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

辉煌之史序篇

美国军火大王杜邦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庞大的家族，一个拥有190多年历程的军火、化学及金融界的垄断资本集团。而这个垄断集团的缔造者就是厄留梯尔·伊雷内·杜邦。

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尼莫尔降生于巴黎以南60公里处的古都尼莫尔郊外一个贫穷的钟表业世家。这位皮埃尔·S·杜邦聪明早慧，文章写得不错。成年后，他不想继承家业，立志要成为文学家或朝廷重臣。

24岁时，皮埃尔撰写的经济论文《对国家财富的观感》发表，引起了当时法王路易十六任用的启蒙主义者、贵族出身的金融家和大资本家雅克·杜尔果的注意。他召见了这位青年作者并与之交往。在杜尔果的提携下，皮埃尔被任命为御用刊物《农商与财政杂志》的编辑。26岁时，皮埃尔娶玛丽·勒·迪伊小姐为妻。随后，玛丽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维克托·玛丽·杜邦。不久，玛丽又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杜邦帝国”的创始人厄留梯尔·伊雷内·杜邦。这个好听的名字是伊雷内的教父、皮埃尔的恩人杜尔果取的，意思是“自由与和平”。但是，这位伊雷内日后的所作所为与“自由”、“和平”毫不相干，却与其反义词“统治”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这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

在次子伊雷内降生后的十几年里，皮埃尔在路易王朝担任过各种官职，参加过1783年英国和美国（原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谈判以及巴黎和约的签订工作，成了调解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的代表之一，并与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杰弗逊总统和富兰克林成为好朋友，皮埃尔因完成此次重大使命有功，于1783年12月被法王路易十六封为贵族、王朝的商务总监并担任波兰国王的顾问，成为赫赫有名的保皇派政治家。

次年9月，妻子玛丽病逝，皮埃尔回到尼莫尔的宅邸居住。此时，长子维克托已经长大，但他并没有继承其父皮埃尔努力工作的进取精神，而是以懒散、浅尝辄止的态度对待一切。他总是一幅吊儿啷当的公子哥派头，办事能力较差，以至在父亲主管的商务部当个低级秘书也不行。他喜欢的工作是作为巡视员周游各省，尽情享受别人招待的美酒佳肴。尽管这样，还是“朝中有人好作官”，以后，放荡的维克托以外交部见习生的身份被派到费城驻美大使手下，后来大使因事被召回，他便成了代理大使兼大使总领事，成了响当当的外交官。

伊雷内与哥哥相反，他办事慎重、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性格内向。还有一点与他的父兄不同，那就是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和钻研精神。父亲皮埃尔有一位老朋友，即被称为“法国近代化学之父”的安东尼·拉瓦西。这位化学家是设在埃松的法国皇家火药工厂的厂长，还是路易王朝最后一任财政大臣。他是皮埃尔家的常客，喜欢与皮埃尔讨论农田土壤改良问题直至王朝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大事，而这些都是小伊雷内所感兴趣的东西。拉瓦西也很喜欢他，带他参观埃松火药厂，拉瓦西告诉他：只要将硝石磨碎后的粉末再加上硫磺和碳搅拌好就是火药。硝酸钾、硫磺和木炭三者的比例是7∶2∶1。拉瓦西还给小伊雷内讲了不少有关火药制造的知识。

不久，伊雷内就在拉瓦西的火药厂学习并开始工作。正是拉瓦西和埃松火药工厂给这位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公司创始人打下了最初的专业基础。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武装起义，攻破专制制度的象征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开始了。新贵族皮埃尔是个顽固的保皇派，当法国左翼力量日益壮大时，他却与国民警卫队司令拉斐特一起建立了赞成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保守派组织“1789年俱乐部”，为维护国王的统治甘效犬马之劳。

1792年，次于伊雷内与苏菲姬结婚，同年8月10日，革命势力推翻了法王路易十六的统治并将其处死。1794年，原财政大臣、伊雷内的教师拉瓦西也被送上断头台。

不久，皮埃尔·S·杜邦因卷入反革命骚乱被捕下狱，面临被处决的境地。7月29日，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和其他21人被大资产阶级反动派处决。8月25日，皮埃尔获得自由，回到了自己的庄园。

到了1799年，皮埃尔关于在美国建立所谓“邦提尼亚”殖民的投资计划获得巨大支持，他得到了各界人士几百万法郎的资助。拿破仑的新政府认为皮埃尔是“王党”，决定将其放逐美国。这样，1799年10月2日，杜邦一家13口人，包括皮埃尔、从费城归国的维克托和次子伊雷内以及他们的家属，登上一艘叫“美国之鹰”号的破帆船启航驶往美国。

1800年1月1日傍晚，飘扬着杜邦家族旗帜的破帆船“美国之鹰”号驶入罗德艾兰新港。尽管没有谁前来欢迎被放逐来此的法国贵族，但杜邦一家还是无比高兴。因为他们毕竟获得了自由之身，并且可以在新大陆上大干一场了。皮埃尔这位“逐臣”可不是穷光蛋，他带来了大批的家具、衣服，身藏24万法郎，此外还有100多万法郎正在托运中。杜邦一家落脚在新泽西州的贝尔根斯角一幢早就安排好的宽敞房子里，环境很舒适。

