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服史话

军服的产生

军服到底是哪个年代产生的，目前各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据《军事百科全书》记载：在远古的年代，有些国家就出现了军服的雏型。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里，军服最初是为了识别敌我，所以颜色上有所区别，制式并不统一。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也曾被称为“衣冠王国”。自夏商两代起，中国开始出现冠服制度，衣冠服饰成了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和标志。中国早期的军服，就诞生于冠服制度基本完善的西周。当中华民族的祖先披甲戴胄、南征北战的时候，世界上不少人还赤身裸体，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据我国《汉代服装资料》记载：早在春秋之前，我国就出现了军服的雏型。在当时的战争中，为了不使对方的矢石矛剑击中自己，需要掩护身体的防御装备，人们开始制造甲胄。

甲——甲衣，是古代将士穿在身上的防护装具，它可以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免受伤害。先秦时期人们把皮革、藤条等物做的防护装具叫做“甲”，后来有了铜片、铁片制的甲便改称“铠”。胄——头盔，是一种用来防护头、颈的装具。因甲和胄是配套使用的，所以“甲胄”一词便成了中国古代军服的概称。又因胄后来又称做“盔”，“盔甲”一词便成了甲胄的同义词。所以，最早的军服主要是甲胄，战土穿军服，也就是披甲戴胄。但当时的军服制式很不统一，颜色也很混乱，多是各取所好。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商、周两代的军服，主要是坚厚的兽皮——牛皮、犀牛皮、鲨鱼皮等制作的皮甲和青铜制作的铠甲。那时的甲，只是整块皮革做成的甲片，坚硬如板，兵士穿在身上，持枪操刀搏杀时，十分不便。后来改用小片的皮革联缀。可按护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切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革片，每片穿有小孔，用细绳联缀起来。为了增强甲片的牢固性，还用双层或多层皮革缝制，表面涂漆，美观实用。自青铜器出现以后，人们用青铜铸成兽面护饰，装在甲衣胸、背部。这种带青铜片的甲衣，其防护效能比皮甲又增进一步。

军服自产生到现在，大约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其间绝大部分时期是盔甲时代。各朝各代的盔甲不尽相同，但总的来看，直到近代以前，这一时期的军服发展比较缓慢，变化不是很大。

军服服饰的起源

军服服饰的历史，可以说和军服本身几乎是一样长的。最早的军服上多人们就用羽毛、贝壳、兽牙等作为饰物。以后，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服饰成为将士们军服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部落的军队，军服上都有一定的服饰。狮子、老虎、鹰和其他一些动物的牙齿、爪子、羽毛以及人和动物的头盖骨，一直是大部分武士的象征和装饰品。

最初的军服服饰纯粹是一种装饰物，起到装点军容、体现军威的作用。到了奴隶社会晚期，已出现较严格的等级制度，并有区别官员等级的各种标志。在我国的《周礼·典命》中就记载着这种规定：“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这里的“命”，是周朝用以区别卿士等级的标志。春秋以前还没有出现常备军，文武官员的界限不很明显，所以那时官职不分文武。周朝卿士的等级分为九命，数大为尊，相当于现在的军衔。不同等级的卿土，不仅俸禄不同，而且官邸、车马、服饰、礼仪上都有区别。

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冠服佩饰成为封建特权的象征和标记，反映官员地位尊卑，要比现在标志军人地位的肩章、领章、袖章等军衔符号复杂、繁琐得多。那时，除了冠服上的标记以外，车轿、宫室、仪仗、印章等方面也都有严格而详尽的规定。史书中的《舆服志》就是专门记载这类制度的。那时官员的等级标志，几乎遍及衣、用、住、行各个领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这种标志愈来愈加森严、复杂。在各类等级标志中最显著的要算是穿戴方面了。各朝各代对官服的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可见，古代军服的服饰，不仅仅是装饰物，还有严格的等级区分。

