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破行动

  • 2007年5月1日8时左右,温家宝在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省长郭庚茂陪同下,来到位于渤海湾的唐山曹妃甸港,视察煤炭码头、原油码头和矿石码头,慰问施工人员。
  • 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多次听取项目设计报告,亲自参加项目论证会,对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进行论证研究,方案一审再审,几易其稿,最终落地。
  • 铁西区为共和国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从天安门城楼上第一面国徽,第一台5吨蒸汽锤,第一部50万吨钢坯初轧机组……成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基地,被称为“中国的鲁尔”。

开发建设曹妃甸工业区

2006年7月29日,一个永远载入曹妃甸史册的日子。这天,胡锦涛亲临曹妃甸工业区视察。

胡锦涛在视察时指出:

曹妃甸是一块黄金宝地,是唐山和河北发展的潜力所在,在我国的整个生产力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后正在迅速崛起的重要区域,曹妃甸对于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地把曹妃甸工业区规划好、建设好、使用好,使之成为科学发展的示范区。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深圳和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分别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板块的崛起,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党的“十六大”以来,尤其是进入“十一五”时期,国家把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环渤海经济圈有望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区域的发展往往依托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点”,再通过这些增长点向周围辐射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崛起。不少专家认为,我国第三个经济增长极的“引擎”就是天津滨海新区和唐山曹妃甸工业区。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对原油、铁矿石等需求迅速增长,对大型专业深水码头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然而,环渤海地区至今没有形成具有战略支配地位的深水港口群,这与其未来的经济地位不相适应。

历史选择曹妃甸并非偶然,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区位优势,支撑它能够担当起这份历史重任。

曹妃甸处于渤海湾中心地带,“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是渤海湾中唯一不需要开挖航道和港池即可建设30万吨级大型泊位的“钻石级”港址。此外,它还有与之相连的450平方公里的滩涂可供开发利用,是一个可依托深水大港建设重化工业基地的“黄金宝地”。

而且曹妃甸直接腹地唐山市工业历史悠久,诞生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和第一件卫生陶瓷,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事实上,早在1919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写道:“兹拟建筑不封冻之深水大港于直隶湾中……顾吾人之理想,将欲于有限时期中发达此港,使之与纽约等大。”

孙中山先生心目中的北方深水大港,指的就是曹妃甸。

1992年2月1日,唐山市邀请刘济舟、邱大洪等17名专家举行《首钢兰宝港填海建港工程预可行性研究论证会》。

在这次会上,专家一致认为,曹妃甸港自然条件优越,是首钢进口矿石最佳的港址,建设20万吨级(兼顾25万至30万吨级)开敞式码头是可行的。

从1992年谋划论证到2004年,曹妃甸项目的前期工作整整进行了12年。在这12年里,唐山市先后聘请了14名两院院士为项目顾问,参加设计规划的国内甲级设计院30多个,参与论证的专家超过3600人,形成了50多项科研成果,还进行了一次全国最大的海洋物理模型试验。

12年下来,曹妃甸工程的前期工作共投入6000多万元,形成的50多项科研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大量科学、翔实的依据。

当时的曹妃甸,上无一片瓦,下无一棵树。要建港,就得填海造地,施工难度之大难以想象。

前期准备工作时没有通岛路,我们要趁着涨潮用民船将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设备运到岛上。有时候时间把握不好,潮落了,施工船只有等着下一次涨潮回来,人员就只能在船上面对着茫茫大海坐一宿;天气寒冷时,只得趴在发动机上取暖。

回忆起当初的建设场景,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钟敏感慨颇多。

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曹妃甸工程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2001年,河北省“十五”计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曹妃甸深水泊位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

2002年,唐山市委、市政府明确将曹妃甸工程确立为全市“四大兴市工程”之首,举全市之力开发建设。

同年9月,首钢、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唐钢、唐山港口投资有限公司以股分制形式组建曹妃甸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其后,秦皇岛港务局也加入进来,形成5家共同开发港口的局面。同月,通往曹妃甸岛的公路青林公路(滦南青坨营—唐海林雀堡)开工建设,2003年底完成全部路基工程。

2003年,河北省委、省政府把开发建设曹妃甸确立为全省“一号工程”。

2003年3月,通岛公路开工,这标志着曹妃甸大规模开发建设正式启动。

2004年底,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包括曹妃甸进口矿石码头、原油码头在内的《渤海湾区域沿海港口建设规划》。

2005年初,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方案》,首钢正式落户曹妃甸。

2005年10月,曹妃甸工业区被列为国家第一批发展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区。

2006年3月,曹妃甸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

曹妃甸开发建设,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2007年5月1日8时左右,温家宝在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省长郭庚茂陪同下,来到位于渤海湾的唐山曹妃甸港,视察煤炭码头、原油码头和矿石码头,慰问施工人员。

在煤炭码头翻车机房的建设工地上,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施工。

温家宝站在直径上百米,深达几十米的基坑边上大声对工人们说大家过节好。工人们向总理挥手致意。

温家宝又走到正在焊接钢板的工人中间。老工人王贺庭对总理说:“两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一片汪洋,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修建世界上最大的翻车机房了。”

温家宝听了十分高兴,他对工人们说:“你们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四年,顽强拼搏,努力奋斗,曹妃甸有了今天的巨大变化,都是工人们亲手创造的。中国工人很伟大,要把工程建设单位和个人的事迹记载下来,世代不忘。”

工人们高兴地鼓起掌来,纷纷围过来和总理合影留念。

温家宝听取了曹妃甸的规划建设情况汇报。他说:

曹妃甸是北方的天然深水良港,建设好这个大港,将促进河北、环渤海地区及北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短短几年间,这个荒凉的小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令人鼓舞。

曹妃甸的建设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因此要科学规划,有长远眼光,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把曹妃甸建成环渤海地区的耀眼明珠。

随后,温家宝来到首钢京唐钢铁厂建设工地,察看了正在建设的5500立方米炼铁高炉和2250毫米热轧机生产线。

这个高炉由首钢设计院独立设计,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高炉,在世界排名第五。2250毫米热轧机生产线设备制造以国内为主,技术装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当时正在进行主厂房和设备桩基施工。

工地现场旋挖钻机、吊车和推土机协同作业,一片繁忙景象。

当温家宝来到工人中间,大家鼓掌欢迎。

温家宝说:“今天是劳动者的节日,去年‘五一’我到首钢看望了干部职工。今天又到曹妃甸和大家一起过节,心里非常高兴。”

