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

杨朔的散文

杨朔（1913-1968），山东蓬莱人，当代小说家、散文家。1938年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帕白米尔高原的流脉》之后，又创作了《木棉花》、《雪花飘在满洲》、《潼关之夜》、《征尘》等通讯特写，后整编成集《潼关之夜》。1939年他跟随八路军辗转于西北及华北各抗日战场，创作了一批反映抗日战争、讴歌抗日英雄的报告文学，如《火拼》、《铁骑兵》等。同时还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如《霜夜》、《风暴》等，集编在《月黑夜》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新华社随军记者，写了很多通讯特写及十多篇中短篇小说。解放后他曾奔赴朝鲜前线，1955年转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56年，主要从事外交工作，经常奔走于亚非两洲之间，写下了大量反映亚非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散文，分别收在《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集子里。1959年完成长篇小说《洗兵马》第一卷《风雨》的写作。“文革”期间，受到残酷的迫害，1968年8月含恨去世。

杨朔的散文是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他善于“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他“拿散文当诗一样写”，努力追求“诗的意境”。冰心曾称赞他的散文：“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追求诗的意境，尽情歌颂新中国是建国后杨朔散文的主要基调。

在朝鲜战场上，他以饱满的激情和生动的文字，歌颂新中国儿女的崇高思想品德，歌颂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他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在战士们对人生观的深刻认识上，以强烈爱憎谱写了正义战争和人民英雄的壮美颂歌。如《不平常的人》记叙了一位立有战功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老大娘家养伤，面对老大娘无微不至的照料，战士深深感到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深情，在伤势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志愿军战士悄然的返回了前线。此外如《英雄时代》、《万古青春》等都从平凡的一角描述了抗美援朝的时代气息和中朝人民的深厚友情；在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中，他从生活的激流中，撷取一朵朵小浪花，映现时代的伟大风貌。无论侧重纪实的通讯特写如《戈壁滩上的春天》、《石油城》、《永定河纪行》、《龙马赞》等，还是侧重于抒情的艺术性散文如《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香山红叶》等，作者善于从小处着手，以优美的笔墨展示新中国广大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及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生动地描绘了社会主义中国初期蓬勃的革命和建设，以及祖国日新月异的美好前景。

杨朔常以对照的方式，把昨天与今天、黑暗和光明、丑恶与美好交织在散文里，使人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变迁，让人们在新与旧的强烈对比中，体验新社会的美好和来之不易，激起人们建设新生活的热情。杨朔说：“只有记着昨天，我们才能更懂得今天，创造明天。”《京城漫记》、《香山红叶》、《蓬莱仙境》、《海市》、《秋风萧瑟》、《雪浪花》、《画山绣水》、《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无一不是在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中，展现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变迁。

杨朔散文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他继承了我国散文的优良传统，同时又糅进了时代的激情，具有浓郁的诗化倾向，意境清新，富有诗意，注重表现富有时代意义的主题。杨朔把散文当作诗来写，以诗人的心灵去感受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要从狭义方面来理解诗意两个字。杏花春雨，固然有诗，铁马金戈的英雄气概，更富有鼓舞人心的诗力。你在斗争中，劳动中，生活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使你激昂，使你欢乐，使你忧愁，使你深思，这不是诗又是什么？”对生活的激情、时代的要求和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使他刻意去表现普通生活中美好的、闪光的一面。一个普通花匠、几句平常的对话、天边的云彩、海上的浪花，都能引起作者诗意的感受，并从中引发出深刻的、富有时代意义的主题思想。例如《荔枝蜜》取材很平常，1960年4月作者在从化温泉小住时，一杯清凉的荔枝蜜，使他感到生活的甜美，从而引起对蜜蜂的好感，于是参观养蜂大厦。蜜蜂辛勤的劳动，触动了他的情怀，因而捕捉到蜜蜂这个值得赞美的形象，然后从中开掘、提炼、生发、联想，把蜜蜂的辛勤同劳动人民的勤劳联系起来，借以抒情写志，歌颂了社会主义时代普通劳动者的高贵品格和美好的心灵世界。诸如此例还有《茶花赋》、《雪浪花》、《樱花雨》等等。其散文“意”与“境”的交融很大程度是托物言志的比兴手法的运用。杨朔善于寻找事物与歌颂对象的契合点，升华主题思想，从而达到借景抒情，感物言志的目的。如《海市》以美丽的海市仙境比拟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渔村；《荔枝蜜》以蜜蜂酿蜜的可贵精神比拟社会主义普通劳动者创造新生活的高尚情操；《渔笛》以木槿花开一朵连着一朵，比拟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茶花赋》以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比拟祖国的面貌，等等。

结构精巧，曲折有致也是杨朔散文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杨朔特别讲究文章的结构艺术，他写散文“总要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因此，他的散文大都篇幅短小而隽永，布局精致而缜密，结构上力求变化。比如《荔枝蜜》、《泰山极顶》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而《海市》、《京城漫记》则采用对照的手法，《黄河之水天上来》采取的则是“穿珍珠”的结构，而《香山红叶》、《茶花赋》则在开篇设置悬念，卒章显志等。但总的来说，其散文的结构方式多采用由幽入明、卒章显志的艺术布局。如《泰山极顶》从作者急于想到泰山极顶观日出的迫切心情写到晴空万里非常适于观日出的景象，其间穿插记叙作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正当观日出的美妙时刻就要到来时，突然作者笔锋一转，写起了泰山极顶的阴霾多雾，让人不免产生焦虑之情。但作者并未顺势写下去，而是笔锋宕开，转而写到“我”的心境：“我的心却变得异常明朗，一点没有惋惜”，接着开始描写非自然界的日出——增加光辉灿烂的人间日出的景象。最后通过作者激情的抒发：“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啊，愿你永远‘如日上升’！”画龙点睛，升华主题。

杨朔的散文，文风洗练，清新秀逸，非常讲究字句的锤炼，常一字闪出，意境全出。如《雪浪花》中老泰山的一个“咬”字，人物、浪花都活跃起来，既点出文章的主旨又使全文进发了诗意。如《茶花赋》中，写作者从海外归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踏”、“醉”把作者对祖国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杨朔也非常讲究文章句子的提炼和句式的变化，善用修辞，常在写人、绘景、状物、抒情言志方面，创造出优美生动、凝练含蓄的语言，如《西江月》中对井冈山羊肠小道的描绘：“一根细线从断崖绝壁挂下去，风一急，好像会吹断”；如《画山绣水》中对漓江船家的描写：“不管是谁，心胸里都贮藏着无数迷人的故事，好似地下一股暗水，只要戳个小洞，就要喷溅出来。”同时，炼句还表现在富有哲理意义的语句上，如《茶花赋》中的“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如《荔枝蜜》里“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然而，杨朔散文的不足也非常明显。首先，散文结构的雷同。如在《香山红叶》、《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散文中，常用欲扬先抑的方式，开篇设置悬念，然后随行文深入，最后卒章显志；而在描绘祖国山水、歌颂国际友谊等篇章中，作者常采取叙述描写与抒情并置的板块结构，如《海市》、《印度情思》、《樱花雨》等，常是叙述描写与抒情两个板块作截然分明的并置，虽然散文最后常点明主旨，但难免给人生硬感。其次，其散文主题的提炼、感情表达欠自然。杨朔的散文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主题的提炼，其散文所表现的对象，常是生活中普通的人和事，如普之仁、刘四大爷、老泰山以及小蜜蜂等，但是作者用一种程式化的方式，将其散文主题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所提炼的主题不仅雷同，而且刻意指向主流话语所需要的颂歌基调。这种不自然的甚至矫饰的主题很好地呼应、装饰了当时的社会情绪，如原载《红旗》（1961年第20期）的《雪浪花》，所表现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普通人生活，作品以老泰山之口，诉说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表现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就有些粉饰太平。作品以老泰山这个普通人所具有的公而忘私的道德伦理规范，来弘扬人们无私的集体主义道德精神风貌，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同时他的散文还时刻借题发挥，如老泰山所说的“三十年前，我亲身吃过他们（指美国）的亏，这笔账还没有算清”，等等。其三，杨朔散文回避对社会矛盾的思索有一味唱颂歌之嫌。杨朔善于从散文中提炼主流话语式的主题，然而对于当时的社会矛盾，作者有意回避。“杨朔模式”导致了真实性美学原则的弱化甚至丧失，但必须辩证地看到，他的颂歌散文与那个时代是不可分的。

刘白羽的散文

刘白羽（1916-），北京人。当代散文家。30年代开始小说和散文创作，其作品多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生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的创作与时代、与战争联系得更加紧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散文创作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步伐保持高度的一致。抗美援朝中，他先后两次赴朝鲜采访，完成《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的誓言》等通讯、报告文学集和《战斗的幸福》等短篇小说集。1955年以后，刘白羽在领导文化工作之余，仍坚持散文写作，这个时期的散文集有《火炬与太阳》、《万炮震金门》、《早晨的太阳》、《晨光集》、《红玛瑙集》和短篇小说集《青春的闪光》、《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等。“文革”期间，因“四人帮”迫害，停止了写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发表散文《红太阳颂》、《伟大创业者》、《巍巍太行山》和报告文学《石油英雄之歌》等。1978年和1979年先后出版了《刘白羽小说选》和《刘白羽散文选》，这是作者从抗战时期到“文革”之前所写的小说和散文自选集，基本上反映了他的创作道路和主要成就。

1949年到1958年，是其散文创作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基本上保持了他原有的战地通讯的特点，具有明显的新闻性和政论色彩。《在北京的春天》报道了1949年3月25日在北京西郊飞机场上举行的“热烈的欢迎会和庄严的阅兵式”，表达了北京军民对革命领袖的无限热爱；《火炬映红了长江》记载了武汉人民于1949年6月4日欢庆解放的场面；在抗美援朝中，他写下了数十篇前线通讯和人物特写，报道了志愿军的英雄业绩，讴歌了中朝人民的伟大友谊，如《英雄的平壤》等。

从1959年发表《日出》到1965年，是其散文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也是其散文创作的成熟期。他实现了从报告文学向抒情散文创作的转变，发表了《日出》、《长江三日》、《灯火》、《红玛瑙》、《樱花》、《秋窗偶记》、《冬日草》、《平明小札》等作品，有些散文突破了过去通讯、特写的构思和格调，注意展现新时代的生活美和人物的心灵美，在取材、构思、结构和语言上，也更注意文学的技巧，强化散文的内蕴审美效果，象征、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表现手段，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粉碎“四人帮”后，他又满怀激情地投入散文创作，在《红色的十月》和《芳草集》中，有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情怀念，有对李季等作家的追忆，有对祖国山川、对社会主义建设英雄的礼赞等。这些作品基本上保持了他以往作品的风格。这个时期是其散文创作的第三个时期。

