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行进 再创辉煌（1958—1965）

六、高歌猛进慎反思

21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

面对“大跃进”的局面，周恩来表现沉默，冷静观察；庐山会议，周恩来心情复杂。

“大跃进”风起

在批评反冒进中孕育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推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4月，毛泽东又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跃进”这个词原是周恩来发明的。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报告中，批评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肯定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看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从此开始。毛泽东当即写了封信，表彰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实际上，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140多天。26日，彭真把周恩来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恩来在当夜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1956年的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10月25日，修改后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毛泽东要求5年间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年达到2000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了。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全国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首先兴修水利，1亿人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土地，从一尺五寸达到几尺。最突出的表现是放“高产卫星”，最早放出的是河南遂平县放出的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接着江西贵溪县（今江西省贵溪市）放出水稻亩产2340斤的“卫星”。于是“卫星”几乎天天放，而且越来越大，最大的小麦“卫星”是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最大的水稻“卫星”是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亩产130434斤。这简直如《天方夜谭》中的神话，使许多人瞠目结舌，迷惑不解。实际上这些离奇的丰产典型，大都是采用“并田”方法假造出来的，把许多块即将成熟的庄稼合并到一块田里，计算出它的产量。甚至那个数字压根儿就是假造的。当时《人民日报》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这些夸大的宣传，当时就有许多人不相信，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帽子不敢公开说罢了。当时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达到惊人的地步。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的提法层出不穷，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有人甚至说，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高产卫星”起了鼓励与迷惑的作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为8000亿斤到10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是9000万担到10000万担。而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棉花只有3938万担。要它们分别增加1倍至1.5倍，根本达不到。

刚刚被批判“右倾保守”的周恩来，面对农业的“大跃进”局面，虽然表现沉默，但他仍以冷静的头脑观察这个问题。1958年7月，他坐飞机到郑州视察黄河水灾时，参观了一个农业展览馆，馆内陈列了几个“亩产3000斤”“亩产4000斤”小麦的“卫星”，他当即问陪同的负责同志，这是否属实？弄得那个负责同志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农业的“大跃进”促进了工业的“大跃进”。工业的“大跃进”是从钢铁开始的，最具典型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当时苏联提出，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也提出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于是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成为工业“大跃进”的重要口号。

和农业一样，钢铁产量离谱的指标出现了。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两个报告，其中关于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我国的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70万吨至1150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两个报告非常欣赏，称它是“一首抒情诗”。据此，4月15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把这篇文章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时，还写了一封信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5月份，八大二次会议开会，钢铁产量指标又被提高了。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认为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铁产量从400万吨（1913年）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底子是90万吨（1943年），到1962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他还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雄伟气魄，使许多人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头脑都热起来。

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听取薄一波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除毛泽东外，其他常委都参加了。会上估计1958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以上，1959年指标应为2000万吨或者更高一些。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要》中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959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钢，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的讲话、批示都只在内部进行，公布出去的是1958年产钢1070万吨。

当时实际生产能力怎样呢？1月份到7月份，累计只生产钢380万吨，和指标相比还差700万吨。8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开幕，毛泽东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光靠“洋炉子”是完不成任务的，决定土法上马，发动群众大搞“小土群”，主要是发动农民就地大炼钢铁。于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最多的时候，有6000万农村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这年年底，钢产量完成1108万吨，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了一番。煤产量由1.31亿吨增加到2.7亿吨。

但是这个指标的完成是以极大的代价换取的，甚至是虚假的。首先是产品质量低，许多地方小高炉炼出来的铁是含硫量很高的“烧结铁”，不能称之为钢，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不能加工，成了一堆废物。经以后核实1958年钢产量为800万吨。而国家的矿产资源被破坏，森林被大量砍伐，连群众做饭的锅也被砸光。群众反映，“这是吃祖宗的饭，遗祸子孙”。其次，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的积累率平均为24.2％，1958年却一下增加到33.9％，过高的积累，严重挤掉了消费，使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得不到保证。同时，重工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也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使国民经济得不到均衡的发展。

10月以后，毛泽东也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在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他开始降温了，承认包括他自己，犯了“冒失”的错误，认识了只讲多快不讲比例是不行的。但他仍然认为批评反冒进是正确的。

在反冒进中被批评的周恩来，对于国家的这种现象是忧心忡忡的。但他不可能再来一下反冒进，只能不去添柴加火，使这股热焰烧得更旺，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尽量避免国家遭到损失。在八届六中全会上，1959年钢的指标降下来了，为1800万吨。周恩来、邓小平要计委交换一下情况。陈云认为完成这个任务恐怕有问题。周恩来心中是有数的。3月25日至4月5日，党中央先后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薄一波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并就轧钢机安排不落实作了检讨。26日，薄一波在会上作了第一季度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报告。毛泽东借题发挥，批评了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门的工作是大少爷办工业，现在要出“秦始皇”，老讲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提出1000多个基建项目中要削减500项或600项。这时周恩来机智而又风趣地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毛泽东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周恩来说，这句话就是决心。在这次会上，邓小平提出1500万吨钢材也可能完不成，把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毛泽东、周恩来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周恩来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通通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这反映了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要稳扎稳打的思想。

“大跃进”在工业生产方面“以钢为纲，带动一切”，赶上英国的主要标志是钢铁产量，钢铁生产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恩来决心深入了解钢铁生产的情况，5月17日，周恩来写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请邓小平批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彭真核阅。报告说：

根据我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席处的报告，为了了解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为6日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已征求陈毅等八个副总理的同意，我们于本月20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于6月15日左右回京。

分工视察的地区是：

周恩来——河北；

陈毅——山西，可能时再去内蒙古；

谭震林——山东（主要是注意农业，并研究生铁生产）；

习仲勋——河南，可能时再去陕西；

贺龙——四川，可能时再去云南；

罗瑞卿——湖南，可能时再去湖北；

陆定一——江苏，可能时再去上海；

聂荣臻——安徽；

乌兰夫——包头。

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财经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

中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报告，总理和副总理们分别出发了。他们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陆定一在山东枣庄调查时，了解到去年大炼钢铁中，“小土群”问题很多。大批农民上山炼铁，在地里挖个坑，睡在里面，棉被都是湿的，这怎么能持久呢？炼出来的铁含硫量很高，大都是不能用的废品。1958年是丰收年景，秋收时农村的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了，庄稼成熟了却没人收，农民编了顺口溜说：高粱站了哨（成熟后无人收割），棉花吊了孝（棉絮从棉桃中垂下来），大豆放了炮（豆荚成熟后在地里爆开）。农民粮食缺乏，大都吃不饱。他们到了上海，柯庆施和分管工业的书记马天水都没来见他们，只派一个干部来说大话，说上海要达到年产1000万吨的生产能力。陆定一问，生产1000万吨钢，矿石、电力、运输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个干部不能作具体的回答。陆定一和陪同他来视察的冶金部总工程师陆达一计算，这个指标根本完不成。他们回到北京后，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表情极其严肃，一言不发。他已经看到完成任务不容易和大搞群众运动的种种弊端。

罗瑞卿从5月23日到6月24日1个月时间，视察了湖南的十几个县，既看了涟沅、湘钢等大中型钢铁厂，也看了遍地开花的“小土群”“小洋群”炼铁厂，还看了煤矿、铁矿基地。最后在长沙作了总结并起草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周恩来。总的印象是：像涟沅、湘钢等大中钢铁厂，因为有铁矿、煤矿、石灰矿等原料的来源，有比较先进的炼铁炉和炼钢炉设备，又有必要的技术人员，问题虽然不少，但经过一些整顿和加强领导，是有发展前途的。但靠运动轰起来的“小土群”“小洋群”，除个别的生产了一些含硫量高的生铁外，大多数都不能维持生产，不得不停产，但已浪费了许多煤炭和木材（“小土群”主要是用大木头去烧的）。至于人才和粮食的浪费，则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建议国务院要迅速研究并解决钢铁计划和生产问题。其他副总理也向周恩来马上作书面报告，总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各位副总理的报告，在国务院会议进行研究后，即向中央写了报告。主张迅速调整钢、铁和钢材的生产指标。

由于“大跃进”，钢铁被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各方面给它让路，轻工业被挤掉，农业丰产没有丰收，粮食和副食品严重匮乏，工作被动，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张降低钢铁生产的指标，中央书记处决定，1959年产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各部门才得以对严重失调的现象进行调整。周恩来思想上的压力也有所减轻了。

庐山“神仙会”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都指出了“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周恩来说：“在跃进中间，综合平衡抓得不够，抓了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综合平衡，几个方面的综合平衡都抓得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竖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为了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研究一些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中央决定7月初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俗称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比较舒畅的。6月24日，毛泽东由武汉乘专列到达长沙，当天畅游湘江，在橘子洲“中流击水”。

25日上午，毛泽东一行人从长沙乘汽车来到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下午，约了一些老人座谈、照相，同他们吃家乡菜。晚上就写出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27日毛泽东在韶山，曾到毛家祠堂谒祖，参观了韶山学校，在水库游泳，又接见了许多乡亲。28日返长沙乘专列到武汉，后乘轮船到九江，于7月1日上庐山。当晚他又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刘少奇和朱德是6月30日上山的。周恩来带秘书顾明、李岩等于7月1日由北京乘专机到武汉，然后经九江上山。

陈云本来上了庐山，因庐山海拔高（五老峰1400米，会场和住地1200米），他身体不适应，中央决定让他下山休养，不用参加会议。

邓小平因会前打台球滑倒伤了腿骨，在北京治疗，没有上山。所以书记处由彭真负责，但许多事情他都找周恩来商量。为了工作方便，周恩来和彭真、杨尚昆以及中央办公厅的同志都住在庐山交际处的一幢大楼里。周恩来除了要童小鹏、顾明、李岩分别参加大区的小组会，将小组会的重要意见向他汇报外，还要童小鹏帮助办公厅编会议简报。小组的简报由各组长签字后交会议科印发。

会前，已传出毛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即“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听了认为这次会议要好好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缺点错误，对前途是有信心的。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要讨论读书、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综合平衡等18个问题。周恩来提出增加国际问题，共19个问题。7月2日中央开了常委会，把会议要讨论的19个问题确定下来。7月3日，会议分6个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

会议开始时，大家都轻松愉快，称这次会议为“神仙会”。周恩来在谈到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时说：“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以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庐山会议是本着解决“大跃进”的问题、争取1959年继续“跃进”而召开的，起初大家的心情是舒畅的。

在庐山，周恩来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除了参加常委会外，在7月23日以前，他多次找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李富春、李先念都参加，有时刘少奇也参加。7月12日，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1958年是一次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将近一年，应如何认识将措施过程缩短。他说，这次在庐山比以前认识多了一些，如财政赤字是否即通货膨胀？物价只少数有变化。过去陈云同志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主要是货币与财政不一致，银行的货币多发行了。他将工业、农业、商业分头算了细账，单生铁，国家即补贴25亿元。商业透支了50亿元，用于赊销和预付款。今年上半年银行支出，工业有30亿元不正常，摊子铺大了，一机部等出现生产任务多次变动，品种不齐，不能配套，质量下降，次铁退货等问题。冶金部今年24亿元投资，上半年已用去19亿元。他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做好，特别是三材（钢材、木材、水泥）太不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国家一定要把账算清楚，要收权，去年四权分给省、市，要收到中央与省、市两级，上下纳入计划。要归口管理，不能一个人四个口袋，流动资金不能当基建使用。最后，要号召增产节约，解决商品与货币比例的正常化。大家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隐瞒问题，也不要埋怨和推诿。

李富春、李先念也都发了言，主要也是谈经济问题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7日和18日的小组会，组长传达了16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讲话。大家认为刘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把成绩讲够了，才能把缺点讲透。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账，虽然大炼钢铁补贴了40亿元，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的盈亏账，也要算将来的盈亏账。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的说法有说服力。周恩来的讲话是持平之论，他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解决问题。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彭德怀首先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批评了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指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信中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16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给他的信批给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到会同志，并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以后，庐山气氛逐渐紧张，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到来。

这时，周恩来还在召开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落实各项主要指标。有一天晚上举行舞会时，李锐正在周恩来旁边，有意地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回答：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当时对彭德怀的信已经议论纷纷了，有直截了当表示赞同的，也有提出种种非难的。

7月19日，周恩来参加小组会发言时，没有提到彭德怀信的事情，只是说，他同意毛主席讲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和少奇同志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还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当时毛泽东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和李锐7人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论定记录》，写了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周恩来讲了同意其中讲的三条缺点，并补充了以下几条：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彭德怀的信将引起轩然大波。

风云突变

7月23日，早饭后，毛泽东吃了三次安眠药还睡不着，他就要机要秘书告诉办公厅会议科立即通知大家开大会，他要讲话。大家当然以最快速度赶到“庐山大会堂”（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盖的两层楼，楼下是戏院，楼上是会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意如下：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垮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有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外结合。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句名词，我对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三个月30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的，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

毛泽东的这个长篇讲话，措辞的严厉，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主要是针对彭德怀以及那些“离右派差三十公里”的“动摇分子”。如果说前几天是阴云密布，这次讲话就是一声惊雷了。

毛泽东为了证明党内外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7月26日，他又批示印发了《李仲云的一封信》，并写下了《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评论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评论》号召那些“得失相当”论的中间派不要再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评论》最后说：“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还说，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当天，各小组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这样毛泽东已经把彭德怀的问题定性为“右倾活动”“猖狂进攻”。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形势突变，各小组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张闻天。一些“左派”更加劲头十足。彭德怀被罗织的“罪状”很多，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揭发批判彭德怀等“罪状”的小组将其“罪状”制成简报，每天有好几期，都印发给全体到会者。

在这种情况下，7月26日上午，周恩来专门向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苦口婆心地关照他们：要接受这个突然发生的连他也没有料到的严峻形势，怎样渡过今后难关——既要反右倾，又要把工作做好。他的讲话大意是：

谈政治方向与工作态度两个问题。弄清政治方向，划清界限。在政治方向上，绝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如果对总路线有怀疑，就是根本立场问题。但是，在工作上，应该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这两者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先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一个时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两年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

去年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革命。总路线为群众所掌握，九千万人上山，食堂遍及全国。怀疑者认为得不偿失。党内有天津干部、江西党校的议论和东北李仲云的信。会内也有人怀疑总路线。左、中、右，站在哪一方。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主席论十大关系，1956年提出了多快好省，已经奠定了总路线的基础。不能单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

是投身于群众运动的热潮，还是对之泼冷水？每一个单位炼钢、炼铁得不偿失，都登报，行不行？算总账，划得来。说“右”了，实际是说“左”的人右了。

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总路线是否正确？

补贴几十亿元划不划得来？这是先念提出来的。先念是不怀疑总路线的。落实指标，落实到可靠的程度，是否是机会主义？大家“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算了四个礼拜的账，是否是机会主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一直抓计委和工交部门算细账，落实1959年、1960年的主要指标）。

落实指标以后继续前进，绝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

动摇总路线有两种表现：基本肯定，得失各半，都是泄了气，没有看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另一种偏向是，尽说空话，看到许多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是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到底是否有赤字？是否通货膨胀？

会议初期要回答这些问题。会议中期，许多意见提出来了；怀疑、动摇出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的态度问题也出现了。引起了大家注意。

23日毛主席讲话之后，会议进入第三阶段。究竟站在什么方向。还是采取批评、团结方针。彭总在主席处讲过匈牙利事件。个别地方可能出现，但整个国家绝不会出现，出了偏差，中央马上纠正了。

执行总路线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不是路线问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主观客观相结合。今年850万吨钢材，最后算账只700万吨。也不要被此吓倒，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

有错误，也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一碰到问题，就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忘记了全局和真理。置身其中，我心焦如焚。

另一种态度，是站在局外指手画脚，做旁观者、中间派。尽管有的指责是对的，但根本问题是方向，包括立场与目的。两种目的，两种态度。定要弄清政治方向，才能划清界限。各人按自己的思想情况作回答。北京来的人占一半多，当此紧急关头，要表态。

第二个问题讲工作态度。要正确算账，把账算清楚。地平线上出现了右派进攻，还不到猖狂程度。公布了落实的指标，最高国务会议、人大常委会开后，必定议论纷纷，会发生各种怀疑，甚至反对总路线。郑州会议后，纠正了许多偏向，局部地区还有夏荒问题。

6月13日分配了850万吨钢材，加进口52万吨。但国内实际只有700万吨，将影响各方面的工作。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既严肃又积极的态度，不要被吓倒了。

财政信贷、物资、劳动三平衡，即货币总发行数同商品总额相除，这是公式，不是教条。一切要同中国实际结合。面对客观事实，提出解决办法。商品跟货币流通的矛盾，承认商品、市场的紧张。去年不仅吃多了，也用多了，因而要大力提倡节约。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是对总路线动摇。但绝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从武昌会议至今已8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地方。

今年基建用材要减32％，共250万吨。生产用材减52万吨，减9.2%。

从不切实际到切实际。对远景，要增强信心，要保持“二五”跃进速度，实干、苦干、巧干，落实各项指标与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难。

……

这篇讲话的言辞之间，也显出了周恩来内心的矛盾。周恩来是大管家，在庐山自始至终务实。他知道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着急的是今年指标如何落实，怎样完成任务。正如他自己说的，对此是“忧心如焚”。在当时对彭德怀等批判升级的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要坚持和维护总路线这面旗帜，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对彭德怀有所指责；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完成各项计划指标。既要务虚，又要务实；既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又不能为困难所吓倒。他已感到即将会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巨大风暴，又谆谆告诫大家站稳脚跟，努力把工作做好。真是煞费苦心啊！

23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各小组都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也包括张闻天。彭德怀的罪状多得很，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小组简报每天几期，立即印发送给全体人员。这里面也有张闻天的罪状。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作检讨是不行的。聂荣臻、叶剑英两位老帅也抱着关心老战友的热忱劝彭德怀作认真检讨，这样对党有利。

彭德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痛苦的煎熬，不得不于7月26日下午在小组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承认思想方法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方法，是有错误的。关于他写信的动机，“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我的错误。”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作参考用的”。

这样的检讨，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因为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几个人到黄克诚住处闲聊，又碰到彭德怀，因为他们在小组会上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又都是湖南人，此事一传出，就变成有组织的“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了，一下子都把他们挂上了“纲”和“线”。

7月29日，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六个大区组长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实际上中央委员都已上了庐山。接着，召开大会。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是：

商量召开中央全会的事。

庐山会议已经一个月了，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想做两件事：

一、修改指标。武昌会议定了指标，上海会议改了，现在看来改得不彻底。武昌定的指标是达不到的，但在八大会上通过了，要改指标，应由八中全会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去年的事情，全世界都议论纷纷。

二、路线问题。究竟是采取哪一条路线，大家扯了很多，再开全会扯几天。方法是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竖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当面不扯，背后又有意见，那不好办事。

此外，还有业务问题，由国务院搞文件。

有些同志发表议论，说民主不够，谈得不充分，想把民主搞够一点。因此，8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方式，分大会、小组会两种。

7月30日，周恩来向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书记处同志说：常委考虑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就事论事，只批他的《意见书》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错误；另一种是连他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起清算。主席主张后一种办法。

一场十分激烈的党内斗争，在毛泽东亲自挂帅下，开展起来。

7月31日和8月1日，由毛泽东主持，连续开了两天的中央常委会，约14个小时。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外，还有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会场是在毛泽东住的“美庐”（原蒋介石的行宫）。大部分时间都是毛泽东讲话，彭德怀有许多对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间插话。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内容有：

关于“得失论”。九千万人上阵炼钢，有一点损失，横竖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论，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总是失小得大。

彭德怀过去几次路线斗争都动摇。立三路线、王明两次路线错误。抗战时期闹独立性，听王明的。由于犯错误挨了整，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说彭德怀和他（毛泽东）的关系，31年来是三七开，合作三成，不合作七成（彭德怀承认：他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彭德怀在过去多次重要时期都不写信，这次为什么上万言书？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发表的（彭德怀说，他写信只给主席作参考，没准备发表），目的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有野心，有右倾活动，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信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指中央领导机关，锋芒是攻击党中央，反对中央。

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不懂马列主义理论。党性、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差，等等。

毛泽东批评张闻天时说，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刘少奇说，长征中，过金沙江后会理会议前，彭德怀批评军委领导，不守纪律。彭德怀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检查记仇记恨的事。

朱德发言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没有上纲上线，当然没有“击中要害”。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他抬起腿来，用手指抓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只得停止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朱德对彭德怀说，要投降无产阶级，彻底改正错误，永远跟毛主席走。

周恩来在会中，问过彭德怀一件事，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说话后，出门时，斯大林同他讲过什么话。周恩来也批评彭德怀，他写信的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锋芒对着总路线。希望彭交心，要一改二帮。

林彪是7月29日才上山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但他看清了毛泽东的面色。他声色俱厉地批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看风使舵，老奸巨猾，攻击毛主席。他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彭德怀不要打这个主意。

这两次常委会，已把彭德怀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说他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对总路线、党中央、毛主席，历史上是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等等。

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周恩来的心情是复杂的。8月1日晚上，他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宣布将在8月2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毛主席讲话。他还说：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书》出来后，“问题不少”已出现了右倾思想，怀疑和动摇总路线，会议动态逐渐明朗。

8月2日上午9时，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大会堂举行。主席台设在舞台下面，就座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围着主席台摆有三排藤椅，大家散着坐。

八届中委共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

关于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问题。他说：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那次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五个月，改了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高指标成为一种负担，改了就轻松了。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自己打破。

关于路线问题。他说，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有些同志对总路线产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讲话不自由。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关于开会的方法。他说，历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是分裂，还是团结？这关系到中国之命运，社会主义之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

毛泽东讲到过去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经过。他说，从遵义会议到七大，10年时间。中间经过4年整风，经过长时间等待，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他特别点洛甫（张闻天）的名说，经过10年很必要，有材料才能说服。洛甫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

最后他特别强调，现在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

为了彻底揭发张闻天的“旧病复发”，毛泽东在当天又写了封《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大会。信中正式提出了“军事俱乐部”这个名称。信的开头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的结尾又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毛泽东的这封信，把会议推向揭批“军事俱乐部”有组织、有准备向党猖狂进攻的高潮。

毛泽东又连续批了许多材料并亲自加上批语，为会议提供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的武器，而且把问题说得很严重，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大会、小会、“机关枪”“迫击炮”不停地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轰击。

经过几天小组会的批判斗争后，8月11日下午开大会，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主要清算彭德怀的所谓历史旧账。说彭德怀三十几年来阶级立场没有转过来，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宇宙观。

13日上午起开大会，张闻天作检查，下午彭德怀作检查，14日上午黄克诚作检查。这里，特别说一下13日大会情况。

彭德怀首先表示：一个月来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他检讨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也承认了过去对毛主席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贯彻不力，等等。他还着重检讨了这次在庐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彭德怀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对于彭德怀的这次检讨，不少人点头称赞，可是仍有很多人表示不满。

周小舟是在小组会上被斗争的，没有在大会上检讨。

这次大会，斗争火力之猛烈，许多老同志都从来没有经历过。有些人推开藤椅站起来对彭德怀指着鼻子批，许多坐在后排的人，就站起来看。刘少奇主席，还站起来当面批，并拍了桌子。很多人都吃惊地站起来看。

8月16日上午，八中全会最后一次大会。刘少奇主持会议，议程是：

一、彭德怀讲话。他简单地表态，承认错误，接受全会的决议。

二、通过决议：①通过《八届八中全会公报》；②通过《关于增产节约的决议》；③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④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⑤通过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三、毛泽东同志讲话。

8月17日，还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中央委员都到了会。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军委委员职务；撤销黄克诚的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职务。任命林彪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聂荣臻为军委第二、第三副主席；任命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

开了40多天的庐山会议，就这样闭幕了。

但是，事实是无情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助长了“左”的发展，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许多日用品十分缺乏。遭到破坏最大的是农业。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的4000亿斤减少了6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不少人。各地向国务院要粮食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他只好让粮食部和铁道部准备好几列装着粮食的火车，哪里急需，火车就往哪里开。有一次，上海库存粮食只够供应3天，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一旦缺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就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上海的燃眉之急。“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错误，给国家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呀！

历史是公正的。22年后的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发生在庐山的这场斗争。《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是多么深重的教训啊！

22 勤政爱民重民生

以人民群众为本，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他勤政爱民，重视民生。以下摘取的是周恩来总理生涯中倾注民生的几个片断。

在26年的共和国总理生涯中，周恩来勤政爱民，重视民生。老百姓没有洗澡的地方，他带头捐钱给群众建澡堂；邢台地震，他不顾余震的危险迅即赶往灾区；延安人民生活穷困苦熬，他流下了难过的眼泪……这一切，使得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人民总理”。

周恩来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却洗不上温泉，修干部疗养院就有钱，给当地群众建浴池就经费有困难？你们说，群众会怎么想？周恩来捐了200元给群众建澡堂。

广东从化，是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

1959年1月，周恩来来到从化，看望因病在这里疗养的邓颖超，并视察了从化县（今广东省从化市）。

1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来到从化县委办公楼。

在县委的会议室，周恩来询问起了县里的生产和建设情况。

汇报中，县委书记张永信见周恩来非常关心县里的水电建设情况，便拿出一幅从化的水电建设规划图，周恩来高兴地接了过来，从衣袋里掏出眼镜，仔细地察看起来。

“全县规划多少个水电站？发电量多少？”周恩来边看边问。

“规划建404个，装机容量1.5677万千瓦。”张永信回答说。

“已建好的有多少个？”

“已建好的有25座，但由于发电机供应不上，正式发电的只有20座，发电量278千瓦。”

周恩来点了点头，取下眼镜，没有表示什么。全民大办，设备、原材料都很紧张。

张永信又汇报了农业生产和整社的情况。

告一段落后，邓颖超对周恩来说：“礼堂还有许多同志等待和你见面呢！”

“哦，我一谈起来就忘了，这就看他们去。”

县委礼堂内，聚集了县直属单位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代表和解放军官兵共600多人。当周恩来等来到大礼堂时，礼堂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满脸笑容，一边随张永信走上主席台，一边向群众挥手致意。

“同志们，周总理和邓大姐在百忙中，到我们从化视察工作，这是我们从化的光荣。现在我们欢迎周总理给我们作指示。”张永信先作了开场白。

掌声四起。周恩来抬起双手，示意性地向下压了压，说：“请不要这么说，我也没有什么重要指示。我是来参观学习的。到从化来，看到大家非常亲切。从化地近港澳和外国，做好这里的工作很重要，不仅对全省，而且对全国和外国都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的讲话很简短，十来分钟。讲完话后，周恩来和邓颖超走下主席台，来到群众的中间，亲切地与他们握手，并不时地与他们讲几句广东话。

从县委礼堂出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到街口公社视察深耕改土情况，而后又视察了门口江小学。

门口江小学的对面，是街口公社雄锋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没有列入视察计划。

“那个地方是做什么的？”周恩来站在学校门口，指着食堂问。

“是生产队的食堂。”

“走，看看去。”说着，周恩来先迈开步子往前走。张永信等人在后面跟着。

这时，正赶上社员收工到食堂吃饭，见周恩来来到大饭厅，一下子都愣住了。

食堂的主任个子不高，但很机灵，连忙热情地迎了上来，动作麻利地倒水请周恩来喝。

周恩来接过茶碗，和蔼地问：“你是堂长吧？”

矮个子主任不习惯讲普通话，加之又激动又慌乱，嘴巴张了又张，就是蹦不出一个字来。

周恩来见状，连忙说：“你用广东话说好了，我能听得懂。”

矮个子主任这才用广东话说：“我系堂长。”

矮个子本来是食堂主任，见周恩来问他是不是堂长，干脆就说自己是堂长。

周恩来风趣地说：“啊，你系堂长！”

“哈哈哈……”大家都被逗笑了。

“到了开饭的时间吗？”周恩来又问矮个子主任。

“还没有，6点钟才开饭。”

“可以到里边看看吗？”周恩来指着伙房问。

“欢迎总理检查。”

周恩来进到厨房，在灶边，揭开锅盖，两口锅里分别放着干饭和稀饭。

菜柜里，码放着已煮好的菜。

周恩来打开柜门，伸手拈了一块熟菜，正要放进嘴里尝尝，旁边站着的一位地方摄影记者连忙抓住这一难得的瞬间，“咔嚓”一声，揿动了相机快门。

由于屋子里光线较暗，照相机距周恩来不过一米，闪光灯“唰”地一亮，把没有提防的周恩来吓了一跳，拈在手里正要往嘴里放的那块熟菜也掉在了地上。

张永信又急又气，冲记者连瞪眼带摇手。

周恩来回过神来，见是摄影记者，笑了：“呀，原来是个记者！”说着，又拈起一块熟菜尝了尝，“嗯，味道不错，吃多少个菜啊？”

“三菜一汤，有肉，有青菜。”

周恩来又详细地询问了食堂的吃饭人数、伙食安排计划等，堂长一一做了回答。

黄昏时节，周恩来出了食堂，乘车观看县城街口镇容貌。

当路过百货大楼门口时，周恩来吩咐：“停车，去百货大楼看看。”

“欢迎总理来视察、指示。”百货大楼经理朱澄迎了出来。

“谈不上指示，随便走走。你是经理吗？”周恩来握住朱澄的手问。

“是的。”

“店里有多少员工？”周恩来与朱澄谈开了。

“25个。”

“是不是一班到底？”

“目前是一班到底。”

“最好还是能够组织同志们一条柜台一条柜台地轮流休息。”

周恩来又问：“一天有多少营业额？”

“平时一天有7000多元，圩日时有10000多元。”

“一个月的费用开支多少？”

“这个大楼新建不久，现在尚未单独核算，是整个经理部统一核算的。”

一番环顾之后，周恩来又问张永信：“这间百货商店算是全县最大的吗？”

“是的，是全县最大的一间。”张永信回答说。

周恩来又问了整个从化县的商业网点分布情况，直到7点多，才回到住地。

从化的温泉，全国闻名，是各级领导人的疗养地。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温泉都给干部疗养院占了，当地的普通百姓却难以享受到温泉的沐浴。

细心的周恩来在从化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谈话是从孩子的问题开始的。

11日下午，周恩来视察温泉小学。也许是从孩子们的脸面和手脚看出了问题，周恩来问旁边的老师：“孩子们有没有洗澡的地方？”

“洗澡房眼下还没有修建。”老师如实地回答道。

名为温泉小学，学生却没有洗澡的地方。

周恩来转过身来问陪同的当地负责人：“普通群众有没有洗澡的地方？能不能洗上温泉啊？”

大队的干部看了看县里的负责人，欲言又止地说：“社员们一般就在池塘边洗，有的是打水回家洗。洗温泉还有一定困难。”

“为什么不给群众建一些浴池？”

“因为经费困难，还没能给当地群众修建浴池。”有关负责人解释说。

“修干部疗养院就有钱，给当地群众建浴池就经费有困难？”周恩来生气了，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却洗不上温泉，你们说，群众会怎么想？你们在温泉地区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我们随时都可以享受温泉，温泉地区的老百姓却洗不上温泉，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

一旁的有关负责人都低着头，无言以对。

“我提一个倡议，”周恩来对当地负责人说，“凡是到温泉疗养的同志，向他们募捐，给温泉人民建一座温泉浴室。我和小超带头，每人捐一百元。”

那时的钱含金量高，一百元钱能办不少事。

当地负责人见状，连忙说：“我们一定想办法给群众建浴室，总理的钱就不要捐了。”

“不，这是我和小超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

回到住处后，周恩来果真让秘书送来了200元钱。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不好收，又派人把钱送回去了。

周恩来还是叫秘书把钱送到管理局，并交代秘书说：“告诉他们，这200元钱一定要收下，下次来从化，还要检查，看看到底给群众修了没有。”

管理局的王局长都掉了眼泪。

此后不久，广东省有关部门拨专款专料，给温泉地区的人民修建了浴室。根据周恩来的意愿，还特地为儿童设计建造了两间浴室。

1962年，周恩来到从化开会时，仍记挂着为普通群众建温泉浴室的事。他专门询问有关负责人：温泉浴室好不好用？群众满不满意？

当得知一座150平方米，共有冲凉房18间，同时可容纳50多人洗澡的温泉浴室已经建成时，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茂密的森林遭到严重的破坏，周恩来忧心忡忡地说：毁林开荒等于饮鸩解渴啊！森林破坏这么严重，发展下去，绿洲也会变成沙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好好抓一抓，否则，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1961年的春天，西双版纳的山显得格外的青，水显得格外的绿，天显得格外的蓝，花也开得格外的艳。

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鲜花香草，把本来就很美丽的西双版纳装扮得更加美丽，迎接尊贵客人的到来。

1961年4月，中缅两国正式签订了边界条约，合理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在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气氛中，周恩来邀请缅甸总理吴努到四季如春、气候宜人的云南度假，并到西双版纳过傣族人民的隆重节日——傣历新年。

名义上是度假，实际上是一次周恩来精心安排的重要外交活动，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缅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4月6日至12日，周恩来委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和中国驻缅甸大使李一氓陪同吴努游览了保山、大理、楚雄、昆明等地。

4月11日，周恩来专程飞抵昆明，亲自陪吴努前往西双版纳，参加为时3天的傣历新年庆祝活动。

周恩来在西双版纳的3天，是欢乐的3天，也是辛劳忙碌的3天。在完成重要的外交使命之余，共和国总理还把他对边疆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洒在了青山绿水之间。

4月13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吴努等贵宾从昆明乘专机到思茅。陪同前往的还有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及夫人、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及夫人等。

飞机航行一个多小时后到达思茅机场。稍事休息后，周恩来与吴努等换乘汽车，前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所在地允景洪。

当年的西双版纳，交通不便。从思茅到允景洪只有160多公里，但全是蜿蜒曲折、坎坷险峻的土路，需要行驶4个多小时。

上车时，周恩来要思茅地委书记史怀璧与他同坐一车，他要利用路上行车的时间了解边疆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

当时，中央正在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做法，整顿人民公社。因此，周恩来问：“怀璧同志，你认为现在边境地区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成熟了吗？”

“根据我们地委调查的情况分析，边境地区不仅不能办人民公社，办高级社也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把思茅地区12个县划分为外7县，内5县，西双版纳的3个县都是属外7县之列。在这类地区，只办合作社。”史怀璧如实地汇报说。

“这样做好。我们办任何事都不能想当然，也不能生搬硬套内地工作的经验，一定要结合边疆的实际，一定要根据边境的特点和人民的觉悟办事，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搞强迫命令。否则，就会脱离群众。”稍顿，周恩来像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听说边境上有的老百姓不理解我们的政策跑到外国去了，有这种事吗？”

“有。”史怀璧不敢隐瞒。

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共产党把蒋的残部赶到了境外，现在再把老百姓也吓跑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还用人家去宣传吗？”

“我们一定注意这个问题。”

“这里的棉布供应问题怎么样？是不是与内地一样每人发24尺布票？”周恩来问这个问题，是考虑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在服装服饰上的用布比内地人民多。

“不一样。对边境地区，采取按户口的实际人数供应，不加限制。”

“对，对边疆是应该有些特殊政策，不能与内地一样。”周恩来点头称道。

西双版纳地区山川秀丽，资源丰富，素有天然“森林公园”的美称。

周恩来透过车窗，看到公路两旁的有些地方茂密的森林遭到严重的破坏，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忧心忡忡地对史怀璧说：“毁林开荒等于饮鸩解渴啊！森林破坏这么严重，发展下去，绿洲也会变成沙漠。过度砍伐森林是个大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好好抓一抓，不然，我们对不起子孙后代。”

后来到了允景洪住地，周恩来还特地把自治州州长召存信找来谈这个问题。他说：“这次到西双版纳，沿途看到许多地方都在毁林开荒，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西双版纳也会变成沙漠的。你是州长，要教育我们的人民，逐步改变过去遗留下来的落后耕作方式，不要大面积地毁林开荒，要充分认识到生态平衡对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注意保护好森林资源，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合理开发森林资源。否则，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车队是上午11时从思茅机场出发的。下午1点30分，车队行进到大渡岗。按计划，要在这里吃午饭。

午饭安排在路旁的一棵直径2米多粗、几十米高的大榕树下。思茅地委的同志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熟食，还有蛋糕和牛奶。

大榕树的四周森林茂密，鸟语花香，在如此风光宜人的野外用餐，别有一番风味。

周恩来和大家一样，手捧便餐盒，边吃边聊，兴致很高。他围着大榕树边转边看，时而仰起头看看枝叶繁茂的大榕树，时而放眼望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赞叹不已。

“西双版纳的森林一定要保护好。”周恩来转过身来，对阎红彦和秦基伟等人说，“这是我们国家宝贵的资源，要经常教育当地民族兄弟注意防火，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保护好了森林，就是保护他们自己，没有了森林，人类就难以生存。保护动植物，防止水土流失，都离不开森林。”

周恩来还指着那棵大榕树说：“这棵大榕树一定要保护好，即便今后修公路也必须绕开它，只能人让树，不能树让人。几十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块宝地了。”

30多年过去了，周恩来的预言早已得到了应验。如今的西双版纳，不论从生态环境的意义，还是从旅游经济的角度，都是一块名副其实的宝地。

吃过午饭后，包括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和文工团员乘坐的十几辆汽车组成长长的车队，按着规定的行动序列，继续在高山陡坡中朝允景洪驶去。

由于思茅到允景洪一带靠近边境，山高林密，敌特活动频繁，加之盘踞在中缅边境的一部分蒋军残余常常窜入云南边境制造暴乱，杀害边民，安全情况不太好。云南省公安厅与昆明军区领导为了保证周恩来和缅甸贵宾的绝对安全，在从思茅到允景洪的沿途，都采取了严密的警卫措施，公路两旁每隔几百米就布置了一个暗哨，无关人员不能接近公路。因此，快要到达允景洪了，但160多公里的沿途却难得见到一个人影，连田里耕作的农民都见不到。

周恩来很纳闷，再细一琢磨，已明白了八九分，问史怀璧：“为什么沿途没有见到一个群众？田里也没有人劳动？是不是你们为了安全，不让群众出来？”

史怀璧有些紧张地说：“是按照特级警卫的要求布置的。”

“没有必要搞得这样草木皆兵嘛！这样做，一方面是脱离群众，事先通知沿途老百姓回避，反而把事情复杂化，更不安全；另一方面，外宾看到我们如此戒备森严，说明我们的边境地区不稳定，给外宾造成不好的印象，群众对我们这样做也有意见。前不久，我到一个地方，看到一条标语，说‘书记出巡，地动山摇’。这还得了。”周恩来流露出明显的不满。

下午4点多，车队到达距允景洪城2公里的澜沧江北岸轮渡码头。

这里，已是一片欢乐和鲜花的海洋。世世代代生活在边疆，连省长都难得一见的各族人民听说周总理要到允景洪，哪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城里及城郊附近几十个村寨的几千名群众早已聚集在这里翘首以待。如花似玉的傣族小“卜哨”在清脆的象脚鼓声中跳起了迎宾孔雀舞，各族群众用不同的民族语言热烈地欢呼着：欢迎敬爱的周总理！欢迎缅甸贵宾！中缅友谊万岁！

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也很感动。等轮渡把小车渡过来后，工作人员请周恩来上车。周恩来问：“我们步行进城不行吗？”

“从码头到宾馆还有1公里多路程，事先也没有布置警卫，最好坐车。”工作人员回答说。

周恩来摆了摆手，风趣地说：“这里又不是‘敌占区’，当年重庆街头我都走过来了，今天到这里难道还怕群众吗？”

于是，周恩来与缅甸贵宾在自治州工委书记周凯和州长召存信等的陪同下，从渡口码头穿过3里多长夹道欢迎的人群，步行前往宾馆——自治州政府招待所。他们走到哪里，欢呼的浪潮就响彻到哪里，沿途许多身着艳丽服装的各族少女和少先队员，不断从欢迎的队伍中走出来，向周恩来和缅甸贵宾献上鲜花。

下榻宾馆后，周恩来没有休息，而是利用吴努总理休息的这段时间，接见了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州的党政军负责人，一一询问了大家的姓名、籍贯、民族、做什么工作等。

在听完有关负责人关于泼水节准备工作及其他工作的汇报后，周恩来再次批评毁林开荒的现象。他说：在从思茅到允景洪的路上，我看到毁林开荒的问题很严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否则，一个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将会变成一片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骂我们的。因此，你们一定要教育群众保护好自然资源，保护好森林，防止水土流失。

周恩来批评水库总指挥部：“你们的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人’！你们对水库这5万多移民都做了哪些安排和工作？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啊！”

在距首都北京100公里处的京郊密云县城北燕山群峰中，在潮河、白河的主河道上，横跨着一座大型水库。这就是华北地区第一大水库——密云水库。

今天，密云水库的水已是北京乃至天津的生命之水。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今天没有密云水库，构成华北电网的石景山发电总厂等4大热电厂将会因无水冷却而停机，像首钢、燕化等一些大型企业也将因此停产，京、津地区的几百万名居民也将成为涸辙之鲋。

喝水不忘挖井人。从1958年6月开始选择水库坝址，到1960年水库修建完工，周恩来曾先后10余次到水库工地视察，亲临指导。潮白河两岸，处处留下了周恩来的足迹；碧波荡漾的密云水库，每一滴清水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1958年9月1日，在周恩来的亲自运筹下，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密云水库正式动工。

密云水库投资2.4亿元人民币，计划工期2年，库容43.75亿立方米，要完成土石方量3000多万立方米。

在这么短的工期内，要建成这么大的一个水库，质量保证是周恩来万分牵挂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密云水库建成后，等于是悬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开工一个月之后，周恩来就来到工地视察。

水库总工程师张光斗回忆说：“10月，周总理又一次来密云水库工地视察，先听取设计汇报，提出了许多问题和在工程技术上都是很关键的改进意见，指示设计一定要做到使工程多快好省。接着，听取施工汇报。周总理对20多万名民工工区的安排、施工机械设备等十分关心，指示必须重视施工质量。”

在听取汇报时，周恩来反复强调，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绝不能把密云水库建成一个水害工程或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

水库总指挥王宪曾回忆：在一次水库工地座谈会上，总理站起来，双手举过头，比喻说，“这座水库坐落在首都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漏了，洒出大量的水来，人民的衣服就要被打湿了。”

周恩来这里所说的这“湿”字的含义，可不是一般地指湿了衣服，而是指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密云水库白河大坝的坝底河床，是沉积了四五十米厚的沙子卵石层。大坝建在这样的地基上，就要解决好一个基础渗漏问题。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就会危及建成后的大坝的安全。

周恩来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发动专家们积极想办法。当时，解决大坝基础渗漏有好几种方案：一是挖掉，二是灌浆，三是做混凝土防渗墙。经过比较优化后，专家们认为采取做混凝土防渗墙的方案比较好。但这一方法只是在有些国家用过，中国和苏联都还没有使用过的先例。

周恩来在听取这一问题的详细汇报后，支持采用做混凝土防渗墙的方案。他说：“对新技术在尚未完全掌握时，首先要摸索、消化。”又说：“对密云水库这样重大的工程，应当特别慎重，必须一切通过试验，有把握再正式施工。”

修建水库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拦洪。从1958年9月开工到1959年汛期到来之前，要使水库能够达到拦蓄潮河、白河汛期洪水的程度，就必须完成近2000万立方米的沙石土方的开挖、搬运和填筑。这就等于要在短短的10个月工期内，把一座大山搬到一二十里地之外。

如果不能按计划实现拦洪或者一旦拦洪失败，不仅已建成的大坝及其他工程将被洪水冲毁，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首都安全和潮河、白河下游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密云水库建设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周恩来都亲临工地现场。

1959年5月19日，在汛期即将到来之时，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视察。

他先是到指挥部看了沙盘模型和各项工作进度表，听取了水库工程总指挥王宪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当他看到白河主坝的工作量几乎比潮河主坝多一倍，且开工又比潮河晚的情况后，有点不放心，担心在汛期来到之前，白河主坝难以筑到拦洪要求的高度。他说：“密云水库是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倒下来，毛主席、党中央及首都人民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你们一定要保证在汛期到来前使大坝达到拦洪高度。”

周恩来略为思索了一会儿，又说：“我给你们再调一万名解放军来支援白河，务必确保全面拦洪，你们看如何？”

水库指挥部的人一听，喜出望外。对于白河主坝实现拦洪要比潮河主坝更紧张、更困难的情况，指挥部也看得很清楚，并多次开会研究过，只是觉得不好再向中央和其他省、市要人。

后来的事实表明：还多亏了周恩来及时调来的这一万名解放军。否则，白河大坝在汛期到来之前，是难以筑到48米的拦洪高度的。

在视察过程中，周恩来对库区的移民工作十分关心。

在总指挥部，周恩来仔细看着挂在墙上的地形图和工程图表，细心听完指挥部负责人的汇报后，发现无论从工作安排还是工作汇报，都没有提到库区移民的安置工作。

周恩来的眉头皱了皱，说：“你们对工程安排得不错，执行得也很好，但是为什么在图表中没有安排移民的措施？”

稍稍停了一下，周恩来又严肃地说道：“你们的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人’！你们对水库这5万多名移民都做了哪些安排和工作？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啊！是一条腿走路。”

一旁的王宪、阎振峰等水库指挥部负责人都觉得他们是遗漏和忽略了这个问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人民群众。因此做任何工作，首先心里要想着群众，关心群众。水库移民是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而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的故土的，我们怎能只要求他们为国家做贡献，而忽视对他们今后生活和生产的安排呢？”

说到这里，周恩来对密云县委书记兼水库建设指挥部副政委阎振峰说：“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快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的。以后我每月都问你，房子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

以民为本，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他多次说过，没有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

同样，没有那几十万名日夜奋战的民工，那些现实生活中的“愚公”们，你就是有一座座金山，密云水库也不会从天而降。

“见物不见人”，周恩来批评得多深刻！这种批评直到今天仍不失它的锋芒。

君不见，那些成千上万的民工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为国家，为城里人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而有些城里人却视民工如异类，处处歧视他们，排挤他们。

出了总指挥部工棚，周恩来又来到白河大坝指挥棚。

指挥棚内只有几个用4根木桩埋在沙土中，上面钉块木板做成的简易凳子。周恩来坐在木板凳上，把民工带队的干部招呼到一起，询问民工的劳动情况和生活情况。

“民工们每天吃多少粮食？有菜没有？供应好不好？”周恩来问。

“我们自己种了一些菜，加上北京供应一部分菜，民工的生活很好。”

“要保证民工的身体健康，有病要及时治疗。”周恩来问身边的一位支队干部，“你们每个团都有医生吗？”当时民工的编队与管理都是按军队建制，团是县，营是公社。

“有。”

“一个团有几个医生？”

“有的团1个，有的团3个。”

“那好。”周恩来又问，“民工一天劳动几个小时？”

“每天12个小时。”

“民工从住地到工地要走多远的路程？上工下工要走多长时间？”周恩来问得很细。

“来回路程大概要走两个来小时。”

“再加上吃饭，总共多少时间？”

“需要15个小时左右。”

“那怎么行呢？”周恩来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民工劳动时间太长了，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应当实行三班制嘛！三班制不仅能够保证民工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保持充沛体力，而且还可以改善目前工地上劳动拥挤的现象。”

“民工能看到电影吗？多久看一次？”周恩来这一问，把大家都问哑了。

由于工期紧，工地指挥部确实还没有考虑过给民工放电影的事。于是，只好如实回答。

“还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看到物，更要看到人。”稍顿，周恩来又问，“民工每天的补助是多少？”

“每天每个人发4毛钱的饭费补助。”

“太少了！民工在工地上除吃饭外，还要补衣服，缝鞋子，会抽烟的每月还要买点烟叶和火柴，有时有个头疼脑热的，不想吃食堂的饭菜，还要到小馆子吃点片儿汤。天这么热，民工们也要买个冰棍吃。他们离家很久了，总要给家里写封信，还得花钱买邮票。每天只发给4毛钱的伙食费怎么行？一定得发些零用钱。要把民工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使民工知道每天每人补助多少，并把钱发到民工手里，防止任何人克扣。”

后来，水库指挥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每天每人另发3毛钱零用。完成任务多、劳动好的，还可多发一点。民工的劳动积极性更高了。

1960年，周恩来陪外宾到密云水库。在向指挥部负责人询问水库建设收尾工作时，周恩来没有忘记前一年交代的移民住房问题，特意问道：“库区移民的房子都盖好了没有？”

“只盖好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盖好。”

周恩来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生气地说：“你们的确是见物不见人啊！你们再不把移民的房子盖好，我再也不来了，什么时候盖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我要亲自来看的。”

继1959年5月那次视察时的批评，周恩来这是第二次批评库区的移民工作了。

周恩来走后，总指挥部立即成立了移民指挥部，加紧移民的安置工作。到1962年，库区移民都已搬进了新居。

23 特赦战犯促“月圆”

1959年，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建议”使许多特殊家庭有了“月圆”的希望。溥仪等特赦战犯成了西花厅的客人。

一个特赦战犯的建议

1959年9月14日，一个特殊而影响巨大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酝酿出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这个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很快传向党内外。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特赦问题的有关情况并作了说明。

