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规划发展

• 改革开放初期，以“闲钱、闲人、闲屋”起步的石狮，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并以买卖洋货闻名全国。
• 萧山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之后，大量的日资、美资、德资以及台资企业等纷至沓来。萧山成为台商心仪的大陆十大投资城市之首。
• 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晋江人下南洋，只是“出门挣钱”，如同“闯关东”一样，极少举家迁徙。青年男子做“番客”在外闯荡，汇回来的钱，就成为家中妻小父母的生活来源。

福清吸引侨胞积极投资

1985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酝酿制定扩大对外开放方案。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决定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福建省厦门市的同安县，原龙溪地区的漳州市（现漳州市芗城区）、龙海县（现龙海市）、漳浦县、东山县，原晋江地区的泉州市（现泉州市鲤城区）、惠安县、南安县（现南安市）、晋江县（现晋江市）、安溪县、永春县等11个县（市），被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

国家对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某些特殊政策，要求沿海经济开放区把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引进来并向内地推广，把沿海生产的产品向内地销售，满足国内市场，发展出口贸易，开拓国际市场。要求沿海开放区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业，按加工工业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生产。

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1月和3月，又先后批准福建的21个县（市）为沿海开放县，加上石狮在1987年由镇升格为市，福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扩大到33个县（市、区），即漳州、泉州、莆田市所辖各县（市、区）、福州市所辖8县、宁德地区的宁德市、霞浦县和厦门市所辖的同安县，至此，福建沿海经济开放区面积由13223平方公里扩大到41626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34.4%，人口由751.59万人增加到1710.4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0%左右。

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福建省委对一些开放地区又推出更加特殊的开放政策。

1987年，福清县（今福清市）根据侨乡优势，设立“融侨工业小区”。

福清设县已有1200余年的历史，唐朝以前，福清境域先后隶属于会稽、扬州、闽州、泉州（今福州）、福州和长乐等州府县。

唐圣历二年，即699年，析长乐县南部包括平潭岛的万安等8个乡，建立万安县。唐天宝元年，即742年，取“造福唐朝”之意，改名福唐县。后梁开平二年，即908年，改为永昌县，后唐同光元年，即923年，复称福唐县。后唐长兴四年，即933年，从“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会于治所”一语中，取“福”与“清”二字，改县名为福清县。元元贞二年，即1296年，因户满4万，升格为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隶属闽侯、晋江、莆田、福州等地、市管辖。199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福清县，建立福清市，仍隶属福州市管辖。

为鼓励侨胞投资，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允许融侨工业小区享受重点工业卫星镇政策待遇。

在福清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里逐渐形成了以塑胶、制鞋、纺织、电子、服装等轻型加工业为主的行业结构，1991年产值达6亿元。

1992年5月，国务院批准建设福清湾投资区，占地面积50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投资区。

1988年6月1日，在福建省委的支持下，省人民政府批准湄洲岛为“对外开放旅游经济区”。

湄洲岛位于莆田东南部沿海，全岛面积14平方公里，是海上女神妈祖的故乡。妈祖文化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国际上也有广泛的影响力。

湄洲岛对外开放旅游经济区在实行经济开放区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实行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政策，广泛吸收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上信奉妈祖文化的各界人士联合开发湄洲岛，发展朝拜旅游、投资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湄洲岛经济繁荣，增进大陆与台湾的联系。

1988年7月12日，在福建省委的支持下，省人民政府批准开辟东山县创汇农业试验区。

东山县是全国县级最大的芦笋生产基地和全省重要的水产品出口基地。东山县创汇农业试验区拥有农业结构调整权、外贸进出口权等10条特殊政策。

芦笋种植、对虾养殖和网箱养鱼成为东山创汇农业的三大支柱，1991年，3项产值2.1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68.2%。

20世纪80年代初的石狮是中国最早的自由市场，潮湿的石板一条街，毗连乌压压的大棚，公开卖的是各种香港货，从丝袜、旧衣服、风油精到邓丽君的录音磁带，应有尽有。

改革开放初期，以“闲钱、闲人、闲屋”起步的石狮，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并以买卖洋货闻名全国。

1984年，这个镇已经成为“一片迷魂般的服装城，胡同纵横交错，七拐八弯，‘有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万式装’”。

在我国著名作家蒋子龙看来，“一个陌生人陷入其中，便很难再钻得出这由色彩和布匹构成的迷魂阵了，满眼都是衣服，从地面直挂到屋顶，花花绿绿，无奇不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服装贩子，肩上背着硕大的口袋，如鱼得水般地在衣服堆里往来穿梭，寻寻觅觅。”

1986年，石狮镇拥有乡镇企业592家，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129亿元。每天进出镇区的大中型客车就有1460多班次，白天平均每分钟11.5辆次。

如此繁荣的经济景象，与拥挤、肮脏、混乱的街道，以及在破烂布棚下简陋铺架上的那些漂亮贵重的洋货，成为当时石狮乃至中国独特的一道风景。

镇区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和镇区设施日益不能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环卫、排水、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不配套，阻碍了石狮经济的提升。

“那个时候总是三天有电四天没电，因此石狮人婚嫁的彩礼中必定有一件是小型发电机，”曾经是石狮侨联干部的蔡世佳感叹到，“这样的石狮怎么能更快速地发展起来呢？”

为让石狮释放出更大的经济能量，1984年，蔡世佳与另外两位人士给福建日报社写“内参”，建议石狮作为晋江县（即现在的晋江市）的一个经济特区或开发区，并提高石狮镇的地位，直接隶属晋江地区（即现在的泉州市）和省领导。

1987年12月23日，在多方呼吁下，国务院批示准予石狮建市，省直辖并由泉州市代管，行政区域包括石狮镇和周边另外三个乡镇。

1988年10月17日，在福建省委的支持下，省人民政府批准石狮市为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

在实行沿海经济开放区政策的基础上，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赋予石狮市在外经、外贸、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及金融外汇等方面16条灵活政策和措施。

至1991年，石狮市仅服装企业就有400多家，有6000多家服装摊点分布在全国各个市场，服装销售额达6.2亿元，产量达6000多万件。

1991年与1978年相比，石狮市社会总产值增加9.8倍，工农业总值增加10.9倍，出口交货总值增加5.4倍，财政收入增加16.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8倍，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加66倍。

1990年9月3日，在福建省委的支持下，省人民政府批准开辟泉州马甲为引进优良畜牧品种试验区，由侨胞投资兴办，投资逾2亿元，初步形成包括教学、科研、生产在内的综合配套体系，开创了一条引进侨资加快农业系列开发的新路。