军服色彩史话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对军服色彩的选择一向非常讲究，因为它与军队兵种和地理气候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尤其要估计到军服色彩对人的视觉、错觉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各国军服的颜色，都是根据本国所处的时代、气候、地理环境和传统习惯而定的。古代军服的颜色，当初主要是为了在战场上识别敌我。西欧中世纪时期，出现了属于贵族的私人性质的军队——骑土式骑兵。他们自备服装，没有统一的军服。作战时，常常敌我难辨，不利于战斗。直到15世纪末，西欧出现了雇佣军，才规定了各自军服的颜色和式样。路易十四期间，正式规定了用特殊式样的服装作为统一的军服。禁卫军穿白色军服，龙骑兵穿红色军服，步兵穿灰色军服。

我国古代军队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军服颜色的重要性，一般偏重于使用深颜色的军服。如宋代提出“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就是说军队官兵一律穿深红色的服装。“上下一律”的用意：一是可以严肃军纪，军容整齐划一；二是有利于在战争中识别敌我；三是可以在战场上保护自己的指挥官，不致成为敌人的“众矢之的”。至于军服用红色，其好处是军服的颜色正好与黑红色的车轮和涂过牲畜血的战鼓等军中器物浑然一色。这样在战斗中即使有人受伤流血，也不容易被旁人看见，避免士兵产生恐惧心理；当然，各个朝代的军服颜色不一定相同，就是一个朝代也不一定都用同一种颜色。但不论颜色怎么变化，一般都是以深色为主。

战争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军服的颜色在军事上的特殊功能，特别在某些特殊环境中，更有它的奇妙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单色的橄榄绿色的保护色军服已被广泛采用。这种颜色因接近草地和泥土的色彩，所以作战时很容易隐蔽自己。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出现了多色变形色块组成的伪装迷彩服，这种军服适合在多种山野草地中伪装。当时欧美等十多个国家曾在世界许多地区派驻远征军，在实战中用六种颜色组成的伪装迷彩服，替代了单色的橄榄绿军服。此后，他们又在六种颜色的染料里掺进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物，可以使这些颜色反射的红外光波与周围自然景物的反射能力大致相似，这样军服颜色就更接近大自然的色彩环境，以此迷惑敌人的视线。这种特殊的迷彩军服，在现代的野战军中已普遍应用。

绿色军服的由来

现在，世界上的军服大多是绿色的。军服的颜色，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向绿色发展呢？

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对南非的侵略战争。当时，南非有一个叫“布尔”的倔强民族，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国土受到外来侵略者的蹂躏，组织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布尔族参战的兵力少，与英军对比约为1：5。布尔人在战争初期失利。英军自恃人多势众，骄横冒进。布尔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英军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都穿红色军服。在南非的森林和热带草原的绿色背景中，红色军服格外显眼，因而行动容易暴露。布尔人从这里得到启发，立即把自己的服装和枪炮涂成草绿色，以便利用丛林的绿色背景作掩护。这样一来，布尔人很容易发现英军，英军却不容易发现布尔人；布尔人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英军，突然发起攻击，打得英军措手不及，而英军却找不到攻击目标。这场战争，英军死伤9万多人，以惨败告终。

从此，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把军服的颜色改成了绿色（草绿、深绿或黄中偏绿）。当然，为了隐蔽伪装，军服颜色也不只是绿色，还有白色、蓝色、黄褐色等。

军服史话

“军服也是一种武器，它是军人威严的标志，穿上它，无论在严寒酷暑和风霜雨雪中，军人们都不会忘记肩负的使命。”这是苏联元帅朱可夫的一名话。

俄国军队第一套军服大约出现在16～17世纪伊万四世时期。当时，沙竽军队身着长长的红色粗呢大衣，饰白色肩带，头戴粗呢帽，脚蹬用毛皮镶边的靴子，手持马刀、火枪等兵器。

彼得一世创建了沙俄第一支常规部队。到1700年，全俄共有33个团，其中2个团是沙皇竽的近卫军。这支部队的军服式样为：长大衣（步兵为草绿色，骑兵为兰色），红坎肩、长袜、三角帽，军官胸前佩带识别标志。

