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气风发 高歌奋进（1949—1958）

一、出任总理理万机

1 出任“内阁总理”

周恩来组建了新中国一个民主空前的政务院（1954年9月以后为国务院）。4名副总理、21名政务院领导、109名正副部长，民主人士各占了一半。“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出任总理，组建内阁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项任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各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对周恩来的高度了解、信任和支持。

开国大典后，早已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之为“内阁总理”的周恩来，便把主要精力放在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工作上。

政府机构的人事安排是一件亟须解决的重要事情。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筹建政务院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再从其他大区陆续抽调一部分人特别是负责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各大行政区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就是这以后陆续调来政务院工作的。

在人选问题上，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是周恩来提名，同毛泽东慎重商议后，经政治局审定，再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鉴于民主党派在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周恩来认为，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都应有所安排。

但是，怎样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久，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经验积累得也多，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基本上是周恩来提出来的，并且做了大量思想工作。

当时，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一批国民党著名将军。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特殊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的一个大功，因此决定要再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又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开展工作。

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将军，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他请傅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北平市市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同时，周恩来委托薄一波每年请傅去做一次客。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对此，有人说他是自命清高，也有人说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从1946年直至北平解放后，他都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军阀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说：“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

鉴于这一情况，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来到黄炎培家，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回答说：“这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经过周恩来2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被说服了。但是，他表示还需要再考虑考虑，等他第二天回话。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12日早晨，黄炎培广泛征求了江问渔、杨卫玉和孙起孟等一些知交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他应该接受政务院的职位。

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这时，黄炎培高高兴兴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这时他已经年过70了。他的这一行动，反倒使他的子女感到难以理解。任职不久，他在回答自己子女提出的疑问时，详告了周恩来向他动员的经过，并严肃地解释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无独有偶。在旧社会也曾拒绝过反动政府高官厚禄的著名学者梁希，在10月里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周恩来让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有人为此大惑不解，提出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呢？周恩来认为：“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

这样安排，体现照顾到了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

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委任他为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的。

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思，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在这项任命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4名副总理中，民主人士占2名（郭沫若和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了11名；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是正职（郭沫若担任了2个正职），他们是：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对以上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称赞道：“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

主持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

1949年10月21日的中南海，人们依旧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欢乐气氛中。新上任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了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

下午，首先召开了扩大的政务会议。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等组成人员，以及政务院所属委、部、会、院、署、行的领导人，都陆续来到会场——勤政殿。他们庄严地在政务院首次会议签到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总理也挥毫在签到簿上留下了“周恩来”三个大字。

3时整，周恩来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接着，他发表了重要讲话，详细地论述了政务院的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事，以及当前必须抓紧做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讲到政务院的组织形式时说，政务院以总理1人，副总理4人，秘书长1人和政务委员15人组成。政务院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事方面不属于政务院而属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作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首脑部，包括很广泛，不仅有它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还有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即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下同），财政经济委员会（又是中共中央的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下同），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教委，下同），另外还有人民监督察委员会（简称监委，下同）。周恩来说：4个委员会称“委”，其负责人称“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财委、文教委3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设立的委员会称“会”，其负责人称“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周恩来继续说：政务院的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和命令，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政务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政务委员等21人组成，这便于议事和工作；政务会议成员加上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成为政务院的扩大政务会议，共有40多人。讨论一般政策，报告一般工作。

周恩来讲到政务院的人事安排时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意见，3个指导委员会扩大了。这样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士，以便集思广益，还可以将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方面去。政法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中财委，民主建国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的人士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较多。

会上，周恩来还针对人事安排中个别人的名位思想指出，有的人计较安排的地位，是旧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何必计较地位的高低。现在大家都是同事了，我们必须说服这些同志不能计较地位。

周恩来讲到干部来源时说：政府草创之始，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他详细地分析了这三个方面人的长处与不足后说：我们要把这三个方面的人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做好工作。各部门用人都要照顾到这三个方面。

周恩来认为，由于干部来自不同的三个方面，就有个团结与合作共事的问题。他说：党与非党或无党派各团体的合作，现在恐怕还不习惯，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来个关门主义，干脆不与人合作共事，这在历史上也是有代表人物的。周恩来举了关羽的例子，并强调：我们的新政府要防止关门主义、不能合作共事、计较地位和不肯学习等倾向。

周恩来十分重视新政府这部机器能够尽快地有秩序地运转起来。他要求各部门要制定组织条例，建立工作制度。为了便于各部门制定组织条例有所遵循，他提出先由政务院拟定若干原则，再由各部门自拟，报政务院批准。

当晚，周恩来主持了法定的政务会议，对于当务之急的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为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物资等，成立专门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接收办法。

二、为了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办公制度及办事程序，成立专门小组，由董必武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条文。

三、为拟定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成立专门小组，由黄炎培副总理召集，提出草拟组织通则的原则。

四、即日起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事务汇报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召集，参加会议者为各委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各部、会、院、署、行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

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以后，政务院所属各机关，都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并宣布于11月1日起开始办公。

政务院建立伊始，面临着许多除旧布新的问题，而政权机关的建立和健全则是首要的一环，否则其他一切工作便无法开展。周恩来把相当多的精力集中在这个方面，他和副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或其他会议，除讨论决定国家的重大政策方针问题外，有很多次会议是讨论决定和通过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通则及有关机关工作制度方面的规定和办法。

政务院的第一道命令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某种内在的必然的因素，一生以廉洁著称的周恩来出任共和国总理以后，发布的第一个通令，就是令知政务院所属各机关不许违反政策、侵犯人民群众利益、影响人民政府的威信。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的各机关都在组建。这时，有的部门竞相高价抢购房屋，以致房价飞涨。为此，周恩来于11月1日以政务院总理名义签署了向政务院所属各机关发布的通令。通令指出：凡需购房，均须向政务院呈报房屋情况、价目，经指定机关审批始得购买，否则以违法论。

这个通令同时函达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希望他们通知其所属部门也遵照办理。

为了保证这个通令的切实执行并且统筹分配房屋，政务院第四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首都各机关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统一审批、分配首都各机关的用房。会上还提出了解决机关房屋的三个原则：

（一）力求清理使用现有房屋，不购买房屋；

（二）对临时训练班和学校不批拨城内房屋；

（三）除特殊情况（如中央人民政府及招待外宾之房）外，各机关房屋、用具皆应因陋就简使用。

通令和会议精神既经传达，迅速制止了各机关当时抢购房屋之风。

2 抗美援朝临危受命

侵略者欺人太甚。唇亡齿寒，毛泽东决策中南海，周恩来秘密赴苏联。有人说，周恩来的角色，集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谈判总指挥于一身。侵略者承认：“美国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伟大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既要处理繁重的军事工作，又要兼管政府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

前方，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到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至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军薛岳部队3万多人。剩下的战事不多了，而人民解放军的人数包括改编的原国民党部队，已经达到500多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人。

1950年4月间，周恩来在第28次政务会议上说：“1950年把军队数目从560万减到400万。”

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对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说我们的整编原则是使人民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由15名委员组成，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

正在新中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情况突变。6月24日，周恩来还在主持政务院会议，讲1950年准备再减少军队120万人。6月25日，朝鲜北南双方爆发了内战。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朝鲜南方李承晚政府。27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还命令他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周恩来在百忙中，时时关心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朝鲜是我国东北的近邻，而东北，白山黑水，区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当时中国仅有的一点重工业企业，基本上都在东北。战火会不会蔓延开来？会不会影响到我国东北的安全？这些，都是周恩来等领导人思考的重大问题。

他同毛泽东商议了这件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两次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13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说：这两次会议商定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13兵团、第42军和若干炮兵师、高炮团、工兵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5日前到达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通化、本溪、铁岭等地。空军编成三个团在东北训练，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开会，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在会上，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解放了华南、西南广大地区和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期间重要的是建设，大家忙于政府工作，部分力量搞军事。今年对军队提出了生产任务和考虑复员一部分，只用部分部队进行解放海岛和准备进军西藏，而在生产和复员上却用了很大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给了我们新的课题。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将其作为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它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是进攻中国。我们对于朝鲜，不仅是看作兄弟国家问题，不仅是看作和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益关系的问题，而且应该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根据战争的情况，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这和我们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是有联系的。我们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积极准备，万一形势恶化，就会措手不及，陷于被动。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讲到了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

8月25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也讲道：“现在看，朝鲜战争可能变成长期”，“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他讲了在北伐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和关内抗战，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有朝鲜子弟参加，朝鲜民族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

朝鲜战争之初，朝鲜人民军6月28日占领汉城（今韩国首尔），7月20日攻克大田，到8月中旬，占领了南朝鲜（现韩国）百分之九十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成了胶着状态。

我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密切注视着，8月中旬连续开会，研究朝鲜的战争情况。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对于在什么地方登陆也作了分析，认为适宜登陆的港口有6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最严重。8月23日凌晨，作战室的负责同志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分析结果。周恩来很重视，带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9月15日，美军7万多人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转入退却。28日，敌军攻占汉城，29日进抵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

美军过不过“三八线”？如果过“三八线”北进，就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这是一个严重的行动。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密切地关注着。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了《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现，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最后一句“也不能”三字下面“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是这一讲话稿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在定稿时周恩来亲笔加上的。

这个讲话，10月1日的《人民日报》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

接着，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这次约见的时间是在凌晨一点钟，这也说明了周恩来急迫的态度和制止战争扩大的心情。浦寿昌是这次会见的翻译，周恩来事先对他讲，要突出一个“管”字，把这个字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分量。周恩来这次谈话，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直接外交关系，要通过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态度。他知道中文的“管”字在英文中不大好翻译，特意要浦寿昌好好琢磨一下，以便在翻译时准确无误。

中国将会采取什么态度？美国政府当然是要考虑的。8月间，杜鲁门曾经派阿弗里尔·哈里曼到东京见“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问他这个问题。麦克阿瑟表示不相信苏联有意于直接干涉，或卷入一场大战，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9月27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他“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并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

周恩来的国庆讲话和同潘尼迦的谈话，迅速地传到了白宫，杜鲁门没有重视，认为这只是周恩来的“恫吓”。但是，杜鲁门觉得“中国对朝鲜的干涉的可能性当然不能不加以考虑”。他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指示。指示中说：“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一方面，美国政府却放出消息，说是美军将停止在“三八线”上。

10月15日，杜鲁门乘飞机到太平洋中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杜鲁门给麦克阿瑟颁发了勋章，说：“这次会谈回来更增强了我的信心。”10月7日，美国侵略军已经开始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

中国出兵不出兵？中共中央酝酿了多次。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6日，又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是主张出兵的。周恩来也是主张出兵的，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敌军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在这之前的4日下午，中央已经派飞机从西北把彭德怀接到北京的会场上。彭德怀也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会上决定彭德怀领兵前去。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受命秘密赴苏联

10月8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带着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秘密前往苏联。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向斯大林通报我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情况；二是中国要出兵朝鲜，需要取得苏联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军对入朝作战部队实行空中掩护。

周恩来乘坐的是时速只有200多公里的安2型飞机。林彪也搭乘这架飞机前往莫斯科治病。本来，党中央和毛泽东曾考虑让林彪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因为作为志愿军主力的四野是林彪的老部队，他去担任志愿军的统帅最合适。但林彪一再以有病为借口进行推脱，并要求到苏联治病。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不敢停留，立即飞抵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同斯大林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首先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周恩来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的创伤，现在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况且，部队的武器装备也落后。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

周恩来说这番话既是摆明中国的实际困难，同时也是希望斯大林能多给一些援助。

斯大林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中朝、朝苏边界）。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可以随时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斯大林还说：我们曾经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

但是，在出动空军问题上，斯大林又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与斯大林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了会谈情况。随后，周恩来离开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

毛泽东收到联名电后，于10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最新情况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掩护，中国也要尽快出兵援朝。会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文说：（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在莫斯科再停留几天，同斯大林商量确定：（一）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能否用租借办法而不用钱买，以便使中国政府明年能保持2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保证我军能在朝鲜进行长期战争。（二）只要苏联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军在朝鲜作战，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中国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地，则我们也不怕空袭。

周恩来是在13日晚上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的。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要他立即把毛泽东来电的内容转告给斯大林。

斯大林很快复电周恩来，答应：苏联对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用贷款，苏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

周恩来接到斯大林的复电后，于14日再电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志愿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火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

同日，周恩来还先后收到毛泽东的两封来电，一是告诉我志愿军拟在10月19日出动；二是告诉我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

周恩来又立即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

然而，就在中国盼望苏联空军援助的节骨眼上，斯大林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周恩来接到莫洛托夫的转告后大吃一惊。他没料到斯大林已答应了的事情又突然变卦。更使周恩来忧心的是，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受这种地理条件的限制，志愿军入朝作战将难以运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或后退的运动战，而不得不采取阵地战方式。入朝志愿军对拥有绝对空中优势和大量大炮、坦克的美国侵略军要采取这样一种作战方式而又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必将付出的巨大牺牲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等于让美军飞机对志愿军阵地进行肆无忌惮的轰炸、攻击。

其实，和德国法西斯希特勒较量过的斯大林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仅仅从维护苏联自身的利益去考虑，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会把苏联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斯大林觉得中国军队装备那样差，能不能打败美军还很难说。如果中国军队打不赢这场战争，而苏联又出动空军掩护了中国军队，那苏联就会有直接与美国对抗的危险。还有一点，斯大林害怕拥有核武器的美国急了眼会投原子弹。1948年8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进行战略决战的前夕，斯大林就担心美国会为挽救蒋介石集团的失败和维护其在华利益而动用原子弹。因而他打电报给毛泽东说中国不能再打，要是再打，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有毁灭的危险的地步。周恩来后来评论说，斯大林显然是被原子弹吓倒了。

周恩来心中很不愉快，但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10月16日，周恩来飞离莫斯科回国。

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周恩来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会议认为，在苏联不出动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还是要出兵朝鲜，并正式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赴朝鲜。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兵团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

而对于这次苏联之行，周恩来后来多次谈到。1960年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指美军）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大林）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大林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

1971年12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又谈道：抗美援朝时，我同林彪一道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说苏联是否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指出兵朝鲜），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林彪就很高兴。后来，毛主席决定，即使苏联不派飞机，我们还是出兵。

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谈判的总指挥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又像战争年代一样，挑起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这次战争的重任。有人说，这期间的周恩来，其角色相当于集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谈判总指挥于一身。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设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是领导核心，书记处总揽全局。毛泽东主要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交由周恩来负责处理。从志愿军的编组、干部配备、武器装备调拨、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争取外援、新闻报道等，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亲自组织安排。在那段时间里，每天经过他批阅的文电就有一二百份，而且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遇有重大情况，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而耗费他精力最多的，是组织指挥和维护战区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在敌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及时把朝鲜战场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兵员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保证了战争的急需。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要做工作，解决当时国内存在的崇美、恐美的思想；与民主人士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周恩来就是这样整天忙个不停。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许多高级官员进进出出。周恩来每天都接待很多人，毛泽东也风趣地说：“你那里是轴心。”

后来，朝鲜战争进入一面打一面谈判阶段。中共中央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热线联系。上午谈判，下午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当天研究第二天的发言及斗争策略，由当时政务院总理办公室起草发言稿，交周恩来连夜审阅修改呈毛泽东审定后转发开城。李克农接到国内指示后，迅速组织负责谈判人员领会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

周恩来经常要和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作出最新指示。那时的电话线路不好，又没有扩音设备，不易听清，周恩来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和指导谈判的决策人。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总指挥，后方周恩来总揽一切具体事宜。谁也说不清花费了他多少心血和精力。周恩来因劳累过度，曾一度患病，仍不肯休息。毛泽东知道后，要他离京休息一段时间。他到大连仅休息了很短时间，又回北京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了。

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共中央确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周恩来坚决贯彻了这一方针，1951年1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道赶赴沈阳，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在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战争的持久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供给，周恩来亲自过问抢修和保护铁路、公路、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的安全，要求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岗、防空哨，部署高炮部队和机动抢修力量，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被服不适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当即指示：将大盖帽改换成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前线战士因敌机轰炸和战斗频繁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炒米供应前线。中央和北京市的各机关都分担了任务。周恩来回到北京后，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基层单位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为了鼓舞士气，勉励后方人民参军、参战，举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活动，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掀起了支援前线和大生产的热潮。后方军民的热情支援，极大地激励了前方将士杀敌立功、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斗志。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正义之师，在朝鲜军民的全力支持下，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接连发起5次战役，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的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以南地域，歼敌20余万人，缴获和击毁飞机、大炮、坦克等一大批重型武器，大长了中朝人民的志气，大煞了美国侵略军的威风。1951年7月10日，美国被迫同意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周恩来亲自掌握谈判的进行。本着“能战方能言和”的思想，“争取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立足于打，以打促谈”的谈判方针，采取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谋略，粉碎了美国种种破坏谈判的阴谋。谈判开始后，美方代表无理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的后方，妄图不战而获取朝鲜120平方公里的土地。当遭到我军严词驳斥后，竟又狂妄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的军事威胁。接着，对我军发动了所谓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我军坚决还击，在夏、秋两季防御作战中，歼敌15.7万余人，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迫敌不得不于10月25日恢复停战谈判。而敌人并不甘心，为取得谈判的有利地位，以大量航空兵对朝鲜北部铁路干线及交通枢纽实施长时期的“绞杀战”和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朝军民于1952年9月18日，向敌发起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10月14日，举行了闻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经过43天的激战，共歼敌2.5万余人，创造了我军依托坚固阵地——坑道工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范例。

1953年6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正待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无理扣留我方战俘，并叫嚣要单独干下去，继续北进，公开反对实现停战。我志愿军为狠狠教训李承晚集团，密切配合停战谈判，打掉敌人伸向“三八线”的突出部，拉直金城以南战线，于7月10日发起了金城战役，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迫使敌人向我方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就这样经过谈谈停停，边打边谈的较量，最终，美国方面被迫坐下来，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的37个月里，中朝军队共歼敌109.3万余人（其中美军39.7万余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12224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7695门，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美军几易其帅，开支战费830亿美元。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停战后，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志愿军总部于195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说到做到，人民志愿军从1958年3月15日至10月26日，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当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时，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他非常激动，大步走向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原来，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竟公然破坏协议，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于是我志愿军决定严惩一下李承晚。这时，毛泽东在沉思让谁去朝鲜唱“末台戏”呢？周恩来提出：“让杨勇去，让‘三杨’开台（三阳开泰）嘛！”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先期赴朝“开台”，而杨勇未能如愿。这时经周恩来一提，毛泽东当即决定调杨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3年5月11日，杨勇赴朝任职。杨勇一上任，便冒着敌军炮火，深入前沿了解地形、敌情，在志愿军总部的指导下，精心制定了“金城战役”计划。这一仗，是杨勇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促使美李军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因此，周恩来说杨勇画了个完美的句号。

为庆贺抗美援朝的胜利，为表示欢迎和慰问志愿军将士们凯旋，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志愿军指战员的代表。那天，周恩来特别高兴，一开始他就满怀激情地说：“今天我们都很高兴，要请大家喝庆功酒。要动真格的，喝我国的名酒——贵州茅台。”

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了，志愿军凯旋，面对这些过去打败过蒋介石，打败过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老战友，周恩来的确高兴。他频频举杯，欢庆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那天，谁也没数周恩来喝了多少杯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他碰过杯。在这样的场合，身边工作人员虽然担心总理喝醉，但谁都不敢也不应该去劝阻他，只有在旁边注视着他，也分享他的欢乐。当周恩来高兴地喝完最后一杯酒想回到座位上时，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看到周恩来的身子有点摇晃，便和卫士们赶上前去，知道他醉了，赶快扶他到休息室。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周恩来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醉卧了一天。尽管酒后他自责影响了工作，但大家都觉得周恩来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丰富感情的人。

周恩来醉酒，这并不是第一次。还有一次是1938年在武汉，那时国共关系比较融洽，国民党有一些高级官员、将领和周恩来很熟，部分留学苏俄的国民党人士如邵力子、张冲、康泽等以“留俄同学会”名义请王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喝酒。那次周恩来一高兴也喝醉了，当晚就住在郭沫若家，没回长江局住处。就这事，邓颖超还批评他违反纪律。周恩来也作了检讨。

当然，周恩来喝酒不是在什么场合都乱喝的，绝没有像有的人写的那样和他的下级随便斗酒。

3 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

军威显国威。“没有军事工业的国家是软骨动物。”开国总理如是说。周恩来、刘伯承四商建立高等军事学府。“小米加步枪”开始了向“钢铁长城”的转换。

筹建高等军事学府

周恩来积累了长期的军事工作经验，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继续完成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外，主要担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使命。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周边国际环境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的美帝国主义极力插手我国周边国家事务，企图四面包围封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1950年6月，美国出兵入侵朝鲜，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同时公然以武力阻挠我军解放台湾。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环境下，迅速发展军事教育，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就成为新中国国防建设的首要任务。

对人民解放军干部的军事素质，周恩来有深入的了解，他们纪律极为严明、军事特别过硬，而作风更为优良，但是，这支革命的军队，更需要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迈向现代化。我军大部分军事指挥干部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低，虽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对军事理论，特别是对像诸兵种大规模协同作战等现代军事战争知识还缺乏了解，因此，发展新中国的现代军事教育极为紧迫和重要。

1950年6月，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创办全军军事院校的有关事宜，以解决教育和训练全军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学会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问题。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商定：在战争年代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造和新建适应现代化战争条件的各类正规院校，各军兵种都要着手建立自己的专业院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和训练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

远在四川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得知创办陆军大学的决定后，心情非常激动。他立即致信党中央，请求辞去现职，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党中央考虑到他早年曾是苏联最高军事学府的优等生，一向注重并长于军事理论研究，便批准了他的请求，派这位身经百战、威震中外的军事家去办陆军大学。

11月初的一天上午，周恩来邀请刚刚奉命到京的刘伯承和原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商谈学校的筹建问题。

会议开始后，刘伯承说：“总理，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

周恩来笑着鼓励说：“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一有学问，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

随后，周恩来、刘伯承和其他成员一起研究讨论了陆军大学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和学校的组织机构及有关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几天后，周恩来又约刘伯承等人谈话。首先，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军大学的指示，并告诉说，为办好陆军大学，已决定从苏联聘请一批顾问来学校帮助工作。

在请苏联人当顾问的问题上，我党有过教训。中央苏区革命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了解我国具体国情，却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搞瞎指挥，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鉴于这样的教训，刘伯承坦诚地提出：“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可是，叫专家就超脱了。他当他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我的问嘛！”

周恩来略加思索，当即赞同刘伯承的意见：“对，对，叫专家好。”此后，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规定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中国的苏联专家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者和过去未按顾问名义所聘的苏联方面的人员，一律称专家。

接着，周恩来就陆军大学的正式校名、校址、干部人选等问题，与大家一起磋商。刘伯承建议：今后空军、海军还要发展，叫陆军学院太局限，可考虑叫军事学院。周恩来综合刘伯承等人的意见，最后确定：（一）为了便于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军大学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二）校址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军事学院各级机构。

两三天后，周恩来第三次邀请刘伯承等人继续商谈军事学院的建校问题。

在谈到教学方针时，周恩来说：“就是要在人民军队现有的军事素质的基础上，熟悉并能指挥各技术兵种和陆军步兵的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和通信联络，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在谈到军队文化课教学问题时，周恩来又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学员的文化水准低，但只有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因此，一定要搞好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教学。”

鉴于在军队中选调合适的教员有困难，刘伯承建议：有一些起义、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可以利用。他们当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既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也懂一些军事。周恩来当即拍板肯定了这一建议。他说：“行啊，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陆续从学校每期的毕业生中选留一些任教。”他还说：“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要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人民军队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提议由刘伯承召集筹委会成员根据这三次会议商谈的精神，尽快地搞出一个办校的书面综合意见，然后再开一次会讨论定案，报中央军委批准。

1950年11月13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军训部和军事学院筹委会负责人会议，讨论刘伯承、陈士榘拟出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对《意见》的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三天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汇报座谈修改《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的情况，建议予以批准。当天，毛泽东、朱德批准了这个《意见》。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告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此后，军事学院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指挥人才。

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奠基者

军队有军威，军威又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威。

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有一支与之相称的有强大威严的国防军。

显然，这与刚刚从农村转入城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存在相当的距离。

因此，在创办高等军事院校、培养军事干部的同时，周恩来还从军队的军事生活、纪律、制度等方面入手，大抓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的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说：

在正规化方面，主要是制定各种条例、条令，以统一规章制度。1950年夏，我们组织班子，起草了三部共同条令。起草之前，我写了四条原则，主要是根据我军光荣传统并参考苏联红军经验，并经过总理审定。12月伯承同志来北京，周总理立即指定由他审查。1951年初，由军委将草案在全军颁布试行。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军兵种的战斗行动，最重要的是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就要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要做到这几点，就要制定各种条令条例。他曾形象地说，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这个齿轮和那个齿轮，必须准确地运行，才能真正协同动作。条令条例就是保证正规化的根本条件之一。他对个别高级干部在外事活动中不遵守内务条令的规定，进行严肃批评。他说：“你们颁布的条令，自己不遵守，迎宾尚未结束，我还没有离开，你就懒散地走了，这样影响多不好，军队还要条令干吗！”他抓住典型事例对高级干部进行严格批评的原则态度，对我军的正规化建设有很大作用。

对现代化建设，周恩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方面是改善军队的装备技术，注意抓三个问题，第一，充分利用战争时所缴获的美制武器装备，指示我们在训练中要多用这些弹药。因为将来战场上不一定用，储藏久了会过时。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舰艇、飞机、坦克及60个陆军步兵师装备，这些装备很快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了作用。第三，先筹建现代化的常规武器的工业，继则筹建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工业。为了加速军工建设又成立了中央兵工委员会，由他任主任，李富春、聂荣臻任副主任。他常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是一个软骨动物。这样就使抗美援朝的弹药及常规武器，得到及时的补充；为原子弹及导弹工业，在完全空白的条件下发展打下基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另一个方面，是除了抓干部的学校训练之外，又要抓部队的训练。部队训练，主要是抓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特别是新建的技术军兵种。他从对飞行员的挑选及训练，到油料供应，都很注意。甚至对驻南口新建的坦克师的训练计划及交接手续，都加以过问。

1950年11月中上旬，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指导下，在北京召开全军军事院校及部队训练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请军委审批。有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晚饭后去开会。会议有国务院和中央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按顺序解决问题。轮到最后，已经11点多了，前面的人也陆续离开了，他就开始审阅我们的报告。他逐段逐段地读，逐段琢磨，重要的地方，要反复几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他读到“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两句的时候，以同志式的讨论态度同我研究。因为过去常说什么现代化，什么联合兵种，这当然是对的。这次会议，我们进一步把现代技术与现代指挥结合起来，概括为明朗的两句话，就更便于理解和记忆（刘伯承同志后来把联合兵种这一词改为诸兵种合同战术，更为贴切）。总理再三斟酌后同意了。这份六七千字的报告，他修改完毕，已到次日4点了。他在修改时说，这是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方针性的综合文件。他很重视，所以不辞辛苦地认真修改，我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虽然已到鸡鸣时刻，但根本不知道疲劳。在这大转变时期，我作为一个部门的主管人，感到多么高兴啊！这时，抗美援朝十分紧张，国内百废待兴，国际风云变幻，外交斗争极度激烈，周恩来日理万机，但还给我们逐字逐句修改报告。他这种严肃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对我们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

确实，这次会议后，在继承与发扬我军革命传统的基础上，确定以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作为我军长期的训练方针，这是新时代建军的总要求。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便能很顺手地成为朝鲜战场上抗击高度现代化的美国侵略军的新英雄。从军事角度来说，就是及时实行了这种大转变。1954年秋后，中央令叶剑英同志来主持领导全军的训练，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程度，继续得到加强。可惜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这是我军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进中的大曲折，是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1952年夏季后，周总理不直接管军队日常工作了。一年后，抗美援朝结束了，但我国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海陆边防斗争、军队的装备供应，由常规武器到尖端武器，以及军事部署、军事训练等，始终离不开他的指导；重要的军事演习他去参观；重大军事建设项目，由他审查核定。

4 治理水患除害兴利

失业率高、水患严重等，对共和国新政权的一切挑战都严峻地横在开国总理的面前。周恩来说：“水利是关系到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新中国刚刚成立，严重的自然灾害问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及其他失业人员等问题，摆到了人民政府的面前。为了迅速解除人民群众的困苦，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新政权，周恩来领导政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治水患为水利

水是农业的命脉。早在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人民政府就非常重视河道治理和农田水利建设。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动政府对于许多河道从不治理，甚至还人为地破坏，如在花园口决堤，造成水患连年不断，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极为重视这个关系到千百万人民、子孙后代和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水利建设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说：“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又说：“要恢复农业生产，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抓‘兴修水利’。”

1949年11月18日，政务院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次政务会议上，听取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关于召开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报告。紧接着，11月20日他又亲自召集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水利专家、教授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座谈会，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会上，周总理谈了水利工作的重要性及其远大前途以后鼓励大家说：水利工作是为人民除害造福的工作，是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大家要全心全意从事水利工作。

周恩来认为，农业的发展，首先是实行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配合土地改革还要着手做好几件事。周恩来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兴修水利。他说：“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国民党统治时，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得不到支持，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不够。兴修水利，联系到动力，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

建国还不到一年，1950年6月到7月间，河南和安徽交界地区连降暴雨，多条河流洪水猛涨，泛滥成灾，造成豫皖境内受灾面积达4000万亩，灾民1300万人。为解除这里人民长期水患之苦，周恩来首先从这里开始，领导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所进行的第一个巨大的治水工程——变水患为水利。

7月20日，毛泽东看到华东防汛指挥部报告水灾情况的电报以后，极为重视，当即批给了周恩来总理：

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于7月22日召集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等有关领导同志开会，对导淮问题进行研究。决定由水利部与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根本方针及1951年度水利计划。

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参加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专门讨论治淮计划方案。

其间，9月2日周恩来召集董必武、薄一波、傅作义等有关人员13人开会，研究治淮计划。会上决定，治淮必须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专家、群众与政府三者相结合，新式专家与土专家相结合。要求9月份订出动员和勘测具体计划，10月份动工，3年为期，根除淮患。

9月7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领导和专家开会，研究和分析了淮河上中下各段危险水位及最大流量，提出“蓄泄兼筹，上中下游兼顾，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总方针。

9月22日，周恩来写信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转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具体部署治淮的有关事项。信中说：

此两文件已送华东、中南审议，请他们研讨后提出意见，以便乘十月五日饶、邓两同志来京之便与水利部作最后确定，再行公布。在公布前，此计划业已付之实施，昨已面告傅、李两同志加紧督促实行。昨晚毛主席又批告，治淮工程不宜延搁。故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拟文电交院核发。至华东、中南届时如有修正意见，必关系于勘察后的工程，对于目前紧急工程谅无变更，因此类事业经各方多次商讨，均已认为无须等待。专告。

经过上述的一系列反复研讨、多方磋商，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指出：关于治理淮河的方针，“应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决定具体规定：“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按照最大洪水来量，一方面利用湖泊洼地，拦蓄干支洪水，一方面整理河槽，承泄拦蓄以外的全部洪水。”“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策安全。洪泽湖仍作为中下游调节水量之用。”

根据以上方针，决定中还具体规定了工程的施工步骤和组织领导，以及豫皖苏三省如何配合等有关问题的处理原则。

同月，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0月，政务院第56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任命安徽、河南、江苏省及华东水利部门的负责人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为副主任。

11月，政务院第57次政务会议听取了水利部傅作义部长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中，周恩来发言论述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是：“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合作”“以工代赈，重点治淮”。他对每项原则，都进行了详细阐述。

