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之朝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个朝代分别代表了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形成、发展和结束，因此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朝代，不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民心始终是第一位的。

夏朝姒少康之所以能复国中兴；商朝的武丁之所以能够开创商朝盛世；西周的成王和康王之所以能使西周强盛，都是因为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是说，朝代兴亡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少康复国中兴

姒少康是我国夏朝第六代君主，是相的儿子，杼的父亲。姒少康的父亲夏后氏首领姒相被敌对的寒促派人杀死后，他凭借个人的魅力，广施德政，得到夏后氏遗民的拥护，积累了一定的实力。

同时，他在同姓部落斟灌氏与斟鄩氏的帮助下，与夏后氏遗臣伯靡等人合力，以弱胜强，最终战胜寒促，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这个时期被史家称为“少康中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以“中兴”两字命名的时代，对后代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姒少康的父亲相在太康失国后被族人立为夏王，但相因为国家已经被后羿和寒浞占据，就逃往帝丘的同姓诸侯斟寻氏和斟灌氏处避难。寒浞为防止夏的势力复兴，就派人杀死了相。

在寒浞清剿夏的势力时，相的妻子后缗氏此时已经怀孕。她为了躲避寒浞的追杀，就逃到娘家有仍氏所在地，生下了遗腹子姒少康。后缗氏把眼泪咽到肚里，把仇恨埋到心底，她决心将姒少康抚养成人。

姒少康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极度悲愤，立志复仇兴国。外祖父见姒少康人小志大，满心欢喜，命他在有仍氏族中担任牧官。

他恪守本职，做好牧官工作。同时，他利用空闲时间向有智谋的人学习治国方略，向有军事才能的人学习排兵布阵、攻战野战，并积极纠集武人谋士，密切注视杀父仇人的举动。

不料，一年夏天，寒浞长子浇打听到了姒少康的下落，便派手下大将椒率兵搜捕姒少康。所幸姒少康事先得到了消息，提前逃离有仍氏住地，躲过了椒的搜捕。

姒少康逃至舜的后代有虞氏部落，被有虞氏任用为庖正，负责管理厨房膳食。有虞氏首领虞思见姒少康年轻有为，很具才干，十分欣赏，便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与姒少康为妻，又将一处叫做纶的地区划给他做封地。

自此，姒少康拥有了一片肥沃的土地和不少士兵，这些成为他复仇兴国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

姒少康以自己的封地为据点，收抚斟灌氏和斟寻氏被伐灭时逃散的族人，组建、发展武装办量，招揽昔日夏朝官吏旧部，广泛宣扬夏祖先的功德，揭露寒浞、浇等人篡权杀君暴虐天下百姓的罪行，积极争取邦国部落以及平民百姓的支持。

在有仍氏、有虞氏的帮助下，姒少康的势力更为壮大，开始寻机起兵复仇。

姒少康首先暗中派遣谍报人员女艾进入寒浞统治地区，刺探实情。寒浞此时已经死了，其长子浇继承寒浞的位置，把持国政，驻扎在夏朝故都安邑。此人身大力蛮，暴虐百姓，人民无不痛恨。

姒少康率领各邦国及部落的人马，浩浩荡荡杀奔夏朝故都安邑。此时，浇正在王宫中享受寻欢作乐，忽然听到姒少康大军兵临城下，非常震惊，依仗其蛮力负隅顽抗。但最终无力抵抗姒少康大军的进击，被姒少康消灭。

姒少康进入安邑后，在众人的拥护声中，重新登上王位，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姒少康重建夏王朝统治后，在夏朝的另一旧都阳翟重建都城，出现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史家称之为“姒少康复国中兴”，姒少康也被誉为一代中兴之主。

从“太康失国”到“姒少康中兴”，前后共约近百年。在这个过程中，斗争成败的重要原因，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太康失国，是因为他生活奢侈，导致国政荒疏；而姒少康能中兴，则在于他立足纶邑以后，在政治上重视人的因素，军事上重视谋略。

