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快乐的童年

公元1881年9月25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却诞生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物——鲁迅。他的出生给绍兴城（浙江省）东昌坊口的周家带来一片欢腾。

实际上鲁迅的本名并不是这个，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给他取的。周福清是这个小康人家的大家长，这个小男孩出生的时候，他正在京城做官，当抱了孙子的喜讯传到他耳朵里时，恰好有一位姓张的高官来访，于是就给这小婴儿取了个乳名叫阿张，学名是樟寿，字豫山。可是后来发现，“豫山”的发音和“雨伞”接近，容易引起笑话，也不太好听，就又改为豫才。到了1898年的时候，他长大了，要去南京求学，又改名为周树人。

鲁迅出生的年月正处于清朝统治即将瓦解的时期，其时黄昏气息浓郁。保守落后的古老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耸立在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皇室的金銮宝殿，也已经不可挽回地快要崩塌了，主宰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就要走到了尽头，在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

鲁迅所处的家庭正如同清朝的统治在一步一步走向衰败，其辉煌已成为历史，但是还没有完全破落。周家原来住在湖南道州，本来都是种地的普通农民，后来不断发家致富，有了很多土地，就成了大地主，再后来迁居到绍兴，到鲁迅这一辈已经是第14代了。

绍兴是我国东部近海的一座城市，也是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之一。那里河网纵横交错，土地肥沃，素来被称为鱼米之乡。在城郊不远处，有兰亭、鉴湖、会稽山、大禹陵等古迹，是一个风光秀丽、山清水秀的旅游胜地。绍兴古代被称为“报仇雪耻之乡”。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国王勾践曾在这里卧薪尝胆，艰难地复国。后来这里又出了陆游、王思任这样有民族气节、顽强斗争的著名人物。

鲁迅的家庭在当时的绍兴来说，还算一个比较体面的家庭，还有水田几十亩和一些房产，他的祖父在京城做官，是个丰衣足食的安康之家。他家的住宅是一所聚族而居的朝南的大宅院，一进大门，走过铺着土板的天井，就是一个挂着“德寿堂”匾额的大厅，两旁的柱子上，还写着一副对联：“品节泽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从大厅进去，是一方块天井，再往里走。北面有几间狭小的楼房，这是鲁迅一家的住所。楼下两边的一间，是鲁迅的祖母和保姆长妈妈居住的，东边的那一间，用木板隔开，前半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后半间就是鲁迅父母的卧室。

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被皇上经过殿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被派到江西金溪县做知事，在那里当官的时候，因为与知府不和，终于被免职了。在这之后，不得不卖掉田产，到京城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小小官职。

在鲁迅的童年生活中，长妈妈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鲁迅有一定的影响。保姆长妈妈和鲁迅朝夕相处，她是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但也有许多迷信观念，满肚子繁琐礼节。她喜欢给小鲁迅讲美女蛇的故事、“长毛”（太平天国的军队）的传说，说得绘声绘色很能引起小孩子的兴致。使幼年鲁迅对诬蔑太平天国的宣传产生了怀疑。

还有一次，鲁迅从一个远房叔祖玉田老人那里听说，有一部叫《山海经》的书，上面有许多稀奇而好看的图画，他很想得到。虽然长妈妈不识字，但对小鲁迅念念不忘的东西还是记在心上了。大约10多天或者1个月后，她探亲回来，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他，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鲁迅高兴得全身都颤抖了，赶紧接过来，打开一看，啊！多么怪诞和神奇的世界呀：人面的兽，龙头的蛇，独角的牛，三脚的鸟，还有那掉了头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着盾牌与斧头狂舞的怪物“刑天”……鲁迅不禁在这美妙的世界中陶醉了，也被这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感动了，使小鲁迅深深地记住了劳苦人民的哺育。

在鲁迅幼年生活里留有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位先生，他就是鲁迅最早的师父。据说鲁迅生于旧历8月3日，和“灶司菩萨”同天，出生那年又是闰年，而且出生时的胎包质地薄，俗称“蓑衣包”。老人们都认为，这样的孩子很少，将来一定有大出息，就怕难以养大。于是家里人替他去向菩萨“记名”，就是说，报了名，算是“出家人”了。不仅如此，在不到1岁时，还把他抱到寺院，拜龙和尚为师，意思是舍给寺院了，但并非真的去当和尚。做和尚的人自己认为将来能成佛，很高超，但读书人却认为他们不会做官，无家无室，是下贱之辈，所以孩子拜和尚为师，鬼怪也就不来搅扰了。由此得了一个法名“长庚”，也就是长寿的意思。龙师父对人和气，不教鲁迅念经，也不教佛门规矩。从龙师父那里鲁迅得到他一些有益的启示，所以直到晚年，还深情地怀念着他，并尊称他为自己的第一个师父。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很有才华的秀才，他对鲁迅的管教是严厉的，同时也是深沉的。虽然父亲的爱是严酷的，但正是这种严酷的爱，和他在远方的祖父的严格教诲，使鲁迅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博览群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为他日后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高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7岁时，鲁迅就被父亲送进私塾。跟远房的叔祖父周玉田学习《鉴略》，这位老人藏书很多，像绘图本的《山海经》和《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这些印着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的书，最使鲁迅神往。但是他的祖父认为孩子上学，应该先有一些历史知识作为基础，所以要鲁迅读的书，头一本就是《鉴略》。他常说，这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

后来鲁迅又去和另一个性情乖僻，也是本家远房叔祖辈的周子京学习。这个人因为屡试不第，神经有一点不正常了，他曾经把“蟋蟀”解释为“虱子”，被族里的人笑话。因为这个奇特的解释，鲁迅就从那里退学了。这两个私塾都在周家合族而居的新台门里。

12岁时，鲁迅离开新台门，到绍兴城里最著名，也是最严厉的三味书屋学习，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他的老师是有名的方正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先生。

先生对鲁迅很好，有一次鲁迅家里的人病了，要用10年的陈米来做药引。鲁迅正为此大费脑筋的时候，寿镜吾知道了，第二天就身穿长衫，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使鲁迅深受感动。

他对学生的要求严格，教育方法还是封建的老一套，除了背书、听书、习字、对课，不让学别的，甚至不让看有图画的本子，但活泼的孩子们往往背地里不听那一套。那时鲁迅爱画画儿，用一种叫“荆门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孔孟的书没读成，画的成绩却很不少，最成片段的是《荡寇态》和《西游记》的绣像。

小鲁迅用压岁钱为自己买书。特别是他心爱的画谱、画册。他最开始在皇甫庄见到《毛诗品物图考》时，喜爱极了。后来他积攒了钱到书店去买到一部，爱不释手，偶尔发现有点墨污或别的小毛病，就觉得不满意，赶快拿到书店里去换，换了好几回。最后惹怒了书店的伙什，人家嘲弄地说：

“这比姐姐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换掉？”

这种刻薄的话曾使鲁迅很生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少年对书的痴迷程度。当他买不起书的时候，就自己动手抄，他从小就有抄书和描画的习惯，三卷《茶经》、《五木经》他都亲手抄过。

那时他还在祖父的指点下，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及其他许多古典诗词。祖父给鲁迅兄弟规定了读诗的次序：“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在祖父的影响下，鲁迅除读了《诗经》外，还读了《楚辞》及陶潜、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小鲁迅聪明伶俐，很受长辈称赞。有一年正月，那时他刚5岁，过年的时候大人们在厅里打牌，有一位长辈看他可爱，就逗他，问道：“你喜欢哪一个人打赢？”

结果鲁迅的回答出人意外，他说：“我喜欢大家都赢。”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连连称赞他，叫他“胡平尾巴”。这是一句绍兴话，意思是短小灵活，敏捷利落。

鲁迅不仅聪明，而且勤奋。在三味书屋学习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早晨要去给生病的父亲买药，上学迟到了。老师批评了他，他很后悔自己的迟到，就在桌子的角上，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用来警诫自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迟到过。一直到晚年，鲁迅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并且在一次闲谈中告诉自己的亲人。这生动地表现了鲁迅自幼严格要求自己和认真学习的精神。

鲁迅的课本上全都是红圈圈，就是老师在批改作业的时候，认为写得好的。这是由于他思维敏捷，学习勤奋，读书多的缘故。

鲁迅对什么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酷爱自然科学。他最喜欢的是一本上面带有许多图的《花镜》书，这是他花了200多文钱买来的，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栽培经验的知识，还强调通过人工培育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宣传“人力可以回天”的思想。

可以这样说，13岁以前鲁迅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幸福而快乐的，这如同百草园、三味书屋、安桥头一样美好。世界还未将黑暗和肮脏的一面展示给他，他还是个在温暖与欢乐中过着士大夫家庭生活的少爷。他不知道这个社会除了衣食无忧，开心快乐，还是一个黑暗的人间地狱，更不知道自己会为推翻这个世界而冲锋陷阵。

异地求学

1893年，鲁迅家里出了一件大事，这场风暴彻底毁掉了周家的安乐世界；从此和平与安宁被败落与苦难代替了。这场灾难来源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应亲友之求，同时也是为了儿子周伯宜而去贿赂乡试的主考官，不幸的是事情败露而被关进大牢，家里每年要花大笔钱去通融，于是全家收入的钱财都来填这个无底洞了。几年下来，周家钱财花完了，也就破落了。

鲁迅兄弟为了防止受迫害，在祖父被通缉期间，只好跑到外婆家避难。但这次却不是看到一张张的笑脸，往日巴结他们的一些人，现在说他们是“乞食者”，后来逃难到舅父家，看到的也是这种世态炎凉，到处遭到侮辱和蔑视。只有劳动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同过去一样热情。家庭的变故，使小鲁迅深刻地认识了这个社会。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不久就得了重病。

他由于与这场案有牵连，不仅不允许考试了，连原来的秀才身份也被革掉了。他本来就不善于持家，这回为了营救老父亲，家里生活的重担又压在他身上，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财产和土地都没了，十分焦急，脾气更坏了，酒也喝得更凶了，终于得了严重的肺病。

长子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营救祖父、为父亲治病，都需要钱，山穷水尽的他只好每天都去当铺，把衣服或首饰送上比自己高一倍的柜台，在诬蔑中接过一点可怜的钱，然后再到药房里，在和他一样高的柜台前，给久病的父亲买药。

在家庭没落的凄凉气氛中，这种愁苦挣扎的滋味是难受的，他不能不感到这人世的痛楚与冰冷。

这时的鲁迅已早早地告别了天真年代，无心与孩子们一样嬉闹了。

摆在鲁迅面前的现实是如此严峻，他该何去何从呢？他应该继续通过科举而走仕途吗？

家已经破落了，17岁的鲁迅被迫去寻求新的路。

当时清政府还是科举取士，考八股文和试帖诗。读书人可以参加“院试”、“乡试”和“会试”，最后取得进士的功名，才能做官。他的祖父就是被这条路托起，又被这条路摔进牢狱的。但鲁迅的家境，已不允许他走这条路了。

还有一条破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的道路，去学做生意或学当“师爷”，这也是鲁迅不愿意的。

还有一条被世人称为异端的路，那就是学洋务，中国自古认为“好男不当兵”，当时开的洋学堂有军事类的，不收学费，每月还给津贴，这很适合鲁迅，但走这条路却要被人笑话，被认为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了，受到加倍的奚落和排斥。

但是鲁迅有一个小叔父在1897年考入了一个南京水师学堂，给了鲁迅一些鼓舞，他并不是想学海军，只是由于不收学费就能读书。他就决定去那里了。

走出这一步，受到了还被押在狱中的祖父的反对，他指令鲁迅兄弟学做应考的诗文，亲自评阅圈点，希望他们能科场得意、官运亨通。母亲也为了儿子要离乡背井，不走“正路”而心酸。

但鲁迅已义无反顾了，他写信告诉祖父：“欲往金陵，已说妥。”措辞坚决。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变卖首饰，筹集了8元路费。

1898年5月1日，鲁迅决定远走，告别了从小生活的地方，也告别了苦乐参半的少年时代。家乡的河水，把他送到上海，又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离开朝夕相处的母亲和弟弟，离开了故园，他开始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大约7天后，他来到了古老的南京城。

那一天正是震动中国的戊戌变法的前夜，再过1个多月，即是6月11日，光绪皇帝就要下诏“明定国是”，开始维新运动了。

鲁迅来到江南水师学堂，这里是洋务派为了训练水兵而建立的。鲁迅之所以会选择这里，是因为他的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在这里做管轮班的监督，是州县一级的官吏。鲁迅一到南京，就先借住在这个叔祖家，称周椒生为庆爷爷，他是周氏家庭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这位自己在水师学堂当官的叔祖，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是个很保守顽固的人。他平时爱穿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绸的“接衫”，长长的两色绸衫，肥肥的袖子，是忠于传统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还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净室里跪诵几遍《太上感应篇》。

他觉得自己的本家侄孙，竟穷酸到付不起学费，未能走科举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很不体面，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就这样，他把“豫才”改名为“树人”。鲁迅万万没想到，身在水师学堂的叔祖，竟是这样瞧不起学习洋务。

但这个学堂并不是鲁迅梦想的那样，并不是不同于他所见到过的“别样的人们”，学校里死水一般的生活乏味到极点，一个星期有4天读英文，1天读《左传》，1天读汉文。那些老先生们对于新知识一窍不通，对于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望文生义，连“地球”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

这里的一切在鲁迅看来都充斥着毫无上进的气息，简直是个混沌世界。

更让鲁迅不满的是，这个并非真正是衙门的学堂，却偏偏还要摆着“令箭”，谁要是冒犯军令，甚至会有被杀头的危险。

由于在这里鲁迅找不到别一样的人世间，这里和家乡一样严酷、寒冷和黑暗，于是他离开了这里。

12月，鲁迅又回到了家乡，由于家里的强烈要求，鲁迅与弟弟周作人于本月28日参加了县试，这是鲁迅参加惟一的一次科举考试。

没想到这惟一的一次却考中了，但由于四弟的病逝而使鲁迅无心继续下去。鲁迅人生的这段小插曲反映了他当时也曾在科举与进洋学堂之间徘徊，是年轻时代的矛盾与烦忧。

但是他从家乡来到南京后，不想回到难以忍受的水师学堂了，便转了学校。

鲁迅又来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打算在那里学开矿。

鲁迅进矿路学堂的时候，戊戌政变已遭到失败，但学校读新书的风气日益浓厚。那时来了一个新派人物俞明震当总办，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都看看《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他出的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迷惑地来问学生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对于这位新总办，鲁迅始终怀有好感，后来一直尊称他为“俞师”。

这个学堂里还设有阅报处，看《时务报》、《译文汇编》，这些带着感情的文字、慷慨的言词，在他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鲁迅觉得这里比水师学堂有意思多了。

有一个星期天，他又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诱人的境地。

这一天，他照例到城南一家书铺去，那里赫然摆着一本《天演论》，就用500文钱买了回来。翻开一看，立即在他眼前展现出一个闻所未闻的新鲜的思想境界。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出来了，“天择”也出来了。

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明白了强者才能生存，是大自然的规律。我们的民族如果再按老一套方式，永远不能强大起来，就要被淘汰。所以，努力学习一些先进的、新鲜的事物，才能找到振兴中华之路。

鲁迅之所以学开矿，无非就是要运用自己的本领，多挖一点煤，让国家富强起来，那该多好啊！

然而，学校的教员也没有这种本领，只会教学生抄书。更糟糕的是教师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开矿，他们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难处，把煤挖出来不就行了吗？因此学校把原来聘请的开矿的技师辞退了，结果教矿务的老师竟连煤在哪里也不甚了然起来。

而原先留下的矿井，挖出的煤也少得可怜，只能供烧两架矿井的抽水机之用，于是抽了水掘煤，掘了煤用于抽水，结了一笔出入两清的账。

更让人心寒的是矿下的情景：矿洞漆黑、狭窄，积着半尺深的污水；泛着绿荧荧的死光。一盏闪出阴凄凄火影的矿灯，瑟瑟欲熄，几个矿工长年像鬼一样地工作着。洞顶还在漏着，水滴一下一下地敲打着矿井里的积水。

这阴森森的图景令鲁迅感觉走到了黑暗无边的地狱之口，这样幽灵似地挖那点可怜的煤，能挖出中国通向光明的大道吗？

鲁迅在矿路学堂年龄最小，理解力却很强，读书也很用功。每逢考试，他不临渴掘井，总是卷子交得早，成绩十分优异。按照学校的规定，每月小考一次，凡是成绩优秀的，就发一个三等奖章；积了几个三等的，换发一个二等奖章；积了几个二等的，换发一个头等奖章。几个头等奖章可换一个金质奖章。全班得到过这种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人。鲁迅不爱虚荣，他把金质奖章变卖，用所得的钱来买书，也买点心请大家大嚼一通。他总是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追求新学问，学习为祖国效力的本领。

