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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什么是唐纳德·特朗普？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梁亚滨

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不仅要选第58届总统，还要完成435位全部国会众议员和1/3国会参议员的改选，一些州长和州议员也要重新选举。此次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大选之一，也是意识形态分歧最为严重的大选之一，不但表现出美国社会阶层的巨大分裂，也预示着美国未来战略走向的重新调整。11月8日大选日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而且最终结果也震惊了整个世界，开始一再不被看好的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居然从开票的开始就一路领先，尽管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出现长时间的胶着状态，但最终还是凭借超高的人气先后拿下俄亥俄、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等多数摇摆州，颠覆选前绝大多数主流民调预测，挫败了希拉里·克林顿迈向“美国首位女性总统”的进取之路，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但问题是，为什么之前的认为希拉里将获得大胜的民调与最终结果却相差这么大呢？

一、2016年美国大选的社会背景

2016年美国大选最为重要的社会背景为两极分化愈发严重，造就一大批对现状不满、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群体。这种不满的根源就在于美国社会结构在过去十年的巨大变化。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致命缺陷。这也进一步阻碍了阶层之间的流动，导致社会阶层固化，破坏自由、平等和民主。

2007年，美国遭遇次贷危机，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从数据上来看，经过奥巴马政府长达八年的努力，美国经济已经实现复苏，选前最新数据显示失业率创历史新低，降至4.9%。2009年该数字曾一度高达10%。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这一轮所谓的“复苏”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受益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盖洛普还是皮尤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都认为美国经济不但没有真正复苏，反而存在严重问题。盖洛普调查揭露，自认是中产阶层或中上阶层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从2000年至2008年的平均61%剧降至2015年的51%，减幅达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自认为是工人阶级或者下层阶级的百分比则从2000年的33%急剧增加到47%-48%。

在这些认知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受教育水平是一个重要变量。自认为不再是中产阶级的人群中，本科毕业生群体变化比例最高，从60%下降到45%，下降了15个百分点。其次是初中及以下群体，从42%下降了13个百分点。变化最小的群体是研究生群体，只下降了6%。同时，年龄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30-49岁和50-60岁的中、老年群体是失落感最为强烈的群体，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从63%和65%下降到48%和49%，降幅高达15到1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社会的中坚力量越来越有失落感。从收入上来看，年均收入在3万至7.5万美元之间的群体变化最大，其次是年均收入7.5万美元以上的群体。另外从党派属性来看，相对于民主党支持者，共和党群体的失落感更为明显。

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底的研究数据也得出了类似且更加严重的结论，即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到一半，从1971年的61%减少到49.4%。实际上，尽管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可能仍在就业，但距离失业、未充分就业或工资被削减，仅一步之遥。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也显示，自2010年以来，拥有全职工作的人在美国成年人口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8%左右，这是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只能从事兼职工作而非全职工作的人群高达600万人。事实上，即便如此，依然存在巨大的失业群体，很多人由于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未能找到工作就最终放弃了继续到失业部门进行登记，不再寻求就业。而且，十月份的工资强劲增长其实是长期等待的结果，长期的工资停滞实际上已经令很多人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没有从过去七年的经济缓慢复苏中享受到获得感。总体来讲，曾经是社会中坚和稳定器的中产阶级比例大幅度萎缩，导致精英阶层与底层人民的对立更加严重。这导致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层面，美国社会均越来越难以实现共识，极端对立的政策将不断在左右两端的政治光谱中摇摆。

与贫富分化相伴的是美国国内不同阶层的流动性降低，阶层固化趋势愈发严重，政治生态也愈发意识形态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其《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政治问题：“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在他看来，“美国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且政治体制越来越向上层群体倾斜”；“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既无效率也不稳定；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金融危机加速了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体制不平等。社会阶层随之趋向固化。如果社会阶层流动性充分的话，占人口总量20%的最底层人群中将只有20%的人的孩子会继续留在最底层。这方面，丹麦的数据是25%，英国的数据是30%，而在美国是42%。最底层的20%人群进入最上层的20%人群的概率，丹麦是14%，英国是12%，美国是8%。教育在美国是影响收入水平较高的因素，因此教育数据更能够直观说明问题。美国知名大学的学生构成比例为：9%来自底层50%的人群，74%来自上层25%的人群。来自低收入家庭但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中有29%大学毕业，来自高收入家庭但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中有30%能大学毕业。

所以，几乎所有群体，特别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群体越发对现状不满。这种认知变化也带来剧烈的政治影响，尽管“中产阶级”这一术语依然能够获得共鸣，但是政治家已经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使用该术语来称呼他们的支持者。希拉里的一个声明视频中就曾用“日常的美国人”（EverydayAmericans）来取代“中产阶级”。在她的竞选网站首页上就写道：“日常的美国人需要一个冠军。我想成为那个冠军。”这表明希拉里已经意识到在竞选战略中需要注意修辞，力求使用更具包容性、更容易被接受的术语，避免引发选民的不满。这反证了一个事实，即中产阶级不再是社会能够被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二、特朗普的竞选策略更容易被底层民众接受

未来学大师、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曾在1990年出版过一本书《权力的转移》，成功地预测到类似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商业巨头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他在书中写道：“商业巨头的大名就像好莱坞的影星一样，经新闻媒介的传播在公众眼前飞来晃去。像唐纳德·特朗普或者李·亚柯卡那种靠自我奋斗起家，身边常围着一批热衷于搞宣传吹捧的人，正在成为商业界实力人物的象征。这批人业已成为喜剧中的讽刺对象。他们及其所雇用的文人墨客炮制出最畅销的作品。这些人甚至被提名，或者已被安排提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潜在候选人。商业活动已进入格里兹时代。”“过去商业史上的明星也不乏其人，但昔日商业明星们的发家史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新经济的表面包裹着一层商业活动所需要的、新型的、华而不实的魔力。”“在新经济中，信息所涉及的范围，其中包括从科学研究直到那些骗人的广告，起着日渐增强的作用。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崭新的‘财富创造系统’正在崛起。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戏剧性变化。”

回顾特朗普的商业历史，充分体现出“格里兹”时代的特征：充满着“需要的、新型的、华而不实的魔力”，以及“从科学研究直到那些骗人的广告”。这些“格里兹”魔力和欺骗不断起着日益增强特朗普影响力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其权力，从商业漫溢到政界。特朗普数次破产又重新崛起的经历，对很多普通民众—特别是遭遇挫折的民众—来说，成为他们寄托希望的唯一载体。所以，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剑走偏锋的路径，豪赌不满现状的人数超过了希望维持现状的人数。因此，特朗普在整个大选期间，并没有遵循传统竞选套路—初选阶段走极端以搏“出位”，大选阶段则尽可能向中间路线靠拢以扩大支持—而是将对抗性的极端路线从头贯彻到尾。特朗普的竞选政策简单总结可以称之为“精兵简政，矛盾外移”。

面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巨大变革，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都很清楚经济因素在这场变革中的重要性。所以，2016年9月6日两位候选人的首场电视辩论，第一个议题就围绕就业和工资增长。希拉里强调创造经济“强劲增长、公平增长和长期增长”的条件，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鼓励企业和员工分享盈利所得，鼓励各州根据实际情况提升各州的最低工资，通过改善资本利得税来鼓励可持续发展性企业。她特别指出：“美国的经济应该服务于所有阶层，而不只是上流阶层。”同时，希拉里·克林顿希望为非法移民打造获得公民身份的快速通道。纯粹就数据和理论而言，2016年的经济情况有利于希拉里赢得大选。大选日之前的三个月，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9%，成为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好的一个季度。10月份美国经济增加了16.1万个就业机会，而且是连续第73个月增加，显示经济运行健康稳定。劳工部长汤姆·派瑞兹（TomPerez）指出：“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显示经济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工资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8%，是2009年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月份。这也表明美国经济正在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大萧条中恢复，对大选必然产生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就业报告一般都被认为是对总统大选结果有绝对性影响力的因素。总体来说，漂亮的经济数据有助于执政党赢得大选。

与之相反，特朗普则承诺减税和放松管制，减轻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特朗普认为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增加了美国企业的负担，导致就业岗位流失，特别是向墨西哥、中国等国的流失。他认为美国需要“大幅缩减企业税，税率从35%缩减到15%，让企业留在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根据穆迪、牛津经济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希拉里的政策比特朗普的政策更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但是，在美国社会普遍存在巨大不满的社会背景下，将问题原因归结于外部而非自己的方法更容易令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底层人民所接受。面对希拉里的竞选优势，2016年10月22日，仍是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来到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发表演说，全面阐释了他如果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后将在100天内实施的新政，向选民立下“契约”。

“百日工作”计划要点：

清除华盛顿腐败和利益勾连的六项政策措施：

（1）动议宪法修正案，规定所有国会议员的任期上限；

（2）除军队、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部门外的所有政府部门停止招聘新员工以削减开支；

（3）以后每产生一条新的联邦法规，必须先废除两条旧的；

（4）所有白宫和国会官员在离开公职后五年内不得担任政治游说者；（5）所有白宫官员终身不得代表其他国家政府从事政治游说活动；（6）全面禁止外国说客为美国的选举活动筹款。

保护美国工人的七项行动：

（1）宣布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根据该协定第2205条退出；

（2）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3）指示财政部长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4）指示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识别所有给美国工人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贸易活动，指示他们在美国和国际法律框架内穷尽一切手段，立即阻止这些贸易损害行为。

（5）取消总价值50万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储备生产限制，包括页岩气、石油、天然气、清洁煤；

（6）取消奥巴马、克林顿政府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限制；

（7）撤销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高达十亿美元的资助，将这笔资金用于修复美国水资源和环境基础建设。

上任第一天即采取的恢复安全和法治五项措施：

（1）废除所有奥巴马签发的违宪行政令、备忘录和总统令；

（2）启动联邦大法官遴选程序，从20人名单中选出一位接替已去世的斯卡利亚首席大法官；

（3）取消对所有保护非法移民城市的联邦资助；

（4）开始遣返超过200万的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若对方国家不愿接收，则取消向他们提供的签证便利；

（5）停止从有恐怖主义倾向且移民审查失效的国家接收移民，所有进入美国的移民必须接受终极审查。

与国会一道采取的立法行动：

（1）中产阶级税务减轻和简化法案。这是一项旨在通过减税和简化税法使GDP增速达到4%、产生2500万个新工作机会的经济计划。与之配套的还有贸易改革、宽松法规和取消美国能源限制等举措。商业税率从35%下调到15%，数以万亿美元的美国企业海外资金以10%的速度回流；

（2）终止离岸法案。通过设立关税来抑制美国公司诸如将总部设到海外、产品返运回美国时避税并解雇美国本土工人的全球化行为；

（3）美国能源与基建法案。通过税率优惠撬动公私伙伴关系、争取私人投资，从而推进一项为期十年、总额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

（4）学校选择与教育机会法案；

（5）撤销和替换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代之以健康储蓄账户；

（6）可负担的儿童保障和老年人保障法案；

（7）结束非法移民法案；（8）恢复社区安全法案；

（9）恢复国家安全法案。减少协防支出，增加军事投入，重建军力。为退伍军人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建立新的移民筛选机制，确保新移民支持美国人民和美国的价值观。

（10）反贪腐法案。清除不良风气，减少特殊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特朗普的百日计划总体来看可以突出体现出其竞选纲领“美国优先”的理念，同时也体现出共和党“精兵简政”和加大军事投入的传统风格。此外，选择葛底斯堡作为公布旨在使美国再次强大的百日新政发布地，首先为了向林肯总统致敬，同时表达要扭转美国“败局”的决心。无论是地点选择还是政策内容，特朗普的新政都非常容易唤起共和党人的热情和认同。与希拉里相比，特朗普的优势在于其政策主张简单、通俗、易懂，很好地迎合了美国中下层白人的焦虑心理。这些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和收入水平均偏低的白人男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越来越感受到挫败和失落，对自由贸易、照顾少数族裔、推动同性恋合法化等问题越来越不满。这种不满和愤怒转化为有排外倾向的本土主义和反对精英控制的民粹主义，进而转化为对特朗普的支持。如果我们把本次大选当作一个观察指标的话，美国的中产阶级由于数量萎缩已经大大削弱了稳定社会的功能。特朗普胜选很可能意味着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的分水岭，未来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分歧将更加严重，社会不同阶层的割裂也将更加难以弥合，不同党派的政策主张也可能更加倾向于极端化。

三、新媒体的出现大大削弱了政治精英引导舆论的能力

近代以来，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普及极大推进了世界民主化进程。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是民众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这也赋予大众传媒巨大的权力，既是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也拥有教育和引导民众的启蒙力量。但这样一个权力长期以来基本上掌握在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可以凭借巨大的财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媒体的幕后操纵者。知识分子则自认为掌握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真理，时刻不忘教育民众并替民众做出关于未来的选择。这一现象在美国尤为突出。因此，我们会看到美国历任总统大选中的重头戏都在媒体上展开，无论是广告还是辩论。媒体也因此成为选举费用的主要流向。

但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网络的发明和普及，使自媒体成为可能。凭借Facebook、Blog、Twitter等自媒体工具，人人都成为信息的制造者、编辑者和传播者。原本由精英通过传统媒体所垄断和控制的信息流动，在现实中被迫向掌握新媒体的普通民众开放。民众的自我觉醒也越来越明显，不再轻易接受精英阶层替他们做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本身就话题不断且热衷于推特等新媒体的特朗普在自媒体时代能够更加容易脱颖而出。此外，自媒体的出现增强了民众自身的话语权，天然产生了对传统主流媒体的对抗意识，总是需要以标新立异的方式来挑战传统媒体的权威。这既是自媒体的本质属性，也是生存之道。所以特朗普以反建制派斗士的角色出现时，就自然受到大多数对传统主流权威不满群体的追捧，成为他们对抗传统主流权威的重要同盟军。

当主流媒体不断抓住特朗普的不当言辞进行猛烈攻击时，却对希拉里的“邮件门”等诸多违规行为选择轻描淡写地略过。这种明显的“偏见”进一步增强了普通民众对建制派的厌恶。在两位参选人的Twitter大战中，支持特朗普的热度远远超过了希拉里，而且站在特朗普一边的大多明确地表达支持，而偏向希拉里一边的多表示中立态度和嘲讽特朗普。这种明显的差别却被主流媒体所轻易或刻意忽视，所以当出现打着科学旗号的民意调查最终与真实结果谬以千里时，也就不难理解了。特朗普本人又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候选人，他以各种出格言论不断挑战政治正确使之能够长期在媒体上保持热度。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特朗普总能够使自己站到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中，能够凭借较少的广告投入就保持超高的曝光度。相比之下，希拉里如果想要保持同样的曝光度则需要更加巨大的广告宣传投入。与希拉里大规模进行电视广告不同，特朗普的竞选经费大多集中在印有其头像或名字的旗帜、棒球帽和T恤衫上。

对特朗普的吹捧明显地体现在与竞选有关的国际贸易订单和出口数据中，甚至成为成功预测特朗普胜选的关键依据。大数据分析早在2016年初就预示特朗普可能会赢得大选，因为购买支持特朗普的衍生产品的订单数量远远超过支持希拉里的衍生产品的订单数量。阿里巴巴国际站解释称，类似面具这样的大宗采购商基本都直接来自国外大的贸易商、批发商。这些贸易商的采购需求大多直接来自于当地政府、党派和财团，也有一些有组织的粉丝团。所以从某种程度看，订单数量体现了当地人对不同候选人的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来自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上的关键词搜索量，也能显示出普通美国消费者的倾向。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在美国是排名前三的跨境电商平台，但和亚马逊、eBay不同，其特点是“中国制造”的集中输出地。从海外买家在速卖通上查询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情况，可以洞察出美国选民的心态。数据显示，从2月1日（初选开始）到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唯一候选人，他在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上的搜索次数及周边产品的销量都远远超过希拉里；在相关产品页，特朗普也再次领先：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与特朗普相关的产品有11页，而与希拉里相关的产品只有短短3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产品的买家普遍表现得更加热情，晒买家秀和发表留言的比比皆是，而且留言绝大多数都表示支持特朗普。相比而言，买希拉里产品的买家更加朴实平和，缺乏热情。选民在网上进行晒买家秀和发表留言的行为进一步增强了持同一或者类似观点人群的集体认知，在彼此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强化这种认知。同时特朗普在推特上的高频发声与亮相，进一步拉近了他与支持者的距离，增强了彼此间的热烈互动。所以特朗普的“死忠”粉丝往往会更加忠诚热情地去影响其他人，而希拉里的支持者则往往不屑于做这种事情从而削弱了扩张影响力的机会。

四、选举人团制度是州权和民权的统一，导致巨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不是由国会选举，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而是由选民选举的选举人组成选举人团进行选举。选举人团共有538名选举人，即538张选票，只要某一位选举人能够获得270张票，即可当选。每个州的选举人团选票和该州的参众两院议员名额相符，每州至少会有一名众议院议员和两名参议院议员，因此每州至少会有三张选票。根据宪法第23条修正案，首都哥伦比亚特区被给予三张选举人团选票，在选举人团的投票资格和程序上与其他州一样。每位总统候选人都有支持自己的选举人，这些选举人往往由该候选人的政党决定，但是各州的产生方式也多有不同。通常情况是，政党会在州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上提名选举人，每位总统候选人都会有自己的选举人名单。选择“选举人”往往根据他们对政党的贡献而做出，大多数是州政府官员、政党领袖或是与总统候选人存在特殊私人关系或政治联系的人。在大选日，各州的选民们通过给自己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投票来选择“选举人”，因此选举人的名字不一定会在选票上出现在总统候选人名字的下方。所以，选民在投票的时候看上去是在选总统，但实际上是在选举支持某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除了内布拉斯加和缅因州，获得最多选举人票数的候选人可全数取得该州的选举人票，即“赢者通吃”。在内布拉斯州和缅因州，获得最多选举人票的候选人将获得两张选举人票，另外一张将给予在该州国会众议院议员选举中获胜的一方。因此，这两个州的选举人票是有可能分配给两个候选人的。

可以说，这样的制度设计并不完全符合民主的原则，因为获得最多选举人票的候选人未必是获得普选票最多的候选人。例如2000年的总统大选，尽管小布什凭借超过270张的选举人票成功当选总统，但是从全国来看他获得全部普选票并没有其竞争对手戈尔多。但是，美国总统选举除了体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外，还要体现作为合众国组成部分的州的权利。本质上来看，该制度的设计理念所体现的并不是普选制，而是州权与民权的妥协和统一。与参议院议员数量相等的100张选举人票再加上法律赋予哥伦比亚特区的两张选举人票所代表的就是州权。剩下的346张代表的是民权，即以人口多寡计算的票数。“赢者通吃”的原则进一步将一州之内的选举权力统一，事实上增强了州权，即本州要作为一个整体发出一个统一的声音来参与总统选举。这样的设计有助于造就强势总统。因为一旦总统成功当选，就意味着他获得了50%以上的支持率。比较而言，实行普选制总统制的菲律宾情况就完全不一样。2016年5月11日的菲律宾总统选举，杜特尔特凭借39%的得票率就成功当选总统。这显然无法从逻辑上证明杜特尔特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只能说他获得相对多数的支持。

当然，选举人团的制度设计也必然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敢确保胜选。即便候选人在一州之内只是以微弱多数获胜，也能在“赢者通吃”的原则下立刻获得整个州的支持。从最终结果来看，特朗普获得了304张选举人票，占全部选举人票的56.5%，成功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但是实际上他只获得了46%的普选票，比希拉里少了近300万张选民票。但反过来，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让参选人时刻要对选民心存敬畏之心，否则稍不注意就会被选民抛弃。民主党和主流媒体之前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终于为这种傲慢受到了选民的惩罚。

五、沉默的大多数最终投票支持特朗普

事实上，本次选举大大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从刚开始时就对民主党不利。迟至2015年底，也只有很少人认为民主党会赢得大选，因为历史上民主党只有两次连续三次赢得总统大选。在201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胜，同时拿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也给民主党角逐2016年的总统大选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这也是相比民主党，共和党有多位参选人出来竞选的原因。

但是，特朗普的横空出世，彻底打乱了共和党的阵脚，也大大增加了希拉里获胜的概率。特朗普个性张扬，高调炫富，不断挑战“政治正确”底线的出格言论招致整个建制派的厌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此前媒体就曾爆出，共和党的一批元老级人物拒绝为其背书，例如老布什就曾说将投票给希拉里。但是美国选举政治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真实的民意未必如同政治家所期待或想象的那样去发展。在选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开宣称支持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否则就会被贴上“种族主义”“极右分子”“歧视女性”等不道德的标签。所以当主流媒体在做民意调查时，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厌恶，相当多的人隐瞒了自己真实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知道做民意调查的那些人知道他们的住址、电话甚至其他信息。这是导致民调不靠谱的直接原因。在选前一天，知名的政治预测网站FiveThirtyEight的调查显示，希拉里胜选的概率为81.5%，特朗普仅为18.4%。在开票当天，纽约时报最初的预测依然给予希拉里90%以上的高估值。但是当希拉里试图携民调一路高歌时，却受到开票结果的无情打击。选民用选票狠狠地教训了建制派和主流媒体的傲慢。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光谱：“白”“右”“军”“商”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梁亚滨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宣誓就职，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以各种出格言论和非常规做法不断挑战美国政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被贴上“反建制派”的标签。这虽然让特朗普能够以剑走偏锋的方式赢得大选，但是也撕裂了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些价值观共识，即便在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对特朗普本人的强烈厌恶氛围。例如此前媒体就曾爆出，共和党的一批元老级人物拒绝为其背书，老布什就曾说将票投给希拉里。这使很多共和党政治精英不愿意主动为特朗普政府效劳，大大削弱了特朗普政府的执行能力。所以，最终进入特朗普政府的人员也多持有各种偏激的观点，进一步加剧了内部斗争，降低了白宫的工作效率，也造成短短一年时间内多次出现内阁人事变动。新当选总统第一任期的首批内阁人选，一向有着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总统往往通过组阁，勾勒出未来政策方向。总体来看，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光谱较为偏右，主要由“白”“右”“军”“商”组成，属于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本质上代表了共和党鹰派，同时向军队和商界示好，与奥巴马政府偏向少数族裔和知识分子的倾向截然不同。同时，内阁成员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年龄偏大和人事变动频繁，大大削弱了政府的运行能力，说明特朗普政府执政经验不足。

一、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成员

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58岁，出生于印第安纳州哥伦比亚市，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罗伯特·麦金尼法学院，前印第安纳州州长。2010年，印第安纳州的人口种族构成如下：84.3%为白人，9.1%为黑人（非洲裔美国人），1.6%为亚裔美国人，0.3%为印第安原住民，2.0%为混合的种族（两种或两种以上种族混血），其他种族2.7%。截至2016年白人比例都在84%以上。宗教上，基督教占据绝对主流地位，67%的人口是新教徒﹙Protestant﹚，罗马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占20%。1988年和1990年两度竞选国会议员失败后，彭斯在1994年至1999年间成为一个保守主义电台和电视脱口秀主持人。2000年竞选国会众议员成功，并连任至2013年，其间曾在2009年至2011年间担任众议员共和党团主席，成为该党在众议院的第三号人物。2013年成为印第安纳州州长后，彭斯实施了印第安纳州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政策，扩大教育投入，大幅增加了该州的预算盈余。其间，彭斯通过了限制女性堕胎的法案，以及颇具争议的“宗教自由复兴法案”，受到来自党内温和派、商业团体和同性恋支持群体的猛烈抨击。随后，他也曾签署法案禁止基于性取向、性别和其他原因的歧视。彭斯在美国国内被普遍认为是强硬的保守派人士。2016年7月，迈克·彭斯放弃州长连任竞选，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在移民政策和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他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不赞成排斥外来移民和设立贸易壁垒。彭斯自认为是有原则的保守主义者，支持茶党运动，强调他首先是基督徒，其次是保守派，最后是共和党人。

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65岁，在德克萨斯州长大。德克萨斯州是美国坚定的红州，是共和党的大本营。种族上，白人占52.4%，拉美裔人占32%。宗教上以基督教为主，新教徒占人口总数的66%，另外还有23%的罗马天主教徒。蒂勒森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土木工程专业获得学位，1975年加入埃克森石油公司，并不断获得晋升，最终在2006年成为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CEO），成为这家世界第六大公司的掌舵人，直到2016年加入特朗普的总统竞选阵营。蒂勒森有很多不同的头衔，曾兼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董事会成员、美国石油组织董事会成员、美俄商业理事会董事会成员、美国工程院成员、美国商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还是美国童子军的长期志愿者，曾经获得童子军的最高军衔鹰级，在2010年至2012年间担任童子军全国主席。蒂勒森是共和党的长期支持者和捐献人，但是从没有为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提供过捐献。不像其他内阁成员，蒂勒森本人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思维，跟总统也没有私人交往历史。他在卸任童子军全国主席后依然担任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曾经在2013年力推该委员会废除了一项禁止同性恋成员加入童子军的长期禁令。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认为蒂勒森是“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关键领袖”。相信正是蒂勒森的这种广泛阅历和沟通协调能力使之成为特朗普选择国务卿的关键考量。据传，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向特朗普首先推荐的蒂勒森，并且获得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支持。可见，蒂勒森总体上获得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认可。此外，特朗普阵营的核心成员首席战略分析师史蒂芬·班农和女婿贾瑞德·库什纳也大力支持蒂勒森。2017年2月1日，蒂勒森的任命在参议院以56票对34票获得通过，担任美国第65任国务卿。但是，蒂勒森没有从政经验，而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也成为政府内外怀疑其能力的理由。早在1999年蒂勒森就与普京相识，2013年被普京授予“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Orderof Friendship）。2014年，蒂勒森曾经代表埃克森石油公司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商业协议，反对对俄进行经济制裁。但是，仅仅上任不到一年，白宫就已经传出消息：蒂勒森也有可能会提前下课，原因是经常与总统唱反调，例如在朝核问题上，曾公开宣称“特朗普的讲话只代表他”。尽管特朗普总统本人曾经在推特上公开称否认蒂勒森会离去，但是在特朗普的哲学中新闻和假新闻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而且转变往往就在最后的一瞬间。国务卿是副总统之后的首席内阁成员，职权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虽然由总统提名任命，但并不是总统的跟班，而是拥有自己的班底和独立空间，往往也会反映其他派系的利益。实际上，这也是对总统的一个制衡。如果蒂勒森真的去职，而换上更加“听话”的人选，那么特朗普政府的“右倾”色彩将更加浓重。