没过多久，进出口贸易公司的招牌就出现在皮埃尔设在纽约豪华办事处的门前。在贝尔根斯角的家中，皮埃尔向他的子女们阐述了他的“邦提尼亚”计划，提议购买美国土地，再以高价转手卖给个体农民。皮埃尔的计划受到了全家多数人的欢迎，只有谙熟美国情况的长子维克托认为它不切实际。皮埃尔的好友、美国副总统杰弗逊也致信提出忠告：“关于您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周围购买土地的计划，我认为最好打消此念。自‘断头台’式的革命以来，国内反法风声日紧……”杰弗逊还告诉他目前土地投机商已渗入西部并抬高地价等情况。对此，皮埃尔根本听不进去，直到后来在事实面前碰了壁才认输。皮埃尔还提出了创立油轮公司、和西印度群岛的法属哥德罗普岛进行转口贸易等一系列计划，但不是因为客观条件不成熟，就是情况发生突然变化，没有一个落到实处。最后实行的是次子伊雷内提出的“第八计划”即制造军火的计划。正是这个奠定了杜邦财阀的基础。

至于实行军火计划的基地，伊雷尔选中了位于特拉华州威匀明顿城外的一条水流湍急的布兰迪瓦因河。它是特拉华河的支流，其流量为每秒280立方英尺，足以推动火药厂的动力涡轮。这个地方除水流量理想外，还有两点也十分理想：一是树木繁茂，这是制作木炭的原料；二是有大量花岗岩，便于取石建厂房。还有，这里居住着不少法国人，他们都是从圣多明各奴隶暴动成功后逃亡的难民，愿意拿比美国人更低的工资为伊雷内干活。火药专家伊雷内大喜过望，马上进行了预算：如果每年生产火药16万磅（7．25万千克），销售额有4万多美元，扣除总投资3万美元，还有1万多美元的利润。另外，在当时的美国新大陆上，火药是各地各业必需的，不论是开垦田园，还是修筑运河、桥梁和道路，移民们都少不了它。他把这个想法向父亲讲了出来，皮埃尔被儿子的见解所折服，立即派他和维克托去法国筹措制造火药的机械和工人，并向刚刚当选的杰弗逊总统报告此事，同时“希望将来能与美国政府签订购火药的合同。”

1802年4月27日，在杜邦家族的历史上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伊雷内和维克托的朋友亚历山大的弟弟博迪，以6740美元的价格合伙买进了当地人布鲁姆废弃的棉织工厂。就这样，杜邦火药厂成立了，杜邦公司的历史开始了。仅仅10年之后，它便成了全国最大的火药公司。它的创办人，当然是火药专家厄留梯尔·伊雷内·杜邦。辉煌的杜邦公司历史由此拉开序幕。

飞速发展的火药托拉斯

路是一块易斯安那东西横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南北从墨西哥湾至加拿大的法国殖民地，总面积为82．8万平方英里（214．4万平方公里），农业与政治要地。1802年4月，皮埃尔向杰弗逊总统建议从拿破仑手中买下该地，做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这个重大建议与杰弗逊总统的观点不谋而合。杰弗逊认为美国的民主与繁荣取决于自由民移居自由土地的能力。总统即派皮埃尔代表他去巴黎和拿破仑进行秘密谈判。名义上，此事由总统的特使门罗办理，但实际上皮埃尔·杜邦是执行人。1803年5月8日，拿破仑签署了卖地条约，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平均每公顷3万美元。美国在这笔交易中得到了惊人的实惠，将领土一下子扩大两倍。年底，杰弗逊写信给皮埃尔·杜邦，对其“爱国行为”表示衷心的感谢：“祝贺你能在有生之年，在为千百万未出世的人们造福的一笔交易中作出了贡献。这笔交易将使地球上一部分区域变得辽阔广大，我指的是当今美利坚合众国的疆土。”

具有商人基因的杜邦家族当然是很会利用有利的时机的。1803年7月，伊雷内得知其父在这笔交易中所起的作用后，马上给杰弗逊写信，要求政府给杜邦家新建的火药工厂以优惠。不久，他得到了一份提炼政府所有硝石的合同。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就成为伊雷内的最大买主。

先进的技术、廉价的劳动力、政府的优惠、日益扩展的市场，这一切构成了牟取暴利的杜邦公司创业阶段的基石。1804年春，伊雷内·杜邦完成了首批黑色火药成品，并将其送到兄长维克托·杜邦在纽约格林威治街的贸易公司。维克托立刻在报上刊登广告，宣称杜邦火药公司生产的这种黑色火药优于任何火药。维克托的广告决非言过其实：这种火药色泽漆黑，爆炸力很强。用户马上看中了它。美国海军订了2．2万磅（约10吨），西班牙驻美大使订了4万镑（约18吨），此外，美国陆军部订购了12万磅（约54吨）精制硝石。1804年杜邦火药销售额为1万美元，1805年增加到3．3万美元。1812年第二次美英战争前后，杜邦公司的买卖做大了。战争期间共向政府出售了100多万磅火药，这使公司能将获得的愈来愈多的利润中的绝大多数用于扩大再生产。杜邦家的名气也大了。