刘白羽是一个富有时代感的作家，延安时期的战地报道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眼光和政治热情。解放后，他以战士的思想和激情，去感受时代的情绪，去表现火热的生活，正如他所说：“从英雄的战争到沸腾的建设生活，我的心随同时代脉搏而跃动，我也就一直继续写下来”，希望从这些作品中，“看得出中国血的战斗的一点历史脉络、火线建设的一点闪光”，“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一个最富有时代感的人”。刘白羽非常重视散文为当前政治服务，“我爱写散文，但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才自觉地把散文作为武器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的”。为政治服务与时代感在其散文中几乎指向同一种意义，这可以说是他的散文创作观。从其散文的取材和立意可窥一斑，他认为真正的革命生活是战斗的，散文是战斗的号角，所以他取材角度往往是大镜头、广视野，总是选择那些宏伟壮观的战斗场景，英雄战士的业绩，以及富有象征意义的晨曦、黎明、日出、大海、火炬、红旗等，作为描写对象，来展示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长江三日》是刘白羽散文的代表作。作者通过游历长江三日来的不同感受，揭示了穿过黑暗走向黎明的革命主题，作者把对长江三峡秀丽、壮观、奇险的景物描写与革命、奋斗的思索结合起来，浑然一体，让人在享受壮美的风光时，从中又受到哲理的启发与情感的激励，其笔下的江轮是“穿过黑暗走向黎明”的江轮，灯火是“穿过暴风雨而明亮过来的灯火”，而太阳又是打开了“黑沉沉宇宙的大门的太阳”。借助鲜明的形象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渗入哲理的思索，从而达到鼓舞人的目的，这是刘白羽散文构思上的主要特点。《日出》、《灯火》、《青春的闪光》等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有这样一种书或这样一种刊物，多年以后把它打开来，从那书页上，还能散发出那个时代最壮丽、最英雄的气息，还可以从中听到那个时代的雄伟迈进的步伐，从中突出那个时代的创造者，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非常激动人心的形象。”这基本上体现了作者的创作观和美学追求。

刘白羽的散文感情奔放，雄壮豪迈，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其抒情方式往往又是通过哲理式的议论形式表现出来的。如《灯火》中，作者由一个小水电站发出的灯光，想到“这是人民自己用劳动创造的灯光”，并进一步发挥“这是起源战争年代风雪之夜那一星星灯光，不过，发展了，扩大了，它已不是星星之火，而是把我们整个新世界照得闪闪发光的那一种光芒了”，接着他进行了一段哲理式的抒情：“现在战争过去了，可是在我的心中却永远留下了那个灯火。……因为，它是革命的灯火，年轻的灯火，勇敢的灯火，因为它是穿过暴风雨而明亮过来的灯火，它是还可以引导我们再穿过暴风雨的灯火。”作者通过这段议论式的抒情，不但拓展了灯火深远的意境，而且还展示了深刻的革命哲理。此外，如《长江三日》、《日出》等等，都体现了这种议论式的抒情特点。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作者不把血、感情流注到文章里，文章又怎能有燃烧的热情、有光彩呢？”刘白羽的散文结构严谨、简练。在散文的谋篇布局中，常以感情的发展来布局。通过情感这根线，串起历史与现实的画面，既简洁利落又不蔓不枝。如《长江三日》，作者以“生活、奋斗”这根情感主线，从时间与空间上，把古代“美女峰”神话、德国现代革命家书简、沿途的屈原故乡秭归、昭君故里香溪、万家灯火的武汉及“升入云端”的大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给读者以广阔的视野空间，又不显零乱。再如《日出》、《青春的闪光》等散文，都有一根鲜明的感情主线贯穿始终，不仅清晰显示出散文的情感脉络，而且通过它，从容地体现新的时代的政治激情。不过，总的说来，其散文也有许多不足，一是激情有余而含蕴不足。其散文从结构安排、选词用句以及画龙点睛的哲理式议论等方面都着力体现欣逢盛世的激情，这种激烈的情感抒发方式，固然给人宏阔的气势，但常流于空泛。作为心灵化的结晶，散文显然也需要应有的含蕴；二是其散文情感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刘白羽的散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化情绪，从《在北京的春天》、《火炬映红了长江》到《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的誓言》等的取材可以看出其散文所具有的政治情怀，或对新时代、新中国尽情的歌颂与欢呼，或以火一样的情感激励人们在困难时期勇于奋进，尔后创作的偏重描写景物的散文如《长江三日》、《日出》、《红玛瑙》等，虽将这种缺少节制的政治抒情转化成一种隐喻的形式，但依然有强烈的说教感。其三是文辞冗赘，为将意象表达成便于理解的政治意识的隐喻而不遗余力，从而损伤了形象的感染力。

秦牧的散文

秦牧（1919-1982），广东澄海人。1919年出生于香港，后在新加坡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32年回国后，在汕头、香港等地读中学，并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大后方的民主解放运动，当过演员、教师、战地工作队员、编辑。1939年始用笔名“秦牧”，曾在《文化生活》、《野草》等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杂文、小品和戏剧小品，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国劳动协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的编辑。1946年，由于“劳协”遭到国民党的迫害，他随“劳协”迁至香港，在那里度过了3年的职业写作生活，解放后，一直在广州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秦牧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生活，纵情讴歌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努力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新的情操。秦牧是以写杂文起步的，解放前，他写了很多评论当时社会现象的杂文，谈论知识和哲理的杂文以及描写历史人物的小品。194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集子《秦牧杂文》，已初步显示了作者追求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端倪。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文学活动更为广泛，不仅写作散文，而且还写作戏剧、诗歌、童话等，同时还撰写文学评论、美学理论、教育理论等。“文革”前，主要有散文集《星下集》、《贝壳集》、《潮汐和船》、《花城》，长篇小说《愤怒的海》，中篇小说《黄金海岸》，童话故事集《巨手》，文艺散论《艺海拾贝》。“文革”十年，秦牧停止写作。粉碎“四人帮”后的短短三年，他以饱满的热情重新开始写作，1978年他写了散文集《长街灯语》，并把《花城》、《潮汐和船》两部集子中的大部分篇章及1976年到1977年中的新作，编成一部散文自选集《长河浪花集》。然而纵观他建国以后的整个创作活动，成就最大的还是散文创作。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是他散文形成独特风格的时期。他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大都完稿于1956年至1961年，如《社稷坛抒情》发表于1956年，《土地》发表于1960年，《花城》、《古战场春晓》发表于1961年，等等。

秦牧的散文与杨朔、刘白羽的一样，都是新中国的一曲曲颂歌，但他歌颂的角度不同于杨朔和刘白羽。他曾说：“正如讴歌光明和鞭挞丑恶的作品，固然头等重要，而一些能增进人民高尚情操，提高审美观念，学习或者加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之类的题材，也应该有所接触和表现”。显然，秦牧对新中国的讴歌不是以激越的情感、宏大的题材来正面表现的，而是通过对平凡生活的感悟来增进人民高尚情操、提高人们审美观念，因此，秦牧的散文多是从生活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上挖掘出不平凡的意义。例如《菱角的喜剧》取材非常平凡。菱角，平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但作者在散文创作时，却从菱角的品种、外形的不同，否定了长期以来认为菱角是两个角的理解，并从中悟出一个闪光的哲理，即菱角身上体现出同中有异的辩证法，从而说明一切事物都存在复杂性和普遍性。再如《土地》，作者从一把平凡的泥土中，通过哲理性的思考引申出深刻的意义。从一把泥土，联想到二千多年前公子重耳逃命途中捧起泥土、感谢上苍的情景、历代皇帝取土封侯的仪式、背井离乡的人对乡井土的珍藏及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感人事迹。文笔纵贯古今，视野开阔，从而引发人们珍惜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勇于为她献身。此外，像时过境迁的古战场、一年一度的广州元宵花市、古老的社稷坛、以至于山川河海等景物、平凡的动植物如海螺贝壳等，都能经他发掘出较为深刻的主题。

丰富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是秦牧散文的重要特色。如《花城》中，作者对花名的介绍；《海滩拾贝》中，作者历数了二十多种螺贝的名字，从古代人们对贝的爱好谈到贝作货币的历史，及现在贝制的精美工艺品；再如《土地》、《奇树》、《虾趣》等等，都有丰富的知识性。同时，知识性与趣味性、思想性又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例如《花城》中对吊钟的介绍：“吊钟显示着异常旺盛的生命力，插在花瓶里不仅能够开花，还能够发叶。这些小钟儿状的花朵，一簇簇迎风摇曳，使人就像听到了大地回春的“铃铃铃”的钟声。”蕴藏无限的春意，表现了祖国大一地片春意盎然的景象，特别是铃铃铃这几个象声词的运用，不仅趣味丛生，而且从听觉上给人以春的感觉。再如《土地》、《说龟蛇》中对历史、神话故事的穿插，无不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在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基础上，散文的思想性显得尤其重要，秦牧认为：“思想像一根红线，串起了生活的珍珠，没有这根线，珍珠只能弃散在地。”“归根结底它（散文）都要表达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这关系到一篇作品的生命。”如《潮汐和船》里说到船，像一把钥匙，打开海洋的门户；像闪电一般，划破了海洋的胸膛，它“记录了人类的勇敢、智慧、毅力和许许多多艰苦的斗争”。如《海滩拾贝》中，“当你拾着贝壳，在那辽阔的海滩上留下两行转眼消灭的脚印时”，会感到人是多么渺小，然而看到“那由亿万的沙粒积成的沙滩和亿万的水滴汇成的海洋，便又会感到渺小和伟大又是极其辩证统一着，没有无数的渺小，就没有伟大；离开了集体，伟大又化而为渺小”。

秦牧的散文联想丰富，收放自如，他往往围绕思想这根红线，通过丰富的联想串起知识的画卷。如在《社稷坛抒情》中，作者徘徊在古老的社稷坛上，从地球上土壤形成的有趣传说，联想起许许多多关于泥土的故事：“有人包起一包祖国的泥土藏在身旁到国外去；有人临死遗嘱必须用祖国的泥土撒在自己胸上”等等；他从社稷坛这一历史遗址，联想起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到泰山去观日，在八达岭长城顶看日落。可以在西湖荡画舫，到南京鸡鸣寺听钟声。可以在华北平原跑马，在戈壁滩骑骆驼。”进而联想到“没有在大地上胼手胝足的劳动者，根本就不会有这宫殿，不会有一切文明。”他从历代人民为土地而进行的悲壮斗争，联想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民是几千年历史中第一次真正挣脱枷锁，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从“五行”观念和“五色土坛”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高度统一过”。直到全文终结，作者还沉浸在遐想里“啊，这座发人深思的社稷坛！”这种联想的丰富性在其他散文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土地》、《花城》等等。

秦牧是当代的散文大家，不仅创作了一大批优美的散文，而且在题材领域的开拓、主题的提炼以及形成知识散文的范式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其散文也存在一定的缺憾，比如同一材料的反复使用、结构的松散等。