关于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周恩来说：淮河应该根治，因工程太大，治本的计划不能一下全部弄出来。据水利专家说，唯独淮河的水文没有很好的历史记录，所以制订计划很困难。但是，又不能不治淮河，不能等到明年才动工，必须今年就开始动工。因此，要标本兼施，治标又治本。他说，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

关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周恩来说：站在苏北的立场，当然是要维护苏北的利益，想保存归海坝以东几千万亩的土地，当地人民也不愿意大水从自己的附近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只叫皖北被水淹而苏北不淹。三河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这叫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一些才能解决，哪一方面想单独保持安全都不行。

关于分期完成，加紧进行。周恩来说：治淮不可能明年便全面开工，人才、器材、勘测等准备工作都不够，要买某些器材，也不是一下就能买到手。因此，明年只能做一部分，分期完成。但是，我们要加紧进行，应该设想到明年还要受灾。治淮的过程是由有灾到少灾，由少灾到无灾，一步一步来。同时也不能错过时机，秋汛一过就要动工，治水和打仗一样，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上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关于集中领导，分工合作。周恩来说：过去治淮机构设在南京，有几栋房子，我们的治淮组织又舍不得放弃那地方，是很不对的。为了集中领导，治淮机构应靠近淮河，搬到蚌埠才能更好地办事。今后治淮工作，以华东为主，中南为辅，集三省之力一块来搞，上下游共同合作。在工作进行时，水利部应经常驻人在当地具体领导、监督。

关于以工代赈，重点治淮。周恩来说：在灾区实行以工代赈，而不是以赈代工，重点在治淮工作。如果观念上是以赈代工，那么就不应该用那么多钱来赈，工作也要找强壮的人来做，工人要合乎工作上的需要。

治淮工程于1950年下半年开始动工。1951年上半年派出了以邵力子政务委员为团长，由民革、民盟、民建及水利部、内务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央治淮视察团到实地视察。视察历时52天，视察团将绣有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赠给治淮委员会和豫皖苏三个总指挥部。

在淮河治理过程中，周恩来仍不断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951年6月，在政务院第91次政务会议上听取了水利部傅作义部长关于视察淮河工程的报告和邵力子团长关于中央治淮视察团的工作报告。

8月13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和安徽、江苏、河南省的负责同志11人开会，座谈治淮问题。会上，周恩来指出：一年来的治淮工作是有成绩的，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争论较少，方针上也进了一步。去年决定的蓄泄兼筹，下游入海水道的开辟经实地调查后再作最后决定的方针，在当时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经过一年的实践，在总结治淮过程中，证明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这个总方针的正确。对总方针作了若干修改也是必要的，如入海水道不必开辟。

治淮工程今后如何工作，周恩来作了四条指示：（一）通力合作，依靠群众，相信一年会比一年前进；（二）要善于接触与发现新鲜事物；（三）要发扬历史的经验（包括人民群众和封建帝王治水的经验）；（四）不要故步自封，满足现有成绩。周恩来说：有了这四条，就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提出新的任务，更往前进。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1950年、1951年的水利事业发展情况时说：

“1951年举办的更为巨大的工程，就是毛泽东所确定所指示的根治淮河的工程。这是我国所举办的第一个多目标的流域开发的工程，这是一个改变整个淮河流域自然面貌的工程，它的主要目标是使淮河流域5500万人民，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同时还可增加4000万亩的农田灌溉，改善1000公里的航道交通，并有相当数量水力发电的利益。”

傅作义还说：“治淮工程不但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工程，而且给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指出一些新的方向。第一个是通盘规划的方向，过去治水因为受封建割据的影响，总是枝枝节节的治理，淮河的治理，则是把上中下游打通了，先把淮河流域有多少水，用多少水，算了一篇总账，然后才制订计划，所以不但可达到根绝水患的目的，而且同时兼顾了兴利的需要。第二个是蓄水的方向，过去治水的方法，不外是防水、分水、泄水，总之是把水当作有害的东西，赶快送到海里，等农田灌溉或航道交通用水的时候，却又无水可用。治淮工程采取了以蓄水为主的方针，要把今年七、八、九月的洪水储蓄起来，供给明年四、五、六月使用。所以对水就可调剂盈虚，汛期洪水既不为害，干旱季节也有水用。第三个是水土保持工作。”

傅作义在谈到1950年、1951年两年的整个水利情况时说：因为水利事业是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1950年全国用在水利事业方面的经费，相当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水利经费最多一年的18倍，1951年相当于42倍。两年来全国动员参加水利工程的民工，先后共达1037万人，还有人民解放军32万人协助工作，共做工5亿余工日。所做大小建筑物总共11283座。所做土工总量，总共9.59亿立方米，若筑成高宽各1米的长堤，可以围绕地球赤道24周。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经济还十分困难，再加上抗美援朝，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解除人民的苦难，造福于子孙后代，下决心先根治淮河，与此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大搞兴修水利的工程。

由于水是经济建设的重要资源，周恩来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水利事业。祖国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黄河、长江、海河等河流的治理，十三陵、密云、怀柔、新安江等水库的工地，都倾注着他的心血。

周恩来曾说：水利，是关系到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治水方面，从大的事情上看：20世纪50年代前期，周恩来主要抓治理淮河，随后他又领导制定了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兴修引黄济卫工程的战略决策，初步解决了淮河、长江、永定河流域的燃眉之急。20世纪50年代后期，周恩来领导研究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设计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等重大水利设施的决策。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决策。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胜利建成。

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后来这样评述：

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27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作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2亿多亩发展到7亿亩，水力发电从新中国成立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新中国成立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消除失业

旧中国造成城市的广大失业群，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等，加重了工商业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前已有的那些脆弱的工商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可避免地没落了。此外人民政府为扭转通货膨胀、平抑物价，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了若干重大措施，也带来暂时的市场停滞和工商业凋敝，甚至出现关厂、停业的现象。所有这一切，使得某些城市，尤其是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城市，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工人失业现象。1950年三四月间全国新增加的失业职工约10万人，失业人口总数达117万人。与此同时，各地区，特别是新解放区，旧社会留下来的教师失业、学生失学现象也相当严重，加之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学校教育内容不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管理不当，以致部分学校停闭（绝大多数为私立学校），教师失业、学生失学的人数因而增加。

为了及时帮助失业工人、教师解决生活困难，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多次开会讨论措施。

1950年5月、7月，政务院第33次、第42次政务会议先后通过了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

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发生的工人失业现象只是暂时的，是发展中的困难。但是已经失业的工人，生活异常困难，急需救援，无法等待，人民政府应予以极大的同情和关怀，并给以可能的援助和救济。

指示决定：（一）拨出2亿公斤粮食作为救济失业工人基金。（二）凡举办救济失业工人事业的地区，所有国营、私营的工商业的行政方面或资方及所有在业工人和职员，均应按月缴纳一定的失业救济金；同时，地方政府亦应设法拨出一部分资金作为救济失业工人之用。（三）救济办法，以以工代赈为主，以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发给救济金等为补助办法，以求达到救济金的使用既能减轻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又有益于市政建设的事业。

此后，经政务院会议批准，劳动部又颁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规定了具体细则。

周恩来对于上海工人阶级遇到的困难特别关注。在签署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以前，4月29日，他指示政务院秘书厅向各部门发出通知，为上海失业工人捐米救济。这个通知说：奉总理指示，上海失业工人亟待救济，现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中央机关之工作人员，每人一次捐出小米1公斤。各机关分别向工作人员传达并宣传动员，使其了解对多年以来坚持反帝反国民党反动统治英勇斗争的上海工人给予救援是我们光荣的任务。

5月13日，周恩来又在电复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上海失业工人临时救济计划草案的时候，作出两点指示：（一）两三个月以上的长期救济，应用以工代赈（如修筑公共工程等）为主要方向。（二）开大锅饭救济不如发救济米为妥。

在周恩来签署的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的指示中，要求各地人民政府，除尽可能维持公立学校外，应本着公私兼顾的原则，积极维持城市中现有私立学校，对其进行必要改革，减低学费，多收学生，师生互助，克服困难。私立学校中，办理成绩较好，经多方设法而仍无法维持的，政府应予以适当的经费补助。

10月，政务院第56次政务会议又通过了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这个补充指示中说：上述指示和办法在各地实施以后，使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大批失业知识分子已有一部分就业或获得物质救济。但除上述指示和办法中所规定的失业知识分子以外，还有其他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亦应予以适当解决。指示强调指出：中国现有知识分子为数不多，在国家建设事业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将日益感到知识分子的重要和缺乏。今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应当是经过训练或其他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

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努力，截至1951年底，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的达120余万人，失业知识分子，经过各种训练招聘以及个别安置参加工作的达100万人。这时，失业人员较之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大减少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旧官吏，由于自身未经改造，或者缺乏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在国家各项建设和各方面工作还未大量发展起来以前，就业问题尚不能完全解决。同时，由于社会经济不断地进行改组，生产与劳动组织不断改进，先进生产方式的运用和推广，因而劳动效率提高，企业中原有的职工就有了剩余，也带来新的失业半失业现象。这种前进中不可避免的困难，本质上是与反动统治下的失业问题完全不同的。尽管如此，最快地解决城市各种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和大量剩余劳动力之充分应用问题，仍然是人民政府的责任。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视，5月31日他专门给周恩来写信，指示要进一步采取措施：

周总理：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请酌定。

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政务院专门召开了劳动就业会议，讨论研究提出了办法。

1952年7月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46次政务会议，听取了劳动就业会议的报告，并通过了《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迎接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全面解决各种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逐步消灭失业半失业现象，有计划地把城乡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充分应用到生产事业及其他社会事业中来，并进而逐步做到统一调配劳动力，特于7月召开了劳动就业问题的专门会议。决定规定，一切公私企业、劳动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应慎重处理解雇职工、歇业、转业及开业问题。要对城市中一切失业人员进行一次普遍统一登记。决定还提出了对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旧军官、旧官吏等各类人员的处理方针。

周恩来在会上指出：要从多方面想办法，创造条件，提供解决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当前，各部门举办各种训练班招收学员的时候，应适当照顾到年龄较大者，使他们亦可入学，不要再过严地规定年龄限制。各地高等院校招考新生的时候，可酌收一部分年纪较大、尚能入学的旧知识分子和旧军官。目前各级行政机关应当选送一部分青年入学校学习，换用一部分老年人。

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为了统一领导，全面安排，这次的政务会议还决定成立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安子文、李立三、章乃器、钱俊瑞为副主任。大行政区、省和大城市均设立劳动就业委员会，并建立有专人负责的办事机构，指导劳动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办理对一切失业人员的登记处理事宜。

8月，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提出并经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关于失业人员统一登记办法》。

10月，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并经政务院批准，制定了对各类人员具体处理的八个办法，即：《关于处理失业工人的办法》《关于解决失业知识分子问题的方针和办法》《关于处理失业旧军官旧官吏的方针和办法》《关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方针和办法》《僧尼道士的生活情况及处理意见》《关于处理少数民族劳动就业与救济问题的意见》《对被迫害回国的难侨和有困难的归侨的安置问题》《有关城市社会救济问题的情况及处理意见》。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全面考虑、多方设想，从长远着眼、当前能办的事入手，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的发展，使各类人员各得其所，大大减少了失业现象，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大力救灾

1949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异常严重的自然灾害。从春至秋，旱、冻、虫、风、雹、水、疫等灾害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为严重。全国被淹耕地1.2亿亩，灾民达4000万人。

周恩来对新中国建立伊始，就遇到这样严重的灾害十分重视。为了迅速动员和组织灾区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渡过灾荒，他于1949年12月主持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由他亲自修改并签署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示说：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各地人民政府发动与组织了群众，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已取得成绩，但是我们绝不能自满于这些成绩，必须认识灾情是严重的，救灾工作仍是艰巨的。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更高度的注意，认识到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人民政权在灾区巩固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绝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这个指示发布后，周恩来多次主持政务会议，听取内务部和有关省关于灾情和救灾情况的报告，并决定给重灾区人民调拨救济粮。

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不要饿死一个人”的口号下，经过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胜利地渡过了1949年严重的冬荒。但是1950年青黄不接的春荒又接踵而来。为了继续抓好这个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死的问题，周恩来又签署了政务院命令，决定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以董必武副总理为主任，薄一波、谢觉哉、傅作义、李书城为副主任，陈其瑗、戎子和、姚依林、宋裕和、石志仁、李运昌、李德全、孟用潜、叶笃义、薛暮桥、罗叔章等11人为委员。

1950年2月27日，董必武副总理根据周恩来指示主持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各有关机关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并作了《深入开展救灾工作的报告》，他指出：目前正处在春荒时节，全国亟待救济的灾民约有700万人，所有灾区应把救灾工作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还指出，救灾的方针是：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辅以必要的救济。

此后，中央派出救灾视察团，分别赴皖北、苏北、山东灾区，对灾情进行实地视察。周恩来5月19日主持政务院第33次政务会议，听取了救灾视察团的报告。这时，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董必武曾因病一度休养，周恩来就亲自代替了救灾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直接领导了这一工作。

1950年冬季到来以前，为准备解决灾民越冬的御寒问题，政务院副总理、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于9月18日发起成立皖北、苏北、河南、河北灾民寒衣劝募总会并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立即批示同意。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单位集会，宣布总会成立，推举董必武为主任，张治中、许广平、杨立三、妇联一人为副主任。总会成立后，董必武主任即同几位副主任联名致电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华北各省、市人民政府，要求他们成立分会，立即开展劝募寒衣运动。在各地人民政府和分会的努力下，劝募寒衣很快就超过了600万套，使数百万灾民冬季得以御寒。

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对人民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等方方面面生死攸关的问题，周恩来都始终如一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心。

5 坐镇中南海打“老虎”

1951年，一股逼人的“寒气”袭来，直接威胁新生的共和国政权。面对糖衣炮弹的袭击，毛泽东、周恩来坐镇中南海部署打“老虎”。

毛泽东、周恩来同时感觉到一股“寒气”

1951年前后，是共和国的初春季节。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的许多领导，都同时感觉到一种寒气自四面袭来，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忧虑。这种忧虑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它像白蚁一样迅速繁衍，啃噬着共和国的房梁。在党内，人们把经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而贪污腐化者叫作“老虎”。

到了1950年下半年，特别是进入1951年，共和国的财政经济好转，不仅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有了巨大发展，领导地位大大加强，而且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改组，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些曾被国民党统治压弯了腰，又被解放大军隆隆炮声震得不知所措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共产党“并不吃人”“也不抢粮食”，还和蔼可亲地将他们搀扶起来，重新送到柜台前。他们的眼睛重新放光，喘过了气，直起了腰，又抓起了算盘、秤杆和账本……

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也增加了11.9％，批发额增加了39.9％，零售总额增加了36.6％。到了年尾，当资本家依然有些惶惶，轻轻地拨拉算盘，小心地点钱的时候，他们惊喜地发现，手中的高额利润竟是国民党统治22年间任何一年从未有过的。

这一年是资本家大发横财的一年。

面对这一切，资本家中的一些人开始晃膀子了，开始感觉到不满足，那永无止境的发财欲望变得更加贪婪，那唯利是图的本性开始暴露，并加倍地增长……

偷税漏税是资本家中最为普遍的违法行为。部分调查表明，在天津市1807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82％；老牌商业城市上海更为严重，在351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99％。偷税的税额也相当巨大，一般占付税款的50％，有的甚至高达80％。

盗骗国家资产是资本家直接进攻的手法，他们有的骗取、盗卖国家资产，有的买空卖空、“白手起家”，有的虚报成本，提高价格，有的隐匿应由国家没收的敌伪财产。

偷工减料也是资本家常用的一种赚黑钱的办法。仅以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为例，他们有的把用废胶、次胶制造的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等制造的一撞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铲就卷刃的铁锨卖给志愿军；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砂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还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有的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劣质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致残的致残，不该牺牲的牺牲了。所以当时彭德怀对后方的供应大发脾气。这些不法资本家利欲熏心，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他们是用志愿军的鲜血和生命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难以置信的强盗式的肮脏交易中装满了钱袋。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也是资本家惯用的手段。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施“美人计”，然后送东西，开始“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以上海大康药店反动资本家王康年为例，他专门在自己的商店里建立一个腐蚀、勾引干部的“外勤部”，指使他的“外勤部部长”对国家干部和采购员“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先后将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王康年摇晃着安乐椅，得意地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人们把这些违法行为简称为“五毒”。

许多清醒的国家干部也已意识到这一点。1951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召开全市代表会议时，市工商局局长许涤新在大会上作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报告。经陈毅市长肯定，这篇讲话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刊登。这年11月，许涤新去中央参加统战会议，周恩来的秘书面告：“总理要找你谈话。”

许涤新赶到西花厅已是下午4时，周恩来立即在办公室接见他，询问上海工商界的情况。周恩来抱肘仔细听着，听完基本情况，他语调沉重地说：“上海资本家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我同意你对他们的批判，但觉得不够，必须从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的正常活动的角度，去加以批评。现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你今天就应坐夜车回去，向陈总汇报后，把我的意见明明白白地在大会上说一说。”

许涤新遵嘱急急忙忙赶回上海，立即向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做了汇报。陈毅是个直性子的人，一听许涤新传达的周恩来的话，淡淡的眉毛一竖，拍了一下桌子：“总理的指示来得正及时。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只统不战。”

第二天下午，开会时起先还嗡嗡嘤嘤，交头接耳，而许涤新一说话，全场顿时静了下来。后来他自己都为之一惊，因为自从进了上海，他还是头一次用这样大的声音讲话，用这样尖刻的言辞批判工商界的种种错误。一位熟悉许涤新的资本家严谔声侧身对旁边的人耳语道：“许涤新是一个并不随随便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这么一炮，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原先松松散散的会议，被许涤新一炮轰紧了弦，敏感的资本家们已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到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陈毅市长自己揭开了谜底：

“许涤新放的这一炮，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番话，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涤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要仔细思量，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所以，后来的“五反运动”开始之后，严谔声等人暗中说：“我说的吧，去年许涤新在市人大的那一炮，就是‘五反’的照明弹。”

反对“五毒”的斗争已经摆在中南海的议事日程上。

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三十四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资产阶级的“五毒”，“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使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的继续发生，不能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从宽处理”。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由此正式拉开了“五反”运动的序幕。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中小城市。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自旧社会，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特定环境中养成的许多恶习及其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使得“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因此党和政府派出检查组，对私营工厂、商店进行检查。这一来，不仅违法者害了怕，连那些守法户也胆战心惊。如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他的全部企业都受到检查，心中甚为不快。他告诉他的儿子：“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朋友了。你们各自想办法吧！”他自己也是唉声叹气，担心早晚也被清除掉。

群众运动不搞则已，一搞起来，轰轰烈烈，难免锄杂草而伤了禾苗。

中南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常收到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对“五反”担忧的信件。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闹出了人命，一些没沾“五毒”或刚沾了点边的资本家也被列入了“五毒”分子。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谈了有关“五反”中出现的问题后，向毛主席建议：“现在广大群众十分拥护‘五反’运动，大胆地、彻底地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

毛泽东赞同：“什么事情群众发动起来了就好办。很有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

周恩来分析说：“我看对私人工商户要分类排排队，区别对待，发现问题，确定重点。”

“具体地说呢？”显然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他闭起一只眼，躲开香烟的熏烤。

“对基本守法户，以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为主，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要求他们以后不再重犯，一般不予追究，并采取团结和保护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鼓励和支持他们照常营业。对问题不大的违法半违法户，除令其补税一年，退回侵吞盗窃的财产外，宣布免于罚款，并尽快作出结论。这样，可以安定绝大多数的资本家，使罪大恶极的少数资本家陷于孤立。”

“我大致算了一下，有五种类型。这样吧，关于处理违法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由我来起草，你们再做补充。”

周恩来告辞时，毛泽东没有起身相送。一般党内同志来往，毛泽东都是足不出户，只有党外人士或国外来宾，他才会起身到门外迎送。而今天，他的思路还在“五条原则”里，周恩来一走，他就一手夹烟，一手擎笔，写下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还将过去所定的划分私人工商户的四种类型改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和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这个指示由党中央在3月5日发出。

从划分的结果看，就大城市而言，前三类约占95％，后两类约占5％。

“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全部企业都被定为守法户，顿时举家欢庆。他又把儿子召过来，一边品酒，一边感叹：“我原以为上海这个大码头很难改变，除非连根挖掉。没有想到共产党本事如此之大，一夜之间社会风气大变，我佩服，佩服啊。”

儿子挖苦他：“我看是你自己的脑袋转得快。”

“不能这样讲。”父亲严肃起来，“共产党里的确能人多，拿上海来讲，陈老总，小开（潘汉年），北京更不要讲了，毛泽东是头一号，再加上周恩来……”

6月13日，周恩来批发了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注意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对处理从宽的原则产生误解，以致对违法工商户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引起工人和店员的不满，导致一些不法工商户再施“五毒”；一种是不愿意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来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认真加以核实，以便正确定案。政务院要求各地在“五反”结束阶段，必须本着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做好定案处理工作，做到合情合理，使之既有利于清除“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直持谨慎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也曾与毛泽东一道，多次登门拜访。在老舍创作《春华秋实》这部话剧时，周恩来向老舍详尽地解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写成政治宣传。当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还存在哪些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运动后期，周恩来还在统战部部长会议上讲道：“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动摇，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从历史根源上讲了它的两面性，现在它仍然有两面性。……关于‘五毒’，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五反’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样五项，这是具体化而又集中化了的。说得过多就不利。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限制问题就是这样。”他举了一个例子：“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毛泽东同黄炎培讲的话，就是“四马分肥”的政策，即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即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合法的利润。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去取得利润。

中南海部署打“老虎”

“五反”历时半年，到1952年6月基本结束。

然而令一党主席和一国总理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商人，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所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共产党的力量在于团结、纯洁，就像热核聚变放出极大的能量；分裂、腐朽，则无异于原子核的裂变。

正像毛泽东曾经预料的，有些人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却被“糖衣炮弹”击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部分党员沾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流毒。他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饱食终日，言不及义；有的虽然在进城前艰苦奋斗，但在进城以后却丢掉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逐渐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同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更有少数党员在人民群众的一片赞扬声中，在资产阶级施放“五毒”的袭击下，丧失了政治警惕性，甚而有的竟蜕化变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人民的罪人。

中南海是警惕的。

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号召党内外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7日政务院举行第114次政务会议，周恩来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8日党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进入1952年1月，“三反”的内容更加具体，进程更加急迫。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习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中直总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打“老虎”阶段。所谓“老虎”，即指贪污犯。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当时的1万元即后来的1元。

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会议上作了报告，9日又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大会上讲话，对“三反”运动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岗位上，迅速地、彻底地、无保留地开展“三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洗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

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审大会，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了公开审判。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原副处长薛昆山因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被判处死刑，公安部行政处原科长宋德贵因贪污6.4亿元亦被判处死刑，另有3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余2人免于刑事处分。

中央带头处理了一批人，其中一些人如宋德贵，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也算是老革命，有过战功，杀了他们，对领袖们来说心里不是滋味，但又不得不如此。

中南海内的人们也不能不有所震动。

江青在延安时期就不喜欢参加整风运动。在“三查”“三整”运动中，她还跟毛泽东发生过一次大争吵，从那以后，凡是运动，她能躲就躲，很少参加。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她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很纳闷，就问李银桥：“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李银桥顺口说了一句：“躲风呗。”不知这话怎么传进了江青的耳朵。她就趁打牌的机会，把怒火发泄到李银桥身上。

群众运动一起来，总会有过火的行为。尤其在毛泽东发出有关限期和指标的指示后，就有些“草木皆兵”了，连周恩来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惹起嫌疑。

有人怀疑到周恩来的厨师桂怀云头上，说他家高级瓷器不少，又精致又漂亮，一个厨师哪来的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众人议论纷纷，被周恩来听到了，他对大家说：“新中国成立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得了什么？你们太不了解情况了。”这样，对桂师傅的猜忌才被制止。

不过，有些事情周恩来心里也有些着急。有些地方的“三反”运动已经影响到正常经济生活。

1952年2月14日，天津市委就“三反”期间维持正常经济生活问题，曾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公营部门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干部照顾业务；请中央各经济部门继续拨给加工订货任务；给资本家中问题轻微者都作结论，使他们好做买卖；市政建设中该办的事要照常进行。2月15日，毛泽东复电天津市委并转各中央局，指示各地在开展“三反”和“五反”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鼓励守法的工商户照常营业，对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分批作出结论，安定他们，以孤立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资本家。

据周恩来与陈云、薄一波交谈，发现许多地方的业务停顿现象仍很严重，毛泽东有关指示还有值得补充的地方。周恩来于当天又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自己的意见。

主席：

今日政务会议散后，我与陈云、一波两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我们认为照中央级“三反”斗争的目前情况看来，每个机关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这里所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每个机关的各级领导同志，并非指一般科员和勤杂人员，但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

会后，读了主席复黄敬（天津市委书记、市长）的电报，觉得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所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没有这一面，黄敬所提有关经济工作的四点意见，便有三点因与此有关而得不到解决。这正足以证明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顷又与彭真同志通电话，他认为目前各机关抽出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可能的，到25日以后便可抽出二分之一的人来。我想，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这样做，在全国至迟3月1号也可以这样做了。我们这种想法，如主席同意，请予批示，以便先在中央及京津开始执行。

周恩来

2月15日

尽管“三反”“五反”风起云涌，各地每天都有案情报到薄一波那里，薄一波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卷宗也不少。但真正动人心魄的还是杀了天津的两只“大虎”。

据初步统计，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总额15亿元。贪污分子中公安部门占112名，共产党员占105名，老干部占79名；

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仅一个分局就因受贿赂而将674个反革命分子释放或取消管制，其干部、警士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

陕西省纪委一年半时间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1400余人；

华东区人民监察委员会从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即达124亿元。华东区直接处理的179件贪污案涉及的615名罪犯中，有老干部126人，共产党员116人；

南昌市税务局60人集体贪污。一个粮食局局长贪污20万斤大米，从其老婆鞋底即查出12两黄金。江西省有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区长、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一建筑公司开幕时请客70桌，唱戏7天。不少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竞相攀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艰苦奋斗者反被讥笑为“牛列主义”……

毛泽东痛心，愤慨，焦虑。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立即开展了调查。根据他们的罪行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华北局讨论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周恩来签字同意。11月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12月2日，刘青山从国外访问回国后被立即逮捕归案。12月4日，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

河北省委会同天津市委，对刘、张贪污一案进行调查、侦讯，于12月14日提出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权利，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向中央提出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两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当毛泽东的目光再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时，他几乎是震怒了。

刘、张二人在进城后就成了毛泽东所预言的那种人。进城后，他们公开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他们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救济灾民款、干部家属救济款、地方粮款、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他们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曾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另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有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在兴建潮白河、海河等工程中，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22亿元。他们生活腐化堕落，挥霍大量金钱。张子善为了逃避罪责，曾一次焚毁单据300多张。他们还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个人的天下，说天津地区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在工作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欺上压下，独断专行。被捕前，刘青山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为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

毛泽东在总体把握这类事情上，一向是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在他与周恩来及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议论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赞成枪毙刘、张二犯。

毛泽东不但赞成，而且决心不可动摇：“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但是在执行前，他仍不放心，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1952年12月下旬，党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当时地委在家的8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刘青山、张子善死刑。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5人，判处死缓的有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6人，判处死缓的有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6人。绝大多数人同意判处其死刑。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根据这些材料，又请民主人士发表意见，作出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

在天津，有人找过市委书记黄敬。黄敬想找毛泽东说情。因为，刘、张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在他手下工作过，他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他知道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应当判重刑。但他们都曾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牢，都宁死不屈，在战争年代也曾出生入死，在干部中也有很大影响，是否能给他们一个改造自新的机会，不要枪毙。当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都还年轻。

毛泽东听说黄敬要来北京说情一事后，明确告诉周恩来：“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随后，中央的一纸电文到达河北省委，要求他们妥善安排二犯后事。省委决定了几条措施，交代与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宣判大会是在保定体育场进行的，而后押赴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惊起旷野一丛寒鸦。也可以说，这两声枪响，穿越了几十年的时空，至今仍在人们的记忆中回荡。人们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值！

枪响之后，人民在深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在深思。

二、精心奠基大格局

6 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

周恩来说：“我们甚至连缝衣针和自行车都还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拿出110亿斤小米办航空、造飞机。航空事业拓荒者的慨叹：周总理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航空事业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我们甚至连缝衣针和自行车都还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

周恩来的这句话，道出了共产党人的胆识和气魄，也道出了共和国之初经济技术的落后程度。

的确，用白手起家来形容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创建、发展，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其中又凝聚了开国总理周恩来的难以估量的心血。老一代的航空拓荒者谈起周恩来，都不约而同地慨叹道：“周总理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

当年在重工业部参与航空工业筹建，后又担任航空工业局局长、三机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顾问的段子俊深有感触，以下是他的回忆。

精心筹划和指导创建航空工业

建设强大的航空工业是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心愿。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便把建设航空工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直接领导创建工作。

1950年12月下旬，我由东北邮电总局调到重工业部，参与航空工业的筹建工作。到北京后，先在周总理办公室开过两次会议，参加的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等同志。会议由总理亲自主持，讨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发言非常热烈，最后由周总理作结论。他指出：“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旧中国给航空工业除了留下一点工程技术力量外，其他大多不值得一提。所以新中国要建立航空工业缺乏基础，在当时形势下，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对此，周总理事先已和苏联政府作过交涉，故在这两次会议上，除讨论航空工业的发展方针外，还决定由何长工、沈鸿和我三人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帮助中国建立成套的航空工厂。当时国家还很穷，而且朝鲜正在打仗，财力有限，所以总理一再强调：开始规模要搞得小一些，主要先解决飞机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打仗，原则是先修理后制造，由小到大。在设计建设修理厂的同时，应考虑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在我们接受出国谈判的任务之后，总理还一再谆谆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总理还叮咛我们：“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打电话向国内请示，谨慎从事。”据事后的分析，可能由于当时已内定我为航空工业局局长，所以第二次会议结束之后，总理专门交代我说：“有关飞机修理等具体问题，你再和刘亚楼同志详细谈谈。”遵照总理指示，出国之前，我走访了刘司令员，他向我说明了去苏联谈判的性质、任务和建设航空工业的主要问题。这次我们谈话时间很长，内容很多，使我懂得了不少东西，也可以说是在我正式进入航空工业大门之前，总理给我安排的第一堂课。刘亚楼同志在空军创建过程中，已经和苏联人多次打过交道，对飞机修理工作也很熟悉，他的经验对我来说是最需要不过了。想到这里，就越加感到总理遇事考虑之严密，安排之周详。

1951年元旦，以何长工为团长，沈鸿、段子俊为团员的三人谈判代表团，由北京飞抵莫斯科。苏联对这次谈判很重视，工作进展顺利。开始时，苏方对我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不大理解，经我们说明，苏方也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我们向总理发过几次电报。总理对我们争取到修理列车（即流动工厂）和基建设计在北京进行等问题表示满意，只是感到建设规模偏大。我们随即根据总理指示，及时修改了计划规模。这里有件事需要提及。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未经请示国内就向苏方订购了一批设备，总理得知此事，立即电告代表团：“关于订购飞机所需设备，未经批准即与对方作最后肯定，显较急躁。既然已定，除望争取的订单内确为我们急需者外，只好先订草案，回国后，经审核批准再正式签字，如何，盼告。”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总理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他不仅考虑到购买这批设备当时国家的支付能力，更担心我们买回并不急需的设备会造成浪费；对我们未经批准即作最后肯定的做法，概括为“显较急躁”，既表示了他对此事的态度，又使我们感到这四个字的含义，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一批评。就在这些字里行间，显示了总理的高度领导艺术。1951年3月，签订了苏联援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