温家宝看到工人们在捆扎钢筋桩笼,便从工人手里接过钢筋钩,在桩笼上做了一个钢筋板扣,引来工人们一片掌声。

中午时分,温家宝在热轧生产线建设工地和工人们共进午餐。

温家宝走到餐车前领了一碗小米粥、两个素馅包子,和工人们一起围坐在木条凳上,边吃边聊。

温家宝问工人从哪里来,想不想家,有没有电视看,并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温家宝说:“为了改善首都环境,办好2008年奥运会,首钢服从国家需要,搬迁到曹妃甸进行二次创业。要精心规划、精心组织、精心施工,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确保工程质量、确保安全、确保项目按期投产、确保搬迁顺利完成,把首钢京唐钢铁厂建成产品一流、技术一流、环境一流、效益一流的世界级精品钢铁基地。”

温家宝特别强调:“我国钢铁工业产能已经很大,要注重调整结构,增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大力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提高钢铁行业的竞争能力。”

吃完午饭,温家宝一刻也没有休息,又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中石油冀东南堡油田。

温家宝登上钻井平台,和钻井队的工人亲切交谈,了解钻机运行和油气开发情况。

温家宝说:“经过近几年的勘探,发现了南堡油田这个整装优质大油田,这是40多年来我国石油勘探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在‘五一’节特地来向你们祝贺,并表示敬意。石油工人和技术人员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工艺和技术,艰辛努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又作出了重大贡献,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希望石油工人继续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为国家多找石油、多产石油。”

考察结束了,石油工人和温家宝依依告别。

温家宝说:“今天和大家一起过劳动节很高兴,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创造价值,劳动者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开工建设唐山湾滨海大道

2008年10月17日12时20分,是唐山人应该铭记的一刻:

一条加快唐山通往世界的希望之路在唐山湾起步,起于海港开发区,向西经乐亭、滦南、滨海新城的唐山湾滨海大道,即海港开发区至曹妃甸段正式开工建设了。

唐山濒临渤海,东起滦河入海口,西至蓟运河入海口附近的洒金坨插网铺,共有7条大小河流从这一区域入海,海岸线总长198公里,占河北全省的40%。作为渤海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条宝贵的海岸线及其沿海区域被称为“唐山湾”。

“唐山湾”四点一带地区涉及唐山南部沿海现有9个行政区域,行政区划面积5592平方公里。

“四点”包括曹妃甸新区、乐亭新区、丰南沿海工业区和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贯通“四点”而形成的沿海经济隆起带,长约149.5公里,宽2至80公里,规划面积2143平方公里,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5.9%。

每一条路的建设,都适应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需要,都被赋予了丰富的历史内涵,滨海大道也是如此。

这条滨海大道是唐山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科学规划未来唐山发展的一个大手笔,也是美化唐山湾、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神来之笔。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导,是承接产业转移、港口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先决条件和支撑体系,要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科学谋划发展、跨越率先发展、超常规模发展的大思路,来进一步规划和推动两港区,即曹妃甸港区和京唐港区,以及曹妃甸工业区和海港开发区的合理均衡发展和布局,为提高两港综合物流、运输吞吐能力和促进临港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搭建平台,从而加紧加速推进唐山湾建设步伐,推动四点一带的强势崛起,使之早日成为功能齐全、世界一流的“东京湾”。

如果说曹妃甸、京唐港是镶嵌在唐山湾两颗耀眼明珠,那么唐山湾滨海大道是将其串连在一起的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均衡发展的金项链。

决策之初,该路就被唐山市委、市政府定位为沿海现代化交通体系的标志性工程,要求把滨海大道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功能齐全、路景和谐的景观大道。

为了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殷切希望和各级领导的重托,唐山市交通局综合考虑港口长远发展需求和区域总体规划,邀请最好的设计单位,对建设标准、路线走向、断面结构、沿线绿化景观进行了细致科学的勘察,着眼于高标准进行了方案设计。

此项工程,得到了唐山市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多次听取项目设计报告,亲自参加项目论证会,对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进行论证研究,方案一审再审,几易其稿,最终落地。

滨海大道海港开发区至曹妃甸段全长38.7公里,其中32.3公里为沿海滩涂,清点放线及征地拆迁任务十分艰巨。

为了尽快完成这项关系工程能否全面铺开的艰巨任务,沿线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建设指挥部按照唐山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于春节后迅速组建了两个清点放线小分队,一个征地拆迁小分队,从2008年2月10日开始,在沿海滩涂上谱写了一曲艰苦卓绝的奉献之歌。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这句名言在沟壑纵横的清点现场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每天早晨天刚亮,参加清点放线和征地拆迁的三个小分队上百名干部职工就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除了勘测人员外,多数单位都是从几十公里外驱车赶赴至工作面上。

为了加快清点放线速度,两个小分队一到现场就架起GPS卫星定位测量系统,或从几公里间隔的两头徒步向中间聚集,或各管一段,徒步向不同的方向进发。

由于沿海滩涂养殖业的需要,每隔一两公里,就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岔子,要越过这条海岔子,清点放线人员经常需要多走三四里路。

为了抢抓进度,两个清点放线小分队都打破了一日三餐的常规,午饭或推迟到下午两三点钟,或干脆派人买回盒饭,在田间地头、在虾池鱼塘边,以盒饭、面包、矿泉水充饥。

工管处工作人员李岩、崔锐,都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家人听说孩子在外工作这么艰苦,经常打电话问寒问暖。而他们在野外艰苦的工作环境下,真正体味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月春风似剪刀,而二月的海风却刺骨。在清点放线现场,特别是几个、十几个小时的连续作战,所有工作人员的手、脸都被冻得通红。

2月12日雨后,田埂上、虾池旁,泥泞难行,过沟爬坡,不少人员弄得浑身都是泥水;2月21日一场大雪,气温骤降10多度,所有工作人员都始终奋战在清点放线第一线。

沿线群众说:“在这片盐碱滩涂上,好几年也没有过这么多人,这么多车在这里这么忙活着。”

指挥部地方处副处长、转业军人汪金虎已届天命之年,在清点放线中他率领一个小分队,发扬过去在部队雷厉风行、敢打硬仗的战斗精神,无论哪道工序,都要求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速战速决。

一次,汪金虎率队到十分偏远的位置清点放线,为了加快清点速度,尽量降低消耗,他指挥清点放线人员从早晨直干到16时,才组织干部职工去吃午饭。

然而就是这一天,汪金虎率领大家完成了最艰难的6公里清点放线任务,创造了清点放线以来日工作量的最高记录。

清点放线和征地拆迁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唐山市交通局领导为此多次到现场办公,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各项工作都必须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决不允许有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发生。”

为此,无论是清点放线,还是征地拆迁,工作人员宁可多走几里路,也要对涉及到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全部进行详细的清点、测量、登记、上账,做到了应登尽登,不差量、不漏项,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认可。

