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克服困难 教学科研结硕果

在外敌入侵、困难当头的时刻，北大、清华、南开 3 校能够几经变动，

最终在昆明重开教业，确属不易。但 3 校广大师生在当时时局动荡、物价飞升、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种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费短缺。抗战前，3 校的经费来源各不相同。北大的经费完全靠国民党政府支付；南开系私立学校，抗战开始后经费来源枯竭，接受政府部分津贴；清华经费则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以庚款支付，抗战开始不久， 庚款停付，清华的经费来源也告中断。这样，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校经费已完全由国库支付。从 1937 年 9 月开始，国民党政府以抗战为由，紧缩文

教经费，将原核定各国立学校的经费改按 7 成拨发。临时大学搬迁到昆明改

称西南联大后，国民党政府则只把 7 成经费中的四成交给联大，所余 3 成又以所谓“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为借口，规定全部上缴。联大每年的经费预算数平均为 120 万元左右，仅及抗战前清华一校的经费额，而这个数额国民党政府还一拖再拖。至于联大的校舍建筑和图书设备所需费用，政府则置之不顾。在三校合并、人员倍增而货币又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联大在经费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经常入不敷出。为了筹措经费，学校当局和一些教授不得不四处奔走，请求援助，同时还得向银行透支和借债。

二是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匮乏。日军侵战北平后，北大的图书、仪器和校具大量被毁，丰富的藏书和珍贵的仪器落入敌手。清华虽提前运出一部分图书、仪器，但在转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损失严重。长沙临大时期，全校仅有中外文图书 6000 余册。西南联大虽设法搜集购买，但在上海、武汉相继沦陷后，国内来源几近中断；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战香港后，国外图书也只能通过印度孟买购置。由于教育经费有限，无法满足需要。8 年中，联大共有中文、日文图书 34100 册，西文图书 13900 册，合计不过 48000 册。

1940 年，英国牛津大学赠书 1454 册。北京图书馆迁至昆明后，也为联大提供了部分图书、期刊。另外还由联大出资将北图战前向国外订购的西文期刊70 余箱自香港运至昆明，供联大理、工两院使用。但这些图书资料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尤其是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奇缺，根本不能做到人手一份。因图书量少，学生到图书馆借书，经常要排起长长的队伍， 但还是有些学生连一本书也借不到。学生借不到、买不起书籍，就主要靠上课时专心听讲，认真地记笔记来汲取知识，进行学习。

当时的仪器设备也十分简陋缺乏，实验用药品严重不足，以至不得不停止和削减一些实验项目，一些实验性的科学研究也无法进行。工学院由于清华、南开南迁时抢运出一些仪器，还能勉强应付教学的需要。理学院的情况就差多了，北大南迁时，没能运出任何仪器设备，只有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将分光仪的光学部分（三棱镜）带了出来。由美回国的马大猷带回一具低压汞弧灯，于是在附近的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把三棱镜等放在一个简陋的木制架子，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实验。生物系的实验用显微镜太少，只能用切片固定在显微镜上的办法，让学生排队轮流看。化学系只能保证 5 门课有实验，而且是用自制的泥炉烧木炭来代替煤气炉和电炉。像烧碱、硫酸一类最普通的化学药品还得靠

从香港进口，辗转获得。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只能把校舍附近残破不全的碉堡改装成气象台。师生们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因陋就简，想尽办法自制或仿制一些实验仪器，坚持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但是，由于仪器设备的精确度太差，很多实验误差大得惊人，只能进行实验方法和步骤的训练，根本不可能由此获得准确的数据和结果。