1991年5月17日，在省委的支持下，省人民政府制定了《福建省鼓励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的暂行规定》，鼓励充分运用对外开放的优势，引进外资推动工业小区的成片开发，促进利用外资向更高层次发展。

同年10月1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又制定《关于鼓励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的暂行规定》，并决定推出沿海29个岛屿、突出部和国营、集体农场、林场、养殖场，作为鼓励外商投资农业区域综合开发的重点区域。

萧山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萧山在1978年之前，这个“敢叫沧海变桑田”的地区，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农业大县，其中以“萝卜干”这种普通的农产品为代表的农业，是萧山的立县之本。

不过，1978年之后，一切都在变化。

借着改革开放东风，萧山提出了“无工不富、无工不活”的发展口号，大力发展乡镇和社队企业，奠定了农村工业的基础，实现了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就在不断的探索与追逐当中，以万向为代表的一大批乡镇企业在萧山迅速崛起，为萧山赢得了发展的先机。

据记载，萧山在20世纪80年代就跻身于浙江省首个全国百强县，跨入全国十大财神县，在改革浪潮中一路领跑。

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10年。

当年1月1日的萧山农科报上发表了一篇经济杂谈，标题是《搞“三来一补”大有可为》。

文中提到：之江西服厂通过“三来一补”的形式，产品全部出口，给国家争创了外汇；杭州万向节厂的产品出口7个国家和地区，前一年出口创汇突破300万美元，创了该厂的历史纪录……

“外向型经济”正是这一年萧山媒体上最叫座的词语。

此时的萧山，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年，萧山市政府在首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萧山的不少产品已经从田野、乡村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一些产品如万向节等在国外已经享有较高的声誉。

不过，在1988年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只有杭丰纺织有限公司和泰康食品有限公司两家。

就在这一年，萧山被国务院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为萧山扩大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

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后，萧山发展外向型经济有了更多税收等优惠政策。

利用这个机会，萧山成立了综合性涉外经济管理部门，即萧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并出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规划，开始实施外向带动战略。

区外经贸局的孔灿法后来回忆说：

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人，对外经济贸易当时也是一个新鲜事物，我们很多方面也不太懂，所以最初就是学习外经贸这一方面的政策法规。

有了“沿海经济开放区”这块金字招牌，到萧山来投资的外商多了起来。

先期进入萧山的客商都是香港、台湾的同胞或者东南亚的华裔，因为这些人与中国大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有些直接是从萧山出去的，心系着家乡的建设。

在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当年，萧山就有6个外商投资企业立项。

在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后的第六年，外商已经开始青睐萧山这片富饶而有活力的热土。

这是因为改革发展进一步深入，各种壁垒逐渐减少，外商也逐渐熟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

友成控股是1992年来到萧山的。增田胜年这位来自日本静冈县的商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萧山的发展潜力，果断在此建立了第一个工厂，友成由此成为萧山的第一家日资企业。

比别人早到一步的友成占尽了发展先机，企业的销售收入由当初不足千万元，迅速攀升到2007年的4.5亿元。

在友成旗下，杭州友成机工有限公司、友成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友成模具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友成（中国）模具有限公司在开发区生根开花结果。

萧山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之后，大量的日资、美资、德资以及台资企业等纷至沓来。萧山还成为了台商心仪的大陆十大投资城市之首。

2001年，新世纪的开局之年，萧山迎来了撤市设区的历史性时刻。

3月25日，萧山举行撤市设区挂牌仪式，杭州市萧山区正式宣告成立。

萧山建县于西汉初，始称余暨，属会稽郡。三国时，孙权于黄武年间，即222至229年，将余暨改为永兴。

唐天宝元年，即742年，改永兴为萧山，以县治西的萧山为名。

作为山名的萧山，早在《汉书·地理志》余暨县名之下已有记载，其来历是当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战败，率剩下兵卒停留于此，四顾萧然，故称此山为萧然山，亦名萧山。

自唐改称萧山以来，除清咸丰十一年，即1867年至同治二年，即1863年太平军占领萧山期间，为避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之讳，改为“莦珊”外，均称萧山县。

直至1988年元旦，撤县设市，改称萧山市。2001年3月，杭州市扩大市区行政区域，萧山撤市设区。

在融入杭州大都市、跨入钱塘江时代的新起点上，萧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萧山人认识到：

工业是萧山的资本和名片，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就缺少支撑和原动力。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的萧山，只有在这个命题上有大的作为，才能形成新一轮发展的新优势。

于是，“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人，“敢与强的比、敢向高的攀、敢同勇的争、敢跟快的赛”。

从干部到群众，从机关到企业，加快发展的氛围无处不在：推进工业经济，加强技改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搭建创业平台，培育龙头企业……

在新世纪短短的5年时间里，萧山的工业总产值实现了从1000亿元到3000亿元的大跨越，年均增幅始终保持在30％的高位上，继续保持了工业在全省、全市“一高一领先”的地位。

静海打造良好投资环境

1988年3月，静海县被国务院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这为静海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静海县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天津市的辖县，辖18个乡镇，384个行政村，县域总面积1414.9平方公里。

相传，有凤凰曾在静海城西五里而落，当地先民便筑“凤凰台”，因此，静海亦称“凤城”。

据史料记载，静海乃退海成陆，史称“长芦”。西汉时期，设东平舒县，时有人口4万，并呈“人口滋盛，经济繁荣”之象。

隋唐时期为鲁城县、平舒县，宋代为“乾宁军”，金元时为靖海县，明代至今称静海县。

在陈官屯镇西钓台村发现的汉代古城，在沿庄镇东滩头村发现的汉代古墓，在沿庄镇元蒙口村发现的宋代古船，被考古专家称为“静海三古”。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首批沿海开放县，多年来，静海县委、县政府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带领全县人民解放思想，拼搏创业，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尤其是“十五”以来，静海县依托良好的投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大力实施“引资兴县，工业立县，科技强县”等战略，吸引了众多中外客商前来投资置业，共谋发展，使投资者从中受益，实现共赢。

静海人民和中外投资者在静海这块宝地上，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业绩。

“十五”期间，静海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三年大变样，五年上台阶”的奋斗目标，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以工业立县为动力，以民营强县增活力，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以求真务实精神为保证，紧紧把握“打基础、积后劲、增活力”的思想不放松，成功克服了各种困难和不利因素的影响，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使“十五”期间成为静海县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改革开放使静海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2005年，全县生产总值达132.6亿元，突破了翻一番的目标。全县法人单位资产总量达3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多。