1902年1月27日，鲁迅结束了这个使他了解自然科学，也更多了解了贫弱祖国的学校生活。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获得了第一等第三名的毕业文凭。

然而这个成绩并不能使鲁迅感到满足，文凭证的一张白纸有什么用呢？听了几年课，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毫无把握。

鲁迅在毕业时，凭着自己的诚实和对于祖国的责任感，他感到茫然，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力量与本领可以贡献给祖国，惟一的办法只有走出自己的国土，走出家乡。到国外去造就真实的材，再回来救治贫穷的祖国。

恰逢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根据清朝政府的指令要选择一些学生到外国留学，鲁迅便趁此机会，东渡日本。

1902年6月24日，鲁迅随总办俞明震，乘坐日轮“大贞丸”号离开南京，这也是鲁迅青年时代二次追求的开端。

东渡扶桑

鲁迅先到达了日本的横滨，不久又转到了东京，半个月后便进入了弘文学院学习，这时的鲁迅是兴奋的，也满怀着希望。

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之乡。1894年，这个大清皇室的眼里小小的“弹丸之国”，竟打败了他们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失败，让他们感到耻辱，而耻辱又带给他们某种清醒，于是便派遣大批青年和官僚来到这个用军舰证明了自己是先进之邦的国家。

弘文学院是为中国学生办的一所留日预备学校，来这里的中国学生五花八门。多数是中国旧式文人，拖着长辫子来到这里，怀抱各种各样的志愿。有的是为了在改革的风潮中赶时髦，说不上什么抱负；有的确是想学点新的本领，好回去挽救垂危的王朝；也有的是借此来玩一玩，镀镀金，看看岛屿国家的风光。

这些留学生们生活得很舒适，在上野樱花开得烂漫的时候，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在那里悠闲地赏玩。

他们本来拖着长辫子，现在因为留学生须戴制帽，便把大辫子盘在头上，直顶得帽子高高耸起。也有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摘下帽子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样。

鲁迅看到这种模样，从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反感。

但并不都是这样，也有一些留学生和非留学中国人胸怀大志。有从事反清运动的革命者：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等。他们的文字和宣传感染着鲁迅。

鲁迅用功地学习着日语，经常要学习到深夜才睡觉。由于勤奋学习和资质过人，他的日语学得十分扎实，成绩优异。这就为他汲取外国文化的有益营养，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日语水平，曾赢得日本友人的普遍好评，称赞他是“能讲一口漂亮日本话”、“精通日语”的中国人。

鲁迅到东京的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正在号召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很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都热血沸腾，积极响应号召。

当时鲁迅是个积极上进的青年，敬仰著名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爱读章太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诗文。

他那个时候谈吐风趣，已经露出初步的文艺才能。那时东京成城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入学须经清政府审查批准，毕业回国后专为清政府效劳，因此保皇派很多，革命派很少，他们常在东京的街上乱窜。鲁迅看了很生气，曾写过一首宝塔诗讽刺他们：

兵

成城

大将军

威风凛凛

处处有精神

说什么自由平等

哨官营官是我本分

鲁迅经常考虑：革命必反清，但要革命；要反清，就要唤醒愚昧落后的群众。可是，怎样唤醒群众呢？他开始研究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他想，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受尊敬的国家，就要抛弃国民品格中的弱点。鲁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在做异族奴隶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他就愤然长叹，深深地感到悲凉。

这时鲁迅开始以文章作武器来抒发情怀了，他的好友许寿裳主编刊物《浙江潮》来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了。鲁迅最初的关于文学和科学的译著，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1903年6月出版的第5期上，登了他翻译法国作家雨果《随感录》中的一篇故事，题名为《哀尘》，连同一篇兼有翻译和创作成分的《斯巴达之魂》，一并登载在“小说”栏里。

鲁迅用他的第一个译品表明：他的心，是属于被损害的、苦难的兄弟姐妹。《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充满了青年血气的慷慨悲歌。写作这篇文章，正是俄国向清政府提出不平等条约，日本的留学生拒俄运动高涨的时候。

当时鲁迅还公开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说鈤》，还翻译了一些科幻小说。

做这些是因为鲁迅希望通过自己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努力，促使祖国人民从蒙昧中解脱出来。

另一方面，这些自然科学知识，也为日后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打下良好基础。

弃医从文

1904年4月，鲁迅完成了他在弘文学院的学业，他在弘文学院里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还为他今后的伟大业绩作了知识上的铺垫。

少年时代的鲁迅曾亲身体验过祖国医学落后给他带来的痛苦，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好去救治那些和父亲一样求助无门的病人。

后来，他在求学期间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发端于医学的进步，尽管这种记载可能有夸大失实之处。但这对于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

于是，本来应该学采矿的鲁迅，申请去仙台医学院学习了。

1904年6月1日，鲁迅正式填写了入学申请书和学业履历书。鲁迅的求医过程比较顺利，成绩虽不算太好，但还过得去，就这已不被日本学生所接受。

“中国人是低能儿，能得到这样好的成绩吗？”一部分心胸狭小的日本学生怀疑起来了。于是，一种没来由的侮辱也随之降临到鲁迅头上。

这样的成绩居然被认为是靠不正当手段“偷”来的，实在是一种侮辱。而且这种比他以往受的任何一种侮辱都让人难以忍受，当年当铺老板的侮辱，遭到的被称为“乞食者”的白眼，都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而现在，这是对他身后的民族的侮辱。在侮辱者眼里，我们民族是低能、愚蠢的，连得595分都是个奇迹。我们这些人也只能是劣等人。

这让他无法平静了，他为祖国的贫弱而悲哀，为自己得不到一个强大祖国的支持而悲哀。鲁迅感到自己的尊严和祖国的尊严都被践踏了，他痛苦极了！

然而，更悲哀的是，不仅在别人的眼里中国人已经没有了尊严，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让他发现就是自己的同胞，也已经麻木，已经丧失了民族的尊严。

一个失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的民族，是真正悲哀的民族！

他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了，家乡人势利的眼睛，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被列强瓜分的祖国，中国学生在日本受到的侮辱，都一起涌上心头，像一把切割心灵的利刃。

他一下子明白了，学习医学并不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一个新的明确的信念在鲁迅的心中诞生了：对于麻木的祖国，紧要的不是用医学医治同胞的肉体，而是要设法医治同胞的灵魂。只有精神，才能让沉睡的祖国惊醒起来！而能够改变精神的惟一武器就是文学，因此鲁迅决定弃医从文。

1906年3月，鲁迅办理了退学手续，那时这一学年还没结束。他离开仙台，到东京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第一次婚姻

回到东京的鲁迅只是把学籍放在了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这时，他的身份依然是官费留学生。

但他不再进正式学校了，只想学外语，用来敲开外国进步文学的大门。

订婚时鲁迅正在日本，得知后便写信表示反对。提出要对方朱家姑娘另外嫁人。家里人拘于旧俗，认为悔婚对两家名声都不好，姑娘更没人要了，便托族人周冠五写信去规劝。

鲁迅心情很是复杂矛盾。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和爱，认为她给找的女人大概不会错的，就勉强答应下来。

但在回信的时候，提出两个要求，要娶朱姑娘也行，一要她放脚。二要她进学堂读书。

朱安是个旧式妇女，思想保守，认为脚已经定形，放不大了；女人进学堂，也不合习俗，所以都没有实行。

后来时间慢慢过去了，朱安的年纪也越来越大，朱家着急了，就一再派人来催促，希望尽快完婚。

周家也一直为此事操心，周母典掉了一部分房子，弄了些钱，将年久失修的房子略加修缮，给儿子准备了楼上的一间新房以备完婚用。

朱安此时已经28岁了。性格温顺善良并且很少说话，有一双被裹得尖尖的三寸金莲，和一个发育不够健全的身躯。脸型狭长，前额、颧骨均显突出，双目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

这个新娘，鲁迅并未见过。

但他不愿违抗母命，不想让母亲难过，他想：“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

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接受母亲给予他的“礼物”，一个很伟大，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出于善良的目的，作出决定草率的事情。他的婚姻不是为了对朱安的爱，而是为了对母亲的爱和顺从。

结婚的时候，家里人不知从哪得知鲁迅是个新派人物，曾担心他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但他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拜堂时，鲁迅什么话也没说，别人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娘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灯灭了，身边睡着一个陌生女人，鲁迅在幽暗中辗转反侧，泪水沿着眼角往下流，湿透了印花枕巾。第二天下楼时，脸上印上了大片青色，显然是枕巾染上去的。

按当时老例，新婚夫妇要去拜祠堂，鲁迅却没有去。第二天晚上，他就一个人睡到书房里去了。婚后第4天，他怀着满腹的忧愁和痛苦，离开家门，返回了东京，继续走自己别样的人生之路。他仅仅对母亲表示了一种微弱的反抗。

这一切，正如他以后曾经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位少年的诗中所写的：

“……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的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发自内心疼爱他的母亲，没有想到，她的一片好意竟造成了儿子痛苦的精神重担。但是，鲁迅也清醒地知道：朱安也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对这些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

于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友好地同朱安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没有欢乐，也没有争吵……

在他从日本回国后，除了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绍兴教书之外，其他时间终年在外地，直到1919年，他们一直是南北分居。

如果婚姻里没有爱情，那么家庭也只不过是一个空壳，但即使生活在这么难以忍受的空壳里，鲁迅也从来没有对朱安发过什么怨言和牢骚。

1919年，鲁迅39岁，他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的一所房子，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

到北京后，他们各住一间房子，两人之间依然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关系。一年四季，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地答应一声，到了吃饭的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应诺，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鲁迅房前关照一下：“门关不关？”鲁迅也照例是一声淡淡的回答。

鲁迅虽然对朱安不能产生爱情，但他尊重她的人格，很平等地对待这个善良的女子。每天他总是和母亲、朱安一起进餐，座位也是固定的。

鲁迅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其他的一切都置之度外。

朱安是个性情温顺，能平和对待一切的女子，她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安于生活里发生的一切。对于鲁迅的冷淡和沉默，她都无声无息地接受了。

只有一次，她半是自我辩护，半是埋怨地说：

“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经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这个贤良的女子，只是偶尔才发出这种淡淡的没有爱的哀怨。

这个虽不识字，但是善良、聪明的女子，终生忍受着寂寞和痛苦，承受着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礼教加给她的悲剧。虽然从一种天然的中国女子传统的坚贞，对鲁迅怀着情意，但却没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来了解鲁迅是怎样一个不平凡的人。

她一直孝顺地陪伴着鲁迅的母亲，甚至鲁迅辞世之后，也仍然守在周老太太身旁，终身伴随着这个怜爱她的老人，一直到老人逝世。

她没有文化，只是认定自己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快要忘却了，在为了取函领款而刻的印章上，只写着“周朱氏”三个字。

鲁迅深深地懂得，他和朱安只不过是封建礼教下的千千万万个牺牲品中的一个，像他们这样牺牲的人又何止这些呢？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毕业于南京水师学堂，在获得了清政府江南督练所的同意后，于1901年与鲁迅一同前往日本，离去的那天为鲁迅的新婚第11天。

这个时候，东京已经成为中国反清民主革命运动在海外的一个活动中心。1905年7月，当孙中山由欧洲来到日本，留学生即派代表前往横滨迎接。8月13日，在东京开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讲，盛况空前。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原来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同盟会成立后，还发刊《民报》，大力宣传三民主义，民主革命的思潮汹涌澎湃，拨动很多爱国青年的心弦。

但是，日本政府却应清政府的要求，在1905年颁布条令，禁止中国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东京的留日学生8000多人，就聚集起来，罢课抗议。

革命派的陈天华投大森海自杀殉国了，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学们坚持斗争。同盟会成员秋谨主张留学生全体回国，进行反清活动，并把一把小刀猛插在桌上，说：

“如果回国投降满虏，卖国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许多人都表示了要同日本和清政府斗争到底的决心。

但当时留学生的情况也是复杂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已经变成了保皇党，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章太炎等人则撰文和他们论战，在留学生中产生巨大影响。

鲁迅一回到东京，就置身于这个政治环境之中，于是马上投身于反对改良派的斗争之中，这对他后来的革命思想形成和文艺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刚返回东京时，他仍住在原住的旅馆。由于厌恶那些住在同馆里的热衷于升官发财、语言无味的留学生，1902春天，就搬出来了。

第二个寄居的地方叫中越馆，地方十分清静，可是房租饭费比较贵，伙食却十分糟糕。

1908年春天，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结束了在东京高师的学业，准备去欧洲留学，就在本乡区西片町找到了一所房子，那里是原来一个日本绅士的家宅，庭院广阔，花木繁茂。但是由于费用大，非拉几位朋友合租不可，鲁迅也被拉去了。

因为一共是5个人，这个住宅就叫做“伍居”。鲁迅从4月搬进去，住到了1909年初春，差不多有10个月。

1906年秋冬，因为偶然的机会，鲁迅认识了日本著名进步人士宫崎寅藏和界利彦。他们谈话之后，觉得非常投机。

因此鲁迅就购买了界利彦编辑发行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共5期，其中的第一期载有《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第4期还译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套书鲁迅在东京一直保存着，算是他早期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条重要线索。

同盟会成立后，他认识了许多革命派的人物，比如徐锡麟和秋谨，还有陶成章。他们交往密切，这些朋友，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鲁迅的住处来，彼此畅谈理想，交流革命活动情况。

有一个革命者叫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副会长，他经常用草绳做腰带，穿着草鞋，在乡间来往，计划起义，被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么称呼他。

陶成章十分愿意在鲁迅的寓所中眉飞色舞地谈话，口讲手划，讲什么地方不久就会“动”起来。他曾为了防止日本警官搜查，把一部分会堂文件托鲁迅保管。

其中有一个空白的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一枚是红缎的，叫做“龙头”。陶成章笑着对鲁迅说：

“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

据有人考证，“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是仅次于“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

这表明了他对鲁迅的信赖，认为鲁迅是意志坚定的革命同志。

有时陶成章和鲁迅开怀畅谈，到了吃饭的时候，主人身边有钱，就添一样菜，否则就吃普通饭。

后来，鲁迅曾说：

“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

这里所谓的“强盗”，就是鲁迅戏称革命党人的话，说明他当过革命党。

还有一个人，叫做蒋智由，来到日本很多年了，是一个很有名望的维新派并主张革命的人物。鲁迅和许寿裳曾去拜访过他。

他为了参加光复会，一度把“智由”写成“自由”，以表示他革命思想的激烈，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投机分子。

在他留日之前，很受梁启超赏识，当了革命党后，写过送给陶成章的诗，还在革命派人中颇传诵了一时。

在他还没变节的时候，鲁迅有一次见到他，谈到服装问题，他说：

“我觉得还是满清的红缨帽看起来有威仪，而我现在穿的西式礼帽就无威仪。”

鲁迅和许寿裳听了，感到很奇怪。告辞出来之后，在路上鲁迅便说：

“他的思想变了。”

许寿裳点点头，表示同意。从此他们就再也不和他来往了。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蒋智由就改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了。鲁迅鄙视这种人，送给他一个绰号——“无威仪”。

1907年7月，消息传到日本，说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了，刺客是徐锡麟已经被抓到。不久，消息又传来，秋瑾女士被害了。徐锡麟和秋瑾的死，激起了鲁迅的万分悲痛，他们都是革命者啊！

当徐锡麟的案子波及到秋瑾时，大家都劝她快逃走，但是她不愿丢下自己的学生们一走了之。终于血洒绍兴轩亭口。

当时听说徐锡麟死得很惨，心被挖出来，给恩铭的亲兵炒着吃掉了，大家都很愤怒。在日的绍兴籍留学生就开会，讨论对徐、秋两案的处理方式。蒋智由主张发电报给清政府，要求不再滥杀党人。革命派大力反对，认为说话无用处，顶多是痛斥清政府无人道而已。

在会上，双方辩论得很激烈，蒋智由说：

“就算是猪被杀的时候，还要努力叫几声呢！”

鲁迅反驳说：

“猪才只能叫一叫，没别的本事。人可不能就这样罢休了！”

会后，鲁迅就仿照蒋智由写给陶成章的诗，写了打油诗，以表示愤怒和嘲讽。蒋的原诗中说：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大有以“此心”酬革命的样子。

