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疆开发

屯田

秦汉以后，无论边疆驻军开展的屯田，还是内地迁到边疆的移民大多以农业为主，这都与以“农”立国的政策有关。大统一的中原王朝，如秦、汉、唐、元、明、清统治时期，都注意让驻军在边疆地区推行屯田，直接的目的是希望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在某些地区又起到了开发边疆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些统一王朝还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动用中央政府的强大力量，向边疆地区——特别是北部、西北地区大规模移民，既为开发边疆，又力图以此防御边疆的游牧民族，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史书记载，秦朝向岭南和河套等地区移民实边，汉朝还大规模地在北部、西北边疆推行屯田，唐、元、明、清朝都在边疆大规模地推行了屯田，这已在本书的“边防”部分有所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因此，无论是形式上有何不同——明清以前的军屯、民屯，抑或是明清时期出现的商屯、旗屯、遣屯和回屯，还是在直接目的上有何差异，但在当时都收到了保卫边防和开发边疆的双重效果。

不仅大统一时期的王朝重视边疆的农垦，在各政权对峙并立的分裂时期，一些地处边疆的政权也注意发展农业以增强国力，甚至不少辖境较广的分立政权也注意在边疆地区开荒种地，以发展农业、巩固边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在征服蜀地以后设置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不仅解除了岷江泛滥的威胁，而且可灌溉田地三百多万亩，成都平原由此从水患之区变成良田万顷。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征服南中之后，在这一地区设立郡县，派驻军队，同时移民实边、大兴屯田。蜀汉在建宁郡设五部都尉，把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分配给他们做“部曲”，垦荒屯田。李恢担任建宁太守时，还把称为“濮”的少数民族几千人迁到云南、建宁两郡的交界地区，充实边疆。当时，在蜀汉发展农业政策的影响下，云南郡的少数民族出现了分化，仍然从事游牧的称为“上方夷”，转向农业耕作的被称为“下方夷”。

十六国时期，后赵等一些政权不注意开发边疆，只是在这些地区掠夺人口、财物，甚至把边疆地区的部族迁往易于控制的地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政权更注重发展农业，主要是因为农业为养军提供了粮食保障，是国力增强的基础——在割据对抗的战争中没有军队就难以生存，养军、扩军都需要足够的军粮，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军队提供长期的物质基础。前秦在当时实力最强，一度短期统一北方，它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与谋士王猛的建议密不可分。357年，苻坚即位后，重用汉族的谋士王猛，在他的建议下，曾经推行“课农桑”的政策，发展农耕，推广蚕桑。

前燕、北燕、前凉、南凉、代国等政权都地处边疆，也都注意发展农业。前燕、北燕都地处当时中国的东北边疆。慕容皝鱿时期（337～348），前燕的疆土扩大了，人口激增，但由于土地尚未开发、赋税政策不合理，竟出现人多地狭、无田的占到40％左右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他降低赋税，使用官府的牛、耕种官府田地者所缴租税由每年收成的8成降为6成，有牛、只耕种官田者所纳租税由每年收成的7成降为5成；把原来贵族们用于打猎的苑囿改为农田，分给没田的农民和无家可归的流民，还无偿把耕牛分给那些极其贫困的流民；疏浚沟渠，兴修水利。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东北边疆的经济水平逐渐接近内地，前燕的国力也不断增强，曾派军南进，扩大了辖地。407年～436年间的北燕是由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建立的，也注意减轻赋税，鼓励、发展农耕和蚕桑。