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实力得到显著增强，在国家统计局2004年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测评中，静海从全国2063个市县中脱颖而出，被列为中国最发达百强县之一。这标志着静海的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已达到国内县域社会经济发达水平。

静海县还不断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使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质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产业形成以养殖业和优质高效种植业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格局，2005年增加值达到13亿元，第二产业在调整中实现产业升级和规模优势，成为推动全县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发展步伐加快，新兴服务业不断壮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静海举全县之力抓招商引资，已成为静海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全县共引进内外资项目129个，共吸引对方协议额可达31亿元以上。

2005年，全县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5亿元，比2000年增长3.7倍，投资重点集中在冶金、电子、电力、建材、纺织、化工、制药等行业，一批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投产，进一步改善了全县产业产品结构，提高了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提高企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静海进一步加大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商业载体功能，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投资力度，一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益性项目投资扩大，为构建和谐静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静海在原有县经济开发区、团泊风景区的基础上，又建成三大工业园，规划建设的乡镇工业集中区和村级工业聚集区建设步伐加快。

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区、天宇科技园、子牙环保产业园等园区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一是规模大。几大园区总规划面积14.42平方公里，现已开发12.62平方公里，占规划面积的87.5%，园区基础设施累计投入已达5.5亿元；

二是园区建设高起步。园区规划设计都经过了严格的科学论证，实行长期规划与近期开发相结合，基础设施实现了“八通一平”，在项目引进上注重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

三是引资效果好。载体功能不断完善，园区累计入驻企业224家，固定资产投入达34.4亿元。

此外，县城面貌发生巨变，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静海县城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住宅、道路、桥梁、公用事业等建设成就斐然，县城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邮电、通信能力等大为改善。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由2000年的0.3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5.4亿元，尤其是县城东移，加快了向中等城市发展的步伐，城市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大幅度提高了县城载体功能。

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先后改造了争光渠，拓宽了县城道路。兴建了健身广场、文化广场、中心广场等大型广场和一批中小型广场和公园，一个亮起来、绿起来，既有文化品位，又有现代气息的静海开放县城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北方率先实现农村住宅楼房化、轿车进家庭的史家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文明村西双塘等成为静海县新农村建设的缩影。

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随着静海县经济不断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职工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上了一个台阶。

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质量迅速提升。农民人均消费年均支出2670元，比“九五”期间年均消费多支出555元，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3.6%，而20%至40%就为富裕型的标准，农村居民以食品消费为主的消费格局被打破，由温饱型步入富裕型。

随着引滦入静、天然气入静、农村饮水工程的完工，农村家庭燃料向煤和液化气的转变以及城镇居住小区的入住和农村新村建设、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农民合作医疗推进，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

消费层次明显升级，家庭财产日趋丰厚。2005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82亿元，比2000年增长36亿元，人均储蓄存款达1.57万元，比2000年人均0.91万元，纯增6600元。

精神生活更加充实，文化品位不断提高。每年农民家庭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为232元，比“九五”期间人均文化消费多支出82元，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达到8.8%，全民学习的社会氛围日趋浓厚。

静海围绕“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尤其是每年一度的消夏文化广场、十佳文明新事，文明机关、文明窗口、文明工商户等创建评选活动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深入人心，深受群众欢迎，为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丹东下工夫改善软硬环境

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丹东市为对外开放城市。

4月8日，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国务院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发区范围的消息：决定辽东半岛对外开放。辽宁省丹东市及所辖的东沟县（今东港市）和凤城县（今凤城市）名列其中。

从此，丹东市及东沟、凤城两县正式宣布对外开放。

1988年5月8日至9日，原国务院副总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谷牧来丹东视察，肯定了丹东几年来对外开放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为丹东题词：

当好辽东开放的左翼先锋。

此后，随着丹东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丹东市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并同一些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丹东在国外的知名度。

事实上，从1985年初，丹东的对外开放工作就开始了。

1985年，沿海14个开放城市的成功经验启示了丹东市，要实现对外开放，首先要在改善软硬环境上下工夫。

为此，丹东市主管计划工作的部门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在硬环境方面，提出了以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突破口进行规划布局。以交通、通讯设施齐全的面貌迎接对外开放。

软环境方面，突出舆论宣传，进行迎接对外开放规划编制，为争取丹东对外开放的资格，设置了丹东对外开放前期办公室，举办对外开放研讨会，宣传丹东。

1985年6月4日至5日，辽宁省政府在丹东市召开丹东对外开放前期准备工作现场办公会，希望丹东市搞好开放前期的准备工作，为辽东半岛早日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时任辽宁副省长王光中、省长助理白立忱和省直20多个部门的领导听取了时任丹东市长郑平关于这项工作的情况汇报。

会议认为，

丹东市是我国最北端的沿海港口城市，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同时，丹东市还是辽宁以及东北的一个重要窗口，搞好以大东港为重点的各项开放前期准备工程建设，争取早日对外开放，不仅对振兴辽宁具有重大影响，对繁荣东北也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丹东自1984年起努力抓紧以大东港区建设为中心的开放前期准备工作，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行动是积极的，工作进展较快。

王光中和白立忱分别在会上讲了话，要求丹东市的开放工作要敞开大门，抓好对市外、省外和国外开放的三个层次工作。要大力发展横向和纵向经济联合。继续抓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特别是多搞一些直接利用外资的项目。要发展对外贸易，多创外汇，多渠道解决资金问题。把改革与开放结合起来。要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要处理好改革中的三个关系，即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关系，纠正不正之风与坚持改革的关系，效益与速度的关系。

1985年，丹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七五”规划蓝图提出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加快丹东对外开放步伐，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十大工程的提出是以机场、火车站前期论证工作开始的，总投资2.6亿元，到1989年下半年全部投入运转使用。它标志着丹东市对外开放在硬环境建设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十大工程项目是：丹东港大东港区5000吨级码头建设工程；丹东港浪头港区一个3000吨级泊位改造和两个3000吨级泊位新建工程。浪头民航机场扩建工程。远洋船队组织项目；鸭绿江航道疏浚工程；引进万门程控电话工程；丹东长途微波站建设工程；丹东铁路车站改扩建工程；丹东油制气工程；丹东站南立交工程。

1991年5月，为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丹东市委、市政府决定组建丹东市对外开放工作委员会，自筹资金开发沿江地带。