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毛泽东的建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配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张报纸立即在全国各地战犯管理所内引起轰动，一双双盼望的眼睛盯住了《特赦令》的第一条：“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10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这天正赶上中秋佳节，往年这一天，总不免有人因月圆人不圆而惆怅，今年则大不相同了，许多特殊的家庭有了“月圆”的希望。

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用巨人的大手，拨动了月圆的时针。

1959年12月4日，首批特赦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大会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此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对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犯一直没有进行正式审判，而是分别关押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一边治疗伤病，一边接受党的政策教育，交代所犯的罪行。

对这批人究竟如何处理，党中央一直持慎重态度，研究过各种方案。最初，中央曾考虑对他们进行正式审判，但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采取慎重态度，对他们不判不杀，暂时放在那里。历史证明，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1956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确定后，如何处理战犯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者，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3月14日，全国政协二届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能被杀，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那么，如何实施这一决策呢？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主张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他们在北京参观，然后再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强调：“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允许言论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指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释放战犯的时间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加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经过上上下下的充分酝酿与讨论，对战争罪犯实行特赦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

西花厅的特殊客人

1956年初，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工作，中央决定实行战犯集中管理。战犯中的两百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理人员向他们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接着，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五云山下参加劳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做说服开导工作。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1959年6月至10月，这批战犯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廖耀湘在北京参观后说：“我虽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犯人，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对这种复兴祖国的伟大神圣事业，不能不虔诚的热烈拥护。”王耀武还建议组织工作小组，研究统一祖国的具体办法。

1959年9月14日，国庆10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决定在国庆10周年之际，对一批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33名，其中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10个人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周恩来这样安排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亲信多数来自黄埔系。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也深有影响。依靠这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来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批人刚刚迈出监狱的大铁门，就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恩来深知，走出功德林的大门，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将更为复杂。他们能很快适应新生活吗？他们能抵御住复杂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吗？他们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显然，周恩来关心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

不久，周恩来收到曾扩情以学生身份请求“赐教”的来信。他认为这正是开展工作的很好机会，无论从旧情还是新谊来讲，自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立刻通知有关部门安排会见。

12月14日，周恩来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特殊的客人。当周恩来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惊喜万分。后来，杨伯涛回忆说：“当时，能够见到周总理感到很幸福。但是，想起自己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同客人一一握手，分别询问了每个人的学习、家庭、身体健康情况以及出狱后的感想。

当他走到黄埔一期毕业生曾扩情面前，叫一声“曾扩情”时，这位在大革命时期曾与周恩来共过事的汉子不禁泪盈眼眶。他想不到事隔几十年，周恩来还记得他的名字。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我在黄埔军校时还不到三十岁，当时感到压力很大。”曾扩情连忙说：“我那时已经三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转过身，周恩来看到了坐在一旁的溥仪。这是他第一次同溥仪见面，所以叙谈的时间较长。他同溥仪说起满族人的习俗礼节。陪同前来的陈毅在一旁风趣地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出来时，我们还要看看你这个皇帝呢！”引起了一片笑声。

周恩来的目光又转向杜聿明。杜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要见他，他态度顽固拒不见面，因此在今天的场合深感不安。他面带愧色地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忙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一席话感动了在座的所有人。

周恩来又走到郑庭笈面前。郑庭笈是黄埔五期学生。解放战争期间，他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辽西战役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陪同前来的张治中在一旁介绍：“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详细询问了郑的家庭情况。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关心他的家庭问题呢？原来，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在郑被俘后原准备去台湾。临行前，她听到郑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稿后，决定留下来。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作为战犯的妻子难以安排工作，她提出和郑庭笈离婚。郑庭笈如实地把家庭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脸来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这件事，郑庭笈以为周恩来顺便问问就过去了，没想到当他后来再次遇见周恩来时，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复婚了吗？”郑庭笈激动得不知该如何回答。几十年后，郑庭笈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说：“我至今还无法判断，周总理这样待我，究竟是由于他有超人的记忆力，还是有超人的情感。”郑庭笈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在周恩来关照下，有关部门将他妻子调到他身边当打字员，促进了这对夫妻感情的再度结合。郑庭笈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

一一询问情况后，周恩来招呼大家坐下，在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严肃的谈话。他说：“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先谈一谈好。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话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谈话中，周恩来要求他们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

谈到立场问题，周恩来强调：“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他激动地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一百二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大家深为周恩来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热情所感动。接着，周恩来阐述了民族立场的重要性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等政策性问题。他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反对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针对1958年夏，美国政府制造台湾海峡危机，想以退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侵占台湾合法化的阴谋，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正如章士钊先生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希望蒋氏父子与陈诚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他说，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

谈到观点问题，周恩来充分肯定他们有做新人的愿望，但也指出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不要把十年改造所得抛于一边。

谈到工作、生活安排时，周恩来嘱咐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作出妥善安置。对准备与台湾方面联系的人，周恩来叮嘱：“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

最后，谈前途问题，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两点希望。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对今后的去向，周恩来挽留他们在首都工作。后来，他们之中一些人因家庭原因未能留在北京。其他凡留在北京的除溥仪之外，都安排到京郊中朝友好公社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又陆续分配到政协文史馆等单位工作。

第一次会见，周恩来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使大家如沐春风。杨伯涛把这份讲话记录珍藏至今，每逢遇到困难、挫折，常以此激励自己。他曾对人说：“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在周恩来关怀下，杨伯涛一直坚持做对台工作。多少年来，他经常对台湾方面进行广播讲话，劝导过去的同事或部下早日回到家乡来。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了解台湾及陈诚的情况，制定相应的争取方针很有帮助。

末代皇帝的新生

至于溥仪，为了将这位清朝的末代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周恩来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付出了心血。

周恩来接见的第二天，溥仪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是这样记述这次会见的：

这是在12月14日，我坐着国务院派来的汽车，从前井胡同6号到了国务院西花厅。我的七叔载涛也在那里等我。我一进屋门就看见周总理了。总理起来和我握手。我心里是何等的感激、激动，我紧握总理的手，不知不觉地说：“呀，周总理！”满肚子想说的话，激动得反而说不出来了。

周总理又为我介绍了陈毅和习仲勋副总理，见了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等各首长，以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等。

在座还有最近释放的蒋介石集团战犯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卢浚泉等10人，也一一和我握了手。

我们坐下后，周总理对我们11个人，一一恳切地询问了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并对我们勉励，指出我们前进的方向……

为安排溥仪工作，周恩来费了一番思量。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再次接见溥仪及其家族成员，便有了下面一段谈话：

周恩来：……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改造，第一是客观环境，第二是主观努力，现在环境变了。那时，你不那样做不许可，现在环境变了，可做可不做。而且，现在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你当成平民看待，可能有的人还会向你下跪打躬。

溥仪：这次回来后还有两个老头，拿着用清朝官名写的信来见我，当时我说要出门，没空儿，没见他们。我想，没法说服他们，没办法。

周恩来：在现在的环境下，一定要起变化，一定要认识这个环境，要战胜这个环境。

溥仪：自己的立场坚定，就可以帮助落后；自己如不坚定，就会受到影响。

周恩来：这一点不容易，共产党革命了几十年，有的还犯错误。

……

周恩来：今天和你谈谈，给你安排一下。你愿意在工业部门吗？想搞哪一种工业呢？

溥仪：想搞轻工业，或在公社中，都可以。

周恩来：你看，究竟哪一种更适宜？

溥仪：反正都是学习，现在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哪种适宜。

周恩来：你多大年岁？几月生日？

溥仪：正月生日，快满54岁了。

周恩来：按选举年龄，你已经54岁，还要学工业，比我先进了。学工业倒不难，车床活儿主要看你的眼睛怎么样。

溥仪：眼睛700度近视。

周恩来：操作精密仪器恐怕不成了，我看可以找找各部的研究所，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你过去喜欢化学还是物理？

溥仪：我什么也没学过，物理、化学完全不会。过去只学孔家店这一套。

周恩来：你写的那份《我的前半生》还不错嘛！

溥仪：那是我说，由我兄弟执笔写的。另外，阮振铎帮忙。

周恩来：那么，你的文学能力也不行吗？

溥仪：这恰恰能说明封建时代的特点。我小的时候贪玩不念书，老师也不敢管，后来长大了，简直就成了老师听学生的话。学《四书》《五经》时，只念不讲，即使讲了，也不往心里去。虽然我从6岁一直念到17岁，但念得不行。英文学了3年也忘了，简单的话还能说。至于物理、化学，都没学。

周恩来：日文会不会？

溥仪：不会。溥杰会。

周恩来：轻工业活儿很细，可能更累。你再想想，主要看能否研究点什么？

溥仪：现在，党认为怎样适当，我就怎样做。

周恩来：你的身体怎样？要照顾你的身体。

溥仪：现在没什么病，在抚顺时检查过，仅有痔疮。

（这时，周恩来转身对陪见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委员会主任马正信等三人说：给他找个医院，做一次全身检查。多活几年总好嘛！）

溥仪：那当然！我现在新生了，希望多活几年，多给国家做事。

周恩来：你自己再想想，看在哪里工作合适？我看还是找找各部的研究所，一半学习，一半做工，既照顾你的身体，也学一点儿自然科学。可以让研究员教你，他们都很年轻，你受教不受教呀？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要互相帮助，你可以教给他们历史知识，现在的青年多数不知道历史。到研究所去有政治生活，可以参加学习、讨论。住在集体宿舍里好，星期天再回到家里。先学几年，你愿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基础更巩固一些，有利于今后的发展。

溥仪：可以。

周恩来：你读了不少医书，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治病，治好了没事，治坏了就会有闲言闲语，这样不好。

溥仪：其实也没读过太多的医书，主要是那时自己的身体不好，如果还照过去那样生活下去，我的生命也保不住了。

周恩来：你先检查身体，然后再联系几个研究所，看在哪里合适。定个三年计划，把自然科学学会一点儿。

溥仪：我对算术一点儿也不行，连加减乘除也不大会。

周恩来：你在抚顺时，对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看得懂吗？生产知识大概更差了。

溥仪：旧社会把我造成一个大废物，只知道坐享其成。

周恩来：在抚顺时搞过农业没有？

溥仪：只浇浇水，抬抬东西，还剥过蒜。

周恩来：搞过农业生产没有？

溥仪：农业生产归国民党战犯，不归伪满战犯。电机，原来由伪满战犯管理，后来也交给国民党战犯了。忙时曾帮助养猪，或到伙房帮厨。

周恩来：那你可以炒菜啦？

溥仪：做菜也不会。

周恩来：那你只好洗碗了。

溥仪：那会。

周恩来：我不晓得你的底子，最好找容易学的，可以先学点儿物理、化学、数学。

参加陪见的童小鹏在旁插嘴说：可以到农业研究所搞搞农业机械。

周恩来：农业机械是比较简单，但也不一定。……如果你觉得农业劳动在室外好，也可以。主要是学点儿科学，也可以在试验农场。

溥仪：最好搞简单的，由无到有，由浅到深。

周恩来：准备定个三年计划。……能学点儿本事最好。能不能改造，环境是客观存在，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要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你看过几遍？

溥仪：没整遍看过，只是挑着看。

周恩来：我回去查查看，家里可能还有两部《毛泽东选集》，那就送给你一部。你要学嘛，当然要送给你一部。

溥仪：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我要尽一切力量做好工作，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总理的期望，一定不辜负。

……

面商结束，周恩来立即与平杰三、童小鹏等人逐个分析国务院各部研究所的情况，最后决定把溥仪放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属的北京植物园。位于首都西郊的这个绿色王国，空气清新，环境优雅，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安排既定，周恩来亲自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打了招呼，同时，又让平杰三把他的有关意见转达给北京植物园。当时已确定，溥仪在北京植物园的劳动期限为一年，原则上半日劳动，半日学习，要照顾他的身体，劳动时间也可以缩短。周日休息，活动自由，最好能隔一个星期安排他进城看看，探亲或购物。他的生活遇到困难，要及时给予补助。

1960年2月10日，也就是农历庚子年正月十四日——溥仪的54周岁生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约见溥仪等5人，宣布了新的工作安排。2月24日，溥仪给金源写信，记述了这个隆重的时刻：

市委统战部廖部长（还有几位统战部与民政局的首长），在政协文化俱乐部，约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和我谈话，对我们的工作、学习、劳动进行了安排。我是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香山）去工作，研究热带植物。杜聿明等4人是到红星人民公社去工作。我们每天是一半学习，一半劳动，有时到京听首长们的报告。政府仍照常给我们生活补助费。廖部长对我们作了最恳切的叮咛和勉励。

从此，这位退位的清朝皇帝，开始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新中国公民的生活。

溥仪在另一封信中还谈到了其他战犯的工作去向：

统战部首长关怀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并根据个人的志愿，给每个人适当的安排。我们11人中，有曾扩情、卢浚泉、邱行湘、陈长捷回到自己家乡，各在本地找工作；杨伯涛、周振强回家后仍愿回北京，政府发给每人来往的路费；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和我则留在北京，将来政府给适当安排。

这些安排，也都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

24 从化读书

1960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召集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前后二十天，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倡的读马列著作和理论书籍的活动，对党的领导者深层次地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很好的理论储备。人们已经披露和探讨过毛泽东、刘少奇的读书活动及其理论思考。但对周恩来和他主持的读书小组的读书活动及其理论思考，却极少涉及，尤其对周恩来1960年二三月间在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的情况，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份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国政务尤其是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很少有时间坐下来集中读书，这是由“日理万机”的客观条件决定的。然而，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对理论指导实践的渴望和对新知识的渴求，却是始终如一的。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时，周恩来要求冷静下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读点理论著作的愿望，更加强烈。正在这时，毛泽东于1958年11月9日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这一建议，周恩来非常赞同和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说，周恩来早就急切地希望全党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这一希望，也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当郑州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周恩来于11月17日抽空给邓颖超写信说：“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对于社会过渡、所有制、社会阶段以及商品生产等重大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早已成为周恩来和邓颖超注意研究、探讨的重点。

11月下旬，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简称《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毛泽东立即提议参加武昌会议的同志阅读，并指示给每人发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周恩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详细阅读这本书的。武昌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常深夜抽出一定时间读书。1959年1月，《教科书》修订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是年六七月间，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了关于庐山会议所要讨论的18个问题，其中第一个议题就是“读书”。毛泽东提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3—6个月，或1年。”“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根据这一要求，周恩来又对《教科书》进行了一些研读。庐山会议后，党中央于当年秋冬重新强调学习《教科书》，刘少奇在海南岛，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分别组织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周恩来受到启发。1960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时，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的建议。1月31日和2月11日，周恩来先后两次到广州见毛泽东，2月11日还见了邓小平，向他们谈了组织《教科书》读书小组的事。

1960年2月13日，周恩来到广东从化，召集李富春、李雪峰、陶铸、宋任穷、吴芝圃、许涤新、薛暮桥、王鹤寿、吕正操、陈正人等国务院、书记处、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有关领导同志组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这个小组，前后用了20天时间，把《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近27万字的内容通读、研讨了一遍。其间，曾邀请《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胡绳到组内作辅导。胡绳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并整理了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边读边议的谈话记录。这一以笔记形式整理的谈话记录，胡绳在周恩来的读书小组内作了宣读，后来又留在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作了仔细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3月6日，周恩来回京，次日把胡绳留下的两本笔记送给毛泽东看，并说：“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的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

从2月13日到3月2日，周恩来在从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的研讨会上共作过三次系统发言。每次发言之前，他都先写出比较详细的提纲；发言之后，由参加学习的同志作了记录。周恩来的发言记录，在4月份他出访时，经李富春、薛暮桥等人商议，以“从化读书会学习笔记”形式印发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等部委的读书小组和党组，作为学习材料，对这些部委的领导干部学习《教科书》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周恩来三次发言的内容来看，第一次（即2月23日）着重讲了“过渡问题”，阐述我国过渡时期的五条基本方针；第二次（即2月25日）主要阐述上层建筑尤其是思想意识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及前者的先导作用；第三次（即3月2日）主要讲学习《教科书》的方法，并对整个学习作了总结。

读《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态度、方式、方法问题，周恩来在读书过程中反复地作过强调。读书小组刚组成，他就明确提出：必须批判地学习。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在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读书小组中，同样如此。毛泽东在1960年1月上海工作会议上提倡组织学习小组时就专门说过：“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强调的“批判”之意，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论，对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学习、借鉴，对错误的东西加以否定、舍弃。在学术问题上，“批判”一意，是与不加分析、盲目接受的教条主义做法相反的。“批判”的态度，是周恩来历来坚持的学习态度和思考风格。早在他青年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具备“审慎求真”的批判性态度，从不盲从。周恩来与中国其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革命时期就饱尝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革命道路。但是，进入建设新中国的时期，由于主观上的“左”倾思想和客观上的苏联模式及其老子党做法，致使教条主义的东西始终在时隐时现地干扰中国共产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进一步清理教条主义的客观要求。这一要求是符合周恩来反对“洋”冒进、瞎指挥和共产风的思想的。因此，借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从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重新思考建设问题，这是读书小组首先要解决的课题。

周恩来在2月23日的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这次学习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2月25日的发言中，讲到思想意识、上层建筑变革问题时，又引发了对苏联《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苏联当时只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避免与资产阶级形式上的对立，在法律、司法方面，有许多形式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甚至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妥协，这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这些，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们的人民大学还在用《教科书》当教本，这也是矛盾的。我们中央负责同志都到北大、清华去作报告，就是没有去人大，吴老（吴玉章）说过好几次。我们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和教员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等学校使用教本的情况也提出了看法，认为：“我们的实际和理论有矛盾。”周恩来所说的人民大学使用《教科书》的问题，侧重点是在担心部分教员和学生缺乏批判态度上面，而不是否定大家学习这本《教科书》。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批判的武器，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才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也才能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3月2日下午，读书小组召开了“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结束会”，周恩来对这次学习作了总结。他在开场白中又一次讲到了学习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怎样批判地学习呢？这次学了20天，仅仅是学习的开始。精读一下，20天是不够的，参考资料那么多；如果要把各个问题研究一下，不是两个月，时间要更长。学习是长期的问题。要分析这本书：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的加以肯定、发展，错的加以否定、批判；批判要有武器，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批判，这样才完全。……在我们的学习中，掌握和运用这个武器，本身也就是学习。运用这个武器，要有个实践过程，需要有个时间，不能说我们马上就会用了，顺手拈来就行了，不要看得太容易，还要有个长期的过程，要看作是个不断学习、实践、发展的过程。这次学习是需要的，通过这次学习，基本上是提高了一步，还要继续学习下去。”这一总结性的发言，首先明确了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即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是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和方法；其次表明，理论学习是必要的，无论从理论发展还是从实践前进的角度，都是有益的；再次强调，理论学习是长期的任务，要学会运用批判的武器，真正把正确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这次发言，进一步概述了周恩来对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待这次学习、对待理论思考的态度和方法。

对过渡问题的思考

“过渡”问题，是周恩来读书小组学习、讨论的重点问题，也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所阐发的一个主要问题。《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开篇就提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产生，因此，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引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周恩来赞同《教科书》关于存在过渡时期的说法，并在发言中进一步指出：“我国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过渡要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促进和实现这一过渡？周恩来认为必须根据中国自己的特定条件而定。为此，他提出：“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句话是生产力不断提高。”周恩来讲的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如何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认为：第一句话的涵义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第二句话的内容就是在第一句话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两句话实现了，自然就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过渡时期的任务也就得以完成。这就是他所说的：“革命主要是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才能更好地发展。”在周恩来看来，鉴于中国的特定条件，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关键是搞好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对提高生产力有着决定性的反作用。他指出：“一般地说，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主要的、主导的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能够起决定的作用。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特定条件。”这一认识，无疑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的思想。

从周恩来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任务”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革命”的含义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各种变革。因此，过渡时期的任务主要是指实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所以，在提出了过渡时期的任务以后，周恩来阐述了中国为了保证实现这一任务所必须采取的五条方针。

一、“社会主义时期总路线”。他在解释总路线时，一方面，揭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蕴涵的主客观关系，认为“上游是客观存在，上游是无止境的。如何争，要鼓足干劲，发挥最大限度的主观能动性”。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无止境”地力争上游这一意思来看，表明了周恩来心目中对社会主义建设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充分认识。另一方面，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区别，他认为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处理整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的关系问题上。从发言中看，他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只是作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评述。

二、“两条腿走路”。这一方针，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提出的对立统一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周恩来在1959年5月3日曾对文艺界人士作过解释，他说：“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早已解决了。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两条腿，既要有机地结合，也要有主导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背离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问题。尤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走极端、狂热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周恩来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极力提醒人们注意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在读苏联《教科书》时，他进一步发挥了两条腿走路的思想。他发现《教科书》并没有注意到对立统一的矛盾内涵，指出：在这一点上，“教科书就是片面性”。对立统一，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在他指导新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

三、“五大革命”。周恩来所说的“革命”，是指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经济方面的三大改造，政治思想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所有制等方面。这五大变革，从社会发展战略方面来说，应该是正确的。但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客观条件，关于这些“革命”的内容上的提法，有很多欠妥当的地方，例如，在所有制革命方面，周恩来提出：“从集体所有制进到社会主义单一全民所有制，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单一全民所有制，也还要革命。”当然，这一提法，也是苏联《教科书》的提法，明显地受到了苏联所有制模式的影响。

四、“四个现代化”。读《教科书》过程中的理论思考，对周恩来完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他在发言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两个步骤：“第一阶段要实现这四个现代化，第二阶段要实现得更好。”他还对今后10年到13年的社会发展指标提出了设想。这一提法，显然比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提出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前进了一步。在次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决定》中，这一提法被吸收进去。到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最终把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完善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五、“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教科书》主要讲了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大差别，并认为这些差别会自然消失。周恩来明确地提出，过渡时期的一个主要方针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同时他指出《教科书》中关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差别自然消失”的说法是模糊的，“究竟怎样才能自然消失，没有说清楚”。他认为：“我们总要在过渡时期使这三个本质差别逐步消灭。”这就强调了人们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总之，周恩来认为这五个方针是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关键。这五个方针的内容，按照今天的认识来看，不一定完全正确，提法上也有许多欠妥之处。但是，它代表了当时中共领导层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力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胆识。

对思想意识先导作用的思考

在读书小组中阐述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同时，周恩来自然地提出了上层建筑的变革问题。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周恩来历来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物质的或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性，不是一种机械的决定。人类生活的生动性，往往表现在思想意识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上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物质的本原的决定作用，和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的反作用，是并行不悖的，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恩格斯在晚年曾说过：“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恩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还说：“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马恩选集》第4卷，第484页）列宁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等方式来表达这种“反作用”，并把这一“革命的理论”变成“革命的运动”，在苏联第一次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把理论的辩证法变为革命的辩证法。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页）继列宁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把这一理论在中国变成现实。毛泽东把这一理论进一步地表述在《矛盾论》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周恩来正是亲自参与导演把这一理论变为现实的中共核心人物之一。

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当中国共产党人冷静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学习苏联《教科书》时，如何发挥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的先导作用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周恩来在2月25日的讲话中指出：“在生产关系革命，也就是经济革命的同时，要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也就是通常说的思想意识的革命。思想意识的革命常常是居先的，只有思想先变革了，才能变革所有制。主席又说，思想认识又常常是落后于客观现实的。先驱者的作用，就是在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甚至还在胚胎之中时就能认识它，并推动人们去认识它，实现它。马克思、列宁的作用就在于此。所以，我们要认识思想认识的居先和落后两个侧面。有时思想就是认识了，但事物在不断发展，一时认识了，一时又不认识，这个问题认识了，那个问题又落后了。……因此，要不断认识、不断实践。我们几十年来的经验极其丰富。苏联的经验也丰富，只是后来它没有总结。正因为这样，每个人的思想革新要居先。”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理解，是非常深刻和透彻的。他认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来指导实践，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马列主义的作用所在。他把思想变革的重要性，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这对人们解放思想、提高认识、避免盲从，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应该说，恩格斯晚年对社会意识决定性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补充论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当然，真理越过“雷池”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思想意识革命的先导作用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性之上，周恩来历来就注意这一点。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6月8日，他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1952年，周恩来又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强调：“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显而易见，周恩来运用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历史长河中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各因素交互作用的思想。

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运动，进入又一个高潮。一方面，人们在反思10年建设以来的经验时，迫切需要从毛泽东思想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更特殊的一方面，中共与苏共在理论上、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看法的加深、加剧，自然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注意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在分析、批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用很大的篇幅来阐述毛泽东思想，并要求人们正确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既是理论发展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2月25日的发言中，周恩来阐述了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变革之后，单独提出了如何理解、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内容。

其一，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周恩来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是产生在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就是产生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体系决战的时代，毛泽东思想要贯穿下去，一直到共产主义建成。”这就是说，毛泽东发展了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但是，周恩来还讲到毛泽东使马列主义学说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形成了体系，并找到了建设共产主义的途径。他既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尤其在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又过早地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

其二，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周恩来指出：“《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不仅仅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的学说，并把它用之于各方面。”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理论高度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根基，这一点周恩来堪称独创者。它也反映出周恩来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20世纪50年代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实践论》《矛盾论》重新发表以后，国内、国际对这两篇伟大著作的理论意义都作了较高的评价，但像周恩来这样从这两篇著作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所处的哲学基础的角度进行探讨的伟人，却为数不多。

其三，点明毛泽东思想在形成方式上的特点。周恩来指出，马克思几乎一生、列宁一半时间都在从事理论工作，而毛泽东则一直是处在革命的风暴中，没有多少时间专门从事理论工作，只能在很忙的情况下进行写作，“主席的学说，是在革命的风暴中生长的”。因此，周恩来提出：“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前后贯穿起来看。至于整理毛泽东思想，要靠秀才，更重要的是要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的党的领导人来总结。”

此外，在这次发言中，周恩来还提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学说、国家学说、党的学说等。

在3月2日的发言中，周恩来由如何理解、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发，引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三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周恩来强调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他说：“马列主义在斯大林后期停滞了，但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因此，“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都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承认，苏联《教科书》也多次提到了毛泽东的这种创造性地发展。

（二）周恩来指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根”。这种根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实践基础；二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两者的结合即产生了中国的马列主义。周恩来提醒人们，既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因为它包含着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体的智慧；也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实际上是解决了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也解决了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

（三）周恩来果断地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群众中、理论界，还是党内，都有些欲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相提并论的想法。这种趋势和要求，当然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威信、威望有关。但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发展史的惯例，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愿；把毛泽东思想说过头了反倒会损害这一思想，也会使兄弟党产生误会。他告诫大家：“毛泽东主义，最好不提”，“这不仅仅是个谦虚问题”，“现在还是宣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比较好”，“这一点很重要，希望大家采取谨慎的态度”。周恩来在1960年初提出的这一意见，无疑在国内、国际和党内、党外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在以后的宣传中，“毛泽东主义”的确未曾正式提出来，但是，人们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夸大，却越来越盛，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文革”中更为严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都是与周恩来的想法背道而驰的。

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思考，对深化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思想解放，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恩来读书小组成立于1960年2月中旬，当时离庐山会议闭幕只不过半年时间，人们对庐山会议的阴影还心有余悸，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中存在的“左”倾错误，自然避而不谈。但是，周恩来在2月25日读书小组会议上发表了“党的总路线，按比例、高速度再怎么好，总还是会出点漏子。不要把话说满了，盲目自满了就会失去警惕。自然现象如此，社会现象也是如此”，“总不能天天跃进，总有波浪”这样一番反对“左”倾盲动思想的讲话。这一思想，既反映出周恩来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全面发展和事物辩证运动的观点，也反映出周恩来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勇气和高度责任感。

七、多事之秋大调整

25 邯郸调查

调整拉开序幕，欲“动大手术”，先下去蹲点，搞农村调查。在邯郸农村调查以后，周恩来果断地向毛泽东反映：社员都愿意回家吃饭，不赞成供给制，他们迫切要求包产到生产队。在伯延公社，他结识了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

新中国成立10多年来，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共和国总理的语言是如此的凝重：

虽然情况已经比前两年大有好转，但是由于工作上缺点错误的影响和连续两年灾荒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处在困难时期，尤其是粮食情况陷于被动，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

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

……

这是1960底、1961年初周恩来经常讲的几句话。在国务院系统，当人们听到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说出这番话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这是危言耸听。

1961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的一年。

进入1961年，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开始了。然而这一年，领导干部们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却越来越陌生了。周恩来肯定地提出：“只要讲清楚真实情况，只要情况明了，大家下决心就大，办法就会对了。”

当1961年来临的时候，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到了不得不“动大手术”的时候了。

这一年，也正是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形势的一个开端，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从事实际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肩上的担子变得更加沉重。这是共和国经济艰难的一年！

而在中国共产党内，进入1961年，人们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感觉：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开始了。

年初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表明：国民经济的调整，首先要从农业着手。

会前，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就在这次全体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掷地有声地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号召：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会后，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率领的调查组陆续前往各地基层（主要是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南下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起了表率作用；刘少奇率调查组回乡，到湖南长沙、宁乡农村开展深入的调查；朱德西去四川、陕西等地，对农村情况作了调查……而周恩来则决定，为不影响内政外交工作，找一个离京近一点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最后选定了河北省邯郸地区。

对于主持全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周恩来来说，要率领调查组长时间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并非易事。1961年年初的工作，是千头万绪的；而这一年又是调整工作起步的一年，因此，在下农村之前，内政、外交许多事情都需要做出周密的安排和谨慎的部署。

2月份以后，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周恩来侧重抓了调整基本建设，压缩基建规模等问题。他在审改《中央关于安排1961年第一季度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通知》时，赞同这样的分析：今年一二月份工业生产指标，比年初预计的要低，许多产品没有完成计划。主要原因是农业连续两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部分原因是经济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而基本建设战线仍然拉得过长，分散使用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他同意采取如下措施：“必须继续坚决地迅速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以争取扭转目前生产上的被动局面，转入主动。”

为解决1月份以来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进而扭转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2月23日，周恩来动身前往沈阳，亲自解决东北的困难。东北之行，拉开了周恩来在实事求是年中外出调查研究的一个序幕。

行前，周恩来仍担心人们对粮食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2月22日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与中央常委们研究了1961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安排，还专门就当年的粮食情况指出：粮食问题是对灾荒的估计问题，去年以来对灾荒的估计是不足的，因此一下子不易恢复，今年的粮食进口量需要由原来的400万吨增加到500万吨。

一个星期后，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报告了粮食进口的情况：

截至2月22日的计算，今年二三季度的粮食尚差74亿多斤。因此，决定今年进口粮食100亿斤（合500万吨）。现已签好合同52.4亿斤，正在谈判中的还有50亿斤。

到沈阳后，周恩来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了东北的工业生产情况，并与东北局和东北三省的领导人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东北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的工业问题解决了，全国的问题才好解决。经过几天的工作，周恩来对东北的调整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2月26日，他回到北京。

抵京的当天，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外市长座谈会上介绍国际国内形势。会上他提出了四句话：“认清形势，增强信心，战胜困难，继续前进。”

他还解释了我们在困难面前为什么要肯定成绩的问题，认为：我们肯定成绩是为了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而不致畏难苟安，不致泄气松动。今、明两年需要很好调整，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和新事物发展中需要做的工作。

周恩来坚信，只要情况明，决心大，就会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他特别指出：

只要讲清楚真实情况，只要情况明了，大家下决心就大，办法就会对了。

这期间，毛泽东在2月6日至12日分别听取了江华、霍士廉、林乎加、田家英、胡乔木等人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所作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和农村整风整社工作的汇报。毛泽东做了一些重要讲话或插话，其中谈到：公社太大，是出现平均主义、瞎指挥的原因；生产和核算单位不宜大；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其职责和权力，生产小队的权力必须增加；政策不宜多变，要固定下来，以解除农民的顾虑；要使干部懂得不能剥夺农民、等价交换、按劳付酬等原则；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否则势必要垮台；政社合一后党委不能什么都管，党和社要有明确的分工；干部一定要接受群众监督。

毛泽东这些关于人民公社体制和一些政策问题的谈话纪要，周恩来是3月2日看到的，当天他批示：“提议将这个谈话纪要印给三北会议到会同志。”

“三北”会议，即中共中央将在北京举行的东北、西北、华北三大区工作会议。为开好这次会议并向毛泽东汇报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周恩来于3月4日飞赴广州。在广州，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对国内的一些情况作了说明。在谈到压缩城市人口的措施时，周恩来提出：首先要解决盲流问题。在谈到钢、煤的产量时，他又提出：今年后三个季度，钢、煤产量的计划指标将比第一季度有所增长。他还认为，在调整时期，必须提倡厉行节约。中央政治局还讨论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及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问题，拟将人民公社及其核算单位划小。三天以后，周恩来返回北京。

就在调查研究变得必要而紧迫的时候，人们新发现了毛泽东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关于调查工作》。周恩来读后感慨：这篇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他还说：“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这时，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动大手术”的文件。而毛泽东则亲自为党内拟定了11个重点调查的题目。

1961年3月11日，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东北、西北、华北三大区工作会议。会上，听取了各省委第一书记汇报当前农村公社的组织规模和体制变动情况。还听取了粮食部门负责人陈国栋、姚依林汇报粮食的调拨、市场供应及进出口情况。会议期间，周恩来就解决粮食进口问题专门约参加会议的有关负责人谈话。为集中决策，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作出决定：“三北”会议合并到广州，与毛泽东召集的“三南”（中南、西南、华东）会议一起开。

3月14日，周恩来等人到广州。

在周恩来到达广州的前一天，毛泽东就认真调查公社内部的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正在参加“三北”会议的中央各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提出了调查研究的主题。信中有恳切的期望，有批评、质问，也有自责，他说：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毛泽东不客气地批评道：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大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

毛泽东提醒并自我反省地说了两句话：

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他在信中还要求大家认真研究他早在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毛泽东的语气，带有批评的味道，但却讲到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心里去了，他说：

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讲的这篇文章，是不久前发现的。后来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它的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

“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合并后，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在工作内容上，周恩来最关心的还是粮食、经济作物和对外贸易等问题；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他强调得最多的仍是如何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搞好调查研究的问题。

3月19日，周恩来到中南、华北小组参加讨论，并发表了一番很有针对性的讲话，着重谈的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他毫不掩饰地指出：

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

对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论述调查研究的文章《关于调查工作》，周恩来谈了自己读后的感受：

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

一切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

他将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联系起来，刻意强调：

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最后，他直言相告，毫不护短：

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应该说，这番讲话，是周恩来对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也是他在即将下去搞调研之前所表明和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坦诚地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如讲责任，不少是从中央，主要是从政府方面搞下去的。如生产高指标，瞎指挥，两本账，基本建设搞多了，职工招多了，学校办多了，现场会议开多了，许多事情没有经过试点试行就普遍推广，报纸宣传有浮夸毛病，1958年、1959年两年粮棉钢煤四大生产指标没有经过核实就发表了，等等，不少是从政府方面向中央提出来的，或者直接搞下去的，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基本解决以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对摆脱粮食困境一事，会议作出决定：同意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意见，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500万吨左右。

这就是说，在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500万吨左右的粮食，才能渡过难关。天灾和人祸，给中国的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广州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并没有完全找到彻底解决难题的办法。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情并不轻松。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要真正解决上述难题，必须从农业着手。

而要解决大国的难题，必须改变领导干部以往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信中提出：中央要求县级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央确定了“首要任务”以后，为带头落实，周恩来回京后便召集自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会，商谈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他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先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

4月初，周恩来派办公室副主任许明打前站，先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地区农村做本次调研的前期工作。

此后，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动大手术”的文件。其中包括：

——《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报告》提纲，这份提纲的核心意思是：（一）三年来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战线拉长了，需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二）基本建设既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又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三）基建和生产，都应照着农、轻、重的方针安排；（四）基建不仅决定于投资，更重要的决定于设备、材料的生产和技术条件的不断提高。

——中共中央对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安排1961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的批转意见，其调整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各地方、各部门在接到这一计划方案后，应当立即进行安排；不论施工单位、维持单位或者停建单位都应当在群众中进行充分动员，说明道理，以利集中力量，缩短战线，打歼灭战。

——《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内容包括：为了支援目前的煤炭、森工、金属和非金属矿山、运输部门劳动力不足和不小部分职工离职回乡的情况，基本建设部门继续精简下放的二百多万人，可以先行安排到以上这些部门参加生产，作为回乡职工的顶替。

……

调整就要调查研究，调整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在这点上周恩来的态度是极为明确的。他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从实际出发和调查研究的问题，正像他在4月3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7次扩大会议上所强调的：我们的工作要更加切合实际，1961年、1962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打算放在调整关系、巩固成果、充实内容、提高质量上面。他还表示：“过农业第一关，使每人每年达到800斤粮食”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是我们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许明等人离京赴邯郸不久，周恩来利用去广西与越南领导人会谈和去云南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的机会，沿途对武汉、南宁、成都、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农村工作进行调查。在这些地方，他了解到，各地在试行农村整社和《农业六十条》中，存在着分配制度上的问题。

回到北京，周恩来就所掌握的情况，于4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我这次在武汉、南宁、云南、成都与省委和云南五个县委书记谈（农村）整社和《农业六十条》时，均接触到“三包一奖”和“三七”开这两个问题。广州会议和《农业六十条》中对“以产定分”没有深入讨论，所以在分配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当然，生产收入低的不一定非实行“三七开”不可，还可“二八开”或更少于“二八开”。）现在看起来，这一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西南、中南各省如此，回京后听小平、彭真同志谈，北京各县也是要求“以产定分”，而黑龙江则早已实行“以产定分”。其他按劳动等级或按工作定额定工分的，都为群众所不赞成。

他同时将四川省委有关这一问题给中央的一个会议简报和省委批转的南充地区关于一个公社和生产大队贯彻执行“三包一奖”办法和决算分配经验的两个报告推荐给毛泽东。

周恩来在京期间，毛泽东于4月25日致信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5月15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5月9日到达北京。

毛泽东动议的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了解决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明确规定：

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注）。

离正式开会还有20天时间，毛泽东信中要求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5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毛泽东在信中列举了11个亟待进行重点调查的“关键问题”：

食堂问题

粮食问题

供给制问题

自留山问题

山林分级管理问题

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问题

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

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

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

恢复手工业问题

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

当天，邓小平等人起草的中共中央会议通知下发，把上述“关键问题”作为调查题目向所有与会者公布。

周恩来赴河北邯郸蹲点，出发时是午夜，到达时已是第二天清晨。顾不得休息，他便听取了当地干部汇报情况。他选的点，是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的结果，使他彻底地否定了公社办集体食堂的办法。他对毛泽东直言相告：食堂要散伙，“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

带着毛泽东拟定的一些题目，4月28日午夜，周恩来安排好各项事务后，前往火车站，正式赴邯郸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研，从4月28日午夜第一次赴邯郸，到5月14日上午最后一次离开，前后共半个月。中途为解决中国代表团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等重大问题，周恩来曾两次回京，每次返回邯郸的时间都是午夜。这期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忙上加忙。

周恩来到达邯郸时，已是4月29日清晨。当天，他找来中共邯郸地委书记庞均等人，听取他们汇报邯郸地区的有关情况。以后几日，他每天听取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为首的先遣工作组汇报情况，并同时召集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等人开会。

此次下邯郸，周恩来本来是打算专心搞调研，不受任何其他事务干扰的。

正在周恩来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国际局势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5月2日，周恩来获悉：由于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在美国总统特使进行阻挠性活动后，反对召开任何国际会议讨论老挝问题，使得西哈努克于5月1日在万象宣布撤回他在年初提出的关于召开十四国会议（即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并决定取消日内瓦之行。

这一变化，是原先没有想到的。中国是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主要参加国，当西哈努克1月1日提出召开由14个国家参加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时，正在缅甸访问的周恩来立即表示：“如联合国对老挝进行干涉，会像在刚果一样造成恶劣的后果。解决老挝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召开日内瓦会议，并吸收老挝的邻国参加。如果老挝执行和平中立政策，对于亚洲和平很有好处。”他还说：“我们认为西哈努克在1月1日所提出的召开由14个国家参加的日内瓦扩大会议的建议很好。”当初就这一建议，西哈努克还专门写信给周恩来征求意见，周恩来于1月14日复信西哈努克，表示支持他的建议。2月11日，当周恩来获悉西哈努克提出的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时，又一次致信西哈努克，表示：“中国政府认为，不干涉老挝内政，尊重老挝统一、领土完整等原则如果得到有关国家的认真遵守，这无疑将有利于有关国家的国际会议的召开和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之后，周恩来多次表示过：召开西哈努克亲王所建议的由14个国家参加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这就是西哈努克关于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建议的前后经过。

而现在，风云突变。这一突如其来的重要变化，对于在党内主管外事工作和政府工作的周恩来来说，日内瓦会议问题，暂时打乱了原先在邯郸蹲点调研的安排。

5月2日，周恩来不得不返回北京，下火车后，他立即主持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案问题。

事情基本谈妥以后，周恩来决定返回邯郸。当晚，他利用在京仅有的一点时间，接见了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缅甸代表团，对中缅关系，他乐观而欣慰地说了这样几句话：1961年是中缅友好继续发展的一年，两国之间的来往“就像走亲戚一样”，并且两国人民后一代之间的亲戚关系也建立了起来。

5月3日清晨，周恩来又踏上了去邯郸的专列。两天来，他几乎没有合眼。

再次到邯郸后，为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周恩来除了继续听取地委书记和许明等人汇报外，还亲自选择了一个最基层的调查点。3日，他带人前往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定点调查。

在伯延的日子里，周恩来忙得不亦乐乎：他与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座谈，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社员对党的农村政策的反映；他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情况；他视察生产队的集体食堂，查看社员的伙食，并与群众同吃一锅玉米面糊；他参观公社百货商店和农机站，了解商品价格、销售和农业机械等情况……在伯延公社，周恩来待了四天。

在伯延公社，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挨家挨户地了解情况时，周恩来老问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为什么吃不饱，为什么大锅饭不好，调动不起农民的积极性？他走了许多家，处处都是一样的情景：农民兄弟们太穷了，饭吃不饱。

一天，他走进伯延公社先锋街第六食堂。进去时社员们已经吃过饭了。食堂的司务长和炊事员见总理进来，忙迎上前去。他们之间开始了拉家常式的聊天……聊着聊着，周恩来走向灶台，想看看群众吃的都是些什么。揭开锅一看，里面只有一些吃剩下的玉米面糊糊。

一阵心酸之后，周恩来向炊事员提出：“我在你们这儿吃点饭行吗？”

炊事员一听总理说要吃饭，恨不得做最好吃的东西给总理吃，可此时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食堂里仅剩的就是锅里的这点玉米面糊糊了。他很为难，不知说什么好：“这，这……”

周恩来为了安慰他，接过话去说：“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

炊事员看总理真的要吃，拦是拦不住了，只好找了一个碗，为难地准备给总理盛饭。农村用的碗，由于条件所限，再加上习惯问题等原因，看起来里面有些脏。随同周恩来前来的人把碗接了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擦一下再给总理用，周恩来立即说：“这没关系。”说完又把碗接了过去，递给炊事员。炊事员给周总理盛了一碗玉米面糊糊。

接过玉米面糊糊的周恩来，几口就喝了下去。他安慰地笑着对司务长和炊事员说：“这饭不错。”

但食堂是不是还要办下去，周恩来越来越怀疑。为了征求群众的意见，他除了挨家挨户了解外，还召集一些群众开座谈会。

在最初的一次座谈会上，人们不敢讲真话。启发了一阵，一位年近五旬、衣着俭朴的老农站了起来。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一位说话直爽、性格开朗的人。他冲着周恩来，带着怨气说：“如果再吃大锅饭，再过两年，恐怕你们也会饿死……”

此语一出，惊动四座。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个人叫张二廷。坐在周恩来身边的地委干部悄声说：“这是个落后分子。”

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的话是真理，只有把我们看作自己人，才会说这样的话。”

……

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提出要亲自登门拜访张二廷。这是随行的地委领导没有想到的。

来到张二廷家，一进门，周恩来就十分亲切地招呼：“二廷，二廷，在哪屋住？”张二廷也没有想到总理会上门来，急忙迎到院子当中，激动地说：“周总理，快到屋里坐。”周恩来说：“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他一边说，一边热情地拉着张二廷的手，一同走进屋内，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拉起了家常。从张二廷这里，周恩来得到了不少的心里话。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一个人又步行走到了张二廷家中，进了门就招呼：“二廷，二廷……”声调又亲热又熟悉。可是没人应声。周恩来见门开着，就走进屋内，这才发现张二廷因劳累在炕上和衣睡着了。被惊醒的张二廷睁开眼睛，周恩来坐在炕上，轻轻地用手拍拍他的腿说：“二廷，累了吧，你先休息。今天下午咱还开会，你准备参加。”张二廷急忙起身，要挽留总理再坐会儿时，周恩来已经走出了屋门，在门口，他又回过身关切地说：“我不多打搅你了，休息吧。”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张二廷头年失去了妻子，一个人带4个孩子，要料理家务，又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生活确实有许多难处。周恩来主动跟张二廷商量：“4个孩子你照管有困难，如果你愿意，我帮你抚养两个，长大了再让他们回来，你看行不行？”张二廷打心眼里高兴，但想到总理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劳，他不忍心再给总理增添麻烦，便谢绝了周恩来的好意。

伯延之行，周恩来与张二廷交上了朋友。当周恩来就要离开伯延，最后一次跟张二廷交谈时，张二廷依依不舍地对周恩来说：“以后抽空再回伯延看看。”周恩来微笑着说：“有机会一定来，如果我不来，也一定派人来看你。”后来，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5年中，周恩来每年都派人来看望张二廷。周恩来曾对人说过：张二廷的话对我教育很大，这是我在调查中听到的最生动的话。

深入伯延期间，由于内政外交诸事缠身，周恩来把一些工作也带到了伯延，利用调研之余的时间插空处理。5月4日，他审批了我国政府《关于老挝停火和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声明》。这份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支持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为维护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为老挝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条件。中国政府理解西哈努克亲王5月1日在万象记者招待会上所表达的心情，并希望他继续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而努力。5月6日，周恩来致信西哈努克亲王，指出某些国家一直在阻挠和破坏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我们不能让这种阴谋得逞，希望西哈努克重新考虑不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决定。5月8日，西哈努克复信表示感谢，并说明他对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态度和目前不参加会议的原因。经过各方努力，最终使西哈努克亲王改变了主意。5月12日，西哈努克致电周恩来，决定将率柬埔寨代表团参加会议。

5月6日早上，几乎在周恩来致信西哈努克的同时，他看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这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和正在四川简阳县（今四川省简阳市）做调查研究的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的，讲的全是调查研究的问题，反映了毛泽东对发起此次大规模的调研活动的严肃态度及其急迫心理。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

1961年5月6日于上海

末了，毛泽东又加上一句话：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毛泽东的这封信，虽然是用“渴望”的心理要求大家“发善心”给他写信，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毛泽东一方面对调查研究工作极端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不给他反映情况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此信一发出，毛泽东的保密电话不断地传来领导同志赴各地调研得到的情况————这其中也有周恩来的声音。

5月6日夜，很难停下工作的周恩来又是通宵未眠。凌晨3点，他按毛泽东的要求，就几天来的调查情况，向在上海的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记录如下：

主席给李井泉和陈正人同志的信6日早上我就看到了。我到邯郸后，听了3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5天了。5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4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8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20天。

接到电话的毛泽东，在高兴之余非常重视。对周恩来的汇报记录，毛泽东郑重地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当天中午，周恩来又到另一个县——涉县继续做调查研究，晚上回到邯郸。

为解决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5月8日，周恩来再次返回北京，当天就与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陈毅等人商议有关方案。同一天，周恩来在欢迎越南、老挝两国政府赴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宴会上，就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发表讲话，谴责由于美国的破坏和挑拨行为使老挝三方面的政治会谈至今未能举行，甚至使西哈努克亲王倡议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遭到威胁。他重申我国政府坚决支持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并愿意同具有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真诚愿望的与会国代表团一道，为争取这次会议的成功而作出努力。

9日，陈毅作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全权代表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赴日内瓦。

临时回京的周恩来赶紧处理完几件大事后，于5月10日午夜又一次踏上了去邯郸的专列。

此后，从5月11日至13日，周恩来继续在邯郸进行调查研究。他把刘子厚和工作组汇报的情况作了汇总，并与邯郸地委书记核算了粮食账，为进一步了解情况，他还到成安公社社员家中作了详细的访问。

这些工作做完以后，周恩来于5月14日最后返回北京。至此，周恩来长达半个月的邯郸农村调查活动告一段落。

从邯郸回京后，除继续关注日内瓦会议的有关情况外，周恩来主要关心的还是粮食问题，他多次约有关方面人士商谈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为解决粮食困难，他还于5月18日专程去了一趟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河北的粮食情况。

至5月20日，赴各地调研的中央领导和各地前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云集北京。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历时23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次报告。