滨海大道将跨越乐亭县马头营镇碱堡村,涉及到50多户房屋拆迁,县政府副县长薛树滨两次主持召开征地拆迁调度会,广泛宣传滨海大道建设的意义和目的,从而提高了沿线各级政府领导、各部门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并通过下发《征地拆迁通告》、深入乡村逐户走访、认真细致清点丈量、由司法、公证机关对各户房屋建筑现状进行证据保全等项措施,为和谐拆迁、依法拆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设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3年5月,是萧山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5月12日,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成为国家级开发区。

当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国只有30个,设在县(市、区)的只有4个,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其中之一。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是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江南区块。

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萧山乡镇企业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已逐步向工厂企业转移,培养了一大批熟练工人。

同时,紧挨杭城,人力资源较为充足。此外,在台湾的萧山籍人士较多,大部分从事工商业,他们中不少有回到家乡投资的愿望。

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丰富的外商台商资源,让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江南区块成为萧山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平台。

1992年春天,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萧山的决策者认为,萧山的工业不能满足于“小打小闹”,需要引进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形态,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恰好为萧山的新发展提供了契机。

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设立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关于生产性外商企业所得税减15%的税率征收政策。

当时,这个开发区位置圈定为城区北侧,东至新浙赣铁路,南至北塘河,西至兴议村,北至解放河。

于是,一群充满激情的创业者手持一纸批文,怀着要在这9.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造萧山新型工业化园区的理想,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由此踏上了它肩负梦想与责任、充满艰辛与喜悦的创业征程。

当时,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是一片静寂的土地。用一位创业者的话说,当时这里完全是农村的景致,泥泞的小路,及膝高的野草,城市文明似乎很遥远。

到2008年,开发区已经成为中外客商纷纷抢滩的黄金之地。

在投资者眼中,这里高楼林立,企业密集,资本活跃,是萧山最具活力的城市新中心。众多开发区建设的参与者见证了开发区15年的发展历程。

原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陆炎明是土生土长的萧山人,他亲历了开发区最初的筹建过程。在陆炎明的记忆中,开发区原先只是萧山城区北面的一片农田。

拿到国务院的批文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用60万元自筹资金起步的开发区人,凭着一股“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精神,用贴心的服务,换来了投资,赢得了发展。

友成控股是开发区的第一家日资企业,友成在过去15年的发展正是开发区发展的一个缩影。

1993年,日商增田胜年敏锐地意识到了开发区的发展潜力,果断在此建立了第一个工厂。

友成控股的相关负责人村越启介说:

我们与开发区一起成长,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开发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像刚开始的通水、通电、修筑道路等等很多方面,开发区管委会都给予了大力帮助。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经成立,便成为各大媒体瞩目的焦点。

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国家级开发区中的后起之秀》的报道:

仅过半年,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新观念、新机制创造全新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海外投资者纷至沓来,批准进区的“三资”企业已达56家,总投资4.2亿美元,被许多投资者誉为“天堂里的宝地,投资者的乐园”。

到2008年,经过15年的建设,开发区已经“长大成人”:从最初规划的9.2平方公里,拓展到2008年的总规划面积129.94平方公里;从最初集中于一个市北区块,扩展到了市北、桥南、江东三区联动;从最初只有个别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商,到2008年为止,共有27个国家及地区的700余家企业来此落户,累计吸收外资50亿美元。

其中,2007年引进外资总额7.645亿美元,合同外资3.555亿美元,实到外资2.11亿美元,均占全区外资总量的40%以上。

鞍山鞍钢创新技术改造

2005年8月,骄阳似火。

而此时,位于济南钢铁集团公司(济钢)新厂区的建设现场,近千名来自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由鞍钢自主开发,向济钢成套输出的1700中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在建成主体厂房和两台连铸机先后投产后,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这是鞍钢首次对外输出自己的成套技术。

在拥有大大小小数百家企业的中国钢铁行业,这也开创了企业间成套输出技术装备的先河。

在10年前,鞍钢却是另外一幅景象:别说输出技术,就连一套完整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装备都很难找到。

技术落后、产品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下降,企业陷入全面亏损。

就连当时刚刚上任不久的鞍钢集团总经理刘玠,都接到过记者这样的尴尬提问:“国有老企业不改造只能等死,负债改造无异于找死,鞍钢怎么办?”

很多人甚至认为,即使国家投资几百个亿,鞍钢也是个“无底洞”,不可能起死回生。

为了回答“在等死和找死之间,鞍钢怎么办的问题”,鞍钢人开始了长达10年的苦苦求索。

鞍钢是建国初为支援全国经济而组建的国家重点钢铁联合企业,一度形成初建时全国支援鞍钢,建成后鞍钢技术人员支援全国钢铁行业的局面。大量具有丰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了鞍钢特有的财富。

另一方面,鞍钢生产装备虽然落后,但是很多零部件能用来组装新设备,生产装备上已经有了雄厚的基础。

刘玠一番思索后认为:“鞍钢要改造,没有钱从国外全套购买新技术,只能靠自己开发创新,能省就省。”

为了走出困境,鞍钢“九五”期间勒紧裤带,拓宽融资渠道,开始了一系列技术改造。

为了技术改造,甚至于一连好几年,鞍钢干部职工都没有涨过工资。一分钱当两分钱用,资金要用在刀刃上。

鞍钢技改之初就定下一条规矩:能自己干的就自己干,自己确实干不出来的关键部位,才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但是在引进同时要注意消化吸收,迅速形成自己的技术资源和创新能力。

鞍钢1780热连轧生产线是1999年引进日本三菱关键技术建成的,而两年后,鞍钢依靠自己的力量,自行建成了1700中薄板连铸连轧生产线(APS),使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技术装备,一跃而为国际一流水平。

鞍钢开发出中国第一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700热连轧生产线后,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局面,从此国外向中国输出这套技术装备的要价直线下跌,从原先的80亿元至90亿元下降到40亿元至50亿元左右。

就在国内不少钢铁企业还热衷于全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鞍钢通过自主创新,已经摸索创造出一条“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的技术改造新路子。

“十五”以来,鞍钢依靠自己的力量先后完成了矿山系统“提铁降硅”,容积达3200立方米的新一号现代化高炉和多条彩涂板生产线等的改造和新建,而通过自主设计、研发和装配调试,鞍钢的绝大多数项目所需的投资数额只到国际同类项目的一半,并且具备了“小项目当年投产,一年收回投资,大项目3年内投产,3年到5年收回投资”的能力。