9月20日，丹东沿江开发区正式动工兴建。

1992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在丹东召开现场办公会，将其确立为省级开发区。

7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丹东沿江开发区遂成为国家级开发区。为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对外既称“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也称“丹东市沿江开发区”。

合作区的设立，带动了丹东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丹东对外开放的主要象征。它的设立，不仅改造了丹东老城区，而且使丹东的城市建设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七五”、“八五”规划，完善了交通、能源、城市建设、通讯四大基础设施，尤其在交通建设上，速度更快。

从1994年到1997年，累计投资7亿元，完成了丹东至大连、沈阳、通化二级路改建、扩建工程，市内新建了三号干线、外环路，延长了滨江路，拓宽了朝凤街，形成“一环三路一网”的道路格局。

1999年，丹东公安街道路改造开工。下半年，丹沈高速公路丹本段全线开工，2002年建成。

从此，丹东成为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通讯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的交通运输中心和集散地。

2009年7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包括丹东、大连、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等沿海城市在内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处环渤海地区重要位置和东北亚经济圈关键地带，资源禀赋优良，工业实力较强，交通体系发达。加快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完善我国沿海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而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左翼先锋，《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发展丹东产业园区，重点发展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精密轻型装备等装备制造业，制药精细化工及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旅游、口岸物流等服务业。

面对机遇和挑战，丹东市委十届八次全会报告中指出：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有利机遇，立足北黄海，面向东北亚，以港口建设为龙头，沿江、沿海经济为纽带，以“西进东联”加强区域合作为牵动，着力做强做大优势主导产业，着力改善民生，营造和谐环境，加快促进丹东大开发、大开放、大发展，全力把丹东打造成为辽宁对外开放新窗口和沿海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东北东部出海新通道，东北亚地区国际化港口城市。

日照成立对外出口加工区

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发区范围的通知》，把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其它沿海地区的市、县，批准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5个地级市和日照、莱州2个县级市共44个县（市、区）为山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实行国家赋予的优待外商投资政策。

由此，古老而年轻的日照市，在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中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迈步走向了世界经济的舞台。

在日照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凝视中，沿海开放赋予日照新的任务，即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向型经济，转向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向型经济；由农业与农村经济为主，转向主要发展工业和城市经济。这是日照经济社会发展上一个新的转折点。

“刚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干部和群众激动了好一阵子，”1971年参加工作，1977年担任日照县委办公室秘书的安伯平，见证了日照对外开放的光辉历程，用他的话说，“大大鼓舞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兴奋，也很新鲜，都想为开放干点事，但是角色转换得太快了，整个的来说，就是不适应，观念不适应，体制不适应，基础设施不适应。”

安伯平的语气颇为激动：“当时日照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环境不行，硬环境不硬，软环境更显不足。”

“先进的港口与落后的城市”，始终是日照市发展中的一对矛盾，特别在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之初，更为突出。

落后的还有观念。过去搞惯了“内向型”，一下子转到“外向型”，相当多的人一时转不过这个大弯子，遇到个涉外问题首先考虑姓“社”还是姓“资”；一个项目要盖几十个公章，办事效率太低；精通涉外业务的人才缺乏，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不会用……

一系列的“瓶颈”把三资企业挡在门外，严重阻碍了日照发展的脚步。

“意识是行为的先导，硬件的东西可以花钱补上，但思想跟不上，那早晚得在竞争中掉队。”安伯平道出了当时很多人的心声。

日照市上下在解放思想中达成共识：狠抓投资环境建设，“软硬齐抓，以软补硬，重点突破，加速开放。”

为此，日照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一个公章办事，以优质高效的服务吸引外资，力争每一个有可能引进的项目都能在日照安家落户”，使企业整天围着公章批文团团转的问题逐步得以解决。

开放是双向的，不仅对外开放，而且还要对内开放。日照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对外鼓励外商、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内地省、市、县来日照投资的优惠政策，广泛“内联外引”，积极吸引国内外资金建设日照。

仅1991年6月12日，日照就发布了4个相关规定和办法。

在硬环境方面，日照市委、市政府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在狠抓“三通一平”的同时，重点抓了微波线路的建设，开通了国内直拨电话和国际电话，让现代化的通讯把日照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

随着观念的转变，眼界的放开，日照积极地走了出去。

1988年，先后在青岛举行了日照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发展外向型经济恳谈会，在香港举行洽谈展销会。

同年7月，成立了日照对外出口加工区。

经过一系列宣传争取工作，先后有兖日水煤浆、大宇水泥、木浆厂、电厂、钢铁厂等一批大项目提出意向来日照投资。山东省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绢花厂、世界上第一家出口水煤浆企业中日合资兖日水煤浆有限公司均在那时落户日照。

1991年，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港口管理，搞好对外开放，开发建设鲁南，振兴山东”的指示，把日照市出口加工区办成“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和出口基地，当年6月9日，日照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加快出口加工区开发建设的决定。

当月，调整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时任市政协秘书长的徐风文兼任党工委书记，时任市计委副主任的毛继春兼任党工委副书记。

当时，办公地点是租来的，在北张家村附近，火车站对面的站前宾馆。那是个三层小楼，只租了几间房子做办公室，没通暖、没通气，冬天得戴着棉手套、棉帽子在屋里办公，厕所是露天的，下雨时上厕所得顶着报纸或打着伞。

1991年8月25日，按照山东省委、省政府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日照市出口加工区开工建设，先期开发面积3平方公里。

在当时，在港口工业小区，即港务局生活二区举行了开工典礼，率先开工建设的是港口工业小区和林滩生活小区。

出口加工区开发建设的启动点是尽快将海滨六路等三条道路实现“六通一平”，即通路、通电、通水、通暖、通气、平整土地。

10月18日，在出口加工区建设指挥部第二次会议上决定筹建制药厂，并在港口工业区办公楼对面建设出口加工区办公大楼。

“当时，山海天归出口加工区管理，石臼街道办事处也已经划归加工区管理，但是一直没有落实。也就是说出口加工区基本没有地，根本没有大的发展空间。”高俊峰回忆说，“1991年，加工区仅有中外合资企业3家，内联企业12家，生存到如今的寥寥可数。那时准入门槛也低，一个提包、一个经理租间房子就成立了公司。1991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是4300万，利税130万元。”

真正的起步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年9月，东港区石臼街道的11个村居正式划归开发区，开发区的面积达到13平方公里。路网建设等配套工程也基本成型了，企业慢慢被招引来了。

2003年4月，新一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日照开发区发展，拓展了开发区发展空间，同时随着日照港口、区位、生态等优势的凸现，开发区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机遇期。