白宫首席战略分析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63岁，特朗普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前主席，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哈佛商学院，曾为海军军官和高盛银行家，特朗普政治盟友、极右翼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曾被称为“美国最危险政治人物”。他使曾经就职的布莱巴特新闻成为“极右翼的平台”。在20世纪90年代，班农曾在好莱坞电影和媒体行业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执行制作人，在1991年至2016年间曾制作过18部电影。班农的经历使之成为一名极具想象力的右翼分子，自诩为经济民族主义者，反对自由贸易，主张减少移民。班农和彼得·纳瓦罗都劝说特朗普实施更加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且公开与其他持不同政见的人进行争吵。班农对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持怀疑态度，反对美军扩大在阿富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介入。首席战略分析师是特朗普政府专为班农量身配置，是总统最亲密的顾问，为政府制定长期战略，并向总统提供关键领域的政策咨询。作为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一员，该职务任命并不需要获得参议院认可。首席战略分析师的职位类似于白宫办公室主任，与之共同做出政策决定，随后也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但是，班农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主张使之在白宫到处树敌。2017年4月5日，班农被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移除，8月18日，迫于压力辞职回到布莱巴特新闻网。离开白宫后，班农向共和党建制派公开“宣战”，支持共和党内的非主流候选人。2017年补选阿拉巴马州参议院席位期间，班农积极地支持备受争议的罗伊·摩尔（Roy Moore）。但随着摩尔失败，班农的政治战略也开始受到质疑。虽然班农已经离开特朗普政府，但是他的思维模式和行事逻辑依然有助于人们认识特朗普政府，特别是总统本人。班农在日本曾发表演讲指出，要在白宫外继续为总统战斗。2018年1月5日，美国专栏作家沃尔夫出版《烈焰与怒火：特朗普白宫内幕》，书中大量引述班农的话对特朗普家族进行了大肆攻击，例如指责库什纳为“叛国者”，引发特朗普总统的极度愤怒。2018年1月7日，班农发表长篇声明，称对特朗普的支持“毫不动摇”，还称赞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为“爱国者”，意图缓和与特朗普的紧张关系，但显然已经造成两人之间的决裂。然而，像班农这样的“思想家”，其作用显然不能够单纯从其与总统的关系来进行评价，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分析师，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思想在特朗普那里形成了共鸣。换句话说，无论特朗普总统本人及其政府与班农的关系如何，都将受到班农的思想影响。根据班农的概括，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主要有三个支柱：一是阻止大规模非法移民，保持美国的种族和宗教信仰；二是把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三是弱化海外战争。

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JohnF.Kelly），66岁，退役四星将军，前国土安全部部长，2017年7月28日接替莱茵斯·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担任白宫办公室主任。普里巴斯曾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曾经在2016年总统大选初选中公开批评特朗普，但是随后又顶着党内巨大压力号召党派团结支持特朗普，为特朗普赢得大选立下汗马功劳，也因此被特朗普提名为白宫办公室主任。但是在任职期间，白宫发生多起泄密事件，7月27日普里巴斯辞职，由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接任。凯利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担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负责美军在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联合作战任务。在2008-2009年期间，凯利曾担任驻伊拉克多国部队指挥官。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依然没有彻底赢得美国公务员体系的足够尊重，这也是普里巴斯担任白宫办公室主任期间不断发生泄密事件的原因之一。所以，凯利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白宫系统，通过军人作风和方式，提高白宫的工作效率和保密措施，增强白宫权威。凯利上任第一天就开除了白宫新闻主管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后者刚被任命十天。据报道，凯利开除斯卡拉穆奇是因为后者曾吹嘘可以直接面见总统，而非通过白宫办公室主任。随后，凯利又开除了特朗普政府中最具争议的人物—白宫首席战略分析师史蒂夫·班农。总的看，凯利就任以来大大削弱了特朗普政府的极右翼和民粹色彩，有利于政府基调向主流建制派靠近，更重要的是减轻政府内斗，有利于政令畅通。纽约时报10月份的一篇深度报告指出：“就凯利先生来说，作为一个温和人物和号称白宫内的成年人，他成为针对爱国主义、国家安全和外来移民不同情感相互融合的港湾，与他那位奉行强硬路线且直言不讳的老板形成了对比。”

此外，特朗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贾瑞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虽然只挂着总统顾问的头衔，但凭借与总统本人的亲密关系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影响力非常大。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erbert Raymond McMaster），55岁。实际上，特朗普总统的首任安全事务助理是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58岁，退役陆军中将，曾在军队服役33年之久。在特朗普竞选期间，弗林曾担任军事和安全政策顾问，也是一名对“政治正确”不屑一顾的有争议的人物，对伊斯兰教的强硬粗鲁态度使之备受争议。弗林对俄罗斯怀有好感，在2016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曾表示，美国应该加强同俄罗斯的合作，与普京保持建设性关系，“普京将是美国在某些事情上的可靠伙伴”。所以，自被提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后，弗林就饱受美国国内各种质疑。最终在担任该职务短短24天（2017年1月20日至2月13日）后被迫去职，成为史上任职最短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经过十个月的调查，弗林最终在12月认罪，承认对联邦调查局说谎，承认他曾在特朗普总统候任期间非法与俄罗斯政府接触。麦克马斯特接替弗林成为新一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出生于费城，毕业于美国陆军军官学院，后来又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获得美国历史专业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主要研究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战略与军事领导力，最后以《疏忽职守》为名出版，成为美国军队内的畅销书。麦克马斯特参加过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永久自由”作战行动）和伊拉克战争（伊拉克自由作战行动）。海湾战争后，他曾进入美国陆军军官学院担任军事历史教授（1992-1996年），并曾在胡佛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研究战争、革命和和平，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和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咨询高级研究员。随后，他在美国中央司令部担任一系列参谋职务。2012年，麦克马斯特成为美国陆军训练及战略思想司令部（United States Army Trainingand Doctrine Command）的副司令官。2017年2月20日，特朗普总统提名麦克马斯特中将接替弗林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由于麦克马斯特将军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并不会辞去军职，有违文官治国传统，所以其任职须经参议院特别投票同意。3月6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以23比2首先投票通过，建议参议院允许麦克马斯特可以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保留中将军职。3月15日参议院正式投票以86比10的票数通过麦克马斯特的正式任命。上任后，麦克马斯特曾连续开除几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因而被批评进行“恶意清洗”（Smear Campaign）。

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66岁，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曾参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特别是以在伊拉克指挥费卢杰战役出名，他对敌作战时穷追猛打，因此获得“疯狗”的绰号，也得到了军中其他将领的尊敬。2010年8月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2013年因支持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被迫辞职。美国法律规定，将军退役后必须等七年才能出任国防部长，所以马蒂斯的任命需要参议院特别批准。2017年1月20日，马蒂斯的任命在参议院以98比1的压倒性优势获得批准，也成为特朗普内阁中第一个获得通过的成员。作为国防部长，马蒂斯重申美国对盟友的防卫承诺，反对与俄罗斯在军事领域展开合作，坚持认为俄罗斯是世界秩序的威胁，反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所以，总体上来看，马蒂斯其实代表了美国超越共和党和民主党争议的建制派主流意见。

国土安全部部长克斯汀·米歇尔·尼尔森（Kirstjen Michele Nielsen），45岁，律师、国家安全专家，在2017年12月5日被参议院通过任命，填补因为凯利转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而空出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职位。进入内阁以前，尼尔森曾经担任凯利部长的办公室主任（2017年1月至7月）、白宫办公室首席副主任（2017年9月至12月）。尼尔森在佛罗里达长大，曾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出身技术官僚，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和白宫国土安全委员会负责防御、准备和应对事务的高级主管。她还曾担任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立法政策与政府事务办公室主任。在加入凯利领导的国土安全部前，尼尔森曾经担任私人咨询公司奇维塔斯集团（Civitas Group）的董事长和国土、国家安全领域的总咨询师，随后她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Sunesis并担任董事长。

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54岁，毕业于西点军校，2011年至2017年间担任堪萨斯州国会议员，是共和党内部茶党运动的成员。蓬佩奥支持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项目，曾指出：“国会应该通过法律重建机制以收集元数据，并与公开可获取的金融与生活信息结合，构建综合的可搜索数据库。对监控的所有法律和行政障碍都应该被清除。包括第28号总统政策命令，它赋予外国人以隐私权，为合法收集数据制造了烦琐的要求。”蓬佩奥支持强力打击恐怖主义，曾在2013年发表言论认为那些因伊斯兰名义的原因而拒绝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的穆斯林领袖都是“潜在的共谋者”，遭到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的强烈批评。他还反对关闭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批评奥巴马政府关闭海外黑狱以及所有问询人员必须遵守《反酷刑法》的要求；希望在朝鲜实现政权更替；反对奥巴马政府签署的伊核协议，支持武力摧毁伊朗核设施；支持以色列；反对俄罗斯；认定维基解密为“非政府敌对情报机构”，其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是自恋狂、骗子和懦夫。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Nikki Haley），女，44岁，印度裔，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曾是美国最年轻的州长，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对朝鲜持强硬态度。

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70岁，前艾奥瓦州州长，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州长。在竞选期间大力支持特朗普，本人也曾七次访问中国。1985年，他接待了河北省派往艾奥瓦州的一个农业考察团，带队的正是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

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67岁，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经济学教授，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在竞选期间担任特朗普顾问，尖锐批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特朗普任命白宫高级职务中唯一一位经济学家。其著作包括《致命中国：与龙冲突》《卧虎：中国军事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等。国家贸易委员会是新设的总统顾问机构，主要职责是协助总统规划贸易和工业政策，特别研究制定能够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和就业机会流失海外的政策。在2016年11月8日大选日前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特朗普高级顾问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 Gray）和彼得·纳瓦罗的文章《特朗普的亚洲和平观》，批评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不过是一个“拿着小棍儿空喊高调门”（talking loudly but carryin gasmall stick）的不明智政策，因此注定或多或少给该地区带来威胁和不稳定，指出特朗普政府的亚洲和平观是“以实力促和平”。该文基本上成为2017年12月发布的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蓝本。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69岁，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尉，1998年至2005年前曾先后作为路透社、华尔街日报记者派驻中国，与执法部门发生激烈摩擦。他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副代表，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态度强硬，与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吻合。莱特希泽政治上属于共和党极端保守派，有“贸易鹰派”之称，在里根政府任职期间以与日本进行贸易战而闻名。

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Terner Mnuchin），55岁。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高盛公司工作17年，担任过首席信息官，随后还担任过电影制作人和对冲基金经理。据《财富》根据2017年公开数据估算，姆努钦的个人财富约为5亿美元。出身高盛集团的姆努钦，毫无疑问成为连接特朗普与华尔街的桥梁，大大缓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状态，也有助于特朗普政府在内政领域获得华尔街的支持。姆努钦在2016年加入特朗普团队，并成为其财务主席。他支持税改，支持降低企业所得税，是特朗普政府税改的主要操刀人。同时，姆努钦支持放松金融管制和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Act）部分内容，受到华尔街的热烈欢迎。多德·弗兰克法案全称为《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于2010年7月21日由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其目的是回应次贷危机所导致的金融风暴，引入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措施，例如扩大监管机构权力，允许拆分陷入困境的所谓“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和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研究表明，多德·弗兰克法案确实促进了金融稳定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但是也确实对小银行带来消极影响。特朗普过渡团队曾经公开在网站上批评该法案没有起到当初承诺的效果：“经济增速继续位于2%以下，是历史均值的一半。大型银行越来越大，而社区金融机构却在以每天一家的速度消失，纳税人则继续被迫救助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多德·弗兰克法案下的经济发展对劳动阶层无用，官僚的繁文缛节以及华盛顿的权力不是解决之道。金融服务政策执行团队将会努力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并用新的政策取而代之，以便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2017年2月3日，特朗普总统下令对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全面审查，签署下达行政命令，大幅缩减该监管系统。该行政命令开启了六年来最大的监管洗牌，导致股市金融板块大幅上涨，道琼斯指数冲上2万点。这也成为特朗普津津乐道的政绩之一。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放松金融监管领域最为有力的一步，为发布进一步法令铺平道路。作为财政部长，姆努钦未来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其减税和放松金融监管等政策都关系到美国上下各阶层的利益，在短期内和长期内来看都存在各种风险，例如债务急剧增加和金融风险加大。所以，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都有一种“饮鸩止渴”的应急色彩。更为关键的是，如果美国经济出现问题，也必然会外溢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69岁，最早支持特朗普的参议员，坚定地反对非法移民，对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所谓的“庇护城市”实施强硬路线，威胁切断联邦政府援助。在参议院任职期间曾被誉为最保守的参议员。甫一上台，塞申斯就遇到了巨大麻烦，很可能会因为作伪证而遭遇司法审判。在任命听证会上，塞申斯曾发誓在2016年竞选期间没有与俄罗斯官方人员有接触，也不知道特朗普的团队成员与俄罗斯官方人员有接触。但是，媒体在2017年3月份揭露塞申斯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Sergey Kislyak）在2016年见过两次面。随后，塞申斯因此要求在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问题调查中回避。但是，11月特朗普总统的前外交政策顾问卡特·裴吉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证实，他曾将其在2016年6月份与克里姆林宫官员接触一事事先通知给塞申斯。这与塞申斯的此前证词完全相反。

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79岁，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根据《福布斯》测算，罗斯的身价截至2017年3月高达25亿美元，在贸易问题上是特朗普的有力支持者，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更激进、采取新模式的政府”帮助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在参议院贸易委员会听证会上，罗斯宣称：“我不反对贸易，我支持贸易，但是我支持合理（Sensible）贸易，而不是那些有损美国工人和美国制造业的贸易。”无论是罗斯还是经典教科书，都没有界定过什么是合理贸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和现状不满。这也代表了特朗普政府的总体贸易观，摒弃传统的自由主义贸易主张，更加强调所谓的“合理”“公正”，即对重商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主张的回归。这将对目前的国际贸易体制造成巨大挑战。此外，罗斯是美国知名的“破产大王”，即善于从陷入破产困境的企业中看到机遇，经过收购和改革然后再高价卖出。所以，罗斯具有非常敏锐的政策嗅觉和商业眼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斯是一位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在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上，排名第289位，白手起家指数高达7分。这也进一步增强了特朗普政府在改变普通人命运方面的示范效应，增加了其政策光环效应。

内政部长瑞安·金克（Ryan Zinke），55岁，曾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海豹突击队指挥官。金克是特朗普的早期支持者。他主张公共土地继续由联邦政府拥有，他还主张在公共土地上增加化石能源的开采，并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表达过怀疑。

劳工部长安德鲁·普兹徳（Andrew Puzder），66岁，2000年成为拥有卡乐星和哈迪斯等著名快餐连锁的CKE餐馆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猛烈抨击政府监管，强烈反对提高最低工资至每小时15美元、反对更广泛地支付加班费，以及反对“奥巴马医保”。他从很早开始就是支持特朗普竞选的捐助者之一，并担任特朗普的加州竞选资金团队共同主席。

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Tom Price），62岁，矫形外科医生，强烈反对“奥巴马医保”，反对堕胎，因陷入公款包机事件而被迫辞职。副部长艾瑞克·哈根（EricHargan）随后被特朗普总统指认为执行部长。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森（BenCarson），65岁，黑人，退休的神经外科医生，没有任何实际执政经验。交通运输部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s），63岁，华裔，曾担任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能源部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66岁，曾在军中服役，曾经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德州众议员，1989年转投共和党。共和党保守派代表人物，质疑气候变化，反对同性恋婚姻和堕胎。立场保守的佩里可能改变奥巴马政府能源部的工作重点，从再生能源转向佩里在德克萨斯州推动的石油和化石燃料。

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58岁，家族净资产高达50.1亿美元，强调教育界的“优胜劣汰”，引发巨大争议。环境保护署署长斯哥特·普鲁特（Scott Pruitt），48岁，否认气候变化。白宫预算与管理局局长米克·马瓦尼（MickMulvaney），49岁，茶党背景，极力反对扩张政府赤字，作为“财政鹰派”曾力主大幅削减联邦开支，并在联邦开支问题上与奥巴马总统强硬对峙。

二、特朗普政府中的“白”“右”“军”“商”

1956年，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曾提出一个“权力精英”概念，认为二战之后美国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经济、政治、军事三大领域权力高度集中，并且彼此相互渗透融合。“权力精英的内核中包含着来自大律所、大投行、拥有法律和金融背景的高级人士，他们几乎是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之间的职业中介，通过行动将权力精英团结起来。”未来学大师、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还写道，二战之后的权力转移并非是简单的“转移”（transfer），而是“转化”（transform）。商业巨头在强大的媒体和虚假广告的包装之下被赋予强大的力量，“一个崭新的‘财富创造系统’”崛起，带来权力再分配的戏剧性变化。这使得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脱颖而出，也给特朗普政府打上了浓厚的商业标签。换句话说，尽管权力精英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三个领域的精英，但是在特朗普政府内部，来自经济领域的商业精英显然已经成为主导性力量，政治和军事精英服务于商业精英。从特朗普核心团队的组成来看，本届政府具有浓厚的“白”“右”“军”“商”色彩。

第一，所谓“白”是指绝大多数内阁成员为白人，非裔、亚裔和拉丁裔高官凤毛麟角，女性领导人比例也非常低，且多掌控非核心部门。特朗普政府具有浓厚的白人种族主义色彩，再加上其成员多为保守的基督教成员，所以越发体现出“WASP”（盎格鲁-萨克逊系白人新教徒）的特性。在美国，WASP意识形态曾经长期主导美国社会，特别是在金融、商业、司法等部门，也是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来源。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和有色人口的增加，WASP的影响力日趋衰落，该群体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所以，特朗普政府的“白”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WASP意识形态的回归。

第二，所谓“右”是指共和党极端保守分子居多，像白宫首席战略分析师班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马瓦尼、中情局局长蓬佩奥等，都在军备、移民、中东、伊朗、贸易、财政等问题上持激进立场。2017年1月27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要求未来90天内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等七国公民入境美国。因为所涉七国均为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因此这份行政命令也被媒体和民间团体称为“禁穆令”。该命令甫一出台就立刻引发国内外巨大的批评和反对声音，并遭到两家联邦法院接连叫停。特朗普政府修改之后再次发布新的旅游禁令，新增乍得、朝鲜和委内瑞拉，去掉了苏丹和伊拉克，并强调新政策将因国家而异，并分阶段实施。然而，该禁令再次遭到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官喊停。美国司法部被迫就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官的裁定提起上诉，将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表现出将旅行禁令坚持到底的决心。同时，特朗普政府的“白”“右”色彩也鼓舞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分子和极右翼势力。2017年8月12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爆发大规模骚乱，集会上公然出现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三K党等极右翼分子。特朗普也确实没有一如既往、“正确地”批评右翼分子，而是认为抗议人群“双方有责”。该表态再次引起巨大争议，受到美国国内广泛的批评。

第三，所谓“军”是指退役将领和有过军中服役经历的人员比例偏高，特别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白宫办公厅主任两个关键岗位同时由退役军官出任，内阁中国防部长也由退役军人担任，打破了文官出任国防部长的惯例。凯利和马蒂斯的任职都因为军人身份问题而不得不寻求参议院投票获得特别批准。而参议院以绝对优势通过对两位将军的任命也证明了美国国内政治向军方靠拢的倾向。

第四，所谓“商”是指成员中多出身华尔街、石油、军工利益集团，富豪众多，还有数位擅长投资、收购、重组的商界精英。美国学者彼得·弗赖塔格（PeterFreitag）的研究表明，内阁成员与商业精英确实存在高度关联性，而且这种关联性在不同历史时段和不同政党统治下差异并不大，例如在1897-1973年间，拥有商业背景的内阁成员平均比例可以高达76.1%。特朗普政府的23位内阁成员中，商业精英共12位，占比52.2%，实际上远远低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尼克松政府，后者分别高达85.7%和95.7%。但是如果从内阁成员的财富规模来看，本届政府成为历史上平均身价最高的一届政府。多位出身高盛集团的内阁成员成功上位，也表明本届政府已经修好与华尔街的关系。号称代表底层民众声音和利益的特朗普显然与美国的富豪阶层关系更加紧密一些。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总统的减税政策尽管获得了国会通过，成为其任期内最大的政绩之一，但是此减税已非彼减税。特朗普大幅度降低企业税的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回归，但是总体上来讲无论是企业税还是个人所得税调整都大大向富人倾斜。这并不符合班农希望给富人增税的设想。此前美国最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39.6%，对年收入在41.4万美元以上的人进行征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分析师班农（Steve Bannon）之前声称要将美国富人的税率调至40%以上。然而，该想法遭到共和党内部的愤怒反对。随后，2017年，美国财长姆努钦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本周》采访时称，特朗普没有考虑给富人增税，9月初将出炉的税改草案中也不会含有将美国富人的税率调至40%以上的内容。事实上，参众两院最终通过的减税版本为公司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个税从七档减至四档，分别为12%、25%、35%和39.6%。总体来讲，该减税版本是美国31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符合共和党主流意见。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富豪内阁将大大增强特朗普政府的议价能力和谈判经验，特别是在外交领域。出身商业精英的富豪内阁成员在应对有关贸易领域的谈判上可谓得心应手。例如商务部长罗斯，他的商业生涯无不是面对各种谈判挑战，他习惯于漫长艰难的谈判，并且在其中保持强势与控制。饱受争议的特朗普上台后却在出访期间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甚至纷纷采用包括签署巨额贸易合同或意向书在内的各种方式来“讨好”他，也反面说明了本届政府的谈判能力。总之，本届政府不会过于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利益，但是在实际利益上更加强势和锱铢必较。

第五，司法领域的变化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政府的保守色彩。2016年大选，希拉里和民主党的失败很可能意义深远，因为共和党不仅仅是赢得总统大选，从而成功地掌握了行政机构，基本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更为重要的是获得了进一步向司法机构扩展权力的可能。大选前组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席位中，可能有4个席位需要被新一任总统重新提名。三人因年事已高可能随时卸任，包括83岁的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80岁的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M.Kennedy）和78岁的史蒂芬·布雷耶（Stephen G.Breyer），另外一人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在2016年初突然去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最高司法机构，其判例对全国有拘束力，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权，即有权通过具体案例宣布联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违宪。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审议和认可后，由总统正式任命，只要行为端正，就得终身任职。历史上，大法官的平均任期为25年，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长期影响甚至超过提名他们的总统，因此被称为总统政治遗产的守护者。对大法官的提名和任命将直接影响美国未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与意识形态走向。短时间内不会卸任的另外五名大法官中，有三名政治理念属于或倾向于保守派，即小约翰·罗伯茨（JohnG.Roberts，Jr.）、克劳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小赛缪尔·阿利托（Samuel Anthony Alito，Jr.），另外两名倾向于自由派，即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M.Sotomayor）和艾琳娜·凯根（Elena Kagan）。

本来奥巴马在卸任前曾有机会提名一位大法官以填补由于斯卡利亚去世而空缺的席位，但是遭到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的阻挠。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明确表示，参议院将不会就奥巴马提名人选的任命举行听证会和投票。按照麦康奈尔的说法，新一任大法官的任命将决定美国最高法院在未来对重要案件的判决结果，因此必须由下一任美国总统而不是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提名。这也因此成为过去40多年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空缺时间最长的一次。2017年1月31日，特朗普就职不久就提名尼尔·戈萨奇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戈萨奇出生于1967年，现年49岁，是过去26年来最年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者，来自美国中西部的科罗拉多州，从2006年开始一直担任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他先后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法学院以及英国牛津大学，随后供职于首都华盛顿一家知名律所，小布什总统时期在司法部任职两年。路透社评论，戈萨奇是保守派主流人物，与斯卡利亚“风格相近”。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戈萨奇法官拥有卓越的法律技能、杰出的思想、众多的拥趸和跨党派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自1991年共和党总统老布什任命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以来，美国最高法院长期保持着5名保守派大法官和4名自由派大法官的结构，直到斯卡利亚2016年去世才打破这一局面。

2017年4月7日，美国参议院全体投票，最终以54票对45票的结果通过了对戈萨奇的任命。三名民主党参议员“倒戈”投票赞成—西弗吉尼亚州的曼钦（Joe Manchin）、北达科他州的海特坎普（Heidi Heitkamp）、印第安纳州的唐纳利（Joe Donnelly）。这三个州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都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三人可能迫于本州选情投票赞成。在空缺一年多以后，美国高法终于补齐了九人编制。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坚持和敢于把针对多个国家的旅行禁令被联邦法院叫停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的原因：倾向于共和党理念的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占据了多数席位。

如果未来三年内，再有大法官因为年事问题而去职，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会再次获得一个提名权，将彻底打破最高法院内部保守派与自由派5∶4的微弱平衡，使共和党的理念贯穿未来至少二十年。这一旦成为现实，那么也就意味着共和党将全面掌控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三权分立相互制约与制衡的格局将被打破。

第六，总体上来看团队成员年龄偏大，多人超过65岁，甚至超过70岁。

这说明作为一届“另类”的政府，特朗普确实面临无人可用的境地。很多年轻、资深、有能力的人员要么不愿意为特朗普服务，要么由于政治理念的因素而不被特朗普所认可。而且又“白”又“右”的班底也进一步加深了特朗普政府的内部混乱和难以协调，最终导致多人主动或被动辞职。班农、弗林等人的去职事实上有利于特朗普政府凝聚力量，向建制派靠拢，提高政府效率。

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挑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梁亚滨

作为美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一届政府，特朗普政府已经磕磕绊绊走过一年。在过去的一年，特朗普政府有得有失。特朗普未能成功推翻奥巴马医保法案，但是通过了重要的减税法案，在限制移民领域，特别是针对特别国家出台的旅行禁令问题上，虽接连遭到地方联邦法官的挑战被叫停，但最终修改版本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而得以实施。客观地看特朗普执政一年来的成绩单，结果还不错。美国经济创造了最近三年来连续两个季度GDP增长达到或超过3%的纪录；美国失业率降至4.1%，为17年来最低，其中拉美裔和非洲裔的失业率为有史以来最低；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也快于平均水平；美股指数创历史新高，标普累涨21%，向2600点迈进。但主流媒体对特朗普评价不高，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总统的满意度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只有38%左右。特朗普这个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未来将面临巨大挑战。

一、美国仍具有超强的实力

首先，“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并未发生根本转变，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从经济上来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自次贷危机造成2009年出现下滑后，就一直稳步增长，2016年达到18.569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比排名第二位的中国整整高出7万多亿美元。美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也从2012年的最低点21.19%逐渐增加到2016年的24.58%。尽管与历史上的几个高峰时期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目前美国的经济总量占比却呈现回升企稳趋势。

