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答穆木天先生

穆先生的信虽然是写给启明的，但全信的话都是为我而发，所以这篇的题目叫做《敬答穆木天先生》。穆先生信中对于我用了不少的俏皮字眼和语句，乃至以我的名字为戏，这些我都不介意，而且觉得有趣。惟有一处我不能不提出抗议，因为这太叫我难受了，便是“堂堂的钱玄同先生——中国的学术界的泰斗钱玄同先生”这个称号。鲁迅说得好：“……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总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藉此来束缚你的言动，……“（《猛进》第五期通信。）”堂堂的“的丑相何等肉麻！”泰斗“究竟一个铜子儿可以买几斤！玄同虽不学，尚不愿以此自污！闲话表过，且谈正文。

我敬告穆先生，我是否是日本所谓ㄇㄚㄓㄧㄇㄝ一流的人，我自己不知道，可是穆先生给郑伯奇先生那封诗体的信（3月6日《京报副刊》），我的的确确是”完全未看懂“，我的”真好眼力“是这样，我也没法。——但我也还不甘心安于“真好眼力”，我今天把《京报副刊》上所载穆先生的信检出来，再逐字逐句地细读一过，还是“完全未看懂”，大概我实在是“一辈子不能懂讽刺一流的东西”了。

不但此也，穆先生今回给启明的信，我尤其看它不懂。穆先生给郑先生的信中有“我们要歌诵盘古的开天，轩辕的治世，乌江夜里的项羽，努力实现的仲尼”等语，又引孔老二“关睢乐而不淫”这句话，我认为这是凤举所说的“凡是我的或我们的都是好的”的意思，固然是“完全未看懂”，但我自己觉得这还不失为“望文生训”。至于今回的信中，说了许多“国民文学”。“国民的”，而又力言与“爱国论者”不同，也不是要“复活国故”，我不知道这“国民的”既非历史上的故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若说把现代世界文化（即所谓欧化）普及到中国来，换言之，便是中国亦沐浴于世界文化之中，亦即梁漱溟先生所谓“全盘承受欧化”，这是我所极端主张的，但这决不能说是“国民的”，因为既非咱们所固有，亦非咱们所独有。我看穆先生的语气，他所谓“国民的”，决非指此而言，可以不论。据我的猜想，穆先生大概与郭沫若先生的见解相像。郭先生最爱把自己的理想装在古人的尸体上，如女娲、伯夷、叔齐、孔老二、聂政、王昭君、卓文君、王实甫、王阳明这些人的尸体，都是被他利用过的。这个方法，“古已有之”，即所谓“托古改制”是也。用此法来做诗歌、小说、戏曲，则可；因为这不过是借用几个古人名字，等于杜撰孙行者、林黛玉、杜少卿、多九公这些假名字，这不过是借用几件古事，等于完全虚构事实（我的偏见，则以为杜撰名字与虚构事实，比借古人古事更好）。若竟认为实事，以为这几个古人的确如此高明，再把它放大，普及，说凡古人都是如此高明，便认为咱们有如此的好祖宗，真是荣耀得很，为子孙者理合歌咏先德，发挥光大，这便不然了；因为这种“民族魂”是几个文学家关了房门，用幻想造出来的，并非“我们民族历史”真是这样，真有这回事。所以假使我猜得不错，穆先生确是“要歌诵”这样的“国民的”，我实期期以为不可。——但穆先生的话，我往往是“完全未看懂”，上边所说，不过是瞎猜而已。

盘古和轩辕下面的各两个字，项羽和仲尼上面的各四个字，倒未曾“没有看见”。不过我虽看见这十二字，我并不觉得有了它们便可以抬高那四个人的声价；我尤其不觉得这四个人有了这种高的声价，便能贝也封到中国民族的全体。我是一个死心眼儿的人，我只会说呆话：盘古和轩辕这两个人，根本上就不能信他们为有，故“开天”与“治世”只是胡说。项羽和仲尼，固有其人。但“乌江夜渡”何以值得称赞，我也不能了解（即使确是值得称赞，这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好精神ㄋㄚ，也不能贝也封给中国民族全体ㄧㄚ）。至于“努力实现”四个字，我实不懂，即使“望文生训”似乎也装不到孔老二的身上，我知道他自己说过，“学也，禄在其中矣。”