代国即北魏，386年由鲜卑人拓跋建立，同年即改国号为“魏”，在建国初期就十分注意发展农业。394年（北魏登国九年），他派人到黄河北岸组织屯田，在河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到杨塞（今包头东）一带垦荒耕种；398年（北魏天兴元年），他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把从后燕掠来的百姓、官吏和高丽、鲜卑等少数民族36万人，以及手工业者十多万人迁到这里，给予耕牛，按人口分田，实行大规模的屯田。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塞北农业的发展，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为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前凉、南凉都位于当时中国的西北边疆。4世纪初至376年，张轨及其子孙相继统治河西走廊——凉州地区，初期仍采用晋朝的年号，317年后建立了独立的政权，被称为“前凉”。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凉州则较为安定，大量的中原官吏、人民前往凉州避难。此时，张轨正担任凉州刺史，他收留了这些内地流寓官民，并把这些人安置下来，设置了武兴、晋兴、广武等郡，他的子孙又相继增设高昌、晋昌等郡，把辖地由凉州发展到了凉州、河州和沙州三个州。接纳外来人口，新设州郡，都需要一定的粮食来养活，所以张氏政权比较注重农业，比如张骏时期（324～345）曾在一些地区清除了石头，开垦出田地，又从其他地方运土加以充实，虽费力耗时，但也说明当时垦荒拓地的热情和力度。南凉是鲜卑族首领秃发乌孤建立的，在397年～414年间统治着黄河、湟水地区。南凉政权靠自己的统治民族——秃发鲜卑专门从事对外征战，把从青海、河西等地掠来的汉、羌等民族组织起来，在辖区各地发展农业和蚕桑，为军队提供粮食、布匹等物资保障。

垦殖筹边

19世纪中期，面对列强入侵、国土丧失的危急局势，清政府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招募内地人民到边疆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晚清时期，在曾经实施封禁政策的东北、蒙古地区，废止了封禁政策，向移民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东北，1858年前黑龙江地方军政官员曾两次奏请招民开垦呼兰河地区荒地，均遭清政府拒绝。1858年至1860年，沙俄以不平等条约强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才让清政府猛然清醒，1860年即开放了“龙兴之地”，首先批准开垦呼兰河平原，1861年招民开垦吉林西北的荒地，于是东北边疆的移民实边正式开始。在奉天（今辽宁）境内，内地移民对鸭绿江流域进行自发开发，到1869年时已达9.6万多顷，按当时东北地区1顷合约15亩计算，已有15.4万亩；西北的昌图、洮南等地区，清政府也招人开垦，或认可了移民的自发开发，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清末设立了辉南直隶厅和昌图府、洮南府。在吉林、黑龙江，“闯关东”的山东、河北移民大量流入，晚清的开发初见成效，但仍有大片土地有待开垦。

在蒙古族分布的北部草原地区，清前期就已开发了河套地区的一部分，晚清则开放了察哈尔、热河、绥远、外蒙古的大片地区，或招人认垦，或认可自发开垦，使许多地区由草原很快变成了农业区。比如在察哈尔，1902年～1905年间在左翼四旗放垦约2万顷，在右翼四旗放垦2.5万顷；在热河，1906年开始放垦昭乌达盟西拉木伦河沿岸各旗土地，到1911年时已放垦巴林右旗土地8000多顷。今天河北、内蒙古交界地区的许多县，如围场、隆化等都是在晚清开垦之中发展起来，并随着人口的增加而设立的。又如在外蒙古地区，1880年库伦办事大臣开始办理招垦事宜，吸引了大量的内地汉族移民前往，民国初年时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已多达10万人，一半为农民，而同一时期的蒙古族居民也不过54万人。

除了东北、蒙古地区外，其他地区也推行了移民实边政策，比如在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后，地方政府一直举办军屯民屯。在南部边疆，广西方面也采取了这一政策，招民垦荒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中法战争后，广西大量裁减了抗法战争时招募的兵勇，三万多人被裁掉，不少人在用掉所发的钱米之后无法回家，一些人本来就无家可归，于是就成了在中越边境地区游荡的“游勇”。广西按察使李秉衡、边防督办苏元春等人认为，如果把“游勇”安置在沿边开垦耕种，不但可以代替数万军队防范法军，而且可开发南疆，稳定社会秩序。广西地方为此划出了沿边的大片未垦荒地，愿意认垦的发给耕牛、种子，在没有收获前仍给予一定的盐、米，并编成保甲加以管理。这一措施出台后，不仅大量“游勇”前来认垦，而且内地的不少人也赶往垦荒。此外，他们还鼓励边防驻军的家属落户边疆，这都使地处沿边的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凭祥、宁明、龙州等地的不少地方成为“烟户相望”的繁荣市镇。