三是师生的生活条件艰苦。先说教师，从 1937 年 9 月起，教师的薪金被

改为按 7 成发放（以 50 元为基数，金额按 7 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

所剩寥寥。自 1940 年起，虽又改为发放全薪，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

联大师生已经同广大人民一样，成为饥饿线上的挣扎者。到 1943 年下半年，

联大教授每月薪金已经由战前的 300 多元降到实值仅合战前的 8.3 元，只够维护全家半个月的最低生活标准。一般职工的生活更是困苦不堪。当时的联大教授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出外兼差。理科的一位教授夜间兼做家庭教师， 只是为了换得一餐晚膳，足见其穷困潦倒的程度。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任一专教员，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埋头为人刻制印章，以换取一家 8 口的糊口费用；著名哲学家汤用彤等一些教授一度只能食粥度日；梅贻琦吃的经常是白饭拌辣椒，如果吃上了菠菜豆腐汤，就很高兴；吴大猷教授身着大补丁裤子去上课；曾昭抡教授穿的鞋子，经常是前后见天。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发放一些诸如平价米贷金、教员奖助金、学术研究补助费等款项，但这种津贴同物价的涨幅相比，则有如杯水车薪，根本于事无补。如 1943 年发给每个教授的

所谓学术研究补助费 500 元，其实际币值仅折合战前 2 元左右。即使在这种困窘的生活条件下，大多数教师仍出于责任感，勤勤恳恳地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当然，这种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也难免对联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产生种种影响。教师因外出兼差，缺课、迟到的现象屡见不鲜；随意合并课程， 缩短学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再说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联大的校舍简陋、分散，学生们上课、吃饭、住宿都不在一起。很多学生住的是茅草顶、土墙、泥地的宿舍，灯光昏暗，而且即使是一间很小的茅屋，也要挤住 40 多人。宿舍里没有书桌，教室中的课桌，很多也是用土基搭上木板，拼凑而成。学生们自学时除了要去抢占图书馆有限的座位外，有的就不得不到街市的茶馆里去看书。有一个时期， 由于宿舍和图书馆简陋不堪，每逢 6 月到 8 月的雨季，学生们就不得不打着伞睡觉、看书了。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是， “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 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在昆明屡遭日寇飞机轰炸的那段时间，校舍受到破坏不说， 学生上课的时间也被迫改在上午 7 点至 10 点，下午 3 点到 6 点，两课中间只

休息 5 分钟。一有警报声，就立即停课。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活动。在经济方面，联大学生的状况也是十分困苦的。1940 年昆明的物价开始陡涨后，联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虽然享受公费待遇的学生数在逐年增加，但仍有一部分学生与公费无缘。而即使是享有公费的学生，也因物价不断飞涨，实际上仍然达不到温饱水平。学生的伙食费在 1938 年每月 7

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到 1940 年涨到每月 200 元，1944 年涨到每月 1000

多元，1945 年到了五六千元，而在 1946 年则到了每月伙食费 1 万元，还是整月尝不到肉味。学生们吃的是用发霉的黑米，加上 1/10 的谷子、稗子、砂子、泥巴等物的所谓“八宝饭”，菜是不见油和盐的水煮青菜。即便这样，

还是不得不把每日的三餐改为两顿。由于学生的基本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于是兼差之风盛行。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约有一半的学生在校外兼差， 其中以当中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的最为普遍。也有些学生在商店当伙计、或上街卖报、作邮差。很多学生因为经济无着，兼差负担过重，学习质量难有保证，被迫休学、退学的比比皆是，有的学生时断时续，读了六、七年才可毕业。