以后各个时期的军服，有胸甲骑兵的胸甲护身制服、骠驹兵的短上衣、金属头盔、装饰精美的高筒军帽等等。19世纪，俄国军队出现了肩章，不同的兵种肩章各不相同。龙骑兵、胸甲骑兵、格列那结尔兵（帝俄的一种精兵）就是以不同颜色的肩章、头盔、钮扣及帽缨等作为识别标志的，甚至连坐骑都按毛色分开。制服一般为斜襟，衣领很高，下着灯笼裤，穿靴子。有趣的是，当时的靴子不分左右脚，据说是为了方便。

19世纪末，兵器的射击距离越来越远，准确性也大大提高了，这对革新军服式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要废除鲜艳的外衣和笨重的头盔，并考虑军服的伪装性能，防止重新出现亚历山大二世时的一则奇闻。那是在1862年，亚力山大二世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统一着装参加会操。在土耳其炎热的沙漠地带穿上这种服装，舒适实用。然而在满州战役中，远东地区的士兵穿着这种浅色的衣服，在深色地形的反衬下，却成了敌人最好的靶子。为减少伤亡，军官们不得不下了一道可笑的命令，要求士兵少洗衣服，以尘土、汗渍作为军服的伪装色。

中国有中国特色上第一次军服改革

战国时期，中国军服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变革，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这次军服改革的倡导者是赵武灵王。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地区的赵国，经常受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袭扰，赵国军队屡吃败仗。赵武灵王继位之后，立志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认为，赵国屡吃败仗的原因，并不是国力薄弱，而是在战法及服装上落后于胡人（当时指北方的少数民族）乙胡人从将军到士兵，人人惯于骑马射箭，勇猛骠悍，机动灵活；而他们战时的服装则是窄袖短袍，长裤革靴，简便实用，既能御寒，又便于作战。可是，赵国的军队是以战车和步兵作战为主，盔甲与宽袍博带并穿，行动不便，战斗力难以发挥。

赵武灵王深受胡服的启发，认为要提高战斗力，必须进行军服改革，以适应作战需要。赵武灵王提出要全军上下着胡服、练骑射，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凶的是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为了表示对胡服骑射决定的强烈不满，公子成称疾不朝。赵武灵王派人去说服他，他却叙述了一套墨守成规的大道理。在公子成看来，天下唯有中原地区最好，什么都是尽善尽美，根本不需要再改进，如果着胡服，则是对中原文化和礼仪的蔑视，是万万做不得的事情。

由于公子成的威望很高，又是国君的叔叔，他的态度对于推行胡服骑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赵武灵王亲自登门去说服顽固的叔叔。赵武灵王问道：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至于服装变了而志气丢了，更是无稽之谈，吴越等国的服装与中原不同，不是照样出了很多有识芝士吗？一番话，说得公子成心服口服。第二天，公子成亲自穿上胡服上朝，听赵武灵王发布穿胡服的命令。文武百官们一看国君的叔父都穿了胡服，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纷纷改穿胡服。

秦汉军服

秦始皇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墓发掘出来的秦兵马俑，再现了二千多年前秦王“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雄壮军威。这些披坚执锐的武士形象，是秦朝军队将士的真实写照，其磅礴气势，令中外学者无不叹为观止，被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观”。

秦兵俑共穿七种不同的甲衣，又可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护甲由整片皮革或其它材料制成，上嵌金属片或犀牛甲片，四周留有阔边。这种甲为将领穿着。另一种由方形甲片编缀而成。穿时从上套下，并在里面衬以战袍，是普通士兵的装束。可以看出，秦朝军服已有明确的职务、等级之分。而将士服装的区别在当时对于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西汉时期，随着炼铁业的发展，铁制的武器取代了青铜制的武器，盔和甲也用铁采制作了。铁制铠甲作为军队的主要服装而登上历史舞台，使皮甲黯然失色。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多处汉代遗址上发掘出许多铁甲片。经专家考证，那个时代的铁甲正逐步从粗陋到精致，经历着一个更新变革的过程。汉代的铁甲，在古代又成“玄甲”，以与金甲、铜甲相区别。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有诗曰：“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形容当时军容之盛。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出土了一副铁铠，共由2859片铁甲片缀成，经修复后，是一领重达16.85公斤的鱼鳞甲。

