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白宫主人

1960 年 11 月 9 日，新闻界正式宣布：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成为第三十五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为自己的胜利而喜悦。他观看了尼克松表示认输的午间电视节目，然后对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认输和祝贺的礼节性电报表示了谢意；他脱下便装，换了一套西服，到海恩尼斯港兵工厂向聚集在那里的全国电视业和新闻界人士表示感谢⋯⋯

接连不断的声明感谢之后，肯尼迪回到了他科德角的乡间别墅。从这里可以看见海，远远望去，大海是平静的。肯尼迪想：是一切喧嚣都过去了，还是一切刚刚开始？长期追逐而来的成功之意，被连日的疲乏， 来之不易险胜的忐忑和随后即来的重任冲淡了。

屈指一算，此时离总统就职只有 72 天了。在这 72 天里，肯尼迪要

做的事情太多了：组成新政府；任命大约 75 个重要内阁成员；对 600 个其他重要职位进行提名；留用哪些现任官员；对忠于肯尼迪的人委以官职；将来人事政策的确定；处理过渡时期一切行政问题，诸如财政、交通运输、膳宿供应，同新闻界的关系等；处理来自各国首脑请愿者、求职者、老朋友等人们大量来信，计划就职典礼；写一份就职演说稿⋯⋯ 这些问题数量之多和性质之复杂，要求肯尼迪在这 72 天里比以往任何时

候更紧密地团结他的助手们，但这还远不够，他在这 72 天里还必须跟艾森豪威尔这位已经注定是前总统的将军一起工作，以便有秩序地交接权力；还要跟失败的共和党人尼克松一起工作，以便恢复国家的团结。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运动中曾对肯尼迪抱倨傲态度，对于肯尼迪得到报界的另眼看待和不受抨击忿忿不平，他推迟了布鲁金斯学会建议的竞选结果日益明朗但未最后确定前的第一次会晤。但艾森豪威尔在他年轻的继任者面前显示了长者风范。11 月 9 日，他第一次从华盛顿发来贺电， 几个小时后，他又发来一份电报。这第二份电报谈的全是移交问题，提出在双方都适宜的时间与肯尼迪会晤。他指定他的首席助理威尔顿·珀森斯作为他同肯尼迪政府的联络员，并表示他的所有官员都准备随时提供帮助。

肯尼迪在 12 月 6 日以即任总统的身份被艾森豪威尔邀请前去白宫会晤。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们所想的，会有一群兴奋的年轻人到白宫庆祝他们的胜利不一样，肯尼迪是独自一人坐在高级轿车的后座上来到的，他们对这位继任者不由地有了几分好感，觉得他是个善解人意的家伙。同样，1961 年 1 月 19 日的会晤也是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的。两次会晤后，艾森豪威尔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肯尼迪则发现，艾森豪威尔比他想象的好。他感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态度，他说，“我认为我们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做到了。”

尼克松以微弱劣势败北，但他本人没有要求重计选票，而且，很有礼貌地给肯尼迪拍了一份认输电报。肯尼迪复电：“这是一次良好的竞赛”，并且表示相信“在今后岁月里，你我之间能够保持我们长期以来的诚挚的关系”。为了实现他提出的与尼克松的这次没有先例的会晤， 肯尼迪从科德角别墅的棕榈滩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尼克松的假日休憩地。俩人都称这次会晤是友好的。

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一经同肯尼迪会晤，就本着爱国精神承认了肯

尼迪当选的必然性。这就缓和了关于竞选舞弊的猛烈指责，打消了重新计票的要求，并解除了南方无党派选举人的威胁。差距这样小的竞选结果，能够如此顺利地被人所接受，证明一种友好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怨恨、冷淡、互不通气，这几乎是以往总统权力移交时的特点，显而易见这次不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移交工作中洋溢着真诚、亲密的调子，这就向美国和全世界表明了一种约翰·肯尼迪所渴望的团结精神。

所有在总统就职日以前该做完的事情似乎都在乱糟糟的气氛中完成了，但只是看起来乱糟糟而已。肯尼迪两个月前在海恩尼斯港兵工厂就竞选胜利发表的那篇简短说明：“现在，我和我的妻子在为一个新政府

