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下卷（11）

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

1723 年 6 月 5 日，英国诞生了一位伟人，他的名字叫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之所以被称为伟人，是因为他写了一部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就其最终结果而论，它或许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这位孤独的苏格兰人，即使他一生中仅完成《国富论》一书，然其对

增进人类幸福的贡献，远远超过往昔所有经济学家的总和，而足以名垂青史， 永垂不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和出版界，“（斯密）将说服这一代人，而支配下一代人”。

据说，亚当·斯密 4 岁时被一群吉普赛人拐走长达几个小时。如果他成了吉普赛人，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亚当·斯密天生具有冥思苦想、钻研问题的癖好，但是他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粗心大意。

亚当·斯密出生于英国伐夫郡沿岸的柯卡尔迪。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是一位律师和文职公务员，已在小亚当出生前 5 个月去世了。他的母亲，玛格

丽特·道格拉斯才 20 几岁就成了寡妇。她对在丈夫死后生下的唯一的儿子倍加珍爱，在她漫长的余生里，母子相依为命。斯密终身未娶，母亲是他一生中最敬爱的女性。

斯密从孩提时，就养成了独自出神和自言自语的习惯。他用他那异常敏锐的眼光观察着柯卡尔迪。从这个小镇的贵妇人直到当时仍然没有人身自由的贫穷的制盐工人。在柯卡尔迪还有同波罗的海作交易的海关人员和货主， 那里流传着许多有关走私的故事。他的父亲，他的堂兄，还有斯密本人都曾当过苏格兰海关人员。虽然与海关行政部门有这样的密切关系，后来斯密却成了一个致力于彻底废除关税制度的人，这与他儿时耳濡目染的一切分不开，小斯密常常去镇上的一两个制钉作坊看工人干活，他就是在那里由这个特殊行业的分工实例，对分工的作用得到了最初的粗浅概念。

斯密小时候进入柯卡尔迪市立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在当时的苏格兰是最好的。学校校长名叫戴维·未勒，是位优秀教师。这些都为斯密获得知识提供了条件。在学校，斯密是一个勤奋、喜爱读书、记忆力很强的引人注目的学生，尤其是他的古典文学和数学在学校更为突出。不久，斯密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当时格拉斯哥大学洋溢着少见的理性的活力，它把学生从遥远的地方吸引到这个规模很小的西部大学来。斯密喜爱的数学和自然哲学得到了发展，他在这些学科的才能体现在关于天体学的论文中。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极大的弗朗西斯科·哈切森。哈切森讲授伦理学和经济学，是一位很有创见的思想家和无与伦比的讲课大师。他的许多理论，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适度地享受快乐是一种善行。适度地享用财富也一样，因为透过财务的应用，物质才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自由是善的，人类应透过自由的思考、交谈，勇于实行具有正义感的行动”等， 都为斯密以后许多思想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升入了牛津大学。他在牛津大学的几年受益最深。所有哲学、数学、自然科学、文学等，均在此奠定深厚基础，足供其一生运用。但却从老师那儿学来甚少。他后来记述讲，牛津大学的教师“往往以教授零篇断片为满足”，“而且，即使对这零篇断片， 一般也是教得非常马虎肤浅”，因为教师大多是由政府支付薪俸，不像格拉斯哥大学那样来自学生，因而不再潜心进修和研究。不过，巴利奥尔学院的

图书馆弥补了他的不满，他一头扑在了浩瀚的书海中，阅读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还有一些当代哲学论著，其中包括休谟新出版的《人性论》。1748 年，在克蒙斯勋爵的关照下，斯密受聘于爱丁堡教授英国文学。他被安排作一系列讲课并开修辞学和纯文学的公共讲座，这些讲座并不涉及爱丁堡各大学讲课内容，但听众踊跃，后来又增加了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课程，那就是他后来专攻政治经济学的起点。三年后，他被举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1752 年，改任伦理哲学教授。

斯密热爱学生，也深受学生的尊敬。在教学中，斯密擅长对问题进行明确剖析和生动的说明，富有创造性。他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形成自己的思想， 并改进了他的经济理论和法学理论。在格拉斯哥大学里，他的行政管理工作很出色。他当了 6 年会计，后来担任教务长和副校长。尽管他粗心大意，有一次他带朋友参观工厂时自己差一点掉进工厂里的大桶里，但在处理实际事物时，他头脑清晰冷静，办事效率高。