马铁丁的杂文

马铁丁这个笔名，最初是由郭小川、陈笑雨、张铁夫三人为武汉《长江日报》撰写《思想杂谈》而合用的笔名。由陈笑雨的笔名司马龙、张铁夫的本名、郭小川的笔名丁云各取一字组成。新中国成立不久，这个笔名基本上归陈笑雨一人使用。所以除了在《长江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思想杂谈》是三人轮流写的以外，其余的以马铁丁为笔名发表的杂文，都是陈笑雨的作品，包括一九八四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马铁丁杂文选》都是出自陈笑雨的笔下。因此，陈笑雨的杂文基本上代表了马铁丁杂文的成就。

陈笑雨像建国后的许多作家一样，也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起来的。解放前，他常以司马龙的笔名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通讯等。解放后先后担任过《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等职务。“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马铁丁的杂文，充满了强烈的革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其杂文中常重复这样一句话：“生命的衰老，不足为惧，那是自然的规律，思想的衰老，是可悲的。”作者惟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意志衰退，骄傲情绪滋长，因此作者常鼓励革命者永葆革命的青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对革命意志衰退乐于经营个人幸福小天地的人，作者又时时以革命同志的身份进行劝诫，并严肃地指出，一个人的荣誉、地位一旦与整个人民的革命事业游离开来，那是十分危险的。在《革命的乐观主义》一文中，作者写道：“革命家的生活应当是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情绪永远饱满，快乐，不仅在个人似乎‘得意’的时候，而且特别在个人似乎是‘失意’的时候。”理想、热情、幸福、乐观主义是马铁丁杂文经常谈论的问题，充分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巨大热情。作者希望通过杂文这种方式，鼓舞革命者更加奋进，对思想落后者，促其反省，跟上时代的步伐。

马铁丁提倡新时代的杂文应当是“对敌斗争的匕首，共产主义理想的颂歌”。新中国成立后，作者面对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感到杂文的写作面临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解放后马铁丁的杂文带有很强的颂歌色彩，如《不登堂集》。但作者并非一味粉饰太平，忽略社会矛盾。面对“左”的思想影响下的社会不正之风，作者敢于秉笔直书。例如浮夸风盛行的一九五九年，作者面对文艺界存在的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配合写“中心任务”，无视艺术规律的严重状况，写下了一系列杂文，指出文艺作品的质量同百花齐放并不矛盾，呼吁“文艺事业的跃进，固然需要一定的数量，但是更要表现在质量上”，提醒注意“避免犯‘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敛之常不待其熟’的倾向”（《厚积而薄发》）。在《文如其人》中，作者又通过对鲁迅精神的颂扬，抨击了“人云亦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没有个性”的文风。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时期，作者敢于发表这样的观点，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马铁丁的杂文，虽有颂歌性色彩，但也不乏相当的讽喻性。只不过讽刺的手法运用得很有分寸，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内部矛盾，社会上的落后现象，落后人物的落后思想，作者很少运用讽刺的手法。即使有，也是采取一种劝诫式讽喻，比如《推托》，作者以“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俗语，对工作中相互推托的作风进行了温和的讽刺，这种讽刺是同志间的相互帮助，是怀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因此，没有“匕首、投枪”那么浓烈的火药味，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交心谈心，带有很强的劝诫性。“匕首、投枪”式的讽刺，大量地运用在国际题材的杂文中，如以讽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主的杂文集《残照集》就充分地显示了杂文的“匕首”作用。

马铁丁的杂文，大多属于“思想杂谈”。写作杂文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谈思想、讲道理的方式，帮助同志克服缺点，提高认识。因此，说理形象，分析透彻是其杂文的主要优点。由于社会时代背景的限制，马铁丁的杂文缺少一定的锋利性和“火药味”。但是，其杂文所具有的温和讽刺色彩，在当时已属不易。

“三家村”杂文

1961年10月，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联合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专栏取名为《三家村札记》，发表的笔名由吴晗、邓拓的笔名“马南屯阝”、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中各取一字，组成笔名吴南星。《三家村札记》自1961年10月起至1964年7月止，共发表杂文60多篇。同时邓拓以马南屯阝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还开辟了《燕山夜话》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从1961年3月起至1962年9月止，共载杂文150余篇。邓拓的杂文创作基本上代表了“三家村”杂文的成就与风格。

《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写于60年代初。当时中国已经历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举国上下各行业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反右倾运动，文艺界已处于万马齐喑的局面。1959到1962年，在周恩来等的领导和关怀下，文艺政策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鼓舞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双百”方针再次被提出。在这个社会政治背景下，邓拓等怀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怀着对社会强烈的责任心，开辟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杂文专栏。从《燕山夜话》的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作者在杂文专栏所写的主要是“知识性杂文”。“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放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例如《航海与造船》一文，作者认为：“要讲航海和造船的历史，也应该以中国为最先。”《诗经》就有造船的记载，三国有“赤壁大战”的战船，隋朝有隋炀帝游幸的龙舟，至明代更有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轶事，只是到了近代，航海业和造船业才被外国资本主义所垄断，在介绍我国造船历史知识时，作者怀着深深的自豪感。在评价历史、议论古人时，始终紧密的联系现实，发表议论。通过分析批判，有所褒贬，有所扬弃。如《“初生之犊不怕虎”》是通过对成语的解放，生发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崭新意义，赞美了新生力量的成长和壮大。而在《一个鸡蛋的家当》里，作者讽刺了只有一个鸡蛋就妄想发财致富的人，这种人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结果是“统统用空想代替现实”。在《“推事”种种》里，作者则对工作中的相互推托之风进行有力的讽刺。在《围田的教训》、《说大话的故事》等杂文里，作者以古道今，针对社会现实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批评。在《三家村札记》里，作者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针对性。如《伟大的空话》里，作者勾勒出浮夸吹牛者的可笑嘴脸，强烈抨击违反客观发展规律的社会现象，尖锐地指出：“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可怕了。假如再把这种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在当时极其“左”倾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能够提出如此尖锐的意见，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胆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而研究明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曾先后出版了《朱元璋》、《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等集子，其中有许多为杂文作品。在《三家村札记》中，作者写了21篇杂文，基本上反映了他建国后杂文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丰富的历史知识性是吴晗杂文的一个主要艺术特色，例如《赵括与马谡》，题目即用历史人物命名，文章通过赵括纸上谈兵、马谡言过其实而造成失败的历史教训，告诫人们不要再吃教条主义的亏。在《况钟和周忱》、《明代民族英雄于谦》、《海瑞》、《文天祥的骨气》等杂文中，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历史上的这些清官，并以此提倡敢于说真话的精神。这对当时“左”的思潮是一个强有力的批判。作者希望通过杂文的写作，抓住现实生活工作中的问题，对症下药，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廖沫沙在60年代初，不仅参加了《三家村札记》的写作，而且还以文益谦为笔名，参加了《人民日报》杂文专栏《长短录》的写作，并以繁星为笔名出版了杂文集《分阴集》。该集收录了作者从1959年至1962年春夏间在各家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包括在《三家村札记》里发表的一部分杂文。60年代廖沫沙的杂文，一部分是谈教育的如《“蒙以养正”说》等，一部分是紧密结合政治形势，针对现实问题的如《群众路线的“敲门砖”》、《从一篇古文看调查研究》、《志欲大而心欲小》等。

徐懋庸等的杂文

徐懋庸在30年代就以杂文驰名文坛，他的杂文师承于鲁迅，讲求社会批判功效，其杂文如“匕首”和“投枪”，在30年代曾是批判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后，徐懋庸致力于杂文创作，仅1956年11月至1957年8月，他就以回春、佛光等笔名发表了100多篇杂文，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是其杂文的主要特色，作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以及有悖于“百家争鸣”的不民主风气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如在《武器、刑具和道具》中，作者谈到理论界的三种人：战士、刽子手、艺人。并深刻剖析了理论界刽子手的胜利：“假如，对于一个并不是敌人，用了种种的力量，使之处于毫无争辩的地位，然后从捕风捉影的‘确凿根据’出发，而无情批判之，残酷斗争之，指为假马克思主义，断为反动，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那么，这个‘胜利’，也不过是刽子手的胜利，这种‘胜利’实质就是整人，就是玩弄阴谋。”显然，徐懋庸的杂文较之三家村、马铁丁等的杂文更尖锐，可谓严厉辛辣、锋芒逼人，这都源于作者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急切期望，对党和人民的深切热爱。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据我看，社会愈发展，光明愈强烈，人们对于阴暗还要更敏感，更不能容忍，更要经常揭露，这没有坏处，只会有好处的。”徐懋庸的杂文，其强烈的批判性和讽刺性是立足于他对社会的一份责任感，他的杂文是抱着“有好处的”目的。

此外如巴人的杂文，也体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它通过强调战士勇于杀敌，同时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疮毒来讨论党的干部思想作风上官僚主义问题，作者敢于顶住压力，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秉笔直书。例如在《“多”与“拖”》这篇杂文里，作者尖锐地指出我们国家机关有两大特色：一个是“多”，头多，层次多，人手多；一个是“拖”，今天拖，明天拖，后天还是拖，而“拖”出于“多”，呼吁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巴人杂文的另一个主题在于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感情，猛烈抨击搞无情斗争，搞残酷打击的粗暴作风和做法。作者对这种产生于社会主义民主时代的不民主现象，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严厉谴责的同时，作者往往深入挖掘其封建残余思想本质，如《论人情》、《真的人的世界》、《唯动机论者》、《略谈要管人》、《关于集体主义》等杂文。其杂文注重讽刺与幽默的运用，即使是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杂文，作者也认为有必要，如在《消亡中的“哀鸣”》一文中写道：“烈性而有副作用的药，对于祛除疾病，保护生命也还有作用的，就是有些中正平和的中药，也常用生姜、葱等辣性的东西作引子。那不是中正平和中还须加点‘刺激’吗？批评本身未尚不是讽刺，讽刺也不过是真相的揭露，批评而可不揭露真相吗？”

在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杂文家还有夏衍、秦似等等，他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创作了一些杂文，对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的社会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讽刺的批判，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所谓杂文的讽喻始终是有限度的，而且其立场始终是站在建设性的劝喻角度，以期引起领导与人民的注意。

《从文家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已是颇有成就的京派作家。现实生活中的沈从文很少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里，他基本上保持着政治上的中立态度。对于文学，沈从文从未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利器，也反对将文学商品化。中国的黑暗，他以为人性太坏是主要原因，因此他一直希望通过文学来构筑人性的圣殿，通过改善人性从而使中国获得新生。作为三四十年代的自由文人，写作是谋生的手段，是其理想的寄托，是其生活的乐趣所在。