在这一项项辉煌的成果背后,都离不开刘玠的筹谋规划。

刘玠来到鞍钢不久,就在大会上扬言:“对鞍钢的设备进行根本改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鞍钢不改造,只能是等死。”

可是钱从哪来?不要说将老设备全部淘汰,就是动一个局部,也得亿万计。

而此时的鞍钢已经被三角债拖进了泥潭,几个活钱只能凑合给职工发工资,说改造简直是谵语妄言。

没钱,多么伟大的改造计划都是纸上谈兵的。

没钱找银行,这是个老套路。但有人放话说:“没钱是个死;贷款也是个死,被贷款的高息拖死。”

更何况,那时鞍钢还欠着银行一屁股债。银行对这个几近瘫痪的钢铁巨人是斜眼睨视的,不时派人来鞍钢催债。

刘玠在度过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之后,思路渐渐集中到一点:“能不能借助现代股份制度,把鞍钢的固定资产盘活?鞍钢毕竟是有过辉煌的老企业,品牌是钱;鞍钢是大家大业,纵然设备老旧,倘若盘活也是笔大钱。”

主意一经产生,操作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

总之,到了1996年的夏天,刘玠带领鞍钢人成功地突围了。

鞍钢把旗下包装一新的新轧钢公司拿到香港上市,资本一下子扩充了26个亿。

那年春节,鞍钢家属区的爆竹声响得跟排子炮似的。

而刘玠却是别样一种复杂心情:“看着打扮一新的‘儿子’上路远行,他高兴,但他不敢回头,因为家里大都是些破烂了。”

技术和设备改造这场大剧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一开始,刘玠就搞了个平炉改转炉。

别的厂都是扒平炉建转炉,这要好大一笔钱。

刘玠在党政联席会上却这样发问:“别一提转炉就想另起炉灶,为什么不能就地改?改转炉也改连铸,省一大笔钱啊。”

会场一下就嗡嗡起来。大家承认这是个极具想象力的方案。问题在于,这种配套改造工程对厂地的空间要求非常苛刻,原地改造有多少可行性?

很多人说:“不行。”

刘玠说:“怎么就不行?”

有人说:“要是行,别家都这么干了,谁不知道省钱省时?”

刘玠说:“我们就是干别人干不了的。”

讨论到后来,大家宁愿相信他是对的。他是工程专家而不是空想家,他的很多鬼点子或许更能体现他的才华。

失败连着失败,沮丧连着沮丧。有时都觉得无望了,但刘玠却咬定不放,技术人员便只好在荆棘地里找路。

最终,刘玠的坚持是对的。有一天,技术人员把一个可行的新方案拿到了刘玠的案头。

不停产,改一座转炉停一座平炉。连同连铸工艺,相继建起了6座100吨的转炉,实现了全转炉全连铸。只这一项,就为国家省下15个亿。

一位兄弟钢厂的总工参观了他们的“平改转”工程后,连声惊叹:“你们相当于建了两个钢厂,才用几个亿,简直是奇迹。”

鞍钢的神话就是这样在刘玠的领导下开始的。

装备升级增强产品研发能力,担任过三峡工程总指挥的陆佑楣对此就深有感受。

2004年初,三峡工程对12个电站大型水轮机的蜗壳钢板进行国际招标时,由于对这种钢板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国际上竟然没有一家企业投标,情急之中的陆佑楣只好将目光收回到国内。

刘玠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做出反应,决定研制国产替代钢板以解三峡工程的燃眉之急。由鞍钢技术中心和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的项目组,以超常规的工作方式,经过多次试验,仅用3个月时间就轧制出替代产品,经检验完全满足三峡右岸水轮机蜗壳钢板的要求。

威海建设开发区筑巢引凤

1992年10月,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

威海开发区刚成立时,开发区决策者就明确提出了“基础设施先行”这一指导思想,“广植九州梧桐树,招得八方凤凰来”,就是“筑巢引凤”。

但是,开发区没有更多的钱,这个“巢”怎么“筑”呢?

威海开发区决策者考察了全国不少开发区,发现他们开发1平方公里土地,需要投入资金1.5至2亿元人民币。

开发区建立之初,正赶上国家实施紧缩银根的政策,控制“开发区热”,使威海开发区的工作更加困难。

为此,威海开发区采取了三条措施:

第一,抓科学规划。对开发区建设,国家提出了“开发一片、受益一片、延伸一片、滚动发展”的思路。开发区请来有关方面的专家,把开发区当作现代化的都市来规划,又当作工业区来规划,充分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决策者们结合开发区实际,创造性提出了“中心起步,扇形辐射,滚动发展”的开发战略。

所谓中心起步,就是采用数学坐标系原理,在区内先确定道路框架,然后以此设立经纬分明、功能齐全的工业区、商业区、生活区等多个功能小区,各个功能小区的结合点,即为坐标系的中心,进入各个功能小区的项目围绕中心布点;所谓扇形辐射,就是根据项目类别,分别将其安排到各个不同功能的小区,围绕中心呈扇形延伸开发;所谓滚动发展,就是集中资金,集中力量,开发一片,延伸一片,受益一片。

第二,抓城市建设。为了尽快形成开发规模,建区初期,管委会提出了“先拉框架后填空”的开发方针,先把道路框架拉开,修了10纵12横22条道路;后来为了避免基建战线过长,他们又提出了“大配套一步到位,小配套围绕项目集中进行”的建设思路。

在修好道路的基础上,哪里有项目、建工厂,哪里有水、电、汽、暖优先进行深配套,他们就以较少的投入,既引进了项目,又使土地增值,达到了以“芝麻”换“西瓜”的效果。

第三,抓资本运作。在总结别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做好土地资本运作这篇文章,提出了“一动、三定、三为主、三统一”的土地转让政策。“一动”,即土地实行动态价格。

“三定”即以项目和资金定地片;以项目规模定面积;以合同定开工、完工时间和按比例建设的进度。“三为主”即区内产业布局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以金融、贸易、旅游为主;以吸引高科技、大项目为主。“三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转让。

与此同时,开发区还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一体,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思路,简单来说,就是从农民手中买生地,通过配套变熟地对外招商,再以熟地还给农民,让农民以熟地作为资本参股入股、合作开发,既解决了开发区缺少配套资金的问题,又解决了失去土地后的农民没有项目问题,把农村经济发展与开发区经济发展融为一体。

可以说,威海开发区成立晚,失去了一些发展机遇。但是与此同时,开发区管委会也借鉴了老开发区创造的成功经验,避免了他们走过的弯路。

开发区招商引资从威海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营造环境优势之外,主要抓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园区招商。管委会规划建设了出口加工区、科技创业园、清华紫光等12大工业园区,并落实了党工委书记包园开发负责制,每个书记负责3个工业园区,各个园区都设立了服务机构,为进区项目和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二是实行招商引资责任制。开发区管委会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生命线,客户是上帝,能招商会引资者为功臣”,将招商引资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一把最公平、最重要的尺子。从1998年起,在区直各部门建立了招商引资责任制,并严格兑现奖惩。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县处级领导干部主抓千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形成了领导带头、全民招商的可喜局面。

三是抓好软环境建设。开发区管委会在优化服务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成立了“招商中心”,实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明确规定对外商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办理的事项在48个小时内必给答复。

经济要发展,关键是人才。威海开发区在人才培育和建设方面有何高招?