1759 年，亚当·斯密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一书，使他获得了一定声誉。

《道德情操论》的名声迅速传扬海外，在巴黎文化界得到了广泛阅读和赞扬并很快被译成法文。许多名望很高的贵族、学者都争着把自己孩子置于亚当·斯密门下，因为他们知道“文如其人”。

苏格兰人向来以做事缜密著称，亚当·斯密即具有典型的苏格兰人气质。他的天性敏感、细锐、求知欲强，经常提出问题，寻求解答，无论大小事情， 均能引起他的关心。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事物引起了任何变化，旋即引起他的注意，然后以惊人的记忆力牢记脑中。日后，随着情况、场合不同，他能将所学得的知识，以冷静彻底的态度，以最浅易、简洁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的著作中出现比较艰涩的文句，并不表示他已忘记如何做简洁有力的表达， 只是对他所研究的对象，必须进一层说明。

在格拉斯哥，斯密经常接触城里的那些专门从事烟草贸易的商人。他是三个俱乐部的常客。其中最重要的俱乐部是政治经济俱乐部，它是大商人兼大银行家安德鲁·科克伦创立的。政治经济俱乐部的宗旨是探讨各贸易部门的性质和原则。后来，在为《国富论》收集资料时，斯密也承认他从这个俱乐部获益非浅。此外，斯密还同科克伦、威廉、坎宁安、詹姆斯·里奇讨论许多问题，这使得斯密对真实的商界有了体验。亚当·斯密渐渐确立起来的对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的信念开始影响坚信重商主义的实业家和商人。

在安德斯通小酒馆享受无拘无束的欢乐的年轻人当中，至少有三人—— 亚当·斯密、约瑟夫·布莱克、詹姆斯·瓦特——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比同时代任何其他人更为重要的影响。当时，瓦特被拒绝加入格拉斯哥同业公会， 斯密却深具知人之明，与瓦特过往很密。瓦特后来提到，他们的谈话，“除青年人必然谈论的事情，还经常谈论文学、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正是他们的交谈使我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我没有上过大学，当时不过是个机械师，因此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我的师长。”

1764 年，亚当·斯密同少年公爵巴特勒一起游览法国和瑞士（在此之前， 他已辞去了格拉斯哥教授职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游览了许多地方， 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但他们大部时间呆在法国，尤其是巴黎城。在巴黎， 斯密同许多人交往，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我喜欢斯密先生，非常喜欢。我真希望让所有的文学家和哲学家都见鬼，只把斯密先生留下。”“您将看到，他是一个道德修养高尚、注重实际

的哲学家；他爽快、开朗，完全没有我国思想家常见的那种迂腐的学究气。” 以上就是当时有名的科搏尼夫人与友人信中谈到斯密时对他的赞赏。斯密的魅力使另一位侯爵夫人，“一个又有才能又聪明的女子”爱上了他。但斯密不能接受她的追求。使他心如铁石的完全不是哲学，而是他青年时代对一位非常美丽而有才华的女子的痴情所致。他和她同样一生未婚，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妨碍了他们，但是，“那次失恋后，他把所有的结婚念头都永远地搁置一边了。”

在法国，许多才能出众，学识渊博的政治、经济先驱者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燃亮了探照灯。此时的斯密结识了许多著名人物，如伏尔泰、狄德罗、魁内等等。他还经常参加法国经济学家的聚会。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主张人工与贸易自由，重视农业。他们认为农业是国民财富的唯一来源，政府的政策应对农业给予优惠。而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则主张对制造部门和贸易部门给予优惠。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许多观点明显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

斯密的不少观点如：“贸易自由”、“一个国家的财富不由货币而由商品组成”等同重农主义者观点相同，但他不同意他们所信奉的基本信条，即把农业看成至高无上的。不过在后来的《国富论》中他写道：重农主义者的体系在已发表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也许是最接近真理的。同重农主义者的密切交往，每天谈论的都是经济思想和观点，使斯密经常得到新颖的对比和思考的材料，使他本来的经济思想和观点成熟起来。关于斯密和重农主义者的关系，人们往往指出斯密经济思想里的重农主义的观点，也有人讲斯密是魁内的学生，实际上斯密是批判地吸取了重农主义的本质的东西，补充了自己学说中的不足部分，使他的思想更丰满了，使他能够深刻地了解并发展自已的理论。在巴黎期间，《国富论》的大纲在斯密的脑海中已勾勒出来了。