飞机修理只是满足当时朝鲜战场的需要，而由修理走向制造才是我们建设航空工业的根本目的。为了落实总理确定的这一方针，从1951年8月开始，我们便与苏联顾问一起酝酿了一个方案，即在5—8年内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雅克-18和喷气式歼击机米格-15比斯（后改为米格-17埃夫）。这个方案上报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后，同年12月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落实。经过会议讨论，最后总理进行总结说：就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就可以生产3600架飞机了。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各种飞机所占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关于明年的订货问题和3—5年内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划，先发个电报给苏联，请他们给以考虑。至于实现这个过渡之后，修理任务归航空工业局还是归空军，今天暂不确定。总理又说：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可以够了，我们准备拿出60亿斤。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需要的。会后不久，富春同志在一次与苏联专家的谈话中传达说：3—5年实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方案毛主席已经同意了。

1951年冬，正是朝鲜战争紧张阶段，飞机修理任务十分繁重。航空工业局的领导，一面狠抓修理任务，千方百计满足空军需要；一面在陈云、富春同志领导下，积极筹划向制造过渡。在此期间，与苏联顾问一道研究选定了六大制造厂厂址，加强了局机关建设，提出了质量第一方针，按专家提出的1∶10比例抓紧修理急用的备件订货，等等。但在工作进程中也遇到一些重大问题。如在六大制造厂的选定上，是修造结合，还是从一开始就另建新厂；在抓教练机战斗机的同时是否着手兴建轰炸机厂；如何更有效地调集人员、设备以及提高航空工业职工的工资待遇等问题。为此，1952年7月31日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总理说：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建设规划，去年年底已经定了下来，要继续按照已定的方案抓下去。同时还要着手轻型轰炸机厂的基本建设，争取1957年底正式投入生产。关于向苏联索取资料和明年向苏联订货、增聘专家以及现有100名苏联专家的延聘等问题，就按你们提出的意见办。在工作上要抓紧、抓细、抓好。在备件订货上，既然发现按1∶10比例订来的备件有许多并不适用，今后就不要笼统地按1∶10比例订货了。关于人员问题，请富春同志从兵工局抽调1500名技工，从汽车装配厂抽调1000名技工给航空工业。今后决定每年分配给航空工业大学毕业生2000名。另外，再调300名老干部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看来这是很必要的。最好10月底以前调齐。关于翻译问题，可由长工同志与空司商量解决，解决不了时再写报告来。急需的286台精密机床，应尽快提出具体品种规格，然后从全国考虑解决。米格-9发动机寿命不长，最多维修到1955年。随后总理批评抽调试飞人员太慢，限令空军在8月15日前把试飞人员送到工厂。关于航空工业职工工资可以提高15％（勤杂人员提高5％）的问题，也是这次会上批准的。会后，航空工业急需的领导干部、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和翻译从全国各地进一步聚集，急需的各种设备和器材从国内外陆续运到，苏联的图纸技术资料分批运来，按照3—5年规划进行的六大厂改建扩建工程也很快铺开，航空工业由修理走向制造的筹划与准备工作基本完成，进入过渡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参加周总理主持研究航空工业重大问题的这四次会议，他的一系列主要决策和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确定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几十年来，航空工业在周总理确定的方针指引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不断扩大规模，使我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航空工业规模较大的国家之一。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奠基人，周总理是当之无愧的。

关心航空工业的人才聚集和成长

周总理对创建航空工业是深思熟虑费尽心血的。首先是亲自主持确定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和由苏联援助的发展步骤。接着便为航空工业的人才聚集和队伍组成而多方操劳。就在1951年赴苏谈判代表团出发后的第二天，1月3日，总理即打电报给当时的东北局领导人，决定由大连军工企业建新公司，组建成航空工业局。总理在电报中还特别说明：明知东北干部困难，但航空工业局如向各地调人，七拼八凑，确难完成任务，故只有调建新公司全部机构，较为适宜。不久，建新公司的大批干部，即由陈一民、陈平、方致远同志带队先后到任。当年4月29日，周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局。5月15日从建新公司、空军和重工业部来的干部会合起来，在沈阳正式宣布成立了航空工业局。

在周总理的决策和支持之下，支援航空工业的大批干部，从全国各地陆续到达。从1951年到1954年，先后从华北、华东和西北各地区，调入70多名地、师级干部和近200名县、团级干部，充实了航空工业的各级领导岗位，从组织上保证了航空工业各个时期任务的完成。在工人队伍的组成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除由富春同志从兵工局抽调1500名技工，从汽车装配厂抽调1000名技工给航空工业外，1952年3月政务院还专门行文决定，从铁道部、交通部、重工业部电讯局以及东北、华北、华东、西南等大行政区及天津市抽调315名技术人员和1185名技术工人支援航空工业。而且要求技术工人中劳动模范要占2％。这批输送来的技术工人，很多都是能工巧匠。他们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由修理走向制造阶段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技术密集的航空工业来说，最关键的是技术人才。除熟练技术工人外，当时最困难的是调集技术干部。对此周总理深谋远虑，早就有所准备。1949年5月上海刚一解放，周总理即指示华东的负责同志注意召集旧中国留下的航空技术人才。根据总理指示精神，上海军管会航空部通过登报招贤、人员接管和我地下党的推荐等多种途径，广泛延揽原国民党空军留下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留学回国的航空技术人员。另外还有一些刚从大学航空系毕业的知识分子。先后共集中了60多人，在华东航空处领导下，成立了华东航空工程研究室。对于这批技术骨干，周总理曾有过专门指示：“将这批航空人才先组织起来，至于怎样使用他们，另有计划。”1951年航空工业局成立后，这批人员大部分被安排到局机关和六大厂工作。其中有不少人为航空工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1949年8月，周总理亲自部署了争取原中央航空公司和原中国航空公司在港人员起义的工作，指示我地下党员要发动“两航”员工全部起义，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争取人是最主要的。在周总理这一正确决策之下，“两航”在香港的3000名爱国员工，毅然脱离国民党政权，归回祖国怀抱。他们中有300多人投入航空工业，为加速航空工业建设特别是航空仪表专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扭转“大跃进”后的被动局面

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大跃进”使航空工业也遭受严重挫折。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本建设质量也存在严重问题。为消除“大跃进”的消极影响，遵照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7月国防工委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1962年6月三机部在沈阳召开了备战整军会议。这两次会议周总理都亲自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在北戴河会议上，总理指出：当前计划调整方针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四句话，只有退够才能前进。总理还强调指出：尖端要有，也要加紧搞常规武器。并说：过去由于高指标产生过矛盾，现在就不能再定高指标。在沈阳召开的备战整军会议上，总理重点作了五点指示：（一）国防工业过去10年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要总结经验教训；（二）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三）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四）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五）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常规和尖端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进。总理在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指导我们正确贯彻中央八字方针，是总理针对国防工业、航空工业存在的问题所作的重大决策。总理这些指示，经过罗瑞卿、孙志远同志的组织落实，终于使航空工业较好地完成了产品优质过关任务，开始向部队提供新的装备；生产了大量零备件，满足了部队急需，解决了大批飞机的停飞问题；特别是初步理顺了科研与生产、尖端与常规、主机与辅机、生产与基建等关系，使航空工业在调整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前进。在沈阳召开的备战整军会议上，我刚一见到周总理，他就亲切地喊我“段子俊同志！”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自从1952年7月31日参加总理召开的会议之后，已经时隔10年之久，总理竟然对一个干部记得如此清楚，真是令人惊奇。总理紧紧地和我握手。这次会议之后，总理继续北上视察了哈尔滨飞机工厂。视察中，他告诉大家，从全国形势看，“困难已经到顶了，上升的局面正在开始。”确如总理的断言，航空工业在中央八字方针指引下，通过认真贯彻两次会议的精神，胜利地克服了由于“大跃进”、“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方面中断援助所带来的种种困难，赢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积极引进世界先进技术

对于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周恩来总理一贯主张坚持自力更生，同时他的目光也始终注视着世界，强调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如前所述，在我国航空工业初创时期，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和亲自筹划，争取到了苏联在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援助，对于我国航空工业由修理迅速过渡到制造，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7月，苏联撕毁协议，单方面决定撤退专家，应提供的设计图纸、工艺资料、关键的原材料全部中断，使我方猝不及防。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使我国航空工业一度陷入困境。当时在西方国家仍对我国实行技术经济严密封锁的形势之下，如果不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我国航空工业在一段时间内就很可能出现“后继无机”的局面。

1961年初，赫鲁晓夫突然致函毛泽东主席，表示苏联愿意向我国转让米格-21飞机的制造权，希望我国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党中央、周总理仍不放过这个时机，立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接着，周总理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听完汇报，总理当即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并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一下，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这次谈判自始至终得到总理的关注。在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谈判苏方可能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并就此事向国内汇报，总理立即回电明确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总理在引进先进技术上所采取的果断的灵活措施和高度原则性，从这封电报中看得十分清楚。

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方向我方转让米格-21飞机制造权的协议。1966年我国顺利试制成功了米格-21飞机，国内命名为歼7飞机。此后，又根据周总理提出的学习、引进、创新的方针，在原型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设计了歼7Ⅰ型、Ⅱ型、M型，发展成为歼7飞机系列。从1965年开始，我国成功地自行设计制造第一种高空高速歼8飞机。后来歼8飞机发展为全天候的歼8Ⅱ飞机。看到这些成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当年周总理当机立断，决定购买米格-21飞机制造权的正确决策。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周总理更加瞩目于世界，寻求一切有利时机，打破西方世界对我国的封锁与禁运。

1965年4月，总理得知英国有家纳贝尔公司倒闭，全部设备拍卖，便立即通知三机部研究有无引进价值。我们很快写了报告，建议全部购买回来。总理批示，不能全部买来，要有选择地购买。根据这一指示，我们便选派得力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前往英国购买这批设备。后来在孙志远部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总理询问此事，方知人员已经出国，便对孙说，本来我想在采购这批设备的人员出国之前，亲自和他们谈谈，不要饥不择食，要仔细认真地进行选择，防止吃亏上当。现在他们既然已经走了，就赶快发电报把这一精神告诉他们。孙志远同志回来把这件事情交代给当时三机部办公厅副主任赵光琛去办。赵光琛同志把电稿拟好后当晚亲自送到中南海。总理见到赵光琛后，第一句话就说：“我已在这里等了你们一个下午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总理看电报草稿没有把精神讲准、讲透，要求赵就在他的办公室改写。这时，秘书送来方毅同志为同一问题草拟的一个草稿，这可能是总理等不来三机部的电稿，布置方毅同时草拟的。总理审阅后认为可以，便立即发出去了。出国人员根据总理指示，精心选购了一批精密度很高的齿轮加工设备，只用了40万英镑。这是航空工业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与西方交往的第一次尝试。这些设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国研制新型航空发动机中，对高精度的齿轮加工起了到很大作用，有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在发挥作用。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顶住江青等人的干扰，毅然决定从英国引进斯贝航空发动机。对于飞机来说，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当时我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落后于飞机，而且成批生产中也经常发生质量问题。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多次指示要解决这个“心脏病”问题。英国罗·罗航空公司制造的斯贝航空发动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世界上一种较为先进的发动机。1971年7月，周总理批准航空工业部从英国进口16台民用型斯贝发动机；同年12月26日在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座谈会上，周总理再次指示要进口斯贝发动机。他说：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行呢？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根据周总理指示，航空工业部随即协同外贸部，展开了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有关工作。

1972年5月，罗·罗航空公司技术董事胡克访华，和我方进行技术座谈，并参观了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受周总理委托，叶剑英副主席亲自过问这项外事活动。8月8日周总理对有关请示报告又作了这样的批示：“要极其认真地进行谈判和将来的考察。凡遇有问题，必须事前请示，再予答复。在英要通过使馆请示国内，千万不能大意。”为引进斯贝发动机，周总理就是这样精密周详，深思熟虑，很多我们主管部门没有想到的问题，他不仅都想到了，而且一再提醒我们。事后我们才知道，在1972年5月间，周总理已身患癌症，他不顾病魔缠身，不分昼夜操劳国家大事，仍然关心着航空工业的发展。每每忆及此事，使人心潮难平。然而，1974年所谓“批林批孔”事件中，江青一伙却先后制造了“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坚决排除干扰，支持关于引进斯贝发动机的考察与谈判，并于1975年12月13日，中英双方在京正式签订了我国引进英国军用型斯贝航空发动机的专利合同。1979年，我国航空工业仿制成功了合格的斯贝发动机，并于次年5月顺利通过了英国模拟高空试车台试车考验。这是在周总理关怀下，引进西方航空军事技术的一次突破。通过考察和仿制斯贝军用型发动机，提高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的设计、工艺水平。同时围绕仿制斯贝军用型发动机，国内冶金、机械、化工等部门调集了技术力量，组织技术攻关，既保证了斯贝仿制的需要，又带动了其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

7 精心绘制第一幅建设蓝图

刚刚迎来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个“小学生”。“小兄弟”取经“老大哥”。斯大林说：只能说你们的运气好。周恩来精心筹划，签订156个重点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加紧研究制定“一五”计划方案

20世纪50年代初始，我国国民经济在重重困难中正朝着预期目标迅速地恢复着。为了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1年2月中旬，以毛泽东为首的高瞻远瞩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责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了编制好“一五”计划，周恩来提议在这年2月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成员是：周恩来、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宋劭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

鉴于自1951年7月以来朝鲜战场战争形势出现新的转机，朝中人民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就像铁板钉钉似的把战线牢固地稳定在“三八线”上，出现了朝鲜战争一时不可能结束但也不可能逆转的相持局势。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52年5月提出走一着实行“边打、边稳、边建”战略方针的妙棋。

这样，周恩来、陈云领导中财委加紧研究制定“一五”计划方案。到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为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的中国人民，勾画出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幅宏伟建设蓝图草案——《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据参加“一五”计划编制的宋劭文介绍：

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作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3个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为工业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以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

由于我国还没有制订和实施五年计划的经验，所以有必要就我国“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问题，征求已经领导一个大国胜利进行3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苏联政府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同时还需要同苏联政府商定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为自己近期的工作安排，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他写道：

在7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所拟分工计划如下：

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

对旅大问题当准备一新约草案。

对朝鲜停战谈判及反细菌斗争，除过问日常工作外，当令章汉夫接替这两项工作……

外交使节会议已开过一月，现他们在各地参观，待他们在月中回来，我当参加总结，并向中央汇报。

政务会议，当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将议程准备好，即使周、陈不在，仍能按期开会。

……

维汉同志已商好自7月12日起休假，政务院日常工作只能由齐燕铭处理。这是有若干困难的。如能于7月下旬与邓小平同志商好，先发表他为政务院副总理，并于8月份来京主持一个时期（政务院工作），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三反、五反已过，未了事项请子文、一波同志分别主持。量刑之事，将由景范同志主办。

中央一级总党委第一书记，我可不再挂名，提议即以安（子文）为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肖华为第三书记。

上述事项请主席批准，并予传阅。

七八月间，骄阳似火，酷暑难熬。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终于完稿。同时，他还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这两个文件分析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基本情况，提出了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指导方针和主要经济指标。

8月13日下午，周恩来同匆忙从重庆赶到北京就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谈话，向他交代了政务院的工作。随后，他在第148次政务会议上郑重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寻求援助赴苏联

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3架军用飞机、1架民航飞机飞离北京，由东向西，途经苏联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等地，向友好邻邦苏联的首都莫斯科飞去。1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目的地。代表团阵营庞大，共65人，包括了各部门、各行业主要负责人。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云、李富春、张闻天（驻苏大使）、粟裕（副总参谋长）；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还有：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中财委计划局局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和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

这次出访活动，是新中国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底至1950年初访问苏联之后的第二次重大国际活动，是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的一次最重要谈判，为新中国即将到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机场，周恩来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的热烈欢迎，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兴奋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3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到莫斯科后，周恩来把代表团成员集中起来，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又逐段、逐句地重新讨论修改了一遍。宋劭文在《周总理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章中谈到上述情况时，感慨地说：

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总理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总理亲自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经周总理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处于鼎盛时期。中国坚决地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并取得辉煌胜利，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走所谓“民族主义道路”的最后疑虑，他决定尽力给中国以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因此，斯大林对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先后3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会谈。

8月2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简述了中国代表团将同苏联商谈的有关问题，接着介绍了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静静地听着周恩来的介绍，并不时地投以信任的目光。

随后，斯大林发表意见，表示同意毛泽东对朝鲜战局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在停战谈判中所应采取的方针；还表示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

最后，斯大林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8月23日、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

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经双方约定，9月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与“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军队整编等情况。接着，他着重介绍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设想。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经济状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反应。他面带微笑地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接着，他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而宝贵的意见，指出：“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1％，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斯大林在问明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不公布整个具体计划的情况后，说：“应该使人民知道，不能只提方向和方针。看来非公布不可，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这时，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信任和尊重的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同时，他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订“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

斯大林的以上表示，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感谢斯大林

根据同斯大林会谈所获得的实际性进展，9月6日，周恩来两次致信莫洛托夫。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中国在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从苏联进口装备、普通货物和非贸易支出所要支付的外汇，同中国对苏联出口和非贸易收入二者之间，将出现46亿多卢布的逆差，因而需要请苏联政府给予中国贷款。在第二封信中，他提请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技术资料，以帮助中国提高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准。同时，他还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订货单、委托苏联帮助设计的建设项目名单、聘请各类苏联专家名单等文件资料送交苏联方面。

同时，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直接商洽，面对面地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项目。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使他和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可以有更多时间考虑并同代表团各组分别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

9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斯大林格勒（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参观。

为什么去这里参观呢？据担任此次出访首席翻译的师哲介绍，此行的目的是：

一是慰问这个英雄城市的居民，他们在卫国战争中蒙受的损失和灾难也较大，但是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对扭转整个战局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史诗般的壮丽；二是为了了解当年在这个地区所进行的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最猛烈而具有关键性的战役的实际情况；三是就地实际调查战争带来的后果，以及在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接着，师哲深怀钦佩之情地说：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周恩来同志虚心好学的精神和善于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情况的好作风。他把参观访问当成一个学习和钻研问题的机会，把游艇变成学习的场所。周总理向陪同参观的当地州、市委负责人详细询问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详细经过，战后城市恢复工作的进展情况，特别是工业生产的恢复情况。在参观拖拉机厂时，周总理对这个厂的重建、扩建和生产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

9月15日，周恩来出席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议》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并在会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致辞：

30多年前，中国人民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启发，认识了民族革命的真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经过30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全国解放的胜利。反动统治阶级被推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被赶走了，中国人民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3年中国人民对外抵抗了美帝国主义新的侵略，对内实行了土地改革，恢复并发展了工农业生产，镇压了反革命，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人民的这些胜利，这些成就，是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政府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亲切关怀和伟大援助分不开的，也是与世界进步人类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深切的友谊和援助。这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和指导之下，使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成就。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周恩来面带微笑，注视着斯大林，激动地说：

我现在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获得新成就庆贺，请大家为中国人民最好的导师和朋友，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

面带喜悦神情的斯大林，在周恩来话音一停就站了起来，向周恩来点头致意。这之前，斯大林曾对周恩来说：你们的革命成功后，我们援助你们是我们的责任。只能说你们的运气好，假使你们的革命先成功，我们也会向你们求援的。我应当感谢你们在朝鲜作战和提供橡胶两件事情上对苏联的援助。

在中国代表团各组的工作大致走上正轨后，周恩来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领导各组继续进行谈判。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粟裕一行17人返回北京。

圆满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回国后，周恩来继续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每当李富春在谈判中遇到重大问题打电报向国内请示时，周恩来总是及时审阅这些电报，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商定后，及时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1953年3月5日，对苏联革命与建设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的一代伟人斯大林逝世。他的逝世，震动了苏联、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以至整个世界。

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抵达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莫斯科期间，他利用工作间隙，听取了李富春、叶季壮、宋劭文关于中苏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并作了详细记录。回国后，他将李富春等的汇报和李富春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等4个文件整理后，分送有关领导人征求意见。

4月8日，周恩来约见奉命回国汇报中苏会谈最新进展情况的宋劭文，详细询问了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

周恩来颇为不解地问道：“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宋劭文回答说：“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设备分交、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

听了宋劭文的解释，周恩来明白了缘由，赞同地说：“是啊！确定100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使周恩来对整体情况有更清楚的了解，宋劭文还将中国代表团绘制的七八张中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交给周恩来。从曲线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受援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情况。周恩来饶有兴味地仔细审看这些曲线图，感到很满意。

4月30日，周恩来起草复李富春电文：

我们同意你在来电和来信中所提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的议定书》《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议定书附件》及《两个清单的附注》等8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和长期的援助。党和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完成这些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并即委托李富春同志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

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根据中共中央的授权，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再次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了15个项目。这样，“一五”期间，苏联总共援助中国156个重点项目。以后，简称为被中国人民所熟知的156项。

自此，历时8个多月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援助新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会谈，获得圆满成功。

无论是国家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还是政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等，对这次会谈所获得的成就，都充满了欣慰和喜悦之情。

这以后，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在陈云、李富春等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8人小组的具体领导和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国家计委继续进行着“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并在1954年9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至此，“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尾期。

1954年11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在广州审核修改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同时，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原则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

7月6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精心绘制的第一幅建设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11月9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令，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随令下达，指示各地“遵照执行，并领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由于“一五”计划是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和速度的基础上制订的，因此，到1956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一五”时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这些成就，为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的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却是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用事实证明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宣传的“中国‘一五’计划一定要失败”预言的破产。

8 提出四个现代化

为谋划中国的未来发展，周恩来把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希望表述为一个切实可行、逐渐接近的目标——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国家，要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开始时提的是——工业化。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49年6月，建国前夕，他又说：“中国将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1949年，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也说，中国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1952年，我国的经济已经恢复，朝鲜停战也已在望，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准备制订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当时周恩来估计，“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

新中国的建设，开始时仿照苏联的模式，但是已经与苏联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周恩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就是不同之一。经过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两年的实践，建设中国的路究竟怎么走？周恩来在重新探索了。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中国也要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走自己的路。这种探索经历了几十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归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周恩来尽管事务繁多，但是他并不埋没在事务中，他是一个思虑深远的政治家、战略家。周恩来从宏观上试图把握中国的未来，探索除了工业化之外，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目标，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后，中国共产党全党接受了周恩来的提法，把它写入了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此后的20多年中，周恩来一再地、反复地强调这个目标，内容越来越完整、越来越科学，他的思想不断发展着。

195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现在我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略有不同，主要是现在不再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专门作为四化的一项内容，因为周恩来后来作了更改。1957年8月13日到20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预算和国务院的体制等问题。他在会上讲到工业的时候，讲明了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行的，但要全面安排”。因此，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不再单独列出了。

1955年，经过上一年的日内瓦会议和本年的万隆会议，世界局势肯定在趋向和缓了。周恩来说，这“才考虑把国防工业放慢一些”，这以后的几年间，国防现代化暂时不提了。这时只提工业、农业、科学文化这“三个”现代化。

周恩来关于几个现代化的提法和把交通运输现代化纳入工业现代化的主张，受到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接受。1957年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他们的讲话中，都提过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时，讲到仍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是要重新提出1954年周恩来提过的国防现代化。1959年，周恩来恢复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这年12月24日，他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说道：“我们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后来，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也恢复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

3年后，周恩来又把科学文化现代化表达为科学技术现代化。

1956年1月周恩来曾说过：“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科学方面的最近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后来他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它对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1963年1月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他在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说，我们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要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56年1月，他就说过：“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对于这四个现代化，周恩来认为“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当然，这里所说的同时并进，是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缓有急的同时并进。

周恩来关于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设想，是开放性的。1964年4月23日他在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时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又说：“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合作。”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他正式向全国完整地提出现在这个“四化”号召。

与此同时，周恩来提出要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这样提，有一个国际背景，就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强调要什么“国际分工”，要中国只搞农业、轻工业，实际是卡中国。周恩来据理力争，主张建立自己的体系。

另一方面，这也是从“工业化”的提法发展而来的。

什么叫作“工业化”？

我国开始建设时依据的是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是，实现国家工业化，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达到70％。斯大林1933年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作总结，就是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70％，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了。

1956年7月周恩来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在谈话中他讲道：我们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必须争取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60％到70％。这里所说的这个百分比大体相当于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达到工业化所需的时间并不用很久。根据一些材料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1953年的统计，我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1949年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1952年是28％左右。195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占56.7％。195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64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083亿元，占65.6％。195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98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83亿元，占74.9％。所以，如果按照60％到70％的要求来说，1958年已经达到了；如果按照苏联宣布的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百分比要求来说，1959年也已经达到了。

但是，那时候周恩来多次对周围工作人员明确地说，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实现了工业化。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为什么不要提出呢？周恩来经过了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对工业化的解释已经在作新的考虑了。原来的单纯百分比的要求，显然太简单了。

1953年，周恩来已经认识到，以工业总产值占的百分比多少来计算工业化，以及只提“工业化”，都是不够的。这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在全国劳模大会上作报告，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周恩来看到报告后认为不应孤立地只提工业化，提议他作些修改，说：“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重点建设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但是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53年，周恩来就说：“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时他已经看到苏联当年一味发展重工业的弊病，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全面地协调向前。他说：“只有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

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工业化的解释有了创造性的提法。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点，后来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中。

“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了。

什么叫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曾经解释过。他说：“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后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

说到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周恩来的认识也还是在继续发展的。此后不久，他在1959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就得很快地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经济、文教、科学、国防、财政、贸易等各方面。”

1963年8月，在一次《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立足现实，瞻望前途”。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且说：“必须瞻前顾后，有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他提出要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他说，过去的“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按照周恩来的设想，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当时他提出了到1975年的奋斗目标。

他认为，达到了这些目标，“就可以说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了”。

在1963年，周恩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后14年的努力，“我们已经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不能孤立地提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同时还应当提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问题，要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也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它的内容和两步走的设想，当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考虑和同意的。四化的内涵已经是现在所说的内容，而两步走的设想，表明了周恩来的思想又进了一层。第一步可以说是对工业化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第二步则对四化提出了完整的要求。

这样，就把实现四化目标和成体系地进行建设，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战略目标是比较长期的，为达到目标，必须一步一步进行，有短期内的努力方向。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也按照分步走的设想来指导全国为战略目标而奋斗。

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后，本来打算从1966年起，在建设上用“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开始迈进。但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

10年后，1974年冬，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重点来写。当时的起草小组，包括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是成员，邓小平主持。起草小组中对此争论很大，邓小平坚持了下来。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稿。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沉重的癌痛，以全国人民熟悉的激昂有力的声音，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报告使全场振奋，长时间地掌声雷动。他再次鼓起了中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9 开启知识分子的春天

1955年，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关系共和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策。1956年，知识分子迎来了他们心中永远的春天。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如何正确估计、对待知识分子和发展科学文化问题进行了决策。这次会议，从酝酿准备，到会议召开和对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

历史转折关头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各项建设的开展，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时时处处都碰到建设人才缺乏，建设急需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一无法回避、亟待正确回答的严峻问题。同时，需要不断地及时妥善地解决知识分子的有关问题。

在这一历史环境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贯给予高度重视。

——1950年8月24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上，周恩来作《建设与团结》的报告时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的”，这就是“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是，我们是在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破烂摊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恢复工作“不可能百废俱兴，只能先从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制造化学肥料这几项工作入手”。“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

——1951年8月22日，在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18个专业会议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周恩来又说，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从1952年7月开始，周恩来以很大精力参加研究和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搞五年计划建设，他更感觉到建设人才缺乏的问题。

——到1955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进入有更多建设项目要铺开的关键性的第四年。各种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现实、迫切和尖锐了！

周恩来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曾两次到欧洲，目睹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30年中给西欧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飞速变化，具有切肤之感。因此，他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科学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大声疾呼：“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不仅如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

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建设的社会历史条件，为知识分子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几年来，我国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的实际锻炼和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看到了在旧中国所无法见到的与自己命运紧密相连的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产生了强烈的为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的内在动力。同时，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

再就是，钱学森、汪德昭等许多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前景的吸引下，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排除重重阻力，毅然抛弃自己在国外的优裕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回到祖国效力。

虽然，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关系到社会进步、国家与民族兴旺发达的战略性问题，但是，这时党内却较为严重地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

在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要求过高过急、不实事求是、不尊重知识分子等问题。

在许多人中间还流行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不正确思想。

有的人则对知识分子抱有一种盲目的排斥和嫉妒心理，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利用某些机会加以压制和打击。

这时，中国民主同盟也反映了一些情况，并将在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费孝通主持下整理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一批材料，送给中共中央统战部。这批材料经统战部分类整理后，把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六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随即，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周恩来汇报了这6个方面的问题。

以上情况表明，几年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形势迅速发展，知识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内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已经迫在眉睫了。

1955年11月22日，曾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进行商讨，决定应不失时机地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到来的这一重大历史转换关头，作出果断的战略抉择——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下设强有力的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调查研究，起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筹备工作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抓了全面调查知识分子情况，认真收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工作。

1955年11月下旬，周恩来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部分大学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单位的有关人员座谈，进行调查研究，并详细研究了北京地区26所大学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各方面情况。

同时，周恩来指导10人领导小组对统战部、北京市已经上送的调查材料加以分类整理和分析研究，写出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社会活动过多与兼职过多、待遇问题、发展党员问题等11个专题报告。

周恩来还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是一支调查研究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力量。为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上，他专门布置了各地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并要求各地在12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还指示各地也像中央这样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认为“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

当天，周恩来又召集中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了这项工作。

周恩来要求各地、各部门向中央送交的调查研究材料应包括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中小学校等6个方面；每个方面都要有好、中、差三类典型；同时要求有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的变化作出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等三项内容。

为了更好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进一步责成10人领导小组继续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观点等12个方面更系统地、全面地整理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他努力从宏观与微观、正面与反面等各不相同的角度去调查知识分子问题，这样就为制定正确的新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同时，周恩来把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实际情况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现状，进行了严密精细的、比较全面的对比研究，努力寻找切实可行的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经过以上紧张、有节奏、深入和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后，12月17日、19日，周恩来两次约胡乔木商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起草问题，就起草报告的指导思想以及稿子的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由于起草报告稿的目的和思路明确，可资参考和利用的材料量多面广，质量比较高，因此到1956年1月上旬，报告初稿已经写成。

1月6日，周恩来召开中央10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报告稿。随后，他一遍又一遍、一丝不苟地，逐段、逐句、逐字地对稿子进行推敲和修改，并增写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修改一直持续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这天凌晨。当他写下“印一千四百份——周恩来——一、十四”的批示后，才放下了已经紧握几个小时的毛笔，躺在床上，让倦乏的双眼和疲惫的身体得到短暂的休息。

报告稿数易其稿后，稿子的整体结构更严密了，逻辑性更强了，思想理论观点更鲜明了，稿子内容随之变得更加充实、准确和全面。

历史性的论断

1956年1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隆重开幕。会议规模宏大，出席会议的1279人济济一堂。他们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的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

这天的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后，周恩来便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面前的重大问题，并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证。

周恩来列举雄辩的事实说明“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强调：既然如此，那么，就应该同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农民一样，“最充分地”依靠这些更多地掌握人类智慧即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但这时人们还没有普遍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

于是，周恩来有针对性地合乎逻辑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对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给予了深透的分析。他说：“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他又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著名思想。实际上，这就是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斗争中取得主动或者赢得胜利，谁就必须依靠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做基础。因此，科学技术对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盛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两个著名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的根本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著名思想指导下，他把《报告》的重心放到阐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上，放到阐明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正确的战略考虑和规划上。

周恩来强调要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让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在上述措施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问题。他在1955年11月就曾指出：“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所谓尊重，“是要尊重他们那个知识”，“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他说，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各项建设，对于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的”。对于他们的使用应该做到“用而不疑”。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周恩来在《报告》中批评了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敬而远之的做法，认为“这样，既缺乏了解，也容易形成隔膜”。周恩来一向把向知识分子学习，同他们交朋友，作为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内容。他身体力行，一直是这样实践的。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深情地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对周总理很尊重，很爱戴；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无话不说。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呢？这是因为周总理懂得知识分子，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时刻关心他们的疾苦。这样，他和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必然会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高度重视根据实际可能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