这是姒少康能以弱胜强，重建政权的主要原因。

武丁振兴商朝

武丁是我国商朝第二十三位国王，著名的军事统帅。他也是商朝一位有政治才能的君王大帝，雄才大略，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武丁在位期间，在丞相傅说、将军妇好等人的共同辅佐下，对内大治，对外征伐。通过几十年的文治武功，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百姓生活安定，四方诸侯宾服，开创了商朝繁盛的局面。同时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扩张，使商朝成为泱泱大国。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年少之时，父王小乙为了其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国王，就把他派到外地观省民风，增长见识，锻炼才能。于是，武丁来到黄河两岸，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接触大量的平民和奴隶。有时，武丁还和这些人一起做杂役，参加农业劳动。这些生活体验，使他了解到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不易。

武丁在体验生活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傅说的杂役，二人极为投缘。武丁常常在他面前谈起对现实的不满及世道的黑暗，傅说往往就此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武丁发现傅说谈吐不凡，是一个经世济民的奇才。

武丁即位时，根基还不算稳固，但他不甘心让国家就此衰败下去，也不情愿让有识之士傅说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使了一计，假托在太华山接受天帝教诲，给他指点治国之道。

他对群臣说：“天帝告诉我，有一个圣人叫傅说，天帝为了磨炼他的意志，把他贬为奴隶，此人能助我兴国。你们速去把他请回。”然后，命人按照他描述的样子画了傅说的画像，又讲述了他所在的地方，限期寻找傅说。

由于武丁善于选拔人才，善于任用人才，所以，在他的身边，就聚集了傅说、祖己等众多名臣。在这些人的共同辅佐下，武丁推行仁德政治，开始施展自己的才能。

武丁重新任命各级官员，将三年来尽忠职守的大臣提拔重用，将擅离职守的大臣贬职放逐，然后公布新的法制。消息传出，举国欢庆。

武丁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王。因此，很多聪明的大臣往往借自然的异变来劝谏君王，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之时，一只野鸡飞到了鼎身上啼叫。在王都的郊外，有一片茂盛的森林，是飞鸟经常栖息的地方。所以，一只野雉飞到太庙中来鸣叫，这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武丁却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害怕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祖己趁机劝谏武丁：“请大王不要担惊，不要害怕。现在，只要你修好政事，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一切不祥之兆自会烟消云散。”当时，武丁用来祭祀的祭品太过于丰盛，而祖己却担心他流于奢侈，便劝谏如此一番话。

武丁时期，对周围侵扰商朝的各诸侯国、方国，包括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展开了一系列的征讨。此举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等。

针对这种情况，傅说希望尽量减少杀伐，对已经征服的部族做好管理，并禁止屠杀奴隶。还提出了许多治国兴邦的建议。武丁一一应允。

武丁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就把功臣和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外地，被分封者称为侯或伯，开了周代分封制的先河。其中周人的祖先就是在武丁时代被征服并接受了商的封号。

武丁施展治国才干，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农牧业产量大力提高。与此同时，他还严明法律，使一切都井然有序。商王朝人口得到增加，国力逐渐增强。

在武丁的治理下，商王朝自此兴盛起来。至武丁未年，商朝已成为西起甘肃，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实际上奠定了秦始皇之前华夏族大体上的疆域。

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在武丁之前，商朝的王位继承以兄死弟继为主，从武丁开始，由他的儿子祖庚继位。此后逐渐确立了父死子继的制度。

武丁开拓了广大的疆域，而商代的科技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丁时代的不世之功。这些成就有的可能不是武丁时代的成果，但武丁创造了商朝的盛世，这对于当时科技文化的发展，显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在商朝时，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366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3万的数字，确立了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商代掌握了许多光学方面知识并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武丁的雄才大略和政治理想不仅体现在对外征伐、文明输出，而且还体现在殷商国内各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造就了一个积极进取，不断开拓的时代。

成康强盛西周

我国西周时期，周成王和其子周康王继承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功业，励精图治，务从节俭，克制私欲，令周公制礼作乐，创立和推行王朝各种典章制度，大规模进行自周武王时开始的分封制，加强对周王朝的统治。在周成王、周康王相继在位的40余年间，天下安宁，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刑具40余年不曾动用，是西周最为强盛的阶段。被史家称为“成康之治”。