1766 年，亚当·斯密回到英国，巴特勒公爵也回到了英国伦敦。但斯密在欧洲大陆的影响仍然很大，很多人都深深地怀念着他，许多人因没有同斯密接触而感到终身遗憾。斯密的人格魅力也是巨大的。就连巴特勒也称赞道： “1766 年 10 月我们回到伦敦，相处近三年，从未产生丝毫不和或隔阂。就我来说，在同这样的人物交往中，我获得了所能期望的一切教益。在他去世以前，我们保持着始终不渝的友谊。我将永远记住，自己失去了这个不仅具有卓越才能，而且具有一切个人美德而令人敬爱的朋友。”

斯密回到了柯卡尔迪，开始编写酝酿已久的经济巨书。在自己出生的小镇里让斯密心满意足，在这里既有工作，又有母亲在身边。既有书，每天又能在海风的吹拂下愉快地散步。爱丁堡近在咫尺，随时都能去，更主要的， 对能和年轻时结交的朴实的老朋友重温旧谊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这整个时期，他的主要心血都倾注在了他的工作上。从早到晚埋头疾书，而唯一的闲暇乐趣就是一个人到海边漫步。不久，他的健康明显地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而他自己却认为一生中还没有过这样幸福，这样满意。

身体的不适，推迟了著作的完成，后来又因他的几个朋友们被卷入了当时的商业危机，陷入困境，而他竭力想搭救更让他耗心费神。1770 年，因巴特勒公爵的出力，斯密获得了爱丁堡市的名誉市民证书。1772 年的那场商业危机带来的灾难，危及到巴特勒家族，公爵及其顾问曾多次与斯密商量，寻求对策。在《国富论》里，斯密非常熟悉股份庞大的银行道格拉斯·赫伦银行的破产全部情况就是因此番牵涉。此时，斯密的朋友和学生普尔特尼向东

印度公司推荐斯密担任职务，使著作推迟了出版，因为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和第二篇对东印度公司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如果普尔特尼交涉成功的话，《国富论》很可能不会问世。历史不能假设，幸好斯密没有赴任于东印度公司。

1773 年，亚当·斯密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于是他便带着原稿去了伦敦。在伦敦，亚当·斯密被接纳为皇家学会会员。他又花了三年时间对

《国富论》进行锤练，他发现，自己在伦敦从事研究工作，其重要性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伦敦《市民社会史》写道：“不久，《道德情操论》的作者斯密先生将提供给我们一套有关国民经济的理论，这套理论可以同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相媲美。”有人已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国富论》的重要性了。

此时的斯密深深陷入了自己对经济现实与未来的思考中，一切生活都围绕着自己无尽的思索，不再是当年巴黎文学沙龙中那谈笑风生、令人倾倒的先生了，经常以“果断的教授的口吻”谈话。他记忆力惊人，谈起话来内容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充实，半个小时谈话能写一本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话题，一旦谈起，一定会说出一些值得人们听的话。他不像在谈话，简直就是在演讲，而无论演讲的技巧多么高超，内容多么富有启发意义，毕竟是少了许多生活情趣的。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时，常常是每写一章就拿到普赖斯博士及其他学者那里去，耐心地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从他们的议论和批评中汲取有用的东西。有时斯密整章整章地重新改写，甚至否定原来的一些主张。

斯密把全部身心投入了他的著作里，虽然如此，斯密给更多的朋友留下正直、友好、博学的好印象。在《国富论》出版以前，伦敦一个有名的俱乐部的会员巴纳德教长在诗中写道：

教我品德和希腊语的是琼斯； 斯密教我怎样思考；

伯克教我说话的方式； 比克勒克教我如何处世。

威廉·普莱赛尔说得更清楚：“凡是同斯密交往过的人都会记得，在平常谈话中，他丝毫不拘泥于形式，但总是井井有条，头头是道，给予听他说话的人一种愉快的感觉。”

