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朱湘

萧伯纳替白里欧（Brieux）的三种戏剧的英译本作了一篇长序，——他的各篇长序是出了名的，——这篇序里畅谈“文学与性”这问题，并痛斥社会对于性文学的现有的态度。中国的情形稍为不同一些，但是《性史》第一集的被禁，使得一般关怀于新文化的前途的人发生了忧虑，未来的中国或者要蹈入现代的西方的旧辙。

在西方，几百年以前，禁书是由罗马教堂来处理的；在那个《禁书目录》Index之内，诲淫的书籍与叛教的书籍并列。现在，这种处理，在新教的国内，落入了政府的手中，例如英国的书籍检查员（The Censor）；这是与中国一向以来的办法相同的。只就文学而言，让这种微妙的权衡落入少数的，多半不懂文学的人的手中，那是不言可喻的会有一种什么收场了。

我深信，没有一种书籍是该禁的，只有不宜于某种年龄的书籍。有了一种社会的需要，便有一种的供应；书籍也不外于此公例。诚然有许多书，非科学的亦非文学的，是为了刺激性欲而写成，印行了出来，供应着一种社会需求。应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质的文人联盟的必要；可以不由政府，而由这个联盟来鉴别，标明一切文学形式的性书籍中的两类，在那非文学的一类之上课以重税，由联盟去用了严密的方法征收。冒牌的文学，尤其是以实利为目的的，文学应当自己有力量去打倒，至少，去敛抑。这个联盟，如其有一天能以合格的成立起来，还应当从事于一种工作，不让那些不宜于某种年龄的书籍放进某种年龄者的手中。

在中国，禁书之内有一种是成了一件价值极高的废物，——像中国这片领域一样，——《金瓶梅》。这可以说是中国自有长篇小说以来的最优越的一部。有人说过，《红楼梦》是蜕化自《金瓶梅》之中；这个，从前我视为荒谬之论的，如今我悟会出来了，确是最简明的实情。（贾宝玉蜕化自西门庆；薛宝钗自吴月娘与李月姐；林黛玉，变形的，自潘金莲与李瓶儿；王凤姐自潘金莲；袭人自春梅；尤二姐自李瓶儿与孟小楼（并秋菊）——在重要的人物上。黛玉葬花，蜕化自瓶儿丧子；晴雯撕扇，自陈敬济挑逗潘金莲；宝蟾送酒，自春梅解衣与瓶儿送帖；贾瑞受辱，自郎中被讹；贾府受抄与复盛，自西门庆听候拿办与入京贿赂——在重要的情节上。如其，读者，在听到了这一番话以后，你在情感上激起了剧烈的反感，要记着，我当时的反感也是同样的剧烈，不过，后来有我的理智指示出了真理，我如今不得不向了你吐露出来，这真理……在社会上，真理的吐露如其是不可能的，在文学的国度内，至少，我们要作得不同一点。）

陈独秀先生说过，《金瓶梅》是一本高越的写实小说。这写实，它是两层的：性方面与人物、背景方面。性方面的写实使得本书的作者我们可以拿来比拟左拉；人物方面的写实使得本书的作者我们可以拿来比拟福罗贝尔；他却并不是左拉，福罗贝尔，他便是他，《金瓶梅》的作者，用不着攀亲。我们应当自傲，因为我们能够这样的说：如其法国有它的拉孛雷（Rabelais），我们也有我们的《金瓶梅》。

（这部第一流的古今无偶的世界名著，听说德文内已有一种全译本——深藏在一个图书馆之中。）如其肉欲在中国特别的发达，有了这一部书，也可以实立，辩解它的“生存立场”（raisond'étre）了，正如《神曲》、《十日谈》，对于意大利的“黑暗时代”，辜勒律己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狄·昆西（De Quincy）的《鸦片徒忏悔录》（Confessions of an Opium-Eater）对于英国的鸦片那样。牺牲了世界，为着“罗马的闳壮”（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牺牲了周朝，为了褒姒的一笑，相对的，可以说是值得；如其只有波特来耳这个罪孽者而无《恶之花》，只有鸦片而无中国的辜勒律己与狄·昆西，那时候，社会的，道德的裁判便是罪不容辞的。因为人事的循环太难于捉摸：建设来自破坏，善产生恶。

的缘故，一个人，从青年时代起，便应当修养成一种不轻易于下判断的开明的态度。

《金瓶梅》这部书，我们如其斗胆的来加以裁判，应当分作两部分来看：肉欲部分，那是一种专门的材料，只可供给为文学史上的文献，不宜于一般人，连青年在内的阅览；人物，背景的部分，那是上好的文学，即使人物方面与肉欲部分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应当牢记着《十日谈》、《拉孛雷》、以及《波华荔夫人传》等等近代的文学名著，而不要让它依旧存留为一种摈弃于地的废物。

聪明的将肉欲部分自书中挑剔了出来，使得人物、背景的全部分毫无所损；再审慎的校勘，整齐的印刷了出来：那时候，它便成了一部每个大学内中国文学系学生所应详览的长篇小说教材，并成了每个嗜好文学的成年的中国人所应熟悉的长篇小说名著。

被禁的旧小说并不只是《金瓶梅》这一种，然而一切的他书都不值得我们去谈，因为它们并不是文学。这些只是一种激发肉欲，满足好奇心的资料，正如《法国水星杂志》（Mercurede France）的某期中所登载的一个禁书目录内的各种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