一次讲的是实际问题——5月31日，他在大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及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周恩来对1960至1961粮食年度的形势作了初步估计和总结，对1961至1962粮食年度尤其是1961年第三季度的粮食情况作了说明，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报告指出：虽然今年农业形势已有好转，但是粮食形势还在继续紧张，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1961至1962年度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人如何压？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

另一次，周恩来讲的是理论问题——会议期间，他就有关总,10年建设经验等问题讲话，侧重谈到了思想方法。周恩来向全党提出，必须解决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

（一）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只要不断革命，从而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

（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如果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必定要破坏生产力；

（三）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有了创造性、预见性，还要有科学性，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

（四）正视困难与克服困难是一致的，承认矛盾，就要允许讲困难，只有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矛盾才能统一；

（五）理论与思想不应脱节，在具体执行中，不能把理论问题歪曲了；

（六）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违背客观规律，必然要碰壁。

周恩来还说：“为了解决上述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就要按主席指示的三句话办事：一是从实际出发，一是从六亿五千万人民着想，一是群众路线。要实现这三句话，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实事求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党内民主。”

会议期间，为了说明尊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群众的道理，周恩来向大家讲了张二廷的故事：

我在邯郸伯延公社听到了最生动的一句话。经过工作组做了两个多礼拜的工作以后，我下去跟农民谈话，有一个社员（他劳动很好，老婆死了，家里还有四个孩子都不进学校，全部在家劳动）告诉我：“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还指着我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饭吃的。”他解释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最一针见血的话。

周恩来亲历的这个故事，令出席会议的领导人们感到震惊：再不认真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我们共产党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就会没饭吃了！

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如下成果：

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对公共食堂问题则规定：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

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人。

决定本年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

……

与会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和决定，比较符合实际，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实事求是年，的确带来了新的气象。要不是毛泽东发起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这些成果的取得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而要不是在调研当中中央领导同志鼓励农民们说真话，实际情况的获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仅就周恩来来说，通过这次调研，他对中国的粮食问题和农业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后他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心中更有底了。正如会议期间他所说的：

农业上的问题，是组织生产问题，小农经济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管是进行土地改革、组织互助组、成立合作社，都要经过许多步骤和时间，把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要有个过程。要根据农民需要，因地制宜，不能强制，要引导他们。命令方式和强求一致，反而效果不大。

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复杂困难的事情，而且无先例可循。虽然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但各国情况不同，还是得靠自己摸索经验。自己走出来的道路是最可靠的。

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在周恩来等人心中更加明朗化了。

会议期间和会后，周恩来在解决粮食问题方面，办法也更加明确。他在与各大区负责人讨论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城镇减人必须各级党委亲自领导，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迅速造成声势；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人口，严禁虚报冒领；1961年至1962年城镇口粮标准不能提高；1961年7月到1962年6月粮食产、购、销、调、存的数字，待8月以后再作最后决定；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的调整，推迟到今年下半年城镇人口减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中央各部门在会后应即提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事业、学校、机关单位的精简计划；城市征兵；中央和地方应在整风整社和贯彻十二条、六十条、中央指示信以及其他文件的同时，拟定工业和商业支援农业的计划。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周恩来说了这样一句话：

增加农村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的事情，只许办好，不许搞乱。

我们从留下的周恩来工作台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年，他约人谈话中谈得最多的内容是：粮食、外贸、基建和农村工作。

从1961年起，通过调查研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寻找解决中国难题的办法，以退为进地将中国的经济建设逐渐纳入稳妥发展的轨道，可以说，周恩来的工作，进入了又一个艰难而辉煌的时期……

26 新侨会议上的争论

“新侨会议”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召开的。为了不打乱会议的安排，周恩来给会议代表来了个“突然袭击”。几天以后，他的一次重要讲话引来了赵丹的不同意见。

夜访新侨饭店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工作和电影创作的有关条例。这就是文艺界有名的“新侨会议”。

6月16日这天晚上，周恩来谁也没有通知，就来到新侨饭店，走到楼梯口，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观摩两部影片，而赵丹惦记着病在房间里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部片子便回来了。周恩来与赵丹早已是老朋友，便问：“都有谁在？”赵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周恩来听说黄宗英病了，亲切地对赵丹说：“走，我们看看去。”赵丹也不客气，一路嚷着把周恩来带到了黄宗英的房间：“宗英，快，快！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

周恩来笑声朗朗地进了屋，端详着黄宗英那身打扮，觉得奇怪：素布衫裤、家制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他笑着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黄宗英急忙解释：“常下乡……”周恩来赞许地说了一句：“好。”随后又说了一句：“改造，也不在外表。”

说话间，赵丹已把其他几位未去看电影的代表找来，有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沈浮等人。来人一多，房间显小，再加上赵丹跑前跑后，已是气喘吁吁。周恩来招呼赵丹坐在自己对面，顺手把服务员送来的橘子水递给他。赵丹平时就不太修边幅，在总理面前也无所顾忌，他边擦汗边嘿嘿发笑。就连新侨饭店的服务员也感到新鲜：总理怎么与艺术家们这么熟，像老朋友似的！

周恩来冲着黄宗英摇摇头说：“更瘦啦！什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黄宗英赶紧解释：“总理，我没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

黄宗英的话，是有所指的。她长期当演员，1959年，她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剧。编剧和演员，是两种职业，对黄宗英来说，这样的转行，来得太突然，用她的话来说，“我一下脑子涨得老大”。再加上当时文艺创作的政治性要求太强，任务压得太紧，而层层领导对剧本审查关口又过多。因此黄宗英当了一年的编剧，剧本绝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这次会前她还请着病假，但为了不失去这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她带病来京参加会议。

大家见周恩来总理来了，好像见到了亲人似的，满肚子话想说，三言两语就讲到了会上讨论的情况。周恩来微仰起头，靠在沙发上。这个动作大家很熟悉，表明总理很愿意多听一些，甚至希望人们当着他的面展开争论。黄宗英鼓足勇气问：“总理，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该说不该说。”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想说就说呗。”黄宗英便说：“总理，如果科学家搞导弹，火箭，外行们（领导也好，我们隔行的也好）对他的专业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太多了些，大家管这种现象叫‘婆婆多’。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为言之有据，她讲了“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

不久前，上海市委为了塑造基层党的书记的光辉形象，交给上海电影局一个重大题材，创作电影剧本《好当家》。这一任务落到黄宗英等人头上，可偏偏她这一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更没有当书记的体会。上级要求他们用两个星期去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出创作提纲，再一个星期交出剧本初稿。为保险起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还加上县委负责人）层层挂帅，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镇。这样的阵容，把创作组的人员压得脑汁绞尽，灵感全无。艺术家们也有招，有一天晚上，趁坐镇创作组的电影厂副书记生病睡觉之机，黄宗英等人一口气搞了个通宵，好不容易把提纲顺了下来。大家私下里称：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来。原因是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

黄宗英在总理面前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想法道了出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在来之前，他早就听说艺术家们对几年来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有些怨言，文艺工作中“一言堂”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有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事。许多艺术工作者思想受到束缚，既不敢想，又不敢说，更不敢做。周恩来此次来，就是为了倾听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以朋友的身份同大家谈心。

黄宗英说完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周恩来反映会上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呼声，一起有说有笑地探讨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如何尊重艺术规律和如何尊重艺术家的问题。

对会上放映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与会者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小说写得好，有人则认为电影改编得好。这篇小说酝酿和创作于1957年。作者高缨是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以后，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而创作的。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舒畅的心情，试图反映彝族人民真实的生活。小说于1958年初发表，很快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报刊、出版社、广播电台、舞台剧等均予以好评。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峨眉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同名电影，请作者高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恰在这时，社会上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宣扬的是“人性论”；还有人干脆批评这部作品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文艺工作者是最怕被人批评为“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导演王家乙和高缨顾虑重重，总觉得搞这部电影是“走在刀刃上”，生怕被戴上“人性论”的帽子。为此，高缨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时，把那些涉及“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地方删的删、改的改。尽管如此，对这部作品的议论仍然不断。

电影拍成后，恰逢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会上放映了这部片子，并把小说发给与会者，让与会者用小说对照影片进行讨论。赵丹和黄宗英等人看了以后，有些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好，电影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给删去了……

周恩来听大家说完，更感兴趣了。他伸手向陈荒煤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正巧赵丹手头上有这本书，但上面画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他正要递过去，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画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周恩来却笑着从赵丹手中接过书来，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周恩来离开新侨饭店时，已经很晚了。走时他要求陈荒煤：“每期的会议简报出来后，请当天送给我看看。”艺术家们争论的焦点，也成了周恩来总理感兴趣的问题；周恩来思考的，也正是如何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周恩来刚走，看电影的代表们就回来了，他们听说总理来过了，纷纷埋怨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他们串到黄宗英屋里，问这问那，恨不得把所有的细节都问清楚，把总理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听一遍。有人点着黄宗英的鼻子羡慕地说：“因病得福，因病得福！”还有人捶着赵丹说：“小子走运，好心好报。”有些代表还提出一些问题，说要向总理反映，似乎觉得光在会上反映是不过瘾的。

新侨会议期间，周恩来异常繁忙。仅6月17日，他就要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约有关人士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处理国内外各种重大事情……内政外交诸事缠身，更让他挂心的是，邓颖超前几日生病住院，他每日都要去医院探望。然而，周恩来还是抽时间把《达吉和她的父亲》这篇小说看完了。当天（6月17日）晚上，周恩来从医院出来，又直奔新侨饭店，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同时，他专门找了一些文艺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谈话，研究如何发扬民主、改进领导的问题。6月18日下午，他再次约陈荒煤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座谈。

给艺术家们“树个活靶子”

代表们在向周恩来反映情况时，也多次要求他能到会上与大家谈一谈。

6月19日下午3时半，周恩来如期到大会会场，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可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吗？‘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这篇讲话，正如周恩来所说，是根据前两天文艺工作者们反映的问题而准备的，“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周恩来的“心有所感”，总“感”是：“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怎么改？他毫不犹豫地提出：“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为了提倡民主风气，他在讲话中首先表示：“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除了“开场白”，周恩来一共讲了七大问题，也就是他“心有所感”中的七大感想。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站得高、看得远，既有理论色彩，又动之以情。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中，他讲：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在“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中，他强调：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周恩来特别指出：“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他甚至对场内的文艺界领导说：“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少干涉些。”周恩来还讲了“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话剧问题”，最引起文艺界领导注意的是，周恩来专门讲了“领导问题”。

对领导的要求，自然要比群众高，周恩来严肃地说：“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他还提醒大家：“毛主席说，11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为的也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

周恩来最后说：“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周恩来把自己的话树成活靶子，让大家来攻，给文艺界人士以极大的震撼。

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达吉和她的父亲》，并谈了赵丹、黄宗英和他自己的感受：

“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指“温情主义”。——引者）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里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

香山“争论”

赵丹坐在台下仔细地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倍受鼓舞，感觉太过瘾了，尤其是国家总理讲到“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时，赵丹非常感动，他忘却了台上的周恩来是总理，只觉得自己是在听一位朋友讲话。对整个讲话，赵丹心服口服，只是有一点，他有不同意见，这就是《达吉和她的父亲》究竟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

尽管赵丹“看电影时流了泪”，但他仍认为小说比电影强；尽管周恩来看电影“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并且对小说和电影作了各有所长的评价，但他还是讲“小说比较粗犷”，“电影加工较小说好”。赵丹认定了他的看法，想找周恩来论论理。周恩来也准备着让艺术家们提出意见，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从自己开始，树个“的”让大家来射射，树个活靶子，让艺术家们毫无顾虑地来攻一攻。

6月19日讲话以后，周恩来又在22日约请各电影厂的一些编剧、导演和演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交流心中的感想。

7月1日之前，周恩来通知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得太紧张，他愿意在7月1日党的生日时和大家一起到西郊登香山休息一天。

党的生日这天，周恩来兴致勃勃地来到香山，和参加会议的代表举行登山活动。烈日炎炎，翠谷青青，花鸟欢笑。周恩来与大家拾级而上，谈笑风生。赵丹此时心中的想法，就像离弦之箭，他拽着周恩来讨论起《达吉和她的父亲》来。

“总理，我对您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赵丹的“箭”开始攻周恩来树的“的”。

“你有什么意见？”周恩来感兴趣地问。

赵丹大胆直言：“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

周恩来也阐述自己的观点：“电影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比较广阔……”

赵丹毫不示弱：“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俩就这样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却坚持他的观点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周恩来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看着赵丹微笑，用人们熟悉的那种神情、目光和姿势，冲赵丹提高声音以既亲切又不示弱的语气说：

“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周恩来说完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围的人也被他们逗笑了。看到这一场景，香山的游人早已认不出谁是国家领导人，谁是普通的艺术工作者。更让大家感到不一样的是，在山上照合影时，周恩来几乎都是站在后排的角落上，有时他甚至像小孩似的歪坐在栏杆上，自然、随便，平易近人。

后来赵丹回忆游香山之事时，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原来，赵丹在新侨会议刚开始时不敢讲话，一直在寻求“免斗牌”。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在来北京开会之前，上海市委某负责人曾告诫他们，去北京开会不要发言，上海的工作没有什么要检查的。因此，赵丹在刚开会的头几天一句话也不说。为此，主持会议的陈荒煤很纳闷，就问他：“阿丹，你为什么不发言？”赵丹心中有气，便信口回了一句：“除非给我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言。”

赵丹的话后来让周恩来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参加会议时，亲自点名叫赵丹发言说：

“听说你不敢讲话了？你说吧，在我面前还有什么顾虑呢？”

在总理的鼓励下，赵丹等人才解除了心中的顾虑，尽情地倾吐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就自然地发生了香山的争论。事后有人和赵丹开玩笑说：总理承认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总算使你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一路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好像年轻了许多。他与大家边探讨问题边游览，最后又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在讲觉得不方便，以后可以写信给我。”他还指指身边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补充说道：“你们把信写给他，我就可以收到了。”

游香山的第二天，新侨会议闭幕了。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会上讨论的情况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制定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三十二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使党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左”的思想得不到根除，这两个文件也未能真正实施。但是周恩来的讲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文艺界人士的脑海中，他身体力行，从我做起的民主作风，深远地影响着党的文艺工作。难怪文艺界参加过新侨会议甚至所有接触过周恩来的人都这样认为：周总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们把他当成朋友，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

27 经济调整东北行

1962年夏天，百忙中的周恩来去了一趟东北，带去了一个由80余人组成的工作组，全面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措施，这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一次特别的出行……

196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为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挽回由于“天灾”和“人祸”所带来的重大损失，自年初召开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后，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大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等为主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开始全面地推向中国广袤的大地。

这年夏天，百忙中的周恩来去了一趟东北，带去了一个由80余人组成的工作组，其中有国务院各有关部的部长、副部长，还有一些重要部门的司局长。邓颖超也跟着去了，这是她与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一路同行中的一次。下面太困难了，他们都想亲自到基层去看看。

这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一次特别的出行……

当1962年这个“非常时期”来临的时期，周恩来不得已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办法：“‘精兵’必先‘简政’”；“‘拆庙’，同时‘搬菩萨’”。为贯彻中央有关调整的重大决策，他自告奋勇北上，前往我国重工业基地东北。

进入1962年，在中共中央的许多正式文件中，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些词句：“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紧要的一年。”“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

进入1962年，经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人们仍普遍感觉到：“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当初掀起“大跃进”高潮时，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中国不仅没有迎来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甚至“小跃进”也没有出现。出现的，却是国民经济的全面失调，原有的平衡被严重打乱，造成各行各业的全面性灾难！

现实，给党内党外重重地敲响了警钟。

在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务实的领导人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关键在于做好当前的调整工作；下大力气调整国民经济，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在“七千人大会”闭幕会上，周恩来曾详细地列举了历年的粮食细账并说过这样几句话：

在1961年我们初步压缩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后，1962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还差100亿斤左右。1962年是国民经济计划以调整为主的关键年。

国库里的粮食已基本空了！这并不是周恩来危言耸听。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还提出了克服目前困难的一些具体办法。其中有：“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他说过：“这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精兵’必先‘简政’。党政机关，首先要裁并机构，‘拆庙’，同时‘搬菩萨’。”

为切实搞好财经工作，扭转财经状况，中共中央于西楼会议后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并调整这个小组的成员，由一些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组成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组员包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薄一波、谭震林、罗瑞卿，还有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人。

这期间，周恩来与李先念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国家计委党组也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汇报提纲》。在这两份文件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周恩来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批发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这份《指示》，以不容乐观的语言分析了国民经济的形势和调整工作的现状。其中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主要干部，对当前财政经济存在着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决心不大，以致调整工作进行得很迟缓。《指示》再次提醒全党：

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争取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力争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能够多种一些，多生产一些，多收购一些。

当前最急迫的措施，是要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关掉、合并、缩小一批工厂，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起那些用不着的摊子，大力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

5月19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由周恩来亲自审改，这里面有几句话颇能表达他的心境：

充分地估计困难，有准备地应付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认真对待，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难，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

周恩来还给方方面面的人这样打气：“只要我们全党、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一条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为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同意了由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提出的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5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经周恩来审改过的《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一个大幅度调整中国国民经济的工作，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

从1月份全党召开“七千人大会”到5月份中央财经小组正式提出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总算是有了措施。但要真正落实，并非易事。特殊时期，如果没有点特殊行动，看来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为此，上述《指示》发出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的一些成员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调整计划实施工作。

周恩来自告奋勇北上，去我国重工业基地东北。

根据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的其他人员，李富春去华东，李先念去中南，薄一波去华北……

分赴各地的中央财经小组成员们十分清楚，他们肩上的担子非常重。中央关于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一定要贯彻下去！

东北之行的第一站，周恩来选择了从小学习、生活过的沈阳。这次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却是在国家极度困难的时期，周恩来坚定地告诉东北的干部：“困难到了顶点就要走向反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5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后的第三天，周恩来登上了北去的火车。随行的有邓颖超和国务院工交系统的几位部长。

行前，周恩来曾派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率领一个由国务院各工交部门的副部长、司局长等80余人组成的工作组，先期前往沈阳，进行调查研究。

这次东北之行的第一站，周恩来选择了沈阳。

在全国众多的省会城市中，沈阳恐怕是周恩来最熟悉的城市之一。当1910年周恩来离开江苏淮安的老家到沈阳投奔伯父时，他的一生便由此改变了。他后来对这次离家作过这样的评价：

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从1910年到1913年，周恩来在当时还叫“奉天府”的沈阳度过了三年的少年时光。在这里，他以一个南方少年的瘦弱身躯，经过艰苦的磨炼，终于适应了北方的生活，并习惯了吃高粱米。对少年时期在东北的生活，他曾多次提及。他对辽宁大学的学生风趣地说过：

我是1910年到沈阳的，住了3年。我是带着辫子来的。我身体这样好，要感谢你们东北的黄土、大风、高粱米饭，给我很大的锻炼。

有一次他还对亲属说过：

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3年的辽宁生活，使周恩来培养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留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千古绝句。当年在沈阳郊区的魏家楼，他还发出过“吾党何日醒？！”的疾呼。

沈阳，可以算是周恩来的第二故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回过辽宁。而1962年的这一次，却是在国家困难时期来的。无论是随同前往的人，还是接到通知的辽宁省方面的人都知道，这次周恩来总理是为坚决地贯彻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而来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必须找到东北摆脱困境的出路。

5月29日中午，火车缓缓驶入沈阳站。稍事休息后，周恩来于下午召集先期到沈阳的顾卓新等人开会，听取他们汇报到沈阳后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的数日，周恩来多次听取随同前来东北的中央各部部长汇报情况，有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汇报东北军工生产的情况，还有东北局及东北三省负责人汇报精减职工、工业调整、粮食生产、市场供应、农业恢复、煤炭生产、木材生产等情况……这些汇报，为周恩来全面了解东北经济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研讨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周恩来提醒大家，东北的情况是与全国联系在一起的，东北的问题也反映了全国的面貌。在听取汇报时他多次强调：东北要摆脱困境，必须进行调整；而东北的调整，必须对照全国的情况进行；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

刚到东北，周恩来就发现东北存在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批发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中所批评的问题，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主要干部，对当前财政经济存在着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决心不大，以致在贯彻中央调整方针及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方面行动比较迟缓。周恩来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经过他耐心说服，有关的领导干部认识上有了提高，并立即行动起来，落实调整方案，全面贯彻中央的决策。

认清形势，是搞好调整的前提，为此周恩来多次与同来的中央各部部长以及东北局和东北三省领导人谈当前形势，从大局着眼看问题。在大家理解全国的大局后，他便与他们进一步地研究企业的关、停、并、转，研究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研究城市人口的精减和机构的精简，研究农业的恢复……他一再告诫：东北的同志们要充分认识“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性。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重灾区”。到辽宁后，周恩来还用当年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鼓励辽宁的同志战胜灾荒、克服困难。他乐观地说：“现在，难道比长征、抗日的时候还困难吗？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依靠广大群众，一切都好办。”

他还以一种似乎不可思议的辩证观点对辽宁的干部说：“困难到了顶点就要走向反面。”这是想提醒干部们：在我们承受了如此严重的困难后，我们对困难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措施，应该对克服困难有足够的信心。

在沈阳期间，因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来访，周恩来于6月4日在沈阳接见了宾努亲王，随后又抽出时间陪同宾努亲王去了一趟大连。在飞往大连的专机上，他感叹地对宾努亲王说：“在国家建设问题上，有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后，具体的建设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地摸索。各国情况不同，不仅取得民族独立的方法不同，而且建设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建设比革命的时间要更长些。”利用在大连的时间，周恩来又与旅大市（现大连市）的党政负责人谈了如何节约粮食的问题。当天，对外宾作过安排后，他急匆匆地赶回了沈阳。

自到辽宁以来，周恩来亲身体会到，东北的困难是极为突出的，一些方面甚至比全国其他地方还严重。仅粮食的紧张，就是燃眉之急。尽管全国的粮食依然非常紧张，这方面的情况及中央的措施周恩来也向东北局的同志详细地介绍过，但是，鉴于辽宁当前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以及东北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对全中国人民做出过重大贡献，周恩来还是与中央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决定增拨粮食5000万斤使辽宁人民渡过难关。他还明确地告诉东北局的同志说：“东北是全国的重要基地，成绩很大。但是，仍存在一些较大困难，必须全国支援。”

然而，要想解决东北的困难，周恩来考虑的远远比“救济”要深远得多，他到东北的目的之一，是要鼓励东三省的人民“自救”。

为激发东北的干部和人民克服困难的信心，周恩来想起了2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先贤孟子的一段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他沉思：在困难时期，祖国建设之大任，不正需要人们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艰苦奋斗精神担当起来吗？

这段话出自《孟子·告子章句下》，读《孟子》，周恩来始于1903年5岁之时，那时虽不能全读懂，但却对他后来思维习惯和个性特点的形成，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快60年了，为鼓励全国人民建设的斗志，周恩来在来东北之前再次仔细地研读了《孟子》，尤其是其中的《告子》篇。他对一些段落作了详细的摘录，并记下了读书心得。为挖掘《告子》篇的现实意义，周恩来作了许多新的解释。

6月8日，借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在沈阳召开之机，周恩来来到了会场。出人意料的是，他在会议讲话的开场白中，长篇引用并逐句解释了孟子的一段话。他说：

孟子讲这段话，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情，今天引用，是引古鉴今。他总结了经验，今天谈一谈，还感到亲切。

周恩来开始一字一句地读道：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长文读罢，周恩来接着逐句往下解释：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是拿自然规律来解释的。拿社会规律解释也是一样：胜利了的、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在世界上，在今天的时代，应当担当大任；则“必先苦其心志”，就是要一个人经受各种锻炼，思想、意志必须得到锻炼。中国共产党28年，加上建国（新中国成立）以来13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做事不遂心，到处碰壁，难得很，有对立面，总有那么一些不一致的意见。……总之，就是工作累，肚子不饱，常常别扭，按孟夫子说，这就叫作锻炼。饱食终日，就一定无所用心。吃得好，不劳动，享受得好，做事很顺利，就不能受到锻炼。……因此，他的结论是“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要动脑筋，想问题，千方百计想办法。经过这些锻炼，把我们锻炼的有涵养了，不那么急躁了，也能够忍受了，既克服了困难，也增强了自己的本领。

说到这，周恩来惊叹道：“孟夫子的这些解释，相当合乎逻辑。”他接着又往下阐释了“人恒过”以至“而后喻”几句。

再向下引申，周恩来继续说：

孟子不仅说了个人方面的，也说到了国家“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人总要讲不同意见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切都顺利得很，国家就要衰亡。国内不讲法制，不讲纪律，没有人管束，没有对立面不行，一人挂帅，一呼百应这个局面也不行。……如果一个国家，国内不讲法制，国外无敌国外患，这不是很顺利吗？孟子的结论，这样的国家就会灭亡。因为他不能发愤图强，不能卧薪尝胆。……如果一个国家，一切都顺利，一切都不感到困难，好逸恶劳，一定亡国。孟夫子说得很重。他是个论辩家，说得很有逻辑。因而他的结论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因为有患，人就可以经受锻炼，少犯或不犯错误，就可以动员起来鼓励大家去干。可以卧薪尝胆，就不会亡国，人民就可以担当大任。如果能在忧患中成长起来，那就是“生”。如苟安图乐，就得灭亡，则“死于安乐也”。如果一个人苟安图乐，很早就会衰老。这是泛论，不是指一人、一事。总之，锻炼能生存，不锻炼就要衰老。……

这篇精彩的、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古文新解，出自困难时期的人民共和国总理之口，不要说是在座的东北局干部，就是同去的国务院各部部长，都很少有幸完整地聆教。原先，对孟子的这段话，他们或曾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解过，或曾在旧式私塾的教鞭下听教书先生吟咏过。那大都是字面意义或旧式解说。就是读过宋代大学者朱熹的《四书集注》这部最有名的诠释、解注之作的人，也只能从中看到简单的字面之义。像周恩来总理这样极富现实意义的系统阐发，东北局的干部们所听是第一回。

东北局的干部们被深深地打动和震撼了，在敌国外患、国内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总理的话，中心是让大家不要好逸恶劳，不要苟安图乐，而要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卧薪尝胆，带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周恩来还告诫大家：

孟夫子不愧为圣人。历史给我们的好处是可以使我们接受丰富的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可以借古鉴今。我很有所得，所以今天给大家讲讲，希望大家也看看。……

在对孟子的话作出解释后，周恩来恳切地告诉东北地区的军工干部和地方领导人：

当前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最困难的时候也还没有过去。

现在看，阶级敌人还好打一点，自然敌人就难一点。“大跃进”是我们这一代搞的，有很大的成绩，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决不留给后一代，应该有此信心。……

经过多次听取汇报，周恩来对东北三省的基本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接下来的时间，他决定下到基层去调查。

下基层的第一站，周恩来选择了东北的特大型企业——鞍山钢铁公司。

6月12日，周恩来赴鞍山。作为总理，为避免下基层形成前呼后拥的局面，临行前他嘱咐有关人员：“要轻车简从，尽量减少车辆和随行人员。”

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来过鞍山，那年他来到这里时，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这样一个设想：准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比日伪时期最高年产量翻一番。周恩来当时大加称赞：“你们干得好！就是要跳出日本人的圈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增加新钢种，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还叮嘱厂领导：“要永远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事隔6年，周恩来又到鞍钢。可这次来，面临的却是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鞍钢也受到影响。周恩来的心情是沉重的。

到达鞍钢后，周恩来便得知接待人员已经安排他住新建的宾馆，他断然拒绝：“你们这个楼盖得这样好，可全国还有许多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他执意要他们换一个普通房间。当他在鞍钢冷轧厂看到建设中的一米二轧机由于苏联不履行合同，再加上中方经济困难，正停工待料时，便感叹地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面，该有多好啊！”为此他鼓励大家：一定要自力更生、打破封锁。（根据这一指导方针，经过工人们的努力，鞍钢于1964年独立自主地把一米二大轧机建成投产。）

中午吃饭时，服务员为周恩来等人做了四菜一汤，周恩来走进餐厅后，亲自端下去两个菜，并特意交代说：“留着下顿热热吃。”吃完午饭，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周恩来走访了住地的厨房、传达室、服务员休息室、医务室、理发室、小卖店等处，向群众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一天的参观结束后，周恩来利用晚上的时间与鞍钢负责人谈话，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谈完话已经比较晚了，他又马不停蹄地返回了沈阳。

6月13日，沈阳的天空下起了雨。工作人员提出是不是取消原先的参观计划。周恩来仍坚持要出门。上午，他冒雨来到沈阳拖拉机厂。在这个厂，他仔细地询问了拖拉机的质量、农民是否欢迎及农具配备情况等。问完后，他要求厂技术科整理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并说：“要核实好，一台拖拉机需要多少钢铁，尤其是铜。”就要离开拖拉机厂时，他再次坚持与工厂职工一起在雨中步行，直到走出厂门，才上车与工人们告别。下午，他继续冒雨参观了沈阳的松陵机械厂（飞机厂）。在厂里，他向工人王传康询问了工人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从工人师傅们口中了解实情。当有的工人不忍心让64岁的周恩来在雨中行走，主动过来为他撑伞时，他多次拒绝。

经过两天的参观，周恩来对辽宁的城市和工业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6月14日，他先后约同来的中央各部部长和东北局、东北三省负责人商谈下一步的工作，对东北如何搞好工业调整、减少城镇人口、节约粮食、发展林业、搞好市场和清仓核资等提出了更详细的意见。

在当年学习、生活过的辽宁铁岭，周恩来有意向小孩子暴露自己的身份，“你认识我不？”“认识，你是周恩来！”老百姓感觉，有总理在身边，困难只是暂时的。到达吉林长春后，周恩来专挑了几个“龙头”企业：一汽、长拖、长影……

6月15日，周恩来赴铁岭县，开始进行农村问题的调查。

铁岭，是周恩来少年时期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到沈阳（即当时的“奉天府”）投奔伯父时，由于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他便随三堂伯周贻谦转赴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市），进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那时的东北，是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也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刚刚在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名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周恩来刚到东北那年，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更使东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组织起来，为拯救中国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初到东北的周恩来，油然升起了满腔的爱国激情……铁岭，应该说是周恩来最早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之一。

52年后，周恩来再次来到铁岭。这次虽然与52年前大不一样，中国的地位和国家的性质已经完全变了，人民已经翻身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了，周恩来也已是国家的总理，但是，再到铁岭的周恩来，脑海中依然带着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而铁岭人民给他留下的，依然是一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志气。

到达铁岭的当天，周恩来便来到平顶堡公社地运所大队，召集社员开座谈会。在他的鼓励下，社员们在座谈会上谈了当前农村的实际困难，大到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小到生产用的铁锨、农田鞋短缺等，社员们都坦诚相告。这些情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仔细地询问社员们的生活、生产情况后表示：“我一定把大家的心意转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并说：“困难是暂时的，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他深入到社员家中访问，仔细地问了社员家里有多少人口，还数了数被格上有几床被子，看看铺盖够不够。看到铁岭人民，周恩来感觉格外亲切。当他从一户社员家出来的时候，见门口正围着一帮小孩，便俯下身去，与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开玩笑说：“你认识我不？”小男孩瞪着天真的大眼睛说：“认识，你是周恩来！”周恩来抚摸着小朋友的头顶，爽朗地大笑起来，连声说：“对，对！这回我也认识你啦！”两人的对话，引来周围的人一阵欢笑，铁岭人顿时也有了一种亲人回老家的感觉。他们知道，有总理过问，有总理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困难只是暂时的，一定能够克服！

在铁岭，周恩来还走到田间，和社员一边拔草一边交谈。他鼓励大家：“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生活还有困难，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过横垄的时候，周恩来大声地提醒随行人员：“要走垄沟啊，别踩伤了小苗！”

铁岭人民多么希望周恩来在这里多留一些时间，可他还得赶回沈阳，因为当天下午还要到沈阳火车站去迎接途经这里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下午，周恩来与邓颖超抽空一起登上了铁岭的龙首山，这里是周恩来当年在铁岭读书时经常去的地方。在龙首山上，他回忆了少年时期在铁岭的读书生活……

离开铁岭前，周恩来与铁岭县委负责人谈了话，就如何带领铁岭人民克服困难并改变铁岭面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赶回沈阳后，他设宴款待了朝鲜客人们，并进行了交谈。当晚，周恩来结束了在辽宁的活动，离开沈阳赴长春。

这次赴吉林省，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第一次到吉林省是在1950年2月28日，当时他陪同首次成功访问苏联的毛泽东主席归国，路过长春。他们在长春停留期间，听取了长春市党政领导汇报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情况。那时候的长春人民，正在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当天在长春视察时，市区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年初，当我国决定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时，针对当时人们在厂址选择上的争论，周恩来当即指示：第一汽车制造厂可以设在长春附近。这一重大决定，对长春市、吉林省以至全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53年3月，由周恩来呈送毛泽东批准，将我国自己制造的汽车命名为“解放”牌。中国的汽车工业进入了扬眉吐气的岁月。1958年5月，当“一汽人”又把“东风”牌轿车送到中南海怀仁堂时，周恩来再次指示：“在汽车制造上我们要独立自主搞设计，自力更生搞建设，不要依赖外国。”

时隔多年，周恩来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又一次来到长春，作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吉林省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困难，再加上苏联撕毁援助中国的合同、撤退专家后带来的不利影响，给吉林省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到达长春后，周恩来首选参观的，就是我国的大型企业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春拖拉机制造厂。

6月16日，周恩来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视察。一进厂，他直奔车间，先后走了铸造、发动机、车身、总装四个分厂，到发动机分厂时，陪同的省、市领导怕周恩来累着，安排他在这里稍事休息，周恩来为了赶时间，婉言谢绝了。他边看、边走、边与工人们交谈，与满手沾着油污的工人握手，从工人的生产情况到生活、学习、思想等情况他都问到了。他鼓励工厂的干部职工：“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是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中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在视察总装配线时，陪同的人请周恩来坐坐中国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他欣然同意。他亲手开门上车，正在驾驶室的司机杨春余见周总理要上车，赶紧摘下帽子去擦座垫上的灰尘，周恩来连忙制止并亲热地对杨春余说：“请戴上帽子开车。”第一次见到总理的杨春余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没想到周总理如此平易近人。周恩来坐上杨师傅的车，行车中，周恩来勉励杨春余说：“你们厂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个汽车厂，你们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代汽车工人。汽车厂不光要出车，还要出人才，今后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多出车，出好车，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车停下来后，周恩来伸出双手，紧握住杨师傅的手表示感谢。随后，周恩来打开车门，站在脚踏板上，双手叉腰，以自豪的语气对在场的人说：“我坐上了我们自己的解放牌汽车了！”

在一汽，他还鼓励干部职工：“对符合科学的管理制度还要承认、尊重；对外国设计的生产线要加以改造。”听了厂里汇报汽车生产任务后，他说：“工厂除了生产汽车外，同时还要有两个任务，一个叫支援农业；一个叫支援国防。此外，还要担负援外任务。”

在东北，面临停产下马的企业很多，按国家要求，不符合条件、盲目建设的那些企业，该停就停，该关就关，该合并就合并，该转产就转产，该下马的就得下马，否则只能走进死胡同。但是，在具体的处理措施上，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在关、停、并、转后不给予工人们出路。周恩来在视察中向当地的负责人详细地交代了中央的政策。

6月16日这天，周恩来还来到长春拖拉机制造厂视察。这个厂的一些项目正面临着停建下马的困境，工人们深切地担心着工厂的命运。周恩来听取厂领导汇报后，又到车间视察，鉴于长拖厂的特殊性，周恩来当场嘱咐随同前来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兄弟工厂的领导说：“一定要及时帮助拖拉机厂解决发展中的困难。”他又勉励工人：虽然有的项目不得不下马了，但我们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多生产拖拉机，生产好拖拉机，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做贡献。

6月17日，周恩来来到了我国电影行业的“龙头”企业——长春电影制片厂。在长影厂，他看了录音车间、洗印车间，还看了正在录音的故事影片。当他发现音乐声音太大，压过了人物的对话时，对创作人员说：“电影音乐不能喧宾夺主，要突出人物形象和语言。”在座谈中，周恩来强调：影片要突出主题。还说：“你们作为电影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努力为工农兵服务。”听了周恩来所谈的一些意见，电影工作者感叹：虽然周恩来不是搞电影的，但谈出来的意见却处处体现了行家的风格！

从长影厂出来，周恩来还参观了合成纤维厂。

在长春，周恩来待了两天，听取吉林省党政负责人汇报工作，并详细研究了如何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等问题。经过对大型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解和剖析，周恩来对如何克服困难，心中有了一些底。

在黑龙江，周恩来告诫大家：“我们要相信群众，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深夜，他赶往大庆油田，到那后便称：“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当他再度进入吉林时，直奔少数民族聚居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6月17日下午，周恩来离开长春，前往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

当周恩来来到黑龙江的时候，黑龙江的经济也与全国一样面临严重的困难。这里有许多大型企业当初是苏联援建的，自从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了所有的技术资料和停止供应设备后，给黑龙江的重点建设工程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而这几年的天灾人祸，对黑龙江的经济困难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是东北面临的普遍问题，周恩来深知这一情况。

在抵达哈尔滨后的两天里，周恩来连续参观了这里的炮弹厂、轻合金加工厂、飞机修理厂和哈尔滨发电厂等重点企业。他以坚定的语气对这些大型企业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们说：“我们中国人要有志气，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现在苏联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6月18日，周恩来来到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因为农业机械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对农业机械化问题也特别关心。他得知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设计了垄作七铧犁，很感兴趣。到研究所后，他首先观看了“犁后喘”的表演。表演开始时，七名工人扶着犁杖，紧张地跟在开动的拖拉机后面打垄。此时烈日当头，土壤干燥，在拖拉机和犁铧的后面，扬起了许多的尘土，扶犁的人汗流浃背，苦不堪言。周恩来跟出了80多米后，让拖拉机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说：“这样干贫下中农太吃力了，又累又吃土，质量还不好，一定要解决‘犁后喘’的问题。”紧接着，他又观看了垄作七铧犁表演。他再次跟在拖拉机后面仔细观察。当看到垄作七铧犁代替了“犁后喘”，大大减轻了贫下中农的劳动强度，并且质量好、效率高时，他非常高兴地称赞道：“这个好，应当多生产，解决‘犁后喘’。”

6月19日，周恩来召集中共黑龙江省委负责人开会。在听取他们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讲了自己在参观中发现的一些问题。黑龙江省委的负责同志听后非常紧张，出了身冷汗。他们这才体会到，总理这次来东北，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看来在一些问题上不动真格的是不行了。周恩来的讲话，毫不护短，在讲到精简工作和艰苦奋斗等问题时说：

今年下半年抓住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项工作，是克服困难的一条基本出路。下去做调查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检讨上级机关的错误，对“不自觉地造成一个特殊阶层”的错误，要自己克服，不要给后代留尾巴了。

讲到农业机械问题，周恩来断然说：

不能跟着苏联搞大型的农业机械，而要大、中、小结合，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基础。

针对黑龙江省在困难时期却花费2000万元修建了北方大厦一事，周恩来严肃地提出了批评，他不客气地说：

这几年我们占老百姓地，拆老百姓房，应引为教训。

6月19日晚，周恩来离开哈尔滨，赴齐齐哈尔市市郊的富拉尔基。这里以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闻名，来黑龙江，不看这里似乎是不全面的。到富拉尔基后，他便视察了这里的重型机械厂和特殊钢厂。

在富拉尔基期间，周恩来以肺腑之言谆谆告诫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要相信群众，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

参观完富拉尔基，周恩来当天又赶赴齐齐哈尔。在齐齐哈尔，他白天参观，晚上听取汇报。

在这里，他见到了专程从大庆油田赶来的余秋里和康世恩，他俩是来接周恩来一行去大庆的。当晚，他们一同赶往大庆。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听取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有关情况汇报，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1点多钟。陪同的人见时间太晚，劝周恩来休息，他却笑笑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这一夜，他又是几乎没有休息。到达大庆时，已是6月21日上午。

这是他第一次到大庆视察。这片地方原来叫萨尔图，自从探明有丰富的石油蕴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开发大庆油田”的英明决策。作为总理和决策者之一，周恩来是积极支持开发大庆、大力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的。当周恩来来到大庆的时候，这里正处在艰苦创业、进行石油会战的时期，大庆的全体干部群众为了抛掉“贫油国”的帽子，住牛棚、干打垒，以5两粮加野菜保一日三餐，进行着艰苦的油田开发建设，为把大庆建设成为中国的石油化工基地而流血流汗。

10点30分，当列车缓缓开进萨尔图车站时，周恩来看到，一面是千里油田、碧空如洗、芳草萋萋的景象，另一面是石油部组织的大庆会战大军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场面。周恩来敏捷地走下列车，与在站台上迎接的会战指挥部负责人和干部群众紧紧握手，他动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心，有共和国总理亲自前来看望，大家表示：不辛苦；辛苦也是值得的。他们请周恩来先休息一下再到下面去视察，周恩来赶紧说：“时间不多，要抓紧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恩来接见了石油部在大庆参加会战的工程技术干部和专家教授后，来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看到石油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周恩来深受感染，他不由得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猛擦，周恩来抢先一步，主动上前紧握住钻工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工人拉家常：“多大年纪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作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耐心倾听大家的回答，不时点点头，谈到有趣处还发出爽朗的笑声。当他听说我国自行生产的钻机性能还不错时，非常高兴，一再鼓励大家要再接再厉，多打井，打好井。

在钻井队，他看到一位柴油机司机坚守岗位不能站到近前，便马上从司钻操作处很窄的地方挤过去，一把握住这位司机那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边握边谈，久久没有松开。快要离开井队时，周恩来听说钻井工人想和他合影留念，便愉快地答应了。他把工人们叫了过来，伸出两个胳膊，搭在身边的两位老工人的肩上，让摄影师拍下了难忘的镜头。

离开钻井队，周恩来又来到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北二注水站。在这个注水站的墙上，他看到了贴在那里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便仔细地端详起来，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当他发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绘图时间时，嘱咐道：“要把时间标上。”一旁的邓颖超也补充说：“记上日期，别人看着明显。”周恩来对化验员意味深长地说：“对整个大庆而言，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岗位，但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

从泵房出来，陪同人员示意说：“总理，时间不短了。”周恩来却说：“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接着他又来到附近的职工宿舍、食堂，想实际了解一下大家在大庆的生活怎么样。走进食堂，他边和炊事员握手、问候，边拿起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红高粱米粥，又亲口尝了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他深知大庆的职工们生活的艰辛，便体贴地对炊事员说：“你们很辛苦啊！”当炊事员说“不辛苦”时，周恩来喉咙哽了下，为有这样的职工而感动。随后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大声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脖子要债，我们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对总理的理解和鼓励，在场的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从食堂出来，周恩来一回身发现200米外一位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朝“地窝子”走过去。陪同的人一看，那里哪是总理去的地方啊，赶紧劝周恩来不要下去。周恩来却一个劲地向前走。一位住在里面的家属又激动又担心，她对周恩来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周恩来坚持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他弯腰走进“地窝子”。在“地窝子”里，他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炕上刚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这时，照相机留下了总理走进“地窝子”的难忘镜头。

在这次视察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大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肯定了大庆按科学态度办事，注意充分搜集和掌握各种相关资料的做法。对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等做法也很赞赏。他热情地对有关负责人说：“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之后，他又把这一经验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一概括，成为大庆矿区的建设方针。

“周总理来到咱大庆啦！”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油田上传开。当晚周恩来就要离开大庆时，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萨尔图车站，秩序井然地为总理送行。在余秋里等人的陪同下，周恩来上了火车，见大家仍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他又再次走下火车，频频向群众挥手告别，并说：“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大庆的石油工人记住了周总理的这句话。后来周恩来的确没让他们失望，在20世纪60年代，共和国总理的身影又多次出现在大庆油田。

火车离开大庆，在夜色中逐渐驶离黑龙江省，再次向吉林省的东部开去。车窗外一片漆黑，路还很远。而车厢里，周恩来仍在与同行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农垦部部长王震和农业机械部的一位副部长等人谈话，研究东北的农业恢复问题。

6月22日，火车终于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的火车站停了下来。下火车后，周恩来顾不上休息，径直来到延边农机厂参观。在农机厂，当听说生产一副五铧犁需要一吨半钢材时，他鼓励说：“能不能改革？要大胆设想，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来支援农业。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周恩来告诉大家，在国家钢材和其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工厂的生产要多在技术革新上下功夫。随后，他又来到延边大学和延边医学院参观。在延边大学，他走进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和学习进展等情况。他摸摸学生的被子，看看他们睡的床是否舒服。为保证学生们的视力，他还检查了灯泡的亮度够不够。征得学生同意，他又翻阅了学生记的笔记。在延边医学院，他详细地察看了实验设备，还到教室亲自听教师授课……

在延边视察了一天后，第二天周恩来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延吉市的负责人谈工作，谈得更多的，是如何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如何使延边的农业走出困境等问题。

延边是个美丽的地方，山清水秀，但如果不注意环境保护，不久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给子孙留下后患；像经济建设一样，如果不注意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单纯追求高速度，就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制裁。因此在召集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常委会议时，周恩来明确地指出：“军队修工事、修营房、修公路、开荒、打靶五件事，都要保护好森林。城镇人口太多，要让职工家属搞农业，这是一条出路。”

6月23日，周恩来前去延边农学院视察。在路上，他看到有的山上还没有绿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千万要保护好森林，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森林保护不好，子孙后代要骂我们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修水库要好好勘查，切实计算一下，提个计划，一个一个地搞。”他还叮嘱有关人员：“要与农民商量如何搞好水土保持的问题。”“要挖沟栽树，治山治水。”他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延边要修好安图水库和亚东水库。治山治水要有个规划，在山坡地开荒，要保留一部分沟渠，防止水土流失。”

在延边农学院，他察看实验田和果树苗圃，当看见学生正在劳动时，赞扬说：“学习和劳动相结合好，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解决实际问题，用得上。”在听了关于建校的汇报后，他说：“你们要继续把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更多地培育出适合当地种植的苹果树苗和梨树苗，栽遍沟坡山岭。”还交代说：“校办农场要搞好，要起到示范作用。”

鉴于“大跃进”以来过分工业化，使得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失调的经验教训，在延边，周恩来一再叮嘱自治州的领导同志：要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一定要抓好农业，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要注意研究工农业关系。

这天，周恩来还冒雨来到延吉市长白公社新丰大队，走进朝鲜族社员金再洙家。按朝鲜族的习惯，他一进屋就脱鞋上炕，盘腿要坐下。主人拿出花坐垫请总理坐，周恩来摆摆手表示不用，翻译告诉他这是朝鲜族招待尊贵客人时的风俗习惯，客人不坐，会使主人扫兴的。周恩来这才笑着：“尊重，尊重。”周恩来接过花坐垫坐下，与大家攀谈起来。他关心地问：“你们经常学习吗？是用汉文学习，还是用朝鲜族文学习？”大家回答说：“用朝鲜族文学习。”周恩来又问，队里有多少土地、人口？水稻产量有多高？黄牛饲养得怎样？养不养猪？粮食够不够吃、柴够不够烧……一连串的问题，看起来是小事，其实在周恩来心目中，这些都是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事，为的是了解困难时期基层群众的实情，给党中央决策提供依据，他从生产到生活的每个环节都问到了……

直到晚上，周恩来一行才乘火车离开延吉市，前往吉林市。当火车到达吉林市时，正是深夜。市委负责人请周恩来等人到宾馆休息，但周恩来为了不打扰吉林市的干部和群众，决定天亮后再下车，他说：“夜深了，不要惊动同志们了！”他在火车上度过了后半夜，第二天清晨，又在火车上吃过早饭，就直接去丰满发电厂视察了。在视察途中，周恩来看到地里的庄稼有些打蔫，担心地说：“这里旱情不轻呵！”他嘱咐同去的地方领导人要发动群众搞好抗旱。晚上，在参加吉林市宾馆举行的晚会时，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听到雨声，周恩来离开座位，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伸手去试了试雨下得有多大，然后兴奋地对市、县的负责人说：“这雨能解除旱情吧？”随后又交代：“下了雨也别放松抗旱，这样你们的庄稼就有希望了。”

6月24日下午，周恩来还参观了吉林化肥厂。在厂里，他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努力发展化肥生产，为战胜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多作贡献。”他来到压缩车间，详细询问合成氨生产工艺流程，设备状况。当听说有一台压缩机是我国自己制造的时候，周恩来非常感兴趣，立即问道：“是哪一台？”随后走到国产的9号压缩机旁，仔细观看，并同操作工人亲切地握手交谈。他还关心地问：“农民喜欢用硫铵还是硝铵？硫酸是不是对土地没有好处？除硫铵、硝铵以外，还能不能生产其他高效氮肥？”他几次强调：“不要让二氧化碳白白放空。”当听到工人们提出用氨和二氧化碳做尿素的合理化建议时，周恩来热情地赞扬说：“造尿素这个意见很好啊！”他还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一起探讨了如何扩建、搞综合利用、生产高效氮肥尿素的规划。他询问：“还需要多少投资？”“还需要多少煤？”“还需要什么设备？”最后嘱咐随行的工作人员记下，以便回去帮助解决。在车间，周恩来又与许多工人交谈，并详细地询问：“你是什么地方人？”“哪年入厂的？”“几级工？”“一个月工资多少？”“吃饭花多少钱？”“生活费用够不够？”“操作条件怎么样？”“累不累？”……当他来到合成车间闻到空气中有氨的气味时，立即问厂里的负责人：“空气中氨的允许浓度是多少？”“应该多送进些新鲜空气来。”他还亲自到通风口前用手试了一下风量。随同视察的人们很惊异：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怎么知道那么多的专业知识！