1955年11月，周恩来就曾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在生活待遇上的状况，应当说，“比抗战时期好”，但“比抗战前差”，就其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如果同政府官员的工资比较，现在除极少数教授的工资同司局长差不多外，其他的只相当于副司局长甚至更低。这都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因此，知识分子的工资一定要调整，这件事将由党中央直接抓。

基于以上认识，周恩来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问题，指出提高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在业务上的上进心，加强新生力量的培养，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强调，如果他们“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太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在周恩来的过问和主持下，1956年6月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有了普遍的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253元提到345元，增资幅度为36.4％。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措施，为掀起“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创造了良好条件。

要“不是空谈地”“急起直追”迅速地发展中国科学技术

鉴于科学对于国力盛衰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我国科学技术又很落后的现状，周恩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紧急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必须“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周恩来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既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要在务实精神指导下，确定正确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和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据此，他以世界战略家的眼光和恢宏气魄，在《报告》中提出了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要在12年内，即“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为此，他指出：我们将要制订的从1956年到1976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最短缺的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应该说，这一决策，是现实的、突出重点的明智之举。

为了真正有效地实现这一决策，周恩来强调：国家除了拟定一个大规模的培养干部规划外，还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也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政府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再就是“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如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等，“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周恩来认为，还应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使之“保持适当的比例”，纠正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偏向。他强调：我们“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倾向，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同样存在着。他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周恩来在《报告》快要结束时，提高了声音，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他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富有鼓动性的结束语，赢得了与会者兴奋而持久的热烈掌声。

周恩来在《报告》中所阐述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是对会议的最重要的贡献，成为会议的两个基本议题。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周恩来所作的《报告》，普遍感到知识分子确实将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今后应该努力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采取其他各种积极措施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这次会议于1月20日闭幕。在会议闭幕的这一天，毛泽东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修改定稿和下发实施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文件

为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周恩来首先抓了有关具体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指示、决定等文件与材料的修改定稿，以及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这是一项细致而又必须做好的工作。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部门都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

1956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进一步确认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和有关政策。在周恩来的过问和指导下，针对党内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所存在的6个方面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出有关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通知以及典型材料。

——这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

——这年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会后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和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地、研究经费、工作时间等），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国务院《通知》除规定由新成立的专家局“负责研究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应由有关单位办理有关事情的目录，要求有关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同时，中央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会同国务院专家局，在本年内有计划地检查了高级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10多个部委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到这些部门若干有代表性的单位，通过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对他们进行访问等形式了解情况，总结了成绩，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

以上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工作的开展。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各种会议，成立有关办事机构，有效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安排使用、政治与生活待遇、入党等问题。而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他们则普遍感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会后对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已经使过去较为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受到严厉批判和很好清算，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充分肯定，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也正在改善中。现在是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了！这样，在全国迅速掀起一个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热潮，同时掀起一个“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的高潮。

积极参加和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为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周恩来所抓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

在科学规划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性问题。周恩来总是以他可贵的领导科学事业的高度民主的作风，特有的考虑复杂问题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决策时的战略家的干练、明确、果断，及时妥善地处理和解决了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据当时参与科学规划制定工作的武衡回忆，在规划制定过程中，负责规划制定的10人小组曾向周恩来做过多次汇报。当汇报到基础理论的发展时，规划小组曾提出一个“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周恩来听取大家意见后，略为迟疑了一下，提高嗓门说：“那么还有一些任务带不起来的学科，将怎么办？”又说：“是不是再补充一个基础科学的规划？”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原定56项重大任务中又增加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由此扩展为57项。此外，又在这个基础上专门制定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

周恩来能够在科学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发现他人未能发现的问题，并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性意见，是他虚心向内行学习，较为熟悉自然科学的一般情况，并能站在战略家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的结果。

在周恩来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在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具体领导下，1956年12月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顺利诞生了！

《规划（修正草案）》共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又挑选出对全局有决定性意义的12个重点，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另外，对于某些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采取了特殊的紧急措施。比如为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再加上当时并未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两项绝密任务，总共是6项紧急措施。这6项构成了我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正是这6项紧急措施，为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突破尖端技术，使原子弹、导弹腾空而起，奠定了基础。

不幸的是，由于受旧有意识惯性的影响，以及当时国际政治风波的消极影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在我们党内未能获得稳定的持久的支持。

就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又开始把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并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仅仅是“运用”他们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党内一些领导人的认识发生这种逆转后，周恩来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他只能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继续采取实际措施来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上。这一做法，可以说是在当时历史条件制约下所能做到的最好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才使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的种种规定和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学非所用、使用不当的现象有了明显的改观；他们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基本上得到保证，并给许多专家配备了辅助人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购置图书资料的费用有了较多的增加；高级知识分子得到普遍增薪和晋级。此外，继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医务和文艺工作者。这些措施的有效贯彻，提高和加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是，随着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发生逆转，相当一部分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伤害和摧残，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左”的错误也随之蔓延开来。

1960年冬，党开始纠正、清理前几年“左”倾错误思想。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1956年所确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需要继续坚持。中国科学院提出纠正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科学工作14条。

在这个基础上，为了从指导思想上解决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问题，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者会议上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3月底，他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指出：“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两次讲话，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且从根本上恢复了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

由于我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努力，由于周恩来等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某些偏差后，仍能继续采取某些积极的实际措施来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还由于我国科学规划瞄准的是世界先进水平但又实事求是，即方针正确，措施具体有力，组织落实，原定时限为12年完成的科学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大都提前5年即到1962年就完成了。使中国科学事业有了极大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一批国家急需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大大地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我国科学研究机构也由381个发展到1296个，科技人员由18000余人增加到86000余人，初步改善了我国科学力量薄弱的状况。1963年开始执行新的全国科学发展10年规划，后因“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10 在冒进和反冒进中

毛泽东表示：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周恩来恳切陈词，直言反冒进：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

从1955年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建设速度问题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主要表现为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毛泽东表示：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其创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战胜险阻，绕过暗礁，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胜利地开展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从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到1955年国民经济一直健康发展，成效显著，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在1955年又获得大丰收。这一切，给获得新生并且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的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从切身体会中感受到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更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

在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等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头脑开始热了起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并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设想到1956年即可“达到80％至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两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1倍”。

1955年年底，在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后，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并进而批判在这个方面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

他指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他还指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要“不断地批判”在“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基于这一认识，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地区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这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有益探索，但却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同时规划了12年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比原来设想的产量增加了1倍以上）。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以不切实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作为推动力量，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又反映了急躁冒进倾向。他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他告诫领导工业建设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也是同意的。

刘少奇指出：“经济上先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了。只要“克服了经济上保守，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好办”了。“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元至3000亿元是可以完成的”。

周恩来也说过：《农业十七条》成为“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现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但在实际上，这时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是处于被动的跟进状态中的，因为在不久前，他们仍坚持无论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都需要15年的时间。

1955年11月15日，周恩来会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访华团成员时说：中国“现在很落后，从经济上说，文化上说，比起你们落后得多，但是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工业化。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相信有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以后再逐步提高，赶上工业发达国家。

16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指出：我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转变，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转成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的所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

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为了全面安排好这项工作，同一天，陈云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中强调：各地方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应该在明年1月底做出一个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轮廓计划，规定先改造哪几个行业，后改造哪几个行业，哪一年改造到多少，哪一年完全改造好。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准备在明年3月，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规划。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迅速到来，1956年3月已基本上实现各行业公私合营了。

周恩来等力倡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在迅速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1月初，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要求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简称《农业四十条》）出台了。《农业四十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即等于要求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显然，这些高指标在12年内是无法实现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各部经上一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受到不断加码的严重干扰。

在严峻的经济局势面前，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经过冷静的理性思考和周密的科学计算，较早地察觉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并预感到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高指标的潜在威胁。在内在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的驱使下，他们急切地意识到：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

为了使全党干部在持续了多年的大好形势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陈云行动起来，充分利用各种重要会议进行宣传和呼吁。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告诫大家：“不要只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定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在上述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减到147亿元。会后，计委依此决定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以上情况，就是后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从积极意义上所讲的把高指标压下来的“2月促‘退’会议”。

这时，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稿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52年的827亿元增长到5469亿元，15年增长5.6倍，每年递增13.4％，到1967年，粮食产量仅比《农业四十条》的内定数有象征性下降，由1952年的3278亿斤增长到9500亿斤，15年共增长2.9倍，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了3.9％，因此，只有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递增8.2％，才能实现9500亿斤的指标。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造成了国民经济相当紧张的局面。”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门仍旧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4月中旬以后，周恩来、陈云等根据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出现的相当紧张的局面，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了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冒进了。这样，能否从领导干部思想上坚决清除急躁冒进情绪，确立一个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已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但是，这时党内某些领导人的急躁冒进情绪仍然严重存在。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周恩来恳切陈词，直言劝阻。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五一国际劳动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

5月11日，周恩来以“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的无私无畏精神，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8次会议上果断地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再次解决定得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指导起草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稿中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4日，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据此，党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月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

大力削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在中共中央提出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第二天，即1956年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议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研究继续压缩经济建设中实践证明仍不实际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会上，李先念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定高了。”“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针对有人不同意削减预算一事，周恩来说明“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预算高了就“一定要削减”的道理，强调“要打破预算不能修改”的观念。他指出：“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他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应。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周恩来在说明理由并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后，综合李富春、薄一波在会上提出的意见，确定按5％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其中再次把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6月12日，针对有人不同意在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财政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的说法，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坚定地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以上意见，为全国人大会议所完全接受。

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自5月以来开展的反对急躁冒进的斗争，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对周恩来、陈云等主张的，并为中共中央充分肯定的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的意见作了深入阐述，既充分肯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前进的，又中肯地分析了经济建设中客观存在的急躁冒进问题。社论强调：“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因为在去年开始“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出现了“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的急躁冒进倾向。社论提出：因此，“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这段时间，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国务院会议、中共中央会议上所进行的反冒进斗争，全国人大会议对反冒进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为动员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和在经济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使已经冒进的本年度经济从下半年起开始逐步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并为向全国人大提出一个比较实际与稳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编制积极稳妥的“二五”计划

1956年7月以来，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精力转向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上。“二五”计划是1955年8月开始编制的，不久便提出了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轮廓数字。在这以前，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斗争的开展，被纳入远景计划的“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也跟着定高了。由于这些高指标在4月下旬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使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根本无法平衡。到6月，国家计委继提出各项指标都经过修改的“二五”计划的第一方案后不久，又提出了第二方案。但因为对这些指标的改动都属于非实质性的小修小改，从而使整个编制工作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这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有关部门却拿不出一个能够提交八大会议的方案来，令人心急！

在编制计划困难重重，时间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周恩来、陈云等看到：要搞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必须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要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就必须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只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指标降下来。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方案问题。

周恩来指出：制定新方案“是为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明“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到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5500亿斤，也是“不可靠的，有危险的”，甚至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这是因为，农业合作化后，虽然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我们还“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它们天天都在管着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粮食生产每年很难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他严肃地指出：“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农业指标一旦达不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以实现5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还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保证不了”。因此，这个“框框可以推翻”，“应该压下来”。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指出：设想到1962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万吨至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产量）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达到2000万吨钢，但（他们）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也是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了”。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认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仍不稳妥，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5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元至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减少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基本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可以说，这是一次把高指标大幅度往下降的带转折性意义的会议，从思想上反对和清理了离开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离开综合平衡的急躁冒进倾向。这样，向八大提出一个接近实际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已经成为可能。

这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倾全力主持编制“二五”计划的建议。在整个7月里，他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王光伟、陈先等（李富春、张玺这时在苏联），不断磋商、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他指示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与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

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7月下旬提出的第三方案和该方案调整意见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适当调整。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同张玺、薛暮桥等最后审定了“二五”计划的建议。

本年度，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视和忘记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本应起到的积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在对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即被删掉了。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9月初，周恩来在阅读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1962年粮食生产5200亿斤、棉花5200万担”，恢复为“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并以坚定的口气在一旁注明：“粮食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由于周恩来的坚持，这两个比较实际又很重要的指标才最后确定了下来。

一个注意到综合平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和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宝贵经验教训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就这样胜利地诞生了。为“二五”计划的建设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指导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

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一个较好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安排下一年度经济提供正确的依据，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在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转到了对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指标的研究和计划的编制工作上。

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当经委把投资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再往下压了。

周恩来看到这一情况，便对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他要范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一段话的出处。以后范若愚找到这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面对中国国情，再细细体会马克思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使周恩来认识到：必须根据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以苏联、东欧国家不顾人民生活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酿成比较严重的社会后果为借鉴，在1957年计划中充分体现“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究竟怎样才算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下不来，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也就必然会继1956年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供需紧张状况在1956年过多地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鉴于此，他们下决心把基本建设投资压下来，而且要压到大大低于1956年投资金额的程度。

10月20日至11月9日，在3周时间里，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

会上，个别同志对1956年急躁冒进造成的危害看得并不清楚，仍主张下一年度的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说：“1956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的情况。”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周恩来当即表示，不同意这种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恳切地说道：“这四个字（指前一发言人提到的冒、松、紧、分）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李先念指出：“今年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明年就压不了。”“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从统一思想的目的出发，11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比较系统地陈述了自己对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的看法。他指出：“从苏共20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发展缓慢，经过39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个建设方针影响了东欧国家”。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称东德，是存在于1949年至1990年的一个中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发生的群众闹事事件，反映了执行这个方针的严重后果。他指出：从“我们国家这样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国情和“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可能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他强调：“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就是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所以，对于高指标“应该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当然决定了就要执行，但是有意见还可以保留”。

由于反冒进已经进行几个月了，急躁冒进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危害，在各部门特别是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感受更加深刻，又由于这次会议把重点放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上，因此使“总想把工业多搞一些”的少数同志也认识到“过去想法有些片面和主观”。这样做，既团结了同志又统一了思想。从这以后，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在思想上比较重视、在经济工作中也比较注意坚持“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了。

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开会第一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了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使全党高级干部从过去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更多教益，周恩来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的某些弊端，联系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再度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他提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作准备。因此，1957年计划的方针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否则，将进一步影响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同时，他指出：这次全会提出的财政预算、生产和基本建设等指标，“是很初步的数字”，“经过全会讨论，把方针批准”，“再待经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核算，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恰当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

在建设速度指导思想上领导层出现分歧

这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就我国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指出：“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应该积累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应该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后两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毛泽东对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全面性的反冒进的会议，感到意外，进而他认为反冒进到二中全会已经“到了高峰”，于是15日在讲话中谈了7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

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相左意见，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在报告中所阐述的重要意见和制订1957年计划必须坚持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仍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并且在会后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11月17日周恩来出访亚欧11国后，在反对急躁冒进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方针的指导下，陈云担负起了主持制订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担。

根据再次摸底后的情况，1956年12月17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讨进一步减少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陈云提出：明年投资究竟搞多少，“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负着6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把投资压缩好，“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计划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当然，削多少要研究。他强调：“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有的项目“不搞就是不搞，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应）砍下来”。“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应该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再）搞基本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会议决定再将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114亿元。待进一步算账后提交中央讨论。

为了深入总结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有利于1957年计划的制订和今年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重要讲话。他阐释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道理，指出：“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据此，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著名思想，强调：“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他指出应当用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

27日，李先念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继续强调，从1956年冒进给财政金融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财政、信贷和物资必须统一平衡。在这里物资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基础，财政平衡则是统一平衡的关键。因为，财政和信贷最后都要归结到有没有物资，矛盾最后都集中到物资是否能够平衡。”但是，“只要在正常收入的范围以内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保持这个限度，大体上就可以做到信贷的平衡。财政和信贷平衡了，大体上整个物资也就是平衡的。”根据这一认识，他指出：由于棉花、植物油的收购情况不好，钢产量又比原计划减少53万吨，这样，“国家收入就要减少10亿多元”。因此，八届二中全会确定的财政收支指标，“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计算，看来是站不住了”，“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可能收到的收入必须打足，不可能收到的应当从预算指标内去掉”。

这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次会议的反冒进气氛也有所不快。他说：“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估计低了，那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是二中全会解决了的，但是这次会上（我们一共开了8天会），还有许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可见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还有问题。”

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国务院进一步对1957年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和财政支出指标进行了核算和压缩，并在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安排了1957年计划。到4月，访问归来不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44次至第46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了对基本建设投资、行政经费、军费、社会购买力、劳动计划和文教卫生等指标都作了压缩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在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工农业总值、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1957年经济工作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周恩来、陈云等在反对“二五”计划和1957年计划的冒进指标时，自觉地注意到从根本上否定远景计划的冒进指标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避免经济工作再度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高速度发展。例如，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假如到1967年钢铁产量达到3000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指出：“陈云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两年’。我说，甚至可以设想加两年不够再增加一两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果硬要把指标“定到3000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到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他还指出：《农业四十条》规定到1967年粮食达到10000亿斤，倘若能够实现，当然“是最美满理想的。但是，照一年计算、摸索的情况看，不能那样设想”。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

从1955年底至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毛泽东对持续开展的反冒进持保留态度，但他服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明确表示不能反冒进。

11 苦闷的1958年

苦闷的1958年。毛泽东严厉批评周恩来反冒进，周恩来顾全大局承担责任，一再检讨。

1957年秋，正当周恩来、陈云等国务院领导同心协力，继续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准备在“一五”计划完成后对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为争取“二五”计划取得更大成绩而奋斗的时候，毛泽东的注意力由对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反共逆流、波匈事件的关注，对国内反右斗争的关注，再次转移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关注上。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一些领导人头脑中的过急地要求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开始以更猛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决心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一个“大跃进”。他认为，只有首先统一全党高级干部对于建设速度这个战略问题的认识，才能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局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开展彻底清算所谓反冒进错误的反反冒进斗争。

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反冒进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对反冒进进行了摸底性质的公开批评。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少顷，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这时，中共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有些不正常，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曾经主张过反冒进的领导人也难以正常地发表不同意见了，因此在会上没有对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再提出异议。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同周恩来、陈云曾经多次指出过各项指标都冒进了的《农业四十条（草案）》并无实质性差别，但在会上没有人再表示相反意见了。反过来，当毛泽东看到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他反反冒进和对《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采取默认态度时，他推断完全可以开展反反冒进，并获得预期效果。

自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形势发生巨变，反冒进变成了反反冒进，批评和指责反冒进成为占绝对优势的舆论。

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指出：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同时，社论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接着，毛泽东又过问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工作，并把社论初稿带到莫斯科，在他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进一步斟酌修改，社论稿在带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于12月12日正式发表。

这篇社论以尖刻的语言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批评：这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因此“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社论要求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定得尽可能先进一些，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尽管反冒进从10月上旬起接二连三地遭到指责和批评，但是周恩来等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反冒进已经被毛泽东认为是个严重事件。他们深深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从1958年初开始的。

1958年新年钟声刚刚敲响，1月2日，周恩来陪同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飞往杭州会见毛泽东。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召集的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杭州会议）上，汇报了几天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讨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并听取毛泽东讲述工作方法十七条。

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十分欣赏已经在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并对前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了不满，他对周恩来说：“你们那个时候（指反冒进），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发了大火，但意犹未尽，并且主张再召开一次范围更大一些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他亲自起草了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天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南宁会议。

会议向与会代表散发了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其中有：1956年6月25日，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

即使地处亚热带，1月里南宁的平均气温也只有10度左右，仍有几分寒气。但是位于邕江边的会议室里却火力正旺。毛泽东在开会的头两天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

11日晚，毛泽东在会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12日上午，毛泽东继续批评说：“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产量）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画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南宁会议开会时，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王太子巴德尔。13日，当周恩来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

16日上午，毛泽东在讲话时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柯庆施的这篇急躁冒进味道浓烈的文章，是他在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南宁会议召开25周年之后，薄一波副总理曾回忆说：“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的，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周恩来顾全大局担责任

毛泽东很注意批判的武器。当他把反冒进同“右派的进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反冒进“错误”的性质自然就变得相当严重了。毛泽东声色俱厉、接连不断的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卧不宁。与会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

这时，耳闻目睹了毛泽东等人批评的周恩来，更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从到达南宁的当天起，他几乎天天都约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错误”的发言提纲。

周恩来于19日上午飞广州会见泰国外宾后马上折回南宁，在尚未适当休息的情况下，便在晚上8时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检查。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的问题，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革命派是‘左派’。在这个意义上，左比右好。”“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历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未对毛泽东脱离实际的批评作任何解释和申辩，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未使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但是，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却促进了中共党内急躁冒进“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正如薄一波后来评论所说：“南宁会议在我们党内是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

这时，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要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错误”；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的共产党人，他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中又尽可能要坚持稳重与谨慎的立场。

就在1月下旬，心情沉重压抑而又善于控制情绪的周恩来，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对文中所写的他仍不愿意接受的“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同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诚然，在当时急躁冒进的大气候下，周恩来此举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从细微之处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主动参与者之间，在思想上仍然有一段明显距离。

毛泽东对南宁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但是，他也看到只开一两次这样的会议，是不足以把反冒进“空气改变过来”而成为“大跃进”的空气；只有连续召开几次小型、中型再过渡到大型的会议，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提议2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反对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虽然反冒进错误现在还是10个指头中的1个，但如果要固执下去，看问题的方法不有所改变，到那时也许变成两个指头，并发展到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地步。

南宁会议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平素夜以继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每天的工作“节目”一下子少了许多，有时甚至显得无所事事。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梅行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1958年初南宁会议上总理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我和许明就成了可以谈心的朋友，有一天下午，总理值班室通知我去西花厅，总理正在和许明等人打乒乓球。总理向我交代工作以后，我就到许明那里，问她为什么总理竟有时间和他们一起打球。她沉默了一阵，反问我：“你难道不知道他现在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吗？”随后她又说，他们不忍心看着总理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才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的。我看了一下她那憔悴伤心的脸，无言地同她告别。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说：我觉得恩来同志在1956年11月二中全会上的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这两句话。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周恩来在19日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23日作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之后，又在25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1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还是有些看法。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与会者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心里都很清楚，实际上就是继续要周恩来在下一轮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照毛泽东所主张的从“方法问题”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再深入检讨。

26日，在1956年支持过并在有的场合下参与过反冒进的刘少奇，在会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究竟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上，“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路线的争论”。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水利和生产运动发展得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这是有可能的。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由于以上中共中央召开的多次中小型会议，毛泽东都顺利地开展了反反冒进的斗争，这就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和“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和理论等方面的准备，全国性的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局面已经形成。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苦闷彷徨中的周恩来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

在开会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对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阐释性论证，同时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到1958年中国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1956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的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工作报告》指出：“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这样，被认为应该对1956年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再次安排到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进行检讨。

16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多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因为我是财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情况产生了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错误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稿，是他花了10多天时间，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写成的，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和彷徨。

据当时周恩来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听候他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我讲一句，你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书面检讨写完以后，范若愚惊奇地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17日这一天，周恩来在发言时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有关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然后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他说：“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到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周恩来再次承担了反冒进“错误”的责任。他唯恐与会者听不清楚，于是加大音量反省道：“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接着，周恩来着重检讨了反冒进“错误”的性质，深挖了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反省了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他沉痛地说道：“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在陈云、周恩来按照这次会议的意图作了深刻的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同时，开展反反冒进斗争的目的已经达到，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新的根本任务是全力以赴领导全国的大跃进运动。

但是，毛泽东在会上还从另一个角度多次发出“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他极为严肃地说道：假如我们党在某个时候，“有些人不顾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样，像我们中国的高岗那样，那就要出现分裂”。因此，“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说得相当重。实际上就是说：再进行反冒进斗争，就可能影响党的团结。

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发生逆转。在毛泽东所发动的持久的愈来愈烈的反反冒进斗争面前，党内没有人能够再发表不同意见了。从此，反冒进成为禁区，毛泽东极力倡导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非常痛苦和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曾经流露出有让柯庆施当总理的意思，又鉴于自己在反冒进问题上犯了“方针性的”大错误，于是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此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表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总理职务。

6月22日，总书记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嘱咐起草了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讨论了周恩来的请求，但会议认为他“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随即，邓小平把会议记录报送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退尚昆存。”

这样，周恩来继续留在国务院总理岗位上，但是从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陈云等人在经济建设中的发言权问题上，已经有所顾虑了。

也正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立即掀起了一个打破常规、追求高速度、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迅起，使本来就底子薄、基础差的年轻的共和国受到了一次客观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毛泽东发觉“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重大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开始认识：“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同时，他感慨道：“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及这段历史时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样，就为1955年底至195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论争中的是非曲直，作出了正确的历史结论，并从中引出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教训。

三、关心文体细无声

12 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厚爱和关怀

古往今来，喜爱文艺并支持文艺事业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并不乏先例，但像周恩来对北京人艺的如此厚爱和关怀，也许是绝无仅有的，至今还令许多艺术家感慨万千。

在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开国总理周恩来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是令许多艺术家至今还感慨万千的一笔。从1952年北京人艺创建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短短的13年中，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共到过人艺27次，两次走访人艺的职工宿舍，3次到人艺与演职员共度除夕佳节。古往今来，喜爱文艺并支持文艺事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并不乏先例，但像周恩来对北京人艺的如此厚爱和关怀，却是极少见的。

周恩来在呈批的报告中翻来覆去地寻找：怎么没有人艺的报告？首都剧场的建设一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进行的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建于1952年。建院之初，条件非常简陋，连自己的演出剧场都没有。有剧目要上演时，需要借大华电影院的舞台演出，很不方便。人艺上下深感需要有自己的话剧演出剧场。这样，人艺就正式给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打了一个报告，申请建立一个人艺自己的能够容纳900个座位的剧场。

北京市副市长张有渔、文教办公室主任吴晗和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对人艺的报告非常重视。他们考虑到北京作为首都，原有的剧场都比较陈旧，且设施落后，应该建设一个代表国家级水平的剧场。但当时国家经济是百废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专门拿出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来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剧场，非同小可。于是，他们于1953年1月28日联名写信给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很快批示，同意考虑兴建话剧剧场。

报告批下来后，人艺很快组成了一个由曹禺为主任，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为副主任的剧场建设委员会。

1953年2月16日，正是农历大年的正月初三。周恩来把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老舍等召集到办公室，讨论了剧场的建设问题。周恩来说：你们的报告我看过了，我很同意你们的看法。听说你们成立了建设委员会，为把剧场建好，我提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你们在报告里提出新剧场只建900个座位，900个座位稍微少了点，能不能扩大到1200个座位？扩大座位是为了今后形势发展的需要。请你们考虑。再一个建议，是新剧场要建就要各方面都建好一点，为了使这个剧场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你们可以向民主德国进口灯光、音响等设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外汇来源非常有限，其紧缺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专门拿出一笔外汇去为一个剧院订购灯光音响设备，是需要有一定文化眼光的。然而，不知是哪个环节上的疏忽，人艺关于进口灯光、音响设备的报告没有送上去。3月20日，周恩来在审阅外贸部对外订货清单时，特意留心人艺的音响设备进口。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就是没有发现人艺所需的进口设备清单，连忙嘱咐秘书韦明打电话到人艺查询：为什么没有人艺的进口设备清单？是不是没有打报告？秘书韦明立即打电话到人艺，叫他们赶紧直接给总理送来申请对外订购设备的报告。

1956年，作为新中国文化象征的首都剧场在欢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完成的锣鼓声中隆重落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齐全、功能较多的现代化剧场，也是党和国家重视文化事业的一个体现。文化部的领导考虑到没有国家大剧院，希望把首都剧场作为国家剧场，供有关单位共同使用。当初取名“首都剧场”而没有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就有这个意思。而人艺从剧院建设的需要考虑，希望首都剧场成为自己可自由支配的剧场，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协商供其他单位的演出活动之用。这样，在首都剧场的归属问题上就出现了意见分歧。

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最后拍板：首都剧场还是交人艺管理、使用。他对文化部的领导说：你们要是不明确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剧院，要是不明确主要由谁来使用，那就等于自己制造矛盾，以后势必会争吵不休。还是应当明确这就是演话剧的剧场。

周恩来之所以决定把首都剧场交给人艺，并不是因为对人艺的偏爱，而是出于把人艺建设成为一个代表国家水平的艺术剧院的考虑。要把人艺建设成为代表国家级水平的剧院，就不能没有一个可供其施展拳脚的阵地。

最后，人艺和文化部协商，首都剧场还是由人艺来管理，一些国际演出也可以安排在这里。

1956年8月，人艺在新落成的首都剧场上演了新排的郭沫若的著名历史剧《虎符》。周恩来也到场观看。这也许是一种巧合。抗日战争时期，《虎符》曾在重庆上演，引起轰动。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对表演艺术家刁光覃、舒绣文、朱琳等说：将来，我们一定要有高水平的剧场艺术，要有现代化的剧场。此时此刻，已经是人艺演员的刁光覃、舒绣文、朱琳等想起周恩来当年的话，怎能不感慨万千！

关心人艺上演的每一部戏

人艺成立以后，周恩来对人艺上演的每一部重头戏几乎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1958年，人艺第一次排演著名作家老舍的话剧《茶馆》。但首次彩排后，在当时“左”的氛围下，文艺界对这部戏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这部戏“缺少正面形象”“灰色”“怀旧”“不能给人以鼓舞”，等等。

在一片争议声中，周恩来到人艺看了《茶馆》的彩排。看完后，周恩来首先十分肯定这部戏的价值。他对人艺的导演、演员说：“从政治上看，《茶馆》是一部好教材，它能让青年们知道旧社会是多么可怕，多么要不得。从艺术上看，这也是了不起的作品。”

当然，周恩来也指出了剧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在谈完自己的意见后，周恩来又特意声明：“我的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讲不清楚。”

1963年，人艺重排《茶馆》。这时，文艺界在“大写13年”“只有写社会主义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的号令声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人艺再度演出《茶馆》，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也就战战兢兢的，充满顾虑。

但周恩来认为，演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可以反映时代精神，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写的其他戏，也能反映时代精神，关键在于你的作品能否站得住。

关键时刻，周恩来再一次看了人艺重排的《茶馆》。看完后，他对导演焦菊隐等人说：《茶馆》这部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有点意见的话，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移一点。现在是放在戊戌政变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先不忙传达，还是我自己找老舍同志交换一下意见。

《茶馆》再度公演后，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今天，这部话剧早已蜚声内外，且已成为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话剧典范之作，也成了世界认识中国话剧和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媒介。可以说，周恩来对这部戏的支持和肯定，在关键时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肯定，不是出于他对老舍先生的个人情谊，而是基于他对艺术鉴赏规律的深刻把握。他在许多场合都说过：青年人没有经历过旧社会，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老舍先生的《茶馆》能让青年们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是多么可怕。《茶馆》上演后几十年的事实证明，这部戏的艺术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除了其艺术上的原因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历史的深刻把握和典型再现，给了观众一种震撼。这是一种从历史深处传达出来的战栗般的震撼。

同样，当年由人艺上演的、被誉为“编剧、导演、表演、舞美珠联璧合的上乘佳品”的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自始至终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蔡文姬》的文学本初稿，是文坛泰斗郭沫若在1959年2月用7天的时间一气呵成的。出于对人艺的信任，郭沫若把剧本交给了人艺。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人艺当即把《蔡文姬》列为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剧目，并派出了以焦菊隐为导演的强大演出阵容。

4月4日，《蔡文姬》彩排，请文化部和北京市文化部门的有关领导审看。有人认为：这部戏对曹操的歌颂有些过分，剧中现代语汇太多，涉及民族关系问题应慎重考虑。

这样一来，这部戏能不能上演，还是个问题。

意见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表示：这个戏要演出，但要改一改。

4月21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范文澜、潘梓年、阳翰笙、林默涵等有关领导和人艺的负责人曹禺、欧阳山尊及导演焦菊隐、在剧中扮演曹操的刁光覃等座谈，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并研究剧本的修改。