以上固然是呆话，但若以“发掘我们民族的真髓”为职志，似乎总应该考察咱们民族的真相，未可错认一己的理想为民族的真髓而一味去歌诵它吧！

穆先生说：“爱国论者，国故论者，复古论者，尤其把‘国民的’方面忘去了。”我与这班什么“论者”立于根本反对的地位（虽然穆先生说“到与爱国论者不谋而同”），没有替他们辩护的义务。不过我总觉得他们并没有忘记“国民的”，他们对于中国民族一切朽腐的文化，残酷的道德，污秽的生活，谬误的学术，都有相当的赞美。他们最不愿意中国人“舍己从人”。他们常说，甲点是中国的比外国的好，乙点是外国的比中国的坏，丙点是外国的也没得比中国的好，…………

那个“夸”字倒不是我“创造”的，是郑伯奇先生创造的，就在郑先生复穆先生信中“具体点说”的第三层：

“我们要追怀古代的光荣。我们要夸我们民族历史的真实呀！…………如黄河岸上的无限的沉沙。”所以穆先生应该向郑先生说“多谢！多谢！”才对。（我那篇文章里所谓“国民文学的主张者”，本兼指穆郑两先生而言，引郑先生的，除“夸”字外，尚有“复活精美的古文古语”一语。）我平常有一个偏见：我以为甲国历史上有绝大意义的事实，并非乙丙丁……诸国也必须有的。现在看到凤举信中“国民文学这个话就今在别国的文学史上有人讲过，就今没有一切的语病，我也觉得后来有人爱讲时可以讲讲，现在的我们还谈不到”这几句话，又把我这偏见引起来了。我以为别国纵使曾经积极地提倡过国民文学，咱们并不因此而亦须提倡，或者咱们竟是不应该提倡它也说不定。——因此，又想起一件事来了。西洋史上有ㄦㄜㄋㄝㄙㄤㄙ（Renaissance）一件大事，近来的中国人觉得咱们中国也非得要这么一套不可。我的偏见，却认为咱们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咱们不应该再要这一套；咱们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连根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承受”，才是正办。穆先生说我“像是什么都不要了”，这确是我的真意。我坚决地相信社会是进化的，人们是应该循进化之轨道而前进的，应该努力前进，决不反顾，才对。所以我认为过去的各国文化，不问其为中国的，欧洲的，印度的，日本的，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应该弃之若弃敝屣。我对于它们，只有充分厌恶之心，绝无丝毫留恋之想。

