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第一章 光荣与梦想

1946 年是美国社会急剧演变的一年。由于战争年代的压力和逼迫， 许多传统的看法消融了。大批妇女参加了劳动大军，尽管有千百万男子复员，妇女依旧在劳动力方面甚至军队方面起着更持久、更重要的作用。人们由于对战争年代的动乱以及大萧条和新政所带来的许多变化感到厌倦，也就是说，由于战争结束，这个国家发生了诸多变化，并因为这些变化，而产生了美国历史上“新的一代”。从政治上看，美国社会应该提供“新的一代”的发言人。

约翰·肯尼迪在这一年中敏锐地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变化和需要。他出生于 1917 年 5 月，还不到而立之年，然而对于政治生活却并不陌生。他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是美国有名的亿万富翁，30 年代担任过驻英大使。从此，让肯尼迪家庭跻身政界就是约瑟夫对儿子的惟一期待。现在约翰·肯尼迪要进入政坛，以便实现父亲约瑟夫渴望的而他的兄长小约瑟夫未能实现的肯尼迪家族的梦想。

对于约翰·肯尼迪来说，首要的事情是马上得到一份公职。但重要的公职并不是结在树上的果子供人采摘的。就在这一年，肯尼迪的运气来了，马萨诸塞州的政治之树上突然有一个公职出现——代表波士顿第十一选区的众议院议员席位。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将会大有价值的好果子，所以肯尼迪家族决计得到它。

第十一选区的议员席位之所以空出来，是因为约翰·肯尼迪的外公约翰·菲茨杰拉德市长以前的主要对手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决定放弃他的国会席位，再次竞选波士顿市长。事实上肯尼迪家族和菲茨杰拉德家族都痛恨柯利，但他们却都帮助他竞选市长，以便空出议员席位。

1945 年 11 月，柯利在竞选中获得胜利，接着决定在次年 11 月举行特别选举，选出一名议员补上他的空缺。约翰·肯尼迪从海军退役，在报社干过一段时间后有些失望，现在对他来说，正是天赐良机。

波士顿第十一选区是杰克（约翰·肯尼迪的昵称）最理想的政治土壤。从 1848 年到 1929 年，肯尼迪家族和菲茨杰拉德家族都和这里关系密切。约瑟夫·肯尼迪仍然拥有东波士顿马弗里克广场的哥伦比亚信托银行。这个地区的许多人仍然记得杰克的祖父帕特里克·约瑟夫和他的酒店。

当然，十一选区的其他地区对肯尼迪家族并不十分友善。查尔斯顿是一个滨水区，居民大部分是爱尔兰码头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哈佛所在的坎布里奇大多为自由知识分子居住地，塔夫茨所在的萨默维尔也是和肯尼迪没有瓜葛的工人区。所以，他一参加竞选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 实际上他也确实是一个外来客。他自己从未在十一选区居住，对这一地区的人们和生活情况一无所知。

但是约翰·肯尼迪也是有优势的。首先，他有富裕而好胜的家庭作后盾。其次，他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再次，他的知名度也相当高。在争取议员席位以前，他作为赫斯特报系的记者是出过风头的。他的每篇文章都会在该报系的每一份报纸上出现，文章除附上小照片以外，还有如下简历：约翰·肯尼迪中尉是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的儿子，是最近退役的南太平洋鱼雷艇英雄。他是从一个军人的角度来报道旧金山会议

的。战前他写过畅销书《英国何以沉睡》。

更重要的是，肯尼迪家族有着异乎寻常的竞争精神。约翰·肯尼迪在过去和以后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在考虑了诸多因素后，肯尼迪家族组成了竞选班子。老约瑟夫·肯尼迪是主要组织者。他对竞选组织者们说，“我们要像推销肥皂片一样推销杰克”。此后，他雇用了一个公共关系公司，着手进行马萨诸塞州国会选举史上空前规模的广告活动。

杰克的竞选经理是狡黠的约瑟夫·凯恩，他是杰克的表叔。在十一选区，认识人最多的是凯恩，因为他是在东波士顿的弄堂里长大的。他曾经负责过 1937 年詹姆斯·托宾对詹姆斯·迈克尔·柯利的市长竞选。

1942 年他又被堂兄约瑟夫雇为竞选经理，负责约翰·菲茨杰拉德对约瑟夫·凯西的竞选。他曾在叔父帕特里克·肯尼迪和堂兄约瑟夫的岳父约翰·菲茨杰拉德门下学习政治。他不仅坚定而且机智，他熟知波士顿爱尔兰政治的诀窍。约瑟夫·肯尼迪因此认为凯恩是自己儿子最好的政治导师。但是他有些怀疑他那优雅的、受过教育的儿子能否和凯恩相处得好。

使他欣慰的是，杰克和他的表叔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约瑟夫·凯恩对于如何向第十一选区推销杰克是有高见的。

在竞选的最初日子里，凯恩有意把约翰·肯尼迪说成一个具有出色的战斗历程的战斗英雄。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老兵退役， 如果没有出色的战争经历是不能参政的。因此，为了争取退伍军人的支持，约翰·肯尼迪担任新组成的小约瑟夫·肯尼迪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分会会长。这里必须指出，小约瑟夫和约翰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小约瑟夫在 1944 年的战争中因飞机爆炸而牺牲。肯尼迪家族虽然因此成为美国的英雄家族，但也痛失了一位最有政治前途的儿子。此后，以小约瑟夫名字命名的退伍军人分会成立。这是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基地。当时，凯恩提出了一个相当有魅力的竞选口号：“新一代献上一位领袖”。这样立即迎合了具有相当数量的自称“新一代”的美国人的胃口。约翰·肯尼迪已经包装完毕，正等待卖个好价钱。

竞选就这样开始了，这绝非易事。约翰·肯尼迪，是百万富翁的儿子，自己也算一位百万富翁，但他的选区多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卡车司机、小店主、酒吧侍者和女侍者，由于阶级的不同而产生的仇视心理是无法避免的。此外，约翰在军队之外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也是他的弱点。

从竞选一开始，约翰·肯尼迪对女人的魅力就发挥了作用。约翰常常说：“妇女的力量，是未开发的资源。”此外，他在许多妇女组织的会议上，在公开的集会演讲中，他有一句出名的俏皮话：“年长的女人将作你的母亲，年轻的女人将作你的爱人。”确实，这两种力量如果能够利用，对于竞选是有利的。因为妇女占注册选民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约翰·肯尼迪将发动妇女作为本次竞选的赌码。在当时看来，既新

颖又好笑。只有透过数十年的历史长河，我们才能够理解并且惊叹他的胆识和远见。

因此，肯尼迪家族为年轻的小姐和少妇举行了茶会，其中包括在坎布里奇海军准将旅馆举行的有名的“波士顿茶会”。这次盛大的茶会有

1500 名年轻的小姐受到邀请，请她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来看看一位风流倜傥的百万富翁公子约翰·肯尼迪。于是波士顿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鱼贯而入，品尝由罗斯夫人端上的糕点，听着主持人说，“这里的每一位小姐都可能成为肯尼迪夫人”，因而羞红了脸。在这一类的茶会上，约翰·肯尼迪面带微笑，气宇轩昂，他让舞厅内的每一个姑娘都觉得自己受到约翰·肯尼迪的青睐。

此外，约翰·肯尼迪还有许多可供宣传的资本。比如小约瑟夫之死， 以及约翰·肯尼迪在所罗门群岛的功绩。约翰·肯尼迪在二战中担任过太平洋战争中一○九鱼雷艇艇长，后该艇被毁，约翰在海上漂流，被土著人发现获救于所罗门岛。当约翰·肯尼迪在小约瑟夫·肯尼迪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分会发表第一次演说时，这位英雄受到报界的极大关注，有人把他的样子说成是基督再世。所罗门的战斗被再次炒起来，老约瑟夫·肯尼迪不停地为奖章游说，他使关于一○九鱼雷艇的报道醒目地出现在《读者文摘》上，并把文摘分发给第十一选区的每一个选民。

和他的英雄的战斗史相联系，肯尼迪的病体也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本。在人们的想象中，他的病体是和战伤有关的，女选民看到年轻漂亮的战斗英雄手撑拐杖特别感动。

当然，约翰·肯尼迪还可以利用他的两笔最大的财富——家族与金钱。约瑟夫·凯恩在竞选初期解释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时说，在政治竞选中最必不可少的要素是金钱、金钱、金钱。约瑟夫对有关人员表示，花钱不必受限制。为使约翰当选，花多少钱他都心甘情愿。约瑟夫·肯尼迪完全清楚，他儿子的议员竞选是通向美国总统宝座的第一步，一点儿也不能出错。为了保险起见，约瑟夫·肯尼迪要统管竞选。他亲自掌管竞选经费，他亲自会见并雇请主要的竞选工作人员，他亲自作出大部分关键的决定。约瑟夫·凯恩负责日常工作。后来，当有人问他在他儿子的国会议员竞选中起了什么作用时，约瑟夫·肯尼迪说：“我只是一个拜访人。我和我认识的人保持接触。”

至于他的家庭，更是人人全力以赴，个个竭尽所能。罗斯·肯尼迪夫人作为这个伟大家族的母亲，有时以简朴的装束出现在波士顿北角家庭观念重的意大利妇女面前，向她们出示她九个孩子的档案，有时她又会戴上宝石首饰，围上貂皮围巾，去向切斯纳特希尔高雅的女士们谈她最近在巴黎看到的新式时装。哪一位是真正的罗斯·肯尼迪夫人呢？是波士顿北角的家庭主妇，还是能够在巴黎时装展览会上购物的百万富翁的妻子呢？

公平地说，约翰·肯尼迪是努力的，他每天早上 6 点 30 分起床，在14～18 小时内一直在工作，经常是手扶拐杖。在一个冷飕飕的秋天的早晨，他到查尔斯顿码头，站在大门口迎接来上班的码头工人。另一天早晨，他又站在马弗里克广场上向过路人问好。他访问查尔斯顿的三层住宅，和退伍军人一起游行到精疲力竭。

他的演讲在开始时显得太快，而且缺乏政治风度。每一次软弱无力的演说，儿子首先获得老约瑟夫的赞美。接着，老约瑟夫不再护着他， 而是指出这位候选人的缺点，这些缺点都是老约瑟夫留神从听众那儿收集到的。不久，约翰的演讲有了进步。他以后的演讲，使人听了不仅有紧迫感，而且令人信服。这种巨大的推动力来自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即几乎是病理性的失败恐惧和他的父亲的压力。老约瑟夫坐在幕后，支付一切费用，暗中操纵。

约翰·肯尼迪就这样忙碌奔波，不能让父亲丢脸，要不停地前进， 不停地前进。清晨到码头上和工人握手；到东波士顿去看望第十一选区里那些认识他的祖父帕特里克·约瑟夫的人；去结识那些得到过他祖父的恩惠，并在他的酒店里饮过酒的老住户的子孙；去第十一选区参加妇女——老年、中年和青年——的茶话会，向她们微笑，充当他们的儿子、兄弟、情人和丈夫。这是第一次决定性的亮相，它将铺向通往白宫的道路。