出于对郭沫若的尊重，也是对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在剧本的修改问题上，周恩来原主张还是要郭沫若自己修改为好。他还特意托周扬把他的这一意见告诉人艺。但是，由于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即将出国访问，无暇顾及剧本修改，而国庆10周年又迫近，人艺提出由剧院组织力量对剧本提出修改方案。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定要周扬、田汉、阳翰笙参加修改，同时还指示：修改后的剧本一定要送郭沫若审定，征得他本人同意后定稿。

剧本修改出来后，人艺立即送郭沫若审定。5月2日，郭沫若亲自将修改后的剧本送到人艺，并附上一封他给周扬、田汉、阳翰笙、曹禺、焦菊隐的感谢信。信中认为对剧本的修改“改得很好”，还特别举出了包括对剧本结尾处的诗《重睹芳华》在内的“改得特别好”的几处。对剧本中的另两处修改，郭沫若也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送走郭沫若后，曹禺立即将郭沫若审定润色后的剧本送周扬审阅，并遵照周扬的嘱咐，将剧本的修改经过、修改原则及主要改动之处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汇报，连同郭沫若的信，于5月3日送给周恩来。

5月8日晚，周恩来来到首都剧场，观看修改后的《蔡文姬》的第一次彩排，并把陈毅副总理也带来了。周恩来看得很细，对话剧也很内行，在充分肯定全剧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颇具品位的修改意见：

在全剧的总体处理上，整个演出应该是余音绕梁，不要都演出来。

在演出时间和节奏上，演出时间太长。第三幕文姬做梦一场，既长又乱，舞蹈也多，均应重新处理，第一幕就应该有高潮。第二幕的舞蹈也可以取消。

在台词方面，仍存在一些现代词汇，如“表演”“英明”“灭神论”“所有的兄弟都不要再打仗”等，一定要改掉。因为这出历史剧的气氛是庄严的，不应该让这些词汇引起观众发笑，破坏悲壮的诗意。有些台词意义不妥，如左贤王说的“再不乱杀一个汉人”“目前的中国”等，还有的地方对曹操歌颂得过分，如“丞相使千里无鸡鸣的世界又熙熙攘攘起来了”“与士卒同甘苦”等，这些台词应该修改或不要。

在服饰上，曹操的红袍应改为紫袍；周进的黑袍应改为绿袍；文姬归汉后寡居期间，着红衣、红带均不妥，应改换色彩。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蔡文姬》又经过进一步的修改和加工，终于于1959年5月21日在首都剧场公演。这部话剧一问世就不同凡响，引起轰动。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一鼓作气，连续演出120场，场场爆满。它不仅是人艺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重点剧目，而且是中国话剧在探索话剧民族化以及创造高水平的艺术精品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

回想当初，当对此剧众说纷纭时，是周恩来的首肯和支持给了人艺以信心和力量；修改过程中，又是周恩来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使此剧进一步走向完美。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艺术事业的关怀，还有一个“艺术总理”独特的艺术匠心，更有一个大国总理关心、支持、保护老一辈作家创作积极性的良苦用心。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表现在对待人艺老院长曹禺的一些作品上。

周恩来和曹禺是同学，也是老朋友。对曹禺的《雷雨》《日出》等许多作品，周恩来如数家珍，常常令专家也非常吃惊。当年，曾有人提出，《雷雨》中的鲁大海为什么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工人为什么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周恩来回答说：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他还对曹禺说：“我最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

1962年，人艺决定排演曹禺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下的作品《蜕变》。这部戏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剧中的主要角色是一个作风廉洁、政治清明的政府公务人员，这个人物是曹禺以共产党人谢觉哉为原型创造的艺术形象。但是，有些不了解时代背景，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的人，认为《蜕变》在政治上存在问题，应当“修改”后才能上演。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同意修改《蜕变》。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传达了周恩来的这一意见。

“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对你们要求严一些”

周恩来关注人艺上演的每一部戏，同时对人艺的作品要求也较严格。

《烈火红心》是人艺在1958年上演的一部反映工业题材的现代话剧。那时，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催动下，文艺创作上也搞“多快好省”，存在着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只注重政治宣传、不注意艺术标准的倾向。

12月14日，周恩来到位于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观看《烈火红心》。看完演出后，周恩来来到后台的大化妆室看望演员。

开始，周恩来向大家聊天式地了解人艺演员参加“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团”到福建演出的情况。

周恩来特意问：“你们到前线打炮了没有？”

“没有打成。”

“哎，怎么没有打成？我特意给彭总打过电话让你们打炮的啊！”原来，3个月前，周恩来到人艺看《红旗飘飘》时，得知人艺要随团去福建前线演出，为了让演员们体验生活，特意给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打过招呼。

“战士们已经给我们准备了炮弹，但那个时候恰好停止炮击的命令下来了，炮没打成。”

周恩来哈哈大笑：“是这样。6日停止炮击，这个命令谁也不能改。”

谈笑间，周恩来把话题引到了话剧《烈火红心》上。在肯定这出戏是好戏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他说：主要问题是这个戏没有很好地处理好“两条腿走路的”关系，在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问题上存在着片面性，成了“一条腿走路”。剧中党的领导者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政治鼓动，没有领导群众攻克实际的技术难关。剧中作为党的领导者的县委书记太简单了，不能光讲政治语言，还要有智慧，要政治与技术相统一。

这些意见，是周恩来对文艺界存在的“左”的倾向的批评。几个月之后，他在中南海紫光阁专门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讲话。

这些意见，也说出了艺术家们的苦衷。所以，虽然是批评，但他们非常愿意听。

周恩来继续说：办一切事情都要两条腿走路，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政治与技术相结合。现在工业提出要“苦干、实干、巧干”，你们文艺工作者也要“苦干、实干、巧干”。人艺是老剧团，应该搞出既能热情反映现实生活重大题材，又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在这里我引用剧中的一句台词：“我把合同就订在你们这儿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艺对《烈火红心》进行了修改。12月25日，周恩来邀请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和北京市文化部部长陈克寒，一起审看修改后的《烈火红心》。看后仍不是很满意，再一次指出了剧中存在的问题。此后，人艺对《烈火红心》又作了几次修改，质量虽然有明显提高，但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要完全实现周恩来的要求也的确非常艰难。

1961年6月初，人艺重新上演曹禺的名著《雷雨》。自1954年人艺首次公演以来，《雷雨》已相继演出了200多场。

这次重演虽然是原班人马，但由于一味地赶任务，排练时间只用了一个星期，艺术质量已出现滑坡。

6月6日晚，过去已多次观看过人艺演出《雷雨》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来看重演的《雷雨》。看到第三幕时，因临时有紧急事情要处理，戏没看完，周恩来就匆匆走了。临走时，周恩来对陪同看戏的曹禺说：演员的台词听不太清楚。也可能是剧场的条件不好。

8日晚上，周恩来又出人意料地来到人艺，继续观看《雷雨》，还邀了夏衍一起来。周恩来先是坐在第三排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换座到第十三排。导演夏淳知道，总理是在变换座位中听演员的台词。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与夏衍、曹禺、夏淳及剧中主要演员朱琳、胡宗温、郑榕、狄辛等围坐在一起，就如何提高艺术质量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

话题是从演员的台词问题开始的。

周恩来批评说：这次看《雷雨》，演员的台词听不清楚，许多台词都滑过去了。

接着，周恩来点着名对每个演员的台词和表演都作了分析，指出了欠缺之处。在场的人无不为周恩来对艺术如此内行和观察如此细致而感动。当时在场的曹禺后来在向全院传达周恩来的讲话时深有感触地说：“总理对话剧工作这样重视，对我们这样关心，使我们感动之极！总理看戏看得这么仔细，连台词的调子不对、演员处理台词的态度都注意到了，还指出有一句台词无论如何不应该删掉。这么仔细，这么一丝不苟，古往今来是少有的。”

周恩来说：话剧是要通过语言来打动人的。演员台词不清楚，就失去了话剧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话剧演员应当像曲艺中的评弹演员那样讲究吐字清楚。

针对当时人艺业务学习中对体验与体现、演员与角色的关系有不同的见解，周恩来结合自己早年在南开上学时的话剧实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以我过去演话剧的体会来说，我认为演员在表演时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就是说，演员要做到目中无观众而心中要装着观众，就是要明白自己在台上的所作所为给观众哪些影响。所以，既要“藐视观众”，又要“重视观众”。也就是说，你要给观众深刻的影响，首先要要求自己把所扮演的人物刻画深刻，以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表演影响观众，从而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

谈话感觉是在朋友间的谈心，道理又是那样的深刻。导演焦菊隐在谈到听了周恩来这番话后的感受时说：“藐视观众，重视观众”的问题非常深刻。自己过去有所体会，经总理一讲，豁然开朗。

对于这次重新演出质量不如以前的问题，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原因，他说：

“这次演出是因为赶任务而影响了戏的质量了吧？一贪图快，就往往不容易把人物刻画得深刻。赶任务同很好地发挥基本训练的才能如何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其中是有一定的矛盾，但我总觉得应该在质量上多研究一些，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戏的质量。”

“你们诸位都是第一流的演员，应该把这个戏演得比现在的水平更高些，也有条件演得更好一些。可是常常因为突击排练而影响了戏的质量。作为演员的基本训练你们是有基础的，可是没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发挥所长，没有充分的时间更好地体会人物的思想，把本来能演得更好的戏的质量降低了。这个责任主要还在我们身上，过去几年忙着赶任务，对质量的提高有所忽略。”

“现在，在各条战线上都提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你们人艺带个头，在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

对于失误，没有简单地责备，而是客观分析原因，并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也令在场的人感动不已。

周恩来还对曹禺说：“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严一些。”

周恩来的这种“爱”，在艺术工作者心中自觉地化作了一股强大的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力。

实际上，周恩来之所以连续两个晚上到人艺来看《雷雨》的演出，不仅仅是为了《雷雨》这一部戏的质量问题，也是从人艺“带个头”，纠正当时文艺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左”的倾向。

历史走过20多年后，人们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接连两个晚上去看一部他早已看过多少遍的重演的话剧。

在人艺老一辈演员的眼中，周恩来既是一个平民观众，又是一个充满艺术民主的内行领导

“文化大革命”之前，周恩来几乎每年都看人艺上演的戏，有时一年中多次观看。他常常对人艺的领导和演员们说：排了新戏打电话告诉我。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到人艺看过的剧目有《春华秋实》《非这样生活不可》《明朗的天》《虎符》《红旗飘飘》《红大院》《烈火红心》《茶馆》《蔡文姬》《枯木逢春》《潘金莲》《雷雨》《名优之死》《武则天》《红色宣传员》《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一代》《李国瑞》《丰收之后》《像他那样生活》等。其中，《烈火红心》《霓虹灯下的哨兵》《武则天》等还是几次观看。此外，还有一些人艺演员深入生活回来后自编自演的一些小戏。仅从上述数目，就可看出周恩来对人艺的关注程度。

周恩来到人艺看戏，大部分是以普通观众身份去的，戏票是自己掏钱买，自然也就谈不上享受专门为领导人安排的专场演出。有时看完了就走，有时看完了还兴致勃勃地走进后台与演员们聊上一聊。有时是他外出路过剧场，顺便下车进来站在舞台下幕边看上一眼。许多人艺的演员都几次看到过周恩来站在幕边上看着台上的演出，他们也都习以为常了，从来也不去做专门的安排，自己照做自己的事。他们深知总理的习惯。

1960年三八妇女节的晚上，周恩来到人艺去看正在上演的《枯木逢春》。因为有事，去晚了一点。剧场也不知道周恩来要来看戏。等周恩来赶到剧场时，戏的序幕已经演过，正进行第一幕的演出。

这种“迟到”而戏已开演的情况，在周恩来去人艺看演出时经常发生。为了不影响观众看戏，也为了减少对演出的干扰，周恩来像往常遇上这种情况一样，没有中途进到剧场观众席上去看戏，而是走进了设在观众席后面的导演间。导演间是隔音的，在里面可以通过一面大玻璃直观舞台。演出时，导演间不准开灯，里面很暗。周恩来在黑暗中摸索着坐下，隔着玻璃看戏。因距离比较远，陪同的工作人员递给周恩来一架望远镜。

这时，一个在人艺学习的兄弟文工团的学员也来到了导演间，坐在周恩来身边看戏，见周恩来拿着望远镜在观看，就拍了拍周恩来，说：“劳驾，拿望远镜给我看看。”

周恩来就顺手把望远镜递给了这位学员。学员拿着望远镜还看得真是津津有味，似乎忘了望远镜是借别人的。

等到第一幕结束，导演间的灯亮，这位学员才发现，他“劳驾”借望远镜的人竟是总理周恩来，脸“唰”地一下子红到了脖子，又惊又喜又不好意思，连忙腾地站了起来：“啊，总理！”

周恩来拍了拍这位学员的肩膀，朗声笑道：“没关系嘛，我的眼睛比你好。”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请周恩来到舞台上与他们合影。

周恩来提议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请女同胞坐在前面，我们男同胞站在后面好不好？”

“哇！”女同胞们一片欢腾。她们当中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如此心细的总理举世罕见！

在人艺老一辈的演员眼中，周恩来既是一个平民观众，又是一个充满艺术民主的内行领导。如果一旦感觉到剧中存在原则性的问题时，周恩来一般不会轻易发表意见，而是慎重地召集大家一起座谈，启发式地与大家一起来探讨，最后再明确地或委婉地表示自己的意见。

在人艺，周恩来与老作家欧阳予倩的故事可谓脍炙人口。

1961年初，人艺在排演“五四”以来优秀剧目时，决定重排田汉的《名优之死》和欧阳予倩的《潘金莲》。

《潘金莲》是欧阳予倩在“五四”时期宣传妇女解放的背景下写的，剧中把潘金莲塑造成为一个追求妇女解放的典型。人艺在讨论剧本的过程中，就出现过不同意见。

4月26日，这两部戏同时公演。周恩来来到人艺观看演出。

看完后，周恩来对《名优之死》较满意，对《潘金莲》感觉不对劲，但他当时没有发表意见，既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表示对这部戏还想再看一遍，再想一想。

两天之后，周恩来又来到人艺观看《潘金莲》，并把田汉、欧阳予倩、阳翰笙、齐燕铭等文艺界的负责人及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等戏曲名家请来一起观看。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把有关人员召集到首都剧场小休息室，就《潘金莲》进行座谈。

他先请这部戏的导演、主要演员和作者欧阳予倩各自谈一谈这部戏的思想倾向和对潘金莲、武松这两个人物的看法。并强调大家敞开思想，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有思想顾虑。接着又请人艺的总导演焦菊隐及舒绣文、欧阳山尊、夏淳、于是之等发表各自的看法。

在场的其他戏剧界人士也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时而点头赞成，时而摇头提出不同的看法。

大家各抒己见，哪怕是与周恩来不同的看法。

话题虽然严肃，但会议气氛非常轻松坦诚。

周恩来说：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妇女解放典型，她以谋杀亲夫、行为堕落来求得解放，走的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老作家欧阳予倩开始还不能理解，听了周恩来的话后，显得有些激动。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对欧阳予倩说：你刚才谈到你的写作动机，我是可以完全理解的。作为我这个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今天你说得很诚恳，我非常钦佩。

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11时才结束。会后，人艺党委鉴于《潘金莲》的戏票已经售出，决定继续演到4月30日再停演。

但是，这件事情被有关部门看得过于严重。5月3日，人艺领导班子就上演《潘金莲》一事向上级写出检查报告。有关部门甚至决定要在文艺界组织对《潘金莲》的公开批判。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在5月5日指示有关部门，停止这种做法。并要秘书告诉欧阳予倩：一不要作检讨；二不许登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事就到此结束。

既讲原则，又与人为善。周恩来这种对知识分子真诚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这种平等、民主的领导作风，不仅令欧阳予倩本人感动得心悦诚服，也令文艺界人士感慨系之。

此后不久，欧阳予倩病了。周恩来闻讯后，很是不安，连忙派秘书前往欧阳予倩家中慰问，并询问患病是不是由于《潘金莲》一事造成心情紧张而引起的。欧阳予倩非常感动，说：自己只是偶感风寒，得了感冒，请总理放心。

事后，欧阳予倩自己觉得《潘金莲》是不成熟的，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恩来造访人艺宿舍。人艺人永远铭记那个不平静的春夜

对许多人艺的老演员来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1957年5月的那个不平静的春夜。

那是5月12日晚上，周恩来在人艺新建成的首都剧场三楼宴会厅举行酒会，招待访华的泰国艺术团。由于中间还穿插着艺术表演，酒会结束时，已是午夜11点了。

周恩来送走泰国客人后，又走了回来，与陪同出席酒会的几个人艺青年演员围坐在一起，热烈交谈。

“听说你们已住进了新盖的宿舍，而且你们剧院还盖了新排练厅，想请你们带我去看一看。你们的宿舍离这儿远吗？”周恩来问。

“不远，就在史家胡同。我们每天排戏都是走来走去，大约15分钟。”几位演员虽然是经常见到周恩来，但见周恩来要到他们的宿舍去，一个个都喜出望外。

大家簇拥着周恩来下了楼，周恩来的司机把车开了过来。周恩来问演员们：“你们怎么走？”

“我们走回去，总理你上车吧。”

“不，”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今晚月色很好，我跟你们散散步，就不坐车了。”

“总理，你坐车吧。”演员们怕总理累着。

“不，我也锻炼锻炼。”

这样，在静静的午夜里，一群年轻的演员们簇拥着一个心地更加年轻的人，走在静悄悄的马路上。他们像父亲和儿女，一边走，一边说笑，谈工作，谈学习，谈演戏，谈生活。在他们的后面，远远地尾随着一辆空驶的汽车。

待到史家胡同人艺宿舍时，周恩来提醒说：“说话轻一点，不要吵醒了大家。”

其实，许多人这时还没有睡觉。

周恩来同几位年轻演员一起，一口气爬上了宿舍的4楼，查看了几间单身宿舍。

许多演员看到周恩来来到自己的宿舍，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个都惊呆了。最有趣的是演员林连琨，坐在床上睁着蒙眬的睡眼，望着周恩来，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40年后，林连琨回忆说：

那天我早早就睡下了。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听见一个女同志叫我的门。我说：“谁呀？我还睡觉呢！”她也不听我说什么，“哗啦”一下推开我的门，对我说：“快起来，周总理要上这儿来。我当时睡得正迷糊，觉得总理怎么能上这儿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总理进来了。啊呀，真的是总理！我怔住了。总理的身后还跟着剧院的人。看着总理，我不知道怎么着是好，衣服也没穿好。

查看完宿舍后，周恩来又去看新的排练厅。由于排练厅的大门锁了，大家只得带领周恩来从地下室进入。

新排练厅像一个小型剧场，可以容纳四五百人。空阔的舞台，油漆的地板，化妆室，暖气设备，一应齐全。

周恩来站在舞台上，像是在感觉什么，一会儿，又下到观众席，在座位上坐一坐，嘴里连连赞叹：“不错，太好了！”

“在剧院后面，我们还在盖两个更大的剧场呢！”

“是啊，怪不得魏喜奎他们有意见了。他们很艰苦，连排戏的地方都没有，你们的排演场比他们演出的剧场还要讲究些。”

魏喜奎是曲剧演员，周恩来对曲剧也非常关心。

周恩来继续说：“这样好的场地你们是否很好地利用了呢？你们空闲的时候，应该借给（魏喜奎）他们用，帮助他们，他们会感激你们的，你们要做一些团结的工作。”

话题转到演员的经济收入方面。有人抱怨国家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演员收入不平衡，说尤其在戏曲界，差别更大，更不公平。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应该逐步解决。我们国家还很穷，工资都往上提，还没有那个力量。是不是高的应该向低的看齐呢？演员的生活，也不能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太悬殊了。”

说着，周恩来问站在旁边的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演员王洪韬：“你一个月多少钱？”

“不多，才72元5角。”

“噢，才72元5角。你们刚毕业就拿这些钱就不少啦！你们年轻人，今天的条件太好了，什么都给你们准备下了，比起你们的前一代人来，你们很幸福。你大学毕业，可我还只是中学毕业呢。你们也应该多吃些苦，经受一些艰苦的锻炼。”

说到这，周恩来指着室内的一盆花，说：“温室里的花草是经不起风雨的。你们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为着你们的下一代，你们一定要经受一些艰苦的锻炼。”

这时，全宿舍的演员几乎都知道周恩来来了，全都聚集到排练厅内外。5月的春风，带着槐花的清香，温馨地吹拂着在场的每个人艺人的心。

周恩来抬腕看了看表：“哦，不早了，已经两点多了，影响大家休息了。你们明天还要工作。”

大家挥舞着手，用激动的泪眼目送着周恩来上车离开史家胡同，沸腾的人群却久久不能平静。

两年之后的一个周末晚上，周恩来再一次来到人艺的宿舍，探望因劳累过度患心脏病的人艺演员舒绣文。

舒绣文，这个享有话剧“四大名旦”之一美称的表演艺术家，周恩来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就认识了她。新中国诞生后，舒绣文被安排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但舒绣文的特长还是在话剧舞台。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舒绣文1957年调到人艺，很快就以她高超的演技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赢得了人艺广大演职员的尊敬，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舒大姐”。周恩来常对人艺的演员说：我和绣文是老朋友了，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常看她的戏。

当周恩来敲开舒绣文的家门时，舒绣文还正和青年演员刘华在聊天，见周恩来突然来到，自然又惊又喜。

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了舒绣文的病情、吃药后的效果如何及饮食情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临别时，周恩来嘱咐舒绣文要安心养病，保重身体，并对在场的几个年轻的演员说：“舒大姐是你们的前辈，也是国家的财富，要注意她的劳逸结合。明天我会托人送些药品和必要的营养品来。”

不光从思想上、工作上关心人，而且从生活上关心人，这是最让人艺人忘不了周恩来的百年情结。在人艺人的眼中，周恩来不仅是国家总理，还是他们的知心朋友。

1960年，国家正是处于“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供应都很短缺，大家都吃不饱饭。

人艺的演员们每天演出时晚饭要分为两次来吃，开演前吃一部分，演出过半再吃一部分，免得一个晚上顶不下来。有些演员甚至患上了浮肿病。

周恩来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要他设法安排一下，让人艺的演员能改善一下生活。

陈毅和周恩来商量，把人艺作为外交部的出国演出团，派到东北三省去巡回演出。

东北是粮仓，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粮食和副食供应还是要好一些。

结果，人艺带了《蔡文姬》和《同志，你走错了路》两部戏，在东北三省巡回演出了一个多月。这两部戏基本上把人艺的演员都带出去了。一路上有地方和部队轮流接待，不但饭管饱，而且伙食也很不错。大家都开玩笑地说：这回可真解决问题了（吃饱饭了）。

当然，周恩来不单单是对人艺的艺术家这样，他对所有的艺术家都关爱备至。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在得知舞蹈演员赵青因住处潮湿患严重关节炎时，当着许多文艺工作者的面对文化部负责人痛心地说：“我们死了梅兰芳、欧阳予倩感到十分可惜，可活着的艺术家我们却不去关心、爱护！”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给中国舞剧团的舞蹈演员盖了两幢地板楼房。

不寻常的三个除夕之夜

据老一代的人艺人讲，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每当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来临时，剧院的所有同志就习惯性地聚集到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尽管时钟已敲过十一点、十二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舍得离去。因为，大家都知道，除夕之夜，周总理总要到很多地方去问候，而人艺往往是他的最后一站。所以大家总是扶老携幼，合家等候着周总理的到来。年复一年，多少个春节，周总理从来未让大家失望过。

笔者没有去考证过这一动人的传说是否真的如此，但有档案记载的是周恩来曾经三次在人艺和人艺艺术家们共度除夕之夜。

最早的一次是1954年的除夕。

那时，人艺刚刚成立两年。曹禺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话剧新作《明朗的天》正好就在除夕之夜正式公演。

周恩来也赶来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习惯性地围拢到周恩来的身边，以为周恩来会像往常一样，谈自己的观感。

然而，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却是：“今天是除夕，谁有约会谁走，挨了骂我可不负责任。”

总理的幽默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此时此刻，又有谁舍得离开呢！

周恩来对《明朗的天》的演出给予了热情的鼓励，特别是对第三幕“病房”那场戏尤为赞赏，说：“这场戏把我们的感情抓住了，我看到我旁边的人有的掉了眼泪。有生活嘛，所以感人。只有体验了生活，才会出现有生命的东西。”

“看了你们的戏，总得再了解些情况。这样，这个除夕就算没白过。谈谈吧。”周恩来是想趁此机会了解了解刚组建不久的人艺的情况。

剧院早已准备了过年吃的糖果，还有人艺自己做的冰糖葫芦。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大家边吃边谈。从男女演员的比例失调到人才积压，从增加演出场次到剧院能否实现企业化，从住房紧张到工资待遇，从如何解决剧本来源到体验生活的重要性，等等。有问有答，无话不谈。

周恩来问得非常仔细，包括剧场有多少座位，一场能卖多少钱，演出收入怎么分配，等等。他特别嘱咐剧院领导，一定要重视对青年演员的培养，要让他们多演戏，多给他们创造舞台实践的机会。

临别时，周恩来还要求剧院领导就院长、导演、演员、党组织等方面“写点东西”给他，限期10天，他等着看。

周恩来第二次在人艺度过除夕夜是1961年2月14日。

那一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虽然大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物资生活穷精神生活不能穷。为鼓舞大家的士气，人艺安排了一个饮食虽然不丰，但能让大家精神上欢欢喜喜过大年的除夕联欢晚会。

周恩来带着邓颖超，陈毅带着张茜，还有荣高棠、阳翰笙、老舍、周巍峙等也都前来助兴。

整个大厅成了欢乐的海洋。尤其是那些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围着周恩来，一个劲儿地喊：“周爷爷，周爷爷。”

也许是自己没有孩子的缘故，周恩来对孩子非常喜爱。他慈爱地摸摸这个孩子的脸，拍拍那个孩子的头，兴高采烈地把桌子上的糖果分给孩子们。

周恩来还变戏法似的把自己带来的几瓶茅台酒和油炸花生米，分给大家，以表示对大家的慰问。

“来，来，大家都吃一点。”尽管周恩来一再招呼，但大家谁也不好意思动。在那个年月，花生米是很珍贵的食品。

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实在忍不住“诱惑”，鼓足勇气，伸手捏了两粒花生米，坐在旁边的老演员赶紧用胳膊碰了碰这位女演员，女演员顿时闹了个大红脸，急忙把花生米再送回盘子里。

这细微的举动，没能逃过周恩来的眼睛。他急忙挡住女演员的手，同时责备那位老演员：“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一些嘛！花生米带来就是给大家吃的嘛！”

其间，少不了要表演节目。周恩来的保留节目就是唱《洪湖水，浪打浪》《南泥湾》。这也是他最爱唱的歌曲。

最有趣的要数1962年2月3日的那个除夕之夜。

还是在人艺首都剧场3楼宴会厅，人艺在这里举行迎春联欢晚会。

周恩来、邓颖超以及陈毅、习仲勋、乌兰夫、李先念、罗瑞卿等5位副总理，还有王震、肖华、张执一、宋任穷、荣高棠等，都来了。

在这里，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艺术家之分，每个人都要上台表演节目。

周恩来首先声明：“这是家里人的团聚，没有什么上下级、领导人与被领导人之分，特别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热闹些，这样才有过年的气氛嘛！”

剧院尽了最大的努力，准备了一些茶水、糖果和人艺职工自制的冰糖葫芦。

陈毅拿起一串冰糖葫芦，美美地咬了一口：“你们是从哪里搞到这样好吃的东西啊？”

“这是有关部门为剧场特批的白糖和红果，做好以后在演出休息时卖给观众吃，每一张戏票只能买两串冰糖葫芦。”剧院的人解释说。

陈毅哈哈大笑：“我晓得了，观众是为了吃到冰糖葫芦才来看戏的。”

周恩来却沉重地说：“这说明粮食不够吃，群众肚子饿啊！”

气氛顿时变得凝重。好在这时乐队奏起了欢快的舞曲。剧院领导请各位首长跳舞。

周恩来在跳舞之前，先走到小舞台旁，亲切地向演奏的中央广播乐团的团员们招手致意。这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

周恩来和邓颖超轻松地跳了一个慢三步。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潇洒的舞姿是有名的。

第一轮舞下来后，周恩来提议大家表演几个节目。

几位老演员走到一起，唱起了当年“抗敌演剧队”的保留节目小喜剧《张先生讨学钱》。风趣的演出使大家笑声连连，掌声不断。

突然，周恩来站起来挥了挥手：“你们可以请邓大姐来个节目嘛！她有拿手好戏。”

周恩来话音一落，台下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想当年，邓颖超也是个文艺活跃分子。

邓颖超有些不好意思地站起来：“好吧，我来一段京戏《武家坡》。可谁来和我配唱呢？”

“我可以配唱。”演员狄辛马上走到前面。

接着，在演员朱旭的胡琴声中，戏便“开锣”了，邓颖超唱老生薛平贵，还真唱得有板有眼，韵味十足，令大家大开眼界。

邓颖超唱完后，紧接着说：“我的老伴会唱《洪湖水，浪打浪》，要不要让他来一个啊？”

“要！”大家异口同声。

“看来不唱是不行了。”周恩来摇了摇头，笑着说。他走到话筒前，抱着双臂，左手还轻轻地打着节拍，非常认真地唱道：“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周恩来一边唱着，一边又把演员朱琳、王志鸿、李曼宜拉到前面一起唱。

唱完以后，周恩来兴致不减，又大声喊王震：“王胡子，快过来嘛，我们一起唱《南泥湾》。”同时又把曹禺、欧阳山尊等叫了过来。

曹禺五音不全，但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也禁不住放声高唱起来。王震唱着唱着，不时忍俊不禁。周恩来在一旁指挥，拍子打得激越有力。在场的人都随着节拍一起合唱起来。

歌声一停，陈毅一时兴起，也亮出了“奇招”。他抢先一步，走下舞池，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声喊道：“下一个节目是扭秧歌！”

顿时，锣鼓齐鸣，周恩来和陈毅各带领一队人马，尽情地扭起了东北秧歌，而且还扭出了“二龙戏珠”“盘8字”“龙摆尾”等花样，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那天的晚会，到凌晨一点多才结束，尽欢而散。

13 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

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开始起步并腾飞于世界的。20世纪60年代国务院各部的人特别羡慕体委，说周恩来似乎对体育事业格外青睐。前日本乒乓球协会负责人长谷川先生说：中国有周恩来这样关心、精通体育事业的领导人，实在太幸福了……

前日本乒乓球协会负责人长谷川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有周恩来这样关心、精通体育事业的领导人，实在太幸福了……

20世纪60年代国务院各部的人特别羡慕体委，说周恩来似乎对体育事业格外青睐，只要贺老总（指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开了口请周恩来，不论活动大小，周恩来是有请必到，从不推辞。

的确，对新中国体育事业来说，拥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确实是天大的幸福。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正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开始起步并腾飞于世界的。

周恩来亲自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组建了领导班子，确定了发展路子，培养了体育苗子

1952年7月，对于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来说，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就面临着一次挑战与抉择。

当时，第15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新中国的体育组织是在奥运会即将开幕时才得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的。

去，还是不去？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体育事业还很落后，加上又是临时组队，去了也不一定能赶上比赛；再说即使参赛了，也很难取得成绩。

这些人的顾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体育运动几乎是一片荒漠，更谈不上在世界体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雄风也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强盛的支点。然而，1932年，当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时，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才仅派出了一名教练带着一名叫刘长春的东北大学学生运动员前去参加。结果是在预赛中就被淘汰。