——以及一个新婴儿——做准备”。他的准备实际上是井然有序而卓有成效的。

他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贝康山上向州议会发表演说，向马萨诸塞州告别。这表现了一种关怀之情，他没有忘记自己出生的这个州对其政治生涯功不可没，但他也无法像马萨诸塞州以他感到自豪那样，把这个州的所有政治家引以为荣。1961 年 1 月州政府官员的不道德行为接二连三地被揭发出来，令人震惊。总统既不能回避这种现实，也不能为此发表一篇自以为公正的演说，然而演说又是必须的，所以他请求他的特别助理西奥多·索伦森为他准备一篇恰如其分的演说词，恰如其分，是多么高的标准，不过索伦森做到了。这篇演说稿不长，只有三十多句话，但精彩动人，这是他当选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正式讲话：

“对谁赋予多，对谁要求也多。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历史的高级法庭审判我们每个人，审查我们在短短的任期内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时⋯⋯我们的成就⋯⋯将根据对下列四个问题的答复来衡量：

首先，我们真是勇敢的人吗？⋯⋯ 其次，我们真是果断的人吗？⋯⋯ 第三，我们真是正直的人吗？⋯⋯

最后，我们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吗？⋯⋯

我这个马萨诸塞之子，希望在上帝的庇佑下能使这些品质成为我们政府办事的特征。”

演说之后，所有的电视观众都认为他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像一位总统。

不错，肯尼迪是像一位总统了，他避开了一大批求职的人，推荐了学生时代同一寝室的伙伴，前格洛斯特市市长本杰明·史密斯去填补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他把自己的公司股票和债券全部卖掉，把它们变成了政府债券。他批阅了几十份报告，一再跟日益增多的同事开会商讨。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他拜会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还有赫伯特·胡佛，劳工领袖们，农场主的领袖们，黑人领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举行各种形式的记者招待会，他跟林登·约翰逊以及国会两院的主要民主党人商谈。他收阅定期的情报摘要，并同英国大使和德国副总理进行了会谈，在就职之前他还要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晤。⋯⋯索伦森曾记录下一天下午肯尼迪给他的指示，这张单子可以说明肯尼迪准备工作的范围：

打电话给威斯纳。⋯⋯问问洛维特，菲斯克是否愿意接受任命，在今天下午会议前把结果告诉我。⋯⋯替肯·加尔布雷恩在农业部或别的

什么地方找个办公室。⋯⋯问问萨鲁，斯普劳尔小组在什么时候向白宫报到。⋯⋯向腊斯克打听一下，同麦金尼比起来，让麦科恩留任是否要好一些。⋯⋯和众议院议长核对一下海斯问题。⋯⋯派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到菲律宾去了吗？⋯⋯查一查米尔斯的投票记录。⋯⋯征求一下马西的意见。⋯⋯让萨里担任财政部的什么职位好？⋯⋯马格纳森要求在就职演说或者国情咨文中提出电视教育和海洋学方面的问题。⋯⋯问问莫尔斯有关最低工资报告的事。

这一切都紧张，但都不避人耳目。同这种明显的紧张气氛不大相同的是，制定一个新的总统施政纲领的工作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工作。自从 1933 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接替共和党人做总统，这次接任是无先例的。换了别人，也许会忙完些琐事之后等着就职，而后指派一些研究小组，以赢得时间，考虑问题。但肯尼迪不同， 他对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有着不同的想法。早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有人问道，要是他当选总统，首先要干什么，肯尼迪就明确回答： “⋯⋯要确定，有哪些未了的事务要办，议事日程上安排些什么，并且在 1961 年头几个月里就把它们摆在美国人民的面前。”肯尼迪也建立了一系列研究小组，对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剩余粮食、非洲、美国新闻署、海外人事及裁军问题等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报告，但新总统施政纲领的制定既没有等待，也没有取决于各特别工作组报告的完成。 1960

年 11 月和 12 月，在预算局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帮助下，一份包括总统可能采取行动的所有关于立法、预算和行政问题的查核清单已经拟定好了。经过肯尼迪新任命的预算局长和留用的副局长开了一次会议之后， 这份材料压缩到便于总统处理的规模。11 月 21 日，肯尼迪新班子的重要成员和他一起开了一个日以继夜、争论起伏的会议，对这份包括二百五十多个项目，从地区的复兴问题到奈基式Ⅲ型地对空导弹问题等内容的清单进行了研究。肯尼迪时常对这份材料中的某些问题发表明确而果断的意见，他这种还未到真正负起全部责任时就已迫不及待的心情，让他的手下感到振奋。