约翰和他的家族终于如愿以偿，他不仅击败了在民主党初选时的对手，而且也击败了共和党的敌手，成为一名 29 岁的美国国会议员。

约翰·肯尼迪成了一名经常缺席的国会议员，因为众议院的生活是没有特色的。他在国会的沉默寡言背离了喜拍人背、热烈握手的波士顿政治。例如，他很少参加守灵，除非他认识死者。他的个人举止特别不拘礼节，在国会的餐厅里，他时常身着毛衣，脚穿运动鞋。人们不知道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来到华盛顿是为了什么。

约翰给选民们的第一封信就是抱怨众议院会议厅的音响效果差，灯光暗淡，以及议员的无礼，当别人演讲时，他们不是谈话就是看报。然而那个时期他提出的一些批评，反映了他的某些老师早已看到的知识分子的好奇心。他对政治进程、福利国家和社会化医疗提出了难以预料的、坦率的疑问。他感兴趣的一个职务是当劳工和教育委员会委员。他在委员会里质问证人时充分体现了他的才华。他的陈述确凿而且直截了当。在担任众议员的年代里，有人要求宽恕波士顿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的受贿一案，马萨诸塞的代表团中只有他一人毅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显示了约翰惊人的独立自主能力。

在众议院议员席上，约翰又针对美国军团反对住房法案，说美国军团的领袖们自 1918 年以来对国家的利益从来没有建设性的考虑，结果约翰赢得很大的支持。他又是波士顿地区惟一投票赞成圣劳伦斯海上航路的众议员，当时马萨诸塞州的人们担心这条航路会破坏他们目前的贸易利益。

在外交政策方面，除了短暂的时期杰克表露过像 1945 年那种乌托邦式的不确定态度外，约翰·肯尼迪总是紧随他的父亲、他的教会以及当时的时代。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紧张的，两大阵营基本已经形成，冷战的局面使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难以在同一块天空下和平共处。苏联对美国的威胁相当大，富兰克林·D·罗斯福已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东欧给了共产党。二战后，白宫和国务院已经失去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肯尼迪在 1950 年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非正式讨论会上宣称他对约瑟夫·R·麦卡锡有好感（麦卡锡疯狂反共，使美国陷入白色恐怖，后引起美国公众汹涌的反麦卡锡主义浪潮，对年轻的理查德·尼克松战胜自由派的加利福尼亚参议员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表示高兴，并且宣布他希望摆脱外国人的缠磨。于是自由派人士不信任这位年轻的众议员，在他们看来，这位众议员酷似他直言不讳的父亲。

约翰·肯尼迪与他的父亲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民主党冷战政策日益增加了国际主义色彩。1948 年，他投票赞成加强空军力量而不是减税，

这种事情他的父亲是不会干的。实际上，他赞同杜鲁门主义，赞同整个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复兴计划，虽然他对朝鲜战争保持某些保留态度，也赞同民主党政府在欧洲和亚洲采取的几乎全部的对外政策行动。

在国内问题上，约翰·肯尼迪对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嘲笑自由派的空想社会改良家，反对给医院建设提供资金，反对给农村合作社以联邦资助，反对给纳瓦霍和霍皮族印第安人以援助，反对在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地区提供金钱去建造，反对禁止雇用歧视的法案。此外，他也赞成扩大社会保障福利，制定最低工资法，以及制定给予穷人医疗照顾的折衷法律。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改善住房条件，特别是改善回国的退伍军人的住房条件，凡是有利于他的选民的任何法案，他几乎都投票赞成。在劳工和教育委员会上，他采取中间道路，反对反劳工的塔夫脱— 哈特莱法案，但对劳工领袖表示不满。在他看来，许多劳工领袖都是腐败的敲诈勒索者。他的意识形态，像国家的意识形态一样，显得模糊不清，但在对待国内的共产主义问题上则是例外。

在劳工和教育委员会上，约翰·肯尼迪对国内共产主义问题格外关注。他揭露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共产党员哈罗斯·克里斯托弗尔犯了伪证罪。对此肯尼迪怒不可遏，或许像一个退伍军人那样愤怒，因为克里斯托弗尔的工会发动罢工来干预 1941 年为重整军备所作的努力。在众议院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中，肯尼迪打头炮，不断对其进行猛烈的攻击。年轻的、当选为议员的约翰·肯尼迪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当即建立

了肯尼迪家族在首都的司令部。和大部分 29 岁的美国人切断家庭关系另起炉灶的做法相反，他在乔治城租用的三层住宅实质上是他父亲住宅海思尼斯港别墅的延长而已。

而从这一点看，约翰·肯尼迪也许算不上美国新的一代人的领袖和代表。我们也许要从肯尼迪家族来理解其中的奥秘。

为了使家族的政治事业更加兴旺，约瑟夫·肯尼迪认识了约翰·雷诺兹，布朗克斯一位强有力的爱尔兰房地产商人，他为天主教堂，特别是纽约总主教管区经营房地产赚了大钱。老约瑟夫与雷诺兹一拍即合， 他们决定积极从事曼哈顿的房地产买卖，不久，新的财源滚滚而来。在1942 年至 1960 年间，仅房地产一项，肯尼迪的收入就超过 1 亿美元。

约瑟夫在 40 年代房地产上大获胜利以后，在 1949 年又为七个活着的子女建立了另一项信托基金，实际上他只是以子女的名义购进许多房地产和石油财产，然后把这些财产并入早已建立的基金。

肯尼迪家族的财产数目及来源对于美国社会是一个谜。约瑟夫·肯尼迪一生经营过股票、电影业、酒店业、房地产业和石油业。他是最后投身冒险的石油业的，他加入了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寻找石油的辛迪加。出油率大约为百分之五十。他也支持得克萨斯州小型掘井公司，从石油业中捞到不少好处。

集中多种报道和数据，比较准确地估计肯尼迪家族的财产数目，约为 3 亿美元。其中为子女设立的基金为 7500 万美元；小约瑟夫·肯尼迪

基金 7500 万美元；各项房地产 7500 万美元，各种股份为 7500 万美元。这正是约瑟夫·肯尼迪的奋斗目标，使子女在经济上有了保障之后，

因此在政治上得到好处。他自己并不需要多少奢侈品。他和罗斯夫人没有住在特别奢侈的住宅里，他没有搜集昂贵的艺术品和赛马票，他也没

有购买许多罗尔斯·罗伊斯汽车。约瑟夫·肯尼迪的奋斗得来的钱主要用于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儿子们和他们的事业。

了解了老约瑟夫在这个家族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就能够理解约翰·肯尼迪无法切断家庭关系的原因了。乔治城的住宅里除了年轻的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外，还住着他的妹妹尤尼斯。付房租、公用事业费和薪水的是父亲的纽约帕克代理公司保罗·墨菲。不久，这个住宅就成了华盛顿的肯尼迪家族聚集地。老约瑟夫和罗斯是这里的常宿客。退回去一个时代，肯尼迪这种厮守的家族气氛是温馨的，但在 20 世纪的美国，肯尼迪家族是不合时宜的，他们身上没有“典型的美国人”的味道。

约翰·肯尼迪议员一到华盛顿在第八十届国会就职，马上有点神经质地宣布，他对他的党的国会领袖和他的父亲保持独立性，这从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的政治野心，因为他不会因为党派和他的作过前大使的父亲而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约翰·肯尼迪进入国会的第一年，朋友们把他说成是一个焦急而厌烦的年轻人。他来去匆匆，开会和约会经常迟到。衣服、纸张和钞票乱扔，需要他的仆人和秘书跟在后面收拾。他的秘书玛丽·戴维斯说他像一个懒散粗俗的新英格兰人，不合体的衣服挂在瘦弱不堪的身体上。

约翰·肯尼迪对金钱漠不关心，他几乎从来不带钱。当他的秘书或朋友替他付车费和饭费时，他往往忘记还钱。他常常从朋友处借小钱而不还，每当在饭店或夜总会应该结账却因为没有钱而不得不请他的女友付费时，他们往往大惊失色。他的大笔开支经常是他的下级和他父亲的下级支付的，所以他自己很少开大宗的支票。

约翰·肯尼迪的议员生活显得平淡无奇，国会的年薪制使他闷闷不乐。他讨厌第十一选区的贫苦选民，最后他把大部分社会福利工作都交给助手特德·里尔登。有人认为，他在国会的表演之所以黯淡无光也许另有原因，那就是他的阿狄森氏病。他在任期第一年的一次欧洲之行时曾经发病。当时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刚刚提出，于是 1947 年夏天许多议员亲自到欧洲去调查那里的经济情况。约翰·肯尼迪决定和众议院劳工小组委员会的几个伙伴一起前往。他的行程还包括俄国，以研究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工状况”。

正式的调查开始之前，约翰·肯尼迪与他的妹妹凯瑟琳一起访问了南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的利斯莫尔堡。这个庄园属于凯瑟琳的公公德文莫尔公爵，距爱尔兰肯尼迪祖先的家园不远。约翰·肯尼迪做了一次故乡之行；想起了肯尼迪家族的历史，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然而打击马上就到了，约翰·肯尼迪突然病倒，不得不住进伦敦医院。医生认为，他已是晚期阿狄森氏病患者，现在的病为阿狄森氏现象。

此时，内分泌学家发明一种合成物质，可以补偿肾上腺不足，以分泌激素可的松。肯尼迪接受这种名为脱氧皮质酮的注射。也许是这种注射挽救了他的生命。

1947 年 10 月，约翰·肯尼迪被迫放弃他的欧洲之行，从南安普敦乘玛丽皇后号回波士顿。波士顿报界的记者到机场欢迎。肯尼迪家族对记者们说，年轻的议员患的是战时在南太平洋染上的“疟疾”。实际上， 肯尼迪的阿狄森氏病已经很重，所以接受了涂油礼。他最后得知，他也许活不过 45 岁。

在波士顿的莱希诊所，肯尼迪接受了脱氧皮质酮的注射，健康恢复很快。当他回到华盛顿恢复议员工作时，他对他的健康忧心忡忡。他的背脊病没有得到治疗，常常需要使用拐杖，现在又成了一个阿狄森氏病人，寿命也许不超过 45 岁。在华盛顿苦苦思索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健康状况，也许永远不能实现他父亲的野心。

这也许可以从某一方面说明肯尼迪在国会的第一个任期无所作为的理由。

1949 年，可的松被发现，在阿狄森氏病人面前展现了新的前景。到

1951 年，可的松已经可以口服，肯尼迪每天摄取 25 毫克。他的大腿上还

定期接受 150 毫克醋酸脱氧皮质酮丸的植入。这样，他的健康和精力大有改善，在情感上也有某种变化。由于对健康的忧虑消失了，肯尼迪变得野心勃勃。他决定参加 1952 年参议员竞选。