军事上，美国军费开支长期居于世界首位，超过其后的多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总和，因此保有世界上最为强大和先进的军事力量。尽管在核武器数量方面，俄罗斯拥有与美国相抗衡核武库，但这也几乎是俄罗斯在军事领域唯一能够与美国保持均势的领域。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美国军费开支在2011年达到峰值7110亿美元（按照当前美元价值计算），此后逐年下降，2015年达到最低值5960亿美元。持续地降低军费确实对美国的军事实力造成一些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军的战斗力和威慑能力，同样也引发国内越来越多的不满声音。在2016年11月8日大选日前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特朗普高级顾问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Gray）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文章《特朗普的亚洲和平观》，批评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不过是一个“拿着小棍儿空喊高调门”（talkingloudly but carrying a small stick）的不明智政策，因此注定或多或少给该地区带来威胁和不稳定。尽管美军在2016就已经开始扭转削减军费的势头，但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开始逐渐显现。进入2017年以来，美国海军军舰已经发生四起与商船相撞，导致17人伤亡。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海军连续发生这种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2017年9月7日美国审计总署给国会的调查报告认为主要原因是预算削减导致船员训练不足和过度劳累。2017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总额高达约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预算授权，不仅与2017年相比大幅度提高810亿美元，增长幅度约为13%，而且甚至比特朗普政府主动提出的预算还要高。这表现出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都希望重塑军事实力的决心。

此外，美国的超强实力同样依赖于同盟体系。冷战结束至今，没有一个盟国脱离或者试图脱离该同盟体系。相反，统一后的德国和脱离苏联控制的前12个中东欧共产党国家纷纷加入北约。北约组织的29个成员国来自全球两个生产率最高、技术最先进、社会最现代化和经济上最繁荣的地区——西欧和北美。其成员国9亿多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3%不到，却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6.8%，军费总开支占全球军费开支的70%以上。在亚洲，日本和韩国也把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视作各自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尽管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言论曾经一度引发盟友的担忧，例如以撤军为手段要挟日韩等盟国增加驻扎美军的军费分担比例，但在他正式成为总统后迅速修复了与多个同盟国的关系。从单个国家和地区来看，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家呈现出“一、二、三”的梯形权力结构，但总体来看欧盟国家、日本和印度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和潜在同盟国。这种势态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未来美国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博弈优势将更加突出。

二、特朗普总统个性的优势与劣势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特朗普性格极度自恋、自负，富于表现欲、攻击性和投机性，是一个风险偏好型领袖，容易做出寻求重大回报的大胆决定，并坚信自己所做的决定不会出错。一般来说，演说中紧扣权力导向及进攻性意象的总统，更容易将国家引向战争。特朗普在描述自己的人生以及其他他认为有敌意的国家所使用的言辞，毫无疑问是进攻性的。耶鲁大学精神病学家班迪·李（Bandy Lee）博士指出，特朗普“口头上不断发出威胁言论，不断吹嘘自己的性能力，在竞选集会中煽动暴力，以及在公开演讲中支持暴力的行为”，表现出对暴力和强大武器的迷恋，包括核武器。这都是他未来将国家引向暴力的最好的预测。再加上特朗普睚眦必报的性格，必然在未来对外战略中更加趋于强硬。美国最为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认知学家、逻辑学家和政治评论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评论特朗普时指出：由于核武器，特朗普可能会对全人类的生存形成威胁。这种强硬另外一方面其实反映出特朗普的商人本性：交易思维。“交易思维”简单来讲就是：凡事可交易，交易的成败在于定价，高定价有助于确立谈判优势。换句话说，“交易思维”在实践中倾向于提高要价以增加谈判的筹码，同时通过强硬表态来迫使对方做出最大的让步。特朗普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经商，没有任何行政经历，深重的“交易思维”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当政后的行为方式：偏好边缘政策。

该政策基于一种反应规则，它通过施加更大的威胁，来试图迫使对手放弃对抗。如果威胁如愿以偿，那么发出威胁的一方实际上并不会真正实施威胁的手段；但如果威胁失败，那么发出威胁的一方将不得不采用实施威胁的手段，否则将承受巨大的信誉损失。换句话说，边缘政策是一种要么带来成功，要么带来失败的政治策略。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战略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通过研究博弈论认为，一方可以通过减少自己的选择空间来获得优势，报复的能力比抵抗攻击的能力更加有用，不确定的报复比确定的报复更加可信和有效。所以，最好的威慑不仅仅包括事前警告，同样还包括一些随意性、不可预测性，以及一位疯子领导人。在谢林的理论中，疯子是不理性的、不可预测的、鲁莽的、易于失控的，以及不计后果的，因此一位疯子能够在谈判中给对手施加更多的压力，迫使对方做出最多的让步。

特朗普的性格特征和从商经历使之更加完美地符合“疯子理论”中的政治疯子，而不会被认为是“装疯卖傻”。在特朗普的从商生涯中，他曾经破产6次。由此可见他绝对是一个高风险偏好的赌徒，为寻求高回报不惜一切代价。这无疑大大增强了美国新政府的谈判能力。实际上，在特朗普出访中东和亚洲国家期间，广泛受到热烈欢迎和超规格待遇，已经表现出各国不希望惹怒这位总统的迹象。但是耶鲁大学精神病学家李博士认为，特朗普讲话方式“看上去不能完整地结束句子，他经常思维脱线，讲话跑题，总是从一个话题跳到另外一个话题。”这都预示着某种精神病征兆或者健康问题。特朗普高频率发推特预示他在压力之下变得越发分裂，情况随着时间推移会更加严重，终将无法承受总统职位的压力。“我们将距离最危险的境地越来越近，一个可能甚至是人类灭亡。这不是假设，而是现实。”

上台前后，特朗普总统的一系列言论和动作，例如以撤军来要挟盟友增加分担军费比例、在墨西哥修建隔离墙、与蔡英文通电话等，都体现出交易思维和边缘政策的痕迹。他在朝核问题上不断增加对朝鲜及其领导人金正恩的战争威胁，则是最为明显的边缘政策，同时也遭遇了朝鲜以同样的边缘政策来回击：不断增加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事实上，美朝两国已经陷入严重的边缘政策危机，越来越将世界拖入战争的灾难。

三、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来自国会的挑战

由于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掌握多数席位，所以总体来看国会的权力格局有利于特朗普政府的施政。尽管特朗普不善于与国会打交道且遭到诸多批评和抵制，但到目前为止共和党在国会投票基本与其一致。根据《国会季刊》统计，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在2007年与小布什总统保持一致的投票平均值为75%，2008年只有68%，而现在的数据是98%。例如在2017年12月2日凌晨，参议院在表决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减税法案时，两党的表现几乎一边倒完全按照党派划分。共和党议员中除了鲍勃·考克（Bob Corker）以外都投了支持票，而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最终以51∶4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特朗普税改的参议院最终修改版本。这说明，特朗普的政策已经在共和党内部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认可。所以，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可能更具“进攻性现实主义”色彩，倾向于以“边缘政策”的冒险方式来重塑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依然高度不可预测。

但是，国会这种有利于特朗普政府的权力有可能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被逆转。特朗普总统的持续低支持率确实会对2018年的中期选举产生消极影响。2017年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补选最具象征意义。由于前联邦参议员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被总统特朗普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将其参议员席位空出。时任阿拉巴马州州长罗伯特·本特利任命时任阿拉巴马总检察长的卢瑟·斯特兰奇（Luther Strange）临时充任，本计划直到2018年与中期选举一并补选。然而由于本特利因性丑闻和妨碍司法被迫辞职，新任州长埃夫伊按照州法相关规定将补选提前到2017年12月。结果反建制派罗伊·摩尔（RoyMoore）在初选中轻松战胜共和党本属意的斯特兰奇。摩尔特立独行的性格颇有特朗普本人的韵味，再加上他强烈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信仰使其成为一个评价极其两极分化的人物。赢得共和党内初选的摩尔获得了特朗普总统本人和班农的支持，但是他的反建制派主张却没能赢得选民的支持，特别是选举前爆出的一系列性丑闻最终埋葬了他成为该州参议员的梦想。民主党人道格拉斯·琼斯（Gordon Douglas Jones）以微弱优势（1.5%）击败了共和党人罗伊·摩尔。阿拉巴马州此次补选的意义在于，自1992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位民主党人在这里赢得参议员选举，即便是赢得1992年选举的民主党人理查德·希尔比（Richard Shelby）也在两年后转投共和党。所以，该州是支持共和党的典型铁杆儿红州。一年前的总统大选，特朗普总统在阿拉巴马州以大比分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了28个百分点。既然民主党候选人能够在阿拉巴马州获得胜利，那么就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州获得胜利。同时，这也可能意味着曾经将特朗普送进白宫的反建制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同时，特朗普总统和班农也在失去影响力。不过，这对共和党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毕竟摩尔所代表的极端意识形态和个人经历不符合共和党的主流价值观。所以，摩尔的失败有助于维持共和党建制派的力量。但无论如何，这对民主党人来说绝对是鼓舞士气的胜利，吹响了在中期选举中的反击号角。目前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为49∶51。因为当参议院投票为平局时，副总统将有权投票以打破僵局，所以民主党距离成为参议院多数党还差两席。现在看来，似乎并不难。

四、军费增加将遭遇“预算天花板”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中安全领域的政策实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也是美国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的题中之义，但是尽管国会已经通过相关预算授权法案，但是距离真正的拨款依然存在关键障碍：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

参众两院通过的2018财年军费授权法案高达7000亿美元，包括6340亿基础军费与660亿应急海外行动经费，大大超过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预算草案（6030亿基础军费、650亿应急海外行动经费）。媒体对此纷纷惊呼“美军获得有史以来最高军费”。但实际上，美军能否最终获得如此多的巨额拨款并不确定。2011年美国会通过《2011预算控制法》（Budget Control Act2011），为提高债务上限设定了天花板，要求从2013年到2021年期间每年的预算都要减1090亿美元，其构成主要包括：一半为国防开支，一半为非国防开支，每年军费不得超过5490亿美元。该法案继承了《格拉姆-鲁德曼-霍灵斯法案》的强制减支措施，即当预算不够时并不能按照优先次序削减开支，而必须在每件事上按同等比例削减。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必然会对整个政府运转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和混乱。所以为了避免强制减支，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最后的拨款法案一定会将预算从数字上拉下来，以满足2011年法案的规定；二是通过国会再次授权，修改2011年法案，临时提高预算天花板的额度。事实上，2012年、2013年和2015年都曾修订提高2013年至2017年间的预算天花板，使相应财年的“超标”预算得以通过。所以，2018财年的军费拨款最终能够有多少依然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在国会和两党的斗争。虽然大概率可能是预算天花板再次被提高，但是这个过程并不轻松，特别是在共和党在参议院又失去一个席位的情况下。2017年12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临时开支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9日停摆，令联邦政府可以继续运转到22日。12月22日，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了临时预算法案，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4周资金到2018年1月19日。据传自2017年12月8日以来，财政部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就一直要求国会在2月底之前提高债务限额。在减税法案已经通过的大背景下，继续提高债务上限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唯一选择。

五、朝核问题陷入两难

针对朝核问题，奥巴马政府期间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难以为继。2017年朝鲜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第六次核试验和三次“高抛型”弹道导弹试验，在技术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特别是2017年11月29日火星15号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后，朝鲜已经确定获得了能够打击包括美国本土东部地区的打击能力。在朝鲜缺乏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情况下，事实上即便朝鲜有也不可能用于实战，所以只能依赖洲际弹道导弹来实现对美国的核威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现弹头小型化并与洲际导弹相结合，实现“弹箭合一”的投放能力是朝鲜实现完全核武化的最后一步。但是，“弹箭合一”的技术难度并不低，主要涉及核弹头小型化和载入大气层的隔热措施。弹道导弹弹头在再入大气层时，速度通常达到4.3千米～7.3千米/秒，由于受到气动力和气动加热作用，其表面温度达数千开氏度，驻点处可达8000~10000开而形成“热障”。如此高的温度，不要说用普通的金属材料制成的弹头壳体难以承受，即使弹头壳体上再敷上一层耐高温烧蚀的保护层，也难免被熔化。如果无法解决隔热问题，那么核弹头很可能在刚刚进入大气层就被烧毁，而无法发挥杀伤作用。所以，目前朝鲜理论上距离拥有实战型的核武器仅仅一步之遥，而且已经形成有限“核威慑”，实际上很可能已经拥有或者正在接近拥有。金正恩在元旦讲话中指出，韩美两国企图发动核战争，导致半岛局势陷入紧张，但韩美没敢点燃战争导火索正是因为朝鲜拥有制服美国的核战争遏制力。所以，想要迫使朝鲜主动放弃核武器已经不可能。2018年1月1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发表的新年贺词中提到“尖端武器的研究与开发是卓有成效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准备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首要目标是保持既有成果，既不会倒退，又要避免被摧毁，缓和局势是理性选择。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两难选择。

默认朝鲜拥有核武器可以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以及生化武器所导致的大规模灾难性战争，但是会破坏世界核不扩散体系，损害美国的威信。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士·科兰坡（James Clapper）曾指出，大多数朝鲜问题观察员长期坚持的观点“让朝鲜弃核”已经不可能了，美国政府也应该放弃劝说，最好的选择是冻结其进一步发展核能力。朝鲜目前距离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国家只有一步之遥，即将核弹头与远程弹道导弹相结合。2017年7月3日和28日朝鲜进行了两次高抛型弹道导弹实验，就是为了尽可能模拟远程导弹发射，最终获取对美国本土的核打击能力。9月3日，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而且是一次氢弹试验。这都表明朝鲜的核技术突飞猛进，正在快速接近最终目标。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在8月5日和9月11日通过2371和2375号决议，几乎将切断朝鲜所有的对外贸易，但朝鲜依然没有表现出放弃核武器的意愿。如果朝鲜最终获得了这种能力，那么也不太可能真正地用来摧毁美国，因为这无疑是自杀行为，那么最有可能也就是保持这种威慑能力，然后宣布再也不进行新的试验，然后等待谈判。美国有可能采用针对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模式，最终默认朝鲜的这种核威慑能力，最终实现和解。

事实上韩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无条件重启对话——已经是接受现状、默认朝鲜拥核。2018年1月9日韩朝高级别会谈在韩朝边境板门店的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在开场发言中朝韩两方都对此次会谈寄予厚望。韩方团长、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表示，今天的会谈在韩朝关系历经长期隔绝状态后终于启动，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希望双方带着决心与恒心开展对话；但也有俗话说“一口吃不成胖子”，希望双方本着从容不迫、坚韧不拔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展开对话。但是，最终能够实现这一步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对朝鲜做出巨大让步，例如美国重量级人物访问朝鲜，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和平条约。在这之前，朝鲜的缓和手段都是一时的，如果得不到美韩积极回应，那么会继续进行中短程弹道导弹试射进行挑衅。如果这一结果实现，那么东北亚将实现和平，但是特朗普总统和美国的信誉将受到巨大的损害。特朗普本人并不在乎，但是美国霸权将遭受严重质疑，同时美国将可能在韩国、日本等地区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同时加大在东北亚地区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更为重要的是，这将严重破坏世界核不扩散体系，鼓励更多的国家以非法手段研发核武器，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此外，默认朝鲜拥有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尽管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拥有核能力，不仅会使美国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而且也将承受世界范围内的“声望”损失。这都将极大削弱美国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能力和运用能力的可信性。显而易见，默认朝鲜拥核意味着美国接受被朝鲜核讹诈的结局。

同时，美国军事摧毁朝鲜的可能性同样急剧上升。1962年10月16日，面对苏联在古巴部署攻击性核导弹的威胁，肯尼迪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商讨对策，统一意见是：绝对不能容忍苏联此举得逞，否则就可能在冷战中“从物质方面和……政治方面改变力量均势”，会产生一系列不利于美国的严重后果。肯尼迪对顾问们说：“我们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否则这个同盟（北约）将分崩离析。”今天的美国，在面对朝鲜的核威慑时，处于同样的抉择境地。显而易见，美国既不能冒被核打击的风险，也无法容忍一个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对其实施核讹诈。所以，如果美国最终认定谈判无法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且朝鲜正在迅速接近获得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那么军事手段几乎就成为唯一的选择。目前华盛顿主张对朝动武的声音正在急剧增加。特朗普总统的亚洲之行，从日本、韩国、中国到越南和菲律宾，首要任务就是确认与这些国家达成共识，继续以最大的压力逼迫朝鲜回到弃核的道路上来。

2017年12月12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说，美国愿意开始与朝鲜进行“不设先决条件”的谈判，哪怕只“为了谈判而谈判”。此前，美国的立场一直是坚持朝鲜必须首先放弃其核导计划，才能与之展开谈判。不过同时，蒂勒森也强调，面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国政府也做出了一系列以军事手段应对的准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读为，蒂勒森在做最后的外交努力。《大西洋》月刊在12月14日发表的一篇采访中援引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话说：“我认为，我们动用军事选项的可能性为三成。”如果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那么美国动武的可能性将提高到70%。他说：“目前还没有到这个临界点。但如果他们再次试验核武器，那么一切皆有可能。”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美国政府正在失去耐心。

2018年1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Mattis）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朝鲜问题相关20国外长会议前的15日晚餐会上，发言称“（美国）已做好准备，也有战争的计划”，“若外长会议不顺利，下次就开防长会议”。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晚餐会上指出，要解决朝鲜核问题“为了对话而对话没有意义”，他强调支持美方将包括行使武力在内的“所有选项摆在桌面上”的立场。第二天，1月16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Mountain Home Air Force Base）讲话中指出：“但底线是，我们在那已经完全了解现状，并分享了外交事务，而今天，在我给了他们——基本上的——军事情况和军事手段之后，他们回去工作，试图外交解决此事。那就是他们现在做的事情。”马蒂斯的发言都在暗示军事手段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已经被认真考虑，但也指出现在准备并不足：由于故障维修等原因，目前美国的空军中队无法满足朝鲜战争所需要的每个中队每天十架飞机的编制要求，目前只能大概保证四架，所以美军正在做后勤准备。

总之，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并不轻松，依然面临一系列国内外的挑战。由于美国具有全球影响力，其国内问题并不能完全地被狭隘理解为其国内问题，实际上具有强大的外溢影响力。无论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性格和健康问题，还是美国国内三权分立制度下的内耗与斗争，特别是2018年中期选举，都会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实施产生巨大的影响。2016年特朗普总统当选被很多人认为是一次典型的“黑天鹅”事件，但随着他执政一年，认为“不确定性已经消失”的声音已经成为主流。但是，这种“确定”的声音也似乎过于确定。尽管特朗普总统最新的体检报告显示他非常健康，但是这并不能打消外界对他健康问题的质疑，一方面身体上的物理健康指数并不代表精神上的健康状况，另外他毕竟已经72岁了。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Michael Flynn）已经向联邦调查局（FBI）认罪，这也意味着纠缠特朗普政府的“通俄门”并非纯粹的空穴来风，种种迹象表明，这把火有可能烧向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甚至女儿伊万卡。虽然现在可以确定“通俄门”最终导致特朗普总统本人被弹劾解职的可能性非常低，但是如果控制不好，依然有可能给特朗普政府造成巨大的杀伤和导致剧烈的动荡。2018年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都把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特别指出大国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如果未来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同时与中俄两大政治军事大国对抗，无疑将走上保罗·肯尼迪一再警告的“过度扩张”的老路，重复大国政治的悲剧。这种零和思维指导下的战略博弈必将会对冷战后所形成的世界和平与稳定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现实的时代，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将无法获得想象中的利益与好处。

普京强人治国的谋略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左凤荣

俄罗斯于2018年3月18日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举行的第6次大选，也是普京第4次参加大选。尽管俄罗斯经济状况不好，普京也未能实现其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目标，但普京仍在大选中获得了超高支持率，得票率高达76.69%，远高于其前三次大选的得票率。为什么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却居高不下？普京这个政治强人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普京：政治强人的成功之处

1999年12月31日，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了总统职位，到2017年底，普京当政的时间正好18年（梅德韦杰夫当政的4年实际上也是在普京的领导之下），与勃列日涅夫相同。2018年普京将开启其下一个六年任期，并将成为20世纪以来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间仅次于斯大林的人。虽然现在俄罗斯已经失去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人们都公认普京是一位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俄罗斯人喜欢和相信普京，自然与普京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绩分不开。

首先，普京实现了俄罗斯由乱到治的转变。叶利钦执政期间，俄罗斯上层权力机关争斗不已，导致中央权力削弱，政令不通。苏联解体后遗症的影响以及改革失误引发的离心力，使民族分裂和地方分离思潮蔓延，有些联邦主体宣称是“主权国家”，公然违抗总统和中央的指令，国家机构的权力被削弱了。普京坚信要振兴经济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在政治上加强中央权力。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整顿秩序，打击地方分离主义，恢复国家统一的法律空间。随后，普京又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重要资源由国家控制、发挥能源大国的优势、重视和改善民生、通过《政党法》规范政党的行为、加强国家对媒体的监管，使新闻摆脱大财团的控制。废除了地方与中央相抵触的3000多项法律，此举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保障了总统各项政策的实施。普京还改变了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改变了地方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兼任联邦委员会议员的惯例，而由他们任命的代表担任上院的议员，恢复了上院作为立法机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分权制原则。2001年6月通过《政党法》，目的是消除“党派众多，实际上无党”的局面，原来政党林立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俄罗斯形成了四大议会政党加三个议会外政党的体制。原来主张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右翼力量衰落了，在俄罗斯已经没有了市场，右翼力量联盟、“苹果党”惨遭淘汰，连议会的大门都没有进去。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实际上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独大的“统一俄罗斯党”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主张保持国家稳定、团结和统一，自称是“全民党”，代表俄罗斯全体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中间阶级的利益，全面支持总统普京的路线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相结合。

普京的国家资本主义之路取得了一定成效，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俄罗斯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俄罗斯又重归世界大国的行列。俄罗斯是一个抗压能力极强的国家。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加紧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16年俄罗斯遏制住了经济下滑的局面，经济只下降了0.2%。2017年俄罗斯经济状况好于预期，7月增速为1.8%，8月为2.3%，2017年全年俄GDP增速为1.5%。

第二，普京保证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从2000年至2008年，普京借油价上涨的东风，给俄罗斯带来了稳定和繁荣。俄罗斯经济连续8年保持高速增长，GDP总量在2007年上升至世界第七位。普京吸取了苏共失败的教训，在关心国家强大的同时，更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让民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人们的平均月工资从2000年的1500卢布增加到现在的36000卢布，寿命从65.3岁增至72岁。GDP增长了7.4倍，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计算增加了2.8倍。军事成就更不用说了，从国家曾经找不到进行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几万战斗人员，到现在具有在精确制导帮助下在远方进行军事行动的高水平的动员力量，特种战役和电子侦察的力量。俄罗斯一直坚持全民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制度，俄罗斯不存在因病致贫的现象。普京重新把能源领域掌握在国家手中，用石油、天然气涨价获得的高收益履行国家所承担的社会义务，他把实现高质量的教育、现代化的医疗、买得起住房和高效农业作为国家重点抓的工程项目，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养老金的涨幅不能低于通货膨胀率和工资提高的幅度，保障了退休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平。从2006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加大了对多子女家庭的援助力度。2012年普京在竞选中强调，“俄罗斯是一个强国。相比于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相似的国家而言，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比较高。近些年预算中社会领域的支出占全部预算的一半以上。过去四年中，社会支出绝对值增加了50%，占GDP的比例从21%提高到了27%。在2008-2009年的危机中没有一种社会保障躲得过动荡。但在这段时期内，预算中的工资增加了，养老金和其他社会性支付也扩大了。”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中来自政府的社会补贴所占比例高达18%，60%的家庭享受国家提供的补贴和优惠。尽管2014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和西方的制裁，使俄罗斯经济下行，但普京仍坚持把保障民生、履行国家的社会职责放在重要地位，仍保持着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普京表示，2017年用于卫生保健的比例占GDP的3.8%，2018年将增加到占4.1%。因此，多数民众对普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肯定。

第三，普京满足了俄罗斯人的大国愿望与追求。俄罗斯民族具有不畏强暴、勇于进取的性格。从18世纪彼得大帝通过改革使俄国走上强国之路到苏联解体，俄国都是一个世界性强国。长达200多年的帝国地位培养了俄罗斯人的大国心态，追求大国地位、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一直是俄罗斯的首选目标。俄罗斯民众的传统意识是做大国，做世界性强国，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增强了俄罗斯人的危机感。普京十分了解本国民众的心态，他也是个强国主义者，他把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做强国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俄罗斯要在多极化的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大国的身份对世界施加有效影响。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八国集团成员、世界能源大国、军事强国，这是俄罗斯重要资本。美国批评俄罗斯不民主，在俄罗斯的周边地区搞“颜色革命”，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恶化俄罗斯的周边环境，借此牵制俄罗斯的发展，对此，普京坚决予以回击。面对北约东扩的压力，俄罗斯把巩固与独联体各国的关系作为其重要的战略方针，普京的目标是建立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联合体，并在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和协调行动。2014年3月，普京利用乌克兰危机成功“收复”了克里米亚，有力地回击了西方的挤压，激发了国内民众的爱国热情，普京的支持率在克里米亚入俄后飙升至85%以上。

普京把增强军事实力作为其维护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地处东欧平原的俄罗斯缺少天然屏障，历史上俄国也遭受过外族入侵，俄罗斯人对外部世界有不安全感，俄国统治者往往把控制地理范围的大小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扩张、构筑缓冲地带成为俄国维持国家安全的传统手段。俄罗斯重视军事手段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在俄罗斯国力下降、北约东扩至俄罗斯家门口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情况下，普京更加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俄罗斯在核武器的数量、质量与水平上，仍可与美国抗衡。在应对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的大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在东欧形成对峙。2017年9月14-16日俄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境内进行“西方-2017”军演，展示了俄罗斯的新军事技术，如先进的无线电电子侦察系统，特别是无人机和使用格拉纳斯导航的系统，以及“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巴尔”岸基导弹系统、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等，显示了一个军事大国的风姿。经济状况不佳并没有影响俄罗斯军力的发展，俄罗斯加强了在黑海、地中海和北极地区的军力。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并没有像许多人预料的那样陷入中东，而是成功达到了巩固巴沙尔政权、消灭伊斯兰国、加强本国在中东影响力的目的。俄罗斯在中东的军事政治成功，使其成为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外部大国。

普京重视发挥国家与法治的作用

普京是一个对俄罗斯传统和文化有深入了解的领导人，在其治国过程中，他成功地把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社会的传统价值结合起来，强调走俄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普京治国成功的秘诀也根植于此。