1815年，前外交官维克托作为布兰迪瓦区的代表被选入特拉华州众议院，1820年又进入州参议院。这是杜邦家族称霸特拉华州的开始。在此之前的1871年8月，杜邦家族的老祖宗、前法国商务总监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已经去世，杜邦家族的首领变成了维克托和伊雷内两兄弟。1824年，杜邦家族挤进了美国新的财阀集团。伊雷内被任命为美国银行的董事，这家银行垄断了全国的货币。1826年，维克托也成了该行的董事。

1827年2月，60岁的维克托死于心脏病，伊雷内仍经营着火药公司。这时公司年产80万磅火药，占美国火药总产量的1／7。到1832年，公司已出口火药120万磅，而这30年公司贸易总额多达1340万磅。1834年10月底，杜邦公司的创始人、第一任总裁厄留梯尔·伊雷内·杜邦也因心脏病去世，终年63岁。伊雷内死后，公司由他的女婿安德宛·比铁尔曼暂时代理，这种状况维持了两年多。

伊雷内·杜邦为杜邦公司日后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把关系触角伸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杜邦死后，公司由他的女婿安托瓦内·比德尔曼掌管，在他的精心管理下，杜邦公司改善了自己的财务状况，偿清了因购买法国持股人手中的具有表决权的股票而欠下的所有债务，使公司的基础更加坚实。

伊雷内有3个儿子，长子艾尔费雷德生性温顺，他对化学实验的兴趣超过了谋利。父亲死时，他已36岁，两个弟弟亨利和亚历克西斯分别为22岁和18岁。1837年，艾尔弗雷德出任杜邦公司第二任总裁。他坚持要和两个弟弟合伙管理公司，但最后裁决的人还是他。这以后的十几年里，国内经济一片萧条，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而杜邦公司却一直生意兴隆。这是由于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国内的矿业开采和公路铁路的修建等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火药。1850年，艾尔弗雷德因病辞职，其弟享利·杜邦成为公司第三任总裁。这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外表严厉，有军官气派。他长着火红色的头发和胡子，人称“红汉子”。他接手后全面整顿了公司，选用能人，不断扩展国内外市场，使公司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850年到1889年，享利·杜邦主宰杜邦公司近40年，这一时期是杜邦公司飞速发展的时期。

在亨利接管公司后的最初10年，亨利把眼光放到国外，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使杜邦火药产品首次进入了欧洲市场，挣取丰厚利润。1859年，亨利让杜邦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一座新的火药工厂，以大规模生产硝化炸药。

到1881年时，杜邦公司通过火药同业公会已控制了全美国黑色火药市场的85％，而到1889年时，美国92．5％的火药生产已垄断在杜邦公司控制的这个火药托拉斯手中。

杜邦家族的祖先留下了这样的遗训：“跟官府合作无论怎样都会是一件愉快的事，尤其对于商人；官府有时所提出的要求虽然过分，但它所给予的回报将是惊人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杜邦家族正是通过与官府的结合，才获得了超常的发展。

军火王国发展到1861年，又出现了一位美国军火王国颇有权势的人物——拉摩特·杜邦。

此时的拉摩特虽然只有二十几岁，可他却是杜邦公司创始人的24个孙子当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就像是杜邦天国里新发现的星辰中最明亮的一颗星星。拉摩特有着其他兄弟所无法匹敌的预见能力，早在他20岁的时候，他便预感到战争将不期而至，于是他主动到欧洲去呆了3个月，学习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工厂管理和新型的生产方式。一回到美国他便着手改造宾夕法尼亚的工厂，使之能生产新发明的碳酸钠火药。但是，历史还是赶到了拉摩特行动的前面，南部的奴隶种植园经济同北部的自由劳动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激烈抗衡，终于发展到了只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地步。

当林肯总统宣布就职的时候，南部各州同盟也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并且很快招募了10万人的部队。接着波克马托河两岸都派使者来到特拉华，试探那里的第一大家庭究竟支持哪一方。直到战争爆发后，叛乱的弗吉尼亚州才收到了来自杜邦家族的一封急函，信中说保证“杜邦家族中有些人对南方是友好的”。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南部同盟的大炮刚打响，杜邦公司的第二任总裁亨利便立刻跑到华盛顿，他四处奔走，竭力表明他誓死效忠于政府。这对于林肯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作为报偿，林肯将一大叠军火合同交给了杜邦。

1861年底，南部同盟的大炮推到了华盛顿附近。而在这关键时刻，联邦政府所能供应的硝石已经短缺，没有硝石，就无法生产火药。更让林肯担心的是，如果英国为了得到廉价的棉花而同情南方，停止对联邦政府供应东印度硝石，那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这场战争无疑要失败了。

苦苦思索出路的林肯把希望寄托在了杜邦家族的身上。在美国，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没有哪一家的名声会比杜邦家族更响亮，也没有哪一家族的地位能比他们更显赫。无论是南部各州同盟，还是北方联邦政府，都很清楚获得这特拉华第一大家族的支持对于战争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他们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军火的生产。而事实上也是如此，自杜邦公司成立以来，杜邦家人便总是很乐意为政府效力的。

就这样，经过近30年的发展，杜邦家庭已是腰缠万贯、在特拉华一言九鼎的人物，林肯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的帮手，该是理所当然的了。