在中国解放的前夕，类似沈从文这样的自由主义文人，首当其冲地遭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清场。当时沈从文被视作“反动统治的代言人”、“地主阶级的弄臣”以“及桃红色的文字上的裸体画作家”，等等。剧烈的革命破坏了个体生存环境的平衡，沈从文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恐惧与孤独。题《绿魇》文旁的一段文字反映了他深刻的焦虑：“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然而作者一面又对即将来临的新社会抱有一种期待：“我需要一切从新学习，可等待机会。”（复张兆和1949年1月29日）时代的巨变，由于个体的差异，其深刻的感受可谓千差万别。一面是大欢喜，一面却是大恐慌；一面是黄金时代的到来，一面却是明天面临的沉船灾难。这个时期沉舟、沉船频频出现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为一种恐惧的意象，如1949年2月2日沈从文给兆和书中说：“我们既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不免有这么一天，这一次，以及明天更大的灾难。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再如题于《建设》篇后：“终于迷途，陷于泥淖。待返本，只能见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沉下。无可停顿，在行进中逐渐下沉。”而写于1949年5月30日的《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基本上反映了沈从文内心孤独的情况，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孤独：“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离了。”作者深深感到被现实人群抛弃的孤寂，一种现实人群的异己存在的恐慌。从沈从文的狂言呓语中似乎能体会到他被驱逐、被扑杀、被吞噬的精神忧患。“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一连串的发问，暗示了他在现实体制中缺乏自我确证的精神危机。鲁迅曾说人生的可怕在于一觉醒来无路可走，沈从文当时的处境不仅是无路可走，甚至还有意想不到的生命之虞，因此可以想象他的精神压力，而且作为一个负责的为人夫为人父者，家庭与妻儿始终是他念兹不忘的最大担忧。这段时期的文字真实反映了一片颂歌声中来自另类领域的呼喊。编者在编辑该时期的书信文字时，以“呓语狂言”作标题，非常契合沈从文当时的精神状态。

1951—1952年沈从文赴四川参加土改，这段时期的通信被编者命名为“川行书简”。“川行书简”反映了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被赋予位置之后的一种平静而又自我改造、主动适应形势的心态。如沈从文在四川内江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谈到农民讲话神气的可爱，不由得大发感慨：“我一定要为这些苦难人民再用几年笔的。我还不下乡，只一点滴已教育了我，再不能不改变自己，来为这个新时代拼命努力了。”（1951年11月8日）在该信中沈从文不仅按照当时社会精神道德要求自己，而且对张兆和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三三，要努力工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的还是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这段时间的信中几乎都充满了沈从文自我改造的决心与信心，国家、人民、历史发展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充斥着个人的书信，深刻反映了时代影响个人的巨大力量。1956—1967年，沈从文作为北京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到南方出差期间，以及1956年冬在全国政协安排下对湖南的视察期间所写的书信通称为“南行通信”。这段时期，沈从文的家书风格已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反映了一种安稳人生的心态，几乎很少见到50年代初不停地改造、自赎等话语。信中常介绍沿途的风土人情、历史名胜以及友人相聚之乐等。如1956年10月13日信中的千佛山庙会、23日信中苏州的风土人情、24日信中的苏州留园、逸园、虎丘等，尤其是12月9日信中对长沙街头买卖狗肉的记叙，颇为轻松闲适，从中我们也看出作者的平和安稳的精神状态；而11月2日信中记载了在上海和流金到友人李宗蕖家吃饭的情景，不仅生动记叙了李宗蕖及从同一模子印出的四位小宗蕖，而且整个吃饭过程也其乐融融。

似乎沈从文40年代末的狂人呓语，到50年代初的自赎改造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安稳闲适，人生已无太多的追求，这也的确映现了他建国后的心路历程。然而惟难忘怀的是多年侍弄的曾视为生命的文学。1957—1961年期间，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谈及文学的较多，如1961年1月下旬由阜外医院（具体日期不确）发出的一封信谈及到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评价：“写事，笔明朗，如赛马、猎鸟、农事收获，及简单景物描写，都很好。至于写人，写情感变化，有些过细，不大自然，带做作处，似并不怎么扎实。乍好看，较仔细看，即觉得不十分好。”关于沈从文对《安娜·卡列尼娜》的评价，虽无理论深度但十分感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艺术直觉及技痒难禁的心理，就在该信中，他又谈到近来我国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并认为：“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通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我还应当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这段时间的通信，编者用“跛者通信”予以命名，因沈从文曾以“跛者不忘履”表达其萦怀文学创作的心情。

以上所选书信均出自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的《从文家书》。家书反映了历史的另一面，一个谨小慎微、善良懦弱而又富有才华的文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履历，以此烛照出时代政治、文化的背影。面对新的社会新的国家，他也曾期望过，他本可以为这个新的社会贡献一份珍美的精神产品，然而时代的洪流吞噬了他。梅志曾在《青春祭——记张中晓和胡风》一文中祈祷，希望这一段曾经残害青春以至生命的历史永不再重演！

《傅雷家书》

傅雷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及艺术鉴赏家。自1929年翻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以来，一生笔译不辍。许多优秀的外国艺术家传记、经典文学作品都经傅雷之手译介给中国读者，如《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服尔德传》等名人传记，以及《约翰·克里斯朵夫》、《欧也妮·葛朗台》、《贝姨》等西方文学名著。傅雷的翻译因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博学的知识以及良好的语言表达，不啻为深刻的再创作。同时他在文艺理论方面有着极高的修为，1944年曾以“迅雨”笔名撰写的《论张爱玲小说》体现了他文艺批评方面的独到鉴赏力，再如他在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极高的艺术修为和鉴赏能力，50年代还翻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

“文革”刚开始，傅雷夫妇即受冲击，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主动选择了死亡。弃世前傅雷在致其内弟朱人秀信中所提到的反党罪证，现在看来确实荒诞绝伦，然而放到历史情境中却是诱发人摧残人的兴奋剂，同时也是扑杀人的利器。我们所述的家书基本上都是1954—1966期间写给傅聪的书信，从中我们可以管窥一颗诚实、善良而又颤动不已的诗心、爱心，这与时代放声歌唱的喧哗形成截然的对比。

傅雷家书以其真挚的父爱一度被人广为传诵。他教育子女首要的是做人，如在《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灵魂——记傅聪的两次谈话》中提到，傅雷给即将出国的傅聪的临别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如何去做人，首先要有赤子之心，一种纯洁无邪的爱心，热烈、真诚、而又高尚。以其待人是诚恳；以其待事业是坚守。赤子之心是支撑人生的精神力量，它给人以坚强，使人永不孤独；其次要有爱国精神，国家的荣辱与利益，在他看来，与个人息息相关，例如1954年8月16日信中勉励傅聪说：“你得抓紧时间，提高警惕，非常苦修，不足以报效国家，对得住同胞，看重自己就是看重国家，不要忘了千万同胞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当傅聪获得钢琴比赛大奖时，他勉励傅聪把荣誉归于新中国，即使他遭受冤屈时仍不忘告诫傅聪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父母沉冤几十载，傅聪恋恋不忘中国，体现了傅雷家训的成效；其三就是独立思考，对人生不随波逐流；从事艺术、学问独立钻研、独自思考。此外还有淡泊名利、善于自省等等。傅雷的家训思想，是建立在深沉的父爱基础之上的，将道德修为与文艺审美、文艺事业结合起来，艺术事业的成功是建立在道德修为及正直诚实人格的基础之上的。

傅雷家书不仅其德育思想为世人瞩目，而且在艺术审美方面也富有深刻的内涵。傅雷认为，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关键要有一颗“赤子之心”，一颗绝对纯真、真实的自我，一颗毫不修辞与掩藏的童心。如1956年2月29日写给傅聪的信中提到：“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因此惟有保持最朴素、最真诚的心灵，才有可能攀上艺术的高峰，因为“艺术底最高的目标并不是艺术本身，而是表现心灵的意境，或伟大的思想，或人类的热情底使命”。傅雷强调艺术的价值很大程度在于创作者的心灵，不仅要有赤子之心，还要有对于“人类更热烈的爱”，没有炽烈的爱是无法感染读者与听众的。傅雷的爱类似于罗曼·罗兰的人类博爱，而非时代阶级之爱。同时傅雷非常强调环境对个体的磨练，这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其勉励傅聪克服困难的，但其包含的艺术哲学思想却颇有见地。他认为，艺术没有止境，没有perfecti致许广平$（完美，十全十美）的一天，人生也没有perfecti致许广平$的一天！（1955年1月26日），只有越过一层层“人生的苦难，经历过一回回痛苦的经验”，才能深入艺术，伟大的艺术家，就在于“一个又一个的筋头栽过去，只要爬得起来，一定会逐渐攀上高峰，超脱在小我之上。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贝多芬、莫扎特等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如前者对人生悲剧的承受，后者对残酷命运摧残的超越等。同时，傅雷还特别推崇艺术审美直觉与艺术感受。因为艺术直觉里积淀了深厚的民族传统，并渗透了个体炽烈的感情与深沉的爱；而艺术感受则是保持艺术鲜活的前提，因此傅雷告诫傅聪，不要陷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不要毫无感受地机械重复练琴，而应该经常地接触高山峻岭，海洋流水，日出日落，月色星光，从而无形中更新了自己的感受，洗掉了尘俗气。但是傅雷又不排除理性认识，认为仅靠感性去理解乐曲不够全面，不够深刻，因此必须与理性认识结合起来（1955年12月21日）。

傅雷家书还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如认为《长恨歌》、《琵琶行》反映出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领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用仄声韵等（1954年7月28日）。再如针对当时正在批判的王国维唯心美学的看法，指出唯心与唯物不过是一物之两面，何必这样死拘，并直言不讳地说，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批评（1954年12月27日），等等。同时傅雷又具有开阔的世界性眼光，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有着深刻的了解。在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傅雷始终在放眼世界，如1962年傅雷致青年文艺爱好者周宗琦的信中说：“人类历史如此之久，世界如此之大，岂蜗居局处所能想象！”欲步入艺术之途，“首当培养历史观念，世界眼光”。“傅雷家书”对艺术体会的精深，所表现出的博大爱心，以及独特的诗心，相对于时代的散文创作理论及创作实践，显然别有洞天。当然，家书的少数部分也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共识，如对领袖、政治等的盲目膜拜及知识分子的自贬等。

魏巍的志愿军题材报告文学

魏巍（1920-），曾用笔名红杨树，河南郑州人。当代诗人、小说家，著名散文家。1937年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赴晋察冀边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并开始诗歌创作，发表了《黎明风景》、《寄张家口》等诗篇。解放后曾担任过《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

魏巍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还是报告文学，特别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作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奔赴朝鲜，1950年12月首次赴朝，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冬天和春天》、《年青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等许多优秀的通讯和报告文学。1952年他再度赴朝，《挤垮它》、《前进吧！祖国》等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便写于此行。1958年他第三次赴朝，写下了《写在凯歌声里》、《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优美的散文。这段时期他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1951）、《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1957）、《春天漫笔》（1959）等。

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了《沉痛悼念毛主席》、《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等诗篇及《在欢乐的鼓声中前进》等散文。1978年出版了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长篇小说《东方》。

记录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斗历程、歌颂志愿军战士的感人事迹，反映中朝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是魏巍报告文学的主题。例如《这里是今天的东方》记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勇敢的、坚决的、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鸭绿江桥”；《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歌颂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志坚如铁，两个战士仅靠两颗子弹，坚守阵地；《前进吧！祖国》叙述了通讯员小铃子“胸脯上带着好几粒子弹硬把手榴弹填进”敌人的坦克里去；《年青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记叙了新战士戴笃伯从恐惧害怕到成熟坚强，最后把青春献给了人类的正义事业，等等。