周武王灭商居功至伟，他去世后，太子姬诵继立，是为周成王。周成王年幼，就由曾经辅佐周武王的周公旦代行国政。

周公旦是一个大政治家，依据西周原有的制度，参酌殷礼，有所损益，便制定出一套巩固封建统治的制度来，这就是后世儒家所极力称颂和推崇的“周公旦之礼”或“周典”。

周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怀疑周公旦将篡夺王位，诋毁周公旦，并和以武庚为首的殷遗民联络，一时朝野流言四起。武庚本人也认为有机可乘，便积极图谋复国。

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并纠集了徐、奄、薄姑和熊、盈等方国部落起兵反周。

周公旦处在内外交困的地位，非常困难。他向周成王解释清楚后，毅然率领军队，进行东征。经过3年的艰苦作战，周公旦杀武庚，黜管蔡，攻灭奄、徐等17国，俘商贵族及遗民为俘虏。

为了消弭殷商的残余势力，也为了巩固西周的统治，周公旦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城，即东都洛邑。洛邑建成之后，把曾经反对周朝的殷遗民迁徙到这个地方，严加控制。同时，周公旦建议周成王实行分封制。

周成王听从周公旦的建议，把奄国封给周公的大儿子伯禽，让他做鲁侯，故都在今山东省曲阜；又封他的外祖父太公吕尚做齐侯，故都在今山东省临淄。这样一来，齐、鲁两大国代替了奄和蒲姑，商朝不能再反叛了。

周召公的儿子封在燕，故都在今河北省易县，后迁都今北京。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封在唐，故都在今山西省太原县，后称晋国。当年周武王攻灭商朝时，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曾抬着棺材到周武王的军队前投降。

武庚死后，周成王把商朝旧都商丘封给微子启，爵位为“公”，国号为宋。宋国附近，实际上还有陈、杞和焦3个国家，这样分封是为了监视宋国。

周成王实行“封土建国”政策，按疆土距京城的远近，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赐予分封者。一方面，受封者在所封的土地上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实行全面的统治；另一方面，受封者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随王祭祀等义务。

通过分封，周天子从长远处着眼，利用一级一级的分封制，形成一个统治网；同时，建立了自己的据点，用以抵御北方的少数民族，保护卫国和周国。而这些受封者又都是周朝最重要的贵族，足见周朝初年的大分封，确实有政治远见。

周公旦见西周政权得以巩固，便功成身退，还政于周成王，周朝进入巩固时期。到周成王姬诵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

周成王病故后，他的儿子姬钊继位，是为周康王。周康王在老臣召公、毕公陪同下，率领诸侯来到祖庙。两位把周文王、周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周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周康王一一记下，决心不负众望，把国家治理好。

周康王继续推行周成王在位期间所实行的国策，再接再厉，使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国库丰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到处呈现一派升平盛世的景象。生活好了，犯罪案件也少了，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所有这些，跟周康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周康王在位时，西北方的犬戎兵经常对边境进行侵扰，给周朝带来极大的损失和威胁。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周康王果断做出了发动征伐鬼方战争的决定。

这次决定是经过一番谨慎的考量和充分的准备的。一方面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军队经过治理整顿，战斗力大大提高，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已经是胜券在握了。于是，周康王命得力将领率领大军进攻犬戎。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作战，战斗力已经大大增强的周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歼灭敌人4800多人，俘获1.3万多人，并缴获大量车马和牛羊等战利品，使边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安定。

从周朝开始，进行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的不断融合，在这期间，逐步形成了华夏族，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在当时，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如夷族、蛮族、越族、戎狄族、肃慎族、东胡族等，也都加入到融合的行列中。

周成王及其子周康王成王在周公旦的辅佐下，将文王、武王时的一些好传统继承下来，西周的奴隶制进一步巩固，王权进一步加强。同时，文化昌盛，社会安定，据说刑具40年间不曾用过。

治世盛景秦汉至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秦汉帝国与隋唐帝国的终始，间隔1100余年。期间延续较长的王朝，都会在其早期出现一次“治世”。作为封建盛世的典范，它们表现出了一致的特征：百姓富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文治兴盛，文化繁荣。

