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别的女人

1 她认定事故、重病、强奸这类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她身上

旅行，一直是西蒙·波娃所渴望的美事。在费尔南多建议下，1931 年夏天，她和萨特去西班牙作了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在这以前，他俩谁也没有出过国。9 月底回到巴黎后，萨特便去勒阿弗尔，西蒙·波娃便去马赛，一边上班、读书和写作，一边注意着邮箱和日历。

西蒙·波娃这时 23 岁了，但看上去跟一个女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以至别的教师把她当成了中学生。

她对马赛一见钟情。马赛，除了在这里每星期上完 14 小时的课以外， 什么都由自己支配，怎样利用余暇时间也由自己来决定！这多令人兴奋啊！她爬过每一块岩石；穿过每一条小巷；踏看老港，呼吸着混合着焦油和海腥的气息；在树木夹道的大街边和公园小憩时，喜欢看铿锵而过的有轨电车，喜欢看电车上面像葡萄一样挂着的顾客⋯⋯

马赛周围的农村充满自然情调，也易于抵达。每到休息时，她常套上一件旧罩衫，穿上一双轻便鞋，往网兜里塞进几个香蕉和几只面包就出发了。这样，她按部就班地渐渐走遍了全地区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沟壑和每一处溪谷。有时迷了路，就不得不兜着圈子，穿过香气馥郁的灌木丛，扶着从未见过的各种花草树木——树脂状的山蔷薇、红松、圣栎、红水仙、白水仙——到处找路。而在寻找中发现，眼前的景物比回忆和期望中的要美！

她的同事们曾不止一次地警告她，一个女子，孤身一人去旅行不合常规，要被人强奸的。她不以为然，觉得这不过是老处女们的多疑罢了。她认定在任何情况下，事故、重病、强奸这类事情不会发生在她身上。

不过，她确实与几个卡车司机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一次，一个旅行推销员因为她拒绝同他到田边沟渠里去睡觉，而将她打翻在道路中间，但她依然搭车如故。又一次，她头顶烈日，沿着灰尘滚滚的大道去塔拉斯孔，一辆从旁驶过的小汽车停下来，车内两个年轻男子邀她上车之后，把车开往本地区惟一的荒凉地区，她打开车门，威胁说要在车子开动中跳下去，骇得他们让她下了车。这一类小事不仅没给她以教训， 反而认定：只要稍具一点警惕性，就能逃脱一切麻烦。

倒是另外几次具有恐惧色彩的经历，想来有些后怕。譬如有一次， 一条狗紧紧尾随她从奥巴涅一直到加达邦山顶。她把几个面包分给它吃，但它渴得发疯——而一个畜生发疯起来该多么令人害怕！终于，在抵达一个村庄时，它咆哮着扑向最近的一口水塘。又一个下午，她奋力地翻过一个陡峭的峡谷，道路尽头是一道刀削般的巨壁。只得在坑坑洼洼中重找出路，最后，在一条深涧前停下来了，她不敢跳过去。周围万籁俱寂，只有蛇在干裂的石头间嘶嘶蠕动⋯⋯终于，一横心，跳了过去， 却皮毛无损地下了山。

一般地说，女子高中的职员们有点看不惯这个令人猜忌的西蒙·波娃，她只和两三个同事保持着友谊，而其中一个成了她的挚友，唤作图梅兰太太。图梅兰太太 35 岁，她丈夫因患肺结核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家疗养院休养。她们都很孤独，便一起看戏、一起吃饭、一起散步。并且

她租用了图梅兰太太改成的一间单间公寓。在一次周末旅行时，图梅兰太太极随便地暴露她那高大、丰满的肉体；在她的起居室喝茶时，甚至告诉西蒙·波娃，她如何厌恶做爱，如何讨厌丈夫在她进入高潮前就偃旗息鼓，只在她肚子上留下一团粘乎乎的东西。直至有一次这位中年妇女抱住西蒙·波娃，热烈地吻她，还要她卸去伪装时，西蒙·波娃惊恐不已地大叫“不”！而逃走了。她不愿成为图梅兰太太的同性恋伙伴。

2 萨特的脸由于激动而变得苍白了萨特远在勒阿弗尔。

尽管学生们认为这位年轻的哲学教师有教养、质朴，还惊人的有趣， 但学生们与他之间拥有一种非家长式的、亲密的、与其他任何人所不曾有过的无拘无束的关系。——有人曾这样举例说明过：在萨特走进教室前，学生们在黑板上写下猥亵的字谜，而字谜中的音节“con”（阴户、鸡奸）全都用线条圈着，画在一个说着话的男人的上面，这男人说的是“我叫萨特”；萨特走进教室，着着黑板，说了声“天哪”，就试着猜解字谜⋯⋯

然而，教书对萨特来说是可厌的。他讨厌必要的纪律、等级制度和种种章程。他几乎是拼命地埋头写作和疯狂地读书，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他的深奥莫测、充满艰辛的“懂事的年龄”开始了，他暗暗告诫自己：

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到了！

几家出版社拒绝出版他的《真理的传说》一书后，他开始写他戏称为《论偶然性》的作品。圣诞节休假中，他把《论偶然性》拿给“海狸” 看。她建议他赋予洛根丁一些小说的浓度，并添上类似他俩都很欣赏的侦探小说的悬念。他同意了。回到勒阿弗尔后，他重写了这个故事。

休假是最好的时节。一放假，萨特和西蒙·波娃便在巴黎相聚。在得到下一学年西蒙·波娃要去鲁昂当教师的好消息后，夏天，他们重游西班牙，顺便作了一次令他们陶醉的摩洛哥之行。回国途中，他们在图卢兹停留，卡米耶带他们四处游玩。卡米耶的剧本《幽灵》没有获得成功，但她正在写一部小说。她总是那么自信而精力充沛。

