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语堂的信

语堂先生：

您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的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这三位先生的著作言论中，充满了这个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国人”所不高兴。我觉得三十年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老主意，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将“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们以为“用”虽可以加多，而“体”则断不容动摇，试略言之。中国人不懂科学，不会制枪炮，不会造洋房，不会修马路，他们是可以承认的；他们说，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而非“形而上之道”，不及人家，不算厂ㄢㄔㄣ，好在我们的精神文明是冠绝全球的。说中国的政治法律不及西洋，他们也可以承认的；他们说，政法是末，道德是本，政法穷败，不算丢脸，好在我们的道德是天下第一的。所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要造枪炮，要造军舰，稍微明白的人也认为当务之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开议院，要改官制，稍微明白的人还来附和响应。到了陈独秀、胡适等人要戳穿“冠绝全球的精神文明”的丑相，要撕破“天下第一的道德”的鬼脸，明明白白地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则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无论顽固党与维新党，亡清遗奴与西洋博士，老头子与小孩子，都群起而攻之，誓不与之共戴天了。这是什么缘故？就因为动摇了他们的“体”ㄧㄚ。八九年来，我最佩服吴、鲁、陈三位先生的话，现在您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我更高兴得了不得。我要把我心中的话信笔写出，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乱七八糟，毫无条理；反正我是不会做文章的，写得没有条理，乃是当然之结果。

从前提倡革命的人们（孙中山、吴稚晖数先生除外），其目的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极应该的，但革命的目的决不在此。以此为革命的目的，实在是根本大错误。若因救亡而革命，则转亡为存以后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现在国势还是很强，武力足以御外，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国势虽弱，武力虽不足以御外，而别国也与我们同样的不济，或他们没有侵略我们的野心，我们便可以不革命吗？我以为现在的中国，无论国强国弱，国危国安，国存国亡，革命总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至于一时的国势危殆，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以此为革命的目的，真所谓目光如豆，宁有是处！革命这个名词，“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恶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据我看来，真是寻常而又寻常，当然而又当然的一件事，用不着这样瞎起恐慌。革命本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但是竟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岂非大奇！人们吃饭，本为养生，但若吃得太多，或吃了不消化的东西，或吃了不卫生的东西，或因别种缘故，以致胃肠中作起怪来，那便须吃萆麻油、补丸、泻盐、硫苦这一类药品，使它泻泄，这就是革命。这种革命都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推而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彼此或是明约，或是默契，定了许多条目，如所谓道德、彝伦、礼乐、刑政等等。拿来共同遵守，过了些时候，因为生活的改善和知识的进步，觉得这些条目有毛病了，不适用了，或更有独夫民贼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来欺侮大众，那便须用嘴、笔、枪、炮，把那些坑人的条目撕破、践踏、摧烧，这也是革命。这种革命就不免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了。中国近年来的革命实行家，惟孙中山先生深知此义。他自己的思想，是时时进步的。他的著作言论我所见过的，为（1）一八九四年给李鸿章的信，（2）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在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中的演说（见《民报》第十期），（3）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孙文学说》，（4）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三民主义的演讲录》。从这些文章里，很可考见孙先生在这三十年之中思想时时进步，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时时进步，所以他能够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这样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的人，不是“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所能了解的，所以他们都认孙先生为敌人，所以他们都痛恨革命，害怕革命，所以中国近年来虽有革命之名而丝毫没有收到革命之效，所以根本败类的民族依旧是根本败类。

讲到现在的中国人，工艺与政法固然很坏，固然应该革命，而道德与思想则更糟糕到了极点，尤其非革命不可。不说别的，单看近年来“十足之中国人”的反革命的论调，便可窥见其糟糕之一斑，随手举几条为例：甲曰：你们说外国文明吗？外国也有臭虫，也有娼妓，也有流氓，也有盗贼，……乙曰：你们说科学好吗？科学足以杀人——你看，外国人现在也明白了，他们知道东方文明的好处了。他们的物质文明破产了，他们要来研究我们的精神文明了。丙曰：你相信西医吗？孙中山的肝癌，西医终于医不好：而胡适之的肾脏炎却是中医医好的。你还说西医好吗？

丁曰：你说外国男女平等吗？中国人才是能尊敬女子的人格呢。你看，中国人结婚，新郎须到坤宅去亲迎新妇，这是多么平等啊！恐怕外国女人听见了，还恨不得来做中国人，受男子这样的尊敬呢。