这些现象以惊人相似的面貌在不同时期显现，如果从“一般”的角度予以审视与考察，不难从中发现某种“必然”的东西。事实上，荣辱皆因统治者之手而生！

西汉文景治世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经济萧条，其统治者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汉文帝和汉景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

一次，汉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汉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判处此人罚4两金。汉文帝要求处死。

张释之向汉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订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汉文帝最后表示廷尉做得对。

汉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对受审者肉体上的处罚，改革刑制。这一刑制的改革，在我国法制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我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

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笞、杖、徙、流、死这一“五刑”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也就是凭证，方可放行。

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取消出入关的“传”，从而有利用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汉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三十分之一的税，13年免去全部田租。

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另外，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3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公元前158年，汉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合理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公元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汉文帝建议入粟拜爵，并在他的著作《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这一套思想非常符合汉文帝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

汉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而晁错的《论贵粟疏》也被后世广为传诵。

由于汉文帝采取了上述的方针和措施，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的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至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人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裕多了。我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治世。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汉文帝的长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

汉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汉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汉景帝执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他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汉景帝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汉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

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3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汉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汉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汉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汉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汉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汉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

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汉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

据说，汉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于是病中为太子主持加冠，临终前，对刘彻说：“一个人不但要知人、知己，还要知机、知止。”

汉景帝似乎已经感觉到儿子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多嘱咐也无益。汉景帝太累了，去世时仅仅48岁。

汉文帝和汉景帝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和经济的进步，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汉武帝开创盛世

汉武帝是汉朝第七位皇帝，身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时代所产生的政治思想与规划，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对内广揽人才，发展经济；对外征伐四夷、开通西域，使汉王朝走向鼎盛，并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哲学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皆留下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后世称之为“汉武盛世”。

公元前140年，年仅16岁的刘彻即位，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六年。他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

汉武帝即位之初，在继续推行汉景帝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王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诸侯国，即“推恩令”。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

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他还一次性削去了当时一半的侯国，从而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这种做法，成为此后两个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改革兵制。后又派卫青和霍去病出击匈奴，使北部边郡得以安定，他还以武力平定四方，大幅开拓领土。

如三越、西南夷、朝鲜半岛北部和西羌等地，成为西汉领土的一部分，而倭奴国、朝鲜半岛南部和东南亚等地，也开始与西汉有文化上的交流与商业上的往来。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张骞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

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的交流。

在思想方面，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了我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大力推行儒学，在长安设太学。

儒家学说成为我国封建统治正统思想，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对后世我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也有弊端，就是不利于思想多元化的发展。

在经济方面，汉武帝致力于重农轻商，整顿财政，征收商人资产税，大力打击奸商；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

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还有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当时的货币进行统一。

汉武帝还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力，改由中央朝廷铸造，另外发行新的货币，名“五铢钱”，使仿铸者无利可图。之后汉武帝立五铢钱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垄断造币的原料和技术，从而一扫私人铸币之风。

西汉文化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重大突破。汉武帝能够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发挥的宽阔舞台，诱使他们充分表现自己的文化才干。

汉武帝以独异的文化眼光，使很多人才不致埋没。比如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李延年、张骞、苏武、卫青、霍去病等，都在历史上留有盛名。

正是由于汉武帝身边聚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因此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盛况。

汉武帝曾经认真反思过去自己施政的所作所为，他利用远征军失利的时机发表了著名的轮台之诏，不再奉行穷兵黩武的政策，使西汉国势得以避免恶化。

汉武帝创造了六个“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第一个大力拓展我国疆土；第一个开通西域；第一个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第一个用罪己诏形式进行自我批评。

正是由于这些功绩，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盛世。

汉武帝在位54年期间，励精图治，对内广揽人才，创设制度，发展经济；对外征伐四夷、开通西域，从而使汉王朝走向鼎盛。汉武帝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

汉光武中兴东汉

汉光武刘秀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在他统治时期，扫灭新莽，绍续汉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同时整顿吏治，提倡节俭；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等措施，在他当政的中、后期乃至明帝时期，出现了一个马放南山，户门不闭，四夷宾服，家给人足，政教清明的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

刘秀统治时期，被史家称为“光武中兴”，也是近代“治世”的代名词。

西汉末年，王莽以禅位这种移转政权的方式，废西汉年幼的皇太子刘婴，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但这个短命王朝很快被绿林、赤眉起义推翻。