鲁迅只改动几个字：

“敢云猪叫狗，要使狗心存。”

于是活生生地描绘出了蒋智由的原形。这类保皇派，变节分子，在青年鲁迅的心目中，就是一群猪狗。

但鲁迅与那时的革命党人也有分歧，并不同意他们一时意气用事地搞暗杀、冒险活动，认为这些冲动、幼稚的行为，是不会带来真正的胜利的。

有一次革命党人命令他去暗杀，他就说：

“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

他们说：

“你总担心死后的事情可不行，如果是这样，你就不用去了。”

其实，鲁迅有强烈的爱国心，但他主张脚踏实地的持久战，不大赞成逞一时之勇。他自谦地说：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听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他也批评说：

“光复会非失败不可，它可以说连能够称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

同时也以嘲弄的口吻说到他自己：

“我可是就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

他经常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去观察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怎样经历幼稚而曲折的道路，最后逐渐走上胜利的坦荡大道的。

孤寂无助的救国心

这段时间鲁迅深受革命家章太炎的影响，站在革命派立场，开始了对维新运动的批判。

他弃医从文后，渴望用文艺为武器追随革命派为祖国的新生而战斗。他确信文学艺术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而使祖国赢得新生。

因此，他决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商量办一个文艺性的杂志，以此来作为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理想，为祖国尽一点力量。

鲁迅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活力强劲的文学充满了好感。所以用但丁的一本诗集的名字《新生》作为这个刊物的名称，取“新的生命”的意思。

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有不少学习法政、理化以及警察、工业的，但学习文学和美术的却非常少。就在这冷淡的气氛中，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人，于是开始着手准备了。

鲁迅为这刊物做了不少工作，约了一些稿子，连封面、插图都选好了，稿纸也印出来了，《新生》就要诞生了，鲁迅激动万分。

出版的日期快到了，但先就走掉了一个作者，接着能给这个杂志拿钱的人也走了。鲁迅返乡结婚之前，答应支持这个刊物的有许寿裳、陈师曾、袁文薮、苏曼殊等人。可是这次到东京后，虽然多了一个周作人，但袁文薮却到英国留学去了。袁文薮对于这个杂志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原来要由他垫付创办刊物的款项。他这一走，就只剩下一文不名的三个人了。

虽然刊物没办成，但他仍不放弃，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得出手的时候，他开始投稿了。

最初他把稿子投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稿子寄出去之后，他便焦急地等待着，期望有一天登载他的文章的刊物寄到自己的手中。

过了很久，上海给他来了邮件，但不是登着他的文章的刊物，而是他寄出的稿子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

但鲁迅没有灰心丧气，他依然一如既往地追求下去。他把新写的稿子又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可是不久又照样被退回来了，而且附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来了，这很使鲁迅感到失望。

不过鲁迅还是继续写文章，然后寄出去，他以这种坚韧的性格，开始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段路程，正是这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胜利地走到了目的地。

坚持写作的他，从1907年底到1908年，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其中包括《人间之历史》，介绍生物进化论；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他的救国思想表现得更明朗，更强烈了。

在鲁迅的心目中，尼采和拜伦是敢于蔑视一切偶像和权威，是能激发人们战斗不息、顽强进取精神的战士。他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但内涵与整个尼采哲学的核心是不同的，他更喜欢拜伦。

《摩罗诗力说》就是鼓吹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拜伦式的精神战士，这是他弃医从文后所作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标志着鲁迅更坚实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是以一个勇猛的反抗者的身份踏上这条道路的。

鲁迅返回东京的时间是革命党人章太炎出狱的时间，章太炎先生一出狱，同盟会就派人把他接到日本，主办《民报》，又站在了斗争前列。

鲁迅特别敬重他，一直是他文章的热心读者，而且在思想和文字上深受他的影响，章太炎不仅是个学者，更是个有思想的革命家。

由于章太炎女婿的介绍，鲁迅成了章先生的学生。《民报》被禁后，章太炎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由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很想听他讲课，时间又与他开课的时间冲突，于是先生就为他们单开了一个班，设在《民报》的报社，每周日午前上课。

1908年7月21日，星期天，鲁迅等人来到太炎先生寓所，开始向这位学识与胆识都超群的老师学习。

在狭小的寓室里，师生席地而坐，中间是一张小矮桌。一到8点，章先生就准时开讲了。讲的是音韵学，先讲36字母和22部古音大略，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言词深奥，但是没有一句空话。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每逢星期日，鲁迅和其他几位同学都要到民报社听讲。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讲了一些文学知识。

据说太炎先生喜欢发脾气，可是对于青年学生，却和蔼可亲，随便谈笑，就像家人朋友一样。

鲁迅凝神谛听，很少发言。有一次，章太炎问文学的定义是什么，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先生听后说：

“这样区分虽略胜于前人，但仍有不当。比如郭璞的《江赋》虽然是文学作品，却没什么原因能让人哀乐呢。”

鲁迅沉默不语了，回去后对自己的朋友说：

“先生解释的文学概念，范围过于宽泛了。实际上，文字与文学是应当有区别的。《江赋》这一类的作品，很难有什么文学价值。”

这反映出鲁迅虽然很爱自己的老师，但是更爱真理的态度。他后来能够公正地评论章太炎的功过，与始终坚持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章太炎先生那时生活贫困，一天仅吃两餐素食，但是精神健旺，双目炯炯。他广博的见识，高超的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鲁迅。

1908年，鲁迅开始了翻译工作，他和弟弟周作人努力介绍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到中国，共同编译了《域外小说集》，但是当时并没有卖出多少本。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大潮洗礼后，《域外小说集》的价值终于被人们认识了。

这时，在日本立教大学读书的周作人，同日本女人羽太信子结婚了，费用大增，周作人和老家的母亲都希望鲁迅在经济上能有所帮助。他便顺从了亲人们的意思，作出自我牺牲，离开日本，返回祖国。

历史的脚步迈到了1909年，其时，鲁迅已年方28岁，面对阔别的祖国，不禁感慨万千。

他回国的时候，尽管清王朝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毕竟还是存在着。那个愚昧、落后、保守的象征——驴尾巴似的长辫子，依然拖在男人们的脑袋后面。那时候没有辫子的人很少，被大家视作异类。

鲁迅的辫子早已留在日本作了纪念物，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留给了理发师。

那时候上海有一个专门装配假辫子的名师傅，虽然装一条要收大洋4元，实在是太昂贵，但是装得非常巧妙，不仔细看，是看不出异样的。但是，戴着这样的假辫子在人群里行走，却要提防被挤掉或挤歪。

鲁迅就是戴着这样的假辫子回到上海，又回到家乡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母亲倒是没说什么，但是其他人一见面，却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先是研究一番这条辫子，等到辨出了是假的，就冷笑一声，在心里说：

“这是要被杀头的！”

有一位本家甚至准备去告官，只是因为担心革命党的造反也许会成功，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鲁迅这才知道缺少一条辫子还要招惹到许多难听的辱骂，小则说与别人家的女人关系不正常，因为那时候捉住了这种人，首先要剪掉他的辫子；大则指为“里通外国”。

鲁迅十分愤慨，他想：

“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路上走，大约未必会这样受苦，而缺少一条辫子却要受到社会上这样的侮辱，多么愚昧，多么可怜啊！”

回国后不久，许寿裳就介绍他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这是一个新建成的、仿日制的师范学校，教员也大多是留日学生，学校里有一些民主空气。

鲁迅在这里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老师，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老师。同时，这里还有日本老师上课，鲁迅就又兼任了生物学科的翻译。

虽然他热爱文学，但现实生活的逼迫，当教师的工作又使他不得不把对文学的热爱暂时埋在心底，重新拾起了自然科学。

但他深知教师这一职业的神圣，每天都认真地备课，为学生批改作业到深夜；清晨的时候，总是能在他的房间里发现成堆的“强盗牌”香烟头，他不能不用它来驱逐熬夜的疲劳啊！

他不仅学识渊博，精通生物学、生理学，而且尊重科学，严肃认真。在讲授生理学的时候，冲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禁区，给同学们如实讲述人生殖系统的器官组织结构和生理机能，赢得了师生们的敬佩。

他平时在学校里是很少讲话的，但这年冬天，学校里的一场风潮，却使他对封建旧势力的憎恶如火山般爆发了出来。

1909年冬季，沈钧儒被选为省咨议局副议长，辞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浙江巡抚便趁机派出效忠于清王朝的老顽固夏震武兼任学堂监督。这个顽固派到革新派的新学堂来，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他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就摆出一副虔诚的圣徒的样子，要求监学许寿裳陪他去“谒圣”，即去谒拜孔夫子。许寿裳听说要谒圣，心里一愣，不过马上找到了借口：

“开学时已经谒拜过了，这回就免了吧！”

“哼！”

夏震武很不高兴地瞪了许寿裳一眼，突然，他出乎意料地发现，监学也是没有辫子的假洋鬼子，心里十分懊恼。于是，他在向学生训话时，大肆诬蔑学堂这些改了服装，剪了辫子，提倡西学的人，造成了中国的危机，说他们离经叛道，没有廉耻。教员们听了他的话，更看清了他的面目，都非常气愤。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按两级师范的惯例，新任的监督应亲自去拜会住校的教师，而他却大摆臭架子，只差人给每位老师送了一张名片了事。这种不礼貌行为，令教师们更加不满。

许寿裳拿着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联系时，他又很不客气地说将另有指示，待许走后，下了一张“手谕”，说自己将在礼堂与教师相见，但所有教师必须要按自己的品级穿戴全副顶戴，也就是穿红缨帽、硬领、开叉袍、衬衫、外褂、高底缎靴，总之，要一应俱全。

但是当时，教员中很少有人有这一套家伙的，就是有，也不愿意穿戴。更何况鲁迅和许寿裳，不但没礼服，连辫子也早没有了。因此，他们一听说夏震武这样执意欺人，一下子愤怒起来了。

教员们感到这种像下属谒见上司的“庭参”侮辱了他们的人格，十分生气，许多人主张不去见他，看他怎么耍威风。鲁迅却主张去，看他耍什么把戏。

第二天，夏震武果然全副顶戴地来到小礼堂，小礼堂里没有声音，只有一副副冷脸，没有人穿礼服，而且一大半连辫子也没有。大家沉默着，没有一个站起来和他打招呼。

夏震武看到教员们的打扮和一张张冷冰冰的脸，自己又受到冷落的待遇，顿时气得脸色发白，他颤巍巍地坐下之后，就对着许寿裳训斥说：

“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

听了这话，穿着西装，留着短发的鲁迅站起来责问说：

“怎么不好，你说！”

“说，说，怎么不好！”愤怒的教员们也都站起来了，一起质问这个老顽固。教员们如此激愤，大大出乎夏震武意料，他一时心慌意乱，又气又怕，竟不知所措。

一张张愤怒的脸孔，一双双犀利的眼睛威逼着他，这个色厉内荏的老家伙威风扫地，在陪伴他的人的保护之下，夺门溜走了。

不久，怀恨在心的夏震武写了一封信骂许寿裳，说什么“离经叛道，非圣侮法”，并写了“你不能一日立于教育之上”的不通的句子，逼着许寿裳辞职。

这引起了教员们更大的不满，他们立即向浙江省提学提出集体辞职。接着，鲁迅和住校的十几位教师一起，带着行李、书籍搬出了学校。

老师一走，学生们无课可上，他们就向提学请愿，提学在下令教师复课无效后，请一个绅士来调解，又耍了提前放假的花招，但老师们一致坚持，夏震武不走决不回学校。

学潮坚持了两个多星期，有人劝夏震武辞职，而他却执意不走，非要见个真章。

但在两级师范师生的斗争下，浙江的提学无计可施，只好叫他辞职了。

斗争结束后，胜利了的鲁迅和其他二十多位教师，在湖州会馆的院子里照了一张相，并在大并巷一个饭店里聚餐祝贺。聚餐会上，在这次斗争中被夏震武称为“拼命三郎”的鲁迅，格外高兴。

不久，上面又派一个御史出身的旧派人物来担任监督，鲁迅很不满意，学期结束后，就辞职回绍兴去了。

回故乡后，他到绍兴府中学堂教博物学，接着又当监学。当时正赶上有新思想的学生反对旧派的监督，闹了学潮，由于鲁迅积极支持学生反对旧势力的斗争，学生对他很敬重，喜欢同他接近，向他请教。

在一阵剪辫子的潮流中，许多学生来找他商量。鲁迅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劝他们说：

“不剪上算，……等一等罢。”

“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不理解鲁迅用意的学生诘问道。

“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鲁迅支持学生的革命精神，但不同意他们单凭热情而招来无谓的牺牲。

学生没说什么，撅着嘴走开了，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剪掉了辫子。啊！不得了了，人言沸腾了。鲁迅却只装作不知道，任凭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课堂听讲。

这剪辫子的风气传开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也剪下了6条辫子，晚上便被开除了。结果这6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吃尽了“无辫之灾”的苦头。

鲁迅早就知道，一剪辫子，大家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这个人的脑袋上，各种流言蜚语也会随之而来。鲁迅正是备尝了这种遭遇，所以他才劝学生的。

鲁迅平时就忙于读书，写作，再加上学校的工作也很繁杂，因此，他就很少回家。

他的家距离学校约有5里，中间有一条较近的路，但要经过一个坟冢。这里长着长长的蒿草，坟堆、瓦砾堆高低不平，夜里很少有人敢从这里经过。

这天，天已晚，鲁迅从学校回家，因为时间晚了，就决定走这条近路。

正走得起劲时，忽然看见远处一个东西逐渐走来，忽然间又停住不动。这样深夜，不会有人在这里走动吧？但那又是什么东西呢？鲁迅有点踌躇不定，莫非这就是“鬼”？

但他是不相信鬼的。那么，是迎上去呢？还是往回退却？他决心迎上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时鲁迅穿着一双硬底皮鞋，他决定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

当他走到那东西的旁边时。这东西忽然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一个坟堆。鲁迅就看准对象，用皮鞋使劲地踢了一下。结果，那东西“哎唷”一声，站起来慌慌张张地向远处逃走。

原来不是鬼，而是一个窃贼。

1911年，鲁迅与几年未见的留日同学范爱农不期而遇，两人彼此默视了一会儿，都道出了对方的姓名。鲁迅看着眼前这个留日时的同学，过得很寒伧。他从日本回来后，到处受轻蔑、排斥、迫害，现在躲在乡下，靠教几个小学生糊口，每日借酒消愁。

从这以后，范爱农每一进城，就来找鲁迅聊天，谈些不满现实、离经叛道的“疯话”，连鲁迅的母亲听了也不禁发笑。

不久，也就是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起义的火焰很快就蔓延到了鲁迅的家乡，11月4日，杭州光复了，绍兴城立即沸腾起来。鲁迅更是特别兴奋，在他生命力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他曾为推翻这个王朝呼唤过反抗的英雄们，如今，他期望的革命在现实的土地上发生了。

学生们乘着革命形势，将已辞了职的鲁迅重新请回府中学堂当监学。不久，清朝的败兵要渡江来绍兴的消息传来，街上顿时人心惶惶，店铺也关了门。

鲁迅认为，要维持革命秩序，首先要稳定人心，立即组织演说队，印好许多油印的传单，到街上去张贴、宣传，破谣言，宣传革命的道理。

演说队有的背着很重的毛瑟枪，有的手里拿着指挥刀。学生中有人忽然提出问题：

“万一有人来阻拦，怎么办？”

“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鲁迅立即反问道。他知道要维持革命的秩序，不能单靠口头的宣传，还要有手中的武器。

鲁迅和全校师生，手执长刀，到街上游行。他精神饱满地带着武装的队伍，在这个古老而沉寂的小城里一走过，人们竟以为革命军来了。这次游行，在鲁迅故乡人民的心目中，便是绍兴的光复。

革命的游行训了谣言之后，谣言家转眼变成了“革命派”，他们来摘取光复的果实了，杀害秋瑾的幕后操纵者章介眉，竟成了治安科科长。

“光复”的第二天，范爱农进城了，他一见鲁迅就摸着自己没有辫子的光头，哈哈地笑，觉得人间真的变了，一切都成功了。然而，鲁迅比他清醒，他知道有些表面上革命的却在骨子里是旧的，革命成功的道路是漫长的。

不久，听说在杭州起义的革命党人王金发的军队，就要到绍兴了。鲁迅很高兴，他们在日本时就认识了，鲁迅知道他是真的革命党，马上组织人去欢迎。

王金发毕竟是革命党，他一来，全城都剪了辫子，革命气氛更浓了。并且，他马上宣布建立新的军政府，自任都督，发表演说，告诉群众他是来维持秩序的，遇事不敢独断，要和大家商量。他还捉住了杀害秋瑾的主谋章介眉，要为秋瑾报仇，并实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

