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大国全球博弈

新时代的中美俄三角关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左凤荣 赵柯 梁亚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当今世界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实际上只有中美俄三家。目前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激烈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再次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显著加剧，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协作大为提升。尽管特朗普与普京从各自的根本利益出发，急欲谋求美俄关系的改善，但在美国国内遇到了众多政治阻力，加之美俄之间的结构性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矛盾尖锐，美俄关系大幅度改善在短期内没有可能。相反，中美关系并没有如特朗普上任时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出现恶化，基本上实现了向前发展。中俄关系是中美俄三角关系中最为密切的一对双边关系。当今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与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相比，无论从力量对比情况、三角关系的方式，还是从相互之间的互动、对世界的影响等方面看，都已经完全不同了。

一、中美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三角关系中，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中国与美国建立了一定的战略关系，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三角关系中，中国是力量最弱的一方，借美国的力量对抗苏联霸权的压力。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中美俄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美国是处于最强的一方，但其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日益缩小；俄罗斯是经济实力最弱的一方，但其军事实力不可小觑，仍是能给美国带来最大麻烦的一方；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最大，但中国的军事实力尚未达到一流水平，本身的领土主权安全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的整体力量在下降，新兴国家在整体性崛起。西方国家在整体实力相对下降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凸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黑天鹅”现象频发。但在评估当今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时，也不能过低估计西方国家的实力与影响力，更不能低估美国的实力。世界银行报告发布的2016年全球各国GDP数据显示，排名第一的美国（18.0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达（74万亿美元）的24.32%（2012年时美国占比为21.19%），美国GDP总量大致相当于排名第3位至第10位国家（即日、德、英、法、印、意、巴西和加拿大）GDP的总和。由此可以看到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西方七国GDP总额达到34.42万亿美元（美国18.03万亿美元，日本4.38万亿美元、德国3.36万亿美元、英国2.86万亿美元、法国2.42万亿美元、意大利1.82万亿美元、加拿大1.5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46.5%。欧洲和北美的GDP总量占世界的49.32%。进入2017年以来，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为使制造业回归美国采取了不少措施，特别是大幅度降税，提振了美国的制造业，收到了一定成效。证券市场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失业率为16年来最低。美国正在通过加息、减税、重塑国际贸易规则等措施，使资本回流美国，同时，也在加大对高科技领域特别是计算机领域的投入。美国的这些措施对世界经济正在产生很大影响。欧盟经历英国脱欧公投、法国大选等影响后，民粹主义势力的影响有所下降，经济形势也好于以往，在刚刚结束的德国大选中，默克尔成功连任，这对欧洲是重大利好。欧元区、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均在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7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其中美国增速达到2.3%。虽然发达国家的增速达不到全球平均3.5%的水平，但其增长基数大，其鼓励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成效明显，仍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美国具有超强的军事实力，特朗普让美国强大的重要标志是继续发展军事力量。2017年9月7日美国审计总署向国会提交的调查报告认为美国海军舰只频繁出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预算削减导致船员训练不足和过度劳累。2017年9月18日，美国参议院以89∶8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总额高达几乎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预算授权，不但与2017年相比有大幅度提高，甚至比特朗普政府主动提出的预算还要高。这事实上代表了美国政界试图以武力重振美国实力的决心和意志，表明了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都希望重塑军事实力的决心。此外，美国还有欧盟、日本等盟国支持。

俄罗斯和中国同属新兴国家，都是金砖国家成员，但两国的国力已经发生了根本逆转。2016年中国的GDP达到11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4.84%，俄罗斯只有1.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8%。2017年9月中国在厦门成功举办金砖五国高峰会，并首次举行金砖国家与五个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会，金砖机制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强。在目前中美GDP差距日益缩小的态势下，我国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指日可待。但在人才、资金仍主要流向欧美国家的情况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地位与实力。俄罗斯经济实力不行，便把增强军事实力作为其维护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在应对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的大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在东欧形成对峙，俄罗斯在军队规模、军演次数与规模、军力部署等方面，都努力寻求与北约力量对比的均衡化。

2017年9月14-16日俄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境内进行“西方-2017”军演，展示了俄罗斯的新军事技术，如先进的无线电电子侦察系统，特别是无人机和使用格拉纳斯导航的系统，以及“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巴尔”岸基导弹系统、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等，显示了一个军事大国的风姿，经济状况不佳并没有影响俄罗斯军力的发展。俄罗斯在核武器的数量、质量与水平上，仍可与美国抗衡。为了显示国家强大，增强在国内的合法性，俄罗斯加强了在黑海、地中海和北极地区的军力，并通过支持叙利亚打击恐怖分子，在中东取得了有利地位。

从中美俄三大国发展态势看，美国、中国、俄罗斯各具优势。美国不仅自己实力强，欧盟国家、日本为了平衡中国也努力发展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关系。这种态势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很强，在未来国际体系博弈中仍占优势。中国是三国中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中国通过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关系、加强与上合组织成员的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增强亚投行的影响力等，增强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俄罗斯经济在三国中发展最为缓慢，但看国家实力，不能仅仅看经济实力，还要看军事实力、民族凝聚力、战略运筹能力、国际影响力、资源禀赋、科技潜力、教育水平、自给能力等，综合来看，俄罗斯的实力也不容低估。俄罗斯正借助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其构建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在油价回暖的刺激下，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形势会好于现在。总体看，未来世界的面貌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俄三国关系的发展和三国领导人的政策选择。

二、中美俄三角关系互动性不强

现今的中美俄关系已不像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那样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中美俄相互之间的关系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逻辑，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20世纪70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中国那样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的地位，三方之间的关系不是“二对一”的对抗方式。从经济实力上看，中国位居第二，这是一个很敏感的地位，既要面对居于第一位强国的打压，也面临居于其后强国的防范。但在中国领导人的成功运筹下，我们应对得法，在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为我国深入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美关系并未出现大的波折，保持平稳前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说过不少针对中国的狠话，批评中方在中美贸易中占尽了便宜，扬言不惜对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让人担忧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在美国新总统就职后，中美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波折，而是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多次通电话，就重要问题进行沟通。2017年3月18至19日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访华，在与习近平和王毅会面时都提到美国会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4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会晤，这是一次重要会晤，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承认中美存在分歧，但着眼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双方同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增进互信，扩大合作；为消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双方就制定“百日计划”达成共识；双方都认为朝鲜的核计划已进入严重阶段，双方将加强合作，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建立了中美对话新框架：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2017年4月，中美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明确了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方向和原则，对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月8日在G20汉堡峰会闭幕后习近平会见特朗普，向外界传达了中美两国将深化合作、管控分歧的意愿，强调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2017年8月，美国宣布对华启动301调查，这对中美经贸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违背了互利共赢、相向而行的目标。中美间虽然存在一些对立和分歧，但彼此间日益加深的经贸关系和相互依存度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支持了美国约26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对美国企业来说是一个5600亿美元的大市场，这使特朗普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对话和协商。在朝鲜核问题和中美经贸关系两个重大问题上，中美保持着密切沟通，两国的对话机制不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对表。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双方签署了2500多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态势看，中美关系正沿着习近平所确定的从战略高度把握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航向向前发展，在涉及两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可以进行合作与沟通。在敏感问题上，可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防止关系下滑。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俄高层交往密切，战略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俄双方战略利益接近，战略理念相通，经济互补性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2017年5月，普京赴华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月出席了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6月8日习近平和普京还在上合组织峰会召开之际举行了双边会谈，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了俄罗斯，高层的密切交往推动中俄关系再上新台阶。2018年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举行，普京届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俄加强了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努力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推进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在维护周边安全问题上，中俄密切配合，不允许“生战生乱”。中俄不断深化全面务实合作，充实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容，稳步推进多领域合作。

美俄关系难以转圜，成为三角关系中最不友好的一对关系。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倒退，双方不断强化制裁与反制裁。虽然美国换了总统，俄美关系改善的局面并未出现。特朗普在参加汉堡峰会时与普京举行了大大超出原计划时间的闭门会谈，特朗普还在没有美方其他人员参加的情况下，在峰会晚宴上与普京又单独聊了一个多小时，随后，特朗普下令停止中央情报局培训叙利亚反对派的计划。让人感觉俄美关系似乎要好转。但“建制派”通过调查“通俄门”和“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制约着特朗普的对俄外交。2017年7月25日和27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加大对伊朗、俄罗斯和朝鲜制裁的一揽子法案，8月2日，特朗普不得不签署，法案生效。新的制裁法案进一步压缩了俄罗斯受制裁企业的国际融资空间，把俄相关银行的融资期限从30天减少至14天、油气企业则从90天减少至60天。法案严禁美国企业参与任何有俄受制裁企业占股超过33%的能源开发项目，即便这些项目在俄罗斯境外。法案还列出了十类可受制裁的对象，从乌克兰问题扩展到所谓“腐败”“侵犯人权”“逃避制裁”“向叙利亚转交武器”“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行为”等，几乎把美国不满的俄罗斯内政、外交主要方面都涵盖在内。新法案第253条表示：永不承认任何以武力改变领土的行为，其中包括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这实际上要求俄罗斯彻底改变其内外政策。俄美之间经济关联度低，2016年美俄双边货物贸易额仅202.5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俄出口109亿美元，占其当年出口总额的1%不到，这使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可以无所顾忌。这一法案使对俄制裁纳入了美国的法律体系，将成为长期横亘在美俄关系间的一道严重障碍。美国与俄罗斯在许多地区争夺战略空间的大国博弈从来没有止息，美俄战略利益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没有改变。美国力图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俄罗斯希望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俄美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受此影响，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也难以取得实质性改善。2017年8月4日，欧盟以西门子发电涡轮机被转运至克里米亚为由，增加了对俄制裁的对象。7月28日，俄罗斯迅速进行反击，要求美驻俄使领馆削减工作人员，并从8月1日起停止美国使馆对莫斯科两处房产的使用权。美方则要求俄罗斯在9月2日前关闭驻旧金山总领馆，并缩减其在华盛顿和纽约的外交机构数量。9月2日，俄罗斯位于美国的三处外交设施被迫关闭并遭到美方搜查。轮番升级的俄美外交对等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但俄美也没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制裁也不是全面制裁，两国仍然保持沟通，特别是在叙利亚、乌克兰、军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战略稳定等方面，两国需要进行对话。俄美只有合作才能解决中东反恐和叙利亚问题，目前两国军方在叙利亚行动的联系机制仍在发挥作用。

俄罗斯是一个抗压能力极强的国家。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加紧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16年俄罗斯遏制住了经济下滑的局面，经济只下降了0.2%，2017年俄罗斯经济状况好于预期，7月增速为1.8%，8月为2.3%，2017年全年俄GDP增速为1.5%。有人把俄罗斯等同于我国的广东省，显然不符合实际。俄罗斯仍保持着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并在军事上拥有巨大优势。2017年9月10日在一年一度的“统一投票日”选举中，来自统俄党的候选人在16个联邦主体行政长官选举中全部获胜，他们都是现任或代理行政长官。在6个联邦主体议会共309个议席中，统俄党赢得239个议席。这次选举被认为是2017年总统选举的预演。2018年3月18日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普京成功连任，未来俄罗斯政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短期内也难以改善，“4.0版”的普京仍将持续其强硬的外交政策。

中美俄三角关系虽然不像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那样具有相互制约的特点，中俄关系的紧密发展不会影响俄美关系，俄美关系的恶化有其自身的逻辑，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不受俄美关系的影响。但在国际舞台上，中美俄三角关系也存在一定的互动因素。俄美关系的恶化是促使俄罗斯外交“向东看”的重要因素，中俄在国际舞台上的密切合作与此也有很大关系。与特朗普突出“美国优先”不同，中国领导人提倡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维护现行国际秩序，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的政策主张得到了俄罗斯和欧盟的支持。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后，中国与欧盟一道表示仍坚持落实协议。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运筹能力的提高，中国应引导中美俄三角关系朝着有利于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三、运筹好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对策

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大国关系决定着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也关系着我国的国际环境。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如何运筹好中美俄三角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第一，努力构建加强大国合作的机制

由于冷战是以和平方式结束的，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无法像一战、二战结束时那样做出安排。经过冷战后20多年的发展，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现行的国际机制并未反映这一变化。目前的国际机制有二战结束时建立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也有冷战结束以后新建立的，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会晤机制等；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建立的，如G20、亚投行等。这些机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原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没有反映新兴国家崛起的实际，新兴国家不满意，而在像WTO这样的组织里，由于发展中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又不满意，难以达成协议。目前构建一个反映当今世界战略力量对比的新型机制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创新大国关系互动的新模式。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访美时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现在的重心在后者，即如何推动现有的国际机制进行适应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新形势的改革。现行国际机制的基础是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原则，相应的安排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机制。在联合国对一些问题进行表决时，经常形成中俄对美英法的局面。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出发，我们有必要倡导建立安理会五大国利益协调的机制，既要避免中美之间形成全方位的对抗，也要避免俄美之间对抗持续，还要防止形成以中俄为一方和以美欧为另一方的集团之间的对抗。此外，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英、法、俄和中国对各项重大决议的垄断，也引起了不少国家的不满，影响着联合国作用的发挥，我们有必要使更具代表性的G20从论坛变成全球治理的机制，在这个机构中发展中国家居于多数，更有利于形成对我有利的局面。总之，在全球治理层面，我国需要更多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商大计。

第二，运筹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举措

中美关系的重心在经济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博弈上，俄美关系的重心在政治与军事的影响争夺上，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安全环境，中俄关系是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但目前重心仍在政治上。我们要引导中美俄大三角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在经济实力中，美、中两国居前两位，俄罗斯虽然经济体量同世界经济大国相去甚远，但它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同美国并列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又善于运用军事和外交手腕，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仍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历史上俄国—苏联的大国地位也不是靠经济来维系的）。中美俄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没有这三个国家的合作，很难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问题。中美俄三国之间的互动和较量，已经显示了未来大国战略博弈的轮廓，形成了新的大三角关系。这一大三角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不是零和游戏的关系。纵横捭阖地运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促进全球战略稳定，关乎我国的战略环境。

美国军力独步全球，又掌握了国际话语权，盟国及友邦遍布全球，我们在处理对美关系上要谨慎行事，不要以为美国在“退守”，我们可以逆势而上。在大三角关系中，从战略谋划的角度看，中美关系仍是重中之重。中国尽管处于上升势头，但面对美国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同盟实力，应吸取德国、日本、苏联的教训，不可与之争锋。中美两国在发展经济、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武器扩散、反跨国犯罪、防止疫情扩散等诸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特别是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往来十分频繁，呈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相互依赖已经成为现实，低级政治领域的合作同样能够为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创造条件。目前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立场仍是“防”而不是“抗”，可以诉诸对话解决问题，以两手对两手。美国在国际上依然面临多方挑战，诸如增兵阿富汗、朝核危机凸显、伊斯兰极端势力挑衅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恶化等更具紧迫性，相对而言，中美矛盾属于可控范畴，现实的国际环境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关系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未来，未来亚太安全机制建立的关键也在于中美双方要有真正的战略协调，中美只能寻求共识追求双赢，俄罗斯是助推中美合作的力量，要防止俄美关系恶化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在发展中俄关系上，我们要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结伴而不结盟”的原则，加强与俄罗斯背靠背的关系，互为依重，共抗强权，但中俄也应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关中俄结盟的主张完全不适合当今的实际。现在的国际关系已经不像冷战时期那样仅仅是地缘政治的竞争，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文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求日益增多的时代背景下，今天的中美关系虽然存在竞争，但与当年的美苏关系性质完全不同，不再是以结成军事同盟的方式进行全面竞争与敌对的关系。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利益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广，要求中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方针，把中俄关系置于中国外交全局中加以考虑，既要稳步推进中俄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注意其关系发展的程度，不要给中国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带来消极影响，更不要被俄罗斯纳入其与西方对抗的轨道。

第三，防止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结成推行“公平贸易”的联盟

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特朗普强调中国没有“公平”对待美国，美国努力与欧盟国家联合向中国施压。2016年杭州G20峰会针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局面，在中国的努力之下，各国凝聚共识，承诺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捍卫“自由贸易”的理念是杭州峰会的主基调，但到了2017年汉堡峰会，“公平贸易”开始占据上风。《汉堡峰会公报》指出，二十国集团将保持市场开放，继续抵制包括不公平贸易行为等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努力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提升贸易与投资的有利环境，并且进一步确认了透明度以及互利互惠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公报》一方面坚持反对保护主义，但同时认为不公平贸易措施也是保护主义，认可相关合法的贸易防御措施的作用。作为东道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G20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各与会国一致认为，必须保持市场的开放性，反对保护主义，也反对不正当的贸易行为。默克尔强调各国对等、双向开放市场和投资，这与特朗普所要求的“公平贸易”并无二致。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多次强调在贸易中“我们没有得到公平对待”。2017年7月17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发布了北美自贸协定（NAFTA）谈判目标文件，阐述了寻求改变现有协定的一系列领域，明确表示“公平贸易”的目标就是消除“不公平的补贴、国有企业的市场扭曲行为，及对知识产权限制”，并要采取措施促进市场准入更加“对等”。这体现了美国“公平贸易”背后的利益诉求，就是要保证美国企业对全球任何市场的“自由进入”。随着近年来中国对欧洲企业，特别是对德国企业并购的增多，德国政府也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充满疑虑。2017年7月12日，德国经济部正式通过了关于《德国对外经济条例》的第九次修正案，扩大了政府否决外资收购的权力，意在防止本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德国经济部长齐普里斯（Brigitte Zypries）表示，德国企业经常被迫与来自“经济体系不如我们开放”的国家的企业竞争。新指令规定的举措将“确保更多互惠”。

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公平贸易”，实质上是要求我们按照它们的标准开放市场，对此，我们要未雨绸缪，做好理论和政策上的应对准备。在策略上，我们要通过分化其内部的共同利益，使西方各国在对华贸易投资领域的政策上不能形成共同的政策目标与外交合力。我们不能对西方国家以“公平贸易”为旗帜的保护政策“全线出击”，要“重点突破”，欧洲是一个可能的突破口，切入点是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中美和中欧之间正在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美欧之间在试图重启TTIP，这三个同时进行的谈判将决定中美欧大三角的权力关系以及未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相比美国，欧洲对中国的“战略恶意”和地缘政治考量要弱一些，如果中欧能先一步达成双边投资协议，可以大大缓解来自欧洲的压力，会促使欧洲逐渐成为中美博弈的“旁观者”甚至是“调解者”，并起到示范作用，还会对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产生压力。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清单，厘清哪些方面必须坚持，哪些方面可以让步，加快其进程。

第四，重视发展与周边次大国的关系

中国周边环境比其他大国复杂，处理好与那些次大国的关系也很重要。近年来，围绕中日、中韩政治关系出现的问题，我国国民抵制日货、韩货，围堵其企业的事件屡有发生，影响了中国与这两个东北亚重要国家关系的发展，促使它们更紧密地与美国站在了一起。我们要伺机改变这种情况，不应把经济贸易关系与政治牵扯在一起，应该就事论事，打造与之的命运共同体。安倍出席中国驻日本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表明其有意改善对华关系，我们要更大度一些，积极鼓励，使中日关系回归正常。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有影响力的国家，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在东北亚，中日韩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日本和韩国都曾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中日韩三国能够在经济上顺利推进一体化进程，无疑对三国均有利。

要重视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印度的理想是做大国，在冷战时期印度奉行的是不结盟政策。为了制衡中国，冷战时期印度与苏联形成了特殊关系，这一关系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美国和日本不断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也很明显。化印度这个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们需要大国智慧。首先，要尊重印度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承认其也是一个大国。第二，要在发展与印度、巴基斯坦的关系时，注意平衡。第三，扩大与印度的共同利益，吸引其参与我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第四，在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的框架下，与印度一道共同促进这两个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第五，妥善处理好边界争端，管控分歧，不能发生军事冲突。在发展与日本、韩国、印度的关系时，对于那些大肆发泄民族主义情绪、耀武扬威的国民要进行约束，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引导，为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民意基础。

第五，做好本国自己的事仍是关键

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增强，希望我们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中国确实是负责任的大国，承担了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在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上，不能像俄罗斯那样，内政为外交服务，一定是外交为内政服务，工作重心要始终放在国内。我们要努力化解以往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累积下来的社会矛盾，消化不稳定因素，而不能靠强力维护稳定。当前我国面临美日欧在多方面的挑战，周边热点问题多，化解这些挑战最根本的是不断充实本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真正让民众安居乐业。特朗普之所以要“收缩”，重要原因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扩张过度，影响了弱势群体的生活，引起了民众对精英的反感。承担世界责任，一定是能使自己致富而不是变穷，透支是不能持久的。与其他大国相比，我国政策延续性和执行力都要略胜一筹，这是我们的优势。在未来大国战略博弈中，只要我们顺势而为，不逆势而上，时间对我们有利。

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者”：霸权衰落下的中美关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梁亚滨

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两国关系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决策和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接连发生一系列对峙事件，例如南海撞机事件（2001）、小鹰号事件（2008）、无暇号事件（2009）、考本斯号事件（2013）等。美国对华定位和战略也悄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小布什政府最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后来改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华曾提出“战略再保证”的要求，在第二任期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总统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出炉，在提出“以实力促和平”的大概念之下，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者”、“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者”。这种转变与美国霸权衰落紧密相连，是美国为了延续霸权而采取的应对策略。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基本上是接触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而特朗普政府则明确提高了对抗的调门。

一、新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与演变

2001年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上任，一改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战略，认为克林顿政府在推行绥靖政策，进而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competitor）。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竞争者”简单来讲就是指特定国家为了实现各自的最高国家利益和目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手段，在国家战略层次进行攀比和你追我赶的状态。这也意味着，美国开始将中国当作防范或者打击的对手。然而，小布什政府针对中国“战略竞争者”的认知并未明显地体现在国家政策的实施层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9·11”事件使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进入第二任期后，布什已经认识到中美两国是“错综复杂而重要”的关系，因此开始重新考虑对华战略定位。2005年9月美国国务卿佐利克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时提到：“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他将中国视为“利益攸关方”的讲话立刻引起学界关注。所谓“利益攸关方”，用佐利克自己的话解释就是：美国“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即美国现行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应该向前延伸，覆盖更多领域。既然“利益攸关”，双方就应该共同担负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权利义务，例如安全、防扩散、东北亚和伊朗核问题等。

奥巴马政府认为中美在共同刺激全球经济恢复、全球气候变暖、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稳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合作，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同样在某些问题上对中国存有忧虑，例如中国的军事透明问题、战略核武器的现代化问题、中国不断增强的外太空打击能力和网络空间攻击能力，以及台海问题和频频发生纠纷的中国专属经济区领海问题。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对“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做出了回应，从两国关系，建立与深化战略互信，经济合作与全球复苏，地区及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五大方面，重述两国的各种共识及关系发展与合作的目标。《联合声明》写道：“双方认为，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在双方讨论中，中方表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如何应对一个实力不断壮大的中国，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重要考量之一。在该背景下，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实施“再平衡”战略。2012年1月，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能否连任实现第二任期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制定出台了新版安全战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夯实并最终确立了“战略东移”的大构想。在该安全战略报告的扉页上，奥巴马总统开篇第一句就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转折点。”该报告认为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直到印度洋和南亚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息息相关，因此，美国有必要对该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成为亚太安全的维护者。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商品自由流动以及美国的影响力取决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打击能力。为了实现该目标，美国一方面认为亚太地区的盟友和关键伙伴是维护该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另外一方面同时希望增强与该地区的新兴崛起国家之间的互动，以便形成维护共同利益的集体能力。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具有从各方面影响（Affect）美国经济和安全的潜力。”因此，中国学界和媒体界普遍将美国“再平衡”战略解读为针对中国。从此，“再平衡”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对外政策的代名词。中美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相对动荡时期。美国不但在地缘政治领域加强对第二岛链的军事投入，例如在关岛和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增加军事部署，而且经济上高调推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试图在经济上削弱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当中不断崛起的主导地位，重新稳固美国与同盟国、伙伴国之间全面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关系。在这期间，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先后发生较为严重的海上军事对峙以及外交斗争。与此同时，中美网络空间的斗争也日趋严重，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新问题领域。即便如此，两国依然保持着斗而不破的默契，甚至在一些具体领域实现形式上的合作。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夜，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共同宣布签署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定》。

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赢得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震惊了整个世界，也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阴影。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涉华言论，总体上充满进攻性。然而自上台以来，特朗普似乎大大收敛了自己的极端个性，特别是在对华关系上，总体上保持了积极稳定的基调，特别是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无论如何，这对两国关系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这并不代表中美关系的发展一帆风顺。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已经在慢慢揭示。2017年12月18日，美国白宫公布了总统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高度突出大国竞争，对中国的定位更趋消极，虽然也谈到“美国愿意与中俄在多个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但更多的用词是竞争者（Competitor），甚至对手（Rival），特别是把中国和俄国定义为“修正主义者”，与流氓国家伊朗和朝鲜以及跨国恐怖主义组织共同构成美国及其盟友的三大主要挑战。特朗普指出：“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支持中国的崛起和将其纳入战后国际秩序最终将实现中国的自由化。然而与我们的希望相反，中国以牺牲其他国家主权的方式扩张其权力。”这与克林顿在20世纪的对华定位相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尽管我们尚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将如何以及能否实施其安全战略，但是单就该安全战略报告的对华定位和基调来看，与其竞选期间的涉华言论基本保持了一致，充满进攻性。

回顾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定位，表面体现了美国不同政府下的对华认知不同，背后却反映出中美两国的实力地位，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增强了中国的自信，更加积极奋发有为地参与全球治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美国的焦虑，即如何应对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

二、美国霸权衰落和中国的崛起

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是国家实力的竞争，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显示了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与美国霸权衰落紧密相连，是美国为了延续霸权的手段。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当国际体系中某个国家脱颖而出，拥有能够主导和制定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优势时，便成为霸权国。在霸权体系下，霸权国建立有利于自己的世界霸权，拥有并行使世界领导权。二战以来的国际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体系，美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不仅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使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和规制迅速覆盖全球，成为维护该霸权体制的制度性保证。美国霸权一度空前稳固。然而，霸权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性质，霸权国和世界领导权的更替在历史上呈现出某种周期性的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美国霸权衰落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就目前来看，美国霸权衰落并不是绝对衰落，而是一种相对衰落。一方面，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领先世界；但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例如欧盟、日本、中国等，美国的超强优势地位相对下降。美国霸权相对下降的原因有四：第一，经济全球化加快了新技术的扩散和传播，所以对于新兴国家来说赶超美国的时间被大大缩短。美国能够攫取霸权关键在于其在制造业方面的技术革新，这使得美国从其他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霸权。但是这种制造优势并不能永远维持，随着技术的扩散，世界上其他国家早晚会迎头赶上，因此霸权国就衰落了。从1870年到1950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而且作为领先者与其他国家的差距逐步增大，这是美国霸权得以建立的根本保证。但是在1950-1987年间，在生产率方面，十五个发达工业国对美国的“赶超”速度平均每年达到1.8%，虽然1973年以后速度下降到1.31%，但毫无疑问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表1）。冷战以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正在逐渐失去在制造业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绝对优势。虽然尚未有数据证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被其他国家超过，但之前的发展趋势和近年来美国不断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已经反映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相对下降。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2006年达到顶峰7603.59亿美元，尽管随后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国内需求下降从而带来贸易赤字下降，2009年降到不足4000亿美元，但随后又开始持续增加。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全年贸易逆差达到5023亿美元，创2012年以来年度逆差新高。

虽然美国依然在高科技、武器制造等高端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但因为出于安全考虑，并不愿意卖给一些国家，所以该优势并不必然转换成贸易优势，也因此无法改变美国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的趋势。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本原因。虽然美国正在通过显示武力来维持其超级地位，但失去经济基础支持的霸权是无法长久的。

第二，随着美国由实物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在数十年的国际贸易中积累起巨额外债，极大侵蚀了美国的国家信用。公共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30%飞涨到2016年的76.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处所说的公共债务是指美国财政部发行且被外国政府、企业或者个人等持有的各种金融债券，不包括美国各州之间发行的债权。如果再加上这部分债务，那么公共债务还将增加三分之一，总数超过GDP总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预测，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即将急剧恶化，到2030年其经常项目账户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现在的6%上升到15%，每年将超过5万亿美元，净债务将从今天的3.5万亿美元增长到50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0%。届时，美国每年将不得不把7%的经济产值用来支付外债。理论上来说，持续数十年的贸易逆差逐渐将美国推向破产。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内部因素。次贷危机爆发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将美国霸权的虚弱性表露无遗，美国一向引以为自豪的金融制度越来越受到怀疑，这可以视作美国霸权衰落的重要标志之一。与此同时，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在逐渐下降，从历史上占世界全部储备70%以上的地位下降到2017年的63.5%。而欧元自1999年问世以来，占世界储备总额的比例则逐年增加，从最初的13.86%上升到31.55%。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欧元正在逐渐挤压美元的空间，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清算手段。

第三，美国依然过多地卷入世界纠纷，特别是频繁的对外军事干预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和军事负担。自9·11以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已经持续十年之久，花费了9440亿美元。美国国会通过的2010年的国防拨款显示，其中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达到1390亿美元，累计1.08万亿美元。约瑟夫·奈曾一度认为美国霸权没有衰落，因为从软实力角度来看，美国依然在领导世界，尽管其硬实力确实相对有所下降。

然而，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在全球引起的争议逐渐发酵，奈也开始认为美国的软实力也在下降

最后，美国霸权越来越受到来自诸如日本、欧盟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挑战。二战后，日本和欧洲令人震惊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对美国的优势地位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与之博弈，而且也越来越需要其他大国的支持。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相对下降，成为21世纪初的鲜明特色。就目前来看，对美国霸权造成最大冲击的国家是中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而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两国之间的实力越来越接近。

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美元，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跻身超10万亿美元经济体俱乐部，超过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8.6万亿美元的60%。自2012年中国经济实力首次超过美国的一半以来，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再次快速接近。即使按照国民生产总值（GNP）来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已经超过美国的一半。从人均来看，中国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目前已经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此外，根据IHS环球透视的研究报告，早在2010年中国就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终结了美国占据110年的霸主地位。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达到1.995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9.8%，超过美国的1.952万亿美元，其份额也下降到19.4%。在2008-201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惊人的20.2%，而同期美国和日本分别只有1.8%和4.25%。与1978年相比，中国经济总量至少翻了两番以上。作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长期保持巨额贸易盈余，外汇储备也急剧增长，2015年曾接近4万亿美元，连续数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生产中心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原材料和能源的最主要的消费市场。

三、美对华政策调整背后的中美博弈

尽管中美两国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但两国的国家利益、行为目的和方式都存在着诸多矛盾，进行着广泛而激烈的博弈。

第一，中美两国目前最明显最迫切的博弈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是历届美国政府的重要关注之一，因此引出中国的金融和外汇管制问题。美方认为中国政府对本国汇率的人为干预和操作不但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章制度，而且严重危害世界经济稳定和美元的主导地位。自1973年美国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美国经济就逐渐从实物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发明一系列金融产品和衍生品，通过大规模的金融操纵在全世界攫取利益。美国通过战后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将美元资本输送到全世界，打造以美国为金字塔尖的世界金融帝国，通过不断通货膨胀的“绿色纸片”换取新兴国家的发展红利、商品和劳务。在美国实物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增持美元债券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用来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因此，说服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实现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自由流动，并继续购买美国债券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美国希望将中国纳入当前自由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维护该体系的一员。然而美元泛滥和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也同时助长了投机行为，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中国担心完全融入该体系会破坏本国的金融稳定和健康发展。