于是有一天，只有20多岁的拉摩特·杜邦被召进了华盛顿。当时白宫正处在一片忙乱之中。在那时，拉摩特默默地听着忧心忡忡的总统讲话。最后，当他揣摩出这些话的含意时，简直惊愕得目瞪口呆了。原来总统要派他到英国去，单枪匹马地以杜邦公司的名义去包揽世界硝石市场。

拉摩特想回绝总统，却又想起了先辈留下的经营秘训：“跟官府合作无论怎样都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尤其对于商人；官府有时所提的要求虽然很过分，但它所给予的回报将是惊人的。”

拉摩特想象着这一事件对于杜邦家族的危险性，然而很快地脑海里便闪现出另一种景象，那便是此事一旦成功，杜邦家族的名声将不知要扩大多少倍，杜邦公司更可以因此而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拉摩特思考了片刻，最后还是答应了总统的要求，他提出了一个条件：杜邦公司必须获得提炼这些硝石的合同。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当拉摩特刚付清货款、开始装硝石时，《泰晤士报》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公开反对装运这批货物。

拉摩特看出，《泰晤士报》登的那篇文章正是控制英国经济的大人物的传声筒。他迅速租好了船，雇好了船员。当他正在装最后一批货物时，一名英国海关官员来到码头，口口声声要检查物主的证件。

人们很可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应付办法应该是尽快解决这些琐碎的例行公事，然后设法带着货物溜之大吉。然而，拉摩特的作风却不同。这位皮埃尔的重孙另有一套祖传的妙法，而且学到家了。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去探悉错综复杂的政治权术内幕，利用对这些政治权术的把握再去狠狠捞一把。

在去海关的路上，拉摩特极力劝说那位傻里傻气的官员去共进午餐。酒足饭饱，谈笑风声，再加上吹吹拍拍，那位官员很快就泄露出，实际上是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命令扣留拉摩特的货船，作为英国对美国新采取的禁运手段之一。这就是拉摩特需要证实的不幸的真情。

拉摩特独自来到唐宁街10号，他连续4次通名求见首相，但每次都遭到断然拒绝。杜邦家族的人何曾受到过这样的冷遇。最后，拉摩特决定孤注一掷，豁出命来干了。

一天，当拉摩特在等候召见时，突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从侍从身旁奔过去，直闯进帕默斯顿勋爵的私人办公室。那位全球最大帝国的统治者看到他不禁愣住了，又感到有趣。拉摩特于是自作主张作出最后通碟：不供应硝石就打仗。首相显然给此事弄得焦虑不安，就答应在下午作出决定。但拉摩特并不罢休，他说，那不行。并且断言：看来非打仗不行了。接着扬言他明天就要回美国去了。说罢扬长而去。

当天晚上，拉摩特在莫利饭店闷闷不乐地吃着最后一顿晚餐，他回想着下午在首相面前的冒险的言行举止，不禁为自己捏一把冷汗：如果首相不吃这一套，那后果将是多么可怕……就在这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和拉摩特同进晚餐，并对他低声说，护照将在第二天发给他。首相还请拉摩特向林肯私下说明，现在英国没有任何理由要同美国交战。就这样，大英帝国向一个无名小卒杜邦屈服了。

到了2月2日，拉摩特那艘装有400万磅硝石的货船，启程驶往美国。这是一次利用英美两国之间的微妙政治关系而使杜邦家族财运亨通的重大胜利，这一事件不仅使杜邦家族声望陡增，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杜邦的依赖性加强了，杜邦公司的这条敛财之路显然是越走越宽了。

机遇再加上杜邦家族能准确把握机遇的经营天才，才创造出了杜邦家族190年的辉煌史和1500亿美元的资产。尽管杜邦家族并不一定都是天才，但起码他们能将先辈遗留下的经营观念牢牢把握并大胆地加以发展、革新，然后把这些东西融汇到整个杜邦公司，使之总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整个南北战争期间，杜邦公司为联邦政府提供了近400万磅火药，从中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巨额利润。另外，由于在西部发现了新的市场，杜邦公司需要长途运送火药。拉摩特从蒙特加宁到威尔明顿之间修了一条铁路，使公司的军火厂直接与全国的铁路网连起来。政府是明令禁运军火的，但亨利总裁却能得到政府特许，大量运输军火，甚至可以出口。

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杜邦公司总裁亨利·杜邦发誓效忠政府，林肯授意特拉华州州长伯顿任命他为州武装力量的少将。这位“将军”牢牢地掌握了特拉华最大城市威尔明顿，并率军队开进了特拉华南部地区，进而控制了全州。

在1868年到1888年的五次总统选举团中，亨利都是特拉华州的总统选举人。杜邦家族此时已是腰缠万贯的新贵族、特拉华州一言九鼎的人物了。1899年，杜邦家族为了得到大企业的许多特许权，竟然操纵州立宪会议，修改了州宪法。新宪法给予大企业纳税优惠的特权，也为建立大规模的股份公司开了绿灯。

缔造工业帝国

战争是迟早有一天要结束的，战争财也不能永久地发下去，杜邦家庭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开始考虑发展新的路子。先是皮埃尔买下了几家化学行业的工厂，使公司的经营多样化。1915年买下了制造真漆、火棉塑料、搪瓷的阿林顿公司；1916年买下了费尔菲橡胶公司；1917年买下了制造染料、油漆、清漆和重化学产品的哈里森兄弟公司。以后，他又盘进了另外5家化学公司。