潮涨潮落，黄海岸边涛声依旧，但日照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出去，请进来”，到2008年，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项目1000余个，国内外大项目纷至沓来；先后与土耳其特拉布松省特拉布松市、新西兰吉斯本地区、日本室兰市、墨西哥夸察夸尔科斯市、韩国忠清南道唐津郡等结为友好城市，与德国舍纳贝克市等近20个城市建立友好交流合作关系；服务鲁南经济带和陕西、河南、新疆等腹地沿桥地带的力度加大，接轨青岛深入推进，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经济的合作取得新进展。

开放的日照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阔步前进，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对外贸易日趋活跃繁荣，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加工贸易拉动作用加大，市场多元化战略成效明显，进出口企业队伍壮大，2007年日照外资企业发展到1000多家，其中来日照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16家，尤其是在汽车及零部件、浆纸、粮油加工等产业领域，引进了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优势项目；外贸进出口额57.6亿美元，居淮海经济区首位。

开放的领域还从第二产业逐步扩展到第三产业，2007年全市实现农产品出口6亿美元，新批服务业外资项目12个，先后与13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与国外5个城市缔结友城关系，在1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境外机构。

各类园区的载体服务功能不断提升，日照经济开发区、岚山经济开发区、日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莒县工业园、五莲县工业园5家省级园区，上一年吸引了全市73.4%的外资额，创造了50.3%的进出口总值，成为日照外来投资的聚集区和对外开放的示范区。

外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仅2007年利用外资占日照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就达到10%以上。外向型经济拉动作用不断增强：涉外税收占全市税收的比重达15.5%，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市城镇在岗人数的比重达18.3%，外贸依存度提高到66%。2007年，日照市境内国税收入超过100亿元，居全省第八位。

对外开放，给了日照人前所未有的创业激情。从相对闭塞到开门迎新，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日照，正在进一步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迅跑。

淄博实施科教兴市战略

1978年12月，伴着理论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到来了。

改革的序曲是从广袤的农村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的提出和推开，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全面解放了禁锢多年的农村生产力，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

淄川区淄河镇的前香峪村，最早燃起了农业生产大包干责任制的火种。

前香峪村的大胆实践和成功探索，震动和启发了周边地区的农民。

1980年，高青县花沟公社40多个生产大队实行土地到户、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临淄区原敬仲公社白兔大队和张二大队实行了以井定片、以片定产、包产到组、联产到劳的责任制。

1980年11月，淄博市召开了进一步加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会议。

此后不久，责任制由包产发展到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市范围内普遍展开，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权责明确、利益直观的土地经营制度改革，让广大农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激发了这些祖祖辈辈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土地守望者的信念和热情，淄博市涌现出了许多“一年翻番、两年致富、三年建新房”的农村典型。

江北第一个吨粮县、双千县桓台县，全国百公斤低酚皮棉县高青县，全国西红柿之乡临淄区，全国无公害果品基地县沂源县等一批典型不断涌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富足，使得广大农民勤劳致富的愿望更加强烈。

1981年7月，淄博市委、市政府适时作出了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政策规定，此举在山东全省开了先河，在全国也属于领先，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一下子被释放出来了。

1984年，中国农村产权改革的先行者周村区周村乡长行村针对一些地区在土地承包经营中出现的集体资产分光的状况，毅然实行了把原生产大队及企业积累财产折股到劳、按股分红的经营方式，开创了村级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先河，并逐步扩散到周村全区和周边地区，后来被国内经济界人士称为“周村模式”。

周村，成为山东省内乃至国内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到1985年底，全市乡镇企业职工首次超过了国企职工人数，工业产值过百亿元。继实行责任制后，农村经济实现了新的飞跃，村庄建设、小城镇建设随之起步，农村面貌为之一新。

1987年6月和1988年4月，周村区先后被山东省和国务院批准为农村改革试验区。

周村股份合作制的探索，催生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许多农民放下犁耙，走进工厂，投入到了农村工业化的浪潮之中，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批乡镇企业先后实行经营者持大股等改革改制，又促成了淄博市股份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为淄博这座工业城市以后的转型和企业大规模改制、上市，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使集体经济富足了，富裕起来的淄博农村没有忘记还处在半温饱状况的革命老区和偏远乡村农民。

1984年9月，博山区柳杭村与延安市枣园村结为“文明姊妹村”。从此，全市开展起了“先富帮后富，后富促先富，共建文明村，同奔富裕路”活动，数年间，文明姊妹村发展到361对。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掀起了淄博农村工业化的浪潮，也拉开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历史序幕。

从20世纪80年代的“城乡一体化”、“挂网联”，到新世纪“一个主体、两轮驱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柏油路、通公交车、通自来水、通宽带网、通广播电视，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燃气、供暖也开始由近郊向农村延伸。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淄博，这个具有百年现代工业发展的城市，在转型改制、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中，成功度过了改革的阵痛，继续着辉煌的发展篇章。

1980年9月，淄博市提出了发挥重工业优势，建设水平较高的重工业基地，加快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加工业，提高科技教育水平，把淄博建设成一个科技教育结合、城乡结合、经济协调、富裕文明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

1988年，淄博市被国务院划入山东半岛沿海经济开放区城市，以此为起点，全市上下加快实施外向带动和经济国际化战略，营造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80年代中后期，淄博市在全国较早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市战略和城乡一体化等重大部署。

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标志，淄博市全面进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先后确立了结构优化、经济国际化、城市化战略。

1992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全国53家国家级高新区之一，使淄博的对外开放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和窗口。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老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在转型期所特有的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矛盾集中爆发，这也使得刚刚踏上二次创业征途的淄博人民不得不面对沉重的历史包袱。

1995年至1997年，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企业兼并破产、下岗职工再就业等，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任务。

1998年，全市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52.3％，其中地方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55.8％；高峰时期有十几万职工下岗，是全省负担最重的城市。

粗放式的工业结构，对生存环境构成了极大压力。二氧化硫、大气总悬浮微粒和烟尘、废气年排放量均居全省首位。

困难面前，淄博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同心同德，不断地攻坚破难。

早在80年代，淄博市工业企业就开始积极尝试经济责任制、承包制、租赁制，90年代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鼓励经营者持大股、企业法人交叉持股等方式，大规模进行企业改制和二次改制，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分配机制和现代企业管理机制以及现代产权制度。

在艰苦探索、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淄博市委、市政府打出了改革的组合拳，分别实施了工业管理体制、区县财税体制、企业战略性重组、企业产权制度等四大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改革发展。