生命最长的书是在母体内孕育时间最长的书，斯密的一个反对者曾这样说过。《国富论》的写作用了 12 年的时间，在写作前几乎也用了 12 年的构

思。1776 年 3 月 9 日，《国富论》终于问世了，一书惊天下！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 1776 年这样写道：亚当·斯密献给社会的礼物是个多么惊人的杰作啊！薄薄的一册书，洋溢着渊博的知识，用极为明快的语言表现了无比深邃的思想。斯密的朋友休谟在感叹：“真了不起！好极了！” 之后，对斯密讲述他的一点不安：“这本书需要人们聚精会神地才能读进去， 而目前很少公众能坐下来专心读书，因而该书最初也许不会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但我相信，该书包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敏锐的观察以及大量令人感兴趣的新奇的实例，终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休谟的赞扬是恰如其分的，而担忧却是不必要的。《国富论》第一版在 6 个月内就销售一空。二次修改后，重新出版。1784 年，斯密对它作了相当补充后又出了第三版， 1786、1789 年又出两个新版本。许多国家都出了不少版本，其中法国就有多种版本，斯密去世后的 1799 年又印出了第十版。詹姆斯·劳德戴尔说，在斯

密写这本书之前，我们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而《国富论》对人们的影响， 远远不止在政治经济学上。

《国富论》的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富国裕民，而要达到富国裕民，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并兼顾好个人、社会生产者的利益，避免牺牲另一方面的利益。围绕着这个题目，斯密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价值、市场、竞争、经济目标的分析、经济政治学和财政学等观点，建立起一座经济理论的大厦。当然，应该看到，《国富论》中有许多科学的内容，但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不科学的东西。

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最突出的特色是它的矛盾性，但在当时， 那两卷四开本的辉煌巨著，以其严密的结构、深邃的结论、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彩广博的例证让人们无可争议地去接受他所得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努力使个人经济和社会利益保持一致”这个理想社会模型。

增进国民财富的最大原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要加强分工和增加劳动力，所以斯密的《国富论》从分工写起，引出了他的价值理论，引出他关于资本的划分⋯⋯斯密庞大博杂的理论被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各取所需”，创造出许多经济流派。

《国富论》写到“既没有打算，事前也不知道，我们对私人目的的追求， 便促进了一个超过我们原有的更大的目的，看不见的手，于是作为作用于人类命运的一个最初的动力。”斯密创造了一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个前提，便是把人看作“经济人”。

斯密认为：“经济人”互通有无，物物互换，互相交易，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根本特征。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性、经常性和不断的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和增长的重大原因。“经济人”的人们从利已主义出发达到了利他的结果。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种内在自然秩序。经济生活就是按照这种秩序自发运动的。这种秩序就是自由发展。由经济自由立场出发，斯密得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他极力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认为国家的作用应仅限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个人竞争，以及举办一些资本家经营无利可图的工程，国家的政权义务，是保障资产阶级有一个和平、安全地进行经济活动的环境，起到一个资产阶级“守夜人”的作用。

政府要开支，就必须有收入才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赋税。斯密提出了税收应遵循的四个原则：第一：公平原则；第二：稳定原则；第三：便利原则；最后是经济原则。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震动了当时英国的政界、学术界，以至英国的经济政策。

英国首相皮特是《国富论》的崇拜者和支持者。斯密与皮特第一次在一个宴会上相遇，当斯密进入大厅时，所有的人都起立迎接，斯密挥手请他们坐下，皮特谦逊地说：“不！您先坐下，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当然，国内也有对《国富论》挑刺的学者，但在国外引起的效应更奇妙。1780 年当《国富论》被译为意大利语时，在酉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禁止发售， 原因是“该书文体低劣，道德观不强。”但这些爱吹毛求疵的人很快改变了想法。1794 年分四卷出版了《国富论》，而德国的 C·J 克劳斯教授给予了

最大称誉：“此书一旦被人较好地理解，将产生自《新约全书》以来比任何其他书更有意义更有影响。”