首次发表在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上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报告文学的代表作。作品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从此“最可爱的人”便成了对志愿军、解放军的称呼。作品通过三个典型事例来表现我们志愿军的可爱，感人至深。松骨峰战斗突出了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的品质，战士们的子弹虽已用完，身上已被敌人的汽油弹烧着，但这些“火人”顽强阻击敌人，阵地上，牺牲的志愿军战士姿态各异。这场悲壮激烈的战斗，表现了志愿军战士英雄的气概，写出了战士对祖国和朝鲜人民的爱，这是志愿军战士战胜侵略者的力量源泉。马玉祥冒火救朝鲜儿童和作者与吃炒面就雪的战士们的一席话，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马玉祥淳朴得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梁”，他把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视作自己甘愿付出生命的事业；而那些“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战士们深深懂得，他们所以吃这样的苦，就是为了祖国人民不吃这样的苦，所以越苦越觉得光荣，越苦越觉得心甜。这种崇高的品质，真实地反映了志愿军战士“对于伟大的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深刻的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的做一个革命英雄荣誉心”。

《依依惜别的深情》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离开朝鲜时和朝鲜人民依依惜别的动人情景。全文以惜别的深情为中心，通过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谱写了一曲美好、动人的友谊颂歌。在送行的泪雨中，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志愿军战士顺从地让朝鲜孩子和妇女们夺去背包，背在肩上，顶在头上。“这时的队伍，已经不分行列，不分军民，不分男女，错错落落，五光十色，互相搀着扶着，边说边哭，边哭边走。这是什么队伍啊！也许这不像队伍吧，可是这确实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队伍，这是心连着心，肩并着肩的友谊的巨流！”作者歌颂了志愿军同朝鲜人民依依惜别的深情，同时也歌颂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

魏巍的报告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50年代，其主要特色就是用诗意的情感去把握时代的脉搏。他善于用诗一样的语言，变化有致的句式以及第一人称“我”身临其境的叙述方式，表达出时代共鸣的情绪。其作品的取材是最富有时代特色的抗美援朝战争，作者以一个老战士的眼光，对志愿军战土的英雄事迹进行精心的取舍和安排，使人物既富有时代的特征，又具有丰富的个性和思想风貌，可亲可敬又不失掉生活的真实，因此格外感人。其作品还善于穿插议论，议论与抒情融合得十分贴切，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品中，这种结合表现出的强烈的思想力度，深深感动着读者。

徐迟的知识分子题材报告文学

徐迟（1914-1996），浙江省吴兴县人，当代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和散文、报告文学作家。1934年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抗日战争期间，积极从事文艺创作，1943年曾任《中原》执行编辑。解放后曾任《诗刊》副主编等。1960年调入湖北省文联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78年当选为湖北省文联副主席。

徐迟早期从事诗歌创作与翻译，早期作品有诗集《二十岁人》、《最强音》；散文集《美文集》；小说集《狂欢之夜》等。译作有《依利阿德选译》、《巴黎的陷落》、《托尔斯泰传》等。解放后，写下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大好河山的报告文学和诗篇，报告文学集如《我们这时代的人》、诗集如《共和国之歌》等。60年代初发表了《鱼的神话》、《踏遍青山人未老》、《祁连山下》等报告文学作品。徐迟的文学创作涉及到小说、诗歌、散文、外国文艺作品的翻译等，但是表现其创作较高水准的主要是报告文学，尤其是表现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

徐迟的报告文学富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这与他在特殊的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化情结有关，建国初徐迟的创作如诗歌《毛主席在苏联过新年》、《雄伟的长江大桥》，散文如《一个农民协会的诞生》、《难忘的夜晚》、《在高炉上》、《柴达木盆地》、小说如《工地那儿是我家》等，都反映了徐迟的创作对时代的密切关注，这种创作范式同样在报告文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如反映解放初建设图景和建设者风貌的《在高炉上》、《汽车厂速写》、《三门峡通讯》、《汉水桥头》等等，而1962年发表的《祁连山下》则奠定了作者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也确立了徐迟的文学创作优势，即擅长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这部报告文学作品记叙了美术史家常书鸿在荒寒、偏僻的茫茫戈壁上，面对爱人的离去、面对孤独和寂寞、面对贫乏的物质条件，而终生献身于祖国敦煌艺术的动人事迹，展现了一个热爱祖国艺术并甘愿为之献身的艺术家高尚的心灵。《祁连山下》代表徐迟前期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较高水准。

进入新时期以后，徐迟致力于反映科学家事迹的报告文学的创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7年写下了《石油城》、《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完成了《生命之树常青》、《在湍流的涡漩中》以及后来的《结晶》等。1978年结集出版了著名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出版了《徐迟散文选集》。

巴金的散文

巴金（1904-2005），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9年之前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代表作主要有《家》、《寒夜》等，奠定了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建国以后巴金的创作转向了散文，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十七年时期，出版过散文集《华沙城的节日》、《保卫和平的人们》、《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新声集》、《赞歌集》、《倾吐不尽的感情》等。严格地说，在这一阶段巴金的创作与当时一起合唱赞歌的其他作家相同，并没有显示出自己的特色。第二阶段即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至80年代中期，代表作为《随想录》。《随想录》自1978年开始创作，单篇作品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到1986年结集。作品以《随想录》作为总题，按时间顺序的先后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五集，含150篇随笔散文，合42万字，由香港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两卷本的《随想录》合集。《随想录》是作家叩问、探索、总结历史之旅与人生心路的实录，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散文佳作，以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体意义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创作成果之一。

巴金的《随想录》所以受到文艺界的推崇，首先是作品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历经十年“文革”炼狱磨难的巴金，出于老作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历史与人生作出深刻的检视。它既有对“文革”的深沉反思，又有对亲人故友的追思缅怀；既有对纯洁美好人情的赞美，又有对自己某些思想失误的严厉解剖；既有对文学、教育以及社会问题的评论与探索，又有对国际间友好往来的书写。《一颗桃核的喜剧》从沙俄皇位继承人吃剩的一颗桃核被送给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荒诞的故事写起，自然联想到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崇拜、现代迷信演出的一幕幕闹剧。作者沉重地告诫人们：“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反封建的命题“五四”以来一直被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回顾“文革”这段历史时，巴金追根溯源，深挖其封建老根，表现了历史的深度。《小狗包弟》抨击十年动乱对生命体的破坏，力透纸背。在《谈〈望乡〉》、《小街》、《赵丹同志》以及他回顾自己60年的创作生涯的篇什中，作者从文艺创作、文艺的社会效应以及文艺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上发表了精辟见解，探求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真谛。

说真话，抒真情是《随想录》最重要的特征。巴金称《随想录》是一部讲真话的书。他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合订本新记》）巴金所说的真话就是“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说真话集·说真话之四》）因此，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原生图景以及社会的众生相，抒发了对逝者无尽的挚爱思念和对扼杀生命者毫不掩饰的恨。《怀念萧珊》是其中的代表作。作品在浸透血泪的文字中，细致详尽地描绘了风雨如磐的黑夜，一个美好、善良女性的毁灭。在作品里作者既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不夸饰自己的情绪，强烈倾诉了对妻子的无限哀悼和怀念，同时又融入自己强烈的自责和忏悔，以及对残害人命的丑类们的愤怒之情。正是由于这种既爱又恨、自责与忏悔交织的复杂感情，赋予了作品极大的情感张力。又如《春蚕》一文，作者谈到写文章决不能如有些人那样“不动自己的脑筋”，却喜欢“辨风向”、“闻气味”，“照上级指示下笔”，而应该是“讲真话，讲自己心里的话”。并由此，联想到“蚕只能吐自己的丝”，因为“即使是很有本领的现代化养蚕人吧，他也不见得能叫蚕替他吐丝”。文学要“说真话”，本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无须更多论说的要求，但经过“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锢，人的心灵世界受到压抑和扭曲，而要真实地、独立地表达自我的感受和体验，则需要经过巨大的心理调整。《随想录》的问世，对极左思潮影响下长期泛滥的“假大空”文风是一次振聋发聩的反拨，它标志着新时期个性散文的发端。

巴金更强调讲真话要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在《随想录》中体现出强烈的自审意识和自省精神。巴金曾说写作就是“挖掘自己的灵魂”，而且“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巴金：《〈随想录〉·日译本序》）。在《随想录》中，巴金清算“文革”的历史性谬误时，并没有仅仅把自己当作政治暴虐行为的受难者，而是把“我”、“我们”，把知识者群体也放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作一认真审视，甚至作出了毫不留情的解剖和清算。如他在《真话集·解剖自己》一文中说：“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这种对当代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时刻的精神状态进行的彻底解剖，表明了巴金作为一个正直作家所具有的高尚的人格风范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史的价值。

巴金《随想录》也凝聚和渗透着作家始终如一的审美追求。真实自然，质朴无华，是《随想录》特有的审美特征。说真话，抒真情，使得他的文章在艺术上已完全脱去“做”的痕迹，而纯粹是一种自然记录。巴金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探索集·探索之三》）。它追求的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是一种不显雕琢痕迹的自然美、纯朴美。他的许多“随想”中，或直述其事，袒露情怀；或娓娓叙说，寓深沉于平淡；或夹叙夹议，情理交融，都能使人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但是，从总体上说《随想录》所秉承的，仍只是直抒胸臆的方式，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激情的喷发与宣泄。在新时期散文观念的更新，艺术个性的复苏，文体的探索与建设等方面，孙犁、萧乾、冰心、杨绛、陈白尘、贾平凹、王英琦等作家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孙犁的散文

孙犁（1913-2002），一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创作以小说为主，一九四五年发表的小说《荷花淀》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后期（1977年以后）主要从事回忆性散文和文学评论创作，出版《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曲终集》等散文集，进入了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这些散文多以“自传”性质的回忆为主要基调。作者以一个老知识分子真切的目光审视社会与人生，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具体生动的所历所闻加以回忆，展开了人生命运遭际的长卷。笔力凝炼、深沉，淡泊琐事中显思想之深邃，平淡中见奇崛，在整个20世纪后期的文学领域具有独特的位置和价值。