首先，普京重视发挥国家的作用。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相对稀少的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后起国家。在俄国历史上，国家一直是现代化的有力领导者和推动者。苏联剧变后，俄罗斯一度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效果不佳。普京重新重视发挥国家的作用，他说：“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的怪物，不是要与之做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普京强调，俄罗斯的伟大成就取决于国家的强大，“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即使在今天它们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如今这种思想倾向应当充实新的内容。”因此，普京努力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加强国有经济，由国家掌控战略资源。

第二，普京坚持把俄国特色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结合起来。普京的目标是使俄罗斯成为自由、繁荣、富裕、强大的文明国家，成为公民为其自豪和受世界尊敬的国家。针对人们对苏联时期一党制和专制的不满，普京强调：“只有民主的国家才能确保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平衡，使个人主动精神与全民族的任务并行不悖。”“没有民主，不彻底纳入世界进程，今天我们便不能想象俄罗斯会有成功的未来。”但是，普京强调俄罗斯的民主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要符合本国的国情。在形式上，俄罗斯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和民主选举，但在实质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又有很大不同。俄罗斯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基础不同，俄罗斯的民主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比个体活动重要，这是事实；而专制作风在俄罗斯社会根深蒂固这也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改掉这种习惯。”俄罗斯实行的是总统高高在上的“超级总统制”，行政、立法、司法之间的制衡关系很弱，实际上都听命于总统。当然，普京还是要照顾民意，根据俄罗斯的特点，不断改革和调整俄罗斯的政治体制。2004年借别斯兰事件，普京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和总统对地方的控制权。2012年，又对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恢复了对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年龄在30岁以上的俄罗斯公民有权竞选州长，可以由党派提名，也可以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后者需要征集支持者签名，签名者的数量需达到该州总人口的0.5％至2％，具体比例由各州自行决定。总统有权与党派提名的候选人以及独立候选人进行磋商，即必须通过总统审查确认，如果总统认为候选人有渎职或违法行为就可以终止其候选人身份。恢复了杜马选举的单席位选区，全国分为225个选区，以保障公民都有自己的代表。对《政党法》进行修改，降低了政党门槛，到2012年10月，在司法部注册的政党从原来的7个增加到了40个，现在俄罗斯有70多个政党。取消了政党参加选举时必须征集签名的法案，根据新法案，除总统选举外，政党在任何选举中无需再征集支持自己的选民签名，只有自荐者才需要征集签名。在总统选举中，保留了未进入国家杜马或没有进入三分之一以上联邦主体地方议会的政党必须征集签名的规定，但签名数量从200万张减少到10万张，总统选举自荐者必须征集的签名数量从200万张减少到30万张。这些措施旨在增强政治的竞争性、公民的参与度和释放政治活力。

第三，重视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普京注重用法律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防止其腐败。如建立了财产申报制度，总统、总理、部长、议员每年都要公开自己的财产。对超过10亿卢布的政府采购进行社会监督。2012年4月17日，俄罗斯正式成为经合组织的《反对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第39个缔约国。2013年，通过法案，禁止官员在海外拥有银行账户、持有外国发行的股票以及其他金融票据，不执行这项规定的官员将遭解职。有关监督官员开支情况的法案2013年1月1日生效。法案规定：“联邦和地方政府各级官员、联邦和地方的议员、在中央银行及国有企业等其他国家机构中担任公职的人员及他们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购买不动产、交通工具和证券等大额消费时，若出现单笔交易支出金额超过本人最近三年家庭总收入的消费时，必须申报该项支出的资金来源。在开支与收入不符的情况下，检察院将通过法院要求没收其非法所得财产。如果国家公务员拒不申报或提供虚假收入信息，将会被解职。”普京没有像中亚领导人那样自己一直当政，而是遵守宪法所规定的连任总统不能超过两届的规定，2008年他推荐梅德韦杰夫竞选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任期间修改了宪法，把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到6年，从而使普京可以连选连任直到2024年。

对反对派，普京的政策也是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大城市，普京的支持率不高，举行游行抗议是不满者表达意见的主要方式。对此，要树立民主国家形象的普京并没有禁止，而是用严格的法律进行规范。2012年6月通过的游行集会法修正案大幅度增加对游行集会中违规行为的罚款，最高罚款额可达30万卢布（参与者）至60万卢布（组织者），对游行集会的空间、时间及申报程序进行严格规定，如不得干扰交通及居民生活，最近一年有违纪行为的人没有申请组织游行集会的资格，对游行集会参与者装备的规定，除了按国际通例对扩音喇叭的限制外，还要求参加者不准戴面具、口罩等无法辨认本人面目的东西。

普京的治国理念与外交政策与西方有很大冲突，西方国家为策动“颜色革命”也采取了多种手段。2017年3月26日俄罗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加里宁格勒的几十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普京、要求梅德韦杰夫下台的游行集会，如此普遍的游行抗议是苏联解体以来少见的。参加者的主体是年轻人，许多是不满18岁的高中生，游行者多则几千，少则几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内因参加抗议被警察带走。对这样一场政治事件，俄罗斯主流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俄罗斯普遍认为这是由来自西方的势力插手的活动，网络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普京特别注意通过立法防范西方的“颜色革命”，从2005年起，俄罗斯制定了《非营利组织法》《社会联合组织法》《俄罗斯慈善法》等，并根据新情况不断对这些法律进行补充和修改。在法律上把外国资助的政治组织定义为外国代理人的法案，有效地阻止了西方对俄罗斯内政的干涉，成为阻止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渗透的工具。最具挑战性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内不符合参选总统的条件，其要求参加2018年总统大选的申请被驳回。

第四，普京很会用人，或者说很善于用人。在观察俄罗斯政坛时我们发现，在普京的竞争对手中，除了纳瓦尔内外，基本都是老面孔：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亚夫林斯基等，这些人在苏联解体后就一直活跃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先是跟叶利钦争总统宝座，后又与普京竞争，但他们的支持率并不高，始终处于陪衬地位。反对派没有有威望的领导人，也提不出像样的纲领，根本无法与普京竞争。2017年12月14日在年度记者会上普京自己讲：

“现在谈谈您所提关于反对派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有竞争力的反对派。对我来说，最简单的就是，我不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俄罗斯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都应该是有竞争力的。当然，我很想，也将朝着这方面努力，使我们有一个平衡的政治制度。”“就像我之前说的，十几年来，俄罗斯都没有出现有施政能力的成熟反对派。”纳瓦尔内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得不到多少人支持，使他根本无缘参加2018年的总统选举。俄罗斯政坛上还有许多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基本都被普京纳入自己的麾下，反对派阵营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不管普京是否委他们以重任，他们都在普京的团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没有走到普京的对立面。普京自己成了20世纪以来掌权时间仅次于斯大林的人，但其执政团队却不断更新，许多成员都很年轻，如2016年11月普京任命的经济发展部长奥列什金，时年只有34岁，是俄最年轻的政府部长。“老近卫军”逐渐失势，亚库宁、伊万诺夫等相继离职，而新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瓦伊诺、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等一批60后、70后乃至80后技术官僚开始走到政治前台。2016年10月至2017年，俄罗斯85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中逾四分之一被撤换，一批政治新人走上联邦和地方政治舞台，旨在向日益年轻化的新一代选民表明普京打造更年轻、更敬业、更专业执政团队的坚定决心。普京正试图打造一支更年轻、更有活力、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新执政团队，用正式的、体系化的权力结构取代盟友间的非正式权力分配。普京把当了自己多年保镖的维克多·佐洛托夫任命为新成立的俄联邦40万人编制的国民近卫军的领导人。在“收复”克里米亚过程中崭露头角的谢尔盖·梅尼亚伊罗担任了西伯利亚联邦区总统特使，并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查处哈巴罗夫斯克州州长霍罗沙文、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内、调查局局长巴斯特雷金等事件中表现突出的谢尔盖·克罗廖夫升任安全局经济安全部门负责人。克里米亚“美女检察官”波克隆斯卡娅在新一届杜马中担任职务。这支团队将成为普京维系其影响力、使俄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普京善于利用外交为内政服务

俄罗斯人像美国人一样，具有救世情怀。在苏联历史上，长期把推进世界革命，取代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内政长期为外交服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吸取历史教训，收敛外部目标，专注于国内问题的解决。但事态的发展表明，美国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不承认俄罗斯的平等地位，利用一切可能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遏制俄罗斯的发展。特别是在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他们认为普京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是为了恢复苏联，西方与俄罗斯争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斗争加剧。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在西方的经济制裁下，俄罗斯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卢布大幅度贬值，民众的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普京利用外交巧妙地转移了人们的不满。从2014年起，俄罗斯政府支持率并不必然与经济增长相关联，俄罗斯政府利用全面的宣传手段，让民众相信经济困难是外部敌人的阴谋所致。

俄罗斯人具有救世情结和大国情怀，普京充分利用了这一民族心理。在国内经济状况不佳的背景下，普京通过塑造外部对手和显示国家的强大，获得国民的支持和认可，外交已经成为普京的一个重要工具。普京通过深度介入乌克兰内部冲突，“收复”了克里米亚半岛。该半岛是俄罗斯人的传统土地，是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过来的，1954年赫鲁晓夫为了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大民族的友好把此地让给了乌克兰。苏联解体后，许多俄罗斯人主张把此地收回，但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最终认可了乌克兰对该地的主权。让克里米亚“回家”，确保拥有这个战略要地，使黑海舰队能够保留这个传统基地，大大增强了俄罗斯在黑海的战略地位。对于许多俄罗斯人而言，这是个巨大成功。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大大牵制了乌克兰执政当局，使他们无暇顾及克里米亚。

普京善于利用外交中的不利因素。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严重影响着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普京也通过强化俄罗斯的敌人意识，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西方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状况不佳、居民生活水平受影响的罪魁。俄罗斯人有重视安全的传统，一向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在俄罗斯人看来，只有强人普京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全。2017年，普京通过举行俄白军演、推进北极地区战略部署、改造提升巡洋舰等手段不断夯实国家安全基础，增强了民众的信心。

俄罗斯在外交上的成功，也提升了普京的支持率。在中亚这个俄罗斯具有传统影响的地区，普京通过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增强了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通过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力图主导欧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2015年9月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到2017年12月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俄罗斯不仅稳固了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也改善了与土耳其、伊朗的关系，还加强了对埃及、以色列、沙特、卡塔尔等国家的影响。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显然超过了美国，中东的许多事务都取决于俄罗斯，俄罗斯在中东的军事政治建树使其成为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外部大国。俄罗斯外交在中东的成功，被一些俄罗斯人认为是俄罗斯走出苏联解体的阴影、东山再起的标志。

普京善于发挥个人魅力的作用

普京特别重视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俄罗斯具有崇拜好沙皇的传统，俄罗斯人所崇尚的是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斯大林这样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以铁腕治国，开疆拓土。普京也努力向国民展示自己强有力的一面。他可以驾飞机上天，可以开潜艇入海，不仅柔道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冰球打得也不错，骑马、滑雪也在行，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坚强的意志，不怕压力和困难，敢于应对西方的压力与挑战。普京政治强人的形象，符合俄罗斯人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

普京精心打造的俄罗斯硬汉形象，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其他政客都只能望其项背。普京有一身硬汉的肌肉，面对孩子却又表现出少有的柔情。只有普京才是俄罗斯的拯救者，才是俄国人的守护神。

普京特别重视利用媒体和舆论展现自己的魅力。普京每年都会举行与民众的直接连线和年度大型记者招待会，每次活动持续时间达3至4个小时，普京都是临时回答民众、记者提出的问题，那些经济数据都在他的头脑中。在普京面前的桌子上，没有任何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对于问题，哪怕是最令人难堪的问题，他都能够机敏、睿智地回答，经常妙语连珠，严肃而不失风趣。既解释了人们关心的问题，阐明了国家的方针政策，也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维护了俄罗斯政府和普京的形象。同时也展现了普京超强的体力，表明其是一个强壮、精力充沛、能够担当领导国家重任的领导者。

总之，普京是一个深谙治国之道的领导人，其治国之策兼具传统与现代的特点。普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满足了民众对大国、强国的期待，也表现为其没有竞争对手，民众对其持续保持着很高的支持率。但俄罗斯能否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持续保持其国际影响力和大国地位，俄罗斯的发展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需要我们继续观察。

从历史观看普京的治国理念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左凤荣

普京是个强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俄罗斯传统文化色彩深厚的领导人。他重视历史教育在凝聚国民共识、培养爱国主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其任内恢复了俄罗斯历史协会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普京重视对俄罗斯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纪念，2012年纪念了打败拿破仑入侵的波罗季诺战役200周年、俄罗斯国家建立1150周年、彼得·斯托雷平诞辰150周年、波兰侵略者被赶出莫斯科400周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70周年、苏联成立90周年等重大历史事件。2013年纪念了罗曼诺夫王朝建立400周年，2014年纪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2015年纪念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2017年纪念了俄国大革命100周年等。通过这些重大历史纪念活动，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影响民众的历史观，为普京的执政服务。普京以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国主义为指导，以传统道德为精神价值观，审视俄罗斯千年历史，展望未来的国家发展道路。普京尊重本国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包括苏联时期的帝国因素，即强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和“铁腕”治国理念。通过普京对以往历史的看法与评价，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刻地认识普京的治国理念。

一、强调俄罗斯的历史继承性，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从2012年开始，普京要求编写统一的中学历史教科书。2013年7月12日普京谈到历史教材时说，“去年有41种课本，今年已经有65种，从向年轻人、向在校生传授基本知识、基本观点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不可取的。”“我认为，一定要有规范的版本，统一主要事实、标志性事件和我国发展阶段，当然，其中也包括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还有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伟大卫国战争和抗击纳粹的苏联人民是二战的最重要部分。”2015年俄罗斯历史协会组织专家首先制定了《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新教法总构想框架》，作为新编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这一工作是在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他也是俄罗斯历史协会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的，成立了专门的编写小组，副组长是教育部部长利瓦诺夫、文化部部长兼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津斯基，学术小组的领导人是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近百位历史学家、教师，以及社会组织和俄罗斯地区（总计有50个地区）参与了这一工作，并两次大规模征求意见，2013年10月30日在俄罗斯历史协会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正式定稿。2014年1月16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新教法总构想框架》的作者们，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普京努力构建跨度更大的历史观，“俄罗斯历史既不始于1917年，更不始于1991年，我们有连贯一致的千年历史，只有依托这个历史，我们才能获得力量，理解国家发展的内涵。”中学历史教材对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来，包括整个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历史，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认为1613年缙绅会议把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推上王位，是混乱时期的转折点，从此奠基的新王朝，直到20世纪初都一直统治着俄罗斯。教材充分肯定了罗曼诺夫王朝开疆拓土的伟业。通过肯定历史上有作为的专制君主、“铁腕人物”，为现实中的“铁腕”治国提供历史镜鉴，并为铁腕治理提供历史的合法性。

普京对待过去历史的总基调是强调历史的继承性，歌颂那些展现俄罗斯大国、强国地位的事件。俄罗斯官方特别重视围绕俄罗斯帝国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大国梦”。2013年俄罗斯隆重“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400周年”，这是一次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重大历史纪念活动。17世纪初俄罗斯处于“大混乱”时期。在打败外敌侵略之后，缙绅会议集中50多个城市、总计700多位各等级的代表，于1613年1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乌斯宾大教堂举行推举沙皇的会议，2月7日，拥有留里克家族血统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并于1613年7月11日举行了登基大典。从此，俄罗斯开始了总计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时期。罗曼诺夫王朝的历史与俄罗斯帝国的辉煌紧密联系在一起。除了举行与罗曼诺夫王朝相关的展览外，在莫斯科还重建了“纪念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方尖碑”，并举行了揭幕仪式。在第一个沙皇祖母玛利亚·舍斯托娃死难地楚瓦什，重建了尼古拉大教堂（1690年建立后被毁）。

从2012年开始，8月1日被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日”。2014年按照法定国家纪念日的规格，俄罗斯隆重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早在2013年2月26日，总理梅德韦杰夫就签署“联邦政府命令”，成立由杜马主席纳雷什金为主席的筹备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规模庞大、规格甚高，成员包括文化部正、副部长，国家档案局局长，科学院院长，以及联络和大众公共事务部、外交部、国防部、经济发展部、科学和教育部各部的副部长，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广播电视、联邦文化预算机关领导，还有有关重要纪念地斯摩棱斯克、圣彼得堡、普斯科夫和加里宁格勒四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由文化部部长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出任正、副秘书长。“命令”还对纪念活动财政预算的解决办法做了规定和安排，并指示各联邦主体执行机关和各地方自治机关参与各地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在2014年8月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靠近库图佐夫大街处举行了隆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纪念碑揭幕式。同时还在多处举行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展览，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同一天，杜马主席纳雷什金会见了“罗曼诺夫家族”俄罗斯基金会主席、皇族后裔德米特里·罗曼诺夫。

十月革命后，苏共一直把一战称为帝国主义战争，对沙皇政府参加一战持否定态度。普京要纠正人们的看法，歌颂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者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从爱国主义的角度谴责布尔什维克在一战中的态度，他说：“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起了什么作用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败给了战败国，没过几个月德国就投降了，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为什么？为了争权。我们今天知道这些，评价此事应该考虑到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退出战争和与同盟国签署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俄国也可以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一战后的分赃。

普京强调，“我们应该注意，今天有可能研究过去发生的这一切，但不能把过去的一切都描绘成黑色，也不能把现在发生的一切都看成是美好的。应该重视，客观分析，旨在不放过错误，不管是过去发生的，还是未来的。”普京肯定苏联时期实行计划经济有其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发展工业、教育、卫生事业，如果不是苏维埃政权集中一切资源，不可能战胜德国法西斯。但苏联最终没有感受到世界的变化，对技术革命、对新技术革命麻木导致经济崩溃。普京肯定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和苏联时期取得的强国地位。对于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当今俄罗斯基本持否定态度。对于苏联的多民族国家建设，承认其对国家统一的积极影响，也指出其民族政策的消极方面。“布尔什维克把前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统一为一个国家，开始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苏联阶段。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自我意识、建立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苏联建立的原则基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常导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共同地域的各民族权利受到钳制。”“官方的宣传把苏联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个人。斯大林建立了个人集权制度，党和国家机关都要服从于他的意志。领袖专政，大规模的镇压，与民主原则和苏联宪法的规定根本矛盾。”

为了表明当今俄罗斯与十月革命前历史传统的接续，普京还推动把罗曼诺夫王朝一些在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并死在国外的一些著名人物迁葬回俄罗斯。2005年10月，在普京授意之下，著名的白军将领邓尼金以“爱国将军”的身份从美国迁葬回莫斯科。邓尼金敌视苏维埃政权，国内战争失败后流亡西方，1947年8月8日病逝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安娜堡。他的迁葬仪式正式隆重，俄罗斯东正教领袖阿里克谢二世称赞，认为这证明了俄罗斯人的团结，20世纪的悲剧历史造成了人民分裂，如今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由分裂最终走向了弥合。2006年9月23日，丹麦和俄罗斯在丹麦的罗斯基勒大教堂启动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母亲的迁葬仪式，她最终被安葬在圣彼得堡其丈夫的身旁。2013年俄罗斯政府把安葬在法国的一战时俄帝国海陆军最高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骨灰迎接回俄，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二、淡化革命意识，强调国家走渐进式发展之路

在过去的100年里，俄罗斯经历了两次国家解体（一次是俄罗斯帝国，一次是苏联），两次大的战争（一次是内战，一次是反法西斯战争），遭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俄罗斯国家走过的道路充满了英雄业绩，也有可怕的悲剧，有令人骄傲之处，也有要吸取的教训。研究和总结过去是为了确定未来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实际上已经选定了未来的发展之路，这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反对激进革命，追求渐进式发展，遵循的是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观。普京借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表明：反对革命，强调走渐进式的发展之路。

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这是俄罗斯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世界都在关注俄罗斯怎么对待这一影响了俄国与世界历史的事件。普京对此做出了回应。2016年12月1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2017年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00周年。这是回顾俄罗斯革命原因和本质的又一个重要契机。这不仅仅是对历史学家和学术界而言的，整个俄罗斯社会都应当客观、诚实、深入地探究这些事件。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应该予以尊重。”“不管我们的祖辈曾经站在哪个阵营，让我们牢记一点：我们是统一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只有一个俄罗斯。”2016年12月19日普京发布命令，要求俄罗斯历史协会成立专门的组织委员会，建议该委员会在一个月内拿出纪念俄罗斯1917年革命100周年的计划。同年12月23日历史协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并成立了“就准备和举行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活动组织委员会”，12月26日俄罗斯历史协会主席团批准了组委会成员。该组委会包括官员、学者、教师、创作团体和媒体的代表，如：俄国家杜马教育与科学委员会主席、历史学博士维亚切斯拉夫·尼康诺夫、俄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阿里斯塔霍夫、国家公共历史图书馆馆长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电影导演安德烈·康恰洛夫斯基、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阿列克谢·列维金、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米哈伊尔·皮奥特洛夫斯基、俄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科研领导人安德烈·丘巴里扬、俄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尤里·彼得罗夫、俄科学院院士尼古拉·马卡罗夫等。组委会成员、著名历史学家丘巴里扬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也说：“我的观点是，1917年的主要教训对我们而言是明摆着的。这不应该再次发生。这不是好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因为革命必然与暴力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纳雷什金在组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也强调，伴随革命艺术和“颜色革命”的是流血、公民的死亡、国家被破坏和贫困化，“在俄罗斯民族的遗传记忆中存在着对革命巨大代价和持久价值的记忆。”“我们看到，俄国革命史逐渐不再使我国的公民意见不和、互相冲突，我们必须支持这一趋向并帮助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反思100年前发生事件的历史教训。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些事件，公平公正地回忆起各方的斗争、胜利和牺牲，每个人都从中得出自己的真理。我相信，正是客观、平和地在俄罗斯社会中寻求理解，会促使我们巩固统一的价值观和公民团结，增强社会和平解决冲突和矛盾的能力。”俄罗斯正是按照这个基调来对待1917年俄国大革命百周年纪念的。

普京表明，十月革命百年并非国家的庆祝时刻，对克里姆林宫而言，11月7日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2017年10月26日，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发言时称：“革命往往是缺乏责任心的结果”，“今天，面对100年前的教训，面对1917年俄国革命，我们看到其结果并非是单一的，其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紧密交织。我们不禁要问：除了革命，难道就不能通过渐进方式—不破坏国家体制和残酷摧毁千百万人的命运，来获得发展吗？”普京明确表示反对革命和用革命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俄国历史表明，反对政府就是反对俄罗斯本身，结果就是国家本身被摧毁。

由于俄罗斯是个多元社会，在十月革命百周年之际，各个政党和组织也表示了自己不同的态度。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杜马四大党之一，十月革命百周年之际，俄共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举办为期一周的革命百年庆祝活动。活动包括“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党第十九次国际会议”，列宁墓献花圈仪式及探访这位伟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俄共为百年纪念日发表一系列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列宁—斯大林—胜利”“光荣属于伟大的十月”“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已经发生，革命永远进行。”同时，俄国东正教的领袖把革命视作“精神灾难”，把1917年作为“迫害时代的开端”和“新殉道者”被暗杀的年份加以纪念，当时许多教士被布尔什维克处决。新殉道者的圣骨匣在全俄巡游。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也谴责十月革命。对此，克里姆林宫也没有加以干涉，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但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是反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2017年10月30日纪念政治受难者的“悲伤墙”在莫斯科揭幕，普京参加这一仪式并发表了讲话，他说：“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而正当化。”“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应该记住大清洗的悲剧，记住它的根源。但这不意味着清算。不允许再次将社会推向危险的对立境地。”

与反对革命相适应，普京也反对激进主义，强调奉行保守主义，遵循传统的价值观，普京喜欢别尔嘉耶夫对保守主义的解释：“保守主义的意义不在于它阻碍前进和向上，而是在于阻碍后退和向下，阻碍向混乱的黑暗发展，阻碍返回原始状态。”他强调，“这种价值观几千年来构成了每个民族文明的精神和道德基础：传统的家族价值观、真正人生的价值观，也包括宗教生活，不仅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人道主义的和世界多样性的价值。”普京推崇的俄国历史人物是改革家斯托雷平，他认为斯托雷平是一位成功的领导人，他实行的土地改革带来了一战前俄罗斯的大发展。在普京的推动下，俄罗斯出现了“斯托雷平热”。2008年“俄罗斯第一频道”所做的关于“俄罗斯名人”的调查中，斯托雷平位居第二，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2011年7月13日，普京总理在政府成员的会议上说：“在漫长的以数十年计的岁月中，斯托雷平的活动和他毋庸置疑的功绩被不公正地遗忘了，同时代的人和后来者对此评价不足。”为纪念斯托雷平的诞辰，他建议在政府大厦附近的莫斯科河旁建造一座斯托雷平纪念碑，并动员政府成员捐款。他说：“这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不强迫，但我希望，每个政府成员都要拿出自己的钱来建造这座纪念碑。”2012年4月14日是斯托雷平诞辰150周年纪念日，俄罗斯进行了隆重纪念。同年12月27日，位于俄罗斯联邦政府所在地白宫前的斯托雷平纪念碑建成，揭幕仪式隆重盛大，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部长和社会名流参加。俄罗斯国家博物馆还举办了主题为“彼得·斯托雷平，帝国最后的勇士”的展览。俄罗斯各个地区也纷纷举办展览和学术研讨会、报告会，以纪念斯托雷平。著名的电影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还拍摄了斯托雷平的传记片。普京推崇斯托雷平，意在表明俄罗斯目前所走的道路，是俄国改革家斯托雷平道路的继续。

三、强调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普京认为，“从历史渊源上看，俄罗斯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不是美国那样的基本由移民组成的‘大熔炉’。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俄罗斯国家发展所积累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多民族共同体，同时是统一民族。”“贯穿俄罗斯独特文明的主轴线是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民族的自决是以俄罗斯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文明。俄罗斯人民一次又一次用鲜血而不是用投票和公决验证了这个选择，用自己1000年的历史验证了这个选择。”

面对乌克兰危机和俄乌关系的恶化，普京特别强调俄乌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2013年7月23日普京在访谈中说：“本质上，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都是统一的精神价值，这些价值联结起了这片广袤的欧洲大地，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就处在这片土地上。这是属于我们的统一的精神、价值、道德空间，这也是民族团结统一十分重要的因素。”2013年9月19日在瓦尔代会议上，普京再次强调：“今天的俄罗斯国家起源于第聂伯河，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都受第聂伯河的洗礼。基辅罗斯是此后的俄罗斯国家的根基。我们有着共同的传统，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我们有着非常相近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再次重申一遍，我们是一个民族。”