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反映出美国对华贸易强烈不满的氛围。与过去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强调经贸关系互惠的同时，更加强调“公平”（fair）。换句话说，美国不再满足于合作所产生的“绝对获益”，而是开始强调合作产生的“相对获益”，看对方和己方获益谁多谁少。美国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在美国很多地方引发强烈的不满，这种声音通过国会议员正在国会山集聚发酵。特朗普的胜选鼓舞了对华持强硬态度的经济界声音。近年来，中国投资环境变化引发美国商界忧虑和不满。作为美国对华投资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中国美国商会的年度报告显示，77%的受访企业表示与以往相比，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不断降低。增长放缓、投入成本上升以及持续存在的市场限制（无论是成文的措施或是非正式的做法）对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决策影响越来越大。外国投资者感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差强人意。尽管有着巨大的市场增长机会和扩大的投资，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感觉正面临不公平待遇，并被挤出市场。同时中国政府在国内政策上的“泛安全化”引发诸多不满和疑虑。2015年，中国政府设置了一整套具有深远影响且涉及领域广泛的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美国商人认为这套体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被用来实施歧视性经济政策或束缚他们在中国开展经营的能力。即便是存在成文法律、法规或条约，中国在实践中也不会遵守。《国家安全法》中对于国家安全的宽泛定义也与投资审查的国际准则不符。这令外界对于中国今后能否践行拟议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以及正与欧盟谈判的综合投资协定中向外资开放市场的承诺产生怀疑。外资企业担心草案条款缺乏明确的标准和适用范围来限定适用该条款的企业，缺乏与全球网络安全标准和认证的整合，并提出数据本地化的要求可能被用作区别对待外商投资企业的手段。中国的网络安全审查，旨在限制对某些数据的访问，数据本地化政策使得外国企业无法继续使用其现有的IT供应商和基础设施，从而导致成本增加。要求外国企业向中国主管机构交出源代码及加密算法等关键技术，大幅增加了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和研究设施。这类政策给外国IT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制造了障碍，使其处于压倒性的劣势，并给大多数外资银行造成难以承受的成本负担。由于萨德入韩引发的中韩关系交恶，中国对韩国实施了非公开经济制裁，使诸多韩国在华投资企业损失巨大。因此，美国商界担心，未来中国会继续采用这种手段来实施对美国企业的惩罚。

第二，中国周边地区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战场。这里既是中国进一步寻求发展、走向世界的战略依托，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维持全球霸权的重要支点。中国经济的腾飞使中国拥有了影响世界经济的巨大权力，国际权力格局也在悄然变化。尽管当前这种变化并未彻底改变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世界多极化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已成为历史潮流。当前的金融危机加快了这种多极化趋势，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国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建立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例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3”（中国、日本、韩国），加大对周边国家的投资，依靠软实力逐步扩大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例如在东南亚地区，虽然美元依然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外汇储备和国际贸易支付手段，但人民币越来越受到追捧，很多国家也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之一。人民币国际化也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和决策界谨慎讨论的话题。这些建立“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的努力，在美国看来目的在于将美国排挤出中国的势力范围，也是对美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国际体系的挑战。因此，美国一方面继续加强在亚洲东部对中国形成的岛链封锁，积极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同盟关系，并不断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围堵中国走向远洋的出海口；另一方面通过反恐战争和军事合作，将军事触角逐渐伸入中国背后，从西北和西南对中国形成包抄之势，限制中国势力扩张的空间。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已经将美国的军队牢牢部署在中国西部。2003年开始，每三年一次的美蒙“可汗探索”军事演习，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美军军事触角伸向中国北方。蒙古国像一颗钉子钉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中心地带。西南方向，美国继续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积极打造“美印军事同盟”，引诱印度加入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包围中。虽然缅甸尚未成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但其政权在美国支持下的民主派不断发动的民主运动中已经岌岌可危。此外，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的崛起，给美国霸权造成更加严重的潜在威胁。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现，可以预见人民币必将逐渐走向国际化。这不仅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实力和影响，还会挤压美元在当地的地位，腐蚀美国霸权。无论中国寻求与周边国家建立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是否怀有政治目的，是否有意建立中国领导的排他性东亚区域贸易区，这都已经引起美国和当地国家的警觉。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在2005年到2009年期间，越南的武器进口与前五年相比增长了32.15%，同期印度尼西亚增长83.4%，新加坡146%，而马来西亚则增长了722%。多家西方媒体报道，军事分析人员认为中国的东南亚邻国加紧购买武器，可能是针对中国军力的崛起。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也是东南亚国家重要的武器来源之一。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提姆·哈克斯利说，新加坡的主要关切是东南亚力量平衡的变化，因为中国和东南亚邻国之间的力量悬殊，所以一旦双方之间有事，新加坡希望美国能够至少出来斡旋，甚至希望美国直接干预。相信该观点可以代表大多数对中国怀有疑虑的东南亚国家。

针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崛起，美国部分保守派政治人士早就鼓吹美国应当接受“适度的摩擦”（moderate friction）和“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coexistence），用行动来保护美国的利益，既要避免与中国爆发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又要通过外交、政治、军事威慑、法律、舆论战等综合性的政策手段，强化和扩展同盟体系来实现联合行动，以提升中国在南海等争端地区的政策成本，尽可能地抵消和否定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收益。但奥巴马政府持续地降低军费确实对美国的军事实力造成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军的战斗力和威慑能力。事实上，很多美国的战略学家已经对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不满，不过与中国学者的不满相反的是，他们的不满更多集中于该战略的“花架子”上。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认为美军国防开支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处于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希望加大军事方面的投入来重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领导地位。特朗普给中国在南海的活动贴上军事化的标签，并猛烈批评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他认为中国在南海岛礁修建军用机场，达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伊斯兰国。特朗普还批评奥巴马政府在朝鲜、伊朗核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在2016年11月8日大选日前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特朗普高级顾问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Gray）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文章《特朗普的亚洲和平观》，批评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不过是一个“拿着小棍儿空喊高调门”（talkingloudly but carrying a small stick）的不明智政策，因此注定或多或少给该地区带来威胁和不稳定，并指出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是“实力促和平”。因此，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是彻底抛弃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是以特朗普的方式继续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和存在。进入2017年以来，美国海军军舰已经发生四起与商船相撞，导致17人伤亡。美国审计总署给国会的调查报告认为主要原因是预算削减导致船员训练不足和过度劳累。所以，美国参众两院连续通过高达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比上一个财年大规模提高1000亿美元军费开支，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实力促和平”理念受到美国主流精英的认可。

第三，国际大舞台上的传统安全博弈。9·11之后，美国掀起全球反恐战争，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与支持，希望中国能够参与，为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美国曾经向中国提出开放中国与阿富汗在瓦罕走廊的边境，使之成为美军新的补给线，以满足即将扩大到10万人的部队物资需求。阿富汗政府也一直敦促中国开放这段边境，并提议共同改善当地的交通以加强贸易联系。虽然中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没有答应这一要求，但是可以看出中美在该问题领域存在广泛合作的可能，而且实际上中国的企业已经参与到阿富汗重建中。然而中国在阿富汗不仅有经贸利益，还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一个稳定和友好的阿富汗政府对中国西北边疆的稳定非常重要。瓦罕走廊既是中国在军事上屏障西域的关隘，又是经济上进入阿富汗的重要通道。中美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曾有过紧密合作，双方与巴基斯坦一同为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提供支援。美国曾一度在新疆靠近阿富汗的地方建立监听站，所获情报与中国共享。中方的主要顾虑是，一旦开放瓦罕走廊也就意味着新疆将成为美军物资供给基地，这不仅仅涉及主权问题，还有可能被国际社会解读为中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站在美军一方，有可能成为美军反恐战争的替罪羊，甚至可能得罪整个伊斯兰世界。奥巴马访华期间达成的《中美联合声明》提到双方“支持阿富汗、巴基斯坦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内稳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努力”，但没有详细说明。但随着阿富汗战事平息，特别是伊斯兰国被打垮，中美在中亚、中东地区的传统安全领域正在丧失合作的空间。特别是在俄罗斯强力支持叙利亚政府，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相对峙的情况下，中国的选择更加艰难。朝核问题也曾经是中美进行深度合作的一个关键领域，然而六方会谈最终未能解决朝核问题。在朝鲜已经进行了6次核试验之后，主动弃核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朝两国不断加大战争威胁的势态，让中国更加左右为难。虽然中国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是在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做得还不够，对中国的抱怨和不满也在增加。

第四，中美两国作为不同性质的国家存在着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舵手，美国从冷战开始就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遏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作下一个目标，利用宗教、文化、信息自由化等多种手段，希望以压促变，实现中国国家性质的转变，倒向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阵营，甚至支持中国境内分裂势力，试图从内部搞垮中国。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热比娅，都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支持。2010年初中美两国围绕谷歌撤出中国展开的争论，表面看是信息自由之争，实际是双方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希望通过信息自由化，影响中国内部变化和发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安全被迫应对，这也是中国对彻底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依然怀有疑虑的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百年来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正一步步变成现实。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上，在全球权力结构由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变时，对全球领导权的争夺就会逐渐走向激烈化。原有霸权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往往采取各种遏制和削弱潜在挑战国的手段，甚至诉诸武力。在国际关系史上，先后出现的挑战国分别有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国家，但没有一个挑战国最终赢得建立新世界霸权的“全球战争”。真正建立新霸权的国家往往是前一个霸权国的同盟国或合作者。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美国有着天然的意识形态冲突，在此基础上很难形成类似英美之间的同盟关系。因此，中国的崛起就很难不令美国保持戒心。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战略选择成为中国当前必须慎之又慎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与霸权国全面对抗没有出路，因此中国只能选择合作。但合作并不意味着投降，而是有选择地融入当前的霸权体系。一个国家的命运，通常决定于战争和债务。英国如此，苏联也是如此。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的虚弱，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更需要中国的合作，也因此给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次机会。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妥协与斗争。妥协是为了避免全面对抗，斗争是为了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机制化的双边协调对话必然是今后中美关系保持良性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第一，要积极探讨继续融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的方式和方法，积极承担与中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哥本哈根世界环境大会，并做出与自身实力相配的减排承诺正是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表现。第二，在涉及非核心利益的领域，积极依靠和利用国际法律以及各种规制，在现行国际体制内解决争端。例如某些贸易争端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按照相应规章制度提起诉讼和反诉讼，切忌动辄采取情绪化的经济报复行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必要时放弃一些非核心利益。第三，利用现行的地区机制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例如在朝核问题上，继续发挥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协调作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可以继续利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多边主义机制，而不要试图寻求彻底排挤美国的政策，否则只能导致安全困境的加深。一方面，中国目前还没有实力将美国赶出亚洲，另外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出于制衡和自保的目的也会强烈要求美国“留在”亚洲。第四，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领域，坚决进行有理有力的斗争，拒绝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以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为旗帜的颜色革命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依然蠢蠢欲动，试图从内部瓦解中国，而新的围绕制度和金融的斗争也必将掀起狂潮。第五，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格外提防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避免被民族主义情绪裹挟，采取不理智的对抗行为。

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命运共同体：中国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梁亚滨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也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成为影响我国战略环境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且正在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为了营造和平稳定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在十九大时发展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始终是中国设计和实施外交战略中最为关键的对象和变量。换句话说，中美关系既是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检验中国最终能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金石。

一、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现实背景

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正式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关系、实施对外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和期望。

2013年6月7日至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美，在加州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庄园会晤”。这是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访美。尽管不是正式国事访问，但这种“不拘形式”的非正式访问备受国内外关注，被认为是两国元首在深入交流中建立友谊，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战略沟通、勾画蓝图的良机。会晤结束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召开记者会，在总结会晤取得的成果时，转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进一步明确了新兴大国关系的内涵和着力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建，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追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两国元首在会晤期间达成多项共识，包括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加强各层次沟通、增进理解和互信、加强领域合作、在亚太区形成良性互动、深化在多边机构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配合等。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和设想首先出于如何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发展关系提供了思路。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具有强烈的现实背景。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极格局的运行逻辑在东亚地区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美国大力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稳固战略优势，特别是加强第二岛链的军事力量。2009美国已经将B2轰炸机和F22战斗机部署在关岛。2011年11月16日美国和澳大利亚达成协议，美国将在澳部署军事力量，先期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已经于2012年4月3日到达目的地达尔文港，这一数字在2017年将达到2500名。在2012年6月3日闭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阐述了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阶段性措施，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与此同时，中国常规军事力量在突破第一岛链封锁的情况下，正在向第二岛链扩展。中国海军穿越日本周边海峡前往西太平洋训练，已实现常态化。中国的导弹打击力量也正在迅速增加，是突破美国军事围堵的关键因素。东风-3A（CSS-2型）中程弹道导弹、H-6K远程轰炸机所携带的对地巡航导弹以及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都对关岛军事基地及西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编队造成致命威胁。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南海、东海专属经济区和美国关岛专属经济区内的巡航行为也正在引起美国的警惕和不满。

亚太国家也出现分化。面对中国的崛起，部分东亚国家感到恐惧，因此尽管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非常亲密，但在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纷纷倒向美国。受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刺激，中国周边国家纷纷提高了对华博弈的调门，沉寂已久的东海、南海岛礁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等问题突然爆发。中越、中菲、中日围绕南海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划分、资源勘探与开发展开全方位的博弈，不仅发生武装对峙，而且各国民众的对抗情绪也被激发起来，在多国引发针对对方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游行。中国周边战略环境有逐渐恶化趋势。同时，随着美国逐渐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对全球战略进行“再平衡”，亚太成为其重新聚焦后的中心，与中国的对抗可能再次凸显。中美关系有走向对抗重复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趋势。如何与对方相处，不仅是对美国的严峻考验，同样是对中国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试图缓和稳定周边战略环境，破解大国崛起必然走向冲突的现实主义逻辑禁锢。

二、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

2013年是中美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起始年。在这一年中，中美关系总体上表现良好，相互依赖继续加深，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合作，为建设两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中美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避免重复历史上大国必将冲突的老路，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宣示或现实需要，事实上已经形成某种“路径依赖”。经济学中经常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历史因素对于现在决策的重要影响力，即过去的决策如何影响到现在和未来的一系列决策。换句话说，路径依赖是指我们将去哪里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现在在哪，而且取决于我们曾经在哪。路径依赖有两种表现方式：自我强化和锁定。人们一旦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甚至“锁定”前进的轨迹，难以改变。如果我们将该理论放到国际关系领域来进行分析和检验，发现中美关系也存在这种“路径依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和深化，这种“路径依赖”越来越强化。

第一，中美经济相互依赖逐年增加，经贸关系已经成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自然以及人力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美开展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中美建交30多年来，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243亿美元，比建交之初增长了209倍，双边服务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迅猛增长，2012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美国成为继香港之后中国大陆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目前，中美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此外，自2012年12月以来，中国持有美债总额一直稳超1万亿美元，稳居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地位。2017年10月数据显示中国拥有美国联邦债务1.189万亿美元，占美国联邦全部国债的18.72%，占中国外汇储备的35%上下。中美两国共同举办了多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官员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展开沟通和协商，在推进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开展能源合作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这为两国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双边经贸合作和应对国家经济与金融挑战夯实了基础。中美之间无论是经济的互补性，还是贸易和金融关系，都已经形成深度相互依赖。一方面，这种路径依赖使中美之间的合作形成巨大的惯性冲力，产生飞轮效应，不仅将合作的领域从最初的安全领域扩展到经贸和金融领域，而且强化了两国合作的既定方向。而且这种选择已经逐渐进入锁定状态，要想脱身非常困难，因为这将付出巨大的社会与经济代价，是两国政府和人民难以承受的损失。事实上，中美已经形成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在各自国内也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这对现行的中美合作形成强烈的需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合作才能保障彼此继续获得利益。

第二，中美之间的政治合作也在深入展开，特别是在共同应对国际挑战领域。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对于大多数世界事务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采取彼此敌视和冲突的应对方式。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也开始出现重合或融合。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使各国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另外一方面作为两个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很多世界性的挑战需要两国合作，共同应对才能解决。这种利益需求和应对需求奠定了中美展开合作的坚实基础，不仅仅表现在经贸领域，例如2007年以来中美共同努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同样表现在其他政治领域。中美两国同时面对全球气候危机、资源匮乏、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跨国犯罪等诸多不稳定因素的挑战，在稳定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确保能源安全、核不扩散等领域存在诸多共同利益。中美合作的领域逐渐从经贸、社会、文化等低级政治领域，扩展到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等高级政治领域。诚如希拉里·克林顿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所言：“中国和美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没有我们的合作，任何问题都可能难以解决。”2013年，中美在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合作充分体现在伊核问题上。中国积极参与到伊核问题的斡旋中，与美、英、法等国展开互动和博弈，最终达成阶段性协议。一方面，西方对伊朗动武的威胁暂时得到缓解，另外一方面，中国成功地参与其中，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并且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共同培育了一种合作范式，即既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又彰显中国的权力，以国际法为准则，依靠谈判为手段，进行国际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和平竞争。

第三，中美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人文领域合作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被认为是战略对话和经贸合作之外，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第三根支柱。中美建交以来，两国间的人文交流日益加深，既是稳定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中美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变量。2012年4月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布了由王缉思和李侃如合作的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指出了两国间的不信任对实现战略合作和稳定的影响，希望两国能够更好地揣度对方的想法，并据此制定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建立战略互信。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大国政治的逻辑规律，纯粹政治领域的互动可能很难实现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因此，人文领域交流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2013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美，参加第四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出访当天（17日），刘延东在《今日美国》报发表题为《中美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关系》的署名文章，她在文中指出：“中国将加快推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所有领域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为中美关系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她说，通过两国政府的通力合作和人民的相知相亲，将有助于两国关系走上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美国媒体评价说，刘延东正身体力行地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助力。11月21日，刘延东和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共同主持了此次磋商，并达成一系列成果，以巩固和加强中美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以及妇女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这表明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维护中美关系的决心。

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1年中国政府公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一次提及：“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再也承受不起世界大战，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同在华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再次强调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随后在2013年3月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清晰而明确地向世界进行了阐释：“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后，“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象征性符号，在之后的上合组织峰会、中阿合作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第70届联合国大会、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等国际重大场合不断被阐释和强调，其理论内涵也从最初的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逐渐扩展深化到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明确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报告，也必将成为新一届政府外交工作的纲领。从字面意思来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但出于对各国利益交融和相互依赖的现状认知，而且出于对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和世界大战的担心。但是，从内涵角度来看，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相比，“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大国搁置意识形态分歧、如何实现良性互动的技术层面思考，而提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更高层次的价值观追求，为全人类的发展指明道路。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其实非常明显地指向回应两个“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除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汉姆·艾利森教授（Professor Graham Allison）在总结过去500年间的大国历史后，发现16个新兴国家中有12个在崛起进程中同守成国家发生了对抗和冲突。两千年前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权力上升和它在斯巴达所造成的恐惧。”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随着实力上升，雅典的自信也会增加，它对过去“不公正”的制度或者体系安排也会更加在意，对是否获得足够的“尊重”也更加敏感，因此会要求修改过去的权力安排，以反映当下的权力结构现实。同样道理，斯巴达则会将雅典的行为视作没有道理、不接受现状、试图威胁斯巴达所建立的体系，即便雅典是在这个体系内获得了崛起。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当一个国家崛起时一定会挑战和威胁既有大国所主导的权力格局，而既有大国也一定会回应这种挑战和威胁，那么两者之间的战争几乎不可避免。艾利森教授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一个问题：“中美能够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吗？”在艾利森教授看来，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最终会挑战美国的霸权，那么两国非常可能重复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走向相互对抗与战争。应该说艾利森教授的观点代表了美国乃至西方一个主流观点，即中国威胁论，认为随着中国不断强大，那么一定会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实际上，针对这种担忧，早在2014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曾在美国《赫芬顿邮报》旗下《世界邮报》创刊号上撰文回应。习主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再次提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实力消长所导致的安全困境确实很容易引发彼此的猜忌和冲突。这也是历史上大国之间不断发生对抗与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无论是大同世界，还是理想国，对和平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从来都是人类的共同理想。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基于安全困境所导致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现代社会能够得以避免。命运共同体不再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是逐渐成为现实。

首先，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将世界连为一体，相互依赖构建出命运共同体。人类历史上冲突不断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资源有限。现实的生存压力往往超越内心的道德束缚，因此殖民、掠夺与扩张几乎无法避免。然而全球化逐渐改变了这一行为模式，尽管其开始过程充满了殖民、掠夺与杀戮。全球化带来市场的开放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使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同时，全球化还大大加快了技术扩散的速度。例如作为养蚕制丝技术的发明国，中国曾一度独享该技术至少超过一千年，而现在微软公司的视窗10操作系统则在全球同步发售。全球化使技术扩散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速度，大大减轻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压力。资本、商品、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极大加深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也由传统的排他性零和关系转变为利他性非零和关系。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幸免。针对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只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G20峰会也应运而生，成为国家之间在相互依存中通过国际机制建设来应对国际危机的例证。观察全球及主要经济体从2001年至今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尽管增速存在差别，但波动趋势几乎完全一致。

与过去的时代不同，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竞争关系，而是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现代工业体系的分工越来越细，基本上一个国家不可能完成所有的零件制造，只能各国分工合作。根据各国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将绝大多数现代工业品的生产都已经实现国际化。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几乎找不到一件工业制成品是完全由某一个国家单独设计、生产和消费的。以目前市场上最为流行的波音飞机为例，其零部件由70多个国家的545家供应商生产。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下，各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连接成命运共同体，彼此是对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供给。经济的相互依赖不仅实现了国家之间的利益捆绑，而且让彼此脱离关系的成本急剧上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深化国家间相互依赖的趋势，不断丰富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并强化各国共同的命运走向。

其次，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国际制度、机制和国际法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逐渐规范和塑造各民族国家交往之间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同样削弱了安全困境，并且提供了和平且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这大大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进步，使国际秩序更加文明、公正和民主。国家间进行合作与协调的首要障碍是互信缺失，但国际制度、机制和国际法的出现与完善恰恰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国际制度、机制和国际法为国家间搭建了信息的沟通平台，并将国家间的单次博弈转变为多次博弈，创造出利益补偿和惩罚机制，并且通过作为第三方介入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不但承担着管理、规范和监督各国政府和市场的职责，而且存在一系列奖惩机制来促进国际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创造并塑造出共享的价值观和判断是非的准则，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意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的主要特征就是旧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创立。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组织中，西方发达国家在投票权领域曾长期享有绝对优势，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事实却没能在投票权的分享上得到体现。这种现象正在不断得到纠正。一方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旧制度也在缓慢进行改革，以更好地反映现实权力结构。提高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提案早在2010年就被提起，最终在2015年12月18日获得美国国会的首肯，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完成改革后，中国在IMF的投票权比率达6.39%，排名由第6位提高至第3位，仅次于美国及日本；印度比率为2.75%，排名由第11位升至第8位。这大大提高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有利于维护该组织的信誉、合法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新组织被创建出来，从一开始就反映出当前世界的实力结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根据各自认缴股份比例分别享有26.05%、7.5%和5.95%的投票权，超过西方传统经济强国德国的比例。法律和制度的发展已经不断证明国家间合作能够实现，而且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和完善以适应现实变化和时代发展。这大大增强了国与国之间的制度纽带、相互信任和对未来的期待，维护了国际关系的稳定和一体化。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争端解决机制。历史证明，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进步和完善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手段。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样包括依照国际法来约束自身行为和规范，依靠制度主义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是构建国家间互信的基石和有效手段。世界上各国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等原因，很难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规范，所以国际法几乎是所有国家唯一能够普遍接受的准则，国际制度是国家能够进行有效沟通和合作的平台。所以，我们要努力以现有国际法准则来指导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并依靠各种国际制度来推行和实施，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归属感”，而非“疏离感”，做国家社会的“负责任大国”，而非“革命者”。

再次，核武器等新型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逻辑，避免冲突的制度性措施成为大国间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如同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那样，每一次军事变革都会对国际政治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瓦解原有的权力格局。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大国之间的威慑平衡已经成为常态，战争已经不再是有利可图的理性选择。对于核大国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会遭遇迫在眉睫的直接领土侵略威胁。因为核战争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双输的结果。所以，作为一种终极武器，核武器的存在已经成为维持大国间和平的强制性约束因素。尽管核武器国家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并不均衡，美俄两国拥有远超过其他国家核武器数量，但大国间的核威慑并不因此而受到削弱。

中美开始积极探索一些技术性措施，防止双方战略误判和操作失误引发冲突。2014年4月24日参加在中国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21国同意通过《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防止在东亚、东南亚繁忙海域“擦枪走火”，缓和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等领土主权纷争所带来的地区紧张局势。规则规定，各国海军舰艇或航空器在海上不期而遇时，须以无线电互相告知行动目的，且不以导弹、鱼雷等武器或火控雷达瞄准及锁定对方。6月8日，航行在宫古海峡东南、西太平洋海域的北海舰队战备巡逻远海训练舰艇编队，运用刚通过的《CUES》，与美国海军“平克尼”号进行了及时对话，确保了编队正常训练。2014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指出，中美要构建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随后，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建立两个互信机制是两国元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两军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机制化保障，也是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了解、增强战略互信和管控危机、预防风险的重要措施。实际上，在2016年的“拉森号”事件中，中美全程采用相关制度性沟通措施，避免了危机。

最后，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各个国家各领域的联系空前加强，安全挑战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国土和军事领域，而是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等诸多领域，各种非传统安全需要国际上的合作来共同应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气候问题、核扩散、恐怖主义、海盗和宗教极端势力、网络攻击、烈性传染病等问题已经成为所有国家的威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各国与世界的联系加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各国对外依赖的脆弱性。安全逐渐成为共享的消费品，传统的国家安全，甚至集体安全，正在转变为共同体安全。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所以，我国必须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2017年4月6日，习主席访问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会面。当天纽约时报曾刊登整版广告指出：“该地区的两位大国玩家共同承担一个道德责任—驶离‘修昔底德陷阱’。”

2、承担国际责任，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

2017年1月9日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学者小约瑟夫·奈教授发文提出一个新概念“金德尔伯格陷阱”，他认为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内阁团队在筹备其对华政策时，除了要警惕大家已经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外，还“必须担心‘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就是对手主动示弱而不是示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重创的大英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金融和贸易等诸多方面表露出衰落的迹象，再也无力维持大英帝国霸权治下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强势崛起的美国虽然物质上已经拥有领导世界的能力，但是在国民意愿和制度准备方面并未做好接替英国成为新霸权国的准备。

1919年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代表美国重回孤立主义。十年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各主要大国既束手无策，又无一幸免。此起彼伏的“贸易战”和“汇率战”最终摧毁了国际经济体系，使整个世界陷入“大萧条”，并进一步摧毁了国际政治体系，导致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经过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其著名的《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一书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或者说不能指望各国自觉、自愿地提供确保经济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维持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那些关心“公共利益”并愿意承担“公共成本”的国家，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世界政治体系中的领导者。公共成本的概念在实践与学术中逐渐发展为公共产品，包括开放且自由的贸易体系、稳定且高效的金融市场、有信誉的国际货币、海洋的自由航行、制止地区冲突与战争等。但是，作为世界领导者，一个国家既要有足够的能力来主宰并维持国家之间关系的必要规则，并且有足够的意愿和正确的手段这样做。所以，“金德尔伯格陷阱”就是指没有国家有能力或者虽然有能力却没有意愿和手段来领导世界，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本。在约瑟夫·奈看来，由于特朗普的上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步入危险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在文中，他还质疑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暗示美国新政府应该让中国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以避免美国由于承担太多责任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当前的世界存在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并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发挥了世界领导者的作用。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援助项目的实施和国际组织的建立，对于战后恢复世界经济、稳定世界秩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是人类能够享受长达七十多年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国际制度、机制和国际法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逐渐规范和塑造各民族国家交往之间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同样削弱了安全困境，并且提供了文明且和平的争端解决机制。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自然肩负起为世界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履行这一角色时越来越表现出力不从心，特别是随着能力下降，意愿更加快速地下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后，越来越凸显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走上了被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称之为“过度扩张”的帝国衰落老路。世界越来越呈现出“失序”趋势：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民族冲突与难民危机不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加剧、伊斯兰国崛起、气候与环境恶化等等。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他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一年来的言行都表现出强烈的“美国优先”意识，充分表露出美国不愿意再分担国际公共成本的意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则更加明确无误地告诉世界，美国拒绝肩负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责任。所以，约瑟夫·奈教授所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可能存在的，但这种担心应该指向美国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意愿和正确的手段来领导世界，而不是中国“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

事实上，作为人类世界负责任的平等一员，中国一直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公共产品。平心而论，中国的实力距离美国还有很大差距，甚至比历史上的德国与英国之间差距还要大，远远谈不上构建自己的霸权秩序。但是，作为人类世界负责任的平等一员，中国依然愿意为世界和平与秩序稳定做出贡献，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公共产品。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也是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最大责任的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更加珍爱和平，也更愿意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最大、最重要的作用。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与联合国在各个层面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支持也不断增强。与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的美国相比，中国不但按时足额缴纳会费，而且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会费缴纳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作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维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世界秩序的中流砥柱。

因此，中国的发展是现有国家政治经济体系内的发展，并不以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为目标。早在十年前的十七大报告中，延续多年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措辞就已经被修改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被十八大报告所继承。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访美期间所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本身就是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本质上是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繁荣和发展路径，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政府更是倡议各国实现更加协调的国际经济政策，共同努力“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些都是中国给世界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对此，约瑟夫·奈教授也承认：“中国的所作所为并非以推翻现有自由世界秩序为目的，而是为了强化其自身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所以，中国既没有改变现行国际体系的能力，更没有意愿。

中美合作是应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关键。面对诸多可能导致世界秩序崩溃的挑战，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可能单独应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危机”教训告诉我们，处于相对衰落状态下的霸权国与新兴崛起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是摆脱“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唯一正确选择。正如美国另一位政治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先生在其著名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所指出：维持现有体系的关键在于创建一个无论是盟国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能够参与合作的机制。所以，面对共同的国际挑战，中美两国都不能缺席。如果说中国政府提出与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那么构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就成为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又一个中国方案。“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历史上大国争夺主导权的思维，代之以国家间的民主协商与合作，是关于国际秩序的新主张。

确保中国崛起不会走向战争、不会推翻美国霸权的关键在于将中国的发展置于西方世界体系之内，利用现行国际制度、规制和法律约束中国的行为，使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其中一员。“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但是它能够确保中国在美国及其盟友制定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中行事。……美国的全球地位可能会削弱，但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仍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主导。”在网络安全、太空非军事化、海上安全等领域，中美之间迫切需要建立国际协调制度和规范，为合作搭建平台，避免因沟通不畅造成冲突和冲突升级，构建相互信任的基石。中美“每一方都应学会如何从容应对另一方的不利政策。不太友好但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比虚伪的‘友谊关系’更对双方有益”。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这是中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对“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直接回应。

特朗普总统的亚洲之行与美国的“印太战略”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梁亚滨

2017年11月3日至14日，特朗普总统先后访问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在亚洲掀起了特朗普旋风，受到各地民众的普遍关注。在访问期间，特朗普总统多次提到一个新概念“印度-太平洋”（印太），模糊地勾画出美国新政府的未来战略—“印太战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特朗普总统的亚洲之行开启之际，他先到夏威夷听取了太平洋司令部的简报，并访问珍珠港和“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这似乎为其亚洲之行先增加了注脚，美国至少从珍珠港事件开始就已经与亚洲的命运绑在一起，且愿意以实力来回应各种挑战。

一、特朗普亚洲之行简述

特朗普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是日本。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同盟国，所以特朗普总统亚洲之行首站选择日本，进一步巩固了美日同盟和经济伙伴关系。根据白宫的总结，特朗普总统的日本之行有三个方面的成果：巩固朝鲜无核化的国际决心，重申对日本的安全保护；倡导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区域，通过构建安全环境和高标准规则来促进印太区域的繁荣和发展；通过扩大内需和公平贸易来降低美日贸易失衡，促进美国经济繁荣。