对真善美的刻意追求，是新时期孙犁散文的主要特色，也是他一贯的美学追求。他认为“文学的职责是反映现实中的美和善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这在早期的创作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但是相对于荷花淀“单纯的明丽与温馨”，晚年的孙犁对美的认识更加成熟和富有深度，对笔下所表现出来的美好的人事所倾注的情感也更加强烈，更加沉重，更多地给人以压抑和苍凉之感。比如在《亡人逸事》、《保定旧事》、《乡里旧闻》这样的篇章里，虽然同早期作品一样回顾的仍是凡人小事，但透过如诗如画的叙述，很快就能感觉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人、事隐含着悲剧的气氛，作者所流露的感情亦不是早期的愉快与喜悦，而是深深的感伤与无奈。而且，作者描写的人物多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因此，这类散文在真实地怀念友人的长处时，不夸饰、不溢美，种种感慨和情怀融化在看似轻描淡写的小事中，字里行间透出真切厚重、质朴纯真的特色。此外，与早期作品中较少描写美的对立面不同，孙犁晚年的散文开始了对那些现实生活中破坏美、扼杀美的丑恶事物无情的揭示。比如，在《小D》、《鸡缸》、《冯前》等篇中，小D、大杂院的门房老钱、凭着察言观色爬上总编宝座的冯前等平庸的小人物一个个“风云际会”，在作者的眼前表演了一幕幕人性变异的话剧：或前恭后倨，或自我作践，或小人得志。作者“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从而用犀利的笔锋愤怒地撕开了他们各种各样的伪装，露出其毫无价值或价值虚妄的本质。当然，揭露丑，并不意味着对美的失信，相反，正由于认识到丑的可憎与可怕，孙犁对美的追求与捍卫才愈益坚决与执着。所以，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孙犁将丑与美并立起来写，其目的就是让“美”在这些丑恶事物的映衬下，更见尊严，更显崇高。可以说，孙犁直到晚年都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唯美主义者。

孙犁散文的另一大特色是小说笔法的采用。前文提到的《小D》、《亡人逸事》等很多作品就是以“小说”名义发表的，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仍应属散文范畴。小说艺术特色在孙犁散文中主要表现为：一、从述事转向立人，注重刻画散文的中心人物，塑造人物性格；二、借用了小说中的人物表现手法，常用肖像描写、动作描写、对话描写、心理描写等手段。三、结构上模仿《聊斋志异》体式，先叙正文，正文结束后再由作者直接站出来对作品中所写的人事做一番评论，这种“异史氏日”的做法与一般的抒情叙事散文直接切人人心的审美方式不同，易产生一种别有风味的“间离效果”。

在孙犁晚年所创作的大量散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阅读古典史料、文论的读后感，以及谈论为人、为文经验的杂文、随笔、创作通信，诸如《耕堂读书记》、《芸斋琐谈》、《书衣文录》等。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旁征博引，笔锋锐利，显示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生活和艺术的真知灼见。

精湛活泼的艺术风格，是孙犁散文独具风格的重要因素。他的叙述文字，平实、自然，款款而叙，感情真挚，亲切动人，无矫揉造作之感。他的描写文字，清新活泼，常运用白描手法，只需寥寥数笔，写人则形神兼备，写景则情景交融。他的抒情文字，清淡隽永，富有变化：或在叙事中饱含炽热的情感，或将炽热的情感与写景状物融洽谐和，在平实中见觉悟。他的评论文字，简约晓畅，诚挚中肯，寓深刻的道理于平易的言谈之中。总之孙犁散文的语言，无论是叙述、描写、抒情、议论都富有表现力，在简洁中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杨绛的散文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杨绛的散文主要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

“文革”中苦难的积累是新时期杨绛散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是近年来公认对“文革”描写角度独到的文集。在这部文集中，作者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干校奇景”，将动乱年代各种不合常情的甚至是令人辛酸的故事以一种“正常”的口吻平静道来，虽然记述的都是日常小事，但却从另一种角度凸现了“文革”的荒唐和极大的悲哀。比如：当第一批下放人员整队而出时，“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何其芳用自己的大漱口杯去食堂买了一份鱼，“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这些都是人与环境的不协调所带来的必然的、异常的反应。

然而，作者没有在这些描写上过多停留，其浓墨重彩所描绘的则是这一群知识分子特别是作者本人与其丈夫钱钟书先生对这一环境的认同，以及在认同了之后渐趋“正常”的日常生活画面：钱钟书先生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杨绛的专职是看守菜园，防止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偷窃“干校”的劳动果实。他们默默地、无怨无悔地、尽心尽力地从事着“班长”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仿佛他们所干的一切，他们现在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劳动学习等等，都是天经地义的，本该如此的。因此，当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最初所感受的，仿佛仍是某种正常的生活情状。然而，当意识到作家所描绘的这些生活情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极其荒唐而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上时，文本所蕴涵的那种无可言说的悲哀，或作家所流露的那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所包孕的异常丰厚的、复杂的意味也就破空而来。这种“冷眼旁观”的文体，一度被大量的回忆、反思类作品所遮掩，但今天看来，却是同期作品中极富特色的一个文本。

杨绛的散文浸透着浓郁的悲喜剧因素。具体地说，是充满了一种力图以喜剧精神压倒悲剧精神的努力。杨绛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享受过生活的欢腾与自由，这种自由的生活教会了她处世的原则：向上而不是沉沦。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总不能失去存在的勇气和对独立人格的追求。然而，由于杨绛特殊的时代经历，作品中又总免不了包容着一番理性的苦涩，特别是体验过人世的悲欢离合与世态炎凉后，她的散文理所当然具备了更多的生活容量。但是，她还是尽量用喜剧语言冲淡残酷的岁月记忆，减弱沉重的精神压力。她喜欢用短句子，像讲故事似的又穿插一些轻松的评论和独白，还包括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对话情态、闲趣琐状，充分表现了一个家庭的和乐风范，而对生活中存在的悲剧，却只是用淡淡的语调平实地叙来，丝毫看不到抱怨和泄愤的企图。杨绛不希望读者随受她的痛苦，而读者却恰恰能从她的作品中读到无需言喻的生活体验。

从整体的美学效果上来看，杨绛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多数“老年作家”一样，呈现出一种恬淡、平和、睿智的风格。在艺术上，语言表达简洁、凝练、幽默，结构安排比较机智，开合自如，技巧运用娴熟，不着痕迹，处处“随心所欲”，又处处颇具匠心地洒脱与严谨。总是在冷静的叙述中，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

另外，其他一些作家也创作了一系列回忆反思性的散文，并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丁玲从牛棚中“走出来”，以《“牛棚”小品》记录自己在“文革”中的一段心灵创伤，在传达主体的感情痛楚时，有意识地以一种平静的口吻尽量再现当时的客观性与真实氛围。冰心在这一时期也写了一批悼念老友、庆幸再生的散文，如《怀念老舍先生》、《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等。剧作家陈白尘在长达七年的幽禁与强迫劳动中每天坚持偷偷写下日记。粉碎“四人帮”后，作者以这段经历为蓝本，写下了《云梦断忆》、《牛棚日记》两个著名的散文集。作为一个写讽刺喜剧的高手，作者将嬉笑怒骂的风格整体地移植到散文的抒情、叙事中，给读者一种寓思考于酸甜苦辣中的美感体验。翻译家、新闻工作者萧乾“文革”后复出，也主要从事散文写作，主要作品有散文集《一本褪色的相册》、《北京城杂忆》、《负笈剑桥》等。这里既有对祖国命运的深层思考，又有对青年时代美好生活的追忆，还有表现漂流异域的思乡之苦。笔调舒缓感怀，从容不迫，一段历史往事、一个生活细节皆可入文；虽然没有了其早期创作的凌厉洒脱，却更添了一份真挚感人的力量。黄秋耘则在作品中追忆了自己经历的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从中打捞起正直、美好的人性，更直接对造成社会悲剧的“兽性代替人性”的荒唐时代加以抨击，《丁香花下》、《雾失楼台》、《“十年生死两茫茫”》等篇章是最打动人心的作品，被评论称为“感伤的罗曼史”。此外，柯蓝的《在记忆的海洋上飘荡》，赵丽宏的《死亡余响》，韦君宜的《故国情》、《似水流年》，柳萌的《心灵的星光》等散文，也都是个中的佳作，既蕴涵了对动乱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又启示着今天和明天，还为认识历史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感性记叙“资料”。

张中行的散文

张中行（1909-），河北香河县人。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6年毕业后曾先后在中学和大学执教，并办过佛学研究杂志。1949年以后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工作。出版的主要论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等。8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集《负喧琐话》，很快引起注意。之后又连续出版《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流年碎影》等。

张中行不是以职业习惯写散文的作家，他兴趣广泛，古今中外的知识都有所涉猎，被人们称为杂家。因此，他的散文就是聊天式的精神漫游，把历史、文学，人生，都用平平淡淡的话说出来，字里行间旁征博引、诗趣盎然，中西知识、雅俗文化融会其中，弥漫着广阔、深邃的文化意绪的哲思，体现出智性的色彩和淡雅的文化品位，被称为现代的《世说新语》。他的笔调清新活泼，结构舒卷自如，看似漫不经心，“随意”拈来，却浑然一体，具有和谐的整体效应。以至于有评论认为：“自周作人以来，我们许久没有读过这样清淡、疏雅、博杂的文字了。张中行的出现，使我们荒疏了几十年的文坛上，出现了旧式的、然而又具有五四个性主义类型的人。”“这位文化老人，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独立的人文品格，对我们当下浮躁的文坛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提示。”

《负暄琐话》是张中行的散文的代表作，所谓“负暄”即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传达出闲散而温暖的情绪，也代表了作者所追求的写作风格。在作品中，他从内在的生命体验出发，以情驱理，树起了人文精神的大旗。他常常叹息：“逝者如斯”，“不免有幻来的悲哀”（见《周叔迦》），他总是念叨“找不到心的归宿”而痛楚地呐喊：“吾谁与归？”（《桑榆自语》），他还在《负暄琐话完稿有感》一诗中发问：“姑妄言之姑听之，夕阳篱下语如丝。阿谁会得西来意，烛冷香消掩泪时。”等等。从这些不说还说、欲说还休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有一种难言的隐痛。在貌似平淡、枯涩的叙述背后所隐藏的那份浓郁的感情——一种被作者有意压抑、但又时常遏止不住地弥散出来的、似乎没有具体所指却又相当沉郁、令读者不知所措的感情。这种情固然与作者早期与杨沫的婚变有关，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史上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是对狂热追求的农民革命传统的对抗与质疑。正如作者所言，写“三话”，尤其是《负暄琐话》，小而言之，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作者长日无事，枯坐斗室，往昔的伤痛时时袭上心头，为了排遣、压制、驱除这种炼狱般的痛楚，他博览群书，涉及过佛学、禅宗、周易；他悉心体察古今才女们的命运、性情；而更多的，则是忆念现代史上那些与自己有过交往或某种因缘的人、事，企图借这种外力的干预使自己有所解脱，有所领悟。尽管在作品中，作者借若干他者千方百计想掩饰主体的“本我”，但仍不免涌出若有若无，挥之不去的情愫，特别感人心扉。

汪曾祺的散文

汪曾祺（1920-1997）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40年代初，60年代前后写过京剧剧本。新时期主要以写小说和散文为主。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晚翠文谈》、《蒲桥集》以及《汪曾祺文集》等。汪曾祺的小说写得恬淡古朴、含蓄隽永，颇有风俗画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散文也如同他的小说一样，委婉恬淡、舒卷自如，融理趣、情趣于浓重的诗意氛围之中，具有独特的散文美学品格。

