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外国传教士来中国

明朝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1573—1644 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不怕路途遥远，纷纷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使当时的中国官民耳目一新，为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和发展注入了积极的因素。

耶稣会是天主教会中的一个组织，而天主教又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是维护欧洲封建势力、反对宗教改革的旧教。来华传教的多为耶稣会教士，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耶稣会的基本情况。

16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迅速发展，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最后从罗马教廷中分离出来，形成路德派新教，并在西欧、北欧和北美发展它的势力。代表封建势力的天主教和新教进行激烈斗争，耶稣会就是它反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工具。耶稣会成立于 1504 年，该会的宗旨是破坏新教活动，维护天主教的威信，巩固和建立天主教的统治。他们不仅在欧洲进行活动，而且向东方发展，企图争取新的教徒，建立新的势力范围。

同时，欧洲资本主义也在迅速发展，也急需向外开辟市场和进行殖民掠夺。1498 年，达·伽马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此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魔爪伸到了东方。嘉靖十四年（1535 年），葡萄牙商人借口商船遇风，要求上岸曝晒货物，趁机占据了澳门。以后，他们又擅自扩充居住地区，建造城垣，构筑炮台，自行设官管理，澳门就这样被据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宗教与大炮、战舰是西方殖民主义进行侵略的两大工具。当时葡萄牙的武力尚不足以打开明朝的大门，他们便采用宗教手段，派遣传教士，想方设法打入中国内地。于是，一批耶稣会士便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妄图利用其十字架的麻醉作用，配合火炮与刀剑，打开古老帝国的大门。

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罗耀拉，1540 年获得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被任为第一任会长。这时，欧洲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势力已经扩展到东方，因此，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自然和他们结合在一起。

另一位耶稣会创始人方济各·沙忽略，奉教皇之命，于 1541 年从葡萄牙京城里斯本出发，第二年到果阿，1549 年到日本鹿儿岛。他在日本传教期间，感到中国儒家学说对日本社会的强大影响，便想进入中国布道传教。1552 年沙忽略试图进入中国，但当时海禁严厉，一直没能进入中国大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中国海禁严厉，想进入中国真是太难了。这年 11 月，沙忽略病

死于离广州仅 30 多英里的上川岛上。

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以后，澳门就成为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一个据点。万历二年（1574 年）耶稣会士范礼安与同会的 41 位传教士，从里斯本启程来到东方。范礼安想进入中国传教，也一直没能实现，只得居住澳门，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岩石！岩石！什么时候是你开放的时期呢！”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范礼安带着和沙忽略一样的遗憾病逝于澳门。

当时的明帝国仍是力量强大的封建大国，来华的耶稣会士经过观察分析，认识到在中国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是其他武力所能奏效的。因此，耶稣会士们很下了一番刻苦的功夫。他们学习汉语，研读儒家经典；结交名士，取得士大夫的信任；同时，著书立说，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运来西洋的奇器异物，以此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在这些

活动中，影啊最大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

罗明坚与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们都是意大利人。罗明坚于万历七年（1579 年）到澳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在念、写、说三方面进步很快。第二年 12 月，罗明坚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向两广总督陈文峰贡献了礼物，被允准暂时住在广州市内。万历十年（1582 年），罗明坚第四次进入广州，新任总督郭应聘同意他留住在肇庆。他在肇庆建立了教堂，用中文撰写《天主实录》，宣传天主教教理。这样，罗明坚成了明朝后期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但罗明坚在中国传教的时间并不久，万历十六年他回国后就没有再来中国。

利玛窦（1552～1610 年）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少年时在家乡求学，后来进入罗马神学院。1582 年到澳门，第二年进入中国内地，直到 1610 年在北京去世，在中国居留 28 年之久。利玛窦来华，才使天主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也为明朝后期中西文化交流开创了新局面。