铁弯锄铁犁壁中华民国成立后，向边疆移民、开发边疆长期受到人们关注，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民国初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就积极主张修建铁路、建设海港和移民边疆，还特别提出要向新疆、蒙古地区移民，以贷款的方式鼓励他们垦荒种地。到抗战时期，鉴于日寇占领东部沿海地区，大量人口内迁，许多人就建议国民政府移民西北地区，开垦荒地、开发边疆，抗战胜利后仍有人建议在边疆组织垦荒，比如1947年5月有人建议由中央政府拨款，在河套地区设立大规模的集体农场，拨给新式农具，以期改进农业生产方式，增加粮食生产。

在边疆地区，为开发本地、增加财源，地方政府往往制定了相关措施，鼓励或招募移民开垦荒地。我们就仍以内蒙、东北、西北为例看看吧。在内蒙古地区，民国时期设立了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个省级政区。其中，绥远地区在1920年前后移民增多，河套地区吸引了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大量移民，1931年时已放荒18万多顷。察哈尔地区平绥铁路、包绥公路的开通，吸引了大量移民，1915年～1927年间垦务总局共放垦6.6万多顷。热河的放垦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并在垦区设立了开鲁、林西两县。1931年后，受日军侵略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的不少移民内迁，许多垦区由开发热潮变为冷清，在绥远就约有三分之一的垦地废弃。

在东北，黑龙江省1914年制定了《招垦规则》和《清丈规则》，在齐齐哈尔设立清丈兼招垦分局，并把放荒招垦的重点放在沿边地区，把清丈的重点放在已经开垦的呼兰等地区；1921年，黑河地区官员又推出边疆招垦办法，即特许耕种、宽减赋税、保护治安和厉行奖励的办法，这些都吸引了不少内地人民前来垦荒，多时平均每年有14万多人。1928年，黑龙江省又出台《沿边各属荒地抢垦试办章程》，规定移民可免交三年租税，当年就迁入43万多人。吉林、奉天也制定过相关政策，如吉林在1914年出台《放荒规则》，奉天在1925年制定《垦荒大纲》，吸引了不少内地移民。总体上看，“九一八”事变前，三省的垦荒以黑龙江省最见成效，次为吉林。据统计1912年～1919年间从内地向东北的移民多达177万人，其中绝大多数留在了黑、吉两省。此外，吉、奉两省还吸纳了一些朝鲜侨民从事农垦。

在西北地区，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方政府也设立专门机构，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各地进展情况不同。新疆省政府一直积极鼓励移民垦荒，1935年从陕西至新疆公路开通后才流入了较多的内地移民。宁夏、甘肃在20世纪30年代才推出招民垦荒政策，宁夏虽然制定了开荒1.4万顷的计划，但未能实施；甘肃的垦荒效果一直不太明显，1933年后才稍有起色。因粮价波动，青海在1929年一度出现认垦高潮，内地移民纷纷前往，而后走向低潮，前往青海认垦者大大减少。

怜道

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都对边疆的道路修建给予关注，长期的统一又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发展，使道路交通得到空前的发展，最后形成了网络化的体系，与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与境外的邻国相通，从而便利了政令的传达、人民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发展。

元朝的疆域极为辽阔，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极其重视驿路的修建和管理，在全国形成了以大都（今北京市）为中心的庞大驿路交通网。在边疆地区，元朝也广开驿路，把边疆与内地紧紧地连结起来。在东北边疆，辽阳行省设有十多条驿道、驿站120处，行省机关的驻地在今辽宁省辽阳市，有驿路与大都相连；这一地区的战略要地，如今黑龙江宁安县镜泊湖附近的渤海王城，在今俄罗斯境内的奴尔干城（今乌苏里斯克）等，也有驿路通向大都。这些驿路的主要干线都通过蒙古地区，有利于蒙古族游牧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

