吸取那未来工作的精力。
23时了，戏散了，舞停了。赴宴的人们也回家了。饭店、舞场打烊了。赌徒的叫闹、醉汉的喧嚣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了。最后一个行人也消失了。巴黎完全入睡了。
这时，巴尔扎克也在睡觉。这是他入睡以后的第四个小时，这也是巴尔扎克与巴黎人有共同睡眠的唯一的时间。
零时，全体巴黎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刻，巴尔扎克的工作开始了。既然别人正在做梦，那就是他醒来的时候了；既然人们都在休息，那就是他工作的时间了。
在巴黎的灯光完全灭尽之后，一束烛光点燃在那间小屋子里了。而且，为了避免昼光的射进，影响他的心境，他让仆人拉上了厚厚的窗帘。
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已经造成。这里，没有一个人来打搅，没有一个客人来造访，没有信件让他分心，没有债主叫他烦恼，也没有一个校样要他来校正。
现在，一切的时间都是属于他的了。那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的延伸，它的延长度可能是8个、10个，甚至是10多个小时。而这种不能停止、不打算停止的工作条件，也只有在晚上才有。
只有在令他停止工作，给他以干扰的那些人们进入梦乡之后，他才能获得这个条件。为此，他把自己的生活和人们的生活颠倒了过来。他说过：“工作中必须中断与必须外出的时候，对我是不可能的。我从未一气只工作一两个小时。”
他的工作，一干就是8个、10个，甚至更多小时的。
1833年，巴尔扎克曾在文中写道：
我的生活就是为钱斗争，同忌妒者搏斗，不停地同我的作品战斗，这场战斗需要鼓起全部肉体的和精神的力量。
在1835年，他又写道：
依然是不停地工作，无尽地奔忙，为的是设法支付票据，如果我没有坐在我的金眼姑娘的客厅里，在烛光下伏身写作，也没有累倒在沙发上，那我就正在为自己的债务奔走；睡得很少，吃得很少，谁也见不到。总而言之，就同一位正在指挥一场既无粮草又无皮靴的战役的共和主义者将军有些相像。
我只有工作，这是吞没一切，耗尽全部精力的工作，这种残酷的斗争只有在战场上才会发生。
可是这又把我的话题引远了，校样在等着，必须跳进我的风格的奥吉亚斯的牛棚，纠正错误。我的生活只是单调地工作，没有变化地工作。
我就像奥地利年老的上校向玛代莱丝女皇说起他那匹灰马和他那匹黑马一样，我有时骑这匹，有时骑那匹；我呢，6小时骑《路吉艾利》，6小时骑《该死的孩子》，6小时骑《老姑娘》。我不时站起，望望房屋之外，由我的窗口眺望，从陆军大学到特罗纳的铁栅栏，从先贤祠到凯旋门全在眼下，我吸过一阵空气，重新工作。
在之后的1841年里，他又写道：
我应该把提纲完全弄好，在《外省和巴黎生活场景》中还有许多没有写。至于谈到《政治、军事和乡村生活场景》，那还不足2/3，我得在7年内全部完成，否则我就永远不能完成《人间喜剧》。
第二年的10月他又写道：
白天奔走张罗，夜里工作，困苦不堪；为了从我们的出版商手里挤出15000个法郎，比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成功需要更多天才和外交手腕。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多么穷困！
每当夜间零时的时候，卧室门则会响起“笃笃”的叩门声，这是仆人在叫他起床了。他从20时睡到了零时，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相当奢侈的了。他必须在他并未充分享用睡眠的舒适之前，结束那甜美的睡眠，开始工作。
巴尔扎克穿上他的宽大的长袍。这袍子是他专门为工作而设计的。因为它宽松、轻便，穿着可以完全自由地活动。这种袍子有两件，冬天是件羊毛的，柔软而暖和；夏天则是件薄布做的，透气而不粘身。
工作时，无论冬天夏天，衣领永远敞开着，这可以使他不致由于创作的冲动而气闷。有人也说，他选择这种僧袍似的衣服，目的还在于时时提醒他，他在为着一个神圣的事业而工作。而且，就像是一种条件反射一样，穿上这件袍子，他就觉得应当，而且可以抵御外界的一切引诱似的。
他用一条编织的带子，据说后来是用了一条金链，松松地系在这件僧袍上，上面还挂了一把裁纸刀和一把剪子。这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睡意算是被清除出去了。
