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时代

明清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世时期。我国的君主制历史特别长，尤其至明清两代，封建君主专制达到巅峰。专制主义下的乾纲独断，使得君主的水平影响到国计民生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

事实上，明清两代所开创的“治世”局面，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在对明清两代世相升平景象的描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其经济繁盛与文化昌明。这对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次颇多教益的精神之旅。

明太祖洪武之治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他是一位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君主。

在他统治期间，发展经济，实行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的措施；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多次北伐，肃清元朝残余势力；提倡文教，广设学校，讲习社会之礼，使得天下大治，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洪武之治”一直是史家常议常新的话题。

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年号洪武。出身寒微、放过牛、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纵横捭阖，力挫群雄，终于平定四海，统一宇内。

明朝建立伊始，由于元末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加上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致使大量土地荒芜，居民减少，漂泊流浪，呈现出萧条的状况。

明太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又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比较了解百姓的要求，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是百姓境遇的好坏。

他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他对来朝见的外地州县官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重要的是休养生息。”

1370年，明太祖接受大臣实行“民屯”的建议，鼓励开垦荒地。

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3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朝廷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3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5至10亩（1亩约为0.67公顷）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10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合理的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1393年，民户达1605万户，人口达6054万人，垦地面积达850万顷（1顷约为6.67公顷）。

明初还设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

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商屯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明太祖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

在即位之初，明太祖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至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000余处，疏通河流大约4000多条，成绩卓然。

在明太祖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太祖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洪武帝从明朝建立开始就不断北伐。

1369年，明军追击北元残余势力，俘虏丞相以下1万余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几百千米外。

1370年，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10万余人。

1387年，明军越过长城，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最后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北元残余势力8万人。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

明太祖为了政权的稳固，积极清除权臣。明初，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朝，明太祖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弊病，于是进行了改革，废除了行省制。

1376年，明太祖宣布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看似分立，但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

明太祖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

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果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首先，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其次，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第三，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第四，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即《大诰》。

正是因为明太祖在惩治救灾不力及漠视民瘼官员方面雷厉风行，决心之大，力度之强，绝不手软，官场为之一振，吏治得以整肃，各级朝廷日趋高效，救灾恤民成为朝廷及各级官员之急务。凡此，为“洪武之治”的出现提供了保障。

在军事上，明太祖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都督府所管仅是兵籍和军政，不能直接统率军队。军官的选授权在兵部，而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则在皇帝。打仗时，兵部奉旨调兵，并秉承皇帝意旨，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后，统兵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原来卫所。在军队编制方面，自京都至府县，都设立卫所。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指挥使司又分别归统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

京都的卫军分两种，一是五军都督府分统的四十八卫军。明成祖时，定名“五军”，增到七十二卫，并添设三千营和神机营，与五军合称“京军三大营”。三大营是全国卫军的精锐。据估计，洪武后期全国兵额约180万以上，永乐时增至280万左右。

明太祖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朝廷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8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1375年，明太祖诏令天下立社学，府、州、县每50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8岁至15岁的民间儿童入学。儿童入学后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必须兼读《御制大诰》、明朝律令，另外还要讲习社会之礼。

洪武年间文化教育虽不若唐宋之风，但对于元末之文化衰退而言，明太祖之功也不可小觑。

明洪武时期，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天灾频发，民生多艰。但也正因为如此，明太祖宵旰图治，以安生民，终于形成一个治世局面。

明成祖永乐盛世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第三位皇帝。他统治期间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明史》描绘朱棣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改革吏治，使得天下大治，并且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以至称赞该时期“远迈汉唐”。

明成祖不仅完善文官制度，还扩张领土面积，使国家更加强大。他统治时期称为“永乐盛世”，明成祖也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时事征伐，受封为燕王。

1402年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改元永乐。后来迁都北京后，北京从此成为我国的政治中心。

从登基时起，明成祖就致力于各方面的改革。他极力肃整内政，巩固边防。在文化事业上，加强儒家文化思想的统治，大力扩充国家藏书。

1403年7月，明成祖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的类书，至1408年11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最大的百科全书，收录上至先秦下达明初的古代重要典籍达七八千种之多，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18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还要早300多年。