开发区的主任后来回忆说:

在开发区成立后的第一次干部大会上,开发区这没有、那没有,缺资金、少能源,但最缺的就是人才,有了人才资源,就可以弥补其他资源的不足。刚开始我们就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战略观念,人才从哪里来?我们提出了四句话,即“招聘全球的,重用贤能的,培养年轻的,轮训在职的”。

第一,招聘全球的。“人才就是资本,招贤就是招商”,面向社会、面向高等院校、广招人才。到2008年,大学生在开发区机关干部中已占了95%。

第二,重用贤能的。管委会提出“用一贤才是最大的效益,用一庸才是最大的浪费,用人不当是最大的失误,人事问题上的不正之风是最大的腐败”,建立了“把三关”、“过三关”的用人机制。

第三,培养年轻的。管委会觉得开发区不应该只出工业产品,更应该出人才。2008年,党委做出决定,每个局必须配备1至2名局长助理,配备助理不能论资排辈,有三条标准,一是年龄不超过35周岁,二是学历不低于研究生,三是女干部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果选择妇女干部,可以配备两名助理。

第四,轮训在职的。对现有的在职干部,管委会提出了“四化”标准,即语言国际化,大家都要会外语;知识专业化,干什么就要懂什么;办公自动化,都要学会操作微机;行为规范化,培养国际型人才。

另外,管委会在坚持公开招聘、选择人才时,由于机构改革后,有些人才受编制限制进不来,经党委研究,专门对两种人才开了绿灯。

一是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高层次人才,给编制,给房子,给待遇,研究生可以享受科级干部待遇,博士生经组织批准可享受副处级干部待遇,对一些正在上学、生活困难的研究生,如果签订合同,同意毕业后到开发区工作,每年给予3000元助学费。二是翻译人才,也给予特殊优惠待遇。

沈阳改造铁西区老工业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在这份文件中提到:

立足现有基础,以提高国内外两个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在搞好企业改革和改组的基础上,围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替代进口、改善环境和安全生产,加快重点行业、重点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

要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重点发展数控机床、输变电设备、轨道车辆、发电设备、重型机械等重大装备产品,把东北地区建成我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

沈阳的铁西区,在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上千家国有企业,曾经是中国规模最大、密集度最高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铁西区风光占尽,它为共和国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从天安门城楼上第一面国徽,第一台5吨蒸汽锤,第一部50万吨钢坯初轧机组,到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台组合机床,成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基地,被称为“中国的鲁尔”。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铁西区的辉煌迅速退去,昔日最让铁西骄傲的大型企业却成了铁西区背上巨大的包袱。

沈阳市有一条赫赫有名的街道叫北二路,曾经有37个大型国有企业座落在这条街道上,它们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个第一。

但是,从1995年至2003年,这条街道却有了另外两个名字,叫做“亏损一条街”、“下岗一条街”。

在这期间,铁西区大部分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再没有一家盈利了。

1996年11月,生产出我国第一台拖拉机的大型国有企业沈阳拖拉机厂,在一次大会上,到会者每人发了一根香肠以示安慰后,就这样宣布破产了。

1986年至2002年的16年中,90%的国有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90%;城市功能单一,二、三产业比例严重失衡;职工生活困难,30万产业工人中有13万人下岗;社会保障缺失,10万多名下岗职工没有参加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

这时候,陷入困境的铁西区流行起很多顺口溜:洗手没有肥皂,干活没有手套,什么时候发工资不知道。

不仅铁西的工人没钱,整个铁西区都成了有名的贫困户,2002年铁西区每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只有邻近和平区的五分之一左右。

面对这种困境,辽宁省政府一直在积极寻求振兴之路。

1988年,辽宁省政府将铁西工业区列为辽东半岛开放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3个示范区之一,成为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的试验区。

2002年6月,真正的转折点出现了,沈阳市作出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的战略决策,为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全面升级提供了制度支撑。

铁西区的地域面积从4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了484平方公里,为铁西突破重围开辟出广阔天地。

铁西改造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简单的剥离、转型。然后是寻求市场的生机,恢复市场体制。最后借助于“东搬西建”,腾笼换鸟,“真正让他们彻底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政府组织结构变革之后,铁西区实施了“东搬西建”,大量的老国有企业从原铁西区迁出,搬迁到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同年,铁西区开始了大规模拆除烟囱的行动。

沈阳冶炼厂3座100多米高的大烟囱,曾经是铁西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核心标志。2004年3月23日,这三根大烟囱被定向爆破,轰然倒塌。

在随后的几年间,上千座烟囱被拆掉,建成绿地和休闲公园。集中连片的棚户区被彻底消灭。

有数据显示,从2002年开始,通过东搬西建,铁西区腾出来7平方公里多的土地,区财政仅从土地出让中就获得140亿元的资金。

对于铁西区政府来说,这笔钱完成的是支付企业的改革成本。50亿元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55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发展,欠老百姓的30亿元内债都偿还了,十几万下岗职工实现并轨。这些都是政府对于企业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有35亿元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棚户区改造,成为一定范围的社会福利。

树挪死,人挪活,这场大搬家,成了很多铁西企业的命运转折点。

北方重工,是在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和沈阳矿山机械集团合并重组的基础上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

2003年,正当企业的经济效益在低谷中徘徊时,人们突然发现盾构机的市场是一个空白。我国对盾构机的需求量非常大,这个市场一直还在国外公司手中。

盾构机是专门用于隧道挖掘和地铁建设的一种大型设备。但是,这种设备我国却没有生产。

无论什么工程,只要需要盾构机,就必须依靠进口。

由于对盾构机这个产品并不了解,以前的产品跟他也是相差很远。

2004年,北方重工在对市场全方位考察之后,找到了解决核心技术难关的突破口。

从2004年开始,北方重工先后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际上生产盾构机权威企业技术合作,迅速地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盾构机生产技术,先后为武汉长江隧道、青海的饮水工程提供了我国自己生产的盾构机。