在汉代，除了中原地区大量使用铁甲，北方少数民族仍使用皮甲。南方有些部落还使用藤甲。《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大战乌戈国藤甲兵。藤甲是用山中老藤，油浸日晒10多次结成，刀枪难入，落水不沉。但藤甲怕火，藤甲就是被诸葛亮用火攻而全军覆灭的。

唐宋军服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事业高度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中国，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灿烂的中国文化，传到世界各地。直至今天，我国东邻的有些国家，仍把唐朝的服装作为正式的礼服。

唐朝的军服，在前代基础上，也有很大的进步与改革。史称唐代“将帅用袍，军士用袄”。唐代将帅战袍上，绣以狮虎花纹，以示勇猛威武。将士的盔甲，也更加精致。据记载，唐代的铠甲有13种：明光甲、光要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可见唐代军服式样之多。唐代将领，大多穿明光甲。唐代甲的质料，有铁做的、皮做的、绢布做的数种。其中主要的、最为精致坚硬的是铁做的甲。另外，还需要提及的是唐代时兴金甲。唐太宗李世民在他登基之前，就曾披挂过这种金铠甲。据唐代的《太宗记》记载，公元621年，年方22岁的年轻将领唐王李世民英勇善战，率领唐军一举消灭了窦建德的夏军，并迫使割据一方称王的军阀王世充不战而降。为了庆祝这一决定性的胜利，李世民身披金甲、率铁骑万匹，甲土5万，在太庙前举行凯旋礼。

五代十国之后，宋朝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宋太祖赵匡胤很重视军事装备的生产，如975年，赵匡胤亲自校阅造甲作坊所制造的各种装备。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各种装备的产量和质量有很大提高。

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过一种盔甲，名为“青堂羌族缑子甲”，采取冷锻工艺制作，“柔薄而韧”，在50步之外，用强弩都射不透。

随着甲胄防护力的加强，其重量大大增加。宋代一副铁甲重约50斤，再加上兵器和其它装备，足有上百斤。

沉重的铁甲，与其说是穿在身上，不如说“挂”在身上。“披挂上阵”，即是形容武士身着盔甲，参加战斗。全副披挂的武土行动十分不便，上下马都靠别人扶持，在皇帝、要臣面前无法行跪拜礼，只能拱手作揖致礼，“甲胄在身，免行车礼”，所以军礼规定“介胄不拜”。

我军的第一套军服

我军的第一套军服是与当时国民革命军一模一样的军服，惟一的区分是一条鲜红的布条。

“八一，”南昌起义，我军从国民党的营垒中脱胎出来，没有条件自制军服，只能沿用属于敌人的军装，为了在作战中与敌人有明显的区别，佩戴了红布条。“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剑英等人都穿过这样的军服，我军当时只有这支部队在军服上达到了统一。人们印象中，红军似乎穿的是灰军服，其实，红军的服装不仅有灰色，还有蓝色，黑色，甚至其他各种颜色。那时条件特别艰苦，打土豪劣绅，得到什么色的布，就缝制什么颜色的军服。

我军自己制作的第一套军服则是在1928年春。这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军攻打江西省遂川县城，没收了两个布店的一百多担布。红军战士用从江西永新县缴获来的两台缝纫机，在井冈山地区的茅坪乡桃寮村，组建了我军第一个被服厂。当时，缝纫机加工不过来，许多红军女战士和当地的妇女都加入了制衣的行列。毛泽东作为这项活动的发起人，和大家一道飞针走线做起了红军的服装。红四军的官兵在很短的时间里，制成了四千多套军服，这也是我军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下发军服。