利玛窦于万历十年（1582 年）来到澳门，以后又到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为了传教，他勤学苦练，加上天资聪颖，对于儒家的经籍、诸子百家、中国历史，无不通晓，并能流畅地讲汉语和用中文书写。他熟悉中国的风俗礼节，身穿儒服，和名士们饮酒赋诗，畅谈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哲学伦理，谈话的时候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他在宣扬教义时，总爱从中国史书中找根据，把中国“天”的观念说成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所以，被当时的士大夫称为西儒。士大夫佩服其学识渊博，很喜欢与他交游。当时的名士如李心斋、李贽等人都和他来往，促膝交谈，互赠诗文。一些达官贵人，如两广总督郭应聘、礼部尚书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等人，与他联系密切，结为知交。徐光启和李之藻甚至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利玛窦把从欧洲带来的一些所谓奇器异物，如世界地图、浑天仪、三棱玻璃镜、自鸣钟、救世主和圣母的油画像等一类东西赠送给明朝官员，以取得他们对传教活动的支持。每到一地，他还把这些东西公开陈列展览，任人参观。民众被这些奇器异物所吸引，参观的人成千上万，门庭若市，耶稣会的影响日益扩大。

利玛窦的意大利姓名是玛泰奥·利奇（MatteoRicci）。他自称姓“利”，名“玛窦”。以后，中国士大夫就称他为“利先生”或“利子”。其他来华的耶稣会士也都仿效他，改成中国姓名，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号，叫“西泰”。万历十七年（1589 年）利玛窦迁居韶州，以后又到南京及江西南昌等地，

与中国士大夫交游，畅谈社会政治、天文地理等等。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深知要使天主教真正能在中国扎根，不仅需要取得士大夫们和官员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必须取得明朝皇帝的支持。利玛窦曾对人说：“假使我们不能在南北两京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许可，那么将来传教得不到保障，也就什么也不能成就”。经过努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五月，利玛窦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启程去北京拜见皇帝。第二年 1 月利玛窦抵达北京，明神宗朱翊钧在便殿召见。为了获得皇帝的好感，他带来了许多西洋物品，即所谓的方物。进贡的方物有：油画三幅（救世主像、圣母像和耶稣偕约翰像各一幅）、天主教经典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大小自鸣钟各一架、《坤舆万国全图》一册，八音琴一张、三棱玻璃镜两面，以及一些镜子、玻璃器皿等等。明神宗在便殿询问天主教的教义和西方的民风国政，并且赐宴慰劳。神宗原是个贪财好货的皇帝，见

到这些精巧新奇的贡品，欣喜万分，爱不释手。他把油画和万国全图张挂于宫中，建造一个亭子安放自鸣钟，还派人向传教士学习八音琴。这些外国传教士就此得到中国皇帝的喜爱。明朝政府赐给屋宇，允许他们长住北京。这正是利玛窦求之不得的，从此他便留居在北京东面的崇文门一带。这样，耶稣会士便达到了在北京居留传教的目的，也得到了中国皇帝明神宗的允准，在中国境内传教取得了合法地位。

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请利玛窦谈谈西洋的风俗人情。利玛窦本来是意大利人，为了夸耀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大西洋国”的人。有人一查万国地图，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就怀疑利玛窦来历不明，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不听这个意见，倒赏给利玛窦一些财物，让他留在京城传教。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跟朝廷官员们接触就很方便了。

利玛窦为了在中国顺利开展传教活动，深入研究儒家典籍，竭力把天主教义和儒家学说融合起来。他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到万历二十四年

（1596 年）花三年时间写成的《天学实义》就是这样的著作。在当时中国士大夫中起了不小的影响。大学士叶向高认为利玛窦宣传天主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质上一致。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利玛窦被任为耶稣会在华首任会长。

万历 38 年（1610 年），利玛窦病死于北京，朝中大臣们因他教育民众，宣传道理有功，向神宗皇帝请求赐予葬地。神宗赐葬北京西城外，其墓在阜城门外二里沟栅栏，今天北京市委党校院内。一个外国人，死后得到中国皇帝赐予葬地，这可谓是极其隆厚的待遇。

明朝后期，与利玛窦同时来华的传教士还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费奇观、罗如望、李玛诺，意大利人石方西、郭君静、熊三拔、龙华民，西班牙人庞迪我等。他们协助利玛窦在中国各地传教，教徒日益增多。万历十一年（1583 年）利玛窦于肇庆收受第一名信徒。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利玛窦去世时，约有 2500 人。利玛窦去世以后，由意大利人龙华民继任耶稣会在华会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继续迅猛地发展。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天主教信徒增加到 5000 人，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有 1.3 万人，崇