北方重工盾构机公司副总经理何恩光说:“从这三台开始以后,我们马上就迅速地进入市场,在北京直径线,还有广深港铁路客运专线两个项目上,我们依次拿到六台大盾构机,这是在全世界盾构机制造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是绝无仅有的。”

2007年7月,北方重工以绝对控股优势,成功并购了拥有世界隧道掘进机知名品牌和核心技术的德国威尔特控股公司法国NFM公司。

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北方重工盾构机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也意味着北方重工已经跻身于国际化市场的前列。

短短的4年时间,北方重工从一个生产盾构机的外行,跃居世界级盾构机制造基地。

时任沈阳市铁西区副区长董峰说:“铁西老工业基地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为我们国家填补了500多个空白,那么在近几年的发展当中,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又填补了近200个空白,创作了200个第一,其中有30多个产品达到了世界第一。”

与外方合作,借助国外资源,迅速占领技术制高点,是北方重工重获新生的诀窍。

不过,铁西的老国企,走的也不只这一条路。

俗话说,独木难支,沈阳鼓风机集团却在整个铁西区遭遇生死危机的时候,靠自己的力量支撑了下来,始终没有倒下。

1996年,铁西区的老国企纷纷陷入泥潭。巨大的波动中,沈鼓集团同样受到了影响,但却度过了难关。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同样负担沉重的沈鼓集团走出困境?

沈鼓集团是一个生产鼓风机和压缩机的企业。时任沈阳鼓风机集团公司董事长苏永强说:“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沈阳鼓风机厂曾生产过几台压缩机,但因为技术落后,始终没有市场。1982年,沈鼓开始与意大利进行技术引进,推出了第一台二氧化碳压缩机组,这个项目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那时候实现了国产化零的突破。”

压缩机是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国防等重大行业的高端产品,所有的乙烯产品生产完全依托于压缩机。

而在1998年之前,包括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和乙烯压缩机在内的乙烯三机产品,我国100%依靠进口,压缩机的质量至关重要,压缩机停一天,企业损失数千万。

苏永强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压缩机一停,效益为零。”

压缩机的价格非常昂贵,从国外进口一个压缩机组,价格高达1.5亿人民币,所以,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大企业,不得不硬着头皮拿出巨资购买进口压缩机满足生产。

苏永强颇多感慨地说:“这对生产压缩机的企业是莫大的耻辱,于是从1982年开始,沈鼓集团发誓要研究出国产的压缩机。”

于是,沈鼓集团从80年代中期开始了长达20年的技术创新。

随着第一台压缩机的成功问世,1999年48万吨压缩机在大庆油田成功运行;2002年36万吨压缩机在上海石化成功运行;2005年64万吨裂解气压缩机组在广东茂名成功运行;2007年,沈鼓集团中标百万吨乙烯三机,完成了压缩机行业的三级跳。

苏永强颇为自豪地说:“不要说百万,茂名64万吨中标数国外公司都吓坏了,因为这是顶级技术。”

沈鼓集团生产的压缩机组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比进口的低,一个机组的价格为7000万元,低于进口一半以上。

从无到有,从刚刚起步到世界级技术,沈鼓集团通过自主创新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沈鼓集团生产的压缩机市场占有率已经突破了85%,为我国各类行业提供1800多套大型机组,为国家节省外汇高达10亿美元。

对此,董峰说:“在自主创新当中,一直是瞄准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相互对接,也就是说去接轨,而不是说我们完全是自己,闷头干活。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好多产品研发,既和国外合作,又在这个基础上提升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就是拥有自主知识品牌。”

自主创新让铁西区的很多老国企找回了自己的市场地位。其实,有时候危机就是生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在铁西区很多老国企为生存发愁的时候,却有一家民营企业主动落户到了铁西区。后来,这家企业也随着周边的老国企搬到了开发区。

1993年,在很多企业效益不景气的时候,沈阳远大集团公司成立。远大公司生产的是一种叫做幕墙的产品。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公司总经理王义君这样解释:“一栋栋大楼建完以后要穿衣服,所以我们把这个大楼外边穿的衣服统称为幕墙。”

幕墙的技术含量很高,它集玻璃、铝板、铝合金、石材等多种产品精致而成,目前国内外很多大楼都采用了这样的装饰,装上幕墙之后,整个大楼看上去既美观、豪华,又气派。

其实早在20世纪中期,很多发达国家在建筑中就使用了幕墙。但是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个别的酒店、宾馆或者写字楼才刚刚开始使用。

沈阳远大正是看中了这个机会。通过1993年到1996年国内市场练兵,掌握了建筑幕墙行业的核心技术。

3年的练兵,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企业来说,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他们却为企业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

1999年,沈阳远大成立6年,公司的决策层作出了一个大胆决策,进军海外市场,和国外公司竞争。王义君是当时海外项目部的总负责人。

天不遂人愿。短短的几个月,在新加坡、英国的两个工程亏损就高达1个亿。

王义君说:“1个亿的亏损,让他们给国外的市场交足了学费,在总结了教训之后,沈阳远大对新加坡市场开始反扑。”

随后,沈阳远大的幕墙越做越火,欧洲最高的大楼,430米高的俄罗斯联邦大厦;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的航空铁路运输中心等世界著名标志性建筑,幕墙全部是由沈阳远大提供。

在7年的时间,至少承揽超过了50个的项目,进入幕墙这一块,大概出口销售额达到7.5亿美元。

远大市场越做越大,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工程,沈阳和天津的奥体中心,采用了他们生产的产品。

沈阳远大的业绩不断攀升。2007年,沈阳远大工业产值突破百亿元大关,与另外两家突破百亿的企业,沈阳机床和北方重工构成了铁西新区的铁三角。

从2002年开始,依靠引进外资、自主创新以及民营企业的发展,铁西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着30%以上的速度增长,装备制造业基地规模以上企业305家,主要产品达到90大类,1000多个系列,上万个品种,其中18个产品排名世界前十名。

铁西区调整改造的成绩,已经获得了国家的高度肯定。

2007年6月9日,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授予沈阳市“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暨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称号。

更喜人的是,2008年12月7日,铁西区获得全国第一个联合国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

批准设立营口市鲅鱼圈区

1984年,在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后,国务院在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中,首批兴办了包括大连、广州、青岛等在内的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同年,为了减轻营口老港,即营口市辽河港的压力,位于渤海东北部海湾的新营口港开始兴建。1990年初,港口始成。

十里八村少人烟,一片碱滩几只船,这是开发区以前小渔村时的真实写照。

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沉寂已久的渔乡开始了鱼龙变化的传奇。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全国首批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没有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名字,但是视发展为生命的营口却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克服困难自行配套了数十亿资金,在几乎没有优惠政策的情况下,悄悄搞起了开发区建设。