约翰·肯尼迪最后宣布竞选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肯尼迪家族不自量力。因为 34 岁的约翰·肯尼迪所要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令人敬畏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他的爷爷老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美国老参议员，老洛奇也使肯尼迪的外公约翰·菲茨杰拉德遭到最后一次惨败。洛奇家族是歧视来自爱尔兰的肯尼迪家族的美国佬社会的代表。小洛奇是出身高贵、有教养的新英格兰人的化身，其祖先可以追溯到马萨诸塞州殖民时代。作为一位政治家，他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为进入参议院，他先后战胜了三位爱尔兰人：詹姆斯·柯利，约瑟夫·凯西和戴维·沃尔什。

约翰·肯尼迪的参议员竞选超出了政治范畴，变成了阶级斗争。正是马萨诸塞州的美国佬阶级迫使约瑟夫·肯尼迪离开波士顿，竞选使肯尼迪家族直接反对这个阶级。对于老约瑟夫·肯尼迪来说，洛奇之战使他的声誉面临危险。

尽管战胜小洛奇这样的对手困难重重，但肯尼迪家族有三个条件。首先是金钱。新的肯尼迪金库比老的洛奇金库充实得多。其次是约翰·肯尼迪的魅力和不知疲倦的竞选欲望。第三，爱尔兰人和美国佬已不再是誓不两立。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对付新来的意大利人、犹太人和黑人。也就是说，肯尼迪可望得到更多美国人的支持。

肯尼迪家族相信，最大的危险在于，艾森豪威尔此时正竞选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威望在美国非常高，可能使其他共和党人同他一道当选。小洛奇说服艾森豪威尔辞去欧洲北约部队总司令竞选总统，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小洛奇是有优势的。

因此，约翰·肯尼迪必须使他的人格超过洛奇和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与洛奇的思想相似，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分歧。强调个性是肯尼迪的特长，所以竞选演变为某种声望的角逐，这对肯尼迪显然有利。

肯尼迪家族很快制定一种战略。这种战略也很简单，那就是使肯尼迪渗透到马萨诸塞全州。当肯尼迪议员多次在州内游说时，他把沿途遇到的有朝一日可能对他的竞选有用的年轻人的材料整理成庞大的档案。这种档案也派上了用场，肯尼迪把信件发到了他所到过的 39 个城市和

312 个乡镇。

随着 1952 年选举的渐渐来临，肯尼迪家族的捐款源源涌入马萨诸塞州。一次接一次以约翰·肯尼迪名义赠送的大量礼物送往慈善机关，特

别是意大利—美国慈善社。这一年约瑟夫·肯尼迪写信给儿子说，他可能寄给某个团体一张 1000 美元的支票，只是因为这是 1952 年。约翰坦

率地告诉一位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说，随着 1952 年竞选活动临近，他父亲的慈善基金会一直把捐款集中于马萨诸塞州选区。老约瑟夫发现可赠予1000 美元的委员会，其数目不受限制便创造了一系列针对渔业、制鞋业

和纺织业的慈善团体。最显著的一例是，约瑟夫·肯尼迪将 500 万美元借给《波士顿邮报》的老板，把这家濒于危机的报纸挽救过来。自此，

《波士顿邮报》上出现大量支持肯尼迪的文章。杰克说：“你知道，我们必须买下那家报纸，否则我就会被长舌卷没。”

参议员竞选活动的周密组织主要归功于约翰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的大力帮助。在 1951 年的一次环球旅游中约翰与他的关系变得特别密切，而他的咄咄逼人的策略不久便名扬四海。

罗伯特·肯尼迪 26 岁，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律师。这个羞怯、内向的年轻人作了他哥哥的竞选经理。他首先决定去征集提名约翰为候选人的人的名单。法律要求为 2500 人，在职的洛奇也只征求这个数目。

但是，肯尼迪从全州征求了 262324 个签名，并让他的助手向所有人发出了感谢信。这在马萨诸塞州的历史上和政治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

那种在 1946 年很起作用的行为准则又在起作用了。肯尼迪的着重点是赢得妇女选民，这一着棋如果成功，将大大帮助他走向政治巅峰。果然，肯尼迪家族在全州每一个城市都举行了茶话会，他们不仅要求各界妇女参加，还要求她们带上最好的花边、桌布和银器。她们当然也愿意这样做，把接到这样的邀请当成一种荣耀。确实，和已经声名远扬的肯尼迪家族打交道并为他们效劳是能够让女人们心动的。随着竞选的发展，肯尼迪开始意识到他对年轻女人的迷惑力比他对年老妇女的“孩子魅力”更突出，所以他邀请年轻女人越来越多。约翰·肯尼迪常常由他的家庭成员陪同，他发出的典型的请柬是要求一位妇女出席“为约瑟夫·肯尼迪夫人和她的儿子约翰·肯尼迪议员举行的招待茶会”。在招待会的主人席上，每一位妇女都有机会和漂亮的约翰·肯尼迪握手，甚至可能得到他的匆匆一吻。这样的茶话会在 1952 年共举行 33 次，出席

的年轻女人有 70000 人。肯尼迪超过洛奇 70737 票，差不多正好是出席茶话会的妇女数。

在肯尼迪家族，除了罗伯特·肯尼迪担任竞选经理，其他人也各行其责。母亲罗斯·肯尼迪夫人又一次承担起各种角色。约翰的妹妹们尤尼斯、帕特里夏和琼也全力以赴，在家里接电话、邮信和倒茶。

约翰·肯尼迪与小洛奇在沃尔瑟姆作的决定性辩论，是由“美国妇女选民联盟”组织起来的。在这次辩论赛上，年长的洛奇神气十足，一派贵族遗风，而肯尼迪显得更轻松、更年轻些。而且，人们马上又发现， 肯尼迪比洛奇这位波士顿的贵族更敏锐、更漂亮、更有自信心。肯尼迪的支持者站在后台，喜不自禁地看着有点儿呆板的洛奇回答肯尼迪的问题，洛奇的手在背后神经质地挤压和弯曲。第二天，马萨诸塞州报纸上的照片说明了问题：头发浓密的肯尼迪露齿而笑，拳头直指沉默不语的洛奇；过分严肃的洛奇，在整个过程中都显得拘谨。在竞选中，人格比其他任何问题的分量都重，辩论照片将成为强有力的武器，肯尼迪家族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宣传机器此时也加大了马力。肯尼迪竞选班子散发了 90 万份关于约翰·肯尼迪的八页小册子，封面上是小约瑟夫和约翰的照片，标题是： 约翰实现死在英吉利海峡的兄长小约瑟夫的梦想。这份自我推销的小册子中有约翰·肯尼迪在南太平洋拯救战友的绘画和美联社记者约翰·赫西关于 PT—109 号艇的文章。肯尼迪家族不惜资本使它流传开来。小册子发给了马萨诸塞州的每一个注册选民。

一直到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还自信自己会在竞选中取胜。在肯尼迪四处游说的时候，小洛奇还花许多时间在州外替艾森豪威尔去拉选票。

就在选举日前夕，罗伯特·肯尼迪的孩子降生了，他早在弗吉尼亚大学就读时就与同学埃塞尔结婚。孩子的降生给肯尼迪家族带来了欢乐。但这个孩子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精明的竞选经理请来了波士顿的理查德·库欣大主教为婴儿举行洗礼，这样使许多爱尔兰和意大利选举人对肯尼迪的名字产生了好感。

胜利使肯尼迪家族得到极大的满足。约翰·肯尼迪赢得参议院席位不仅要克服严重的身体困难，而且要战胜人们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偏见。64 岁的约瑟夫·肯尼迪通过儿子约翰·肯尼迪尝到了他一生中可望不可及的胜利喜悦。这个胜利大大减轻了约瑟夫·肯尼迪内心深处的愤恨和自卑。它补偿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东波士顿爱尔兰人而遭到的一切冷眼与迫害。第二章 秋日情话

1953 年 9 月 12 日，约翰·肯尼迪结束了他快乐的单身汉生活。这一

年他 36 岁，他的新娘 24 岁，叫做杰奎琳·布维尔。

尽管约翰·肯尼迪的婚事在美国、在马萨诸塞州都成为人们关注的大事，但当肯尼迪家族宣布约翰·肯尼迪要与一个叫杰奎琳·布维尔的24 岁的姑娘结婚时，人们还是表示了惊讶。

1929 年 7 月 28 日，一个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名声的小女孩降生了。她就是杰奎琳·李·布维尔，昵称杰基。她的母亲叫珍妮特·李·布维尔，此时 22 岁，身段苗条，皮肤健康，脸蛋漂亮，风姿可人。珍妮特的祖父母来自爱尔兰，因饥荒逃到美国，后来发了一点小财，成为中产阶级。她的家世，远远赶不上波士顿的肯尼迪家族。

杰奎琳·布维尔的父亲叫杰克·布维尔，全名是约翰·维尔努·布维尔三世，此时 39 岁。他个子高，肌肉发达，一头黑发毛光水滑，眼睛深蓝，皮肤黝黑，是个勾引女人的高手。他的诨名叫“黑王子”，许多人习惯称他为“黑杰克”。

杰奎琳刚出生时，布维尔夫妇住在东汉普顿“拉沙塔”。这个印第安人的称呼表示“和平之乡”的意思。“拉沙塔”是一座英国贵族庄园式建筑，占地 14 英亩，坐落在敷热尔街，在同海平行的道路一侧的沙地上。这座庄园是约翰·维尔努·布维尔——即杰奎琳祖父的财产。杰奎琳的祖父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律师，后来从一家酒店退休，加入了他叔叔米歇尔·查尔斯的证券公司，并且最终继承米歇尔·查尔斯的一大笔财产。

这个家庭还算得上属于上流社会，所以一到夏季或周末就到东汉堡屯的别墅去，其余的时间则去新泽西、曼哈顿、纽特利。

杰奎琳的父亲 1910 年考入耶鲁大学，毕业后在华尔街亨利·亨氏证券公司作经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也卷进了战争，黑杰克被征召，但他拒绝入伍。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他才去服役，在低级酒吧烟气缭绕乐声喧嚣的氛围中熬过了战争，1919 年回到“亨利·亨氏公司”复职。1922 年，黑杰克在亲戚和家人的帮助下，办起了自己的证券公司。虽然他每年赚取的佣金达 75000 美元，但是由于黑杰克太能花钱， 所以每年大量欠债。黑杰克赌钱，喝酒，喜欢大宴宾客，又嫖女人，这些在当地都很有名气。

珍妮特的家是纽约典型的暴发户。她是在“闪光的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养尊处优，住一所大厦，有仆人侍候，上名牌贵族学校，有私人小汽车。