在两次进出吉林的日子里，周恩来白天深入到工厂、机关、学校、农村，视察参观，听取汇报，和群众交谈，接待各方面的人，了解下情；晚间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常常是翌日两三点钟才休息。在东北的每一天，他几乎都是这样度过的。

6月25日，就要结束此次东北之行了，为了节省时间，周恩来乘飞机抵达沈阳。

在东北近1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他再三表示：“全国人民都在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们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建议：抽调足够的人员组成调查组，立即开赴全国乡村进行调查。

自5月28日从北京出发，周恩来在东北进行了近1个月的工作。这次在特殊的形势下来东北，他心里非常清楚，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破坏，农业的恢复至少要3到5年的工夫，而工业的恢复亦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以身作则，他在东北期间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也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刚到达辽宁时，为了便于在基层工作且不增加当地的麻烦，周恩来自带了一套行李，有一床战争年代就开始用的毯子，一床薄薄的旧军被，枕巾已磨得断丝透亮，还有一条用旧毛巾重新对折起来的擦脸巾。他的衣服更是特别，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外衣，底边是放过的；一件毛边了的白衬衣，领子上还缀着补丁；一条膝盖上补着补丁却干干净净的旧衬裤；最好的，要数那一件接待外宾穿的“礼服”，但就是这件“礼服”，上衣的后部也有一处是刮破且用线织补上的。难怪有人建议：“总理，你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周恩来却笑着回答：“这就挺好啦。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

到沈阳刚刚住下，周恩来就对管生活的同志交代：“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我们这次到东北，有几样东西不能吃，包括鸡、鱼、肉、蛋、木耳、海米等，肉制品也不行。每顿饭的伙食标准不能超过五角钱，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希望你们配合。”这样，在东北期间，周恩来都严格按照自己的规定饮食。当工作人员试图想办法给他改善一下时，他再三表示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们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在辽宁的18天里，周恩来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有一次接待外宾后，随行人员给周恩来沏了公家的茶，周恩来发现后立即付了款，但服务员坚持不收。周恩来解释说：“现在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更需要我们带头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最后他还是用自己从北京带来的茶叶补上了。

这种对自己的苛刻要求，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在沈阳期间，他有一次抽空想回到自己少年时期就读过的东关模范学校（已改为沈阳市第六中学）参观，可他却硬要坚持自费坐车去。

在长春和哈尔滨，周恩来也同样如此。长春的服务人员曾在早餐时给周恩来炸了几根油条，当周恩来在餐桌上看到油条的时候，用责备的口气说：“做这东西多费油啊。”接着他询问了这里每人每月供应几两油，计算了炸一次油条要用多少油，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能搞特殊，我们国家还很穷，要精打细算，学会过日子，将来形势好了，仍然要勤俭节约，有了油也不能一顿吃完。”他还说：“我们大家都要节衣缩食，来克服现在的暂时困难。”他点名要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地瓜粉，早晨冲着喝；一个是高粱米，保证每天吃一顿粗粮。有人担心不好消化，周恩来却说：“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在哈尔滨，服务人员在周恩来住的房间里准备了沙发床，铺上了新的毛毯，放上了新的缎被。目的是让总理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能够休息得好一点。可周恩来没有使用这些东西，而是每天睡在硬板床上，用的仍是自带的旧行李……

6月26日，经过29天的奔波，周恩来终于返抵北京。

东北之行，周恩来感触极深。对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对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困难，他心中更有数了。

通过这次东北之行，周恩来对如何深入实际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如何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何克服主观主义、真正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东北期间，周恩来曾就调查工作指出：下去不仅要调查，还要解决问题，摸出解决问题的经验。回京以后，他除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东北工农业等各方面情况和调整工作进展外，还向中央提出：为了解全国各省县以下吃商品粮和吃机动粮的人口的情况，建议中央从党、政、民三方面抽调足够的人员，组成调查组，分赴各地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很快决定从上述部门抽调100多人，成立45个调查组，立即开赴全国乡村进行调查。

7月12日，在中央机关下乡调查组出发之前，周恩来给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专门作了一次动员报告。

在报告会上，周恩来明确交代：

中央调查组的任务，第一是深入调查，第二是反映情况，第三是提出意见。

根据自己下基层的亲身体会，他提出要求：

深入到基层去的时间要长一点，起码3个月或者更长；也不要搞特殊化，生活要艰苦一点，处理事情要更慎重一点。要抱着学习的态度，然后调查研究，然后反映情况，然后逐步提出意见。生活上不能随波逐流，但也不能与当地格格不入。就得采取辩证的态度，原则性、灵活性这两方面都要注意。

为了让调查组在调研过程中加以注意，他还向大家点明了我国目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十个问题：（一）农业问题，这是当前的一个中心问题；（二）国家如何支援农业；（三）粮食问题；（四）财政金融问题；（五）市场问题；（六）精简问题；（七）调整问题；（八）清仓核资问题；（九）体制问题；（十）干部作风问题。

东北，又一次在周恩来的思想深处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从东北回京后，尽管由于毛泽东对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有不同看法，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内不久就迎来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认识转向。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求实的领导人在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方面，却越来越清醒了。正如周恩来这年年底在全国棉花集中产区县级干部会议上所说的：

过去我们总说成绩是主要的，三面红旗要高高举起；但还要看到我们对棉花生产领导中的三个缺点：一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二是“瞎指挥，不实事求是，不注意抓重点”；三是“没有运用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的领导方法”。

做领导工作的，不能只是简简单单地加加减减。领导工作，应该是观察形势，全面调查，作出正确的结论。领导干部必须实事求是。

在领导方法上，一般号召不行，要有具体指导。由一般化转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具体抓中心，是增产棉花和做好其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

从棉花工作引申到其他一切工作，无论在思想方法还是在工作方法上，周恩来都更加求实了。

28 接到班禅“七万言书”的前前后后

1962年，是一个多事之秋。班禅向周恩来写了一个“七万言书”，周恩来评价：“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

1962年，藏传佛教的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又一次成为中国政治舆论的焦点。

5月18日，第十世班禅向国家总理周恩来递送了一份后来被人们称作“七万言书”的报告。此后，人们谈及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总要与他1962年写的，以致后来20多年间一直背了黑锅的“七万言书”相联系。而班禅谈及自己的这段历史，又总要与他的“敬爱的周总理”密不可分。当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它留给后人的是众多的遗憾和深深的沉思……

“我从幼年起一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教育、培养和关怀”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又称贡布才旦，1938年2月19日，诞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系第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当1949年6月李宗仁代总统代表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批准宫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于金瓶掣签，并派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于8月10日在塔尔寺主持坐床大典时，第十世班禅便面临着是留在大陆还是随国民党一起去台湾的重大抉择。在国民党方面玩弄的“和谈”阴谋破产以后，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国民党军的一道道防线，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展现在人民的面前。此时的班禅，不满12岁，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班禅毅然率领堪布会议厅全体成员留在大陆，9月5日，迎来了西宁解放，并与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取得联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立即指定在塔尔寺的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詹东·计晋美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义，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拥护中央人民政府。

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爱国统一的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团结而奋斗”。从这时起，班禅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

班禅后来说：我从10岁开始参加政务活动，十一二岁就有了自己的见解，不会随声附和，更不会任人摆布。这话指的就是上述之事。

尔后，班禅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座上宾。38年后的1987年，班禅曾在日喀则谈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毛泽东眼中和中央的地位，他说：“那时，我是个‘小鬼’，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宠爱，可以说是他的宠儿，他对我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一前提，是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秉笔直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1年初，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达赖，欢迎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同时，中央特别邀请班禅来北京，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计。1951年4月27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率领堪厅的僧俗官员一行45人，第一次抵达北京，实现了亲自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的愿望。其时，这位少年活佛刚满13岁。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款待班禅一行，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总理。在这之前，班禅曾听长期在内地生活、并担任班禅驻重庆（后又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南京）办事处处长的詹东·计晋美介绍过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的情况，对周恩来的杰出才能和高尚人品有所了解。初次见面，周恩来虽然已经年过半百，双方年龄和经历、信仰悬殊极大，但周恩来以他那让世人为之倾倒的特有的谦逊和真诚接待了班禅。班禅虽然年少，但由于从小受到经师的指点，懂得礼仪，因此显得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双方进行了十分融洽的长时间交谈。这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班禅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伟人，既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又是自己最可以信赖的导师和长辈。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会见之后，周恩来要求有关人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厅主要成员的意见。因此，不久达成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凝聚了班禅等人的智慧。

首次进京，奠定了周恩来与第十世班禅之间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基础。从这时起，班禅暗下决心：为了听懂总理的讲话，我也要好好学习汉语。随后，中央护送第十世班禅返藏的重大事宜，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完成的。11年以后，班禅把“七万言书”直接通过周恩来转交中央，是与这种个人友谊有密切关系的。与周恩来的交往、倾谈，对班禅一生的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

1954年9月，无论是对于全国人民，还是对于西藏地方的政治生活，都是一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岁月。此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达赖和班禅同时当选为人大代表，又同赴北京开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规格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和朱德偕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全国政协、全国妇联、北京市党政军等各级负责人以及民族界、宗教界人士共800多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两位西藏地方领袖。次日，朱德、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宴会，欢迎达赖和班禅。席间，班禅在祝酒词中说：“承蒙中央各位首长对我们热烈欢迎与设宴招待，这是我们深为感激的。现在我以最兴奋愉快的心情，向各位首长致以恳切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为各民族大团结而干杯！为朱副主席、周总理及各位首长的健康干杯！”对班禅等人在京期间的一切活动，包括饮、食、住、行各方面，周恩来都亲自作出周到的安排。会上，班禅当选为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同年，又在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时年16岁，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协内部，班禅与周恩来主席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同事关系”，他得到毛泽东名誉主席和周恩来主席更多、更直接的关怀。

1955年3月9日，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西藏，并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和班禅之间的悬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决定》（任命达赖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班禅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两份文件，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又规划了西藏自治区的发展蓝图，又一次成为连接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达赖、班禅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团结的纽带。为此，周恩来曾经做过众多的、细致的工作。文件通过的次日，达赖、班禅等人离京返藏，周恩来再次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此时，周恩来与班禅之间已建立了既是友好合作的同事，又是情谊深厚的朋友的密切关系。正因如此，当1956年11月至1957年初达赖和班禅应印度政府之邀，参加佛事活动时，班禅能够以祖国统一和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摆脱叛国分子的纠缠。其间，周恩来正在印度访问，他多次与达赖和班禅谈话，并代表毛泽东对达赖说：“西藏的工作要靠你和班禅做主，班禅帮助你，你们互相商量，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周恩来充分信任和尊重班禅，班禅也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按照中央的安排办事，决不会受外界影响。对于刚刚成年（时年19岁）的班禅来说，第一次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就能不为当时的复杂环境所左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周恩来的谈话和信任，对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班禅在印度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由于有了班禅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这种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友好合作、亲密交往的关系，所以，他才坚持直接给他信任的周恩来和党中央写出书面意见。这一原因，班禅在重新出来工作后提及过。他在1982年7月17日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是在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的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这种“特殊深厚的感情”，最突出地体现在他与周恩来之间。这就是“七万言书”的标题上唯独出现周恩来个人名字的原因。

“这意见书，完全是我亲手书写”

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或不完全是按照人们的设想进行的。在中央关于和平改革的方针指导下，从1955年下半年起，四川、甘肃、青海等藏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是，一开始，改革的意图、措施、办法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有的地方也采取了一些“左”的、粗暴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再加上少数叛乱分子的唆使，一些藏族群众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红汉人”的侵犯，各地不断出现武装叛乱。195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讨论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会后，周恩来亲自出面召集在京的民族界、宗教界有关上层人士，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周恩来指出：藏区和彝区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有关改革的一切问题，都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去进行；对藏区的寺庙，我们应采取更慎重的态度，从来没有人主张不尊重兄弟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任何事情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周恩来还提出：对于目前还在山上的叛乱武装，解决的办法是“停战”。

然而，由于地方各级干部中间“左”的思想作祟和一些地区少数叛乱分子煽动、破坏，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叛乱尚未彻底平息，而新的矛盾又产生出来。为解决这些矛盾，周恩来忧心如焚，他不断地指示、责成有关方面去迅速解决，做了大量的工作。1957年6月14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52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个别少数民族地区饿死人的问题。他指出：“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国家的制度之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都是不容许的。”他特别强调：“我们对人民负责。”

但是，中央的精神并没有被完全贯彻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而一些地区的叛乱分子也并未停止活动。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在拉萨举行武装叛乱，达赖逃离拉萨。3月20日，周恩来发布命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讨伐叛国集团，叛乱被迅速平息。3月28日，周恩来再次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为筹委会代主任。

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改变了原来决定的在西藏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在平息拉萨叛乱的同时，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这份文件中提出：“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决定西藏采取“边打边改”的方针，逐步推行民主改革运动。

班禅对平叛和民主改革是积极拥护的。周恩来发布命令的次日，班禅立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4月，班禅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和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拥护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议结束后，班禅立即返回西藏，主持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并领导西藏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他参与领导制定的一系列文件，大大地推动了西藏的民主化进程。对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充分的肯定。同年10月班禅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周恩来、朱德特地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欢迎，祝贺平叛和民主改革取得的成绩。

但是，在庆贺成绩的同时，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也逐渐在藏区滋生出来。班禅参加完庆典后，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一道，赴各地参观访问。在访问过程中，了解到一些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左”的、过头的做法。因此，在他心中留下了越来越多的阴影。再加上看问题角度和认识深浅的不同，他对平叛以来的成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并因此与一些地方干部发生争执，对地方干部开始产生不信任。

在班禅参观结束回京后，周恩来于1960年1月25日接见了他。周恩来听取了班禅的意见，认为：班禅大师“出发点是好的”。并指出，虽然有些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之间要有一个基本信任。互相信任，才好交换意见”，“我们之间不要有隔阂，这很重要”。周恩来历来认为，在同志、朋友和合作共事者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消除隔阂，这样才能较好地合作相处。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与班禅之间订立这样一个协定：“你不怀疑我们，我们是相互信任的。我们今后是要长期合作共事的，共同合作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班禅当即赞同说：“这个协定，我自己很喜欢。”周恩来又补充道：“以后就遵守这个诺言，有事谈清楚了好。”应该说，这一“协定”“诺言”，两年以后鼓励班禅直接上书周恩来。

以后，班禅在参加完新中国成立11周年、12周年庆典活动之后，都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陪同，到各地去参观访问。足迹遍及四川、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福建，以及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市。走时，周恩来设宴为他送行；回时，周恩来设宴为他接风洗尘。但是，这期间班禅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之间的看法出入越来越大。在藏区，他发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运动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而在平息叛乱和实行民主改革方面，以及执行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对这种失误程度的大小、范围宽窄的估计，对成绩和错误的估计，班禅与中央和地方干部都有着重大的分歧，甚至与藏区的党政领导发生意见冲突，闹得很不愉快。例如，在视察四川时，四川省委和西南局的领导向班禅介绍了甘孜和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的情况，介绍中充分肯定了平叛和民主改革以来，社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班禅对此估计很不满意，不以为然。他说：“甘孜、阿坝是开展平叛、改革最早的地区，平叛平了五六年，到现在还平息不下去。你们这里平叛扩大化现象非常严重，匪民不分，把大批劳动人民、基本群众、国家干部打成‘叛匪’。群众的生活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生产下降了，很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在改革时，大批寺院被毁坏，喇嘛被迫还俗，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他还质问四川省的有关领导：“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为什么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他觉得，地方的领导干部对藏区的情况不敢讲“真话”，自己与他们交换意见，很难像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那样坦诚相见。他极反对一些干部只看成绩，不看错误、缺点的思想方法。

在西藏，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班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并曾向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人反映过，但由于看法不一致，班禅的意见和建议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导因。

早在1960年10月至12月，班禅在李维汉等人的陪同下，参观访问四川、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期间以及回到北京后，曾与李维汉作过13次长谈。这些谈话，多少增进了些双方的了解。用班禅回京后对周恩来讲的话来说，他与李维汉“谈了日喀则地区和扎什伦布寺在改革中发生的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问题”。李维汉代表党中央耐心地听取了班禅的意见，并把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这一纪要，虽然不是班禅所书，但是，它成为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最初的框架。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这一纪要后，分别约班禅进行了交谈。196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与班禅谈话时指出：西藏的改革，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运动中出了点“左”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领导上来说，掌握得是不够的，你们回去后还要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只要不背叛祖国、压迫群众，“保守一点、慢一点，不要紧”。最后周恩来提出：今后班禅和西藏工委以至和中央领导人之间要多谈心，要成为“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可见，毛泽东、周恩来充分理解班禅的出发点，对藏区发生的问题的看法是一分为二和实事求是的，对社会改革的态度是辩证、稳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鼓励班禅纠“左”的。周恩来强调了我党对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历来采取的“慎重缓进”的方针。这次谈话，解除了班禅心中的许多顾虑。但是，班禅觉得中央领导虽然能够理解他，却不一定完全了解下面“左”倾错误的详细情况。他认为自己了解到的很多情况尚未完全吐出来，且光口头谈谈，也不会引来多大的重视。鉴于此，班禅打算写一个书面意见，全面系统地向中央报告自己的想法。但这一打算遭到堪厅主要负责人、经师和身边人员的反对。从性格上讲，班禅认准了的事，就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因此，他尽量说服了身边持反对意见的人，于1961年底开始草拟书面报告。

当1989年1月，班禅再次看到归还回来的“七万言书”手稿时，感慨地说：“这意见书，完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并说：“我要把它好好保存，作为永久的纪念。”

“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

班禅在起草书面报告的过程中，还于1962年三四月间，与来京参加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的各藏区代表进行了交谈，了解近几年来民族工作中“左”的错误。这些接触，使班禅更加感觉到藏区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在写书面报告时，班禅的汉语仍然不是很好。他先用藏文写作，到1962年5月初，藏文稿已基本写完，班禅又亲自组织人翻译成中文。

对于班禅写作书面报告一事，周恩来早有耳闻，也很关心此事。当班禅报告的汉文翻译基本结束并开始校对之际，周恩来于1962年5月18日下午，特约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详谈，并通知乌兰夫、习仲勋、李维汉、平杰三、刘春、童小鹏、张经武、张国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为的是取得广泛的协商意见。这是周恩来就书面报告一事与班禅等人的第一次会谈。

在周恩来约见前，班禅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考报告的内容、语气甚至递送的方式。得知周恩来要约见后，他更是加班加点地组织翻译、校对工作，原本想等周恩来接见时就把报告呈上，但是由于工作量大，校对工作未完，报告没有赶在5月18日这天完成。但完成后的报告标明的日期，仍为“1962年5月18日”，由此可以看出班禅对周恩来的尊敬、信赖。

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要写个书面报告给我？”班禅把书面报告的进展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接着请班禅把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看法直言相告。这次谈话，以班禅为主要发言人，阿沛也谈了一些补充意见。周恩来始终侧耳细听。听完班禅、阿沛等人的发言后，周恩来用他那善于寻求共同点和指出不同点的才能，从总体上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分析了双方意见的实质，认为：班禅和阿沛两人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11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至于在具体工作上，尤其在平叛以来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当然，对缺点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在认识上是会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则是思想问题。”周恩来的话，首先找出了双方分歧的主要点，在于对具体工作中缺点、错误的看法上，并指出这种分歧仅仅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小看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错了的应该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从一个领导政党的地位来说，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比你们更负责，更关心。”这就是说，双方的出发点和大的思路是一致的，“认识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心解决的，班禅心中的疑虑是可以解开的。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也诚恳地给班禅指出：“不是说连你说错了的也要听。说错了，要给你指出来的。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同时与班禅约定，周恩来先去东北视察，等班禅报告的汉译和校对工作全部完成，他回京仔细阅看后再谈一次。谈话结束后，周恩来一如往常地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设宴款待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双方气氛极其融洽。

这次谈话以后，班禅更是认真地对待书面报告的后期工作。汉文翻译、校对工作经过数次反复，终于在6月初定稿付印。正如班禅多次对翻译们说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我的意见报告党中央、毛主席。”

这份书面报告，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这个题目，是班禅经过反复斟酌后选定的。因为他觉得，既然是书面报告，就必须讲究形式，选择理想的送达途径。在他心目中，周恩来总理是中央领导人中，最了解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的人，也是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周恩来心胸宽广，从来都是民主作风的楷模，能听取党内外任何一种不同意见，从不以势压人；周恩来善解人意，以诚待人，是非分明。这份报告的形成，体现出他对周恩来的充分信任。

书面报告翻译成中文后，有7万多字。后来人们简称其为“七万言书”。内容共分为8个部分：

（一）关于平叛斗争；

（二）关于民主改革；

（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

（五）关于民主集中制；

（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七）关于宗教；

（八）关于民族工作。

报告主要讲了西藏的问题，也涉及其他藏族地区的问题，系统地对藏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周恩来后来看到报告，精辟地概括了主要内容和自己的基本看法：“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

周恩来所指的“八个问题”，即上述“七万言书”的8个部分中提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班禅在各地参观访问中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班禅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各藏区在民主改革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藏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和“左”的偏差，使得藏族群众和藏传佛教受到了损害。这些损害，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在藏区，群众的生活极苦，与全国水平差距极大。包括西藏在内的一些地方党政干部，民主作风不够，听不进不同意见。在民主改革中，有的干部、积极分子甚至采取了投机的做法。

周恩来所指的“五个宗教原则”，是班禅极有见地之处。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四是从事生产劳动；五是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上由政府补贴。李维汉首先听到了这五项原则，赞赏道：“这五条好。寺庙问题，还是你内行。”

在“八个问题”和“五个宗教原则”方面，班禅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与事实有出入或看法有较大分歧的，主要是周恩来所指的“七个认识”。这“七个认识”包括：一是对自治权利的认识；二是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西藏问题的认识；三是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四是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五是对叛乱原因的认识；六是对地方错误的认识；七是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简而言之，班禅认为：自治区筹委会的权力受到的限制太多；中央和藏区的一些领导干部，很少真正过问藏族的疾苦和今后的发展，“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藏族来说，是个很危险的问题”；由于不重视藏语文、藏族风俗习惯，以及在平叛扩大化中，大部分青壮年男子被逮捕关押，大有“消灭民族”之势；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衰败而濒于灭亡”，大有“消灭宗教”之势，我们藏人于心不忍；藏区错误的发生，既有地方干部工作上的问题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也有中央政策上失误方面的问题。在“七个认识”中，班禅对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言辞尖锐、激烈，带有刺激性。甚至认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是极其严重的，若不加以纠正，藏族将面临“灭族灭教”的危险，国家也将没有前途。在“七万言书”的酝酿、写作和完成过程中，班禅的情绪是非常激愤的，他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和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有关领导的矛盾日益明显，有时甚至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5月下旬，周恩来赴东北。行前特别交代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同志及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的同志，要与班禅多加协商、谈心。“七万言书”印出后，班禅分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多次召开有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领导同志张经武、张国华、王其梅、夏辅仁、阿沛、帕巴拉以及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负责人平杰三、刘春等人参加的会议，与班禅共同研究“七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商讨解决的办法。这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受周总理委托，多次去看望班禅并同他交谈。一开始，由于意见分歧较大，班禅“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但是，大家本着搞好藏区工作，促进西藏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望，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深入交谈、研究。最后，终于在7月19日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文件：

《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

《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

《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

《培养帮助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

这四个文件，充分涉及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被人风趣地称为“虽然没有流血，但却流了不少汗”的文件。习仲勋称之为“纠‘左’防急的四个好文件”。为此，周恩来称赞他们“这两个月任务完成得很好”。

周恩来从东北回京后，仔细地研究了班禅的“七万言书”，又审阅了上述四个文件。7月24日下午，周恩来再次约见班禅等人。听取班禅介绍情况后，周恩来详细地回答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从总体上，周恩来坦率地指出：在“七万言书”中，“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要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也是许可的。”周恩来还把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归纳成六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平叛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叛必平，有错必纠；在平叛中丝毫不受损害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平叛和改革中有缺点和做过头了的地方，但缺点错误的出现，不应当掩盖成绩。”

（二）关于民主改革问题。周恩来认为：应该肯定民主改革是对的，当然也应该承认有些行动搞得过早了点；对于改革中的错误和少数干部投机、言行过头等现象，必须“有错必纠”。

（三）关于群众生活问题。周恩来称赞班禅的建议是好的，并要班禅回去后继续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必须要关心最穷苦人民的生活；第二，要以西藏的水平来谈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可能与全国拉平。

（四）关于民主集中制。周恩来一方面要求班禅“首先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西藏具体说就是相信西藏工委”；另一方面，又要求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要发扬民主，多同各方面协商，听取意见”。他提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须藏、汉族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五）关于宗教问题。周恩来说：我很欣赏你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他把班禅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与自己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取名为“潘查希拉”（印地语指五项原则），还风趣地说：“政治上的‘潘查希拉’我有一份，宗教上的‘潘查希拉’是你创造的，版权归你所有。”并强调指出：“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这样干的。社会主义不存在‘消灭宗教’的问题。”

（六）关于民族问题。周恩来提醒大家：“在座的都相信，党中央是扶持民族发展的。”“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周恩来最后指出：“国家有前途，藏族有前途，个人也有前途。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政策，在于团结。”

周恩来的回答，贯穿了一分为二的观点，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的谈话，始终是亲切的、和蔼的、循循善诱的、以理服人的。班禅听完周恩来的一席话后，基本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说：“今天总理作了宝贵、坦率的指示。”周恩来谦虚地说：“我的话不一定都对，我只是在几个大的方面指出来了。哪能够都对呢，除非是不说话。”他让班禅回去后“慢慢消化”，有不同意见还可以提出来。周恩来还对谈话作了这样的总结：“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这次谈话，使班禅疑虑顿消。8月初，班禅一行返回西藏，用阿沛的话来说：“班禅大师和我们都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班禅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于8月13日至9月2日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藏工作的意见，讨论了如何贯彻4个文件精神的问题。会后成立了4个小组，分别着手贯彻，班禅专门负责宗教政策的小组。这期间，班禅心情是舒畅的，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与人民内部”

在对待班禅“七万言书”的问题上，周恩来始终认为：“班禅的事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与人民内部。对班禅、阿沛，从基本立场上看，他们是站在爱国立场上的。”他甚至对西藏工委的负责同志说：“活佛不能换。”可见，他对班禅具有基本的信任。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班禅思想认识中的错误一面。并指示中央和西藏工委的同志：对待班禅，“一要尊重职权，二遇事要取得同意，三要有等待”。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有国内的、有国际的。班禅的事也同样如此，到后来连周恩来也难以驾驭了。

自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并将阶级斗争形势严重化后，班禅的问题，也被逐渐当作阶级斗争问题处理。虽然，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曾强调，对班禅“要有正确的政策”，也“要有必要的批评”。但是，一个月以后，周恩来的这一思想便被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冲击波覆盖了。由于后来党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民族宗教领域内又越演越烈，“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论点成为指导全国民族工作的总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指明的党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正确的政策”，得不到体现；他要求的“必要的批评”，也被升级到改变了性质。班禅的“七万言书”，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全面审查自己历史的“八万言书”并提。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与班禅等人较妥善地解决了“七万言书”问题的李维汉和习仲勋，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被批判、撤职。西藏工委第六次扩大会议关于全面贯彻四个文件的精神，也由此被迫中断。班禅那刚刚平息下来的火气，再次升了起来；他与西藏工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又一次拉大了。

1962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国际上，印度军队在不断蚕食、推进方针的指导下，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大举向我国边境地区发动进攻。我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由于西藏在地理位置和宗教上，与印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少数叛乱分子不断地活动，使得班禅与西藏工委的矛盾自然地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国内方面，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也动荡不安。再加上台湾当局不断制造“反攻大陆”的沿海登陆事件，这样的客观情况，必然使人们强化敌情观念。加之当时“左”的思想作怪，人们心中“阶级斗争”这根弦越拉越紧。

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七万言书”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自然被卷进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旋涡中，由原来的“认识问题”“思想问题”逐步升级，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尽管班禅的本意、“本性”或出发点是好的，如他后来所说：“我这个人看到‘左’的错误，看到不合理现象，看到老百姓吃苦受难，从心底里感到气愤，根本坐不住。要我不讲话，或者讲好听的假话，或者闭上眼睛，我根本办不到。……看来我这个毛病改不了，我也不愿意改。这大概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尽管周恩来多次强调：班禅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的基本立场是爱国的，对班禅应采取正确的政策。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远远超出了班禅“七万言书”的本来性质，也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历史，使伟人也无能为力了。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了严厉批判，“七万言书”也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证据。班禅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职务，扣上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三顶帽子。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随后，班禅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又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对班禅这样的宗教界、民族界的头面人物的处理，周恩来是知道的。但是，自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就很难左右中国政坛上阶级斗争的动向和发展了。尤其是1964年我党作出“全国基层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领导权已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后，周恩来对“从资产阶级手中”（在西藏便是从过去的“农奴主”手中）夺权的运动内容和方向是不很清楚和不理解的。这种真实心情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更是困扰着他。但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不得不带着忧虑的心境艰难地工作；有时也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和特殊地位，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力图保护党内外一大批民族精华和杰出人物，对班禅，周恩来同样倍加关照。

就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判班禅后不久，周恩来担心班禅在西藏会发生意外事情，特意指示有关部门，让班禅离开拉萨到北京居住。1964年11月，班禅全家搬来北京。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住在已故的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里，这实际上仍然是按副委员长的待遇安排班禅。周恩来还特意交代有关部门，要照顾好班禅的生活。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中央有关部门对班禅问题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班禅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由于周恩来的极力劝阻，红卫兵也未能擅自冲击班禅。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周恩来保护干部的工作，越来越艰难，危局也越来越难以支撑。1966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人不顾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强行冲进班禅住处，把班禅押到中央民族学院。之后，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代表，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武斗行为。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后，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监护。在卫戍区，班禅无论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卫戍区领导曾告诉他：“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班禅得知：卫戍区必须向党中央负责，向周总理负责，不能让班禅出来。为此，班禅内心充满了感激。他很想见周总理，但却只能感受到总理的关怀、温暖，见不到自己尊敬的人。他在被监护期间，深深理解了周总理的困难处境。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好了一些，周恩来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了寓所。直到1968年夏天，班禅又过了一段修身养性、静心反省的生活。

1968年，班禅再次被带走，送去“隔离监护”。这次与上次不同，他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就连周恩来的关怀，也几乎被“四人帮”一伙隔断了。在10年动乱期间，周恩来始终惦记着班禅。林彪叛逃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一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相继解放。他也曾考虑了班禅出来工作的问题，因各种阻力，未能如愿。1974年3月，重病期间的周恩来又一次找来阿沛·阿旺晋美，商议促成班禅出来工作事宜。但是，不久以后“批林批孔”运动的狂潮，又使周恩来的愿望成为病榻上的遗愿。

直到1977年10月，第十世班禅才得以获释，这时，他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在狱中以至出狱后，班禅一直在反省自己“七万言书”的是是非非。他明白了周恩来当年提出的总的看法：“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对自己认识上的错误，他是清楚的。同国家的灾难和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比较，他并不感到委屈。他恢复自由后曾说：“过去我确实犯了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今后我准备好好总结一下，再给中央写个检讨报告。”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周总理早已定论的人民内部问题，却被一些人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来处理。但是，班禅坚信，“七万言书”的出发点是好的，动机是好的，周总理是理解自己的，党和国家是会对自己做出公正结论的。这种信念，使他熬过了九年多的铁窗生涯。

班禅出狱后，每逢周恩来总理的忌日（1月8日），他总要早早地起床做好祈祷的准备。然后在上午10点左右，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恭恭敬敬地为周总理献上精致的花圈（或花篮）和质地优良的洁白的哈达，寄托自己深深的哀思与怀念，为周总理的灵魂祈祷。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而且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还是自己最亲密、最崇敬的一个挚友。

1980年9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班禅与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一道，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这位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领袖，重新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班禅大师的复出，了却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复出后的班禅，也始终没有忘记周恩来的“恩情”。

1988年4月4日，班禅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自己的历史时，向全世界表露了他对周恩来的深情：

“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1989年1月7日，班禅到自己亲自创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检查、布置工作。因为两天以后，他将离京赴西藏，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伦布寺南捷开光典礼，行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安排。在佛学院的事忙完后，有人问及他第二天的安排，班禅深情地说：“明天是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念完晨经，我还要祈祷祈祷，早上不能安排别的活动。”这是一位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的杰出领袖对自己祖国的总理最感人的怀念。1月9日，清晨，班禅离京赴藏。1月28日，由于操劳过度，第十世班禅大师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29 处理“跃进号”事件

1963年，中国首航日本的万吨巨轮“跃进号”突然在济州岛附近海域沉没，是被敌人的鱼雷击中，还是触礁？周恩来定下规矩：我当总理的要抓；主要领导干部要亲临第一线，抓住关键问题不放。

196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热闹而又极不寻常的。

4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四周的鲜花和常青树把人们的心情带入了喜庆和温暖的氛围中。中华全国总工会等11个人民团体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千余名中外友人欢聚一堂，为团结，为和平，为胜利，为健康举杯共庆。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贺龙、罗瑞卿、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招待会。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情洋溢地说：感谢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支持……

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艘名为“跃进号”的巨轮，从青岛港热热闹闹地起锚了，它的目的地，是日本的门司港。这是新中国第一艘行驶中日航线的万吨远洋货轮。许多人不解其中的奥秘：中日之间并未建交，尚无外交关系，如此重要的一艘巨轮，怎么会驶往日本？

5月1日下午1时，正当人们沉浸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欢庆中时，中国第一艘开往日本的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突然在海上沉没。“跃进号”出事的消息，当天很快就报告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那里：“跃进号”因被命中三发鱼雷而沉没……陷入深深焦虑中的周恩来立即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军舰以最快速度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营救，并组织联合调查小组。随后，周恩来决定亲自前往第一线指导调查工作。

“跃进号”刚刚出港，前去采访的中国新华社记者便从青岛发出了一则电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艘行驶中日航线的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今天从青岛启航驶往日本门司港。

“跃进号”是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货轮。

这艘万吨远洋货轮是为发展中日贸易和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根据中日贸易的规定，满载着我国出口的玉米和矿产品等货物驶往日本的。

“跃进号”轮在启航之前，曾经在青岛市副市长王云九主持下举行了开航仪式。

短短150个字的电讯，刊登在5月1日的各大报纸的头版，虽不是显著位置，但却引人注目。因为“跃进号”毕竟是我国第一艘开往日本的万吨远洋货轮，所以它牵动的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心，而且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它不仅是中国远洋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新中国外贸史上的一项重要的举措。这一举措的由来，反映了中日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深刻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作了不懈的努力。然而，由于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以及中日两国长期的恩恩怨怨，再加上日本政府长期追随美国，尤其是吉田政府和岸信介政府采取了敌视中国、阻挠中日两国发展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政策，使得中日关系陷入长期的不正常状态。为推动中日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的许多有识之士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民促官、贸易先行的策略，便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实施的。

1960年6月，日本岸信介内阁下台，由池田勇人继起组阁。上台后的池田表示：“可以和中国大力开展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日关系出现了转机。

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方面态度极为明确：必须遵循中日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8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重申了中日政治三原则：

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阻碍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

同时，周恩来还明确地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

一、政府协定：由于日本政府过去不愿保证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因此，今后一切贸易协定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才有保证；二、民间合同：中国有关贸易公司同日本有关团体和人士向中国推荐的“日本友好商社”之间，既可签订个别民间合同，也可签订长期合同；三、个别照顾：按照贸易中断时的做法，对陷入困境的日本中小企业继续给予照顾。

上述原则在日本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贸易三原则尤其受到日本经济界的欢迎，一些中小企业纷纷要求同中国进行交易，不少大企业则希望在开展中日贸易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2年秋天，两位日本自由民主党的重要人物——顾问、众议院议员松村谦三和前通商产业大臣、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相继访华。根据周恩来与他们的谈话精神，双方代表起草了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11月9日，中方以廖承志为代表、日方以高碕达之助为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带有半官方性质的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及有关文件。周恩来出席了签字仪式。“备忘录”规定，从1963年至1967年作为第一个五年安排，平均年贸易额为每方各3600万英镑……

“跃进号”货轮所载的货物，就是中国方面1963年对日贸易的3600万英镑的一部分。这艘船的载重量为15930吨，开航时实际载重为玉米近万吨、矿产品和其他杂货3600多吨。仅就载重量来说，还有2000多吨的富余。

该船预定1963年5月2日上午到达日本门司港。

自这艘船离去之时起，人们就盼着它早日到达，安全到达！无论从轮船本身还是从船上的货物来看，这艘船的离去，都是非同寻常的。这第一艘有着特殊意义的远航日本的大型货船，也牵动着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心！

“跃进号”启航后，一直同我国的有关港口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5月1日下午1时，正当中国人民沉浸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欢庆中时，“跃进号”巨轮行驶到南朝鲜济州岛西南海域即北纬31度54.5分、东经124度59.5分的海面上。突然，伴随着几声巨响，“跃进号”货轮上的人们感到了天翻地覆的震荡，人们的脑海与船上的一切物品一样，骤然间乱成一团……船上人的第一感觉是：“跃进号”出事了！

1小时10分钟后，船上人员向中国方面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随后便失去了联系。

出事以后，经过3小时15分钟左右的顽强挣扎，幸存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跃进号”沉入海里……

“跃进号”出事的消息，当天很快就报告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那里。这一不幸事件，使周恩来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此事非同小可，当务之急是迅速采取救援措施和调查事故原因。周恩来立即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军舰以最快速度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营救。自接到“跃进号”出事的消息后，周恩来时刻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当天晚上，他彻夜未眠。

5月2日清晨6时，周恩来致信在杭州的毛泽东、彭真，汇报初步情况：

“昨日下午跃进轮出事，一直注意到现在，大致情况弄清如下：……”

信中说：据我船员报称，“跃进号”因被命中三发鱼雷而沉没。对此周恩来作了分析：“如弄清鱼雷发自潜艇，则此事必为美帝所为，因台韩两方均无潜艇。如发自快艇，则可能为美蒋合谋。”但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周恩来不能做出最后判定。因此他在信中建议：为慎重起见，“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

2日这天，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自北京发出两份电讯，这是“跃进号”启航以后人们从报纸和电台方面第二次得到它的消息。

一份电讯说：

我国远洋货轮“跃进号”于5月1日下午自青岛驶向日本门司途中，在南朝鲜济州岛西南海域突然遇难沉没。

……

这艘船有59名船员。据日本日中贸易促进协会方面通知，这些船员分乘三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流时，经日本渔船“壹岐丸”救起，并且转登在这个海域的日本巡视船“甑”。今天下午北京时间7时30分，这些船员已经由我国派往营救的护卫舰之一的“211”号接回，现正在返回祖国大陆的途中。

中国政府对于“跃进号”的突然遇难沉没，十分重视，现正对沉没原因进行严密调查。

另一份电讯说：

自获悉我国“跃进号”货轮紧急呼救的讯号后，我国政府即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出205、206、211、224四艘护卫舰，前往营救。我上述护卫舰于5月2日北京时间8时到达出事海域……并于2日下午返航。

看到或听到这一消息后，几乎全中国“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都在议论着“跃进号”的事，并在思绪中存下了许多的疑团：是什么原因致使这艘巨轮沉没，是遇海上风暴，还是敌人破坏？是经验不足，还是准备不充分，或者是自身的其他原因？……人们都在关注着事件的结果。

这期间，周恩来急召罗瑞卿、廖承志等商议对策。随即决定成立由有关方面负责人雷英夫、孙大光、张学思、张致远、孟平组成的五人调查小组。此后，为弄清情况，周恩来几乎每日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跃进号”沉没事件，有时一日谈两次，谈话时间有时安排在上午，有时安排在半夜。

调查小组根据周恩来要求的实事求是的调查原则，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于5月7日向周恩来初步提交了《关于调查“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报告》。这份报告极为珍贵，它的特别之处是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观点：“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极大可能是触礁。谁都清楚，这一判断的结果，其性质与被击沉没是大不一样的：若是因被敌方鱼雷所击而沉没，则主要原因来自客观方面；若是因触礁而沉没，则主要原因来自主观方面。两种结果必然带来两种不同的责任，并得出两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因而作出哪一种判断都绝非儿戏！况且此事必须对全国甚至全世界有所交代。

5月8日，周恩来接到交通部党组《关于调查“跃进号”探测工作准备情况的报告》和新华社声明稿及部队的有关报告后，当晚召集在京的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出席的有朱德、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罗瑞卿、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廖承志、王首道等人，讨论有关“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声明和到现场进行潜水调查问题。会议经过实事求是的分析，基本同意调查小组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沉船原因“极大的可能性是触礁”的判断。并决定：为进一步贯彻科学求实的精神，作出最后判明，必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

会后，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和彭真：

大家都同意雷英夫五人小组的报告判断，“跃进号”的沉没，极大可能为触礁，但还不能最后排除遭受水下攻击的可能性，因此，最后判明，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

根据种种情况分析，周恩来个人是倾向于调查小组的判断的。因此他在信中又说：

“跃进号”触礁沉没，几乎可以肯定，现在进行现场调查，既表示我们实事求是，利于取得世界公正舆论的同情，又可以借此锻炼我们海军部队和交通船员出海作业……

对“跃进号”事件，周恩来想得很深、很远，他也始终采取了高度负责和认真处理的态度。他在信中最后说：

“跃进号”遇难事件，取得教训极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门的严重官僚主义，次之海军系统也有一定责任。为了切实检查这次出海作业的准备工作，并进一步查明上海海运局和东海舰队上次关于商定“跃进号”赴日航线和护航工作的具体情况，我拟约同瑞卿或者成武同志于5月10日赴沪一行。

为周密调查和慎重处理此事，周恩来作好了飞赴上海的准备工作。5月9日，他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中国共产党将派以邓小平和彭真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进行两党会谈一事与苏方磋商。当天，他又会见索马里新闻部长阿里·穆罕默德·希拉维，就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等问题交换意见。会谈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原想当天还要与希拉维谈中国对索马里的经济和财政援助问题，但由于时间太紧张，周恩来不得不遗憾地说：“今后4天我不在北京，到下星期一才能回来。你能否等？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同你再谈谈。”

这期间的其他一些外交应酬，周恩来基本上都取消了。“跃进号”这样的突发事件，一时间成为周恩来的头等大事。

当中共上海市委和东海舰队的负责人在浓密的大雾中见到走出机舱的周恩来时，惊奇地问：“总理，您为什么非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调查了！”周恩来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从机场出来，周恩来直奔会议室亲自主持汇报会。他强调：“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

1963年5月10日清晨，几乎一夜未眠的周恩来急匆匆来到机场，赶往调查“跃进号”事件的前线指挥所——上海。

由于毛泽东要当面听取有关“跃进号”事件的汇报，且周恩来还将“在杭州同各大区书记谈谈粮贸、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因此，周恩来一行先飞杭州。

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周恩来于当天下午2时15分抵达杭州。在杭州，周恩来只能停留一天多的时间，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他三次约各大区书记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并出席毛泽东从5月2日开始召集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修改稿，在发言中，周恩来谈了自己对修改稿的意见。为了缩小运动的打击面，他建议将原稿中“团结百分之九十几”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一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对“跃进号”沉没事件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和彭真等人作了详细的介绍，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和周恩来等人对此事的处理方法。

5月12日上午，沪杭一带上空浓雾弥漫，能见度极低。9时，周恩来乘坐的飞机从杭州机场起飞。在另一头的上海虹桥机场，中共上海市委和东海舰队的负责人早已接到通知，正焦急地等候在那里。看着像洒满了乳白色牛奶的天空，迎候的人们不时地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大的雾，总理能来吗？”人们越等雾越大。不一会儿，他们接到报告说：“由于雾大，飞机改到龙华机场降落！”迎接的人们又忧心忡忡地驱车赶往龙华机场。9时20分左右，人们终于在龙华机场听到了周恩来总理乘坐的专机的轰鸣声。

当周恩来稳健地走出机舱时，大家悬在半空的心总算落了地。见到总理，舰队的负责人憋不住关切地问：“总理，您为什么非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周恩来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

从龙华机场出来，周恩来坐车直奔锦江饭店，他告诉有关方面负责人：马上通知各有关方面在锦江饭店开会，汇报和讨论出海调查的准备工作。

10时40分，周恩来在锦江饭店会议室亲自主持召开汇报会。会议一开始，他首先说：“我是从杭州来，从毛主席身边来！毛主席正在主持写一个文件……”随后，他话题一转，把与会者的思想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这一精髓上来：“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仅要注重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且要注重和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

言下之意，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能得到准确的结论，不能单纯地依赖阶级斗争的政治观点看问题。

周恩来让海军参谋把海图拿来，一边看图，一边认真地听取东海舰队和海上打捞局对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还不时地询问情况。

当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汇报出海舰队编队的领导干部组成情况时，周恩来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员、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员、政委呢？”

舰队领导面面相觑，没想到总理会提出并强调这一问题。

周恩来又一次用非同寻常的语气对舰队领导们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员、当政委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

这个原先在海军领导机关中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被周恩来一说，还真使他们茅塞顿开。东海舰队的司令员和政委当即向周总理表示：“我们亲自去！”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他接着强调：“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

周恩来的到来，无论对出海准备工作，还是对有关部门的制度建设，以及对有关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调查“跃进号”的沉没原因，潜水工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为检查潜水员的准备情况，周恩来在当天下午来到海军医学研究所。当时潜水员正在做加压试验。技术人员首先向周恩来介绍了高压设备和加压情况。加压试验开始时，周恩来坐到了加压仓前，身体微微向前倾，右手扶在加压仓上，左手握着电话机，神情专注，面容慈祥。他不断地问潜水员：“感觉怎么样？”“感觉好吗？”当压力加到6个大气压时，周恩来又担心地问：“能不能抗得住？还能不能活动？”潜水员回答：“可以。”为使总理放心，潜水员还在仓内拿起哑铃做了各种动作，显出很轻松的样子。试验结束时，周恩来高兴地站起来说：“很好，很好！”当潜水员走出加压舱时，周恩来急忙走向前去，一边握手问好，一边拉过一个潜水员，用手轻轻地按住他的脉搏，默默地数着每分钟跳动的次数，然后把数据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离开海军医学研究所时，周恩来想起一件事，突然转身问随同的几位负责人：“‘跃进号’装了那么多玉米，船沉以后，船舱已破，玉米会流出来，鲨鱼肯定要去吃，潜水员的安全怎么办？”

几位负责人显然又被周恩来的这一问题难住了，他们一阵惭愧，承认说：“没有考虑到。”

周恩来第三次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能不考虑呢？”

自舰队领导接到周恩来以来，共和国总理连续三次用“这么大的事”的语气来强调他们原先并未考虑到的问题，这种考虑问题的细密和对待工作的高度的责任心，给舰队领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还来到海军观通部门检查通信联络工作。他在同报务班的战士们交谈时，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们军舰一旦受到损坏，没有电，通信联络怎么办，还能不能跟北京沟通联络？”军士长如实回答：“不能。”周恩来虽然对此有些失望，但他并没有责备大家，只是讲了一个在战争年代用手摇发电机保证通信畅通的故事，并意味深长地启发说：“你们在公海上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及时报告中央，中央也要及时发布处置的指示，通信联络搞不好，可要误大事啊！”军士长明白了周恩来这番话的重要性，送走周恩来以后，他马上带着战士们去领导机关领了一台手摇发电机，以备万一。

为确保出海工作万无一失，5月13日上午9时，周恩来亲自前往吴淞口检查出海编队的舰只。总理上舰视察的消息很快就在各舰上传开了，接受出海任务的海军战士们精神抖擞地在各自的岗位上等待总理的检阅。

周恩来首先登上指挥舰。他清楚地知道，寻找“跃进号”沉没地点的主要手段是声呐，为此，他来到指挥舰的水中探测仪室，认真听取了声呐班班长的介绍。他一边听，一边手摇声呐回音操纵柄，仔细地辨别过往船只、泥土、港岸的回音，并观察了声呐的各个部位。最后，周恩来勉励声呐班班长说：“你们这个岗位很重要。能不能找到‘跃进号’，就看你们各个舰艇上的声呐兵了。”