1915年9月16日，处于资本耗尽、销路大减困境中的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杜兰特邀请皮埃尔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是新董事会的成员问题。

由于皮埃尔已经控制了通用汽车公司的3000股，所以被聘为该公司董事长。同时皮埃尔还将杜邦公司的3员干将拉进董事会。这样，杜邦家族成为操纵通用汽车公司的巨人。1917年至1919之间，杜邦公司又购买了价值240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份。短短两年内，杜邦家族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总投资共4900万美元，占有股份总额的23％，杜邦公司的销售经理哈斯克尔被调往通用汽车公司担任副经理，主持营业委员会。

1920年，战后经济衰退，商人大批退货，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暴跌。11月，杜邦公司抓住时机让摩根财团发行3500万美元的债券，买下了杜兰特名下的全部股票。12月1日，皮埃尔·杜邦成了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在此之前他已是董事长，现在身兼二职，完全掌握了通用汽车公司。

第七任总裁由皮埃尔的亲弟弟伊雷内·杜邦出任，但辞职后的皮埃尔仍以董事长身份继续留在公司，伊雷内上任不久，20年代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美国现代社会形成的年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年代。总体上看，工业加速扩张，生产率提高，物价下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20年代也是杜邦家族对美国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时代，是它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杜邦家族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帝国。这个帝国所囊括的不只是化学品和汽车，还包括美国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与和平。

1920年，杜邦公司关闭了创业之初设在特拉华州布兰迪瓦因河畔的火药工厂，开始向金融界迈出大步。他们的金融队伍开进各个投资领域，征服旧市场，开辟新市场。染料、清漆、汽车、玻璃纸、合成革、电影胶片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还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

杜邦家族第二代50年的家史，是一部由经营化学品顺利成功而发迹的家史。军火大王杜邦家族的兴旺发达、财源茂盛是和其传统的统治方法有紧切关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邦家族中的十几个核心人物每年各自有100多万美元收入，而杜邦工厂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1美元。从公司成立到1910年，有400多名工人死亡，数千名残废和受伤。而仅在一战期间的几年中就有347人丧生，受伤的人数根本没有记载。更令人发指的事件还有：1924年到1925年间，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合伙开办的迪普沃特工厂，因生产毒气四乙铅而使8名工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害。这一切都是杜邦公司强迫工人加紧从事易爆品、危险品的生产又缺乏起码的保护措施造成的。

杜邦公司制度严谨，在其内部禁止工人成立工会，更禁止他们罢工。公司没有工会，却有一支1400人的私人警察兼特务队伍。这些人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前警察局长训练，被杜邦家族雇用。数百名特务被精心安插在工厂中，任何对战争或公司待遇、工作条件不满的人立即会被说成是“外国间谍”或“共产党分子”而被清除。另外，公司主管可以随心所欲地、大批地解雇工人。1918年，战争接近尾声，军火生产开始降温。圣诞节前，皮埃尔一下子解雇了3．7万工人；到战争结束时，他又解雇了近7万人。这些曾为杜邦家族流过血汗、创造了惊人财富的无产者一夜之间被公司抛弃，生计没了着落。

杜邦家族的统治除了“大棒”，还有“糖饼”。他们让工人入股，使工人与企业牢牢地挂在一起。杜邦公司的军师、皮埃尔的助手约翰·J·拉斯科布是个头脑灵活、老谋深算的人物。他从皮埃尔的私人秘书一直干到杜邦公司副总经理兼司库、通用汽车公司董事，并创建了通用汽车承兑公司，首创分期付款购买汽车的办法，他将杜邦公司对管理人员采取支付红利和分摊股票的办法用在通用汽车公司，并允许能挣5000美元或不低于此数的通用汽车公司工人购买10股债券股票（利率6％），对这些股票在5年内每年每股分额外股息3美元，作为雇主对雇工的特别分配。因为这时的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和杜邦公司揉在了一起，在相当程度上，“通用”的工人即杜邦的工人。而拉斯科布则是杜邦家族的代理人，他的统治方法即杜邦家族传统的方法。

100多年来，杜邦家族的家长制有效地统治着工人，使公司不断发展。他们靠这种体制影响、干预工人的整个生活，从工人的宗教信仰到衣食住行。杜邦家族的男子都与工人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互相熟悉。这种密切的关系把工人和厂主联结在一起，而与其他公司的工人疏远。

这在相当程度是抹煞了阶级和阶级矛盾。再加上部分工人受到公司的宣传鼓动的蒙蔽，梦想当经理和管理人员而甘愿受现行秩序的约束。他们难以意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从而阻碍了阶级觉悟的提高。

杜邦公司实行等级制工作，使雇员彼此不相往来。熟练工人被作为工头加入资方的行列，并靠这些人建立所谓的“劳资协议会”。公司对全体员工灌输“你是一个杜邦人”的自豪感，再用入股计划加强这种观念。这些做法与日本的一些大公司相似。

财富的急剧膨胀

1932年，罗斯福登上了总统宝座。当然，正如人们众所周知，这个胜利主要应归功于杜邦家族代理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拉斯科布。他经过4年努力建立起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并资助该党渡过困难时期，使其得到了城市平民的支持。