戊曰：《原富》有什么希奇！大学第十章《生财有大道》一节早已谈过经济学了。什么民治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又算得什么！不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一节早已把“大同学说”发挥尽致了吗？

己曰：洋鬼子文明，我偏野蛮！洋鬼子要卫生，要清洁，我偏要随地吐痰，自由放屁！中国人生成就是这么脏的！

庚曰：你们太新了。就是外国人也还没有做到这样，不要说中国人了。（这条一时想不出例来，但我的确听见有人讲过这样的话。）

看这几类人的话，把“不肯向上，不肯服善，不自知其丑，妄自尊大，以丑自豪”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都表现出来了。

这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可用一言以蔽之曰，“不拿人当人”。他们不拿别人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先生所反对的“中庸、乐天知命、让、悲观、怕洋习气、不谈政治，”这一类都是不拿自己当人的。说到中国人的“中庸”，我以为鲁迅先生的话最痛切了：“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猛进》第五期。）中国人对于外国人，那种“不拿人当人”的古怪心思表现得最为深刻。自己兵力强的时候，称外国人曰“夷狄、逆、寇”还要把人家的种名国名加上“犬”旁（客气一点则加“口”旁）。如果把外国人打败了，处置俘虏，那是什么惨无人道的待遇都会想出来施行的。可是自己打了败仗，那便马上会把“夷狄、逆、寇”改为“爷爷、爹爹、叔叔”的。到了外国人长驱直入，做了中国的皇帝，则又立刻就会“天朝、圣上”叫的应天响的；一旦这位外国“圣上”和他开起玩笑来，把他绑到菜市口去“伏诛”，他还要向阙谢恩，而后引颈就戮，据说这叫做“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又叫做“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这一个怪现象，大概可以做为我们这个根本败类的民族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的代表了。

回到本题来说，根本败类当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才是正办。万万不可三心两意，左顾右盼，以致误了前程，后悔无及。至于所谓“复兴古人之精神”，我也持反对的态度；先生所说两个反对的理由，我都完全同意。我以为若一定要找中国人做模范，与其找孔丘、墨翟等人，不如找孙文、吴敬恒、胡适、蔡元培等人。现在另说几句闲话，有一点我与先生所见微有不同。我不以“唐宋不如两汉，两汉不如周末”之说为然。大家对于宋明很讨厌者，因为那个时代出了几位理学先生而已。我则以为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化，要就全体观察，不能专看几位“正统派学者”而下断语。依我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的确也是进化的，汉唐实胜于晚周，宋明实胜于汉唐。自然，从董道士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二千年中，思想被压，不易发展。但聪明的人们仍能在脚镣手铐之中拼命挣扎，留下许多活动的成绩。艺术家不待言。学者之中，如王充、刘知几、王安石、郑樵、朱熹、陈亮、黄宗义、颜元、戴震、章学诚、崔述这些人的思想，比孔丘、孟轲要精密得多（记得从前章太炎师谈过，荀况之学过于孔丘，这话也很对）。拿《孟子》和《孟子字义疏证》比较，觉得孟轲还够不上懂得戴震的话。——这里所说，乃是估这班陈死人在历史上的价值，与现在无关。若说现在，则又进化了，吴敬恒比颜元好，胡适比戴震好，梁启超比章学诚好，顾颉刚比崔述好。

咱们俩过屠门而大嚼，开口“欧化的中国人”，闭口“三中七洋的中国人”，这种理想要它实现，谈何容易？也只好套先生《谈理想教育》文中之笔调曰：“然实现与不实现都不相干，我们在此奄奄待毙的中国人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之办法而已。”（不过这句话与先生所主张“不悲观”之说似有抵触，一笑！）先生借半农之语以评三种周刊，甚妙。惟先生也将“激昂慷慨”这块璧送来，我还只好“奉赵”。我哪里配得上这四个字呢？

日前晤徐旭生先生，他说他也讨厌英国的ㄓㄣㄊㄌㄇㄣ，但却喜欢法国的ㄖㄤㄌㄧㄛㄣ。ㄓㄣㄊㄌㄇㄣ与ㄖㄤㄌㄧㄛㄣ之不同，我不知道。但我却很以吴稚晖、鲁迅两先生之言为然。吴先生口口声声自承为流氓；鲁先生在《猛进》第五期中主张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这流氓与泼皮，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初提笔时，想说的话觉得很多，但一面写，一面忘记，写到现在，已经头胀眼花了，隐隐听到远处“鸡既鸣矣”，实在有睡觉之必要，只好不再写下去了；那有余不尽的废话，留待改天兴致好时再继续笔谈吧。