共和国总理的信任，给了声呐班的战士们以极大鼓舞。在指挥舰上，周恩来还从舰首走到舰尾，一边看一边问舰长：舰艇有多长、多宽，性能怎样，能装多少油、水、副食品，能不能保证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在海上10天的生活……待舰长一一作了回答后，周恩来又特别叮嘱了一句：“准备得越充分越好。”在会议室前的甲板上，周恩来问一名干部：你在舰上是做什么工作的？干部回答说他是舰上的舰务长。周恩来风趣地说：“噢，这个职务相当于营参谋长吧？”甲板上的战士们没想到总理以如此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与大家开起了玩笑，舰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与总理有说有笑，没有任何距离感。

随后，周恩来走遍了每一艘舰船，对各方面的准备情况作了全面的检查，尤其对带有全局性的关键岗位，他检查得更细。他在与战士们交谈中，鼓励大家要有信心，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完成好这次任务。

5月13日下午3点，周恩来按事先约定，给东海舰队干部和出海船员作了一次报告。当时，许多干部战士还以为“跃进号”是因受到鱼雷攻击而沉没的。因为当战士们把59名遇难的船员从日本渔船接回来时，许多船员就说过：“跃进号”是由于被鱼雷攻击而沉没的。日本“全亚细亚广播电台”正是根据遇难船员的反映发布“跃进号”是因腹部被命中三发鱼雷而沉没等消息的。战士们此时早已做好了出海应付一切挑战的准备。

周恩来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跃进号’极大可能是触礁沉没的。”这句话，引起了战士们的不解。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可能是触礁的理由：

“‘跃进号’沉没的地区有三个礁石，很大的可能是遇到一个浅水，也就是在北纬37度7分，东经125度11分这个地区，有一个苏岩礁区，叫珊瑚礁，这是火山爆发出来的，火山岩上的珊瑚礁。因为它水浅，在水下有5.4米，而我们‘跃进号’最大的吃水深度是9.7米，我们装货装到9.4米的样子，很可能要碰到它。如果碰到它，那就触礁了。”

按预定的航线，“跃进号”距离苏岩礁有7海里远，怎么会触礁呢？针对这一问题，周恩来又解释道：

“7海里是很远的距离，但是，那是在大海里，是深海区，当时有风，有了风，这就不能照平常的速度前进，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有潮汐，有涨落，就影响快慢；第三件是潮流，从南面来的流，往东北推，就把船往北偏。还有其他因素。‘跃进号’出事前，虽然定了八次船的方位，但是，由于上面说的原因，所以实际位置并不正确，这样，就出了事故。所以，我们判断‘跃进号’极大可能是触礁。”

在周恩来的分析中，并没有断言排除了“跃进号”受到水下攻击的可能性。最后，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强调：

“我上面的分析对不对，是不是符合实际，这要由你们去现场进行调查，再作最后的判断。”

在东海舰队，周恩来对出海调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还与出海的战士们合影留念。

晚上7点半钟，周恩来又接见了“跃进号”获救返回的全体船员，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他们表示慰问，并进一步了解“跃进号”遇难的详细经过。

随后，周恩来再次找来军队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研究了海军、空军和航空兵协同行动的问题。

晚10点40分，周恩来约交通部部长王首道等人谈话，对“跃进号”出海调查及其善后工作做出周密的安排。

在所有的事情布置完毕后，已是午夜，周恩来就要离开上海返京。临走时他再次叮嘱出海人员：“再给你们三天准备时间，你们去公海调查，这是第一次，要用毛主席《实践论》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不管世界舆论怎样，我们是共产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证明‘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不能用‘大概’‘可能’这种语言，一定要找到它，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他信任地握着他们的手说：“好！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带着对出海调查的期待和信心，周恩来回到了北京，他随时关注着“跃进号”事件出海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

参与调查“跃进号”的海上编队，在周恩来离去后又进行了几天的细致准备……

在调查作业船队启航之前，新华社奉命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第一份声明：“‘跃进号’的沉没，极大可能系触礁所致，但是，还不能最后排除遭受水下攻击的可能性。”归航之后，新华社奉命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第三份声明：“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借“跃进号”事件，周恩来告诫工交部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不要在小事、细节上滑过去”。他痛恨地说：“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5月17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再次召集新华社、交通部和解放军等有关部门的人员开会，针对调查工作中可能会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

会后，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有关“跃进号”事件的第一份声明：

我国远洋货轮“跃进号”由青岛港驶往日本门司港途中，在1963年5月1日下午航行到朝鲜济州岛西南海域时，突然遇难沉没。这一事件引起国内外各方人士的普遍关注。

中国政府责成交通部对“跃进号”货轮的遇难经过和原因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根据对“跃进号”船长的报告和船员所提供的各种情况的分析，交通部认为“跃进号”的沉没，极大可能系触礁所致，但是，还不能最后排除遭受水下攻击的可能性。

为了进一步查明“跃进号”货轮遇难的确实原因，中国政府决定由交通部负责进行现场调查，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遣必要的舰船和飞机予以协助。为此，确定在苏岩、虎皮礁、鸭礁之间，以北纬31度58分、东经125度11分为中心，半径15海里圆周内的海域为调查作业区，并自1963年5月19日起，开始调查作业。希望各国舰船和飞机避免发生误会，不妨碍在这一规定海域内调查作业的进行。在调查作业结束后，将另行发表公告。

在这份声明的最后，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特别强调了这样一句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话：

中国政府深切感谢日本渔船“壹岐丸”“对马丸”，巡视船“甑”对“跃进号”遇难船员的营救和护送，深切感谢“跃进号”遇难以来日本各界人士所表示的关怀和慰问。

“跃进号”航行的任务是中日备忘录贸易的一部分，而“跃进号”出事后，又得到了日本船的营救，所以上面这句话加得很有必要。

第二天，出海编队终于驶出吴淞口……

与此同时，新华社奉命发表了第二份声明：

为了进一步查明“跃进号”货轮沉没的确实原因，由中国交通部派出的调查作业船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协助调查的舰艇，已经在18日从上海启航，预定19日可以到达调查作业区。这个调查作业区如前次所公布的，是在苏岩、虎皮礁、鸭礁之间……这个调查作业区并不是禁区，各国渔船和飞机仍可通过这一区域。但是为了避免发生误会，不妨碍调查作业的进行，希望通过这一区域的各国渔船和其他舰船，在必要的时候，同进行调查作业的中国舰船保持联络。

同时，新华社还发表了两则电讯，其中一则说到：为查明“跃进号”货轮遇难的确实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奉命指定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在“跃进号”遇难地点，组织现场调查作业，并决定派遣“和平61号”货轮为调查作业船，“救捞1号”“救捞8号”“海设号”等为辅助船只。另一则透露：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遣205、206、263、264、328、377六艘舰艇，协助交通部的调查作业舰队到规定的作业海域进行现场调查。在需要的时候，海军还将派出飞机到现场负责空中的联络、观察、救护事宜……

5月19日，肩负重任首次前往公海作业的联合编队到达调查海域，经过一天的搜索，有了初步的结果。

5月20日上午，周恩来接到了第一份电报，内称：“发现苏岩礁！”苏岩礁的发现，为找到“跃进号”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周恩来立即打电话给海军和交通部：“告诉他们，向他们祝贺，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一定要把‘跃进号’沉没的真正原因查清楚。”

此后，一份接着一份的报告送到周恩来那里：

“5月22日下午，发现‘跃进号’沉没位置：苏岩礁方位148度，距离一二海里，即北纬32度06分，东经125度11分42秒。”

“5月24日下午，潜水员下潜成功摸到沉船船首‘跃进’两字，锚孔朝上，甲板近似垂直，船体左倾侧卧海底。”

……

经过几天的潜水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终于被确认。出海编队迅速向周恩来报告了调查结果：

对苏岩礁进行了4天18次的摸索，在它的西面角发现一块长约3.5米、宽不到1米的平坦岩礁；岩礁上有遭受触撞的显著痕迹，在被撞处的周围有许多岩石碎块（已取回8块），潜水员在水下见到部分礁石上有紫红色漆皮存在。

“跃进号”的破损情况：摸到破洞三处，凹陷五次，舭龙骨折裂一次。

从沉船中和苏岩礁被撞处取出航海日记等物件29种。

“跃进号”船体三段合龙的两条焊缝，经多次核查，并无异样。

这份调查报告最后说：“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可以证实‘跃进号’确系触礁而沉没的。”这一报告，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等人的判断。

对这种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得出的准确结论，周恩来非常欣慰。然而，面对“跃进号”沉船的整个事件，周恩来的心情却并不轻松。

5月28日中午，周恩来再次主持会议，进一步讨论“跃进号”的善后工作和发表政府公告等问题。

6月1日，海上调查作业正式结束。这时距“跃进号”遇难下沉海底的时间正好一个月。第二天，出海编队离开作业区，胜利返航。

后来，海军领导机关在一篇名为《海军战士倾四海之水写不尽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的文章中这样说道：

周总理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复认真地检查各项准备工作，从出海力量的配备到指挥干部的调整，从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到后勤保障，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放过，保证了这次调查任务的胜利完成……

6月3日，新华社奉命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第三份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为了进一步查明“跃进号”货轮遇难的确实原因而派出的调查作业船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协助调查的舰艇，在苏岩、虎皮礁、鸭礁之间，以北纬31度58分、东经125度11分为中心，半径15海里圆周内的海域，经过15天调查作业，在北纬32度零6分、东经125度11分42秒处发现沉没了的“跃进号”船体。

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

至此，引人注目的“跃进号”货轮沉没事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悬在许多人心中的疑团总算是解开了，然而，事件本身留给人们的思索却太多了……

就在“跃进号”货轮沉没事件发生前后，交通部门又连续发生了多起事故，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此，交通部部长王首道致信主管副总理薄一波，请示：拟召开一次电话会议，动员交通部门结合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狠抓安全生产。

薄一波很快就批准了王首道的请求，并将他的信和交通部附来的《电话会议计划》一起报到了周恩来那里。

交通部采取的这一措施，正是周恩来所期望的。对交通部门连续发生的一些事故，如不及时总结经验，将严重影响安全生产，造成更大的损失。

周恩来仔细审阅了报来的《电话会议计划》，然后批道：“同意。有点意见，见批注。”

周恩来所写的“有点意见”，看起来是一句轻飘飘的话，然而，交通部的领导们看到批示时，都感到总理的意见中是字字千斤重。

周恩来在《电话会议计划》所述“会议内容，主要是号召直属企事业及地方交通系统，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接受‘跃进号’的沉痛的经验教训”后批注：

什么叫作“行动起来”，太抽象了。应该要求交通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和地方交通系统，首先是电话会议所提到的各单位，将报告中要点、事故及其经验教训和紧急措施，向各单位全体职工进行传达，动员他们讨论，并提出改进意见，保证实施。一句话，就是有领导地走群众路线。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这是交通部“五反”的中心环节。

“五反”，指的是本年初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城市中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为此，中共中央还在3月1日向各地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为进一步开展这一运动，中共中央又专门提出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反铺张浪费斗争，这就是“五反”中的“三反”。

新的“五反”和“三反”对象，是客观存在着的。正如周恩来5月8日在致毛泽东等人的信中所说的：“‘跃进号’遇难事件，取得教训极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门的严重官僚主义……”“跃进号”遇难事件，正好处在“五反”“三反”运动期间，再加上一系列的事故发生，官僚主义问题自然成为交通部门的严重问题。

借“跃进号”遇难事件，周恩来对“五反”运动的开展，又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交通部门的电话会议开过以后，他于5月28日找来薄一波等人，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交通各部领导干部开展“三反”斗争的情况。同日，他详细审阅了《工业交通各部（局）“五反”运动情况简报》，并在上面批了这样几句话：

一波同志：听了你今天的汇报，又看了这个简报，工交各部领导的“三反”阶段算是搞开了。我看，领导“三反”洗澡的重点应是政治、思想、工作作风，而不要在小事、细节上滑过去，我明天也要讲讲。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5月29日和6月13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分两次所作的一个经典性的报告《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它的部分内容，后来以《反对官僚主义》为题，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中。

周恩来的报告，开门见山：“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他分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列举了20种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及其严重危害。并明确地说：

如果我们对官僚主义不提起足够的注意，不论干部，不论群众，都会慢慢地退化下去。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就是革命的意志衰退。

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然而，正如党中央3月1日的指示上所说，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他铿锵有力地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跃进号”事件，最终总算妥善地处理了，然而，一个事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所引来共和国总理的高度牵挂和他对一场运动的深入开展的进一步思索，所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这些，都在共和国的史册中刻上了重重的印迹。

八、脚踏实地创辉煌

30 与戴高乐密使富尔商谈中法建交

戴高乐敢于傲视美国的指挥棒，派秘密特使富尔访华，同周恩来商谈中法建交事宜。周恩来对戴高乐赞誉有加。建交谈判中，周恩来充分显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富尔的特殊使命

1963年，深秋的北京，天高云淡。

10月22日下午，首都机场，一架大型专用客机徐徐降落。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其夫人微笑着从机舱走出。

早已在机场等候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上前去，同客人热烈握手。两个美丽的首都少女向富尔夫妇献上了芳香四溢的鲜花。

这是富尔第二次来到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度。1957年5月，他作为法国前总理曾来过中国。

富尔首次访华时，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富有外交经验的政治家，并与他作了多次交谈。富尔首次访华后，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所以他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否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

富尔还将他的上述看法向法国总统戴高乐作过陈述，戴高乐及其周围的一些决策者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戴高乐决定采取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性行动时，他选派富尔作为他的秘密特使，来同中国领导人面谈。

8月间，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典使馆提出访问中国，并要求：为避开国际新闻界的视线，他这次访问对外公开宣称纯系私人性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

中国方面答应了富尔的要求。周恩来指示：以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访华。

对外交巨擘周恩来来说，他非常清楚富尔此次中国之行的使命和意图。

自从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法兰西共和国后，法国与美国的矛盾日趋尖锐。法国作为北大西洋集团的重要成员国之一，按照“龙头大哥”美国的要求，应该和美国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这种“盟友”关系实际上就是依附关系。自认为是北大西洋集团首脑的美国，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对其他各成员国发号施令，并以北大西洋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借口把各成员国牢牢拴在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车轮上，要它们的一切行动唯美国之命是从。但是，随着各国的发展，以法国为代表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些西欧成员国同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关系中的利害矛盾不断增加，并同美国发生了“谁是欧洲的主人”的争论和分歧。尤其是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掌法国后，法国政府不断强调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方针，不再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棒”了。这样，法、美之间的裂痕与争执不断扩大和增加，最终爆发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并导致形成了北大西洋集团中两种明争暗斗的对立势力较量。

美国千方百计地要推行其“在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的计划，并拉拢英国结成特殊盟友关系，力图把整个西欧置于它的绝对影响和控制之下。

而以法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欧一些国家，则提出了“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作为反对美国控制西欧斗争的纲领性口号。法国还把除英国外的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五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加强与美抗衡的力量。

面对法国这种桀骜不驯的挑战，美国又使出了军事、经济双管齐下的撒手锏，向法国步步紧逼。它一方面抛出自己一手炮制的多边核力量计划，逼迫法国交出自己的核武器；另一方面又采取向欧洲共同市场“掺沙子”的办法，推着英国尽早挤入欧洲共同市场，牵制和削弱法国在欧洲共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拉拢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联邦德国，破坏法、德一体化合作计划。

戴高乐在美国的压力面前并不示弱。1963年春，他公然蔑视美国的权威，拒绝在美苏共同炮制、旨在加强美苏核垄断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并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法、美之间的矛盾到了白热化程度。

为了更好地与美国抗衡，戴高乐不得不对外交政策进行新的调整。他把眼光从西欧局部投向了亚洲东方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无疑，正确处理好同在美国遏制下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关系，对加强法国抗衡美国的力量，提高法国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句话，戴高乐急于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就是他派富尔出使中国的全部意义，周恩来对此作出了准确的判断。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外交决策核心缜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

（一）法国是西欧大陆的重要国家，通过同法国建交可以从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对我国打破美国的封锁，反对苏联的控制，挫败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反对我国的阴谋是有利的。

（二）中法建交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美帝国主义。

（三）戴高乐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策在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支持这一政策既表明了我国的一贯立场，又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

（四）如果法国以其他形式和手法搞“两个中国”，则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揭露，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和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两国正常外交关系达成最后协议，但这样做可引导中法两国关系朝健康的道路发展，并为以后尽快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政府决定响应戴高乐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姿态，积极推动中法建交。为此，中国政府给予了富尔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分别接见了富尔，周恩来和陈毅单独或共同与富尔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

谈判桌上，富尔步步为营，周恩来稳扎稳打，灵活变通，中法达成默契

就富尔个人来说，他认为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个中国”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法国政府没有理由奉行这一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

然而，当富尔作为戴高乐的特使代表法国政府访华与我国进行建交问题的谈判时，他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含含糊糊的态度，实际上是企图以变相的“两个中国”方案为筹码，同中国讨价还价。

因此，在和平的谈判形式和轻松的谈判气氛的表象背后，存在着一场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尖锐斗争。

10月23日，富尔抵京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西花厅同富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张奚若、谢黎在一旁陪见。

“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周恩来精神饱满，微笑着与富尔握手。

“已经6年多了，总理一点也不见老。”富尔端详着修饰整齐、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又问，“总理到过巴黎？”

“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短暂的寒暄后，谈话转入实质性内容。

富尔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他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样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深入讨论问题。不过，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当场把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把信交给了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

富尔此举，是想让中国方面把信的原件拿回去翻拍下来，作个证明，同时，也是表示一种诚意。

周恩来明白富尔的意思。他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看，随即又把信递回给了富尔，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阁下上次来华时，我已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我们愿意等待。

周恩来对戴高乐将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方面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表示赞赏。他说：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富尔很注意地听着并揣摩周恩来的每一句话。他明白自己这次所担负的使命重大，而戴高乐给他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内要使相互隔绝了十几年的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达成正式建交协议，这在世界外交史上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好在富尔面对的是一个注重诚意的大国和一个闻名世界的外交巨擘。

在一番法国很重视独立政策的表白后，富尔迫不及待但又以高悬的姿态提出中法建交议题。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意像一个商人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同你们交换意见。希望总理考虑我提的问题，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

周恩来充分地理解法兰西民族的“自尊”。他接过富尔的话说：我了解你的意思。可以不只谈一次，可以谈几次，自由交换各种意见。除了你要我考虑的问题外，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

周恩来提这个问题是试探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否要看美国的脸色，因为法国政府过去曾经表示，承认中国要经过国际协商，要西方一致。实际上是要服从于美国的指挥棒。

对此，富尔爽快地回答说：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征求苏、美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我认为总统这种决定是勇敢的，因为这有可能要受到苏、美的指责。

但富尔同时又表示：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时，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有失体面的条件。

周恩来也明确了我方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13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派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

对周恩来表明的这两点，富尔表示：第一点不成问题，法国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但对第二点，即同台湾断绝关系，富尔采取含糊的态度，他一方面说，法国不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说，台湾则是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突然切断关系。

“这就困难了。”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决不迁就和退让，他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国人民选择的，并且已经存在14年了。而蒋介石集团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庇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这一点全世界人民都清楚。”

“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周恩来缓了缓语气。接着，又借对方引喻：“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政府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举一个更可笑的设想。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关系，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这个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你一定说这个设想很可笑。法国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一百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侮和干涉我们。”

最后，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告诉富尔：“不解决对台湾的关系问题，中法不可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那只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

听了周恩来这番坚定明确而又入情入理的话，富尔的口气不得不软下来。他连忙表示：要找前进的办法，不要先前进一步，又后退一步。这些问题可以研究，可以研究各种方案。

富尔还说：戴高乐没有授权我表示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但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中法建交后，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

“这不可能。”周恩来一句话顶了回去，“英国承认中国政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在英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但英国在台湾有领事，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状况。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双方都不愉快。”

“你们提出的理由都对，困难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13年。”富尔一脸苦相，“法国在13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

富尔说的法国在13年前犯了一次错误是指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台湾保持了关系。

会谈到这个程度，双方都了解了各自的想法、立场。周恩来也基本摸清了法方的意图，他提议第一次会谈就此结束。

10月25日，周恩来在西花厅与富尔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一开始，富尔就以先入为主的办法，提出了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是：

（一）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二）有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三）延期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作了解释，并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如果戴高乐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这对他将是不愉快的。

第一方案的实质在于：它试图避开法国公开正式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矛盾。

显然，富尔是想以“含糊战术”来达其一箭四雕之目的。

但是，富尔也知道，中国方面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作出让步的，所以又准备了第二方案，留下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至于第三方案，富尔只是提提而已，根本无意采取。

周恩来一生中与各种各样的人物进行过交往与谈判。长期的谈判生涯使他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杰出谈判专家。富尔的意图，周恩来岂能不明白！

为了不给富尔更多的含糊余地，周恩来采取一点一点明确的方法。他说：为了使双方的愿望有更明确的基础，我提出三个问题向阁下解释。第一，双方都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一点是肯定的。第二，法国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戴高乐是否也是这样认为？

富尔说：戴高乐也是这种想法。但是保留台湾这一点，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富尔的最后一句话，含有把台湾划出中国版图之外单独成为一个国家的伏笔。

周恩来听话听音，他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台湾保留是什么意思？是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由于目前还在蒋介石手中，这样一个复杂问题需要有些时间和手续来处理呢，还是指台湾地位未定？

富尔推托说：戴高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指示。

“你的看法如何？”

“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明确表示意见，因为我没得到指示，但我个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戴高乐不管这一问题，他所管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关键问题上，富尔又施展起含糊战术来了。

周恩来毫不放松：“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了，下一问题就可以讨论。现在要明确这一点，戴高乐是否还不明确台湾的地位？”

周恩来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如果戴高乐还不明确台湾的地位，还幻想有朝一日搞“台湾共和国”，这比搞“两个中国”更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此，中法建交断不可能。

富尔不得不放弃台湾地位未定的想法回到周恩来提出的问题上来，他说：不是戴高乐不明确台湾的地位，戴高乐要我来了解你们的看法。

“我们的看法我和陈毅元帅都说了，很明确，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一问题上，法国无意承认两个中国，是不是这样？”

“是的，法国只承认有一个中国。”

“好，这一点肯定了，那么‘中华民国’从客观上说就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应该肯定。”周恩来紧接着说。

“戴高乐想要了解的是在承认了中国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这样做不是为了便于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而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戴高乐。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富尔似乎在为他以前的“模糊”作解释，同时，在台湾问题上也打上了一个“活结”。

“了解你的立场，”周恩来说，“但我还是要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以便你回去报告戴高乐将军时把事情弄得更明确。我所要谈的第三点，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会引导到美国阴谋制造‘台湾共和国’这条道路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台湾、法国互相设有领事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从礼遇上说，不使得台湾代表太难堪，也不使戴高乐为难。这是个手续问题。”

富尔连连点头。

“如果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对两国建交是个很大障碍。如果属于第二种情况，我们想些如何摆脱的办法，这可以研究。”在明确了法国政府承诺不搞“两个中国”和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这两点后，周恩来也不失时机地退了一步。

谈判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中。

富尔又露了一点口风：戴高乐说目前同中国的相处情况应该结束了，派我来同你们接触。他说，你自己去看、去谈了以后再说。我想，他不会像你们那样对台湾问题这样重视。我已知道的是现在要缩减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也即试图摆脱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必须先了解情况后再进行摆脱。这一点总理是否清楚了。

“清楚了，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戴高乐将军。”

不知不觉中，会谈已进行了近4个小时，中南海里，早已是灯光一片。

周恩来站起来，邀富尔共进晚餐。

席间，周恩来对富尔说：“我刚才讲的三点，第一、第二两点是肯定下来了，第三点是接近了。这点如果解决得好，可使第二点更加肯定。解决得不好，会影响第二点。”

周恩来还谈到了柬埔寨承认新中国时的情况，说：“西哈努克宣布承认我们，蒋介石集团的领事就走了。”

富尔说：“这是一个先例。”

“因此，要事先达成默契，确实只承认一个中国，无意将台湾搞成第二个中国或‘独立国’，这样迟早能找到解决办法。”

说罢，周恩来和富尔同时举杯。

为了使双方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商量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25日会谈后，双方好几天没有接触。趁此空隙，周恩来安排富尔参观了山西大同等地，并指示各地热情接待。

周恩来也在积极思考如何促成中法建交的迅速实现。

经过前几次与富尔的会谈，法国政府的态度已基本明确了。法国表示不支持“两个中国”的主张，也无意于搞“台湾共和国”，从法国政府以往的态度来看，这应当还是可信的。法国政府虽然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但长期以来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法国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仅维持代办级规格。

1959年，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提案时，法国投了弃权票，这与英、美的立场截然不同。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法国与美、英态度也不同，没有公开攻击中国。况且，这次法国是真心想同我国建交，以打击美国。那么，现在中法双方剩下的分歧就是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承认中国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戴高乐认为他承认新中国不能有附加条件。如果戴高乐无意搞“两个中国”，那这个附加条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戴高乐照顾法国政府的面子问题，没有多少实质意义。这样，我方就可以灵活变通一下，即不再要求法方以书面形式声明它的“两个中国”的立场，而由我方单方面在照会中予以申明，法方以实际行动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就可以。

第二个分歧就是断交建交谁先谁后的问题。法方一再要求先同中国建交而后再同台湾断交，并声明这不是从政治上考虑，而仅仅是出于礼遇问题，即戴高乐不好主动驱逐蒋介石驻法代表。根据当时法台关系的实际情况，要法国政府主动驱逐台湾的驻法代表，的确有些困难，只能寄希望于自动断交比较现实，即法国宣布同中国建交后，台湾驻法代表自动撤离，法国也相应召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

思前想后，反复权衡，周恩来决定在手续程序的问题上作适当的让步和灵活变通。他酝酿了一个新的方案，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

周恩来作为一个成熟的外交家，其高超的谈判艺术不仅表现在勇于和善于坚持原则，而且还表现在勇于和善于进行退让和妥协，尤其表现在能够准确地把握退让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只讲斗争不讲妥协，其结果往往是使谈判陷于僵局甚至破裂；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其结果可能导致外交失利，甚至丧权辱国。周恩来恰恰在这些具有决策性意义的关键时刻表现出雍容大度和超群的外交才智。

10月31日下午5时，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周恩来与富尔的又一次会谈开始了。

会谈一开始就直入正题。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阁下提出的三个方案。基于中法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方案。周恩来对这个方案作了解释。他说，方案分三个步骤。第一步骤，即富尔提出的法国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中国政府接到上述照会后复照表示愿意建交和互换大使，并在照会中申明我们认为法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和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二步骤，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在照会公布以后，双方派出筹备建馆人员主动去对方国家建馆。

第三步骤，上述两个步骤做出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蒋介石驻法代表看到照会后会主动撤走，这样，法国也应相应撤回台湾的外交代表及机构。二是蒋介石驻法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不把他作为外交官员看待，只作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法国相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不降级保留任何代表。如果出现上面两种情况，中法双方立即可派出大使，完成全部建交步骤。第三种情况是，蒋介石驻法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仍将他作为外交代表看待，同时法国把它在台湾的代表降级后仍用为外交代表。这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两个中国”的出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关于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上略为变通了一下，即没有要求法方公开声明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以我方单方面照会申明、法方默认的方式代替。但在断交建交谁先谁后的问题上，还留有余地。

让步也要有步骤。周恩来不会一下迈出两步，他先迈出一步，然后要看看富尔的反应。

果然，富尔对周恩来在附加条件上的变通表示了愿意靠近的兴趣。他说：经过研究，法方把有条件的承认变为附加解释的承认。戴高乐需要了解中国对承认是怎样解释的。你们的解释完全符合国际法，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我可以向戴高乐报告，中国的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国际法的实施。

富尔也让了一步。

但是，对方案中要求法国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后才答应互派大使这一点，富尔仍面有难色。

他说：如果蒋介石自动断交，那问题很简单。如果蒋介石不动，戴高乐也不会自己采取驱蒋步骤，这是他的立场。这不是要承认“两个中国”或帮助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活动，而是形式问题，礼遇问题。蒋不走，戴高乐也不采取驱逐措施，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事实上，法驻台代办和台湾驻法代办仍存在，但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是外交地位。台湾代表如果到法国外交部去，说他代表“中华民国”，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

富尔的这种设想，周恩来早已考虑到了。只要法国政府坚持不承认台湾驻法代表的外交身份，不承认他代表“中华民国”，在断交的程序和方式上采取模糊的办法，是可行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一去，台湾的驻法代表会因得不到外交身份的承认而感到难堪，最终导致自动断交。

周恩来问：如果台湾驻法代表走了，法国理所当然地要相应召回它在台湾的代表。

富尔承诺：当然。

“我们的大使去了，如果外交部请客，台湾的代表请不请？”周恩来考虑问题周到细致。

“我也在想，但不能作为中国代表请他，”富尔笑了笑，“有可能有好多人可怜他，外交部的人认识他，有人会请他吃饭。”

“只要原则定了，那方法上完全可以灵活。”周恩来心中暗自想道。但他对富尔表示：“还得与党和政府说一说，到上海再回答你。”

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富尔也将去上海见毛泽东。

11月1日晚9时，上海和平饭店。周恩来与富尔继续进行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根据双方愿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提出了一个新的直接建交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下列内容：

一、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派大使。

二、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三、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公开行动，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与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转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三点达成默契：

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周恩来宣读完这一方案后，问富尔：你现在还有没有困难？

对这样一个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既合情又合理的方案，富尔觉得难以提出任何异议了。他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没有反对意见。我是受委托来的，有权利答复。但还要经过总统批准。

接下来的气氛就活跃多了。

周恩来说：你不是正式的全权代表，不能要求你给予正式答复。实质上是双方把不同意见都排除了，达成一致，可能比正式全权代表更有效，因为是把双方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谈了，双方立场彼此都清楚了。

“我完全同意，要中国作出其他的让步是不合理的。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该结束我们谈判的时候了。如果戴高乐同意，只要实施就行了。如果他在实质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没有必要再来一次谈判，我自己也不愿干了。”说到这里，富尔耸肩扬手笑了笑，继续说道，“我相信总统会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你的方案是正确的，形式也是很好的。你们明确一下（指达成的三点默契）有好处，但又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你们的一个声明。事实上，你把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融合在一起了。不是无条件建交，也不是有条件建交，是附加解释的承认。”

此时，富尔已沉迷于品评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

周恩来笑了笑：就这样吧，我们把不一致的意见排除了，从共同的愿望出发达成了协议。上次你说要看我们的，以后就看你的了。

“我将尽力而为。”富尔站了起来，准备告辞，大厅内的时针已指向22点。

“我们马上准备一个文件给你，明天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你，中午两位上海市市长请你和夫人吃饭，一位是前任市长陈毅元帅，一位是现任市长。”周恩来告知富尔。

“你们没有‘两个中国’，倒有两个市长。”富尔这句法国式的幽默把周恩来和在场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

11月2日凌晨，中方将直接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交给富尔。上午11时，周恩来与富尔在和平饭店就这个方案进行最后的敲定。除文字上的几处修改外，富尔还提出把第二点默契中的“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一句去掉。他认为前一句已说清楚了。

周恩来坚持要把这个意思写进去，但答应在措辞上可以变换一下。经过双方协商，最后，“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一句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大的方案定下来了，剩下建交的具体事宜双方将派代表在瑞士洽谈。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与此同时，根据双方事先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8日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立协议的。按照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灰溜溜地撤走了它驻法国的“大使馆”。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我国来说，这是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其政治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两国本身的范围，这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中法建交后，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我国讨论建交问题。一直摇摆不定的英国也不得不考虑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子。

历史的遗憾

中法建交，把中法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感情距离拉得更近了。

毛泽东、周恩来对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敢于反对美帝国主义控制和干涉的戴高乐十分赞赏。

1964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外宾时，称赞戴高乐为“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周恩来说：松村先生刚才称赞戴高乐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想在日本像松村先生这样称赞戴高乐的人多了，日本就会产生戴高乐这样的人物。人物是时代造就的。法国受了三次战争的摧残，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戴高乐这样的人物，代表了法国的独立要求。

戴高乐对毛泽东、周恩来很是崇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他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度，比历史还古老的国家，那里有真正的人，自豪的人”。

1964年7月，法国驻缅甸大使奉戴高乐之命向中国驻缅大使耿飚表示：希望戴高乐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互访。

8月，法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向中国驻印尼代办透露：戴高乐最近要到拉美各国访问，也想去中国访问，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

10月，和戴高乐关系密切的西哈努克亲王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建议邀请戴高乐访华。这当然不仅仅是西哈努克的意思。

12月，富尔又向我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提出：希望中国邀请戴高乐访华。

短短的几个月中，法国方面通过种种渠道频频向中国表示戴高乐愿意访华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中国方面能在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上迈出第一步。自尊心极强的戴高乐怕给世人留下屈尊就驾、有求于中国的印象。

在中国，当时根据国际形势也有一条原则：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互访，必须“他先我后”。

法国似乎也知道。为打破僵局，戴高乐先迈出了一小步。1965年，他派出了仅次于总理的主要部长马尔罗访问了中国。

1966年2月17日，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司长马纳克向中国有关方面人士表示：法国政府去年已派出了马尔罗访问中国，为使中法关系继续发展，法国最高当局决定，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法，法方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总理。

5月16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私宅召见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亲自表示了邀请周恩来总理访法的愿望。

戴高乐此举，除想加强中法政治对话外，主要还是想争取周恩来先访法，以便他下一年访问柬埔寨和日本时访问中国。

然而，此时的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忙于内政，难以脱身出国访问。

6月22日，黄镇大使奉周恩来之命转告法国总理蓬皮杜说：周恩来总理表示愿意访法，并感谢戴高乐总统的邀请，但遗憾的是，周恩来总理下半年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下半年访华。

蓬皮杜说：如果周恩来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周恩来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也希望能访问中国，但下半年议会讨论预算和明年年初大选在即，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1969年4月22日，戴高乐召见即将赴任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希望他促成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戴高乐说：“至于派谁来，我也不知道。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访法，你都可以以我的名义邀请，并将受到我的很好接待。如果中国方面回请，德姆维尔总理将接受邀请。”

这次，戴高乐没有说明邀请谁，可能是对他1966年邀请周恩来被婉言谢绝一事有点不快。

不料，6天之后，戴高乐因“建立区域”和“改革议院”两个法律草案举行公民投票失败，不得不宣布辞去总统职位。

戴高乐从总统的位置上下来后，访问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也许，戴高乐认为他不在位比在位更能实现他访华的夙愿。

1970年3月2日，戴高乐非常器重的老部下、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没有忘记戴高乐下台前6天召见时交给他的促成中法两国领导人互访的使命，致信戴高乐，建议戴高乐访华。

马纳克在信中这样写道：

“中国人总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于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

“有一件大事可做，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无论对于未来还是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来说，都会是一桩重大的行动。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把我国放在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一桩同你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而且世界上只有你能够以一种既明智又自立的自由来完成：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4月10日，戴高乐给马纳克回信，他写道：“尽管我目前还不能明白答复，请你至少了解，我已经把这事记录在卷了。”

7月，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毛泽东都接见了他们。对毛泽东来说，接见一个法国政府的部长，这是一个特例。这样做全是因为戴高乐。

在谈话中，毛泽东、周恩来的话题不断地停留在戴高乐身上。

参加陪见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在7月30日给戴高乐的信中又特意向戴传递了这个信息。大使在信中写道：“你本人、你的榜样和你的行动，在所有的谈话中占压倒地位，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你表示了极大的崇敬。”

将军感动了，也动心了。他决心要去中国了。

9月8日，戴高乐对即将前往北京的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任参赞的外甥女科尔比说：“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说真的，我很想到那儿去。”他还问到去中国哪一个季节为最好。不过，戴高乐又说：“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

在这之前不久，刚果（布）驻法使馆武官对中国驻法使馆武官说，戴高乐拟于1970年底前访华，并计划在其回忆录中最后一章写“与毛泽东的会见”。

就在戴高乐计划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方面也正准备着转达给戴高乐一份正式邀请书。但是，中国方面想要事先确知戴高乐是否会接受邀请。为此，周恩来派了一位秘密使者到巴黎，这就是英籍华人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

韩素音女士与世界一些政界要人有联系，她同中国领导人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

1970年10月20日，韩素音在巴黎法兰西科学院找到了戴高乐非常信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顾问雅克·吕夫。韩素音对雅克·吕夫转达了周恩来的口信：“中国政府愿意邀请戴高乐将军访问中国，政府将尊重将军的全部意愿，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他要到中国哪里旅行就去哪里，他愿会晤什么人就会晤什么人。中国等待着将军。”韩素音还说明：“这是正式邀请。是周恩来总理要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并以他的名义邀请将军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最钦佩的，就是戴高乐将军拒绝在强权面前屈服以及他维护国家独立的意志。但在直接向将军发出邀请以前，中国领导人想确知将军能否接受。你能否把这个信息告诉将军，并把他的答复告诉我，我立即向北京转达。”

雅克·吕夫表示他立即准备完成托付他的使命。但是，吕夫想到当时法国总理德姆维尔应邀正在中国访问。他想等到德姆维尔访问回来后再向戴高乐报告。

然而，一切都晚了。

1970年11月9日晚上7点25分，戴高乐将军因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而撒手尘寰。将军死前没有任何痛苦，他不知道自己在今晚就会死去。这一天，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撰写他的回忆录。

戴高乐终究没有接到周恩来传递过来的信息。然而，他知道这个信息必将到达。

中国政府惊闻戴高乐去世的消息后，决定以高规格吊唁戴高乐的逝世，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敬意和悼念。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唁电称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并委派黄镇大使为特使参加法国政府为戴高乐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宗教悼念仪式。中国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降半旗以示哀悼。

法国科龙贝戴高乐墓地上的两个写有中文的大花圈，寄托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戴高乐的哀思。

戴高乐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与人谈话时常常提到戴高乐。

1970年11月11日，周恩来在会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时说：“前天戴高乐去世，对法国有一定的损失。他本想来中国，我们也欢迎他来。但因时间还没有到，他要把回忆录写完，错过了这个机会。”

31 首访非洲十国

首访非洲，中国代表团十万八千里探路。周恩来大度地致歉：“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

进入非洲第一站：阿联

人类文明的发展，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曾经青睐了欧美大陆，冷淡了亚非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这块土地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然而，非洲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正如周恩来所说：“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西方的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牺牲亚非国家取得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黑暗大陆”非洲正在觉醒，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继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之后，1957年和1958年，加纳和几内亚先后独立，拉开了非洲独立高潮的序幕；1960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有15个获得独立，这年成为“非洲独立年”；1963年5月，30多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非洲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新中国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纷纷电贺和承认非洲独立国家。新中国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第二个建交高潮期。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等陪同下，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踏上正在觉醒的非洲大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十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次出访，“是我们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周恩来语），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也加深了周恩来与非洲国家领导人之间相互的了解。

非洲大陆及其非洲国家，无论是对于中国政府代表团还是对于周恩来本人，都是比较陌生的。为此，出访前，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整套《非洲问题参考资料》，供代表团阅读。在笔者所看到的原始材料中，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阅看这套资料是最认真的。例如他在阅看参考资料第25辑即《非洲概况》时，逐字逐句地画线、标点，甚至批注、修改，这辑材料上留下了他的密密麻麻的笔迹，可见其认真关注的程度和为了了解非洲概况所下的功夫。为准备出访，周恩来一行先飞抵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

1963年12月13日，虽然北方的气候寒气袭人，但昆明机场的欢送人群为即将远行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热烈欢呼，鲜艳的服装、花环、彩旗、气球与春城的美丽一道，使代表团成员感到了昆明的温暖春意。周恩来总理带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澎……登上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波罗的海”号专机，上路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这之前应邀访问肯尼亚，他将由肯尼亚直飞开罗与周恩来等人会合。

由北京出发，需要飞行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这次出访的第一站——阿联首都开罗。中间停留缅甸首都仰光和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两个机场。在这里稍事停留之时，周恩来召见了中国驻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大使，向他们详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方针，他用战略家的语言富有远见地提出：

“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1963年12月14日中午，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这里的气候，与中国首都北京的寒冷正好相反，烈日当头，酷似盛夏。陈毅先由肯尼亚抵达开罗，同开罗机场叠叠重重、热烈欢呼的人群一起迎接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受纳赛尔总统的委派，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等高级官员专程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他与周恩来是熟悉的，这年4月，他曾访问过北京，受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正是那时，周恩来向萨布里系统地阐述了著名的“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之见强加于人”，“决不先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使外国人了解到，“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纳赛尔总统缘何未到机场去迎接周恩来？对这点，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看法。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她所撰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这样认为：

“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感到有点为难，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周，纳赛尔不会到机场去迎接他。因为苏联驻开罗的大使曾警告过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表现得过于友好，苏联将拒绝向埃及提供一项大宗贷款。于是，突然间，纳赛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大约过了24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周对这种失礼行为显得毫不介意……”

韩素音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端”。

其实，韩素音女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失之偏颇，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周恩来的这次出访，从一开始就受到包括阿联人民在内的所访非洲国家的最高礼仪的接待。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是这样说的：

“各国人民以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接待周总理。访问中，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鼓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印痕。到处有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有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情厚谊。”

在阿联，正好是一个“吉利”的开端，是中国政府代表团遇到的第一个热烈的欢迎场面。随访的专职摄影杜修贤（这次出访，周恩来给“老杜”取了一个雅号叫“杜山”，系“杜三”的谐音），就是在开罗机场“密密匝匝的手臂和沸沸扬扬的彩旗，眼花缭乱地迎面而来”中，目不暇接地抢拍镜头的。他拍下的照片，是一份真实的写照。他也回忆道：

“周恩来和陈毅分别站在前后的敞篷车上，街两边的人群像密集捆扎的篱笆墙，绵延数十里长，不断摇晃的手旗上，弯弯绕绕的阿拉伯字发出欢迎的盛意，这是一种不用翻译便能知解其意的语言！”

是啊，这既是阿联人民的语言，也表明了阿联官方的语言！作为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萨布里亲赴机场迎接，并代表总统欢迎。这样的礼仪，也无可挑剔。

与韩素音女士所说的“大约过了24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相反的是，当天下午7时，也就是周恩来一行抵达开罗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纳赛尔总统就亲自在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把一枚精制的“共和国勋章”亲自挂在了中国总理的胸前，并授予陈毅“尼罗河勋章大绶带”。随后，纳赛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盛大招待会，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接风洗尘。

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作“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12月16日，纳赛尔总统在阿联第九届科学节大会上，称赞周恩来为“亚洲的杰出战士（英文报纸译为‘杰出领导人’），人类最初思想世纪古老的先锋文明创造者和目前站在现代历史潮流有影响力量和其动力的中国革命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这些称赞，是少见的。也许是释义上的问题，或者是电码的疏漏，这些称谓有些绕口和晦涩，但是，这确是当时孔原、黄镇、童小鹏联合发回北京的综合报告中的记载。

当纳赛尔总统在科学节大会上称赞周恩来是创造人类古老文明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时，周恩来对古埃及的灿烂文化也同样有着极深的了解。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就是古埃及高度文明的一种标志。

12月19日上午，周恩来、陈毅一行在总统会议委员会委员里法特陪同下，来到开罗郊外，参观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178米高的开罗塔。它们都是阿联人民的骄傲，尤其是建于古埃及王国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50年—公元前2500年）的金字塔，更是被誉为古代世界奇观。当周恩来等人来到金字塔下时，周围除了陪同参观的官员外，几乎没有其他游客。只见几名身着白色运动衫的阿联运动员站在金字塔下，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显然是阿方有意安排的。中国客人一开始不知他们要干什么。待大家站定，只见运动员们连跑带跳、健步如飞地冲上金字塔，这一动作把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注意力全集中过去了，他们的视线随着运动员的跑动，被不断引向塔尖。不大一会儿，白衣点就站到了塔尖上，参观的人刚刚吁了一口气，只见运动员们又以更快的速度往下飞奔，一眨眼就到了塔底。这一精彩的登塔表演，赢来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快步走过去，握着运动员的手夸奖道：

“你们身手不凡啊！7分钟就在146米高的金字塔上跑个来回。”

原来，细心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为运动员们计时。他边说边拉过一名运动员的手，用中国老中医特有的方法给这位运动健将号脉。周恩来的老岳母杨振德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老中医，邓颖超也很相信中医理论，周恩来也就自然熟于此道。他看着自己的手表秒针转了一圈后，惊奇地告诉大家：

“哎，还真的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脉搏和正常人的一样，一分钟80多下，这就叫生命在于运动啊！我们不运动有时还心跳不正常哩。”

在大家的笑声中，阿联运动员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没想到中国总理这么喜爱、赞赏他们。

周恩来与纳赛尔、萨布里等阿联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其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其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其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

其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其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12月20日，就在中国政府代表团将要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前夕，周恩来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的有阿联、美国、英国、印尼、印度、法国等国家的多家报社、通讯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周恩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机智应答，妙语如珠。

他谈到对阿联的“最主要的印象”是：英雄的城市，灿烂的文化，现代的建筑，英勇、热情、勤劳、智慧的人民，有能力的领导人，团结的力量以及新兴的气象。

有记者问：“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至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两个月之久？”

周恩来恳切地回答：“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14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的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

带着这种友好愿望，12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开罗，飞往阿尔及尔，进入访非第二站——阿尔及利亚。

“周恩来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

当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飞抵阿尔及尔，走出机舱时，感受到了又一幅热烈的场景：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和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布迈丁率领30万阿尔及尔人民正迎候在机场上。当本·贝拉总统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上热烈地拥抱周恩来时，他称周恩来为：“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这句话有它深远的含义。

中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始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阿尔及利亚爆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起义后，1956年2月底，阿拉伯联盟总秘书处照会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周恩来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6月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1958年4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他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愿意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军事援助，并为阿尔及利亚方面设想了恰当的军援途径。”阿方对此深表赞赏。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国家，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中国又向它提供了经济援助，帮助它恢复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

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情谊，阿尔及利亚人民铭记在心。他们早就盼着周恩来的到来。另外，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阿尔及尔的市民们都是荣幸的，因为在这里，他将成为他们中间特殊的一员。

为对本·贝拉总统的热情表示感谢，周恩来下午2时刚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就以最快的速度于5时30分到达总统官邸约丽别墅拜会了本·贝拉。从机场到住地，安顿好代表团，再到总统官邸拜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好这一切，这是少有的神速，可以说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分钟的喘息时间。

12月22日，阿尔及尔市政府和市民用两件事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总理的感情。一是专门命名一条大街为“北京大街”，把北京和阿尔及尔联结起来。周恩来出席了命名典礼。另一件事，恐怕周恩来原先也没有想到，阿尔及尔市政府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称号，这一荣誉，既是给周恩来本人的，也是给中国人民的，所以周恩来欣然前往市政府大厅参加授予仪式，接受了这一称号。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除了与阿方领导人进行许多非正式会谈外，主要与本·贝拉总统举行了四次正式的政治会谈。周恩来声称：“我们这次到非洲来，是为了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并且借此机会全面了解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的情况，增进我们的知识，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学习有益的东西。”对阿尔及利亚，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周恩来）自认为了解得还太少。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形势、任务、方针、政策，我方知之甚少。因此，前两次政治会谈主要由本·贝拉介绍阿方的情况。

相应地，阿方也急切地想了解中国的情况，想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建设经验。因此，从12月24日第三次政治会谈开始，本·贝拉便请求周恩来“赐教”。周恩来风趣地以“提出一点意见”谦让，他说：

“才学习三天，第四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低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们是刚进课堂的小学生。”

他称赞：“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中国和古巴革命后，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事件，也可以说是奇迹。”并说：“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依靠自己。我们历来这样主张。”

应本·贝拉的请求，周恩来也介绍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思想建设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情况。本·贝拉越听越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听了还不过瘾，又要求周恩来给阿方的干部们作一次报告。周恩来答应了，并细致地作了准备。当周恩来在台上给阿方的干部们作报告，介绍中国的建设经验时，本·贝拉总统和布迈丁副总理亲自在一旁认真地做笔记，也做了一回“课堂的小学生”。两国领导人的谦逊，竟是如此相似！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从法国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阿、法之间自从1962年2月签署《埃维昂协议》，结束战争以来，中国和法国的关系的阻碍，也由此扫除一大块。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之前，曾于10月在北京接待了法国戴高乐总统的特使富尔，就中法关系及建交事宜进行了磋商。自然，法国人对周恩来访问非洲有着极大的兴趣，一些法国记者进行了跟踪采访。

在阿联开罗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电视台的记者就问过周恩来：“你对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

周恩来的回答，使用了带有怀旧之情的外交辞令，巧妙、贴切：“我和陈毅元帅40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

开罗之后，法国记者又追到了阿尔及尔。法国《观察家》记者克鲁德·高达，似乎觉得12月26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尔人民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意犹未尽，他又使出全身解数要求单独采访周恩来。

12月26日晚11时40分，这是一个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刻，克鲁德·高达得到了周恩来的特殊礼遇，再次进入人民宫，单独采访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这位法国记者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阿尔及利亚“最强烈的印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热情很强，他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这一夜，周恩来几乎未睡。但是访非期间，他偶尔也尝到了“午觉”的甜头。因为非洲国家中午的气温一般都在40度以上，当地活动都安排在早晚，中午不办公。在没有外事活动的中午，周恩来被炎热所逼只好穿着衣服打个盹。后来回国他跟邓颖超讲：“这次出国访问，我才算知道了睡午觉的好处。”