在罗斯福实施新政第一年，杜邦家族是普遍支持他的。当罗斯福由于国内抢提银行存款和国际上抢购黄金而下令银行休假，并号召私人把贮藏的黄金转入政府储蓄之时，伊雷内·杜邦乐意地把20年来作为董事聘金和积存的许多金条拿出来交给了信托公司。他向报界宣称他们有责任支持政府的黄金储备。他在那一年还以私人名义向民主党捐赠了5000万美元。

然而罗斯福接下来的法令却令伊雷内·杜邦大失所望，使杜邦这样的大公司与政府逐渐出现了矛盾。“证券交易法”使杜邦控制的通用航空公司解散，“铁路工人退休法”规定发给铁路工人养老金，这无疑会对杜邦的董事们不利。

杜邦家族认为罗斯福在改革方面走得太远。伊雷内毫不客气地抨击罗斯福在“掏别人的腰包来发救济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杜邦联合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成立了美国自由团来同罗斯福的新政相对抗。

1934年8月15日，“与激进主义作斗争”的新组织——美国自由团成立。其宗旨是“维护宪法”、“保持既得财产的所有权和合法使用权”。参加这个组织的有杜邦财团、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的代表。与此同时，杜邦家族还卷入了美国历史上的一场未遂政变：要以强力推翻罗斯福政权。只是由于此案涉及了国内一些金融界巨头，罗斯福才没有深究。

1936年1月，为了争取连任总统，罗斯福摆出了“正义化身”、“民众代表”的姿态，向美国的主要军火制造商杜邦家族开火。在国会联席会议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在34个月内，已建立了新的民众权力机构。在一个人民的政府手中，这个权力是有益而正当的，但是在经济寡头和政治傀儡手中，这种权力就可能为人民的自由制造镣铐。”罗斯福鼓动民众反对“自由团”中破坏罢工的资本家，旨在反击他们的挑战。

1936年1月，罗斯福决定利用日益加剧的欧洲紧张局势，他不仅宣布要奉行不干涉政策，而且还宣布向美国最大的军火商杜邦家族开火，从而开展使他自己再次当选的选举活动。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罗斯福提出了他的“中立法案”，规定禁运武器和弹药，也禁止一切可能用于战争的商品出口。

杜邦家族对罗斯福的言行简直愤怒已极。他们决定支持共和党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当选总统改变杜邦所面临的尴尬局面。然而，似乎历史注定杜邦家族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

兰登虽然有杜邦这个强大的经济支柱，可与罗斯福这样一位如此深得人心的总统和强有力的竞选者相比，他甚至从未有过一丝得胜的希望。在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中，罗斯福赢得了104个、而兰登只赢得了2个，这是杜邦家族有史以来遭到的最大一次失败。过去，从未有一个家族单独控制一次竞选括动。因此，1936年共和党人所遭受的毁灭性失败对杜邦家族也是毁灭性的否定。正如泰勒·考德威尔的《死神王朝》中所比喻的，杜邦可能是美国最可恨的名字。

杜邦家族的噩运仅仅持续了一年，罗斯福便主动来找杜邦和解了。这也许是历史又一次注定了杜邦家族要重振雄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是迫在眉睫了。也许是只有在战鼓响起的时候，政府才会意识到与杜邦合作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1937年6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特拉华，数以百计的杜邦家族成员和贵宾兴奋地拥挤在基督教堂前面。那里，在一座俯瞰原先的希兰迪瓦因火药厂的郁郁葱葱的山岗上，衣冠楚楚的人群登上教堂陈旧的台阶。照相机和闪光灯旋风似的忙碌着，拍下了本世纪最盛大的婚礼场面，这是许多杜邦家族翘首以待的。教堂内，许多名人端坐在一排排擦亮的木制靠背长凳上，注视着一身穿着礼服的瘦长的新郎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急切地等待新娘埃塞尔·杜邦。但是，那天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却是新郎著名的双亲：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夫人。

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中，这次杜邦家族和白宫之间的结合可能是公众最意想不到的。仅仅一年前，杜邦家族还在和罗斯福总统交战，双方都发表了连珠炮似的政治演说，互相猛烈抨击。然而，一切都像童话般的美满，美国最有权势的两大家族走到一起来了。

这一事件表明美国最有权势两大家族休战，同时也是以杜邦家族为代表的大财阀最终战胜政府的标志。经济崩溃，战争在即，政府决不能得罪大财阀，因此率先打出白旗，放宽了对大公司的限制，决定对其减税。1939年期间，杜邦家族的尤金向法院起诉，最后胜诉，得到了以前政府对其征收的6．3万美元的拖欠税；拉摩特追回了1934年支付的5万美元联邦税；伊雷内也追回了2．8万美元。1939年6月，拉摩特对威尔明顿信托公司起诉，索取1935年为13个杜邦家族成员信托财产而上交的22．3万美元。当然这笔款项也退回了。罗斯福政府完全推翻了它早已制订的税收政策，从而动摇了“新政”结构的基础。