《永乐大典》藏于“文渊阁”中，对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有重要贡献，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明成祖为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1405年，明成祖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宏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人，乘“宝船”62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至占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

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20多年间，先后7次出海远航，经过30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成为明初盛事。

这就是伟大的郑和下西洋。明成祖还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称臣纳贡。明朝与西域诸国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使得全国的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永乐时期派使臣来朝者达到了30余国，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其中浡泥王和苏禄东王亲自率使臣来中国，不幸病故，分别葬于南京和德州。

1406年，明成祖出兵占领安南，即今越南。1407年，在河内设立了交趾布政司，也就是行省，下设15府、6州、200余县。后因当地人民反抗激烈，明朝廷于明宣1427年放弃，安南恢复黎氏王朝。

1409年，明朝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130多个卫所。

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明军多次北伐，边境形势一度改观。

1410年，明成祖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御驾亲征率领明军北伐漠北。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骑，迫使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帝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明朝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1414年，永乐帝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永乐帝班师回朝。

1421年，永乐帝举行了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蒙古势力遭到永乐帝的连续打击后，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变前都无法对明朝构成威胁，但即使是土木之变，明朝也动员兵马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最终胜利。

明中叶以后，随着蒙古的再次崛起，边境再次南移。并修建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明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明成祖即位之初，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材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明成祖所完善在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至21世纪。

明成祖首先重建了在动乱的内战中陷于混乱的帝国的官僚体制。一方面他保留了洪武帝的基本行政结构，一方面他的改组又注入了革新的内容，以矫正从前时代安排上的失误和适应变化中的需要。

第一步是先组建新的内阁，使之作为皇帝和官员之间的联系桥梁而在内廷发挥作用；这样就弥补了取消外廷的中书省之后所引起的结构上的缺点。内阁马上变成了官僚政制的主宰，并且作为文官朝廷中的主要执行机构来进行工作。

第二步是重新组织了监视网，以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同时用它来监察弊政。为了获取情报，他不仅依靠文官政制中的监察和司法官员，他也依赖自己的宦官和锦衣卫。宦官们作为皇帝的私人仆役又直接听命于皇帝，对皇帝公开表示绝对的忠诚，并且准备随时执行交给他们的任何任务。

1420年，在北京设了特殊的调查机构东厂，这个机构交给宦官掌管，从来不受正规司法当局的辖制。它是一个治安保卫机关的牢狱，直至明朝的灭亡。

为了加强帝位的安全程度，又重建锦衣卫来协助宦官搞调查工作。他征调了信得过的许多军官做它的指挥使，授予这些指挥使以各种秘密调查之权，还授权让他们拘捕和处罚一切被怀疑向他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人。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

1412年，明成祖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之后，又宣布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朝告夕应，无有壅塞。

在民族交流方面，明成祖隆重接待西藏又具有巨大实力的宗教人物得银协巴，并由此与西藏的其他各方面的宗教领袖建立关系。1413年，萨迦派的教长应邀来北京。他也受到隆重接待，并于1414年由宦官护送回藏。

此后萨迦派的住持继续派使团来我国，直至15世纪30年代。当时最伟大的宗教人物宗喀巴曾经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

明成祖还想方设法要把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明朝廷设立了一系列的驿站，以便与住在偏远的北方的女真人联系。为女真人设立了边境集市，少数集团获准在辽东的我国边境境内或邻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定居。定居者到得了礼物和粮食，有些部落领袖还接受了低官阶的武职和官衔。他们则报之以向明朝廷进贡土产品。

明朝的领土初年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乌地河流域，后改为辽河流域；北达戈壁沙漠一带，后改为今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改为嘉峪关；并曾在今满洲、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成祖时期甚至短暂征服并统治安南。

1415年，明朝领土面积达到约735万平方千米。

明成祖比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更具影响。他留给了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一个对远方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份庞大的历史遗产，只有在一个被帝国理想所推动的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

明朝仁宣之治

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多有建树，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仁宗时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

经过仁宣之治，政治清明、法纪严明，经济繁荣、仓廪充实，百姓安居、民心顺畅，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

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在明成祖朱棣去世后先后继位。在历史上，明仁宗和明宣宗常常被比作周朝的周成王和周康王，汉朝的汉文帝和汉景帝。