根据 12 月 21 日会议的决定，肯尼迪向他每个未来的内阁成员发出了一封详细开列了各种问题和要求的信件，分派给他们草拟详尽的文件和建议的任务。新的预算已准备就绪。各个特别工作组的报告也适当地加以采纳——早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一位肯尼迪总统的施政领业已定型了，在新政府政策的几乎所有紧要方面，包括经济衰退的复苏、经济的增长、预算、收支平衡、保健、住宅、公路、教育、税务、资源保护、农业、制定规章的机构、对外援助、拉丁美洲的防务及利益冲突等问题，内容详实的总统咨文和大约 277 个单项要求，将在肯尼迪执政的头一百天内提交国会，也就是说，美国这一架庞大的机器已经准备按肯尼迪程序运转，只要他面对 7000 万美国人民说他现在是头就行了。

到 1 月初，肯尼迪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了。他对于庆祝总统就职的音乐会和同时举行的五个舞会的计划，对于检阅长达四小时就职典礼的游行的计划，对于民主党为筹集百万美元基金而组织的总统就职庆祝会和其他的庆祝活动都是兴致勃勃的。他请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就职典礼中发表一首诗，要玛丽安·安德森歌唱《星条旗》，他甚至指示，参加正式宴会时要戴大礼帽，而不要戴霍姆堡帽。

当然，最重要的，是就职演说，肯尼迪在 11 月就同他的许多助手谈这件事，他需要来自每个人的建议。他希望这篇讲稿简短，并集中于谈对外政策。肯尼迪觉得这样就可以避免党派之争，或对前任有所非议。同时，肯尼迪不愿沿用关于共产主义的威胁或类似的冷战词汇，当然也不能用任何可能会使赫鲁晓夫误会的含糊其词的话。

肯尼迪的演说稿从来没有改过这么多遍。他在棕榈滩构思时，指示索伦森搜集材料，然后他把索伦森从华盛顿郊区他自己家里接至肯尼迪父亲的海滨寓所，看了索伦森为他正式起草和集中材料用的底稿。他们在俯瞰大西洋的一个室外就餐用的阳台上工作了一个上午。

肯尼迪显得无比挑剔，他对于概述国内目标的每种想法都不满意， 他说，听起来就像党派宣传，毫无团结可言，太像竞选了。最后，他把国内方面的材料竟然全删去，他说演讲稿反正太长了，他要让这篇演说成为 20 世纪最短的一篇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词。西奥多·索伦森认为肯尼

迪不可能搞得比 1944 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压缩了的战时演说更短。

可肯尼迪不相信，他决心写出 1905 年以来最短的一篇总统就职演说。他

做到了，只写了不到 1900 字。

这已是就职前一天，1961 年 1 月 19 日。一个星期以来，天气都非常寒冷，这天一场新雪纷纷扬扬地下起来。暗蓝的暮色和飞洒满天的白色雪花交相辉映，让临近喜庆的华盛顿城显得高贵和神秘。雪不停地飘， 当晚上 8 点，肯尼迪和杰奎琳出席在宪法大厅举行的音乐会时，整个哥伦比亚特区已是银妆素裹，国会周围许多方形和圆形的广场上银光闪耀，雪用一条闪亮的银线给行政大楼和三角地联邦机构建筑群的屋檐一一缀了花边。凌晨 3 时 45 分，肯尼迪回到乔治敦的寓所不久，雪住了， 但严寒继续，阵阵狂风从波托马克河和潮湾公园呼啸而过，寒风刺骨， 华盛顿东北的黑人区的陋巷积雪成堆，克利夫兰花园区一带用石油烧暖气的小锅炉像受了传染似的一个个都烧坏了，为了融化冰雪，便利交通， 沿着林荫广场点起了火堆，但由于不能烧得太旺，因而敌不过肆虐寒风， 效果甚微。驻扎在华盛顿地区的 3000 名军人干了一桩颇为惊人的事。他

们开动 700 台扫雪机和卡车彻夜奋战，把厚达 8 英寸的积雪扫清。听到下达扫雪的命令时，一个肯尼迪新任命的经济顾问疲乏地对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说，“如果他们叫我们去扫雪，那也不要感到惊奇。”