祯九年（1636 年）有 3.82 万人，到了清顺治七年（ 1650 年），竟增加到

15 万人。

明朝后期在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期间，中西文化交流更为活跃和频繁。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研究、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测量等科学给中国方面，起了引导的作用，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国天文历算有悠久的历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元代时我国的科学家郭守敬制订了《授时历》，把我国的历法提到了新高度，居世界领先地位。明代的《大统历》是根据《授时历》修订而成的。到明宪宗成化以后，因《大统历》长期不修，出现了显著的误差，经常测量不准日、月食。人们纷纷讨论改革历法。耶稣会士利玛窦一到北京，就向明朝皇帝提出改革历法的建议。他和中国的天文学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一起从事天文历法的研究。利玛窦著有《圜容较义》一卷，是研究天体数学的专门著作，这部书对制订新历法很有作用。

崇祯二年（1629 年）五月一日，发生日食，明朝官员的推算与日食前后均不符合。崇祯皇帝下谕说，以后推算如再错误，就要从重治罪。于是礼部推荐礼部侍郎徐光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两人负责修订历法。这时利玛

窦已经去世，徐光启聘请了另外两个传教士龙华民和邓玉函及他们一起工作。李之藻、邓玉函到任后不久，先后去世，又调耶稣会士罗雅谷、汤若望来京参加修历工作。崇祯六年（1633 年）徐光启病危时，推荐山东参政李天经主持修历工作。十月徐光启去世，由李天经继续完成了修历工作。李天经在历局十年，终于完成了新历书呈给皇上，定名为《崇祯历书》。

这次历法的修订，是在徐光启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的基础上，吸收西洋历法的优点修改而成的。

《崇祯历书》比中国古代传统历法进步了许多。《崇祯历书》采用了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它虽落后于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但比我国传统的浑天说要进步。《崇祯历书》引进了“地球”的概念和地理经纬度的概念。这不但对破除旧有的天圆地方观念有着重大意义，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推算日月食的精确度。《崇祯历书》采用了欧洲通行的天文学度量制度，这样，就把中国天文学推进到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轨道。

《崇祯历书》是徐光启领导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于崇祯八年（1635 年）编成的。当时保守势力极力反对这部历法，没能采用。一直拖到崇祯十六年

（164 年）八月，崇祯皇帝朱由检下令采用新历法。第二年四月，新历还来不及实行，腐朽的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清朝顺治初年，原来参加编制

《崇祯历书》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把《崇祯历书》改定为 103 卷，进呈清政府，立即颁行天下。

徐光启主持修订《崇祯历书》，凡对《崇祯历书》作出贡献的人，都没有忘记他们。他在临终前夕，把历局工作人员的功绩，一一开列在奏疏中呈给皇上，请求给予奖励。首先表彰耶稣会士罗雅谷、汤若望的功绩。接着表彰生员邬明著、儒士陈于阶等的功绩；对程廷瑞、孙嗣烈等 11 名生员、儒士在编历过程中的劳绩也都予以肯定。徐光启认为《崇祯历书》的编撰完成，是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1610 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用望远镜观察星球运动，得出了和哥白尼相同的太阳中心说。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伽利略的好友、耶稣会士邓玉函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架望远镜，并于崇祯七年（1634 年）献给了崇祯皇帝。汤若望特地写了一本《远镜说》，详细介绍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和制造方法，这是在中国介绍光学原理的第一部著作。邓玉函本人也是个科学家，他与中国学者王微合著《远西奇器图说》，阐述了物理学中力学的重心、比重、杠杆、斜面、滑轮等理论，并介绍了一些简单的机械构造和钟表的结构原理。邓玉函还写作了人体解剖学专著《人身概说》，以及《测天约说》等天文学著作。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著的《泰西水法》是一部水利科学著作。介绍水利知识，介绍诸如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构造、图式和原理。

火药和火器，原是中国发明和首先制造应用于战争的。通过阿拉伯人西传以后，经过改进，又传回到东方。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新式火器开始传入中国并应用于战争之中。