我写《敬答穆木天先生》写到这里，却要自相矛盾了，我忍不住要对穆先生暂时不敬一下子了。穆先生忽然说出这样几句话来：“我们不知道钱先生为什么还研究中国的学术呢？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言语，连中国的国民都不想要了。不知道钱先生还要什么？”这几句话，真是出我“意表之外”！我真不懂，穆先生何以忽然说出这样几句糊涂话来！难道研究中国的学术，是等于崇拜中国的学术吗？难道不要国民文学，是等于不要国民吗？真是奇谈！我老实告诉穆先生吧：我是一个中年的学究，快到“四十见恶”之年了。在十年以前，我确是崇拜中国的学术的。但“中国的学术”这个名词太广泛了，其中包含许许多多相反的分子，我们当崇拜它时，便在它中间分出“正”与“伪”，“雅”与“俗”来，只捧住那自己认为“正”或“雅”的“拳拳服膺”，那认为“伪”或“俗”的便一脚踢开。拿文学做个例，我那时只要《文选》、《乐府诗集》等书，而不要《元曲选》、《红楼梦》等书。这不仅我一人如此，大概旧时代的人研究中国的学术都是这样的。十年以来，我受了许多益友——如吴稚晖、胡适之、顾颉刚、鲁迅、周启明等——的教训，才大悟前非，知道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就解剖而言，目的在求知该尸体的生理和病理，所以无论脑袋和生殖器，食道和粪门，白喉和梅毒，好肉和烂疮，都是研究的好资料，应该一律重视。若就尸体而言，它本是一个腐烂了的废物，万万没有把它放在活人堆里，与他酬酢的道理。所以研究中国的学术和“发扬民族魂”是相反的；我赞同“整理国故”而反对“宣扬国光”。至于现在的中国国民，我从没有说过“不要们”的话；但我希望们“革面洗心”努力追求欧化，根本反对们再来承袭咱们祖宗那种倒霉的遗产。所以我虽想要“国民”，却不想要“国民文学”。尹默是我二十年的老朋友，他对于旧诗是极深造有得的，他常有娓娓清言，不独令人忘倦，而且耐人寻味，我一向戏称他为“《世说新语》中人”。我们俩的交情虽是极好的，但一见面总要吵嘴，他有许多见解，我和他是永远说不到一起的。穆先生引他在京都时说的那段话，那时他也曾把这个意思写信给国内的几个朋友（我也在内），启明曾把那封信中重要的话引在《自己的园地》里：“……叹息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绫罗绸缎，只没有剪制成衣，此时正应该利用他，下一番裁缝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视经验，是我们的愚陋；抹杀前人，是我们的罪过。”（页二十二）尹默这个见解，与穆先生所谓“利用古来原有的好字”一层，我有部分的同意。我的偏见是这样：无论古、今、中、外、文、话、雅、俗的语言文字都是死的，只要咱们会利用就都是活的。“刘郎不敢题‘糕’字”的见解，方苞所谓“佛氏语，宋五子讲学口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旧语，《南北史》佻巧语不可入文”之说，固然不通；即胡适之分别“死语”“活语”亦殊拘滞。我则以为做文章用字，应该绝对自由：曰若稽古，奉天承运，嘉谟嘉猷，乃怪乃神，蠢迪检押，宵寐匪祯，且夫……，尝谓……，有……之必要，得……之，王八蛋，放狗屁，妈拉巴子，像杀有《ㄚ事，ㄅㄚㄚㄧ（场合），ㄇㄣㄉㄛㄎㄨㄙㄚㄧ（面倒臭），ㄧㄣㄙㄆㄧㄦㄟㄕㄣ（inspiration），ㄤㄉㄨㄙㄧㄚㄙㄇ（enthousiasme），……都不过是表示某个意义的符号，咱们做文章都可以拿来自由利用，不受丝毫拘束。我对于过去的文章最爱元曲，因为他们敢于自由用字；我对于现今的文章最爱吴稚晖先生的，因为他敢于自由用字（吴先生有一篇《乱谈几句》，登在《猛进》第十期上，述他自己做那样自由文章的见解，我以为他的见解是很对的）。总之我因为主张用字自由，所以对于“前人留下的绫罗绸缎”，“古来原有的字”，认为咱们都有利用它的权利，这是我同意于沈、穆两先生的。但认为“好”不好却不在字的本身上，应看咱们怎样用法而定；——还有，即使“好”，不过“这也好”而已，并非“除此以外别无好，非用这个不可”。

以上都是述说我的偏见，并非与穆先生辩驳。我相信两个人的思想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两个人的脸孔不会丝毫无二一般，所以全无一致之可能。我又相信辩驳的结果，不过多打了几场笔墨官司而已，决没有一方面会屈服的。我和穆先生，见解相去如此其远，当然不会走到一条路上来的，——其实不走一条路，那才有意思；我读了凤举信中论“一样的横眼睛直鼻孔”一段，更感到不走一条路的好。