天亮了，是寒冷而晴朗的一天。

从各州来的观光者、喜气洋洋的肯尼迪竞选工作人员、外国的使节和显要人物、上任和卸任的官员、一个特邀的由 155 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组成的团体，以及数千名各种年龄、各种背景的普通公民，云集在首都和国会山上。在油漆一新的国会大厦东端，临时的木制观礼台上， 在闪耀的阳光下和严寒的天气里，凝聚着效力于“新边疆”的内阁成员以及白宫官员。他们这些人今天穿得有点像“边疆居民”，礼服里套着毛线衫，戴着毛线手套和肯尼迪要求的大礼帽。

中午时分，气温升高了一点，风势依旧威猛。12 点，冻得发抖的人群看到新总统出现在典礼台上。他们欢呼，以为马上可以听见他的演说， 可他们失望了。他们还得再哆嗦一阵子，要等红衣主教理查德·库欣为他知名的教区居民发表一篇感到自豪同时无休无止的祈祷。祈祷刚完， 从讲台下升起一股蓝烟，电线短路了，特工处长惊恐无比，以为整个典

礼台就要燃烧起来，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命令大家立即解散。终于不冒烟了。

肯尼迪宣誓后随即进行的就职演说从头至尾就是这个调子：

让这个信息从此时此地传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去吧：火炬已经传到了一代美国人手中。他们是在本世纪诞生的；受过战争的锻炼，也受过艰难而困苦的和平时期的训练；他们对我们的悠久传统感到自豪。

民主党众议院院长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发表的演说，比林肯的还好。”的确如此吗？也许有点夸大其词。可它的确是一篇优美的文章，不像标准的政治演说那么古板激烈，不像 20 世纪初的政治演说那么松散拖沓，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听起来，它都是活泼而有气势的，坚定而又尖锐的。

肯尼迪的就职演说难以概括、压缩或提炼。这篇演说本身就是新总统的希望和决心的一份简洁的摘要——他对新老朋友和盟国所许下的诺言；对共产党人提出的一次新的寻求和平的要求；以及他要他的人民跟他一起肩负起自由的重担的召唤。表达这些要求的每个词句已经简练得难以再概括，而且又重要得难以再省略了。这些话是对那一时代的美国人民说的，但是对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民都具有意义。可以说，这些话体现着肯尼迪和他的同胞们过去继承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也体现着他们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在包括约翰·肯尼迪以前和以后的所有演说中， 这是一篇必须在这里全文照录的演说：

我们今天不是庆祝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庆祝自由的胜利，这一天象征着一个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开端，它表示着一种更新，也表示一种变革，因为我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做了我们的祖先在将近 175 年以前所规定的那种庄严的宣誓。

现在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同了，因为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贫困和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生存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是有争论的。这个信念就是：人权并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上帝之手所赐予的。

我们今天不敢忘记，我们是那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不愿亲眼看到或听任我们国家过去一向保证的，今天在国内和全世界仍然做出保证的那些人权逐渐被夺走。让每个国家，不管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都知道，我们准备付出任何代

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

这些都是我们所保证的，并且还不仅仅是这些。

对那些在文化和精神方面跟我们同出一源的老盟友，我们誓保一个诚实的朋友的忠诚。如果我们团结一致，那么在许多合作事业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发生分裂，那么我们几乎什么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敢在意见分歧、各行其是的情况下应付强大的挑战。

对那些我们欢迎它们走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兴国家，我们保证，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结束，绝不会仅仅去换得另一种更加严酷的暴政，我们并不总是期望看到它们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将始终期望看到它们坚强地维护它们自己的自由， 并且记住，在过去，凡是愚蠢地试图骑在虎背上去寻求权力的人，到头来必然会葬

身虎腹。

对于居住在半个地球上的那些正在为摆脱大众贫困而斗争的生活在茅屋和村落里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进行自救，而不论需要多长的时间。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人可能正在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投我们的票， 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

对我们国境以南的各姊妹共和国，我们提出一项特别的保证：在一个新的争取进步的联盟中，把我们善意的话变成善意的行动，帮助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政府挣脱贫困的枷锁。但是这场和平革命的希望不能成为一些敌对国家的牺牲品。让我们所有的邻国都知道，我们将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并且让其他一切大国都知道，本半球的人打算继续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

对联合国这个各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集会，在一个战争手段远远超过和平手段的年代里，我们对它寄予极大的希望，我们重申予以支持的保证：防止它仅仅成为谩骂的论坛，加强它对新兴国家和弱国的保护，并扩大它的权力所能运用的范围。最后，对那些要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对手的国家，我们向它们提出的不是一项保