继“成康之治”和“文景之治”之后，“仁宣之治”是又一个守成君王的好典型，他们能继承创业君王的遗志，较好地治理国家。

朱高炽是明成祖的长子，1395年就被册立为燕世子，成为燕王朱棣的法定继承人。他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广，喜好读书。朱高炽即位后，改年号洪熙，这就是明仁宗。随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明仁宗赦免了建文帝旧臣和永乐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孺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平反，并且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明仁宗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辅政。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

他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

明仁宗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

明仁宗对科举制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

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明仁宗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明仁宗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明仁宗所做的一切，使得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朱瞻基于1411年被祖父明成祖朱棣立为皇太孙，数度随成祖征讨蒙古。1425年6月27日正式登基，开始了宣德朝。朱瞻基就是明宣宗。

明宣宗登基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外藩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前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明宣宗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

他的皇叔朱高煦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明宣宗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最后生擒朱高煦，彻底平定了叛乱。

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明宣宗马上传诏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

安南问题也是宣德朝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明永乐时期，由于安南国内部的争斗，使得安南国原来的统治者绝嗣，安南一片混乱，明成祖派大将张辅率兵平叛，并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人管理。

但是由于一些贪官污吏的压榨，加之历史渊源，安南几乎没有断过兵燹，这使得明初的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至明宣宗即位时，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朝廷军队不断在安南遭遇败绩。

在这种情况下，明宣宗决定议和，放弃对安南的占领。从长远来看，此举不但减轻了人民负担，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而且利于安南与各个民族的交往。

随着政局的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朝廷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海外贸易往来活跃。

在对内治国之道上，明宣宗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明宣宗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

1430年3月，明宣宗路经农田时，看见路旁有耕作的农民，于是他下马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兴致盎然，取来农民耕田的农具，亲自犁地。没推几下，他停下来，回头对大臣说：“我只是推了3下就有不胜劳累的感觉，何况农民终年劳作。”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

1430年6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明宣宗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

明宣宗十分关注旱涝和蝗虫灾害。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两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

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他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历史学家一般都盛赞明宣宗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的福利。

在宣德朝，图书文化事业发展迅速。1433年，明宣宗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0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又建造“通集库”、“皇史晟”以藏古籍、档案。内阁藏书约20000余部，近百万卷。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

由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的作风较为开明，才有了在明代历史上一段为史家所共同称道的仁宣之治。

明仁宗和明宣宗的共同之处，就是两位皇帝均自称是守成之君。守成即守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守旧；名曰守旧，但却实行了与旧时完全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策策略，个中滋味颇耐人寻味。

以武力夺取天下，以暴力征服天下，毕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高压政治稳定了政权，高压出太平，但这样的太平并非太平盛世，太平的歌舞升平之后隐藏着尖锐、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当人们厌倦、忧虑严猛政治游戏时，宽仁治国、发展经济便成为人们反复经历高压政治后的殷切期望，成为社会发展必然的历史趋势。仁、宣二帝适应历史和社会的需求，虽出于思想稳定和政治宣传的需要，但却实行新政，才有了治平之象。

史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曾颇具深意地说“民气渐舒”，即民心顺畅了，民气舒展了，把“民气渐舒”作为治平之象的主要特征，对后世和后人的警示意义就显而易见了。

清朝康雍乾盛世

康雍乾盛世又称“康乾盛世”，是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统治时期出现的盛世局面，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盛世。

康雍乾盛世起于1681年，止于1796年，时间110多年。在此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

康雍乾盛世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都反映出不同以往的风格和特点。

清朝完善和确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清朝的内阁，但由于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

清朝雍正时设有军机处，为朝廷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虽然有一定权力，但是在皇帝大权独揽又勤政的情况下，也常常是“跪受笔录”。

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

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单和我国历代相比，可以说较为完善，所以清朝廷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中央有决策，地方马上就可以执行，而且没有出现过地方督抚大叛乱的情况。

在晚清时期，虽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但是国家没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对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722年，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1顷约为6.67公顷）；到1725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

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千克。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

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由于地理大发现，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

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我国人口重新突破一亿，1740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至1762年，已经超过2亿人，1790年突破3亿大关。

康雍乾时期的手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至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

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3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江宁的丝织业素负盛名，有着“秣陵之民善织”的美誉。