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这个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我军第一个医疗器械厂，90年代彻底滑入发展谷底。

困境中，公司破釜沉舟，全力以赴开发新项目，走自主创新之路，成长为世界知名的消毒器械和手术器械生产商。

山东金晶集团的前身成立于1904年，是淄博市最早的近现代工业企业之一。面对老国有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始终坚持上新创新，狠抓项目建设，超白玻璃等高附加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层出不穷，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发展活力。

山东省开采历史最悠久的大型国有煤矿，淄博矿业集团，20世纪90年代成为了当时全国重点煤矿36户特困企业之一。淄矿集团全面推进观念转型、体制机制转型、管理转型、产业转型、素质转型，终于走出了困境。

经过全市上下艰苦卓绝的努力，淄博老工业基地的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矛盾基本得到解决，国有资产战略性调整基本到位，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冲破徘徊局面，成功实现了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市场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淄博先后同美国伊利市、法国拉罗什市、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市等10个城市结为正式国际友好城市，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与交流关系。

2001年以来，连续举办了八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七届中国（淄博）新材料技术论坛，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2003年，淄博市第九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大市、绿色城市，努力实现“两提前、一率先”的目标任务，大力实施环境立市战略。

这些重大战略和目标任务，适应淄博不同发展阶段要求，相互承接，不断丰富完善着具有淄博特色的发展道路。

从1985年至2007年，全市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736家，德国西门子、日本旭硝子、美国PPG等9家世界500强企业相继到淄博投资。

淄博，继承着齐地“倡变革、重工商、兼义利”的人文理念，以博大的胸襟和勇气，加速着融入世界的步伐。

椒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1988年3月，国务院批准椒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促进了椒江经济迅速向外向型转变。

在新石器时代，椒江就有古人类居住，在山麓带从事原始渔猎生活。先秦时期，统称“越”地，属闽中郡。

至清代康熙二十二年解除“海禁”以来，沿海经济迅速恢复。时在葭沚设立“海关”机构，后迁海门，称“台大关”。并加强海防建设，大力兴修水利，筑塘围垦，开发沿海滩涂资源。又从18世纪中叶起，葭沚商埠渐兴，一度形成闽货的主要集散地。同时，台州列岛得到进一步开发，大陈形成浙东沿海岛屿最兴旺的渔业集镇，居民最多时达万余人。

清末，海门港正式辟为商埠，于光绪二十七年建立最早三安川码头，开通椒江至上海、宁波、温州等客货航线，并创办各类实业。货商毕集，市场兴旺，成为台州最繁荣的港埠。至民国间，遂有“小上海”之称。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椒江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发扬团结奋斗、锐意进取、努力拼搏、勇于开拓精神，创造出具有椒江特色的股份制、非公有制等经济模式，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成为沿海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之一。

椒江是浙江中部沿海经济活跃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和“九五”时期以来，椒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成长，年均增幅达到16％，整体经济再次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椒江区始终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结合，致力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整合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促进富民强区。

2004年，椒江实现生产总值166.1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4229美元，财政总收入14.5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9.05亿元，全区经济结构实现新的变革，从过去比较单一的农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结构转变。全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均居全市第二位、三区首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自营出口不断增长，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工业是椒江立区之本、强区之道。椒江一直来是台州的老工业基地，制造业的结构和技术独具优势。椒江牢固确立“制造业立区”的思想，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加大扶持和培育力度，通过实施“工业153”“工业522”等培育工程，形成一批主导产业和规模企业，规模竞争和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凸显。“522”工程目标全面完成，全区销售收入超10亿元企业5家、超亿元企业21家，超5000万元企业33家。

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高新企业总数居全市首位，全区有8家企业列入全国非公制企业500强。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四大制造业：

一是医药化工。椒江医化行业是全国重要的化学原料药生产、出口基地，已初步形成以海正、东港、九洲、海翔、新东海等一批在全国甚至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省“五个一批”、市“128工程”重点骨干企业为龙头、大中小企业呈宝塔型结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配套协作关系明显的医化产业集群，并形成了八大类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优势产品，有40多个品种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占有率。

不少产品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国家的国家药品管理局或欧盟药品质量指导委员会的认证，并在全国医药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浙江海正集团跻身国家520户重点企业行列，是全国最大的抗生素抗肿瘤药物生产企业之一，旗下的海正药业是国内上市公司；中贝九洲集团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卡马西平生产基地，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东港工贸集团生产的氟哌酸产销量全球最大。

二是服装机械。椒江缝制设备行业是全国最大的服装机械生产和出口基地，该行业的飞跃、宝石、杰克、大洋等企业，多功能家用机和工业机分别占国内产量的40％和30％，直接出口2亿多美元，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40％，产量和出口量均为全国第一，产品销售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飞跃进入全国同行业四强之一，“飞跃”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的双冠王，“宝石牌”缝纫机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三是家用电器。制冷配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20％以上，冷柜年销量连续多年居全国同行前列。“星星”是中国驰名商标，星星集团建设的星星电子工业功能区块已基本建成。

四是工艺美术。现有50多家生产企业，产品远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超2.1亿美元，是著名的工艺品生产基地之一，同时节日灯、水晶制品等产量和出口量都位居全国第一。

此外，真空泵行业中的浙江省真空设备集团公司，已成为全国真空设备生产基地。

第三产业是椒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是椒江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竞争力的基础。椒江着眼于消费需求的提升，致力于打造功能齐全的现代商贸体系。商贸、金融、房地产、旅游业发展迅速，三产增加值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8.9％和15.1％。

交易额超亿元的市场达7个，肯德基、锦江百货、上海华联、乐客多、台州太阳城、新时代广场等一批著名商贸企业在椒江都建有连锁店，台州现代物流园区和葭芷物流中心正在建设。

第三产业比重逐年提高，旅游业全面发展，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1.5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1.27亿元，增长10％，飞跃集团等单位被命名为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

金融业平稳发展，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163.84亿元，物流、信息、中介、咨询、法律、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全面兴起，已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第一产业是椒江重构城市功能的重点。全区农村人口34.84万人，耕地面积15.69万亩，实现农业增加值5.37亿元。建成标准农田8.4万亩，建成优质农业示范基地8个。大陈岛深水网箱养殖园区被列为省级深水养殖示范基地。社区股份制改革和撤村建居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椒江作为台州中心城市的主要城区，区委、区政府按照“拓展东西、连接南北、改造旧城、塑造景观”的建设思路，坚持市场经济理念，做好经营城市这篇大文章，最大限度地优化城市资源配置。