普京对于列宁指责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严重不认同。他更反对列宁的所谓“民族自决权”，认为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和建立由主权平等、可以自由退出的共和国组成联盟，是在国家大厦下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埋了一颗原子弹，造成了国家的解体。2016年1月21日，普京在科学与教育委员会会议上说：“重要的是想法要导致好的结果，而不是像列宁的想法那样的结果。想法本身要正确。这个想法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他的许多想法如自治等，在被称为俄罗斯的大厦下放置了一颗原子弹，后来爆炸了。”

2016年1月25日，在俄南部城市斯塔夫罗波尔召开的全俄人民阵线论坛上，历史教师布兹戈洛夫·达尼埃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讲授历史时，我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客观解释。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前夕，有各种不同的研究，当然，我们不理解这个名称，在培养年轻一代爱国主义情感时，需要研究和尊重过去。我知道，您特别尊重过去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珍重我们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她请普京谈谈对苏维埃国家领导人和迁葬列宁问题的看法，“您的立场对我们很重要，”普京表示，“至于迁葬列宁以及其他类似问题，你们知道，我认为，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防止采取可能分裂我们社会的任何措施。相反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这是最主要的。”普京并没有全盘否定苏联，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圣经有共同之处，我们的国家一点都不像太阳城。他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镇压，“大家都谴责沙皇政权的镇压暴行。苏维埃政权是从何而来？是从大规模镇压开始的。我这里说的不是规模，其规模简直令人发指，例子就是把沙皇一家，连同儿童一起消灭、枪决。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也许有根除潜在竞争者的考虑，但为什么要杀害波特金医生？为什么要杀害所有的仆人？这些按说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为了什么？为了掩盖罪行。”普京补充说：“你们知道，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过这些。好吧，与那些手持武器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作战是可以理解的。那为什么要消灭神职人员？仅1918年就有3000名神职人员被枪决，而10年间有1万人。在顿河上有数百人被沉入冰下。”这个主意是从哪来的？普京称，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写道，枪毙资产阶级代表和神职人员越多越好。

在谈到列宁时，普京进一步发挥了他在2016年1月21日会议上的观点，具体谈了他认为列宁在国家大厦下面埋了一颗地雷的理由。“正是列宁赞成，苏维埃国家建立的基础正像他说的，我可能说得不准确，但他的意思我理解，苏维埃联盟各主体完全平等，并拥有退出苏联的权利。这是埋在我们国家大厦下的地雷。靠近边境地区的一些族裔与多民族的国家联系少，但实质上这是一个国家整体。对待某些疆域，可以随意地决定边界，而且常常没有理由。为什么要把顿巴斯划给乌克兰？为了增加乌克兰的工人比重，为了那里有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你们理解这些胡话吗？这不是统一的方案，而是分成许多部分的方案。”

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普京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注意加强国家的统一性，要求俄罗斯公民必须掌握俄语这门国语。2001年5月20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专门制定和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语言法》。普京特别重视俄语的作用，他在2013年2月19日民族关系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国家统一的基础无疑是俄语，我们的国语，民族间交际的语言。正是俄语形成了共同的公民、文化和教育空间。每个俄罗斯公民都应该高水平地掌握俄语。同时，为了能更深入地研究俄语，需要创造和改善相关的必要条件。”2013年俄罗斯庆祝了宪法颁布20周年，俄罗斯的历史告诉国民，俄国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俄罗斯领导人强调要巩固俄罗斯作为世界独特文明的地位，“首要的是加强国家主权和俄罗斯人民统一的权力源泉—多民族且统一的国家。”

四、歌颂人民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强调人民性

俄国历史有起伏变化，政权多次更迭，但不变的是俄罗斯人的英雄主义和爱国情怀。当今俄罗斯在历史教育中特别注意歌颂人民的英雄主义和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突出俄国和苏联对世界的贡献。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俄罗斯各界有成就的名人，主要是科学家、作家、音乐家、艺术家等。在谈到卫国战争这个伟大胜利时，也强调这是苏联人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胜利，歌颂苏联军民的英雄主义。“卫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被称为卫国战争不是偶然的：对于苏联人民来说面临的是祖国的命运问题。希特勒的种族学说把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归入应该‘被消灭’—‘非人类’，德对苏的战争是‘非常规的’，具有异常残酷性。战争的胜利体现了苏联人民的英勇功勋，使全人类摆脱了法西斯的威胁。”

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苏联人都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战争的胜利体现了苏联人民的英勇功勋。“在很长一段时间苏联人头脑中的想法是胜利要归功于斯大林。是的，斯大林是最高统帅，是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他成了胜利的象征。是的，斯大林有军功，但他由于镇压军队中的指挥员、由于1941—1942年的失利，由于战争中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对国家和人民也有罪过。哪方面更多一些，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每个人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评判是明摆着的。”“没有千百万军官、士兵、医务人员、游击战士、后方劳动者的自我牺牲和爱国主义精神能取得胜利吗？没有英雄们，没有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和潘菲洛夫师的战士，没有‘列宁格勒狭地’和斯大林格勒巴甫洛夫小屋的保卫者，没有马特罗索夫和库尼科夫，能取得胜利吗？回答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属于那些为此做了贡献的人，属于苏联全体人民。”“苏联在战争中胜利的主要根源是前线和后方的苏联人民空前的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胜利也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战争夺走了近2700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1000万士兵和军官），在敌后牺牲了400万游击战士、地下工作者和平民。超过850万人遭到法西斯奴役。”

在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时，普京把老战士请到莫斯科，参加对胜利的纪念。他还举行不朽军团的游行，民众举着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亲人的照片参与游行，普京也拿着自己父亲的照片与民众走在一起，以此表明全民都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下一代要记住前辈的英雄业绩。

五、肯定各个历史时期（包括苏联时期）作为大国、强国的辉煌

普京认为，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创造的历史表明，“国家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有作为的、受尊敬的联邦中心，它是平衡地区间、民族间、宗教间等关系的关键性政治稳定因素。”

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普京说：“我们的祖先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伟大的战争，但是它很不公正地被遗忘了，一系列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将这场战争从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军事史中抹去了。但是，武装力量的斗志源于传统，源于与历史的密切联系，源于英勇牺牲的英雄楷模。我认为，要在军队中恢复历史上最英勇的团、部队、集团军的番号，包括苏联时期以及其后的番号，比如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禁卫团、谢苗诺夫禁卫团。”

当今俄罗斯把一战作为现代史的开端和仿效法国大革命，把1917年推翻沙皇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称为俄国大革命，体现了普京的世界情怀和大国情结，继承的是俄国的救世传统。苏联时期把十月革命看成现代史的开端，称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现在俄罗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现代史的开端，把十月革命纳入“‘大动荡’时期的俄罗斯”来考察，这一时期从1914年开始到国内战争结束。1917年发生了俄国大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同属于俄国大革命。1917年10月，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政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夺取了政权。“1917年俄国大革命不仅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狭义上的革命范畴包括从1917年2月到10月的革命—从推翻君主到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广义上则指从沙皇制度崩溃到布尔什维克在原俄罗斯帝国领土上确立权力为止的整个历史时期。”“十月革命的意义超出了本国的范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成为世界千百万人的榜样，到处都出现了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布尔什维克感觉自己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1919年3月建立了共产国际，把不同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他们面临的一项任务是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思想不仅影响着革命者。‘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意识到，社会不公平发展，少数富人奢华的生活建立在千百万人贫困和受压迫的基础上将导致社会爆炸。他们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缓和社会矛盾，不允许共产主义者扩大影响。”“‘苏维埃试验’由于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被认为是20世纪重大事件之一。”

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突出强调卫国战争对人类的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70%~80%的损失是在卫国战争中，苏联对反法西斯同盟取得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胜利是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对于苏联来说，这场战争是保卫自己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全民的、卫国的、神圣的战争。在纳粹的威胁面前，社会团结起来了。爱国热情、前线与后方的团结是胜利最重要的因素，纳粹制造苏联各族人民不和的企图没有成功。”

总之，普京的历史观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其核心是弘扬俄罗斯的大国主义传统，突出俄罗斯对人类的贡献，增强民众的历史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强调俄罗斯渐进发展的重要性。

俄罗斯以“进口替代战略”对抗西方制裁

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副译审、博士 刘建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遭遇困境。为应对这一严峻挑战，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2014年俄罗斯开始宣布实施新一轮“进口替代战略”，以此来作为对抗西方制裁的一项重要手段。根据俄罗斯国内学界的定义，“进口替代”（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е）是指通过本国生产与进口产品相同或类似的产品，以减少或停止这些产品进口的一种行为，它是一种国家经济战略和工业政策，目的是通过替代进口产品的方式来保护本国生产者。 俄罗斯进口替代历史悠久。早在伊凡雷帝时代，古罗斯便开始限制或禁止国外一些商品进入国内市场。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俄罗斯分别于1998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后，推行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在西方制裁和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的综合因素影响下，2014年梅德韦杰夫总理宣布将“进口替代”作为俄罗斯国家优先实施的战略任务。该战略实施三年来，已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同时也面临不少问题。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任务，其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提出的背景

俄罗斯不仅是苏联的国际法继承者，同时也继承了苏联畸形的经济结构，具体而言就是农业和轻工业、服务业发展差，重工业和原材料工作所占比重过高。在苏联解体、俄罗斯一下子向世界打开大门之后，俄罗斯的传统重工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国外的廉价工业品大量涌入俄罗斯并挤占了其经济发展空间。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靠出卖原材料和军工产品赚取外汇、进口机械设备和日用消费品的国家，这显然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有自己的制造业和工业制成品，“进口替代”是俄罗斯的利益所在。

首先，恶化的国际环境是俄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直接动因。2014年3月18日，俄联邦总统普京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代表签署条约，标志着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以联邦主体身份正式加入俄罗斯联邦。随即，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对俄罗斯采取了一揽子制裁措施。政治层面，俄罗斯联邦一大批要员出国受限、海外资产被冻结，一大批驻外外交人员被驱逐离境，俄罗斯也最终被“踢出”G8行列；军事层面，北约通过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频频对俄施压，许多双多边军事合作项目也被迫终止；经济层面，一批俄罗斯能源、金融、军工等行业领军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进口受阻，重点行业企业信誉评级下调，引进外资和国外信用贷款严重缩水。同时，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俄罗斯国内宏观经济不景气、能源价格大跌、卢布大幅贬值、出口收入锐减、进口成本上升等多重不利因素叠加，这一切都迫使俄罗斯逐渐将经济发展的注意力转向国内，开始实施新一轮进口替代战略。

第二，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固有结构性矛盾是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根本原因。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俄罗斯一直在恢复国内经济和融入世界经济的道路上不懈努力，但整个九十年代，俄罗斯深陷“休克疗法”泥潭，加之受国外商品的冲击和国内经济联系中断、营商环境不佳等综合因素影响，经济下滑严重，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自2000年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普京开始大力整顿混乱的秩序，不断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确定了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展之路，俄罗斯经济开始逐步企稳回升。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俄罗斯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2001年至2008年期间，俄罗斯GDP增速分别达到了5.1%、4.7%、7.3%、7.2%、6.4%、8.2%、8.5%、5.2%。金融危机中断了俄罗斯快速发展之路，俄罗斯经济增速起伏不定。2009年俄罗斯经济下降了7.9%，但2010年俄罗斯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达到4.0%，2011年增长了4.2%，2013年增长速度降至3.4%，2014年又下降至1.5%。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原因很多，但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市场上油气价格下降所致，这也充分暴露了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和原材料的弱点。虽然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都强调要建设“新经济”，俄罗斯经济必须摆脱对能源原材料出口的过度依赖，通过发展创新型经济、智慧型经济，力争使俄罗斯在未来几年跻身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但从实际效果看，十多年来，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实质上并未得到显著改善，能源原材料行业在国内“一枝独秀”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俄罗斯仍依赖传统的能源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根据统计数据，2014年俄罗斯油气综合体的收入占俄联邦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高达50.2%。在俄罗斯出口结构中，能源资源类产品占绝对优势。（见下表）

丰富的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依赖型的经济模式。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原料开采占优势，且对原料及其相关产业资源收入的依赖较大。同时，在一定情况下资源收入甚至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资源，不仅国内形势，而且国际资源市场行情等外部因素也对资源部门产生较大影响。俄罗斯确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上，俄罗斯的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6%、天然气储量约占1/4、淡水约占10%、耕地占8%和森林资源占23%。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是一种天然优势，但这种优势如不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那么也将会转化成某种“劣势”，反而制约俄罗斯的整体发展。因为一旦脱离正常的工业化道路，走上逆工业化之路，资源优势更可能结出对核心区的“依附”之果。这一点已充分体现在俄罗斯工业领域。俄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初期，其重要工业设备对外依赖程度非常高，已成为制约俄罗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在俄罗斯的进口工业设备中，动力设备进口率约50%，油气设备进口率达60%，农机设备进口率达50%~90%，重型机械进口率约70%，民航业进口率超过80%，机床设备进口率更是接近90%。2014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严重影响了俄罗斯重要设备的进口，也使俄罗斯领导人增强了改变本国严重依赖能源原材料的经济结构的紧迫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5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说：“进口替代战略要使俄罗斯摆脱在世界上的落后地位，俄罗斯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更多打入国际市场、更好体现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价值。”俄罗斯打算自己来生产那些从西方进口的商品。

“进口替代战略”对于增加就业，扩大内需，拉动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改善贸易结构，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理梅德韦杰夫都多次反复强调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推动俄罗斯经济发展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一项重要的优先战略任务。当然，正如普京总统说的那样，进口替代并不是目的本身，俄罗斯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替代进口，更重要的任务在于要生产出更多质优价廉的产品，以扩大出口。

二、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及其效果

俄罗斯进口替代不是要替代所有的进口产品，因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俄罗斯要替代的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工业紧密相关的一些关键技术设备，主要涉及农业、工业（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医药、轻工、软件程序）和国防军工等重点行业。从目前实施情况看，俄罗斯进口替代主要针对那些来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的产品，其目标是要用本国产品来替代原先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产品。

为配合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俄联邦政府、部门及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和推进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政策性文件。其中，在农业领域，俄联邦政府出台了一份具有统领性和代表性的纲领性文件《农业发展及调节农产品、原料及食品市场的国家纲要（2013-2020）》（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развит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рынко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сырья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на2013–2020годы），该纲要旨在保障本国农业安全，并增强俄罗斯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按照纲要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俄罗斯国内99.7%的粮食、89.7%的甜菜糖、88.6%的植物油、98.7%的土豆、88.3%的肉和肉制品、90.2%的奶和奶制品将由本国生产。针对工业领域的发展现状，2014年4月15日，俄联邦政府批准了新版《俄罗斯国家纲要：工业发展及竞争力提升》（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Развитие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повышение ее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这份长达367页的纲要，其核心目标是要到2020年实现俄罗斯国内工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该纲要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纲要涉及的政府部门多，多达11个，包括俄联邦工业和贸易部、教育和科学部、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环境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运输部、经济发展部、技术管理和计量署、铁路运输署、矿产资源开发署、航天局、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等；二是纲要涵盖的领域多，涉及21个行业，包括汽车工业、农业机械制造、轻工业、国防工业、运输业、重工业、能源动力机械、冶金业、化工等，可以说囊括了俄罗斯工业的方方面面。在纲要框架下，俄联邦工业和贸易部还会同俄联邦信息通信部、运输部、能源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编制了20个行业进口替代规划，总共约2500个进口替代项目。虽然该纲要并未针对俄罗斯工业2020年的对外依赖程度给出一个整体性量化指标，但根据俄联邦政府的评估，在工业进口替代战略顺利实施的情况下，到2020年，机械设备进口率将从现在的70%~90%降至50%~60%，其中，机床制造业进口率由现在的88.4%降到58%，无线电设备进口率由现在的82%降到44%，油气设备进口率由现在的60%降到40%。2014年9月30日，俄联邦政府又批准了《工业进口替代推动计划》（План содействия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ю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该计划成为指导俄罗斯工业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具体“路线图”。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重点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国防军工领域，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数据，2012-2016年，俄罗斯军火出口国际市场份额占到23%，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尽管如此，俄罗斯一些关键技术设备仍依赖国外进口，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航天工业发展的确产生了较大影响。普京总统也表示：“我们应尽全力，确保国防工业所需的一切都在俄罗斯国内生产，确保俄罗斯不受制于人。”为应对当前困境，2016年5月，俄联邦政府批准了《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纲要（2016-2020）》（Программаразвития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на2016-2020годы），作为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2020年前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对俄罗斯国防工业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军工产品竞争力，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军工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基于此，纲要确定了2020年前四项重点目标任务：①确保国家武器发展规划任务完成率达到100%（2016年为97%）；②应用929项新研发成果；③将创新产品的比重提高到40%；④研发1300多项新型军用技术。该纲要规定的总预算超过1万亿卢布。值得一提的是，俄联邦政府还在此纲要中单列了一个进口替代子纲要，其核心目的就是要通过在国防军工行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最终摆脱对欧盟国家和乌克兰等国军技产品的依赖。

为了切实落实进口替代战略，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部门和地方三级领导协调机制。2015年8月，俄联邦政府批准成立了一个进口替代战略实施领导协调机构—“政府进口替代委员会”（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ю），该委员会旨在统筹协调联邦权力执行机关、联邦各主体权力执行机关、地方自治机构和组织来实施国家进口替代战略，委员会主席由俄联邦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亲自担任，两位副主席分别为俄联邦政府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和罗戈津。俄联邦工业和贸易部也牵头组织成立了一个下设15个进口替代专项推进工作组的跨部门工作机制。在地方上，为响应联邦政府号召，各联邦主体也纷纷成立相应的工作机制，以伏尔加格勒州为例，该州专门设立了州进口替代专家委员会，以督导州内企业进口替代实施情况。

此外，俄联邦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还通过简化政府相关审批流程、划拨专项资金、提供优惠银行贷款、加强信息化与标准化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各类配套支持，以推动企业及社会各界能积极广泛地参与到战略实施当中。俄联邦政府拟从财政预算中划拨2.5万亿卢布的专项资金，并且通过设立工业发展基金，为不同规模的实体经济提供5000万至5亿卢布不等的信贷服务，7年期的优惠贷款利率为5%。截至2016年底，用在进口替代上的资金花费已达3750亿卢布，其中，国家财政预算支持专项经费达1050亿卢布。2014年5月，俄总统普京签署了一份“关于刺激经济增长补充措施的授权清单”（Перечень поручений о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мерахпо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该清单共包含20项联邦政府授权，主要涉及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提供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激励机制等。针对中小型经济，俄联邦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其中有一项名为“你就是企业家”的规划（Программа“Ты–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国家通过提供优惠贷款，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和青年创业项目发展。2016年5月26日，由俄罗斯工商会和俄罗斯国内最大的电商“统一电子商务平台”（Единая электронная торговая площадка）公司共同开发的一套名为“请选俄罗斯的”（Выбирай российское）信息集成系统上线，该平台不仅可以为商家提供各类采购信息，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向俄民众发出选购国货的倡议。2017年4月2日，俄罗斯开发出一套“国家工业信息化系统”（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为国内企业提供信息化支持。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牵头制定了“标准化”法，为企业提供设备标准方面的法律指导。

在俄联邦政策、资金、组织协调等多措并举下，实施三年多来，进口替代战略已成为俄罗斯对抗西方制裁的一项重要经济手段，且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截至2017年底，政府进口替代纲要项下的高科技项目已超过200个，国家为此提供了约150亿卢布财政拨款。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产品进口额已从2014年的430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250亿美元。2016年俄罗斯国内猪肉、禽肉和蔬菜的进口份额分别由2013的26%、12%和86.6万吨分别减少到8%、5%和46.3万吨。而俄罗斯国内农产品生产规模三年来则增长了11%。2013-2016年，俄罗斯国内商店的进口商品份额分别为36%、34%、28%、23%，呈逐年下降趋势。据预测，俄罗斯国内的禽肉、奶制品、蔬菜水果将分别在2~3年、7~10年和3~5年内实现完全自给。油气领域，三年来俄罗斯油气设备进口份额由60%降到52%。俄罗斯能源部计划到2020年油气低温处理装置的进口率由2016年的50%降到40%、液化天然气由67%降至55%、增压压缩机由60%降至45%。国防军工领域，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数据，2014-2025年，有至少826项军品和技术列入国防军工进口替代计划。按照计划，俄罗斯将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前完成对乌克兰、欧盟及北约成员国的军工产品的全部进口替代任务。医药行业领域，2015年国产药品的市场占有率为63%，2017年初这一数字已达到70%，根据计划，到2018年，该数字将达到90%。X射线技术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2017年已达80%。金融领域，2017年3月22日，俄罗斯央行行长埃莉维拉·纳比乌林娜（Эльвира Набиуллина）在向普京总统汇报时表示，俄罗斯已建立起SWIFT系统的替代产品，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规避金融风险，同时俄罗斯国内90%的银行自动取款机和支付终端将接受俄罗斯“Мир”银行卡交易，以替代Visa卡和Master Card卡。截至2017年10月27日，俄罗斯已累计发放2300万张“Мир”银行卡。此外，根据2016年的统计结果，俄罗斯运输机械制造业和无线电工业产品的进口率分别为3%和53.9%，与原计划的18.5%和69%均有大幅下降。

从地方及行业执行情况看，根据俄罗斯“地区俱乐部”（Клубрегионов）分析中心的统计数据，2015年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实施效果排在前十位的地区分别为阿尔泰边疆区、巴什基尔、别尔哥罗德州、沃洛涅日州、伊尔库茨克州、卡卢加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莫斯科、罗斯托夫州、圣彼得堡。从地方实施情况看，以阿尔泰边疆区为例，该地区在俄罗斯“地区俱乐部”分析中心发布的2015年俄罗斯各地区进口替代战略实施效果排名中高居榜首，该地区基于自身的优良条件和政府提供的各类优惠政策，2015年的农业产品生产指数达到107.5%，食品加工行业产品生产指数达到105.2%，食品及农业原材料出口较去年增长8%；机械制造业产品供货规模增长了34.3%；医药行业产品生产指数达到135.5%；国防工业企业的创新产品及特种材料生产增速超过118%。2016年，该区农业生产规模在2015的基础上又增长了12%，食品行业增长了5.3%，机械设备增长了18.4%（其中犁具、播种机、初加工设备的生产规模分别增长了0.5倍、3.5倍和0.6倍）。俄罗斯其他一些地区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方面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三、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实施面临的问题与前景

虽然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且俄罗斯官方对其实施前景持积极乐观态度，但从实际情况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宏观经济状况不佳，成为制约“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大环境及美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宏观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短期内难现提振迹象。根据俄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与上一年相比，2012-2016年，俄罗斯实际GDP指数增长水平分别为103.7%、101.8%、100.7%、97.2%、99.8%；俄罗斯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分别为103.3%、102.2%、100.7%、97.8%、99.8%；基础投资增长水平分别为107%、100.8%、98.5%、89.9%、99.1%，增速总体呈下降趋势。俄罗斯官方预测，2018-2020年俄罗斯GDP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5%的水平上，目前对俄罗斯有利的一点是国际能源价格在回暖，但程度仍然有限，无法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又不断延长，何时能够取消制裁是个未知数。因此，从长远看俄罗斯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扭转其经济颓势，其经济最好的情况是保持低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还面临一些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困难。在2016年俄罗斯全俄舆论中心（ВЦИОМ）作的一份关于“进口替代战略实施面临的困难”的调查中，被调查者认为地方政府执行不力、技术落后、缺乏总体规划、资金不足、缺乏国家支持等是当前面临的主要现实困难。另外，俄罗斯各地区、各行业对进口替代战略的执行力度不一。在一些基础条件好、对外依存度不高的地区、行业，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积极性较高，执行力度较大，而相反，对于那些基础条件差、自身“造血”能力弱的地区、行业，进口替代战略实施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正如俄联邦工业和贸易部部长杰尼斯·曼图罗夫（Денис Мантуров）指出的，截至2015年底，俄罗斯全境仅有约40个地区通过了进口替代计划，20个联邦行业进口替代规划尚未得到所有地方政府的认可，有些计划至今仍停留在纸面上，并未付诸实施。而对于企业来说，有些进口产品要实现国内替代确实存在实际难度，要么国内根本没有替代品，要么国内产品低质、产量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相关企业落实进口替代战略的积极性。

此外，俄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际环境不佳。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每次陷入困境，都是借助于西方的力量，通过扩大对西方的开放来解决。此次俄罗斯的困境是西方制裁造成的，西方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需要通过扩大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合作来摆脱困境，但这些国家毕竟实力有限，其整体实力无法与美欧相提并论。在新兴国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与俄罗斯有相似之处，对俄罗斯帮助最大的是中国。近年来，中俄不断加深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双方加大了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领域的合作，这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俄罗斯还努力发展与日本、韩国的关系，希望日韩积极参与俄罗斯的远东开发。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还与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有矛盾之处，不利于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俄罗斯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与中国不同，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并获益良多，俄罗斯则认为自己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对加入WTO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不积极。虽然普京总统对外宣称，“俄罗斯将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并履行欧亚经济联盟伙伴国义务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进口替代战略”，但在俄罗斯业内专家看来，进口替代战略其实是一种“新型保护主义”（Неопротекционизм），是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相抵触的。

这也是俄罗斯一直以来希望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推行自己倡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却始终未能得到积极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进口替代战略是一把“双刃剑”。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俄罗斯意义固然重大，但伴随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也同样不容小觑，此举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从“进口替代战略”实施前景看，虽然普京强调此轮进口替代战略实施更加理性，指出“理性的进口替代是俄罗斯一项长期优先任务，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但要避免重蹈前两次进口替代战略实施半途而废的覆辙，确保此轮“进口替代战略”能够得到长期持续有效的贯彻，并最终取得成功，需要着眼长远，关键是要改变俄罗斯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彻底摆脱能源资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既需要俄联邦高层的政治勇气和战略定力，也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如何确保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可持续性，是摆在全体俄罗斯人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总之，俄罗斯此轮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既有特定的外因，也有其深刻的内因，既是一种被动应对之策，也是一种主动调适之举，可以说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俄罗斯政府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对内旨在为生产创造良好条件，保护并培育国内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从其实现的前景看，“进口替代”战略成功的关键是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这需要俄联邦高层的政治勇气和战略定力。同时，“进口替代”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确保其预期效果，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需要俄罗斯继续进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建立起激发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机制。要真正实现“进口替代”，改变俄罗斯畸形的经济结构，使俄罗斯在国际制造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恐怕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