以至有媒体事后报道说: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是“自费生”,当初拿到的是改革开放头班车的“站票”。

1984年1月,国务院批准设立营口市鲅鱼圈区;1988年3月,辽宁省委、省政府决定在此兴建营口出口加工区。

1989年7月21日,辽宁省第一家韩国外商投资企业营口化妆用具有限公司在鲅鱼圈0.5平方公里的工业区内落户了,注册资本40万美元,主要生产和经营化妆用具,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

营口化妆用具有限公司落户,打破了鲅鱼圈没有外商的局面,鲅鱼圈用“以商招商”的方式,带来了多家日本、韩国的投资者前来考察,仅第二年就有营口三喜加工有限公司、韩国泰山服装、刚进缝制品、新罗刺绣、宇清缝制品等8家日韩公司在鲅鱼圈相继落户,带动了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吸引一批外地青年前来就业。

1989年实际利用外资额690万美元,出口创汇350万美元,这一成绩也为鲅鱼圈向国家级开发区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营口港建成后,年吞吐量提升很快,短时间内就达到了2000万吨。

20世纪90年代初,营口开发区招商引资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工业区从0.5平方公里扩展到5.6平方公里。

1990年8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营口考察团建议更名为营口新经济区。

正是由于诸多的先决条件,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国务院第二批批准的包括北京、武汉、重庆等在内的18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排在第一的就是营口开发区。

营口开发区虽然跻身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行列,但除了牌子之外,并未得到相关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

远比深圳,近看大连,实力悬殊,差距太大。何处去?怎么办?

穷则思变,只能背水一战!

营口开发区认准了发展这个硬道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是要硬发展创奇迹。

建港,渔民迁走渔船;修路,人们舍弃家园。一代代领导者挑灯夜战,一批批开拓者挥汗苦战,一群群建设者昼夜鏖战,在一洼盐碱滩、一片高粱地上,拉开了大开发的帷幕,奏响了硬发展的序曲。

升格至开发区,一大批外资企业如伊都锦、一心箱包、三协精工、奥镁等外资项目陆续登陆开发区,招商引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和其他开发区一样,营口开发区的几任管理者都把招商引资作为首要任务来抓。

1996年、1997年开发区经济发展走进低谷。

《经济日报》为营口开发区经济发展“号脉”一事,让开发区人们记忆深刻,形容开发区经济社会的关键词,如环境差、牛车、草帽干部、宰客……

“号脉”号出了营口开发区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

1999年,营口开发区从打造环境开始入手,拆小房、修路、建广场、加强园林绿化、整顿交通秩序、加大城市建设力度,打造城市环境,治理整顿城市软环境,营口开发区的环境在慢慢好转,大大增强外来投资者在此投资创业的信心。

1999年投产营业及开工建设的项目有16个,另外有营口阿斯创化工有限公司、营口嘉里粮食工业有限公司、营口一心箱包有限公司、营口泰山服装有限公司等8家外资项目追加投资,追加投资额达5073万美元。

90年代初招商引资的特点是体量小、技术含量低、数量多、规模相对比较小,多数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临港和滨海5.3平方公里的两个工业园区的打造,为投资者搭建了一个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投资平台,开发区人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完善城市功能,使招商引资工作实现质的飞跃,一批高附加值、环保型大项目已经落户开发区。

然而,直到2005年,入驻营口开发区的项目也都是一些规模小、档次低、质量差的项目。

在2006年12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开发区与营口的差距被提了出来,“开发区建设这么多年,还没有引进几户能够代表国家级开发区形象的大项目、好项目。到目前为止,我们引进世界500强的项目还不到10个,世界500强直接投资的超大型项目至今还没能实现零的突破”。

不过,在2006年,变化开始。

内部会议认为,如果没有钢铁产业的加入,也许直到今天,开发区可能依然在寻找发展方向。

在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看来,区内产业升级的需要和大型企业对生存空间的渴求无疑成就了一段绝佳姻缘。

事实上,鞍钢从10年前就开始筹划自己的沿海钢铁基地,从辽宁到海南,鞍钢考察过的地方超过20个。

营口开发区港口、交通、能源条件都很好,而且离鞍钢老基地非常近,但却因为没有足够的水源保证,使得鞍钢把目光外转。

“转机出现在2004年以后。”鞍钢前总工程师龙春满回忆说,“营口开发区不但为鞍钢的到来兴建了水库,营口港还专门为鞍钢建设了铁矿石专用码头。”

“港口和工业区的零距离”,成了鞍钢最终选择在营口开发区建设沿海钢铁基地的理由。

2008年9月,鞍钢鲅鱼圈的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厂投产。

鲅鱼圈区位于辽东半岛中部的渤海之滨,坐落在营口市南端50公里,北距沈阳210公里,南距大连170公里。总面积268平方公里。称之为渤海明珠鲅鱼圈北方亚龙湾。

鲅鱼圈设区以来,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坚持“建设亿吨大港、打造百万人口新城区”的发展目标和“出路在改革,重点在环境,根本在项目,关键在干部”的工作方针,实施“开放立区、依港兴区、工业强区、旅游活区”的发展战略,全面抢抓新机遇,整体放大开发区,力求产业发展园区化、城市开发生态化、港口建设现代化、商贸物流国际化,以港口优势、交通优势、电力优势、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铸就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辉煌。

“鞍钢营口项目总体规划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1000万吨。按行业通用数据测算,该项目达产后,销售收入应在400亿元左右,地方收入应在30亿元以上。”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宣办官员说。

而400亿元的工业产值,则正在把营口市从位居辽宁第十直接送至全省第四大经济体的位置。

鞍钢带给营口冶金产业的集群效应,远不止于这些。围绕鞍钢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这其中既包括运输、附料生产、产品深加工、职工生活等直接产业链,也包括环保、废料再生产等间接产业链。

以运输量为例,鞍钢1000万吨的钢铁产能,需要营口方面提供6000万吨以上的货运量才能相配套,这对于营口开发区经济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鞍钢项目彻底改变了营口开发区的产业结构,招商方向从过去欢迎出口加工型企业,转向更希望重化工制造型企业落户。

从2006年开始,德国诺玛、印度塔塔、辽宁米高、中国三冶等一批围绕鞍钢的大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连庞大的鞍钢项目都严格坚持环保原则,使得后续进驻开发区的企业自然而然地认可了“高附加值”和“环保型”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门槛”,为开发区打开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大门。