1936年，中国派去参加第11届奥运会的运动员有所增加，除撑竿跳高运动员符保卢取得决赛权外，其他所有参赛项目全部在预赛中被淘汰。

1948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派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但仍没有突破中国在奥运会领奖台上零的记录。

这样的体育运动水平与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是多么不相称！英国的《镜报》当时曾刊登过这样一幅无情讽刺我中华民族的漫画：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国运动员，举着画有5个鸭蛋的白色大旗。整个一个“东亚病夫”。“东亚病夫”的帽子套在中华民族的头上实在冤屈。旧中国体育运动水平的极端落后，并非我炎黄子孙不行，而是旧中国政府的无能、贫弱以及对体育运动的不重视。

旧中国的体育设施，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仅举下列几个事实便可窥一斑：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尚无一所体育学院，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设施和建筑。

尽管面对的是这样一片体育荒漠，但作为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没有因此而灰心、放弃。他坚决主张组队前去参赛。他说：“尽管我们还难以在奥运会上取得成绩，但我们还是要去。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要通过运动员的风采来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

在周恩来的支持与关怀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率领由40人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往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奥运会。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高高飘扬。

这一次，中国体育代表团不是以成绩，而是以惊人的参与意识和精神面貌令世界各国运动员关注。

中国体育代表团回国后，周恩来亲自听取了代表团的工作汇报。他满怀信心地说：“参加奥运会，升了五星红旗还不够，中国运动员应该为世界体育界做出贡献。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口，我们会有好的体育人才。今后应该多创些记录、多获世界冠军，让五星红旗更多地飘扬在国际运动场上。”

新中国体育事业要腾飞，首先是要建立领导和管理中国体育事业的组织机构，这是振兴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组织保证。新中国成立时，党中央委托青年团具体管理体育工作。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就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从赫尔辛基回来后，周恩来提议，在政务院设立一个与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并同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商量，让热心体育事业、为体育界人士所倾慕的贺龙出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2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讨论政务院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问题。会上周恩来正式提议：为了加强对体育运动的领导，建议贺龙担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由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出任体委主任，这足以说明体育事业在新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和任命。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选择贺龙任体委主任，是颇具有眼光的。贺龙元帅不负重托，在振兴新中国体育事业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有了组织保证，还不够，还要确立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体育事业的路子。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当前体育运动的方针首先是要普及，在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普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培养体育人才。

1952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播体操活动。

1953年底，事关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在紧张地筹备。周恩来对这次会议非常关注。尽管这时他正忙于准备参加新中国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的日内瓦会议，但他还是在百忙中抽空亲自审阅了这次会议的文件，并批示：“体委会议及议程同意，总结报告最好贺龙同志作，如他坚辞，再由荣高棠作，而贺作结论。”

1954年1月16日至21日，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贺龙和荣高棠在会议上分别作了《1953年体育工作总结报告》和《1954年体育工作计划报告》。这使新中国体育事业第一次有了纲领性的文件。

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刚落下帷幕，周恩来就亲自主持政务院会议听取贺龙关于体委工作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就体育工作的意义、发展方针等作了系统的发言。发言中，周恩来第一次提出，我们一定要把体育运动和国家前途连接起来。他说：体育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5年、10年、15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我问过专家，他们说5年至10年就可以了。

可贵的是，周恩来在讲话中还提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针。他说：当前体育运动的方针是要普及和经常化。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提高，经常化了才会出人才。只要体育运动做到普及和经常化并加以正确的指导，人民的体质一定会大大增强。

说到这里，周恩来还特意强调说：“今后两三年之内，我们不可能在国际比赛中得到多少冠军，因为没有经常锻炼的基础。我们的体育运动如果发展得当，6年以后，到1960年，一定会出现许多好选手。我们的体育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我们的体育运动是有群众基础的，是有远大前途的。”周恩来还说：“实现上面的方针，关键在于领导，不仅是体委，教育部、高教部和各个行政部门也有责任。政务院要发个通知，提倡早间操和工间操，先在北京的中央各机关试行。”并且授权体委进行检查，检查出哪个机关妨碍体育运动，就提出来“将他一军”。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54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

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不仅关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而且在许多场合，还关心具体运动员的成长，勉励他们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选手，在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这种关心和勉励在运动员身上化作了无形的巨大力量。

1957年10月，周恩来得知女子跳高运动员郑凤荣冲击女子世界跳高纪录，亲自到北京体育学院观看。3个月前，郑凤荣曾经在柏林以1.72米的成绩获得国际田径比赛第一名。这一次，由于紧张和激动，郑凤荣只跳过了1.70米的横杆。年轻的姑娘懊悔极了。

贺龙向郑凤荣招了招手，并把她介绍给周恩来。郑凤荣满脸通红地在周恩来面前低下了头，说：“总理，我没有跳好。”周恩来亲切地拉着郑凤荣的手，笑着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嘛！”说着，把体育学院送给他的一束鲜花递到了郑凤荣的手中。郑凤荣接过鲜花，热泪夺眶而出。

一个总理的此番举动，对一个普通运动员的鼓舞是别的力量所不能替代的。

一个多月后，郑凤荣就以1.77米的成绩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所保持的1.76米的世界女子跳高纪录。这是中国运动员首次打破世界田径纪录。

美联社的一位记者对此报道说：“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警告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这位美联社的记者的感觉是敏锐的。

在群众性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再加上有像周恩来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殷切关怀，中国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在短短的10年内有了惊人的提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8月，我国运动员创造和打破了2800多次全国纪录。1956年和1957年只有3人6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而在1958年就有9人8次创造6项世界纪录，到1959年，仅1月到8月就有29人在12个项目中打破了12次世界纪录，并涌现出了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体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要知道，在旧中国，女子跳高运动员朱天真在1933年创造的仅为1.35米的全国纪录竟保持了15年之久，到1948年才被成绩只有1.40米的吴树森打破。

面对这样的体育成绩，周恩来、贺龙等欣慰地笑了。

1959年9月，为了检阅新中国10年来的体育成就，我国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全运会，周恩来更是如此，除出席开幕式外，还亲自到场地观看运动员比赛。我国女子短跑选手姜玉民一人夺得100、200、400米3项冠军，也是这些项目全国纪录的保持者。周恩来在祝贺姜玉民时，风趣地说：“你一个人保持3项全国纪录，可不是好现象啊！体育比赛就是要人才辈出，后浪推前浪，才能迅速地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应该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同你争冠军。”

不要只看到几个优秀选手，要着眼于培养成千上万的优秀运动员。这是周恩来指导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

在第一届全运会上，成绩喜人。有7人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664人844次打破和新创106项全国纪录。其中，穆祥雄以1分11秒1的成绩创造了百米蛙泳世界纪录，17岁的乒乓球运动员李富荣打败了世界冠军容国团。

为了鼓励运动员创造出好的成绩，进一步促进全国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就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进行期间，贺龙向周恩来递交了《关于对世界纪录创造者和世界冠军获得者颁发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的请示报告》，要求在全运会闭幕式上正式给世界纪录创造者和世界冠军获得者颁发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周恩来兴奋地在贺龙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1959年10月3日，在有8万多人参加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上，周恩来和贺龙一起，向新中国10年来打破过世界纪录和获得过世界冠军的40名运动员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40年之后，当新中国体育事业全面腾飞于世界之时，我们的体育专家在总结我国体育事业为何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的经验时发现：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是中国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周恩来送给中国乒乓球健儿四句话：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埋头苦练，生生不已。新中国终于诞生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1959年4月5日，一个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天，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第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一路攻关斩将，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也是中国体育史上中国人在国际重大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中国体育史上没有世界冠军的历史随着五星红旗在国际领奖台上的冉冉升起宣告结束了。

乒乓球是我国第一个走出自己的路，赢得世界冠军的体育项目。它从起步到夺冠，只经过短短8年的时间。

当听到容国团夺冠的喜讯后，周恩来的欣慰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他非常关注的事业终于初结了硕果。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乒乓球与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水平较低。周恩来千方百计地邀请一些强队来我国访问，以提高中国的乒乓球技术水平。当时，在香港打球的姜永宁、傅其芳等乒乓球水平比较高的运动员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情回到国内。尤其是傅其芳，曾打败过英国世界冠军李奇。周恩来对他们非常重视，亲自观看他们比赛。姜永宁是一个稳守型打法的选手，一般的快攻手很难突破他的防线。周恩来观看时称赞他的防守技术很出色，但同时也指出：应当加强攻的技术，不然只是被动挨打。周恩来还鼓励姜永宁、傅其芳等不仅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而且要培养更多的优秀选手。

姜永宁、傅其芳等深受鼓舞，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获得世界冠军，但他们正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去做的，为振兴新中国的乒乓球事业培养了一批夺取世界冠军的人才。

共和国总理对乒乓球事业的深切关注深深地感动了在外的有志之士。1957年曾受过傅其芳指导的容国团从香港回到内地。两年后，他给新中国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得了冠军，固然值得庆贺，但更重要的是不应当由此而满足，而应当看到我们与世界强队的差距，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一点，欣慰中的周恩来显得格外冷静和清醒。

1959年4月24日，国家体委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从第25届世界锦标赛归来的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当时正忙于别的国事，听到消息后特意中途赶到北京饭店，与贺龙、陈毅一起同乒乓球代表团欢聚。

周恩来首先说：“我国乒乓球队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全世界都震动了。首先，我向你们表示庆贺。”

掌声四起。周恩来摆了摆手，继续说：“但是，欢迎庆贺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仅仅是胜利了一次，胜了一次还要再胜，不能就此停滞不前，一切体育竞赛项目都是这样。我们要准备力量，在今后的世界比赛中争取多拿一些金牌，10年后在全世界放异彩。”

接下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给乒乓球队员送了至今仍被体育界视为“经典”的四句话：

一、胜而不骄。我们取得世界冠军才是第一次，胜而骄就容易摔跤。

二、败而不馁。败一次不算什么，常胜将军也会打败仗。最怕的就是气馁。

三、埋头苦练。要天天练，不求一下子让人知道，不急于求露。

四、生生不已。要多增加新生力量，好选手要自己带头帮助别人，使后来者居上，这样体育运动才能大发展。不能光靠几个选手。

自1952年，在中国人民粉碎国际敌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派出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奥运会后，国际敌对势力又出新的花招，把所谓的“中华民国奥委会”列入各国奥委会名单，妄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奥委会在多次抗议无效后，被迫于1958年8月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对此，一些运动员因不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而产生急躁情绪。针对这种情绪，周恩来指出：“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八年、九年，我们总要进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准备力量，埋头苦干，十年后在全世界放异彩。”

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往往支承着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第25届世乒赛结束后，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通过了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这一举动本身就意味着国际乒坛已觉察到了中国乒乓球实力的悄然崛起。在以往，不要说承办世乒赛，就连邀请一些乒乓球强队来访都不容易。

对于第26届世乒赛，周恩来自始至终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在乒乓健儿集训期间，正遇上天灾人祸，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自己不吃肉，但对集训的运动员却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副食品。

1961年3月12日，在锦标赛大战前夕，周恩来拉着陈毅元帅一同来到东郊工人体育场看望正在紧张训练的乒乓健儿。

针对在第25届世乒赛上我国选手思想不过硬，有些队员想赢怕输，临场过分紧张，发挥失常，没有打出应有的水平和风格，周恩来叮嘱队员们：“我还是给你们讲两句话，一是胜不骄，败不馁；二是留有余地，藏一手。你们要好好练习，好好保养，不要紧张，为国争光。不仅要比赛，还要注意学习，把别人的长处通通吸收过来。不要争一日之长短，胜了还要再胜。如果不胜，下次再来。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长远一些。”

周恩来还委托陈毅给乒乓球小将们作战前动员。陈老总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度，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也不责备你们，我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了不泄气，要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不要斤斤计较。如果你们全部失败，我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献花敬酒，鼓励失败的英雄。”

中国乒乓小将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的心血与期望。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健儿经过近半个月的鏖战，终于放出了震惊世界的异彩：男子团体获得冠军；男子单打囊括了前四名，庄则栋、李富荣获男子单打冠亚军；邱钟惠获得女子单打冠军；女子双打和男子混合双打分别获亚军。这样，中国乒乓小将在第26届世乒赛上总共获得了3项世界冠军、4项亚军和8个第三名。

喜讯传开，举国欢腾。世界也被震惊了，外国通讯社当时就惊呼：“中国执掌了世界乒乓球的牛耳。”

第26届世乒赛激烈鏖战时，周恩来正陪同前来中国度假的缅甸总理吴努夫妇在云南。但他非常关注我国乒乓健儿的比赛状况。

这一情况，周恩来后来自己有过自述。他在中日乒乓球运动员联欢会上说：“我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只参加了开幕式和开幕式的宴会，今天又参加了中日两国运动员的联欢宴会，在17日又观看了中日友好比赛。有头、有尾、有中间。其他的时间我不在北京，但每天工作完了，我总要看报纸上有关比赛的报道，或者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了解当天比赛的情况和结果。14日晚上，我正在中国美丽的西双版纳，当时，正逢傣族人民过泼水节。当我得知中日两国球队各得了3个冠军，很平衡，就非常高兴。本来这天我的身体不太舒服，不打算参加泼水节的泼水了，但因为知道了中日双方各得了3个冠军，非常高兴，于是我就大泼其水，大跳其舞。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吴努总理，他也很高兴地大打其鼓，大跳其舞。为什么这样高兴呢，因为证明了一个真理，欧洲人、北美洲人能做到的事，亚洲人只要努力，也能办到，而且能够胜过他们。”

其实，周恩来这是在有日本外宾的场合讲的这番话。周恩来真正最高兴的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夺得了3个冠军。这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同样也能办到，而且可以胜过他们。让那些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外国狂人目瞪口呆去吧！

周恩来从云南回到北京时，为中国乒乓球队举办的颁奖仪式和庆功宴会已经结束。为了表示心意，周恩来执意自己掏钱在家里请乒乓小将们吃顿饭，贺龙夫妇、陈毅夫妇作陪。不过交代要自带粮票，每人半斤。因为周恩来个人请客频繁，而他和邓颖超的粮食有定量，请客多了，粮食不够。

这天，邓大姐准备了四菜一汤，两荤两素，还特地给每人发了一个鸡蛋，算是特殊照顾。席间，贺龙向周恩来介绍邱钟惠：“小邱是云南人，是个勇敢顽强的姑娘。1960年，两次都赢了高基安。”

周恩来一边给邱钟惠夹菜，一边笑着对她说：“小邱啊，这次锦标赛你和高基安争冠亚军的那天，我正在你的家乡。你和高基安的比分，我让秘书打电话回北京问的。我给你们算了一下，几局加在一起，是96比98。论总分，你还输2分呢！”

邱钟惠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乒乓球小将的心也被打动了。总比分连他们自己都没细算过，哪里想象得到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还给一个运动员计算总比分呢。

周恩来继续说：“所以，虽然胜了，得了冠军，但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要尊重失败者。希望你不要骄傲。论技术，你还不如高基安。”

邱钟惠激动得连连点头。

1961年的第26届世界锦标赛，标志着中国乒乓球实力的全面崛起。从此，日本乒乓球称雄世界乒坛的历史宣告结束。

有人说：中国人个子矮，体质差，搞大球不行。周恩来说：我就不相信，日本运动员不也矮吗？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周恩来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都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摆着前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写的一本关于排球训练的书，周总理经常抽空仔细翻阅。

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他翻阅有关排球训练的书不是为了消遣和个人爱好，而是为了提高我国的排球运动水平而借鉴、思考。

的确，为了使新中国的排球运动跻身于世界前列，周恩来没少花心血。

排球运动虽然从20世纪初就已经传入中国，但由于旧中国排球运动水平之低，新中国的排球运动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排球运动水平始终处于刚刚起步的低水平阶段。尽管各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但没有收到像乒乓球那样快步提高的效果。

当时，曾有人说，中国人个子矮，体质差，搞大球不行。周恩来听说后批评了这种看法，说：“有人讲中国大球上不去，小球要掉下来，我就不相信。日本运动员不也矮吗？他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日本女子排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崛起，自1960年获得世界排球锦标赛亚军后，1962年又获得世界冠军，1964年，竟然摘取了奥运会桂冠，世界排坛称她们为“东洋魔女”。

周恩来对日本女子排球的快速起飞颇为关注，一直想探究其中的原因。后来发现，日本女排成功的秘诀是教练大松博文实行了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周恩来就叫秘书把大松博文所写的关于排球训练的书找来摆在案头仔细翻阅。

1964年11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家体委邀请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队——“贝冢”队访问中国。“贝冢”队访华期间，周恩来于11月25日、27日两次到现场观看大松对“贝冢”队队员的训练。

周恩来看到：“贝冢”队队员的平均身高不算高，最矮的1.60米，最高的1.72米。但其训练之艰苦程度确是惊人。只见大松一面大声喊叫，一面抡起胳膊将球连珠炮似的扣给女队员，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频率之高，都到了极限。女队员们竭尽全力，不顾伤痛，拼死倒地翻滚救球。有的队员因精疲力竭，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大松就把球连连向倒地的队员身上用力扣去，并大声呵斥，一直到队员挣扎着起来接球为止………

周恩来看后深有感触。训练结束后，周恩来接见了大松。

当大松伸出手去同周恩来握手的一刹那，他愣住了：只见周恩来的衣袖口打着补丁。大松怎么也想不到，享誉世界的大政治家、大外交家，一个大国的总理，竟会如此艰苦朴素。

周恩来对大松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方法表示赞赏，说：“你的队伍最好的地方是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你创造的翻滚救球，也是从这里产生的。”

大松十分钦佩周恩来的眼力，一眼就看透了他训练方法的本质。

周恩来又对大松说：“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大松为能得到中国总理的接见和赏识所感动，动情地说：“我希望明年再来中国。”

“你来访问，我们可以学点东西。‘日纺’公司请假容易吗？”周恩来的意思是想请大松来中国指导中国排球的训练。

大松回答说：“‘日纺’公司总经理原吉平先生也在这里，和他说一说，可以请假。”

“我们也和他说一说。你来访问，我们欢迎，夫人也可以一起来。”

观看完大松的训练后，周恩来把体委和排球队的负责人及参加观摩训练的中国排球队员召集到一起谈体会。周恩来说：“人家练防守，是教练员用力向运动员扣杀。大松打出的球，力量比比赛时的强度大多了。不然，就练不出来。他这个教练员能以身作则，带着运动员一起干。教练员参加实践这条很重要。大松一个人带一个队，而我们却是一大批教练带一个队。”

说着，周恩来问在一旁的国家女子排球队教练阙永伍：“你今年多大了？”

“31岁。”

“大松博文已经40岁，你比大松年轻。你应该提高本领，好好干。将来你训练时，我来看。”

“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努力干。”阙永伍感动地说。接着，周恩来又指出了我国排球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说：“日本队训练，比打比赛时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超过实战需要，比赛时就能过硬。你们的训练呢，第一，不能做到教练员参加实践；第二，不能为队员出难题；第三，技术不过硬。如果解决上述三点，就差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学大松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一致的。”

周恩来还谈到日本女排队员的身高、体形和饮食结构，说：“中国女排可以参照日本女排，研究研究营养科学问题。日本队本身条件不如我们，但训练出了高水平的队。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比她们好才行。你们个子这么大，应该像人家这样练才对。”

12月初，大松率“贝冢”队赴上海比赛，然后回国。贺龙请示周恩来同意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训练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派人参加，并组织现场观摩大松博文训练，边观摩，边讨论，找各自的差距。这次会议提出整顿训练作风，反对骄娇二气，要求运动员做到“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过硬、身体过硬、技术过硬、训练过硬、比赛过硬）。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对排球，而且对整个中国体育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65年四五月间，应周恩来的邀请，大松博文前来中国指导训练中国女排。本来，大松这个人是很有些个性的。1960年日本女排在世界排球锦标赛上获亚军，当时任日本女排教练的大松当场扔掉银牌，表示非金牌不拿。两年后，日本女排果然获得世界冠军，取得金牌。为此，他颇有些自负。1964年，大松刚到中国时，也有些傲气，甚至对中国排球的水平有点瞧不起。但自从他见到周恩来后，他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改变。正如他后来回国著文所写的那样：“我在中国看到一种精神，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精神，这一精神除了伟大之外不可能有第二种说法。”

这次，大松到中国来任教，对周恩来表示：要全力以赴，把训练“贝冢”队的方法全部拿出来训练中国队。

大松在中国执教期间，除了训练国家女排外，还训练四川、山东和上海女排。

周恩来也多次接见大松，询问对女排的训练情况。

正当我国排球水平向世界先进水平靠近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排球乃至整个中国体育的发展进程。

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傅其芳、荣国团、姜永宁等一些体育人才也遭迫害含冤去世，相当一部分体委和体育科研机构被撤销，体育院校停止招生，整个国家的体育工作基本停顿。

本来，在我国一些体育项目水平还较落后的情况下，邀请世界一些强队来我国访问，或我们自己出去与强队切磋，是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水平的一条好途径，吸取外国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但这一途径也因被视为“崇洋媚外”“投降主义”而被堵塞了。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利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会，大批体育界的极左思潮，明确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体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在周恩来的关心、过问下，停顿多年的体育工作得到重新恢复。排球及其他体育项目的训练工作、旨在提高中国体育水平的中外体育比赛交流等陆续恢复。1972年4月，周恩来亲自视察了广州二沙头体育集训基地，观看了男女排球、篮球、足球、乒乓球、体操等项目的汇报表演，并鼓励运动员：一定要狠抓训练，严格训练，把运动技术水平搞上去。不训练成绩怎么上得去呢？

1972年7月，在中日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批准，日本国家男女排球队应邀来中国访问。

7月22日，在首都体育馆，中国男女排球队与当时世界上排球实力最强的日本男女排球队进行比赛。周恩来亲自到场观看，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及中国排球协会的负责人也在场。

比赛开始前，周恩来接见了日本男女排球代表团团长前田丰先生。周恩来问前田丰：“团长先生，日本排球水平很高，有什么秘诀吗？你看中国排球的水平什么时候能赶上日本？”

前田丰说：“中国队员的弹跳力和柔软性很好，在今后的国际比赛中要记住对方的弱点。依我看，再有3年就可能赶上日本。”

周恩来追问道：“如果用了3年时间没能赶上，怎么办呢？”

前田丰说：“请允许我坦率地说，中国有10亿人，适合打排球的人极多。如果5年之后培养不出世界水平的强队，那就不是选手的问题，而是领导者的问题。”

周恩来的目光扫了一下在场的中国方面的几位体育负责人，说道：“请诸位好好记住团长先生的话。”

这时，运动员入场的铃声响了。周恩来及中日双方官员走进贵宾席。中日双方的女子选手开始赛前练习。现场的广播开始介绍各位参赛选手的情况。当介绍到日本选手时，她们边跑边稍稍停下脚步向场内观众挥手致意。这是国际比赛的一般要求。然而，当介绍到中国选手时，她们只是默默地跑着，没有一点反应。

周恩来的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他严厉地对在一旁的负责人说：“刚才不是还说要老老实实地学习日本队的长处吗？这是在学习吗？”

有关人员不了解情况，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周恩来严肃地说：“中国选手为什么点名不应，不向观众致意呢？中国队要从头来一遍！”

这样，播音员重新介绍一遍中国选手，中国选手向观众挥手致意。

观看期间，周恩来向前田丰询问了团体队如何赢得比赛的要点，询问了日本队担任扣杀、佯攻的选手的名字，并在队员名单上画上了红圈。

比赛结束后，在回宾馆的路上，前田丰感慨万千，对同车陪同的中国排球协会负责人说：“我非常羡慕中国体育界。你们有那么热情而又有感情的总理，真幸福。再过5年中国排球走不到世界前列是不应该的。”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排球的全面腾飞是在7年之后。1979年，在亚洲排球锦标赛上，中国男女排球双获冠军。1981年，在日本举办的世界杯赛中，中国女排再获冠军。此后，中国女排一发不可收拾，赢得世界女排“五连冠”的殊荣。

虽然在周恩来生前没能实现中国排球腾飞于世界的愿望，但他生前一直在为中国排球称雄世界铺路架桥，谁又能否定“五连冠”的殊荣里积淀有周恩来的心血呢？

四、魂系海天促统一

14 为祖国统一探路

向蒋介石敞开回归大门，发展海峡两岸高层关系，周恩来为祖国统一探路。美国企图从台湾当局内部分裂中国，周恩来托人带话给蒋介石：加强内部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就对台政策，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主张归纳为“一纲四目”。

尽管国共两党在其历史上曾经分分合合，但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通过和谈解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也力主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中国统一。因为这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共历任领导集体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周恩来付出的心血特别多。他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针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直接领导开创的对台工作，为后来海峡两岸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推动中美谈判，为和平统一祖国创造条件

1950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军事力量进驻中国领土台湾。这使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了。当时，由于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中央不可能以更多力量来处理台湾问题。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后，台湾问题才郑重地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加紧对台湾的控制。它一面积极策划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面积极拼凑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威胁。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中央认为，如果美蒋阴谋得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更难寻求缓和与转弯的余地”。因此，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从政治上揭露美国的意图。当时，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尚在国外，中共中央致信周恩来通报了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斗争的方针。信中写道：“在朝鲜停战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请周恩来考虑回国后以外交部部长名义发一个声明。8月1日，周恩来回到北京，第二天即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次会议上的报告重申了这一立场。同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然而，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警告，于12月2日同台湾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对此，中国政府进行了两方面斗争，12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战争”。这是外交上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军事上做解放台湾的准备。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主张和缓紧张局势的呼声甚高。中共中央决定加紧开展外交活动，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当时，面临的外交局势十分复杂，虽然许多国家都主张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不同的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因此，周恩来在同各国的接触中指出：谈和缓远东局势，首先要研究紧张局势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是非问题。美国同蒋介石策划共同防御条约目的是要霸占台湾和沿海岛屿，第二步就要发动新的战争。因此，台湾问题的中心是要美国放弃侵略。对苏、印、缅等国提出召开国际性会议的主张，周恩来表示需要确定两个原则：一、蒋介石集团不能参加；二、联合国无权过问。周恩来还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坐下来谈，我们也是不会拒绝的。这些都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在同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中，周恩来批评了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打破了美国的舆论封锁，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也增加了中立国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

1955年2月，印度提出在召开国际性会议之前进行一些外交试探，可由苏联、英国、印度来进行，目的是在中美之间寻找一些初步的共同点，周恩来同意在会议前进行不公开的外交接触。这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锡兰七国代表团团长专门找周恩来谈了台湾问题。除个别接触外，4月23日周恩来同七国代表团团长进行会谈，全面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根据与会国的要求和在国内确定的“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的精神，周恩来临时决定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提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就使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完全处于主动，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

会后，苏联、英国、印度等国加紧在中美之间斡旋。周恩来回国后，从5月13日至20日短短的几天中仅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就进行了六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说：谈判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从而使中国人民可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谈判的原则是必须严格区别两种性质的谈判。中美之间进行的是国际性谈判，为的是要美国放弃干涉。中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台湾问题可以用武力解决，也可以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周恩来的谈话很重要，对澄清某些人的错误认识很有帮助。

这时，国际舆论也影响到美国国内舆论的变化，许多有识之士呼吁美国政府应对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采取一个现实的做法。7月，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政府转交了美国关于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晤的建议。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中美之间终于踏上漫长而艰巨的谈判道路。虽然，在较长的时间内中美谈判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甚至几经波折，但是，中美两国政府毕竟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为扫除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针的确定和发展

中美会谈开始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逐步开展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

实际上，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这项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政治宣传上。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统战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凡愿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他说：“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济上要加强建设，从而加强解放台湾的物质力量。”15日，他在宴请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强调了这一精神：“跑到台湾去的人是愿意回来的”，他们“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9月25日，中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方针明确提出：任何人都允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来与家属团聚。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访问缅甸，在与吴努总理会谈中，吴努表示想调解中共与蒋介石的关系。吴努的兴趣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和平解放台湾，特别是我们会怎样对待蒋介石；二是和平解放台湾后，中国是否愿意同美国签订友好条约并接受美援。周恩来回答说：“台湾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这是国内问题；另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国际问题，二者不应混淆起来。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间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容许外来干涉。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果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他。但蒋介石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后来，周恩来在外交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继续强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作为中央政府不仅不拒绝而毋宁是提议同蒋介石集团进行谈判。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明确了这一方针。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

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对台湾的政策相应地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愿意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这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方针和政策。他强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后，对台政策的突出变化是不仅将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团结之列，而且明确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要力争和平。这一方针为中共八大所肯定。

为将中共和谈的愿望传递到台湾，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他传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这年6月，中共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又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了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对台政策。最后，他还表示：“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的。”这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至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中共对台湾的和平呼吁得到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许多人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推进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一些朋友时对国共和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办法。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有关人士，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就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当场，周恩来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

中共中央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为达到继续占有台湾的目的，美国政府加紧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反对。国共两党在台湾问题上一致坚持的民族大义，成为周恩来对蒋介石集团的上层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政治基础。

以民族利益为重，发展海峡两岸关系

1960年初，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变化，它一方面继续从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力图借此打开缺口，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设法增加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寻找新的折中方案。美国的做法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这种局面十分有利于中共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确定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中央认为，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为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四点具体意见：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为把中共的诚意传递到台湾，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工作，具体做法如下。

（一）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台湾当权派深有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多次致信蒋氏父子和陈诚，转达中共对台的方针和政策。每一封信写好后，周恩来都要认真阅读。这些信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阔胸怀。

（二）抓住机会做国民党元老的工作。1961年4月，周恩来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中共党员屈武写信并准备了礼物。周恩来自己也准备了一些礼物，请人转交于右任。他还请于右任的挚友邵力子给于右任写信，并关照统战部门要照顾好居住在西安的于右任前妻的生活。

（三）通过海内外朋友向台湾当局传话的方式促进相互了解。他希望与台湾有联系的朋友多做工作。但接触中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从长计议。此外，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周恩来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有关人士透露，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他们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章士钊曾经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态度。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做交代。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信中对比台湾对美之关系和台湾对大陆之关系，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还做了更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一纲”，用张治中等的话来说，就是：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后，于9日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出访十四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这表明，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不负周恩来的一片苦心。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道：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15 心系香港

人民解放大军攻占广州后，为什么没有挥师香港？毛泽东、周恩来早已制定出“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方针。周恩来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

高瞻远瞩的战略方针

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新生的人民政权就在开国大典上严正宣布，它将审查中国历届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且根据条约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新谈判。不言而喻，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那几个有关香港问题的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是没有必要承认的。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东。这支刚刚与蒋介石的美式装备军队交过手并连战皆捷，在中国大陆所向披靡的大军斗志正盛，凭着几条木船就敢横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甚至要攻克台湾，更何况一个区区的小香港。只要一声令下，已经陈兵边界的解放军战士无须费吹灰之力就能踏平香港。

解放军攻占广州后，香港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许多香港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是解放军迟迟没有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谁能打开这个闷葫芦呢？

港督葛量洪是最早醒悟过来的英国人之一。在新中国未成立前，他就注意到香港的“左派”报纸《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文汇报》是替共产党说话的，因而对它发表的文章不肯相信，但葛量洪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北京向港府发出的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香港的现存地位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葛量洪的预感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政府通过秘密途径传来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三项条件。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这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三项条件的基本内容是：

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

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这三条要求很合理，港英政府欣然接受，并和北京方面约定，将此秘而不宣，就算是中英之间的约定俗成吧。

1951年春，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去北京请示对港政策，周恩来总理作了指示。很快，未经核实的周恩来总理的主要谈话内容就传到了香港，又被一些报纸披露出来。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被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来做决定的。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英国很快承认我们，那是一种半承认，我们也收下了。艾德礼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位。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英国和美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美英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晖。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点。”

“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

“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

“你们一定要认识这个重大的战略意义，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个重大决策。你们要好好保护它，不要破坏它。要维护香港的现状和地位，包括英国的殖民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承认香港在英国的远东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