一九二五，六，二八。

附：穆木天的信

启明兄：

蒙寄来《语丝》多份，谢谢。近多无聊，乱七八糟的翻了一阵，不知怎的竟注目在钱玄同先生的大作《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上，我又笑，我又可怕，我真没有想到钱玄同先生竟把我们的“国民文学”（National Liter ature）的主张误解到那种的田地！立刻，我想起了法国诗人Alfreddevigny的诗《橄榄山》Lemontdes Oliviers中的Jésus的一句话来——Héla！jeparleencore，quedéjàmaparole“古来原有的字”，认为咱们都有利用它的权利，这是我同意于沈、穆两先生的。但认为“好”不好却不在字的本身上，应看咱们怎样用法而定；——还有，即使“好”，不过“这也好”而已，并非“除此以外别无好，非用这个不可”。以上都是述说我的偏见，并非与穆先生辩驳。我相信两个人的思想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两个人的脸孔不会丝毫无二一般，所以全无一致之可能。我又相信辩驳的结果，不过多打了几场笔墨官司而已，决没有一方面会屈服的。我和穆先生，见解相去如此其远，当然不会走到一条路上来的，——其实不走一条路，那才有意思；我读了凤举信中论“一样的横眼睛直鼻孔”一段，更感到不走一条路的好。

一九二五，六，二八。

附：穆木天的信

启明兄：

蒙寄来《语丝》多份，谢谢。近多无聊，乱七八糟的翻了一阵，不知怎的竟注目在钱玄同先生的大作《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上，我又笑，我又可怕，我真没有想到钱玄同先生竟把我们的“国民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的主张误解到那种的田地！立刻，我想起了法国诗人Alfreddevigny的诗《橄榄山》Lemontdes Oliviers中的Jésus的一句话来——Héla！jeparleencore，quedéjàmaparole Esttournéeen Poisondauschaqueparabole.（Delagrave版，《维尼诗集》234页底段二三行）耶稣的这句话的“苦味”我似乎是求证出来。民众的误解自是难免，哪想到堂堂的钱玄同先生——中国的学术界的泰斗钱玄同先生，竟把我们小学生们的话误解到这般的利害！真的“谜”（enigme）呀！竟把我们的“国民文学”的主张与“爱国论者”同人的所说看成一致了！可谓天荒已破，善为“玄同”，妙哉！妙哉！钱先生尚如此误解，社会更不知误解到什么地方了！确是“poison”了！经过钱先生这番的误解，社会更不知又借钱先生的明觉越发误解到什么地方！确是“毒”了！果如凤举所说：“不中说话！”

国民文学的思潮，怎能与“欧化”相矛盾！怎能与东西文化调和不相容！怎能与世界主义相反对！怎能与个人主义相背驰！他们是一个东西的多面相，钱先生怎么把这么肤浅的东西都误解到这样利害！一边“欧化”是得肯定的，一方“国民的”（national）之分子是尤得肯定的。两方面同时同等的肯定，才能结果出真的调和。influence是外来的，而Orginalise是内面的，自己的，国民的。我们的“国民文学”的主张，根据在“个性”上，国民主义是“自我进化”的一形式，在与individualism、Cosmopolidanism成正的比例，国民主义的实现越发的彻底，个人主义是越发的深刻，世界主义是越发的坚固。我们所说的“国民文学”，就是我所爱的Romantismefraneais的一分子（factor）的“国民文学”的意义。在此论点我与郑伯奇兄一致的；不过我还肯定Manriee Barrés的一部主张，而伯奇兄说“尚早”；我主张“欧化”与“国民化”共进，而伯奇兄主张“欧化”更要特别注重，藉“欧化”助长“国民化”的。老实说：中国现在少的是真正的中国人与真正的欧化者。真正的中国人才能是真正的欧化者；是一个人的两面的人格。中国要求内能发现自我而外能吸收世界的人。中国的人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奴”——国故说者；一种是“洋奴”——假的时髦。都是奴才，全非主子：所以他们也不懂得中国，亦不懂世界。国内年来“反射的”（reflective）彩色太大，到处是假的东西，或此为因，真堪痛恨。在我们的愚想，当然得提倡国民文学，发现出国民的自我，同时才能吸收真的欧化来，才能有真的调和，才能作出真的越发彻底的自我来，才能作出真的时代来。现在中国的倾向不是“欧化”，确是“拟欧”，所以得唤起已死了百千年的国民精神作坚牢的土台。这一点小意思，不知钱先生以为如何？钱先生怕把Nationalisme解成什么“用夏变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东西去了！所以才说提倡“国民文学”是痛恨“洋方子”。不知是否？不敢“邪推”。