鲁迅和带着笑容的范爱农，第二天就去见这个他们早已熟悉的都督，范爱农见到王金发的头皮剃得精光，就摸着他的头说：“金发大哥，你做都督哉。”

王金发此时还很随便，见到老朋友也很高兴。他还委任鲁迅为师范学堂监督，范爱农做监学。

可是，没多久，权力和地位就腐蚀了王金发。他被胜利模糊了双眼，以为江山已定，再没有反对的人了。

其实他不知道，反对的大有人在，他们只不过表面上开始恭维，却又换了新方法。他们今天给王金发送衣料，明天请吃饭，后天拜会。那个恭维，捧得王金发忘乎所以。他革命政府里的人员，在天不太冷的时候，就脱下身上的布衣，换上皮袍子了。

大恶人们和章介眉都被轻易地放过，“王都督”也开始动手刮地皮，革命者要变质了。

王金发这种倒退和腐化，是辛亥革命后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使鲁迅感到非常失望和痛心，他为此而进行着深沉的思索。

几个青年学生看不下去了，他们来找鲁迅，建议应当办一种报纸来监督这个新政府，并请鲁迅做发起人之一，鲁迅觉得这样也许可以给胜利者注入一点清醒剂，便答应下来。

12月下旬商定后，新年的1月3日，《越锋时报》创刊了。“锋”字是警钟的意思，从第一天起，这个警钟就敲得很激烈，鲁迅为它草拟的《出世辞》声明，报纸就是为了监督政治，使王金发等人回到正道上来的。

报纸攻击了军政府，攻击了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一点也不留情面。

2月中旬，王金发受贿，竟将秋瑾案的告密人，绍兴城的大劣绅章介眉释放，这引起了《越锋时报》的义愤，次日，鲁迅就发表文章，进行尖锐地揭露和抨击。

王金发看了之后，非常恼火，说鲁迅骗取了他的钱，还骂他，扬言要杀鲁迅。鲁迅的母亲很担心，叫他不要出门，而鲁迅倒不在意，他了解王金发杀人没那么容易，况且钱是堂堂正正的校款，并不是“诈取”的。他依旧在夜间提着写有“周”字的灯笼去学校住宿。

所谓“诈取”，鲁迅起初以为是指学校经费而言的，后来才从社外编辑范爱农那里知道，指的是送给报馆的另一笔款子。

原来王金发被骂了几天后，采取了一个新办法，表示愿意资助报社两千元的经费，并马上送去五百元。范爱农当时是社外编辑，知道后主张拒绝资助。

编报的青年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是：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是：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鲁迅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去报馆查问，略说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当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鲁迅知道这些青年的脾气，他不再说下去了。因为他们入世未深，自以为热心革命，动不动就会讽刺别人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敢为社会而牺牲自己。

这些幼稚的革命者不知道旧势力是如何庞大，不知道如何讲策略地对付黑暗，这种幼稚的挣扎令鲁迅寒心，革命落到这个地步，有希望吗？他怀疑了，心情沉郁起来了。

鲁迅身边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了，王金发对他的态度比过去冷得多了。鲁迅写信去要学校的经费，王金发竟大发牢骚：

“怎么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钱送到我这里来，你们反而要拿走。”

正在他满心惆怅时，在南京教育部工作的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聘他到教育部工作，鲁迅怀着对故乡的失望，第二次踏上去南京之路。

在去南京之前，即1911年冬天，鲁迅写了文言小说《怀旧》，描写在革命军将要来时，社会上下各阶层的不同表现。在取材和写法上都与中国传统的小说不同，已具有现代短篇小说的特点，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声”，成为“五四”时代鲁迅个人创作，以及整个现代短篇小说的开始。

鲁迅到达南京时已是1912年2月份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南京，距上次整整有10年了，鲁迅的心情很是压抑。

然而，南京的情况也不怎么好，原来反革命的绅士们竟然都摇身一变为革命党了。此时，时髦的革命，只剩下一块时髦的招牌了。

2月15日，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鲁迅曾经为之呼号的一场革命，就这样半是闹剧半是悲剧地蜕变了。鲁迅不愿再深想这一切，既然来了，就试着往前走吧！反正背后的故乡是晦暗的，没有出路的。

聘请鲁迅当教育部部员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虽然是真正的革命党人，但这个部也实在可怜得很。只能借房子成立衙门，人员也没几个。

鲁迅来到教育部后，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日子很冷清。幸好在这寂寞无聊的生活中还有好友许寿裳，他们白天在一个桌子上办公，晚上一起谈心，互相议论着，对时局悲叹着。

这一年4月，委屈求全的革命派再次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同意把新政府迁往北京。

5月5日傍晚，鲁迅随着教育部的搬迁，到达北京。第二天便住到绍兴会馆的藤花馆内。

这是一座古旧而沉寂的房子，当天晚上，鲁迅躺到床上还不到半个小时，就觉得浑身不舒服，爬起来一看，床上竟有三、四十只臭虫。鲁迅大吃一惊，连忙把被褥抖了一抖，搬到桌子上去睡。

5月10日他第一次正式上班，主管文化、科学、美术。然而，照样是没什么工作可做，也没有人想做好什么工作。

他每天在暮气沉沉的部里干坐一天之后，晚上又回到死气沉沉的小院内。到处都寂静得像要死去一样，这就是北洋军阀政府各部的共同点。

一批前清的小官僚掺入到教育部来，大家每天品茶抽烟，读佛经，用拂尘有节奏地掸着身上的灰尘，在百无聊赖中消磨一天的时光。

鲁迅感到一天天的光阴白白浪费掉，生命中仿佛遗失了什么东西。他每天都是去签个“到”，就干坐一日，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可办。

那时候中国一天比一天黑暗，特务们到处在抓反对袁世凯的人，街上贴着“莫谈国事”的标语。鲁迅憎恨这种黑暗，但没有力量驱逐它，并且也不相信此时中国那些变幻莫测的新派政治力量能驱除它了。

在死寂的忧闷中，他把书籍当成精神的避难所。于是，如痴如狂地看书、抄书、买书。买的书如果有残缺，就设法补抄或补绘遗失的插图。

1912年到1913年，他读的书范围极广，包括诗歌、杂著、画谱、杂记、丛书、牍、史书、汇刊等等。

后来，提倡新式教育的蔡元培被迫辞职，他更是感到在旧思想传统盘根错节的中国社会，提倡一点新东西，太艰难了。

这时，一个叫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他在家乡的好友范爱农被旧派人物排挤失业，生活窘困，竟不幸落水身亡了。因为鲁迅深知他是游泳的好手，所以决不相信他是失足而亡，而认定他是自杀，是被黑暗的社会吞噬了。他悲愤极了，提笔写了《哀范君三章》。

他陷入了更深的忧郁、苦闷之中，为了不使生命虚度，就把业余的所有时间都用来辑录和校勘古书。每天夜晚，伴着昏黄的灯光，不停地抄写着、校勘着，为自己建造一座高墙，同这个令人失望和厌恶的社会隔离开，以换得内心的安宁。

他又开始钻研佛经和抄写古碑。从1914年4月中旬起，鲁迅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佛学书籍，还常常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甚至为了庆祝母亲60寿辰，还捐资银元60元刻印《百喻经》上下卷40部。

1915年到1916年，他继续批阅佛经之外，又研读造像、画像、拓本、墓志、壁画、金石、瓦当文字等。

正当他经历着一生中最寂寞的这一段时间时，中国大地上一种新的东西正在萌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于1915年创刊，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开始提倡文学革命。

鲁迅静观着，而且是带着怀疑的眼光静观着。

他每期都要阅读，还在1917年，给周作人寄去了10期。自己曾经呐喊过变革，但是没有用；现在别人又在呼喊了，会不会同自己一样呢？

但从这一年夏天起，他购买碑帖画册的数量减少了，一些外国书籍大量地出现在他的案头，他对鼓动自由与反抗的外国文学的兴趣复活了。

而这都在喻示着，一颗不平凡的心灵即将在沉默中爆发！

控诉吃人的社会

曾几何时，屋里昏黄的灯下留有鲁迅勤奋耕坛的身影，那是他正在描写古老的碑帖。

长夜就此逝去，他感到生命也慢慢地消逝了，一种在混沌的人世找不到出路的难耐的寂寞攫住了他。

有一天，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钱玄同来了，一坐就坐到三更半夜。鲁迅称这位同学为“爬翁”，因为他们一起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课时，钱玄同很不安静，喜欢在席地上爬来爬去。钱玄同则因鲁迅不修边幅，喜欢凝神冷坐，给他起了个绰号“猫头鹰”。

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深，是那种可以倾心谈笑的老朋友。钱玄同留日回国后，在浙江、北京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不久就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又兼任《新青年》的编辑。

这天晚上，他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子上，脱下长衫，在鲁迅对面坐下，翻看他的那些古碑的抄本，发出质问道：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明白他的意思了，钱玄同正在和陈独秀办着《新青年》，需要寻求支持的力量，希望鲁迅也能参加到他们的战斗行列中去。

可是鲁迅心底是有疑虑的，他很恳切地告诉钱玄同：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的，并不感到将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想得总是那么深沉，在这个传统、腐朽的国家里，把人们关在密不通风的铁屋子里，想把酣睡的人们唤醒，是那么容易的吗？就算是唤醒了，也不一定能打破这铁屋子，获得生的希望。那么，清醒地意识到行将死亡，会更痛苦。

然而钱玄同想得似乎比鲁迅要乐观一些，他说：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他的这种乐观情绪感染了鲁迅，因为事实上他从来没放弃过自己的希望，尽管他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他想，或许《新青年》就是这样的希望，于是他答应了写稿子，并加入这个编辑部一起商量工作。

那时候正是白话文学刚刚提倡，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希望以此来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但是封建守旧势力是强大的，文言文和白话文正在对垒中。

鲁迅开始酝酿自己的小说了！

他小的时候在读《二十四章图》和《鉴略》的时候，就对里面很多令人恐怖的记载惊讶，结果这些东西却被一直当做是合乎道德和礼法的。后来看了《资治通鉴》等大量正史和野史，里面有不少“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描写。他在反复的思考中发现：“中国人简直是食人民族”！于是，他要用笔控诉这个吃人的罪恶的封建制度！

这时，他的那个发了疯的姨表兄弟阮久孙的影子又在他眼前晃动起来。阮久孙本在山西一带做小官，但后来得了“迫害狂”症，总觉得一些外商、同僚们要谋杀他，这实际上是一个在封建势利场上快要被别人吞掉的牺牲品。

其实，在鲁迅身边，除了阮久孙这样被迫害而疯的人之外，还有着不少的叛逆者。比如他年轻时的老师、革命家章太炎，当他因《苏报》案入狱，刑满释放后，赴东京流亡时，就自称“疯癫”、有神经病。

鲁迅怜悯无辜的被迫害者，也更尊敬勇猛的叛逆者。被迫害发了疯的狂人，以及自称是“疯癫”的叛逆者，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他胸中开始融到了一起。

1918年4月，他写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笔下的主人公狂人形象，既显示出封建制度对人残暴的迫害，又展开了不屈的抗争，并且紧紧地扣住了“吃人”的主题。

1918年5月，刊载《狂人日记》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以一种惊雷骇电般的激情横空出世，沉痛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吃人”历史，这是一篇对封建主义充满正气和勇敢的宣战书。

除此之外，鲁迅还发表了一批祈祷，如《梦》、《爱之刘》、《桃花》，抒发了他对新的理想的追求，与诅咒和诬蔑新诗创作的国粹派针锋相对。

在《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创作了不少小说，还写了很多论文和杂感。

这年冬天，他又创作了小说《孔乙己》并发表于次年4月的《新青年》评上。孔乙己是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在以传播孔孟之道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的长期毒害下，他养成了好喝懒做和自视高人一等的坏思想。但他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却使他无以为生，越过越穷，甚至沦为窃贼，但他仍然忘不掉自己的身份，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

小说以鲁镇的咸亨酒店为背景，每当满脸皱纹里夹着伤痕的孔乙己出现在门口，便引起一阵阵哄笑的声音，原来是喝酒的客人们嘲笑他又去偷窃了。孔乙己涨红了脸，绽出了额上的青筋，竭力争辩着，说自己是个清白的人。

最后是他偷了丁举人的东西，被这个孔乙己羡慕的、受封建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打断了腿，终于无法生存而死掉了。

1919年，伟大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就在这个月的《新青年》上，李大钊发表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期上，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小说《药》和4篇《随感录》，深刻地总结了以往的民主革命的历史教训。

从第4篇小说《明天》开始，他不仅在《新青年》上发表东西，还扩展到了《新潮》、《展报》等许多报刊，又写了很多小说，包括《故乡》和《阿Q正传》等。

1913年，他把自己的十几篇小说，编成集子，题名《呐喊》，在9月份出版。这一声宏亮的“呐喊”是“五四”新文学第一个丰硕的成果，立刻引起了文艺界和青年的激动和重视。

这个时期，他还写了很多随感录，这后来成了杂文这一文学样式的发端。

1921年，鲁迅写成了自己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更完整地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现实人生。

《阿Q正传》是在1921年12月的《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的。当时《晨报副刊》刚增添了“开心话”这个栏目，每周见报一次，登载轻松活泼的文章。

正在编辑《晨报副刊》的孙伏园来找鲁迅约稿，要他给“开心话”写点东西。于是，《阿Q正传》就在这个栏目中跟读者见面了。

阿Q这个形象，多少年以来就在鲁迅心里跃动了，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写，这下子好了，当天晚上他就顺利地写成了《第一章序》，为了配合“开心话”栏目，还故意加上一些诙谐讽刺的话语。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内容过于严肃，从第二章起就被移到了“新文艺”这个栏目。

阿Q是个生活在江南小村镇里的贫苦农民，相当奇特和滑稽。他在被侮辱和迫害的生活中，养成了十分怯懦的习性，却又常常表现出一种荒唐怪诞的“精神胜利法”。这种富有喜剧性的矛盾和纠葛，在鲁迅笔下俯拾即是。

鲁迅通过《阿Q正传》和其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与20世纪世界文学的进步潮流连结起来了。全世界的读者了解中国的新文学创作，是从了解鲁迅开始的。

“五四”以后，鲁迅先后在北京的8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之久，其中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在大学里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讲授中国小说史。

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是“五四”以后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他是第一个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他讲课的时候，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治学严谨，眼光敏锐，语言风趣，所以很受同学欢迎。每逢他上课，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连许多不是学文学的学生也来听他的课。

他的课充满了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教室里本来是两个人的座位，这时却挤坐着三四个人，还有很多人站在门边、走道，或者坐在窗台上。人数虽然多，但整个教室却保持着一种严肃的静穆，学生们都被他精彩的讲解吸引得忘了自己了。

他和学生平等相处，从不随便责备人。

鲁迅对待青年学生非常好，有的时候好得都过分了。

有一次，一个北大学生来到鲁迅寓所，往床上一坐，脱下鞋来，让鲁迅替他拿去修理。鲁迅立即照办了。鞋修好了，这个学生不仅没有道谢，反而埋怨修得太慢了。

后来，有人问鲁迅有没有这件事。他回答说：“有这回事，这就是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牵制过我……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鞋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

鲁迅和他过去的学生孙伏园外出旅行时，常常是先生给学生打铺盖。孙伏园把这类事情比作耶稣给门徒洗脚，表现了对后来者的仁厚虔诚之心。

作为老师，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个时期他根据讲稿写成了《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优秀作品。

鲁迅于20年代初期，先后创作了一些刊物和团体，但由于各种原因，结果都不甚理想，令他伤心的是有的他培育过的青年后来却在他困苦的时候落井下石，真是人事沧桑，变幻莫测，令人心痛！

但最叫鲁迅悲痛的是，这种莫测之变，竟发生在家庭之内，兄弟之间，这给他的打击十分严重。

从前，鲁迅的悲哀和寂寞，都是来自个人和社会环境的，现在却来自最亲近的人，几十年长相守的手足，原来一直并肩战斗的“友侣”，这才是最令人痛惜和伤心的！

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龄差不多，从童年的时候一直到“五四”时期，都走着差不多的人生道路。他们都去上新学堂，都到日本留学，都面对着相同的历史任务，而且在日本时期奠定了相当一致的思想基础。他们都热爱文艺，有着共同的反封建、要求个性解放和改造社会的理想。