在北部边疆，岭北行省通向大都的驿路主要有三条，即贴里木道、木怜道和纳怜道。其中，贴里木道由大都北上，先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上游），接着向北经过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达来诺尔，再折向西北到克鲁伦河上游，而后西行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和林（今蒙古国的哈尔和林）。木怜道则由大都西行，过今大青山再北上，而后前往和林。纳怜道从大都西行，穿过今内蒙古、甘肃境内，再向北直达和林。这三条驿道中，纳怜道则有点特殊，是传递紧急军情的专用驿道，只允许腰挂“金银字牌”、通报机密军情的使者使用，其他两条则允许官民、商旅通过。

在西北边疆，当时的甘肃行省管辖着今天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和甘肃、宁夏、青海的部分地区，治所甘州就在今甘肃省张掖市。甘肃行省之内有多条驿路，其中之一是从兰州向西，大致沿着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经今甘肃永登、永昌县市境内到甘州，而后向西出嘉峪关，经今安西、敦煌等地进入新疆，再向西经过察哈台汗国辖区，就可进入中亚、西亚地区，到达地中海沿岸。1271年至1275年间，马可·波罗与其家人就是从相反的方向来到中国的，他们从地中海沿岸出发，经过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境内，而后翻过帕米尔高原，再沿着甘肃行省的驿道到达甘州，而后向东北方向行进，最后到达了上都，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后来游历中国各地，以《马可·波罗游记》闻名于世界。

在西南边疆，元朝在今天的四川、云南地区各设行省，今天的西藏、川西地区和甘肃、青海的一部分都由宣政院管辖。这些地区之间都有驿路相通，四川、西藏、云南地区内部又都设有驿站，开通多条驿路。川藏之间有南北两条路线，北线相当于今天317国道的一部分，从今四川的雅安向西北，经康定、道孚、甘孜、德格到今西藏的昌都；南线即今318国道所经路线，从今雅安向西，经康定、雅江、理塘、巴塘和西藏的芒康、察雅达昌都。这两条线路会合后，再由昌都前往拉萨。滇藏之间的驿道即今214国道所经路线，从大理出发，经云南的中甸、德钦和西藏的盐井、芒康到达洛隆，而后前往拉萨。另外，西藏与青海也有驿路相连，即从今拉萨经今嘉黎至青海的西宁。当时，四川、云南之内都有多条驿路，西藏地区内部有拉萨经江孜到日喀则的驿路。

在南部边疆，今广西的边疆地区位于湖广行省南部，这一地区有驿道通往行省机关所在地武昌路（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从今武昌出发，经今湖南长沙、常德、沅州、湘潭、衡阳等县市境内进入今广西，沿今全州、兴安、桂林、柳江、宾阳一线到达南宁路（治今南宁），再向西南经今崇左、龙州到友谊关，并与安南国（今越南）的道路相连。

明朝建立后，当时中国西北、北部边疆为蒙古各部控制，明朝的管辖区域比元朝时有所内缩，但这些地区与内地仍然联系密切。明朝最初定都南京，在全国形成了以南京为起点的八条干线道路，又都通向边远地区，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紧密联系起来。从南京出发，向东北直通辽东都司的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市）和三万卫（今辽宁开原市境内），向北通往大宁卫（今内蒙古宁城县），向西北通向肃州卫（今甘肃酒泉市），向西南可通到云南的金齿卫（今云南保山市），向南通往今天的广州。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又形成了从北京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网。从北京出发，可通向东北的奴尔干都司和西南的贵阳、昆明等地。