对日本来说，最为关心的是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是否可信。所以，重申对日本的保护一直是历届美国总统和高官访问日本的必选动作。在横田空军基地的演讲中和在与安倍首相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总统一再承诺保护日本人民。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将近六十年了，我们的同盟，作为我们两国、整个地区乃至世界的主权、安全和繁荣基石，经受住了考验。”尽管此次访问日本，特朗普总统没有提及日本所关心的钓鱼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美国政策有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顾及中国政府的反应，避免为随后的访华活动带来麻烦。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甫一上台就已经在钓鱼岛问题上满足了日本的期待。2月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日本时就已经承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持模糊态度，即对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也不明确该地区是否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覆盖范围。但是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中，奥巴马在2014年访问日本期间第一次明确做出“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的表态。一方面，对日本做出更加明确的承诺，满足日本长期坚持的愿望；另外一方面，也对中日关系的恶化表示出担忧，对中国发出强硬信号。所以，尽管特朗普总统宣称要全面推翻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强化美日同盟方面，他将继承奥巴马的政治遗产。访问期间，特朗普总统还承诺会继续帮助日本增强其防卫能力，转移更为先进的防卫武器。

总体来看，特朗普总统的访日之行比较成功。无论是在安全领域还是在经济发展领域，美日两国对对方都有所期待，且达成了共识。双方都把对方视作自己实现安全与发展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同时满足了对方一些战略期待。这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密，扫除了因特朗普上台前要求日本增加驻美防卫开支比例而对两国关系产生的阴霾。此外，安倍首相还特别要求特朗普总统一起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高尔夫比赛场地，与日本职业选手松山英树一起挥杆打球，借此增进与特朗普的个人信赖关系。期间，三人一同在一顶绣着“Makealliance even greater”（“让美日同盟更伟大”）字样的高尔夫球帽上签名，作为安倍送给特朗普总统的纪念品之一。

特朗普亚洲之行的第二站是韩国。韩国是美国在亚洲的另外一个重要军事同盟国。2017年对韩国来说是一个转折之年，前总统朴槿惠遭遇弹劾下台并入狱。新上台的文在寅代表韩国左翼力量，无论是国家政策领域，还是个人经历都与朴槿惠完全不同。与日本类似，朝鲜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和美韩两国的经贸关系也是两国所关注的重点。韩国和美国都希望通过特朗普总统访韩来确认两国关系的走向。安全上，特朗普总统重申强化国际合作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决心，与韩国一起督促朝鲜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开发项目，承诺美国会继续加大对朝鲜的压力直到对方回到无核化的道路上，重申保护韩国的安全承诺。此前，特朗普总统要求韩国政府提高驻韩美军防卫费用的要求引发韩国的不满，韩国也适时提出增强自我防卫能力。韩国国家安保室首席秘书、韩国总统外交安保战略秘书官权熙石指出，文在寅总统跟特朗普总统讲，如果我们（韩国）增强自己的防卫能力，对美国是件好事。作为信任和支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放松了对韩国军事能力的限制，允许并鼓励韩国增强自我防卫能力。因此，在特朗普访问韩国期间，美韩两国就韩国弹道导弹弹头重量达成协议，取消了自1979年两国签署《导弹协定》以来长达38年的限制枷锁，使韩国可以开发部署重量超过500公斤且更具破坏力的弹头，能够穿透更坚硬的掩体。但是，此次协议并未对800公里的射程限制进行解禁。权熙石秘书官表示，这主要是为了顾及中国和日本的反应，通过继续自我限制来表达韩国不想刺激中日两国的态度。此外，特朗普总统和文在寅总统还承诺促进与日本的三国安全合作，增强威慑能力，应对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特朗普总统强调美韩同盟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共同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价值之上，是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关键。美国将通过允许韩国获得和发展更加先进的军事力量来帮助韩国增强威慑能力，也将通过投资和能源出口来促进美国的繁荣和贸易。双方承诺进一步改进美韩自贸区协议，降低美国贸易赤字，实现平衡且互惠的贸易关系。

访问期间，特朗普还受邀到韩国国会进行演讲。这是继1993年克林顿总统之后，时隔24年又一位美国总统在韩国国会进行演讲，充分体现出双方对此次访问的重视。在演讲中，特朗普总统盛赞韩国的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对朝鲜则进行了长篇严厉批评，列举朝鲜政权的种种“罪恶”，同时警告朝鲜领导人不要把美国的克制当作软弱，否则那将是一种“致命的误判”，“本届政府与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同。”在特朗普访问亚洲之际，三艘航母所带领的战斗群在朝鲜半岛附近聚集，释放出强烈的威慑信号。美国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的声音陡然上升。我们不知道是否是美国的威胁起到了作用，但朝鲜最高领导人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释放出善意，他祝愿平昌冬奥会成功举办，表示朝鲜有意采取包括派遣代表团参赛等在内的所有措施，并愿与韩方就此尽快举行会谈。此举受到韩国的热切欢迎，并最终导致1月3日南北恢复终止了两年之久的南北热线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清晨在推特上发文指出，朝韩恢复对话的功劳应该归在自己名下：“如果不是我展示出坚决而强烈的态度，以及打算使用我们所有力量对付朝鲜，谁会相信韩朝马上要对话了呢？”1月6日，特朗普总统又发表讲话称，愿意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无论如何，南北互动确实暂时缓解了朝鲜局势的紧张状态，但是这也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试探。

特朗普亚洲之行的最重要一站是中国。2017年11月8日到1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成为十九大之后访华的第一位外国元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在诸多领域对中国进行了攻击，所以他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确实给中美关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尽管在习近平访美与特朗普总统进行海湖庄园会谈后，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但是并没有彻底消除不确定性。致力于推动美国出口、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百日计划”是双方在经济领域的第一次妥协，尽管中国做出了巨大让步，但是显然没有满足美方的期待，所以随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华贸易启动“301条款”调查。所以，双方都希望通过特朗普此次访华，来展示各自在平衡两国贸易、稳定两国关系方面更多的诚意。

中国对特朗普总统的首次访华给予了“国事+”待遇，超规格接待。在11月9日的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表达了他的期待：“我们都同意中国和美国应该保持合作关系，而非对手。”在访问期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确认中美关系存在共同利益，确认共同致力于解决全球挑战，双方应扩大合作领域，为两国人民的福祉创造积极的成果。同时，双方承诺将就存在分歧的问题进行直接、坦率的交流，并致力于解决或缩小分歧。短短三天时间，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核不扩散、经贸关系、网络安全、医疗合作等诸多领域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特别是两国签署了高达2500美元的经贸合作意向书。用白宫的话来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致力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使两国人民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和富于成果的交流。”我们无法期待特朗普访华就能够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特朗普总统的访华至少暂时缓和了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等一系列领域的纠纷。

越南是特朗普亚洲之行的第四站。他在11月10日下午抵达岘港，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展开正式访问。飞机抵达之时，机场周边在越战期间遭受美军化学武器“橙剂”污染的土壤尚未被完全清除，所以特朗普的访问当然会引发当地民众对于越战的记忆。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尽管存在痛苦的记忆，但是越南民众对美国和对特朗普总统的热情和欢迎程度显然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高达58%的越南民众对特朗普怀有信心，认为他会在国际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情，仅仅低于菲律宾，后者对特朗普的信心指数高达69%，而世界平均值是22%。

特朗普对越南的访问依然主要围绕安全与经济两个主题展开，重申美越之间全面伙伴关系。美国获得了来自越南的承诺，支持全球对朝鲜施压以使之重回无核化道路。除此之外，美越双方致力于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一致认为美越全面伙伴关系是确保这一点的关键因素。为此，美越将展开更加紧密且不断扩展的合作和协调，包括扩建美国驻越南首都河内的大使馆以及签署新的“防卫合作行动三年计划”以增加更多的双边海军活动。美国正式向越南海军转交海岸警卫队快艇，以增强越南的海上力量，并确认2018年美国航空母舰首访越南。美越双方重申在南海地区自由航行、飞越和不受约束的商业活动的重要性，重申基于规则来解决海洋争端的路径。在经贸领域，美越两国承诺加深并扩展两国贸易与投资关系，以符合特朗普总统所要求的公平与互惠原则。特朗普上台后立刻签署命令退出TPP，实际上对越南影响非常大。

在APEC工商界领导人峰会上，特朗普提出新的贸易关系，以加强印太地区的友谊和商业联系，促进繁荣与安全，其核心就是基于“公平和互惠”原则的贸易关系。用特朗普的话说：“当美国与其他国家或人民发展贸易关系时，我们将从现在开始，期待我们的合作伙伴也能够真诚地遵循我们所遵循的规则。我们期待市场将是双方对等水平的开放，而且应该是私人企业而非政府计划指导投资。”在演讲的最后，特朗普还指出：“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很多梦想，很多道路。但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一个地方像家乡一样。所以，为了家乡，为了国家，为了自由，为了历史，为了上帝的荣耀，保护你的家乡，捍卫你的家乡，并且爱你的家乡，不只今天，还有所有时间。”这番话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即美国将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将不再试图将自己的愿望和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这与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和TPP协定的逻辑一样，即美国优先的政策将代表政治现实主义的回归，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将超越自由主义的多边主义政策。

特朗普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菲律宾，特朗普总统到菲律宾主要是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东盟成立50周年特别庆祝晚宴和美国-东盟峰会，庆祝美国和东盟建交40周年。所以，与对日、韩、中、越的国事访问不同，特朗普访问菲律宾本质上是“顺访”。尽管如此，通过此次访问，美菲两国也给外界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美菲同盟依然牢固，将就共同利益和威胁展开双边合作。两国共同谴责朝鲜，承诺继续对朝施加最大的压力。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希望在与印太地区国家之间倡导“公平且互惠”的贸易。美菲重申自由航行和飞越的原则，强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来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重要性，强调继续建立信任措施以增强互信和信心，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措施，例如军事化。

在访问菲律宾期间，特朗普总统还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双方讨论美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恪守印太地区自由开放，承诺进一步增强两国之间的防务合作。此外，特朗普总统还同时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除了朝核问题之外，三位领导人强调共同合作致力于促进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区域，同时确认寻求“公平且互惠”的贸易关系。

总体来讲，特朗普的亚洲之行有几项关键内容：巩固盟友和伙伴国关系，联合对朝施压，倡导贸易领域的“公平与互惠”原则，打造一个“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区域，勾勒出美国“印太战略”的雏形。

二、美国“印太战略”的战略意图

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初曾引发同盟国的巨大恐慌，特别是他提出以撤军为威胁来要求日韩等盟国提高分担驻守美军的军费比例时，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收缩，即美国霸权衰落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看起来这种战略收缩其实也是对奥巴马总统时期相关政策的延续。因为，“美国一直在缺乏能够投射常规力量的军事基地的前提下，努力向东南亚国家表明其维护南海重要航道的决心。这就是为什么说‘离岸平衡’在理论上是一个吸引人的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最终的结果都是只有离岸而无平衡。”

然而，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美国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同盟关系，因为作为远离欧亚大陆的海洋国家，盟友是美国能够在欧亚大陆施加影响的重要支撑。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地缘政治经典对抗模式之一是当“陆缘地带”国家的强势崛起打破地区权力的平衡，且具有挑战海权主导国的能力时，也就存在海权国家对抗陆缘地带大国的可能。美国“遏制战略教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认为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陆缘地带是权力“潜力股”，一旦产生整合庞大人口、社会和资源的统一国家，实现高度的组织化和工业化，就有望成为傲视天下的世界级强国。因此，美国在冷战后的全球战略目标就是牢牢控制欧亚大陆这一最有可能出现霸权挑战者的地区，防止任何一个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获得统治欧亚大陆的实力，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手段就是建立同盟体系。对美国来说即使现在退出同盟体系，也无法避免日后再被卷入其中。因为美国一旦表现出漠视或显露出衰落的迹象，就会激发新一轮的不稳定局势，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最终将不得不再次考虑以武力的方式介入。所以，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绝非“战略收缩”，而是为了进一步整合力量和资源。英国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理查德勋爵（Lord Richard）曾指出，特朗普坚持让北约成员国承担更多的集体防务开支有助于增强北约的实力，帮助北约向俄罗斯清楚地表明，北约是一个严肃的组织，如果需要的话，一定会在危机中保卫其盟友。

2018年美国国防预算是近20年中第一次在增长比例上超过中国。实际上，按照美军惯例，最终的国防预算肯定会超支，所以最终的国防费用比将超过7000亿美元。所以，新的国防预算实际增幅将达到1000亿美元。由此可见，未来的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事务上很可能实施更加积极的干涉主义和强硬路线。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 Gray）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文章指出未来美国新政府将“坚定地寻求实力促和平”。尽管彼得·纳瓦罗目前在特朗普政府中的地位貌似已经边缘化，但其本人人事和职务变动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所展示的政策理念被放弃，事实上美国参议院以89∶8的投票结果通过2018财年国防预算授权，已经代表了美国政界试图以武力重振美国实力的决心和意志。就目前来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接近曾经掀起冷战新高潮的里根政府时期。因此，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会彻底抛弃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是以特朗普的方式—“印太战略”继续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和存在，加强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合作，应对中国崛起所导致的权力结构变化。中美之间呈现出海权国家与大陆边缘地带国家展开竞争的事态。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周边的中等强国和小国天然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争取国家。作为军事同盟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自然不用说，印度的态度最为关键。作为南亚地区的核心国家，印度的重要性非常突出。罗伯特·卡普兰在其《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一书中指出，“印度和中国都拥有巨大的人口数量，文化传统丰富多彩，广受尊重又各有特点；尽管贸易关系可以互补，但地理上的接近和一触即发的边界争端，仍使两国注定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竞争对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积极致力于把巴基斯坦打造为安全和能源通道，把石油、天然气资源从印度洋港口转运进来。但在印度看来，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活动是一种“珍珠链”式的战略。中国投资或参与开发的海外港口，例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缅甸的皎漂港、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和汉班托特港口都是该战略链条上的“珍珠”。2013年2月4日印度《德干先驱报》称：瓜达尔港口是中国“珍珠链战略”中最西边的“珍珠”。印度早已担心中国会“包围”印度，如今中国接手瓜达尔港口将会加剧印方的这种焦虑。2014年，就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前夕，印度媒体热炒“中印对抗”的概念。面对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长的实力，印度政府随即推出了“季风计划”：在广义的印度洋世界，从东非、阿拉伯半岛、印度次大陆、斯里兰卡一直到东南亚群岛，恢复旧航线，加强印度洋海域周边国家的文化与贸易联结，来抗衡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但是，印度单独的力量显然无法与中国进行抗衡，希望借助域外力量来制衡中国。美国一直希望积极拉拢印度，提升与印度合作的战略层次，试图将之打造成美国亚洲战略的“支轴”和“桥头堡”。所以，美印之间存在相似的地缘战略目标和共同需求。

三、美国“印太战略”的内涵

2017年12月18日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被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的中国和俄罗斯被认为是对美国的三大安全威胁之一，与流氓国家伊朗和朝鲜以及跨国恐怖主义组织并列。安全报告认为：

“地区均势变动会产生全球性后果，并威胁美国的利益。……中国和俄罗斯渴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强大的力量，但它们与其邻国进行了最大的博弈。朝鲜和伊朗同样对最近的邻居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但是，随着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威胁变得更加难以遏制。而不利于美国的区域均势变化会结合起来威胁我们的安全。

“美国必须引领印太地区、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意愿和能力，与不利于（美国）的（权力）转移进行竞争并阻止之。维持有利的均势需要坚定的承诺和与盟国、伙伴国紧密的合作，因为盟国和伙伴国可以增强美国的力量，扩展美国的影响力。它们与我们共享利益、分担责任，共同抵御威权主义趋势，对抗极端意识形态，威慑侵略行为。”

印太地区是指从印度西海岸到美国东海岸的广阔范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美国新版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国正在运用经济诱惑和制裁、政策导向和暗示军事威胁来劝说其他国家重视其政治与安全构想。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贸易战略强化了地缘政治野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关键盟友。美国欢迎印度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欢迎印度成为美国强大的战略与防务伙伴，将寻求增加美日印澳四国之间的菱形合作。印太战略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强化并扩展亚太同盟体系，在坚持传统“轴-辐”同盟体系以强化军事前沿存在的同时，创建并领导新型的安全伙伴关系，例如联合军事行动和共同的介入式封锁等，增加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提升盟友和安全伙伴信心。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同盟国。从地理位置、经济总量、科技实力、军事力量、人口数量和国际影响力等各方面来看，日本一直都是美国实施亚太政策或者说现在和未来的印太政策最为合适的战略支点：足够对中国形成战略制衡，又不会形成对美国的挑战。故特朗普总统亚洲之行首站选择日本，进一步巩固了美日军事同盟和经济关系。所以，尽管特朗普总统宣称要全面推翻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强化美日同盟方面，他将继承和发扬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实际上“亚太再平衡”战略就已经扩展到印度洋。早在2014年，美国学者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就指出“印太正在从地理概念转变为战略概念”。所以，印太战略代表的是美国战略界的一贯谋划。事实上，特朗普胜选后立刻就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通了电话，重申同盟关系和协防盟友的承诺。新政府正式组阁亮相后，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外访首站就是韩国和日本，不仅重申致力于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同时对日本承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地区。

无论是在安全领域还是在经济发展领域，美日之间、美韩之间都对对方有所期待，且达成了共识。双方都把对方视作自己实现安全与发展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同时满足了对方一些战略期待。合纵连横历来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加强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可以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博弈能力。

战略上，通过强化双边同盟关系，打造多边同盟体系。印太战略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美国希望盟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分担美国的战略压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上对盟国逐步“解禁”。日本也倾向于通过积极承担更多的所谓的“国际责任”，加速迈向正常国家的步伐。早在2006年，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就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希望把欧亚大陆外围兴起的新兴民主国家联合起来。2013年，安倍首相提出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日、美、澳军事联盟为过渡，最终拉拢印度组成“亚洲民主安全棱形战略”，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呼之欲出。2017年，美国、日本、印度三国“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不仅是史上规模最大，而且也是一次“全航母”军演，因为美、日、印三国都派出了航母或者准航母参加。此次军演的核心科目为对水下目标的侦查、预警、对抗、拦截，目的在于“围猎”潜艇，剑指中国具有战略优势的潜艇。安倍在9月13-15日访印期间与莫迪共同发表倡导实现“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度洋太平洋”的联合声明，确认将携手加强美国的安全保障合作。安倍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将以与莫迪总理、美国特朗普总统的牢固信赖关系为基础，加强三国合作。”同年安倍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两国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SCA）》的修订版，使自卫队在安全保障关联法规定的“重要事态”上可得到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弹药支持。

未来日本和美国将会积极游说印度同意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实现军事上的“安全菱形战略”。早在2015年澳大利亚就曾有意加入，但是一直遭到印度的反对。印度并未彻底放弃不结盟政策而倒向美国一方。但是，在中印边界问题不断出现波折的情况下，特别是2017年出现长达70多天的洞朗军事对峙事件，印度也正在调整外交政策。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教授拉杰什·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认为，中国就是印度的直接威胁，并且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资源；中国在多个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使之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在不同舞台上阻碍印度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中国与巴基斯坦结盟并与其他南亚小国深化双边关系，挑战了印度在这个地区几十年的主宰地位；中国能够利用强大的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影响力，威胁印度。所以，印度只能选择与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同盟关系，因为美国是唯一比中国更加强大的国家。美印两国在制衡中国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这其实已经是印度政府正在寻求的道路。所以，未来印度很有可能改变立场，支持澳大利亚。

特朗普总统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之间的“最糟糕的通话”，曾引发澳大利亚人民对美国及其总统的强烈不满。罗伊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虽然高达77%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非常重要，但依然有60%的人因为特朗普总统而降低了对美国的好感。但这并未真正破坏美澳同盟。相反，澳大利亚海军却做出了近年来最为配合美国的行动：2017年9月19日6艘军舰和1200名士兵组成的澳大利亚海军舰队向南海进发“以显示坚定的决心”。此次“印度洋—太平洋奋进2017”军演，是澳大利亚3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同类军事行动。军演前，美国高官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密集访问，这其中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和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彭斯副总统明确指出他的目的就是“再次确认（re-affirm）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强大的历史同盟关系”。麦凯恩也指出：“我知道特朗普总统的言行已经令美国的朋友们不安，其实同样也令很多美国人不安……我需要你们对美国保持信心，对我们持久的同盟价值保持信心！”在回答问题阶段，麦凯恩还特别强调了“自由航行”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性。

军事上，通过各种方式增强盟国的军事实力。特朗普总统在访问日本期间承诺会继续转移更为先进的防卫武器，例如舰载型F35B战机，同时默许日本将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改造为真正的航空母舰；在访问韩国期间，一定程度上解禁韩国导弹弹头重量。同时，继续推动导弹防御系统在亚洲国家部署。尽管曾遭到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以“环境评估”为由暂时冻结，但在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的压力下，9月7日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最终还是在中国的反对下部署完成。“萨德”系统中的X波段雷达，不但能够监测几乎整个中国北方，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尾部火焰来监测射向西半球的导弹，更加清晰、准确地计算弹道轨道，并识别真假核弹头，为提前预警和拦截提供技术支持。“萨德”在韩国的部署大大削弱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核威慑，打破了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单边战略优势。这代表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主动打破大国之间的核战略平衡，寻求构建一个集“矛”与“盾”于一体的战略攻防体系，在西太平洋地区寻求压倒性战略优势、构建绝对安全。日本政府在2017年12月的内阁会议上还决定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系统，如果搭载日美两国共同研发的“标准-3”增强型拦截导弹，只需两套陆基“宙斯盾”系统基本就能覆盖日本全境。此外，利用朝核危机不断恶化之机，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寻求在日本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抵消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军力增长。为了配合军事上的互动，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将纵容安倍政府修改宪法，逐步突破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力量和投放能力的限制。

经济上，通过双边谈判来主导高标准的贸易协定，打造排除中国的印太经济区域，降低中国与印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奥巴马政府打造TTP的逻辑是绝不能让中国制定有利于中国工人和中国商业的商业竞争规则。特朗普在这方面与奥巴马并没有分歧，只是手段不同。奥巴马遵循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来打造美国的经济一体化朋友圈。过去美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发展贸易关系时往往更加注重“绝对获益”，即只要能够互惠，可以给予对方更多的优惠，并不寻求绝对的对等，例如在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领域并不要求对方给予同等水平的降低幅度，在市场准入方面也不要求对等开放。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美国与多数国家都出现巨大的贸易赤字。特朗普总统曾经的首席战略分析师班农曾指出，早在尼克松时代，美国精英就犯了严重错误，没能准确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自由民主的关系：“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70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中国经济得到发展后，中国的民主状态将得到相应层面的改进，认为中国越富有，中国就越会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变得民主化。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共产国际解体这期间由美国和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世贸经济组织，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而我们在过去20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特朗普总统在他最近的中国之行中没有责怪中国领导人，相反他认为美国的领导人让中国得以利用这个体制来为本国获利，是美国领导层的错误。特朗普总统指出，这不是个小小的战略错误，而是把美国、日本及亚洲其他盟国置于极其不利处境的本质性的错误。”

班农特别强调，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全球运动。特朗普政府对过去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互惠”关系越来越不满，因此更愿意以一种“相对获益”的视角来看待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因此更加注重“公平”。用特朗普的话说：“当美国与其他国家或人民发展贸易关系时，我们将从现在开始，期待我们的合作伙伴也能够真诚地遵循我们所遵循的规则。我们期待市场将是双方对等水平的开放，而且应该是私人企业而非政府计划指导投资。”特朗普退出TPP，使多边谈判变为双边谈判，可以大大增强美国的谈判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伙伴几乎没有对抗的能力，只能选择合作，特别是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将为印太经济战略在其他国家的推广提供榜样。日本高铁在印度能够以三倍高造价、0.1%的低利息和长达50年的贷款期击败中国竞争对手，无疑充满了日印两国的政治考量，因为这意味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依赖。在华日企和美企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向东南亚和印度进行产业转移。通过舆论、宗教或少数民族问题来破坏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当然，这一过程还将需要时间来推进，并不会一蹴而就，但趋势越来越明显。特朗普不相信全球化自由贸易的逻辑，他更倾向于经济民族主义观点。2018年1月，华锐风电被指控剽窃美公司技术面临联邦诉讼，或许正在开启中美贸易战。

最后，与以往不同，“印太战略”并不是一味加强同盟关系，同样存在惩罚不合作的盟友的内容。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基斯坦政府没能处理好其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滋生问题，作为惩罚将切断几乎所有的对巴安全援助，包括对外军事援助基金（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Fund）下的2.55亿美元的军事设备和训练费以及联盟援助基金（Coalition Support Fund）下的7亿美元。此外，相关专家推测最终的数字可能将超过上述所列，因为还有一些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安全援助尚未公布。与此同时，美国依然在向巴基斯坦提供非军事援助。所以，美国实际上在实施一种“听其言、观其行”的政策，将依据巴基斯坦政府的反应来决定下一步动作。尽管此举引发巴基斯坦内部强烈的反对与批评，但是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的军事和政治学家哈桑·阿斯卡里·里兹维（Hasan Askari Rizvi）教授表示：“如果美国的油管干了，那么军方升级设备和人力资源的计划就会立刻被停止。长期来看，这也将是一个挫折，巴基斯坦需要这些资源来维持军事设备运转，而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友好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弥补。”如果美国彻底切断所有对巴援助，那也就意味着美国不再将巴基斯坦视为“非北约盟国”，而是恐怖主义支持国，甚至与印度和阿富汗合作来对抗巴基斯坦。

总之，“印太战略”的出台表明特朗普政府将以更大的决心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世界性影响。这必然会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外部风险。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所有政策基本上还处于谋划和起步阶段，即便是印太战略也主要靠特朗普个人性格的“疯癫”所产生的恫吓来推进，依然大多停留在原则层面，并未给对象国带来实质性好处。该战略成功的关键依然是美国实力的消长和战略实施的有效性。在特朗普正式开启亚洲之行前，他先到夏威夷听取了太平洋司令部的汇报，并访问珍珠港和“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这似乎为其亚洲之行先增加了注脚：美国至少从珍珠港事件开始就已经与亚洲的命运绑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什么“域外大国”，且愿意以实力来回应各种挑战。

谁是俄罗斯的敌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解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左凤荣

2015年12月31日，普京签署命令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取代2009年5月12日梅德韦杰夫签署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视本国的安全和政策的透明化，曾于1997年、2000年颁布《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9年5月出台《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新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条就指出，“该战略是确定俄罗斯联邦国家利益、国家战略重点及巩固国家安全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外政策目标、任务和措施的基础性文件”，说明其地位与作用高于以往此类文件，不仅仅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也在为俄罗斯的内外政策定调。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是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制定的，也是指导俄罗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文件。俄罗斯的战略走向无论对世界，还是对地区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俄罗斯安全战略通过以来，俄罗斯当初面临的环境并无实质性改善，这一安全战略的有效性将持续下去。

一、俄罗斯新安全战略出台的背景

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属于国家的综合性、基础性文件，需要明确国家安全利益，评估国家面临的安全状况和形势，阐明面临的安全威胁和应对之策，以及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所需的条件等。俄罗斯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是其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最主要动因。

制定2009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时，虽然俄罗斯经济正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相对较好，美俄关系重启，梅德韦杰夫要与发达国家建立现代化联盟。但从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和2014年春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鉴于此，2015年7月3日（当时正值欧盟宣布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普京在主持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时提出，“考虑到我国安全战略基础的变化，我们要立即着手制定新的安全战略规划文件。”俄罗斯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并提出新的对策。

俄罗斯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最大的变化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俄罗斯与美国、北约、欧盟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逆转，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被开除出了八国集团，俄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互相攻击，北约不断加强在东欧和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存在，俄罗斯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西方的经济制裁加上国际油价的下跌，给俄罗斯的经济带来了很大困难。推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是俄罗斯对其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家安全形势最新判断的反应。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直接诱因是乌克兰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西方不愿接受普京回归克里姆林宫，特别是普京要重新整合原苏联地区，组建欧亚经济联盟，西方担忧普京重建“苏联”。乌克兰危机有很深的内部因素，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统治者竭力摆脱俄罗斯的影响，未能给约占人口20%的俄罗斯族人以平等待遇；政治斗争激烈，在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来回折腾；政商不分，政客往往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而损害国家利益。乌克兰本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共和国，但在转型过程中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成为转轨失败国家，民众有理由对这样的政权不满。2014年春乌克兰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普京的优惠条件诱惑下，放弃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转而加强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引发了部分民众抗议，并得到了西方的支持，最后迫使亚努科维奇流亡俄罗斯。亲西方者在乌克兰掌权，俄罗斯乘机“收复”克里米亚，招致西方国家的多轮制裁，至今西方仍没有取消对俄制裁的迹象，有的只是制裁的升级，俄方也采取了反制裁措施。西方制裁俄罗斯的目的是使俄经济陷入困境，从而促使普京改变政策，或者激起民众对普京的反感，在俄罗斯实现政权更迭。这一目的并未达到，普京不会改变政策，普京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威信无人能撼动。

除经济制裁外，北约还不断向俄罗斯施加军事压力，北约继续东扩，启动黑山的入盟进程（2017年6月5日黑山正式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29个成员国）。北约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和增强军事力量，扩大快速反应部队，建立多个指挥中心，并举行了多场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演习。2015年6月，北约部队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境内举行了名为“军刀出击-2015”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共有1.1万名军人、40架飞机（其中包括B-52轰炸机）以及500余辆军事装备（包括豹2A5坦克和M1艾布拉姆斯坦克）参加演习。美国和西方加紧对俄战略空间挤压，让俄罗斯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也做出了回应，在波罗的海、黑海、地中海、俄乌边境、中部地区、远东、北极等所有战略重点地区都举行了军演，在克里米亚、加里宁格勒等战略要地加强军事力量，俄罗斯还宣布退出《欧洲常规力量条约》联合协商小组会议。欧洲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对峙，美俄关系急剧变冷，2014年底出台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把北约列为主要军事威胁。塔斯社军事观察员、退役上校维克托·利托夫金接受《透视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表示：“北约的军事单位越来越靠近俄罗斯边境，并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部署了重型装甲机械。波兰领导人正坚持要求向本国转移部署更多军队，并在本国建设北约军事基地保护其免受所谓‘俄罗斯威胁’。”西方的行为确实让俄罗斯人感到了威胁，2017年12月初，列瓦达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66%的俄罗斯人认为国家有敌人，68%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敌人，29%的人认为乌克兰是敌人，14%的人认为欧盟是敌人。”

美俄的对峙也表现在中东，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企图推翻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巴沙尔政权。中东地区的动荡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兴起提供了条件，也使这一地区的难民大量涌入欧洲，欧洲也遭受恐怖袭击，影响着欧洲的稳定。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高调开始在叙利亚打击IS，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俄罗斯力图借此赢得受难民潮和恐袭困扰的欧盟国家的好感，借此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使其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但目的并未达到。2015年12月，欧盟以新明斯克协议在规定期限内无法得到全面落实为由，一致通过了延长对俄罗斯制裁的决定。

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方国家很难改变对俄罗斯的不友好态度。2015年2月6日美国发布的奥巴马政府《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指出：“暴力极端主义和不断演变的恐怖威胁，使美国和我们的盟友面临遭受攻击的持续风险。对网络安全的挑战不断升级、俄罗斯的侵略、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以及传染病的爆发，都使人们对全球安全感到忧虑。”6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网站发表的《2015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认为，“虽然俄罗斯在有选择的安全领域，如缉毒和反恐领域中做出了贡献，但它也一再显示出，它不尊重邻国的主权，并且愿意动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正在直接地并通过代理人势力破坏地区安全。这些行动违反了俄罗斯所签署的系列协定。”美国已经把俄罗斯作为全球安全的威胁，为了防止俄罗斯发动新的“侵略”，美国将继续制裁俄罗斯。面对新的形势，俄罗斯审时度势调整安全战略，实属必然。