证，而是一项要求：在科学所发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的自我毁灭的深渊之前，双方应重新开始寻求和平。

我们不敢以软弱来引诱它们。因为只有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足够的军备的时候，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这种军备⋯⋯

如果在猜疑的丛林中能开辟出一个合作的滩头堡，那么，让双方共同作出新的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在这个新的世界中， 强者是正义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将得到维护。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我当政的头一百天内完成，不会在头一千天内完成，也不会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完成，甚至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一生中也许还不会完成。但是让我们开个头吧。

我的同胞们，我们方针的最终成败与否，更多的取决于你们，而不是取决于我。开国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响应这种召唤而献身的美国青年的坟墓遍及全世界⋯⋯

因此，我的美国的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祖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你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

全世界的同胞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我们大家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的公民，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公民，你们应要求我们拿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高度的力量和牺牲。问心无愧是我们惟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后裁判者，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实际上必然是我们自己的工作，那么让我们来引导我们热爱的祖国向前迈进吧。

演说结束的时候，原本瑟瑟发抖的人群似乎已经忘记了寒冷、党派界线，一切旧有的宗教、种族的问题似乎都被遗忘了。无疑，这是个良好开端，可就职演说中提及的各种希望会实现吗？美妙的音节和文字背后有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肯尼迪的“新边疆”的对外政策是软弱的遣词造句还是冷冰冰的武装边境呢？尽管在新边疆派看来，肯尼迪是历来总统中最好的坚持这一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总统，不过对别人来说，这可不

一定，需要事实和时间的佐证。

肯尼迪真正成为白宫的主人是从 1961 年 1 月 21 日开始。他命令所

有白宫工作人员上午 9 点上班，而他比任何人都早。总统办公室几乎还没有什么陈设，肯尼迪也还不太习惯别人称呼他“总统”。在一些会议和白宫工作人员宣誓仪式之间的空隙里，肯尼迪熟悉办公室里各种电钮与电铃，和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会晤时曾撇下其中的一个，说“派一架直升飞机来”，六分钟后，一架直升飞机就停在了椭圆形办公室外的草坪上。肯尼迪还走到别的办公室看一看，跟工作人员谈谈，瞧瞧速记员， 拆拆邮件，打打电话，并开始了他的工作。上午 10 点 30 分，他签署了

第一号行政命令：给 400 万贫苦美国人增加剩余食物的品种，并把数额加倍。11 点钟颁布了它。

白宫像一锅沸水，还未完全寂静下来，政治家和记者们不断进出肯尼迪的办公室。新总统的第一个来访者是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各种团体、知名人士和各种奖金的获得者，从浸礼会教友到美女皇后，每天都在肯尼迪的办公室受到接待。每星期有 30000 封信件源源涌入白宫。不仅总统肯尼迪在奔波繁忙，整个行政部门也一样，深夜，他们的办公室还灯火通明。

新总统始终未能克服入主白宫的那种孩子气的自豪感和兴奋情绪。他请客人参观他所谓的这份财产，向他们介绍某个房间或摆设的来历， 不厌其烦，还抱怨有些东西不好，得打发走。他试了试林肯的床，说还行，将近三年以后，在爱尔兰的新罗斯，肯尼迪讲到一个过去的爱尔兰移民的故事：这个人在白宫的前面拍了一张全家福，然后骄傲地对他在爱尔兰的朋友们说，那是他夏天的别墅，他的朋友们应该到那儿去看看。总统的结束语是：“好啦，它也是我们冬天的住所，我希望你们会来看看我。”骄傲自豪溢于言表。

然而太乐观了似乎也不行。肯尼迪在享受胜利的喜悦时，也发现自己接手了一摊子烫手的东西。

1957 年 10 月苏联在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新的冷战攻势来影响全球。在随后的三年里，联邦德国受到苏联的最后通牒。

南部越南遭到由河内共产党政权所策划支持的游击战术和革命活动的威胁。

在国内，七年内发生的第三次经济衰退，造成了二十多年来最高的失业人数。

受压迫的黑人居民日益感到灰心丧气。给大农场主的补贴越来越多。拥挤不堪的大学教室和无人照顾的老年公民的数量日益增加。

这些问题都不是在民主党的竞选演说中讲讲就行的，而是面临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也不像任何一方在竞选中所提出来的那样，有着现成的政治上的解决办法。第七章 猪湾风波