这些使他们在留日和“五四”时期，能够并肩战斗，成为当时文坛上耀眼的“双子星座”。也正因此，作为哥哥的鲁迅一直很关心周作人的成长，无微不至地帮助他。

周作人，号起孟，从日本回来后，一直在绍兴教书。1917年在鲁迅和许寿裳的推荐下，由鲁迅汇寄路费，来到北京大学成为特聘教授。

一开始几年，他们兄弟间的情谊，已经从少年时的相依为命，青年时的共宿共读，发展到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在事业上携手前进的阶段。

他们共同反对封建思想、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学。“周氏兄弟”，同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是五四文坛上的两颗明星。

在鲁迅居住北京期间，他和弟弟信件往返频繁，共有260多封；鲁迅还经常给他邮寄书刊，可见他对二弟如何关怀。周作人初到北大任教时，总是先写好讲稿，让鲁迅修改，有时鲁迅还给他誊写。自从周作人带着妻子羽太信子回到中国后，鲁迅一直负担他们全家生活的费用，还经常汇款到东京，接济羽太家的老人，资助她弟妹读书。

1919年，为了全家人能定居北京，实现早年曾经许诺的三兄弟共同生活，永不分家的宿愿，鲁迅多方奔走，花了4000元买下并修理了八道湾的房子。这些钱除了有卖掉绍兴故宅所得，还用去了鲁迅多年的积蓄，甚至向银行贷了款。

鲁迅之所以不惜花费巨款，买了这个院子，是因为房间多，空地大，适宜儿童活动和玩耍。这时他自己并没有子女，倒是两个弟弟有子女，而周作人已有一子两女。房子都修好了，周作人才带着妻子、儿女和妻舅一批人，从日本游玩完毕回到了北京，这一家人就这样独占了后院整幢房子。

1919年11月，搬入八道湾以后，为了全家和睦，鲁迅把自己的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那时他们兄弟两人的收入，每月约有600元。但羽太信子挥金如土，雇了许多的男女佣人，什么东西都要去日本商店买，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所以月月亏空，总需要鲁迅到处借钱，而周作人却不闻不问。

有一次鲁迅借到钱，连忙坐黄包车拿回家，却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去，他不免感慨地说：

“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

鲁迅待人热忱、诚恳，但遇有不合理的事，也还是要提出来的，就不免要触犯羽太信子，这也就招来了周作人的不满，因此就受到许多折磨和打击。

鲁迅非常爱孩子。他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吃，羽太信子不让他们接受，而让扔掉这些糖。鲁迅还听到她对孩子的斥责：

“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孩子们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还是要偷着到大爹的房里去。这仿佛又成了鲁迅的罪过。后来鲁迅对增田涉谈到这些往事，说到糖果被扔掉时，十分感慨地说：

“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使听讲者不由想起鲁迅常说的“寂寞”这个词的深沉含义。

在和周作人夫妇的相处中，他大度、无私，却得到了相反的回报，这令人心寒。1923年7月24日开始，鲁迅和周作人一家分开吃饭。又过了5天之后，周作人捧着一封写好的信，走到前院鲁迅的屋里，要求从此跟他断绝往来。鲁迅让他当面作出解释，可是他回过头去，慌慌张张地走了，以后就始终避不见面。

因为周作人轻信了有些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话，终于把长兄逼入困境。兄弟的决裂令鲁迅充满了痛苦与愤怒，他默默地牺牲自己而帮助过的兄弟，竟会这样蛮横地对待自己，实在太出乎意料了。他不能忍受这无端的屈辱，决定搬出这个宅院。

他通过自己的学生许钦文租来了砖塔胡同61号的空房子，这时周建人也已经离开八道湾，去上海商务印刷馆工作了。这样，周作人一家就独占了鲁迅用巨款买来的全部房子。

鲁迅新租的小房子十分拥挤。他的母亲仍和周作人一起住，但虽然他们雇了几个佣人，老人却仍需自己料理生活。后来病了，周作人夫妇也很少照顾，周老太太哭着来找鲁迅，有时就在这里住下看病。由于心情不好，又得为生活奔波，鲁迅大病一场，就是在病中，也不能休息。老太太住不惯租来的房子，鲁迅就带病到处看房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房子，加上翻修，花了800元。这个价钱仅是原来八道湾房价的四分之一，由于他手头拮据，还是都向朋友借的，一直到去厦门任教时才还清。

虽然他和周作人决裂了，但他因为周作人对新文化事业尚起一些积极作用，还是把私事放在了次要地位，继续与弟弟处于同一个文学团体中。而且，他还始终保有手足之情。

这一点，周作人也意识到了，后来他评价鲁迅的《伤逝》，是借男女爱情的悲剧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后来鲁迅又写了小说《弟兄》，实际上是在追念自己对周作人得病的忧思，表示只要弟弟有难，仍可以向他寻求帮助，周作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自己说《弟兄》所写，“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的”。

1925年，段祺瑞执掌了中国的政权，他对人民进行思想和政治统治，对外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京以女师大学潮为中心掀起了斗争的风暴。

女师大的学潮起源于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封建家长统治，杨荫榆曾在美国得到过一个文学硕士的头衔，在她新派思想的伪装下，脑袋里却藏满了腐朽的封建观念。她让学生读四书五经，不允许参加爱国运动。她要把一群活泼的追求理想的年轻女子，变成死气沉沉和百依百顺的童养媳似的人。这个北京最高的女子学府，沉浸在一片阴冷和凄凉的气氛中。

在女师大国文系担任讲师的鲁迅，鼓励同学们走上解放的道路，对杨荫榆很不满。因为杨荫榆自己就是一个封建制度奴才的嘴脸，并且她还要扼杀年轻一代的生机和活力，也把她们变成奴才，所以鲁迅称她推行的政策为“寡妇主义”。

1924年5月7日，杨荫榆阻止学生们参加“国耻纪念日”的游行，引起了大家的公愤，纷纷要求撤换她校长的职务。初次闹起了风潮。这年秋天，国文系有三个回南方过暑假的女学生，因路遇军阀混战而晚归校两个月，杨荫榆平时对她们就不满，趁机勒令其退学。而哲学系两个无故旷课两个月的学生，却没有受到惩罚。学生自治会不满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要求她收回成命，她坚决不肯，还厉声斥责学生，使大家情绪更激动起来，风潮顿时扩大了。

1926年1月18日，学生自治会同全校学生一致决定驱逐杨荫榆，但她有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为后台，进行破坏活动，学校在她的扰乱之下，变得一片混乱，学生们很苦闷。

在苦闷中，学生们所渴望的一场暴风雨终于来临了。

1926年5月，刚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禁止学生集会、游行和讲演，但“五一”和“五四”两天，进步的学生都集会了。杨荫榆则挑选5月7日“国耻纪念十周年”的日子，主持在学校的讲演会，以造成自己的合法地位。但自治会的学生却识破了她的诡计，在开会前，派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跟她交涉，劝她不要入场，但她竟无耻地冲进去，爬上了讲台。台下顿时一片唏嘘声、喧哗声，杨在台上大骂，学生在台下和她僵持，她的几个党羽还混在学生中为她助威。但最后，学生们情绪激昂，终于让她出了会场。

在这个小礼堂发生冲突时，北京城里也掀起了空前的学生运动。

5月9日，女师大的公布处贴出告示，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不许杨入场的学生。而学生们则在校长办公室的门上贴了封条，轮流看守大门，不许她进来，学生们还要求罢免章士钊。

鲁迅在5月8日写成《北京通信》，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集会，公开表示了对女师大学潮的看法，斥责杨荫榆之流威吓和开除手无寸铁的学生。他还号召学生们起来战斗到底。5月12日，鲁迅给学生两次拟了《呈教育部文》，要求迅速撤换杨，5月27日，与沈君默、钱玄同等几位教师，联名发表《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坚定地站在正义的学生一边。

就在这一天，教务主任薛培云悄悄地在国文系的点名册上，将刘和珍、许广平等6个学生的名字用墨汁涂掉了。愤怒的学生要把她驱逐出校。3天后，五卅惨案发生了，整个6月，北京的学潮都在进行着。

在五卅运动中，鲁迅撰文表达了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自尊心，要求中国的前途应由中国人自己选择。并且写了大量文章驳斥陈西滢等人对学生运动的诬蔑，对帝国主义的妥协。

然而，正当大家沉浸在爱国主义斗争中时，8月11日在杨荫榆策划下，动用军警强行驱逐女师大的学生出校，8月18日又用不三不四的人洗劫女师大。鲁迅也因为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参加反对政府的学生运动，而被免职。

可笑的是，善于写文章的章士钊却在要求免鲁迅职的报告中出了个疏漏。免除鲁迅的理由是他于8月13日担任女师大校务委员，报告上的落款日期却是8月12日，未卜先知怎么可能呢？

善于斗争的鲁迅抓住了这一点，在好友许寿裳、齐寿山同进同退的支持下，向上控诉章士钊，终于赢了。

8月18日洗劫女师大的丑剧，激起了全国公愤，北大宣布与北洋政府脱离关系，与女师大并肩战斗的北京50多个学校还电通海内外，联合驱逐章士钊。

女师大的大部分学生团结在一起，另租校舍，筹备复校了。很少有学生去设在女师大原址的“国立女子大学”，复校的女师大学生向很多进步教师下了聘书，30多位教师踊跃受聘，声明义务来上课。9月21日，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中正式开学，鲁迅参加了开学典礼，还发表了演说，鼓励同学们坚持学习，继续战斗。

11月，爱国将领冯玉祥支持革命，女子大学的校长潜逃了，于是11月30日傍晚，女师大的60多个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扛着战斗的旗帜，步行回到原校址。一路上放着鞭炮，唱着校歌，冲破军警的干涉，走进了自己原来的学校。鲁迅和许寿裳，就并肩走在这个队伍里，亲自护送学生回校，分享着她们的喜悦。

但章士钊等人又撰文抨击五卅运动，鲁迅则写了杂文回击。3个月后，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使用了更残酷的手段，卫队向赤手空拳的请愿学生举起了木棍，射出了枪弹。政府门前，横陈着尸首，流淌着鲜血，有47个请愿者牺牲，200多个受伤，成为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屠杀。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也是其中两个殉难者。

听说了这件事的鲁迅，在愤怒中写了著名的杂文《纪念刘和珍君》，又连续写了几篇杂文批驳诬蔑学生的文人，鼓舞真正的猛士直面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

段祺瑞政府在杀戮的当天，就下了通缉令，要捉没有在当场被枪杀的李大钊等群众领袖。不久后，又扩大了通缉名单，指名道姓地抨击过段祺瑞的鲁迅当然在列。但鲁迅在《京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又写了杂文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继续指名揭露段祺瑞政府。

此时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鲁迅，在亲朋的劝导下，避其锋芒，躲进了医院的地下室，但他仍然没有忘记继续写作。

苏醒的爱情

鲁迅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在这群魔乱舞的北京呆下去了，恰逢此时，厦门大学寄来旅费和薪水，聘请鲁迅去任教，他立即就答应下来。他盼望着到南方去，去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

另外，还有一个令他心甘情愿去南方的原因。那就是他和许广平迅速增长的感情。

在女师大学潮中许广平崭露头角，她在1926年3月11日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向这位她一直敬爱的老师寻求斗争的指引。鲁迅当天就热情地写了回信，此后他们通信频繁，从开始到同年7月底，往返书信达40多封。

他们一起探讨工作、理想，鲁迅很赞赏许广平的才干和勇气，觉得她是个纯真、可亲的女性，在自己的心里，渐渐地留下了她的影子，只要几天没读她长长的来信，或者没有跟她说话，就觉得像是缺少了一些什么。

杨荫榆在开除许广平的布告里，说她是“害群之马”，鲁迅就用此给她取了个绰号——害马（即H.M.）。当教育部武装接管女师大时，鲁迅听到许广平失踪的消息，心里立即笼罩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赶紧托人继续打听她的下落。鲁迅在焦急地等待着这匹闯入他心中的“害马”的消息。

不久，许广平和朋友跑到了鲁迅家中，她们要在这里暂时躲避几天。见到了许广平后，鲁迅心里的乌云顿时消散了，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老是大声说话，老是快步地走路。许广平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总是透出一种聪明的灵气，也有坚定和勇敢的意志，在这短短的几天中，鲁迅更感到了她的可爱。

但一想到此处，鲁迅的心又沉下去了，因为他和许广平之间的距离太遥远了，他们虽是能为同一个理想奋斗的知己，但他们不能在一起生活。他们相差17岁，一个已婚，一个未婚，许广平正值青春年华，难道能让她为自己牺牲了吗？自己还有一个母亲送的礼物朱安，她该怎么办？

母亲包办的婚姻，长期困扰着鲁迅，本来不幸的无爱的婚姻，却具有法律的权威和道德的约束力。况且，朱安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本身没什么过错。若是把她送回娘家，那么她必会终生忍受着别人的白眼和羞辱，在鲁迅的良心上是觉得过不去的。

鲁迅甚至想，就这么牺牲了自己的一辈子吧，用自己的奋斗，使下一代得到解放，使他们有美满和幸福的爱情也好。

1925年10月，许广平以“平林”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同行者》，热情地表示她要与他同行。这是他们的定情书，他们两个人，一个是青年人热烈大胆的爱情来潮，一个是中年人冷静的爱情的苏醒，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事业，走到了一起。

可是，这个相互了解的战友，在战斗中结下的深厚感情，真的就能成为生活中的亲密伴侣吗？虽然许广平表示合法与不合法，相当与不相当都无所谓，但鲁迅还是觉得那个名存实亡的旧婚姻是自己沉重的枷锁。

在鲁迅看来，生活似乎过于太现实了。他的心像被鞭子抽打一样，无法平静下来。他该怎么办？应该离开这个让自己的内心感到痛苦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走走，让自己的心镇静下来，于是他决定南下了。

这个时候，刚好许广平从女师大毕业，经一位熟人推荐，到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任职，他们就相约结伴同行。

在8月26日，鲁迅告别已生活多年的北京，与许广平一道，乘车南下。他回想着自己走过的路，盼望着未来的日子，内心既有辛酸，又有欢快，未来或许是有希望的。

1926年9月4日，鲁迅抵达了厦门。

地处东南沿海的厦门，海风吹拂，四季如春。凤凰花火红耀眼，相思树翠绿欲滴，还有那挺拔的龙青兰，一丛丛，一簇簇，遍布在原野和山岗，宛如守护祖国海疆的哨所！给秀丽的景色增添了几分威武，几分气派。这一切，同落漠旷远的北国风光相比，鲁迅顿觉耳目一新。

鲁迅来到了爱国华侨陈嘉庚筹资创办的厦门大学，他的到来，在青年学生中反响强烈，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好像海潮也在欢笑，树木也显得青翠了。外地也有一批青年，闻讯转学到厦门。学生们经常来看望鲁迅。自治会主席、共产党员罗杨才同鲁迅有密切联系，曾邀请他外出演讲。

在这里，他担任“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本来文科的教室，一般只有10来个必修的学生听课，很冷清的。可是鲁迅每次来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来的只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当时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甚至年轻的教员和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簇拥一室。大家都说：

“文科今年有生气了。”

鲁迅的讲授，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新潮，史料详实，分析透彻、精辟。他每周上4节课，有2节文学史需要新编写讲义，在厦大图书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编写讲义，他常常废寝忘食，锐意索求。

他在用时代背景分析作家作品的时候，能引证丰富而适当的材料，深入浅出地阐明问题，扫除陈腐的观点，指出哪些可以吸取，哪些应该批判。听他讲课的学生，就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惟恐时间过得太快。

鲁迅的这些讲义，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汉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讲过，后来整理在《鲁迅全集》，就是著名的文学史著作《汉文学史纲要》。

青年学生不满足于只听先生讲课，更愿意直接向他提出问题，寻求生活真理的指导。在鲁迅搬到集美楼后，来访的人非常多。这里是学校的图书馆，有两层楼房，晚上楼上空落落的，只有靠两头的第二个房子里，不时传出青年们兴高采烈的声音，传出鲁迅亲切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

有一次，一群青年学生同他谈起当地的文学现状，感到很不满意。他们要求鲁迅指导，创办刊物，想要提倡本地的新文艺和白话文，与封建思想作斗争。鲁迅满口答应：

“好的好的，我一定帮助你们！”

“不过，我们的作品多半是幼稚的，会使先生失望的。”一位青年半是高兴，半是羞怯地说。

鲁迅站起来，热情地说：“你们不要怕幼稚，成熟是从幼稚变来的，初学的人，也只能如此。”