汪曾祺的散文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绵延不断地传递着传统文化的气息。一方面，他的创作中流露出古典士大夫的情感取向。譬如，喜欢寻访古迹（见《国子监》、《杨慎在保山》）、追慕先贤（见《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读古籍、怀旧（见《桥边散文·午门忆旧》）、欣赏自然界一切美好的风物（见《翠湖心影》、《香港的鸟》），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汪曾祺称为“本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文本里也充满风俗民情，凡人小事也隐含着俗文化的精神传统。比如，在《故乡的食物》、《吃食和文学》、《散文四篇》、《昆明的果品》等篇章中，作者均流露了对各种民间小吃的耽爱。但是与中国文人雅士在“吃”上表现的享受人生，品味人生不同，作者对这些食物所发的感喟，隐含了中国下层贫民内心深处沉重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面对这些普通的食物，作者不由自主地感慨“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战乱是有关系的”。他崇敬所有给生活带来美的人物（见《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老舍先生》等），又真诚而饶有兴趣地欣赏和辨析着民间传说（《八仙》、《随笔两篇·水母》）。我们无法判断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哪个对汪曾祺的影响更大，其中体现出来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精神之火却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精神堡垒，在世纪末现实社会日益物化，人文精神日益失落的语境里自有一股感人的魅力。

余秋雨的散文

余秋雨（1946-），浙江余姚人。1966年人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学习，后留校任教，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在写散文之前，作为艺术理论家和文化史研究专家的余秋雨已经在戏剧艺术研究领域内辛勤耕耘了多年且卓有成就。主要论著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等。因为散文的原因，书斋里的余秋雨开始为广大读者与大众传媒所关注。迄今为止已出版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多本散文集，在读者中和整个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余秋雨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感受到一种困惑：“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他背起行囊开始旅行。他一路走，一路看，昔日所积累的丰富学识忽然与那些人文山水有了碰撞。他发现，在自己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和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苍苍莽莽的大地上，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自然、历史与人这三者，也是由余秋雨开始形成的文化大散文的内涵的总体特征。

余秋雨的散文有很强的文化反省意识，在历史的回溯中感叹文明的兴衰，在对古代踪迹的探寻中思考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命运。《文化苦旅》即是一个对于中外优秀的人文遗产曾经作过全方位地、深入地体察与辨识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两千多年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苦旅”——他们的苦难、抗争、业绩与失败，从而不仅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而且为整个民族文化的悲剧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从《风雨天一阁》中天一阁藏书楼的创建和它代代相传的历史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独特而艰辛的流传方式与中国人坚韧的文化良知。正是当时的蛮荒之地，使“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从它的文化人格里，余秋雨联想到了中国文化的灵魂：“惟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人心灵，并巍成方圆”，“世代文人，由此增添了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于全然黯淡。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在《莫高窟》中，余氏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用大段文字倾吐、宣泄他对唐代壁画艺术魅力的由衷赞叹：“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同时，他也深刻地批判过封建社会的“贬官文化”、“隐逸文化”与“夜航船文化”（见《柳侯祠》、《西湖梦》、《夜航船》）；他由衷地崇敬康熙大帝的雄才大略，愤怒其继承者的昏聩无能（《一个王朝的背影》）；他惊讶、赞叹中国文化的异质因素“商业文化”的崛起，又满怀惋惜地勾勒这种文化的没落、灰飞烟灭（《江南小镇》、《抱愧山西》）。

余秋雨大多数散文作品以记游的方式进行文化思考。他总是回到特定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情境中，寻求文人与山水的会心处，从而使作品充满了强烈的沉重感和沧桑感。他把有着许多古代文化积淀，穿越时空、交汇古今的山水称为“人文山水”。在文中他所作的也不是一般的文化评述，而是在感性与知性的双重作用下，抒发审美化的人文意义。余秋雨发挥了学者兼作家的优势，以感性为情怀，以知性为学养，让山水风物的人文内涵奔泻而出，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但是，余秋雨的散文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历史史实的讹误（即文化硬伤），篇章结构的雷同，情感表达过于夸张等。再加上余秋雨本人经常参与大众传媒的活动，被喻为“文化明星”，文艺界对其及作品的批评、非议也与肯定、赞美同时存在，并掀起高潮，形成富有意味的“余秋雨现象”。应该说，余秋雨出现在九十年代的散文文坛并迅速引起读者的巨大反响，是有内在的文学自身发展与读者接受的客观规律的。其时，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正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此之前有两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对杨朔散文的再评价和巴金《随想录》的完成。文学思潮变革的积累已经完成，接下来亟须的就是既具有作家讲真话的独立人格又具有散文艺术特征审美特征的作品。余秋雨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时代的要求与呼唤下出现的。在他的散文中，写得最好的，往往是积淀了文化人格的自然山水游记。自然山水为他的情绪和智慧提供了具象，为他展现自我性灵提供了自由转换的天地。自我性灵正是余秋雨提供给读者并引起好感的重要缘由。八九十年代散文文体复苏，文学思潮内部的涌动是从散文这个文体开始的，余秋雨走出学术书斋写散文在这个文学变动的历史时刻出现，本身就有内在的必然性。同时，他的广闻博识，他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内在修养，他天生的写散文的优美文笔，造就了他的成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把他誉为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格的人。作为学术散文和文化散文的开路先锋和中坚作家，这样评价余秋雨也不无理由。至于余秋雨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文艺界的诸多问题，如经济环境下作家与传媒的关系，学术论争的自由与规范，道德批判与文学批判的关系，以及作家人品与文品是否要完全统一的问题，等等。

贾平凹的散文

贾平凹（1952-）以小说蜚声文坛，在散文创作上也自成一家。其主编的《美文》作为当代散文的专门性杂志，其审美方式与办刊理念在全国纯文学刊物中走在前列，在散文刊物中也成为重镇之一。他的散文主要收于《月迹》、《爱的踪迹》、《心迹》和《人迹》四个集子中。另有《商州三录》、《贾平凹游记选》、《贾平凹散文自选集》等。贾平凹的散文独具一格，没法用一个外在的模式来衡量，看似淳朴实则丰富，看似轻松实则深沉。在本时期众多的中青年散文家中脱颖而出，而且隐然显示出某种大家气象。

贾平凹的散文创作轨迹大致与小说同步，他曾将自己的创作划分为三个境界：单纯入世，复杂处世与单纯出世。他所界定的这三个境界，正好鲜明地反映出其散文创作所经历的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在贾平凹最初涉足散文创作的阶段，也就是所谓“单纯入世”阶段，他所写的大多是一些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散文，包括：《丑石》、《静墟村记》、《一棵小桃树》等。散文的取材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其早年相对封闭、狭小的山村社会所接受的有限的自然之美，因而其文本的美学意蕴并不很丰厚，社会内涵均较单薄，偶尔涉及的一些简单的社会人事，也写得比较单纯、明净。如《静墟村记》对那种无功利性、无社会矛盾的城郊邻里关系的描写，以及《空谷箫人》中作者与那个俏丽、质朴的山村少女纯洁无邪的对话等均是如此。但是，这些文本在表情达意时所洋溢的浓郁“诗意”却值得称道。它与十七年时期常见的与革命性生硬地捏合在一起的“诗意”已截然不同，而是更多地源自作家的个性、灵性，从而更多地显示了对那久已失落了的、注重自我的五四散文传统的复归。

贾平凹并没有在“单纯入世”的阶段停留很久，他很快地就将艺术视野转向周围的生存空间，写下了一组展现人间烟火的散文，包括：《五味巷》、《十字街菜市》、《爱的踪迹》、《小巷》、《秦腔》、《关中论》、《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

从题材上看，贾平凹这一时期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描写作者居住或游览过的城市，另一类描写作者有意寻访的众多关中乡镇，其中后者尤具独创性。以他的代表作《商州三录》为例，贾平凹从自己立足的陕西商州出发，对生活做了深入的、注重历史、人文内容的描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世界的赞美，并以此对抗城市的嘈杂、冷漠和肮脏，具有强烈的复古倾向。在《秦腔》中，作者不仅赞美了黄土高原上的“秦人”今天的美满幸福生活，而且表达了对他们所遵从的一种生活理想的欣赏，即生命中只要有了“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馍、秦腔这“五大要素”，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来到了。但他作品的意义并不仅仅止于此，因为他的全部描写所传达的，主要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文化内涵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意蕴、具体的社会人情内容与道德观念，并企图从中寻译、整合出某种可资借鉴的精神元素，来对抗相对僵硬的政治话语。

贾平凹的文本几乎都采用了清晰的文化视角。如《入川小记》中作者对成都这座城市以及对成都人性格的描写，显然完全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叙说；而乡土题材的散文常常令人感到作者是一个热爱家乡的导游，向游人介绍着故乡的风物、人情。当然，作者实际上所描写的地区严格意义上并不能说是作者的家乡，但他在叙述时却有意识地营造一种“大家乡”的氛围，并突出地表达自我为这个“大家乡”写作的使命感。“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乡的独子，而上升为某块文化土壤所生成的文化符号或文化代言人；而家乡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我养我的母亲，而是一个具有相当文化意蕴、独特美学风格的丰厚而广阔的生存空间。

贾平凹的散文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时空与人的艺术抽象。他笔下所描写的城市景观绝大部分都带有一种艺术抽象的意味。比如，在许多文本中人物都没有具体的姓名，而是以“他们”、“男的”、“女的”、“老头”、“小伙”、“孩子”、“机关于部”、“知识分子”、“河南人”等称呼出之。其中所写的人物的动作、谈天说地、悲欢离合等，都是概括性的，既不特指哪一次具体的言行，亦不能指认出具体的场景、情境。此外，在这些文本中所出现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表面上看似乎也有春、夏、秋、冬或早、中、晚等时序上的推移，实际上细细品味，则会发现，这里的时间概念同样不能明确具体的年、月、日、时等等。如此描写所产生的美学效果就是：一方面，他将读者从那种日常的时空意识中拖出，引入到一个带有永恒意味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他描写的虽然都是庞大的都市世界中一个极不起眼的小角落，或只是整个都市万象中一个极其次要、微小的侧面，然而我们读罢全篇却感到它的概括极广大，它使我们想起了当今许多都市里依然存在的那些“亚文化圈”里的人们全部的生活方式。

从体裁上看，贾平凹在复杂处世阶段所写的散文绝大多数都属于“游记”。但是游览过程仅仅是文本的一个主导线索或框架，而以往游记中常见的浮光掠影的见闻则为切切实实的人物刻画与事件追踪所替代。因此，他的这组文本，特别是以系列形式出现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拆开来看，每一篇都是独立成章的记人、记事散文，而合起来则又构成了一篇长篇游记。这种写法，无疑是贾平凹对传统的游记散文艺术的一大推进。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的散文进入了他所谓的“单纯出世”阶段，代表作主要有：《弈人》、《闲人》、《名人》、《人病》、《生活一种》等。这些作品大多写作于其病中、静中，表面上看，似乎是谈人论世，而实质上则是谈禅论性，谈佛说道。在对现实社会客观清醒甚至尖酸刻薄的体认之后，他的观点更通达，也将前期的散文艺术用得更为圆熟。但从实际上看，他并未真正进入佛老境界，作为一个不断渴望超越的作家，他又喊出了“散文需要力度硬度”，“需要有个人对宇宙的感应”等艺术追求。