次日上午，本·贝拉和布迈丁等阿方领导人再次前往机场，为周恩来、陈毅等人访问摩洛哥送行。

摩洛哥用烤全羊招待中国贵宾。周恩来戏称哈桑二世为“皇帝委员会委员长”

摩洛哥王国，地处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东邻阿尔及利亚，1956年获得独立。它的面积只有45.9万平方公里，人口在1963年只有1200万。也许正是这种国情，使得摩洛哥独立后采用了欧洲式的“廉政国宴”——西式两菜一汤，奢华、复杂的宴请早已取消了。

中国客人远道而来，却受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破例款待。12月27日上午，当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时，王宫里将要出人意料的国宴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当周恩来、陈毅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进入王宫拜会哈桑二世国王时，哈桑二世打破了西式两菜一汤接待外国元首的惯例，改用极为丰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来盛情招待中国贵宾。这一席菜，就连1961年起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的杨琪良也未曾领受过。这也使出席宴会作陪的一些外国使节感到意外，惊喜万状！

摩洛哥的传统饭菜，是用手抓着吃的。哈桑国王依照本国的风俗，陪主宾周恩来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一只烤好的整羊已经放在了直径八九十厘米的瓷盘中。哈桑国王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恩来的食盘里，以后每上一道菜都如此进行，以示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周恩来历来是入乡随俗的，他有流鼻血的毛病，“上火”的东西很少吃，在国内时也极少吃羊肉，但是，主人的盛情，他乐意客随主便。每次上菜后，周恩来也依样回敬主人哈桑国王。

另一边，哈桑国王的弟弟、年仅19岁的亲王与陈毅同桌。这位亲王不仅说话不拘小节，而且动作也稍有“出格”，他抓起一块烤肉，自己先用嘴舔一舔，然后再送给陈毅。陈毅见亲王如此“破例、热情”，也洒脱地接过肉大口地吃起来，一点也没见外。双方人员都极为感动。满场气氛亲切融洽，为这次访问创造了极好的氛围。

席间，周恩来、陈毅和其他代表团成员吃得都很尽兴，周、陈一再盛赞东道国的饭菜堪称“世界佳肴”。哈桑国王很满意，他也反过来称赞中国的烹调乃“举世之冠”。

宴毕，哈桑国王把周恩来、陈毅和杨琪良大使请进他的会客室品茶。摩方所饮的茶，是中国供应的绿茶“喜珍眉”，加上一把鲜薄荷和一些“面包糖”（面包状，近似于冰糖，由白糖加工而成），放入特制的大铜茶壶里用木炭火煮。室内有茶官专司此职，经他品尝认为合乎标准后，再斟入特制的精美的银托玻璃杯内，送到客人面前。随同周总理访问的细心的卫士长成元功发现：哈桑国王手下的这位“茶博士”，在烧茶时，一会儿用小杯子尝一口，尝剩下的茶水，又倒回大茶壶里去。他就这样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地做着这件事。成元功感叹：茶在摩洛哥是多么宝贵啊！此茶烧好以后，茶色呈淡绿色，清凉香甜，别具风味。

周恩来喜欢饮茶，他的家乡也盛产茶叶，但摩洛哥特有的饮茶方法，他也是头一回看见。周恩来对此表示欣赏。这一效果，正合哈桑二世意，他连忙说：“这是8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面包、茶叶、糖，是摩洛哥1200万人民生活的三大必需品，须臾不可少。光绿茶就年需12000吨，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因此，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

周恩来客气地回答：“贵国喜欢的那种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不大的特定地区，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通通供应了贵国。我回国后一定请有关人员再研究一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好解决了。”

按哈桑国王的说法，这一问题的解决，等于解决了他的人民的生活问题，解决了“造反”问题。后来到索马里，索方也向周恩来提出在茶叶方面给予援助的请求。周恩来特意交代有关人员，对摩、索这样的国家，我们要派专家来做些调研，看能否种植他们所需的茶，若能，让我们的专机送些茶叶苗来，这才是从根本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人家。

摩洛哥从历史上就延续了王国制，这一体制进入20世纪60年代将如何发展？哈桑国王不无考虑。趁这位对世界局势有所影响的东方大国总理在此，哈桑国王突然巧妙地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周恩来和陈毅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风趣地回答：

“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

陈毅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

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说罢，三个人哈哈大笑。这一巧妙的回答，既安慰了哈桑二世，又表明了中国尊重这些国家人民的选择的态度。机智诙谐而又含有深意。

访问摩洛哥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向已故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陵墓敬献了花圈，以表明对摩洛哥独立革命运动的支持。摩洛哥革命以及哈桑二世的前辈的事迹，周恩来早在40年前留法时就知道。这次访问摩洛哥，他与哈桑二世谈及此事，说：“摩洛哥的革命，为独立而奋斗的英雄事迹，我们在青年时就知道。我在法国时，第一次大战后北非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从摩洛哥开始的。我们留法学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提到民族独立斗争时，就以摩洛哥为例子。后来先王（注：哈桑国王的父亲）陛下被放逐，我们也知道。”

周恩来青年时期就对摩洛哥革命和哈桑国王的父亲如此关注和称赞，令哈桑二世甚为惊叹！

周恩来、陈毅在与摩洛哥方面会谈时，有关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锁、剥削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主要的话题；而中美关系和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的谈判，也无可回避。虽然美国到处干涉别国内政，以“世界警察”的面目出现。但是，也有人散布“中国好战”的谎言。周恩来在会谈中这样告诉哈桑二世：

“尽管美国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遭到美国的敌视、包围、封锁、禁运等），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动武装冲突，根本没有这种设想。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中美谈判，我们主张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解决具体问题。但美国都不同意。我们只有等待，同时继续谈下去，要谈多长就多长，除非美国宣告谈判破裂。已谈了八年多，可再谈八年多，甚至八十年。历史上有百年战争，现代可以有百年谈判。我们相信中美最终总要达成协议的。”

这一认识和态度，周恩来后来也向其他非洲国家表明了。中国人对改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决心、耐心和诚意，逐渐被非洲第三世界的兄弟们所认识、了解。

当中国代表团在1963年的最后一天离开摩洛哥时，新年即将来临。周恩来带着哈桑二世国王赠送的剑鞘镶有闪闪发光的宝石的一把宝剑，率中国代表团前往欧洲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访问。这是首访非洲期间唯一访问的欧洲国家。

突尼斯邀请中国客人把“停机加油”升级为正式访问。周恩来与布尔吉巴“有话直说”

按原定出访日程安排，访问完阿尔巴尼亚之后，便要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加纳共和国。但是，一件预料之外的喜事却在这之前发生了。

由阿尔巴尼亚直飞西非的距离是一万余里，中途必须在突尼斯给飞机加油。但突尼斯当时并未与我国建交。有趣的是，1963年12月26日当中国客人在阿尔及利亚受到极高礼遇时，突尼斯作为阿尔及利亚的邻国，给予了高度关注。突尼斯方面派人向中国政府代表团传递了信息：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突尼斯，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信息正合周恩来、陈毅之意，他们立即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取得了共识。但此事关系重大，必须立即请示国内。第二天清晨7时，也就是代表团即将上飞机飞往摩洛哥之时，周恩来和陈毅联合给“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电传《关于中突建交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鉴于突尼斯方面表示过同中国建交的愿望，并邀请访突，“我们同团中同志作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问非洲的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

《报告》发往国内以后，代表团继续在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访问。其间，突尼斯方面又一再热情邀请中国客人把“停机加油”升级为正式访问。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很快同意了周、陈的报告。代表团接到答复后，立即决定由阿尔巴尼亚前往突尼斯，一边正式访问，完成中突建交，一边给飞机加油。

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离开地拉那飞抵突尼斯，在机场受到突尼斯政府全体部长和新宪政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欢迎。

中突两国领导人之间毕竟缺少交流，中国人进入的是陌生的突尼斯，而突尼斯领导人同样面对的是陌生的中国政府。为此，在当天下午周恩来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第一次单独会谈中，双方意见就出现了分歧，布尔吉巴不赞成新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

布尔吉巴倒是十分坦率，对周恩来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政府“激烈”的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愿意听的。”

尽管布尔吉巴有些为西方人说话的味道，用周恩来的话说“简直是替美国辩解”。然而，周恩来还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周恩来以极大的“求同存异”精神与布尔吉巴会谈，他说：

“亚洲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找到共同点。”“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使用的方法不一定相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国内的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不同的方法可以相互尊重，也可以相互影响。所以加强彼此间的接触非常重要。”

布尔吉巴，可以说是非洲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领导人的首脑。出人意料的是，周恩来却很感谢他，说：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

布尔吉巴终于被周恩来的精神所打动，说：

“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个“伟大的友谊”，就这样缔结了起来。1月10日，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随访的黄镇兴奋地说：

“这是访问非洲的一个大收获，也是与某些大国外交斗争中取得的重要胜利。”

恩克鲁玛遇刺，周恩来从容地走入戒备森严的奥苏城堡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相随之理，也体现于这次访问非洲的过程中。

当代表团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欢度新年，并为决定即将访问突尼斯、完成中突建交这件喜事而高兴时，一件不幸的事也同时发生了。

1964年1月2日，正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会谈时，突然传来消息：中国政府代表团即将前往访问的加纳共和国发生了刺杀恩克鲁玛总统的政变；恩克鲁玛幸免于难，但情况不明。

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前：是否还去加纳访问？

周恩来找来陈毅、乔冠华、黄镇、孔原、童小鹏和外交部的几位随访的司长商议。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前往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作为亲密战友和身经百战的元帅，陈毅是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和胆略的。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不同意，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劝说：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总理不能去；问题还不仅是我们应不应去，还有加纳的愿望和困难也需要我们认识考虑；按照惯例，这一访问也应取消。

周恩来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和陈毅说服了大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

为了了解情况并把我方的意见通知加纳方面，周恩来派黄镇作为特使，先行前往加纳，并对他说：“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

黄华，这位后来被基辛格大加称赞的具有“中国式的外交风格”的外交家，曾作为周恩来的“第一代”翻译跟随周搞外交，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当时他任中国驻加纳大使，正赶上恩克鲁玛遇刺的政变。他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张代表团可以前来加纳访问，并给周恩来等人发去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1月9日，黄镇坐另一架由荷兰租来的专机飞抵加纳后，立即与黄华取得了联系。中国的“二黄”外交官，一起前往恩克鲁玛的秘密住处面见这位总统。

这时的恩克鲁玛，惊魂未定，住在奥苏城堡里，伤势仍然明显，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黄镇和黄华代表周恩来总理，对恩克鲁玛遇刺表示关切和慰问。二黄与恩克鲁玛商量周恩来访问加纳的具体安排。他们向加纳总统转达了中国总理的一个独特的建议：为了照顾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我们打破礼宾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住地进行，总统不必到机场迎送，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一建议，充分照顾到恩克鲁玛的困难处境，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风度和胸怀。恩克鲁玛听了，非常高兴和感激，表示完全同意。他原来估计，在加纳局势如此动乱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是不会再来访问的，因为在他前一次遇刺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尼日利亚访问，尼赫鲁得悉恩克鲁玛遇刺后，就取消了原定对加纳的访问。恩克鲁玛感到，危难之中方见中国总理的真诚。

在代表团出发去加纳访问前，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加纳局势的发展，担忧代表团的安全。用周恩来后来在出访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代表团是有几个同志，他们天天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后方‘司令’——杨尚昆同志，也是经常打电报，这是他们的任务。我跟陈毅同志就不大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种力量把我们鼓舞了。”

何种力量？周恩来说：

“我们看到人民群众那样欢迎我们，支持我们，我们不仅感到不被孤立，而且对我们的安全问题都不考虑了。”

1964年1月11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访问。在阿克拉机场，遵照周恩来的建议，恩克鲁玛没有露面，他特派三人委员会成员代表他率阿克拉各界人士来迎接中国客人。机场和街道两旁热情欢呼的群众，略为冲淡了刚刚发生过谋杀所产生的恐怖气氛。由于各国记者得知有预谋政变的发生，早已云集加纳，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的到来，也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报道兴趣。恩克鲁玛遇刺的情况，他们早已作了报道。中国客人还看到了这样一张照片：在凶手行刺恩克鲁玛的那一刻，恩克鲁玛勇敢地把凶手压在身子底下。这张照片，不知是哪位记者的杰作。

当日下午，尽管刺杀事件带给人们的余悸未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还是在代表总统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外交部部长博齐约、交通和工程部部长本萨和加纳驻华大使麦耶的陪同下，乘车从容地视察了阿克拉市容。随后，代表团全体成员又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乘车直奔阿克拉城的另一端，去恩克鲁玛总统居住的奥苏城堡。

当周恩来等人进入奥苏城堡时，只见周围戒备森严，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四周停放着许多军用车辆和轻重武器。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这里的人似乎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

周恩来和陈毅是见过世面的军事家，他们面对这一切，嘴角却挂着风趣、平稳的微笑，只当是在视察军事演习部队。他们从容镇静地在门外的空地上等待着加纳官员进去通报恩克鲁玛总统。过了一会儿，恩克鲁玛飞快地迎出来把中国客人们从黑洞洞的枪口下接进门内。

这也难怪，行刺恩克鲁玛的人就是被美国等国收买的加纳警察，他不得不在这一时期利用军队来高度戒备。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发现，这位加纳总统身上穿的是一套极为熟悉的中山服，这才想起，1961年8月中旬恩克鲁玛访问中国时，对中国领导人穿的中山服很欣赏，当时周恩来就曾指示有关部门给恩克鲁玛特做了一套。周恩来还陪同恩克鲁玛去杭州、上海参观、访问，并签订了中加友好条约。这次恩克鲁玛特意穿着中山服出来迎接周恩来，既表示了对中国客人的尊重，又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进了屋，恩克鲁玛满含歉意地向周恩来解释门外的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周恩来面交了毛泽东给恩克鲁玛的慰问信，并告诉他：“首先，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了慰问电，今天已广播。”

年轻的总统异常感激，他握着周恩来的手许久没有松开。为感谢周恩来冒着危险前来，恩克鲁玛在城堡里举行便宴招待周恩来一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企图暗害恩克鲁玛总统的卑鄙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恩克鲁玛还亲自带着周恩来等人参观了他所住的这座奇特的奥苏城堡。加纳从1471年开始就相继被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殖民者侵入，他们在这里掠夺黄金、贩运奴隶，残酷地剥削、压迫加纳人民。奥苏城堡就是殖民者留下的建筑。城堡地下室直通大海，室内存放着当年殖民者整治黑奴用的刑具，从头到脚的刑具应有尽有。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看了以后，被这些殖民主义的酷刑和监牢深深震撼。周恩来后来在缅甸额不里海滩上与奈温主席谈起过参观这座城堡的深刻印象：

“恩克鲁玛总统现在住的城堡是过去英国总督住的。城堡建筑在海滩上，是15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修的，后来接着修建的是西班牙、荷兰，最后是英国。他们修这样的城堡干什么用呢？就是作为掠夺、贩卖黑奴的滩头阵地。西方殖民者通过收买当地酋长，用酒、布换人，把黑人当货物，贩运、骗往美洲。像这样的滩头阵地，从西非海岸的摩洛哥，沿海岸直到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每百十公里一个。这些城堡，就是为了在黑人反抗时进行镇压而修建的。”

为了冲淡地下室的殖民主义恐怖气氛，恩克鲁玛又破例引导周恩来、陈毅等人上楼，到夫人和孩子们住的房间参观。上了楼，气氛就大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是一个“种族团结”的家庭，夫人是一位漂亮的埃及白种人，孩子的皮肤呈棕色。恩克鲁玛把夫人介绍给周总理认识，并亲切交谈。这样的礼仪，是极少的。因为在非洲，只有自家人才能看见家中妻子的容貌。可见恩克鲁玛没有把中国贵宾当外人。

从楼上下来，周恩来意外地发现城堡里还放着一台乒乓球案，知道恩克鲁玛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爱好，立即提议与恩克鲁玛“赛”一场球。他俩愉快地拿起拍子上阵，由陈毅元帅当裁判，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作副裁判，你一来，我一往，乒乓球桌上发出了轻快的、有节奏的响声。虽然俩人球技都不算高，但意味深长。当时就有人赞叹：“这是国际乒乓球赛中级别最高的一次，在国际乒乓球赛史上应该占有辉煌的一页！”在恩克鲁玛处境维艰、十分危险的时刻，周恩来提出如此轻松愉快的建议，它深远的政治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对恩克鲁玛的紧张心理，也是一个极好的调节。

以后的会谈，都是周恩来亲赴奥苏城堡进行。他劝恩克鲁玛：不必到宾馆去回拜。对中国总理在最危难的时候送来巨大的力量和慰藉，且处处体谅和照顾对方，恩克鲁玛甚为感激。他也知道，这件事在世界政治、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为此，恩克鲁玛在会谈中对周恩来说：“我代表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过去我们也有客人，你这次访问对我们的情况作了仔细的分析，所以你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极深的记忆，以后他多次提及。1964年2月和1965年8月他曾分别对锡兰（今斯里兰卡）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说过：

“在我去访问加纳以前，情况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搞颠覆活动，其中有美国，它们收买警察，行刺恩克鲁玛总统。恩克鲁玛只能用军队来保护自己，现在正在改组警察。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去访问加纳的。加纳遇到如此重大的困难，我们应该前去访问。”

“我去年访问加纳时，正是阿克拉最不安全的时候，总统不能出来。我看，只有中国的总理肯这样去。”

这件事，在非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代表团访问加纳后，立即就有几个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向周恩来发出了访问邀请。

遗憾的是，1966年初恩克鲁玛执意要去越南调解越南战争，2月24日，他途经北京并进行访问时，加纳国内再次发生军事政变，他领导的政府被推翻。周恩来在这之前就曾劝他不要离开首都阿克拉，但他既然来了，国内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就提出让他留在北京，但中国离非洲太远，他还是经莫斯科去了几内亚。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予他“几内亚共和国两总统之一”的名誉称号。1972年4月27日，恩克鲁玛因癌症不治与世长辞。9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加纳政府贸易和友好代表团时，对团长、工业部部长阿格博少校回忆起老朋友恩克鲁玛：

“恩克鲁玛这位老朋友，他一定要去调解越南战争问题。我劝他不要来，但还是来了。结果，来了就回不去了。如果他当时要留在北京，那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会使他为难的。但他觉得离非洲太远心不安，去几内亚了。我在1964年1月访问加纳时，在城堡里会见恩克鲁玛，当时他没有出来，待在城堡。当时我劝他不要出国，我离开加纳的时候没有要他送。1966年恩克鲁玛来调解越南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那是没有办法调解的嘛！所以他一来就出了事情。这件事对他教训很大。1966年以后我们就见不着面了。”

周恩来最后补充了一句：

“不管怎样，他是你们非洲解放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由周恩来拟定的中国外援八项原则在加纳、马里出台

首访非洲，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对这些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真诚的援助，这些援助除了道义上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援助。周恩来每到一个国家，几乎都要谈定一笔援助数额。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的财力有限，与超级大国的某些援助相比，援助的数额并不算多，但却是雪中送炭，真正用来扶助他们的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即“用在刀刃上”。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一些国家的米厂、皮革厂、卷烟厂建立起来了，一些国家的编织业、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了。中国的援助，最大的特点是真诚、无私、相互平等、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这点得到受援国家的高度赞赏和感谢。

在加纳和马里，周恩来彻夜不眠。他在考虑：中国的真诚援助，必须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当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原则。一个重要的举措，便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酝酿、出台了。

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进行了两次单独会谈后，晚上从奥苏城堡回到住处仍在思考，不能入睡。明天将是访加的最后一天，是该适时地宣布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原则了。当晚，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提纲：

“援外原则八项：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这份提纲，笔迹苍劲有力，内容简明扼要。虽然是用来做全面阐发的提纲，但是完整的内容，经过一夜的酝酿、思考，已经存入周恩来的脑海中。

第二天，即1月15日，周恩来与恩克鲁玛举行最后一次会谈，他首次在非洲大陆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与恩克鲁玛谈完，已是晚上7点钟。当晚，周恩来会见加纳通讯社记者，在答记者问时，正式地向外界宣布了中国的外援八原则。一个完整的、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的举措，在这里正式出台了：

中围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质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八项原则所包含的真诚、无私、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等中国精神，一目了然。

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这八项原则的提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国际意义：为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不平等、附带条件、要求特权、以富压贫、干涉别国内政、攫取别国资源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提出了挑战；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外援为辅，以公正、合理为基础，等等）提供了基本准则；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范例。

1月16日，中国代表团离开加纳，前往独立后“选择了发展民族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语）的马里共和国访问。在这里，周恩来再一次详述了中国外援八项原则。1月21日，中国同马里共和国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正式写入了上述八项原则。从此，国际舞台上诞生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

在马里，凯塔总统等领导人试图让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的马里共和国提些看法。周恩来明确地说出了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道路选择的态度：

“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任何人不得干涉。换句话说，友好的国家、友好的人民只有尊重你们的义务，没有干涉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你们的权利。”

无论在马里人民还是在凯塔本人心中，中国客人的地位都很高。这不仅因为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真诚地与亚非各国合作，而且与中国派专家对马里进行援助有关。在周恩来访马之前，他曾派出我国水稻、茶叶等方面的专家援助马里。中国专家到达马里以后，正赶上凯塔总统星期一接见，他们立即提出要到工作的地方去。凯塔说，还不能去，因为暂时没有汽车，得等到星期三或星期四。中国专家问有多远的路。回答是二三十公里。中国专家脱口而出地请求：那没关系，我们走路去。身材高大的凯塔总统惊呆了：这些中国专家，竟如此朴实、无私、吃苦耐劳、充满工作热情。他哪里知道，中国专家在来马里之前，周总理就教导他们要学习雷锋精神，让他们以“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的态度和“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援助马里人民。中国专家到达工作地点后，没有桌椅，就坐在床上办公，既不像他国专家那样要求住高级宾馆、坐高级轿车、吃好的，又从不提带家属问题。相反，他们耐心地传授技术，默默无闻地工作。这些，深深地打动了凯塔总统，也在马里人民心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凯塔总统规定：中国专家可以随便出入总统府。这些事，周恩来到来后听说了，也很高兴、满意。与中国专家的威信相呼应，中国总理的谦逊、热忱，更进一步地打动了马里人民。

在马里期间，中国代表团的随员们对团长周恩来的两个行动感到意外：

一是在抵达巴马科的当天晚上，继凯塔总统带领倾城出动的人民欢迎中国贵宾后，凯塔又在市内为周恩来举行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出席的盛大招待会。在洋溢着友好、团结的气氛中，周恩来被马里人民的热情所感染，带头和马里总统一道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尽管随员们在国内见过总理优美的舞姿，但是这种在异国他乡融合了中、非舞蹈各自特点的舞步，大家都是头一次见到。

二是周恩来在马里对动物产生了很大的兴趣。1月17日，他在巴马科第二副市长库利巴利和国民议会副议长西索科的陪同下，参观了巴马科市的动物园。这里，有许多生长在非洲的特有的动物，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件事的新鲜感还未过去，第二天周恩来又叫上陈毅等人，在凯塔总统的亲自陪同下，前往巴马科郊区的索图巴动物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原来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一个企业，1960年9月由马里政府收归国有后，发展成为集生产和科研为一体，并在全马里六个经济地区设有附属研究站的大企业。原来的法国技术员、管理人员全部由非洲人接替。周恩来听了所长介绍其历史发展后，对他的经营管理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观了养牛场、家禽饲养场、饲料仓库、实验室以及这个企业的其他部分。临走时，为了表示感谢，还向所长赠送了礼物。

代表团成员深深地感到：周恩来所说的向非洲人民学习，是多方位的、深入的。

1月21日上午，周恩来在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机场发表了“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和富强起来”的一番讲话后，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

踏上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周恩来进入了杜尔总统所说的“百宝箱”

首游非洲，许多国家都在赤道附近。北京的寒冷，代表团成员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相反，他们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什么是“炎热”。再加上非洲人民的热情和友好，又给天气的热度加了温。

几内亚共和国，西濒大西洋，与马里等国相邻，是一个具有典型的热带风光的国家。1月21日上午，当中国代表团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火炉”。

在科纳克里的欢迎人群中，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老朋友塞古·杜尔。这位几内亚总统当月刚过完42岁生日，但他早已是非洲杰出的、有远见的政治家。1958年10月2日几内亚共和国独立以后，他便设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59年9月30日，在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他委托教育部部长转告周恩来：几内亚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外交代表；从现在起，几内亚就准备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外交代表。次年4月，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到任；9月，杜尔总统应刘少奇主席邀请率政府代表团远道而来，访问中国。周恩来参加了接待杜尔并与他会谈的全过程，还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国和几内亚友好条约上签字。那年，周恩来亲自陪同杜尔总统从北京到上海访问，他们一起下工厂参观，走大街观市容，进工人住宅慰问，到少年宫联欢……沿途交谈，相互了解，建立了初步的友谊。

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塞古·杜尔领导的政府发表了有关解决冲突的四项主张：中印双方立即停火，双方部队各从“天然边界线”（即中国政府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双方政府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且谴责任何外国的干涉。这些主张，反映了坚持亚非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亿万人民的正义呼声。这些主张提出后，受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11月13日，周恩来致电塞古·杜尔总统，称几内亚政府的主张“是公正的、建设性的，有助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十分赞赏贵国政府的这一公平、合理的主张”。这时，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又进一步加深了。

这次周恩来访问几内亚，与杜尔可以说是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

在访非所受到的倾城欢迎中，几内亚尤为突出。在机场上，塞古·杜尔总统让礼兵鸣放了21响礼炮，这显然是按国家最高元首的规格来接待周恩来的。科纳克里全城群众的欢迎方式更是热烈。按几内亚方面的安排，在机场休息室稍事休息后，立即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美景别墅”。敞篷汽车共有四辆：杜尔总统陪周恩来乘一辆；其余三辆分别由几内亚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国民议会议长陪同陈毅、孔原、黄镇乘坐。当时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回了这样一份报道：

“从机场到宾馆的15公里的公路两旁，密密层层的群众夹道向周总理欢呼：‘中国，几内亚友谊万岁！’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有许多人爬到沿街的屋顶上向中国客人欢呼。

“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歌舞，尽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日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塔姆塔姆’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

“鼓声、巴利风（木琴）声以及其他各种非洲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欢乐。

“今天，科纳克里的市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当车队缓缓驶过的时候，几内亚姑娘唱起了歌颂中国和几内亚友好的歌曲……”

在这热烈欢呼的场景中，周恩来和陈毅以生动的笑容，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当车队行至卢蒙巴印刷厂时，热烈的欢迎达到了最高潮。敞篷汽车不得不在人山人海中停下来。这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两名几内亚女工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代表大家向周恩来献花，然后又以几内亚民族特有的传统赠送几内亚出产的柯拉果……

好不容易，汽车才缓缓开到位于海滩旁边漂亮的“美景别墅”。这是一座按几内亚民族风格建造的宾馆，客厅里，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杜尔总统的巨幅画像。尽管工作人员已经作好了安排，但杜尔总统似乎还不放心，他亲自陪同周恩来到了卧室里，直到各处都准备妥当后，才慢慢离去。杜尔总统是个活泼、开朗的人，胆大而且心细。这些倒有点像周恩来的性格，他俩后来成为“老朋友”，也能说一些交心的话。

当晚，杜尔总统和夫人特意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接风。周恩来在文艺演出开始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大加称赞了几内亚美丽富饶的国土和勤劳勇敢的人民。他说：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几内亚人民的真挚友谊，前来访问你们共和国，我们有机会同总统阁下，同几内亚各界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感到亲切和愉快。几内亚政府对我们的殷勤接待和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以陈毅副总理和我个人的名义，向慷慨、好客的几内亚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几内亚共和国是富饶和美丽的，几内亚人民是勤劳和富有才干的。正如塞古·杜尔总统所说，几内亚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百宝箱’。我们深信，几内亚人民一定能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这个‘百宝箱’打开，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周恩来还表示：“几内亚人民可以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几内亚人民可靠的、忠实的朋友。”

在这样美丽、富饶的国家，面对热情、好客的总统和人民，周恩来的心情也显得很舒畅、轻松，谈吐风趣、诙谐。

一天傍晚，吃过晚饭后正巧没安排外事活动，周恩来便提议大家，到临海的宾馆外面去散散步，放松放松。沿着海岸线，大家很惬意地跟着周恩来漫步林间道，欣赏着热带海滨的美，感受着赤道线海面的独特气息和随海风飘过来的热浪。

突然，周恩来招手把摄影师杜修贤和陈毅的秘书杜易叫了过来，让他们俩站在一起，望着他们笑而不语。二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奇怪地你看看我，我又看看你。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才扭头问陈毅：“老总，你看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杜修贤整日扛着摄影机在阳光下跑，自然要比其他人黑一些。但他没料到总理以此开起了玩笑。

陈毅饶有兴趣地回答：

“可不是嘛！非洲的太阳硬是太厉害喔。”

没想到周恩来更风趣地指着“二杜”说道：

“你叫杜易，几内亚的总统叫杜尔，我看啊，你老杜就叫杜山，一（易）二（尔）三（山），不是正好嘛。”

陈毅用他那元帅外交家的风度开怀大笑，一口四川腔渲染了气氛：

“哈哈——对头对头，杜氏家族。一二三。一家子兄弟！”

“杜山”，这个在异国他乡从周恩来那里拾来的名字，后来居然比杜修贤的本名还叫得响！

自从抵达科纳克里当天接受几内亚群众按民族传统赠送的柯拉果后，周恩来对几内亚以及非洲的水果印象极深。1月23日这天，塞古·杜尔总统陪同他乘汽车前往金迪亚市访问。在这个市，他还特意参观了水果研究所，了解热带水果的情况。最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几内亚的热带粮食作物——木薯。这种东西我们国内也有，但却是有毒的，不能生吃。几内亚的木薯则是无毒的。杜尔总统用手掰下来两块，当场吃了一块，又拿了一块给周恩来品尝，的确无毒。几内亚方面向周恩来介绍了木薯的特点和栽种情况。热带植物，令中国客人们大开眼界。

从金迪亚回科纳克里时，杜尔总统又换了花样。他执意要与周恩来总理一起乘直升机回去。这件事是头一天晚上就酝酿好的，但考虑到几内亚大部分为高原和山地，在热带气候中乘坐苏联制造的直升机是有一定危险的，尤其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刚刚从加纳的险情中舒缓了一口气，怎能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呢。中国礼宾官就和卫士长等人商量，认为直升机坐人有限，又有安全问题，不同意几内亚方面的这一安排。礼宾官报告了总统。杜尔却说：你们不要担心，这事由我自己去给周总理说。晚饭时，杜尔真的向周恩来谈了这项冒险而又有趣的安排。他有几分得意地说：我开飞机送你和陈总，我们的议长、国防部部长陪同，有一个翻译随行就可以了。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但中方人员还是私下里向总理表示了担忧。没想到周恩来却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第二天，果然只有一个翻译跟着周总理和杜尔总统等上了直升机。成元功等人只好赶紧坐上汽车追赶，还不断地仰望天空，为总理和总统等人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杜尔总统驾驶的直升机安全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随员们知道，周恩来是从来不怕危险的，他一生多次遇险、履险，每次都化险为夷。

几内亚民族，的确是一个勇敢和热烈的民族，他们对中国客人的热情，有时超出人们的想象。周恩来总理每次外出回到住地，担任警卫的士兵都要朝天鸣枪示意，表示热烈的欢迎。有几次，总理没回来，只有随员们先回来了，几内亚士兵看见中国客人的汽车驶回，同样朝天鸣枪欢呼。等中国总理回来时，他们再次鸣枪。这种奇特的欢迎方式，有时真叫随员们受宠若惊。

1月26日晚上，在即将结束对几内亚的访问时，周恩来特意设宴招待杜尔总统；宴会之后，代表团又在大西洋畔的“美景别墅”宽敞的阳台上，举行告别招待会，与杜尔总统等人面海告别。随后，前往科纳克里机场。

午夜，周恩来在机场向几内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告别词。不同的是，这份告别词在发表的当天又经周恩来等人紧急做了修改。修改源起于几内亚独特的歌舞。

这天白天，将要离开几内亚的周恩来，脑海中又回荡起他称赞“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那天晚上所看过的几内亚歌舞，他在几内亚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歌舞所蕴藏的生命力。他觉得在告别词中应该表达这种感受。随即，他给乔冠华写了一个意见稿：

冠华：

请将告别词中加上下述一段意思（文句请你们改写），即：

几内亚人民在民主党和总统领导下，大力推动和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在几内亚的歌舞中，不仅强烈反映出几内亚人民的历次反帝斗争，而且广泛歌颂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卢蒙巴的名字在几内亚人民中同几内亚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一样受人尊敬，受人怀念。这一些充满着政治内容的革命歌曲的传播，大大鼓舞着非洲人民的民族觉悟，促进着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周恩来

1月26日

午夜零时30分，在周恩来发表完告别词后，代表团踏上专机，前往第八个非洲国家苏丹共和国访问。

周恩来与阿布德主席谈到了可恶的戈登。塞拉西皇帝却驱不散美国的阴影

离开西非的几内亚，又折返到红海边的东北非的苏丹共和国访问。由于中途需要飞行十几个小时，代表团途中又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作了短暂的停留。1月27日下午3时，终于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在这个尼罗河畔的国家，代表团安排了两天半的访问时间。

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苏丹之时，正值苏丹局势动荡不安之际。但是，苏丹政府有意安排了极富政治意义和高礼仪的接待方式。他们提议周恩来和陈毅从机场到市区再到宾馆一路上乘坐敞篷汽车行进，好让首都喀土穆的人民一睹中国贵宾的风采；也表明苏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影响。然而，代表团负责安排礼仪的官员考虑到安全问题，对苏丹政府的提议表示了异议，并未经周恩来、陈毅知晓而改变了苏丹的计划。

进了城，周恩来才知道改变了苏丹政府原先安排的事。他非常生气，因为错过了一个与苏丹喀土穆人民直接、亲近地见面的机会。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说他们顾虑太多，没有从大局考虑。他立即指示代表团有关人员，尽快同苏丹官员协商，在代表团离开喀土穆时安排他和陈毅从宾馆到机场沿途乘坐敞篷汽车。

为何这样？周恩来觉得，这不仅仅是个礼仪的问题，这一行动的含义远远超过礼仪方面的考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声援一个处境困难的被压迫国家的领导人，也表示支持苏丹人民的正义斗争。

再者，中国和苏丹在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中，曾有一次际遇，碰到一个共同的敌人。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个名叫查尔斯·戈登的英国侵略军工兵队指挥官，作为主犯之一参与了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中国圆明园的罪恶行动。此人还参与了镇压太平军的行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1884年，此人被派往苏丹任殖民总督。1885年1月，在苏丹人民打败侵略者的武装起义中，马赫迪·穆罕默德领导的起义军在喀土穆击毙了刽子手戈登，也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

周恩来在喀土穆与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中将会谈时，提到了这个被愤怒的苏丹人民称为“喀土穆的戈登”的英国人，周恩来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的戈登’，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果了他的性命，我们得感谢你们。这样他就不能再害人了。”

1月30日上午，为满足喀土穆人民的愿望和挽回上次改变苏丹政府安排的影响，周恩来和陈毅在阿布德主席的陪同下，坐上了敞篷汽车。由宾馆到机场，一路有摩托车队护卫，沿途有群众夹道欢送……

同日上午11时12分，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六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护航下，飞抵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阿斯马拉机场，受到沃尔德首相和其他大臣的欢迎。

代表团还未进入埃塞俄比亚，就感觉到了美国的阴影。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是埃政府主动邀请的。但是埃塞俄比亚当时还未与中国建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政府控制。埃方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后，却矛盾重重，陷入一副为难的局面。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恩来去访问，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怕美国施加压力，影响埃美关系和美国对埃方的援助。

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埃塞俄比亚皇帝别出心裁地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周恩来，改在东北部的阿斯马拉市接待。这一安排，立即引起代表团里一些外交官的反感。接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周恩来却微笑着给自己的属下做工作：我们应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的友谊，美国对埃方有压力，我们要体谅埃方的困难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当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欣然到达阿斯马拉市时，美国的报刊趁机大做文章，嘁嘁喳喳地说这是埃塞俄比亚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周恩来等人却一笑了之，对此置之不理。

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不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便于中午在阿斯马拉皇宫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下午4时30分，双方举行会谈。

美国的阴影，干扰着中埃会谈，双方意见出现分歧，争论起来。塞拉西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边界争端中支持索马里。周恩来耐心地作了解释，说：中国对索马里的经济援助与埃、索领土争端是两回事；况且中国先与索方建交，而与埃方未建交；中国也并未向索方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介入争端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不会支持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亚非国家的问题应该由自己来解决，不应让外国干涉、破坏。周恩来还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不会拿武装去帮助别人进行领土侵犯的。”相反，“凡是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经济援助要求的，我们一般都给予满足。”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塞拉西一世又在皇宫里举行欢迎中国客人的宴会。等宴会散去，皇帝一走，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员们便感到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皇宫，顿时变得冷清起来，甚至给他们带来一丝的不悦。

阿斯马拉的皇宫，原为美国人的军事基地，埃塞俄比亚接管以后，作为塞拉西皇帝的“冬宫”。虽为皇宫，但却是孤零零的一座建筑，只有两套住房，一个客厅，一个厕所。到了晚上，极为不便。周恩来住一间，陈毅住一间，剩下的就只有中间的客厅了。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被埃方安排到很远的宾馆居住。但此地有美国的势力，所以卫士长成元功格外警惕，他与医生卞志强等人都不能离开总理和陈老总，只好与埃方接待人员协商能否在过道里加几个简易床。可直到半夜，埃方人员仍没有把床弄来，成元功等人只得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这一夜，周恩来屋里的灯光一直亮着，他彻夜工作已成习惯，何况还要准备第二天进一步与塞拉西皇帝会谈。

正是由于美国的影响，在1月31日双方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涉及中、埃建交问题时，塞拉西皇帝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和美国对埃的援助问题，不同意宣布中埃建交，只是表示：“不久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当天，双方签署了联合公报。

本来，在联合公报签署的当晚宴会上，周恩来是要宣读一篇讲话稿的，但他考虑，既然双方存在分歧，我方的许多观点在会谈中都已阐明，不如改变一下方式，不宣读此稿。他征得代表团同志一致意见后，让礼宾司司长俞沛文把讲话稿先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说：请转告周恩来总理，他的意见和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了。周恩来心领神会，自然地放弃了宣读这篇稿子的打算。他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

在告别宴会上，周恩来只是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

“这个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

中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等待，历时七年，直到1970年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之前，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才建立了外交关系。当初替周恩来递送未发表的讲话稿的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出任了驻埃塞俄比亚首任大使。

周恩来告诉舍马克总理：“非洲觉醒了！”

1964年2月份的第一天，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在皇宫门口，目送着中国代表团离开埃塞俄比亚，前往邻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访问。

中午12时10分，中国代表团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机场受到舍马克总理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这是此次出访的最后一个非洲国家，中国人又一次感受到了非洲人民的热情。

晚上，在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把中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追溯到9世纪和15世纪。他说：

“中国人民和索马里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9世纪初叶的中国文献上，就有关于索马里的记载。15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经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

次日上午9时，周恩来拜会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再次强调了“我们两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来往”的传统友谊。

当中国人进入索马里时，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所散布的“中国好战”和“中国主张有色人联合起来反对白人”的谣言也传入了索马里。鉴于此，周恩来和陈毅在与索方的会谈中驳斥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所造的谣言。他们用事实说明：中国人是和平的使者，“首先倡导和平共处的是中国”，“我们同许多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一方面主张和平共处，一方面主张坚持反帝，如容许帝国主义侵略就没有和平共处”。周恩来有力地向舍马克说明：“事实上，不是我们好战，是美国好战！”

索马里是东非独立较早的国家，1960年索马里从英国占领区和意大利托管区先后获得独立，组成了索马里共和国。次年6月。我国便向索马里派出了大使，他就是我方向东非派出的最早的大使张越。鉴于此，周恩来曾在与欧斯曼总统的会谈中出现了一次口误，他说：“二次大战后，索马里成为东非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欧斯曼一听，赶忙更正：“是第三个。”周恩来也从另一个角度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我驻索使馆是东非最早的一个。”欧斯曼总统微笑着点点头。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所访非洲国家对此都很关心。在索马里，周恩来向舍马克总理阐述了中国政府不容置疑的立场：虽然国际上承认中国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联合国里的多数国家是否能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集团，那还不能肯定。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美国会蛮不讲理地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硬说台湾地位未定；英国也就会赞成，一部分亚洲国家也会动摇，会劝我们先进联合国，把台湾问题除外。但这样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反国际法的。把台湾除外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等于我们承认台湾被割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蒋介石都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会变成民族的罪人，出卖领土！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对这一点，舍马克也有些想不通，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要把恢复合法席位问题与驱逐蒋介石集团问题扯在一起呢，这使中国迟迟进不了联合国。周恩来再次解释：

“这两个问题一定得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集团应该是不存在的。”

他还提醒索马里领导人：“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复杂的。世界上的事才复杂哩！”

周恩来所阐述的立场在1970年10月25日得到了完全的证实：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的选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正是基于绝不承认“两个中国”的立场，在访非期间周恩来亲自指导了中法双方在瑞士的建交谈判。他在来索马里的前几天起草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国和法国建交的声明。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

2月3日，法国新闻社总编辑特塞兰又追到了摩加迪沙，采访即将结束非洲十国之行的周恩来。周恩来肯定地告诉这位法国人：“中法建交是当前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

遵照协议，几个月后，周恩来把这次随同访非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派到法兰西共和国当了首任大使。

和平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是中索双方会谈的一个主题。周恩来告诉舍马克：

“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国家未独立，正在为独立而奋斗。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时间长短，最后都会取得胜利。”

为此，周恩来在摩加迪沙提出了震撼世界的著名论断：

“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他表明了中国人对非洲形势的看法：非洲已经不是19世纪末叶或者20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拦他们前进。

后来非洲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的论断。今天的非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实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拦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前进的步伐。伟人的预言，令世人折服！

当然，周恩来这一论断的发生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战乱几乎变成一片废墟；非洲其他一些地区也由于复杂的原因成为严重动乱的地区。但是，从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流，非洲也如此！从国际战略学的高度来看，周恩来的著名论断并没有过时。

1964年2月4日，周恩来带着摩加迪沙市赠送的“自由钥匙”，结束了对非洲十国的访问，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索马里回国。

按原计划，代表团回国后在昆明、成都稍事休整，过完春节将再访亚洲三国——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这就是后来所指的“亚非欧十四国之行”（首访非洲十国，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锡兰）。

周恩来畅谈“非洲印象”。荷兰机组人员却依依不舍

结束对非洲十国的访问后，对非洲大陆和非洲各国形势的感性、理性认识，都深深地刻在了代表团尤其是团长周恩来的脑海里。当春节以后代表团继续出访亚洲三国时，“非洲”仍在他们脑海中萦回，以至于他们与这三国的朋友们不由自主地谈起非洲的观感。

1964年2月16日，周恩来与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在额不里海滩上的一棵古老的大树下，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谈话，“非洲印象”是谈话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侃侃而谈：“我们对非洲总的印象是，那里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好形势，非洲人民迫切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同亚洲相比，非洲的觉醒迟了一步。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特别是万隆会议以后，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空前提高，都要求站起来。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非洲国家仅有阿联、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可是，万隆会议在整个非洲的影响却很深。作为亚洲国家的成员，中国代表团在非洲受到很热烈的欢迎。非洲人民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印象是，亚洲比非洲先走一步，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增强自卫能力等方面，亚洲是他们的榜样。亚洲和非洲人民之间存在着兄弟的友谊、战斗的友谊、革命的友谊，休戚相关。

“在非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受所谓西方文明压迫和剥削了四五个世纪的非洲人民比亚洲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多更深……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而且基本上消灭了美洲土人，奴役了非洲人，剥削了亚洲人。陈毅副总理为此作了一首词（注：即访非期间所作的《满江红·黄金海岸》，其中有‘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句），其中‘两洲’指的就是非洲和美洲。因此，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非洲人民中印象最坏，一听到就讨厌，这已经变成了非洲的民族感情。

“非洲有两类国家，一类已经取得独立，一类尚未取得独立。在非洲有59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独立的有34个，未独立的25个，现在只能这样分。

“已独立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单是政治独立是不够的，还要求经济独立。对于这一点，非洲有见识的首脑也认识到了。当前非洲还是贫穷落后的，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城镇过去是为殖民者享受建设的。既然这些地区如此落后，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否可能呢？

“我们认为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矿产虽然被殖民者掠夺了一些，但大部分未被开采，有石油、煤、铁等丰富的矿藏……总之，农、林、牧、渔资源都很丰富……只要非洲开发起来，农业发展起来，就能自给自足，从而打下可靠的国民经济基础，再逐步发展工业。未来的非洲一定是一个繁荣的非洲。”

周恩来认为，非洲的发展和繁荣，必须解决“彻底消灭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他指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环节：第一，建立民族自卫武装；第二，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民族的国家机器；第三，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中国总理首访非洲，就得出如此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独到的见解，不得不令奈温将军惊叹和佩服。

3月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再次回到昆明，结束了这次马拉松式访问。

中国人的访问结束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的使命也算圆满完成了。机组人员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非洲、了解非洲、留下深深的非洲印象，立下了汗马功劳。专机的飞行，有时整天整夜都在天上，正如黄镇在飞机上的一首即兴诗所说“一日飞行万里天”。机组人员都是尽心尽力的。周恩来也没有忘记他们，沿途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细致、亲切的关怀。这些荷兰人说：

“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

俗话说，“以心换心”，友谊都是互相的。正因为中国总理平等待他们，关心、尊重他们，他们反过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总理服务。奇怪的是，欧洲人对这架飞机反而评价不高。英国著名记者兼作家迪克·威尔逊就说过：

“周恩来乘坐的飞机是一架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机，这种飞机被欧洲新闻界不客气地描绘为一种‘非常老式的由美国人制造、德国人驾驶的螺旋桨式飞机’，并被不恰当地命名为‘波罗的海’号。”

欧洲人哪里知道，中国的总理却能与“波罗的海”号机组进行最好的合作。在中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后，本来应该另换一批机组人员飞突尼斯的，但是他们机组的18个人联名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继续为中国总理访问非洲服务到底。荷兰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机组人员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访问结束到达昆明时，荷兰机组人员提出想到北京看一看。周恩来同意给他们以特殊礼遇。他与陈毅专门招待了机组人员，后来又派我们自己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并派人带领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当荷兰机组人员回国时，他们依依不舍，临行还诚挚地表示：周总理以后有出访的任务，我们非常愿意再来服务，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

独特的出访报告——周恩来给翻译人员最高评价

1964年3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终于回到了离别3个月的北京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在首都机场与各界群众一道迎接代表团的到来。晚年的毛泽东，很少到机场去迎接出访归来的党政领导，对周恩来来说，这是毛泽东难得的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足见非洲之行的重大意义。

回国以后，首要任务是对此次出访作出总结，向中央作报告。此次首访非洲，非同寻常；要作报告，亦非易事。2月9日，在代表团中途回国休息期间，周恩来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电说明情况：

“归来已四日，本拟写系统报告送中央，因环境突由紧张而松弛，反而睡眠不好，连电话都未打给尚昆同志，报告也就未能着手。

“在国外时，本拟分国报告，但从阿尔巴尼亚后，硬分不出执笔起草报告提纲时间，致报告中断，心甚不安。幸好所遇问题，均未超出在出国前中央批准的外交部请示报告中所提的方针……

“现离再度出国还有五天，拟先草一报告大纲并与陈毅等同志商定后即先电中央，全面报告待下次归国后再写。请中央予以批准。”

可见，访非之紧张和报告之不易。按周恩来意，访非报告大纲应在访亚洲三国之前写出报中央，但代表团在昆明稍事休息后，又赶往成都与各界群众欢度春节，因此直至出访缅甸的前一天，报告大纲仍未写出。周恩来和陈毅只好又电中央说明情况：

“访非报告大纲尚未写出。明日即将首途续访亚洲三国。3月1日回国，经大家商定，拟仍来成都小憩，并写成报告提纲。”

报告“难产”，除了时间紧张、诸事缠身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非是一次丰富、生动且意义深远的出访，必须安下心来写作。

3月1日，代表团由亚洲三国回来时，周恩来与陈毅商定：索性写成访问十四国的报告，一起报中央。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成都召开我部分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访问十四国，重点是访问非洲十国的情况。

回到北京以后，更是紧锣密鼓地赶写这份出访报告。周恩来还多次与陈毅及外交部的有关人员讨论、修改。3月29日，《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终于拟就。

1964年3月30日、31日两天，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周恩来作长达151页的《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

这是怎样一个报告？以至于我国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官员们一连听了两天仍不感到厌倦？

报告讲了五大部分：（一）访问的经过和收获；（二）阿尔巴尼亚之行；（三）非洲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四）南亚三国之行；（五）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和任务。