仆人在叫醒他之后，便会点燃桌上烛台上的6支蜡烛，并且立即拉上了窗帘，使烛光不至外泄，也使晨潮和日光不至进来。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他与外界要完全隔绝了。
他要的是远离尘嚣。在这个世界里，一切有形体的事物都隐藏在阴影里。只有那烛台上的6支蜡烛的光亮，扩展在那有限的空间，照着他的工作台，也照着他的脑海和心灵。
巴尔扎克坐在他的书桌旁。这地方如他所说：“我把生命投入这个坩埚里，就像丹术家投他的金子。”
那是一张朴素的长方形书桌，是他的财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他对它的珍视胜过于他所有的贵重的东西，比如他那镶有宝石的手杖、许多的银盘子、装潢华贵的书籍，甚至于他的名声。它跟着他从一个住处搬到另一个住处。
他也多次地从破产中把它拯救了出来，因为破产后，债权人常常把他的家具用来抵债，因此常常把它们搬走。而巴尔扎克则常常悄悄地在那些华贵的家具中挑出这张书桌把它运回。它是他工作的唯一见证。
巴尔扎克说：“它曾看见过我所有的窘困，知道我的一切计划，曾经偷听了我的思想。当我的笔疾驰于纸上时，我的膀臂几乎是粗暴地在压着它。”
没有一个人类中的一员有它那么了解巴尔扎克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和它生活过那么长的时间，巴尔扎克在这张书桌前一直工作到死。
这是一个记录着人类最伟大的人物的工作历史的珍贵文物。
最后他浏览周围一遭，然后确定每一件东西都准备妥当了。巴尔扎克在他工作的方式上是很执著的，他爱他的工具像一个士兵爱他的武器。在他投身于战斗之前，他必须知道它们已经在他手边准备好了。
他的左手边放着一叠一叠、整整齐齐的空白稿纸。这稿纸是精心挑选过的，有一定尺寸，带有浅蓝颜色的。这种颜色的选择为的是长时间的在烛光下呈现，不至于使眼睛太疲劳的缘故。纸张的表面特别光滑，为的是笔在上面书写时可以毫无阻碍。
他的笔也是精心准备的。那是一种用大鸦的翎管做的。除这种笔，其他笔他一概不用。要知道，巴尔扎克写作时，常常是笔尖跟不上思想。像那瀑布一般，江涛一样奔涌而来的思想，如果没有滑润流利的书写工具，那是不可想象的。
他用的墨水池，不是那个孔雀石的，那个墨水池是他的崇拜者们送他的，而是从中学时代起就跟着他的那个一钱不值的中、小学生的用品。
墨水池边放着几瓶备用的墨水。这个粗莽的大汉，一切似乎都满不在乎，可是他写作所用的这一套设备，却是准备得周周全全、一丝不苟的。
他不使任何的预防被忽略，这种预防是会保证他工作进行得顺利无阻的。在他右手边摆着一个小记事册，在那里面，他时而记进去一些在后面的一章书里可能有用的思想与意念，再没有别的装备了。
书籍、论文、研究资料等，是概不需要的。在他开始写作以前，巴尔扎克已经把一切都融会在脑子里了。
坐在椅子上向后一靠，挽起他袍子的袖儿，使他的右手动转如意。然后他鼓励自己，用半开玩笑的话对自己说，像一个马车夫在怂恿他的马开始拉车。或者应该用一个在从跳板上做陡峻的入水式以前，伸伸腿儿，活动活动关节的游泳家来比拟他。
巴尔扎克写了又写，不中止也不犹疑。一旦他想象力的火焰被燃着，它就不断地熠燿起来。它像一场林火，火舌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在进程中越烧越热。
虽然他的笔在飞快地疾驰，可是字句几乎不能和他的思想并进。他越写越把字句省略，为了不至于思想得更缓慢。他不能让他内心的幻想有任何隔断，他的笔也一直从纸上不提起来，直到手指一阵痉挛的打击强迫他松了手指，或是那写的东西在他眼前浮动起来，他疲劳得头晕眼花的时候。
街上静悄悄的。屋里唯一的声音乃是笔从纸面上光滑地驰过的轻轻声响，或者是时而把一篇纸加到写好的一叠上去的“沙沙”声。
从子夜到黎明，五六个小时的不息的劳作，气壮如狮的巴尔扎克也支持不住了。他感到了疲劳。他需要暂时地休息一下。他的眼睛干涩，手指僵直，腰背酸痛，太阳穴鼓涨。他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了。
可是，不行，他还不到休息的时候，身体的疲劳只是人的感觉，是身体需要休息的一种信号，而能不能休息，那还得看工作进展的情况。五六个小时，这对巴尔扎克来说，尽管已使他眼涩头涨了，但相对他的工作来说，那还远远不到休息的时候。