普京第四次入主克里姆林宫：问题与挑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左凤荣

2017年12月6日，普京出席俄罗斯高尔基汽车厂85周年庆典活动时宣布，自己将参加2018年俄总统大选。这是人们心中早有的答案，只是等待普京自己确认而已。根据列瓦达中心2017年12月17日的民意调查，普京的得票率是75%，居于第二位的日里诺夫斯基得票率只有10%，久加诺夫只能得7%，美女候选人索布恰克只能得1%。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一些国家的老政治家不受欢迎，拿不出解决本国问题的方案，于是一批年轻的政治家脱颖而出，如法国出现了历史上最为年轻的总统—只有39岁的马克龙，奥地利新总理库尔茨只有31岁，也是欧洲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而另一些国家则出现了现任领导人长期当政的情况，安倍有望在首相之位上实现三连任并成为战后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默克尔成为德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从2005年当政至今。2018年5月7日，普京宣誓就任新一届总统，他成为继斯大林之后当政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总计任总统时间为20年，实际当政时间将达24年。2018年3月18日举行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是对普京的信任投票，普京以高票当选，但他面临的任务并不轻松，内政外交的挑战都不小，其政策走向值得关注。

一、普京执政六年并未兑现的诺言

2012年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受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的影响，金融危机后开始复苏的俄罗斯再遇严寒，这几年经济发展状况不佳，普京上任之初承诺的俄罗斯经济改革目标，诸如到2020年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新建和更新2500万个高生产率的就业岗位；增加投资额，到2015年使之增加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到2020年，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型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提高50%，高技术产品出口翻一番；经济部门的平均收入增长60%~70%；高校教授和教师的工资、医生和科研人员收入将达到地区平均工资的200%，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创新经济、提高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等，基本都没有实现。俄罗斯GDP增速从2011年的4.3%下降到了2013年的1.3%。2015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萎缩3.7%，工业下降2.2%，通胀率高达12.3%，居民实际收入减少2%~4%，失业率达5.6%。受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双双下滑，零售额下降10%，资本投资萎缩8.4%，工业生产减少3.4%，居民实际收入下降4%。2015年失业人数达426万，同比增加7.4%。2015年俄罗斯财政赤字为1.95万亿卢布（约合250亿美元），占当年俄GDP的2.6%。2016年，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GDP下降0.2%，农业增长4.8%，工业增长1.1%，但消费需求和投资积极性仍然低迷。2012年俄罗斯GDP为2.02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排名第9位，占世界GDP总额的2.77%。201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3万亿美元，跌出世界前十强，居第13位，占世界GDP总额的1.8%。俄罗斯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下降。

2017年俄罗斯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油价的上涨有利于俄罗斯经济。2016年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限产协议，规定协议参与国联合减产180万桶/天，其中俄罗斯减产30万桶/天。减产协议的实行致使世界石油供求平衡、油价上涨，2017年12月底，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66美元/桶，WTI价格升至60美元/桶。2017年底，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决定将减产协议再延长9个月，至2018年底。

2017年俄罗斯经济开始增长。2017年末联合国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把俄罗斯经济增长数据调整至1.8%，世界银行和欧盟委员会认为是1.7%。俄罗斯经济克服了西方制裁带来的困难，普京在2017年6月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表示：“应该支持和鼓励这些积极的因素，使俄罗斯经济在2019年至2020年实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等各项宏观经济数据都好于上一年，总体形势出现好转。居民的收入名义增长7%、实际增长3%，通货膨胀率为2.5%，创造了苏联解体后的新低，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两倍，为230亿美元，是乌克兰危机以来最多的一年；天然气产量6900亿立方米和出口量1900亿立方米均创下历史纪录；粮食产量1.27亿吨也创下了包括苏联时期在内的最高纪录。俄罗斯能源部数据显示，2017年俄罗斯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7.8%，达6905亿立方米。这一数据打破了历史纪录。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2017年开采天然气471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2.4%，增幅为历史最高，达到519亿立方米。2017年公司对独联体以外国家的天然气供应量达到193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1%，增幅为146亿立方米。“土耳其流”项目取得进展，该项目总造价为60亿欧元，两条穿过黑海的水下支线长度均为900千米左右。目前，俄罗斯境内的两条支线海底管道已竣工，总长为448千米。一条管道向土耳其输气，计划于2018年3月竣工。另一条则向欧洲南部和东南部输气，将于2019年竣工。“北溪-2”计划于2018年5月启动，2019年竣工，总造价为95亿欧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北溪-2项目的唯一股东。因受美国制裁，“北溪-2”管道铺设受阻。2017年12月在年度记者会上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在增长，这是事实。GDP增长1.6%，工业生产增长比例也是1.6%，制药业和农业发展趋势向好，汽车工业也在稳步发展中，2017年俄罗斯谷物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同时，2017年俄罗斯迎来了破历史纪录的大丰收。“在近几年危机的形势下我们的实际工资收入出现下降。但是自2000年以来，民众的实际工资收入增长了2.5倍，退休金实际收入增长了2.6倍。”

俄罗斯经济最令人骄傲之处是农业的发展。与苏联时期大量进口粮食不同，现今的俄罗斯成了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2015年和2016年俄农产品出口收入分别为162亿美元和170亿美元，均超过武器出口额。农业形势好，保障了俄罗斯有充足的食品供应，俄罗斯民众可以买到价格便宜的粮食和面包，有利于保障社会的稳定。

俄罗斯对国际危机的影响力增强，改变了苏联解体后被边缘化的情况。俄罗斯重新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增强了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战略地位，得到了国民的一致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摧毁了伊斯兰国，有助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给俄罗斯造成的威胁，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俄罗斯胜利结束在叙利亚的反恐战争，向外界展示了俄罗斯的国威和军威，巩固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从沙特国王史无前例地访问俄罗斯，到俄、土、伊首脑索契会晤，再到普京旋风式访问叙、埃、土三国，俄罗斯正在把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俄罗斯虽然在西方外交受挫，未能实现俄美关系正常化，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延续，但俄罗斯外交在东方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深入发展，俄罗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关键合作伙伴。同时，俄罗斯同日本、韩国的关系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强，对朝鲜的影响力得到空前提升。俄罗斯经济上的短板由军事和外交弥补。尽管俄罗斯经济实力不强，但俄罗斯利用危机，塑造有利于自己局势的能力增强。这些成功增加了普京继续执政的资本。

对于当今的俄罗斯人而言，不管普京是否兑现了发展经济的诺言，普京都是俄罗斯人最信任的政治家，在俄罗斯没有能与其竞争的对手。俄罗斯人把普京看成是强国的象征，相信只有普京能再造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二、普京面临着发展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任务

普京再次当选总统，第四次入主克里姆林宫。除了有民众的支持外，俄罗斯最大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一直是普京的坚定支持者，虽然普京不是统一俄罗斯党成员，他是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但统一俄罗斯党把普京当成自己的候选人。统一俄罗斯党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占有绝对优势。2016年9月，亲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赢得杜马选举，在450个席位中拿下343席，获得议会宪法多数，堪称大胜。在2017年9月10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在16个联邦主体行政长官选举中全部获胜，他们都是现任或代理行政长官。在6个联邦主体议会共309个议席中，统一俄罗斯党赢得239个议席。在莫斯科市各行政区进行的市政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76％的席位，位居第二的亚博卢党获得11.72％的席位。这被认为是2018年总统选举的预演。在普京宣布参加2018年总统选举后，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统一俄罗斯党将全力支持普京。2018年总统选举最大的问题是投票率和普京的得票率，普京执政团队的目标是不要让2016年杜马选举时的低投票率重现，普京的得票率应该高于上届。

2000年初，普京曾借用俄罗斯历史上颇有作为的改革家斯托雷平的话说，“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不能只看军事，还要看经济，发展经济是普京的短板。俄罗斯国力下降是客观现实。从中俄两国国力的对比看，反差巨大，两国的国力实现了历史性反转。普京的国际抱负远大，俄罗斯要做一个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其政治雄心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现今的俄罗斯基本完成了从苏联模式向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促进社会发展模式的过渡，但历史遗留的过于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商品的“俄罗斯病”远未解决，俄罗斯经济除了依赖能源外，还依赖军工，军技新产品每年出口能够为俄罗斯挣150亿美元左右。这一经济结构与苏联时期并无二致。如何摆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创新型发展，是普京面对的重要难题，这个问题普京一直在讲，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多年过去了，并没有什么效果。在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缺少变革的动力和创新的动力。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仍是自上而下的，如何调动企业的创新意识和投资动力是核心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市场经济制度的质量是关键因素。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处于冷战之后少有的低谷时期，是制裁和被制裁的关系，美欧发达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恶化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制约着俄罗斯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问题是俄罗斯政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性问题。如何优化经济结构，如何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如何推动技术进步，将成为俄罗斯今后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俄罗斯长期以来处于结构性经济衰退之中，只有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深入改革才能克服，但追求渐进式发展的普京并不想进行根本性改革。如何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普京面临的难题。俄罗斯远东、北部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的经济一直远远落后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这些年俄罗斯政府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普京也面临一些挑战。不仅西方对俄罗斯民主倒退有指责，俄罗斯国内也有不满情绪。2017年3月和4月，在纳瓦尔内策动下，7000余人走上莫斯科街头，抗议梅德韦杰夫总理的腐败行为，要求其辞职。在201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全国的投票率只有47.88%，比上届选举下降13%，是历史上投票率最低的一次选举，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投票率不足40%。这也说明民众对国内政治的不满，是进行抗议的一种方式。俄罗斯政治竞争性不强、一党独大、腐败问题严重等引起了许多俄罗斯民众的不满，如何改进这一工作也是普京面临的难题。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尽管统一俄罗斯党的席位从315席增至343席，但支持统一俄罗斯党的选民人数却下降了，从五年前的4470万降至2850万，该党在多数联邦主体中的得票率低于50%。不满情绪的长期持续会影响俄罗斯的稳定，侵蚀普京的权力根基，如何扭转这种局面，也是普京要解决的难题。

俄罗斯腐败问题仍然需要加大治理力度。2015年11月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被捕，许多人认为这反映了政治精英内部的冲突。普京亲信、来自强力部门、现任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乌柳卡耶夫索贿为由发起对其的调查，乌柳卡耶夫本人及其同事被联邦安全局侦控超过一年。2017年12月俄法院判定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受贿罪成立，并判处其8年监禁。乌柳卡耶夫是近年来反腐中落马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俄罗斯被认为是腐败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反腐之路任重道远。

俄罗斯国内还存在恐怖主义隐患。车臣非法武装残余和北高加索的宗教极端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他们并未销声匿迹，仍在负隅顽抗，不时制造恐怖事件。2017年4月3日，圣彼得堡地铁发生恐怖爆炸，造成14人死亡，49人受伤，爆炸案嫌疑人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22岁的阿克巴尔容·贾利洛夫。俄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实施空袭，目的之一就是要阻止那里的俄罗斯籍恐怖分子返回国内，现在“伊斯兰国”组织被打散，恐怖分子的回流给俄罗斯反恐形势带来很大压力。

如何赢得年轻人的认同，也是普京需要考虑的问题。在2017年3月俄各地的游行示威中，大、中学生成为主力。新一代俄罗斯青年没有经历过苏联解体后的混乱，政权追求社会稳定的政策难以打动他们。他们需要国家经济增长，给他们提供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希望国家快速发展和实现民主化，不喜欢统一俄罗斯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些年轻人充分利用新媒体，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组织起来，这种倾向特别值得重视。新型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纳瓦尔内，主要利用社交媒体反对普京的体制，并拥有一批战斗力很强的拥护者，让当局不得不认真对待。2017年12月14日，普京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希望未来的俄罗斯是一个现代的、有着灵活政治体系的国家。“俄罗斯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都应该是有竞争力的。当然，我很想，也将朝着这方面努力，使我们有一个平衡的政治制度。”要实现这一目标，普京需要对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为了保障“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平稳发展，普京肯定会采取相应措施。

如何增加人口数量也是一个大问题。俄罗斯是世界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人口却很少，已经严重影响着远东等地区的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联邦人口为1.483亿，2009年降至1.427亿，俄罗斯政府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出现人口增长，到2017年，俄罗斯人口为1.468亿。俄罗斯人口增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结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状况不佳，又造成了大量人才流失。

三、普京的对外政策面临重大挑战

2017年12月25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俄罗斯对外政策展望：2018》的报告，报告分为俄罗斯与西方（挑战威胁、机会及政策优先方向），俄罗斯与中东（挑战威胁、机会及政策优先方向），俄罗斯与亚太（挑战威胁、机会及政策优先方向），俄罗斯与原苏联地区（挑战威胁、机会及政策优先方向）四大部分。报告认为，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将意味着俄罗斯外交出现新的政策周期，俄罗斯将有可能修正自己的外交。俄罗斯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与美国关系的恶化，普京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能否修正俄美关系，带来俄美关系的好转，仍是个未知数。

普京的主观愿望是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出兵叙利亚有“逼和”美国之意，想迫使美国恢复与俄罗斯的合作，从中东合作反恐开始打破俄美关系僵局。2016年12月1日，普京总统批准的新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对发展与欧美的关系着墨很多，但美国不予理睬。2017年12月14日，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普京表示，相信俄美关系将正常化。普京认为，俄美在很多议题上可以开展合作，有关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的指责都是川普的反对者捏造出来的。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后，俄罗斯还将把调整和改善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不断恶化的与美欧国家的关系作为重点，是否有效果，并不令人乐观。

历史上美国总统在外交上的权力是比较大的，中美关系的改善就是尼克松总统直接推动的结果。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对普京和俄罗斯有好感，曾希望改善俄美关系，但特朗普不仅未能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还使美俄关系更加恶化。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其重要原因在于俄美存在根本分歧，美国追求独霸世界，不把俄罗斯当平等的伙伴。俄罗斯则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应该是多中心的，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家在谋求单极霸权，使国际关系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不承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普京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主动权在美国手里，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选举的喧嚣声愈演愈烈，“建制派”把对特朗普的不满转向了对俄罗斯的愤怒，通过调查“通俄门”和“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制约特朗普的对俄外交。美国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不认同特朗普，也反对俄罗斯，制约着特朗普改善俄美关系的努力。为了洗清与“通俄门”的关系，限制了特朗普改善俄美关系的努力。尽管不认同，特朗普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对俄罗斯制裁的决议。俄美关系的改善要受制于国会通过的国内立法，受此限制，俄美关系难以改善。美国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俄罗斯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普京多次否认俄罗斯干涉了美国的选举，目前，美国的“通俄门”调查仍在进行。俄美关系难以改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美之间经济关联度低，2016年美俄双边货物贸易额仅202.5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俄出口109亿美元，占其当年总出口额（约14537亿美元）的1%都不到，这使美国可以放手对俄实施制裁。

俄美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受此影响，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也难以取得实质性改善。2014年7月，欧盟理事会以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制造不稳定”为由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并于同年9月扩展了经济制裁内容，并多次延长制裁期限。2015年以来，欧盟表示对俄制裁的期限要与明斯克协议的落实情况挂钩。2014年底，德、俄、法、乌四国签署明斯克协议，2015年初修订，其主要目标是在乌克兰东部实现全面停火。2015年3月起，欧盟把对俄经济制裁期限与明斯克协议落实情况挂钩，多次延长对俄制裁。2017年6月29日，欧盟理事会认为明斯克协议的执行情况仍不理想，决定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至2018年1月31日。2017年8月4日，欧盟以西门子发电涡轮机被转运至克里米亚为由，增加了对俄制裁的对象。2017年12月14日，在欧盟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其他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通报明斯克协议的执行情况，认为俄罗斯未能有效执行该协议。21日，欧盟理事会批准将对俄经济制裁延长6个月，至2018年7月31日。欧盟对俄经济制裁主要针对金融、能源、防务和军民两用产品领域。其中内容包括：限制俄罗斯3家能源企业、3家防务企业、5家国有金融机构及其主要控股子公司进入欧盟初级和二级资本市场；禁止欧盟同俄罗斯进行武器进出口贸易；限制俄获取涉及石油勘探和生产等领域的技术或服务；禁止向俄出口可用作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产品等。俄罗斯也针锋相对，决定在2018年12月前禁止来自美国、欧盟以及另外一些西方国家的食品进入俄罗斯。

普京面临着来自北约的地缘政治压力，如何化解这一压力，是普京必须面对的问题。2014年3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被开除出八国集团。北约以保护成员国安全为由，加大了在波罗的海国家上空巡航，侦察飞机定期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上空执行飞行任务，向地中海增派船只，不断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地区举行各种军事演习。2014年9月初在英国威尔士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俄罗斯首次被北约明确确定为“对手”。峰会通过了“战备行动计划”，决定成立一支“尖锋”快速反应部队，以加强北约的军事能力和联合防卫实力。峰会还要求北约成员国今后几年内把军费开支提高到不少于GDP的2%，全面加强北约在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派驻军队、提升现有军事装备水平和加速军事设施建设等。2016年黑山加入北约，这是时隔7年后北约再次扩员。2017年7月上旬，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通过修改乌克兰《对内对外原则法》。法案规定，乌克兰将深化同北约合作，并最终获得北约成员国资格。2017年12月22日，特朗普批准了对乌克兰的多项军售，向乌克兰出售价值4700万美元的反坦克导弹系统，以增强政府军对东部亲俄武装分子的反坦克能力。目前俄罗斯国防支出为460亿美元，美国2018年国防计划支出7000亿美元，俄罗斯在实力上难以与美国抗衡，更不用说北约了。俄罗斯面临着重要选择：是继续与北约对抗，增强军事力量，还是把重心转向发展国内经济。

俄罗斯还面临着独联体离心倾向的问题。尽管普京坚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但克里米亚问题使乌克兰义无反顾地面向西方，以俄罗斯为对手。乌克兰东部冲突将难以平息，也将长期影响俄乌关系和俄西关系。欧亚经济联盟开始运转，根据普京的说法，联盟运转很有成效，但其成员国对俄罗斯的戒心和不满仍然存在。2017年，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发表署名文章，称1940年苏联让哈萨克斯坦改用西里尔文字的决定是“政治性的”，而改用拉丁字母的决定则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国家现代化工程”的一个关键部分。他强调要加快哈萨克斯坦语言的改革，计划将在2025年前放弃西里尔字母—俄语使用的字母系统，改用拉丁字母来拼写哈萨克语。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最忠实的盟友之一。哈萨克斯坦此举被认为是去俄罗斯化的表现。一个大国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来源于能给对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困难自然削弱了对独联体国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在发展中俄关系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两国国力的反差。中俄两国国力发生了逆转，原来一直是俄强中弱，现在中国除军事实力外，其他都全面超过了俄罗斯。在俄罗斯国内，不少研究俄罗斯战略者，希望促使其他国家成为美国的最大对手，以转移从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对俄的压力。因此，促进中俄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加强两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以对抗美国。这与中国所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的大国关系有不合之处。如何正确处理中俄两国利益不重合的问题，保障中俄关系平稳顺利向前发展，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总之，普京新任期的担子丝毫不比现在轻松，他必须要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处理好政权内部的竞争与平衡问题，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建设一套选贤任能、有一定竞争性的机制化的政治运行模式。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不多的国家，自然条件的复杂多变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困难，普京要使俄罗斯这艘大船平稳驶向未来，任务并不轻松。在2018年普京开始第四个任期之时，他已经是一个64岁的人了，相比18年前他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总统权力，现在的普京显然政治经验更丰富，但精力肯定不如从前。如何克服长期执政的惰性，保持锐意进取，也是普京在新任期内要注意的问题。

“后危机时代”欧盟面临多重挑战与欧盟的结构性改革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赵柯

2016年6月，欧盟发布了第二份全球战略文件。对于欧盟自身的处境，文件认为“我们联盟的目的，甚至是联盟的存在，正在受到质疑”。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处于多重危机之中，如难民危机、欧元区外围国家债务危机、经济低迷、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面对外部世界的各类风险和内部民众不断上升的质疑情绪，2017年3月欧盟发布白皮书，提出未来5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力图凝聚共识，重振欧洲。事实上，接踵而至的重重危机正推动着欧盟进行内外战略调整，欧盟内部的力量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欧洲的结构性改革和一体化走向深入；二是德国成为欧盟内部的领导力量，“德国的欧洲”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三是危机也加快了欧洲调整对外战略的步伐，积极推动“大西方”的形成。中欧之间的互动也因此出现了新变动、新特征，双方开始了新一轮对双边关系的“重构”。但是此次“重构”并非是欧洲“单向度”的行为，中国也开始主动将自己对欧洲的认识和理解贯彻到此次对中欧关系的“重构”中，中欧关系进入新时代。

危机成为改革的动力

回顾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人迈向联合的每一步，无不伴随着危机与压力，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政治中的棘手难题犹如一只“无形之手”，推动着欧洲人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虽然步履蹒跚，但始终方向坚定地不断前行。作为欧洲一体化的起点—欧洲煤钢联营设计的初衷，是想通过对煤和钢这两种当时最为重要的战争物资的管控，来解决德法之间不再打仗的问题；而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成立，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欧洲经济装上一道“防火墙”，避免美国当时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对欧洲造成的伤害；1990年，当德国抓住机遇重新实现了统一之后，紧接着，1991年，欧洲领导人就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放弃本国的主权货币，建立共同货币欧元。“德国统一”和“创建欧元”在时间上的紧密相连绝非偶然，而是欧洲人为了解决统一后的德国如何不再次成为欧洲大陆和平秩序的威胁，这一当时各国普遍关注的紧迫问题，是力图将德国牢固地嵌入欧洲既有框架内的一种制度安排。享有“欧洲联合设计师”美誉的法国政治家莫奈曾说，欧洲“将在危机中融合，将是应付危机的各种解决方案的总和”。这话可谓一语中的，仍是理解当前欧洲发展趋势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逻辑。

经过债务危机的洗礼，欧洲人已经从危机之初的不知所措、相互推诿、各家自扫门前雪，到最终协调一致，在欧盟层面成立制度化的应对机制。先是成立了欧洲稳定机制来为出现金融危机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监管面覆盖欧盟范围的银行业联盟也在不断完善中。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央行也在不断成长，正在一步步悄然地突破欧盟条约的禁锢，从一个单纯以维护币值稳定为唯一职责的“不完全央行”，到果断出手，通过创新政策工具，稳定金融市场和促进经济增长，欧洲央行实现了“华丽转身”，正在成为一个赢得市场尊重和信任的真正的中央银行，针对欧洲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财政一体化也开始起步，成员国的政府预算如今要先得到欧盟机构的认可，然后才能够在成员国议会付诸表决，这相当于成员国部分地让渡了财政主权，这在几年前是很难想象的。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欧洲增强了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政策的协调和一致性，在对俄政策上，欧洲基本上做到了“用一个声音说话”，避免了像之前很多观察家所预想的那样，因为欧洲各国与俄罗斯之间千丝万缕，但又差异极大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利益的纠葛，最终导致欧洲无法有效地形成对俄罗斯的统一外交。面临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任何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无法应对，解决之道唯有要“更多的欧洲”，而不是相反。大量难民的入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管理、安全和融合问题，也必将倒逼欧洲在内务司法方面进一步将一体化深入下去。欧洲人没有轻易地“浪费”掉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以及难民危机所带来的变革的机遇，一体化这趟列车还在按照既定的方向前进。

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

随着欧债危机在2012年夏季达到最高潮，欧洲央行在当年9月宣布了直接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OMT）计划，准备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成员国多至3年期的国债。这相当于欧洲央行准备以无限的流动性来对付市场上针对欧元区解体的各类投机资本，实质上在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真正担当起中央银行所肩负的稳定金融市场的职责。包括重债国在内的欧元区国家的国债利率随之下降，国债市场趋于稳定，从整体上来说金融层面的欧债危机自此基本结束。但此时欧盟的经济却仍然处于衰退之中，一直到2013年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0.3%，才结束了欧元区连续18个月的衰退。市场也重拾对欧洲经济的信心，美国投资者在2013年也大举买入欧洲股票，他们投入欧洲股市的资金金额达到1977年以来之最，这是对欧洲及其有能力从主权债务危机中复苏投下的重要信任票。高盛（GoldmanSachs）欧洲策略团队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养老基金和美国其他大型集团在2013年前六个月投资于欧洲股票的总金额达到650亿美元，这是36年来最高的上半年对欧投资总额。所以说，2013年是欧盟经济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欧盟经济复苏的势头逐渐企稳，当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0.3%，欧盟整体在第四季度增长0.4%。最为重要的是，欧元区六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全都在第四季度实现正增长，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头一次。此外，无论是欧盟整体还是欧元区，经常账户顺差持续增长。

近年来，欧盟经济表现超出预期，复苏的势头愈加稳固，OECD在2017年9月发布的经济增长预测报告中，将欧元区2017年经济增速上调至2.1%，2018年则下调至1.9%。其中，德国2017年将增长2.2%，2018年为2.1%；法国2017年和2018年将分别增长1.7%和1.6%；而意大利为1.4%和1.2%；IMF今年10月的预测也将2017年和2018年欧元区增速上调至2.1%和1.9%，较之7月的预测各提高了0.2个百分点。相较于美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欧洲“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展示其在危机过后复原的韧性。但此前国际舆论普遍对欧洲经济持悲观看法，深层原因还是对欧洲经济的“刻板”印象，认为欧洲的福利制度削弱了生产效率，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在这种观点看来，“福利”明显是站在了“效率”的对立面，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障碍，甚至是陷阱，公平与效率之间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要实现增长就要轻装上阵，“牺牲”体现公平的“福利”。

按照这样的分析思路，实行福利国家制度的欧洲当然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坏榜样”和“反面教材”。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当前欧洲经济的稳健增长？

福利制度拖了欧洲后腿？

对于福利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有另外一种看法。201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雪城大学的三位学者合写了一本书《财富与福利国家》，他们开篇第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说福利是增长的负担，那么为什么现在所有西方富裕的国家都是福利国家。

他们在书中特别提到，普遍印象中，美国不是一个欧洲那样的福利国家，政府的福利开支相比欧洲国家要少，但这种印象是错误的。美国也是一个庞大的福利国家，与欧洲的不同仅仅在于福利提供方式的差异，欧洲主要是政府提供；而在美国，企业和社会也是重要的福利提供者。

在这三位学者看来，因为市场竞争给个人带来的最坏结果不是竞争失败后的贫穷，而是经济不安全，这意味着不确定的收入和不确定的支出。而福利制度通过提供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险，减少经济不安全，这些对个人的社会投资最终将转化为有益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所以他们认为社会福利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资源消耗，而是与增长相互促进。