复颂“十”安，并候“洋”祺，不备。

一九二五，四，十三，午前三点，四分……，写完。

附：林语堂的信

玄同先生：

我刚刚读过你的《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一篇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家“瞪眼跳脚拍桌子”，忍不住也来插说几句，也借此可以聊补我对于《语丝》逃懒足足两个整月之过。若弟也者，诚可谓之“Slee ping partner”也（此语未知如何译法，姑从直译先生的土计，译作“睡觉的伙计”）。近来睡觉觉得已够，作文之心复起，适来了先生潇洒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题目没有了。

未入正题，先说一句闲话：半农的信里头有一句恭维先生的话而为先生所璧还者（我是先读先生之“璧还”然后读半农之原璧）。半农想念启明之温文尔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之大棉鞋与厚眼镜……此考语甚好，先生何必反对？但是我觉得这正合拿来评近出之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此似乎近于自夸，姑置之）；激昂慷慨，《猛进》也；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现代评论》也（《现代评论》的朋友们不必固谦，因为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学者之象征也；以《现代评论》与《语丝》比，当然是个学者无疑，且不失其“ㄓㄣㄊㄌㄇㄣ”身分者也）。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于《猛进》，温文尔雅不必限于《语丝》。此亦犹厚眼镜（学者之象征）不必为尹默所独有而可于玄同身上求之耳。

有此还得插说一句，我虽未见半农之面，却胆敢拉半农名字。所以然者，一来为半农是先生的旧友，二来依先生言，半农并无ㄓㄣㄊㄌㄇㄣ之架子，凡无ㄓㄣㄊㄌㄇㄣ架子者，皆吾友也。弟意大学教授中应有这种的人格，不应尽是胡须这么长，冠冕堂皇可派赴赛会者。因为世界上的ㄓㄣㄊㄓㄇㄣ与ㄐㄩㄣㄗ本来这样多，若并大学里头而充满他们，我们的鼻孔将向那儿喘气呢？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先生的“欧化的中国”论及“各人自己努力去变象”的话，说的痛快淋漓，用不着弟来赞一词。此乃弟近日主张，且视为惟一的救国办法，明白浅显，光明正大，童稚可晓，绝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题发挥来多说几句。弟近有“孙中山非中国人”之论，其见地主张，完全与先生所持一致。弟本来以为民国有一个伟人，近日细想，此一伟人乃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话，若有人以为兜玩笑的话，也只好由他去罢”，然则欲再造将来的伟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农先生在巴黎想起青云阁琉璃厂来，因而有“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的谬论（只可当他为谬论），谓“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一句话”。此乃半农在外留学五年所致。若是仅留学一年半载，或回国天天看国内日报张三打李四，王五请赵六喝白干的新闻，只会感觉到国内外国人太少，不会有外国人太多之叹。即以弟个人而言，今日之主张，亦系回国后天天看日报之结果，此弟一年来思想之变迁也。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他们仿佛以为硬着头皮，闭着眼睛，搬运点马克斯主义，或德谟克拉西，或某某代议制，便可以救国；而不知今日之病在人非在主义，在民族非在机关。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则邦不宁，非其根本腐败之铁证而何？近日孙先生之死，虽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来奉扬，助祭，做挽联，提倡什么主义什么党纲，察其语调，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实为国悲感者绝少，一若高调一唱，将来中国定然有望。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奴气十足，故尚喜欢唱高调，尚相信高调之效力（废督裁兵咯，国民会议咯，护宪咯，拒贿咯……等等花样甚多），故此高调终是高调而不能成为事实。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故尚有败类的高调盈盈吾耳（如先生所举“赶走直脚鬼”，“爱国”及“国民文学”三种及什么“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的东西），故尚没人敢毅然赞成一个欧化的中国及欧化的中国人，尚没人觉得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此中国人为败类一条不承认，则精神复兴无从说起。