二、俄罗斯安全战略的新变化

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与旧版相比思路和基本框架没变，仍为六大部分，六部分的题目除第二个外，其余也没有变化，分别是：总则，在当今世界上的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重点，保障国家安全，实施本战略的组织、法规和信息基础，评估国家安全状况的基本指标。俄罗斯所关注的安全问题向来是综合性的，不仅针对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问题，也关注经济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所提出的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措施，与上一个国家安全战略一样，仍是9个方面，即：国防，国家和社会安全，提高俄罗斯公民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科学、技术和教育，医疗保健，文化，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战略稳定和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等，但每一方面的内容也根据新的形势进行了调整。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最大的变化在第二部分，2009年确定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当今世界和俄罗斯：现状和发展趋势”，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改成了：“在当今世界上的俄罗斯”，而且这部分的分量也大大增加了，原来只有13条，现在增加到了23条。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与2009年版国家安全战略相比，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俄罗斯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在2009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其第二部分用比较多的篇幅谈全球化的发展与世界的变化，认为“世界正沿着国际生活各领域全球化的道路发展，全球化的特点是快速并使彼此相互依赖”，“由于新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中心的加强，一种崭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形成。在没有外界力量的参与下，以地区为基础寻求解决现有问题及调解危机的趋势正在形成。”2009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也谈到了国际形势存在的消极现象，如：“现有全球和地区体系的薄弱（尤其是欧洲—大西洋地区只以北约为方针）以及法律手段和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国际安全保障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单方面武力行动可能的死灰复燃、国际政治主要参与者之间的矛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其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威胁，以及控制化学、生物和高科技领域非法活动形式的完善，将对保障俄联邦国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俄边界推进军事基础设施的计划及赋予自身有悖于国际法准则的全球职能的意图是俄罗斯所无法接受的，这仍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但反映出来的情绪是相对乐观的，“从集团对抗向全方位外交原则的转变以及俄罗斯的资源潜力、务实政策使俄联邦巩固其在国际舞台影响力的能力得以扩大。俄联邦拥有足够的潜力，以便未来在有效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国民经济全球竞争力、国防潜力、国家和社会安全水平的基础上为俄罗斯跻身世界经济领先国家创造条件。”

新版安全战略没有对国际局势进行详细描述，一开始就直接谈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政策能够保障国家利益，认为“俄罗斯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保障主权、独立、国家领土完整，保护海外同胞的利益。在解决世界重要问题、调解军事冲突、保障战略平衡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至上方面，俄罗斯的作用在增长”。“在世界经济不稳定和一些国家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的条件下，俄罗斯经济可以保障和增进自己的潜力。”2009版国家安全战略是把俄罗斯放到全球化的世界中，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是把世界放到俄罗斯视野中，因此，新版俄罗斯安全战略更强调国际局势发展的消极方面，强调“巩固俄罗斯是在新的具有综合性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俄罗斯奉行独立的内外政策激起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对抗，它们试图保持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它们正在奉行的遏制俄罗斯的政策是向俄罗斯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和信息压力。”“新的政治模式形成的过程是与全球和地区不稳定相伴随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模式，以及人、科学和技术潜力的竞争。在这一进程中，掌握太平洋和北极资源的领导者占有优势。”“在国际关系中实力因素的作用没有降低，致力于发展和改进新的各种进攻性武器削弱了全球安全体系和军控谈判体系。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在欧亚地区以及亚太地区并没有遵循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在俄罗斯周边地区军事化和军备竞赛的进程在发展。”“在中近东保持旧有紧张关系的同时，在非洲、南亚和朝鲜半岛出现了新‘热点’，不受任何国家政权控制的区域在扩大。”在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伊斯兰国”乘机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全球信息领域的对抗也在加强。”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有一种被全球化进程抛弃的感觉，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接受俄罗斯成为强国的世界，其所关注的主要是军事和地缘政治争夺。

第二，把美国和北约看成是俄罗斯安全的主要威胁

2009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在谈及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时，对北约的行为不认同，反对北约“向俄边界推进军事基础设施的计划及赋予自身有悖于国际法准则的全球职能的意图”，但没有明确说这是针对俄罗斯的。新版安全战略明显增加了论述国家安全威胁的篇幅，并把北约看成是安全威胁：“北约扩展自己的潜力和被赋予有悖于国际法准则的全球职能，北约国家军事活动活跃，进一步扩大军事同盟，把自己的军事情报基地推进到俄罗斯边界，这些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在欧洲、亚太地区和中东部署反导系统，实施‘全球打击’构想，发展非核战略打击力量并将其部署太空，实质性地降低了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的可能。”“西方阻碍欧亚一体化进程并在欧亚地区制造冲突策源地的立场，对俄罗斯国家利益具有消极影响。欧盟和美国支持乌克兰反宪法的政变导致了乌克兰社会的严重分裂和武装冲突。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增强，目的是在乌克兰居民中塑造俄罗斯的敌人形象，不断用武力解决内部矛盾，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使乌克兰变成了欧洲和靠近俄罗斯边界地区长期不稳定的策源地。”“在俄罗斯的邻国，美国的生物化学武器试验网在扩大。”从以上这些内容中我们看到，俄罗斯把美国和北约看成了自己安全的主要威胁，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军事、信息等多个方面在遏制和丑化俄罗斯。俄罗斯在基础性战略规划文件中明确把美国及其盟友划入敌对阵营，这可以说是俄罗斯对美国相关文件把俄罗斯当成威胁的回应。俄罗斯这么做，旨在向世界表明，为了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不怕来自西方的政治和军事挑战。新版俄罗斯安全战略突出西方威胁，除了对形势的判断，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国内宣传考虑，意在激发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绪，以转移民众对经济困难的关注。

美国也把俄罗斯当成威胁，在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明确把中俄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此，2017年12月22日普京在俄罗斯国防部扩大会议上回应称，“如果可以用两句话说的话，用外交语言讲，它无疑具有进攻性；而如果换作军事语言的话，那么，无疑具有侵略性。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考虑到这一点。”

第三，明确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是解决内部问题

在2009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中，规定俄联邦未来长期的国家利益在于：“发展民主和公民社会，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确保俄联邦宪法体制、领土完整及主权的稳固；把俄联邦变成一个世界大国，其活动宗旨是维护多极世界条件下的战略稳定和互利伙伴关系。”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在国家利益目标定位上更加接近实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也更具体化，规定俄联邦未来长期的国家利益在于：“巩固国防，维护宪法体制和俄罗斯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巩固民族和解，政治和社会稳定，发展民主，完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互动机制；提高生活质量，巩固居民的医疗保健体系，保障国家的人口稳定发展；保持和发展俄罗斯的文化、传统道德和精神价值；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巩固俄罗斯联邦作为世界领导者之一的大国地位，其活动的宗旨是维护多极世界条件下的战略稳定和互利的伙伴关系。”从中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世界目标从成为“世界大国”变成了“世界领导者之一”，这只是表述上的变化，其实质内容并无变化。与以往相比，增加了对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保护。

俄罗斯虽然把外部环境估计得很严重，但在确定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规定：“为了预防国家安全威胁，俄罗斯联邦将集中精力巩固俄罗斯社会的内部统一，保障社会稳定，民族和解，宗教宽容，实现经济结构平衡及其现代化，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为了保障俄罗斯国家利益，俄罗斯实行公开、理智的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排除耗费巨大的对抗，其中包括新的军备竞赛。”在发展国防力量时，强调奉行合理足够的原则。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适应俄罗斯安全面临的新形势，确定了俄罗斯未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指向。

三、俄罗斯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走向

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在第四部分“保障国家安全”条款中，从九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实际上是对2014年以来普京政策的认可。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的国家安全政策实施以来，有效维护了国家的安全，特别是在政治和主权安全方面。

（一）俄罗斯外交重点进一步“东向”

2009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把欧洲和美国视为独联体之外的首要外交重点，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对外交优先方向的排序做出了重大调整，先是谈参与多边机制，然后是独联体国家，中国、印度和亚太地区代替了西方的位置，然后谈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合作，最后才谈到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两年多来，俄罗斯外交“东向”倾向明显，在与西方关系无法取得突破的背景下，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取得了很大成功。

在多边外交中，除了重视联合国外，俄罗斯还特别重视有其参与的“俄罗斯扩大与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俄印中（俄罗斯、印度、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与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框架下战略伙伴的互利关系。”“俄方将在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积极利用地区和次地区一体化潜力，并着手将集安组织转变为应对当代广泛挑战和威胁的普遍性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现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六国组成，转变为应对广泛威胁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则意味着其将吸收新的成员，并扩大原有的职能。

在对外战略布局中，俄罗斯的重点方向首先是发展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关系。对于俄罗斯曾竭力争取的乌克兰，俄罗斯接受了乌克兰西向的现实，由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问题，乌克兰不可逆转地越来越疏离俄罗斯。在2016年新年伊始，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为保护国内市场，俄罗斯将对乌克兰启动关税与类似于针对反俄制裁国家采取的食品进口禁令。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法案，从2016年暂停俄罗斯与乌克兰间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效力。

俄罗斯认识到亚太地区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将占有重要地位，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置于重要地位。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俄罗斯联邦要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把之看成是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2015年俄罗斯开始在远东建设“超前社会经济发展区”，加大对远东开发的力度，在税收减免、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最优惠的条件，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开放港口”，俄版“特区”，为外资企业提供方便，希望更多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投资。同时，俄罗斯也重视传统伙伴印度，“俄罗斯认为与印度发展特惠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俄罗斯支持在亚太地区建立可靠的、不结盟的基础上的地区安全稳定机制，提高与这一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效率，扩大在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在地区一体化机构的框架下。”俄罗斯明显加大了远东地区的开放力度，举办东方经济论坛，努力吸引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对俄投资。

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也关注到了北极地区安全，因为该地区与俄罗斯国家利益息息相关。2015年7月26日，普京批准了《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取代了2001年制定的《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海洋学说》，新版海洋学说除强调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财富的重要性外，突出强调俄罗斯在这一地区要保障俄罗斯舰队自由出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特殊重要性，强调“北方航道对俄罗斯联邦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来说，意义正在提升”。俄罗斯突出重视北极航道。北极航道未来可以把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联合起来，这两大舰队可以相互支援，克服了俄罗斯各个舰队被地理分割的不利局面。北极航道的商用价值潜力不容低估，俄罗斯要抢占先机，计划重建破冰船队，建造新的核动力破冰船，2017年、2019年和2020年将有三艘核动力破冰船下水。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了利用北极资源和北极航道对发展俄罗斯的重要性。

俄罗斯在努力寻找打破与西方关系僵局的途径。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把俄罗斯与欧洲、美国关系排到了拉美和非洲之后，但并不表明其不重视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俄罗斯联邦赞成巩固与欧洲国家、欧盟的互利合作，支持欧洲与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的和谐化，支持以明确条约为基础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建立开放的集体安全体制”；俄罗斯联邦“希望与美国在利益协调的基础上，包括在经济领域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俄罗斯联邦要在平等基础上发展与北约关系，以巩固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整体安全。”，“在北极地区进行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俄罗斯评论家所说：“莫斯科感兴趣的是在包括经济利益协调的基础上与美国建立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并考虑俄美关系对国际局势现状的关键性影响。”事实上，普京一方面对西方表示强硬，另一方面也为与西方改善关系留有余地。在2015年12月3日的国情咨文和12月11日国防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普京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谴责西方，只把矛头对准土耳其。普京呼吁与西方大国结成广泛反恐联盟，以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梅德韦杰夫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上谈到反恐问题时也表示，俄罗斯支持阿富汗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的努力，必须摒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形成统一的反恐阵线。2015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俄，同意把重点放在打击恐怖主义，而不是叙利亚政权的更迭上。但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俄罗斯积极反恐，与西方有了实质性的合作而向俄罗斯让步，美国和欧盟把对俄罗斯的制裁再次延长到了2016年年中，乌克兰危机短期内难以解决，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短期内也难有实质性改善。

与西方关系恶化，严重影响着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据俄经济新闻社2016年1月13日报道，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第一副部长利哈乔夫在2016盖达尔论坛上发言时称，据初步统计，2014年俄罗斯与欧盟双边贸易额达3800亿美元，2015年双边贸易额为2300亿美元，同比下降40%，欧盟在俄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为44.5%。2015年俄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37.7%，进口下降41.5%，其中，俄与德国进出口贸易额为442亿美元，与荷兰435亿美元，与意大利301亿美元。2016年俄罗斯经济有所回升，2017年俄罗斯经济出现正增长，但俄罗斯经济难以再现以往的高速增长。

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不断强调保持战略稳定的重要性，强调平等、利益协调，实质上就是要求西方国家承认和尊重俄罗斯的利益。尽管近期内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难有很大改善，但双方在军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解决地区冲突等领域还是有合作空间的。俄罗斯并不想与西方对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俄罗斯。

（二）进一步加强发展军事力量的力度

俄罗斯是一个有军事传统的大国，历来重视军队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方面的作用，因此，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把国防作为维护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手段。在国际安全领域，俄罗斯致力于首先使用政治、外交、法律等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如果非暴力手段没有效果，俄将采取武力手段捍卫本国利益。

普京一直把强军作为强国的重要目标，新军事变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俄罗斯还根据军事技术发展的需要成立了新的军种。2011年在航天兵基础上新组建空天防御兵，2015年8月1日，俄军又宣布将空军与空天防御兵合并，组建新的军种—空天军。俄罗斯的海军力量得到了加强，美国人开始注意和研究俄罗斯的海军动态。近年来俄罗斯在黑海、东地中海和北极方向上的军事活动日趋活跃。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军事打击IS，让世人看到了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在论述国防问题时，对军队建设问题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强调重视提高军队的动员能力和水平、提高军事准备能力，强调发展国防要遵循足够和有效的原则。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应对来自西部的威胁，过去两年，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不断部署重型战斗装备，美国还在罗马尼亚部署了反导系统。为此，俄罗斯也要相应地增强在西部的军事力量。2016年1月12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将在西部方向新部署三个师，兴建更多的军事设施，部署最新型武器装备。2012年以来，黑海舰队增添了6艘潜艇、装备“口径”巡航导弹的“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和“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以及3个“舞会”和“棱堡”岸防导弹营。

俄罗斯增强军事力量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北极。俄罗斯特别重视在北极重建驻军基地，俄国防部在新西伯利亚群岛中科捷尔内岛上建立军事基地的工作已完成，还计划在弗兰格尔岛、施密特海角、楚科奇岛和千岛群岛建立此类基地，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和新地岛也可能建立俄军基地。俄罗斯还计划在最北部港口城市之一的季克西启动新机场，并在那里部署军用飞机，并为战略轰炸机在该机场降落创造条件，亚历山大地岛上也将建设类似的机场。俄罗斯计划对9座北极机场进行重建和现代化改造，其中6座将于2016-2017年完工。俄罗斯正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新西伯利亚岛、施密特海角及阿纳德尔市区建设和改造军用机场。俄北极军事基地除飞机外，还将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短距离防空武器。北方舰队新添23艘舰船，包括“尤里·多尔戈鲁基”号战略导弹潜艇和“北德文斯克”号多用途核潜艇。“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导弹巡洋舰得到升级。

2017年12月22日普京在国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2012年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比重仅为16%，而到2017年底达到了约60%，至2021年将提高到70%。2017年组织了6次大规模军队战略检查，证明部队准备程度很高。

（三）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仍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点

俄罗斯始终把搞好国内事务作为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强调国家安全状况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助理谢尔盖·瓦赫鲁科夫所解释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特别关注了对经济领域国家安全主要战略威胁的定义，其中包括低竞争力、原料出口发展模式的维持和对外部经济形势的高度依赖、在新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的落后、国家预算体系不平衡、贷款资源不足、国家金融体系不受保护以及许多其他威胁和挑战。”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对最重要的任务作出了修订，完成这些任务将是主要的努力方向。这些任务包括消除经济不均衡，缩小俄联邦各主体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间分化水平，降低面对外部不良因素时的脆弱性，务实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高经济领域的国家管理效率等”。大国之间的矛盾不太可能用武力解决，各国之间的竞争还是经济实力和价值观的较量。

俄罗斯内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低油价已经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2014年俄罗斯经济只增长了0.6%，2015年下降了3.8%，2016年1月中旬召开的俄罗斯经济论坛“盖达尔论坛”上，人们担心俄罗斯经济会出现苏联解体前夕那种全面危机。普京在“小企业—国家构想”全俄企业论坛上发表讲话表示：“我们总是说，中小企业也应该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最近两年经济状况相当复杂，客观困难波及所有经济成分，但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总体上挺过来了，包括小企业。”俄罗斯总统和总理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经济问题，希望专家出良策，献良方。俄罗斯经济最需要解决的是摆脱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局面，并大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先进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进程，但这一进程是长期的。对此，新版国家安全战略里也谈到了，指出：“经济领域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竞争力低下，保持依赖出口原材料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行情。”指出西方实行的反对俄罗斯的经济限制措施对俄罗斯经济的损害，提出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保障能源安全，降低对外国工业品和技术的依赖，把国防工业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杠杆，注意解决地区差距，发展中小企业，注意解决当地民众与移民的利益平衡问题，等等。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在解决内部安全问题时，最突出的是强调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安全问题。提出“利用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激进组织、外国的和国际非法组织、财政和经济机构甚至个人的活动，在破坏俄罗斯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导致国家内部和社会局势的不稳定，包括煽动‘颜色革命’抗议活动，破坏俄罗斯传统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在文化方面的国家安全威胁是通过外来的文化和信息入侵（包括低俗的大众文化产品），摧毁俄罗斯传统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削弱俄罗斯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宣传暴力、种族和宗教不宽容，甚至减弱俄语在世界上的作用，降低俄罗斯和境外的俄语教学质量，试图伪造俄罗斯和世界的历史，违法损害文化设施。”强调俄罗斯要巩固传统价值观，发挥俄语的国语作用，反对外来价值观的侵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问题上，要注意消除贫富不均、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象，支持农业，保障粮食安全。

总之，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有明显的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倾向，这也表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国之间的博弈与斗争日趋激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为俄罗斯未来的外交政策所确定的基调是，以独联体地区为依托，以多边合作为重要舞台，以发展中俄、中印关系为支撑，以谋求与西方改善关系，获取更大发展空间为目标的对外战略布局。强人普京所执掌的俄罗斯，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不会改变要在世界上发挥大国作用的战略取向。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关系的演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左凤荣

在谈到2017年俄罗斯外交的成绩时，俄罗斯在调解朝鲜核问题方面地位上升，成为其重要表现，“久未积极参与解决朝鲜问题的俄罗斯突然成了美朝之间的桥梁。2017年9月份，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和朝鲜外务省高管崔善姬先后访问莫斯科。他们在俄罗斯同行的协助下交换关于解决危机的看法。谈判尚未取得成功，但莫斯科重新成为调解朝鲜危机的玩家，这是俄罗斯外交的胜利。”俄罗斯与朝鲜是邻国，拥有近40公里共同边界（17公里陆上边界，22.1公里海上边界）。历史上两国有特殊关系，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停顿。从2000年普京访问朝鲜后，两国关系回暖，但两国关系也是时好时坏，外交节奏时紧时慢，并非平稳向前发展。俄罗斯与朝鲜经常相互借重，俄罗斯把朝鲜看成是外交可以利用的重要砝码，借朝鲜核问题增强其国际影响。

一、俄罗斯与朝鲜半岛两个国家关系的历史

19世纪末，随着俄罗斯帝国向东方扩张，俄罗斯开始关注朝鲜半岛。

1884年俄罗斯与朝鲜有了外交关系。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伙同法国、德国干涉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三国干涉还辽”。此后，俄国大力开发中国东北地区，修筑中东铁路，并保持着对朝鲜的影响。日俄战争后，俄国退出了南满，也失去了对朝鲜的影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支持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共产党（今朝鲜劳动党的前身）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取得了美国对其远东权益的承认，日本投降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实际上被苏联所控制。苏联在朝鲜北部扶持金日成政权，导演了一场朝鲜战争，使冷战格局在亚洲固定下来。这一后果影响至今。1961年7月6日，苏朝签订《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包括序言和6条正文，同年9月10日生效，有效期1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双方均未提出废除，则继续有效5年，至1991年，条约有效期已自动顺延5次。条约确定了苏朝间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规定缔约任何一方遭受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武装进攻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保证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联盟和行动；双方对涉及两国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彼此协商；双方保证本着友好合作精神，发展和加强两国间经济和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朝鲜没有参加华约，却是社会主义友盟的一部分，与中国和苏联都签署有友好互助条约。”苏联一直支持朝鲜，不承认韩国。

随着冷战体制的逐步消失，苏联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开始承认韩国是一个主权国家。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与卢泰愚在旧金山会晤，9月苏联与韩国正式建交。1990年12月卢泰愚访问苏联，1991年4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日本之后访问了韩国。此后，苏联与韩国的关系快速发展起来，苏联领导人震惊于韩国的经济奇迹，希望发展与韩国的关系，韩国希望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得到苏联的支持，戈尔巴乔夫承诺在安理会上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承诺不会帮助朝鲜实施其核计划。在苏韩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苏朝关系受冷落，苏联要求苏朝贸易用现汇结算，两国贸易大幅减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自顾不暇，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完全倾向韩国一边。1994年6月俄韩外交关系被定位为“建设性互补伙伴关系”，到1994年，俄韩双边贸易额为22亿美元，两国首脑先后6次见面。俄朝关系受到极大冲击，两国不仅中断了高层互访，经贸关系也基本冻结，1995年俄罗斯放弃了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朝鲜的无条件安全保障义务，双方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终结。俄朝关系冷冻的同时，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作用和影响也随之下降，1997年12月，中、美、朝、韩代表组成的朝鲜半岛四方会谈在日内瓦正式启动，俄罗斯被排除在外。随着向西方“一边倒”政策的失败，俄罗斯决定修复与朝鲜的关系。1996年春，俄副总理伊格纳坚科和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访问朝鲜，1996年4月叶利钦致信金正日，表示愿意恢复两国睦邻与友好合作传统，建议重新修订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000年普京担任总统后，重又重视朝鲜，开始在朝鲜半岛搞平衡外交。2000年2月9日，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访问朝鲜，双方正式签署了《俄朝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领土完整和其他国际法公认准则的基础上支持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今后俄朝两国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定期磋商，在和平与安全面临威胁时，双方立即联系。”“缔约一方将有义务不与第三国缔结反对缔约另一方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条约和协定，不参与反对另一方的行动和措施。”新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俄罗斯与朝鲜建立了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新型友好国家关系，安全问题是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2000年7月19日，普京访问了朝鲜，与金正日讨论了双边关系，并对双方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普京还邀请金正日在合适的时机访问莫斯科。俄朝两国领导人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并签署了《俄朝共同宣言》，宣言中反映了两国对许多问题，包括反导问题的相同看法，写明了在两国遇到侵略威胁或在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两国立即进行接触，两国赞成保持和巩固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普京指出，美国借口朝鲜导弹威胁，主张建立东北亚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俄认为，任何国家实施导弹计划都应恪守国际法准则。普京主张向朝鲜提供切实的安全保证，以便在朝鲜半岛加强防止导弹技术扩散的体制。2001年4月26至28日，朝鲜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金一哲访问俄罗斯，双方签署《2001年军事合作协议》《国防工业及军事装备合作协定》等。2001年7月26日—8月16日金正日率领15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访俄，代表团成员有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永春、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金一哲、前政务院总理延亨默等党政军高级干部和主管经济的政府要员，双方就朝鲜半岛问题、朝美关系、朝日关系以及双边关系等举行了一系列重要会谈。普京和金正日发表的《莫斯科宣言》认为，进一步发展俄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将对保障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重大贡献，俄朝领导人一致主张拓展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诸领域的合作。双方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仍强调，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是进一步缩减进攻性武器的基础。朝鲜发展火箭计划用于和平目的，不会对任何尊重朝鲜主权的国家构成威胁。两国将在互利的基础上，为实现建立连接朝鲜半岛与西伯利亚铁路计划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并宣布连接朝俄铁路的工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俄罗斯通过加强与朝鲜的关系，增强了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同美国就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问题讨价还价的筹码。

2002年7月，俄外长伊万诺夫先后访问韩、朝两国，充当“和平使者”，不仅得到南北恢复对话的承诺，而且还促成日朝外相两年来的首次会晤和美朝外长（相）的非正式会谈。2002年8月20-24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访问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并于23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普京举行了会晤。双方主要讨论了两国经济合作问题，其中包括朝鲜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的连接问题，俄罗斯还关注朝鲜和韩国的相互关系，并愿为朝鲜半岛局势正常化做贡献。朝鲜的许多项目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俄罗斯希望帮助朝鲜实现企业的技术改造，实现现代化。

俄罗斯在朝鲜半岛推行的是“朝韩并重”的外交政策，在发展与朝鲜关系的同时，俄罗斯也加强了与韩国的关系。2001年2月普京访问了韩国，2004年7月拉夫罗夫访问了汉城和平壤，意在加强俄与这两个国家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加深相互了解和提高双边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协作水平。2004年9月21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出访俄罗斯，与普京举行会谈，双方发表的《俄韩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从“建设性互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韩国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声明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原则，承诺在六方会谈框架内加强合作。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对朝政策，除了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外，也希望加强与朝鲜半岛两个国家的经济合作，但由于俄朝债务问题没有解决和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使俄罗斯的计划落空，俄罗斯也失去了与朝鲜发展关系的兴趣，俄朝关系陷入停顿。俄罗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制裁，但也参与联合国框架下对朝鲜的援助，2008年向朝鲜提供了3000万吨面粉，还拿出500万美元用于为朝鲜购买粮食，俄朝在许多领域有接触，但两国关系进展不大。俄罗斯积极发展与韩国的关系，2009年12月17日俄罗斯和韩国开始首次战略对话，参加者为俄罗斯第一副外长和韩国外交通商部副长官，旨在加强相互信任，把两国在经济、外交、政治、安全和国防领域合作提高到新水平。

俄朝关系高潮是2010-2011年。2010年12月11-16日朝鲜外相访问俄罗斯，2011年3月11-14日俄罗斯副外长波洛塔夫津访问朝鲜，主要目的是要求朝鲜恢复六方会谈，延缓生产和实验核武器、发射导弹；同意对其核设施进行监督和核查。希望促进朝鲜北南双方的对话，在铁路联运、天然气管道建设方面加强合作。朝鲜同意就三方经济合作方案进行磋商，俄罗斯准备就朝鲜的债务问题进行谈判。2011年5月弗拉德科夫访问朝鲜，为俄朝高峰会谈做准备。

2011年8月金正日访俄，8月24日，梅德韦杰夫与金正日在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乌兰乌德举行“一对一”会谈，致力于俄罗斯现代化建设的梅德韦杰夫，希望通过经济合作软化朝鲜的立场，同时促进与韩国的经贸关系。在会谈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梅德韦杰夫称与金正日讨论了双边、多边和地区安全问题，当然包括朝鲜核纲领和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朝鲜领导人对布里亚特水电站感兴趣，早就想去看看，双方讨论了各种问题。两国领导人同意委托相关部门建立专门的委员会，确定双方在天然气领域合作的具体项目和经过朝鲜领土的输气管道问题。朝鲜领导人对有俄罗斯、韩国参加的三方合作方案感兴趣，并将进行相关的技术性工作。总运送规模为每年100亿立方米，如果需求增加我们还可以扩大规模。管道总长度为1100多公里，其中700公里在朝鲜境内。如果这一项目实施，有助于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形势，也可以为朝鲜带来收益。据韩国经济师估算，输气管道每年会给朝鲜带来超过5亿美元“过路费”。8月25-27日，在平壤举行了俄朝第五次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会议，俄罗斯援助朝鲜5万吨小麦。

由于朝鲜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发展核武器上，俄罗斯所推进的经济合作没有进展。2011年两国贸易额仅为1.2亿美元，与此同时，俄罗斯与韩国的贸易额达到250亿美元，韩国是俄罗斯在亚洲继中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关于铁路联运和输气管道建设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二、俄罗斯政策“东向”背景下的俄朝关系

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利用朝鲜平衡大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和朝鲜关系发展的步伐加快。2014年、2015年双方官员互访频繁，签署了多项经济协定。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与朝鲜都受到西方的制裁，俄罗斯有意利用与朝鲜的关系向美国施加压力，俄朝关系表现很抢眼。

2014年2月7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索契冬奥会开幕活动，并在索契会见了普京。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副议长安东春访问俄罗斯，并参加第三届国际议会大会。8月13日，金正恩向普京发去贺电，称：“在朝鲜解放69周年之际，向普京以及俄罗斯人民致以亲切友好问候。”8月底，朝鲜原分管朝中关系的外务省副相金亨俊出任驻俄大使，并于9月3日向俄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这是朝鲜8年来首次更换驻俄大使。10月1日至11日，朝鲜外相李洙墉对俄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成为2010年以来首位访俄的朝鲜外相。李洙墉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非常成功”的会谈，与俄当地官员就在能源、文化、体育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达成共识。2014年11月17日至24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崔龙海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是金正恩执掌朝鲜政权以来访俄的最高级别官员，18日普京会见了崔龙海。先后到访朝鲜的俄罗斯官员则包括副总理兼俄总统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远东发展部长加卢什卡、鞑靼共和国总统米尼哈诺夫等人。其中，远东发展部长加卢什卡分别于2014年3月和10月两次对朝鲜进行“深度访问”，9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托尔什娜访问朝鲜。2014年俄朝共同庆祝建交65周年，举行了第六届政府经济合作委员会会议。朝鲜是为数不多明确承认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半岛的国家。

2014年9月26日，俄外交部宣布，俄朝讨论了为“高级别接触”所做的准备工作。2015年是朝鲜实现祖国解放70周年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朝俄双方经协商决定将这一年指定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友好年”，以推动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更上一层楼。普京邀请金正恩出席红场的庆祝活动，但金正恩最后并未出现在红场。有人认为这会影响俄朝关系，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朝鲜中心首席研究员康斯坦丁·阿斯莫洛夫接受《透视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5月9日朝鲜领袖未能赴莫斯科参加胜利日活动，但却忽视了两个重要情况。一是朝鲜派出二号人物金永南赴俄；二是朝鲜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马上播出了俄罗斯驻朝大使关于纪念伟大卫国战争、战争结果及其对两国意义的十分钟访谈。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

积极推进经济合作。1988年，苏朝贸易额达35亿美元，苏联解体后，俄朝贸易额则长期徘徊在1亿至1.5亿美元。2014年3月，俄远东发展部称，制定了一系列与朝鲜开展经济合作的方案，包括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亿美元、使用卢布作为贸易结算工具、跨西伯利亚铁路与朝鲜铁路联通、过境朝鲜向韩国输送俄天然气、参与朝韩开城工业园区项目等。10月20日，俄地区发展银行与朝鲜外贸银行及朝鲜统一发展银行开始用卢布进行银行间结算，取代此前的欧元，标志着两国经济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10月28日，俄远东发展部长加卢什卡访朝时宣布，由俄“桥梁专家”科学生产联合体牵头的俄相关公司将在20年内对朝鲜3500公里铁路以及隧道、桥梁等相关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朝方将通过向俄方供应煤炭、稀土金属、有色金属及其他资源来支付建设费用，项目总值达250亿美元。俄打算用这个名为“胜利”的项目与朝鲜启动“铁路换资源”合作模式，以换取在朝鲜采矿的机会。

就债务问题达成协议。债务问题一直困扰着俄朝的经贸合作，朝鲜欠俄罗斯约90亿美元，2012年9月17日俄朝两国政府签署了协议，俄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分别于2014年4月18日和4月29日才通过这项协议，2014年5月5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免除朝鲜欠苏联、由俄继承债权的大部分债务，约占朝鲜对俄债务总额的90%。此后，朝鲜欠俄的债务总额减至10.9亿美元，将在20年内还清。债务问题的悬而不决，影响着俄朝之间的经贸合作，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俄朝进一步的经贸合作。