欧洲的政治精英们现在要做的，不是简单地通过财政刺激来推高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壮士断腕，实施着眼于欧洲未来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当前欧盟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是债务危机，而是欧盟国家内部不适应全球化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缺乏财政可持续性的社会福利制度；二是缺乏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这也构成了所谓“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但这些改革涉及欧盟国家强大的利益集团，推行起来阻力重重。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卢森堡前首相容克在欧债危机爆发前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们都知道欧洲应当改革，以及应如何改革，但我们都不知道，改革了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当选。但在选举政治下，政府领导人很难真正下决心实施结构性改革。此次债务危机的爆发为欧洲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显然也没有“浪费”掉这次危机，而是及时把握住机会，实施了早已成为共识但却迫于国内压力而一直停滞不前的结构性改革。所以，我们看到，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紧缩”成为欧洲经济治理的主旋律。不仅仅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重债国在外部压力之下进行“紧缩”，财政状况良好的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卢森堡以及北欧国家也主动“紧缩”。虽然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民众的抗议活动，甚至演变成与政府激烈的冲突，但各国政府还是顶住了国内压力，将结构性改革坚持下去。这次欧洲的领导人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要比之前坚定很多，欧洲国家的这次“集体紧缩”并非单纯是为了应对此次债务危机，而是欧洲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共识：将危机作为推进欧洲改革与转型的契机和合法性来源，通过改革来提升和重塑欧洲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

结构性改革目前已经成为欧盟“政治正确”的标准：谁反对改革，谁下台。2012年奥朗德打着反对萨科齐紧缩政策的旗帜赢得法国总统大选，但他上台后却成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倡导的紧缩政策的支持者。2014年8月，时任法国经济部长阿尔诺·蒙特布尔公开表示法国应该抵制德国式的预算紧缩政策，认为目前应该优先提振经济，改善失业问题，要求法国总统奥朗德“对经济政策进行重大改变”。奥朗德立刻改组政府，撤换反对紧缩路线的蒙特布尔，任命支持改革的马克龙担任经济部长，2014年12月马克龙向法国议会提交《经济增长及活动法》，主要内容涉及延长商店营业时间、放松行业管制以及放宽雇用条件等方面。2015年1月26日的希腊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以“反对紧缩”“削减债务”为口号赢得了选举胜利，新总理齐普拉斯上台伊始就雄心勃勃地摆出要重新谈判希腊债务的架势，但无论是欧盟还是德国、英国等主要成员国对此都明确表示反对。齐普拉斯已经表明不会离开欧元区，那么留给希腊新政府的选项只有一个：遵守欧盟既定的结构性改革方案。

欧盟此次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初见成效，成员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幅下降，平均增长率稳定在1%左右，如果扣除通胀因素，几乎相当于2008年至今工资水平基本没有大的上涨。从更具体的数据来看，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以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的欧元区内部相对成本竞争力数据显示，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与峰值相比均明显回落，降幅分别为约25%、15%和10%。希腊和西班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比欧元区刚刚成立时仅高5%左右，而葡萄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已经低于欧元区成立之初的水平。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让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竞争力得到了提升，2013年葡萄牙实现了二十年来首次经常项目盈余。2013年希腊出现12亿欧元（约合16.5亿美元）的经常账户盈余，为1948年来首次出现年度盈余，被认为是希腊逐步摆脱债务危机的积极信号。2014年5月，继爱尔兰之后葡萄牙宣布退出欧盟救助计划，欧债危机爆发后，葡萄牙陷入经济困难，政府财政曾濒临破产。2011年5月，葡与“三驾马车”达成总额为780亿欧元的救助协议，并按协议要求采取一系列财政紧缩和经济改革措施，以整固财政、削减赤字。得益于外部援助和内部改革，葡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财政赤字大幅降低，国债收益率屡创新低。2014年葡经济实现1.2％的增长，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至4％以下。成绩之外，风险依然存在。乌克兰危机成为欧盟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的外部阻碍因素，也正因为此，欧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欧盟的对俄政策并非是要逼垮俄罗斯，而是积极寻求与俄罗斯达成妥协。

总体而言，欧盟的经济社会改革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只是步履稍显蹒跚。随着改革的深入，欧盟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会更为稳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增强。

欧洲财政一体化在蹒跚起步

历史的力量无处不在。无论人们愿意与否，历史总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影响着现在与未来，同时，人又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历史的支配，每一代人都会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但这种被重新解释的历史将会又一次对人类现在和未来的行为产生影响。对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互动爱德华·卡尔称之为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他认为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中国的历史学家钱穆也有一句名言：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欧洲财政一体化的逻辑也有其历史根源。

在人类历史上私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和债务关系源远流长，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长。而“主权债务”或者“国债”相比之下要“年轻”很多，仅仅才几百年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国债恰恰起源于债务危机。西欧历史上战争不断，大大小小的国王为给战争融资而经常深陷债务泥潭，“国债”就是为解决国王们的财政困难，偿还其巨额的负债而发明出来的一种融资手段。在国债产生以前，西欧历史上这些国王的借款活动是以国王的个人名义来进行的，本质上是国王的私人债务。但是借款给国王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些国王为了逃避偿债义务，经常宣布自己之前从商人手里借来的钱为商人本应缴纳的税金，不再予以偿还；或者新继位的国王不承认前任国王所欠下的债务。由于国王的这种经常性违约，导致其信誉很低，在借款之时不得不支付比一般商人要高的利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国王要支付的高额利息加重了其财务负担，经常使其陷入债务危机。而面对债务危机国王经常又以违约的方法来解决；这让国王在借贷市场上信誉扫地，其在今后的借款中必须支付更高的利率，而沉重的利息负担会很快又一次导致国王陷入债务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再次违约。这个恶性循环让国王的负债能力失去了可持续性，无法正常借贷的国王经常会面临财政困境，为了实现低息借款，国王们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把国王的“私人债务”转换为由一个比国王信誉更高的公共机构所发行的“公共债务”。这就是现代国债的“雏形”。

在16世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为了筹集对法战争的资金，利用其领地荷兰联邦的议会的信用来为其发行债券。在债权人看来，皇帝和国王总有一天会去世，债务的继承人也不确定。而议会是永久性机构，其信用度要高于国王。哈布斯堡皇帝为了长期以低息筹集巨额资金，将用于偿还本息的税收交给了荷兰议会。不仅如此，在1542年又将设立新税种，以及决定财政支出的权限交给了议会。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来自荷兰的威廉继承了英国的王位，威廉也把荷兰的这套国债制度带入了英国。这种通过议会加强对预算的管理，以税收作为利息担保的国债诞生后，英国政府的融资能力大大加强。在“光荣革命”前夕英国的财政支出只占GDP的2%~3%，国王的债务仅为100万英镑，然而这些债务的利率为6%~10%，有时甚至达到30%；在“光荣革命”后的1697年英国的债务激增到1670万英镑，相当于GDP的40%，债务的规模要远大于“光荣革命”前，但是英国政府所要支付的年利率并没有因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迅速攀升，而是仅为7.6%。国债产生、发展的历史在背后实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解决债务危机的逻辑：陷入债务危机的国王交出征税权、预算权等自己原先所掌控的财政权力给更具公信力的机构—议会，作为回报，国王获得了更大规模、更具可持续性和成本更低的廉价资金。这一解决国王债务危机的办法并不是让国王勒紧裤腰带还钱，而是把国王的“私人债务”转化为国民共同承担的“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债。而国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交出自己的财政权，议会可以通过公共预算控制来约束国王的开支。这个过程意义重大，因为其中蕴含着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历史上西欧国家在用“国债”的办法解决国王债务危机的这一进程实质上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因为正是在国债制度的诞生、发展和不断完善中“王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西方国家逐步形成了“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等一系列现代西方国家体制。

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也是遵循了与其欧洲先辈们一样的逻辑。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后的美国实际上只是由十三个州组成的松散邦联，每个州其实都相当于一个主权国家，相互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彼此隶属和制约关系。中央对各州的公民没有直接管辖权，邦联国会颁布的任何法令须得到州政府同意后，才能对该州人民产生约束力。邦联政府既无权向国民征税和发行统一货币，又无权管制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政府所需经费取决于各州是否缴纳和缴纳多少。如果从权限上来讲，当时美国邦联制下的中央政府还要远逊色于今天的欧盟。但是美国在独立后不久就遭遇债务危机，因为美国各个州和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所发行的大量债券在战后无法兑现。美国解决此次债务危机的办法是由中央政府全部接收各个州的地方债务，一次性地免除各个州的债务负担。作为回报，中央政府从各州获取了征税权和管理国际贸易的权力，紧接着中央政府就成立财政部，以中央政府的信用为担保发行新的国债，用筹来的资金偿还各州之前欠下的债务。这一债务危机化解之道同样遵循了“以财政权力换取融资能力”的原则，把原先各个州的“私债”转换为由整个联邦共同承担的“国债”，而州则将原属自己的财政权（主要是征税权）让渡给中央政府。这场债务危机也让美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促使美国通过了新宪法，美国从原先松散的邦联转变为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主权的联邦国家。

如果用历史比照一下当今的欧债危机，可能会更加清晰地看出欧洲走出债务危机的路径。今天的希腊、爱尔兰甚至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就像历史上陷入债务危机的西欧的大大小小的国王，或者是那些美国独立战争后没有偿债能力的州，不仅债台高筑而且因为信誉太差而必须承受超出自身能力的融资成本，导致债务负担不再具有可持续性。解决之道很可能就像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样，把这些“国王”（陷入危机的国家）的私债，转化为“国债”（欧盟或者欧元区成员国共同担保的债券），但是这些“国王”需要付出代价—交出财政权。这个从根本上化解债务危机的历史逻辑也是今天的德国人在应对欧债危机时所坚持的，也就是“德国式”财政联盟之路，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政府一直督促成员国逐步上交其财政权给欧盟超国家机构，坚持要赋予欧盟机构监督成员国财政的权力的原因。德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已经开始认真地考虑走财政一体化的道路，建立某种形式的欧洲统一财政联盟。这种想法已经不再像欧债危机爆发初期那样因为碍于国内民众的反对而显得有些“政治不正确”，只能在精英层的小圈子内讨论，德国的政治家现在开始公开谈论建立财政联盟的可行性和具体步骤。2012年8月6日，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主席加布里尔在接受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采访时公开表示，默克尔实际在暗地里已经偷偷地搞欧元区共同债券了，只不过是通过默许欧洲央行购买成员国国债的方式。但是同时，默克尔政府为了取悦选民，又在表面上反对共同担保欧元区成员国国债，默克尔实际是在玩弄一个双面游戏。他主张让欧元区共同担保各个成员国的国债，同时各国要遵守相同严格的财政纪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社民党现任主席舒尔茨更是著名的“亲欧派”，在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进行组阁谈判中，力促默克尔推进财政一体化。

而欧洲的经济界特别是大企业更是非常支持走统一财政之路。法国米其林轮胎集团主席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说，欧盟国家应该更为团结，如果六七个欧洲国家更为紧密地坐在一起，讨论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国家，那么这将给欧盟和欧盟经济一个巨大推动。

默克尔政府虽然目前仍然拒绝推出欧洲共同债券，但是也同意建立某种形式的共同预算，她在欧债危机期间曾提出建立一个每年金额为200亿欧元的欧元区共同预算的计划，按照此方案，德国将承担约1/3，预算初步将主要用于那些因为实施财政改革而国内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并且失业率高企的国家。共同预算筹措资金的方式是开征新的税种，比如金融交易税。200亿是个小数目，占欧元区GDP的0.2%。虽然预算规模小，但关键在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财政转移，将富裕国家的资金转移分配给贫穷国家，并且预算的来源不是从成员国政府收入中分摊，而是在欧元区范围内统一开征一个新的税种，核心思想是以“统一的税收”支撑“统一的预算”，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个政策就是一个非常初级、微小和局部功能性质的统一财政的雏形。对德国人而言，可以用这一“小微”共同财政政策来应对实施“欧盟共同债券”的呼声，同时也可以借此搞一个“实验”，为进一步更大规模的预算统一积累经验。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降低德国地方州的融资成本，加强地方财政能力，德国政府2013年发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担保的“德国债券”。目前德国联邦中央政府发行的5年期债券在市场上的利率为近0.4%，而财政能力弱的州因为信用不佳，则为0.8%，高出了一倍。中央政府和地方州政府联合发行“德国债券”，意味着中央政府的信用将注入其中，“德国债券”的利率降低很多，财政能力较弱的地方政府因此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筹资。在“德国债券”的设计中，德国联邦中央政府并不提供100%的担保，而是部分担保。在本质上“德国债券”设计思路的内核与欧洲统一财政下的“欧洲共同债券”是一样的，在欧洲逐渐启动财政统一进程的背景下，“德国债券”给外界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舆论猜测德国恐怕不单单是为本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很有可能是想借此实验一下“欧洲共同债券”的可操作性和实际效果，为日后真正的财政统一积累经验。可以说德国正在领导欧洲“小步伐”地迈向财政联盟之路。

欧债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源于当初欧元的设计者们因为当时政治上的阻力而无法完成与统一货币配套的相关制度建设，也就是经济学家经常所说的，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无法在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之时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来渡过难关，这一先天性的制度缺陷被认为是欧元很可能在主权债务的重压下最终走向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分析背后所体现的逻辑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深入分析欧元区主权债务的结构和欧元区的支付能力，同时也忽视了欧元区在此次债务危机的压力下事实上逐步建立起的一种“隐形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来填补统一财政政策的缺位所留下的空白。从宏观经济结构方面来分析，欧元区的财政状况还是非常健康的。首先，欧元区整体债务规模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将欧元区看作一个整体，则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没有超过90%，这要远远好于日本和美国；其次，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基本上是期限超过一年的长期债务；第三，债务多为欧元区国家间内部持有；最后，最为重要的是，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是对外贸易顺差，也就是说欧元区是收入大于支出，有支付能力。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欧洲国家主权债务的具体结构会发现，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过分渲染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欧债危机发展趋势的判断。大多数对此次欧洲主权债务的分析中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变量：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的计价货币的构成。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很大比重是以欧元来计价的，未来偿本付息也是用欧元支付，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中的“货币错配”问题—也就是外债多以外币计价和结算而不是本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多是用外币，所以一旦出现债务危机，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毫无办法，只能向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求助，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无法创造出偿还债务所需要的外国货币。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债务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如此，这些危机中的国家债务大多是美元计价和结算。而此次欧债危机不同，他们的债务以本币，也就是欧元计价和结算，而创造欧元的权力是掌握在欧洲人自己手上的，只要他们愿意和达成共识，加紧印制出一批欧元，还债是不成问题的，这样一来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这是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与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一个根本区别，前者自己掌握解决危机的钥匙，而后者解决危机的钥匙在别人手里。

欧元区之所以能够熬过这次债务危机，是因为事实上欧元区已经隐形地存在着财政联盟的一些架构。一些经济学家批评欧元的制度缺陷甚至预测欧元解体的主要逻辑就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来应对非对称性冲击。但是在应对此次债务危机的过程中，欧元区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财政转移支付的机制。纵观此次欧债危机应对政策的演变脉络：从最初的“各顾各”到向危机国家借款，从建立救助机制到签订财政契约，从欧洲央行长期再融资操作到欧央行无限购债政策的推出。这些政策的实质就是转移支付，把富裕地区的资金转移支付给缺乏资金的地区，而这恰恰是统一财政政策的核心。如果从这个视角理解的话，欧元之所以没有解体，就是因为欧洲的领导人实质上在不断地加强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力度。

德法两国对财政一体化的分歧

2017年9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希腊进行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国事访问。选择希腊作为首个国事访问国绝非偶然，因为希腊既是欧洲文明的诞生地，又是2009年引爆欧债危机的“肇事国”，希腊近几年来所处的困境，就是重重危机之下欧洲的缩影。马克龙视希腊为欧洲重生之地，他在希腊演讲的主题就是“重建欧洲联盟”。马克龙在雅典的演讲中为一个“新欧洲”制定了路线图，他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对雄心壮志心存畏惧”，这明显是说给德国总理默克尔听的，因为马克龙重建欧盟的“雄心”显然已经突破了德国的底线：建立欧元区共同预算，在欧元区设立一名财政部长，并且要建立欧元区的议会。

马克龙重建欧盟计划的本质是要推进财政一体化，这是欧洲一体化核心中的核心。再加上一个议会，这就相当于把欧元区变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了。虽然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共同预算的资金来源和欧元区财长的职能，更没有提让德国人揪心的债务共同化，但方向无疑是明确的：把欧洲联盟变成欧洲合众国。

作为对法国总统马克龙雄心勃勃的“重建欧洲”计划的回应，德国推出德国版的欧元区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将现有的欧元区救助基金—拥有7000亿欧元资金量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简称ESM）—转型打造为“欧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uropean Monetary Fund，简称EMF）。这一方案要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扩大资金能力，增强ESM应对未来不确定危机的“火力”；第二是优化职能，形成一套更有效的债务重组机制，对陷入危机的成员国进行救助；第三是机构转型，将目前ESM“私人金融机构”的身份转变为欧盟机构，赋予其监督成员国执行财政纪律和对成员国的经济风险进行观测、预警的权能。

很明显，德国想要打造的“欧洲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强有力的财政纪律监管机构和高效的主权债务重组机构。原先欧盟条约中为了使欧元平稳运行，规定了成员国必须遵守的各项指标（比如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超过60%），但这种遵守主要靠成员国政府“严于律己”

的自觉。德国人的目的是想让财经纪律的执行有具体制度和机构的支撑，因而处心积虑地要把ESM变成EMF。EMF显然离马克龙的政策目标还很远。德国人关心财政纪律，马克龙更希望财政作为投资手段，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因而才主张建立欧元区财政部，借此将债权国的财政资金转移给债务国，并设立欧元区财长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

单纯从技术层面看，稳定的欧元既需要一个“欧洲货币基金组织”来严肃财政纪律，应对成员国出现的短期国际收支危机，也需要一个“欧元区财政部”来解决成员国之间长期的竞争力失衡问题。但更为根本的是，欧元的长期稳定需要“政治信心”。曾担任欧洲央行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奥特马·伊辛（Otmar Issing）形象地将欧元形容为一个“没有国家的货币”。没有确定的主权信用作为坚强后盾，这是欧元最大的缺陷。货币的背后永远是政治，欧元也是如此。很难猜测德国的“欧洲货币基金组织”与法国的“欧元区财政部”之间所上演的这出“权力的游戏”，谁能最后胜出。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德法实质性的合作才能为欧元稳定提供最终的“政治信心”。

当前欧元区解体的风险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马克龙上台后发布雄心勃勃的重建欧洲计划，目的就是以推进财政一体化来为欧元建立制度性支撑。但对此德法之间观念的分歧也是非常明显的。法国认为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主张建立欧洲经济政府、欧元区财政部，而德国则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更重要；法国认为经济政策要保持灵活性，而德国则更崇尚经济秩序的法律性，认为出于任何理由对规则的违背都会带来“道德风险”；法国认为经济增长能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更大的空间，所以主张先以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德国则认为不先进行改革来提升竞争力，增长是不会持续的。

德国的理由无论多么义正词严，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创建欧元之时，这些国家放弃自己的主权货币，共同使用一种货币，也就意味着开始相互去承担彼此间未知的风险。作为对应，也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机制，对风险的承担进行回报和对冲，让欧元的使用在制度上变得安全。这需要默克尔在第四个任期内能领导起第二次“欧元保卫战”，只有这样，默克尔才能真正像她的前任们—创建了欧洲货币体系的施密特、促成欧元诞生的科尔—一样，被称为是“欧洲的领导人”。

德国在欧盟内的“崛起”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赵柯

2013年7月20日，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不要德国的欧洲》的文章，否认德国在欧洲谋求政治领导地位。该文章当天同时在德国、英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主流日报上刊发。朔伊布勒此文的目的显然是想打消其他欧盟成员国对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担心和忧虑；但另一方面，朔伊布勒如此高调的政策宣示反而凸显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德国在欧洲的“重新崛起”。无论是德国人的坚决否认还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愿承认，欧元诞生之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重组，一个“德国的欧洲”正在形成。

欧元制度下的超强融资能力：德国“重新崛起”的根基

许多观察家，特别是德国人并不认为“德国的欧洲”已经或者将会成为一个现实。在他们看来，德国虽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欧洲债务危机应对机制最重要的支撑者，但是德国并没有必要将其转化为政治上的霸权。另外，欧盟层面的制度安排对德国也是一种限制，德国的权力未来将会逐渐减弱，同时，因为与重债国关系紧张，德国的影响力在欧债危机中实际是受损的。

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忽略了两点，首先，德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领导权并非没有必要，无论德国政治精英主观愿望如何，这都是必须的，是符合德国国家利益的唯一选择。因为欧元区是德国经济的依托，一旦欧元区解体，对德国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而为了保持欧元区的完整，恢复欧元的竞争力，需要一个切实的经济改革方案和保障这一方案获得实施的强有力的领导者与监督者，这一角色目前只有德国可以承担。《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将德国称为“不情愿的霸权”（The Reluctant Hegemon），认为正像二战后是美国肩负起领导职责来支撑起脆弱的西德，现在轮到德国来领导它那些深陷危机的盟友，这既是为了盟国，也是为了德国自己的利益。言外之意是德国内心不情愿成为欧洲的领袖，德国的领导地位是形势所迫。

但实际上，德国早已不再是个“不情愿的霸权”，而是对自己影响力的上升持非常正面的看法，德国对欧洲的领导比之前更为自信和从容，不再遮遮掩掩，“故意”保持克制的姿态。德国总统在2013年德国统一日的演讲中要求德国在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现实政治中，“责任”实际上乃“权力”的另一种委婉的表达。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在组成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有专门一章讲“德国的欧洲责任”，开篇就说：“欧洲的统一事业仍是德国最为重要的任务，在过去几年中，欧洲伙伴对德国的期望改变了。”德国人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欧洲伙伴希望德国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紧接着，“协议”又继续写道：欧洲正处在一个历史时刻，在这变革时期，德国作为经济强大的成员国和欧洲的稳定之锚，责任在增长，也被他的伙伴国给予了特别的期望。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欧债危机中，德国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而其他成员国也期望德国担负起领导责任，德国的领导地位的加强与欧洲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其次，德国的权力当然要受到欧盟层面的制约，但关键在于，欧盟层面的许多制度安排是非中性的，德国从中获取的优势远远大于其他成员国，德国的影响力不是通过传统的“单边行动”的方式强加给其他成员国，而是通过这些非中性的制度，以所有成员国“集体行动”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实现本国的战略意图，建立非中性制度是德国实现其在欧洲领导权的重要方式。欧元正是这样一种非中性制度，它让德国拥有了大国崛起中最具含金量的要素—融资能力，这也是支撑当前德国在欧洲领导地位的根基。

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国际资本的竞争，因为无论是发动战争还是发展经济，拥有充足的资金都是绝对的前提。哪个国家能够最大程度、源源不断地以低成本吸引到充足的新鲜资本，也就是说具有极强的融资能力，哪个国家就会获取到竞争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大国兴衰、霸权更替均伴随着全球金融中心的转移，金融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资本进行跨时间和跨空间配置的工具和制度，占据着金融中心地位的国家可以借此实现从全球不同区域汲到巨额资金为本国服务的目的。各国融资能力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欧元作为一种共同货币制度，其引入后的直接后果就是重塑了欧洲的经济格局，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变革就是欧洲内部的资本流由之前围绕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中心的多边循环流动，逐渐变成了主要以德国一个中心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一对多”的双边循环流动。德国站在了整个欧洲内部资金流动链条的顶端，扮演着“欧洲银行家”的角色。这让德国具有了其他欧盟国家无可比拟的“超强融资能力”。

德国这种“超强融资能力”的基础就是在欧元制度下被不断强化的工业竞争力。虽然战后德国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出口一直保持增长的态势，但在欧元诞生之前“德国制造”在欧洲大市场并没有获得“压倒性”的优势，更不是像近年来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其他欧盟国家出口普遍疲弱，而德国出口反而“一枝独秀”，巨额对外贸易顺差频频创造纪录。当时“法国制造”“意大利制造”甚至“西班牙制造”在现代工业的不少领域都有实力与“德国制造”一争高下。1990年，两德统一，但接踵而至的是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约50万制造业工人失业。企业家抱怨，德国经济变得缺乏活力，缺少竞争性。当年的总统赫尔佐克（Roman Herzog）在1997年发表的讲话中谈到，德国当时的时代精神是“经济活力丧失，社会发展迟缓，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抑郁状态”。改革者们则呼吁要颠覆德国模式的元素，如职业培训和集中的工资谈判制度。那时的德国被称作“欧洲病夫”，但是之后德国经济很快又重新焕发活力，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呢？许多文献将德国强劲的出口归结为1998年施罗德上台后对德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改革，认为继任的默克尔政府之所以能够保持德国经济平稳增长并且经受住了此次欧债危机的考验，实际上是坐享了施罗德的“改革红利”。这一解释是有道理的，但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出口是德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如果以贸易顺差来衡量，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德国经济的转折点在于欧元的引入。德国贸易顺差在2001年左右开始迅猛增长，几乎是直线上扬。而施罗德担任总理时所启动的以恢复劳动力市场弹性为核心的改革是在2003年。所以很明显，德国出口的强劲增长与欧元的相关性要远大于施罗德改革。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欧元让德国享受到“双重优势”。第一，欧元的汇率是依据各成员国的经济权重来确定的，德国的权重与比其弱小的成员国权重相互加权对冲之后，德国实际享受到了比马克时代更为“便宜”的汇率，欧元的使用相当于马克“自动贬值”，这自然有利于德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其他成员国无法再通过本币贬值的方式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对“德国制造”的优势，这让原本就非常强大的德国工业很快在欧洲大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原本能够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或者对德国有顺差的国家在欧元启动之后很多变成了对德逆差。德国贸易顺差的一半以上都来自欧盟内部，并且这一份额在欧元引入之后一直增长迅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达到顶峰。从2001年到2012年德国积累了约1.7万亿欧元的顺差，这些巨额顺差中的很大部分又以直接投资或者金融资产投资的方式回流到其他欧盟成员国。强劲的出口让德国经济很快走出20世纪90年代的颓势，赢得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信任和青睐，德国国债受到追捧，收益率下降，这意味着德国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来融资，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成为资本的避风港，进一步拉低了德国的利率水平，德国的融资能力在危机中被大大增强了，德国10年期国债利率基本都处于2%以下，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相当于德国基本可以“免费”从全球借钱。2012年5月，德国更是首次以零利率发行了价值50亿美元的两年期国债，如果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这意味着有太多的投资者为了竞争到借钱给德国的机会，不仅放弃利息收益，还要“倒贴”给德国人钱。根据德国财政部的计算，因为借款成本下降，2010-2014年德国仅利息支出就节省近410亿欧元。国家层面的这种融资能力体现在经济微观层面就是企业对资本的掌控力，德国的企业的融资能力远超其他成员国企业，比如一笔5年期以内的100万欧元的贷款，西班牙企业需要支付6.5%的利息，意大利企业是6.24%，而德国企业仅需4.04%。德国企业的融资能力可见一斑，也让其他欧盟成员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地处于不利境地。