成就了姻缘,找到了方向,就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和维系下去。

这已成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上下一致的共识。

2009年4月20日,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来了她的“巅峰时刻”,即国家级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推介暨第十五届中国·营口望儿山母亲节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高作平骄傲地宣布:作为“一座现代化、生态化的海滨新城”,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展现在世人面前”。

建设发展扬州江阳工业园

2001年7月,扬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即建设“一区五园”。

扬州“一区五园”,是指扬州经济开发区、江阳工业园、港口工业园、邗江工业园、杭集工业园。

江阳工业园区位于扬州北部新区,北侧为连接京沪高速和润扬长江大桥的西北绕城高速公路,南侧为苏中交通大动脉,连通扬州城区与长江港区的扬子江大道贯穿其中,是扬州第一批重点建设的工业园之一。

“园区是全区人民的园区,全区人民是园区的主人。”

“园区发展我发展,我为园区作贡献。”

“兴衰成败在园区,万众一心建园区。”

……

在2000年,对于维扬区众多投身建设江阳工业园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口号是精神力量。

2000年5月开始,当时的郊区政府,就开始考虑工业园的建设方案了。

作为扬州沿江大开发大开放的战略要地,这里曾经是汉代扬州城池的所在地,自古是商家必争的“风水宝地”。

维扬区原为郊区,工业基础一度比较薄弱。当时,郊区工业发展的确需要一个好载体。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董得利和六七位同事,全身心投入了工业园的筹备。

当时,由于对工业园区的建设缺乏经验,所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学习别的城市的优秀经验,再结合扬州本地的实际进行操作。

从决策建园的第一天起,区委区政府就极为重视。上至区委书记、区长,下至乡镇的领导,都为园区的规划和建设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

回想往事,董得利对当时各乡镇的负责人充满了感激,他回忆说:

江阳工业园的建设,不是靠发发文件、动动嘴皮就完成的。那时,真的是“举全区之力”,我们给各部门、各乡镇定了量化的指标,并且列入考核。搞招商竞赛,排座次,这些办法都用过。

维扬区的农民,为了建工业园,也牺牲了很多。

据统计,江阳工业园拆迁民房9万多平方米,450户农民失去了他们如鸟儿筑巢般建起来的家园。

在工业园建设的特殊时期,很多农民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让政府工作人员非常感动。有的是刚刚借钱盖好的新楼,有的是新婚刚装修好的爱巢,但为了园区建设,还是拆了。

“当时的拆迁现场,是最感人的。”董得利说,“许多人是一边流着泪,一边拆着自家的房子。”

为了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乡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涉及到自家的房子,他们先拆,无论多困难,他们先搬走……

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都发生在那时。

2001年5月,郊区政府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省里的电网铺设要横穿江阳工业园区,而且,规划已经通过,正准备竖电线杆。

董得利一听急了,“电网从工业园的企业上空走过,叫人家怎么盖厂房啊!”

三天两头,董得利和同事跑市供电局、省供电局。“可人家不答应啊,他们的规划在先,我们的规划在后,而且,他们的工程已经开始施工了。”

最终,省供电部门实在拿这些倔强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法子,只好同意电网顺着工业园规划的道路沿线走。

尽管工业园承担了一部分工程的额外费用,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工业园能够顺利建设、招商奠定了基础。

2001年7月26日,江阳工业园正式挂牌,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全面启动。

从这一天起,董得利任江阳工业园管委会主任。

“三五个人,七八条枪”,用来形容当初的管委会一点不为过。

江阳工业园最初的管委会办公室设在平山乡的一家小浴室里。

董得利说:“小浴室有间空置房,租金便宜啊!我们拾掇拾掇,就搬进去了。”

挂牌仪式非常简单,加上放鞭炮,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

凹道变坦途,厂房平地起。这样的美景,硬是在缺钱又缺经验的江阳工业园变成了现实。

有个好舞台,才能吸引企业来唱戏。基础设施早日完备,才能抓住招商的机遇。雨水、污水排放、电力等配套设施一步到位,使企业免去了以后改造带来的麻烦。对于园区建设,招商才是真正的生命线。

2001年,当年负责招商的西湖镇副镇长王斌长年累月在外省市跑,“家里就是个旅馆”。

那时候,真正做到了“敲门招商”。

第一批进园的24个企业,本地企业只有五六个,其他的,都是招商干部从浙江、广东等地“请”进来的。

郊区的西湖镇,有个著名的企业扬州久扬渔具有限公司。该公司创建于1991年,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厂区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90%以上设备是进口,产品全部外销。

2001年5月,久扬渔具要和台商合作,引进一个注册资金达500万美金的项目。

为了这个项目,管委会招商人员全程跟踪,一直谈到2001年底,项目才正式进园。

招商,江阳人用的是一个“诚”字。

2002年3月,广东联达纸品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来江阳工业园考察。

当时,工业园招商处人手正紧张,但是管委会最后还是决定,抽出专人陪这位负责人考察市场。

之后,虽然该公司董事会否决了在扬州的投资意向,但工业园区的诚意还是打动了广东的客商。

2002年5月,郊区政府去广东开招商会时,由于联达纸品有限公司的推介,许多广东客商表达了投资江阳工业园的初步意向。

“有付出,总会有回报。”江阳人坚信这一点。

建园之初,尽管经费十分紧张,他们还是常常派车到上海、南京接客商来考察,有的客商虽然没谈成进园的项目,但园区还是用专车将他们礼貌地送回。

工业园管委会为了尽早帮助客商办好证照,有时自掏腰包叫出租车。

“有的投资者连税务、工商的门都不知道往哪儿开,这些事如果管委会不闻不问,一定会挫伤投资商的积极性。”董得利说。

对于新生的江阳工业园来说,在2001年7月到2003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内,走得并不顺畅。

冲着政策优惠,许多附近的小厂,都掏钱买地进园。人气是聚起来了,可园区却呈现出“摊大饼”式的发展状况。

“如果总在铺摊子上做文章,质态得不到提高,品质得不到提升,总有一天,园区会丧失话语权。”面对当时的状况,维扬区委书记高瑞芹曾经这么说过。

2003年初,维扬区委、区政府着眼于打造竞争力,要求园区必须尽快提升质态、提高品质、提速发展、加快转型,从集聚人气向集聚产业转移。

在江阳工业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江阳创业园,这是江阳人创新智慧的结晶。

作为江阳工业园的“园中园”,创业园是专门为那些处于创业阶段,但又想借园区的“东风”发展的中小投资者“量身定做”的,此举为中小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他们“破茧化蝶”提供了一个“孵化平台”。

对于进园企业的性质,江阳创业园不设门槛,不问“出身”,只要不是污染企业,不论企业大小,均可进园,园区内的厂房可租可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