等到外面的天空被晨光照射的时候，这新形成的一天，无形中又增加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一天到来了，可是昼光并不能进入这间屋子。
这间屋子的主人还沉醉在夜晚开始的酣战中，他并不知道现在已是长夜即尽、旭日东升的时候了。他仍在那烛光中的世界里邀游着，遨游在他那想象的天地里。
在五六小时的不间断的写作之后，他的太阳穴悸动起来，他的神经也不能再紧张了。别人可能对他已经做的工作知足，而停止工作，但巴尔扎克却拒绝让步。
这匹马即使在刺马针下倾跌了，也得跑足它规定的路程。巴尔扎克便从他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那张放咖啡壶的桌子旁边。咖啡是开动引擎重新运转的黑机器油，它对巴尔扎克比吃饭睡觉都要紧。
他恨纸烟，那是不能够刺激他达到他工作时所需要的最高的强度的。他认为：“纸烟对身体是有损的，打击了脑子，并使整个的种族低能。”
但是，对于黑色的咖啡，他却是写道：
咖啡滑到一个人的胃里，它推动了一切。一个人的观念像“大军”的行阵一样排成了队伍前进。回忆带着那领导军队参加战争的旗帜加倍地涌来。轻骑兵的队伍排开了在疾驰。逻辑像炮队带着它的辎重与炮弹震撼前来。清晰的观念像射击手一样加入这场决斗。
角色们看了他们的服装，稿纸上写满了墨水，这个战争已经开始，而在一种流满黑色液体的情形下完结，像一片真实的战场包围在火药所施放了的黑烟的缠结里。
没有咖啡他就不能工作，或者至少不能像他这般情形地来工作。在纸笔之外，到处他都把烹制咖啡的用具当做一件不可缺少的装备随身带着，这东西对他的重要不减于他的桌子或他的白色袍子。
他不许另外任何人来备办咖啡，因为再没有人会把这有刺激性的毒药弄得如此浓黑有力。并且，正像信仰一种迷信的拜物教一样，他只用一类特别的纸张与某种形式的笔，同样，他也按照一种特别炮制法，把咖啡混合起来。
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记载道：
这种咖啡包括三种不同的豆类——布尔崩、巴尔丁尼克和摩沙。他到蒙特布朗街去买布尔崩，到老奥得莱特街去买巴尔丁尼克，而摩沙是在圣日耳镇的大学街一家商人处买的，虽然我屡次在巴尔扎克做采购的远征时陪他同去，可是那商人的名字我已忘记了。这种远征每一次都要半天的旅程，直穿过巴黎。然而对巴尔扎克的好咖啡，是值得这么麻烦的。
咖啡是他的麻醉剂，但和一切药品一样，如果要它保持效力，必须把它的剂量不断地加重，因此他就吞食了越来越多的置人死命的长生药，使他的神经追得上那种有增无减的紧张。
他谈到他的一本书，只是由于“成了河的咖啡”的帮助才得以完卷。
在1845年，在将近20年的过分沉溺之后，他承认他不停地求助于这种刺激品，已使他整个器官组织中毒，而且抱怨它效力越来越小了。
同时，在胃里还使他感到可怕的痛苦。假如他那50000杯咖啡，使《人间喜剧》庞大体系的写作加快，它们对那本来强健得像口钟似的心脏的早衰，也得同样负责。
纳卡尔大夫，他终身的朋友与医生，曾说道：
一种由于夜晚工作，由于服用或毋宁说是滥用咖啡，所积成的老心脏病。
这才是巴尔扎克死的真实原因。
终于，钟鸣了8下，上午开始了。过惯了夜生活的巴黎人也许这时正在醒来，也许有的还正在酣睡。然而，对于巴尔扎克来说，新的一个工作日又已经开始了。
其实，这也无所谓“新的”，这还是“旧的”，昨天的，正确来说，是昨晚的。这就叫做“夜以继日”。词典上说，这个词也可叫做“日以继夜”。前者是说晚上接着白大干，后者是说白天接着黑夜干。但是不管是“夜以继日”也好，还是“日以继夜”也好，对于巴尔扎克来说，都是适用的。他既是夜以继日，也是日以继夜。
于是，在正常睡觉的人们还没有起床之前，鏖战了一宿的巴尔扎克，又开始工作了。
门外传来一阵阵声响。他的仆人端着一盘简单的早饭进来。巴尔扎克从桌前站起，他是从子夜一直坐在那儿写作的。
一个暂时的休息来到了，仆人拉开窗帘，巴尔扎克走到窗前，向他准备征服的城市眺望一下，他这才又记起另一个天地与另一个巴黎。一个正在开始工作的巴黎，因为这时他自己的劳动已到结束的时候了。店铺在开门，孩子们正忙于上学，马车正在街上辚辚走过，公事房与账房里，人们正在他们的桌旁落座。