乾隆年间，江宁府有官营织机六百多张，在织造局内从事丝织业生产的熟练技术工人近两干名。当时，清朝政府为了更好地发展丝织业，便在南京设立江宁织造署，派织造官管理丝织业。

江宁除官织之外，更多的是民间丝织业。南京城南聚宝门及江宁县的秣陵关、陶吴镇，横溪桥，东郊的孝陵卫等地，都是丝织业工人集中的地方。

据记载，“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当时的江宁拥有织机三万多台，男女工人五万多，依靠丝织业为生的居民约二十万人。丝织业的花色品种比明代增多，以云锦和元缎最有名。仅元缎一项的年产值就达白银一千二百万两以上。

道光时，贵州的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却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遵义丝绸系以柞蚕丝为原料织作而成，有被面、缎背绉、美丽绸及和服绸等品种，以丝绸被面为传统产品。

遵义丝织品的特点是：绸身紧密，手感光滑柔软，温润如玉，轻飘而绚丽，具有桑蚕丝所特有的天然光泽。

遵义地区13个县为柞蚕的主要产地，亦为贵州丝绸业发源地。至道光年间，这里已经成为丝织业发达之区和省内丝绸贸易中心。

清代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苏州“益美字号”的苏布、无锡的棉布等，信誉极广，名达四方。

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在清代，棉布种类较多，有蜀布、都布、班布、云布、冷布、飞花布、丁娘子布、鸡鸣布、女布等。

布一般以棉、麻为原料，经过纺纱而织成布之后，又经过浆染、印花，成为各种类型的布。如蓝印花布，以油纸刻成花板，然后蒙在白布上，用石灰、豆粉和水调成防染粉浆刮印，待其干后，用蓝靛染色，再干后，刮去粉浆，即成花布。

清代民间的蓝印花布较为普遍，有蓝地白花、白地蓝花，内容有花卉、人物、故事等。

清朝时期陶瓷文化，清朝中国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至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工匠人数就不下10余万。由于瓷器需求量的激增，使康、雍、乾三代的景德镇瓷业进入了制瓷历史高峰。

康熙时期的青花、三彩、郎窑红、豇豆红、珐琅彩等装饰品种，风格别开生面。

雍正时期的粉彩、斗彩、青花和高低温颜色釉等，粉润柔和，朴素清逸。

乾隆时期的制瓷工艺，精妙绝伦、鬼斧匠工，前无古人。青花玲珑瓷、象生瓷雕、仿古铜、竹木、漆器等特种工艺瓷，惟妙惟肖，巧夺天工。

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尤其西风渐进，陶瓷外销，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受到外来影响，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采多姿。

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40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我国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年产蔗糖60余万篓，一篓近100千克，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越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

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300多处。

其中有官督商办大厂，也有私营小厂。1740年至1811年间，云南铜矿的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千克。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千克。

广东的铁冶规模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的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全国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

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

特别是江南的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我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了明末时期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也高。

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摹写山水为主。

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祯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画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此外，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

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也多，则是一大罪过。

清帝国版图在乾隆于1759年平定新疆后达到空前扩张，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即越南、南掌，即老挝、暹罗，即泰国、缅甸，廓尔喀，即尼泊尔、哲孟雄，即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即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杆、兰芳共和国等。

康乾时期我国还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条约，划清了中俄两国的疆界，阻止沙皇俄国南侵的势头。

康乾时期国际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

康熙皇帝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接触西方科技的人之一，但他还把许多西方的科技项目当成了自己的玩具。当他玩着这些玩具正高兴的时候，西方已经大步地走向了工业化社会，他的帝国还陷在“你耕田来，我织布”田园牧歌里出不来。

康熙并不是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的。比如，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见张诚，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也许可以说在我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唯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九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

所以虽然康熙早了解了西方的科技，虽然他甚至亲自接触了西方的科技，但直至康熙一朝结束，在他领导下的大清帝国没有一点要向西方学习科技的意思。

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使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我国随之陷于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康雍乾三朝盛世时期的我国虽然在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落后于西方，但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太平盛世，繁华高峰。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每一个盛世都是完美的。

“康乾盛世”所存在的问题，其实也正是后来者锐意变革的潜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