欧元重塑了欧洲的资本循环。德国通过强大的工业竞争力以贸易顺差的方式让欧洲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流向德国，同时德国又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大规模、低成本地吸纳金融资本，然后德国再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将巨额资金“二次分配”到其他欧盟国家，如此循环往复。在欧洲的这种资本循环中，德国始终掌控着欧洲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流向，实际上扮演着“欧洲银行家”的角色。正是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影响力持续增强。

源自欧元的国际货币权力：德国主导欧洲的工具

其实，主流经济学对“欧元崩溃”的预测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或者哗众取宠，其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非常严肃的，背后有着强大而严谨的逻辑支撑。其失误之处在于核心假设出了问题，将欧元看作是一般经济学意义上完全自发地产生于市场的货币，从纯市场原则来分析预测欧元的走势。但是在现实中欧元的诞生恰恰是没有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而是典型的“国家间政治”的产物，正是在用欧元这一共同货币替代欧洲民族国家各自主权货币的政治进程中，各成员国之间原有的力量格局悄悄地、以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其中最大的赢家就是德国。它虽然放弃了德国经济繁荣与稳定的象征，已然是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的马克，但却以制度化的方式获取了欧盟内部实质上最具含金量的最高权力—国际货币权力，一种对其他成员国行为的影响力和支配权。正因为如此，欧元对德国而言不再仅仅是一种货币，而是其核心国家利益。在应对欧债危机期间，德国为维护自己核心国家利益而发起了一场“德国式”的“欧元保卫战”，正是这场德国人的“欧元保卫战”让许多从主流经济学的视角看来并不符合市场逻辑甚至缺乏市场效率的欧元救助措施在政治上成为可能，并且付诸实施；另一方面德国又运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巧妙地将一些符合市场逻辑但却“政治不正确”的措施“改头换面”地推出。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最终被证明是有效的，维护了欧元区的完整性。而德国人赢得“欧元保卫战”的胜利也意味着让自己掌控的“国际货币权力”既得到维护又实现了扩张。欧债危机演变过程中所隐藏的这些权力逻辑是被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排除在外的，因而主流经济学对欧元前途的预测出现失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也正是因为这场“欧元保卫战”背后复杂的政治逻辑，德国在此次欧债危机中的角色在备受瞩目的同时却又备受质疑，德国的危机应对措施才那么地充满争议。

关于欧元问世的原因，主流的解释基本上都会归结到蒙代尔在1961年最早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在欧元诞生的1999年凭此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只是一种巧合，更应该是国际主流学术界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解释力的一种认可，并把“欧元诞生”这一历史事件看作是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完美证明，而国内更是有很多媒体称蒙代尔为“欧元之父”。“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如果一个区域内的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那么这个区域就是最优货币区，使用同一种货币是最有效率的。在这一理论中“最优货币区”的边界和“主权国家”的边界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前者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并不一定与后者重合；而生产和交易成本最小化是向“最优货币区”演变的根本动力。由此可以推演出如果一个国家疆域广大而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那么在一个国家内部划分出不同的“最优货币区”，并让他们使用不同的货币，从而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更为有效率。很显然，当今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多种货币共同流通的国家，“最优货币区理论”论证了浮动汇率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之间存在的相互替代关系，这是它的一大贡献，并且据此描述了一种在技术上可行的理想状态（在最优货币区内使用同一种货币），但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之所以很难找到对应，就在于货币的创建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主权国家”往往决定了货币流通的边界和势力范围。即使能够证明欧元区国家是一个“最优货币区”需要使用同一种货币，那么完成这一目标最为有效率的经济手段莫过于各成员国首先放弃使用本国货币，统一改为使用德国马克，同时各成员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加入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因为德国马克事实上是欧洲的主导货币也是继美元之后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直接使用马克比另外创建欧元所花费的成本要低很多，所承担的风险也小很多，但在政治上明显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选项。

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逻辑中，统一货币被看作是市场自身在私人部门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动力驱动之下自然演变的结果，这一解释实际上是从“统一货币能带来经济收益”一步到位地直接推导出“统一货币产生”，而对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具体演化过程语焉不详，从这点讲“最优货币区理论”更多的是为能否实施统一货币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评判标准，而对于现实世界中统一货币能够实质启动的“初始条件”“根本动力”和“实施机制”等问题的回答则缺乏必要的解释力。而货币统一的“特里芬理论”则在这方面更胜一筹，在特里芬看来货币统一本身并不复杂，并不需要在民族国家层面实现价格、成本、工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完全统一，正如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仍然会存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一样；同时，货币统一也不需要成员国之间的预算、经济或者社会政策要均等化和一致化，成员国具体政策的多样性是货币联盟内部的一个均衡因素而不是非均衡因素，只要这种差异与其经济结构、资源和劳动生产率相一致即可。统一货币之所以被需要或者能够出现并不是市场自身的演变的结果，而是因为它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在各个民族国家的货币完全可以自由兑换，并且推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那么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盈余而另一些则是赤字，一旦不能及时对这种失衡进行调节，那么当其规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而统一货币在本质上是建立一个多边的清算支付系统，以便更好地应对国际收支失衡，在这一点上特里芬实际上是继承了凯恩斯的思想。但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本身是一个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权衡，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特里芬认为实行统一货币的动力和障碍本质上都是政治，假设在建立欧洲联邦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推动货币统一，其实是不会遇到太大困难的。由此，特里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推动货币统一的根本路径在于国家间的共识和政策协调，关键在于政治。从历史经验来看，德国马克过渡到欧元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从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开始，统一货币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但往往说得多做得少，在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的刺激下，欧洲人才真正将货币联盟的计划付诸实践。这是因为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安全格局，欧洲国家害怕统一后的德国脱离欧洲一体化的轨道，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煤和钢一样，货币也是一种战争物资。主权国家垄断货币发行这一历史现象，其起源并不在于货币的生产是一种自然垄断行业，由国家统一掌管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的效应，或者说由私人发行货币在技术手段上存在不可逾越的难题，其关键在于货币发行与国防和安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需要保留这一垄断权力以便在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安全威胁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充分地动员和筹集各种军需资源和财富。发动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货币来为战争融资，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战争总是与通货膨胀如影相随。在丧失了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基本不可能；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不打算再进行战争，那么放弃货币主权也就成为可行的选项。从这种意义上讲，放弃本国货币改为使用集体管理之下的一种新的共同货币也就意味着一种声明和承诺：将本国的安全和防卫置于使用共同货币的成员国集体监督之下。这一点对当时的德国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在1980年代德国马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是欧洲最为强势的货币，其他欧洲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都要唯德国央行马首是瞻。从1989年到1992年德国马克在全球货币市场上的日均交易量从2470亿美元上升到4610亿美元，增长了87%，同期美元增长了11%，而日元仅仅增长了1%；从1989年到1995年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中的份额从90%下降到83.3%，同期德国马克的份额从27%上升到36.1%（因为每次交易涉及两种货币，所以总份额为200%）。德国马克在欧洲的优势地位使其很快成为国际投资和外国官方储备中的举足轻重的货币，根据德国中央银行的统计，在1980年国外持有的以马克计价的金融资产还不到3千亿马克，而到了1996年7月已经超过了1万4千亿马克。马克在各国官方储备中的份额在短短5年的时间内从1985年的12%左右，到1990年迅速上升到19%左右。正是由于德国马克毋庸置疑的影响力，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曾不无感慨地说，德国马克就是德国的核武器。如果拥有了金融核武器的德国再次实现统一，那么其主导欧洲秩序将成为一种必然，而这正是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所要竭力避免的。为此法国人开出了德国实现统一所要满足的条件—交出马克，同意建立欧洲统一货币。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德国统一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91年欧共体首脑就迅速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简称《马约》），决定成立欧洲联盟，并且其中关于货币部分的规定最为清晰明确，没有任何的含糊和外交辞令，还为统一货币定下了具体的时间表，要求所有欧盟成员都必须履行使用统一货币—欧元的义务。

放弃马克引入欧元从表面上看是德国为实现统一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是德国在货币问题上作出的牺牲，德国是利益受损的一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作为典型的“国家间政治”的产物，欧元具体的运行机制并非完全遵循市场的逻辑，而是一种所谓的“自发的秩序”，更多地取决于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在实施统一货币的谈判中有两个条件是德国非常坚持的，一是要求保持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允许其直接为成员国债务提供融资；二是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严格限制成员国对内和对外举债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成员国想获取额外的资金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提高税率或者开辟新税种，以征税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这显然在政治上不受选民欢迎，政府的支持率会因此而下降。第二种是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力，通过赚取对外贸易盈余来获得收入。这显然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达到，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政府急需资金的情况下显得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其他成员国之所以最终仍然同意了德国人提出的苛刻条件，是因为实施统一货币后其他成员国事实上可以“免费”使用德国人在资本市场上拥有的良好信誉，借此可以筹集到十分“廉价”的资金。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其长期利率都大大高于德国，加入欧元区使他们的长期利率开始逐渐与德国趋同，这意味着能够获得很“便宜”的资金。欧元诞生之前德国政府发行的以马克计价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一直在欧洲资本市场扮演着基准利率的角色，欧元的引入使得其他成员国与德国使用同一种货币发行国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会认为德国在为其他成员国自觉不自觉地提供一种“隐形担保”，这相当于无形中其他成员国可以“搭便车”分享德国在资本市场良好的信誉，从而能够以低成本融资，否则的话像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内通胀率高、财政纪律松散的国家根本不可能从资本市场以接近德国的成本融资。以希腊为例，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其十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一度要超过20%才能从资本市场筹集到资金，而在加入欧元区之后其利率低到了5%以下，几乎与德国相当，巨大的利差让希腊获利不菲。特别是对于欧盟的逆差国来说，这几乎成为了他们获取资金的唯一渠道。“搭便车”的代价就是欧盟成员国自身融资能力的独立性大为减弱，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德国的依赖。

可以看出，欧元带有与生俱来的权力政治属性，其运行体制和治理规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产生于国家间的政治博弈，这就注定了现实世界中的欧元与主流经济学中通过理论抽象所形成的高度一般化的“货币”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欧元的稳定和持久一方面需要在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但是当两者发生冲突之时，市场逻辑肯定要服从政治逻辑，特别是德国人的行为逻辑。因为在欧元体制下德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失去原先所独立拥有的各种融资途径，通过发行欧元计价的低成本国债成为几乎唯一的融资渠道，而这条渠道的闸门实际是由德国所掌控。欧洲货币联盟中的这种制度安排让德国获取了安德鲁（David M. Andrews）所提出的“国际货币权力”（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一种国家因为在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而具有的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欧债危机的爆发让德国人的这种权力更加充分地显现了出来，而德国人也明显更为自信和娴熟地主动去运用这一权力，推动欧债危机朝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恐怕是当初试图通过建立共同货币来避免德国主导欧洲的那些欧元设计者所始料未及的。

理念引领与非中性制度：“德国式”权力扩张

德国“统治”欧洲的方式并非是像历史上传统的霸权国一样，是单向的强制，而是隐藏在欧洲的集体行动中，以“欧洲”的名义和渠道来投放自己的影响力，这种因为欧洲一体化而被改良后的“统治”主要通过“理念引领”与建立“非中性制度”的方式来实现的。

德国的理念引领作用突出体现在对欧债危机根源的解释上，国际社会对此次危机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认为欧债危机是因为欧美之间经济金融关系的密切，受美国金融危机的传染而引起的；还有观点认为是因为欧洲在货币统一之后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进而导致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下缺乏财政支持来恢复平衡，最终爆发危机；也有观点把危机的根源指向了欧元本身，认为是欧元的引入让欧元区不同国家间的利率趋同，让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融资成本大为降低，结果大量廉价资本流入造成了经济泡沫；从学术角度看，这些分析都为理解欧债危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但在政治上，对欧债危机的解释权则涉及处理危机所需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这方面德国是当仁不让的。在欧洲，德国对危机的解释显然成为正统：这些国家之所以陷入债务的泥潭不能自拔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其经济缺乏竞争力，长期处于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失衡的状态；二是政府缺乏财政道德自律，过度举债。既然“病根”找到了，那么“对症下药”的方子也就非常明确了，就是以恢复竞争力为核心目标的结构性改革：财政紧缩，严控政府债务，削减福利，降低经济成本，恢复竞争力。虽然德国开出的危机应对“药方”引起了重债国的严重不满与批评，但是从欧盟整体而言，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除了卢、荷、比、奥这些德国的传统支持者外，北欧国家也认同德国人对危机的解释，中东欧国家更是紧跟德国。最终我们看到，在德国的带头下，欧洲国家集体紧缩，蔚然成风。不仅陷入危机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政府顶住国内政治压力，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即使向来以欧洲政治领袖自居的法国也主动配合，2012年8月9日，法国宪法法院判决将“国债刹车”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列入宪法。虽然奥朗德打着“反对紧缩，促进增长”的口号赢得了选举，但是他上台后不仅没有对德国的危机应对理念构成挑战，反而是主动继承萨科奇的路线，实施了一系列削减开支、增加税收的紧缩政策。就连没有太受债务危机影响的荷兰和比利时也主动推出了自己的紧缩方案，德国倡导的“以紧缩提高竞争力”成为目前欧洲经济治理的主旋律。

非中性制度则让德国获得了将自己的力量向全欧洲投放的支点和网络，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负责欧元发行的欧洲中央银行制度。欧元诞生以前德国马克是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马克的国际地位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法国人甚至将马克称之为德国的“核武器”。所以，德国人不仅要求把欧洲中央银行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更是要竭尽全力去主导对欧洲中央银行的制度设计。《马约》第105条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物价稳定，该条款还规定，在不损于物价稳定的前提下，为促进第2条规定的共同体的发展，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支持欧盟总体的经济政策。《马约》第2条规定的一般经济目标，其中就包括“高就业水平”。所以《马约》认为欧洲中央银行有必要追求其他目标。不过，这些目标被视为是第二位的，即不应与物价稳定这一首要目标相冲突。《马约》也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的政治独立性。第107条以非常肯定的表述规定了这一原则：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以及任何决策执行机构的人员，在执行或实施《马约》赋予的权利与义务时，均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欧盟或者欧盟各机构、任何成员国政府以及任何其他机构的指示。《马约》认为中央银行的政治独立性是确保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因为如缺乏政治独立性，中央银行会被迫以印钞方式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这肯定会引发通货膨胀，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马约》第104条第1款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或成员国中央银行不得对欧盟及其各机构、各国中央政府、地方当局和公共部门提供赤字融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信贷便利，欧洲中央银行或各国中央银行亦不得直接购买上述机构发行的债务工具。在政治独立性与防止央行为各国政府直接融资方面，欧洲央行所获得的法律保障要超过德国联邦中央银行，因为德国议会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修改法律，改变甚至取消德国中央银行的政治独立性，而欧洲中央银行的相关法律则很难改变，这需要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欧盟条约。所以，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和制度设计这两方面来讲，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就是以德国联邦中央银行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 

这样一种制度设计看似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但实际上各成员国面临的制度约束是非常不同的，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这样一种制度设计虽然切断了所有成员国政府从中央银行获取资金的内部融资渠道，但是在两个外部融资渠道方面德国比其他所有成员国都更有优势：一是以其强大工业竞争力为基础却可以源源不断地以贸易顺差的形式获取资本，二是凭借其良好的信用从国际资本市场来融资。在经济平稳发展时期这样一种制度的“非中性”作用不会显现出来，但是遇到危机，形势就不一样了，许多成员国因外部融资成本提高而无法继续对外融资，导致财政枯竭，只有德国的外部融资渠道是畅通的，这时德国的重要性必然要凸现；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又是以德国联邦中央银行为蓝本建立的，德国对欧洲央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会看到，此次欧债危机中欧洲央行与德国政府的合作非常默契，甚至有观察家认为目前欧洲出现了柏林—法兰克福轴心，取代了原先的柏林—巴黎轴心。

目前因债务危机而启动的财政一体化方案中，核心条款就是要求欧盟成员国政府今后的财政预算和经济政策要得到欧盟机构的批准。这一规则表面上看对所有成员国的约束是相同的，也非常精准地指向了引发债务危机的制度缺陷，但是这一德国人所极力倡导的财政一体化方式，在制度设计上让各个成员国所承受的压力是不同的。相对于其他成员国，德国财政一直奉行“稳健”的理念，财政纪律、财政平衡和财政实力面的状况要更为良好，欧盟的财政监督对德国不是问题；而对其他财政纪律松弛和财政能力薄弱的成员国而言则是“紧箍咒”。这样一来德国不仅轻易地就在财政平衡问题上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还能借欧盟的名义以整顿财政纪律的方式向其他成员国施加影响力。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所以虽然德国的财政一体化方案会大大加强欧盟委员会的权力，欧委会主席巴罗佐仍然非常谨慎地回应德国的这一倡议，强调财政一体化要“一步步来”。财政一体化之外，欧洲的另一项“伟大工程”银行业联盟也遵循了同样的“非中性制度”的逻辑，银行联盟中最为关键的支柱就是建立一个单一银行清算机制，如果将来欧元区那些大型、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出现问题，单一清算机制将对其进行关闭或重组。2013年12月18日欧盟成员国就银行清算机制最终达成了一致，这一谈判过程中最被外界所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钱”的问题上，比如，清算机制的资金如何筹集，资金规模有多大，清算机制运行中如果资金耗尽之后又该怎么办。但实际上最为核心的问题不是“钱”，而是“权”。根据欧盟成员国达成的协议，清算机制在对陷入危机的银行实施清算或者重组时提出的任何决议都必须最终得到欧元区成员国财长的批准。这实际上就让清算机制的最终决策权掌握在了成员国手中，而德国财长无疑是权重最大的一位。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如何回应挑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赵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一深刻论断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奇迹的经验总结，更为全球经济如何走出增长乏力的阴霾指明了方向。十九大报告不仅重申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且把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为政策目标，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历史节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无疑将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持久推动力。

以各国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来深化新时期对外开放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推进对外经济合作，根本上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新时期的对外经济合作主抓大项目建设，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果。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标志性项目落地开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和装备制造等领域拥有明显优势。这促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在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大量合作，提升对外经济合作水平。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已开工建设。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印尼雅万铁路、土耳其东西高铁、匈塞铁路、瓜达尔港口、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马来西亚皇京港以及中哈、中俄、中缅油气管线等项目也在顺利推进。中国企业在亚洲、非洲、拉美一些国家投资建成一批新的机场设施、光缆骨干网以及水电项目。2015年中欧班列开行815列，到2016年7月中欧班列开行2000列，目前中国境内稳定开行中欧班列的城市已达16个，到达欧洲8个国家12个以上城市。与此同时，中亚班列与中欧班轮也顺利开通，为沿线经贸活动往来补充动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外经济合作，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总钥匙，联通各国经贸与政治关系，带动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

第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战略对接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中，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关键，这构成了我国开展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方向。推进参与国家产能合作，加快贸易与产业结合，既符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路径，也符合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实需要。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今年第一季度，尽管我国在全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292.6亿美元，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但“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投资合作仍在持续升温。第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建设61个参与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952份；完成营业额143.9亿美元，同比增长4.7%，占同期总额的49.2%，已经占据半壁江山。国际产能合作提出以来，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热切回应。他们主动要求与中方开展产能和产业合作，带动一批项目落地。一些发达经济体，包括英、法、德等国希望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优势互补，实现双赢。

第三，贸易合作成效显著，金融合作积极开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进出口1.66万亿元，同比增长26.2％，高于同期我国整体外贸增速4.4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6.7％。同时，2018年第一季度我国对俄罗斯、巴基斯坦、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印度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37％、18.7％、19％、69.3％和27.7％。可见，我国对部分“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进出口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贸易投资等各类项目落地将直接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与就业，沿线区域的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切实推进金融创新，创新国际化融资模式，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打造多层次金融平台，建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各国正在加强金融合作，服务“一带一路”的金融保障体系正在形成。中国设立超过1000亿美元的多边或双边产能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9个项目提供了17.2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参与了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联酋、意大利等国家重大项目投融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11家中资商业银行也已对“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提供了数千亿美元信贷融资，设立近百家一级分支机构。

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保持中高速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习近平主席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沿线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产生的外溢效应为缺乏动力的西方发达国家开拓市场，为企业合作创造更多机会，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

以新型合作机制创新对外开放新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以至于很难用现有的经济合作机制进行定义。张宇燕教授对此有一个精辟的分析：“一带一路”不是国际组织，不是首脑会议，也不是单纯的贸易或投资协定安排，和已有的经贸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也都不一样。而且，它不是把包含的所有元素都先想好了再推进，而是在推动落实的过程中逐渐变得丰富，边干边学。这就为创新对外经济合作模式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第一，创新区域发展合作机制。在2016年召开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引进来、走出去”的传统国际合作模式并不罕见，但“一带一路”强调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合作，主要体现在多元化和开放性。合作机制的多元化归因于亚洲国家发展的多样性。经济上，亚洲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异巨大；政治上，存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文化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在亚洲各国并存发展。亚洲各国的多样化特点决定了合作机制必须走向开放。这也就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沿途合作伙伴既可以是发达国家，也可以是发展中国家；既包括亚洲国家，也包括域外国家。

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可划分为五种形式：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经济一体化。显然，根据合作的目标和秉承的理念，“一带一路”建设都难以归入以上任何一种形式。“一带一路”建设要打破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既要走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老路，也要加强互联互通，建设经济走廊、经济开放区，深化金融合作，开辟出一条对外经济合作的新路。

第二，创新政府间政策沟通机制。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加强政府间有效沟通与协商、共同制定区域合作计划与措施是实现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根本保证。

近年来，中国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实现各国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各方通过政策对接，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很多国家主动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各方达成了“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协议，其中既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能源等硬件联通项目，也包括通信、海关、检验检疫等软件联通项目，还包括经贸、产业、电子商务、海洋和绿色经济等多领域的合作规划和具体项目，中国还同有关国家的铁路部门签署深化中欧班列的合作协议。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100多个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响应，同2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的国际产能合作，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50多个自贸区。与沿线各国搭建区域合作平台，不仅刺激合作主体间的有效政策沟通与协商，还为政策协调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未来，在吸取现有经验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将会健全常规性政策沟通平台，并逐步形成政策沟通的长效机制，让沿线国家更多地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这一系列的政府间政策沟通机制的创新极大地增强了对外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建立创新合作机制。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9年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仍然深陷增长缓慢的困境，这恰恰是近年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在西方的强势回归，并引发全球政治动荡的深层次根源。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就已经放缓，仅仅将当前增长乏力的原因归结为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显然是简单化了。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1950-1973年，美国的生产率（每工作小时的GDP产出）增长为2.6%，西欧国家平均为4.9%，而2016-2026年预计美国只能达到1.4%，主要的欧洲经济体则为0.8%。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未来十年全要素增长率的预测值只有20世纪30年代实际增长率的一半。可见，发达经济体在创新方面还远不能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足够的推动力。创新需要新的机制来促进。

“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向创新要增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促进科技同产业、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优化创新环境，集聚创新资源。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合作。中国将在未来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并为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助。

2016年9月，科技部联合多个部委发布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科技部还专门研究制定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计划》提出，中国将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在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四方面启动具体行动，应对参与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科技创新既服务于参与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也促进新兴市场快速发展。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将会打造科技创新命运共同体，继续推动科技创新，催生科技成果，为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

以新理念引领对外经济合作新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参与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让参与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坚持各国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这些体现时代精神的发展理念，引领着新时期对外经济合作的新方向。

第一，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尊重各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参与国家数量众多，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建设和宗教文化信仰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无论各国国体大小、强弱、贫富，他们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多边合作的机会，都可以建言献策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各方应充分尊重他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通过沟通与协商，努力达成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各国发挥各自优势，促使资源在最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各国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资金储备、生产技术、科技人才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这要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各方应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保证最终实现共赢，成果实现共享。“一带一路”倡议虽然由中方提出，但收益却属于大家共同拥有。“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它所取得的成果归根到底要惠及各国人民，让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获得感，实现国强民富。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共商、共建、共享三者相互统一，密不可分。只有以共商为基础，共建才能得以实现；只有真正做到共商共建，成果才能最终实现共享。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在于“共”，只有最终实现三者的统一，才能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第二，坚持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合作准则。十八大以来，“包容性发展”一词是中央领导人出访时多次使用的高频词汇，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已经成为富于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并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下，“包容性”意味着一国的发展已经不能脱离他国而存在，一国的发展也不能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而获得发展，国际社会已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包容性发展就是强调建立一个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既要开放发展机会，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又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保证人人公平参与全球发展过程并最终受益。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一系列国际场合，多次倡导各国要坚持“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同时世界经济发展成果也应该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

“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包容的。它既没有国别的限制，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制度设计。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大家有事商量一起办，实现互利共赢。坚持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内容，更是包容性内涵的具体体现。“一带一路”建设各参与国国土面积、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差异较大，相互之间进行合作需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可以预见，在开放包容的平等合作机制下，各参与国不仅能够增进了解，减少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感，而且各国之间距离不断拉近，还有助于增强彼此互信，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这无论是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还是维护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包容发展意味着“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国家开放。“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携手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开创新机遇，谋求新动力，拓展新空间。

第三，坚持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各种外交场合谈及这一理念，并不断地丰富其时代内涵。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系统地描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和实现途径。这不仅是对该理念做出的最详尽的阐述，也是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诸多问题做出的新的回答。

“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和实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为西部地区注入经济活力，还有利于推动国内与国际市场互利合作，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同步对接，最终实现共同繁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所指出的，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各方要彼此照顾相互的利益关切，不能以牺牲他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本国的繁荣，不能将本国的成功建立在他国失败的基础上。各国应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但是世界仍不太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人类社会不仅会丧失不断进步的动力和活力，并且长期的衰落和不满情绪的积压会逐渐改变整个国际社会的氛围，由开放、包容、温和逐渐滑向封闭、狭隘和偏执，这对于致力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而言，显然不是什么福音。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当世界经济长期处在增长乏力，甚至是衰退的困境时，贸易保护主义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市场，许多国家会越来越热衷于构建自我保护的狭隘、排他性的政治经济集团。人类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沉痛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英帝国在一连串危机的打击之下，失去了自信，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转向在英联邦内建立更为封闭的“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其他国家也纷纷群起而效仿，整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被分割成为一个个“势力范围”，各国竞相采取排他性的对外经济政策，这导致各国间政治互信恶化，继而开始军备竞赛，最终滑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无论是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现实的利益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均精准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为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理念，注入了新动力，开辟了新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本质上就是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是“中国智慧”为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贡献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