新四军臂章的由来

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在南方八省打游击战的红军，在1938年组建新四军。军长叶挺，政委是刘少奇，副军长是项英，参谋长是张云逸，政治部主任是邓子恢。后由陈毅任军长兼政委。下辖四个支队。新四军从1938年建军，到1947年撤销番号，在十年历史中间曾使用过多种证章。如“抗敌”（图案是抗敌两字配以一名持枪的战士，由马达设计）、铜质圆形胸章、“新四军”（布质方形臂章）等。但影响之大莫过于以“N4A”为符号的臂章。今天，在许多报纸杂志、文学作品以及建筑上，都用它作为新四军的标志。那么，这枚臂章是怎样产生的？它的作者是谁？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N4A”臂章的设计者是庄五洲。他是一位华侨；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一家在南洋谋生。他从小酷爱绘画，在学校专攻西洋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许多爱国华侨青年一起毅然返回祖国，投身抗战事业。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庄五洲穿过重重封锁来到这个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中心后，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根据地工作中。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刘少奇和陈毅决定开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鲁艺），为部队和根据地培养文艺人才。庄五洲与莫朴、许幸之等人一起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担任教学工作。

华中鲁艺筹办不到两个月，报名的学生近200人。其中多数是从根据地外面进来的，除了长江下游两岸的青年外，还有来自广东、福建以及海外华侨子弟。美术系有50余名学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系。每一位新来的同学，第一桩关心的事便是希望尽快穿上一套新四军军服，配上新四军的臂章。当时，正是国民党撤销新四军番号，而我们则针锋相对，继续高举新四军大旗的时候。庄五洲为此精心设计了一种新型臂章：用英文NEW（意为新）的开头字母N、4（代表中文“四”字）和A（“军”的英文略写）组成“N4A”，代表“新四军”。这种臂章用石版印刷，线条简洁流畅，配以白底蓝字，醒目有力，深受同学们的欢迎。“N4A”臂章很快就在新四军中广泛使用。

红军服装的产生

我们目前所熟知的红军服装，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整个红军部队的统一的军装。这套军装是在红军学校成立后，刘伯承担任校长之初产生的，时间是1931年底或1932年初，设计者是当时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的赵品三。

红军学校成立之初，学员来自红军各部队。由于红军尚无统一的军装，因此学员的着装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穿过去的白军军装的，有穿普通百姓装的，有穿工人装的，也有穿早期红军服的，甚至还有人穿上了打土豪时搞来的女上装。因此，队列显得很不整齐。刘伯承到任后注意到这一点，他了解到俱乐部主任赵品三善书画，精工艺，就指示他为红军学校学员设计一套校服，以统一全校的着装，并吩咐总务科长杨至成从物资上给予保障。

赵品三经过精心构思，反复绘制草图，决定军帽采用八角，以表明红军是拥戴列宁的工农群众的武装。不过他认为大八角与中国人的身材不相称，几经琢磨，最后确定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小八角军帽。军服的样子，开始是仿照苏联红军的样式，设计成紧口套头，然后将裁好的衣服样子交给杨至成，由杨至成找裁缝先做了几套样服由学员试穿。试穿感到紧口套头不方便，也不适合我国南方的气候，就又改成开襟敞口，然后请刘伯承前来审定。刘校长看到头戴小八角军帽、身穿新式军装的学员后感到十分满意，当即决定就按这个样子给全校学员每人做一套。当时正值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宣告成立，红军的后勤供应条件也有所改善。学员们很快就穿上了新式的统兰军装。红军学校当时是中央苏区的文化中心，红军学校学员整齐威武的队列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都纷纷效法红军学校，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统一的军装。

抗日战争时我军军服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下发了大部分统一的军服，这次发军服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这是怎么回事呢？

西安事变导致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被迫抗日。我陕甘宁红军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军服统一由国民党政府发给。这也是战争年代，我军军服比较统一的时期。八路军军服是土黄色，新四军军服是灰色，跟国民党军服相互区别的只有臂章。国民党政府下发的军装不仅有单衣、棉衣，还有大衣，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大衣。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明里抗日，暗中反共，经常无故中断各种被装、给养的供应，给八路军、新四军造成困难。于是，我军从领袖到士兵，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各部队想方设法生产或者采购，自己制作军装。由于全军没有统一部门协调，只能做到各军区一致，基本上是中山装式，上衣长度一律为“二尺半”，不分大小号。于是大个的同志和小个的同志只能凑合一下，只有身材适中的，才能穿上比较合体的军装。全军的军服一个规格，一阵大小，这在全世界也没听说过。不过没有一个人因服装号码不合适而埋怨。只要得到一套军服，官兵们就特别喜悦，连从国统区来延安投奔共产党的学生，第一次穿上那或者肥大，或者瘦小的军服，也高兴得无法人眠。