四是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统制。抗战期间，陈立夫担任了教育部长，竭力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制度和法西斯的教育统制政策，对学校和师生采取全面的统制干涉办法，严重窒息了学校学术研究的自由气氛，限制了师生的进步活动。西南联大作为西南大后方的最高学府，自然也成为加强统制的重点对象。主要表现在：第一，加强对大学生的法西斯党化教育。国民党政府提出要以三民主义作为“教育的最高准则”，而这时的三民主义， 实际已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联大当局为了贯彻党化教育的方针，除把《三民主义》和《伦理学》定为必修课外，还成立了“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加强对学生的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同时还搞每月一次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由国民党党政要员对学生训话。通过这些名目繁多的党化课目，对学生进行封建的、法西斯的奴化教育。第二，加强对大学课程的统制，“部订”划一科目。1938 年 9、10 月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1939 年 8 月，又颁布了《各院系必修选修科目表》，企图通过划一大学课程的办法，来适应法西斯专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并达到控制学生思想的目的。联大当局基本上是按照“部订”标准实施了全校的共同必修科目的。而对于各系的必修和选修科目，因为广大教师的抵制，并没有完全按照教育部的那一套执行。第三，严格规定考试制度。从 1941 年起，教育部明令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改为总考制，除本学期课程外，须再通考各学年的主要科目，目的在于使广大学生陷入繁重的复习应试中去。就在这年，联大毕业班的学生组织了“反总考委员会”，反对总考制度。对于学生的抗争，教育部一再密令联大当局，要将学生“开除”或“不予毕业”，压制学生，最后竟发生了迫使联大四年级学生、反总考委员会干事自杀的后果。第四，片面强调培养“实用”人才。注重发展“实科”，而贬低文法科以至理科。这反映在招收学生和派遣公费留学生上，实用科学的比例要大于文理科。而在公费待遇等方面，工科学生也较文理科的学生优厚。这种做法深为广大教师所不满。第五，加强对教师“资格”的控制。1940 年10 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以“学术审查”的名义，规定各大学已聘任和准备聘任的教师均须呈报教育部，由教育部的“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核定其等级，并由教育部发给所谓的审查合格证书。而学校必须依据部定的等级聘任教员。这不但有利于加强国民党对大学生的统制，而且也使他们以审查为借口排挤、打击进步教师。联大教授对这种“资格审查”曾强烈反对，拒绝填表上报，结果教育部竟蛮横地扣发了这一年的学术研究津贴。

在上述种种恶劣的条件下，不管是来自日寇的飞机骚扰，还是物质生活上的艰难困苦，或是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精神压迫，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不畏艰苦，不惧强暴，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里培育出了许多光辉的爱国民主战士、共产主义者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享誉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联大也结出了累累硕果。

而且 3 校合并，彼此取长补短，将各校原有的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的传统融为一体，形成了这一时期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共有的一些特点。

3 校集中，老师人数大增；人才荟萃，实力雄厚。8 年中，联大曾先后聘

任过的教师达 778 人，全校教师常年保持在 350 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约占全校教师人数的一半，文理法各系的教授多在十几人以上。拥有如此强大的教师队伍，自然联大开设的课程也异常丰富，共约 160O 门以上。各系课程除按“部订”需求加以编排外，还参照各校传统，并发挥 3 校教授的专长， 互相补充，分工开课。如历史系开设的国别史、断代史课程较战前任何一校都为齐全；化学系在原北大、清华的基础上吸收了南开化学系的特点，加强了实用性的专门课程，如《国防化学》、《药物化学》、《染料化学》、《酿酒化学》等等；其它系也都因 3 校合组，诸教授各展所长，开出了一些战前各校都未曾开过的新课程。

西南联大十分重视基础课教学，强调给学生打下宽厚、扎实的基础。全校共同必修基础课和各院系必修基础课的比重都很大。当时，一、二年级的学生，除了“三民主义”、“伦理学”、军训、体育外，不论文、理、法、工科都必须学习国文、英语、中国通史；理工科的学生还得必修 1 门社会科

学课程，文、法科的学生则要必修 1 门自然科学类的课。加上各学院自己规定的共同必修科目，这样，一年级的课程几乎全部是校或院系共同必修课。如经济学系一年级必修课有 9 门，即国文、英文、中国通史、伦理学、逻辑