题目本身并不吸引人，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报告的内容。人们当时对非洲极其陌生，很想了解这块大陆，也想得知中国政府代表团进入非洲后那里的官方和人民的反应。更感兴趣的是，周恩来在这一报告当中，加进了访问中的许许多多情节、所发生的趣事奇闻、所引发的各种感慨等，使得报告生动、活泼，有血有肉……

令大家感到另有含义的是，周恩来把这次跟随出访的三位翻译请到了会场，坐在显眼的位置。他在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全体委员面前，异乎寻常地称赞了翻译人员，给了他们最高的评价。他在报告词中这样提到：

“我还要提到翻译人员，翻译人员不仅是翻译，还可以作政治工作。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了三位翻译来，特别是前两位，一位是齐宗华；一位是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一个是法文翻译，一个是英文翻译。另外一位是阿尔巴尼亚文的翻译，叫范承祚。我们要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我们这些工作，不经过他们三位，就根本做不成。而他们三个人，如果在政治上不发展，就翻译不好。不仅文字上要好，还得政治强，才能把我们的话翻译出来。而中国的话，又是没有什么章法的，一个人一个说法，我一个说法，陈总一个说法，我们两个人的口音又不同，说话的方式也不一定都相同，他都能翻译出来，而且意思不走。所以，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行的。所以我说，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

这些被周恩来称赞和举荐的，政治上和文字上都强的翻译人员，后来都成了很有发展前途的人。其中，那位叫“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的人，后来成为中外闻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担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

接着，周恩来又动情地历数了与自己共过事的五批翻译：

“与我共事的翻译有五代：第一代是黄华，第二代是龚澎，第三代是章文晋，第四代是浦寿昌，第五代是冀朝铸。这是讲的英文翻译。他们都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恩来所点的这些翻译，都是世界熟知的中国外交家。在共和国总理眼中有如此高的地位，他们倍受鼓舞。

首访非洲十个国家以及其他亚欧四国，“前后共经历了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周恩来语），终于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尽管周恩来谦逊地说，“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但是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

“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历史，印证着伟人的预言！

32 原子能事业的主帅

为了中国的“蘑菇云”，刘少奇提议：发展原子能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周恩来担任主帅，“先抓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是一个极为特别的日子。这天下午15时整，中国在其西部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由于这一声巨响，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被中国打破了。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周恩来率领中国核工业战线上的科技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辛努力。

……

当新中国在隆隆的炮声中诞生的时候，世界已进入一个以核能的广泛开发利用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时代——原子能时代。在这个时代来临之际，除少数科学家以外，一般中国人基本上对原子能无所知，只是对原子弹的威力有所耳闻；而对核战争应持的态度，中共领导人也有明确的认识。

1946年8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原子战争的态度。斯特朗问：“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3年后，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依靠“小米加步枪”，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对原子弹、核战争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的基本看法，成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导思想之一。

决策之初：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创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

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代表团，出席将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团长郭沫若，副团长马寅初、刘宁一，秘书长钱俊瑞，中国科协会员丁瓒，世界科协会员钱三强等40人。钱三强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苦于缺少必要的仪器和图书资料，他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外汇20万美元。中共中央对发展新中国的尖端科技极其重视，同意了钱三强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约见钱三强。李维汉对钱三强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定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3月27日，刚刚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才两天的周恩来，又在北京饭店亲切会见了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后来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很薄弱。原子核科学，几乎是白手起家。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担任所长，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1953年底，近代物理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1953年春，周恩来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与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得中科院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极其重视，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苏方磋商了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

1954年，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这一情况，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找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我国的铀矿资源，等等。周恩来告知：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你们作好汇报准备，届时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做些操作表演。

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嘱咐，他们向中央领导人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帮助李四光等人补充情况，并提醒科学家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一问题讲清楚，以利中央作出决策。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对人才的培养需要大力加强。

这次会议，正式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发展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在中共中央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时候，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中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美国继续用原子弹恐吓中国；苏联则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

对美国的恐吓，国际上有些人很担心。1955年1月28日，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在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时，过分夸大原子弹的作用，说“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差不多就完了”。周恩来当即表示：“人是活的，不是死的，原子弹危害，最厉害的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的国家。”毛泽东坦然且风趣地回答：“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对苏联许诺帮助，中国政府迅速作出了反应。195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月31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作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首次在国务院系统通报了情况，并作了动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还是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他还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义和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最后，周恩来向国务院系统布置了几件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他提出：“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产革命。”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和宏大气魄，鼓舞了干部群众的斗志，也激励了尖端科技工作者加速利用原子能的信心和决心。

对于苏联的援助，党中央一开始就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根据这一指示，我国在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就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件。

正当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时，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苏方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有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在1959年7月提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也风趣地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毛泽东也早在头一年就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我国的核工业迅速实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

加强领导：“要请总理出面才行”

在1955年1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过：“要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同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为加快发展核科学技术，还成立了分别以李四光和吴有训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子能研究所需的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原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9月，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机构组成以后，加紧了规划工作。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前景，它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引起的工业革命。他提出我国科学界的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

会上周恩来还宣布：“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3个月内制订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在制订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原子能利用，就是我国科技事业最急需的门类之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5月，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并选定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57门重点学科。原子能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

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退专家后，我国尖端科技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更加发愤、努力地工作。到1962年上半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62年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规划。就这一规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专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从更高的层次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11月2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此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项工作时，刘少奇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这一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15人组成。主任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一位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部长，组成了中国原子能事业（包括核工业建设、核试验工作、核武器研制、核能的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等）的领导核心。

历史性突破：中国升起第一片蘑菇云

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共召开了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另外，还召开了若干次中央专委会小会，及时地解决了原子能工业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

1962年11月17日，就在中央专委会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专委会会议。详细听取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汇报。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次专委会会议，明确提出了国防尖端科技要“先抓原子弹”。这一战略重点的提出，使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明确了主攻方向。用专委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的话来说：“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此后，中央专委会和国防尖端工业部门的工作，主要放在原子弹的研制上。”

在第一次专委会会议上，还决定从工业部门抽调干部，成立中央专委会办公室。在第二次专委会会议上，还讨论、解决了组织制度、工作条例、队伍建设等问题。周恩来提出，专委会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负责决策和行政、组织、检查等工作；大家“又是首长又是‘脚长’，要做无名英雄”。在这次专委会会议上，针对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周恩来当即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他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并调配1100多台仪器设备，同时决定有些技术设备要由外国引进。

12月4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第三次专委会会议，原则同意刘杰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讲了四点即十六字方针：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着重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了“三高”要求：“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963年12月5日，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成功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专委会会议，讨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工作安排。周恩来提出：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同时把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会议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此后，我国核试验一直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

在实验科研人员进行的上千次爆轰试验的基础上，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地进行了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不久，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也于1964年1月14日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科研、生产战线同志们的成绩；周恩来批示：“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此后，核燃料的生产和核武器的研制进展更加顺利。到9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问题外，爆炸试验的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

1964年9月16日、17日、2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九次专委会会议。会上，他详细询问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会议讨论了燃料保存、点火控制、气象、地形、运输、组织等问题。一开始，对1964年10月还是1965年四五月间进行爆炸试验，有不同意见。经过详细的讨论研究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争取1964年试验；由专委会起草有关报告，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同时，二机部、国防工办等单位要积极、充分地做好准备。他还提醒大家注意：对核试验的利弊要充分地估计，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并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这期间，周恩来还对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又一个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被大家用精心挑选的彩色石块镶嵌在试验基地上，成为我国各尖端科学试验基地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9月23日，征得中央常委同意后，中央专委会决定于10月15日至20日期间进行首次核试验。周恩来对专委们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能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老党员、中央委员，由于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

随后，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作为试验场的总指挥，带领二机部的刘西尧等人前往西北核试验场。张爱萍把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保密的话原原本本地向全体参试人员作了传达，使大家深受教育。这对首次核试验保证无一泄密事件，起了重大的作用。

周恩来在组织有关人员对与爆炸试验时间有关的气象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意见向毛泽东报告后，于1964年10月14日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随后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人坐镇北京，亲自守候在连接试验现场的电话机旁，听着现场的指挥口令和倒计时的声音。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也各自在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15时，中国西部一声巨响，火球光芒四射，随即向空中升腾翻滚，变成一片巨大的蘑菇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爆炸成功后，国外的反映接踵而至。日本东京方面广播，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接着，又收到了美国关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消息。

当晚22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名演职人员宣布了这个喜讯，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向国内外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我国第一片蘑菇云升起，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祝贺和支持，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有力地打击了少数大国垄断核武器的阴谋，从而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继续前进：发展核科技与和平利用原子能

在首次核试验当天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次日，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再次提出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和态度，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研制核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核战争，而正是为了反对核垄断和核战争，最终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核试验则别有用心地到处造谣中伤。对此，周恩来曾说：“中国现在才试了一次，就有人叫起来。真好笑！如果中国没有试验，也没有人来谈禁止核试验，但我们一试验，就有人要中国参加裁军会议，说中国参加了核俱乐部。”他指出，美国提出的美、苏、英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是要束缚社会主义国家的手足，束缚民族独立国家的手足，而允许美国试验和扩散”。周恩来还明确地说明：“我们愿意促进国际合作，没有任何理由责备我们。”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控制，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杰，研究对研制氢弹的安排。刘杰认为：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提出：五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

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7年零4个月，苏联花了4年，英国花了4年零7个月。而当时法国已用了4年多时间研制，仍未成功。但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反复分析论证，认为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个飞跃。1965年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十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

经过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工作者的协作努力，终于在1965年年底掌握了氢弹原理，并立即布置进行氢弹试验的“三部曲”，即依次进行热核材料、氢弹原理、全当量氢弹三次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可以装载导弹头的空投氢弹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仅用了2年零8个月，技术水平也超出美、苏的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

当然，试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出现过许多险情甚至事故。

1971年12月30日，在我国西北某地进行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就没有成功。

当时，由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后，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投掷装置却无反应。他又采取超应急措施，仍没有成功。

随着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氢弹可能会在空中突然爆炸，不仅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

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极为担心，但他镇定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

杨国祥却另有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

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在惊人的寂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某机场降落了。

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

在取得国防方面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干扰破坏。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5日第十六次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会议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开专委会会议均没有开成。”他对专委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一次，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周恩来震惊得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砸得粉碎。他震怒了，写下了一批科学家的名单，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这批科学家中，不少人后来对我国的尖端科技又作出了重大贡献。

屠守锷，是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1971年9月10日，我国首次研制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梁守槃，研制出了中国的“飞鱼”导弹，性能大大优于法国的。当1984年的天安门阅兵式上出现这种导弹时，懂行的外国人十分惊诧！

……

“文革”中，林彪曾下令要把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尽力阻止这个毁灭性的破坏。当黄永胜、吴法宪紧跟林彪下令把发射基地迁到陕西西安、渭南、商洛一带，把正在建设的新疆反导弹靶场搬迁到云南时，周恩来指示，仍放在原来的地区不变。

由于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原子能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得这一领域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是在排除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

1970年2月、7月、11月，周恩来先后三次指示原子能工业部门：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根据他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我国的核电站工程被命名为“728工程”。周恩来还提出，建设核电站，要遵循“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从此，我国原子能工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建设核电站，和平利用核能。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周恩来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病痛主持召开了他生前最后一次专委会会议，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3月31日的专委会会议上，审批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今日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会上，周恩来要求，建设核电站要绝对安全可靠。他指示：有关部门要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要有专人抓这件事；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1世纪、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要从体制上整顿被林彪一伙搞乱了的尖端科研队伍，等等。

十年动乱结束后，1983年6月，秦山核电站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了前期工程施工，1991年12月15日实现了并网发电。它是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第一座核电站，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尖端科技工作者的心血。这座核电站的建设，都对我国核电事业的起步、培养技术队伍、掌握核电技术，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33 同东方歌舞团的未了情

东方歌舞团是在周恩来的提议和关怀下成立的。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周恩来和东方歌舞团的故事，成了凝结在一代又一代的东方歌舞团演员及所有艺术家心头的永恒！

1960年12月30日，北京首都机场，晴空万里，寒风习习。周恩来率领中国友好代表团即将启程，前往缅甸参加缅甸国庆13周年典礼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派出的一个最大的友好代表团。

欢声笑语，掌声鲜花，汇成了一股如春的暖流。周恩来登上专机舷梯以他特有的姿势和微笑，再一次向前来送行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陈云及有关党政军负责人，各方面人士，各国驻华使节招手致意。陪同周恩来前往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及他们的夫人紧随周恩来身后，也频频挥手。

一向视文化艺术交流为外交先锋官的周恩来，这次出访没有忘记带一个庞大的文化艺术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主要由总政歌舞团、中央歌舞团东方舞蹈训练班、云南省歌舞团、中国京剧院及新疆、广东等省的演员组成，由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任团长，共400多人，是随周恩来访缅的八个专业性代表团中最大的一个。

早在一个多月前，周恩来就开始筹划随访的艺术代表团之事。考虑到缅甸基本上是东方舞系，周恩来指示，这次艺术代表团随访，除了带一些表现我国传统的民族歌舞和戏曲外，还要演出包括缅甸在内的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歌舞。但是，在当时，我国擅长东方歌舞艺术的人才还较少，除了从新疆、云南、广东等省、区抽调几个熟悉东方歌舞的演员外，演出东方歌舞的重任主要是落到了中央歌舞团东方舞蹈班的演员身上。

东方舞蹈班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搞起来的。1956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问中国，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苏加诺。席间，北京舞蹈学校的演员表演了一个印度舞，引起了苏加诺的很大兴趣。苏加诺对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派一些印尼舞蹈专家到中国来传授印度尼西亚舞蹈艺术。周恩来当场表示欢迎，并对北京舞蹈学校校长陈锦清说：你们舞蹈学校就搞一个东方舞蹈学习班吧，可得办好、学好啊，将来还要请苏加诺总统看看你们学得怎么样呢！

东方舞蹈班成立后，学习了阿富汗、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日本等亚洲国家及一些非洲国家的舞蹈。

这次，周恩来在考虑随访缅甸的艺术团时，首先考虑到的就是东方舞蹈班。

12月11日，周恩来特意召集东方舞蹈班的演员谈话。这些演员大多还是20岁的小青年，初次面对他们的总理，有点拘谨和怯场。

周恩来亲切地招呼他们坐下，与大家聊了起来。

“你们会不会印度舞？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周恩来问。

“没怎么学，张均会，她教过我们。”

“哪个东方国家的舞蹈难学？印度舞和缅甸舞哪一个难？”

“印度舞较难。”

“我看也是。印度舞比其他国家的舞蹈更有民族特点。它要求头、手、脚都要配合好，音乐节奏不容易掌握，掌握好必须下功夫。你们要好好学习。本来请好了一个印度专家，但没能来，以后还是要想办法请个专家。”

“东方舞有多少体系？”周恩来自问自答，扳着指头一个一个算了起来，“非洲先放一下，从伊朗以东算起，印度、巴基斯坦算一个体系，缅甸是一个体系，柬埔寨、泰国算一个体系，阿富汗、尼泊尔是一个体系，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体系，朝鲜、日本、蒙古各是一个体系……”

东方舞蹈班的演员们没料到周恩来对东方舞了解得如此全面深入，他们的眼中全都充溢着钦佩的神情。

“你们学这么多舞蹈，一定要每一个都学得深入透彻。要先学好，然后再吸收到我们自己的民族舞蹈中，不要搞得土不土，洋不洋。”说到这里，周恩来问在场的唐枚荣老师：“你们东方舞蹈班现在有多少人？”

“10个人。”唐牧荣回答说。

“这太少了，我看起码也得40个人。你们有后备力量吗？”

“有一部分学员。”

“你们可以向舞蹈学校要人嘛，舞蹈学校校长是陈锦清吧，向他要人嘛！”

周恩来继续说：“咱们来定个计划吧，到1967年，起码应该发展到100人。到时东方舞蹈你们都应该掌握，而且范围应该扩大，亚非拉都要学。以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增加十几个人。”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对东方舞蹈班的全体人员是一次莫大的鼓舞。

东方舞蹈班在随周恩来访问缅甸前，专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紧张集训与排练。为了跳好缅甸舞，还专门请了缅甸专家杜钦纽女士作指导。

周恩来导演了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幕奇迹：驻外大使把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当作政治信息向国内首脑报告。周恩来兴奋地说：你们是没有头衔的大使，要考虑成立一个东方歌舞团。

1961年1月5日，缅甸首都仰光（今已迁都内比都）。新建的露天剧场，座无虚席。随同周恩来访问缅甸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在此举行首场演出。缅甸的吴努总理、奈温将军陪同周恩来总理、陈毅等中国贵宾也在剧场观看演出。

演出中，中国的民族歌舞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但演员们表演的缅甸歌舞，更是赢得了阵阵掌声。

张均和赵世中表演的缅甸双人舞，细致传神，跳出了缅甸古典舞蹈的韵律和情感，把台下的观众吸引得如痴如醉。当他们跳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吴努总理激动地站了起来，高举双手，带头鼓掌。周恩来、陈毅等也站起来鼓掌，场内其他观众也都唰唰地站了起来。顿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露天剧场，大幕过了好一段时间才闭上。

吴努总理兴奋地对周恩来说：“演得太像了，能不能请演员们再为我们演一次？给我们的总统欣赏？”

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缅甸总统吴温貌和夫人在总统府花园里举行招待会，与身穿民族服装的周恩来等共叙友情。在吴努总理的建议下，赵世中和张均特意为吴温貌总统表演了缅甸古典双人舞，博得了总统和夫人的一再赞誉。

每一个历史事实的诞生，常常得力于某种历史机遇。

1961年1月8日，虽然那时东方歌舞团还没有成立，然而，这个日子却以其特殊的意义永远载入了东方歌舞团的史册。这是东方歌舞团光荣而自豪的一天，也是令老一代东方歌舞团演员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周恩来即将结束对缅甸的友好访问，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行盛大的告别答谢宴会。

晚上，大使馆的花园中，晚风和煦，乐曲悠扬。绿油油的草坪上，彩灯闪烁。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与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缅甸领导人吴温貌、吴努、奈温等及各国驻缅甸的大使和外交官频频举杯，依依惜别。

席间，中国艺术代表团一口气演出了14个亚非国家的歌舞节目。新疆歌舞团的演员阿依吐拉一人表演了苏联塔吉克族独舞《热孜》、尼泊尔独舞《赞王歌》、印度独舞《婆罗多舞》等三个国家的舞蹈。台上台下，气氛异常热烈。许多国家的使节把中国艺术代表团表演他们国家的歌舞看成是中国对他们国家的尊重和友好的表示。因此，每当演到哪个国家的歌舞时，哪个国家的大使就举着酒杯走到周恩来和陈毅面前表示祝贺和感谢。一些国家的大使当晚就打电报回国，把中国艺术代表团演出他们国家的歌舞当成一种政治信息向国内首脑报告。

使驻外大使把普通的文艺演出当作一种政治信息向国内政府首脑传递，这恐怕是周恩来在外交史上导演的又一幕奇迹。

文艺演出收到了满意得出乎意料的外交效果。周恩来也很兴奋。演出结束，把客人一一送走后，周恩来和陈毅急忙来到演出后台，看望参加演出的演员们。

这次参加演出的大多是在东方舞蹈班的娃娃们。由于人数少，演出的节目又多，且大多是集体舞，节目更换节奏很快，他们一个个满脸通红，气喘吁吁。

见此情景，周恩来又高兴又心疼。他与演员们在一起，激动地说：“今天我看了这场演出非常高兴。不简单啊！今天的演出影响很大啊！那些大使们看了都高兴极了。你们演得很像哟。我们不要低估了这场演出，它的政治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表演东方各个国家的歌舞艺术，不仅促进了东方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加强了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友谊，而且对世界和平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过去，别的国家是看不起东方国家的，尤其是东方歌舞艺术，可是，现在通过你们的辛勤劳动，把东方歌舞艺术向这些国家的使节介绍出来，这个影响很大啊！”

大概是激动的缘故，周恩来说话时的动作和表情十分丰富。陈毅在一旁笑眯眯地频频点头。

周恩来接着说：“今天的演出，东方班的这些小孩太累了，他们人太少了。出来一个节目是这几个人，再出来一个节目还是这几个人。这个事业一定要大大地发展。东方班要补充人。东方舞蹈不但东方班要学，我们各个歌舞团都要学，都要会跳。我们和这些国家搞友好，不只是嘴上说说就成了，还要拿出实际行动。那么，我们学习他们的歌舞艺术，也是搞友好的一种方法。”

张致祥在一旁插话说：“许多东方国家的舞蹈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见过，需要请一些外国专家。”

周恩来说：“回去后要好好计划计划。”

在离开缅甸回国的专机上，周恩来、陈毅等似乎还沉浸在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演出场面中。周恩来对张致祥说：这次回北京后，你和文化部好好商量一下，把昨天参加演出的那批娃娃保留下来，再补充一些人，考虑成立一个东方歌舞团。”

陈毅连连点头，浓重的四川口音响彻了整个机舱：“要得，要得。”

周恩来还说：“不要小看这类文艺演出。他们是没有头衔的大使，可以起到我们的大使所不能起的作用。我们做不到的事他们往往可以做到。”

成立东方歌舞团的决定，就这样在飞机上酝酿出来了。

周恩来幽默地对赛福鼎说：“我们想从新疆摘一朵花蕾到北京工作，你看怎么样？”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亲自担起了人事处处长的角色。

成立东方歌舞团，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调集演员。为此周恩来亲自出马，从各省、市、自治区选调。

周恩来对那天晚上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告别宴会上一人表演了3个独舞的阿依吐拉印象很深刻。但是，阿依吐拉是从新疆歌舞团临时借调到访缅艺术代表团的。从缅甸回国后不久的一天，周恩来找到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的赛福鼎·艾则孜，幽默地说：“我们想从新疆摘一朵花蕾到北京工作，你看怎么样？”

赛福鼎笑着说：“你说的花蕾是指阿依吐拉吧？”

“噢，你怎么知道？”周恩来本来想赛福鼎抓耳挠腮猜上两个回合，不料，赛福鼎竟一下就揭开了谜底。

“我已得知阿依吐拉参加艺术代表团，随你去缅甸访问，她一人跳了三个独舞，你很欣赏，我猜就是她。”

“这回算你消息灵通，让你猜着了。怎么样，舍不舍得让她到北京来啊？”

“总理点名要，我举双手赞成，哪有阻拦之理？这是新疆人民的骄傲。”赛鼎福知道周恩来非常关心和扶植艺术人才。

“那好，就这样说定了。我再征求一下阿依吐拉本人的意见。”

几天后，周恩来把阿依吐拉等几名新疆歌舞团的演员邀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当时，阿依吐拉他们从缅甸回国后，临时住在北京的北方旅馆。当工作人员把总理要请他们到家中做客的消息告诉他们时，他们既激动又不安。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被日理万机的总理请到家里做客。别看他们在舞台上表演时全身自如，但当他们被领进中南海西花厅时，手脚却显得有点僵硬失灵了。周恩来亲切地招呼他们坐下并亲自给他们倒茶，和蔼地问：“你们离家时间很长了，想不想家啊？”

阿依吐拉他们很想家，但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硬着头皮说：“不想。”

周恩来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哈哈大笑。

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

“你们离开家很久了，想吃家乡饭了吧。今天特意为你们包的饺子，你们多吃一点，不要拘束。”周恩来一边招呼，一边往大家的碗里夹饺子。

在吃饺子的过程中，周恩来问阿依吐拉：“你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啊？”

“愿意。”阿依吐拉点了点头。不过，她还以为周恩来只是问一问，她此时还不知道要成立东方歌舞团。成立东方歌舞团在当时还是个秘密，仅限于几个有关负责人知道。

周恩来也没有告知阿依吐拉具体调到什么单位工作只是勉励说：“你们的事业很重要，很光荣，大有前途，要好好学习。”

第二天一早，阿依吐拉还没有起床，接待人员就把她叫醒了：“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让你立即准备一下，搭乘今天的飞机回家看一看，期限是5天。5天后回北京有新的任务。”

就这样，阿依吐拉此后就成了东方歌舞团的第一批演员。有幸成为东方歌舞团第一批演员的傣族著名舞蹈家刀美兰、白族舞蹈家赵履珠，还有蒙古族舞蹈家莫德格玛、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等也都是周恩来亲自点名调到东方歌舞团的。

1961年4月，缅甸总理吴努来到我国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云南度假，周恩来专程赴云南欢迎吴努总理。4月15日，周恩来和吴努来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允景洪，同当地5000多名傣族群众一起欢度泼水节，并观看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演出中，赵履珠演唱了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她那宽广嘹亮、颇具民族特色的歌声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周恩来觉得赵履珠有点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她的名字，于是便叫人把赵履珠找来，亲切地询问她的名字、多大年纪、哪个民族、在哪里工作。周恩来又问：“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是你唱的吗？”

“我仅唱了刚才唱的那几段，唱得不好。”赵履珠第一次面对面地同这么高层的领导人对话，显得有点紧张。

“你唱得不错。你是不是参加了前不久访问缅甸的艺术团？”

“参加了。”

“怪不得我看到你有点面熟。那次怎么没听见你独唱？”

“我只参加了女声小合唱和大合唱。”赵履珠此时做梦也没想到周恩来要把她调到东方歌舞团工作。

送走吴努总理后，周恩来和云南有关领导商量：要把赵履珠、刀美兰、李龙珠、朱培舞等四名云南省的歌舞演员调到北京工作。

周恩来曾经幽默地说：在调集艺术人才方面，要我和地方吵架也行。

不过，只要是周恩来亲自提出来，地方上没有不答应的。

6月16日，周恩来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观看中央歌舞团和东方班演出的亚非拉国家的歌舞。演出结束，周恩来走上舞台与演员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后，对在场的有关负责人说：“我看见东方歌舞团提出的名单了，都调齐了吗？”

“有的调来了，有的正在调。”

“我给云南打过招呼了，要调他们4个演员，其中有一个傣族姑娘叫刀美兰，还有一个白族姑娘赵履珠。”

周恩来又问在场的中央歌舞团的徐杰、资华筠：“名单里怎么没见到你们的名字？你们愿不愿意到东方歌舞团工作？”

“我们愿意，但要由团长决定。”

“你们团长那里我去做工作。”

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如此苦心细致地过问一个歌舞团的演员调配，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周恩来又问张均：“你已经是东方歌舞团的了？”

张均调皮地一笑：“我现在还是舞蹈学校的。”

周恩来也笑了：“你应该是没问题，陈老总都请过你了，你还不愿意来吗？”

张均说：“我愿意到东方歌舞团来，但不知道学校让不让我来。”

“我去找你们的校长陈锦清要人。”说到这里，周恩来环视着周围的演员和乐队成员，“东方歌舞团现在有多少人了？”

“名单还没有正式公布。”

“东方歌舞团要快点成立起来。”周恩来对一旁的有关负责人说。

“已经成立了筹备工作办公室，并开始工作了。”

“陈老总快从日内瓦回来了，成立东方歌舞团的事要抓紧些。”周恩来稍顿了一下，又微笑着补了一句，“东方歌舞团原来是个秘密，今天给公开了。”

在周恩来细致周到的直接关怀下，东方歌舞团于1962年1月13日正式成立。那天，周恩来正好有事不能前去参加成立典礼，便委托陈毅前往。

在非洲舞被斥为“扭屁股的摇摆舞”的年月里，周恩来正言：东方歌舞团不跳亚非拉舞算什么东方歌舞团？动胯是非洲舞的民族风格，你们要都改了，那就不叫非洲舞了。

周恩来为东方歌舞团确立的方针是：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歌舞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优秀的、健康的、进步的歌舞节目，以促进我国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

然而，周恩来确定的这一方针在后来的贯彻执行中程度不同地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这主要是当时有人认为演外国的歌舞革命化程度不够，要求演我国革命现代化的节目。在当时“左”的氛围中，一些演员对演出外国歌舞也有点心有余悸，担心别人说自己不够“革命”。

1965年8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后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到山东厅参加东方歌舞团的汇报演出晚会。跳舞时，总参谋长兼副总理罗瑞卿与东方歌舞团的演员张均聊了起来。

罗瑞卿问：“你们最近刚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回来？听说你们在柬埔寨的演出很好。”

张均说：“不是太好。现在我们对那些仙女王子的东西都不太爱跳了，也不爱练了。有人说他们的这些节目离我们的革命化太远了。”

“那可不行。我们搞国际统一战线嘛！《赤道战鼓》给非洲外宾鼓舞很大。刚果的朋友说，在中国的舞台上看到了刚果的情况，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正说着，周恩来走过来了。罗瑞卿把张均拉到周恩来跟前，笑着说：“总理，张均他们说，一些外国节目和中国革命化的节目比较起来，革命化不够，他们都不愿意跳外国的了。”

周恩来也笑了，说：“噢，革命的要跳，外国的也要跳嘛！”

这时，扩音器中正好响起了王昆的《农友歌》，周恩来马上跟着唱了起来，并招呼着周围的演员也跟着唱，还一边打着拍子。他说：“《农友歌》我就是这样跟着唱会的。王昆20年来唱了两大首歌，1944年唱《白毛女》，1964年唱《农友歌》。这《农友歌》有气质。”

中间休息时，张均、李桢丽、郭冰玲等一群演员围住了周恩来。他们对总理早已不再陌生了，说话也无拘无束。

李桢丽笑着说：“总理，我想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周恩来精神爽朗，与这些年轻的演员在一起，他也仿佛变得年轻了。

“我们东方歌舞团前些时候演出了好几场，观众给我们提了好些意见。一种意见说我们演的都是老节目，要求演新的；一种意见说我们演的节目革命化不够。我们的革命化怎样做才好呢？我们都挺苦恼的。”李桢丽一脸愁苦的样子，引得周恩来笑了。

李桢丽接着说：“比如，这次我们想尽了办法革命化，演了印尼的《女战士》，但观众还是觉得不怎么样。”

“《女战士》在印尼自己的国家是革命化了的嘛。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人家。要是对所有国家都用我们的一个标准，那就犯主观主义了。”少顷，周恩来又说，“节目可以分为两类嘛，一类是我们革命化的节目，另一类是介绍人家的，选人家一些好的歌舞。但不能用一个标准。”

“观众对革命化的要求挺高的。”

“观众他们不明白嘛，需要我们多介绍。这个介绍解释的工作很重要。你们向观众解释了吗？我看有时的节目说明书就是华而不实，形式主义。没有好好介绍，观众当然不明白。再说，要求革命化，如果所有的节目从头至尾都是一个样，那观众也接受不了。”

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着挂在墙上的毛泽东的一首诗《七律·冬云》，逐字逐句地念了起来：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你们看，主席是在最后才把主题点了出来嘛！还有主席的《浪淘沙·北戴河》也是在最后一句‘换了人间’才把主题点了出来嘛！”

周恩来一向要求艺术创作要有起伏，要有波澜，不要一个调子到底。

“为革命化的问题，我们很苦恼……”张均在旁边欲言又止。

“光苦恼有什么用？要坐下来想办法嘛！”周恩来又说，“革命不能输出，人家的舞蹈是什么样就跳什么样。人家的国家是民主革命，我们不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群众提意见是对的，但我们要好好地解释、介绍。这个问题等陈老总回来还要跟你们好好地议一议。”

可想而知，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氛围中，东方歌舞团演出的一些在外国朋友看来已经是很革命化的外国歌舞，中国国内有些人尚且觉得革命化程度不够，那么他们演出的一些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亚非国家的民间传统歌舞，如要露出肚皮的埃及舞和印度舞、胯部和臀部扭摆得很厉害的非洲舞，国内大部分观众就更难接受了。

在那个动不动就可能被扣上资产阶级“毒草”帽子的年月，东方歌舞团当初学习亚非一些国家扭胯摇臀的民族传统舞蹈时就心存顾虑。对此周恩来指出：这是一个民族的舞蹈风格，可以向中国观众介绍，只要演员表演时的精神风貌是健康的，就没有关系。

陈老总也风趣地说：“我才不信，我们那么大的一个中国，扭两下肚皮就把国家扭垮了。”

然而，尽管有周恩来和陈毅的话壮胆，但东方歌舞团的一些演员对跳外国舞，尤其是那些热情奔放的非洲民族舞，心中还有顾虑。

1965年11月的一天，东方歌舞团的部分演员参加了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舞会。

舞会上，东方歌舞团的演员围住罗瑞卿诉说着他们心中的苦闷。

周恩来从外面进来了。

“总理，他们正在讨论你的指示呢！都讨论混乱了。他们对跳外国舞都有顾虑。现在张均一跳柬埔寨舞，心里就扑通扑通的。以后柬埔寨外宾来了，都没人跳柬埔寨舞了。”罗瑞卿上前迎着周恩来说。

周恩来环视着围在身边的几个演员，语气郑重而严肃：“你们东方歌舞团不跳东方舞算什么东方歌舞团？我说的‘以我为主’，是指出国演出要以中国舞为基础，演出中国节目有了基础，才能到国外搜集一些他们的节目。以中国舞为基础，并不是让你们排斥外国舞。”

罗瑞卿对演员们说：“你们看，我说你们把总理的指示理解错了吧。以我为主，不等于外国节目就不演了。”

“你们是东方歌舞团嘛，不把亚非拉舞跳好，还叫什么东方歌舞团？”周恩来的语气和缓了一些，“柬埔寨这个国家的舞蹈有它自己的特点，宫廷式的，你们把他们的舞蹈动作程式改了，就对人家不尊重了，人家就会有意见。文化这东西是潜移默化的，不能强加于人。要不就要犯主观主义错误。”

东方歌舞团的一位演员说：“我们去北非学了很多舞蹈，他们的舞蹈都是扭胯扭得比较厉害的，观众看了接受不了。”

周恩来说：“群众接受不了就不一定要普及，不一定要到农村去演，可以在城市、工厂演，可以为接待外宾演。艺术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目前，下里巴人是主要的，但少数的也不能取消。如交响乐，群众接受不了，就不一定要下去演，但城市、工厂还是需要，也还可以为特殊需要演出。”

周恩来停了停，继续说：“非洲的舞蹈都是动胯的，这是他们的民族特点，你们要都改了，就没特点了，不叫非洲舞了，但你们可以动得含蓄些。”

“你们去越南什么时候走？”周恩来问旁边的东方歌舞团团长田雨。

“延迟到明年一月中旬走。”

“带了些什么节目？”

“以中国舞为基础，越南的节目要达到百分之五十。”

“那就好嘛。”周恩来发出了爽朗的笑声。气氛由开始时的凝重趋向于轻松活跃了。

苏冰慧（演员）问：“总理，你穿得那么少，我们穿得这么多还爱感冒，张均就容易感冒。我们缺乏锻炼。”

“听说你爱感冒，”周恩来把目光转向张均，“我每天用凉水洗脸，你也要想办法锻炼。我四五年难得感冒一次。”

“看报纸上的照片，送卡瓦瓦那天你穿的衣服很单薄。”苏冰慧指的是前一天周恩来到机场欢送来我国访问的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回国。

“算你观察仔细。我今天刚开始穿上夹衣，前些时候一直穿单衣。送卡瓦瓦时别人都穿了大衣，我没穿，这也是个锻炼。”说着，周恩来甩出了一句幽默，“我们古代祖先不是都不穿衣服吗？也不吃热食，但身体也很好。”

周恩来的风趣把大家都逗乐了。

“我主张还是穿得少些，越是暖房里的花草，越是要出毛病。”少顷，周恩来又提醒说，“不过，你们可不要盲目学我喽。锻炼也要有基础，我体质好，陈老总向我学，有两次不穿大衣，结果感冒了。你们演员还是要穿暖和些，要保护好嗓子。”

周恩来多次说过：东方歌舞团要扩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浩劫肆虐，江青下令解散东方歌舞团。周恩来魂归大地情未了。

东方歌舞团成立时，人员仅30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也不到100人，还包括其他工作人员，能上台的演员就更少。但东方歌舞团担负的外事演出任务特别重，常常是一个演员在一场演出中跑马灯似的接连上场。这样，既累了演员又影响了质量。对此，周恩来多次说过：东方歌舞团要扩大，要下决心调人。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和陈毅出访亚非14国。3月中旬，周恩来和陈毅回到北京。

3月24日晚，陈毅在人民大会堂设宴，答谢中国领导人刚访问过的这些亚非国家的驻华使节。周恩来也出席了。席间，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表演了14个亚非国家及阿尔巴尼亚的歌舞。

由于人数少，表演的节目又多，演员们累得够呛，有的一人上五六个节目。

周恩来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东方歌舞团的演员太少了！

3月26日，东方歌舞团接到通知：有关领导和演员晚上到中南海紫光阁，总理要接见。

中南海紫光阁，这个今天是中外首脑出入的政治重地，当年却曾是周恩来与艺术家们欢聚一堂的地方。那时，周恩来常常在紫光阁召集文艺工作者开会、谈话。

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也有一阵没见着周恩来了。他们很是兴奋。为了欢迎周恩来出访圆满归来，他们七嘴八舌，临时凑了一首快板诗，算是一个小节目。其中最后四句是：东方歌舞一枝花，决心学好亚非拉。党的话儿记心间，誓把青春献给她。

来到紫光阁，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在周恩来面前表演了这首快板诗。

周恩来笑意盈盈地静静听完，鼓掌表示肯定，说：“不错。不过我建议把最后一句中的‘青春’改为一生，誓把一生献给她。”

“总理，等我们老了，就跳不动了。”

“你们讲‘青春’也有道理，老了不能在舞台上跳了，但跳不了还可以做进一步提高的工作，还可以培养年轻人，可以搞政治工作。”

接着，周恩来询问这次来的人数及东方歌舞团准备出国访问演出的人数。按预定计划东方歌舞团将沿着周恩来、陈毅访问非洲所走的路线去非洲访问演出。

东方歌舞团的领导一一作了回答。

“看来东方歌舞团还没有完全建成，”周恩来面有沉思，“人太少了，到现在还不到100人，能表演的才50多人，独唱才一人，人家又歌又舞。前两天表演15个国家的节目，听说一人就上了五六个节目，外宾连演员们的面孔都认识。你们劳苦功高，但也太累了。”

周恩来脸部表情严肃，气氛变得有点凝重。早在1963年10月，周恩来在同有关负责人谈音乐舞蹈问题时就说过“要好好搜罗民族音乐舞蹈的人才，为此要我和地方吵架我也愿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工作进展不尽如人意。

周恩来继续说：“东方歌舞团要扩大，文化部、外办要研究一下，至少要扩大到300人。还要设立政治处。几十个国家，这么点人怎么够？你们学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舞蹈，他们也要你们教我们国家的民族舞蹈，这样，你们300人都不够。要下决心调人，从歌舞团、部队调。”

“搞艺术的没有感性知识不行，”周恩来摇了摇手，“你们去外国学了两个多月，时间太短了，应该长一些，至少要半年或是一年，不仅要学舞蹈，还要学语言，还要做政治工作。你们说誓把青春献给她，我把‘青春’改为‘一生’，不是强加于人。你们去国外学习，如果回不来怎么办（注：那时非洲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那就要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革命气概。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儿子牺牲了，就埋在朝鲜。东方歌舞团的工作是革命工作，对人家是革命，对自己也是革命。”

周恩来的一席话鼓舞了东方歌舞团的士气，坚定了大家为东方歌舞艺术奋斗一辈子的信心。

这次谈话后，东方歌舞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提出了一个把东方歌舞团扩大至300人的编制草案报告。其中包括团部29人，艺术研究室30人，舞蹈队111人，乐队65人，歌唱队29人，舞台工作22人，学员班14人。

报告还提出：外调演员拟从部队、地方歌舞团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舞蹈学校抽调，请文化部尽早考虑外调演员的户口问题。外调演员最好在今年年底陆续调齐，以便明年参加亚非会议的演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时周恩来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他提出的扩大东方歌舞团的计划竟是好梦难圆。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上的“左”对文艺的干扰越来越强烈了。等到东方歌舞团从非洲访问演出归来，立即就面临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东方歌舞团的演员被下放到农村“蹲点”。

1965年1月27日，还是在紫光阁，周恩来找东方歌舞团的田雨等有关负责人谈话。

“我去年出国回来就在这里讲了要把你们团扩大，要搞政治，要谈政治。后来，因为你们要出国，就把这件事暂时放下了。你们出国回来后，又搞大歌舞（注：指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一直没有把扩大的事谈定。”周恩来的神色显得有点疲惫，语调异常沉缓。

“你们团现在有多少人？”周恩来问田雨。

“连学员算在一起，一共130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一支铅笔，沉思了好一会儿，说：“扩大的问题以后考虑，你们的报告还放在我这里。”

田雨等人从周恩来的神色中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心绪，心头隐隐约约地涌起些许不祥的预感。

周恩来的这番话，既有自己的许诺没能兑现的歉意，又隐含许多难言的苦衷。不过，那时他考虑的只是再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却做梦也没有想到接踵而来的是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非但周恩来关于东方歌舞团扩大的指示难以落实，而且东方歌舞团已有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在“东方音乐是靡靡之音”“非洲舞都是扭屁股的摇摆舞”等“左”的大棒的挞伐下也难以保证了。

江青在一次大范围的会议上，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一些所谓的文艺节目，美其名曰“民族音乐”“民歌”，其实是很下流的。那叫什么舞呢？在资本主义世界就叫摇摆舞。穿着解放军的衣服在那里扭来扭去的，气得我根本睡不着觉。

据说，江青还下令要彻底解散东方歌舞团。

后来，东方歌舞团与其他一些文艺团体合并，演员下放到河北劳动锻炼。

东方歌舞团的一些老演员感慨地说：在那种年月，把文艺团体下放到农村、工厂、部队锻炼，是周恩来对文艺团体的一种保护。

在一片内乱之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了。他心里惦念着。

1971年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原东方歌舞团的演员李亚媛被借调到一个为外宾演出的晚会担任报幕员。那天，周恩来正好陪外宾观看文艺演出。李亚媛是“文化大革命”前不久由舞蹈学校分配到东方歌舞团的。周恩来得知她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后，像见到久别的老朋友似的，格外亲切。他深情地对李亚媛说：“你们忘没忘记非洲舞？没忘记就好。东方歌舞团这个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这个光荣称号。”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既有对东方歌舞团过去成绩的肯定，也有对东方歌舞团被拆散的愤懑，更有对重建东方歌舞团的信心、嘱托和希望。

1971年9月，蒙古温都尔汗的那场烈火，宣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彻底覆亡。周恩来抓住林彪集团灭亡的历史契机，在各个领域大力纠“左”。

1972年，周恩来通过外交部，以招待外宾演出的名义指示将东方歌舞团的演员调回北京参加演出。

东方歌舞团的演员终于见到了他们日夜思念的总理。然而，总理的样子不再是过去那样的红光满面，步履矫健，而是脸容瘦削，步履沉重，眉宇间透出深深的忧虑和凝重。当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围到周恩来的身边时，千言万语涌塞心头，瞬间又化作滚滚的泪水。

此时此景，周恩来的心情也不好受。他关切地询问大家的身体和工作情况：“现在有许多人替你们说话，要你们回来。”

周恩来还指示在场的有关负责人，就调回下放的文艺团体写一个报告。

……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一年后，东方歌舞团恢复原建制。

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周恩来与东方歌舞团的关系只是匆匆而过的历史瞬间。走过去的是历史，留下来的是永恒。周恩来对东方歌舞团的嘱托——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称号，周恩来对艺术事业的特殊关怀以及他与艺术家们那种其乐融融的朋友之情，以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包容的如此丰富的人文精神，则成了凝结在一代又一代的东方歌舞团演员及所有艺术家心头的永恒！

34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

1964年，周恩来导演了“文革”前文艺界的最后一幕辉煌《东方红》。演员感叹：“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

1964年国庆15周年之际，首都文艺界隆重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周恩来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文革”前文艺界的最后一幕辉煌。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史诗融歌、舞、诗于一体，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发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

提起《东方红》，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不约而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然而，当我们今天打开历史案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耗费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义，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策划一部史诗性作品

1964年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部大型歌舞以不同形式的歌舞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表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搞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他几次谈到，在歌舞方面，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他还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

这回周恩来是下了决心，准备亲自抓。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找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治部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得到一致赞同。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他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我到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3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

7月2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又提到搞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大歌舞。他说，现在很需要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他还认为，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治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可行的。7月24日，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报告还就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周恩来仔细地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炼又切题。

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

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用现在文艺界的行话来说，周恩来是《东方红》的总策划。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自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中宣部文艺处的特殊“处长”的江青在文艺界到处煽风点火，“棍子”遍扫。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成就，对文艺界大张挞伐。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这个题材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因为《东方红》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他还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又如，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受“批判”，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对此，周恩来说，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我们就没有失误？

名副其实的总导演

《东方红》上演后，1964年10月15日，周恩来陪日本芭蕾舞代表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演出后台参观。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许多绝对属于艺术上的专业问题包括灯光设置上的一个具体问题。周恩来娓娓道来，十分内行地一一作了使他们满意的解释。清水惊奇地睁大了双眼：“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清水和松山泪光闪闪，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

的确，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周恩来无不亲自过问。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周恩来具有的丰厚的文艺素养和深入细致的领导工作作风，真是十分难得，令人倾倒。

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明确指出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整个作品要贯穿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

但是，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的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抓住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直接关系到能否充分表现作品的主题。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正确理解这三个法宝及其关系，就等于正确领导了中国革命。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进行。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这种形式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有相当的难度。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从内容取舍来说，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但如果处理不好，粗线条的勾勒往往容易流于平板、单调，成为某种政治说教，收不到深刻、打动人的效果。为此，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学习些名堂出来，这次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他强调，一定要注意把握所表现对象的特点，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他还说，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五次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他还说，表现这五次战争要注意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提战争就只是打仗，一提打仗就只是枪炮子弹。表现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为了使《东方红》的创作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一方面或亲自或请熟悉党的历史的中央、军队方面的负责人给编创人员作党史报告；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中一一进行指导、纠正。比如，在“星火燎原”一场中，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对我党来说，蒋介石的叛变只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才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写清楚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确表现历史，而且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又如，在表现“遵义会议”这个问题上，起初编创人员认为难表现，就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看后说，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好的艺术表现方法，就把遵义会议的现场搬到舞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后来，编创人员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加上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以表现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周恩来审看后又提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和革命群众。按照历史的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但是，毛主席的思想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群众意志的集中表现。周恩来是从艺术真实的高度去要求的。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三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以上只是就作品主题、艺术表现手法、真实性把握等几个问题挂一漏万地叙述了周恩来对《东方红》的精心指导，实际情况还远远不止这些。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包括歌词、朗诵词的修改，都渗透了周恩来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周恩来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八场，周恩来完整地看了五场。每场结束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

回顾历史，令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作家、艺术家们难以忘怀的不仅仅是周恩来对《东方红》的辛勤指导以及他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而且还有他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民主的领导作风。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他在指导《东方红》的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倡领导、专家、演员一起讨论，鼓励大家在创作中打破框框。他说，在创作上有许多框框，洋的有框框，中国的也有框框，20世纪30年代有框框，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年搞的也有框框。如果被这些框框框住，怎能搞好《东方红》？在讨论中，周恩来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说：“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拍好”

辛勤的汗水终于赢来了热烈的掌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1964年10月2日上演了。这是文艺界空前的盛举。《东方红》的演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还受到前来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许多外国友人的盛赞。当时，在北京连演14场，观众场场爆满。许多外国朋友建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

面对掌声和赞誉，周恩来谦虚地说，这首先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再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1964年10月16日晚，周恩来陪毛泽东观看了《东方红》演出。毛泽东很满意，接见了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并要周恩来把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也就在这天晚上接见结束后，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说，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局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等三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把舞台演出搬上银幕，并不是将演出简单地拍摄下来即可了事，而是要进行一次再创作。与舞台演出一样，周恩来自始至终指导了电影《东方红》的摄制工作。

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进行座谈。彭真、周扬、江青也参加了座谈。

会上，江青跳了出来，说对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接着又信口开河，说《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等等。

如果说，江青是抱着支持的态度来对《东方红》提出修改意见，倒也没有什么。然而，江青所言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周恩来亲自领导创作的《东方红》，以此来发泄她对周恩来的个人私愤。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刀阔斧纠“左”的同时，为进一步繁荣文艺，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过问文艺问题比以往及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有些问题，周恩来是一抓到底。这招致了自称是文艺领域“哨兵”的江青的不满。江青的这种不满以及她否定《东方红》的用心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露骨地攻击周恩来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剧目，硬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其实，对江青的这种居心叵测，周恩来早有所察觉。因此，周恩来在指导创作《东方红》时，非常谨慎。比如，在是否表现他领导的南昌起义问题上，编创人员一再主张要专场表现，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其中有周恩来的谦虚，也有谨慎——避免给江青之流留下口实。