“当然，我们也要反对英国过分支持美国孤立中国的反华政策超过我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所能容忍的程度，还有，英国不让我们利用香港的可能。此外，我们只抓一条，反对英国支持美国在亚洲镇压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例如朝鲜和越南。”

新中国的领导人对于香港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是无比正确的，今天看来，即使把“远见卓识”“高瞻远瞩”这类词汇全都搬出来加以形容，也实在不过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决议下令其会员国不得与新中国通商。日本、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缅甸等国家先后对中国实行禁运，港英政府也下令禁止96种军事物资输出。

后来，华盛顿方面觉得把香港划在禁区之内不合适，便允许香港进口货物，但仍维持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令。于是，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成了中国通向资本主义世界必不可少的门户。

1950年底，港督葛量洪的办公桌上出现了这样一份数据：1948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值为6.1亿港元，输出2.8亿港元，输入4.3亿港元，入超1.5亿港元；1950年，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贸易一下子从入超转为出超，其出超数额达5亿港元之多。

香港商人笑了。中国人也笑了。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宝贵物资，正通过香港这个窗户源源不断而来。

“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

的确，毛泽东、周恩来当初考虑暂不收回香港，不光是考虑到对美国的斗争，而且还看中了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

这一点，周恩来明确表示过：香港“那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周恩来就已经在具体考虑怎样处理同香港的关系问题。

那是1957年的春天，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国内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这三大改造，特别是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引起了香港产业界一些朋友的疑惧和不安。

4月28日，和暖的春风吹拂着上海。

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的小礼堂内，春意融融，周恩来正在这里举行座谈会。受邀请的除了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外，主要是工商界的朋友们。如盛丕华、胡子婴、盛康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

周恩来宣布：座谈会就从香港问题谈起。

他用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到会的朋友，接着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周恩来希望大家不要拘束，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短短几句开场白，缓和了大家有些紧张的心情。在轻松、亲切的交谈中，周恩来了解到许多他渴望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当盛康年谈到荣家（指荣毅仁家）买了两辆新式汽车，不敢坐，洪佐尧很有钱，而没有买汽车时，周恩来说：“工商界应有几辆汽车，否则人家奇怪，汽车全是机关里的。你们有外汇可以自己买，要公家代买也可以。公家汽车可以出卖一些。”

当吴志超谈到香港工商界对中央进行的“五反”运动耿耿于怀，说现在情况虽然好了，今后情况如何还想再看一两年时，周恩来说：“太少了，应该多看几年！”

当简日林谈到国内的工资改革也搬到香港，工人意见很多时，周恩来急忙问：“工资后来加了没有？”简日林回答：“加了！”周恩来又问：“你们厂独立起来行不行？”简日林如实告诉总理：“有客观困难。”周恩来毫不含糊地拍板说：“可以管得松一些，让港厂独立经营。”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做了总结性发言。

他首先表示：今天听到大家反映的情况，很有收获，大家谈得都很好。这些意见，中央要进行研究。

接着，他对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不是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听了周恩来这番话，在座的朋友们非常感动，无形中化解了他们心中的疑虑……

20世纪50年代，中英关系日趋紧张，中国曾经因多种原因向英国提出过抗议，但却没有试图破坏香港的现状。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60年前后，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着严重困难，再加上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情时有所闻。但周恩来总理却专门下达指示：香港这个地方日益重要，要做好对港澳地区的水、食物、原料的供应，要把这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希思从英国首相的角度，对周恩来总理的话有着深刻的理解：1960年夏天，苏联取消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撤回了所有的技术人员。周恩来知道，必须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寻求援助，而这种形势就使得香港对中国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

香港人对于周恩来保证香港供应的安排是十分感谢的。香港地区所需要的食物和水都需要内地供应，如果内地切断供应，香港就会成为一座“死城”。1925年爆发香港工人大罢工，连卖菜的小贩也拒绝去香港卖菜，垃圾也无人打扫，结果香港变得臭气熏天，简直无法居住。

与布兰顿教授的谈话

1955年冬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来自香港大学的E. C. 布兰顿教授。

这个由24人组成的访问团的客人十分复杂，其中大部分是抱着怀疑态度来看看的，他们对新中国太不了解了。周恩来的热忱给了他们最初的美好印象。

陪同周恩来接待访问团的有文化界著名人士楚图南、阳翰笙、沈雁冰、郑振铎、丁西材、张奚若等，以及外交部有关负责人章汉夫、黄华、雷任民等。

谈话中，周恩来说：“香港离北京不远，但是消息不通，有隔阂。你们这次来了，要想办法把消息沟通好！”他问道：“不仅是消息不通，交通也不灵，不通畅，香港到广州，广州到香港很麻烦，把它通起来好不好？”

周恩来的话引起大家的兴趣。布兰顿教授指着原港大毕业生石志仁说：“你们铁道部的副部长，很向往母校，如他愿意的话，一定能想办法把这件事办好。”

周恩来高兴地说：“如果大家都赞成，就请副部长办好了。”这位铁道部副部长正是周恩来在南开时的同学，30年前，周恩来旅欧归来途经香港，就是住在他的家里。

在热烈而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话锋一转，谈到北京、香港和广州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周恩来指出：“我们经常通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处，我们希望今后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布兰顿点点头，表示回去以后尽量发挥影响。

周恩来还提到，在座很多朋友与台湾有联系，希望他们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多做贡献。

谈话的气氛愈来愈热烈，朋友们完全放松下来，像回到自己家中。

谈到英国民族的特点，布兰顿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在战壕里等待着战争的结束，结果战争还是结束了，我们英国人的特点是有耐心，我们应该忍耐。”

周恩来同意地点点头：“英国民族的特点是有耐心，我们要学习英国人的等待和耐心，我们更有耐心等待真理的实现。”

布兰顿称赞中国人的耐心可以得到较高的分数。至于周恩来个人，如果在英国的话是会得到奖品的。

后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又两次会见了与布兰顿教授一同来京的陈丕士等人。

在第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热情称赞国民党元老陈友仁之子、香港著名律师陈丕士的家庭是“国际家庭”“外交家庭”。陈丕士的父亲陈友仁在革命时期对革命很有贡献，支持过省港罢工。周恩来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省港罢工的情况，并一再赞扬以国民党左派著称的廖仲恺对罢工的历史功绩。

陈丕士很感谢周恩来对他父亲的评价。他说当时他在武汉外交部工作，曾与英国人谈判，由于自己年轻，争不过英国人，就去请教父亲。陈友仁告诉他：“你只需要向英国人说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中国人民不同意。”

周恩来寄希望于香港人民。他说：“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同胞，他们愿意看到祖国前进。”

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着重谈到在香港设立机构的问题。

周恩来问陈丕士：“从律师的角度看，在香港用什么方式同香港政府保持接触较合适？”

陈丕士回答：“我认为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愿意看到中国有一个正式机构设在香港，和大陆发生联系。”

周恩来恳切地希望他在香港多做一些和平工作，陈丕士答应一定尽力去做。

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6年来我对香港了解不太充分，注意得不够，工作得不够，现在接触一下，知道那个地方大有可为。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祖国。

访问团在中国大陆停留了3个星期，对新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们踏上归途，再次走上罗湖桥时，不禁留恋地回过头来……

1994年12月19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门外，矗立了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大的计时牌。

这座计时牌以两块巨大的花岗岩为底座，计时牌白底红字，非常醒目。牌的上方中央是一个金黄色的大五角星，这颗星的下方由四颗金色的小五角星形成半包围状。

计时牌上这样写道：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

距1997年7月1日××天××分××秒（电子显示器显示时间）

这座计时牌面朝人民大会堂，时时向中国人民提示：“香港一定会回来的！”

“香港总有一天是我们的！”这是周恩来生前的预言，只是他没有来得及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

然而，1997年7月1日，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6周年的这一天，全世界见证了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到来！

五、首任外交掌门人

16 组建外交部

周恩来亲自点将，组建外交部。毛泽东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周恩来安排“将军大使”躲在屏风后“窗下学礼”。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机关中设立了政务院，周恩来被选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成为第一任外交部长，外交工作的掌门人。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周恩来就卓有成效地亲自领导中共中央外事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

1949年9月30日，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王炳南正和同志们忙着准备开国大典后的外交工作，中央外事组主任周恩来兴冲冲赶来。周总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既精神抖擞、潇洒英俊，又文雅谦逊、风度翩翩。大家不约而同围了过来，一起亲热地与总理打招呼。

周恩来兴奋地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将要正式设立外交部。周恩来又告诉王炳南说：

“明天，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将发表一个公告。典礼结束后，要将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立即送发留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使馆或领事馆。你们赶紧着手准备，把公告和信件打印好。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驻华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开国大典之后，外交工作更加繁忙，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挑选了德才兼备的干部，大大加快了组建外交部的进程。

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周恩来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外交部的任务。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周总理满怀深情地回忆中国的外交史说：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以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自豪感斩钉截铁地指出：

“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弱，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他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他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看待，使他们可以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他们对我们没有办法。”

周恩来随后宣布中国外交部领导名单：

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兼）

副外长 王稼祥（兼任驻苏大使）、李克农、章汉夫

办公厅主任 王炳南

苏联东欧司司长 伍修权

亚洲司司长 沈端先 乔冠华代理

西欧非洲司司长 宦乡

美洲澳洲司司长 柯柏年

国际司司长 董越千

情报司司长 龚澎

条约委员会主任 章汉夫（兼）

外交委员会主任 周恩来（兼）

交际处处长 王倬如

外交部组建起来了，新中国的驻外大使从何而来？

周恩来亲自点将。

几乎在同时，还远在南方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与敌厮杀的黄镇、耿飚、王幼平、姬鹏飞、袁仲贤等一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都接到中央要他们迅速进京的电报。

这一批人大多是经过战火长期洗礼的解放军兵团级干部。他们都具有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谙我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战略思想，组织纪律性强。用毛泽东的话说，选这些人当驻外大使，我们放心，因为他们跑不了。

当然，周恩来之所以选这批将军，是因为这些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或多或少地与外国人打过交道，有过与外国人接触的经验。如黄镇、耿飚、韩念龙等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军调部工作过，与美国人打过交道；袁仲贤曾以镇江前线司令员的身份与英国人就“紫石英”号军舰事件进行过谈判。

周恩来曾形象地比喻，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好像是一支“文装解放军”。

这批将军来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参加外交业务知识培训班，并亲自给他们作报告，阐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外交工作的性质和特点。

周恩来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中央相信无论把你们派到哪个国家去，你们一不会跑，二不会怕，三是组织纪律性强。

台下的将军开心地笑了。

周恩来最后交代说：“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多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开展调查研究。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当好新中国的代表和友谊的使者。”

尽管这样，这些将军们对即将担负的外交工作还是有点挠头。周恩来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边干边学。

驻外大使首先遇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向驻在国首脑递交国书。这项工作对于这批将军大使来说却是一件前所未见的新鲜事。为此，周恩来趁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的机会，亲自安排将军大使们躲在屏风后面现场观摩了一回。这就是后来传为佳话的“窗下学礼”的故事。

就这样，经过一段短暂的学习，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将军大使带着党和国家的重托，带着周恩来对他们的期望，踏上了各自的征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批将军大使较好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们的任务，并在后来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7 首次出访苏联

毛泽东点将周恩来：“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周恩来不负重托，新中国首脑第一次出访圆满成功。米高扬从周恩来身上明白了中共取得胜利的原因。

毛泽东点将周恩来

1950年1月10日凌晨1时许，一辆苹果红的小轿车从中南海西北门驶出，途经府右街南口，向东转入长安街，到天安门后向南，驶进前门火车站。车刚停稳，在警卫人员的照顾下，车内走出一个人来。他风度翩翩，身着藏青色中山装，外罩黑皮大衣，头戴黑皮帽子，微笑着，会同等候在车站的同行者，神采奕奕地径直向早已停靠在站台旁的专列走去。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开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同行者有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中财委计划局处长沈鸿、周恩来秘书何谦、贸易部机要秘书苏农官。

2时整，长鸣汽笛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火车缓缓启动，随即向东北方向飞驶而去。

周恩来此行，是要前往莫斯科辅佐头一年12月首次访苏的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就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谈判，主要是商谈取消国民党与苏联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以新的友好条约来代替，同时努力争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事宜。

周恩来此行，是善于用人之长的毛泽东点的将。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在行，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由周恩来出面主持与苏方的谈判、签约，更为合适。他曾多次赞许道：“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早在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曾怀着喜悦心情致电中共中央：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这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致电中共中央，交代准备工作的注意事项。其中，在1月3日凌晨4时的电报中称：

昨日下午11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

1月3日夜，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参与商议毛泽东2日和3日的来电内容。会议一致决议：“完全同意来电所示各项办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行动果断利落的周恩来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1月6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作关于中苏谈判问题的报告，并宣布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

1月11日傍晚，专车抵达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沈阳。在东北地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及其随行人员在这里上车。代表团成员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外贸部处长常彦卿、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王勋、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煤矿局计划处处长罗维、东北俄文学校副校长赵洵。

专列抵达哈尔滨后，周恩来召集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出访工作的指示，并介绍对这次中苏谈判的基本设想。他说：我们这次出访，要把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往前推进一步，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气象一新，而且有很好的政治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

13日，专列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继续风驰电掣般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由西向东行进。呈现在周恩来眼前的是一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冰雪世界，令人心旷神怡，感慨万千。

途中，周恩来抽空翻阅了名噪一时，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反映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苏联国内一些人还把它奉为军事历史小说的范本。他对苏联作家竭力美化、宣扬沙俄侵华战争十分反感。在10个月后的1950年11月，周恩来在同军事秘书雷英夫聊天时，谈到了在出访途中看这部小说的感想。他说：这部小说，我是“今年1月在坐火车去莫斯科的途中看的”。接着，周恩来用敏锐的眼光、犀利的言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他说：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

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1月20日下午5时，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车站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车站的大自鸣钟敲打了五下。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人民政府首脑的身份出访，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等的热烈欢迎。

这是10年后周恩来对苏联的再次访问。上一次是1939年，那年7月，他在延安不幸坠马，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8月底赴苏联治疗，次年3月返抵延安。

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满脸笑容地同苏联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度的举止，幽默含蓄的言谈，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

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充分肯定中苏友谊与团结重要性的简短演说。他说：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不负重托

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伍修权等出席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斯大林举行的酒会。

在交谈中，从体现主权的立场出发，周恩来提出苏联归还中国长春铁路应该有个期限，并且指出：（一）铁路在未归还之前，应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共同经营的股额，中方占51%，苏方占49%；（二）铁路局局长可否由中方担任正局长，苏方任副局长。苏方答复：中苏股额比例按51%和49%确定不平等，将影响苏联与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因为苏联与它们间的股额都各为一半。再就是铁路的正副局长任职，可采取定期轮换制。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中长铁路既已确定定期归还，便同意了苏方的意见。

关于旅顺口问题，有意以新协定取代旧的不太平等的协定的斯大林，指出可以不必顾虑《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保持1945年协定的形式而实际撤兵；二是实际上暂时维持现状，而采用一个新的形式。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苏联将放弃《雅尔塔协定》所赋予苏联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毛泽东、周恩来的想法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海军尚未组建，不如让驻旅顺口的苏军推后一些时间撤退，但应在形式上规定撤兵期限，使中国今后收回旅顺口有法可依。如果协定形式不变，苏军撤退后还可以随时进驻，于中国不利。因此，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二方案。

1月22日晚9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磋商着手起草新的友好条约和借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和方法。

在同斯大林握手致意时，周恩来看到10年不见的，经历卫国战争洗礼的斯大林，已经须发皆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苍老多了。但是，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斯大林，仍如过去那样踌躇满志，稳重端庄，保持着他那特有的神韵，讲话一板三眼，用词简洁准确，态度友善谦和，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在新的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且申明对《雅尔塔协定》中所规定的苏联对大连、旅顺港所享有的特殊权益可以不去管它。还指出：现在有两类问题需要解决。第一类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与旅大问题、贸易与贸易协定问题，第二类为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

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周恩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就第一类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会谈开始后，双方分别增加李富春、王稼祥、葛罗米柯、罗申参加），起草条约和有关的协定。同时决定，由刘亚楼同布尔加宁就第二类问题进行谈判。

从1月23日开始，在毛泽东指导下，周恩来率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进行具体谈判，并着手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40年后，据当年参加该《条约》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一书中写道：

他（指周恩来）将条约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开动脑筋，贡献力量。他自己更是格外认真和精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出漏洞。周总理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周总理，都为它付出了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了这看来只有几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

1月24日，周恩来将中方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随后，苏方提出修正稿。修正稿接受了原草案的基本内容，只是对文字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对结构进行了一定调整。其中，将第二条由被动式行文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尽速缔结和约；在第三条中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2月1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称：“现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电告如下，全文共880字，请令乔木校正有无错误。此案大体已定，如有个别文字修改，当再电告。”8日，周恩来致电杨尚昆、胡乔木：昨日又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后付印稿发给你们。“此次标点符号仍不计算，亦无草案及全文字样，共计898个字，请校正是否无讹。”“现已争取派飞机送文件到北京。”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拟成并送交苏方后，周恩来从1月24日开始主持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为苏方提出，中方原则同意，只是对年利为1%的优惠条件的解释提出了修改意见，但苏方坚持原有提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认识苏联何以减少一倍的利息优待中国”。对此，中国表示谅解。

在中苏双方对有关条约和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后，2月5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告以：现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6个文件发回。有关文件，可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并在签字前一天，由你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传阅6个文件，同时由你作解释性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

2月8日，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中苏谈判进展的简要情况。从这天到2月14日，他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文字校正、签字时间和国内就此事的宣传报道等事宜起草数电发回国内。周恩来在12日致刘少奇转杨尚昆、李克农和胡乔木的电报中说：

一、7种文件及新华社社论已于11号上午10时由赖亚力、石乔乘飞机送往北京，如无阻碍13号至迟14号上午可到。

二、为防万一飞机误事，今日将新华社社论电告你们，文件经电告有错误者，当于今日再电告一次，以便作最后校正。

三、签字日期，时间大致定为14日下午6时至7时（即18时至19时），计北京时间已为14日23时至24时，我们准备在签字后，即于莫斯科时间19时至20时将签字情况，分别以有线电明码及无线电话发新闻稿给你们，以便15日与各项文件见报。

圆满成功的访问

2月14日，是象征中苏两国友谊和合作进一步加强的日子。这天上午，中国政府代表团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中苏友好条约和协定的签字仪式。两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斯大林亲自出席，见面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为签字仪式增添了隆重而欢快的气氛。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正中间。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端坐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旁，分别全权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条约》明确指出：中苏两国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中苏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两个协定分别规定：（一）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1952年末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二）苏联政府在1950年到1954年5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1％），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

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问苏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满怀喜悦心情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他说：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会，热情地款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苏两国官员其乐融融，互致问候。

斯大林兴致勃勃地举杯，向毛泽东祝酒：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毛泽东欣然干杯后，回敬一杯：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真心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在给毛泽东敬酒之后，特地来到周恩来面前敬酒。他们受斯大林指派后，在同周恩来的谈判交往中，对周恩来那东方的儒雅与魅力，严谨精细、虑事周密的工作作风和话锋敏锐、超群绝伦的外交才干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为此，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幽默地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2月14日晚，为了庆祝中苏两国谈判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斯大林满怀欣喜之情破例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酒会。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驻苏联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和各国记者也出席了酒会。各方宾客济济一堂，共有500余人。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二巨头的毛泽东和斯大林，自然成为酒会注目的中心人物。

兴奋中的周恩来临场不拿讲稿致祝酒词，把他无出其右的讲演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总理的祝词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也许是受周恩来祝词的感染，经过一轮祝酒之后，斯大林起立，以轻松愉快的语气致辞。他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2月17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别莫斯科，踏上归途。

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周恩来对留学生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你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随后，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安抵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彭真、林伯渠、聂荣臻等的热烈欢迎。他们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获得圆满成功。

考虑到新中国外交工作如何更好地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苏联后的新形势和迎接新任务，3月2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主题为中苏缔约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任务的报告。他高度评价了中苏签订新约的历史意义，说：

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直接会晤，顺利地签订了条约和协定……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

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7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8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

最后，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我们的工作能更好地开展起来。老实说，我们的工作是落后于形势的。外交战线上有许多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经验比较少，人才也比较缺乏。但是，我们要下决心去完成任务。”

总而言之，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出访苏联，为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对于保障世界和平，对于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8 叱咤风云日内瓦

第一次登上国际大舞台，周恩来折冲樽俎日内瓦，让世界刮目相看新中国。外国人感叹：周恩来使外交变成艺术。

不打无准备之仗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退军队，而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继续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法国军队也还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战争。但是，由于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上的坚决斗争，由于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战争的进一步开展，打得法国侵略军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迫使美国和法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这两个地区问题。

新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开展，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充分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特别是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没有它的参加，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正如1953年10月8日周恩来在一项声明中所宣告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1954年2月，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外长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经过苏联的艰辛努力，终于达成一致协议：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除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五大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分别参加会议讨论。

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从2月底到3月，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周恩来，挤出相当的时间，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他指导有关人员收集、熟悉、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情况，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文件，约李克农等商谈和确定中国代表团成员人选等问题，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同时，他还主持拟定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项文件，研究了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国际宣传问题。

3月2日，在毛泽东主持，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地提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初步意见》指出：“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4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但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

《初步意见》明确而坚定地说：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3月3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初登国际大舞台

人心齐，泰山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为了使中国、苏联、朝鲜和越南四个兄弟国家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支持和默契配合，3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两次同朝鲜南日外相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

随即，周恩来致电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告诉日内瓦会议的开会日期，并强调说：

目前国际形势下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因此，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的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也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而且还要看今后战局的发展。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人能否接受。这条线越往南越好，北纬16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

周恩来在电文中还请胡志明3月底或4月初来北京一谈，并一同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3月底，胡志明抵达北京。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4月1日，周恩来偕少数工作人员启程飞莫斯科。随即，他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和越南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在四国范围内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

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三位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4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3架苏联伊尔-18飞机，由北京取道苏联飞往日内瓦。

行前，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打招呼”会议。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4月24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周恩来一下飞机，人们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到这位传奇式人物身上，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抢拍照片。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着装差不多一个样，队伍整齐威武，以至外国新闻媒介形容为“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这以后，周恩来成为西方新闻报道的中心人物。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复杂而极感兴趣的心情，拭目以待，冷眼旁观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在这名人荟萃的世界舞台上如何表现。

日内瓦是享有“旅游者的圣地”之美称的世界名城，位于瑞士西南部。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湖山环绕，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风光各异，充满了诗情画意。不但如此，它还是一座具有“医治国际政治创伤的医院”之称的国际城市。在这里经常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并设有许多国际组织的常设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国际联盟在这里成立，并建造了著名的“万国宫”——国联大厦。日内瓦会议全体会议就将在国联大厦举行。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次走向世界舞台，经受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考验的国际会议。

周恩来走下飞机后，面对久经磨炼、身手不凡的各国记者，显示出了杰出外交家、政治家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风度。他向人们挥手致意，并镇定沉着地在机场散发了热切期望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声明：

日内瓦会议就要举行了。这个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随即广为散发了周恩来的中文和英文的书面简历。简历有1800字左右，从一开始便称：

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个简历是由李克农主持起草的，并未经周恩来径直报中共中央批准。为什么要在简历中使用这种评价很高的话呢？据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熊向晖透露：“克农同志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据我所知，此前尚未用过‘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这表明了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

初显身手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旧国联大厦开幕。出席会议的国家除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五个大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外，还有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会议一致推举由泰国外交部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4月27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朝鲜问题。南日外务相在发言中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方案确定：（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

美国依仗自己“金元帝国”“世界霸主”的地位，伙同朝鲜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采取了想方设法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立场。南朝鲜代表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美国代表全力支持这一无理建议，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显而易见，在联合国被美国操纵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实际上意味着南朝鲜吞并北朝鲜，美国将支配整个朝鲜。

4月28日，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首次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

接着，周恩来义正词严地驳斥了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荒谬主张，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三项建议，郑重地指出：

根据昨天大韩民国代表的发言看来，李承晚政府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他显然无视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企图证明似乎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就不能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其中包括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他公然主张美国军队留驻朝鲜。仅仅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所谓南朝鲜的统治是代表朝鲜人民利益的各种说法的价值究竟如何了……

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于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朝鲜的和平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关心维护远东和平的相应的国家愿意采取措施保证不妨碍朝鲜的和平发展，不容许外国干涉朝鲜的内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在以雄辩的事实给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以有力的驳斥后，为了推动会议的进展，5月22日，周恩来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在南日外务相4月27日的方案第一条之内补充以下一项：

“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

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6月5日，南日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希望与会各国能以朝鲜代表团4月27日的建议和中国代表团5月22日的补充建议为基础达成协议的发言。

紧接南日的发言，周恩来情真意切地说：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协议的途径上的一个障碍。”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会上，莫洛托夫综合会议开幕以来各国代表所提意见的共同点，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与五点建议。

由于美国和南朝鲜代表设置重重障碍，极力加以阻挠，本次会议仍未取得进展。

尽管如此，但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的默契配合和他们立场坚定、通情达理的发言，逼使论战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陷于被动、尴尬的处境之中。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在会上的表现，赢得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和新闻舆论的好评与称赞。

使外交成为艺术

6月5日以后，美国代表加快了使朝鲜问题会议无结果而散的步伐，因而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逼其他西方国家代表唯美国政府旨意是从，同时在会外到处散布将在15日大会上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据艾登1960年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透露：

比德耳·史密斯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来电拿给我看，其中指示他尽一切力量使会议尽快结束，理由是共产党人只是故意拖延时间，以符合他们自己的军事目的。

针对以上情况，为争取会议达成某种协议而做最后努力，6月14日，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一致认为：我方“必须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使不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应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

和往常一样，6月15日下午3时，日内瓦会议全体会议在旧国联大厦开会。会上，南日、周恩来、莫洛托夫相继发言，发起了又一场和平攻势。

南日提出《关于保卫朝鲜的和平状态》的六项新建议。

周恩来附议南日的新建议，强调这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与会各国没有理由不在“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同时建议“本会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以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莫洛托夫提议与会十九国共同发表《关于朝鲜的宣言》，以此保证“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

在朝、中、苏三国代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会场上一片肃静，大家都在屏息倾听。三国代表所提的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部署，引起了美国等国代表的一阵恐慌。会场出现短暂的奇异的沉寂。在美国代表史密斯的授意下，菲律宾代表提议休息，并得到会议主席艾登的批准。

在长达40分钟的休息中，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召开了紧张的对策会议。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统一口径后，美国代表史密斯抢先发言，带头反对南日、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的三个建议。紧随其后，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南朝鲜代表发言附和。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代表的发言，两道浓眉下炯炯有神的一双大眼注视着主席台上的代表，留意着每个发言人的神态和语气。

在一阵开台锣鼓之后，由受宠若惊的泰国代表开始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宣言》声称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企图强行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会场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

这时，场外的警卫部队指挥车扩音器响了：“注意！注意！马上散会了，把车开过来。”

在会议陷入绝境的关键时刻，莫洛托夫、周恩来和南日轮番发言，揭露对方不可告人的企图。

被美、英、法等国领导人称为“令人望而生畏”的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临危不惊，沉着镇定地说：“《十六国共同宣言》不是有助于朝鲜的统一的，也不是有助于加强朝鲜的和平发展的。”我们相信，朝、中、苏三国代表的建议，“将使朝鲜人民感到巨大的兴趣”。“我们将循着这一方向继续奋斗。我们将为朝鲜人民的利益，为统一这个国家的利益，最后为全世界和平的利益而继续奋斗。”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出：“《十六国共同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接着，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和智慧，一鼓作气地提出中国代表团建议通过下述决议：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他以坚定语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了，那么我们不能不对这一事实表示最大的遗憾。

周恩来的风度和魅力令人陶醉，周恩来的一席话，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感受。

顷刻之间，会场震动了，泛起短暂的骚动和窃窃私语，迅即又恢复肃静。会场气氛发生陡然变化。显然，大家被周恩来铿锵有力、合情合理的和解性讲话所感动，都感到他的讲话的分量。

虽然对方在本次会议上宣布了《十六国共同宣言》，但是他们内部的意见也并非铁板一块。深受感动、受良知驱使的比利时外长斯巴克起而响应，解释说：“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共同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的其他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听到斯巴克的这番出自内心的自我表白，周恩来本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既定方针，接过话题，以尊重和协商的口吻说：“如果《十六国共同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共同宣言》只是一方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19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有尊重便有回报。这时，斯巴克也坦诚地以更加确定的简洁语言说：“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投票方式决定我们是否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面对斯巴克“胳膊向外拐”的发言，史密斯又气又急，但又不便在会上发作，只好干瞪着眼看着斯巴克。

对周恩来的建议点头默认的艾登，这时拉长声调说：

据我了解，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比利时代表认为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所普遍接受？

会场又一次出现短暂的寂静。心猿意马的史密斯此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表示反对，将违反国务卿杜勒斯使会议破裂的指令；如果表示反对，无疑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眼看周恩来的建议就要通过了，史密斯干咳了一声，身不由己地仓皇发言：“我不懂得中国建议的范围与实质。因此，在请示我的政府之前，我不准备参加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说完，史密斯更陷入手足无措的窘态之中。

周恩来以大外交家豁达大度的气质、平缓有力的语气，对眼前所发生的情况作出总结：

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所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是在对协议的达成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6月15日，多么令人难忘的一天啊！由于美国代表蛮横无理的阻挠，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以没有通过任何协议而宣告结束。但是，这一次会议将美国代表的顽固立场暴露无遗。究竟谁赢得了胜利，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散会后，莫洛托夫跑步来到周恩来面前，兴奋地拍着周恩来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

朝鲜代表则感慨道：“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事后，美国前国务卿狄恩·艾奇逊也称周恩来为“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提出六点原则又灵活的建议

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是会议第二项议程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5月8日开始的。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九个国家参加。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5月7日，即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从越南战场传来歼灭1.6万余名法国侵略军的奠边府大捷的喜讯，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8日，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但是，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更为复杂棘手。这是因为，涉及的国家不仅有越南，而且有老挝和柬埔寨；还因为，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而且有存心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

在进行多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会谈仍无进展的情况下，5月27日，周恩来在限制性会议上仍然平心静气地说：从各国代表目前对莫洛托夫和法国外交部部长皮杜尔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军事停战的各项建议的发言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共同点；同时还有许多差异点。我希望本会议能够根据这些共同点达成某些协议，以便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同时对于那些差异点也应当寻找方法加以解决”。接着，他根据印度支那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本着实现这个地区和平的真诚愿望，提出了一个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可行的照顾到敌对双方利益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六点建议。

周恩来逐项解释了建议的内容，强调：印度支那三国不分哪一个国家，都必须同时停火而没有例外。双方军事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由于三国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的办法也会有所不同。

周恩来的六点建议推动了会议的进程，经过会外的秘密交谈和九国代表团的准备会议，5月2日，9国代表团通过了关于越法双方军事代表会晤的协议。这项协议的达成，实际上承认了印度支那三国都存在着停火问题，停火必须在三国同时实现。

从5月31日开始，会议双方进入以划区、监察和国际保证为中心问题的实际性讨论。

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谈判在半个月中未能获得重大进展。

随着法国国内矛盾的尖锐化，6月12日，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采取拖延政策的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17日，法国国民议会授权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组织新内阁。孟戴斯-弗朗斯表示：新政府如果不能在4个星期内谋求到印度支那停火，就准备辞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的基本前提，是双方都要有诚意。因此，孟戴斯-弗朗斯所表示的鲜明态度，无疑使会议出现转机有了新的可能。

善于洞察新形势并顺应和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周恩来，在会议进程中同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成为促使会议再次取得进展并最终达成协定的关键人物。