2016年以来，由于朝鲜试射导弹等问题，俄朝关系又开始变淡。2016年2月7日朝鲜利用运载火箭发射卫星，俄罗斯立即对此进行了严厉谴责，警告平壤要认真考虑其将自己置于国际社会对立面的政策是否符合本国利益。平壤的核导弹试验迫使联合国安理会5月份通过第2270号决议，禁止从朝鲜进口其80%的传统出口商品。此后韩国退出与俄罗斯和朝鲜的联合项目“哈桑-罗津”（从俄罗斯向朝鲜港口出口煤炭，然后通过海运至韩国），但联合国决议并未禁止该项目。2016年9月9日上午，朝鲜进行了第五次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次核弹头爆炸试验。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俄罗斯亚洲战略中心主任格奥尔吉·托洛拉亚认为，“朝鲜将继续自己的路线，加强导弹与核力量”。他说，“这样做的原因，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加强其谈判地位，因为金正恩正在等待‘美国人企求宽恕’并同意就某种新的关系模式展开谈判”。俄罗斯前驻朝鲜大使苏希宁说，朝鲜的立场是只同意与全球核裁军一起停止发展本国核计划。他说：“我认为需要妥协，需要建设性的决定和相互让步，需要研究平壤担心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如不久前他们提出在美韩停止军演的情况下停止核试验。要尝试在谈判桌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2017年2月初，朝鲜发射导弹，俄罗斯进行了谴责。可是在2月17日，普京批准《俄罗斯联邦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刑事领域互相给予法律援助》的法令，发展俄朝两国的国际法律合作，在刑事案件上互相给予法律协助，该法令是1月20日杜马通过的，2月1日联邦委员会通过。2015年11月17日，俄朝两国在平壤草签协议，声明将发展俄朝两国的国际法律合作，在刑事案件上互相给予法律援助。2017年3月，俄罗斯与朝鲜签署协议，声明将增加朝鲜在俄罗斯的劳工配额，勤劳而廉价的朝鲜劳工是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好劳力。

2017年朝鲜频频试射导弹，朝鲜的行为使美国及其盟友以此为借口在该地区大幅增加军事实力，不仅威胁朝鲜，还危及中国的安全。中国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强化了对平壤的制裁，在朝鲜领导人眼中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帮凶”。在这种背景下，朝鲜求助于俄罗斯。2017年9月28日，朝鲜外务省高官崔善姬率朝鲜外交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9日，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布尔米斯特罗夫与朝鲜外务省北美局局长崔善姬在莫斯科进行了近5个小时的磋商，俄外交部副部长莫尔古洛夫也会见了崔善姬。但俄罗斯媒体没有公布会谈的内容和细节，只说双方讨论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俄罗斯方面准备努力寻找外交和政治手段，其中包括按俄中提出的‘路线图’解决朝核问题的途径。2017年10月2至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自民党三位代表到访平壤，了解朝鲜政策的动向。代表团团长、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会成员安东·莫洛佐夫对俄新社表示，平壤决定继续进行导弹试验。莫洛佐夫说：“他们准备进行新的远程导弹试验，他们甚至给我们展示了精确的计算，根据他们的看法，他们肯定能够借助自己的导弹打到美国西海岸。”目前俄罗斯与朝鲜交往的密切程度显然在其他东北亚利益相关方之上。俄罗斯不想失去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努力保持与朝鲜沟通的渠道。2017年10月2至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自民党三位代表到访平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李洙墉、副外相韩成烈接见了代表团，朝鲜最高领导人和俄罗斯国家杜马自民党代表团商定将加强党际联系和议会间交往。在朝鲜对中国要求其放弃核武器和对之进行制裁不满、美国加大军事施压、国际制裁加重的背景下，俄罗斯显然在利用朝鲜的困境保持与朝鲜的联系，利用朝鲜达到自己增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言权的目的。

三、俄罗斯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目标

朝鲜半岛对俄罗斯很重要，俄罗斯关注朝鲜半岛两个国家的关系，更关注大国在朝鲜半岛的博弈。“东北亚对俄罗斯来说不仅从保障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角度，而且从与远东邻国合作加快发展西伯利亚的角度看，都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目标，一是防止朝鲜半岛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俄罗斯积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二是促进有俄罗斯参加的朝韩经济合作，努力与韩国和朝鲜发展政治经贸关系，促进南北方对话，加强三方在铁路联运、天然气、电力输送等方面的经济合作；三是防止朝鲜发生政权更迭或颜色革命，影响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2012年2月普京在竞选时发表的《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纲领中表示：“朝鲜核问题引发的局势危机也同样堪忧。平壤违背了核不扩散原则，公开宣布其制造‘军事核武器’的愿望强烈，并且两次进行核试验。朝鲜的行为在我们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我们一直毫不动摇地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尤其是希望通过政治和外交的手段达成该半岛的无核化，我们呼吁尽快恢复‘六方会谈’。然而，看起来我们的伙伴中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一方法。我相信，现在需要弄清楚朝核问题的特殊紧迫性。”“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朝鲜与俄罗斯拥有共同的边界，而大家都知道，地理边界是无法选择的。我们将会继续与朝鲜领导人进行积极对话，与其发展友好邻邦关系。同时，我们也会帮助朝鲜解决核问题。很明显，如果朝鲜半岛上互信的氛围更加强烈，朝韩之间能够恢复对话，那么朝核问题将会更容易解决。”俄罗斯对朝政策，基本是按普京的这一思路展开的，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其基本的政策目标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参与朝鲜核问题和朝鲜和平统一问题的解决。在历史上，俄罗斯与朝鲜有很深的关系，朝鲜许多项目，包括朝鲜的核技术研究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的，俄罗斯在朝鲜具有传统影响。2000年7月普京访朝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参与和朝鲜半岛问题谈判有关的所有会谈，以显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同时，通过恢复对朝鲜的影响，增加俄罗斯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俄罗斯一方面反对美国将朝列入“邪恶轴心”，劝美与朝对话；另一方面反复告诫朝鲜在发展火箭问题上要特别慎重；同时还撮合南北对话。俄罗斯积极谋求介入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2003年4月举行美朝中“三方会谈”后，朝鲜曾提出举行美中朝韩“四方会谈”方案，美国则提出再加上日本的“五方会谈”方案，这些方案都未把俄罗斯纳入其中。由于俄罗斯曾强烈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不愿让俄罗斯参与朝核问题的调停，一方面是故意贬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也是防止俄再次作梗，对美不利。俄罗斯展开了广泛的外交活动，明确提出希望参加朝鲜半岛问题会谈的要求。2003年7月底，由于中朝等国的支持，俄在最后关头终于取得了“六方会谈”的与会资格。

参与“六方会谈”也是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实现“强国梦”的重要体现。俄罗斯如不积极介入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必将失去对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并有损于俄的大国地位。俄罗斯是东北亚安全的利益相关方，俄在这一地区拥有不可忽视的安全利益。如果朝鲜成为有核国家，日韩等国也将研制核武器，从而导致亚洲乃至世界的力量失衡和军备竞赛，也会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俄朝相邻，国土相接，一旦朝核问题引发军事冲突，也会对俄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二是加强与韩朝两国的经济合作，实施共建新欧亚大陆桥的设想。俄罗斯与朝鲜半岛两个国家是近邻，俄罗斯学者一直在努力推动俄与朝韩的经济合作。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中心调节和消除冲突部主任亚历山大·皮卡耶夫认为，“鉴于朝鲜半岛的经济利益开展朝韩对话对俄罗斯最有利”。朝韩对话对“仔细研究韩国铁路通过朝鲜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接的三方项目”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对同韩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向韩国市场出口军备及向充满潜力的朝鲜市场出口军备感兴趣。俄罗斯更对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朝鲜半岛感兴趣。”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朝鲜中心主任亚历山大·热宾认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从经济上而言对俄罗斯是有利的，并且也符合俄罗斯的经济利益。”2004年9月卢武铉访俄期间，两国签署了总额达40亿美元的经济协定，韩国企业可以参与俄罗斯燃料能源开发、交通、航空工业、信息技术、通信、渔业等领域。2006年10月17日，俄罗斯与韩国在首尔签署了关于在天然气领域合作的政府间协议，这一文件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韩国天然气公司（KOGAS）之间的商业谈判揭开了序幕。俄气公司总裁米勒认为，俄韩两国计划签署期限超过30年的天然气长期供应合同，这样俄罗斯出口韩国的天然气将会增加。从2012年至2013年起，俄罗斯可以每年向韩国出口大约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为了保障对韩的天然气供应，双方将对天然气管道的铺设路线进行研究。有两种方案，即铺设陆上或海底天然气管道，铺设陆上天然气管道的造价可能近20亿美元，铺设海底管道的造价更高。如果落实从俄罗斯过境朝鲜通往韩国的天然气管道，韩国愿意为此向朝鲜支付数亿美元。

俄罗斯积极推动西伯利亚铁路与朝鲜半岛铁路的联运。早在2000年初，俄罗斯、朝鲜和韩国就提出建设一条从朝鲜半岛、经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直达欧洲的铁路大动脉。如果这条铁路通道建成，原来通过海运需要一个多月到欧洲的货物，只需10多天便可到达欧洲，经济效益可观。西伯利亚铁路和朝鲜半岛铁路的连通将成为世界上最短的“亚洲-欧洲-亚洲”跨境运输通道，这条大铁路运行的快速集装箱列车，每年能将20万个集装箱运抵西欧。这条通道可以发挥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潜力，改善俄罗斯的运输条件，带动日本、中国对俄罗斯投资，促进西伯利亚的开发。朝鲜可以从中收取过境费，韩国商人可以节省货物运输时间和成本，俄罗斯可以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在2001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俄时，普京和金正日就此达成协议，之后，双方一直就具体的合作细节进行谈判。2002年三国分别就铁路连接工程达成双边协议。2006年3月，俄罗斯、朝鲜、韩国的铁路负责人还在俄远东进行会晤，达成了原则协议。韩国和俄罗斯之间还签署了《俄韩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俄罗斯不希望复兴古丝绸之路，而是希望连通西伯利亚和朝鲜半岛的铁路。2006年11月28日，前俄罗斯总统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俄朝政府间经济合作委员会和俄韩政府间经济合作委员会俄方主席康斯坦丁·普利科夫斯基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俄罗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协会成立50周年会议上发言时提出，建议俄朝政府间经济合作委员会和俄韩政府间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举行三方会晤，旨在启动跨朝鲜半岛铁路与跨西伯利亚铁路干线连接方案。2013年9月22日，连接朝鲜与俄罗斯边境的铁路重开。该铁路从俄罗斯东部边境城市哈桑通往朝鲜罗津，全长约54公里，俄为此花费了2.6亿美元。俄驻朝大使季莫宁说：“这条铁路把朝鲜半岛连接在一起，建立了朝鲜半岛通往欧洲的唯一运输走廊。这有助于改善朝韩关系，巩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2013年11月13日普京访韩，与朴槿惠总统达成协议：两国达成互免签证协议，商谈修建天然气管道问题，可以铺设管道系统并提供管道天然气。“或者沿海底铺设管道系统，或者在朝鲜境内铺设然后进入韩国。”2014年3月28日，朝俄间签署包括能源合作在内的一份贸易协定，签署协议的是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长亚历山大·加卢什卡，以及朝鲜对外贸易部长李龙男，双方目标是2020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亿美元，这是两国间近年来最大的贸易举动。议定书特别强调，双方希望在朝鲜半岛实施俄韩朝三方项目，包括朝鲜铁路与跨西伯利亚铁路接轨。但在实际上由于朝韩关系起伏不定、朝鲜核问题无法解决，无论是铁路联运，还是天然气管道建设，基本上都处于纸上谈兵的状态，作用有限。

三是维护朝鲜半岛稳定，不愿看到朝鲜发生政权更迭。朝核问题也影响着俄罗斯的安全，每次在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俄罗斯在远东的执勤防空系统都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以防止对俄领空安全构成威胁。一旦发生核冲突，来自朝鲜的“蘑菇云”将完全有可能随风飘入俄罗斯境内，俄罗斯同样不愿看到核大国俱乐部的扩大。冲突加剧导致美国在拥有韩日两个重要盟友的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同样对俄罗斯不利。俄罗斯也把朝鲜作为缓冲地带，在2012年2月普京竞选总统时发表的《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纲领中说：“我们不能接受有人试图威胁朝鲜新领袖的地位以及这些人提出的欠妥当的应对措施。”特朗普上任后，不断加强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政治同盟，借朝鲜核问题加强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将对使朝鲜更加强大，使美国及其盟国不能通过橙色革命或者其他途径对其控制感兴趣，因为朝鲜若发生制度更迭，对俄罗斯意味着反俄的制度包围。”

四是反对朝鲜拥核，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在朝核问题上，俄罗斯的立场很明确，即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和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不允许朝鲜半岛出现战争和混乱。2003年5月27日胡锦涛访俄期间双方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主张保障朝鲜半岛无核化地位，遵守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机制，同时保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并为其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联合声明指出，武力施压和使用武力对于俄罗斯和中国都是不能接受的，强调保证朝鲜安全和为其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必要性。2003年8月第一轮六方会谈开始，俄外交部副部长洛修科夫在开幕式发言中指出：“重要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如果需要，将朝着保障朝鲜半岛持久和平、无核地位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稳定与同等安全的方向，迈出有力的第一步、第二步以及第三步。”2004年7月6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俄罗斯报》刊文《我们不急于做调停人》，针对俄罗斯在朝韩外交中所起的作用，拉夫罗夫写道：“现在我们将帮助各方，首先是美国和朝鲜，了解相互能够接受的促成最终一系列协议的阶段性指标。当我们看到这种理解出现时，我们将提出实现每一阶段的方案：各方能够做出何种表示，实现哪些步骤，而每一阶段的具体内容应该落实到纸上。我们的这些想法已经应用于第一阶段，在第三轮六方会谈中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在首尔和平壤我们又进行了详细探讨，并约定在第四轮会谈的筹备阶段继续思考第一阶段细节，包括在9月谈判前会见工作组。”这一时期俄罗斯主要意图是了解各方立场，促使美朝、朝韩接触，缓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2006年10月9日上午，朝鲜成功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米哈伊尔·卡梅宁声明：“我们要求朝鲜立即采取措施回到核不扩散条约规定的状态下，并恢复六方会谈。”2006年10月25日，普京在与民众直接连线、回答民众提问时表示，俄主张有关各方重返六方会谈，以缓解朝鲜核试验所引发的复杂局面。普京说，朝鲜已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准备在其国家安全利益与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重返六方会谈。他认为，恢复六方会谈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需要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需要某些参与方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普京说，朝鲜进行核试验对俄朝两国关系造成了损害。他还说，目前俄方正在评估朝鲜核试验对俄相关地区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俄罗斯学者也在谴责朝鲜发展核武器，呼吁各国一致行动。“朝鲜的行为产生的安全困境和恶劣的地区军备竞赛，给美国提供了扩大自己军事潜力的借口，针对朝鲜，进而针对中俄。”俄罗斯直接参与了安理会关于制裁朝鲜和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朝核问题的1695号和1718号决议的制订工作。2009年4月14日，朝鲜针对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其4月5日发射卫星的声明，宣布退出六方会谈。2009年5月25日，在朝鲜实施核试验当天，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表示：“此次核试验是加剧东北亚紧张局势，并威胁区域安全与稳定的行为。俄罗斯只能将其视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的行动。”2012年12月1日，平壤正式宣布将发射用于科研目的的“光明星-3”卫星。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公告称，莫斯科呼吁朝鲜重新考虑自己发射火箭的决定。俄罗斯愿意和六方会谈的伙伴继续就调解朝鲜半岛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取消对朝鲜采取的制裁。俄罗斯认为朝鲜有权进行和平的宇宙探索，但只能在联合国安理会取消禁止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远程火箭的制裁以后。

2016年6月13日，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双方就朝鲜的安全威胁交换了意见。会晤达成了最重要的共识：不承认朝鲜为合法的核武器国家。2016年12月30日普京签署命令，内容涉及包括禁止向朝鲜提供航空燃料和喷气发动机燃料，以及发展核武器所需物资、设备和技术，禁止从朝鲜进口黄金、煤炭、铁矿石和钛矿石等，罚没在俄罗斯发现的与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相关的资金、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俄罗斯履行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但反对美国、日本、韩国等单方面通过的加强对朝鲜制裁的决议。

2017年2月12日朝鲜发射导弹，2月13日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我们把这视为对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要求的挑衅与藐视，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和忧虑。”“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敦促相关各方冷静，不要采取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措施。”“我们相信，调解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核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法是政治外交手段。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途径是放弃冲突，这有利于努力总体改善东北亚军事政治局势。”俄罗斯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认为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令地区局势更加复杂，推动俄边境附近紧张局势升级。

2017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朝鲜宣布成功试射一枚“火星-14”型洲际弹道导弹。同一天，中俄外交部发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对朝鲜7月4日宣称发射弹道导弹表示严重关切，认为此举严重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双方对此均不能接受，强烈敦促朝鲜严格遵守安理会决议有关要求。”“呼吁有关国家保持克制，避免挑衅行动和好战言论，体现无条件对话意愿，共同为缓和紧张局势作出积极努力。”“双方以中方关于朝鲜暂停核导活动和美韩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双暂停’倡议、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行’思路以及俄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分步走设想为基础，提出共同倡议。”但朝鲜无视，于7月28日晚成功进行了第二次“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为洲际弹道导弹研制热核聚变装置进行试验），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对此严重关切并予以强烈谴责。认为这又一次显示了平壤方面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和国际法的要求，该行为应该遭到最强烈的谴责。俄罗斯对朝鲜领导层旨在破坏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事实本身表示遗憾，认为它构成了对朝鲜半岛以及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同时这一事件持续对朝鲜本身也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俄罗斯认为，在当前的局势面前，各方必须要保持冷静，摒弃可能导致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为。

乌克兰危机以来，随着俄美关系不断恶化，俄罗斯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也有所变化。对于美国想通过施压促变的做法，俄罗斯表示反对，从官员到学者，都经常发表制裁对解决朝核问题无效的言论。2015年5月28日，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格里高利·洛格维诺夫针对美日韩在首尔商谈加大对朝施压与制裁力度，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就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一事发表评论说：“没有任何所谓勾结，我们就是坚决反对这样（施加更大压力）。”洛格维诺夫说，“加大施压力度是非建设性的，不会带来任何积极效果”。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安理会也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通过了史上最严厉的2275号决议，10月6日从朝鲜访问归来的俄罗斯杜马议员们表示，在朝鲜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尽管受到制裁，但朝鲜经济发展很快，他们只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么严厉的制裁下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政治学家、教授奥列格·马特维切夫说：“任何制裁措施总有办法规避，生意和金钱，正像水一样，总是能找到流淌的缝隙。船只可以挂中立国的国旗，如运煤船。这些船只会绕过哨所，运送违禁商品，可以在不受政府有效管理的港口找到修理和补充淡水的方法，这样的港口在世界上多的是。所以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宣布的这些制裁措施无效。”

普京在发泄对美国的不满时，经常把美国说成是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原因。2017年6月2日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普京在谈到与美国的关系时指责美国破坏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和准则，美国的“大中东计划”摧毁了伊拉克、利比亚，并差一点也摧毁叙利亚，使埃及和突尼斯处于危险境地，还有索马里、也门。美国又想搞乱原苏联地区，美国花50亿美元支持乌克兰反对派和国家政变，俄罗斯不同意就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现在没有国际法基础上的统一规则，有的是力量法、拳头法，因此出现了朝鲜问题。“小国除了掌握核武器，找不到其他维护自己独立、安全和主权的办法。这是滥用武力产生的结果。”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研发活动，再次强调朝鲜必须以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所有核武器和现有核导计划，并立即停止相关活动，不再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和进行核试验。2017年9月5日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谴责朝方发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的行为，俄方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但普京再次强调美国对朝鲜的威胁是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原因，人们也不应忘记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教训。军事上的歇斯底里，对解决朝鲜问题毫无帮助，是一个死胡同。朝鲜核问题只能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普京认为，朝鲜只有感到自身安全，才会放弃核武器。朝鲜不会在制裁施压下放弃研制核武器，“任何制裁措施都无益也无效，正像我昨天对自己的一位同事说的那样，如果朝鲜感觉不安全，它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这个计划。莫斯科准备与其他国家合作讨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细节，齐心协力解决这一问题。”

对于特朗普威胁用军事手段迫使朝鲜弃核的言论，普京表示坚决反对。2017年10月4日，普京在“俄罗斯能源周”国际论坛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2001年金正日对普京讲，朝鲜已经有了核武器，并且可以打到首尔。现在是2017年，朝鲜在制裁下生存下来，并且不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已经能打到2700公里以外，甚至可以打到5000公里。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应该寻找朝鲜和美国直接对话的途径。朝鲜已经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有火炮，军事手段解决的后果是危险的。俄中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路线图”，有人不喜欢，可以提出另外的方案，但最重要的是应该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不是单方面施压。

从俄罗斯对朝鲜核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看，总体上，俄罗斯维护核不扩散体制，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在解决朝鲜核危机问题上，俄罗斯的作用虽然不像中美那么大，但也是不能忽视的，朝鲜在面临危机时经常求助于俄罗斯。对俄罗斯而言，朝鲜核问题对其安全的影响并没有对中国、日本、韩国那么大，俄罗斯对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迫切性并没那么强。俄罗斯努力谋求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发言权，扮演解决这一问题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俄很清楚，自己在此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朝鲜核问题经常被普京利用来敲打和批评美国，认为美国奉行武力颠覆其他国家政权的政策才是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方式上，俄罗斯强调六方会谈的作用，也呼吁美朝直接对话，俄方认为制裁和施压都没有效果，呼吁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反对使用武力。

2017年8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加强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进行制裁的措施，俄罗斯对此很愤怒。除了与美国进行外交战之外，普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还在不断谴责美国的外交政策，为朝鲜发展核武器开脱，并声称对朝鲜的制裁不会发生任何作用。9月9日朝鲜国庆日，普京是为数不多向朝鲜发去贺电的外国领导人，普京表示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基于友谊和互相尊重的良好传统，并承诺进一步发展各领域双边关系，为加强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做出贡献。俄罗斯把朝鲜作为与美国对抗的一个重要砝码。事态发展表明，没有俄美关系的改善，俄罗斯会成为美国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障碍。

总之，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关系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参与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是俄罗斯显示大国地位的重要体现。从地缘安全的角度看，东北亚对中国的安全影响要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东北亚安全问题的主角是中国和美国，俄罗斯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非主导方。就目前而言，俄罗斯是东北亚相关方中与朝鲜交往最密切的国家，朝鲜倚重俄罗斯，俄罗斯在利用朝鲜，俄罗斯在解决朝核危机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忽视。中俄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有更多共同的看法，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在加强合作，但俄罗斯的对朝政策是独立的。俄罗斯外交战略的目标一直是要做世界强国，俄罗斯对世界施加影响的经济手段有限，其谋求大国地位的主要手段是军事和政治。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俄罗斯要利用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六方会谈参与者的地位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同时，俄罗斯外交“东向”的意图在增强，在很多俄罗斯学者看来，现在俄罗斯在亚太的影响主要靠中国，途径过于单一，发展与朝鲜的关系，加强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是俄罗斯增强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也借朝核危机加强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增强与美国对抗的资本。俄罗斯一直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认为这是美国全球反导系统的一部分，但俄罗斯并未针对韩国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努力发展与韩国的关系以确保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同时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日益增进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左凤荣

中俄有4300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俄罗斯和中国互为重要邻邦，中俄关系的走向不仅对两国各自的安全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意义，也关系着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历史经验表明，中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近年来，中俄两国都把与对方国家的外交置于本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日益增进。对俄外交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实践和成功典范。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中国实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持续上升。2017年，国际形势继续深度震荡，国际思潮、大国关系、国际秩序持续经历深刻变化，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仍在发展，大国关系中竞争与对抗的倾向在增强，国际秩序的维护与重构矛盾突出。在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拓前行，不断融入新思想、注入新动力、迈出新步伐，中俄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持续深化。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日益增进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为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习近平高度重视发展对俄关系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首次出访即选择俄罗斯，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关系的重视，以及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5年来，习近平主席6次访俄，与普京总统共同规划中俄关系的未来。中俄两国元首还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的峰会上举行了20多次会晤，两国领导人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提振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在西方国家集体冷落俄罗斯，其国家领导人不出席俄罗斯主办的冬奥会开幕式时，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来到索契，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开创中国国家元首出席境外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先河，习近平主席那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邻居和朋友家里办喜事，当然要来贺喜”，令无数俄罗斯人感动。2014年5月20日，在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背景下，普京来华访问，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和战略互信的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关系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声明强调：“在双方共同坚定努力下，中俄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双方将保持和深化高层战略互信对话，提高现有双边政府、议会、部门和地方间合作机制效率，必要时建立新的合作机制，确保全面快速发展的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取得更大成果，进一步密切协调外交行动。这有助于中俄各自国内大规模经济改革顺利推进，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提高双方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以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双方承诺“在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等涉及两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这无疑是对俄罗斯的巨大支持。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到莫斯科出席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两国元首在红场阅兵观礼台上并肩而立，向世界传递出珍爱和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秩序的坚定决心。2015年7月，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乌法市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俄携手推动这两大机制在多边合作道路上向前发展。中俄两国元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推动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2017年习近平与普京共会晤了5次。6月8日习近平和普京在上合组织峰会召开之际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7月，习近平主席对俄进行国事访问，同普京总统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对中俄未来关系发展做出了新的全面规划。习近平强调，“多年来，中俄秉承睦邻友好合作精神，树立了大国、邻国关系的典范。中俄世代友好、合作共赢不仅是两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也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世界的现实需要。不管外部环境怎样变化，我们对发展中俄关系的决心和信心都不会变。”中俄元首签署的《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将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相互视对方为外交优先伙伴”。习近平访俄期间，普京向习近平颁发圣安德烈勋章，以表彰习近平在增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2017年5月14日，普京总统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普京表示：“我认为，将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上合组织、东盟等一体化机制的潜力联合起来，可以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奠定基础。”“我们应该向国际社会示范一个协作、创新、建设性的未来，其立足于公正、平等和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以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的坚定原则为基础。”9月普京来厦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并与习近平再度聚首，11月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岘港APEC峰会期间同普京总统举行了年内的第五次会晤，这是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两国元首共同推进新时代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普京也重视发展对华关系。2017年12月14日，普京总统举行年度大型记者招待会，在回答中国媒体提问时高度评价中共十九大，并表示俄中关系发展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俄中两国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普京表示：“首先，我高度评价、积极看待中共十九大作出的决议，该决议对中国自身和国际关系建设进行了积极阐释。这同我们对俄罗斯的发展，对国际关系和俄罗斯的世界地位提出的倡议完全相同，至少非常接近。当我在谈首要因素的时候，我首先指的是经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这归功于习近平主席及其前任领导人近几十年来采取的政策。”“中共党章的内容及其修订表明，中国致力于保持稳定，保障自身发展，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对我们而言，这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是我们最大的经济合作和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对发展与华关系具有全国性共识，无论2018年3月总统选举结果如何，中俄在未来的长期历史阶段中都将是战略伙伴。”

除元首定期会晤机制外，中俄双方建立了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为核心的完备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其中包括5个副总理级的合作委员会。地方还积极发展友好省州、经贸结对省州，扎实开拓地方合作新局面，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全面性。2017年10月31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华并出席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成为党的十九大后首位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体现了中俄关系的紧密程度。

中俄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加强中俄战略协作，是习近平主席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中俄加强了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共同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中俄两国协调立场、共同发声，呼吁国际社会摒弃贸易保守主义，推进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俄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2017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中俄“双方将全面加强国际领域战略协作，在外交工作中优先重视彼此就国际问题进行沟通，就各自重大政策和行动加强协调，深化各自外交部门、驻对方国家使领馆、各自驻第三国外交代表机构之间的合作”，中俄两国元首签署的《中俄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强调：“在两国建立和发展新型国家关系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基于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共同主张和理念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及重大问题的一致看法和立场，本着维护和平、推动合作、共创未来的精神，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协作，凝聚共识，以人类团结和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国际关系，合力应对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中的威胁和挑战。”声明对国际战略形势、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国际网络空间安全与治理、人权、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双方在上合组织与金砖五国机制等一系列新型全球和地区治理机制中的合作、朝核、叙利亚、阿富汗及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表达了相同的立场。两国一致支持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倡导完善全球治理，更多地考虑和体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共同加强应对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协作，体现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俄共同谋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摒弃了结盟对抗、零和博弈的国际政治陈旧思维。声明强调：“双方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强调对话协商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敦促有关各方积极呼应中俄推动重启半岛问题对话谈判的努力，为实质性解决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中俄将紧密沟通协作，共同致力于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全面有效的和平与安全机制。”如此全方位地开展外交协调，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中所没有的。正如2017年12月28日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王毅外长所总结的：“中俄两国互为最大的邻国，中俄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的检验，日益显示其坚韧性和稳定性，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和穿透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双方努力下保持高水平运行。今年一年内，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实现了互访，举行5次会晤，密集沟通对表，在关乎全球战略稳定的重大问题上始终紧密协作，在关乎欧亚地区振兴的发展战略上加强深度对接，引领中俄战略协作向着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不断迈进，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和平安宁、主持公平正义、倡导合作共赢的重要基石。”

二、“一带一路”助推中俄合作

中俄双方战略利益接近，战略理念相通，经济互补性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推进了中俄的务实合作。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在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时强调：“我们要在业已取得的经济合作成果基础上，深入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进而在欧亚大陆发展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关系，使中俄关系发展带来的福祉不仅惠及两国人民，还要惠及整个地区国家人民。”两年多来，在中俄双方共同努力下，对接合作取得积极成果。2017年5月，普京总统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出了俄罗斯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将积极参与其中的明确信号，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和关键合作伙伴。2016年6月25日正式启动有关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合作协议谈判，谈判涉及海关手续、贸促、知识产权、跨部门合作、国家采购、电子商务等问题。2017年国庆节，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委员维罗妮卡·尼基申娜签署了《关于实质性结束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的联合声明》，该协议将进一步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中俄两国联手推动欧亚国家合作，共同打造欧亚命运共同体。中俄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两国在能源、航空航天、基础设施、卫星导航、数字经济、北极开发、远东开发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打造两国合作新亮点。