在他的帮助下，成立了两个文艺团体：一个叫涣涣社，出版《波艇》月刊；一个叫鼓浪社，出版《鼓浪》周刊。

青年写的文章确实幼稚，其中有些内容也不够健康，但鲁迅仍然十分爱护这些幼苗。他亲自为青年审阅、修改稿件，有时还把青年找来，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还替青年联系刊物的出版，曾为此碰过钉子。后来他又把稿件寄到上海北新书局去，辗转周折，到了次年11月，草绿色封面的、精致可爱的《波艇》创刊号，才终于出版。

有些名人、学者不愿意自己的作品在小刊物上发表，鲁迅却相反，他把自己写的《厦门通讯》，同青年习作一起，登在这一期刊物上。

当时上海有一些刊物说，要把白话文写得好，先得精通古文，而且用了鲁迅的文章作为“论据”。当学生问他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的时候，他说：

“这是古董家骗人的话。我的作品多少杂着一些古怪的字眼，这不是金石，而是沙砾！我的白话好像小脚放大脚，这种白话是不纯洁的，不健康的！所以纯洁的、健康的白话，只有在年轻的一代，没有受过古董的毒的年轻的一代中才能产生！”

这给青年很大的帮助和鼓舞。鲁迅是青年的文学导师，也是他们的知心朋友，不仅学文学的青年，还有法科、教育科，以及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都乐于同他接近。他思想的光芒，照耀在这些青年身上，引导他们向前进。

然而时间不长，鲁迅就觉察到厦门与北京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个混沌世界。这里是帝国主义强迫开辟的通商口岸，从鼓浪屿到厦门市区的主要街道，到处是洋房别墅、酒吧菜馆；郊外和大生里、蜂巢山一带的居民区，则是野草丛生，荒坟累累。

这里同样以势利的眼光待人，只重衣冠不重人，鲁迅却与此相反，对于生活和衣着毫不讲究。因为他跟一般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教授、学者不同，所以曾经遭到一些人的冷眼。

那时候，厦门大学给教职员发薪水，是由总务处开支票到市区的集通银行去领取。有一次，当鲁迅来到柜台，将支票递过去时，柜台里的人接过支票，抬起眼睛一瞥，慢吞吞地说：

“你就是周树人？”

鲁迅点点头。

那人从上到下再瞟鲁迅一眼，不禁疑惑起来：堂堂一个大学教授，衣着怎么这样寒酸？莫非是人家丢失了，他捡来冒领的？

那个人要鲁迅先到一间房子里等一下。鲁迅心里明白，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那个人便背着鲁迅，给厦大总务处打了电话，完全证实鲁迅确是这个样子时，才满脸堆笑地领着他去办理领款的手续。

学校当局也是腐败的，只认钱财，急于事功。鲁迅一来，他们就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听得心烦。鲁迅把《古小说钩沉》整理一下拿出来，但是刚送走不久，就退回来了，从此再也不敢提这方面的事。他们根本不是尊重教师的劳动，也不认识什么是学术著作，只不过要装装样子骗人。

校长林文庆总是想借鲁迅的名望来为他装点门面，有一次，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兴高采烈，忙得不亦乐乎。所谓“北大同人”，又是列队欢迎，又是大摆宴席。

鲁迅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有的人不明底细，还要拉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

校长更不识趣，他宴请银行家时，又来邀鲁迅作陪。鲁迅在通知单上签了个“知”字。林文庆以为鲁迅这下给他面子了，可是依然落了场空欢喜，鲁迅还是没有去。他后来解释说，我那个“知”字，是“不去可知矣”。

鲁迅越来越觉得厦大死气沉沉，这时，经过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努力，广州中山大学多次向鲁迅发来邀请的电报。鲁迅接受了聘请，于12月31日，正式向厦大提出辞职。

鲁迅辞职的消息传出去后，挽留运动立即在学生中掀起，学生获悉他的辞职是由于学校的腐败，挽留运动便一转而成为改革学校的风潮。

校长林文庆看到形势不妙，不得不假意挽留，派秘书送来聘书，当挽留无效时，又一再为鲁迅设宴饯行。在一次宴会上，双方都借着三分醉意来说话。当时有几个资本家在座。林文庆介绍其中的一个说：

“某某先生是我们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不管别的，谁捐钱谁就可以做董事。”

鲁迅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来，往桌上一拍，说：

“我捐两毛钱，我也可以做董事吗？”

搞得林文庆神情尴尬，目瞪口呆。

1月15日，鲁迅写了一封便函，再次把聘书退还学校。原来预定的两年期限一缩再缩，竟成了不足半年。午后，他在许多教师、学生的陪伴下离开厦大，登上小船，向市区码头进发。

次日，鲁迅乘坐的“苏州轮”启航了，它在辽阔的海面上疾驶向广州。

事实上，广州状况也在鲁迅意料之外，革命斗争在这里此起彼伏，国民党的右派势力非常强大。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之时，继续写文章鼓舞青年，把革命进行到底。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对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进行血腥的屠杀，革命者的鲜血满街流淌。

4月15日，反动军警对广州的革命团体发动突然袭击，中山大学也遭到军警的大搜捕，拿着黑名单，在校园里到处抓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弥漫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革命进入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和革命者、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的鲁迅，此时住在白云楼，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不得安宁。许广平的老家人一清早就跑来，惊慌失措地把军警抓人的消息告诉许广平，他说：

“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老周的，叫老周快逃走吧！”

许广平急忙走到楼下，打听消息。一眼看到街上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准备出动。她仿佛嗅到了火药味，不必要再打听了。看看河对岸的店铺，那里是工会办公处，这时也有些异样，人声嘈杂，似乎在查抄。

鹰犬满街，情况紧急，她便回来敲门，叫醒了鲁迅，把她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鲁迅虽然有所警惕和准备，但当突然听到消息时，仍然义愤填膺，坐卧不安。他为中山大学进步青年的生命焦急，为革命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担忧。

下午，狂风大作，大雨哗哗地下。鲁迅心急如焚，不顾一切，毅然赴校召开各主任紧急会议。

一夜之间，中山大学变了颜色。大钟楼上，阴森肃杀，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校长朱家骅也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不久前他在宣誓就职时，还扬言要带领学生“往左走”，现在却翻过脸来视共产党为仇敌。

鲁迅以教务主任的身份召开这次会议，朱家骅也闻讯赶来参加了，他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说：

“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来，现在我来召开会议，请大家来参加。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来担保、营救。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抓他们走！被抓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百人！”

鲁迅脸色严峻，两眼直视正对面。

朱家骅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居然说：“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

鲁迅反问道说：“被捕的学生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条？为什么要抓他们？”

朱家骅倚势压人，竟说：“这是党校作出的决定，我们要服从。”

鲁迅不顾反动压力，又一次站起来发言。他援引五四运动时营救被捕学生的事实，说明这是学校不容推卸的责任。

朱家骅强词夺理地说：“那时候是反对北洋军阀。”

鲁迅针锋相对地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统治。”

他与朱家骅的公开对立已达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准备发言支持鲁迅的人，也就不开口了。会议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营救的希望已成泡影。鲁迅怒火中烧，开始考虑采用什么方式来表示他对国民党血腥罪行的强烈抗议。

会后，鲁迅回到白云楼，一语不发，气得晚饭也未进一口。他把经过的情形向同住在白云楼的许寿裳一一细说，不久，还把自己将提出辞职的决定也告诉了他。老友许寿裳是非分明，执正不苟，决心与鲁迅共同进退。

虽然朱家骅想继续利用鲁迅的声望来装饰门面，一再挽留他，但鲁迅3次退还聘书，终于在6月6日，获准辞职。

广州已经黑暗得看不见可走的路了，鲁迅和许广平在这里也没什么工作可做，于是他们决定9月27日离开广州，为了防止意外，他们没有通知友人。临行时没有一个人来送行。

温暖的家庭

9月28日，鲁迅与许广平抵达香港，鲁迅没有想到这第三次的香港之行竟是最后一次。

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午后，英国殖民当局雇佣的两个检查员因为没有得到贿赂，将他携带的几口书箱又撕又扯，翻搅得凌乱不堪。当鲁迅要求他们不再翻看旁边的箱子时，一个检查员低声跟鲁迅说，要给10元钱才肯罢手。鲁迅没理睬他，于是他们照样把另外的几口书箱和提包弄得一塌糊涂，甚至以捏造罪名进行要挟。这场殖民地的小小闹剧，让鲁迅更感到了当时中国的暗夜无边。

他们经过几天海上的航行，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几天之后，迁入闸北区景云里的寓所。如今，他们已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再也不能分离了，也应该在一起生活了，从这时起，他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对于鲁迅来说，有一个有爱情的家庭和一个患难与共、相互了解的伴侣，是多么的重要啊！许广平敬仰他，体贴他，衷心地热爱他。并献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才华来帮助他。她知道伟大的鲁迅不是属于她自己的，而是属于这个苦难的民族的。因此，她尽自己所能，支持和保护鲁迅的战斗。

同居后不久，许广平曾希望在教育界找个工作，找到后，鲁迅却不愿意她离开自己的身边，他含蓄而深沉地说：

“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

鲁迅的话，打动了许广平的心，她感到鲁迅多么珍爱现在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她不应该改变这些，于是马上决定：不出去工作了，时时陪伴着他，做一个坚贞不渝的战友和知音去支持他。

对于比自己年轻许多的许广平，鲁迅一方面感谢她真挚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像师长一样关怀和爱着她，到上海两个月后，他开始教她日语。

虽然鲁迅的工作很繁忙，但他却挤出时间，给许广平编出27课的讲义，从教单字开始，内容逐步深入。每天晚上，是授课的时间，他们在安宁和谐的灯光下，认真地教着、学着，不浪费任何一个普通的夜晚。除了有人邀请，鲁迅回家太迟了，才在这一个晚上停学。后来鲁迅又教给她日语版的《马克思读本》，他们敬爱马克思这位长着大胡子的革命导师，在恩爱的相互切磋的氛围中共同学习这新鲜而伟大的真理。

鲁迅到上海后气色好多了，人也胖了，衣着也整洁了，这都是许广平照顾的功劳。她除了平日学习日文，其他能够工作的时间，全部献给了鲁迅，自己把家里柴米油盐的一切琐事都承担起来。

她是辛苦的，除了要给鲁迅购买书籍、查找材料、校正文章之外，还要给他织毛衣、做棉鞋、缝衣裳，连换件衣服，也是她拿到面前，鲁迅含蓄地对人赞美说：

“我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

一向繁忙的鲁迅一天的时间总是排得紧紧的，虽然在心中感激着，却极少有交谈的时间，他对劳累的许广平是深怀歉意的。所以每夜在许广平将去睡下时，他总要陪她坐几分钟，这时，他总是说：

“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总是这样回答。

烟雾袅袅上升，真的爱情就像炉中的火，很平常，却给人以温暖。他躺在许广平身边，海阔天空地谈着，烟抽完了，他还想谈，于是，又请求许广平：

“我再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说。

鲁迅兴奋极了，他又谈了起来。然而，劳累一天的许广平却在他的声音与烟雾中睡着了。这时，鲁迅才轻轻地走开，继续坐在那已铺满稿纸的灯光下。

鲁迅曾多次深情地望着劳累的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听到伟大心灵这样恳切的表白，许广平幸福地笑了。

然而，他们之间有时也有小小的风波。个性倔强而从不掩盖自己情感的鲁迅，有时会因为许广平几句不合心意的话而不高兴。

这个时候，鲁迅就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更严重的时候就烟茶不动，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问。这伟大的作家，有时像个孩子似的发泄他的不满，鲁迅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情形。

他对许广平生气的时候，有时会在晚饭之后，独自一个人跑到阳台上，在那里无言地睡下，直到许广平把他叫醒。每当这个时候，许广平总是感到无奈和惆怅，但她能够理解他。而且最多不过一天，鲁迅就会意识到自己给亲人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于是，他会在抚慰许广平时道歉地说：“我这个脾气不好。”

过了8个月劳累而美好的生活之后，他们应许钦文之邀，到杭州西湖去休息了几天。因为曾发生了有人冒他之名骗人的事情，所以他们这次去杭州，只让两三个熟人知道。

鲁迅在杭州尽情地游玩了4天，时间虽短，但他却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他们在著名的“虎跑泉”边，兴致十足地品茶、谈天，舀泉水洗头、濯足、嬉闹，并到泉眼的一个小方水池前去掷铜元。他们累了，渴了，就坐下来喝茶，清香的茶水不知道喝了多少碗。

第二天晚上，又去素馆“功德林”进晚餐。虽然鲁迅不大喜欢素餐，这次心情舒畅的他竟抛开成见，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餐。并且为了让爱人和朋友高兴，也跟着大家一起称赞起了这些素菜。在他的一生之中，也许只有这一次做了“违心之论”。

西湖风景虽然宜人，但他担心流连忘返于湖光山色，会消磨人的志气，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他去承担。他在杭州只玩了4天，就返回上海了。

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这次杭州之游是仅有的一次，当然这是许广平的爱情带给他的。

初到上海，鲁迅经常光顾内山书店，并在十几天内去了6次，可见他的嗜书如命。这时内山书店在四川北路魏盛里开业，1929年迁到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11号。

鲁迅第二次到书店购书的时候，就与店主人内山完造结识了。这时，映入内山眼帘的是一位个子虽小，却有一种浩然之气的人物。他穿着蓝布长衫，走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鼻子下面蓄着浓黑的胡子，还有一双威严的、清澈如同水晶的眼睛。

这一天，鲁迅挑好了书，然后就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内山的妻子美喜子送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指着挑好了的4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横滨路景云里23号去。”

内山立刻就问：“姓名？”

“周树人。”

“什么？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听说您是从广东到这边来的，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鲁迅和内山的友谊关系就开始了。内山完造1913年来上海，在“大学眼药”房负责经营业务。1916年初，与美喜子结婚，次年开了内山书店，销售日文书刊。他有进步思想，关心中国的文化事业，很早就听说过鲁迅的名字，景仰他的战斗业绩。

因为居住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地来到内山书店。内山为了留顾客叙谈，特在店里腾出一片地方，设了茶座。这设备是一般书店所没有的，很便于联络感情，接待朋友。后来，鲁迅也乐于利用这一设备，时常去，每去必座谈。时间长了，还用它来作为约会朋友的地点。

在日益加深的交往中，内山曾向鲁迅说明：

“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

这就无异于明白表示：“请放心，尽管环境艰险，我也一定保障你的安全。”

经过仔细的考察，内山全家连店友在内，对鲁迅的好意确实如此。在后来任何险要的情况下，内山始终如一地忠实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设法维护鲁迅的安全。内山不愧是鲁迅“亲如兄弟”的朋友。

内山夫妇后来病逝，都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与此相反的是一个姓廖的学生。这个人随鲁迅从厦门转学到广州，不久又带着家人，尾随到上海。他名义上是鲁迅的义子，实际上只是想跟着借光享福。鲁迅虽然尽力满足他的要求，但欲壑难填，结果还是有很多怨言。

后来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时，鲁迅受到攻击，他怕受到连累，终于不欢而散。鲁迅筹款送他回去之后，关系便告终结了。

1928年和1929年，是鲁迅忙碌而又充实的两年，这期间，鲁迅翻译了马克思关于文艺方面的著作，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彷徨的心情中解脱出来，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且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持，反驳了新月派人的自由主义文艺观。

另外，他还有了另一个重大收获，那就是他和许广平的爱情结出了甜蜜的果实，许广平怀孕了。

1929年，鲁迅回北京看望年迈的母亲。这是他们结合以来的首次分离，在这20天里，他们往返信件达22封，鲁迅非常想念他的因怀孕不能同来北京的“小刺猬”（这是他对妻子的爱称）。

鲁迅在5月15日寄回的第一封信，精心选用两张信纸，第一张印着三颗通红的枇杷，第二张印着两只莲蓬，莲蓬里还包孕着莲子。这第二张信纸上，还印着一首诗：

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

甘苦个中依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

这信纸，尤其是这首诗，仿佛专为他俩此时心情而缔造的，枇杷是许广平最爱吃的东西，而莲蓬中有莲子是指许广平有了孩子，鲁迅还称“小刺猬＝小莲蓬＝小莲子”，流露出他快要收获“莲子”就将当上爸爸的欣喜、快慰的心情。