正当两支起义大军各立天子、相互混战之际，刘秀乘机壮大自己的势力，并最终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重建了汉室天下。这就是“东汉”政权。使用的年号分别是建武和建武中元。

东汉封建政权建立后，汉光武帝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缓和阶级矛盾及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使东汉初年达到大治。

汉光武帝首先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

此外，他下诏令司隶州牧各部省减吏员，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上的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

汉光武帝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特别是对儒家制造的谶纬之学更是崇拜备至。

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汉光武帝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就对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培养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汉光武帝注意民生，与民休息。他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

这使得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

汉光武帝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且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汉光武帝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汉光武帝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并把公田借给农民耕种，提倡垦荒，发展屯田，安置流民，赈济贫民。

这样一来，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农民安居乐业，生产得到了大大恢复。

东汉三十九年，下诏实施度田，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州郡官吏多为豪强地主，不愿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

特别是对河南、南阳地区那些“近臣”和“帝亲”的豪强地主，度田官更是不敢对他们度田。一般的豪强地主，也凭借财势与度田官相互勾结，大量隐瞒土地。

度田官则借度田之名蹂躏百姓，不仅丈量农民的小块耕地，而且连住宅村落都丈量在内，把地主的租税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引起农民的反抗。

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

汉光武帝一改以前对少数民族进行征服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确定了自己的一套民族政策，从而为东汉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比如实行“逸政”安边，不妄开战端；着眼于合作发展，实施扶持政策；试行“以边制边”，采取“自治”政策等。从主流上看，刘秀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

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汉光武帝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东汉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大大发展。铁制农具的改进，牛耕的普及，水利工程的广泛修建，使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冶铁技术的改进，使铁的产量大为增加；精美的铜器、漆器、丝织品反映出高超的手工业工艺；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汉光武帝经历过战乱的岁月，深知百姓疾苦，也懂得王莽的覆灭是因为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在治国之道上避免战争，安养民众。

这样，他所统治的10多年间，全国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经济恢复，人口增加。尽管如此，光武帝仍时常告诫皇太子和文武大臣，少说空话，多办实事，保持和平。

唐太宗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在位期间，他任人贤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对外开疆拓土，设立安西四镇，使百姓休养生息，各民族融洽相处，国泰民安。

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贞观之治”载誉千秋。

唐太宗李世民早年随父亲李渊进军长安并建立唐朝，他率部征战天下，为大唐统一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秦王和天策上将。

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玄武门附近发动政变，夺位登基，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隋末之混乱，使27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唐太宗认识到“民依于国，国依于民”

的道理。他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咐臣下不要担心皇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唐太宗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群臣多为贤能之辈，勇于上谏。贤臣中尤以房玄龄、杜如晦最著，时人称“房谋杜断”，其他如李靖、魏征、尉迟恭等，人才辈出，均名重一时。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是，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在当时，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

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做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

他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

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因此自勤自励，提高了朝廷效率。

唐太宗注重法治建设，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可以说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

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唐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在唐太宗统治下的我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尤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订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贞观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由于唐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当时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

据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即“刑措”，也就是不用刑罚。唐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征发不夺民时，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唐太宗还招抚隋末流民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

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唐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而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度过荒年。

唐太宗不歧视商业，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我国。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学馆，有18位学士，即位后更在京设弘文馆，征集图书2万余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国子监，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并接受新罗、吐蕃、日本等的君长皆派子弟来华求学，由是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复兴卓然有成。

唐太宗对外武功成就显赫，曾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由此，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西北各族共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唐太宗贞观年间，松赞干布在吐蕃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松赞干布非常羡慕唐朝的文化，要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634年，他第一次派遣使臣前往长安访问。唐太宗很快就派使臣回访。从此，汉藏两族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后来，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献身于汉藏两大民族友好团结伟大事业的杰出女性。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大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

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20万人以上。

唐帝国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我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7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

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外国人入境和我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我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文明富强的土地，更不会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

唐太宗在位23年，励精图治，对内则整顿国家制度，尊重黎民百姓，安定民生，对外则击败北方强权东突厥，扩大了唐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及文化的影响。