椒江把修筑标准江堤作为重新描绘椒江新蓝图的契机，展开旧城改造、医化工业园区、东部农业综合开发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建设。共拆迁旧城面积达56.2万平方米，建成了一批花园式小区和高档次的市政设施。

2001年以来，椒江城区新增绿地面积12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27.3%，改造和新建了凤凰公园、葭沚大转盘，尤其是占地110亩的江滨公园建成，标志着椒江城区生态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椒江城建累计投入近50亿元资金，分别建立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司、交通投资公司、大桥实业有限公司、水利投资公司、土地储备公司、以投资公司作为工程项目的业主，用企业方式进行项目的筹资、建设、开发、经营，建立了“借钱、用钱、生钱、还钱”的新机制，并采取合资、独资、股份等形式，吸引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参与投资建设。

椒江区通过对城市的精心经营，实现了城建和经济新的飞跃。

晋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1994年12月，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专家把晋江模式概括为：一种“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说到晋江，不能不提侨乡。晋江有人口不过102万，而旅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竟达200多万。正因为如此，晋江人总是自豪地声称“海内外共有300多万晋江人”。

晋江在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能迅猛发展，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话讲，就是因为选择了一条适应侨乡特点、运用侨乡优势而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晋江模式”的出现，晋江华侨有着莫大的功劳。

下南洋，做番客，在背井离乡的艰辛中，有着对大海彼岸神秘的向往，有着光宗耀祖的冲动，但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迫于生存的无奈。宋代一首诗词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而晋江，自唐建县之始至清朝，一直是泉州府的驻地。

人多地少，田地让晋江人感到窒息，而大海打开了广阔的通道。

与异域通商，成就了泉州“市井十洲人”的盛况和马可·波罗书中的“东方第一大港”。

但随着明末清初的海禁，晋江人只能纷纷逃往南洋谋生。

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晋江人下南洋，只是“出门挣钱”，如同“闯关东”一样，极少举家迁徙。青年男子做“番客”在外闯荡，汇回来的钱，就成为家中妻小父母的生活来源。

1950年晋江的侨汇就达到2925万元。1978年，这个数额增加到3902万元，而当年晋江县财政收入不过1488万元。

靠着这些侨汇，晋江的侨眷柴米油盐不太愁，部分侨眷还有存余。

尽管如此，晋江仍是贫困县，粮食不能自给，财政也要靠上级补贴，因为人多地少的矛盾依旧没有解决。

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晋江还是个传统的农业县。农业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口粮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带来的压力很大，工业基础也非常薄弱，没办法安排空闲的劳动力。

20世纪70年代，晋江人均土地不到半亩，有的镇人均才二分地。人民公社时期，社员要排队出工，因为没那么多田地去耕种。排到就下田挣工分，没排到就回家，没事做的人很多。

曾经担任过晋江县副县长的张仲谋认为，这些“闲人”是被逼迫着去找种田以外的事来做。

血液中沉积多年的通商历史唤醒了商品意识，晋江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华侨回国探亲带回的一些消费品，包括衣服、副食品以及其他日用品。

在20世纪70年代商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晋江的侨眷把用不完的日用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形成了晋江特殊的“小洋货”市场。

“小洋货”让晋江人尝到贸易的甜头。

在改革开放的号召下，大胆的晋江人不再满足于当零售商，他们盘算着，自己有闲散资金，有海外的亲戚提供机器和技术，也有海外市场信息。他们就利用这些优势，办起自己的工厂。

1979年，晋江陈埭镇农民林士秋，就做了件翻开晋江发展新篇章的事情。

林士秋的哥哥在香港打拼，回乡探亲时看到林士秋家中房屋破旧，就劝他不要埋头种田，建议办个厂，并从香港寄回8万元钱。

40来岁的林士秋眼瞧着自己与哥哥家中的差距，决定放手一搏。担心钱不够，林士秋找一些亲戚和邻居来凑钱。但他凑钱的方式很特别，用“认股”的方式，一股2000元。

商来议去，最后有14个人认了股，加上哥哥寄来的钱，这样林士秋就有了10.8万元。

见皮鞋非常好卖，林士秋准备用这些钱来办个鞋厂，于是买来几台缝纫机，就在自己破旧的石头房子里，创办了陈埭镇第一家股份制乡镇企业。

林士秋的皮鞋很快卖出去了，头一年就赚了8万元。这极大地刺激了那些入股的人，还有镇里其他乡亲。

“原来办厂这么容易！原来钱还可以这样赚！”合股的人纷纷另起炉灶，都在自己家中办起鞋厂。

“大家都是一个镇的，家挨家，户对户，看到熟人办厂赚了钱，对办厂不再觉得神秘和畏惧，纷纷效仿，拿出闲钱在自己家里办企业。”曾担任过陈埭镇党委副书记的丁显操解释。

陈埭人就是这样把“闲钱”、“闲人”和“闲屋”有机地结合起来，晋江模式也就是从这“三闲”中慢慢起步的。

如果只靠农业，陈埭人最后都得饿死。

在晋江，陈埭镇虽是县里的“粮仓”，土地肥沃，一年能种上两季，粮食产量也不断创新高，但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的困扰。即使陈埭人再怎样精耕细作，人多地少的局面始终无法改变。

和丁显操一样，陈埭人意识到，办厂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出路。

晋江人创造出“联户集资”的形式，把侨眷手中积聚的资金和空闲的房子动用起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结合，用来投资生产。

集资经营是晋江乡镇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正是在这个特点上，它有别于苏南的乡办、村办集体企业和温州的个体企业。

乡镇企业创办伊始，刚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农民，既没有生产管理的经验，又缺乏市场信息和必要的技术和设备。

这时，晋江华侨再次发挥了作用。

丁显操后来回忆说：

很多华侨利用赠送小额生产设备可以免税的优惠政策，把原来寄回的赡家款改为小件生产设备，如电动缝纫机等。还有些在海外办企业的华侨，干脆运进制作服装的原辅材料，由亲属或乡亲在家乡开设家庭作坊进行加工，再把产品运到海外销售。

1978年11月，晋江签订了第一个加工针织毛衣的来料加工合同，经试产后生产4万打，全部外销，开始走上外向型发展的路子。

到1979年，晋江乡镇企业共与40家外商签订了27份加工协议，项目有玩具、服装等。

晋江把“三闲”利用起来，最适合的方式就是搞轻型加工业，既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又不需太大的厂房，也不用国家提供原材料。市场广大，适宜民间举办，也比较容易举办。