学、自然科学（任意一门）、经济学概论、体育、军事训练，共 40 学分，俱为共同必修课。不但基础课程面广、量大，而且联大的基础课教师也多由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大多数系主任和知名教授除给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讲授专业课外，同时也都讲授共同必修课。如，为全校一年级学生开设的国文课，就由闻一多、杨振声、沈从文、浦江清、罗庸等教授讲读本，助教改作文。中国文学系为二年级学生开设的必修基础课程：中国文学史概要、历代文选、文字学概要、声韵学概要等，也都是由朱自清、游国恩、浦江清、罗常培、唐兰等人讲授。为一年级学生开设的共同必修课“经济学概论”，也是由经济学系系主任陈岱孙教授等来讲授的。理科也是如此， 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教授周培源、赵忠尧、郑华炽、张文裕等人都为一、二年级学生讲授过普通物理、力学、电学等基础课。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生物学系系主任李继侗也都为一年级学生讲授过“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 等课程。这些基础课、必修课使学生获得了广博的知识，打下了宽厚坚实的科学基础。这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深造，进行专门研究；同时也便于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利于就业。

联大“学术自由”的气氛比较浓厚，课程安排也比较灵活。学派渊源和治学传统各不相同，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一致的学者、专家云集，因此就出现了在讲坛上、在科学研究和指导学生课外活动中各派学术观点自成一家，各抒已见的“争鸣”局面。教授们讲课，大都是根据自己的专长，讲个人研究成果或心得，这也就常有 1 门必修课由几位教授同时开讲或由多名教授轮流讲授的情况。这些课程内容虽大体相近，但学术体系、重点、方法、甚至政治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如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曾分别由吴晗、雷海宗、孙毓棠和钱穆等教授讲授：吴晗主要讲制度演变史，用“纵法”讲授，系统性强；雷海宗的主要观点是历史循环论，用“横法”讲授，故事性较强；孙毓棠主要侧重于经济方面的讲授；钱穆则主要讲解他所著的《国史

大纲》中的观点。联大的必修专业课也经常列出多种专题，由多名教授同时讲授，任学生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比如，中国文学系文学组，高年级学生必修课《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中，共列有论语、孟子、诗经、左传、三国志、后汉书、水经注、史通、乐府诗、韩愈文十种，由闻一多、罗庸、许维遹、游国恩等教授讲授，每种课 2 至 4 学分，规定学生可以任选 4 到 6 学分。因而教学效果好的课就吸引了众多的学生来听讲。至于选修课，开设的门类更多，学生选择的余地也更大。本科学生在 4 年的时间里，一般学习30 门左右的课程，其中约有 2/5 是选修课。学生选课，虽有教师指导并须经系主任签字，但只要符合有关规定，可不受院系限制，根据专业需要和个人爱好选修本系或外系的有关课程。有不少理科学生选修文科的课程，像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逻辑学等课程都受到一些理科学生的欢迎。甚至有物理系的学生因在听课过程中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而转到中国文学系里读书的。

联大还经常举办定期学术报告会和不定期的学术讲座，也成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例如自 1942 年起，中文、历史两系共同组织的文史讲演会，邀

请校内外的专家主讲，共举行了 50 余次，讲演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些学术活动中，不同学派都可自由地充分阐发自己的观点， 介绍自己的研究心得。西南联大灵活的课程安排和课外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对开阔学生眼界、启迪学生思考问题大有裨益。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见解主张，也经常使学生议论风生，深入钻研，整个联大学术讨论的气氛相当浓厚。当然，也应当指出，在国民党对教育领域的严密统制下，在联大宣讲各派学术观点的“自由”，其程度也只是相对的，不但马列主义在联大讲坛上被完全排斥掉了。而且连一些进步教授发表的一些激进民主主义的言论，也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非难。

西南联大对学生质量严格把关，要求甚严。录取的新生严格按照考试成绩来决定。入学后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以成绩决定升降级，淘汰率比较高。总计在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有 8000 人左右，而真正读到毕业的本科学生只有

2000 余人。排除应征入伍和生活困难被迫休学、退学等因素，由于成绩不合格而被淘汰的比例是很大的。联大实行学分制，学生在校期间，除党义（三民主义）、体育、军事训练的学分外，必须修满 132 学分。凡修满规定课程及学分，党义、体育、军训也都及格，毕业论文审核通过，学生方可毕业。联大学生考进时分系但不算入系，经过 1 年的学习，本系有关的必修基础课