1929年9月28日，孩子出生在上海，鲁迅给他命名为海婴。临产前，鲁迅不顾身体发烧，亲自为许广平办妥了住院的一切手续，又亲自在许广平身边照料，整夜陪伴着。

因为难产要进行手术时，医生曾征询鲁迅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

鲁迅没有犹豫，说：“留大人。”

鲁迅心里掠过一阵忧虑，立即就爽快地快慰许广平说：“不要紧，拿出来就好了。”

手术开始，平时不畏一切艰难险阻的鲁迅，此时心也紧缩起来，焦虑地等待着。医生用产钳把小孩的头拔出来，许广平在朦胧中感到一阵剧痛，孩子与自己紧连着的神经一下被切断了，就像一棵布满根须的大树从大地母亲的怀抱里拔出来一样。

小家伙终于“哇哇”地向父母和世界宣告自己来临了，鲁迅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了，看了看这个在母腹中捣乱后才出世的婴儿，喜爱地说：

“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

母子的生命都保存下来了，这使鲁迅非常高兴，同时对于幸存下来的小婴儿也更加喜爱了。

50岁得子的鲁迅愉快异常，孩子出世的第二天，鲁迅满怀喜悦地来到医院，手里捧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松树，脸上浮起甜蜜的安详的微笑。

这棵小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如鲁迅的心。许广平了解鲁迅这份不平常的礼物所蕴含的情意，平时他总是那么繁忙，今天这份礼物，正是祝贺许广平战胜一场风雨后赢得的做母亲的自豪。

在她住院期间，鲁迅每天都要来看望两三次，有时还领着一批批的朋友来慰问。鲁迅那时眼里总是闪着微笑，总是想多看看这个刚出世的婴儿。朋友们看了海婴，说孩子长得像鲁迅，他就满心喜爱和慈祥地再次凝视着孩子，然后承认的确像自己，但又补充说：

“不，我没有他漂亮。”说完又禁不住开心大笑起来。

鲁迅在医院与寓所之间，奔走了整整12天，他希望许广平能在医院里多休息几天。然而许广平不愿意让鲁迅这样操劳，不愿意让他在这样的往返中消耗时光，因此，她坚持要回家里。

回家的这一天，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上海，许广平抱着婴儿走进楼上的卧室。啊！全变了，阳光明媚，窗明几净，屋里显得格外亮堂，一切都充满着喜气在欢迎她。

家具都换了位置，床铺很整洁，床边还摆了一个小桌子，桌子上除了放着些茶杯等日常用品之外，也放着一盆浓绿的松树，使屋子显得更加生气盎然。面对这一切，一种惊奇与喜悦交织的情感涌上许广平心头，她深情地看着鲁迅，心想：爱的力量真是不寻常啊！鲁迅会心地微笑了。

孩子的降生，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更增添了温暖和幸福。活泼的小孩子很叫鲁迅喜欢，朋友来了，他总要把海婴抱给朋友看，有时孩子在楼上睡熟了，他也要叫人抱下来，然后和朋友一起，把他欣赏、评论一番，或者向朋友介绍这个尚处于无知王国的公民最近的表现，引得朋友们都开怀地大笑。

许广平回家之后，鲁迅把楼下的客房改为书房，又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为了让许广平得到休息，每天深夜12时开始，他负责值班看孩子。

每当这个时候，万籁无声，人们早已沉入梦乡，而海婴这时却已经睡足，准时地醒转来，于是鲁迅急忙地把他抱起来，坐在床沿上，手里弄着点东西，哄着他玩。

孩子似乎感到了人世间的美妙，蹬着一双小腿，高兴极了。当他玩得疲倦了的时候，鲁迅便把自己的两臂弯起来，做成柔软的小摇篮，让海婴躺在里面，轻轻地摇动着，然后一边踱到窗前，又从窗前踱到床边，口中还哼着专门为小海婴编的小调：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小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海婴听着熟悉的轻柔的歌声，渐渐地安静下来，不久便在爸爸的怀抱中甜蜜地睡着了。

鲁迅对小海婴倾注了全身心的爱，他从孩子身上，得到了战斗后精神上的安慰。他给海婴买了许多玩具，在给国内外友人的通信里，一次又一次地报告着这个孩子成长与顽皮的信息，特别是与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通信中，海婴几乎成了主要的话题，他一点也不掩盖自己浓厚的恋子之情。

1932年，他曾为自己的恋子之情作了诗的辩白：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请看兴风呼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海婴的出世给鲁迅和许广平两人添了许多生活乐趣与安慰。

由于有了小海婴，就希望有个好保姆来照顾他，以便鲁迅可以专心工作。经人介绍，于10月间请来一个女佣，浙江上虞人，叫王阿花。

她做事又快又好，一面干活，一面唱山歌，把孩子哄得很舒服。在闲谈中，知道她是被丈夫虐待，将要被卖出去，才逃出来的。

不久，似乎前后门有什么风吹草动，阿花失魂落魄地，像是有魔鬼来抓她一样，不知如何是好，有时直往楼上跑。这风波不止一次发生，而且愈演愈烈。

有一天，阿花脸色发白，像躲避什么灾难似地，急匆匆地跑到他跟前说：

“不好了，我丈夫就在对门，要是被抢去怎么办？”

鲁迅留心细看，发现对门厨房里确有不少人，比划指点着，唧唧喳喳地。原来是阿花的丈夫从乡下来到上海，利用各种关系，纠集了一些流氓，想把她捉回去。

鲁迅就站出来对他们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能动手动脚。”反复较量，才多少刹住了他们的势头。

于是有四五天，阿花在屋内而不敢出去，流氓在外面而不敢进来，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当时上海的上虞同乡会，本来就是无赖把持的团体，竟在阿花的丈夫的怂恿下，出面索人，结果又被鲁迅所叱退。后来又来了一位乡绅调解，一见面才知道，这位乡绅原是北大学生，和鲁迅有过来往的。

他知道鲁迅在钱财上是不计较的，就说：“阿花的丈夫，原本是想抢人回去的，但既然东家要留下她（他的意思是指鲁迅要收下她为妾），就听从贴补些银钱，好另娶一房媳妇。”

鲁迅听了哈哈大笑，不料竟发生这样的误会，当即予以澄清。这时阿花坚决要求离婚，不愿跟丈夫回去。后来经乡绅的调解，又请律师办理，终于在1930年1月9日，由鲁迅代付了150元的赎身费，阿花才算获得了人身自由。

他代付的这笔款项，原来讲好是从工资中扣还的，但过了不到两个月，阿花却另有所爱，离开鲁迅走了。

鲁迅解救了被压迫妇女，虽然自己受了损失，却很高兴。他看到阿花面含欢笑告别，远走高飞，从此不再受人欺侮，他的欢喜不差于被拯救者。

鲁迅把关心施给第一位他有能力照顾的人，实践证明，鲁迅是个面心如一的真君子。

青年导师

1930年，一贯与党有着频繁接触的鲁迅，发起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对于鲁迅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左联”是他斗争的根据地和阵营，他是“左联”的战士和主将。因为“左联”大多数是青年，他十分爱护青年，带领青年前进，同时也从青年身上受到鼓舞。

他经常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拿来捐给“左联”和其他革命团体，扶持革命的文学事业，资助文学青年和受难的战友，在《鲁迅日记》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左联”的许多成员和广大青年也都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

为了表彰鲁迅对中国文化事业的伟大贡献，寄托大家对他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上海的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于1930年9月17日，举办鲁迅50寿辰的庆祝会。而这个时候，由于鲁迅的革命活动，国民党正在通缉他，白色恐怖的阴霾密布四周，要办好这件事很不容易的。

事先，由一对当教员的夫妇访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请她出面租借了一家荷兰西餐厅作会场。

史沫特莱1928年作为德国《佛兰克福日报》的特派员来到中国，从事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宣传工作。她从1929年末开始同鲁迅见面以来，常有书信往来，革命的友谊在不断加深。

这一次史沫特莱虽然明知租借餐厅一事充满着风险，但她还是勇敢地承担了任务。这一天，她心情兴奋，最早来到餐室的花园门口，和两个朋友一起，负责“放哨”和接待的工作。为了祝贺鲁迅的寿辰，她预先选购了一块上等衣料做件长衫，赠给鲁迅。

这次的聚会自然是秘密进行的，这一天傍晚，他和夫人许广平，抱着将满周岁的海婴，很早就到达会场。他神情兴奋，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常常站起来，向前来祝寿的人们握手、致意。

大约一共来了22个人，有作家、记者、演员、教师、中共的报纸编辑、中国红军后援会的代表等。庆祝会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他们一面密切注意街道上的动静，一面尽情地谈论着许多方面的斗争情况。

一位党的领导人代表“左联”向他致“祝寿词”，亲切地称呼他为“鲁迅同志”，相继讲话的有，刚从监狱出来的革命青年叙述狱中的斗争生活；党报编辑报告红军和苏区人民的战斗事迹……，拟在赞颂鲁迅50年来的辉煌业绩，祝愿他身体健康，为人民和革命多做贡献。

鲁迅自始至终仔细地倾听着，及时地把注意力转向每一个新的讲话人。最后，他站起来，平静地发言，从容不迫地讲述了一个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道路的故事。

他谈到自己本是学医的，但是不久就看到，中国的疾病大半是由于贫穷所致，而大多数医生却只花掉自己的时间去治疗富人的身心不适。而他却不愿意为了个人赚钱而用毕生精力去疗治富人的小病痛，希望能改造祖国的基础，做一个思想的传播者。他选中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去发表他初期的思想，因为阅读短篇小说的人总比阅读长篇大论的人多。他最后又感谢了大家的祝愿，并说不敢以无产阶级作家自居。他时刻都是谦虚的。

这一天，史沫特莱还在西餐厅的院子里，给鲁迅照了一张相片，作为庆祝会的纪念。

作为50寿辰庆祝的余波，9月25日，鲁迅和许广平携海婴去阳春堂照了三张相，在与海婴的合照上题写：

“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字里行间，流露出晚年得子的欢欣与快慰。

为了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残暴行径做出反击，鲁迅冲破重重障碍，先后翻译出版了《毁灭》和《铁流》两部小说，《毁灭》为鲁迅自己译出，《铁流》是请旅居苏联的曹靖华翻译的。

这两部书的出版，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大事，也是1931年打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辉煌战果，它记录着鲁迅和他的战友艰辛的劳作，是鲁迅对于人民革命事业和文艺事业的又一杰出贡献。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属于广大的劳苦群众，《毁灭》和《铁流》也应该为劳苦群众所有，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

1932年秋天的一个中午，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内山书店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利用接班前的空隙，来到书店躲雨和看书。他抚摸着鲁迅译的《毁灭》想要买下来，定价是一块四角，他苦于钱不够，但又舍不得丢开。

这时正在书店内跟内山完造谈话的鲁迅，注意到这一情景，就走了过来，热心询问这个青年：“你要买这本书？”

阿累像是受到父亲般严肃和慈爱交织着的抚摩似的，轻声地回答说：“是的。”

鲁迅又从架上取下来另一本书《铁流》，递给他说：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阿累不知怎样才好，他的声音很低很低。

“1块钱你有没有？1块钱。”

“有！”阿累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当阿累认出这位老人就是鲁迅时，他高兴得心脏扑扑地跳。鲁迅又带着鼓励似的微笑，亲切地说：

“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阿累立即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鲁迅的手里。他的鼻子突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他为此而受到深刻的教育，由衷地称赞鲁迅：

“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

当阿累后来受到深重压迫时，他总是想到鲁迅，想到这件事，因而昂起头来，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阿累对鲁迅的热烈歌颂和深情回忆，反映出鲁迅真是他们的知心人、代言人，他们则是鲁迅赖以立足、无比雄厚的基石。

瞿秋白是著名的学者、宣传家，同时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鲁迅与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1931年，他们两个就因为翻译书的事情有过不少通信联系，共同的理想和趣味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和亲密的感情，在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中这么说：

“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1932年，日军公然入侵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鲁迅离家避难1个多月，到了春末夏初气候宜人的时候，瞿秋白夫妇第一次到他家来了。这对久已互相倾慕的战友，一见面就充满知己感，心里异常激动，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天，一直到夜幕催人才分手。

恰逢此时，瞿秋白翻译了高尔基的几个短篇，急等钱用，想尽快把稿子卖出去。那时合众书店刚成立，急需买稿，钱杏屯就向他们推荐这些稿子，但书店对译稿不感兴趣。而鲁迅的《二心集》却被他们一眼看上了，愿意出1000字6元的优厚稿酬，而鲁迅则托人转告书店，必须同时也买下译稿，不然他就把《二心集》拿走。鲁迅知道瞿秋白经济窘迫，总想帮助他，但瞿秋白不愿意接受馈赠，于是鲁迅就设法为他找谋生的途径，或为他已写成的稿子找出路。

从第一次见面后，他们的来往就更加密切了。

1932年11月下旬，在国民党反动派搜捕革命者的时候，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首次来到鲁迅家避难，那时候鲁迅已经到北平去看望母亲，许广平接待了他们，客人就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大房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鲁迅回来了，他们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两人畅谈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切体会，瞿秋白还题诗赠鲁迅。

这次避难，约住了1个月。由于外面“风声”紧，须立即转移，陈云就代表党组织，在一天深夜11时左右，一个人亲自到鲁迅家里，准备将瞿秋白夫妇接走。经过瞿秋白的介绍，鲁迅认识了陈云，这时鲁迅脸色庄重而忧郁，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便问道：

“深夜路上方便吗？”

“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陈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说。

鲁迅还让许广平去叫来三辆黄包车。临别时，他再三叮嘱秋白：

“今晚上你平安到达后，明天叫个人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

瞿秋白转移后不几天，就给鲁迅来了信，还附了旧体诗一首，讽刺资产阶级的“新名士”。

没有什么地方比鲁迅家更使瞿秋白感到安全了，1933年2月间，瞿秋白夫妇的住所又发生“警报”，他们又不得不第二次避难到鲁迅家里。

这种避难生活是十分紧张的，但是却又给他们增添了交流思想、促进相互了解的良好机会。他们常常深夜长谈，共商文艺运动和社会斗争的工作和策略。

这时正好碰上肖伯纳到达上海访问，鲁迅曾在宋庆龄家里的午餐会上跟他见过面，后来又一同去参加“笔会”的欢迎仪式。他们的会见，曾留下一个珍贵的纪念，在宋庆龄家的草坪上，拍摄了一张合影留念的照片。鲁迅晚上回家后，便同瞿秋白夫妇谈及会见情况，他们决定，为了不使这位伟大作家访问之事马上从报刊中消失，要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剪裁下来，编成一本书。商议已定，便由许广平出去搜罗几天来的报纸，厚厚的一大叠，连夜编选。

瞿秋白把中外报刊上的材料剪贴起来，报纸的品种实在繁多，桌子上铺得满满的，只好一张张地铺在地板上，刚用剪刀剪下来，就赶紧涂上浆糊贴上，弄得都有点手忙脚乱了，幸亏杨之华和许广平都来帮忙，才算给瞿秋白解了围。

他们很快就集成了厚厚的一册，2月17日鲁迅见的肖伯纳，28日就为这本书写了序，3月份已经成书出版了。这种高效率是惊人的，这本别开生面的书，是鲁迅、瞿秋白战斗友谊的见证。

鲁迅始终对瞿秋白的安全放心不下，一直在为瞿秋白寻找避难之所。3月初，通过内山夫人的介绍，鲁迅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给秋白夫妇安顿了住所。这里周围都是日本人，让他们夹在中间，少了邻里寻根问底的麻烦。

3月6日，鲁迅去他的新住所看望，送给他们夫妇一盆花，表示祝贺新居。瞿秋白也将鲁迅引用清朝何瓦琴的话写成的对联挂在自己的墙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16个字，充分反映了他们心心相印的战斗友情。“一知己足矣”，说明共产党人在鲁迅心目中不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以同怀视之”，既是对于瞿秋白，也是对于一切革命者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真实写照。

东照里距鲁迅家本来较近，他们彼此交往，很是方便。但过了两天，鲁迅又到秋白夫妇住所附近看屋，终于在4月11日迁入了施高塔路大陈新村1弄9号，从此他们过从甚密，友谊益增。这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住所，后来成了鲁迅故居。

从瞿秋白搬进新居后，鲁迅几乎天天都去看他。他们从政治、时事、文艺谈到各方面，秋白一见他也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非常愉快。

鲁迅还主动告诉茅盾大陈新村还有空房，劝他搬到一起来。不久茅盾一家也搬来了，于是三个人结邻而居，携手并进。

大约7月间，瞿秋白又有危险，第三次来到鲁迅家避难，鲁迅又冒着极大的风险，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掩护他们，瞿秋白夫妇又在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

