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与中国人

瞿秋白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是个了不得的“支那学家”——中国语文学的权威。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却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说:“近来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了多数定报的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于是这位“支那学专家”就不免要“中国化”起来。他在中国大概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可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去,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已经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个中国的雅人”回答高先生问他多大年纪,就说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论语》上查着这个古典。)

于是“支那学专家”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词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了。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