肯尼迪还不曾在美国第一把交椅上坐稳，就大大地跌了一跤。这一灾难来自古巴。

美国人在 50 年代末才开始注意古巴，大多数《纽约时报》的读者们津津有味地得知，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出没在马埃斯纳山区

的莽莽丛林之中。他们的领袖是一个身材魁伟，说话啰嗦，三十出头的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在 1956 年圣诞节带领仅仅 12 人在古巴登陆，古巴现任政权的领导人巴蒂斯塔的军队还没来得及抓住他们， 他们就跑进了山区。

起初，年轻的卡斯特罗的游击队被古巴军队围困在马埃斯纳山里。然而，巴蒂斯塔的政权腐败、独裁，他镇压人民，越来越失去古巴人对他的支持。于是古巴人便聚集在卡斯特罗周围。到 1958 年，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经走出山区，在许多地方创建了前沿阵地，并在战斗中击败了巴蒂斯塔。

巴蒂斯塔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什么。在同他的军事首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切切实实放弃了继续统治的权力。然后，巴蒂斯塔就带着他的家属和最亲密的支持者来到机场。1959 年 1 月 1 日，他们乘两架飞机飞往美国迈阿密。

这时，离哈瓦那最近的卡斯特罗军在 150 英里以外，是一支小分队。当巴蒂斯塔离去七小时后，小分队的欧内斯托·格瓦拉少校还在他的吉普车篷顶上酣睡，当得知巴蒂斯塔离去的消息，格瓦拉立即组织小分队沿大路向哈瓦那进军。部队在黄昏时开拔，彻夜前进，第二天早上到达首都，然后直奔拉卡瓦尼亚碉堡。少校走上铁吊桥，大声吼道：“我是格瓦拉，我要同你们的长官讲话。”

过了一会儿，一辆政府的吉普车开出碉堡，驶过吊桥。碉堡的指挥官，一位陆军少校，解下手枪，把它交给格瓦拉。他说：“我们对战斗不感兴趣，现在没有必要战斗了。”

古巴的内战从此结束，卡斯特罗上台了。开头几年，卡斯特罗政权颇得美国的同情。当时美国记者笔下，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造反者是争取自由的罗宾式好汉，一个卡冈都亚式的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不近女色，生活清苦，除了价值 50 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外，没有其他的个人享受。谁也没法让他换掉那身肮脏的绿军装。他恢复了古巴失去的尊严，铲除了腐败，推行了教育古巴儿童和激励他们父母的庞大计划。

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的友邻，他带着 100 箱表示友好的兰姆酒跑到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斯琴·赫脱吃小牛排，喝香槟酒，仍然穿着那身肮脏的绿军装。他说：“我对权力不感兴趣，我并不想要权。”卡斯特罗的这番表白并不准确，当别人窥视他的权力时，他还是要

维护权力和权威的。于是内部出现了斗争和分化，卡斯特罗采取了强硬措施，一百多人被关进了监狱，有些人北逃到美国的佛罗里达，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这些古巴流亡者收容下来。

此时，美古关系也日益恶化，因为卡斯特罗搞共产主义，与苏联亲近。卡斯特罗称美国为“以人类为食的秃鹫”，废除了美古军事协定， 声称，谅美国也不敢侵犯古巴。

1960 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在中央情报局指导下，训练和武装一支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解放部队。1960 年总统选举前不久，又决定把它装备成一支常规的战斗部队——古巴旅。

肯尼迪是在 1960 年 11 月 29 日第一次从杜勒斯那儿听到这个计划

的。1961 年 1 月 28 日，总统上任刚满一周，这个计划被提到白宫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肯尼迪对这个计划的态度比较犹豫，但是中央情报局的

人对新总统担保，不会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他们都弄严实了。肯尼迪觉得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

已很紧迫，对古巴旅来说，错过眼前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因为卡斯特罗就要从苏联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式飞机，一到 6 月 1 日， 就有装配足够的飞机编入现役，由现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把古巴旅消灭在海滩上。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古巴旅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渴望战斗。古巴的解放，就只等总统的一句话了。

肯尼迪毕竟是个谨慎的人，他仍然犹豫。于是压力愈来愈大，艾伦·杜勒斯直接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就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并且为 1964 年的总统选举运动制造一个难题，因为解散的、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周游美国，揭露肯尼迪如何背弃他们。