这似乎也不能怪钱玄同先生。就他的论调看，他确像一个老实（majime）的人。他怕一辈子不能懂Parodoxe、ironisme、Cynisme一流的东西。他把我的文章的字句就没有看懂。他的读法，确是“欧化”了，确是科学的，是数学的，是物理的。形式的文法上，他确是没有错误；但在内容的方面！我的诗中的“他们的时代思潮”的“他们”的前词怕是钱玄同先生未找出来。我用的“顽固”的意义，钱先生却又像完全未看懂。真好眼力。“不偏不党，不同不合，用自己的自我力，内发挥个性——国民的方面，外吸收世界潮流，要有判断，要不盲从”才是我所谓“顽固”的Signification的大部呢。不知钱先生以为是否？我的诗里有：“我们要歌诵盘古的开天，我们要歌诵轩辕的治世，我要歌诵乌江夜里的项羽，我们要歌诵努力实现的仲尼”；钱先生两眼怕完全注意在“盘古、轩辕、项羽、仲尼”上，把“象征的功用”完全忘了，他没有看见“开天”、“治世”、“努力实现”、“乌江夜里”。大概是从小读《留候论》读惯了，一见仲尼即想起了尊孔，妙哉！妙哉！钱先生在文章上就未看解，所以还给我创造出一个“夸”字来！多谢！多谢！所以钱先生恭维我们说，我们要复活“国故”了！我们真不敢受这种赞美，不劳多誉。钱先生像是什么都不要了！不但是国民文学，乡士艺术，什么什么有中国字样的东西都想不要了。我们不知道钱先生为什么还研究中国的学术呢？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言语，连中国的国民都不想要了，不知钱先生还要什么？究竟钱先生反对“国民文学”的论点安在，有什么根据！我要请教了！“孺子不可教也”，请钱先生可不要说。“复活祖宗的言语”，这个命题的动机，还是数年前在京都沈尹默先生给我们的。启明兄，记得一天沈先生向我们说：“中国把自己已有的好东西完全扔掉，去费无益的精力去找反倒不及旧的新的同样的东西，未免太不经济了。我们吸收古典中好的东西，我们接得前人的足迹往前去创造。”尹默先生这种“新古典”的思想，我是永远感服的。所以我们想我们的话有限，我们的字囊是不够用，我们效仿法国“七星同人”（les Pléiades）的故智，要尽力去作新字，其中之一即是利用古来原有的好字；当然，创造新的言语，是不仅限复活古语的。这方面想尹默先生还能有好的特别充足的解释。

最后，为免除误会，要再赘一言声明：国民文学的“国民”的字样，是特征的一面，不是用以抹杀全体的。特别单肯定这一面的原因，特别单提倡这一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人们把他否定了，忘掉了。嘿！最妙了！特别是“爱国论者”“国故论者”“复古论者”尤其把“国民的”方面忘去了。National的方面，钱先生把他否定了，倒与“爱国论者”不谋而同了。国内的思想界真不了！斯界的权威钱先生，还这般的“玄同”，其影响不问可知了！乱七八糟说了这些个冒昧的话。我希望你能同尹默先生，及凤举、耀辰两兄看过，能在《语丝》上发表，否则还我。因为这样的误解下去，不了！不了！祝近安。

穆木天，五月十三日午后。

（本篇发表于1925年7月6日《语丝》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