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坚决顶住，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就在1964年12月的那次座谈会上，周恩来接过江青的发言说：《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导演团成员座谈，就拍好电影《东方红》提出了几点原则性指示：第一，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指导方针还是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第二，把《东方红》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不要急于赶任务，不要怕再三再四地修改。第三，要敢于标新立异，敢于突破，敢于打破框框。第四，走群众路线，提倡艺术民主，原领导小组可以扩大一些，吸收一些舞蹈、音乐、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方面的人进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然后分各专业小组讨论。第五，电影《东方红》拍摄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情深谊长”一场中，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团结少数民族头人，头人给红军带路的事。后来在拍摄中，有人觉得表现头人不好，就改成老人。周恩来看后指出，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

1965年9月18日，电影《东方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这天晚上至第二天拂晓，周恩来不辞辛苦，一口气审看完了全部样片。这样，电影《东方红》在1965年国庆节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

35 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中国原子弹“上天”，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飞往莫斯科摸苏联新领导人的底，没曾想苏共“换汤不换药”。最后一次访苏，乘兴而去，失望而归。

就在中国西部地区升起了第一片巨大的蘑菇云的这天——1964年10月16日，一件巧合的戏剧性事件发生了：

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一个“上天”（原子弹），一个“下台”（赫鲁晓夫），同一天公之于众，它们成为震撼世界的两大爆炸性新闻。当时就有国际人士说：“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在全世界传开了……”

国际国内焦点关注：赫鲁晓夫下台，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态度？周恩来坦言：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在苏联方面并不准备举行大庆典的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此种考虑，自有意图：摸摸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中共中央还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即16日凌晨）得知的。

这天夜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忙得不亦乐乎。为赶在塔斯社公布这项消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伍修权是这样回忆的：

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我党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就交代中联部与他接谈，部里就由我出面会见了他。由于机关早已下了班，我就在家里的会客室接待了他。他当即向我告知了苏共中央在今天的最新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柯西金接任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此之前，我们同这位大使打交道，总免不了发生争执以至争吵，这次却因为他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受到了我的格外欢迎。他走后，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杨尚昆同志，再由他转报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又向部里的同志们宣布了，大家也都感到意外和十分高兴。同时，这条消息也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关心的一个焦点。周恩来以他那资深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敏感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这两种态度，决定了中共中央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苏关系上的两大工作。

10月16日，就在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这天，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毛泽东还交代外交部，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随后，这份有中共中央四位主要领导人联名的贺电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天夜里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般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贺电发出去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对这种考虑，周恩来向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透了底：今年不是十月革命的大庆日，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

决定作出以后，10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先试探苏联方面的态度。会后，立即由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一见面，周恩来主动而又感慨地说：“今天是10月28日，两个礼拜来的变化很多……我们对变化不甚了了，所以想在两党两国之间进行一些接触。”

契尔沃年科急切地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接触”。作为驻华大使，他对接触一事求之不得，接触总比对抗好。

周恩来诚恳地说：“现在我们有这样一种提议。第一个提议：十月革命节快到了，我们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祝贺，顺便同你们的党政负责同志进行接触。”就在契尔沃年科惊喜之时，周恩来的话题更进一步：“如果这样对你们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提议是，我们欢迎苏联的负责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不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我们都欢迎。”

在这样的时期，中共中央如此重视并非整日子的十月革命节，做出如此重大的提议，并为苏联领导人作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契尔沃年科原先并没有预料到。这位驻华大使甚为感谢，并说将立即把周恩来的重要想法转告莫斯科。他顺便问了一句：中国将派谁去，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代表团？因为他知道，这个代表团的级别将决定苏联方面的重视程度和接待规模。周恩来对此留有余地，只告诉他：现在还未最后确定。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契尔沃年科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共中央的提议传回苏联。

在中共中央方面，派谁去最合适呢？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周恩来是最佳人选。周恩来既是国务院总理，又是党的副主席，他一生多次赴苏联，对苏联的情况比较了解，且与苏共领导人比较熟悉；他既熟知中苏两党的历史发展，又深谙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他即能坚持原则，又会灵活地运用策略；他温文尔雅，刚柔相济，善于协调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及矛盾；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而缜密。在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的趋势下，在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关键时期，担负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非周恩来莫属。

10月29日，周恩来再次约见契尔沃年科，告知：“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我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也就是说，是党中央副主席、政府总理一级的。”同时提出建议：苏方能否利用十月革命节，邀请除苏联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派代表去，以便进行接触。他坦率地告知：我们要把这个建议告诉兄弟国家，希望他们同意我们这样做。

最后，周恩来又一次风趣地试探说：“你们欢迎，我就去。”

为“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五国驻华大使或代办，请他们向其党中央和政府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他对这五国的外交官说：“苏联的情况是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不仅限于苏联，而且影响到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影响到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周恩来对五国外交官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应该做些推动工作。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它做的积极的事，我们应该支持。第二，我们推动他们向好的方向变化。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

周恩来还表示：对苏联发生的这一事件，我们知道一些情况，但还不甚了解。因此，各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派出党政代表团前去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同时进行必要的接触。

他进一步建议：最好是派总理级的领导人率团前往。

30日，周恩来又接见了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六国驻华大使，请他们转达同样的建议。并说明：“这次苏联十月革命纪念，虽然不是逢五逢十，但它是一个重要时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前去庆贺，也可以彼此接触，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中共中央的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上述国家的响应。中共中央的建议，也迅速传到了莫斯科。

10月的最后一天，苏共中央有了回音。10月31日，契尔沃年科紧急求见周恩来，转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意见，并把苏联方面的庆祝安排告诉了周恩来。在谈话中，契尔沃年科代表苏共中央也代表他自己说：“感谢中国这样重视十月革命节。”周恩来表示：“这是个国际节日。这首先是你们的节日，但不仅仅是你们的节日。十月革命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同志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文章中谈到十月革命时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周恩来的这席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谦逊无私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

行程定下来后，周恩来便着手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需要做的事太多了。除了国内的正常工作外，还要围绕着“上天”和“下台”两个焦点事件做很多的事情，周恩来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

10月31日与契尔沃年科谈过话后，当晚，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接见并宴请前来采访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听斯诺谈完他这次来中国的采访计划后，周恩来坦诚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

周恩来提醒斯诺：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赫鲁晓夫下去了，我们的原子弹上去了。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我可以对你讲我能讲的，把那些我认为应当对你讲的告诉你。周恩来曾多次说过，对朋友他是不会吝惜时间的。所以他与斯诺约定：“三两天内再找个机会和你谈，可是我得声明，是要在夜间12点以后。”

斯诺此次来华，原拟写一部有关长征的历史著作。他的这一打算已经有30多年了，但一直未能实现。赶巧的是，他到中国来时，又碰上了震惊世界的两件大事，作为一个资深记者和作家，斯诺决定：再次推迟写长征，首先报道这两件大事。

周恩来为斯诺的采访作了周到的安排：“你要是想了解国际活动方面的情况，可以找唐明照，经济问题找勇龙桂，外交和新闻方面的问题找龚澎，文化方面的问题找陈忠经。剩下的问题我来谈，一个是谈政治问题，一个是谈技术问题，原子弹也可以说是个技术问题。”对此安排，斯诺非常感激，在中国，他就像回到家似的。当夜，周恩来把12幅中国原子弹爆炸的第一手照片交给斯诺，告诉斯诺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表。

斯诺回到住处后仍欣喜若狂，他对陪同的人表示：“我真做梦也没想到周恩来总理答应把特号消息告诉我，还有照片，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我真想不通他怎么有时间看我的计划，我真有些难为情，真没想到周总理能在这么忙的时候挤出时间来见我。看来，这件事唯独对我一个人说了，这样也好，我的思想事先也有个准备。”在回忆一些几十年前的往事时，斯诺还说：“像周总理这样的人真了不起，有用不尽的精力，有刚强的意志。”

11月1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49次全体会议，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他在讲到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态度时说：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观察一个时期；第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弃权。他还说：目前国际形势大好，我们国内的工作更要做好。下去工作的人要蹲好点，总结好经验；留在家里的人一定要抓好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工作。

1日中午，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及其夫人。在机场休息室，周恩来又一次见到也来参加欢迎仪式的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传递了苏方安排方面的一个变化了的信息：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苏方经过重新考虑，认为不安排外宾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为好。尽管周恩来对此安排有些遗憾之意，但他还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说：“事情的变化已有了一个开端，总应该希望会一步一步地好起来。”契尔沃年科也诚恳地说：“祝周恩来同志莫斯科之行顺利成功。我们真诚地希望，您的访问将成为中苏关系中的转折阶段。”

的确，中共中央和中国党政代表团是抱着“希望会一步一步地好起来”的良好愿望来对待这次重大行动的。当天，周恩来还仔细地审阅修改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接触时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等有关文件。

从11月1日至4日，在出发前的这段紧张而短暂的日子里，周恩来接见或陪同外宾的活动就达18次之多。在接待来访的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时，周恩来又一次坚定地表明了中国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方面的态度：“核垄断的危险性很大，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生命。不要全世界各国参加会议，只有几个大国来决定，哪有这种道理？有核武器的国家是少数，没有的是多数，发生核战争是关系到所有国家的问题；少数人反对销毁，多数人主张销毁，少数服从多数，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才有可能。”

11月2日，周恩来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小型会议，次日，他再次约刘杰、张爱萍、徐子荣、刘西尧谈话，议题都是讨论进一步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问题。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是用于防御的。正如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当天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所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当然，正是由于中国原子能事业取得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了，也使得以周恩来为首的新中国外交家们在世界舞台上说话的分量陡然增大了。周恩来说过：没有这一声响，就不会有人理睬我们。

11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贸易大臣道格拉斯·贾埃时，以一种良好的愿望谈道：“我们对苏联新政府的看法是，赫鲁晓夫被苏联党和政府撤职是一件好事。这种撤职不能不影响到苏联的政策，因此，这是苏联国内、国际关系变化的开始。”在谈到中英贸易时，他请大臣回国后告诉首相：中英贸易要克服障碍。我们很愿意进口设备、器材、仪器，但限额、禁运使贸易受到限制；我们愿意相应地供应你们需要的商品。贾埃说，他已经向中方负责外贸工作的叶季壮等人谈过希望消除障碍，减少限制的问题。在这次谈话中，贾埃直率地谈了这样的看法：“我看你比我更了解英国事务。”

11月4日，周恩来和罗瑞卿专程前往上海，欢迎访问朝鲜后回国途经上海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上海之行，是他出访之前最后未办完的一件大事。他在上海的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张，除当日与苏加诺会谈外，他还在晚间举行盛大宴会，欢送苏加诺总统。

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周恩来与范文同一路会谈，对到达苏联后的情况，他们的估计有喜有忧。周恩来心中没底地说：关于苏联的内部情况，我们也不大清楚。到莫斯科后，周恩来有意与老朋友米高扬叙起了旧情：我已经有三年没有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我这是第十次到莫斯科了，新中国成立前来过三次。我来的次数最多……为表达中方的诚意并配合周恩来等人在莫斯科的访问，北京还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1964年11月5日，北京已是深秋时节，秋风带来阵阵凉意。这天清晨，当周恩来从上海飞回北京时，西郊机场的寒风扑面而来。他知道，北边的莫斯科此时已是大雪纷飞了。从机场出来，周恩来急匆匆赶回中南海，因为离他出发前往苏联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根本来不及休息，收拾一下行装，安排好工作，便再次来到机场，和贺龙登上了北去的飞机，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莫斯科。

代表团成员除了团长周恩来和副团长贺龙外，还有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余湛以及其他随员共五六十人，这样强大阵容的代表团，显然不是去进行礼节性的访问，而是有着更高的目的和任务。随行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

我们代表团赴苏的使命，首先是想摸一下苏共新领导的态度，希望他们能改弦更张。同时还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赫鲁晓夫当权时曾通过一个决定，预定于1964年底召开一次实际上是围攻中国党的国际会议；苏共新领导上台后，将这次会议改期到1965年3月召开。我们是反对召开这个会议的。现在赫鲁晓夫已经下了台，我们希望将他过去决定的这次会议取消。

为壮其行，中共中央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到机场为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送行。同机前往的还有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在飞行途中，周恩来与范文同一路会谈，在估计到达苏联后的情况时，有喜有忧。周恩来说道：关于苏联的内部情况，我们也不大清楚。从公开报纸看来，《真理报》同《红星报》的调子有些不同。《真理报》11月1日的社论还是坚持原来的路线不变，《红星报》则提到反帝、支持古巴等。从到新西伯利亚时苏方的接待和派顾大寿来接我们的情况看，苏方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到莫斯科时，有可能柯西金来接，这是最好的估计，也可能派一个部长会议副主席来接。总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飞机上，周恩来还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讲话稿拿出来给范文同看，他仍抱着希望但又不无担心地说：“我们准备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不知道苏方是否让我们讲。”这份讲话稿，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认为这次革命“是国际性质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由资本主义旧世界进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而“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周恩来在讲话稿中还着重强调了“大敌当前，我们两党两国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之意。

下午6时15分，当周恩来和范文同率领的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早已迎候在机场上。柯西金来接，应了周恩来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估计。”

到达苏联的第二天，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上的题词是：“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这一活动，是中方有意安排的，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维护在马列主义旗帜下的团结。

11月6日，上午11时10分，周恩来和贺龙等人前往苏共中央大楼，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半个小时的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希望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问题。没想到勃列日涅夫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托词婉拒，似乎并不在意周恩来在讲话稿中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首次与勃列日涅夫接触，周恩来感到了一阵不祥之兆。这次谈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从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出来，周恩来于12时25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拜会柯西金，谈了20分钟。由于他们两人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相似，所以他们既谈经济又谈政治。在谈到领导问题时，柯西金说：“有集体领导就可以正确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他还引用了苏联的一句谚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聪明。”周恩来接过话说：“一个人总没有三头六臂，群策群力总是好的。”他俩都深知：一个政党如果缺乏集体领导，必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在谈话中，周恩来还强调了政治领导与经济工作的关系，他认为：必须纠正在经济工作中的不正确的政治领导，正确的领导要善于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规律，找出实现这些规律的有效办法。

离开柯西金5分钟以后，周恩来又到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办公室拜会了老朋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他们的谈话是从叙旧开始的。周恩来回忆，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时，很遗憾没有与当时的“米高扬部长”见面；1949年初，米高扬代表斯大林秘密来华，到西柏坡拜会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这是双方认识的开端……老朋友见面，既有朋友之谊，又有国家之别。这样便有了一段有趣而微妙的对话：

米高扬：你休息得很少，但气色很好。

周恩来：马马虎虎……

米高扬：……我想，周恩来同志，你是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带来了恢复我们之间关系到10年、15年前那样的计划。

周恩来：我们的愿望已经在我们的贺电中表达了。我们希望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正是根据这一目的，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开端。（周恩来再次叙旧）我已经有三年没有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我这是第十次到莫斯科了，新中国成立前来过三次。我来的次数最多，但在苏联的时间是刘晓同志最长……

在短暂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拜会三位苏联领导人，谈话时间由30分钟，20分钟，最后到米高扬这里，只停留了10分钟。这既是时间所限，也是一种苦心的安排。这一天的主要活动安排在下午。

为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11月6日下午5时，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安排了一个大会。周恩来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其他成员出席会议，听取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作报告。为配合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访问，以期改善中苏关系，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破格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为真心表达对十月革命的纪念和对苏联新领导的支持，11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了贺电；11月6日，中国首都各界举行了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11月7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还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与此同时，中国各大报纸第一次不作为反面材料转载了苏共中央的有关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并把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全文安排在1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都是中苏关系恶化以来所没有的举措，充分表明了中国党和政府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

11月7日上午，周恩来等人来到莫斯科红场列宁陵墓上，与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苏联传统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前来参加这一活动的外国客人除了兄弟党的代表团外，还有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等。在列宁墓上，周恩来见到了好几位苏联元帅，他们问起中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威慑下所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其中，索科罗斯基元帅对周恩来说：你们中国的原子弹炸得好，可以多炸几个。周恩来说：我们还要搞火箭。索科罗斯基赞成道：应该多搞。

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结束后，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半小时的会谈。提到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在这里不只是要谈兄弟国家的关系，也要办外交。”在谈话中，双方都感觉到了苏方在细小问题上与赫鲁晓夫的差别（如允许各代表团进行接触，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内可以自由地抽烟，等等），但到底有多大不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周恩来告诉罗方人员：勃列日涅夫要我们多留几天，说有商量的可能。明天是星期天，他们少数几个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到我们住的地方共同吃饭，进行接触。

本来就笼罩在中国代表团头上的不祥之兆，终于在11月7日这天晚上发展成为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这位苏联元帅行为阴险，口出狂言：“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第二天，周恩来严肃地向苏联新领导提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勃列日涅夫等人辩解：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酒后失言”。周恩来一语道破天机：他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愤然永别莫斯科，周恩来感慨万千。

正当周恩来准备着“谈兄弟国家的关系，也要办外交”，且等待着苏共领导人说的“有商量的可能”时，一件严重的不愉快事件发生了。

11月7日晚上，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招待会。招待会上，周恩来先与一些苏联领导人交谈，然后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也打算与他们谈谈。此时，迎面走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看他的神情，来者不善。

马利诺夫斯基劈头盖脸便对周恩来冒出一句阴险的话来：“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

此言一出，周恩来虽然十分惊讶，但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图。由于当时在场的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使节和美国等国的记者，周恩来有意用别的话把马利诺夫斯基的意思叉开了。可马利诺夫斯基却进一步口出狂言：

“不要让任何鬼来妨害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害我们的关系。”

周恩来心中不悦，但在这种场面上不便与他论理，只是严肃地故意对他说：“你的话我不懂。”说完就走到旁边去与别的元帅说话，却听到马利诺夫斯基还在继续冲着中国代表团的人高声嚷嚷：“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已经走开，又跑去找贺龙元帅胡言乱语。他鼓动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立即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

马利诺夫斯基更为放肆，竟使用了一些极端粗鲁的语言，恶毒攻击、侮骂斯大林和毛泽东。对此，贺龙都严词顶回。

由于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气愤地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当晚，周恩来在这里与代表团的同志一起仔细地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曾经有过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代表团成员认为此事绝非偶然事件，这不仅是对中国党和人民及其领袖毛泽东的严重侮辱，而且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上午，勃列日涅夫率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到中国党政代表团驻地回拜。在谈话中，周恩来首先问了头一天的书面贺词苏方如何处理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显然没有顾上考虑这件事，他仓促回答，打算出版一个贺词专集，在集子上登载。但他没有说是否马上在报纸上发表的事。

接着，周恩来提到了第二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昨天，在公开的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使节和西方记者在场的时候，马利诺夫斯基提出一些侮辱的、挑衅的话……”他把马利诺夫斯基的丑行复述了一下后，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苏方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一事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但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酒后失言”，不代表苏共中央，而且翻译上也有错，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勃列日涅夫说，他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

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周恩来还表示，这事他回国后要报告中共中央。

8日这天，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的恶性事件从莫斯科发出报道，报道称：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

西方记者虽然善于捕风捉影，但此等拙劣的报道却事出有因。气愤的周恩来对苏共领导人说：这并不是什么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苏方赖账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无话可说，只好回答：“那当然，那当然！”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给本来就蒙上阴影的中苏关系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即将正式开始的中苏会谈，显然困难重重。

11月9日、11日、12日，周恩来正式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会谈。

在9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活动并与苏共领导人进行接触的良好愿望：“我们的接触总是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并使之一步一步地前进。”他着重提出：“我们要求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政治原因。”

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详细原因，勃列日涅夫讳莫如深，故意搪塞，说可以下次再谈。他反而提出了一个莫明其妙的问题——建议停止中苏两党之间、其他党之间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其实勃列日涅夫何尝不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但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首先挑起论战，对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可胜计的攻击、对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却一概避不作答。因此周恩来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一议题未予回答。

为摸清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究竟有多少差别，周恩来又提出了有关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他希望了解我方在与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

周恩来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的会议的条件成熟了。依我们看来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

勃列日涅夫却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

中国共产党显然不是笼统地反对开会，关键在于开什么样的会，什么时机下开。所以周恩来又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筹备委员会会议？”

这点勃列日涅夫倒是回答得很干脆：“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筹备会议。”

周恩来说：“不能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与12月份将要召开的筹备会议连在一起。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信中通知召开的12月15日的筹备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令召开的那个筹备委员会联系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

勃列日涅夫诡辩说：“开会是苏联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

周恩来再次说明：“8月30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经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反过来说：“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复信是命令。”

周恩来理论道：“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而你们则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25个党来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共产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们党参加呢？迄今为止，已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

善于求同存异的周恩来从苏共新领导的态度上明显地感觉到，要劝阻他们改变召开分裂会议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地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话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要坚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

在11日的谈话中，周恩来敏锐地指出：“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上解决以前，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周恩来还指出，苏联新领导中赫鲁晓夫的“以老子党自居的那种倾向还在发展”。

尽管双方在谈话中争论激烈，分歧较大。周恩来还是诚恳地说：“应该说，我们来这里庆贺和接触的任务是完成了。虽然这时双方谈话的气氛不好，但是我们绝不后悔，因为我们这次到这里来的倡议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党、兄弟党和国家以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许。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中苏关系上做了一件好事。”

在12日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简单地回答中国党政代表团心中的疑团，“通知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有关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赫鲁晓夫工作作风、领导方法引起的，而苏共的路线、纲领是不可破坏、毫不动摇的。

勃列日涅夫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解释，显然是敷衍，周恩来表示“不满意”。

事已至此，周恩来只好说：“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两党协商的门是开着的。”

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从几次谈话来看，中苏双方会谈的气氛已经被破坏，但苏联新领导却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中方。周恩来坚决驳斥道：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在与苏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同时，周恩来还与各兄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这些谈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良好愿望以及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的变化过程。

11月7日、8日、12日，周恩来连续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最初愿望：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结论并不令人满意。在8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向罗方谈了自己的印象：苏联新领导是动荡的。从代表团来庆贺的一些问题上，就看出他们摇摆不定。周恩来通报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并分析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酒后吐真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个根苗才说出这个话来。我就在克里姆林宫被赫鲁晓夫灌醉过一次，我怎么没有说这样性质的话呀？……这不仅是品质问题，而且包含很多本质上的问题。”在12日的谈话中，周恩来透露说：苏方用20分钟介绍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不出我们所料，他们的理由就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作风。因此我们对他们所作的解释不满意。我们也不要求他们再作解释了，但是我们还保持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有权利、有自由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

11月7日、9日，周恩来又连续两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针对哥穆尔卡所提希望中苏两党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周恩来说：“争论是赫鲁晓夫提倡的。”周恩来想让波兰领导人明白，争与不争，并不取决于中国方面。他讲，“首先要问：争论如何解决？能否马上解决？不可能。苏联同志也这样讲。他们甚至说，在争论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变。这就是说，一下子谈不拢。”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从积极的方面说，“当然还要想办法。我们同意创造一种好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和办法，实现大家要团结的愿望。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接触”。

8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后，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他在谈话中诚恳地说：“关于苏联内部，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总希望他们更强大，而不是更削弱，希望工农业发展，而不是像去年那样。但这些可能性不是一下就能实现的。我们也不是期待甚急。”

9日和12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又与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愿意增加对古巴的粮食援助，还介绍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和中方立场。

10日这天，周恩来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表明了自己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当天，他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

11月10日、12日，周恩来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两次谈话。他在介绍中苏会谈的情况后遗憾地说：“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存在矛盾、混乱和动荡的状况，各方面面临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想到的。”

在与各党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会晤了一些国家领导后，周恩来在莫斯科的任务基本完成。直到11月13日，他才得以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使馆的全体人员、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和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中国工作人员。面对周恩来总理亲切的笑容，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看不出周恩来在苏联期间遇到的波折；然而，在周恩来内心中，却掀起了极不平静的波澜。

接见完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后，当天，周恩来和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回国。行前，柯西金提早来到了中国党政代表团所住的宾馆，他要从这里把周恩来等人送到机场。在赴机场途中的汽车上，柯西金很想了解周恩来此次访苏的感受。

柯西金问：你对这次访问印象如何？

周恩来回答：我认为会见总是有益处的，如同我们对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了解情况。但是，我们并不满意，因为我们原来希望情况会好一些。米高扬同志清楚地表示，他们坚持站在过去的立场上，原地不动。这就很难寻找途径团结对敌了。

对周恩来来说，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为了缓和气氛，修正米高扬所说的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在思想上毫无差别的话，柯西金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

周恩来问他：区别何在？

柯西金闪烁其词，避不直言。他却提议，希望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的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将把这一意见转告中共中央。

告别柯西金，告别莫斯科，告别苏联，周恩来意识到，以后将很难再来了，他不禁感慨万千。飞机是夜间飞行，周恩来却难以入睡……

随同访问的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后来撰文是这样概括“周总理访苏的重大意义”的：

周总理这次对苏联的访问，坚决而机智地执行了中央的出访方针，虽然并非由于我方的原因未能找到中苏团结对敌的新途径，但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不可磨灭。第一，了解到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阐明了我们党和政府维护中苏团结的严正立场，和各兄弟国家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第二，为维护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和中苏两党、两国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同苏联新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第三，捍卫了我党、我国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权利，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11月14日下午，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飞抵北京东郊机场。从莫斯科遗憾地回来的周恩来，走出机舱时仍然面带笑容。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率首都各界群众数千人早已迎候在机场上，周恩来赶紧上前，与毛泽东等人紧紧地握手，他们绕场一周，向欢迎的群众致意。随后，周恩来直接从机场去毛泽东处开会，向中共中央直接汇报此次访苏的情况。中苏关系，显然急需重新审视。

在苏联期间，周恩来曾对米高扬说过，他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十次访问苏联。应该说，这次访苏，也是最令他难忘的一次。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这次莫斯科之行，成了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苏联老大哥与中国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风雨历程中……

36 带领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

1965年6月1日是中国民航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日子。中国民航专机在周恩来带领下首次国际远航，成为飞出去的雄鹰。

“飞出去的雄鹰”

1965年6月1日，在中国民航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永载史册的日子。

这天上午，天气晴朗，一架维修一新的伊尔-18型专机停在北京西郊机场停机坪上，正等待着一群特殊客人的到来。上午8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以中国领导人特有的风度走进了机场，跟在他身后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柯华等人。前来送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先念、罗瑞卿、郭沫若等，邓颖超也怀着特殊的感情来到机场。人们清楚，周恩来总理的这次出访是非同寻常的。

这时，几个身着白衬衫、红裙子的少先队员，向即将登机的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献上鲜花。欢乐、祥和的气氛，被摄入了镜头中。执行本次专机飞行任务的是原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208号专机机组。此时他们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9点，这架中国民航专机稳健地昂起它的头，升上蓝天，开始了中国民航的首次国际远航。它的目标是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沿途将经过12个国家和地区，在数个国家的机场起降。机组人员在飞机腾空而起的时刻，耳边又响起周恩来总理的话：“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共和国总理的感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很快开通了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多条国内航线。虽然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经济、政治封锁的同时，也实行空中封锁，但是，中国仍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通了南到越南河内、缅甸仰光，东到朝鲜平壤，北到苏联某些城市的国际航线。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这是极为不易的。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国家人士仍讥讽中国民航是“没有翅膀的雄鹰”，不能飞远程国际航线。这些话重重地打在中国民航广大干部职工的心里。的确，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国领导人周恩来、陈毅、宋庆龄、郭沫若等人多次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国访问。最令他们痛心的是，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被台湾的特务放入了定时炸弹，起飞后不久便在南海上空爆炸，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幸好周总理临时去缅甸出席小型首脑会议，没有乘坐这架包机。但这一教训，深深地刻在中国民航工作人员的脑海中。

在新中国打破西方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封锁的努力中，中共中央决定，要尽快培养我国自己的飞行队伍，发展中国民航，飞出国门。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并纷纷表示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新中国也进入了第二个建交高潮期。可民航的落后状况，制约着外交局面的打开。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前后70天，行程十万八千里，他们戏称：“正好是孙悟空一个筋斗！”然而，这个“筋斗”却是租用荷兰航空公司的“波罗的海”号飞机去“翻”的。尽管周总理与这些外国机组人员进行了最好的合作，可那毕竟是别国的飞机。周恩来和陈毅都有同感：老坐着别国的飞机出访，心里不是个滋味。

这次出访回国后，周恩来感叹地问中国民航总局的负责人：“什么时候我坐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他鼓励他们说：“要有雄心壮志，和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人员来往也增多，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多开辟国际航线。政治上要动员，提高大家的认识，人员要训练，提高职工的素质，要掌握国际通航知识。”他还提出了改革民航体制的要求。这些话，中国民航的同志们牢记在心中，他们下定决心，加紧了“飞出去”的准备工作。

1964年底至1965年初，在中国民航机组人员为首次国际远航进行大量的、充分的、细致的准备的同时，周恩来总理多次乘专机离京，远距离来往于国内、国际航线：11月4日，飞往上海，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11月5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3月1日，率中共代表团飞往河内，与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会谈；3月7日，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飞往杭州、上海等地访问；3月22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后又飞往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联（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等国访问；4月16日，又和陈毅飞往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10周年庆典，后又飞往缅甸访问……直到中国民航首次远航的前几天，还专程飞往广州欢迎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

跨越天险，冲出国门

从位于亚洲东部的北京出发，到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几乎跨越了从东到西的整个中国。巴基斯坦北部为喜马拉雅高山带，与中国新疆相邻。飞往巴基斯坦，必须通过被誉为飞行天险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这一带平均海拔4000—6000米，气候严寒，山峰终年积雪，冰川广布。如此险要的地势和恶劣的气候，对中国民航专机机组人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按事先安排，当天（6月1日）下午，专机飞抵新疆和田机场。在这里，飞机需要保养，出访代表团需要休息，而周恩来本人，却有安排不完的工作。

到达和田以后，周恩来出席了和田专区干部大会。他风趣地对辛勤工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干部们说：“我今天过路从和田到国外去，新疆第一次来。既来了就要‘上税’，同大家见面，讲几句话……”他称赞“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几年工作有很大成绩”。还要求新疆的干部、群众进一步做巩固的工作，保证祖国边疆的安全。

再往西，就要飞出国了，代表团成员和机组的同志们在和田安安稳稳地枕着国土睡了一觉。

6月2日一大早，天公好像知道中国总理要从帕米尔高原经过似的，特意放晴。专机迎着朝阳飞向蓝天，飞向南亚。当飞机升到最高点时，俯首望去，脚下就是天险喀喇昆仑山，皑皑白雪，千仞冰峰，万里碧空。正在这时，从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中，发来清晰的导航信号。周恩来知道，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山口导航站的官兵们发来的。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立即嘱咐机长张瑞霭，给导航站的全体指战员发一封嘉勉电：“你们在高山辛勤工作，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望你们继续努力。”

国家总理发来的这封27个字的电报，对长年驻守在祖国最西端、海拔最高处的导航站的18位指战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慰和鼓励。今天，随着飞机设备的日益先进，自身导航技术的高度发展，再也无须像红其拉甫这样的地面导航站导航。但是，对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来说，红其拉甫导航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专机顺利地跨越喀喇昆仑山，在朝阳的照耀下冲出了国门。周恩来为了活跃气氛，减轻机组人员的心理压力，起了个头，领着全机人员引吭高歌《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时间，穹宇中回荡着中国代表团和机组人员的歌声。再往西南飞，不久便可抵达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

上午8时，专机准时飞抵拉瓦尔品第机场。机组人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南亚第一站的飞行任务。当周恩来走出机舱时，数以万计的拉瓦尔品第市民在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率领下，在机场迎接中国贵宾。随同阿尤布·汗总统前来欢迎的还有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西巴基斯坦省督、东巴基斯坦省督、外交部部长、中央内阁各部部长和省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国民议会议员和当地的知名人士。这样的欢迎阵式，对经常出访的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但对于年轻的中国民航专机机组来说，却是第一次在停机坪上有五星红旗和“中国民航”几个字，它们显得格外的耀眼。一种荣耀感，在机组人员心中油然而生。

在机场，周恩来发表了书面谈话，感谢阿尤布·汗总统、巴基斯坦政府及人民的热情接待。他说：“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了显著的发展，我们两国的合作是富有成果的。加强我们两国的友谊和合作，是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是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的确，中巴友谊日益加深。仅周恩来与阿尤布·汗两人的会面，在上半年这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阿尤布·汗总统3月份到中国访问，周恩来专程陪他游览长城，访问杭州、上海等地。第二次是4月2日周恩来访问卡拉奇，托阿尤布·汗在访问美国时给霸道的美国政府转告四句话：（一）中国不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四）如果美国狂人滥施轰炸，中国决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从天上来，我们就要从地上行动，轰炸就是战争，战争就不可能有界限。

6月3日上午，周恩来等人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布托和首都建设局局长法鲁基的陪同下，参观了正在兴建的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这里距拉瓦尔品第11公里，1964年2月21日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曾来参观过，那次也是布托外长陪同。周恩来在乘车观光中发现，这座新首都的建设，比上次来时已有较大的进展。他兴致勃勃地在这里种下了一棵象征中巴友谊的树，还在一个留言簿上写道：“中巴友谊万岁。”一旁的布托外长很受感动，因为这种友谊既建立在两国人民之间，也建立在两国领导人的心中。

当日下午，周恩来在布托外长陪同下，再次登上中国民航专机，飞往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中国客人将从这里出境，前往坦桑尼亚访问。

中国民航的专机是在拉瓦尔品第机场上乐队奏响的乐曲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离开的。机上的服务员注意到，周总理在飞机飞离机场跑道后，还从机舱的窗口向下招手致意，但机场上数千名群众和阿尤布·汗总统的身影，已经模糊不清了。机上的人感佩周恩来总理谦逊的作风和周到的礼仪。

专机服务员准时为周总理端上茶水，可周恩来却把手一摆，微笑着示意服务员先给机上的女同志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上茶。机组人员早就听年长的服务员讲过，在周总理专机上服务，遵循的是先宾后主、先女后男的原则，总理从来没有领导人和大男子主义的架子，更没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架子。每次只要有外宾同机，周恩来都是让服务员先照顾外宾。他还经常把机组服务员介绍给同机的外国领导人，让大家感受到平等、和睦。只要有空隙，他便与服务员们拉家常，对机上人员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他都很了解。

不久，专机安全地在卡拉奇机场着陆。卡拉奇南濒阿拉伯海，1947年至1959年十几年间，曾为巴基斯坦首都，它不仅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而且是最大的港口城市。同时，卡拉奇机场也是国际上最大的航空港之一。在这样的机场起降，无论是飞行规程还是技术要求，都能反映出一个国家飞行水平的高低。中国民航专机人员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必胜的信心，稳稳当当地把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安全降落在跑道上。陪同前来的布托外长露出赞赏的笑容。在卡拉奇机场，周恩来只作了短暂停留。他把布托外长送下飞机，感谢他专程陪同前来。在机场上，周恩来还与前来迎接的卡拉奇区专员以及军、政、议会等各界知名人士见了面，接受了他们所献的花环。

由卡拉奇去坦桑尼亚，应沿西南方向在印度洋上空飞行。但考虑到伊尔-18型飞机必须在中途加油以及航线等原因，专机先向西北方向飞去。晚7点多钟，天色黄昏，专机到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巴格达机场打开了灯光，专机也打开灯光准备降落。在机场上等待的，有伊拉克总理塔赫尔·叶海亚和外交部部长纳吉·塔列布等人。就在飞机对准跑道放下起落架时，巴格达机场不知何故突然灯光熄灭，顿时一片昏暗，地面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领队机长张瑞霭和另外两位机长刘崇福、徐柏龄感到事情紧急，有些紧张。张瑞霭马上向周总理汇报了情况。是降下去，还是拉起来？降下去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拉起来以后又该怎么办？周恩来镇静地安慰张瑞霭等人：“我相信你们有处置能力，会找到办法的。”机组进行了瞬间商量后，果断地决定降落。好在专机事先试航到过这里，机长们对该机场的地标记得比较清楚。在张瑞霭的指挥下，机长刘崇福和徐柏龄高度注视着昏暗中的机场跑道，抓住地标，靠平时的经验和过硬的技术，将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当五星红旗随着专机的安全降落出现在伊拉克总理叶海亚等人眼前时，伊方人员对中国民航的精彩着陆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飞机停稳时，周恩来抬腕一看手表，正好晚上7点40分。他走下专机，与叶海亚总理等伊拉克官员热情地握手。专机马上开始加油，等待再次起飞。周恩来则坐上了叶海亚的专车，前往总统府拜会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阿里夫。

在车上，周恩来兴致勃勃地与叶海亚等人谈起了他们脚下这块土地，这块曾经也是世界文化摇篮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一起孕育了这里灿烂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周恩来告诉叶海亚：“我在小时候念世界历史时，就念到过两河流域的文化。”见到阿里夫总统后，他除了谈一些国际问题外，又提起了对两河流域的文化的深刻印象：“我从小就在教科书上读到过两河流域的文化和尼罗河流域的文化。”半个世纪前，周恩来在中国东北的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小学和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中学时，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时，不仅知道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老、灿烂的文化，而且深深地记住了在遥远的西亚还有一个古老的两河流域文化，东北部非洲还有一个古老的尼罗河流域文化。半个世纪后，周恩来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他向伊拉克领导人表示：“我很荣幸，第一次来到西亚古老文化的首都。”

从巴格达向西，专机飞往尼罗河流域的阿联（今埃及）首都开罗。在开罗机场，周恩来受到了阿联总理阿里·萨布里的迎送。从开罗一直往南，便是茫茫的非洲沙漠，气候更是复杂多变。专机在沙漠上空飞行，需要极高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稍不留神就容易出危险，更何况是夜间飞行。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对机组人员说：“一定要飞过去，要有信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不怕。我很信任你们，你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总理沉着冷静、泰然自若的态度，给机组人员无穷的力量，增强了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沿途，专机还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作短暂停留，受到苏丹总理哈利法的迎送。专机每飞经一个国家的上空，周恩来都要致电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表示诚挚的问候，并向这些国家的人民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对专机作过停留的国家，周恩来还致电该国领导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国家，虽然周恩来这次没有正式访问，但是，通过专机的过境，仍把中国和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连接起来。

友好的坦桑尼亚人说：“尊敬的兄弟周恩来，这里是你的家。”

专机经过一昼夜的飞行，6月4日，终于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在斯瓦希里语中，“达累斯萨拉姆”意为“平安之港”。它是坦桑尼亚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当周恩来、章汉夫、罗青长等人赶走旅途的疲倦，精神抖擞地走下舷梯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第二副总统卡瓦瓦以及外长坎博纳等人，早已等候在机场上，宾主双方热烈拥抱，好像久别的亲朋。早在1963年底1964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出访非洲时，就曾打算找机会到东非国家访问，但未能如愿。这次，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进入东非国家，许多感受都是新鲜的。

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的来访，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机场披上了节日的盛装，雷鸣般的欢呼声、鼓声和掌声响彻云霄。尼雷尔除了带来他的各部部长们、元老们及其夫人以外，还安排了许多民间舞蹈家、歌唱家、演奏家，在机场上尽情地歌舞、欢乐。他以国家元首的礼仪，给周恩来鸣礼炮21响。

周恩来在机场上发表了书面讲话，说：“在我们两国人民中间，早就存在着深厚的、战斗的友谊。我们两国相继取得独立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他称赞：“英勇的坦桑尼亚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创造过光辉的业绩。勤劳的坦桑尼亚人民，在赢得独立以后，又在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讲完话，周恩来在尼雷尔总统的陪同下，乘敞篷车从机场沿着长达十英里的大道驶向“国家大厦”。在通往市内的道路上，到处悬挂着两国国旗和横幅，横幅上用斯瓦希里文和中文亲切地写着：“欢迎我们尊敬的兄弟周恩来，这里是你的家”，“你来坦桑尼亚访问将加强我们的友谊”，“中国和坦桑尼亚人民互相帮助”，等等。热情友好的坦桑尼亚人民在宽阔的马路上做了一些彩牌楼，把周恩来的画像挂到了牌楼的顶上以及商店、住宅楼的墙上和树干上。达累斯萨拉姆城的十多万居民倾城出来欢迎。更感人的是，有许多人是前一天从较远的城镇和乡村乘火车、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特地赶来欢迎中国贵宾的。有些人还专门跑到机场去观看中国民航208号专机。中国人的友情和周恩来的魅力，已深深地打动了坦桑尼亚人民。

到了晚上，虽然专机安静地停在机场上，可是坦桑尼亚首都却是一派热闹的节日气氛。各主要街道上的许多建筑和牌楼都用五彩电灯装饰起来。周恩来将在这里访问五天，机组人员可以比较从容地欣赏非洲的夜景。

尼雷尔总统为周恩来举行了盛大的国宴，专机机组人员也应邀出席。进入宴会厅的大门，只见贵宾席上方悬挂着周恩来总理的巨幅画像，到处都体现出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客人的尊重。“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宴会就在这首《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中国名曲中开始，中国民航专机组的成员们感到格外的亲切。我们走在大路上，道路是宽广的；我们飞在蓝天上，天空是广阔的。机组人员还记得，当他们没有飞出国门时，国际上就有人嘲笑中国民航“飞不出去”。当他们勇敢地飞出来时，有人预言“飞不出来也飞不回去”。周恩来说的一句话，给了他们莫大的鼓励：“让他们笑话去吧，我们一定要飞出去，并且还要顺利地飞回来。”《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正好表达了专机机组人员翱翔蓝天的自信、自豪的精神。

从6月4日至7日，周恩来与尼雷尔总统共举行了五次正式会谈。对空中、海上和陆地的交通问题，两国领导人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两国的空中航线，已经建立起来了，尼雷尔由达累斯萨拉姆乘专机去过北京；这次周恩来首次率中国民航专机远航，选择了东非的坦桑尼亚。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周恩来认为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往来，以增进双方的了解，他表示：“我希望大多数还没有去过中国的坦桑尼亚部长都能去访问。”他还风趣地说：“中国有句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空中航行解决了，周恩来又关心起海上航行问题，他希望中国和坦桑尼亚海运公司很快建立起来，并充满信心地说：“大海航行必须先试行。我们都是独立国家，有权在公海上航行，我们的国旗必须受到承认和尊重。”尼雷尔钦佩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眼光，同意他的意见。他们又谈起了铁路问题，周恩来再次表明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决心和实施方案。他说：“我们将在八九月间先派综合考察组来，做初步勘察，除考察铁路干线外，还要勘察沿线的煤矿、铁矿、水文等情况，因为采矿需要大量水。同时，修铁路如不照顾到水文，即使修成了为了储水也要改造。”中国的援助是无私的，中国领导人早就明确过：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会你们技术。这些承诺，令尼雷尔甚为感动。

坦桑尼亚共和国，是1964年4月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组成的。组建一年来，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国客人在这里，到处都有“家”的感觉。6月6日，周恩来一行乘专机从达累斯萨拉姆起飞，越过桑给巴尔海峡，到桑给巴尔访问。飞机停稳后，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卡鲁姆早已迎候在专机旁。周恩来在美丽的桑给巴尔岛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下午，又乘专机返回达累斯萨拉姆。6月7日，尼雷尔总统亲自陪同周恩来访问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总部。在这里，热情好客的非洲联盟元老特地为周恩来挑选了一件红、蓝花相间，配有和平鸽图案的民族服装，在尼雷尔总统的协助下，穿在周恩来身上。这件服装，左边披在肩上，右边让手臂露出，下边一直到膝盖以下，色彩艳丽，与周恩来庄重的中山装相配，相得益彰。周围的人兴奋地拍手叫好，笑得合不拢嘴。从非洲民族联盟总部出来，周恩来一行又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和国家博物馆等地参观，他与学校师生们一起挽起袖子，参加劳动，愉快交谈，主人和客人、黑皮肤和黄皮肤，融为了一体。

6月8日上午，周恩来和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国家大厦签署了中坦联合公报以后，圆满地结束了对这一东非友好国家的访问。他对尼雷尔说：“我每次访问友好国家，深厚的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更感到我们的担子加重了。但我决不后悔，而是高兴地带回了这些担子。今后我们要负担更重的国际义务，这是不容推卸的。负担加重对我们是一种鼓舞和推动。”周恩来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尼雷尔。当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客人将要登机回国时，尼雷尔又一次率第一、第二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到机场送行。更令人感动的是，尼雷尔把他的老母亲和夫人也带到机场来欢送中国客人，直到专机飞远了，他们才离开机场回家。

“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

208号专机沿正北方向又一次开始了远距离飞行。按原计划，专机回程时将在坦桑尼亚的北部邻国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机场加油。肯尼亚共和国自1963年12月12日宣布独立后，第三天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原以为专机在内罗毕机场降落、加油不成问题，没想到在坦桑尼亚期间多次与肯尼亚有关方面交涉此事，却遭拒绝。周恩来只好决定改在更北一点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加油。虽然埃塞俄比亚迫于美国的压力尚未与中国建交，但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时，埃方曾邀请他访问过，中埃两国领导人之间有一定的了解。

6月8日下午，周恩来乘坐的专机飞抵亚的斯亚贝巴机场，这是中国民航专机首次降落埃塞俄比亚首都。上次周恩来访埃时，是乘坐租来的荷兰航空公司的专机进入埃领空的，且只在埃北部城市阿斯马拉降落和起飞。虽然这次来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与上次相比有着不同的意义和特殊的感情，但专机只能作短暂停留，回国的路还很遥远。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中国客人受到埃塞俄比亚外交国务大臣伊弗鲁的迎送。专机在加油的时候，周恩来与伊弗鲁在机场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一方面感谢埃方给予方便，另一方面共叙旧情。

专机加满油，继续北飞，很快进入苏丹领空。正飞着，飞机突然强烈颠簸起来，机舱内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情既紧张又沉重，不约而同地向周恩来望去，为总理的安全担忧。

只见周恩来泰然自若，微笑着对大家说：“没关系，这类事情我遇得多了。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系好安全带。”机组的人镇静下来，判断这是赤道负荷线上的气流急剧变化所致。幸而专机飞行员们有这样的飞行知识和娴熟的驾驶技术，终于闯过了强气流，脱离了险境。人们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更加钦佩周恩来的胆识。

周恩来在中国领导人中是坐飞机最多的一位，屡次遇险，但他都以超人的胆量、丰富的智慧、充分的信心鼓励同机的人员一道克服困难，化险为夷。

他曾跟机长张瑞霭半开玩笑地说：抗战期间，我经常坐老式的美国飞机奔走于重庆、西安、延安之间，有时半个身子都露在外面呢。张瑞霭也曾与周恩来开玩笑说：“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周恩来笑着回答：“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可见，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多为人民办事，周恩来已把危险置之度外。

专机战胜险情后，于当晚10点飞抵开罗机场，又一次来到尼罗河畔作短暂的停留。周恩来在候机室同前来迎送的阿联副总理里法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顾不得欣赏尼罗河畔的夜景，不久就又出发了。几个小时后，专机于凌晨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在这里将作3个小时停留。1点14分，周恩来前往总统府拜会叙利亚总统会议主席哈菲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哈菲兹感到很高兴，虽然中国总理是过境性停留，但周恩来很尊重他，待人热情、友好、平等，富有感染力。

在回国途中，专机再一次降落卡拉奇机场。这是专机此次远行的最后一站，也是在国外机场的第12次降落。到此为止，专机从达累斯萨拉姆回程飞行已持续了二十几个小时。在卡拉奇，周总理看望了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并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阿齐兹·艾哈迈德等人。几个小时后，周恩来又登上了208号专机。

从卡拉奇机场北飞，下一站就是祖国的领土了。随行人员轮番去劝周恩来在回国前还是先睡一会儿。在大家的劝说下，周恩来终于同意了。飞行员特意把下滑率调得最小，设法让总理多睡一会儿。可是过了不到两个小时，周恩来又起来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飞机就要进入祖国领空，他睡不着。当天下午，专机终于飞抵祖国西北某地14号机场。在返回北京前，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在这里休整了一个晚上，这一觉，可以说是出国以来睡得最美的一觉。

6月10日早晨，208号专机载着周恩来、章汉夫、罗青长、柯华等人，划破西北某地上空的宁静，飞向北京。这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把整个机舱映得辉煌灿烂，下面的雪山也在万丈光芒下展示出壮丽的景色。周恩来激动地提议合唱《东方红》，大家簇拥在他身边纵情放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云霄里，九天外，回荡着这愉快的歌声，溢满了成功的喜悦。

中午，中国民航208号专机圆满地完成了运送周恩来总理远航出访的光荣任务，飞临北京机场上空。从机舱里往下看，已经可以看到北京那熟悉的景物了，还有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等候在机场上。这次航程44361公里、时间80多小时的远程飞行即将结束，大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这次成功，在中国民航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结束了我国领导人出访时租用外国专机的历史。周恩来对处在兴奋状态中的专机机组人员说：“你们这次组织得很好。准备得很充分，任务完成得很好。民航第一次飞非洲，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你们不仅飞得很好，服务也很好，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几天，过几天我们还要出去。”他还交代：“回去以后要与那些没有参加这次飞行的同志们交流经验，介绍情况，提高水平。”这些赞誉、鼓励、感谢、体谅、关心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中国民航的机组人员。他们暗下决心，尽快作好准备，8天以后再次送周恩来、陈毅等人去开罗，让中国的雄鹰，从此翱翔在世界的每一片蓝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