肯尼迪被最后的理由打动，他问成功的机会如何。杜勒斯提醒他说， 中央情报局曾在 1954 年 6 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杜勒斯说：“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旁边，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的。而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计划。1961 年 2 月底，肯尼迪再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他们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去训练古巴旅的危地马拉基地。兰尼兹尔将军在读过报告并研究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后，再次预言此举必成。海军作战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也是这个想法。

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肯尼迪又把一位具有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去调查，这位上校并没有费心思去调查，很快便递交一份报告书。他说：

“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旅和营的指挥官对计划的各个细节现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绪很高。这些军官年轻力壮，有才智，狂热地希望战斗⋯⋯

他们说，他们深知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的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边，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绝对有把握的。”

在报告最后，上校说：“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

这时，肯尼迪让步了。他终于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多少有点道理： 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共产党，就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 90 英里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仍然疑虑重重。

杜勒斯、中央情报局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的顾问们一致坚信，由于对卡斯特罗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很多，所以登陆一定可以成功。他们说，已有 2500 名古巴人参加各种抵抗组织，另有

20000 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准备给登陆的起义军以积极支持。这一点当然重要，因为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强调，美国军队绝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对记者说：“在

任何情况下，美国部队绝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将竭尽全力，我认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责任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的问题。”

他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者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林中”的。这样，总统就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已经想到了。他相信，这样一变，使这次原想大张旗鼓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变成一种无关宏旨的渗透活动，因而感到，危害美国信用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经排除。于是他签署了计划。

4 月 10 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体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他们， 行动的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 这支远征队便到了有进无退的地步。

这一回肯尼迪失算了，因为中央情报局干的根本是另一套。从 1960

年 11 月 4 日以后，古巴旅就再没有接受过游击战训练。后来新招募的人

大多数不适合进行艰苦的丛林战争。全旅只有 135 人是合格的兵，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地质学家、教师、养牛人、新闻记者、音乐家、描图员、工程师、艺术家等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一支精锐的部队，必须由 20 岁左右的青年组成，

但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 29 岁。其中有的已经 60 开外了。

肯尼迪的失算此时还不过刚刚开头。实际上，这支叛军在山区究竟如何活动，从未经过试验。说来难以置信，离登陆点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离岸有 80 英里，同猪湾之间还隔着一片无法越过的沼泽地带。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们应该清楚这一点。问题是没有人同他们说过要进山区。中央情报局既未请示总统，又没有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竟擅自对叛军隐瞒了那个备用计划。其理由是：倘若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有可能取胜时放弃滩头阵地。此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还向流亡者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的。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个挫折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挫折。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贯瞧不起古巴的空军，对它的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为了消灭这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 4 月 15 日对古巴各机场进行空袭。计划由八名流亡者驾驶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螺旋桨 B—26 轰炸机去， 事后由其中俩人在迈阿密声称自己是从古巴空军中逃出来的。这种做法当然很不妥当。卡斯特罗当然知道是不是从他那儿逃出来的。而恰恰在这个倒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叛逃者在杰克逊维尔着陆了，这就更增加了美国人的手忙脚乱。笨重的 B—26 飞机速度慢，操纵困难，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费兰克·本德打电报给圣罗曼说：轰炸任务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毁了。如果这是真的， 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这样。古巴的空军还剩下六架 B—26，两架“海上怒涛”式，四架战斗机，更重要的是还剩下两架 T—33 喷气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 T—33 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是教练机。但是它毕竟还是喷气式，因而可以对 B—26 的尾部进行射击。而 B—26 轰炸机又是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B—26 原来是有自卫的尾炮的，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这几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备用油箱，使飞行员在古巴飞得久一些。这样，流亡者飞行员可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手中。

在一场两栖行动中，制空权相当重要。而在这里，由于中央情报局犯了另一错误，就更显重要了。原来，谁也始终没有说过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竟命令把头十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油、食物、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这条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 号，是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运兵船之一。它们和两艘护航舰一起参加行动，统称为加西亚轮船队以掩人耳目。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条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的象征。船身满是铁锈，发动机常出毛病，底舱恶臭冲天。那些流亡者见到它不免大吃一惊。选择这样一条船来执行偷袭任务，简直荒唐。它的起重机和绞盘用起来无不嘎嘎作响。它那锈成一片的装卸机闹声更大。“里奥”号早已出了毛病。当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达墨西哥湾时，一片螺旋桨撞上了一根木栏。该旅的潜水员下去一看，发现完全打弯了。这样，它的运转便大受限制，现在只能颠簸前进，去和敌人空军进行决斗。