1928 年 7 月 7 日，黑杰克和珍妮特举行了热闹隆重的婚礼。1929 年杰奎琳出生。1929 年对于布维尔家族，尤其对于黑杰克是个不太好的年头。黑杰克后来计划在 40 岁以前赚到 500 万元，但是 1929 年的经济危机对黑杰克是个严重的打击，股票市场惨跌。经济危机给黑杰克的打击使他落到了只能仰仗岳父接济的地步。珍妮特的父亲詹姆斯·李很清楚， 黑杰克不是个善理财的人。他答应提供他无息贷款，并免费提供他营业用房，但是也提出了先决条件：第一，黑杰克必须节制开支，减少用度， 改变其奢侈的生活方式；第二，他应当放弃诸如数不清的俱乐部会籍以及对欧洲时尚的追求。只许保留一部汽车，不许赌博，不许酗酒，不许购买风险大的股票。如果黑杰克愿遵守执行这些条件，他就应当每个月向詹姆斯·李的会计师报送一份损益报告表。

黑杰克由于收入锐减，只好把家搬到了珍妮特父亲私有的一套住房中去住，地址在花园大道 240 号。此外，他们在东汉普顿长期包租了一幢消夏别墅。这幢楼的花销由黑杰克的父亲提供资助。

杰奎琳幼时的生活环境是优裕的。她还只有 2 岁时，就参加了东汉普顿的赛狗会。她牵着只苏格兰种小狗，戴一顶白帽子和一副白手套参加比赛，并得了奖。《星报》报道：“2 岁的杰奎琳·布维尔蹒跚地走向领奖台，以极为自豪的神态向大家展示了她的苏格兰种小狗，它跟她差不多一样大。”

杰奎琳在曼哈顿东大街一所贵族小学上学，她显得非常聪明，常抱怨学校的功课太轻松。同时她又十分调皮，当然她也肯动脑筋，但是其结果是让老师和同学大伤脑筋。有一段时间，杰奎琳每天都要去校长办公室受训，校长对她说：“我知道你爱马，你自己就像匹纯种的马。你能跑得很快，你有耐力，有脑子，但是你没有受到过合适的训练，所以你不会成器。我们假设你养有世界上最漂亮的一匹赛马，如果它没有受过训练，学会等候在跑道上，学会等候在起跑的门栏前，学会服从赛场上的多种命令，它能有什么用呢？它甚至不会拉送牛奶的车或者垃圾车。那它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你只会扔掉它！”

关于马的这番比喻，改变了杰奎琳的思想和行为，她很快变成一个循序渐进、有张有弛的好学生。

许多人认为，杰奎琳特别的性格与家庭生活关系甚大。从某种意义上讲，黑杰克为他在纽约和东长岛继承的崇高社会地位所苦。黑杰克不仅被列入社交界名人录，也被列入美国社会最有名望的“四百名人录”。

1936 年，杰奎琳 7 岁。这一年对杰奎琳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无忧无虑的年头。她的母亲和父亲以及布维尔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在一起，组成一个统一富有的大家庭，纵情享受东汉普顿的美丽和富足。可以相信， 这个黑头发大眼睛的女孩一刻也不曾想到，在灿烂的外表下面的不祥之兆将破坏她的家庭生活，而且将一去不复返。

1936 年 9 月 30 日，珍妮特提出与丈夫黑杰克分居 6 个月。在她丈夫的家庭里，她惟一信任的人是她公公，即杰奎琳的祖父约翰·维尔努·布维尔。珍妮特同意由他来起草分居协议书：孩子由她抚养，黑杰克有在每个周末来探视的权利，黑杰克每月付给珍妮特生活费和孩子赡养费共1050 美元。

黑杰克搬出了公园大道的寓所，住进苇斯特伯雷饭店一间虽小但有阳光的客房中。他每周周末照例来看看孩子们，照样兴冲冲、风风火火。杰奎琳盼望能够与父亲一起外出。在她的感觉中，父亲是她最亲近的人了。布维尔家把珍妮特看作祸水，认为她破坏了黑杰克的婚姻。珍妮特追求完美，她教育孩子举止适当，睡眠要按时，花钱要节约。黑杰克则完全相反，带她们到高级商店买衣服和珠宝，吃冰淇淋喝苏打水，不管自己经济上如何拮据，对女儿们从来十分慷慨。在孩子们看来，母亲就像神话中的妖婆，父亲则是不可能有错的好人。

黑杰克在 1937 年 4 月曾经谋求与妻子和解，珍妮特由于考虑到孩子，也就勉强同意了。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两个人在整个夏天都吵得一塌糊涂。

1939 年，珍妮特聘用了米勒本克法律事务所的威廉姆·埃瓦尔茨作为她的离婚顾问。埃瓦尔茨立即建议她请一位私人侦探去收集关于她丈夫不受信任的证据。他解释说，这就是指奸情，那将为在纽约的解决离婚问题提供一个自动生效的根据，并且能保证给珍妮特一笔丰厚的离婚费。

珍妮特这样做了。她得到的证据是一位名叫玛尔若蕾·贝尔吕恩的交际花，是黑杰克无数猎获物中最新的一位。珍妮特掌握了姓名、时间、地点，甚至这个女人的照片，便找到了报社。1940 年 1 月 26 日，《纽约每日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用了一个胆大的标题：《社会经纪人被起诉离婚》，暗指黑杰克有一系列的通奸事件，并把玛尔若蕾·贝尔吕恩引述为他的情妇之一。

珍妮特贸然发表她丈夫私通的指控带来严重后果，不仅严重损害了杰克·布维尔在纽约的声誉，而且对两个女儿的影响也是毁灭性的。不久，珍妮特的起诉在纽约被驳回。

1940 年 6 月，去意已决的珍妮特来到内华达州以黑杰克“心灵残忍”

为名提出离婚。黑杰克最终表示同意。黑杰克每月支付 1000 美元，一半作为珍妮特的赡养费，一半作为孩子们的生活费。在这个基本费用之外， 他还应负担孩子们在未成年期间的一切医疗、手术开支及其学费。最后黑杰克同意每月共支付 2500 美元。另一方面，他被允许探视孩子们，重

大节假日，他可以亨用一半时间与孩子们聚会。每年夏天可以有 6 周与孩子们度假。

这一年杰奎琳 11 岁。属于自己的幸福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家庭的变故会对她的一生有何影响，她现在还不能懂得。她出于本能，采

取了一种把自己和外部世界隔离起来的办法，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躲开这种不幸的藏身之地。

杰奎琳变成了一个果断的但却喜怒无常的人。在学校里，她听音乐， 写诗，画画，在赛马会获金牌，在时装表演会上又夺得了头奖。但这一切远不能冲淡她在家庭里的伤感。1941 年，珍妮特又要结婚了。他叫休·杜

德黎·奥金克洛斯，是耶鲁和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毕业生。他比珍妮特大 5 岁，被人昵称为胡迪。

胡迪的家族非常富有，他的父亲娶的是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创建者奥里佛·D·杰恩宁士的女儿埃玛·布鲁斯特·杰恩宁士。埃玛继承来的财富后来就传给了胡迪。

珍妮特认识这个人以后，看中了他的金钱、地位，也看中了他的勤奋和慈善，所以很快在 1941 年年底举行了婚礼。他们生活在华盛顿的海姆棉尔史密斯农场，那是胡迪的财产。

1942 年 9 月，杰奎琳从东汉普顿度完暑假回来后就住进了弗吉尼亚州梅克林县的一幢别墅，这也是胡迪的私产，他称之为快活林。杰奎琳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是比较幸福的，她在荷尔通·阿尔姆斯中学学了两年以后，被录取入康涅狄格州的法明敦中学。这所 1843 年创立的寄宿学校， 学生全是豪门贵族子弟。那时候，学校的整个气氛是特别高傲的，有特殊的优越感，学生们都非常势利眼、任性、霸道。

杰奎琳到了这样的环境，一点也不吃惊、畏缩。她的高智商使同窗佩服。在法明敦读书时，她还参加了学生剧团“法明敦剧团”的演出活动。每年圣诞节都要演出两出戏。杰奎琳饰演过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的男主人公宾斯里。高年级时，她还参加写剧本。她选的主题是儿时就喜欢的故事：到城里来的马戏团，她仍扮演马戏皇后，乘一辆马车从舞台上驰过，手持一根用花和彩条扎成的五月桂，周围是一队欢快舞蹈的姑娘。

杰奎琳很快被学校重视了。在法明敦中学许多人眼里，她似乎是个完全不合传统规矩的人。她不仅反叛学校的校规，也反叛社会的礼俗。 1947 年 6 月，杰奎琳从波尔特小姐学校毕业了。这年夏天，海姆棉

尔史密斯农场为了把成年的杰奎琳介绍给社会和朋友们而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后来，赫斯特报系闲话专栏作家伊戈尔·卡西尼把杰奎琳命名为“本年新入社交场者的皇后”。

杰奎琳在那年秋天进入瓦萨女子学院，开始她在学院里是冷冰冰的，由于被选为这一年的皇后，她产生了参加社交生活的欲望。但是瓦萨的同学也难得亲近起来，许多同学讨厌并嫉妒她的称号。杰奎琳同时要应付对她的表扬和因此而产生的另眼相看。有大半年，报纸专栏接连不断地刊登关于她的文章和报道。

杰奎琳在大学同样具备反叛意识。她的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羞怯， 一种让人无从捉摸的品质。一方面，她有几乎像明星似的资质，只要她一出现，人们就禁不住要注意她。另一方面，她又是那么内向。

杰基赢得了桂冠，也赢得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一大批青年绅士从 78公里之外的纽约赶来，聚集在胡敦河边，想与这位新加冕的皇后相识。 1949 年夏天，杰奎琳和妹妹小李与同学一道去欧洲旅游。她们在英

国期间参加了白金汉宫的“皇家花园舞会”。在游完伦敦和英国乡村后，

她们又去了巴黎，参观了中世纪的堡垒勃罗汉萨。在里维拉玩了两天， 又去了瑞士的苏黎世。以后又去了意大利，游览了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

这个夏季一过完，杰奎琳马上对欧洲发生了兴趣。1949 年 8 月中旬， 杰奎琳来到法国学习。开学的 6 周是强化语言训练，然后回到巴黎索本神学院就读。1949 年的法国仍然处在战后艰难的日子里，食物非常难买。杰奎琳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交友，了解欧洲。在巴黎人看来，杰奎琳有一种使人一见就心烦意乱的气质，一种少女的纯真。巴黎喜欢杰奎琳， 尽管这与 12 年后的情景大不一样。

1950 年 2 月寒假期间，杰奎琳的妈妈和继父到巴黎来看她。他们在巴黎待了一周以后，胡迪告诉杰奎琳：“不止要看看巴黎，也要看看整个欧洲大陆。⋯⋯欧洲不全是迷人的东西。闪闪发光的不全是金子。” 他们去参观了希特勒在贝希斯加登的消夏别墅和慕尼黑的达豪集中营。这一年杰奎琳最后一次遍游了欧洲，然后坐邮船“自由号”回到美