从鲁昂坐一小时火车就到勒阿弗尔，坐一个半小时就可到巴黎。两人办了鲁昂—勒阿弗尔的长期车票，设法每星期至少有一天在一起度过。与他们仍然保持联系的大学时的老朋友雷蒙·阿隆，正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研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他们在巴黎相聚时，阿隆指着杯中的杏汁鸡尾酒说：

“你们看，假如你们是个现象学家，你们就能谈论这种鸡尾酒，并从中得出一种哲理。”

萨特的脸由于激动而变得苍白了。长时间以来，他就在探索一种方法——能够根据他所看到和接触到的物体来描述它们，并从这个描述过程中得出哲理。他急于了解胡塞尔的理论。他决定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研究。阿隆在信中建议，让萨特接替他成为 1933—1934 学年柏林法兰西学院的研究生。

3 这回他第一次想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了，1933—1934 年度柏林法兰西学院研究生奖学金的申请，院方通知已予接受，这就意味着萨特可以整整一年不教书，而去柏林从事哲学研究。

在法兰西学院，萨特生活得自由自在，同学之间充满友谊和真诚， 这是他自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来还从未经历过的。不久，他还轻松地涉足了一件风流韵事。姑娘叫“玛丽”，是当地一位学者的妻子，笑起来很甜，还好幻想，有迷人的丰采。

1934 年时，现象学是一场尝试理解人类思维方式、重新解释人类与其自身和世界的关系的运动。现象学希望不是用解释或分析事物，而是通过描述事物——即现象——来追溯其本原，并从这一限定的思想观点出发，对我们的存在感觉得出新的、更直觉的了解。现象学意味着还原， 意味着悬置所有的判断，意味着试图用一种原始直觉去了解事物和观念。正如胡塞尔所云，它意味着认识到我们能够直觉地反映三四种事物， 即便我们能够“想起”上千种。现象学想问问苏格拉底：“我们究竟确切地知道什么？”想问问康德：“知识究竟采取何种形式？”

现象学全盘摒弃惟理性的形而上学，因为它不足以描述人的存在的意义；但现象学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摒弃，因为它是一种隐秘的唯心论。现象学尚未确立，它正在发展。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先驱。萨特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发现了由内在探索存在的有力手段，发现了一种可作为作家工具的、描述这种内在地探究现象和情绪的方法。萨特感到，胡塞尔在把主观性分离出纯粹意识方面尚有不足，而笛卡尔那使精神变得比物质更确凿的“我思”——“我思故我在”应读作“我疑故我在”。

圣诞节期间，萨特回到巴黎过了 10 天，西蒙·波娃因而得知了“玛丽”的存在。2 月中旬，西蒙·波娃极想去一趟柏林，但萨特这回想完善自由，第一次想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显然，这伤害了西蒙·波娃。

为了有正当的理由向学校请假，她谎称自己精神崩溃，医生爽快地给了她两星期假。两星期内，萨特没有丢下她，带着她在柏林的大街小巷跑。

西蒙·波娃与“玛丽”见面了。会面的情形差不多是平静的。西蒙·波娃后来在《盛年》中略带夸张地说，她丝毫没有嫉妒的感觉，“然而， 自从我们结识以来，这是萨特第一次认真地对别的女人发生兴趣。嫉妒并非与我无缘或为我所不屑，可是，这件事既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也没有打乱我已经形成的有关我们共同生活的任何想法。因为从一开始，萨特就提醒我，他有可能去干这类冒险事。我已接受了这个原则，所以也就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可她的 50 年代的朋友弗朗西斯·让松却说，西蒙·波娃并非如她所说的那么不动声色，从萨特与卡米耶、与“玛丽”、与奥尔加、与“M” 的关系史可以看出，这个女人懂得嫉妒。

4 萨特试图建立“三重奏”关系

奥尔加，一个反动的白俄罗斯人的女儿，西蒙·波娃以前的学生。这位少女的活泼个性、她的波兰朋友的故事和她的出没无常，使西蒙·波娃着迷，也使西蒙·波娃烦恼。奥尔加是“真实的”，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尽情地享乐。当学生时，她暮气沉沉；退学后，她天天生活得热情洋溢。因为她有着天生的孩子气，轻浮从事，容易受惊，男人都想宠着她。

一年来，萨特已给奥尔加迷住了。他不再只把她看成是护理员了。开始，他给她讲故事、唱歌，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不如说是为了取悦奥尔加。西蒙·波娃发现，她和萨特在一起时，萨特从不会这样去做。在无数漫长的下午，奥尔加替他解闷，因而取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西蒙·波娃对奥尔加越来越被萨特感兴趣并不在意，她宁可看到他去设法博取奥尔加的青睐，而不是再次陷于意志消沉，更何况萨特显然不打算与奥尔加在肉体上有任何体验。

然而，尽管西蒙·波娃在理智上努力表现出一种体谅、理解与豁达， 而在事实上她不无苦恼。在她意识到萨特已成了奥尔加的情人之后，在她意识到他们将是“三重奏”而不是“二重奏”之后，她觉得不能再满不在乎地容忍他的见解和情趣，因为这些见解和情趣所构成的价值观念体系与她自己的相抵触。正如她以后告诉弗朗西斯·让松的：

“嫉妒是一件完全正当和真实的事。如果 A 和 B 一起度过某种生活， 而 B 开始与 C 过同样的生活，A 显然会觉得受到了排斥；某种共同的东西，他与 B 共同生活时的某种不能替代的东西遭到了破坏。”

这种试图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三重奏”，最终因失谐而消失了。但这称“三重奏”的生活经历，却为西蒙·波娃后来写作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客》提供了主题，也为萨特日后创作的他的最著名的剧本《禁闭》提供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