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是至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不妨再说几句。孙中山之非中国人，已于《猛进》（第五期）说过了，然则再造将来的伟人也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是不待辩而可明了。现且姑置勿论，而论段祺瑞与吴稚晖。段祺瑞者，十足之中国人也；吴稚晖者，九成半欧化之中国人也。观此次孙中山出殡事，可知也。段先生不想祭孙中山，便罢；想祭孙中山，则非排出其执政之架子不可，卫队等等不必说，大礼服不穿上似有失执政之尊严，且因穿大礼服而毅然洗足，因洗足而皮鞋穿不上，因皮鞋穿不上而恼起来，索性不去祭，祭也是段棋瑞，不祭也是段棋瑞……好了，派个代表致祭，此非一副活现十足之中国人的写照而何？吴稚晖呢，却是钻在人群中，抱着一大捆白话的挽诗，逢人便送，非九成半欧化之中国人，曷克臻此？不必说十足之中国人段棋瑞办不到，即使欧化一二成之熊希龄、黄郛，亦未必有此气象也。我们因此，暗中得一个印象，即国内外国人太少，及欧化中国人之不可多得也。

诚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启明的话）。然弟意既要针砭，消除，切开，阉割，何不爽爽快快行对症之针砭术，给以治根之消除剂，施以一刀两断猛痛之切开，治以永除后患剧烈的阉割。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谓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复兴解做“复兴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两个反对理由。第一，此种扭扭捏捏三心两意的办法，终觉得必无成效。且若我们愿意退让以求博一般社会之欢心，则退让将无已时，而中国之病本非退让所能根治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后可耳。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为何物，在弟尚是茫茫渺渺，到底有无复兴之价值，尚在不可知之数。就使有之，也极难捉摸，不如讲西欧精神之明白易见也。或者唐宋中国人不如两汉中国人，两汉中国人不如周末中国人也不一定，如是则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复者，故周末尚可出一个孟轲讲“善养吾浩然之气”，及墨翟之讲兼爱，此乃其时精神未死之证。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无聊，观其替当时青年选必读诗三百篇，《陈风》《郑风》选得最多，便可为证。（说到这个，恐话太长，姑置之。惟我觉得孔子乃一活泼泼的人，由活泼泼的人变为考古家，由考古家变为圣人，都是汉朝经师之过。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当由大理院起诉，叫毛、郑赔偿名誉之损失。如《论语》所谓“席不正不坐”这话，到底是谁说的，我们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个人以为孔子未尝呆板乖癖至此。否则孔子当门人前席不正不坐而已，如此则孔子所行直与冯玉祥在客前不吃燕窝鱼翅同等，惟弟决不相信孔子如此也。这是闲话，表过不提。）总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较奋勇活泼之气，然既一厄于儒墨之争，再厄于汉时十四博士之经学，三厄于宋明人之理学（《大学》《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书是中国人之成败类自宋朝始），古人之精神已无一复存，此种之精神复兴恐怕不大容易讲吧，除非有一位费希特来重新替我们讲给我们听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识浅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马跑得太远了，赶快收束吧。总而言之，我近来每觉得精神复兴之必要，因为无论国事或教育，所感觉进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种颓丧之习气：在此颓丧习气之空气内，一切改良都可扮出一些笑剧来。三十年前中国人始承认有科学输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认政治政体有欧风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认文学思想有欧化之必要。精神之欧化，乃最难办到的一步，且必为“爱国”者所诋诬反对：然非此一步办到，昏愦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愦、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尝思精神复兴条件适足以针砭吾民族昏愦，卑怯，颓丧，傲惰之痈疽者六，书于下方以待参考，不复多赘（这也可识不识时务之我的一点鄙见，一笑）：

1.非中庸（即反对“永不生气”也）。

2.非乐天知命（即反对“让你吃主义”也，他咬我一口，我必还敬他一口）。

3.不让主义（此与上实同。中国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让，只要不让，只要能够觉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讨论方法而方法自来。法兰西之革命未尝有何方法，直感觉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锄耙冲打而去而已，未尝屯兵秣马以为之也）。

4.不悲观。

5.不怕洋习气。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菩萨，拜孔丘之国粹当然非吾所应有，然磕头，打千，除眼镜，送讣闻，亦当在屏弃之列。最好还是大家穿孙中山式之洋服。

6.必谈政治。所谓政治者，非王五赵六忽而喝白干忽而揪辫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发起此社时有一条规则，谓在社里什么都可来（剃头，洗浴，喝啤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

玄同先生！因为你的一篇大文，使我诌了一大堆的砖瓦，未知有当否，然这回我对于《语丝》的义务可尽了。顺颂“欧”安，并问“化”祺，不宣。

十四，四，七，弟语堂。

（本篇发表于1925年4月20日《语丝》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