在轻型加工业中，服装、鞋帽、小商品等更有优势，技术简单、利润丰厚，加之经营者关系多、信息灵，可以不断翻新式样、更新产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改革的浪潮中，陈埭镇生产的鞋销往全国各地。到1983年，陈埭乡镇企业发展到300多家，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1027万元，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被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

在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陈埭镇的一些群众突破个体独资经营的不足，开始集资兴办企业，“联户集资”企业在晋江首次出现。

这种具有股份合作性质企业的出现是群众的自发创新，但政府很快认识到这种企业制度的竞争优势。晋江县政府以积极的态度支持陈埭镇群众集资办企业，并在1980年签发了第一份有关发展社队（乡镇）企业的文件，明确提出允许社会集资办企业，继而在全县及时推广陈埭镇的经验，将群众自发的制度创新提升为政府主导的企业制度创新，利用政府的号召力和组织资源，快速地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一股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

晋江县政府之所以能够恰当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最根本来说，就是敢于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国家政策不明朗，甚至全国爆发“姓资姓社”大讨论的时候，晋江县政府没有对刚发展起来的“草根经济”进行打压，不是去消灭这种创新的企业制度，而是有原则地进行保护。

这种行为，是尊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尊重群众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是解决百姓生存和发展的正确方式。

晋江的乡镇企业，并不是凭空一夜间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与国内形势不断试探的对抗中逐渐展现在国人面前。

在晋江，林士秋不是最早办私人企业的，但他比那些更早办企业的乡亲要幸运得多。

1975年时，晋江就出现一些家庭工厂，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容不下这些乡镇企业的萌芽。

1976年有部轰动全国的新闻纪录片《铁证如山》，拍摄了晋江石狮镇的贸易市场，称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

1977年，又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晋江300多个办了企业的农民被叫去参加“学习班”。

“搞什么事情都要搞集体的，不能搞个人的。一年都会有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每年冬季就开始整顿。私人办工厂，就是资本家，风险很大，所以很多办厂的人喜欢干部也参一点点股，这样会安心些。”丁显操对此深有体会，“1978年后，国家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镇里的干部才敢去发动农民多办企业。政府开口后，农民胆子就大了，这边三五个人搞一个厂，那边又几个人搞一个厂。”

但随着企业的发展，晋江的企业主出现新的疑惑。第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工厂发展了，人手不足，能不能雇人？还有那些参股的资金可不可以分红？

“当时县领导走访企业的时候，就被这些问题问住了。虽然国家1979年就赋予福建省在对外经济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中央文件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于是县里进行深入调查，多次开会研究，有时候会开到天亮。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只要能够促进生产，能够促进发展，就应该支持。”从1978年就参与县常委会记录的张仲谋记得非常清楚。

1980年，晋江县委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允许社员集资办企业，允许企业雇工，允许集资企业股金分红及允许推销产品提成等。这些回答解开了企业主心中的困惑，更激励了他们投资办厂的热情。

就在这一年，晋江县工业产值在1949年后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

“当时县委下发这个文件，还是有些担心的，毕竟这是中央从来没有过的提法。慢慢地，县委发现这些提法也逐渐出现在中央文件里，就越来越坚定信心了。解近忧，谋长远，成了县里的工作方向。”张仲谋说。

政府正是出于这种信念，引领晋江走向了繁荣。

1983年5月17日，晋江发展模式得到福建省领导的肯定。

这一天，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带着省里一些部门及各地市、县的有关领导，共计300多人在晋江陈埭召开全省社队企业现场会，并带领这些官员在陈埭走了3天，看了3天，称赞陈埭是“乡镇企业一枝花”，并描绘这枝花“要遍及全省，要有一百枝，一千枝，一万枝”。

1984年，晋江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大力扶持乡镇企业。

很快，在陈埭等重点乡镇，出现了“家家点火、村村冒烟”办企业的奇景。

这年12月，陈埭乡镇企业达702家，成为福建省首个工农业总产值“亿元镇”，收到了省政府颁发的“乡镇企业一枝花”锦旗。当年，人均年纯收入达806元。

然而，不到半年，一场灾难从天而降。

1985年6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药品订货会上，有人指责晋江制售假药，并送走私雨伞、手表，给回扣。

随即，中央一些媒体连续发文批评。

同年7月4日，更大的风暴来临：中纪委在党报头条发表了致晋江地委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严肃处理。

虽然只有寥寥数百字，但措词严厉！晋江地委感到了空前压力。

随后，调查组、记者纷至沓来。一时间，晋江恶名传遍全国，退货浪潮殃及各类产品。

事后查明，陈埭镇涵口村等一些联户企业以冰糖、银耳等饮料加上“卫检编码”，作为药物全国销售10万多箱，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彼时，许连捷已成立恒安公司，受该案影响，其产品包装地址及业务员介绍信上只标注“泉州安海”。

许连捷说：“如果标注晋江，连旅社都不让业务员住。”

此案彻底改变了晋江官方的“无为”，县委书记齐世和与班子达成共识：

仍要坚持联户集资办企业的路子，处理企业、干部不要扩大，举一反三，总结教训。

于是，包括陈埭镇党委书记、涵口村党支部书记在内的17名干部被判刑或处分，200多家企业被停办、撤销，县镇两级质检机构随之成立，晋江到全国各地举办商品展销会，以消除影响。

“事实证明，县委头脑是很清楚的。”陈文敬称，此案极大地教育了晋江人要讲诚信，到了年终，全县企业反而增产。

非常时期，项南也多次到陈埭调研鼓气，指出陈埭出现的问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提出要“治虫护花”。

1986年，受假药案影响，项南退居二线。

回京之前，项南再度来到陈埭。当调研结束，中巴车驶出镇政府大门后，获知消息的陈埭人沿途点燃了手中的鞭炮，“项南你好！”的喊声响彻上空，而项南摇下车窗，只默默挥手。

项南走后，晋江官方仍“护花”不止。

1989年，晋江决定将联户集资民企纳入集体企业或港资、合资企业加以保护，戴上“红帽子”或“洋帽子”。当年，企业数激增至4000多家。

是年，戴上集体企业“红帽子”的恒安加速扩张，次年就跨出福建进入重庆，随后布局全国。

1990年，晋江县委提出晋江精神时，将“诚信”排在“谦恭、团结、拼搏”之前。

1990至1991年，中国再现姓社姓资大争论，不少人责难晋江。为此，晋江县政府提出“四个有利于”：

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国家富强；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有利于机体积累。

这就又为乡镇企业吃了“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