大约从3月到10月这段时间，秋白的生活比较安全，他便以惊人的毅力写作，或自己构思，或同鲁迅交谈，写成杂文12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为了便于保存和流传，均由鲁迅编入自己的集子。秋白每天利用中午时间，牺牲了午睡写文章，写完后拿给鲁迅看，鲁迅每每惊叹他文情并茂的新作精美绝伦。

充满着理想的革命者，在相互之间都是很容易了解的，也都是深深挚爱着对方的。秋白为了给鲁迅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在很短的时间内编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好了序言。

他着手这项工作时，为了避开敌人的追逐和邻居的怀疑，白天就装病，躺在床上仔细地阅读鲁迅作品，到夜深人静才起来，伏在一张小方桌上一口气地赶写着，一连写了几个晚上。

这篇序言是一篇影响深广的论文，对鲁迅的了解相当深刻，是进行鲁迅研究的“第一座纪念碑”。

1934年1月初，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又到鲁迅家话别，并请鲁迅保存他历年来写下的文稿。他们在依依惜别中分手了，鲁迅从他走后，始终牵挂着他的行踪，担心他一路上遇到危险。等收到了他的来信之后，鲁迅才放下心来，却不知，这次分别是他们的永别。

1935年4月间，鲁迅突然收到秋白用化名寄来的一封信。原来，秋白在两个月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抓获了，他在囚禁生活中，一度冒充是医生，请鲁迅设法营救自己。

鲁迅万分焦急可又无良策，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被捕的地方是福建，离上海太远，交通阻隔，实在无从营救，而且像秋白这样的身份，如果轻举妄动，反而容易暴露真相，害了他的性命。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传来了秋白就义的消息，一种深沉的悲痛，久久地袭击着鲁迅的心。他为自己没有能力拯救秋白，感到万分伤心。秋白的死，对中国的新文化来说，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但是他知道，哭是没有什么用的，应该尽力多做一些事情。于是他带病编辑亡友留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寄到日本印成了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

由于当局的压迫，该书在出版时只署“诸夏怀霜社印”。封面上的“海上述林”和书脊、封面上的字，都是鲁迅亲笔书写的。“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就是“全中国都怀念秋白”。鲁迅对战友的敬爱悼念之情，真是表达得非常真实、充分。

有许多青年受到鲁迅的关怀，也师承鲁迅，尤其是在上海的《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的几个人，徐懋庸和唐经的笔法都和鲁迅近似，有时就闹出了笑话。

1934年1月6日中午，鲁迅去参加一个宴会，席间有《自由谈》的12位作者。林语堂问鲁迅：

“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笔名了吧？”

鲁迅反问：“何以见得？”

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

鲁迅听了哈哈大笑，指着坐在旁边的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说得大家一阵哄笑。

不仅在朋友里，在敌对的阵营里也引起过别人的怀疑。由于他常换笔名，所以敌人常把一些青年作者的短评看成是鲁迅的作品，然后指桑骂槐，对鲁迅狂吠不已。

“自己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另一个青年作者唐经这样说。他因有人把他的杂文当成鲁迅的，以致让鲁迅挨骂，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怕受鲁迅的批评。

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在一次宴会上，他会见了鲁迅。在互通姓名之后，鲁迅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乎意料之外。唐立刻紧张起来，以为真要受批评了，嘴里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

鲁迅看出他的窘态，便掉转话头，亲切地问：“你真个姓唐吗？”

“真的。”

“哦，哦。”鲁迅看看他，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说着，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听着的人，先是一怔，接着就明白了。原来他说的是自己曾经用过“唐俟”的笔名。于是，听着的人都笑了起来，唐心头的疑云消散了，大家都为鲁迅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所感动。

在30年代，有很多青年追随鲁迅写杂文。在杂文方面鲁迅的成就是很大的，作用不可估量。但他不只是一个人，不是匹马单枪，孤军奋斗，他有学生、有战友，比如徐懋庸和唐经。

大家团结在鲁迅的周围，把杂文当做匕首、投枪，组成一条战线，造成一种声势，形成一股力量，共同与黑暗势力战斗。

1935年，正值中国社会最黑暗时刻，鲁迅以小说、杂文为武器不屈不挠地抗争，同时，他还在培养着新的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与叶紫、萧军、萧红和“奴隶丛书”的关系。

那时候许多青年写书，由于时势的原因，不能公开发表，于是鲁迅就想办法替他们出版，自费印刷。于是想出了一个“奴隶社”的主意，计划出10种。

当叶紫写的《丰收》快要成书的时候，他对萧军说：

“我们这书虽然是‘非法’出版的‘私书’，也应该大大方方像本‘公书’的样子，譬如应该有个‘社名’，有个书店，发行之类，……这于买书和卖书的人都方便，同时，也使敌人一时猜测不清，不致马上禁售，这是‘私盐官售’的战法。”

萧军立即表示同意，还想了一个社名，叫“奴隶社”，叶紫想了一个书店的名字，叫“容光书店”。当他们想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奴隶丛书”的时候，向鲁迅征求意见，鲁迅当时非常赞同，还说：

“奴隶和奴才是不同的，奴隶要造反，奴才是不要造反的。”

这样，“奴隶社”和“奴隶丛书”就算是在鲁迅那里正式“立了案”，并且他们也请鲁迅加入这一计划。

但是鲁迅审时度势，认为只要能够公开出版的书，就要争取公开出版，如果不能的就只好自费印刷，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书。到最后一共出了3种。

鲁迅支持一切不甘心当奴隶的作者，支持他们用写书来唤醒一切身为奴隶的人们。他为“奴隶丛书”的出世进行了周详的规划，可谓是呕心沥血，不厌其烦。

叶紫饱受生活的折磨，加上他自己经常病魔缠身，更是生活很艰难。鲁迅知道这一点，就经常去关心他，时常慷慨地用自己劳苦所得的版税，资助这个贫病交加的青年。

有一次，鲁迅怀里揣着几个烧饼，走进了叶紫的亭子间。这时候叶紫的肩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并且在伏案思索，紧张地进行着艺术构思。鲁迅的突然到来使他百感交集，感激万分。

尤其是当鲁迅把怀里还冒着热气的烧饼送到两个孩子的小手上的时候，他真的是感激涕零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萧红和萧军是东北的流亡青年作家，当时他们居住在青岛，由于景仰鲁迅，就怀着希冀和不安的心情，试着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刚刚抄好的萧红的《生死场》，以及另一本在哈尔滨的时候印刷的习作，来寻求鲁迅的支持和帮助。

鲁迅是热心为青年们披荆斩棘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两个陌生人的求援。他的一封复信，对于在人生的大海里沉浮的青年来说，就像是遇到了救生圈那么重要。

他们很快就结束了青岛的生活，一起来到上海，经过多次的书信往来，按照鲁迅的指引，在内山书店来和鲁迅会面了。

在会见中还把萧军《八月的乡村》的原稿交给鲁迅，那是萧红用密密麻麻的小字替萧军抄写的，同时还接受了鲁迅借给他们的20元钱。

在鲁迅的指引下，这两个青年结识了很多文艺界的前辈和著名人物，进步很快。鲁迅还为他们在上海找了个向导和“监护人”，防止他们人生地疏地惹了麻烦，从此他们和鲁迅交往非常频繁。

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很紧张，鲁迅很容易遭遇危险，所以他是轻易不让陌生人到自己家里来的，甚至住处也不公开，但是1935年他却用像接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的感情，设夜饭来招待萧军和萧红，公开了住所，任他们随时来。

不久，他们又搬到鲁迅家附近，为了靠近一些，来往比较方便，从此他们成了鲁迅家的常客。尤其是萧红，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来，刮风下雨几乎都没间断过。

有一天，萧红问鲁迅：

“你对青年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

鲁迅像往常一样，沉吟了一下就回答：“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

是的！鲁迅对于青年，尤其是萧红，既是“严父”，又充满着“母爱”。

他看了萧红写的《生死场》，惊叹于她的才华，为发现了这个文学新人而欣喜若狂，许广平回忆说，当时鲁迅每逢和朋友谈话，总是要称赞萧红，认为将来她在写作上的前途不可限量。鲁迅为了萧红书的出版费了不少心血，根据《鲁迅书信集》的统计，1935、1936两年间，已经收集到的鲁迅的信件约有800封，其中写给萧红和萧军的就有53封。

鲁迅是中国青年作家之父，30年代文坛上出现的一批生气蓬勃的新作家，有谁没直接或间接地承受着他的滋养和恩泽呢？有谁不为这种终生难忘的培育而感念不已呢？

1936年，黑暗依然笼罩着中国大地，这一年鲁迅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他原本就有的肺病更加严重了，但是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作为共产党的亲密伙伴，他一直都在关心着共产党的情况。

3月下旬，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来探望鲁迅的病情，并且给他带来一束鲜艳的花朵，插在书桌旁边。鲁迅很高兴，但是更让他高兴的是，史沫特莱带来了一个消息，中国工农红军已经胜利结束了长征，到达陕北进行抗日了。

这个消息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他顿时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好多了，天气也似乎变得晴朗了、暖和了。中国革命的火种从此可以燃烧得更加旺盛了，他自己也可以作出更多的工作了，他感觉到自己瘦弱的身体内，还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在紧张的劳作中，他终于迎来了久别的战友。1936年4月，冯雪峰带着党中央的嘱托，从陕北来到上海工作。他首先来找的就是鲁迅，因为鲁迅不仅是党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自己最景仰的老师，分手多年，重又相逢，大家自然都感到极大的欣慰。冯雪峰将长征途中的见闻，和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之前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详细地告诉了鲁迅。

他在鲁迅家住了将近半个月，两人常常在一起谈心，有的时候说到了深夜还是不愿意分手。冯雪峰带来的消息，都是鲁迅一直关注的问题，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相信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取得胜利的惟一希望。

从冯雪峰来到上海以后，鲁迅觉得自己更真切地听到了这个伟大的政党的声音，更清晰地听到了他前进的步伐。越过千山万水，穿过枪林弹雨，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有一颗明亮的红星，正照耀在黑暗中国的上空。

有一天傍晚，周建人夫妇、萧军夫妇都去他家里吃晚饭，冯雪峰也在座，鲁迅就向大家介绍他：

“这是一位同乡，是个商人。”

说完这话，就抿着嘴笑了。

大家看这个穿着中式小背心的客人，都觉得有一点诧异，这个商人究竟是做什么生意的呢？他怎么会和鲁迅有交往呢？

冯雪峰给大家倒酒，举止很文雅，又很活泼。他的见识好像比谁都广博，谈论起蒙古人和苗人的生活习俗来，简直有说不完的故事，还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在西藏时的见闻。在吃完饭闲谈的时候，居然还有见地地说起了鲁迅的文章来，真是让大家感到惊讶呀！

又一个晚上，当萧红去拜访鲁迅的时候，看见冯雪峰从鲁迅家的三楼上走下来。他身上穿着长袍，手里提了一只小箱子，匆匆走到鲁迅的卧室门口，向鲁迅告辞，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长期居住的地方。

鲁迅让许广平把冯雪峰送下楼去，他目送冯雪峰很快就消失了的背影，然后双手叉在胸前。在屋子里转了两个小小的圈子之后，问萧红道：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萧红眨着眼睛，俏皮地回答着，却又禁不住噗哧一声笑了。

鲁迅很高兴地点点头，又踱了一阵方步后，急速地停了下来。晃动着手臂说：

“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私货的。”

说完，鲁迅畅快地大笑起来，此时，他身上的病一下子消失殆尽了。

巨星陨落

5月份，鲁迅的病情进一步严重了，经常高烧，身体衰弱得很厉害，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工作，想趁自己还能工作的时候，尽量做一些事情。

鲁迅的这次病，始终由日本的须藤大夫来诊治，但是过了不少日子，病情依旧显得很危险。于是史沫特莱和茅盾等几个朋友暗暗地商定了，请福民医院的D大夫来到了鲁迅家给他治疗疾病。他是个在上海开业的美国医生，是这儿很有名的外国肺病专家。

由于他们担心鲁迅不愿意看病，就全推说是史沫特莱一个人的主意，鲁迅一向很敬重这个国际友人，也不好推辞，就应了下来。经过D大夫的听诊后，他对鲁迅抵抗疾病的能力感到十分惊讶。他郑重地告诉大家，倘若是欧洲人的话，像这样的病在5年之前早就该死掉了，他称誉鲁迅是最能够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他还告诉大家，尽管鲁迅具有这种顽强的抵抗力，但是这盏生命之灯很快就要熄灭了，如果赶快住进医院，由他来负责诊治一段时期，再好好地换个地方疗养，也许还能延长10年的生命。

大夫郑重的话语，使史沫特莱十分焦急，于是她和茅盾都去恳切地劝告鲁迅，立即进行治疗和休息。鲁迅这次答应接受朋友们的劝告，接受治疗后去日本疗养，但是终于因为凑不齐这笔昂贵的费用，只好作罢。

在疾病的袭击下，他更加消瘦和没有力气了，医生多次抽出他胸部的积水，还做了透视，证明肺部已经有几个地方发黑了。

在这黑暗的时代，鲁迅支撑着垂危的病体，冒着难以想像的艰难，从事着庄严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虽然一再“碰壁”，但是百折不挠。这种深切的感受他曾经一再表达过。

有一次，周建人夫妇带着孩子来到他的家里，在日常生活的琐谈中，鲁迅把他的这种感受，说得十分生动、幽默、耐人寻味。

吃晚饭的时候，孩子望望坐在身边的爸爸的鼻子，又望望伯父的鼻子，不由自主地说：

“大爹，你和我爸爸的相貌很相似，可是奇怪，还有一点不同。”

“什么不同呢？”鲁迅侧着头，微笑地说，一边咀嚼着食物，浓厚的胡子随着一动一动。

“爸爸的鼻子高而直，而你的却扁平得很呢！”

鲁迅抚摩着自己的鼻子，笑容在他的脸上绽开了。“你不知道，小时候，我的鼻子也是和你爸爸的一般无二，可是……”他停顿了一下没说，又若有所思地说：

“可是后来，碰了几次壁，把鼻子碰扁了。”

“碰壁？怎么会碰在墙壁上呢？是不是你走路不小心？”孩子天真地问。

“你想，四周都是黑洞洞的，因为太黑暗了，所以就容易碰壁。”

这个小插曲形象地描述了他的感受，他在轻快的氛围里，倾吐了自己郁积已久的愤慨，概括了他长期以来的生活经历和体验。

鲁迅似乎有了死亡的预感，当朋友来探望他的时候，他们的话题自然就说到了身后的事情，趁许广平不在场，他小声说：

“我整整写了30年，约略算起来，创作的已有300万字的样子，翻译的也有300万字的样子了，一共600万字的样子，出起全集来，有点像样了。”

他同时还把考虑好的编排全集的方式也告诉了朋友，仿佛是一种临终的嘱托。

许广平走进来了，鲁迅立即就换了话题，还怡然一笑，以转移她的注意力。他不愿意让妻子听到他对于后事的安排，怕她伤心掉泪。妻子也不是不知道丈夫病情的严重，只是不忍心说破，不愿意丈夫再为她的悲痛而难受，所以才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

6月18日，高尔基逝世了，苏联人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许多中国文化界的人士，认为鲁迅对中国革命、中国文化的贡献非凡，应该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他却谦虚地推辞掉了。

第二天，他支撑着起来写字，虽然写得很艰难，但是仍然坚持写了一封信，通知内山完造，说明自己已“不能践10点钟的约”，并托他速请医生来。这珍贵的墨迹，就是鲁迅最后的绝笔。

鲁迅一天都喘息不止，呼吸困难。弟弟周建人来了，朋友冯雪峰来了，他们都想尽了办法抢救，却没有什么效果。晚上，他更难受了，说话也困难了，上半身不时出汗，又粘又冷，许广平给他擦手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她，而且好几次都是这样。

他大概已经有了死亡的预感了，许广平悲痛万分。她想起了1925年他们定情的时候，她勇敢而紧张地握着鲁迅的手，而他回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而此时此刻……

19日凌晨5时25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的手无力地垂下了，巨大的黑暗把伟大的鲁迅吞没，他一生都为了祖国能迎来光明的白昼而努力，但是他自己却没有看到。

鲁迅离世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大震撼，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悲痛之声，人们都在为失去这个勇士、导师而悲痛不已，鲁迅生命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精神永远存在人们心中，并且世世代代不能忘记——一个艰苦地为人们寻找过道路的人，一个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祖国和人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