然而，不幸的是：在《国富论》出版以后，斯密的创造力好像干涸了。他从此以后再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书了。斯密现在是海关专员。繁碎的公务浪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使他流于懒散和惰性之中。他还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在研究诗歌和同朋友交往上。当他想再写几本书时，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临死时，他很为自己的做事太少而感到遗憾。不久，他又让他的朋友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全部手稿烧掉，总共有 16 卷，侥幸存下来的极少。从这点可以看出，斯密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肃的，宁愿把这些手稿烧掉，也不愿把这些半生不熟的手稿公布于众，以免谬种流传。这再次体现了斯密人格的伟大。

亚当·斯密于 1790 年不幸去世。被埋在只农加带的教堂的墓地。他的坟墓上有一块朴素的石碑，上面写着：“这里是安眠着《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他生于 1723 年 6 月 5 日，死于 1790 年 7 月 17 日。”一位影响世界的巨人倒下了。但他的经济思想却永远影响着以后整个世界。

如果亚当·斯密灵魂有知，一定会惊讶于《国富论》给后世带来的震荡。各种各样的人，保守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反激进主义

者，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将亚当·斯密奉为先哲。不同的人在斯密的著作中各取所爱或各取所需，有时人们或许怀疑，所有这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是否能浑然一体地结合起来。然而，斯密著作中的两个部份都具有说服力。（他的矛盾似乎有一种解释不清的魔力），足以使其作为一种极为深邃的真理而享盛誉。

大卫·李嘉图等在亚当·斯密基础上创立了完整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被尊为古典经济学之父。19 世纪上半叶的庸俗经济学家——他们把自己视为斯密的当然的嫡传弟子。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的所谓“边际革命”之后，斯密又被打扮成主观效用派的先驱者，理由是斯密所谓劳动不是指一定的小时数，而是指丧失效用和个人劳动的心理估价。而所谓价值，与其说是交换价值，不如说是主观价值。到了新旧庸俗经济学握手言和时，斯密又被赋予“真正的剑桥精神”。凯恩斯的“革命”，虽然抛弃了传统庸俗经济学，但所谓的“斯密精神”又通过新古典学派的综合写进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科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也受《国富论》中资本划分、价值

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也潜含在《国富论》关于社会分为狩猎、游牧、农业、商业四阶段的划分中。可以说：《国富论》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带两重性质。一方面，他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趋向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来源；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体系中的大量庸俗成分，为后来庸俗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后世的经济学家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斯密和《国富论》肆意歪曲、篡改、利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斯密是误入歧途的学者， 企图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熊彼特就曾说《国富论》毫无新奇之处，没有一点内容在 1776 年是全新的。约·斯·穆勒则认为“《国富论》在很多地方是陈腐的，在整体上是不完善的。”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一位经济学家要是不能从《国富论》中引出支持他的特殊观点的话来，他的学说

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特别。”

《国富论》打出了自由商品经济的旗帜，从一开始，就影响了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成为 19 世纪制定政策的首要原则，从英国影响到法国、普鲁士。二战后，《国富论》在自由市场经济上更是大显身手。1979 年，古斯·约瑟夫爵士出任撒切尔夫人第一届政府的工业大臣，在发给高级文职人员的阅读书中，就有《国富论》，因为它是“经济利益的根源书”。

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随着经济中“滞胀”的出现和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破产，在西方出现了一股“复兴”古典经济学的潮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重新燃起了研究斯密和《国富论》的兴趣。一个英国人说：亚当·斯密你现在活着该多好，英国需要你。

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首先富国裕民，发展经济。要做到这点，斯密的《国富论》可以提供的启示和借鉴太多了。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评价道：“试图在经济学家的先哲祠内，为斯密确立一个适当的地位是没有意义的。读《国富论》在某些方面像谈莎士比亚的著作一样，因为我们会有新发现，我们有多少共同的习惯用语来源于《国富论》，我们有多少基本短语来源于斯密的光辉的见解。亚当·斯密不只是第一个真正有哲学修养和能力的经济学家，他是我们知识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我们怎样感谢也不过分”。

《国富论》从出版到现在已有 200 多年了。在这 200 年里，《国富论》

的巨大影响一直没有间断过。现代人把它列为影响人类历史的 16 本书之一， 作为商品经济、自由贸易的圣典。而被说服的这一代人，一定要宣称：“《国富论》将支配下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