肯尼迪原以为，这些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悄悄地在一处荒凉的海岸上登陆。但曼哈顿的一家新闻发布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惊。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白宫或任何人，就聘用莱姆·琼斯联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新闻，内容由中央情报局人员用电话通知该公司设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然后由那里分发报界。有一份“供即将发布”的公报说，“古巴起义者反对卡斯特罗的大战将在几小时内打响。今天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加强供应和支援。”电文最后呼吁“全面配合，一起来从事破坏和叛变。”

在华盛顿，政府内部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和这些流亡者捣乱，因为他们进行的活动无一不被搞得一塌糊涂。拨给他们分批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都是一些 14 英尺长，没有护甲板的小船。船上的 50 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高潮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 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 50 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 枪身突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这次行动更为不祥的一个征兆是，原定在东方省发起佯攻用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边。他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到“海滩”号上去。陪同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报告说，佯攻计划“主要由于领导无方，归于失败。”

登陆东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罗措手不及的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另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国内来个总发难。肯尼迪总统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地下运动是这次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却令人哭笑不得。地下运动是总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联系，他是地下运动近乎传奇式的领袖，在全古巴

以“弗朗西斯科”的代号闻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适当时机，就通知他们动手做乱，造成总起义的气氛，然后由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加以传播。天鹅电台将在广播中告诉人们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参加他们的队伍，如何炸毁发电站，等等。纸上谈兵看来倒是不错，但要具体执行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谁先谁后的根本问题。时间上的配合很难安排，起义活动与消灭古巴空军的空袭就发生了矛盾，不管谁个在先，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对另一件事的警惕。当时认为制空权更重要，因此先进行空袭，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晚上，天鹅电台播发命令让地下组织起义，命令是用暗号和措词华丽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看，这倒没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 他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光是在哈瓦那，就有数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

第一批登陆的古巴旅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灯，可是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想选择夜间出其不意地偷袭的目的已无法达到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 150 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陆，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到夜里 2 点 30 分，有人

发现岸上的一间小木屋，顶上露出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清晨 6 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先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凌晨 3 点 15 分，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 50 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 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 B—26 飞

机进行的空袭，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些不安， 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 B－26 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军的标记， 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 F.A.R 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可以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失败了。”

我们再来看战场上，好戏还在继续呢。船只逃跑以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一比十三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不到100 人。

入侵者的情绪十分高。他们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冲进去把你们撤出来。”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 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 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有同情。60 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为互相敌对的阵营。《哈泼斯》杂志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 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

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派。他后来在 1964 年 11 月份《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古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出乎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班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料，许多人现在感到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有理由的。”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 Jacqueline ， vousavezperduvosartisi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还有标语牌上写着“公平对待古巴”，“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 70 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他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对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 122 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 T－34 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人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回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希望成功。”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了敞篷船，出海六英里， 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六架 B－26 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乌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 坦克密密地排成一排， 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上，肯尼迪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肯尼迪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面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斯克斯”号上出动六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星期三早晨 6 点 30 分到 7 点 30 分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 B－26 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队发动攻击。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 3 小时 20 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地执行任务早已精疲力竭，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做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 B－26 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躺在“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甲板上一动未动。于是卡斯特罗的 T－33 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变得越来越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全部用完。敌人迫在眉睫。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下于星期三清晨 4 点 32 分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战斗武器。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 72 小时就粉碎了入侵。古巴旅的幸存者蒙受了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由于美国政府在导致这 1133 人被俘监禁的事件中也有责任，肯尼迪决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罗处决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获释。

大约一年零八个月以后，由于肯尼迪对古巴发出严重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虏们，在价值 5300 万美元的物品交换下获释了。

无疑，猪湾事件成为肯尼迪一生中最糟糕的失败。从此以后，肯尼迪兄弟转而反对中央情报局。肯尼迪一直把杜勒斯看成是间谍大师和政府的台柱，在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杜勒斯是个传奇人物，与传奇人物共事是困难的。”

从此以后，肯尼迪尽力避免与中央情报局接近。他罢了杜勒斯的官。他对助手说他恨不能将中央情报局焚化扬灰。

也许我们可以理解许多有识之士将后来肯尼迪遇刺与中央情报局联系起来。

这是后话。现在肯尼迪正有些烦躁、尬尴和失落。对于他来说，一切都还刚刚开始，生命的高峰还远没有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