对于边疆地区的驿路，明朝沿用了元朝的驿路，还在东北、北部地区开拓新路，对西北、西南地区的驿路进行过修复、维护。为便于东北与内地之间、东北各卫所之间的联系，明朝在奴尔干都司辖区内设立了三条驿道，一是从海西底失卜站（在今黑龙江双城）出发，沿松花江、黑龙江向东北前进，直到都司的驻地；二是从肇州（今黑龙江肇东市境内）向西前行，直达兀良哈游牧之地；三是从纳丹府（今吉林桦甸市境内）向东，前往在今天俄罗斯境内的建州（即今乌苏里斯克）。在西南，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曾动用近10万士兵、民工，对四川、贵州、云南境内的驿路进行整治，并修复了西藏地区通往内地的驿路。其中，对于西藏的内外交通，除了维护元朝的驿路外，还根据当时情况，重点修复了兰州到拉萨的线路，即从兰州沿黄河、湟水西行，绕道今甘肃永登到西宁，而后经湟源、黄河源前往拉萨。此外，明朝还沿长城一线设立了驿站，开通了边防驿道；对西北地区西安至新疆的驿路进行了疏通。

清前期，在元、明驿路的基础上，以北京为中心通向各省省城，各省之间也有驿路相通，各省省内又有支线，又都以陆路为主，部分地区也走水路，从而形成了水陆结合、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中国古代的道路交通进入鼎盛时期。在清代，从北京通往各省省城的驿道干线称为官马大路，一般简称为官路，省际之间和省内的驿路称为大路。在官路与大路上，清朝政府设置了驿、站、塘、台等，又各有分工。驿设在内地各省，主要负责传递公文，迎送使臣、官员和运送官府的物资；站没在东北、北部边疆，承担着与军事相关的驿传任务；塘又称军塘、营塘，主要为转运军用、官府的物资服务；台又称为军台，设在西北、北部边疆，专门用于传递紧急的军事情报、文书。

在边疆地区，这些官路和大路也较元、明时期的驿路更为密集，又通向邻近省份、直通北京，把这些地区与内地和都城紧紧相连。在东北，北京到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的官路从北京出发，向东经今河北境内，出出海关进入辽宁，到盛京城（今沈阳市）有23驿，长1460里；再向北前行，经过11站到吉林城（今吉林市）的乌拉站，长785里；而后由吉林城向西北前进，经过17站到达齐齐哈尔城卜奎驿，长1017里。这条从北京经盛京、吉林到齐齐哈尔的官道，全长3262里，又称为“东道”或“进贡道”，一般称为“大站道”，把北京与清朝的“龙兴之地”联系起来。这一地区官道的支线很多，如盛京东行经萨尔浒到兴京（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向东南经7站到凤凰城；吉林城向东北经8站可到宁古塔城（今黑龙江宁安市），再向北9站到达三姓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在北部、西北边疆，从北京到内蒙古各部的主要官道有5条，喜峰口路7站，长410公里，向北经18站可达齐齐哈尔城；古北口路4站，长240里，再向北14站可达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旗；独石口路9站，长520里，向北6站至今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张家口路7站，430里，再向北7站，到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境内；杀虎口路15站，930里，再向西经11站到绥远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京到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城（今蒙古国的扎布哈朗特）的官路，从北京向西北前行，经过72台，共4960里，到达乌里雅苏台城。北京通向新疆的官路，经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境内进入新疆，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共135驿，全长8689里；到伊犁共155驿，全长10214里。北部、西北边疆的官路又有多条支线，如从乌里雅苏台向东经15台到库伦，向北经12台前往中、俄边界的互市城市恰克图（今属俄、蒙两国），从迪化向西经12站到阿尔泰南界。

在西南、南部边疆，从北京到四川、西藏的官路，经过今北京、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市境内，直到成都，而后沿川藏官路到拉萨，共设159驿，全长10920公里。川藏之间的官路共有驿76个，从成都西南的锦官驿出发，向西经今四川境内的新津、雅安、打箭炉（今康定）等驿和西藏境内的察木多（今昌都县）、恩达、边坝、墨竹宫（今墨竹工卡县）等驿，到达拉萨，全长6170里。从北京到云南、广西的官路，都经今北京、河北、河南、湖北等省市境内，通向云南的官路再经贵州境内入云南，直达昆明，共97驿，全长5910里；通向广西的官路再经湖南境内入广西，直到桂林，共71驿，全长4659里。