杜邦家族意识到该是按自己的意志来办事的时候了。

战争是被称为“死亡贩子”的杜邦家族发财的好机会。小战小发，大战大发。1939年，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机会又来了。1940年，杜邦公司向英国和德国提出了一个无烟火药工厂的预算，6月4日轴心国批准了这笔预算，并签订了一项合同，同意资助全部工程。7月，罗斯福政府向杜邦公司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无烟火药。为了生产这批火药，杜邦公司被授权以2500万美元建造并管理一家新厂，其产量将达到全国火药总产量的3倍。杜邦公司第八任总裁拉摩特·杜邦高兴地说：“他们需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好，让他们付出相应的高价吧！”

1940年，杜邦公司第9任总裁皮埃尔·杜邦的妹婿之弟、52岁的沃尔特·卡彭特被公司选中，出任公司第10任总裁。此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出身，而且办事果断敏锐，有很强的社交能力。时值“二战”，正是这种人物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在他的领导下，杜邦公司生产了40．5亿磅的火药，占战时全国总产量的70％。比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总产量增加了3倍。与一战不同的是，杜邦的非火药生产和营业利润更大，这些非火药生产也是军用的。杜邦的尼龙降落伞、蚊帐、油漆、染料用于军舰、军服，防冻液用于军车，等等。

1940年，杜邦公司的营业利润为1亿美元，1941年猛增到1．58亿美元。另外，1941年杜邦公司还从通用汽车公司的红利中捞到了3700万美元。在1941年至1945年的军工生产期间，杜邦公司获得了7．41亿美元的营业利润，3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使杜邦家族获得“死亡贩子”称号的数字。

1943年，杜邦公司盘进了制造X光和荧光镜的帕特森屏幕公司，并开始买进最大的军工承包商之一的波音公司的股份。1944年，艾尔弗雷德·I·杜邦家族在佛罗里达州增加了其第15家银行——美国国家银行，使其总财力上升到2．59亿美元。在北美航空公司，杜邦家族获得了惊人的利润：该公司营业利润从1940年的0．l美元上升到1944年的0．87亿美元。这段时期政府付给杜邦的价格高得不能再高了。从1941年到1945年的军火生产期间，杜邦公司总共获得了7．41亿美元的营业利润。

兼并与收购是资本经营家实现企业膨胀的绝妙方法。正是通过兼并与收购化工企业，杜邦实现了从军火大王向化工帝国的转变。这一转变，使杜邦在和平时代的今天，仍然屹立于世界企业之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杜邦的总裁皮埃尔迈出了极有远见的一步，他没有把堆积如山的财富储蓄起来，或是用来进一步扩大军火的生产以便从战争中捞取更多的油水，而是果断地在战争期间买下了几家化学行业的工厂，决定让公司在战争结束以前便具有多样化的生产能力。

1915年，他买下了制造真漆、火棉塑料、搪瓷的阿林顿公司；1916年他买下了制造橡胶涂层织品的费尔菲德橡胶公司；1917年又买下了制造染料、油漆、清漆和重化学产品的哈里森兄弟公司；到战争结束时，他又盘进了另外五家化学公司。在此基础上，皮埃尔率领着杜邦家族在开创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庞大的化学工业帝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收购了这几家化学工厂后，为了保护这些新获得的颜料和清漆市场，同时也为了替苯和甲苯——杜邦经营的三硝基甲苯（TNT）、三硝二甲苯（TNX）和苦酸等工业的基本成分开辟一个新市场，杜邦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夺取合成染料工业。

染料工业技术最先进的在德国，19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敌贸易法案，联邦政府没收了在美国的全部德国资产。杜邦抓住这有利的混乱时机，将有关染料工业的德国专利品弄到手中。然而，杜邦公司仍缺乏染料制造的最重要的实际技术。没有德国的经验，大多数新到手的专利品是无法弄懂的。杜邦决定直接和德国人打交道，以解决这个问题。

要想获得染料制造的实际技术，关键之一是贿赂德国科学家，把他们请到杜邦帝国。最后，在1921年2月，德国当局发出了对4个杰出的德国染料工业科学家的逮捕状。不过其中的两位不久便失踪了：几个月后，杜邦公司便生产出了美国最先进的合成染料。

到1922年底，杜邦家族在染料和有关化学工业中投资已达4000万美元，他们把商业和设备的投资总额中60％拨给化学工业。这时，杜邦家族拥有德国的专利和科学家，又有关税壁垒抵御外国竞争，因而成为美国头号染料制造商。

杜邦公司迫切地需要进一步扩大它所涉及的领域，杜邦帝国也急需继续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成了杜邦瞄准的下一个目标。

底特律的“小巨人”威廉·卡波·杜兰特的创造力和干劲是一般人所无法匹敌的。1908年，杜兰特组织了他一生中最心爱的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控股公司）。两年之内，杜兰特带着他的公司的1200万美元资本，在密执安趾高气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并了一大批财运不济的弱小竞争者：卡迪拉克汽车公司、奥尔兹莫别尔汽车公司、奥克兰汽车公司、诺思韦汽车公司以及其他15个企业。要不是同他有来往的那些银行家疑虑重重，优柔寡断，他还会买下当时首屈一指的汽车制造厂——亨利和福特汽车公司。

然而，格兰特的周围资本也被这样大的扩张耗尽了。随着1910年经济衰退时期销路减少，他被迫在那年把股份控制权在5年合同期内转让给波士顿和纽约的银行家，以换取急需的155万美元贷款。