在2017年7月习近平访俄时，中俄两国领导人商定：“加强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支持双方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北极航道开发利用、联合科学考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极地旅游、生态保护等方面开展合作。”该声明把丝绸之路建设拓展到北极，随着北极地区气候环境的变化，“冰上丝绸之路”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世界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的背景下，中俄贸易逆势实现回稳向好。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俄贸易额为695.3亿美元，同比增长2.2%。进入2017年以来，中俄双边贸易的回升势头更加明显，合作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保持两位数增长。2017年，俄罗斯与中国货物进出口额为840.71亿美元，增长20.8%。其中，俄罗斯对中国出口411.95亿美元，增长27.7%；俄罗斯自中国进口428.76亿美元，增长14.8%。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农产品、油气设备、高新技术研发等日益成为两国经贸领域新的合作增长点，中俄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已占俄跨境电商贸易总额的50%以上，打造了双边务实合作的新亮点，对拓展两国经贸合作空间、优化经贸合作结构、促进双边贸易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俄合作的最大亮点在能源领域。2017年“俄罗斯取代沙特，成为最大对华石油出口国，今年前三个季度对华石油出口同比增长15.9%。‘斯科沃罗季诺—漠河—大庆’输油管道第二条支线建成，将从2018年1月1日起开始输油。该支线的建成能让这条线路的年输油能力从当前的1650万吨增至3000万吨。不过，‘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建设谈判迄今没有结果。中国复兴集团斥资9亿美元收购俄罗斯极地黄金公司10%的股权。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以91亿美元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14.16%的股权。北京市燃气集团以11亿美元收购上乔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20%股权的交易已经完成”。华信成为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第三大股东，仅次于代表俄罗斯政府持股的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持股50%）和英国石油公司（BP，持股19.75%）。根据协议，中国华信与俄油将在油气勘探开发与生产、石油炼制与化工、原油及石油产品贸易、零售业务和资产交易、金融服务方面建立长效机制，展开深入合作。2017年7月4日，在中国国家领导人访俄期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订了《中俄东线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规定俄将从2019年12月开始通过“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西伯利亚力量”建设进展顺利。2017年8月3日由葛洲坝集团承建的中俄合作的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举行了开工仪式。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项目建成后，设计能力为年加工天然气420亿立方米，年产氦气600万立方米，这是中俄在能源合作，特别是天然气管道东线项目的一个最新成果。中俄能源合作正从上游勘探延伸到下游加工链，进入更高水平。田湾核电站是两国目前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3号机组反应堆在2017年9月28日晚成功启动。反应堆装置达到了可控链式反应最低功率，3号机组进入装料调试阶段。田湾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于2018年启动。2017年11月，俄罗斯对华出口石油512万吨，即126万桶/天，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11％。2017年12月8日，中俄在北极地区的亚马尔项目举行首批液化天然气出产装船庆祝仪式，普京亲自参加庆祝活动，按下装船键，这是中俄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亚马尔液化天然气（LNG）是全球纬度最高、规模最大的LNG项目。亚马尔地区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1.3万亿立方米，凝析油为6018.4万吨，该项目预计在2019年全面投产，每年可生产LNG1650万吨，凝析油100万吨。该项目共有三条生产线，将分别在2017、2018、2019年启动。其中第一条生产线于2017年12月5日投产，设计产能为550万吨/年。12月8日，世界上第一艘ARC7破冰级LNG运输船在萨别塔港首次装载运输。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控股50.1%，中石油参股20%，法国道达尔公司参股20%，丝路基金参股9.9%。

中国企业对俄投资日趋活跃，双方确定了包含73个重点项目的投资合作清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与俄多家金融机构确定了一批重大投资合作项目，俄央行在中国开设代表处，俄罗斯人民币清算中心在莫斯科启动。连接中国东北地区和俄远东地区的跨境铁路桥建设、“滨海1号”、“滨海2号”大型交通走廊建设稳步推进，中国联通（俄罗斯）运营有限公司在莫斯科开业。中俄边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加快进行，俄建筑公司已经获得了12亿卢布（约合2060万美元）用于修建跨阿穆尔河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黑河大桥。这座大桥长19.9公里（13.4公里在俄方，剩余6.5公里将位于中国境内）将于2019年12月投入使用。

中国与俄罗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战略合作取得进展。在航天合作方面，中俄在国际空间站建设与运行、卫星系统数据共享、联合深空探测等领域，进一步展开实质性合作。中国与俄罗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军事化和进行军备竞赛。2014年中俄双方决定共同研制远征宽体客机及重型直升机等。2017年5月，中国商飞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共同投资成立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落实了2014年中俄两国签署的政府间协议，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与中国商飞公司将联合研制新一代远程宽体客机，命名为CR929。俄罗斯学者强调，“要将中俄合作切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唯一的办法就是两国成为彼此可靠的经济伙伴，信守诺言、履行义务、相互信任。当然，这首先是对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因为俄罗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时间比中国要长得多：需要进行经济改革，使国家经济具有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消除腐败、易于创新和能够创新。”

中俄合作最有潜力的地区是俄罗斯远东地区。近年来，俄罗斯政府为了推进远东地区的发展，在远东地区设立了15个跨越式发展区，类似中国的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俄罗斯政府在这些地区对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中国企业对这些地区的兴趣越来越大，中国资本无疑是俄罗斯要加大力量吸引的。

三、中俄战略互信增强

军事安全关系是国家关系中最具战略性的关系，反映两国政治互信的程度。2017年6月，中俄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2017-2020年中俄军事领域合作发展“路线图”》，对中俄2017-2020年的军事合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的具体体现，有利于双方携手应对安全领域的新威胁和新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俄两军已建立起一系列机制，如：年度战略磋商、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和平使命”联合军演、中俄海军“海上联合”演习、中国武警部队与俄国民卫队“合作”联合反恐训练等等。

2017年俄中两国海军军事演习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两国在波罗的海、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上举行了“海上合作-2017”联合海军军演。2017年7月27日，中俄两国海军在波罗的海海域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7”的第一阶段海上联合军事演习。9月18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7”第二阶段演习的中国海军参演编队，抵达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俄海军在码头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针对国际社会的疑虑，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包括军事领域的合作，都是世界安全和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两国合作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国家。”“我们不建任何军事联盟。演习中两国军人只是在磨练军事技能并开展协作。我再次重申，这也是一个好例子，展现了世界各个地区都需要开展怎样的合作，波罗的海地区也不例外。”2017年12月11日至16日中俄两军在北京举行“空天安全-2017”

中俄第二次首长司令部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演习目的是双方通过共同演练防空反导作战筹划、指挥、火力协同等内容，应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对两国领土的突发性和挑衅性打击。这些举动标志着中俄军事战略、战术协作正迈向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的军技合作迅速发展，俄罗斯向中国出售了最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先进的苏35战斗机，俄“战术导弹公司”正与中国开展多个联合开发新一代导弹和制导炸弹项目。

在中俄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也在加深。中俄联合举办了包括“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在内的一系列大型国家级活动，巩固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目前俄罗斯有22所孔子学院或课堂和200余所大中小学开展汉语教学，中国有22个俄语中心和300多所大中小学开展俄语教学。汉语在俄罗斯热度上升，汉语考试将于2020年正式纳入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体系。地区语言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学习汉语的俄罗斯人增加了2倍。2007年有1.7万俄罗斯人学习汉语，到2017年，汉语学习人数达到了5.6万人。2017年9月，中俄首次联合创办综合性大学深圳北理工-莫斯科大学已经正式开学。2017年10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莫斯科航空学院中俄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首届双硕士学位班的中俄学生参加揭牌仪式。首批29名俄罗斯籍和23名中国籍双硕士研究生是于2017年9月入学的，开启了中俄对等招生、互免学费，同堂授课、两地学习，导师联合、企业支持的国际合作办学新模式。2018年将进行首届交大—莫航双学士学位班的招生。至2020年中俄互换留学生规模将达到10万人。中俄民间交往增多，2016年中国访俄游客为107.3万人次，比2015年增长15%。俄罗斯访华游客达118.3万人次，同比增长31%。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入境客源国，2017年免签赴俄中国游客增至近90万人次。

中俄两国民众的亲近感提升，成为中俄关系全面高速发展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国际关系的动态、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俄罗斯加快‘向东看’以及俄罗斯人希望中俄接近的愿望都提升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另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远东居民将自己未来的学习和工作计划与中国联系在一起。”2017年7月，俄社会舆论基金会民调结果显示，中国被俄罗斯居民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2014-201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的工作人员В.Л.拉林和В.Л.拉林娜进行了一项调查，7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能的威胁来源，只有3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可能的威胁来源；而在2013年的调查中，这一比重分别为55％和50％。2010年，有57％的受访者担心失去远东，25%的受访者对此并不担心；2014-2015年，27％的受访者仍然担心失去远东，而不担心的人数增至47％。”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俄罗斯也已成为重要的国际伙伴。

当然，现在俄罗斯是多元社会，仍然存在着亲西方的力量。正如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学者拉林指出的，俄罗斯社会上存在一些对中国的政治不信任，换句话说，是对中国人口和经济扩张的恐惧。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加强民间外交解决，拉林认为，“民间外交有助于建立个人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更加友好的双边关系大气候，但并不能消除和影响政治上的不信任。关于中国的危言耸听的说法归根到底起源于一系列不断作用着的客观因素，即：两国人口潜力的巨大差异；越来越大的国力差距；中国对西伯利亚自然资源开发不断增长的兴趣；邻国关系史上若干微妙事件的不同解释。”中俄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竞争与矛盾。欧亚经济联盟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案件针对的是中国商品，其次是乌克兰，排在首位的案件也是针对中国商品的。俄罗斯普通民众还不够开放，对外防御心理比较强，一听说政府要将土地、房地产等转交给外国人，就会发生恐慌。这也妨碍着中俄之间的合作。这些问题都将随着中俄合作的加深和两国利益联系的紧密而逐步解决。

总体来看，中俄关系成熟稳固，基本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是当今世界大国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典范。发展对华关系，增强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俄罗斯仍会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发展中俄关系是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贯彻周边外交方针的重要体现。深化中俄务实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行动。党的十九大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俄关系也站到了新的起点上，面临着新机遇和新前景。加强中俄战略协作，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体现。2018年俄总统大选普京连任，有利于中俄关系的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将不断加强。

俄美关系为何难以转圜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生 李友龙

在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梅德韦杰夫时期重启的俄美关系再次遭受挫折，西方对普京的反感影响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俄美关系矛盾不断。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使俄美关系陷入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境地。2016年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屡次威胁欧洲和东亚的盟国，扬言要重新调整盟友关系，但对俄罗斯，特朗普却很有好感，不时赞扬普京而贬损奥巴马。对于特朗普的胜选，俄罗斯国内各界曾经欢呼雀跃，寄希望特朗普的上任能够改善俄美关系，解除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但特朗普上任后，俄美关系并没有像俄罗斯期望的那样实现转圜，双方关系的紧张态势不仅没有缓解，还愈演愈烈。

一、改善俄美关系的转机并未出现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苏联的解体，俄美两国结束了长达40多年的全面对抗局面，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相处之道，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大国关系。苏联剧变之初，迫切需要改善国内经济落后状况的俄罗斯曾一度奉行“一边倒”政策，投入欧美的怀抱，叶利钦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行动，但并未得到西方相应的回报。9·11事件后普京的示好也未能换来美国平等对待俄罗斯，伊拉克战争发生后俄美关系恶化。奥巴马、梅德韦杰夫对俄美关系的“重启”曾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良好的发展势头没有得到延续。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多轮经济制裁，致使俄罗斯经济复苏的步伐被打断。俄罗斯所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落后低效的国内制造业远无法替代部分进口产品，许多先进的技术设备还需要从西方进口，俄罗斯经济也离不开西方的投资。在2016年11月底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俄方强调，“美国及其盟友施加政治、经济、信息等压力来遏制俄罗斯，将破坏地区和全球稳定，损害各方长远利益，违背当前对合作和反跨国挑衅与威胁日益增长的需求。”文件中还指出：“考虑到俄美两国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状况的共同责任，以及在贸易投资、科技及其他合作上的巨大潜力，俄联邦有兴趣与美国构建互利关系。”俄罗斯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压力，同时也始终向美国敞开合作的大门，希望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特朗普在竞选时提出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伊斯兰国”，消灭这个威胁离不开与俄罗斯的合作，他曾说：“俄罗斯与美国应该能够在打击恐怖主义与重塑世界和平方面展开良好合作，至于互相尊重带来的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裨益就更不必说了。”也就是说，改善对俄关系有助于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大国关系的改善离不开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好感。普京和特朗普都说过不少赞美对方的话，基本没说过批评或否定对方的话。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普京的倾向明显，他赞赏特朗普而批评希拉里，特朗普为此积极回应说：“普京是一个在国内外广受尊敬的人，得到他的如此友善的称赞，永远是我的巨大荣幸。”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普京第一个发去贺电，希望俄美关系走出危机状态，积极解决国际议事日程面临的问题和有效回应全球安全挑战，普京相信俄美间能够展开平等互信、互相尊重、符合两国人民以及所有国际社会利益的对话。普京还与特朗普进行了友好的电话交谈，并向特朗普发去圣诞贺卡。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称赞普京，认为普京是比奥马巴“更强大的领导人”。两国领导人互有好感为两国今后的交往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俄美关系僵化的背景下，两人多次在公开场合的互相示好，让人们看到了两国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契机。

从特朗普方面看，商人出身的背景使其更重视实际利益而不是奥巴马等人所持的“政治正确”的价值观。在特朗普不再像前任那样过分关注俄罗斯民主问题后，两国对抗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北约东扩和乌克兰问题上。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特朗普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表明美国不愿承担更多费用，这自然会改变美国咄咄逼人的势头。在克里米亚入俄问题上，特朗普也没有过分纠缠并表示不会因此问题而与俄罗斯开战，似乎要接受现状，这给俄改善与美的关系以希望。另外，特朗普在任命一些重要职位上也表现出要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如提名埃克森美孚董事长蒂勒森为国务卿，此人曾与俄罗斯石油公司有过密切合作，在俄罗斯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埃克森美孚也曾游说国会取消对俄的制裁。

在特朗普当政之初，许多人认为，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还是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认知，特朗普都不会继续奥巴马时期的对俄政策，改善对俄关系会是特朗普新政的重要部分。奥巴马在下台前曾以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为由，对俄罗斯进行外交制裁，但普京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特朗普对此大加赞赏。人们普遍认为，俄美关系的改善指日可待。事实却相反，特朗普要改善对俄关系的愿望并没有变成现实，俄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建制派和民众对俄罗斯的恶感是特朗普难以改变的。

二、俄美间存在重大矛盾与根本分歧

俄美关系难以转圜，重要原因是两国间始终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严重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即使两国领导人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也很难改善俄美关系。当前，反俄倾向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政策的惯性，成为关乎“政治正确”的方针，而自冷战时期培养起来的民众反俄情绪也使得这种反俄倾向不断深化。影响俄美关系改善的根本问题是美国不承认俄罗斯是与其平起平坐的大国，并且努力遏制俄罗斯的发展。此外，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影响着俄美关系的改善。

首先是乌克兰问题和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制裁与反制裁。俄美改善关系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乌克兰问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由于乌克兰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难以妥协。俄罗斯人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及宗教发源地，乌克兰的倾向牵动着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感情，普京一直想将其纳入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而乌克兰意欲加入欧盟则直接触碰了俄罗斯的底线，为此俄罗斯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通过“收复”克里米亚对乌克兰形成威慑，二是促使乌克兰实行联邦制，避免整个乌克兰被基辅掌控，同时也增加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技术难度。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的活动是致力于让乌克兰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彻底分离，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全面改造后苏联空间。为迫使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西方与俄罗斯间的制裁与反制裁不断升级，俄美的关系也一再恶化。奥巴马政府与欧洲国家都强烈主张美国不能放任俄罗斯的扩张倾向，而特朗普若要重启俄美关系则势必要在此问题上打消美国国内和欧洲盟国的疑虑，显然这一点很难做到。

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初，外界根据特朗普的言行曾预测美国或许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减轻对俄罗斯的压力，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丝毫让步，甚至立场更加强硬。2017年8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出席乌克兰独立日阅兵式，这是近十年来美国防长首次访乌，同时还透露美国正积极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防御武器。普京则称，美国做出向乌提供防御性武器的任何决定都将给乌东部冲突火上浇油。在这种对抗的背景下，俄罗斯为了让美国及其盟友接受俄在乌克兰有特殊利益，只能采取强硬态度吞下制裁的苦果，而美国和欧洲为了阻止俄罗斯的扩张行为则必须在乌克兰问题上取胜，迫使莫斯科走上合作的道路。

为了迫使俄罗斯改变立场，从2014年3月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行了多轮制裁，制裁的程度与范围不断升级，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通过金融制裁，不断提高俄罗斯企业的融资成本，使俄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运转能力大大下降；能源和军事领域的制裁主要针对大型的能源和军工企业，限制融资并实行技术封锁，禁止与俄罗斯进行相关武器及配件的进出口。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特别是经济制裁对俄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造成俄资本外流加剧，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信用评级下调，融资渠道受阻，进而造成国内通胀率提高，直接影响到俄民众的生活。2014年3月，美国和欧盟冻结7名俄罗斯公民和17家俄罗斯企业在美境内资产（后又不断扩大制裁名单），国际支付系统维萨卡和万事达卡停止向俄7家银行提供服务；4月，瑞士限制俄官员的金融服务，塞浦路斯停止在克里米亚机构的经营活动；6月，欧洲投资银行中止对俄新的项目融资；7月中止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投资，中止多领域的融资，禁止进口和购买250种商品，禁止提供贷款；7月，美国和欧盟禁止俄国营金融机构参与欧洲金融市场交易；9月，美国禁止本国购买俄金融机构发行的超过30天的债券，冻结5家俄企在美资产，日本对俄银行采取制裁；12月，美国限制向俄能源与科技企业提供资金；2015年10月，欧盟禁止对俄银行的金融资产进行调研；2016年9月，OFAC对“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子公司及其他企业实施制裁；2017年3月，乌克兰对俄5家银行实施为期1年的制裁。

为应对西方制裁，改善国内经济状况，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反制裁措施。为了报复对俄制裁的国家，同时提高本国商品的市场占有率，俄罗斯禁止或限制从对俄制裁的国家进口农产品、原料和食品，并进而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为应对资本外流、降低金融风险，俄罗斯鼓励企业的海外资本回流，同时建立国家支付体系，增持黄金储备；为减轻欧洲带来的压力，俄罗斯将国内经济发展方向东移，加大远东经济投入，并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

在一轮轮的制裁与反制裁下，俄罗斯和欧洲的经济都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双方都曾期待特朗普上台能给经济制裁画上句号，重新开启良好的经济贸易往来，然而特朗普的上台并没有减缓制裁的进程，2017年8月2日，特朗普签署了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新制裁法案。该法案除制定了多项制裁措施外，还限制了美国总统解除制裁的权力，只有国会才有权修改或取消制裁俄罗斯的法律。这也反映出特朗普的个人喜好难以改变美国国会对俄罗斯的反感与仇视，俄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依然被国会把持，很难看到转机。鉴于此，俄罗斯也表态“俄美关系的改善已经‘基本无望’”。

第二，关于“通俄门”及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通俄门”的导火索是2016年大选期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脑网络遭黑客入侵事件，美国指责俄罗斯借此干预美国大选。美国司法部于2017年5月17日任命罗伯特·穆勒为特别检察官调查“通俄门”；10月27日，由其主导的对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调查的首批指控获得了联邦大陪审团的批准；12月1日弗林承认其因与俄接触而向联邦调查局作伪证；12月5日穆勒要求德意志银行提供特朗普及其家人的银行账户数据。

对特朗普与俄政府有密切往来的指责和“弗林事件”引发了民众对“通俄门”的广泛关注。弗林作为特朗普重要的竞选支持者，被特朗普提名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上任仅20多天，就因违反《罗根法》与俄驻美大使私下讨论美对俄制裁问题而辞职。弗林与俄驻美大使的私下往来，助长了美国各界对特朗普串通俄罗斯的怀疑。之后，陆续有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等特朗普团队重要成员被卷入“通俄门”事件。“通俄门”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加大了俄美关系改善的阻力。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主张改善俄美关系，在反恐领域寻求与俄合作，在“通俄门”出现后，特朗普的这种对俄政策倾向自然被外界质疑其与俄政府有私下交易。为减轻“通俄门”所带来的外界舆论压力，撇清自己与俄政府的关系，特朗普不得不转而采取更强硬的对俄政策，如向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发射导弹、签署最新对俄制裁法案等，这些做法明显违背了其欲改善俄美关系的初衷。对“通俄门”调查的不断升级，涉事人员的相继落网，尤其是弗林的认罪给特朗普团队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随着调查的继续，特朗普势必会受此问题影响，其对俄政策也会出于“避嫌”而逐步强硬，俄美关系将渐行渐远。

“通俄门”事件背后是俄美严重的价值观冲突。普京当政后，开始整顿国内秩序，改变了叶利钦时期“以西为师”的做法，探索符合俄罗斯国情的自由民主道路。普京通过打击金融寡头、划分联邦区、打击分裂势力、管控媒体等措施加强了中央权力，国家承担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责，力图走出一条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早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就强调：“俄罗斯发展中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任务是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俄罗斯遵循所有普遍接受的民主准则，从历史、地缘政治和其他具体情况出发自行决定如何保障自由和民主原则”，而在2016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再次重申将继续推动民主制。在俄罗斯人的理解中，民主意味着政府为公民提供保护，提供教育、医疗等服务，从而保证公民自由，民主不仅意味着权利，也是公民的责任。美国却认为只有自己的民主制度模式才具有普世价值，冷战结果说明只有美国的民主自由发展模式才是唯一正确合理的模式。美国指责俄罗斯没有真正的民主，普京正在恢复沙皇传统，是“民主进程的倒退”，违背了自由民主的理念。美国指责普京的“主权民主”观念已经使俄罗斯偏离了民主的发展轨道，甚至在民主、自由、人权、政治改革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倒退。这种民主价值观的分歧从政府到民间普遍存在，对俄罗斯民主模式的不认同激发了美国国内各界强烈的反俄情绪。俄美两国在民主价值观认知上的分歧，体现了美国对俄罗斯始终存在的担忧与疑虑，美国不承认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价值观的分歧存在已久，难以弥合，并不断影响着两国的国家政策，使得两国难以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

第三，俄美在叙利亚和中东的矛盾与争夺。持续多年的叙利亚危机涉及反恐、宗教等诸多复杂的矛盾和因素，域内外大国或主动或被动地牵扯其中，而普京出兵叙利亚则是基于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中东的战略利益，既有反恐安全的需求，也有地缘政治及调整大国关系的考量。在安全上看，“伊斯兰国”的威胁日益增大，恐怖主义活动的扩散严重扰乱了俄罗斯国内的安全稳定形势，受此影响，早已平息的车臣反政府武装及其他极端分子在国内频繁实施恐怖袭击。从地缘政治上看，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是俄海军在地中海的唯一立足点，俄罗斯势必要支持巴沙尔政权来保护其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利益。从大国关系上看，俄罗斯强势介入热点问题以换取美国的妥协与合作，借打击“伊斯兰国”寻求俄美共同利益的契合点，从而扭转当前西方对俄全面制裁的紧张局面。美国虽然也有打击“伊斯兰国”的实际意愿，但相比之下，借“伊斯兰国”之手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却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通过推翻或削弱巴沙尔政权，将削弱“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实力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从而稳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虽然美国因反恐效果不佳、打击恐怖组织不力而备受诟病，但长达五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不断消耗着叙利亚政府军的实力，继续维持叙利亚可控的混乱局面是美国在此真正的战略意图。

特朗普上台后，俄美针对叙利亚问题进行了多次正面较量。2017年4月7日，特朗普命令美军向叙利亚政府军一处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巡航导弹；4月13日，特朗普指责俄罗斯默许叙利亚政府对平民发动化武袭击，并称俄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10月4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在叙利亚的行动表示不满，称“美国在叙利亚对俄军的挑衅行为是致命危险的”；11月11日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叙利亚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强调保持政治沟通渠道的重要性；2018年1月14日，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开始在叙利亚建立边境安全部队，叙利亚、俄罗斯、土耳其都公开表示反对。由此可见，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仍处在僵持对立状态，短期内无法形成有效合作。

俄罗斯通过出兵叙利亚，在中东占据了优势地位，并与伊朗、土耳其的关系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些都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而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支持库尔德人武装等，也与俄罗斯的立场相悖。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美在叙利亚和中东问题上冲突将延续，很难达成妥协。

第四个问题是俄美的军事对抗。近年来，俄美虽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但也形成了较为紧张的军事对峙局面。2016年5月12日，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启动，13日在波兰启动东欧第二处反导系统建设；6月5日，黑山正式加入北约组织，随后俄罗斯宣布向与黑山关系紧张的塞尔维亚提供战斗机、坦克等军事装备；7月，北约华沙峰会决定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部署多国部队，进一步强化了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在军事领域的对抗也没有中断。2017年3月，北约与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分别举行军演；3月底俄罗斯“喀山”号核动力潜艇下水；6月20日，美空军侦察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飞行遭俄空军拦截伴飞；8月，俄罗斯军机依据《开放天空条约》飞越华盛顿特区等地，事后美计划根据条约限制俄军机飞越领空；9月，美军完成了“萨德”系统在韩国的临时部署；10月26日，俄罗斯举行了5年来最大规模的战略核演习，美国紧随其后开展代号“环球雷霆”的战略核演习；近年来，俄罗斯还加大了对中东地区的军售力度，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等国与俄罗斯都先后签署了军购合同。此外，在相关军事条约方面俄罗斯与美国也展开了较量，中俄力推的《防止在太空部署武器条约》和《打击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两份草案都因美国的立场而叫停。

美俄的军事动态表明，双方的军事对抗已经涵盖了海陆空各个层面，且针对性较强，具有明显的对峙、挑衅意味。虽然军事对峙的气氛一直在加剧，但双方仍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并未出现擦枪走火的现象。双方主要还是通过间接方式进行武力威慑，特别是通过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达到各自的震慑目的。但也不能否认，这种长时间的军事紧张状态给俄美关系的改善又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三、俄美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

2017年下半年以来，俄美关系再度恶化。201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对俄制裁法案后，俄罗斯要求美国裁减驻俄外交人员数量，并禁止使用莫斯科的多处房产。这是对2016年底奥巴马政府做法的回应。当时奥巴马以“干预大选”和“对美国大使施压”为由，对俄罗斯情报总局和联邦安全局的相关机构、人员进行制裁，同时驱逐部分外交官，查封了两处俄外交机构在美房产。出于对俄美关系改善的期望，当时普京保持克制，并未立即采取报复措施。在普京对美国实施外交制裁后，美国也要求俄罗斯关闭驻美的两处外交设施。现在这场外交战还在持续。应该说双方的相互制裁并不符合外交惯例，也都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公约》，这说明俄美间严重缺乏信任，敌意在不断增强。奥巴马希望借此影响特朗普的对俄政策，美国内的反俄情绪也迫使特朗普在外交战中不能让步。

随着俄美关系恶化，双方的较量发展到媒体上，展开了一场媒体战。2017年10月，美国社交平台“推特”禁止俄罗斯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和“今日俄罗斯”（RT）在其平台上刊登广告，指责两家媒体企图干预美国大选。美国另一社交平台“脸书”也有类似言论，指责俄罗斯利用社交网络平台接触美国选民，利用虚假账号购买大量政治广告。11月初，美国司法部以冻结员工银行账户为威胁，要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美国频道以“外国代理人”机构进行司法登记。作为回应，11月25日俄总统普京签署了《非商业组织法》修正案，其中将在俄境内活动的一些美国媒体定义为“外国代理人”。根据修正案，获境外资助的媒体须在司法部重新注册，而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媒体的活动将受到监督与限制。

美国一向标榜自己奉行言论自由，将媒体视为民众表达意见的平台，政府对媒体的监管相对较弱，但面对日益严峻的俄罗斯信息攻势，也不得不加大了对外国媒体的限制与监督。俄罗斯近几年注重在境外发展媒体的工作，旨在影响西方的舆论，改变俄罗斯政府的形象，以“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为代表的媒体在西方的影响日益增大，引起了西方的警惕。2017年底公布的最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直接指出，“俄罗斯这样的行为者正在利用信息工具破坏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对手以媒体、政治进程、金融网络和个人数据作为攻击目标”，“俄罗斯利用信息操作作为其攻击性网络计划的一部分，以影响全球公众舆论，它的信息传播活动将秘密情报行动和虚假的网络角色与国家资助的媒体、第三方中介机构以及付费的社交媒体用户或‘巨鳄’结合在一起”。随着新媒体与网络的不断发展，全球信息的流动越来越快，大量的信息开始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俄美两国的媒体战还将持续。

从特朗普执政一年以来，俄美双方的几轮较量来看，俄美关系的发展延续了之前的态势，俄美关系“重启”的希望已然破灭，特别是特朗普签署对俄新制裁法案更是使两国关系跌回低谷。俄美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根除，目前并没有出现使两国放下所有分歧的强大的共同利益，短期内俄美关系很难有所改善。

乌克兰问题一直是俄美关注的核心问题，乌克兰危机爆发近4年来，其直接结果是克里米亚重回俄罗斯版图，极大地满足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使俄罗斯取得了应对北约东扩的一大优势，在这场较量中出其不意地占据了上风，这种结果是美国和欧洲都无法接受的。对于当前欧洲的形势，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写道：“俄罗斯将北约和欧盟视为威胁……通过现代化的颠覆策略，干涉世界各国的内政事务。俄罗斯的野心和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相结合，在欧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前沿地带。在那里，由于俄罗斯的误判，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应对乌克兰问题，采取强硬措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遭受重创，同时欧洲经济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而俄美之间在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不多，双方的贸易额微不足道，美国为此遭受的经济损失有限。当前乌克兰东部冲突只是暂时冻结，武装冲突时有发生，美国认为俄罗斯的一系列行为挑战了欧洲的稳定，俄罗斯则认为美国是在撼动其在周边地区的战略地位，北约东扩已经使其传统势力范围所剩无几。同样，叙利亚问题也有类似的趋势，在目前叙利亚冲突双方无法完全和解的情况下，美国不能坐视一个强大的巴沙尔政权存在，美国必会采取相应措施重新规划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在这两个热点地区俄美都有各自的利益，双方又都有能力去实现各自的战略意图，这种矛盾在短期内难以解决。

目前美国国内存在的强烈反俄情绪也成为影响俄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018年年度记者会上将美国的反俄情绪归咎于美国长久以来的自我特殊性意识，这种意识使得其难以接受当前正在形成的多中心世界秩序，表现为行为更具排他性，对威胁其地位的国家常采取威胁、通牒、制裁的手段。出于国家安全和大国竞争的考虑，美国的保守派对俄罗斯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戒心。不仅民主党人强烈反对俄美关系好转，就连特朗普团队内部，也对俄罗斯普遍持怀疑态度，几乎所有的最高级幕僚都反对特朗普在对俄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防长马蒂斯与国务卿蒂勒森一直极力约束特朗普，坚持既有的立场，要求俄罗斯必须先从乌克兰撤军才会考虑解除对俄制裁和缓和外交关系。此外，反对特朗普的两党议员还不断通过“通俄门”调查来削弱特朗普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合法性。特朗普空有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面临国内因素的掣肘，很难采取任何有利于俄美关系发展的良策。

如果说特朗普上任初期还十分在意美俄关系的改善，力图扭转美俄关系的走向，那么到了现阶段，改善美俄关系则已经不再是特朗普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了。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俄意图通过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扩展军队以及控制信息和数据来压制社会和扩大影响力。”此次特朗普延续了以往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俄罗斯的消极评价，甚至更加突出俄罗斯的威胁性，表露出打击、制裁俄罗斯的决心，美国的对俄政策又回到了奥巴马时期的强硬立场。相对于改善俄美关系，更让特朗普棘手的问题是国内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执政一年以来，白宫和主流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之间始终存在分歧，2018年1月20日的政府停摆一事也充分体现了两党的分歧。现在对特朗普来说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为国会中期选举做准备，届时将是考验其执政能力与成效的关键时刻。

2018年普京开始了其第四个任期，普京仍会继续当前的政策，而普京的继续连任自然也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感。加之普京历来以“硬汉”形象示人，在乌克兰及叙利亚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强硬立场，并不惜动用武力彰显其战略决心，普京所具有的这种强硬性格早已深深刻画在美国民众的脑海中，这种刻板印象也使美国政治精英认定，如果不加防范，俄罗斯在处理与周边各国关系问题上将更具侵略性。因此，美国各界对普京的反感使得普京的连任给改善俄美关系带来新的障碍，美国不会主动贴近一个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而俄罗斯在普京的统治下也必将会以更强硬的姿态对待美国带来的各种挑战。

俄美关系的发展前景虽然不让人乐观，短期内很难好转，但是俄美关系也不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对俄美两国来说，双方仍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需要加强协调与合作。正如普京在2017年12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基于美国和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俄美关系终将正常化并不断发展下去，两国将克服共同的威胁，而这些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环境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中东、朝鲜等地区危机。”俄美间的竞争博弈状态虽然仍会持续，但两国始终会保持克制，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在可以妥协的领域谋求合作。竞争与对抗大于合作与协调，将是俄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常态。