国，转到华盛顿大学继续读书。

1951 年，杰奎琳·布维尔参加了《时装》杂志举办的第 16 届巴黎大奖赛的征文竞赛。获奖的话，她就可以得到在杂志社实习一年的奖励， 其中半年在巴黎，半年在华盛顿。这次大赛的要求是提交四份服装设计图样、个人简历、一份《时装》杂志目录的复印件和一篇论文。论文题目是《我希望能结识的人》，要写一位已经逝世的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或芭蕾舞演员。杰奎琳太想取得这次大奖，为此她花了许多时间写论文，把波德莱尔、王尔德两位作家作为她愿结识的人。她的勤奋得到了回报。她获胜了，打败了 225 所大学的 1280 位应征者。

珍妮特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兴高采烈。1951 年，杰奎琳得到了华盛顿大学的学士学位，她的妹妹小李从波尔特小姐学校毕业即将进入萨拉·劳伦斯学院攻读文艺史。胡迪同意出资将两姊妹送去欧洲旅游。姊妹俩把沿途所见所闻由杰奎琳配上速写和诗，小李写成小故事剪贴在一起，加上《一个特美的夏季》的标题，在旅行结束时送给了她们的母亲，后来这个集子由德拉柯特出版社在 1974 年出版。

杰奎琳从欧洲旅游返国后，黑杰克要她住在纽约，在他的证券生意中任职。珍妮特则要她住在华盛顿，答应帮她找职业。杰奎琳仔细权衡这两种前途的利弊，决定待在华盛顿。胡迪觉得她有写作才能，建议她去报社工作，托《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阿瑟·克罗克帮忙，把她介绍给《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总编辑兼股东弗兰克·沃德罗普。1951 年11 月，杰奎琳的记者生涯开始了。

杰奎琳对事业是虔诚的。开始几周，她是从打杂做起，然后当上来访接待员，再后来恰好有个专栏作家辞职了，总编辑决定利用这个空缺设立一名“调查摄影记者”，杰奎琳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自愿申请担任这个职务。

杰奎琳给报纸专栏出的题目真有些异想天开，比如《富人比穷人生活得快乐吗？》《你认为女人最想要什么？》《你认为妻子应当让丈夫觉得他比她更帅吗？》《假如你明早就要被处决，你在人间的最后一餐想要点什么样的菜？》《你想不想砸碎上流社会？》《当你听到狼嚎时你有什么感觉？》⋯⋯

她设计的许多问题，有些几乎带有预言的性质，例如《你最想当谁的第一夫人？》《你喜欢你儿子长大以后当总统吗？》《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应当和丈夫一起参加竞选活动吗？》⋯⋯

但是不久杰奎琳就对报纸的工作有了怠倦之心，并且有了新的生活目标，那就是约翰·肯尼迪。约翰·肯厄迪与杰奎琳·布维尔在 1951 年初夏时曾见过面，双方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更无发展关系的趋势。那时肯尼迪也忙着竞选参议员，杰奎琳在欧洲回来后又投身新闻工作， 所以约会的机会都不曾有。

1952 年 12 月，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也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杰奎琳与肯尼迪的关系开始发展。肯尼迪身上确实有些东西对她产生吸引力：外貌、魅力、机智、富有。杰奎琳从肯尼迪身上体验到了某种偏狭和孤高自傲的性格。他内心深处好像是一潭深水，而杰奎琳自己也差不多是同样的。

杰奎琳集中精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温柔、热情、心情愉快的好伴侣， 一个爱好文学艺术和音乐的有教养的女性。她最吸引人的特点是，她好像一座灯塔的迷人的灯光，当光柱照射到你身上时，光彩夺目，使人目眩。

在他们来往的初期，杰奎琳利用采访机会去国会山看肯尼迪。肯尼迪也邀请杰奎琳去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及舞会。不久，杰奎琳把报社的工作降到第二位，匀出时间帮肯尼迪编辑和撰写参议院关于东南亚问题的报告，把法国作家保罗·缪兰于法国卷入越南战争之书及其他法文书翻译出来供肯尼迪参考，有时也帮肯尼迪去商店选购衣服。

不久，杰奎琳来到海恩尼斯港肯尼迪家族的别墅做客。她很快得到约瑟夫·肯尼迪的青睐，他说杰奎琳有个性，精明成熟，他很愿意这个女孩成为儿媳妇，他相信杰奎琳能对肯尼迪有所帮助。

就这样，肯尼迪家族决定让约翰·肯尼迪与杰奎琳·布维尔订婚。到 6 月，除李氏家族以外，有关家族都已表示同意。詹姆斯·李因为十分厌恶约瑟夫·肯尼迪，不愿意让外孙女嫁到肯尼迪家族。珍妮特有保留地同意了婚事。肯尼迪家族正是她为杰奎琳选定的目标。但尽管肯尼迪家族富有，她仍然认为肯尼迪家的社会地位低于她的女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杰奎琳与约翰·肯尼迪结婚是一种“低就”。她的理想是把杰奎琳嫁到杜邦、范德比尔特或梅隆这样既有大钱，血统又高贵的人家。因此，珍妮特在同意婚事的同时，稍稍保留了对于约翰·肯尼迪及肯尼迪一家人的优越感。

布维尔家族和肯尼迪家族对婚事是支持的。杰克·布维尔第一次看见约翰·肯尼迪就很喜欢他，认为这位年轻的参议员前程远大。因此， 他对肯尼迪家族的一切保留都烟消云散了。

事实证明，这桩婚事对大家都有好处。对于约翰·肯尼迪来说，那将大大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他很快将成为有妻室的人，这正是中心地带的人所希望的，对于肯尼迪家族的人来说，那将大大改善他们的形象。对于杰克·布维尔来说，那将使杰奎琳摆脱奥金克洛斯的控制。又因为肯尼迪家族很有钱，从此将免除他向杰奎琳提供生活费的负担。对于珍妮特·奥金克洛斯来说，肯尼迪的金钱和野心将使她得到更多的声望和荣誉。对于杰奎琳·布维尔来说，那将实现每一个少女的美梦。因为在

比较老式的非男女平权的 50 年代初期，妇女不应有自己的事业，年轻女于应和她能找到的最有钱的和最漂亮的男人结婚。

1953 年6 月25 日，奥金克洛斯夫妇在海姆棉尔史密斯农场为约翰·肯尼迪参议员和杰奎琳·布维尔举行正式的订婚宴，正式的订婚通告登了报。接着举办了两场舞会，一场是奥金克洛斯在海姆棉尔史密斯农庄举行的，另一场是在肯尼迪的朋友哈里顿家举行的。

杰奎琳一周以后回到海恩尼斯港，她希望在这里度过一段闲暇时间，打打网球，看点书，画点速写。可是她不能如愿以偿。《生活》杂志的一位摄影记者来采访，要求她和肯尼迪在随后三天中让他拍几百幅照片，以便在杂志上刊登关于他俩的罗曼史。杰奎琳想拒绝，可是肯尼迪的姐妹劝她接受，解释这样对肯尼迪有好处。

7 月间，杰奎琳陪肯尼迪去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市。那里最近遭到龙

卷风的袭击。肯尼迪把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一张 15 万美元的支票，送给了受灾很重的圣母升天学院基金会。在他们的包机中，坐着许多记者， 其中一位问杰奎琳，“你感觉在你和参议员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杰奎琳回答说，他们有太多共同的东西，杰克是非常有独立性的人，她也是一样。

两方家庭都着手操办婚礼。珍妮特希望举行的是一个小型的、只有少数亲友参加的婚礼，不要照相，不要新闻报道。对于这样的安排，约翰·肯尼迪首先表示反对，又让约瑟夫·肯尼迪与珍妮特交涉，自己跑到地中海旅游去了。

结婚喜筵安排在克莱姆贝克俱乐部。婚礼前夕，四名引领员和十名伴娘每人得到一份礼品。约翰·肯尼迪开玩笑说，他之所以要同杰奎琳结婚，是为了把她从新闻界赶走，因为她已经成为一名眼光锐利的记者， 作为一名调查摄影师，正在威胁他的政治前途。作为回报，杰奎琳也开玩笑说，这位参议员在政治上虽然成功，但作为求爱者却是个失败者， 在追求她的过程中他没有写过情书，只从百慕大写来过一张明信片。她把明信片举起来高声念道：“真希望你在这儿，杰克。”

新闻记者、政治评论员、全国性杂志编辑、社交专栏作家、辛迪加专栏作家、电影界名人、国会议员和众议院院长等社会各界人物被邀请参加宴会。约瑟夫·肯尼迪邀请波士顿大主教理查德·库欣主持结婚大弥撒，协助他的是弗朗西斯·罗西特阁下和至少三位天主教知名牧师。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卢基·维纳来唱“万福玛利亚”，对一对新人表示祝福。

1953 年 9 月 12 日是一个辉煌的日子。三千多名观众聚集在圣玛丽教堂门口想一睹新郎和新娘的风采。警察只好拉起绳子把人群挡住。在教堂里，挤着 750 名客人。

约翰·肯尼迪和杰奎琳在华尔多夫大饭店欢度了新婚之夜。第三天就启程飞赴墨西哥城准备转道去墨西哥南部的旅游胜地阿卡普尔科。

阿卡普尔科是杰奎琳多年以来梦想的度蜜月的好地方。多年以前， 她曾与母亲、继父一起来这里旅游过。而现在，当她作为肯尼迪家族的新成员再次来到时，她居然能够将墨西哥总统唐·米盖尔·阿勒曼的别墅作为栖息地。她的蜜月生活快乐、丰富。她写小诗：

“他会找到爱情

但他将因此永失安宁但他须永远寻觅

那金色的羊毛⋯⋯

短暂然而快乐的蜜月结束后，杰奎琳回到纽约。1954 年早春，杰奎琳和肯尼迪搬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敦居住。肯尼迪每个星期用一个晚上到巴尔的摩跟霍普金斯大学一位教授学习快速阅读。而杰奎琳， 则去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上美国历史课。

新婚的第一年，他们的生活显得匆忙而且充实。杰奎琳回忆说，那一年，他们像吉普赛人似的总是提着箱子跑来跑去，因为约翰·肯尼迪要到全国各地做竞选演说。杰奎琳努力地做好一位贤内助的工作。她要保证让疲惫的杰克回家后有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她要改变杰克过去不注意穿着和自由散漫的形象，重新塑造一个大众能够接受的约翰·肯尼迪。

杰奎琳也帮助肯尼迪锻炼成为一个较为动人的演说家。过去肯尼迪在演讲时，常常做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把两手插在裤兜里，话说得很快，还讲得很长，更不懂得在有的地方应当停顿一下，有的地方应当重复。杰奎琳凭着在波尔特小姐学校里所受的演剧的训练，加上她生性爱好戏剧，所以可以帮助肯尼迪。她教会肯尼迪放慢语速，语调要抑扬顿挫。她还向他示范，演讲人的手势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954 年 10 月 11 日，肯尼迪被康乃尔大学外科专科医院纽约曼哈顿医疗中心批准住院，接受 X 光检查及其他检查，以确诊他背部周期性疼痛的原因。早在 1944 年，就曾有医生建议他做脊柱手术，但肯尼迪家的私人医生沙拉·约尔旦反对约翰·肯尼迪开刀。她担心肯尼迪由于阿狄森氏病，肾上腺素缺乏，会因手术引起休克、感染或其他术后病变，风险较大。杰奎琳则不管肯尼迪怎么决定都行。肯尼迪自己要求动手术， 他对妻子说：“我宁肯死，也不愿后半辈子拄拐杖。”