明神宗万历时期，东北女真崛起，辽东地区越来越危险，明朝官员急于设法改良武器加强战斗力，来华的耶稣会士就承担了这项工作。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努尔哈赤的后金军于萨尔浒大败明军，到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 年），后金军占领辽阳、沈阳。这年，徐光启派人到澳门购置了四门西洋大炮。徐光启把挽救明王朝的危亡的任务，寄托在火器的

改进上，认为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徐光启深知西洋火器的厉害，他上疏熹宗，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加强城池的防守，抵御后金的进攻。天启二年

（1622 年），熹宗命兵部到澳门请西洋人进京铸造西洋大炮。人们称这种新式大炮为“红衣大炮”，又因为这种火炮最早由佛郎机人（即葡萄牙人）制造出来，故又叫“佛郎机炮”。西洋大炮在抵御后金军队的进攻中果然发挥了作用。天启六年（1626 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进攻宁远城时，就是中了这种大炮负伤后病死的。

天启七年（1627 年）明朝天启皇帝去世，由其弟朱由检当上了皇帝。崇祯三年（1630 年）徐光启升任为礼部尚书。第二年，后金军队攻陷了大凌河，东北战事更为吃紧，徐光启建议建立一支用西方火器装备的精锐部队。他的计划是共建 15 营，每营 4000 人，共 6 万人。每一营配备双轮车 120 辆，炮

车 120 辆，粮车 60 辆，共计车 300 辆。西洋火炮 16 门，中炮 80 门，鹰铳

100 门，鸟铳 1200 门。徐光启这一设想由于朝廷内的政治斗争激烈，没有能够实现。

崇祯十五年（1642 年），明朝又聘请汤若望监铸大炮并传授使用方法。汤若望铸成大炮 20 门，之后，又铸了一批较小的火炮。

汤若望为明朝修成历书并铸造火炮，明政府为了表示褒奖，崇祯帝赐给他一块匾额，并亲笔题书“钦保天学”四个大字。礼部也赠送了一方牌匾，上题“功堪羲和”，意思是说汤若望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堪与中国神话传说中掌管天地四时的羲氏与和氏媲美。

西式火器在部队中的使用，使明军军事技术也不断改进，与此同时，西式火器的制作技术和军事理论也从西方传入中国。除了军事技术之外，西方其他科技也陆续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水利科学自然受到重视。利玛窦刚到中国时，曾与徐光启谈论水利之学。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熊三拔来华，利玛窦就把熊介绍给徐光启，说熊三拔是出色的水利学专学。后来，熊三拔编著了《泰西水法》六卷，论述了水库等的性能与作用，并附图说明，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刊行。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方农田水利的专著。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水利部分，采录了《泰西水法》的主要内容。

邓玉函是瑞士人，耶稣会士。王征是陕西泾阳人，从小就爱好科技知识，与在华耶稣会士邓玉函、金尼阁关系很好，52 岁时入天主教。邓玉函和王征一起翻译了《奇器图说》。《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由邓玉函口授，由王征译绘，共 3 卷，天启七年（1627 年）刊刻于北京。这是明代流入中国 7000 部西书中最早译成中文的。此书结合实用，很有特色。

王征除了与邓玉函合译《奇器图说》，介绍西方机械工程学以外，还根据西方机械原理创制新式机械。他著有《新制诸器图说》一书，收录他自己发明制作的虹吸、鹤饮、轮激、风硙、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连弩等九种机器。其中自行车及轮壶是根据自鸣钟原理仿制的。

明朝后期，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这两本书也是由外国传教士介绍给中国的。

《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的数学名著。作者欧几里得，约生于公元前 330

年，公元前 270 年逝世，是希腊的著名数学家。《几何原本》是对古希腊数学的总结和升华，在西方被认为是数学的经典著作。

耶稣会士利玛窦到中国后，发现中国士大夫中不少人对数学很感兴趣，

便想翻译此书。他曾几次与中国士人合作翻译，但都失败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徐光启进北京翰林院，与利玛窦反复讨论后，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秋，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述。第二年春，经过三易其稿，译完了前 6 卷。《几何原本》共有

15 卷，徐光启想继续译完全书，但因利玛窦忙于传教，便中止了。译出的 6 卷先刻印了出来。

这本书的拉丁文本称为《欧几里得原本》，徐光启改成为《几何原本》。从此，“几何”一词成了我国数学上的专有名词。徐光启在翻译中所使用的一套术语，如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等，由于切合原意，后世延用下来。