周涛的散文

周涛（1946-），出生于山西，1955年因父亲调动工作而进入新疆。1965年入新疆大学中文系学习，现为兰州军区创作室作家、新疆作协副主席。早期以诗歌步入文坛，曾是“新边塞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80年代中期之后专门从事散文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神山》、《野马群》，散文集《稀世之鸟》、《秋风旧雨集》、《游牧长城》等。

周涛在开始散文创作时已兼备军人、诗人、西部人三种身份，这三种先天就具有浪漫而传奇色彩的身份以及其背后所对应的拒否庸常的人生经历扭结到他一人身上，这就使周涛散文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特别的精神内核与异样的美学风采。

周涛散文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传达出了一种真正的西部精神。新疆是养育周涛的地方，它的博大和广漠给了周涛一种眼光和气度，使他的作品中蕴含着夺人的气势和犷悍而劲健的风骨。“西部风骨”是一种自觉的地域情怀和由此生发的文化反省。身处边地，周涛感受着它的荒凉和寂寞：“它意味着远离权力中心，在花柳繁华、六朝粉黛的江南名士传统外。”但是，边陲又是永恒的，“他的土地，他的人，总是在时髦之外提供某种不同的存在。这就是美”。（《边陲》）这种美并不取决于作者在文本中所呈示的大量的西部风光，而是取决于其在现代文明的参照之下由衷地敬畏、肯定并认同的一种游牧式的、劲气四射而精气内敛、既奔放热烈又坚韧沉默的生存方式，以及由这种生存方式所揭示的那种生命哲学：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就在于生命的野性、狼性和生命的自在、独立与静寂的完美结合。比如，在《过河》中，我们看到，那个身躯枯瘦衰老、至少有80岁、连站起来似乎都很困难的哈萨克族老太太竟然征服了连“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都无法驾驭的烈马！这个天山脚下的老人在1972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上某个平凡的一天作出的这一平凡动作中所包孕的生命力度与光辉足以使许多蝇营狗苟、庸庸碌碌的人生黯然失色！”

在对整个西部精神有着深刻体悟和把握的前提下，作者以北方和西部游牧者的心情随心所欲地驱使那些洋溢着浓郁西部风情的客观表象。长年的边地生活，身处汉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对边疆文化资源特别是多民族杂居这样一种生存格局的耳濡目染，使他在文化观念、自我身份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游移不定，具有相对的多重性和自由度。因此他的文本中，流泻的情感、奇诡的表象和议论、叙事融为一体，思路开阔，笔触自由。

此外在抒情散文中，在小说领域已有建树的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的作品也颇具特色。张承志《绿土风》、《荒芜英雄路》，张炜的《融入野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表现了身处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彷徨、媚俗、失语的语境下的抑制与坚守意识。其中，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将作家一生的思想感情以及十五年来在园中的所见所感，都井然有序地压缩到“我”与地坛所构成的那一相对狭小的空间之中，对自己一生的命运与艺术道路作了全面的回顾、思考与总结，吐露着对上帝、命运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希望皈依“上帝”，一方面现代科学理性又强烈地提醒着作家这种皈依之路是如何苍白贫弱，道出了现代人万念俱灰之后的灵魂折磨与尴尬处境。文本的整个叙述是符号化的，充满了隐喻式的言说。

女作家散文和“朦胧散文”

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也体现出明显的抒情性特征，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女性意识。较为突出的有张洁、王英琦、唐敏、叶梦、苏叶、斯妤、黄茵等。80年代张洁的散文《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透过一个名叫“大雁”的小姑娘的眼光，回忆童年往事，充满了对失落了的“爱”和“纯洁”的怀念之情。王英琦在不同的创作阶段自己对生活体验作出思考。她的成名作《有一个小镇》写对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上人与事的记忆，抒发对“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的人间温情的向往。在《那有形的和无形的……》、《没工夫闲愁》、《我遗失了什么》、《写不出自传的人》等文本中表现了女性意识复苏的复杂心态。唐敏的《女孩子的花》借水仙花是开“金盏”还是开“百叶”来预卜生男还是生女为情感载体，温婉地抒发身为女性的细腻感受。九十年代，女作家的创作对人生、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注与思考更少，更趋向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表达内心深处的细腻情感。同时以刘烨园、赵玫、张立勤、黑孩、周佩红为代表的“新散文”（也曾被人称为“朦胧散文”、“四不像散文”等）面向感受与潜意识完全开放，以积极的情绪和无定型的意识流动统领全文，在艺术上表现出文体的探索与革新。而以曹明华为肇始，戴露、胡晓梦、王开林等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被散文界称为“新生代”作家，以其先锋性和实验性得到关注。

徐迟的报告文学

徐迟（1914-1996）建国后开始从事报告文学创作，60年代创作的《祁连山下》等曾受好评。十年“文革”结束后，已届花甲的徐迟重新焕发文学青春，接连创作了《地质之光》、《歌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刑天舞干戚》等大量优秀报告文学。其中，《歌德巴赫猜想》是徐迟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当代报告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从题材上看，徐迟的报告文学最先涉足神奇的科学王国，推崇知识的力量，为献身事业的科技工作者立传塑像，如科学家周培源（《在湍流的涡漩中》），植物学家蔡希陶（《生命之树常绿》），地质学家李四光（《地质之光》）等等。在这些人物中，数学家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的形象最为动人。陈景润是一个性格内向、孤僻自卑、体弱多病的“畸零人”、“丑小鸭”，他过分敏感，过于早熟，对生活无所知也无所求。然而，命运并不特别怜爱他，误解、歧视、诽谤、扭曲，始终像影子一般缠绕着他。对此，陈景润无法辩说、无法抗衡，只能更深地躲进数学王国，以求解脱。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智和理性”寄托在事业上，以惊人的毅力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上，终于登上了1+2的台阶。作者通过人物外相的愚拙木讷反衬出陈景润内在的辉煌生命价值，透过人物的艰窘显示出社会的荒唐，较为真切地再现了陈景润的思想品格和个性特征，赞颂了他对科学的痴狂和迷恋。徐迟第一次对科学工作者进行热情的讴歌，这在当代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改造对象，从未加以正面描写的背景下有着开拓式的意义，在报告文学的题材和主题上是一次重要的突破。同时，在描写这些人物时，作者以严峻的笔触披露长期以来他们所受的冷落、歧视甚至摧残，体现了历史的畸变与荒谬，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引发了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极大关注。这也是徐迟报告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徐迟注重从相似的题材中找出相异点，表现人物身上的独特个性，挖掘人物最为闪光的品质。在构思上善于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抓住人物行动的一刹那来谋篇布局，构成动人的生活画面。如《在湍流的涡漩中》一文，他将周培源在黑暗与光明搏斗之际的悲愁和欢乐，高度集中在一天去写。这种高度“浓缩”、“集中”的写法，打破了一般报告文学的惯例，使它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更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徐迟是位老诗人，他的报告文学也充满了诗意的浪漫、激情和文辞的瑰丽。他的作品，在恪守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往往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象，让我们随着作者的神思遐想，看到科技领域中那色彩缤纷、诗意盎然的动人画面。如在形容构成胰岛素的五十一个氨基酸时，作者竟别出心裁地把它形象思维为“像娇嫩的芭蕾舞演员似的穿上红菱鞋，披着柔软的头纱戴着彩色的长套，施舞而来，单人舞，二人舞，四人舞，组舞和多人舞，舞形婆娑，跳出了各种高难度的翩跹舞姿”。（《结晶》）一段描写，把抽象的理性世界用具体的形象展现了出来。《哥德巴赫猜想》写到陈景润研究工作的意义时，作者说：“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杜丹。”这种想象和联想能力，在报告文学中首屈一指。

在语言文辞上，徐迟也突出地显示了诗人的气质和长处，有诗语式的清新、凝练和文采。他同时吸取了中国古代文言和“欧化”的语言精华，尤其是古代骈文的排比、对偶和“欧化”长句的运用，从而形成了诗理互渗，描写、抒情与议论熔为一炉的语言特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有关“文革”的描写：“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庭，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啊。乃有青松翠柏，虽死扰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国杰豪英，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结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诬的终究要昭雪。种子播下去，就有收割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哥德巴赫猜想》）这既是华美典雅的诗和散文，同时也是深刻凝练的政论和哲理。它与作者的选材及主题的表达，构思及想象是十分相适的。

刘宾雁等的报告文学

近20年活跃在报告文学阵地的刘宾雁报告文学也具有代表性。他早在50年代便创作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并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刘宾雁在新时期复出后，接连写出了《人妖之间》、《艰难的起飞》、《一个人和他的影子》、《第二种忠诚》等一批针砭时弊的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揭露黑龙江大贪污犯王守信的《人妖之间》。他通过对王守信建立的“人妖颠倒”的黑暗王国的描写和分析，深入挖掘这个腐败分子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该作揭示的问题重大而尖锐，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这样，如何认识评价作品，就自然出现了歧义。但无论如何，他对社会生活的震动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却是不能否定的。这也相当突出地反映了刘宾雁报告文学的政论性、哲理性和现实性的特点，即不追求作品的华美和诗性内涵，而是以对事物的朴实描写为基础，纵横捭阖，鞭辟入里，以求写出深度，写出自己的见解来。

与“专业”于报告文学的刘宾雁不同，理由、陈祖芬原先是从事小说及诗歌创作的，粉碎“四人帮”后才转而进入报告文学领域，可谓是80年代报告文学的中坚和骨干。理由的报告文学创作贯穿了80年代的全过程，他的《扬眉剑出鞘》、《中年颂》、《希望在人间》、《南方大厦》、《倾斜的足球场》、《香港心态录》等近百篇作品，颇为典型地反映了80年代报告文学从“以人物为中心”向“以社会问题为中心”转换的过程。其艺术描写的最大特点，是将报告文学小说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小说的手法来写报告文学”，“小说的一切技法在报告文学中都可以采用”。所以，他的作品不仅想象丰富，故事情节性强，而且十分注意环境的烘托、心理的刻画和典型化细节的描写。陈祖芬与之相似又有所不同，八十年代中期前，她主要把笔力集中在颂扬“中国牌的知识分子”身上，写下了《祖国高于一切》、《中国牌的知识分子》、《人生的抉择》等大量作品。从1984年起，她涉足经济改革领域，创作了一组总题为“挑战与机会”的系列报告文学，其思维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态势。而在论述“经济与人”时，她纵横捭阖，尽兴评说，并以此为中心，将众多的人事组织起来，作为论证的材料和例证，仿佛整个作品就是按照这样一种形象的政论方式构造起来的。这种做法虽然也有思想大于形象之弊，但它却给作品带来了一种独特的雄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