这时，巴尔扎克洗了一个热水澡。他喜欢洗澡。热水的泡浴能使他重新获得精力。他喜欢这种浸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那里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幻想。因此他常常在那里泡上一个小时。
在他刚穿上衣服时，便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了。信差从他各处的印刷所那儿给他带来样稿。索要稿件的人，也在第一时间来到巴尔扎克家，带走那些墨迹还没有干的稿子。
巴尔扎克所写的每一部东西一定是立即付印的，这不仅因为报纸或出版商正在像一笔到期待价的债似的等待着稿件。事实上，每一部小说都是在写作以前就已卖出去的，还因为巴尔扎克在那梦一般情形中写作，他并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或他已写成了的是什么，即使他敏锐的眼光也不能一览无余他稿子上浓密的混乱，只有当它们在排印出来的时候他才能一段一段地校阅它们。
从印刷所、报馆或出版商们那儿的另外的信差把他两夜以前所写而在先一天付印的校样篇幅，和更早交出去的二校三校的稿样一齐带来了，整叠的新的大样，常常有五六打从校样机上拿下来的墨迹未干的稿件，铺满了他的小桌，要求他的注意。
9时，他短暂的休憩告一段落。他休息的方式，如他曾说过，是由一种工作变更为另一种而成的。但就巴尔扎克而言，校大样并不是一件容易事。那不仅只包括删除排字工人的讹误与风格或内容方面轻微的修改而已，而是整个原稿的重写与修改。
事实上，他把第一次排印出来的稿样当做了初稿，并且没有比把那一连串已经用他敏锐的艺术责任感层次审视修改过的校样中的规模已具的文字，再逐渐加以整理的工作，更使他牺牲热情和精力了。
关于他工作的每一环节，他都是苛刻的，关于排印大关，他坚持非按照他所定的规则不可。纸张必须特别长特别宽，上下左右的四边，有着广大的空白，以便校改。
还有，他拒绝把稿样印在通常廉价的黄纸上，而要求一种白色的质地，那么在纸上的每一个铅字，就能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巴尔扎克的修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修改，而是一场紧张的拼命。这完全可以从那墨迹四溅的样稿或那被戳成一个一个小洞的笔迹上看出来。
巴尔扎克的这一工作，不说是冲锋，也可说是打仗。那绝不是改掉一两处不合适的造句，统一几处不统一的风格，删除几个多余的字词，增添几个句子或段落。
巴尔扎克的改稿，其实就是重写，是对于前几天的劳动成果的重新改造。在他看来，第一次排出的稿子并不是校样，而是初稿。在那里，他仍做着大刀阔斧地改造甚至是再造工作。
巴尔扎克用他的笔似佩刀般的一挥，一个句子便从文章中裂去，而被抛向右方；一个单词被刺中了而被猛掷于左方；整个一段文字被拉了出来而把另一段填了进去。
通常给排字工人作指导用的那些符号是不足用的，巴尔扎克要用他自己发明的符号。不一会儿的工夫，在稿样四周便没有足够的空隙来供他更多的修改，那些修改现在比已印成的本文都多了。
在四边上他所改窜的文字本身，也被做了许多记号，以引起排字工人对那些补充的事后想到的东西加以注意，直到一块本来是白色空间的沙漠，和中间的一块印着本文的沃土上面，都被交叉线条的蛛网盖满为止。
于是，他必须翻过篇去在背面继续修改了。然而即使这样，还是不够。当纸上没有更多的空间来装那些符号和使不愉快的排字工人顺着找路线的十字交叉线时，巴尔扎克就借助于他的剪子了。
不要的章节被肢解后挪开，而把新的纸粘在缺空上，一个片段的起头被夹入中间，而另一新的趁着写成了，整个的本文都被掘起与重写。这混乱的一大堆排印好了的本文，窜入的校正与修改的所在，符号、线条，还有涂抹的墨点等，在一种比原稿更加无比难读与无比难解的情形下，送回印刷所了。
在报馆和印刷所里，最有经验的排字工人宣称他们无法去索解它。而且，他们虽是赚着加倍的工资，却拒绝一天排印巴尔扎克的作品超过一小时以上。
必须得几个月的工夫，一个人才能学会阐释他那种“象形文字”，可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一个特殊的校对人，还得重新校过排字工人时常极度揣测的解释。