唐玄宗开元盛世

唐玄宗李隆基在统治前期，其改革措施使政局为之一新。他励精图治，任用贤能，提倡文教，使经济迅速发展，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呈现的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在唐玄宗统治的后期，朝政混乱，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盛唐由此转向了衰落。但是，“开元盛世”一直为国人津津乐道。

李隆基即位以前政局极不稳定，政变接连发生。

712年，李隆基受唐睿宗李旦禅位，改元为先天，后改开元，再改天宝，这就是唐玄宗，也叫唐明皇。713年，唐玄宗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了政敌太平公主一伙，结束了混乱局面。唐玄宗是励精图治的皇帝，很想有所作为。他从即位开始，为了稳定政局，就采取了许多改良措施。

唐玄宗注意选用贤臣，先起用姚崇和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也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唐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订官吏的迁调制度。在京官中选拔有才识的人派到外地做都督刺史；选外地都督、刺史中有本事的调到朝廷来任职，使他们出入的人数相差不大。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后来把这种调动作为一种制度固定来。

716年，唐玄宗在殿堂亲自复试吏部新选派的县令，把其中不合格的40多人斥退回家。如他重用姚崇和宋璟为宰相，这两个人十分干练，把国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人们把他俩跟太宗时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相比，说“前有房杜，后有姚宋”。

唐玄宗将全国分为十五道，于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为了选拔人才，唐玄宗后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玄宗便致力于生产发展，经济繁荣。

唐玄宗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兴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多者灌田30万亩，少则灌田也不下10万亩（1亩约为0.67公顷）。开元时期，全国共兴建了50多项较大的水利工程。

除了兴修水利，开元年间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很繁荣。在手工业方面，丝织业的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陶瓷业的景德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都是工艺品中的珍品。

在商业方面，著名的大都市有长安、洛阳、扬州、成都。

还有长安城内的坊和市，坊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以至于长安成为各民族交往的中心，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唐玄宗还注重提高军队的素质，开元时，逐步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军队在边境上大兴屯田，这样既加强了边防，又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同时提高了战斗力。

唐玄宗在东北设忽汗州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和重建营州都督府。在西北重建安西、北庭都护府，并收复了武则天时失去的西城重镇碎叶，加强了西北和东北的边防。

唐玄宗对此蕃、突厥、南诏等族，一贯采取和亲与笼络的政策，从而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民族的国家。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他仰慕中原文明，几次向唐求婚。唐太宗时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吐蕃后，带去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增进了汉藏之间友好关系。

7世纪末，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统一了周围各部，建立政权。

8世纪初，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到吐蕃赞普尺带珠丹。至此，吐蕃和唐朝已经成为“和同为一家”了。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

8世纪中期，唐玄宗封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后来，回纥改名为“回鹘”。

8世纪前期，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渤海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粟末靺鞨有“海东盛国”之称。唐朝管理东北边疆的机构是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

南诏居民是今天彝族和白族的祖先。南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唐玄宗封他为云南王。

唐玄宗非常重视学术文化发展。他下令在长安、洛阳创建集书院，组织全国著名学者著书立说，还聘请学者来京，如张遂任天文学顾问，李白也应召入宫，对当时文化界有很大影响。

代表诗人这一时期的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内容。唐玄宗为了撰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了顶峰。

唐朝的诗歌创作是我国的黄金时期，流传至今的有2000多位诗人的近5万多首诗歌。

开元年间，社会富足安定，唐朝进入了其最鼎盛的时期。一个小的县城也有万把户人家。稻米十分油润，非常洁白，公家或私人的仓库里都装满了粮食。全国各地都很太平，出远门再也不必挑选好日子。

齐鲁生产的丝织品一车又一车在各地畅销，男子耕种，妇女采桑养蚕，大家安居乐业。历史上把这种全盛的景象称为“开元盛世”。

开元年间的繁荣景象，自然是唐朝百余年来社会发展所积累的成果，并不是唐玄宗君臣一时所能创造出来的奇迹，但这与唐玄宗君臣的孜孜求治，政治比较清明，也是分不开的。但在唐玄宗统治后期，朝政混乱，导致“安史之乱”。这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