肯尼迪住在单人病房，他在墙头挂上一张玛丽莲·梦露穿着短裤和紧身汗衫的招贴画，在床上摆着许多绒布做的动物。桌上有一个鱼缸， 里面养着几条金鱼。他和杰奎琳待在一起，共同迎接即将来到的痛苦。 10 月 21 日，康乃尔大学外科医院的四位大夫；以菲利普·威尔逊博

士为首，在肯尼迪的脊柱上做了外科手术。手术似乎做得非常成功，可是过了几天，发生了感染，肯尼迪的病情恶化了，有三周时间，他的名字都写在医院的危重病人名单上。

到 11 月中旬，肯尼迪的危险期终于过去了。在艰难的二十几天里， 杰奎琳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适应多种情况。她连着几小时坐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替他按摩额头，帮助他起床和躺下，凭记忆背一些诗给他听，买来一些玩具逗他玩，还跟他玩跳棋、猜谜等游戏。总之，她做了一切能使肯尼迪暂时忘却疾病痛苦的事情。

杰奎琳在照顾肯尼迪的那些日子里，也表现了她在接待一些显要的政治人物方面是很会应酬的。例如，曾任美国伊利诺斯州州长、美国副总统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曾经来过电话表示慰问，杰奎琳就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说他的电话使肯尼迪的情绪好了起来。新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林登·约翰逊来过电报慰问，也接到了杰奎琳内容差不多的回信。贝

尔纳德·巴鲁赫来医院探视，被一位护士挡驾，杰奎琳知道后，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您要是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您就好了。我知道杰克因此很难过，因为他想见您想得要命。但是我敢肯定，我比他更想见到您，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见的就是您。现在我感觉您就像一艘在夜间驶过的航船。”不仅如此，肯尼迪接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慰问信以后， 杰奎琳也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您为他做的事，比任何一位医生所能做的对他都要好。”

11 月底，医生们建议肯尼迪回他父亲的房子去住，因为有比较熟悉的环境，对他恢复有利。在杰奎琳和私人护士的陪同下，肯尼迪躺在担架上被抬上面包车送到机场，然后飞往迈阿密，在那里的机场，再用面包车送往棕榈滩肯尼迪父亲的别墅。

两个月以后，约翰·肯尼迪又被送到纽约，回到医院做特别手术， 因为再次感染，必须把第一次植入的金属片拿掉。三周以后，又让他回棕榈滩疗养。

肯尼迪在身体稍微恢复一些以后，杰奎琳就鼓励他进行阅读、写作和绘画。在这一段平实又悠闲的时间里，约翰·肯尼迪的雄心又勃发起来。第三章 勇者之像

约翰·肯尼迪刚步入政坛时，还是个极不成熟的政客。也许他因病在棕榈滩休养时，正好可以静静地思考一番他政治生涯中走错的第一步棋。这一着棋，就是约翰·肯尼迪对麦卡锡的态度。

经过二战以后，当美国人迎来 50 年代的时候，美国正处在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全国上下，在参议员麦卡锡的煽动下，正发着反共的歇斯底里症。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辉煌胜利的得意劲儿还没有消失，美国人对于共产主义在世界某些地区的循序渐进的胜利感到恼火，对于国内主张遏制——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限的战争——感到难以接受，听来令人生厌。1951 年元月《生活》周刊的一篇社论拒绝接受与苏联共产主义共存那种“政治哄骗”和“有害谬论”。

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从大陆崩溃后，国务卿艾奇逊决定把全部真相向美国人披露。1949 年 8 月 5 日，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长达 1054 页的《白皮书》，承认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由共产党领导，并宣布停止援助国民党，并一一列举导致这个悲惨结局的一系列事件经过。美国三位将军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都曾劝说蒋介石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失败情绪，但结果无一成功。对日战争以来，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数额已超过 20 亿元。但是送给国民党的美国武器，有 75％最后落在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手中。

艾奇逊的白皮书导言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绝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无可避免的。我国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在美国人对《白皮书》还议论纷纷时，国民党最后一批残部从大陆港口坐上轮船逃到台湾，一架 B－29 轰炸机从亚洲飞行回来，该飞机的飞行实验室带来一批令人十分惊慌失措的照片。本来 B—29 轰炸机属常规飞行，其使命是搜集气体应力材料，它的照片本来只有低级技术人员

有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迹象。这一切表明在苏联某地发生过原子爆炸。这个震动太大了，他们过去对美国人说苏联如果能搞成核武器的话，要在 50 年代末期。杜鲁门总统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再摇头道：“真的吗？真的吗？”当他知道真有其事时，他沉重地说：“这就是说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美国人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一届政府，亚洲危机和美国失却核垄断都是要害问题。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杜鲁门在国内反共右翼势力的压力下， 曾经公开宣布：

“共产党军队对台湾的最后占领，将成为对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一切进攻，同时要求台湾的蒋介石停止在空中和海上对大陆作战。第七舰队要负责使上述要求得以实现。”

把第七舰队像楔子一样塞在台湾海峡不让共产党解放台湾，也不许国民党反攻大陆，从而给美国添麻烦。

但是，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认定当时可以很容易就打败毛泽东的军队，右翼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亲自到国民党驻华盛顿“大使馆”，和主人一起喝得醉醺醺后高呼“反攻大陆”，他们压迫艾森豪威尔取消杜鲁门当初的命令，让第七舰队站一边去，要把蒋介石放出笼子，让他能够放手对大陆采取行动。

由于 1950 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 30 个师越过麦克马洪线，美国国内的反共态度更加激化，麦卡锡也就变得炙手可热。许多政客惟恐背上“赤色”或“亲共”的黑锅而害怕与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正面交锋， 就连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脱一类正直之士，也出于党派利益的需要，甘愿支持麦卡锡妖言惑众。

麦卡锡这个名字，代表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1951

—1954 年间，麦卡锡一手遮天，操纵参议院设调查委员会，大肆搜集黑名单，大搞非法审讯，以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人士，红帽子满天飞。麦卡锡肆意践踏宪法规定的权利，严重损害美国在国外的声誉和形象，使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举凡马歇尔将军和迪安·艾奇逊等人， 都遭到了最下流的辱骂，无数科学家、政治家、学者横遭不白之冤，这种思潮被称为麦卡锡主义。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宣称他对参议员麦卡锡有好感。肯尼迪称麦卡锡为“伟大的爱国者”。

尽管这样公开的表态并不太多，但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他一直后悔得要命。在 1960 年的总统竞选中他险些因此败北。

似乎很难说清在当时肯尼迪是以一种什么心态支持麦卡锡的。但有几点也许值得注意：第一，由于麦卡锡的一手遮天，肯尼迪也不愿在这场是非难辨的运动中背上黑锅。由于麦卡锡的法西斯式的做法，美国的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对麦卡锡的支持是对自己的保护。第二，当时美国相当数量的选民被麦卡锡所迷惑，他们相信美国只有全面遏制共产主义才能够得以生存，他们对美国国内存在赤化分子深信不疑，一句话， 他们深信麦卡锡的妖言，如果约翰·肯尼迪要争取选民的话，他自然会站到麦卡锡的一边去。在某种程度上，约翰·肯尼迪经常是为了赢得选民不惜改变立场的。第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肯尼迪属于美国战后“新

的一代”，是坚决主张冷战，主张美国以国际领袖的身份到处伸手的一代人，他们与约瑟夫·肯尼迪作为战前孤立主义的一代人有着明显的思想分歧。所以他才会以一个爱国者的名义来理解麦卡锡的疯狂行为。

无论如何，约翰·肯尼迪在麦卡锡主义问题上留下了洗不清的污点。但是这对他的影响暂时还无法觉察。

麦卡锡对美国一代人甚至都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但在很长一段时期，美国人并没有发现。艾森豪威尔在 1952 年竞选美国总统，他到威斯康星州时，有摄影师要求他和麦卡锡俩人合拍一张照片，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告诉听众说：“我和麦卡锡参议员的分歧，我们彼此都清楚，我们已讨论过了。”

但是艾森豪威尔也错过了处理麦卡锡政治迫害运动的好时机。1954 年春，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森在麦卡锡的一个叫沙因的小伙计身上找到机会。沙因由于麦卡锡变相干涉免除了兵役，但取得了军官头衔。陆军将这些材料披露给新闻界。麦卡锡一跳八丈高，大吵大嚷。随后在麦卡锡委员会就陆军对麦卡锡一案的控告与反控告举行的正式听证会上，出现了十多年来最荒诞可笑的戏剧性插曲。这时，电视的日间实况转播达 35 天，估计吸引了 2000 万观众。这不仅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特的政治把戏，而且麦卡锡当场的所作所为给公众的感情以极大的震动。尽管过去曾一度对麦卡锡有过同情，但大多数观众在电视上见到这个家伙的卑俗粗鲁、暴戾恣睢、举止不端和缺乏公共态度的那副架势， 实在不堪入目，不能不表示出强烈反感。不久，参议院通过一个谴责麦卡锡的报告。大学教授也早在反对麦卡锡主义。从此麦卡锡主义声名狼藉，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词。1957 年 5 月，麦卡锡悄然死于不明之症。

由于约翰·肯尼迪对麦卡锡的态度，自由派人士有理由不信任这位年轻的参议员。

很有些意思的是，在这个对每一个正直的美国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的关头，没有勇气面对国内不公正狂潮的肯尼迪，却出版了一本歌颂勇气和独立精神的书。

这就是 1956 年在美国出版的《勇者之像》，在疾病缠身的那段时间里，肯尼迪阅读了大量作品，思考了民主政治的若干问题，尤其对民主党的发展史进行了思索。杰奎琳在写作方面帮了肯尼迪的忙，她帮助肯尼迪构想了书的主题，为最初的研究工作做了大量事情。肯尼迪在书的前言中说：“如果没有我的妻子杰奎琳从最初就给予鼓励、支持和批评， 这本书是根本不可能写成的。她在我整个康复期中所给予的帮助，我是怎么感谢也不够的。”肯尼迪的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也整理了这本书的基础材料。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因为《勇者之像》一书的出版而闻名全国。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传记作品，写的是那些显示政治胆略的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