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后我军军服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军服完全靠自己解决了。在人们印象中，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是黄军装、红五星，这大都来源于文艺作品，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那时候，我军的服装和抗日战争后期没有什么不同。大部分部队穿的是由土布或者细布制成的衣服，只是不佩戴臂章，颜色以黄为主，但中原军区穿的则是灰军服。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才统一军服为草绿色，胸前佩戴黑框布胸章，佩戴“八一”红五星帽徽。

1950年我军军服

1950年1月4日是人民军队军服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中央军委批准全军实行新军服样式，第二年正式执行。从此，全军第一次有了统一的着装。由于建国后我军出现了海军、空军，为区别军种，新军服颜色和样式各有不同。陆军为黄绿色；海军为藏蓝色；空军上衣为黄绿色，而裤子为藏蓝色。官兵的服装也开始有了区别，而全军统一都有大檐帽。女军人第一次有了连衣裙；同时配发列宁服。随着国家经济条件好转，军委还批准陆军团以上军官，海、空军营以上军官、空军伞兵、海军舰艇部队战士、海军军校学员着呢料军服。这使得多少年来，处于游击条件下的人民军队的军服有了较大的改善，军容仪表更加威武。

“五五”式军服

1955年以后，中国军队的军服逐步向正规化方向迈卒进。在贺龙元帅的主持下，参照苏联军服的样式，对原来的军服做了较大的改进。首次突破了我军长期以来单一制式的军服历史传统，第一次有了两大类的军服：一是礼服、二是常服。但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依然困难，当时的礼服只发给校级以上军官，用来参加集会、宴会、授勋、会见外宾、出国访问等活动。礼服上佩有各种缘饰、绣饰，并配以白衬衣和领带。这种被称为“五五”式的军服，不仅庄重美观，而且朴实大方，富有民族特点。

中国“八七式”军服

1984年1月，中央军委在批准“八五式”服装定型生产的同时，确定我军服装应逐步实行丰LB艮、常服、作训服系列化。根据这项要求，总后勤部成立了专门小组，分析了我军军服的历史及现状，借鉴了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军服样品，研制出我军礼服、常服、作训服系列样品，提出了军服改革设想方案。1987年8月，我军新型系列军服定型投产，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七式系列军服”。1988年10月，全军陆续装备“八七式”军服。

“八七系列军服”的风格被称为“美观而大方，威武而庄重”。这种“八七式”系列服装的新式军服与军队以往军服最大的不同是设置了军礼服、常服和作训服三大类。

“八七式”系列军服的军官礼服，在用料、式样上均很考究，分为冬、夏两种，均为毛料。夏礼服的上装是两排扣的西服式，系领带，下装是西服裤。陆、海、空军种不同，服装的颜色亦有区别，陆军为米黄色、海军为白色、空军为天蓝色，将、校官的礼服大檐帽的帽檐上还第一次出现了金色的装饰性图案。冬礼服则是双排六扣的西服式上装。

这种新国装的特点之一是将人民解放军军服封闭了数十年的领口开放了，礼服、常服、作训服大都由立领改成了翻领，军人们再不用时刻紧扣着风纪扣了。

“八七式”军服把作训服作为军服中一个重要系列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之前，大部分军人并无专门的作训服。“八七式”军服增加了常规作训服和迷彩作训服，而迷彩作训服又根据季节不同、大地背景的变化而分为冬夏两种迷彩图案。

新式军服不是用金属星来表示军衔，军官的软肩章上是用电子绣花机绣出的星花表示军衔的，士兵、士官则是人造丝机织带。这种肩章佩带方便，易卸易洗，标志清晰，无碍活动，利于隐蔽。新式军装采用了一些新材料，减轻了服装的重量，提高了服装的防寒、风雨和防侦视等综合防护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