可是他们的工作仍只不过在它的初级阶段上。当巴尔扎克收到第二次印刷的大样，他用和以前一样的猛劲儿投身于它们之上。他再度把这整个辛苦筑成的大厦拆散，把每一页从顶到底布满了更多的删改与墨渍，直到它的复杂与难读不减于它前身的时候。
这种情形要有六七次光景，不过在后来的稿样里，他不再拆毁一整段的文字，而仅只修改单个的句子，最后则限制自己只调换几个字而已。就他若干作品的情形而论，巴尔扎克重改他的稿样多至十五六次。而这情形，关于他非凡的生产力，只给我们一种微弱的观念。
对于这一工作，可以说他是苛刻而迂拘的。如果不按照他的一改再改的态度，而将没有得到他最后认可的样稿刊印成书的话，那他是绝不能容忍的。
有一家报纸的主笔就吃过这个苦头。他没得到最后的认可就把他的文章刊印了出来，结果弄得巴尔扎克和他永远地断绝了交往。
20年中，他不仅写了他的74部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和他的小品，并且在那些作品最后印成问世以前，他还一次又一次地重写了它们。
这是他辛勤劳作的见证，正如人们所说。除了贝多芬的手稿之外，在今天的文献中，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比巴尔扎克的手稿更能表现艺术家的奋斗精神了。
这些手稿，对于了解巴尔扎克的天赋，他的非人力所及的精力，无比有力，这比起他的肖像以及有关他的掌故逸事，都更能反映出巴尔扎克自己。
这样工作两三个小时之后，已经是中午12时左右了。机器得加油了，此时，巴尔扎克推开那些稿纸，奥古斯都送来了他的午餐：一个鸡蛋，一两块火腿面包，或者一个小小的肉饼。
在饮食方面，他不是个苦行僧，他喜欢美食也喜欢美酒，但在工作之时，他拒绝这样的美食。他知道，美食能使人迟缓怠惰，而这，于工作是极为有害的。
而且，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来供他迟缓和怠惰。所以，越是紧张工作的时候，他的食品也越是简单。
并且，他连午饭后的片刻的小憩也没有，在简单地进食后，他又坐回到他的小书桌边，继续他的修改、校正、写作。有时也将头脑中闪现的一些火花记录下来，以备以后创作中使用。
在这些时间，他也写写信，和他的朋友们作作笔谈。这样，到下午17时的时候，他总算把这一个工作日完成了。
经过这一番战斗，他真该休息一下了。他搁下了笔，把椅子向后撤了一撤，站起身来，活动活动四肢。
在仆人奥古斯都准备晚饭的时候，他也许会见个把朋友或接见接见出版商。但他经常是独自冥想的，想他晚间将要进行的工作。即使这段时间，他也很少上街，因为他太疲乏了。
20时，当别人正在出去寻乐时，他上床去，而且能立刻睡着。他的睡眠沉熟而无梦。他所已经做了的整个工作，并不能解放他在明天，后天，以至他一生最末一点钟所要做的工作，他睡觉就为了忘记这些。好让自己放松下来，这样他才能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新的工作。
每当到了午夜，敲门声就会准时响起，这是仆人叫他起床了。于是他把蜡烛又一次点燃，窗帘又一次拉上。他新的一个工作日又开始了。这就是巴尔扎克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在地球自转一周中的工作和生活情形。
巴尔扎克有一个习惯，喜欢将每部作品另外编成一册，由各个阶段的修正清样和原稿组成，如果比起一本印出后达200页的小说来，这样一册东西有时竟多达2000页之多。有的时候，他不把原稿和清样装订在一起，仅仅把它附在后面。在他看来，这就是他的工作成果，它们和他的孩子一样是需要他珍视的。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弄得乱七八糟的。于是他把这些东西都妥善地珍藏起来，就像珍藏自己的宝贝一样。
有时候，巴尔扎克将这些册子分送给他的朋友，他曾经说过：“这些册子我只送给爱我的那些人，它们是我的冗长劳作与耐心，我曾向你们说过的见证人。正是在这些可怕的篇幅上我曾消磨掉多少个长夜。”正所谓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他和朋友们分享他的作品也是在给彼此的友谊增加筹码，让他的朋友们为拥有他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柏尔尼夫人、韩斯卡夫人、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还有巴尔扎克的妹妹斯洛尔，以及纳卡尔大夫等人都曾荣幸地接受过巴尔扎克的这些馈赠。纳卡尔大夫曾深情地在给巴尔扎克的回信中，谈到他收到《幽谷百合》的清样册时的感受，他说：