在《勇者之像》中，肯尼迪将重建时代描绘成“南方始终不会忘记的一个十足的噩梦”。这句话反映了内战后南方的这个历史性看法，这个看法在 50 年代仍然广泛地为人们所持有。民权运动只是刚刚开始，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还没有完全发现种族主义的前提，过去对重建时代所作的解释就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对于民权的记录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不存在特殊的看法。他在竞选总统的运动中会争取种族隔离主义者的选票。50 年代参议院进行的四次主要的民权投票，他两次都站在自由派人士一边， 而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他两次站在南方一边。他投票要求陪审团对被控破坏 1957 年民权法的分子进行审判，当时南方的白人陪审团几乎没有人尊重黑人的法定权利。

肯尼迪的记录是否是冷漠的反映呢？约翰·肯尼迪早期在众议院委员会上对哥伦比亚特区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反对可能对贫穷的黑人失之公平的销售税。他强烈支持地方自治，保守分子却加以反对，因为特区的人口大部分是黑人。1952 年，他主张参议院应该通过一项规定，反对使用阻挠手段（南方人曾使用这种手段来阻挠民权法案的通过），但未获成功。他要求仅仅以多数票使提付表决成为可能。1953 年，他挑选内布拉斯加州的西奥多·索伦森作为自己的主要顾问，他喜欢索伦森， 因为他喜欢重实际的自由派人士而不喜欢重感情的自由派人士。但是索伦森早期的民权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记录，包括在其家乡成立一个种族平等大会分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伦森还是一个拒服兵役者。选择索伦森证明了肯尼迪的开通。因此，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的保守的投票，并不说明道义上的冷漠。实际上，它们意味着这些问题对他并不是最主要的，他还不是坚定的自由主义拥护者，这种自由主义将从他总统职位的意料不到的运气中获益不少。

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的投票记录前后矛盾，不管其原因何在，他作为一个潜在的总统候选人需要得到更多的拥护者，而不只是罗马天主教徒和东北部的城市居民。在 1928 年的选举中，赫伯特·胡佛与纽约州的罗马天主教徒州长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竞选，冲破了传统上一贯投票赞成民主党的南部各州，除了南部四个州外，赢得了南部所有其他州。在战后年代，反天主教教义有所复活，反天主教教义的增强是由于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攻击埃莉诺·罗斯福写的一篇只不过是赞扬政教分开的专栏文章。反动的斯佩尔曼还说服纽约的政治家禁止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里阅读《民族》杂志——它在大部分天主教学校的图书馆里早已查禁——因为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天主教会的等级权力。1950 年，肯尼迪本人犯了错误，他支持给予天主教教区学校以联邦资助，他的强烈支持对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家是无益的。对于肯尼迪，幸运的是， 最高法院后来以五比四作出赞成的决议，体面地提供了这种援助。其他富有经验的民主党人，最主要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 能够不太费力地消除了自由派北方与主要是保守主义的南方之间的分歧。但他们都是新教徒。

肯尼迪深入到南部并深入到非天主教徒中间。他与保守的南方人结成私人朋友，主要是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约翰·兰金以及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斯佩萨德·霍兰和乔治·斯马瑟斯。即使在提出新英格兰的经济计划时，他也力图不去疏远南部那些经济上互相竞争的各州。同时，他的战略旨在利用自己的天主教教义。在民主党 1956 年代表大会召开前，索伦森透露了以康涅狄格州民主党领袖命名的贝利备忘录，认为一位天主教候选人将会加强全国的候选人名单。备忘录认为：艾尔·史密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点是他损害了城市男女天主教徒，而不是 1928 年

他的选举失败；那年经济非常繁荣，这自然使他的共和党对手赢得了胜利。1928 年和 1956 年之间的巨大不同在于天主教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而且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拥有大量选举人票的州里。备忘录还认为，那些选区的一个危险信号是1952 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天主教徒选民中间有强有力的显示。

《勇者之像》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好莱坞摄制人多尔·沙里的注意， 他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摄制了一部关于民主党历史的彩色影片。肯尼迪作为一部关于政治廉正的畅销书的作者，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还有谁比约翰·肯尼迪更适合讲述呢？ 肯尼迪出色地叙述了民主党的由来，从杰斐逊和杰克逊起一直叙述到它战后与共产主义的冲突。接着他为艾德莱·史蒂文森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总统提名演说，更增添了他自己的光辉。《纽约时报》称肯尼迪为“电影明星”，使人们对他惊人的崭露头角有了重要而深入的了解。

《勇者之像》于 1957 年获普利策奖的人物传记奖。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们认为，对于那些也许有志于成为政治家的男孩们来说，它是一本极好的书，因而排除了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其他选择。

1956 年，由于《勇者之像》的畅销和一系列越来越精彩的演说，约翰·肯尼迪比大多数民主党官员更有名声。他的朝气勃勃、风度翩翩、坦率耿直、处事稳重，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功而获得的勋章， 使他对一些新的和不抱成见的投票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956 年亦是美国选举年。民主党最有希望的史蒂文森组成了竞选阵营，并且透露正在考虑的副总统人选有两个南方人，即戈尔和克莱门特； 两个天主教徒，即肯尼迪和瓦格纳。这样，一批崇拜肯尼迪的人就开始活跃起来，康涅狄格州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第一个支持他，接着是罗德岛州州长丹尼斯·罗伯茨。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卢瑟·霍奇斯说，肯尼迪在南方也是可以接受的。当参议员继续以好奇甚于关切的心情观察整个问题时，报纸和杂志上的一阵暴风骤雨式的报道和社论都热情洋溢地宣传他的可贵的特点。

但是日渐明显的是，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是一个有利条件。史蒂文森本人也对此有些疑问，因副总统人选问题而递交到史蒂文森办公室的信件中有很大一批是反对罗马天主教和肯尼迪的。肯尼迪在此时感到非常苦恼，他也许是不太在乎副总统这个位置，但是如果因为自己的宗教问题而被否定他就不甘心。

史蒂文森最后赢得了总统提名，与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角逐。然而此时他戏剧性地宣布，将把选择副总统竞选伙伴问题交民主党代表大会公开做决定。好几个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试验，肯定会帮了凯弗维尔的忙。尽管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可史蒂文森却认为这对沉闷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是一种刺激，是同共和党选择尼克松的一种对照，也是对那些友好的候选人之间的矛盾对他形成的政治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

史蒂文森宣布，在他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第二天，副总统的人选将举行一次真正的投票。这样就掀起了 12 小时的狂热的政治活动。肯尼迪家族针对这一情况马上进行了一次闹哄哄的会议。但这次活动大半是在混乱和无知的状态中进行的，没有计划，没有准备，没有多

少窍门，也没有几个熟人，肯尼迪家族全部出动了。

约翰·肯尼迪尽快地会见了各州的领袖，访问了几个州的核心小组。他对于这次争取提名是否可取仍然有些疑虑，但战斗正在这里进行着， 他的战斗精神不容他逃避战斗。罗伯特·肯尼迪和尤妮斯·肯尼迪到别的代表团去替杰克游说。

投票紧接着开始。凯弗维尔、肯尼迪、汉弗莱、瓦格纳、戈尔参加了副总统提名竞选。约翰·肯尼迪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大厅后边的斯托克耶茨旅馆里躺在床上从电视中观看这场角逐，当他看到自己在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华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意想不到的实力，不禁惊讶地摇摇头。他说：“这件事现在真成了一件值得争取的事啦。”

接下来，拥有 64 票投票权的伊利诺斯州中的 46 票给了约翰·肯尼

迪，这使他非常高兴。缅因州的 14 票出现了分裂，这又使他很失望。俄亥俄州的迈克·迪萨尔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戴维·劳伦斯都担心候选人名单上会出现一个天主教教友，所以把他们两州合起来 132 票中的 100 票全给了凯弗维尔。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汉弗莱、戈尔和瓦格纳的票数看来都不够，虽然头两个人还希望会出现僵局。在下一轮投票中，他们所得的选票，以及其他一些候选人的选票，大有可能转到领先的两个人手中——不是转向凯弗维尔，就是转向肯尼迪。凯弗维尔这时以超过三比二的比数领先于肯尼迪。电视机上传来消息说，汉弗莱正在向斯托克耶茨旅馆凯弗维尔的一套房间走去，大概预备把他的选票转向田纳西州的凯弗维尔。

约翰·肯尼迪马上告诉身边的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快上那儿去，截住汉弗莱，告诉他我也想同他谈谈。”

在凯弗维尔的门外，除了乱成一团、互相竞争的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外，什么人也看不清。没有人知道谁在房间里，谁要进去或谁要出去。索伦森好不容易见到了汉弗莱的竞选经理尤金·麦卡锡，于是转达了肯尼迪发出的邀请。尤金·麦卡锡否定了联合的任何可能。

这时候，第二轮投票已在进行，对肯尼迪有利的趋势开始了。南方急于遏制住凯弗维尔，所以肯尼迪正在赢得戈尔和南方其他候选人的大部分选票。此外，肯尼迪也赢得了瓦格纳的选票。凯弗维尔的进展比较缓慢，不过他的代表几乎没有几个背离他的。罗伯特·肯尼迪、约翰·贝利和他们的助手们分布在大厅各处，叫唤代表团站到肯尼迪这边来。

当新泽西州和纽约州很快地把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得到的 126 票全部交给了约翰·肯尼迪后，新闻记者们的纷乱喧嚣声，便从凯弗维尔的走廊里转移到约翰·肯尼迪的走廊里来了。约翰·肯尼迪躺在沙发上， 眼睛盯着电视，电视里正显示出大会会场里一片混乱和肯尼迪的总票数不断上升的情景，肯尼迪不动声色地看着。从内心里，他也许有了一丝轻松，他起来洗了一个澡，又到床上躺着。然后，他带着助手穿过后门转移到一间僻静的房间，躲避记者们的纠缠。

这场角逐仍然不分高低。约翰·肯尼迪知道，如果不能取得大多数， 光领先是不够的。俄克拉荷马州仍然支持戈尔。有人请求俄克拉荷马州州长支持肯尼迪，但州长说：“他不是我们这样的人。”他这一句话也许极好地概括了肯尼迪无法打进美国西部新教徒农牧场区的这一事实。瓦格纳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转到了凯弗维尔那边而不是肯尼迪这边。

接着，林登·约翰逊代表得克萨斯州站起来讲话，他在几个众议员的帮助下，已经消除了包括萨姆·雷伯恩在内的他的代表团里的反天主教徒的情绪。他宣布得克萨斯州的 56 票全部支持“那位带着战争伤痕的战斗的参议员⋯⋯下一任合众国的副总统，马萨诸塞州的约翰·肯尼迪。”这时他身边的人伸手向他祝贺。约翰·肯尼迪冷静地回答：“还没

有定呢。”但他的票数不断在增长，他的信心又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约翰·肯尼迪一边看电视，一边与索伦森讨论如果被提名，他应对代表大会说些什么话。北卡罗来纳州在第二轮投票中弃权，现在把半数的选票全部投给肯尼迪。肯塔基州的主席宣布，他的代表团“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一直站到少数派一边，现在热情地加入多数派，并将选票投给肯尼迪。”

但是最后肯尼迪未能如愿以偿，他已接近半数，但毕竟还差一点。在伊利诺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西部—中西部地区全部 19 个州中，