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是其他科学知识的基础，道出了数学是科学技术的基础这一确切的涵义。《几何原本》是西方数学名著译成中文的第一部书，它对沟通中西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继《几何原本》的翻译，李之藻又和利玛窦合译《同文算指》。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译成，第二年刊行。这是西方算术最早译为中文的一部书，汇中西算术于一编。全书共 10 卷，分前编与后编，附有别编。前编 2 卷，主

要论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通编 8 卷，主要为比例、比例分配、多元一次方程组、开方等。《同文算指》介绍的西方笔算方法简便可行，清代数学家加以改进后普遍推广给中国学者。

明朝后期，随着西方耶稣会士的来华，也把欧洲的地理学知识传到中国。利玛窦于万历十一年（1583 年）到肇庆时，当地人请他把所经过地方用地图绘出来。他真的用华名、华里、计算的世界地图一幅。这图刚完成，便拿去刊印了。图中的很多错误一半是由于刻工不懂，一半是由于利玛窦当初不知道会立即付印，因此编制疏忽。利玛窦认为要使中国人重视基督教，翻印这幅世界地图是最妙、最有用的工作了。这就是他绘制这幅地图的目的。

利玛窦编制的这幅世界地图，称为《山海舆地全图》，万历十二年（1584 年）在广东肇庆刻印。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六年，应天巡抚赵可怀在苏州刻石翻印。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请利玛窦在南京刻印。万历三十年（1602 年）李之藻请利玛窦据吴中明刻本加以增订，在北京刻印。

那幅《坤舆万国全图》在当时影响很大。当时，我国的民众还相信着天圆地方的说法，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人们生存的大地是个球体，懂得了世界有五大洲，第一叫亚细亚洲，第二叫欧罗巴洲，第三叫利未亚洲，第四叫亚墨利加洲，第五叫墨瓦腊尼加洲。在今天看来，利玛窦介绍的那些地理知识还存在着错误，但它毕竟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增长了见识。另一位传教士庞迪我还特地为明神宗绘制世界分洲地图，四大洲每洲一幅，图边附有文字，简略说明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物产的概况。除利玛窦编制的世界地图外，影响较大的有《职方外纪》，共 5 卷，是

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所记为五大洲各国风土物产。卷首为万国全图、五大洲总图。卷一为亚细亚总说及分说十三则；卷二为欧罗巴总说及分说十二则；卷三为利未亚总说及分说十三则；卷四为亚墨利加总说及分说十五则，以及墨瓦蜡泥加总说；卷五为四海总说，有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

西方地理著作和地图的传入中国，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得以从文字和

图幅中初步了解全球五大洲的情况。同时也把西方绘制地图的投影术传入中国。

明朝晚期，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都懂中国语言和文字。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他们也认真钻研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并把它们传到欧洲。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利玛窦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天启六年（1626 年）耶稣会士金尼阁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

早期的耶稣会士是为传教而来到中国的，但是，在他们当中，对待中国所持的态度却很不一样。有一派主张在传教时持强硬的态度，不惜施用武力，甚至存有领土要求的野心。他们实际上是配合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急先锋。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西班牙人桑彻斯。他曾经向西班牙国王请求派遣军队进入中国，说：倘中国皇帝过于执拗，故意禁阻传教工作，尽可借军队之力，取消其治国权。另一派以罗明坚为首，包括后来的利玛窦等人。他们的主张完全相反，认为到中国传教，一定要做出善意的表示，不要有不好的行为；他们主张要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文化，所以，这一派为达到传教的目的，向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朝廷官员，介绍西洋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这在当时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也迎合了明朝政府需求，因此受到了当时官僚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的欢迎，推动他们积极翻译西洋学术著作，吸取西方科学，发展科学技术，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虽然想利用宗教宣传对中国进行侵略，但是，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由于他们的派别不同，所以还不能直接为殖民主义的侵略服务。他们来华后，主要是从事传教和著书立说，还不能进行有损中国主权的活动。而他们当中像利玛窦等人，在中国生活、工作数十年，的确为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东西方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