这真是一座惊人的纪念碑，应该让所有倾心于艺术完美性的人都看到它。这对于读者们也大有教益，他们都以为思维产品的孕育与创造，就同它们被人阅读时一样毫不费力！我真希望我的图书室就设在旺多姆广场中心，以便欣赏你的天才的人可以知道你工作时的严谨与坚忍的真正价值。
巴尔扎克沉溺于他的文学创作中，沉溺于他的艺术世界里，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忘我”境界。
有一次，一个朋友去他家做客，他竟气势汹汹地突然站起身来，走到朋友跟前，怒吼道：“你，你，使这不幸的少女自杀了，你为什么这样吝啬啊！”这句话使这位朋友听了莫名其妙，如坠云里雾中，不明所以。这位朋友后来才慢慢弄明白，巴尔扎克所指的那位自杀的少女，竟是他创作中的小说里的人物——欧也妮·葛朗台！而小说中人物的自杀和他的这位朋友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巴尔扎克后来也觉得自己的态度有些过分，他赶忙向那位朋友道了歉。
这样的事例并非独一无二，后来的高老头死了，死得那样凄惨，巴尔扎克不禁号啕大哭，悲伤不已。
巴尔扎克赞叹“他无异于一个基督教神圣的殉道者”。有人也曾赞赏他“表现了人类崇高的至性”。其实，这都是把高老头的父爱抽象化、神圣化了。事实上，高老头的父爱并不单纯，而带着阶级的复杂性，他的父爱是交织着封建宗法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法则的。
从封建宗法伦理道德观出发，他认为父女之爱天经地义，“父道”是家庭、社会的轴心；但他又怀着往上爬的虚荣心，把对女儿的“爱”作为攀援名贵、抬高地位的手段，结果，原本高尚的感情变得庸俗、猥琐。
他还在信中询问他的妹妹斯洛尔可曾知道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跟谁结了婚。他的朋友儒勒·桑多从家乡回来，告诉他说他妹妹病了，而巴尔扎克打断他说：“原来是这样，我的朋友，那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吧，咱们说欧也妮·葛朗台吧！”
巴尔扎克就是这样，把现实的世界看成了虚幻，把他想象的艺术的世界看成了唯一的现实。
在人们看来，巴尔扎克已经有点痴狂的状态了。他沉迷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发挥到创作小说、塑造人物之中。这样的巴尔扎克写下的小说里的人物才那么活灵活现。因为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已经不止千百次地闯入了巴尔扎克的生活中了。
当巴尔扎克一旦从艺术世界中走出来，他也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对工作、对艺术痴迷得有些太过分了。这样下去肯定会对他的生活造成不好的影响。他说：“有的时候，我仿佛感到脑子里着了火，似乎我命中注定必将死在我心灵的废墟上。”
尽管如此，巴尔扎克还是不遗余力地生活在小说的虚拟世界之中，他小说里的人物似乎都一直在他身边存在着。他爱护小说里那些善良的角色，憎恨像“葛朗台”那样的吝啬鬼。他似乎觉得周围现实存在的人都是从小说里逃跑出来的。
所以，他时常会被那种丧失生趣的恐惧心所袭，而且把他自己所锻炼成的锁链弄得“哗啦”乱响：“在一个月里我要做的事，是别人在一整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里做不完的。”
然而对于他，工作成为一种强制的必要，而且欲罢不能了。他一天也无法离开他的小说，他希望每天都能让小说里的人物在眼前、在脑海里活跃起来。他说：“在我工作时我忘了我的痛苦，工作是我的生命。”
虽然他的工作是各式各样的，可是对它的持续不断毫无影响：“在我不写的时候就盘算我的计划，而在我不写也不盘算的时候，我有稿样可改。那就是组成我生命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