肯尼迪只能取得它们 384 张选票中的 20 张选票。突然间风向又变了。最后，电视屏上显示出凯弗维尔取得半数以上选票。约翰·肯尼迪

失望地站起来，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走吧。”于是他冲过门外的人群， 把那些希望他等到一切结束后再上台的办事人员推到一边，带着疲倦的微笑大步走上了主席台。他没带讲稿，讲话简短而动人。他对支持他的人表示了感谢，对史蒂文森作出的由代表大会公开决定提名的办法表示祝贺，他并且提议全体一致同意凯弗维尔的提名。

约翰·肯尼迪迈着沉稳而缓慢的步子走回旅馆，同杰奎琳和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那天晚上，他同家人和朋友们举行了一次说笑话的晚餐会。这样一来，他的烦恼和失落的情绪似乎烟消云散了。

1957 年，约翰·肯尼迪回到华盛顿，担任参议院关于劳工管理方面不适当活动的特别委员会的委员。肯尼迪当众议员和参议员时，都曾坚决拥护民权。他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公平就业委员会，支持取消人头税， 支持反对私刑的立法，并支持修订关于妨碍议事活动的规则。在来自新英格兰的众议员中，他是第一个任命一位黑人做他的工作人员的官员。 1957 年，约翰·肯尼迪支持行政部门提出的温和的、但是创先例的

选举权法案。根据正常的表决程序，向国会两院提出的议案均先送交有关的常设委员会，在委员会里进行讨论表决，做出通过、修改或否决的决定，然后再向两院提出，供两院全体会议审议。从程序上讲，赞成绕过委员会审议法案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从深层讲，这也会使保守的参议员们在工作权和众议院的其他法案上耍花招。约翰·肯尼迪坚持，民权法案应按正常程序送交委员会，并须在一星期内审议完毕。

许多维护民权的民主党人私下也同意他的意见，认为放弃传统程序所引起的恶果会使一个强有力的议案更难获通过。但是由于他们担心在政治上被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策略击败，他们大多数人全投票支持尼克松的裁定，即不经过委员会而批准民权法案。约翰·肯尼迪支持按正常程序的投票，则被民权派的领袖们谴责为企图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在波士顿的黑人领袖们的信件中， 在报刊社论和专栏文章里，肯尼迪的投票都受到攻击。

肯尼迪喜欢引用一首诗：

在生命行将熄灭的余烬里

我感到遗憾的是：

我做“对”时，没有人会记住我做“错”时，没有人会忘记

不过他在参议院里冒着风险去得罪的对象，在传统的民主党联盟的

成员中还不止是黑人和南方人。有组织的劳工长期以来一直是肯尼迪强有力的同盟者。肯尼迪在参众两院任职期间，始终都在两院的劳工委员会内工作。劳工领袖们赞赏他在众议院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参议院带头争取提高最低工资、改善社会保险，其中包括医疗照顾、支援经济萧条地区，以及确定全国失业补助金的标准。马萨诸塞州的卡车司机工会一贯是拥护肯尼迪的，但在 1957—1959 年间，肯尼迪同他的劳工界朋友之间的关系却变得十分紧张起来。

当时由约翰·麦克莱伦为主席，罗伯特·肯尼迪为总顾问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揭发了工会贪污的材料。为进一步深入调查，参议院在 1957 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工会舞弊行为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由麦克莱伦小组委员会和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约翰·肯尼迪应邀参加。

肯尼迪知道这意味着要拿他同有组织的劳工的良好关系冒险，当时至少有两个想担当国家重任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斯图尔特·赛明顿都拒绝参加。当时还有暗示，说只要罗伯特·肯尼迪“做得漂亮”，全国卡车司机工会就支持约翰·肯尼迪当总统候选人。

但是不管这里面有什么政治陷阱，肯尼迪对这个调查委员会很感兴趣。作为参议院劳工委员会劳工立法小组委员会主席，肯尼迪知道他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听证会上所提出的任何立法建议。很多已被挑选出来的、具有人所共知的反劳工观点的工会舞弊调查委员会委员们，很想在肯尼迪谢绝当委员的情况下，接替他的位置。这着重地说明了肯尼迪接受这个职务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约翰·肯尼迪决定参加这个委员会，他主持委员会作出有关劳工改革的立法。在他的国会生涯中，他第一次以几年的时间，几乎排除一切杂务地专搞一项立法。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他是“破釜沉舟”， 不争取劳工支持他竞选总统了。劳工领袖们对他先是冷淡、猜疑，后来则是激烈地反对了。劳联—产联主席乔治在肯尼迪为他提出的改革法案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大声嚷道：“愿上帝把我们从我们朋友的手中拯救出来吧！”——对此，肯尼迪冷静地回答说：“米尼先生，我也要说这句话。”机械工人工会主席艾尔·海斯把肯尼迪比作阿根廷独裁者庇隆。其他人则试图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他。但是这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就一项福利及养老金法案提出并几乎要通过一批反劳工的修正案。米尼和工会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才逐渐勉强地认识到，通过某种立法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可供选择的对象是：要么通过肯尼迪的劳—资改革法案，以铲除他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宽恕的舞弊行为；要么就通过诺兰的劳—资关系法案，以限制他们工会谈判的权利。

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多数劳联—产联领袖既支持建设性的法案， 也支持他们自己志愿的法规。这次斗争使约翰·肯尼迪极为深刻地看到了劳工领袖们的本质。像贝克、霍德以及他们的流氓朋友这样一伙人很快便从其他人中孤立出来。

企业界的人也怨恨肯尼迪兄弟，因为他们揭露了资方同舞弊分子的

勾结。美国律师公会主席也怨恨肯尼迪，因为他发表声明，指责有组织的律师对于其会员同舞弊分子勾结，侵吞工会经费的事“显然漠不关心”，而肯尼迪对此深为关切。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政客也对肯尼迪兄弟施加压力。当那个以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史蒂文森密友身份闻名的杰克·阿维代表一个当事人要求约翰·肯尼迪进行调解时， 约翰·肯尼迪告诉他，只有总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能制止调查。等阿维和他的同事离开以后，约翰·肯尼迪对他的弟弟说，他认为这个请求令人作呕。

随着这些反对者的压力增大，约翰·肯尼迪的决心也增大了。在拉尔夫·邓根、哈佛大学劳工法专家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以及由其他六位学者组成的一个小组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份劳工改革法案，掌握了劳工法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并且第一次真正掌握了立法的程序。1958 年， 肯尼迪—艾夫斯法案在参议院以 88 票对一票获得通过，结果在众议院却被葬送了。1959 年，经过在院内长期艰巨的斗争，肯尼迪—欧文法案以90 票对一票获得通过。

这个法案于是同众议院所通过的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一起提交会议进行协商。肯尼迪宁肯通过一项折衷方案而不愿什么法案也不通过， 他终于能从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删去了 15 项限制工会正常活动的条款。虽然最后的文本总的来说更接近于参议院的法案，但约翰·肯尼迪却认为，这个法案不冠上他的姓名是更为策略的。

在整个这项长时期立法努力中，贯串了调查性的探索工作。当他签署麦克莱伦委员会报告时，一些全国性的和马萨诸塞州的工会领袖们被激怒了。他回答说，如果他不签字，他在参议院里关于这个问题的威信就丧失殆尽了。但是这使他在政治上既有损失，也有收获。电视观众们对肯尼迪兄弟越来越熟悉了，他们看到肯尼迪兄弟严厉地盘问那些不诚实的工会领袖，并教训那些滥用诚实会员基金的骗子。同麦卡锡的作风不一样，这个委员会给一切证人以提出事先准备好了的声明的权利；给予提出问题进行盘问的权利和获得证词文本的权利，反对一人作证，完全防止自证其罪。

1958 年，约翰·肯尼迪再次竞选参议员。事实上，从 1952 年他 35 岁进入参议院以来，他从未容许任何其他问题阻止他在政治上的前程， 也不容许轻易取胜的预测来干扰他 1958 年的行动。事实上，1958 年的肯尼迪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在比参议员职位更重要的位置上取胜，他在竞选副总统提名时，已被广大美国人认识其才华。他的青春形象刷新了美国人对政治的偏见。

但是，在 1958 年，约翰·肯尼迪对再次竞选仍然是非常谨慎而严密的。他以更为熟稔的手段运筹这次竞选活动。

肯尼迪在这个平静的年头里同他在马萨诸塞州每个角落用心培育起来的个人组织保持接触。关于约翰·肯尼迪“为马萨诸塞州多做一些工作”而谋求提出立法和行政行动的详细报告遍寄到本州的各个地方。约翰·肯尼迪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周末时间到州内各地去发表演说。他的大部分演讲，特别是在小市镇上发表的，都是超党派的，而且口气相当温和。他还仔细培育马萨诸塞州各种报纸对他的好感，因为这些报纸大都是共和党的，而且在 1952 年几乎全部拥护洛奇。那些记者、编辑和报刊

发行人到参议员的办公室去，总是大受欢迎的。报社经理凡是需要一个代言人，一篇社外人士撰写的社论，或是在某一个与政府有关问题上需要人帮忙时，总发现参议员是乐于效劳的。结果，同 1952 年形成鲜明对

照的是，没有一份马萨诸塞州的报纸在 1958 年反对肯尼迪再次当选为参议员。

约翰·肯尼迪不但永远争取他的支持者，还经常争取他的反对者。他总是愿意忘掉分歧，宽恕诋毁他的人。并且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不应提倡报复。他经常提醒共和党人，他同索顿斯托尔合作，他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措施以及他的独立投票纪录。他经常使工商界人士知道， 他努力繁荣马萨诸塞州经济和制止工会的不法行为。他告诉主张削减预算的人们，他对参议院“第二胡佛委员会报告”起着领导作用，并且向他们散发他父亲的另一个老朋友赫伯特·胡佛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的翻印本。意裔美国人为他同弗科洛的不和而激怒，码头工人因为他支持圣劳伦斯航道而怨恨他，卡车司机工会和其他工会会员被他的劳工改革工作搞得不安。而黑人又因为他投票赞成陪审团审判问题修正案而对他有所疑忌——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收到他寄去的材料，强调他为他们利益所做的工作，他对他们事业的友好态度以及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支持。此外，他保证做到对一切来信立即回复，对所有来访者都表示亲切的欢迎，并尽量亲自处理州里的问题。

肯尼迪竞选做法的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做法后来也应用到总统竞选的预选中去，然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应用。

在 1958 年，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找不出一个愿意对抗肯尼迪的重要候选人。有些共和党战略家建议不反对肯尼迪，以便抑制民主党人出动对他投票的热潮。波士顿《先驱报》的一个专栏作家甚至建议两党都支持他。有人还说，共和党人不可能战胜他。他们不能借用一个更好的人，他们自己肯定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一致推举他呢？约翰·肯尼迪比对手多得了八十七万三千余张选票，以创纪录的三

与一之比赢得了连续第五次的政治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