欧盟的亚太战略：奉行“新接触主义”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赵柯

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印尼总统苏西洛会谈时表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随后在出席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习近平重申了这一倡议。当时这一消息并未引起世界舆论太多的关注。一年之后，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入了实际操作的新阶段。这时候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的反应是冷眼旁观，而美国竭力阻止其西方盟国加入亚投行更是成为公开的秘密。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2015年3月12日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率先打破坚冰，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和G7成员国。紧跟英国的脚步，3月17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宣布加入亚投行。欧盟四大经济体的火线加入让“亚投行”一下子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和当下最热门的国际政治经济话题。英法德意的加入不仅引发了卢森堡、瑞士、奥地利、荷兰、葡萄牙等其他欧洲国家的效仿，也让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三个重要亚太国家“倍感压力”。一时间，“亚投行分裂西方”“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意味着世界权力的东移”“英美关系受到挑战”等说法甚嚣尘上。但无论如何，欧盟国家的加入在整个亚投行的筹备过程中都是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关键节点。到底该如何理解欧盟国家参与亚投行的行为逻辑，它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欧盟国家的加入对中国而言是机遇还是挑战？中国该如何看待和应对欧盟国家兴起的“亚投行热”？这些问题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

欧洲与亚投行：从冷眼旁观到争相加入

欧洲对于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的倡议，一开始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响应，而是冷眼旁观。所以，对于欧洲国家的积极申请，特别是欧洲四大发达经济体，同为欧盟核心成员国的英法德意在最后阶段的“抢筹”亚投行，不仅国际舆论表示“震惊”，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没有完全预料到，甚至是有些“措手不及”，可以说中国在筹建亚投行的过程中遭遇了一次相当程度的“欧洲冲击”。2015年3月6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回答“最终有多少国家会加入亚投行，是否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会加入”的提问时表示，亚投行是区域开放的多边开发机构，实行区域开放主义，也欢迎区域外的国家加入。但是首先在区域之内寻求创始成员国。对于欧洲国家加入的可能性，他也坦率地谈道：“欧洲一些国家已经表示了愿意参与。但是，我们27个国家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先域内。另外，域外的国家提出了参加要求，我们稍微等等”。从楼继伟部长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亚投行的定位是十分明确的，是区域性的，主要面向亚洲，所以才有“域内”和“域外”之分。亚投行在筹建过程中吸纳创始成员国，自然也是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对于欧洲国家的参与，中国的态度是“我们稍微等等”。这说明至少欧洲国家当时还没有非常明确地告知中国一定会加入，而只是表达了参与的意愿，而中国方面也没有特别地对欧洲国家的加入抱有很高的期望，而是首先希望吸纳域内国家。

虽然欧洲国家的加入超出了中国的预料，但是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欢迎。这是因为，从宏观层面讲，一方面，“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一直倡导和秉持的理念，接纳“域外”的欧洲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体现了中国对这些理念身体力行的贯彻和实践，同时中国的诚意和大度也有利于打消西方国家对亚投行的种种质疑和猜测；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海外利益的扩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分享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权，是中国之利益所在。欧洲发达国家的加入，使亚投行具有了从区域性投资发展银行逐渐成长为真正的全球性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潜力，未来很可能发展成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肩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这无疑将会改善和增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从微观层面讲，欧洲发达国家在国际发展融资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他们的加入能够帮助提高亚投行的运营水平，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从而增强亚投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信誉度，提升亚投行的融资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发达国家的加入对亚投行总体上是有利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些欧洲国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投出了一张信任票。

然而，“欧洲冲击”同时所带来的挑战也是实实在在的。首先，中欧在国际发展方面的政策理念存在差异。多边金融开发机构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投资银行，不能仅仅把经济效益和短期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还需考虑社会责任和长期发展。正因为此，欧洲国家经常会借此把国际发展融资附加条件，比如通常会要求借款国在宏观经济领域遵循“华盛顿共识”来实施一系列的“结构改革”，涉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市场、财政预算以及政府采购等政策领域，甚至要求借款国承诺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民主化等。这些“附加条件”极富争议，批评者认为它侵犯了国家主权，而欧洲人则认为这是“善治”的重要内容，是保证贷款得到有效使用的必要条件，体现了国际多边开放性金融机构一贯遵循的所谓“高标准”和“最佳实践”。中国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一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国不能强行干涉，应尊重每个国家自己对发展道路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中国不赞成对国际发展融资附加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条件。其次，中欧在制定全球投资规则中存在分歧。专注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亚投行成立之后，毫无疑问将会掀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无论是对于欧洲企业还是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而言，都会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但在全球投资治理的规则制定方面，中欧存在分歧。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2012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77.3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46.6%，2012年末中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00强中排名前20位的都是大型央企。如果再加上金融类企业的话，不难看出，国有企业是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所以，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是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一大诉求，而这恰恰与欧盟目前推动的国际投资理念存在冲突。2012年4月10日，欧盟和美国发布了《欧盟和美国关于国际投资共同原则的声明》，由于目前全球尚不存在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此举表明欧美试图在全球投资规则方面相互协调，以在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权的战略意图。《声明》中特别强调支持经合组织倡导的“竞争中立”原则，关注国有企业对私人企业构成的挑战，认为国有企业得到了政府在市场准入、信贷融资、税收补贴等诸多方面的支持，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因而主张对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进行法律约束。中欧在界定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中地位、作用和经营方面可能存在的分歧，对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参与亚投行项目的投资造成了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最后，中国在亚投行中的话语权可能会受到削弱。亚投行是中国第一次主导筹建的多边金融开发机构，也是未来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理想平台，但欧洲大国的加入在客观上会“稀释”中国在亚投行中的话语权。一则中国缺乏国际多边机构中的领导经验，二则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欧盟成员国（瑞士虽然没有加入欧盟，但与欧盟关系紧密），它们具有相似的理念和利益诉求，特别是欧盟轴心德国和法国的加入，很可能使亚投行内的欧盟成员国很自然地以德法为核心，抱团形成一个“朋友圈”。如何让这些欧盟成员国发挥建设性作用，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背后的欧美协调

对于英国，以及随后法德意三国申请加入亚投行，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媒体纷纷将其解读为美国遭遇了欧洲盟国的“背叛”，强调欧美之间出现的“裂痕”。比如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了一名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对英国加入亚投行的评论：“我们对于那种不断迁就中国的倾向十分警觉，这不是同一个崛起中的强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金融时报》认为这名高级官员的话是美国对其亲密盟友发出的“罕见的谴责”，并且“这次谴责是一次罕见的翻脸”。而德国媒体则认为欧洲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是一个极具“爆炸力的决定”，它“分裂了西方”，并且“动摇了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甚至认为这标志着“21世纪的权力向中国转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则把英国加入亚投行视为“变节”行为，认为这将导致美国精心构建的（不加入亚投行）联盟解体。

在亚投行问题上，欧美之间真的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双方陷入对立的僵局，而最终欧洲国家不顾美国强烈反对坚决申请加入？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仔细分析欧洲国家和美国正式的政府声明和相关官员的正式表态，我们会发现：欧美之间在亚投行问题上的共识要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分歧，所谓“亚投行分裂西方”之说是不成立的。英国在宣布参加亚投行的声明中谈道：英国将会为确保亚投行在问责、透明、治理结构等方面采纳最佳标准贡献关键力量；德法意三国参加亚投行的联合声明中也谈道：渴望与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一起来建立该机构，使其具有监管、保障、债务以及采购等政策方面的最高标准和最好实践。2015年3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JenniferPsaki）就欧洲国家参加亚投行一事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方认为世界各地对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有紧迫的需求，任何新的多边机构都应该采取国际社会在世界银行和地区性发展银行建立的高标准。美方认为这些国家（英、德、法、意）中的任何一个加入亚投行，都为亚投行提供了提高标准的机会。从这些正式声明中可以看到，欧美立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关键词—最高标准，它们实际上是高度一致的，即通过加入亚投行来确保中国遵守欧美在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所设定的规则。

美国不愿意其盟国加入亚投行，并且施加各种压力进行阻止。这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美国不愿意自己掌控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来自亚投行的竞争和挑战，更担心中国将亚投行作为施展大国雄心的对外战略工具，但这并不意味欧盟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就是欧美之间出现了“裂痕”，更不代表欧盟国家此举是“背叛”美国。当前欧盟的现实处境不允许欧盟国家冒着损害欧美关系的风险来加入亚投行。欧盟目前在两个问题上有求于美国：一是乌克兰危机，这仍是目前欧盟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欧盟需要美国的合作，与欧盟协调一致共同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确保明斯克协定得到真正执行。同时欧盟还需要美国支持欧盟通过外交谈判而非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方式解决危机，避免过度刺激俄罗斯导致局面失控；二是欧盟希望与美国尽快结束TTIP的谈判。对欧盟而言TTIP不仅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增长，更是确保欧盟在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主导地位的战略之举，事关欧盟前途命运。所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上任之初就已经公开表示要在2015年底与美国签订协议。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的英法德意只能竭尽全力加强欧美同盟，而不可能去损害欧美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2月份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跨大西洋关系是处于所有伙伴关系之上的伙伴关系，对德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我想我也可以代表欧洲人这样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德国会冒着有损对美关系的风险强行加入亚投行。合理的推测是：美国之前确实不同意这些欧盟国家加入，但是欧洲人认为加入亚投行才符合欧美的长远利益，并且最终说服了美国人，征得了美国人的同意和谅解，然后才正式决定加入亚投行。欧美之间的协调应该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需要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在外界看来欧洲人做出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比较仓促，充满了在最后阶段“竞相冲刺”的味道。

对于欧美之间的协调，欧盟委员会经济与金融事务总司总司长布提（MarcoButi）在接受财新网记者专访时也确认了这一点。他表示，欧洲国家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时，不仅在欧洲内部进行了讨论，也与七国集团盟友开展了讨论，要搞清楚新银行的目的、管理以及遵循的运行原则，所有这些直到最近才得以明确。所以，与媒体广泛报道的英美特殊关系因英国执意加入亚投行而受到损伤相反，2015年3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文特尔（Patrick Ventrell）对于英国加入亚投行并没有任何的批评，而是认为英国做出了一个主权决定。同时表示说，美方期待的是，英国在推动亚投行采用高标准时再发出自己的强音。文特尔再次强调，在亚投行议题上美国一贯的立场是清晰的，任何新的多边机构都必须具有像世界银行和其他地区发展银行那样的高标准。也就是说，美国不反对英国加入亚投行，并且要求英国积极推动亚投行遵守美国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对于其他欧盟国家，美国也持同样的立场。在这一问题上，欧盟和美国实际上是一致的。美国的立场基本上成了欧洲高级官员对亚投行进行正式回应时的“标准答案”。比如，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一方面表示非常赞同欧盟成员国加入，但他同时特别强调（亚投行的）运营必须遵守国际的标准。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也是反复表示希望通过高标准为亚投行做出贡献。所以，亚投行没有分裂西方，实际情况是，欧美解决了在亚投行问题上的分歧，实现了立场的协调统一。正如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多丽（DorisFischer）所说，如果美国人不愿意加入亚投行，是因为担心（国际发展援助）标准无法得到遵守，那他们应该更加乐见在人权方面其实更为严格的欧洲人加入，甚至可以将这看成是（欧美之间的）一次分工。

“亚投行热”体现欧盟亚太政策的“新接触主义”转向

从表面上看，经济利益无疑是欧盟国家中兴起的这股“亚投行热”最为直接的推动力，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总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基础设施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2010-2020年，亚洲需要总计8万亿美元左右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68%用于新建，32%用于维护和更新现有基础设施，平均每年所需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为7500亿美元。由此可见，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通过加入亚投行，欧盟国家的企业无疑能够获得更多商机。对于经济增长乏力的欧盟而言，亚投行是一个充满经济吸引力的选择，欧盟官方对此也毫不讳言。2015年3月17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国家加入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是应对全球投资需求的方式之一，跟欧洲一样，亚洲有着广泛的投资需求，从欧盟角度来说，非常欢迎亚洲增加基建投资，这对欧盟企业来说也是个商机。

但欧盟国家集体“抱团”加入亚投行，绝不仅仅是一个带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选择，而是近年来欧盟亚太政策转向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欧盟亚太战略的深刻调整。以往欧盟亚太政策的关键词是“接触政策”（Engagement），主轴是拓展市场，分享亚太经济的繁荣成果，获取经济利益。在对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关系上，特别是对华关系上，“接触政策”建立在欧盟所秉持的这样一个信念之上：中国在与欧盟的接触中会受其影响，实现欧盟声称的经济自由化，法治和政治民主。欧盟相信，长期来讲，中国会发展得越来越像欧洲。这也被称为“无条件接触”政策，也就是说，为了扩大对华各个层面的交流往来，欧盟可以在对华关系上单方面做出更多的让步，以便于逐步达到其核心目标：改变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上，欧盟基本上是置身事外，认为地理上的遥远使得亚太安全并非欧盟的核心关切。

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的升温，欧盟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亚太地区原有的安全结构，发生地区冲突的风险在增加。欧盟政界和智库开始重新思考和规划欧盟的亚太政策，认为欧盟不能再忽视亚太安全事务，而应积极主动介入其中，因为亚太安全已经成为欧盟不容回避的切身利益，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如果亚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么欧盟由于在该地区缺乏军事力量和手段，其在该地区巨大的经济利益将因无法得到有效、及时的保护而直接受到威胁，欧盟在该地区多年的经营很可能毁于一旦。欧盟认为这一风险并非杞人忧天，而是一种现实存在；第二，随着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当前美国单独主导的亚太安全格局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可持续性存在疑问。无论未来出现中美共同主导，甚至是中国单独主导的亚太安全格局，或者是其他类型的集体安全格局，都是对现状的根本性改变，这都将迫使欧盟要及早做出反应，避免在新的亚太安全结构中被边缘化；第三，在当前这个可能发生变化的亚太安全格局中，如果中国内部出现政治动荡或者是发生经济危机，那将是冲击整个亚太的系统性风险，欧盟对此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和应对。因此，欧盟在亚太安全问题上要更加积极有为，采取更为清晰的立场。欧盟必须要考虑，如果地区紧张加剧，是站在美国一边？中国一边？还是尽可能长地避免选边站？抑或最终决定要积极地行动起来避免冲突升级？欧盟必须及早为亚太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局做好准备。而在对华政策上，以往的“无条件接触”被认为是不成功的，欧盟意识到它无法有效地影响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中国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体制。

区别于以往“旧”的“接触政策”，欧盟亚太战略正在转向“新接触主义”，即由以往的“经济主导”，对政治安全问题“善意忽略”，转变为积极寻求在亚太政治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由以往的试图通过接触改变中国内部政治体制，转变为力求通过接触影响和引导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确保中国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将中国的对外行为规范在当前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避免中国的崛起造成亚太安全结构失衡，进而引发冲突。从亚太安全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主动塑造中国的对外行为，是欧盟这一“新接触主义”政策的核心。2012年3月，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演讲中就透露出了欧盟亚太政策转向的信号。范龙佩说，欧洲显然不是一个太平洋强国（a Pacific power），未来也不会是，这是地理条件使然。但我们是大多数东亚经济体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不仅该地区的稳定是我们的利益，我们还要对此做出贡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家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安全事务的投入。2013年6月，时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在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上明确表示：“今天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亚洲的安全事务以及对亚洲安全事务的承诺是欧盟现实的利益。”欧盟不仅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还在努力谋求成为东亚峰会成员。欧盟成员国也开始加强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关注。2013年6月奥朗德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政治声明，表示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在当时中日钓鱼岛争端发酵的背景下，这一声明所指之处是不言而喻的。2013年12月默克尔第三次出任总理后，德国的亚洲政策也出现了变化，在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支持美国更多地加强在亚太的存在，并且认为这对德国而言是一次“可供利用的机会”，并且德国也要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将“与日本的友谊”视为其“外交政策的支柱”。2015年3月9日，默克尔在访问日本时的演讲中进一步强调了对日本的支持，明确表示加强国际法的效力是德国和日本的共同利益，特别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比如东海和南海贸易通道的畅通，因为欧洲和这一地区紧密相连。德国以及欧盟之前都避免介入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岛礁争议，保持中立。但这次默克尔在日本的演讲中借与日本共同维护国际法之名，实质上委婉地表达了“德国和日本在地区安全上有共同利益”这一背后所隐藏的立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欧盟官方所一直宣扬的“不选边”政策的一个突破。

如果把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置于其近年来不断加大对亚太安全事务介入，政策转向“新接触主义”的背景下，我们将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欧盟国家在此次“亚投行热”背后所隐藏的行为逻辑。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一个着眼于整个亚欧大陆的对外战略，涉及整个亚欧大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核心，欧盟必须密切关注中国对这一地区的重塑，就“一带一路”计划与中国保持对话，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欧洲人也非常清楚中国启动亚投行项目旨在支持通往欧洲的“一带一路”建设，因为“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背后需要强大的金融机制作为支撑，作为多边金融开发机构的亚投行无疑将发挥关键的融资平台角色，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枢纽。对于逐渐转向“新接触主义”的欧盟国家而言，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不仅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更会对当前的亚太安全格局产生冲击，使得未来亚太安全格局的演变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要更有效地维护欧盟在亚太的安全利益，未来影响甚至引导中国“一路一带”战略的发展方向，加入亚投行就成为欧盟大国的必然选择。

欧盟“新接触主义”亚太政策带来的风险与机遇

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不仅仅是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考量，其背后深层次的行为逻辑是近年来欧盟亚太政策的“新接触主义”转向。这些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欧盟国家都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并且其中的英国和法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德国则是当前欧盟事实上的“盟主”，这意味着它们所代表的绝不仅是单个国家，更是欧盟整体的价值观念和长远利益，它们的加入事实上在亚投行内形成了一支“欧盟力量”。考虑到亚投行其他成员多为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并不强，在国际发展金融领域经验不足，如何在亚投行内部治理中有效地整合这支“欧盟力量”，确实是中国所必须面对的考验。但另一方面，“欧盟力量”主动地介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也为中国化解欧盟亚太政策的“新接触主义”转向所带来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创造双方的利益汇合点，让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之间实现更大规模和更具深度的流动与融合，充分利用中国拥有的市场规模优势和资本优势，通过不断提高经济相互依存度来“锁定”与欧盟的战略关系，最大程度地弱化欧盟“新接触主义”政策背后的猜忌、疑虑甚至是敌意，将投资和金融合作打造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新引擎。

投资与贸易不同，不仅在直接创造就业方面效果显著，而且伴随着投资的增长，双方在人员、观念、制度及文化等诸多方面将出现更深层次和更具持久性的交流，投资的背后不单单是资本的跨国流动，更是两个国家间社会结构的碰撞和深层次融合，这是单纯的贸易所达不到的。因此，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相互投资对稳固国家间关系的贡献度要远高于贸易。2013年10月30日，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司法委员维维亚娜·雷丁（VivianeReding）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当前许多（国家间的）伙伴关系都冠之以“战略性”的称号，但这当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是“战略性”的，只有欧美关系。欧美关系的这种密切程度和稳定性不仅是因为双方具有相同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欧美双方互为最重要的投资伙伴。2012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3%流向了欧盟，而美国所吸引的外部投资中44%来自欧盟。美国和欧盟的相互直接投资在大西洋两岸创造了700万工作岗位，其中美国企业在欧盟就雇用了420万的劳动力。以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为例，在美国的私人部门从业者中，每200人中就有一人为德国企业雇员；而在德美国企业则创造了近80万个就业岗位，相当于德国私人部门每35个就业岗位中就有一个是美国企业创造的。德美两国间社会的融合度由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中欧之间的相互投资，特别是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与双方的巨额贸易量完全不匹配。根据欧盟的最新统计，截至2013年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只占欧盟全部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而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仅占到欧盟所吸引的全部直接投资存量的1%。可见，在投资领域双方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欢迎欧盟国家的企业参与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样地，按照对等的原则，中国也可以参与欧盟的投融资平台，推动中国企业走进欧盟。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2014年底提出要成立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用于重振欧洲经济。它将通过欧盟现有的预算和欧洲投资银行进行注资，投向能源、网络、交通运输、电信、创新研究等领域。按照容克的设想，这项基金将会吸引高达315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在“紧缩”成为欧盟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主旋律的背景下，欧盟国家很难再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大规模举债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很自然，吸引外来投资将成为欧盟国家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中国可以考虑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在2013年双方共同制定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国和欧洲投资银行的互利务实合作，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可以成为中国与欧洲投资银行开展合作的一个切入口。此外，亚投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可以在未来携手合作，在更为广阔的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共同寻找投资项目。无论是亚投行还是欧洲投资银行都属于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不能像普通商业银行那样靠吸纳存款来获取资本金，而是主要靠成员国注资和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筹资。如果这两大投资银行实现合作，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未来可以根据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在欧洲和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者欧元债券来进行融资，这对巩固欧元的国际地位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都非常有益。

中欧双方在多边开发性金融领域的深度合作必然会为双方企业的相互投资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降低准入门槛，特别是为中国投资欧盟打开了“机会窗口”。中国主要是通过加工制造业嵌入国际生产网络而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产业发展的，但是中国参与的部分位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并没有主导整个产业链。随着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产业升级的压力不断增大，许多中国企业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光转向了欧盟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希望能够进军具有高附加值的上游价值链和建立自己掌控下的全球销售网络。2009年肇端于希腊的欧债危机是二战后欧洲一体化所遭受的最为严重的挫折和冲击，作为大半个世纪以来欧洲联合最为重要的成果—欧元几乎走向崩溃。为了走出危机，欧洲人下决心启动了停滞多年的结构性改革，不仅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重债国在国内外压力下实施紧缩政策，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等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也主动地加入到“紧缩”的行列，出台了一系列缩减公开开支、降低社会福利的政策和法律。在这一背景下欧盟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增速大大下降，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提上日程，放松了对就业市场的管制，雇佣制度更加灵活。劳动力成本“高昂”和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曾是许多中国投资者对欧盟“望而却步”的重要阻碍因素，这方面的改善，为中国企业利用欧盟高素质的劳动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增长，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为中国企业工作，这既能缓解让当前欧洲政治家最为头痛的问题—失业，也能让欧洲人近距离了解和感知更为具体和真实的中国，真正实现“民相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与金融合作正在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新引擎。

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筹建亚投行进行无端的质疑甚至是指责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中国倡议的亚投行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机构，而是服务于中国对外战略的“政治工具”。但实际上，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终极目的才是真正的“不单纯”，其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动机，是欧盟试图积极介入亚太安全事务，将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限定在既有的国际秩序当中，以及争取在变革中的亚太安全结构里占据先机这一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说，欧盟近年来在亚太政策方面的“新接触主义”转向才是理解欧盟国家“抢筹”亚投行这一行为逻辑的关键。“新接触主义”虽给中国带来了风险，但对中国的对欧政策而言，同时也意味着机遇。“亚欧大市场”不仅是应对欧盟“新接触主义”亚太政策的有力工具，更是中国主动规划和引导中欧关系发展的长远举措。2014年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提出了这一未来中欧关系发展的远景目标：把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要实现习主席所提出的“亚欧大市场”这一愿景，无疑需要欧盟的积极合作和其对中欧关系发展的真诚投入。而以中欧“共建”亚投行为契机和抓手，通过发展投资与金融合作，增强中欧之间要素流动的广度和深度，进而“锁定”中欧战略关系，这将为“亚欧大市场”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欧盟的对美战略：推动欧美关系“再平衡”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赵柯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总统后一系列针对北约及欧盟的不友好言辞，引发了跨大西洋两岸的紧张关系。2017年5月特朗普首次出访欧洲，出席北约峰会和七国首脑峰会，期间在防务、贸易、气候等议题上对欧洲频频发难，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随后的一次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那个完全可以信赖其他伙伴的时代已经部分地成为过去，我们欧洲人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欧美同盟的稳固性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质疑，认为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分析欧美同盟稳固与否，不能仅从“挑衅性”的言辞出发，更要看“争吵”是否动摇了双方的战略共识和合作机制。本文认为，特朗普在言辞上对欧洲的“敲打”，实际上是在延续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启动的欧美关系“再平衡”。当前欧美“冲突”的实质是双方在防务、贸易、气候等诸多领域重新调整相互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而非“分裂”。“再平衡”后的欧美关系会变得更加稳固，“大西方”会在其共同推动下进一步形成，这对中国是一个真实的挑战。

北约框架下欧美军事同盟没有弱化

特朗普带给欧美关系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其安全防务政策。特朗普竞选时称北约已经“过时”，并且威胁欧洲国家，如果不增加军费开支，美国将放弃对欧洲的安全承诺。特朗普这一咄咄逼人的表态确实挑战了欧美关系的底线，但其真实目的是要让欧洲在世界安全事务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增加军费和各种资源的投入，为北约的全球行动做出更大贡献，加速在北约框架内实现美欧力量的“再平衡”，减轻美国的责任和负担，而非弱化甚至放弃欧美军事同盟。这与奥巴马的北约政策是一致的，只不过特朗普不像奥巴马那么“温文尔雅”，而是用更加“蛮横”的威胁性语言和“步步紧逼”的高压态势来敦促欧洲履行防务义务。

在欧美关系史上，以放弃对欧洲国家的安全承诺为威胁，迫使欧洲国家让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是第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各国普遍对美元信心不足，法国更是带头用美元储备向美国兑换黄金，引发了市场对美元的抛售浪潮。当时德国是最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国。对美国而言，说服德国继续持有美元不抛售，对稳定美元尤其关键。美国要求德国书面承诺不将所持的美元兑换黄金，但德国只想口头约定，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以从德国撤军相威胁。在冷战背景下，对处于东西方对抗桥头堡位置的德国而言，苏联军队跨过边境长驱直入并非一种低概率事件，而是现实的危险，从国家安全考虑，德国只能遵从美国的要求。1967年3月30日，时任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布莱辛写信给美联储主席马丁，承诺德国不会把所持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过去对欧洲的这种“放弃安全承诺的威胁”，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欧美军事同盟关系，这主要源于双方安全利益的高度融合，“特朗普冲击”未必就能改变历史。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对于美国要求的防务“再平衡”也是认同的。因为欧洲人也很清楚，美国对北约防务开支的贡献比例长期地维持在70%左右的水平不可持续，特别是乌克兰危机让欧洲人切实地感受到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存在，意识到了加强美欧军事同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2014年举行的威尔士北约峰会上，欧洲国家第一次承诺将遵守军费开支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保证军费中装备和研发开支不低于20%的义务。威尔士峰会标志着欧洲国家开始改变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搭便车”的策略，形成了重整军备的战略共识。

欧盟在2016年6月发布的《全球战略》文件中，一改之前对自身“软实力”的自信和推崇，认为在当前充满对抗性的世界中要提升“硬实力”，就需要增加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可信度，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战略》文件中，欧盟再次确认了威尔士北约峰会的共识，要求各成员国将足够的经费投入到防务中，并且认为更可信的欧洲防务是与美国建立健康的跨大西洋关系的基本前提。与美国更加平衡地分担防务负担，已经成为欧洲国家的共识。作为当前欧盟事实上的“盟主”，德国在2016年7月发布的《2016年安全政策与联邦国防军未来白皮书》中也表示，在北约框架内，欧洲承担共同防务中的比例越大，跨大西洋安全伙伴关系就会越紧密越有成效。可以看出，由于地缘安全形势的恶化，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欧洲就已经决定要更多地分担美国的防务支出，并且要进一步加强跨大西洋的军事同盟。

特朗普对欧洲发出的夸张性“安全威胁”，更多的是对既有共识的“另类”强调，仅仅停留在外交辞令层面，没有成为实际的行动，北约框架下的欧美军事同盟没有弱化。欧洲不满的是特朗普要求欧美防务“再平衡”的“粗暴”方式，而非“再平衡”本身，欧洲对欧美军事同盟仍然是有信心的。2017年6月1日，法国新任国防部长古拉尔出访德国。她和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会面之后均表示，法德两国毫不怀疑美国在北约问题上采取的团结精神。古拉尔认为，特朗普到访布鲁塞尔本身就释放出他对北约的兴趣并没有减弱的信息，并且表示“毫不怀疑美国人民和领导人会忠实于协防条款”。德法两国的国防部长也再次确认了欧洲加大防务支持的必要性，认为欧洲为维护自身利益，防卫必须得到加强。冯德莱恩还特别强调“这将需要很大的开销，但这些开销是有必要的”。

欧美贸易政策的共识大于分歧

特朗普是商人出身，显然更加明白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他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美国没有得到“足够收益份额”的自由贸易。用特朗普的话说就是，“我们没有得到公平对待”。所以，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是所谓“公平贸易”，其具体内涵大致是“公平贸易”就是要为美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通过谈判或者施压的方式要求贸易伙伴更多地向美国开放市场，遵守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经济规则，甚至要重新设定能够确保美国得到“足够收益份额”的国际规则。具体而言，就是要改变之前具有“照顾”性质的对贸易伙伴单向市场开放的做法，代之以要求贸易伙伴按照对等原则双向开放，确保美国企业能够自由进入任何国家的市场。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特朗普不惜挥动关税、制裁等大棒，为了更有效地制定有利于美国商业利益的规则，不再拘泥于多边贸易谈判，而是改为使用双边的方式。

特朗普的“公平贸易”政策并不新鲜，欧洲人在这方面至少领先了十年，并且对“公平贸易”内涵的阐释更加明确、系统化，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也更加细腻、成熟。2006年10月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题为《全球的欧洲:参与世界竞争对欧盟增长和就业战略的贡献》的新贸易政策文件，确立了为欧洲企业打开海外新市场和确保公平竞争的贸易战略。从2007年开始，欧盟官员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我们必须时刻坚持公平贸易”，包括结束出口产业的不公平的国家干预、坚持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市场准入的承诺和尊重知识产权等诉求，认为“通过反对其他国家不公平的出口补贴来保护欧洲产品是市场开放的题中之义”。欧盟当时的做法与现在特朗普政府一样，没有仅仅局限在主流的多边贸易谈判中，而是“使用双边和多边的讨论和协议来达到此目的。当需要之时，求助于贸易保护措施”。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特朗普版的“公平贸易”政策实际上就是欧盟“公平贸易”政策“更具进攻性”的新版，两者的政策理念和目标指向是一致的—打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市场，用国际规则来约束其竞争力，从而确保自身的竞争优势。因为欧洲和美国本身就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及投资来源地和目的国，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要少很多，要扩大本国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短期内潜力有限，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份额，才是其真正的目标。所以，在贸易政策上，美欧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在竞选时威胁对欧洲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大加批判，导致谈判搁浅，而现在又主动提出要重启的原因。2017年4月24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会晤欧盟贸易专员马尔姆斯特伦，正式讨论如何推进TTIP谈判，美欧之间发生贸易战的概率大大降低。在贸易议题上，双方的利益远大于分歧。2017年5月27日闭幕的G7峰会因为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会前被普遍认为很难达成贸易政策的共识，但实际上，欧美再次确认了一致支持“公平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原则，会议联合声明强调：“我们一致认同，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关键动力，因此我们强调保持市场开放和打击保护主义的义务。”欧洲实际上对此次峰会在贸易领域取得的成果还是满意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七国集团在这次峰会上至少就‘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世界贸易体系’达成了共识，重申支持开放市场、反对保护主义和不公平贸易—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成果，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