6月16日，周恩来以5月2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六点建议和5月29日会议的协议为基础，提出了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六点建议。这个新的六点建议，受到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欢迎，像和煦的春风，使陷于僵局的会议恢复了生机。

经过周恩来、莫洛托夫同法国、英国等国代表的广泛而深入的接触，6月19日，会议顺利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我方代表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为解决越南南北分界线而奔波

从6月下旬开始，周恩来全力以赴为解决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而忙碌奔波。

6月22日，周恩来接见法国驻瑞典大使让·肖维尔，就同孟戴斯-弗朗斯会晤的安排问题交换意见。为了让法国新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了解中国代表团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对肖维尔说：中国代表现已介绍老挝、柬埔寨代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接触。“我们希望（印度支那）三国能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目的是支持双方能够光荣停战，我们是推动、促成，而不是阻碍。”

6月23日，周恩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同孟戴斯-弗朗斯会谈。他询问了法国政府关于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新方案，同时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申明：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代表团的条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对美国的干涉，不让美国把战争国际化，反对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条件。如果美国阻挠达成协议的企图得以实现，受损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三国，还有法国政府和人民。

周恩来的以上两次谈话，高屋建瓴，言辞恳切，着眼于和平，既照顾到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充分考虑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切身利益，赢得了孟戴斯-弗朗斯的好感。反过来，孟戴斯-弗朗斯也以心交心，再次表示：“我决心以1个月为期限实现停火，尊敬的周恩来先生，如果不成，我将提出辞职！”

在对对方主要国家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以后，从7月初到7月中旬，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时间，专程赶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三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

据师哲1991年回忆：

7月3日，周总理在我国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总理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因为法方已经给我方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他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越南还是越南人的。

经过周恩来远距离奔波和卓有成效的协调，中、越、苏三国一致认为：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7月12日，远行几千公里、风尘仆仆返抵日内瓦的周恩来，立即投入到争分夺秒的斡旋工作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7月20日，日内瓦会议双方代表终于在会外协商中取得七点共识：

（一）在全境同时全部停火的原则下，越南具体执行停火日期已协议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北部7天、中部10天、南部20天。

（二）越南军事分界线确定在17度略南、9号公路以北。

（三）撤军日期，准备从对方地区撤退到集结区以9—10个月为期限。

（四）越南选举期限确定为2年，1955年7月由双方协商确定选举日期和方法。

（五）老挝划区问题，已同意寮国抗战部队集合区先在11个点集结，最后集合在老挝东北的丰沙里与桑怒两省。

（六）柬埔寨问题，采取就地停战、政治解决办法。

（七）国际监察，已确定由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担任，以印度为主席。

7月21日凌晨3时30分，交战双方代表分别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中午，交战双方代表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

随即，法国政府发表关于从印度支那撤出自己的军队，尊重三国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分别发表关于使全体人民参加共同生活以及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的声明。

这天下午3时，周恩来同与会国绝大多数代表一样，怀着欢快喜悦的心情，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他在发言中说：“日内瓦会议九个代表团经过75天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获致了协议。”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在这次会议讨论的两大问题中，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它并没有从议程上去掉。现在，本会议对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不仅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而且达成了关于解决政治问题的原则协议。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有关国家具有和平诚意，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协商获得解决的”。

接着，周恩来提到了对达成协议做出重大努力的几个国家的代表。他说：这次会议中，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都表现了很好的和解精神”。本次会议两主席莫洛托夫和艾登“对于推进双方和本会议达成协议的努力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渴望的印度支那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

美国代表眼睁睁地看着会议马上就要通过宣言而无可奈何，但又顽固到底，最后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字，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

在美国代表不参加签字的情况下，会议仍然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终于以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获得协议而胜利闭幕。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出乎人们意料。尤为令人意外的是，为会议成功起了特殊作用的竟是初出茅庐、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周恩来。难怪人们由此而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

7月2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途经并访问德国、波兰、苏联和蒙古后，于8月1日返抵北京。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西郊机场盛情欢迎凯旋的和平使者周恩来及其一行。少先队员向周恩来等献上一束束鲜花，表示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日内瓦会议后，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越来越通畅。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接踵而至，如北面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南亚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西欧英国工党艾德礼等相继来华访问。东亚日本的有识之士也纷至沓来，与中国开展经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亚非人民的历史盛会——亚非会议已经在酝酿之中了。一个新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关系展现在新中国人民面前。

19 求同存异万隆城

万隆会议，乱云飞渡，周恩来排难解纷平风波；求同存异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造出世界外交的经典。“脱颖而出的会议明星”周恩来让世界再次刮目相看新中国。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历史名城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是这次会议所反映的团结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和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经过几十年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却仍旧光彩夺目，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接受邀请

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最早是在1954年初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这年12月，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正式提出召开亚非会议，并一致同意也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热情地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为什么要召开亚非会议？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第一，亚非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国家已经取得民族独立，许多国家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英勇斗争。但是，“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亚非人民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深入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第二，亚非地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因“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为了“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并使“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合作，成为“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三，整个国际形势虽然趋于和缓，但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还在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且“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这使亚非人民“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并急切地盼望召开一个增强亚非国家团结与合作的会议。

周恩来极其敏感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他在复电中高兴地指出：“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做出贡献”。中国政府对于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荣幸”。

会前准备

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将共聚一堂，讨论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响。但是，亚非会议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

西方殖民主义最害怕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觉醒。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美国扩张侵略、称霸全球的对外政策是根本对立的，那么它必然站在敌对立场上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美国《圣路易邮报》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

同时，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同中国有外交关系，锡兰同中国只有贸易关系；其余21个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有外交关系，而且有的国家在政治上受着美国的影响或控制，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对立情绪。

在阻止亚非会议召开的阴谋破产后，美国便企图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大做文章，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对远东地区已经“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的谎言，极力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使这次会议失败。到亚非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竟然公开要求会议“将设法谴责以武力实现其国家野心的做法”的共产党政权。

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置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美国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为此，从2月开始，周恩来立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他主持研究并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在4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文件。《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

4月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充分讨论并批准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有关文件，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4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和代表团成员名单。13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为顾问，王倬如为秘书长。

这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同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尼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踏上征途

4月7日，周恩来带着刚动完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病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离开北京经重庆前往昆明。

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趁这次会议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他们派特务炸毁了中国代表团预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致使机上的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了出国路线，才幸免于难。

面对这险象丛生的局势，周恩来面无惧色，依然如期前往参加会议。

4月14日，周恩来飞抵仰光。15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六国领导人在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这时，飞机爆炸事件已经在一些亚非国家中引起思想混乱：有的国家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有的国家领导人则担心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也可能遭到暗算；有的国家领导人甚至想劝说周恩来避避风险，不要去参加会议了。

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周恩来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和悦地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他建议在座的各位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没有结果。与会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决心为推动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4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在飞经新加坡上空时又遇雷雨，被迫暂时降落到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狂的新加坡的机场上。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抵达雅加达，可急坏了中国驻印尼使馆大使黄镇以及使馆工作人员，不安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

下午6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群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后，苏加诺总统陪同周恩来乘车驶离机场。一路上，街道两旁、楼台房顶，处处挤满了欢呼致敬的人群。

4月17日，周恩来飞抵万隆。他在机场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同时，他预见性地指出：“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以后发生的事实证实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一平风波

4月18日上午，会议在气候宜人的“花城”万隆隆重开幕。

在印尼国歌的伴奏下，神采奕奕，身着白色制服、头戴黑色贝芝帽的苏加诺总统，在五个发起国总理的引导下步入独立大厦会场，然后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引起各国代表的共鸣。

开幕式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会场上充满着友好与和睦的气氛。但是，从下午最后一个发言起到19日，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有些代表的发言或因偏见，或因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偏离了会议议程。有的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提出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并提出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各国代表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周恩来，有的同情和焦虑，有的幸灾乐祸。这时，周恩来镇定自若、不急不躁，静静地听着、思考着。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而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不一会儿，一篇内容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准备好了。

下午4点多钟，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话音未落，会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顷刻间，水银灯一齐亮起来，照相机一齐动起来。没有人不意识到这一刻的重要。

周恩来在作了简要的说明之后转入正题，他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会场一片肃静，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全场都在屏息倾听周恩来下面的发言：“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接着，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所谓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等，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第二，“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第三，中国人民“经历了近30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所受苦难“数也数不尽”的中国人民“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绝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内政呢？”“华侨双重国籍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但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至于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周恩来宣布：为了不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在会上不提“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讲话结束时，周恩来诚恳而亲切地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但是，“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们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周恩来这篇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发言，只有18分钟，却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使与会各国代表认识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看清了新中国确实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周恩来的话音刚一停住，会场里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与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国代表纷纷离座，去同周恩来握手，甚至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都称赞周恩来的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十分和解，表现了民主精神”。

再平风波

4月20日，亚非会议转入实质性讨论。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同已于19日开会的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头举行秘密会议。政治委员会讨论以下三项议程：人权和自决问题、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和平和合作问题。经济和文化两个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和文化合作问题的结果也将由政治委员会批准。这样，政治委员会是三个小组委员会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权的委员会。

但是，在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后，一只无形的黑手要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从20日傍晚开始，会议上再次掀起波澜。有的代表节外生枝，把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殖民主义”。当有的代表提出提案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有的代表则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提案，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凭借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会场气氛异常紧张。许多代表目睹这一僵局，认为会议再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了。

这时，在万隆的一些自封的美国“观察家”幸灾乐祸地声称：会议有“破裂的倾向”。

4月23日上午，周恩来在政治委员会上再次发表了后来被某些代表称作“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说：“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与会的29个亚非国家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这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既然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机”。

他又说：“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周恩来的这几句话，无疑成为消除障碍的最关键的几句话。

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三）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四）承认种族平等；（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七）互不损害。同时，他采纳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

周恩来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并且写进《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中，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

会上，尼赫鲁总理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话是权威的。有人为此感慨地称许道：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40年来，这十项原则促进了亚非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至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广交朋友

亚非会议为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自由接触交往的机会。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周恩来都想方设法地与之接触，探讨相互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阂和疑惧。频频的会外接触与交往，使周恩来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收到了显著效果。其中有很多团长包括最初有对立情绪的，都同周恩来建立起了友谊。

一天，各国代表团都在会场外排队等候入场。突然，周恩来问同行工作人员，站在咱们旁边的那位代表是谁？当这位工作人员打听到他就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周恩来随即过去与之攀谈起来。他俩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认识并交上朋友的。当年以滔滔辩才而出名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亚非会议召开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中，有两件是在会外取得的。

其一，经过平等协商，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共14条，其中规定：凡属同时具有缔约国双方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选择一种国籍”；在条约生效时，凡属具有两种国籍的成年人，“应在本条约生效后两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凡属具有两种国籍的人，在条约生效时尚未成年，“应在他们成年后一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周恩来在《条约》签字仪式上说，现在，中国和印尼“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经过友好谈判，获得了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将坚决执行今天签订的条约”。“我希望，由于过去的历史所造成的持有双重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们，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了他们的国籍之后，将严格遵守这个条约的内容和精神，并加重他们对其所选择的国家的责任感”，并将为促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共同努力”。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旧时代遗留给新中国的繁难问题的解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为新中国同其他国家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树立了典范。会后，缅甸总理吴努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地说，我深信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国却受到了美国赤裸裸的公开进行的颠覆之害。

其二，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在会外，周恩来毫不隐讳地同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代表团深入交换了意见。他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二、“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是“国际性的问题”。“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针对有人提出“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只说明解放台湾，而未提用武力解放”的话，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了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巴基斯坦总理问道，和平解放台湾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将军？周恩来笑答：“完全可以。”

4月23日，周恩来发表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顷刻之间，周恩来的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波及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完全消除了，并促成了中美大使级谈判，为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做出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

胜利闭幕

4月24日，获得巨大成功的亚非会议，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胜利闭幕。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说：“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亚非会议的胜利成果，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虽然会议从始至终仅有短短的一周时间，但是局面却一下子打开了，新中国的地位上升了，形象突出了。各种舆论纷纷认为，会议之所以获得重大成功，是与周恩来的参与分不开的。一位路透社记者曾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察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一位美国记者也报道说：“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表现出了伟大政治家的高超外交艺术，以及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

20 外交大师与反共头子的较量

面对“金元帝国”的敌视、封锁、包围，周恩来说：敌视不为人先。中美大使级会谈，外交大师与反共头子一次次地较量。周恩来妙棋迭出，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反对美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封锁、包围的政策。周恩来本着“如果谁敌视我们，我们就以同样的态度进行抵抗，但敌视不为人先”的原则，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顽固反共头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杜勒斯“镭管”未响

日内瓦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他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正是他创立和发表了“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的理论。

杜勒斯中等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脸色总是苍白疲倦，表情严峻冷酷，会议期间从未露出过一丝笑容。据悉，这次他来日内瓦之前，刚刚做过一次癌症手术，医生在他胃里专门放置了一支“镭管”，用作放射性治疗以控制病灶的扩散。因此，在他与会期间，人们都叫他“雷管”，“镭管”与“雷管”谐音，这绰号不仅仅反映出他是个危险人物，威胁着别人，而且也喻示他自己已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了。“雷管”这绰号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蒙上了一层阴森森的色彩。他手术后先是拖着虚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视察，然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日内瓦。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美国和美国人操纵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伤亡惨重，根据联合国在纽约公报上公布的数字，“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数为147万多人，其中美军为14万多人，日平均伤亡数远远超过二次大战。最终美国不得不乖乖地坐在谈判桌前，破天荒地、屈辱地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战败协议书上签了字。这次战争使得美国因二次大战的胜利而被激起的高昂士气和自信心一落千丈，也正因此，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达到了极点。于是，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报复中国，以日本为其在东方的主要军事战略基地，通过武装台湾，插足越南，加紧控制亚洲其他国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圈，同时极力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并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为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制造一系列的困难。

4月26日，在世界各国的期盼和注目中，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的所在地）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当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赫赫有名的外交家，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南朝鲜以及参加“联合国军”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希腊、泰国、卢森堡、新西兰、菲律宾、土耳其等国的代表。

根据日内瓦会议拟定的日程，会议首先讨论的是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为了使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撤退并帮助朝鲜举行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携手并肩，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西方反共势力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在4月27日的会议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南日，根据预先商定的方案，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包括三项内容：六个月撤退外国军队，全国举行自由选举，恢复朝鲜的和平统一。

第二天，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发言，强词夺理地指责朝、中、苏三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他提出了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其实质是想使美国无限期地占领南朝鲜。

听了杜勒斯目中无人、出言不逊的发言，周恩来总理即席在原来的讲话稿中增加了一大段话，义正词严地批驳杜勒斯的发言。

周总理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国家统一的三项建议，谴责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为。我们呼吁亚洲国家彼此之间进行协商，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呼吁所有欧洲国家在集体努力的基础上保证欧洲的安全；呼吁停止扩军、普遍裁军并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周恩来还对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未能出席日内瓦大会表示了遗憾。

周恩来的讲话，铿锵有力，有理有节，充分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鲜明的立场以及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诚恳态度，获得了很多国家代表的称赞和好评。

但是美国、南朝鲜根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步步设置障碍，阻挠会议的进展。尤其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

美国人自以为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无论对他们扶持庇护的国家或是盟国都要挥舞指挥棒，发号施令。开会时竟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将两只脚高高地跷在会议桌上，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发言时因多少想解决一些问题，讲了一句不符合美国口味的话，美国代表马上暴跳如雷，站起来当着所有代表的面呵斥他，如同主子对待奴才一样。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

还有一次，加拿大代表在会下休息时，悄悄对中方人员说，他听了周恩来先生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中方人员便将此情况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听后也很高兴，以为他会在会上讲几句公道话。谁知这位老兄在休息后的发言中，却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我国的攻击和诬蔑，诬陷中国“挑起了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这使中国代表感到很意外。但散会后，他又主动与我方人员联系，又是握手，又是请求原谅，说他会上的发言是言不由衷，因必须服从美国的指令，照美国的意思办，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东、西方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立，双方在看不见硝烟炮火的特殊战场上进行着殊死的搏杀。苏、中、朝、越作为一方，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会上紧密配合，在很多重大的关键性问题上，齐心合力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下则频繁接触，四国代表团领导经常聚会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住处，讨论研究会议上出现的问题，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商量对策。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偶尔也来到我国代表团下榻的别墅找周总理谈话，但由于考虑到代表团住的别墅是临时租的，担心被安装了窃听器，所以，每当谈到重要问题时，都需要开大收音机音量。

在中、朝、苏三国团结联合的斗争下，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屡遭失败。5月3日，杜勒斯提前灰溜溜地离开日内瓦回国了。

提起日内瓦会议，人们不由会联想到一件引人争论的事，即会议期间杜勒斯究竟有没有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当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冰封雪冻时期。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杜勒斯确实曾亲自下令：禁止美国代表团的任何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长期以来，国际上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即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断然拒绝了。当时任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在他后来所著的回忆录《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对此事做了澄清。他写道：“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说，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在整个会议期间，他都是与周总理在一起的。每次开会时都是由他引路，陪着总理进入会场的。会场的座位是按每个国家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是CHINA，排在前面，而美国是USA，排在后面，两者相距甚远。每次开会和散会时，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从来都是从不同的门进出会场，因此两人在会场上并不曾相遇。其次，杜勒斯是个坚决反共的人，他坚定的信念是决不容许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存在。在当时中美仇视的情况下，他更不会想与共产党人打什么交道。最后，杜勒斯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与人交往的人。平时，他往往是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径直进入会场，一散会则立即退场，低着头钻进汽车，从不理睬记者，也不向任何人打招呼或寒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没有机会、也根本不会主动伸出手去和杜勒斯握手。另外，由于杜勒斯提前回国，他在日内瓦仅待了一个星期，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拒绝与总理握手”的故事。此外，周总理也是不会主动去握杜勒斯的手的，因为我国代表团当时早有规定：我国外交人员在公共场合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当然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时，要礼尚往来，不要拒绝。

并非铁板一块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苏两国配合得非常默契。当杜勒斯回美、副国务卿史密斯代理美国代表团团长后，莫洛托夫专程拜见了周恩来，向周恩来转告了有关史密斯的情况。他说：“史密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在美国国内很有地位。在杜勒斯未抵日内瓦之前，我曾请美国代表团吃了一次饭。在私下谈话时，史密斯曾对我流露了对美国目前实行的敌视中国的政策的不满。史密斯认为美国敌视中国是不明智的，缺乏长远眼光。”

周恩来听了这个情况后高兴地说：“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也不是铁板一块，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哟。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6月16日，当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的六点方案后，史密斯作了一个即席发言，他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

第二天开会仍讨论此问题时，史密斯却借故离开了，说是到伯尔尼拜会联邦政府去了，留下了他的副手罗伯逊。这位罗伯逊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会议一开始，他就批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且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中国代表团的意见不值得考虑和讨论。”

周恩来一下子火了，很严厉地质问罗伯逊：“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还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又变卦了？”总理指着罗伯逊继续说：“罗伯逊先生，你在北平待过，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是能够应战的。”周恩来的话使罗伯逊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尴尬万分。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对中美关系特别关注，尤其注意观察这两个代表团是如何相处的。

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

史密斯的回答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滚筒擦手巾。”

有一天，中国代表团正聚在酒吧喝饮料，史密斯端着一杯白兰地酒主动走过来，同当时担任周总理英文翻译的浦寿昌同志攀谈：“你的英语讲得很好，是地道的美国音，是在哪学的？……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我非常喜爱中国古老的文化……”

这是两个敌对的代表团之间从未有过的事，浦寿昌回去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

周恩来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

第二天会议休息期间，王炳南就密切注意史密斯的行踪。当他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吧台喝咖啡时，忙把总理引过去。总理微笑着走向史密斯，这是史密斯始料未及的。周恩来的举动立刻引起了各国外交官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史密斯急中生智，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避免了与总理握手。他竭力放松面部表情，笑容可掬地同总理打了个招呼：“周恩来先生，来杯咖啡吧？”

周恩来微笑着摆摆手说：“史密斯先生，不想尝尝中国的龙井茶吗？”

“谢谢。”史密斯喝了一口咖啡，借题发挥起来，从茶叶谈到长城，从龙门石窟谈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客气地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明和美丽的大好河山，并说，“我非常喜欢中国的瓷器，在我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的瓷器。”

“非常感谢史密斯先生对中国怀有的美好感情。”周恩来继续意味深长地说，“史密斯先生作为美国的一名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欧洲战场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了维护今天和将来的世界和平，我真诚地希望史密斯先生能够继续做出努力。”

尽管史密斯内心里希望能如此，但他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因当国家利益与私人感情发生冲突时，外交官只能服从国家利益。

日内瓦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史密斯主动来找周恩来攀谈。他微笑着对周总理说：“会议即将结束，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恢复和平。”说罢，他抓住总理的胳膊使劲摇了摇，然后笑眯眯地走开了。

史密斯虽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没有与周恩来握手，但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与握手同样的愿望。史密斯曾私下对中国工作人员说，他回国后就辞去这倒霉的职务，因为，他既无法按自己的心愿办事，也无法按事实的真相来解决问题。

后来，在时间流逝了18年之后的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率团来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总理还特意对尼克松谈起史密斯拉他胳膊的往事。

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日内瓦会议期间的5月19日，周恩来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会议文件和有关资料，这时代表团成员宦乡急匆匆地推门走了进来。

“总理，向您汇报一个重要情况。”

“噢，是宦乡呀，什么事这么着急？”周恩来抬起头来问道。

“总理，是这样的。今天，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对我说，他愿以私人身份就在华美侨问题和在美华侨问题做一个中、美之间的中介人。”

“哦，这倒是一个新情况。”周恩来听宦乡讲完，立即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其中包括钱学森等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对于新中国来说是多么宝贵呀。

“美国方面是想要回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俘虏的美军和一批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宦乡的话打断了周恩来的思考。

周恩来说：“我们也有一大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一边思考一边对宦乡说：“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意愿，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这个问题你需留心一下，看美国方面下一步怎么走。如果美方再试探，可以同意经英方中介进行直接接触。另外，可根据美方的态度，确定在什么地方举行谈判。但谈判中首先要讨论中国留美学生和科学家被扣问题。”

为了掌握主动，5月27日，我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了关于美国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同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扣押人员问题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宦乡根据总理指示，继续与杜威廉联系。经过6月1日和4日两次接触，最后达成协议：美国代表团指定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约翰逊为代表、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马丁为助手与中方接触；中方由王炳南为代表、柯柏年为助手与美方接触。根据美方的建议，中方同意接触地点在“国联大厦”。由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指示杜威廉作为中介，参加中美之间的接触，因此，总理也让宦乡参加了首次接触。

6月5日上午10点，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国联大厦”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是美方选择的。由于当时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约翰逊为避免形成两国政府正式谈判的气氛，有意选择了“国联大厦”里一间没有桌子，只有几套沙发的会客室，给人以会客的感觉，可谓是用心良苦。

第一次的会谈只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由于是初次接触，双方不免都有些拘谨。约翰逊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反应也颇敏捷。他提出会谈时双方不做记录，以使会谈的气氛比较轻松，少一些拘束。

会谈开始后，约翰逊提出，在华被扣的美国人共有83人，分为四类：在华被监禁的美侨，在华被软禁的美侨，要求离华而得不到出境证的美侨，和在华被扣留或被监禁的美国军人，包括原空军人员和“联合国军”中的美军人员，以及1953年1月在汕头附近被扣留的美国海军人员。希望中方能让这些美国人早日离华返美。

中方代表王炳南表示，美国方面提出来要商谈的问题，中方一直认为可由双方直接接触。美方今天提出的问题，希望美方提交一份具体名单。关于在美国被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中方将在以后的商谈中提出。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谈结束。从1954年9月2日起到1955年7月15日，有关各自侨民回国的事情，中美双方改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然而，在前后共举行的17次领事级会谈中，美方仍然设置重重障碍，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同时，美方也拒绝接受中方愿意为那些想到中国探视美犯的家属给予签证的善意，决定不发护照给任何去中国访问的美国公民。领事级会谈也未取得任何成果。

日内瓦会议上的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它却是此后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这个前奏一经开始，就连美国的杜勒斯也不愿再关上大门了。中国也愿意留一条门缝，以便于更好地观察美国，与之斗争，并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周恩来抢了主动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的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由紧张趋向缓和。由于朝鲜停战和印支和平的恢复，远东的局势也开始缓和。但是美国不甘心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失败。作为报复，美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后，开始积极筹划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搞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一是美国企图使其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二是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对抗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样一来，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就变得格外突出和醒目。

中共中央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形势，认为打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中央意识到，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朱德总司令也在建军节上发表讲话，再次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周恩来从日内瓦会议回国后，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也突出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号召“全国人民要为完成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到底！”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一定要解放台湾”，并指出，任何要使台湾“中立化”和制造“台湾独立”的主张，都是企图分裂中国领土，使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的企图，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12月2日，美蒋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8日，周恩来又一次发表声明，深刻揭露了这个条约的本质，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中国绝不承认。

1955年1月，为了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为了打击美蒋的“防御条约”，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8日发动攻势，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2月13日又解放了大陈岛。艾森豪威尔对记者发表讲话，要求联合国尽速“斡旋”，并提出在“必要时”将派美军赴台以“保障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同时美国极力反对中苏联合倡议的召开讨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十国会议。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场合一再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以坚定和强硬的立场反对美国支持蒋帮，在美国的军事讹诈面前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精神。1954年底，中国政府又扣押了13名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美国间谍。

面对形势的发展，美国意识到拒绝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失误和失败的，它必须面对新中国已经站稳脚跟、屹立在世界政坛这样一个铁的事实。1955年1月，美国授意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过印度的中介以他个人的名义访华，实际上是想来试探我国将如何判处13名美国间谍案以及其他情况。我国政府同意了他的来访。在会谈中，周恩来向他指出，联合国在我国代表权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公正的。同时重申，是美国跑到远东来制造紧张局势，美国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军队。

1955年4月18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这是一个没有西方大国参加，而由已独立的绝大多数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根据中央批准的“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总方针，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有气魄、有远见、诚恳坦率的讲话，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周恩来崇高的人品，细致入微的风格，虚怀若谷的谦逊作风以及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钦佩和赞扬。

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为了扫除一些亚非国家对我国的疑虑，为了真诚地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也为了争取一个对我国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4月23日，周恩来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许多中立国，特别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都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能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

随着新中国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了解、承认和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陷于日益孤立和被动的地位，甚至美国国内舆论也在美被押人员和间谍案问题上对美国国务院进行指责，称美国政府不能对周恩来的这项声明置若罔闻。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想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

外交部为了这次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为章汉夫，副组长为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千。由于王炳南在20世纪30年代就和美国人打过交道，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谈期间的中美代表谈判，比较了解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被任命为首席代表。另外小组成员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智囊团”。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的“国联大厦”内开始。我方代表是我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恰好是王炳南在日内瓦会议中交锋过的对手，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约翰逊。

为表示中方对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诚意和所持的积极态度，7月31日，即在会谈开始的前一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决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这个消息使国际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闻听此讯后不禁脱口而出：“啊！中国又抢去了主动。”

王炳南回忆说：“在会谈时先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这确实是周总理为创造会谈的良好开端，为使我们在会谈中先夺得主动而走出的第一步。当时我的想法是不如先谈后放人。但从这第一步的实际效果来看，还是很成功的，使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也很快倾向于我们。”

由于中方宣布释放美国间谍，因此第一次的会谈气氛较为轻松愉快。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讨论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讨论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2日，举行第二次会谈。约翰逊称有36名美国平民仍被扣留，此事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随即他将36人的名单交给王炳南。

接着王炳南发言说：“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和在实际上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不能自由返回祖国，无法回到各自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所一向非常关心的问题。”

王炳南发言以后，约翰逊对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一事做了辩解，声称美国政府绝对没有阻碍中国学生离开美国。

针对约翰逊信誓旦旦的保证和声明，王炳南在8月4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突出地提出了钱学森被阻挠回国的事例。

钱学森博士是1934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的。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后来先后在这两个学院任教。早在1950年春，他和他的家属就决定返回祖国。当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经几次警告他们不许回国，并派人监视他们的行踪。从1950年起，美国政府以各种借口和种种手段将钱学森博士扣留长达5年之久。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和他的夫人蒋英借外出用餐的机会，按事先拟定好的计划，由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人员，蒋英则借口上洗手间趁机给她在欧洲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她妹妹转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信写在一张便条上，信上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信上还说：“除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表达了钱学森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陈叔通接到信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外交部和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进行严正交涉。

这样，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次会议上，王炳南针对约翰逊所说的“美国绝对没有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谎言，郑重指出：“据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1954年5月29日声明，截至1954年4月30日，持有中国学生护照的留美学生共计5242人。因为从1951年6月到1955年4月1日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留学生自由回国，违者科以5000美元罚金和5年监禁，许多想回国的留学生都不敢申请。今年6月15日，钱学森仍然来信给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要求我政府帮助他回国。”他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权利。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约翰逊再也无法辩解，美国也不能再阻挠钱学森等人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了准许他和家人离开美国的通知。他们立即动身乘船返回他们日思夜念的祖国。与他们夫妇一同归国的还有22位科学家和6个孩子，其中有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10月1日，这些漂流在外的中国学子在船上兴高采烈地欢度了新中国的国庆节。10月8日，船抵香港，同日即入境回到国内。

20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一着很妙的棋”：周恩来让美国新闻界反对美国国务院

中美侨民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便进入了第二阶段。中央认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进入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杜勒斯举行会谈等其他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才能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等严重的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贸易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但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不断在第一阶段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继续纠缠不休，以致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会谈中，王炳南和约翰逊经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中方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双方交锋几句，然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面对这样的僵局，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积极思考如何对美进行新的斗争。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做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轰动了，国务院被震撼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很不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

谁知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攻击国务院的这种愚昧和顽固的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不能容忍的。

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美国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成功地访问了中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勇敢地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中国来看一看。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年已半百的人还自发地组织起来旧地重游，再访中国，反映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情谊。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面前，权衡利弊，美国国务院终于沉不住气了。1957年8月，杜勒斯被迫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进行了协商，并作出了一些妥协，准许美国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全面孤立中国的政策。

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赞扬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周恩来走的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同时，周恩来的这步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

杜勒斯准许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后，在9月的会谈中，王炳南提出了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但遭到美方的拒绝。杜勒斯坚决不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

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中国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赏，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评价。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就中美会谈和台湾问题作了讲话。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并不反对同美国发表一个在中美关系中互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声明。事实上，是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就已经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完全是由于美国使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而造成的。因此，任何关于中美之间互不使用武力的声明，都必须能够促使这种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消除，而不应该使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得到承认。同时，中国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不容外人过问，因此，中美两国的声明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涉这个问题……”

他继续说：“美国虽然表示，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应该具体地应用到台湾地区，但是却反对确定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来实现这一原则，甚至也不同意在一定的限期之内，寻求和确定和平解决中美两国争端的途径。不仅如此，美国还坚持它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这一切表明，美国的企图是要取得一个对它片面有利的声明，一方面保持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另一方面继续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在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声明的情况下，美国就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中美大使级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目的。”

周恩来最后说：“美国的这种企图正是中美会谈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中国不能同意发表一个仅仅对一方有利的声明，也不容许中美会谈被一方利用为达到片面目的的工具。中国认为，任何共同声明都必须是对双方有利的；同时，中美会谈的继续，也只有在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周恩来的讲话获得了人大代表们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着。由于美国对中美会谈采取“拖而不断”的方针，到1957年12月，各种会谈已进行了73次，各种文本已堆积成山，但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

12月12日，约翰逊突然对王炳南宣布，他已被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其副手埃德·马丁参赞将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耍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目的在于想使会谈降级。对此，王炳南当场表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王炳南进一步指出：“约翰逊大使，你这样的做法是不严肃的。”

当王炳南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果断地说：“既然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谈判破裂，但我们不怕谈判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