必须在 70 分以上，才能在本系继续学习，否则须转至他系读书。如果学生全年有 1/3 的课程不及格，就得留级；如果全年一半的功课不及格，即令其退学。不仅专业基础课如此，而且文化、体育等基础课程也同样严格要求。经济学系系主任陈岱孙教授在一次审批学生的选课单时，发现有个学生填了一门“国济贸易”，他用铅笔指着“济”字，说“改一改”，那个学生马上改为“暨”字。陈先生便用红笔把这门功课划掉，替这位学生填上了一门 3 学

分的“大一国文”课程，本科 4 年中，每学年的体育课都为必修，体育课不及格，学分不够，同样不能毕业，这也就敦促学生边勤奋学习，用功读书， 边刻苦锻炼身体，不致因身体状况而影响学业成绩。

西南联大给学生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灵活而又严谨的教学方式，都给当年的联大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获益非浅。国际知名学者、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1983 年杨振宁在回国讲学时谈到：“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 4 年和后来 2 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联大时期的教学和科研方面，除了上述的一些共同特点外，各院系还有其各自具体的研究成果。文学院各系的必修、选修课名目繁多，学术气氛异常活跃，因而学术成果也较多。许多学者利用当地的条件，因地制宜，开辟了一些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地，像中文系教授罗常培的《汉藏语言调查》、王力的《汉越语研究》即属此类。其它如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们也都各就所长，开出一系列的新课，丰富了广大学生的求知领域。闻一多随着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造诣也有所加深，写有《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外》、《尔雅新义》等多部专著；王力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和《现代语法摘要》3 本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语法的规律；汤用彤《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和郑天挺的《清史探微》等著作也都是他们各自在联大时期的研究成果。理学院由于仪器设备缺乏，实验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条件很差，但即使这样，理科各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仍取得了不少成就， 在课程开设上，算学系华罗庚开设的《解析数论》、《连续群论》、《行列式》、《方阵》等课，都是结合自己的研究所得，反映了当时国内的最新学术动向；其它各系，像周培源的《流体力学》、《广义相对论》，王竹溪的

《热力学》、《统计力学》，吴大猷的《原子与分子光谱学》，邱宗岳的《高等理论化学应用热力学》，张景钺的《植物生态学》和《植物解剖学》都是质量很好的课程，深受各系学生的欢迎。在研究方面的成果也不少。算学系的科研活动在理学院中较为突出，以华罗庚、江译涵、华宝騄、陈省身等为代表的一批数学界的骄子们 8 年中共发表论文 127 篇，其中很多已具有国际水准。辛勤的努力换来的是累累硕果，1941 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获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会自然科学类一等奖；1942 年周培源关于激流论的研究在教育部第二届学 术审议会上也获得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其它如吴大猷、王竹溪、孙云铸、冯景兰、曾昭抢等教授们的研究成果也都频频获奖， 在社会上获得广泛而一致的好评。工学院的教科书编著和进行的专题研究的合作工作也都很富有特色，联大期间出版的教科书有 8 种，而因印刷困难未

能出版的则有 14 种之多，另外编译或翻译的教科书也有很多种；与资源委员会进行的专题研究合作工作虽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成果不很显著，但也给工学院的教师们创造了动手实验的机会。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也都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为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和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应该说，在种种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能够正常进行下去，并且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是很不容易的。成就的取得，应该归之于广大联大教师的辛勤耕耘和忘我奋斗的精神，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他们那种为祖国、为民族而拼搏奋进的意志，西南联大不用说能取得如此的成绩，就是它能否存在，都还可能是个疑问；成就的取得也应该归之于众多的学生的刻苦学习态度，他们不但把联大作为抗击日寇的后方阵地，而且以联大为家，在名英荟萃、教授云集的联大，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汲取知识中的营养，自觉的塑造自己，完成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大飞跃。不

管是教师，还是学生，西南联大都给我们今天的学校做出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