欧美正在推动“大西方”的形成

特朗普虽然表面上对欧洲保持“不屑”与“敲打”的姿态，但这只是对欧洲长期以来在同盟关系中“搭便车”的不满，是以施压的方式要求欧洲更多地履行作为盟友的责任，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巩固欧美同盟，双方精英阶层对维护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具有高度的共识，分歧在于“以何种方式”和“多大程度”上。跨大西洋同盟近些年在贸易、金融、防务等领域的合作实际上是在不断加强，这一方面是基于历史，另一方面也基于现实的需要，即美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国际格局变化所采取的战略调整。根据IMF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到全球的50.4%，超过发达国家，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上升。欧美精英对这一变化敏感异常。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变化背后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在过去300年的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终结是影响力居第三的大事件；伊斯兰世界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斗争、争论和挑战是影响力居第二的大事件；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崛起，其影响力位居第一。工业革命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在1800年之前的2300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只提高了50%，而工业革命第一次让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几十年的时间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0多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到十年的时间翻了一番，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这种变化发生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涉及数以十几亿计的民众，它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甚至可能超过后两者，所以萨默斯认为当今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管理大国的崛起。所谓“管理大国的崛起”则是发达国家需要一个“再平衡”，以约束和管控中国的崛起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格局的冲击。

这个“再平衡”的关键就是积极推动发达国家间更紧密的合作，特别是要巩固和加强跨大西洋关系，通过权利、责任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以欧美为核心打造出一个制度化、机制化的发达国家间政治、经济和金融集团，同时联合一些价值观相似的发展中国家，重建对西方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新规则、新机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对此有一个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西方的衰落并非就意味着中国可以主导世界，如果美国和欧洲加强团结，就可以塑造出一个更广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他认为这个“大西方”的地盘将从北美一直延伸到欧洲，然后再进入欧亚大陆拥抱俄罗斯和土耳其，接着跨越地理距离达到亚洲第一个成功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可以超越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却无法超越整个“大西方”。

虽然目前以TPP为代表的区域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但美、日、欧、加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其实早已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比如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完成谈判，与日本的谈判也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发达国家间的这种双边贸易协定政治含义非常明显，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斯都尔特（Devin T. Stewart）认为，通过经济活动来设定和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一目标，能够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和发展模式。时任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也非常明确地表示：TTIP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相较于试图重新规范实体经济运行的TPP和TTIP在各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激烈讨论，全球虚拟经济层面规则的变化则显得异常低调和悄无声息，但其正在根本性地改变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治理平台。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六大央行同时宣布，它们将把现有的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协议。而且，任何当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辖区内以另外五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提供流动性。这意味着，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一个长期、多边、多币、无限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已编织成形。发达经济体央行之间在货币互换平台上的协同一致，很有可能替代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原有治理机制，但是这个全球超级储备货币网络依然将中国排除在外。欧元的诞生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本质上是欧洲“去美元化”的过程，是要分享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所带来的收益，要与美元一争高下。但这个超级储备货币网络的形成，意味着美欧在货币问题上也达成了谅解，各自保持自己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现有地位，不再谋求向对方的货币空间进行拓展。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欧洲时代”，欧元横空出世，成为可以与美元一争高下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欧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东扩，成功地从15国扩大到27国，欧盟人口增加到近5亿，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不仅极大地得到了扩展，欧盟核心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大为改善。当时，无论是欧洲的政治精英还是学术精英，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是“欧盟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强调欧盟以自身经济力量、国际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为代表的软实力与美国以军事实力、霸权支撑下的单边主义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不同，强调欧盟是独立于美国的一支独立的战略力量。欧盟踌躇满志地试图用软实力来重新构造世界秩序。那时的欧洲显然是充满自信的，在对外政策上也更具包容性。

然而，2009年的欧债危机以及随后的乌克兰危机无异于给了欧洲的精英阶层一记闷棍，他们意识到欧洲在变化的世界中是如此脆弱，如此易于受到伤害，意识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具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欧洲的政治经济精英正在慢慢地失去自信，他们痛苦地意识到欧洲原来并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大西洋，投向了大西方，试图通过加强跨大西洋联盟来保护自身免遭外部世界的风险，巩固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既有地位。2015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美国时表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高于其他一切（伙伴关系）的伙伴关系，对德国而言是不可放弃的。我相信，我也可以代表欧洲这么说。”作为当前欧盟事实上的“盟主”，德国领导人的这番表态典型地体现了当前欧洲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心态和考量。

发达国家正在加速形成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封闭的“大西方”，制定和推广新的国际规则，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这一情形被称之为“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涌来”。正是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并无根本性的分歧，它们都是“大西方”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中欧关系发展进入新时代：从贸易伙伴迈向全球合伙人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赵柯

在中欧关系发展史上，2016年1月15日和16日，无疑将会成为一个重要节点，中欧金融合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也预示着中欧关系开始走向新的阶段：双方通过不断加强的资本纽带，正从传统的贸易伙伴逐步转变为全球合伙人。1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查克拉巴蒂（Suma Chakrabarti）时表示，“你此次访华，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当天公布的信息称，国务院决定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协定》并接受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理事会通过的《关于中国成员资格的决议》。外交部长王毅签署了加入书，外交部出具了法律意见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签署了股本认购函等函件。这意味着中国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相关法律程序已经完成，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员。紧接着在第二天即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众所周知，亚投行具有浓重的“欧洲色彩”，57个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中有18个是欧洲国家，近三分之一；特别是2015年3月，英国率先打破坚冰，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和G7成员国，此举引发了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竞相加入“亚投行”的热潮，亚投行也因此成为当时全球舆论的焦点和最热门的国际政治经济话题。连续两天之内，先是中国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紧接着具有浓重“欧洲色彩”的亚投行开业，这两件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欧金融合作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金融在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管理机制，通过对风险合理的分担和分摊来规避和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挑战；而金融的核心运转机制是实现资产跨越时间和跨越空间的交换。所以，相较于贸易关系中商品和服务在交易对手间的流动，金融关系意味着双方将各自的短期风险和长期收益实现了有效的捆绑和融合，从简单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对手，转变为利益深度相融的合伙人。中欧相互加入由对方发起和成立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意味着双方通过制度化的风险和收益的共担、共享，面向全球共同寻找投资机会，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天地下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这是中欧关系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中欧金融合作的起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动荡

早在2008年肇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经济领域里各国学术界和政策界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就是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认为流动性过剩蔓延已开始威胁国际经济和金融稳定。而美国自2001年以来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长期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根源，其中的核心传导机制是，由于美国国内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经常项目赤字不断膨胀，为了弥补资金缺口，美国通过向全球资本市场出口各类金融产品来为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融资，这成为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引起全球美元泛滥的重要原因。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2.44%升至2005年的6.35%，上升近2个百分点。同期，其经常项目赤字规模更是从2135亿美元增至7915亿美元，扩张了2.71倍。这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压力，处在了动荡的边缘。

20世纪90年代，美国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高额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了全球大量资本流向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屡创新高，人们沉浸在“新经济”带来的辉煌中，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周期性增长；盲目的乐观和非理性的预期所引发的疯狂投机造就了金融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新经济”的泡沫越吹越大。随着美联储上调利率收紧银根，到2001年3月20日，纳斯达克指数跌落至2000点以下，纳斯达克市场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损失的市值是5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美国GDP的一半。2001年11月8日，美国权威机构—国民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美国经济于2001年3月陷入衰退，为持续了100多个月的“新经济”繁荣画上了句号。2001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消费和投资持续低迷。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从2001年5月起，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到2003年6月，将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基准利率）从6%下调到1%，为48年历史最低。特别是在“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不断推出减税措施以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这些政策使美国经济渐渐回暖，走上新一轮增长周期，但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联储推行的低利率货币政策为美元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埋下了隐患；同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断膨胀的巨额支出，也使其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也就造就了所谓的“双赤字”问题。2005年联邦政府赤字高达3190亿美元，2006年略有好转，降至2480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也大幅攀升，2004年占GDP的6%，2005年更高达近8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家庭储蓄率处于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05年美国家庭支出超过税后收入，出现“大萧条”以来储蓄率首次为负值的局面，

从经济学的常识出发，如此庞大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将要求一个国家立刻调整他的经济政策来恢复经济平衡，否则将导致其外汇储备耗尽，引发本国货币金融系统的严重危机，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衰退的境地。而过低的国民储蓄率，决定了只能靠吸引外来资本和大规模借债为经济增长注入资金。然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由此带来的“美元霸权”却可以使美国通过大规模发行债券来弥补赤字，用世界各国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来满足美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资本。对于美国所享有的这种“美元霸权”所带来的好处，吉尔平分析得很清楚，“即使在冷战后的岁月，凭借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地位，美国仍然可以保持远远超出其财政能力的生活水平，并成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其他持有美元的国家相当于实际在给美国提供无息贷款。由于美国的债务是以美元来结算的，美国可以用通货膨胀来减免自己的债务，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的贬值减轻了美国的债务负担，却同时让日本和其他债权国蒙受巨大损失。然而，只要没有能被大家所接受的另一种货币取代美元，美元的持有者继续对美元保持信心，美国将继续享受铸币税所带来的特权”。

很显然，美国用债务货币化来获取资金的方法严重威胁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因为这段时期美元的过量发行不仅导致了美元持有者的财富大为缩水，并且强化了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出于保值的需要，过剩的美元流动性很大部分变身成为“热钱”，在全球寻找投机的机会，交易高度金融化的能源资源类商品首当其冲。比如，石油价格从2002年1月的20美元/桶上涨至2005年9月的65美元/桶，再到2008年7月的147美元/桶。正如弗里德曼所说，通货膨胀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这导致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能源与原材料商品快速上涨，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庞大的国际资本和金融利益集团对于这些处于价格上涨期的大宗商品过分投机，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贸易活动层层传导，形成了一般性商品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趋势，推高了全球性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开始形成。各国政策界和市场参与者都知道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开启的繁荣无法持续，终将危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有效协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使之有助于稳定世界经济，成为国际共识，同时也是必要的政策选择。美元泛滥也导致了世界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汇率不稳。由于美元的贬值速度远大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所以2005年底至2007年11月23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达10.89％，但人民币兑欧元却贬值了9.59％，这无疑成为中欧之间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而仅仅从2001年至2005年美元兑欧元就贬值了近三分之一。在事实上扮演着“锚货币”角色的美元的持续贬值也给欧美贸易造成了巨大的汇率风险，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公开表示，2007年至2010年期间，美元的贬值给其造成了30亿欧元的损失，因为空客的大部分成本是以欧元计价，但收入全部以美元计价。国际贸易对中欧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集团，而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的出口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双方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决定了美元币值的稳定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

面对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无疑都处于风险之中。早在2005年，就有学者开始探讨中欧金融货币合作的可性能，认为中欧双方应该从汇率机制、本币结算以及资本市场联通等方面入手开展合作，从而能够未雨绸缪，及早为美国货币政策所可能引发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危机做好准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让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实质性”地进入双方关系发展的议程中。中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不仅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更使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中国政府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金融货币事务；而欧洲人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教训是要加强全球性的金融监管，让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运转更符合“欧洲规则”。同时，面对高失业率所带来的压力，欧洲需要尽快走出危机的阴影，恢复增长，而这些无疑需要中国的支持。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动荡，成为中欧金融货币合作的起点。

中欧改革全球货币体系的努力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要走出衰退的泥潭，重回经济增长的轨道，就要“对症下药”，这要求首先找到此次危机的“病根”。但对于此次金融危机根源的理解，各国的观点非常不同。在美国的决策层看来，“全球储蓄过剩”是导致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其内在机制是，贸易盈余国，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通过经常账户顺差积累了巨额储蓄，而这些储蓄又回流至美国，压低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利率，融资成本的降低大大刺激了美国金融业的过度杠杆化，最终形成泡沫引发危机。美国人把所谓的“病根”找到了，“药方”开起来也就容易了：为了避免再次出现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能够健康、平稳地增长，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盈余国应该承担起调节全球失衡的责任，要减少顺差，增加国内消费，同时让汇率浮动。按照美国人的说法，美国非但不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反而是受害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积累了巨额的过剩储蓄才酿成了此次危机；在欧洲人看来，过剩储蓄虽然是危机爆发的一个原因，但根子还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的缺陷：特里芬困境。美国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很难抵制美元由此所享有的“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在国内利益和国际义务之间往往选择前者，结果是过度的货币发行量引发危机。所以，欧洲人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一个真正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美元之外让市场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样一可以约束美国的货币政策，二可以让中国这样的顺差国具有更大的空间来调整经济失衡和过热的压力。

欧洲人对金融危机的这种看法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切肤之痛。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欧美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大通胀”（Great Inflation）的时期：增长乏力、就业恶化和物价上涨“三期叠加”。当时欧洲认为美国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供给迅速增长，美国人以过度消费的形式将大量的美元送入欧洲，但却没有生产出相应的出口商品来使这些美元重新回流至美国，这就造成欧洲美元泛滥的状况。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崩溃并不仅仅在于外汇市场的动荡，而是因为这一体系本身就具有通货膨胀效应，自然不可持续；而美国则认为通货膨胀源自欧洲内部，战后欧洲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工资的大幅提高，而欧洲建立的“福利国家”，又不可避免地使政府支出增加，进而引发通货膨胀，流入欧洲的美元仅仅是为欧洲国家的扩张性政策提供了条件，而与储备货币的供给机制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康纳利面对欧洲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诘难，能够非常轻松和不屑地以一句“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作为回敬。当时欧洲国家要求短期内美国要抑制其国内的过度需求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长远来看就是要限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供应，对储备货币的发行、创造机制进行更有效的管理。欧洲人开出的“药方”是美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让其他国家购买和持有美元资产来解决自身逆差问题，不仅仅要德国，而且也要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以及英国、加拿大和日本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由此，整个世界将进入美元本位，美国充当世界银行家的角色。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承担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负担。欧美之间关于国际货币政策的理念在本质上是冲突的，20世纪70年代愈演愈烈的国际性通货膨胀和美元长期的持续走弱的严峻现实，迫使欧洲人正视这一理念差异，不再幻想与美国人达成全球性的货币妥协，而是主动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对此进行回应，欧洲的货币一体化以及后来欧元的诞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现实的。

很显然，在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诊断上，中欧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也符合中欧的共同利益。首先，无论是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中国还是作为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欧盟，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这就要求作为实质上处于“锚货币”地位的美元币值保持稳定。所以，敦促美国履行其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义务，约束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是中欧的共同诉求。其次，中国和欧洲都希望避免出现美元突然崩溃的危机。一旦美国债务规模的积累超过了债权国能够容忍的程度，美元信用突然出现危机，美元资产被大量抛售，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世界经济体将遭受重大的打击。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得到纠正的情形，是中国和欧盟都竭力希望避免的，双方都希望能够以相对公平、平稳的方式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为此，双方都希望国际货币体系能够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变得更为多元、合理，同时要促成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全球财经金融政策层面进行协调合作。在2008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华盛顿峰会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要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在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上，胡锦涛进一步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要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中国政府的这一倡议得到了欧洲人的回应。2009年7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应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多元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他希望全球领导人对国际货币体系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讨论汇率问题和实施一种基于多种货币而非美元单一货币的“多元货币体系”的可能性。萨科齐特别提到：“目前，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布雷顿森林协议的产物。６0年后，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政治上多极化的世界难道不应该有一个与其相适应的货币上多极化的世界吗？”2010年12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中国与欧盟经贸高层对话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了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参加会议的欧盟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雷恩当日向媒体透露，中国和欧盟就改善国际货币体系达成了一致，虽然会议并未公开双方达成共识的具体内容，但这至少说明中国和欧盟都认识到了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缺陷，并愿意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共同努力。法国更是把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为其2011年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任内的主要目标，为了获得中国的支持，在2011年3月，法国特意在南京举行了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级别研讨会。

然而，中欧此次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努力，成果非常有限。在法国戛纳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并没有提及约束美元“嚣张的特权”，也没有就各国汇率的协调问题形成决议，更没有正式讨论扩大SDR（特别提款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范围，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可以代替美元，承担计价和储备功能的国际货币。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难度非常大，另一方面也在于欧洲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受益者，其改革的意愿和动力并不十分充足。更为重要的是，在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的冲击下，欧洲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强，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首先要触动的就是美国的利益，这让欧洲人很难在这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但是，中欧之间的金融合作并未就此止步，双方及时调整了合作的方向和路径，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开辟新路径：中欧资本的互联互通

由于货币所具有的天然权力属性，金融货币合作注定将是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它既能够为合作双方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最容易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和猜忌。所以，合作路径的选择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就中欧双方而言有着两种可供选择的路径。第一种可称为战略导向型，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将直接导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如此，双方将更多地采取政治合作的方式，比如在改革IMF治理结构的前提下，协调双方在IMF中的立场，共同推动SDR使用范围的扩大和发行量的增加，特别是通过用SDR作为部分大宗商品的计价单位，来稳定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积极实现SDR在私人部门的使用；也可以通过政府间协议的形式转换双方的外汇储备和贸易往来所使用的币种，改变目前美元“一币独大”的局面。第二种为需求导向型，这是指在互利的原则下通过解决彼此在金融货币领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逐步扩大人民币和欧元的使用范围，主要采用经济合作的方式，着力点在于加强中欧之间的资本纽带，但主要以市场的力量推动。很显然，第二种路径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不太容易遭遇政治阻力，并且合作的主体是中欧双方的企业，中欧之间庞大的贸易量和不断增长的相互投资为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需求空间。近年来中欧以加强资本纽带为切入点，开辟了以中欧资本互联互通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合作新路径。

第一，推动中欧资本市场的对接。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传统上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而发展中国家则往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者，但中国却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吸引外国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对外投资国，仅仅过了一年，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就已经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更为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从之前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型国家，迅速扩展到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可以用“跳跃式”来形容。根据《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2004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仅为0.73亿美元和5.37亿美元，而到了2012年则分别达到了61.2亿美元和315.38亿美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增长了几十倍。自2010年以来，中国对欧盟投资已连续多年超过欧盟对华投资。资本流动的规模增大，速度加快，必然要求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中欧双方在资本市场的对接方面合作潜力巨大。欧委会2015年1月28日启动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资本市场联盟（CMU）计划，旨在建设28个成员国的资本单一市场，消除跨境投资壁垒，降低欧盟内部融资成本。欧洲的金融体系更加“以银行为中心”。欧洲企业融资超过80%的资金来自银行，其余来自资本市场。欧洲人现在认为，基于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不仅能够使经济更快地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还可以有效地避免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同样也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和欧盟目前要做的是非常一致的，中欧在推动双方资本市场连接方面具有共同的意愿和理念。随着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的增多，当前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利用欧洲资本市场融资了。眼下在欧洲，利率处于极低水平，在欧洲资本市场融资能够大大节省成本。2013年中海油首开先河，发行欧元债券，2014年中国国家电网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的香港子公司总计发行了价值16.3亿美元的欧元债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也发行了5亿欧元（约合5.7亿美元）的债券。随着中国企业在欧洲业务的增多且都需要用欧元结算，在欧发行企业债，不仅节省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知名度，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开展，欧洲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升高，中国资本“走向欧洲”，用资本的纽带将中欧企业、中欧市场联系起来，对一带一路的实施意义重大。同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欧洲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会越来越多地到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逐步实现中国和欧洲两个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第二，促进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改革。对于中欧在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方面的必要性，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有过清晰的表述：“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国是快速增长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不断加深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加强中欧双方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协调，有利于维护中欧乃至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促进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欧的金融合作没有停留在口号上，中国对于选择欧洲作为自己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伙伴，是充满信任的，这种信任体现为实实在在的支持。易纲表示，“欧元和欧洲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外汇储备最主要的投资领域之一。按照多元化和分散化原则，外汇储备投资欧元政府债券，不仅有利于维护欧洲金融稳定和国际金融稳定，也能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从而有利于我国外汇储备的总体安全和保值增值”。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欧元资产的投资，对于市场恢复对欧洲的信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欧洲同样也支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诉求，当前中欧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合作虽然不再直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是却在内容上更为务实，基本上遵循着“边际改革”的原则。作为现有国际金融货币制度的接受者，中欧双方并没有放弃对其加以改善的努力。在国际机构改革问题上，欧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治理结构改革做出了切实贡献，同意放弃高估的部分份额及执董会中的两个席位，促进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代表性和发言权的提高。在美国国会执意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通过的情形下，欧洲国家一直敦促美国履行承诺。201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IMF2010年改革方案。这标志着2010年改革方案在拖延多年后将正式生效。由此，IMF份额将增加一倍，从2385亿SDR（特别提款权）增至4770亿SDR，并实现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转移份额6个百分点。其中，中国份额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欧洲也支持人民币加入SDR的货币篮子，这都让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此外，为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同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欧洲还是中国建立海外人民币清算安排最多的地区；在政策协调层面，中国政府与欧盟，以及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建立了机制性的财金对话，这为中欧之间沟通和协调全球金融治理事务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和平台。

第三，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2015年6月30日，中法两国签署了《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这是国际上首次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主题签署的合作协议。实际上，近年来“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已经成为中欧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方向，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就是用资本纽带将中欧各自的优势产能进行对接，面向全球来开拓新的市场。所以，打造中欧之间稳固、灵活的资本纽带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国家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则通过接受中国加入该行的决议，同时双方还决定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的原因。通过这一系列的金融机制安排，中欧之间真正地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强韧有力的资本纽带将使中欧成为全球合伙人，在广阔的亚欧大陆、拉美和非洲寻找更大的投资空间。在国际贸易中，商品虽然是跨国流动的，但商品背后不同国家的“人”却可以不见面，货物和货款按合同约定及时到位即可；但投资与贸易不同，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不同国家的社会连接在了一起，为了保证商业上的成功，投资各方必须去主动理解和适应对方的法律规范和风土人情，资本背后的“人”必须要面对面地交流，这实际上意味着不同国家间的社会在融合，这是单纯的贸易所达不到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但是“民”如何“亲”呢？双方的投资和金融往来提供了重要渠道。因此，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相互投资对稳固国家间关系的贡献度要远高于贸易。

当然，要让中欧资本互联互通能够“梦想照进现实”，还需要克服制度和观念上的阻碍。首先，实行单一货币后，一系列的机构和制度被设计和建立来确保欧元的顺利运行，但关于欧元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却相当分散，欧盟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对外代表欧元。与欧盟在金融货币事务方面的合作，中国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欧元代表机构，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状的和多层次的治理体系，这种复杂的治理结构，使得中欧货币金融合作仅仅在技术和程序层面就面临挑战。其次，欧盟对于中欧金融合作抱有较强的戒备心理。货币金融合作虽然潜力巨大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担由于其在政治经济运行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也就更容易触动欧洲人敏感的神经。

以金融合作助力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

2016新年伊始，英国《金融时报》就刊发了其欧洲版主编托尼·巴伯（TonyBarber）的评论文章，题目也足够吸引眼球，叫作“欧洲衰落应引起全球关注”。巴伯在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写道，由于欧洲各国政府、欧盟机构看起来似乎都越来越无力应对同时来自各个方向的众多挑战，欧洲的衰落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巴伯之所以认为欧洲的衰落要引起全球的关注，因为这不仅仅说明欧洲人难以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更在于，作为大西方的核心力量，欧洲的衰落预示着整个西方社会在全球文化、经济、政治及技术领域丧失优势；巴伯担心这一趋势让西方人熟悉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2015年11月份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就发生在音乐厅、体育馆和咖啡厅等这些象征现代生活方式的地点），降低了人们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任，削弱了西方国家政府的行动能力。在国内，许多观察家在谈论“欧洲衰落”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设置了一个参照系：中国的崛起。似乎欧洲的衰落更加反衬出中国的强大，中国对此应“乐见其成”。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衰落的欧洲真得就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不得不再追问一句，欧洲真的衰落了吗？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欧洲？

对于欧洲是否衰落，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怎样的欧洲才符合中国的利益，习近平主席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精彩的阐述。他说，“我们要建设增长繁荣之桥，把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是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要积极探讨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从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可以看出，中欧关系的定位和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而是着眼于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持久、可靠的动力。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繁荣的欧洲，而不是一个衰落的欧洲。只有一个繁荣的欧洲才有能力同中国一起，一东一西形成合力，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新的活力，实现亚欧大陆的经济整合，让各类生产要素在亚欧大市场内自由流通，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相反，一个不断衰落的欧洲不仅无法提供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经济动力和活力，并且长期的衰落会逐渐改变整个欧洲的气质，由开放、包容、温和逐渐滑向封闭、狭隘和偏执，这对于致力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而言，显然不是什么福音。欧洲曾经充满自信。1999年，欧元横空出世，成为可以与美元一争高下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进入21世纪，欧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东扩，成功地从15国扩大到27国，欧盟人口增加到近5亿，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不仅极大地得到了扩展，欧盟的东部边界也从柏林移到了华沙，欧盟核心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大为改善。当时，无论是欧洲的政治精英还是学术精英，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是“欧盟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强调欧盟以自身经济力量、国际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为代表的软实力与美国以军事实力、霸权支撑下的单边主义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不同，强调欧盟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一支战略力量。欧盟踌躇满志地试图用软实力来重新构造世界秩序。那时的欧洲显然是充满自信的，在对华外交政策上也更具远见卓识。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洲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欧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当前的欧洲，对中国的崛起的影响开始疑虑，对华政策上也有保守的趋势。2016年1月13日举行的欧盟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决定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事时，欧盟选择的是推迟决定。显然，一个失去自信，在对外经济中走向封闭，在战略上加速倒向美国的欧洲是中国不愿看到的，中国需要一个繁荣而自信的欧洲，需要一个有自信以更具包容性和长远眼光看待中国未来发展的欧洲。所以，中国对欧战略的关键是要能够找到合适的政策工具来“锁定”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避免欧洲走向封闭的“大西方”。而金融合作除了提供给双方经济红利外，还用强有力的资本纽带将中欧引向全球合伙人的新时代，让中欧关系中的“战略性”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正因为此，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6月29日出席中欧工商峰会时特别提到：让金融合作成为双方利益融合的牢固纽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追求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左凤荣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地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地球村”面临的问题很多，需要治理。随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世界期望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方案，习近平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理想目标与追求。在习近平讲话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在谈到两国关系、周边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他都反复使用这个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逐渐发展而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理念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变革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总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谋求人类社会发展美好未来的目标追求。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新理念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紧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会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人担心中国威胁和侵害其利益，有人担心中国重走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会挑起战争，中国需要向世界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世界期待着中国的主张。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中国为世界的未来提供的中国方案。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清晰而明确地向世界表明：“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4月7日，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次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他表示中方愿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他还具体提出了五项措施：政治上“讲信修睦”，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守望相助”，人文上“心心相印”，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此次演讲把“命运共同体”理念具体落实到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上，“一个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时代潮流，符合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巨大发展潜力。”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进一步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世界好，亚洲才能好；亚洲好，世界才能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亚洲命运共同体”包括四大支柱：政治上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安全上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文化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具体指明了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周边是中国对外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和重点。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了我国对外工作的战略布局，特别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在访问非洲、拉美、欧洲时，习近平也多次提出建立“命运共同体”。2014年7月16日习近平在巴西议会发表演讲时强调，“我们应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表题为《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说：“共同的梦想和共同的追求，将中拉双方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共创中拉关系的美好未来！”2015年12月4日，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习近平说：“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奋斗历程，让中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16年6月17日，习近平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题为《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的署名文章，强调：“中欧应该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为推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表达了中国希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团结协作、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愿望。

习近平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2015年9月28日出席第七十届联大做一般性辩论时，他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境等五个方面，具体谈了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一表述发展和深化了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时进一步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表达了中国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和责任。作为一个奉行和平外交、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中国，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强调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和安全保障，努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占据了人类道义和时代发展的制高点。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他说：“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习近平提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阐述中国对外战略时，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发展壮大起来后，并没有像历史上那些列强那样，谋求称霸和领导世界，而是努力让自己的发展惠及世界人民，特别是惠及发展中国家。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的概念：从地域看，中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都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倡议；从涉及的领域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涵盖经济、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网络等多个领域，其实质是希望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互利合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障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有一个和平环境。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无原则的，他强调：“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也就是说，中国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在为人类谋福祉，其他国家不能借中国的良好愿望，侵犯我们的利益，如果他们不想与我们成为“命运共同体”，还要坚持“零和”游戏，还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也不会听之任之。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传统与现实紧密结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是根植于中华文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也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回应，是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的考量，更是指导未来发展的方向标。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倡导和平的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反映。王毅外长曾在文章中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契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有着深刻丰富的理论内涵。”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其特质是开放、和平、包容的文化，中华文化倡导“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情怀，秉持“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兼爱非攻”、“万国咸宁”的政治理念，“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从中华文化中提炼升华而成的一种价值观。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确实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求同存异”。2011年9月推出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写到：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超越危险的冷战、热战思维，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向世界发出的“中国声音”。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走的一条新路。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列强的崛起带来的是战争与血腥的征服，战争不断，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拿破仑发动了征服欧洲的战争，美国也曾进行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的崛起直接相关、日本的崛起打破了东亚的和平秩序，使亚洲人民遭受了极大痛苦。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未能坚持列宁所倡导的和平发展道路，而是更多继承了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基因，挑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秩序，大搞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先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武力扩张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影响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了最后的失败。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作为一个有悠久的文明史、曾被列强奴役的新兴国家，作为一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要走出一条新路，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打破“国强必霸规律”，让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差别。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世界各国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7年1月18日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强调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当今时代潮流的回应。冷战结束以来，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市场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握了这个时代潮流，顺应了这个大势。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时强调，“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我们认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正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把握，习近平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不少发展中国家人民依然承受着饥寒的煎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相关的现实，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新中国外交优秀传统一脉相承，同时反映了各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愿望以及一些区域和国家建立不同形式共同体的有益经验，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对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一股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潮流令人不安，但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潮流难以阻挡，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全球化中受益，成为一项新的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三、“一带一路”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中国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贡献者和先行者，正如王毅外长所言：“作为中国外交创新的核心成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确立了以坚持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以寻求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以建设伙伴关系为主要路径、以践行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取向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框架，丰富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公共品，突出体现了中国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

我们正在以“一带一路”为引领，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既让中国更好利用世界的机遇，又让世界更好分享中国的机遇，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时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着力点之一就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担国际责任义务，扩大同各国利益汇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大力倡导、推进的“一带一路”就是要寻找各国更多利益交汇点，培育各国新的利益交汇点，用“利益共同体”把各国和各地区联成“命运共同体”。

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倡议召开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宣布投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投行”，启动授权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基础设施投融资新机制，促进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并得到了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响应。中国与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建立授权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缓解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遭遇的“融资难”问题。中国采取实质性举措破解基础设施投融资难题，大力推进G20基础设施投资议程。中国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有意愿、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些区域国际金融机制的建立，旨在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财政瓶颈，为“一带一路”项目筹措资金，提供财政支持。

“一带一路”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契合亚欧大陆的实际需要，已经得到了6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十一篇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第五十一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提出：“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以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手段，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树立了各国共同发展的榜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一带一路”参与国民众。“一带一路”使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岗位，增强各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参与国家的认同。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中俄在稳步推进交通、跨境基础设施、物流及其他双方重点关注领域的项目合作。习近平和纳扎尔巴耶夫一致决定，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哈方“光明之路”经济战略对接。中国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同意将中白工业园项目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标志性项目。2016年11月3日，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批准《2017-2021年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等多项合作文件和决议，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发展到各个领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日趋成熟，正在共同打造涵盖交通、金融、科技、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2016年11月5日，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共同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和关于开展三海港区基础设施、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签署了涵盖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未来五年中国实施的“十三五规划”，重点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外合作共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好基础。

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强调与各国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就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在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牢牢把握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一带一路”建设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岗位，增强各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总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挑战层出不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理念、新目标，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潮流，反映了民众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所向。习近平不仅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努力把这一新理念变成现实。“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世界各国一道解决世界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通过与沿线各国的合作，让那些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许多国家也确实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同时，“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也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实现“人类共同体”这一理想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步一步向前走，需要在发展双边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时，都努力深化共同利益，通过“利益共同体”实现“命运共同体”。中国将继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一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在对外交往中，我们强调使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使世界各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现在中国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国家，我们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带动了许多国家的发展。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让世界更好地分享中国的机遇，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