巡海

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中，中国的四周为大海，这些海洋的最高神是龙王，《西游记》中更做了发挥，说四海——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各有一位龙王，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时与他们打过不少交道。中国作为四海之中的陆地，古代的帝王往往以“龙”自居，自称是“真龙天子”，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不仅要求“龙的传人”——中国人对他顶礼膜拜，而且连外国的“蛮夷”们来了都要求行跪拜礼。一般而言，中国的皇帝们比较关心陆上疆土的统治，但并不一定都乐意让“海龙王”独霸海上，不仅要派军横渡海洋开拓海外疆土，而且有时还会亲自巡视大海，与海龙王对话。

先秦时期，东夷有的部族就生活在海边，华夏族的生活区域也不断向大海靠近。《竹书纪年》记载夏王芒就曾“东狩于海”，也就是说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前往海滨，至于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狩”字说明可能是征讨不服从的部族，有人说为了旅游观海，不管是什么，但无疑有要到海边会会海龙王的意思。商人的祖先就有崇拜海洋神祗的习俗，据认为造船、航海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周武王灭商以后一部分商族残余势力就渡海东进，到了今天的美洲。尽管这一说法还有争议，但中外不少学者都著书立说，力图用今天美洲大陆上的发现证明这一点。春秋战国时代，沿海的燕、齐、吴、越等国都有较为强大的水军，为了争霸称雄还发生过海战。

秦汉时代，秦始皇、汉武帝都致力望夫石于开拓陆上疆土，又把疆土扩展到海边，汉武帝时还把疆土发展到朝鲜半岛。而且，他们都忘不了与海龙王对话，秦始皇曾五次大规模巡视全国，有四次在沿海巡行，巡海时往往勒石，好像要让海龙王知道：“我来了！”公元前219年在登驿山、泰山之后沿渤海而行，在今天山东半岛的沿海巡视，这次巡行时还批准徐福率几千人前往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以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在后来的巡行中，秦始皇曾在南方的钱塘江口观潮，还到黄河口的碣石山，这座山有人说在今河北昌黎西北，还有人说在今秦皇岛市的北戴河附近。汉武帝也不甘落后，他派人到海上寻访仙山、寻找仙药，自己也多次巡海，还去过秦始皇到过的碣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就率军讨平辽东，进击乌丸（桓），在秦皇、汉武巡视过的碣石，面对“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景象，追古思今，不觉感慨万千，留下了著名的《碣石篇》。孙吴政权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孙权不仅计划派军从海上进攻曹魏，派水军远征中南半岛，而且在230年交给将军卫温、诸葛直万人的舰队，让其渡海前往夷洲、州。夷洲已被今天的中外学者确认为台湾岛，历时一年左右，返回时从那里带了一千多夷洲人；对于州则说法不一，大致有今天的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三种说法。

隋唐时期，炀帝时不仅派朱宽两次到达流求（今台湾），加强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而且派水军参战，消灭了陈朝，三次东征高丽，605年（隋大业元年）还派刘方水陆配合，进击林邑。而且，当时中、日之间海上交流频繁。唐朝前期，大力发展水军，不仅拱卫当时我国东部的沿海，而且还在663年（唐龙朔三年）派军援助朝鲜半岛上的藩属新罗，与入侵的倭国（今日本）战船大战于白江口（朝鲜锦江入海口），四战四捷，焚毁四百多艘倭国战船，此后900年内日本不敢进犯朝鲜。

宋辽夏金元时期，南宋、金之间曾爆发大规模海战，但基本上划界而守，南宋则加强东南沿海的海防，在隶属于福建路泉州晋江县的澎湖列岛驻军防守，并修建营房，进行屯垦。元朝对于台澎地区加强了管理，正式设立澎湖巡检司，征收盐税，将这一地区纳入版图。元代还曾多次派军越海扩张，对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国进行征讨。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又都是不义的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