到了1914年，皮埃尔·杜邦手下那个瘦小而精明的秘书约翰·丁·拉斯科布深信：由于临近的世界大战将带来繁荣，通用汽车公司的盈利在1年之内将增加一倍。因此就在那一年，他买了500股通用汽车公司普通股，每股70美元。皮埃尔也从通用汽车公司6500股总额中买了2000股，每股82美元。事实证明拉斯科布看准了，通用汽车公司股价在1915年夏季涨到每股200美元，9月间竟高达350美元。

皮埃尔的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刘易斯·G·考夫曼，显然对此有所耳闻。考夫曼是纽约查塔姆与菲尼克斯银行总经理。有一次他曾邀请皮埃尔加入该行的董事会。但更重要的是，考夫曼也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而且是杜兰特的伙伴，杜兰特向银行家摊牌的时候临近了，杜兰特已经找不到比杜邦家族更强有力的伙伴了，也许他能利用一下杜邦家族吧。于是他发出了请柬，邀请皮埃尔于1915年9月16日在纽约参加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会议。

此时的皮埃尔正在密切地注视着通用汽车公司，他在等待着最有利的机会的到来。接到通用汽车公司的请柬，皮埃尔长叹一口气：杜邦拓展业务的机会又来了。他马上回答了杜兰特：我一定来。

皮埃尔和拉斯科布一到会就迅速控制了局面。通用汽车公司和雪佛兰汽车公司赚足了钱，使杜兰特能偿还银行家的贷款，但是要取得控制公司的权力却是另一回事了。在新董事会的组成问题上，杜兰特和银行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由于皮埃尔控制了3000股左右，已成为最大的少数股份持有人，因此双方立刻勾心斗角地去拉拢他。

然而杜邦岂是受人诱惑拉拢的人，皮埃尔不顾一切劝诱而严守中立。这是非常精明的一着，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很快就使他获得了大企业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皮埃尔被聘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充当一位中立的仲裁人。他还被要求另外物色三个助手，作为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中立派董事。皮埃尔不卑不亢地眨眨蓝眼睛，接受了要求，提名拉斯科布、杜邦公司副总经理哈斯克尔和他的表弟兼妹夫亨利·贝林3人作为这个“董事长”的助手。杜邦公司的脚已经伸进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门。

杜兰特当然想重新取得他亲手创办的公司的控制权。但他在11月12日董事会会议上说出这一愿望时，得到的却是杜邦家族表现出来的冰冷的沉默。为了夺回自己的公司，杜兰特不得不另觅盟友，他利用另一家辛迪加出面，以出售雪佛兰汽车公司股票所得，买下通用汽车公司的大宗控制股票，从而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好景不长。

战争使杜邦家族发了横财，却给杜兰特带来了灾难。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突然暴跌到新的低点。投机商由于战时供应削减和汽车需求降低的威胁而惶惶不安，他们抛售了数以千计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使股票价值降到75美元。在拉斯科布的极力怂恿下，杜兰特愚蠢地开始购买所有能到手的抛售出来的股票，借以维持其价格。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姿态。最后，杜兰特又不得不向杜邦求援，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本。正是在这个时刻，杜邦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

拉斯科布在1917年12月19日向杜邦总裁皮埃尔解释：“我们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股权无疑将使我们获得整个人造革行业、塑料行业和油漆业，这些公司具有重大价值，本人相信杜邦最终将彻底控制和支配整个通用汽车公司。”两天后，杜邦批准购买价值2500万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

皮埃尔的第一步是在通用汽车公司确立一套符合自己要求的管理方式。他以杜邦公司为模式，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度集中的大企业机构，设有一个由他本人、拉斯科布（主持人）、皮埃尔的兄弟伊雷内、他的表弟亨利·贝林等人控制的财务委员会。当然，杜兰特名义上也是委员，但他完全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其他的势力范围是在执行委员会，在那里他管辖来自各个主要经理部门的其他代表。

但是，并非只有杜兰特7个人留在通用汽车公司担任总经理，哈斯克尔也在那里主持事务，并向皮埃尔汇报。1917年至1919年间，杜邦公司又购买了价值240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份。短短两年内，杜邦家族便在通用汽车公司总共投入了4900万美元，占有股份总额的23％，这是一个占优势的地位。

杜邦对财政的控制很快就摧毁了杜兰特还掌握着的经营控制权。1919年底，雪佛兰公司被吞并，因而通用汽车公司的资本增至10亿美元以上，由于此时的杜邦公司承受的战时负担已减轻，皮埃尔和拉斯科布放弃了他们在杜邦公司的投资。这一步骤马上见效，其中包括由杜邦公司工程承担价值6000万美元的厂房设计和建筑业务。同时为了支付所有这些扩展所需的费用，皮埃尔聘请了两位老朋友参加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作为提供资本的来源。他们是杜邦公司在英国的火药工业伙伴诺贝尔和丁·P·摩根。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杜兰特的控制地位。但在1920年战后衰退期间，正是这个庞大的发展计划最终使通用汽车公司反受其害——而比利·杜兰特成了牺牲品。

那一年，商人们大批退货，通用汽车公司的机器很快就闲置起来，价值8490万美元的滞销货把生产卡住了。这是生产过剩和政府压缩战时开支形成直接矛盾的典型事例。通用汽车公司股票失去了吸引力，投机商由于缺乏进行其他投资所需要的流动资本，卖掉了该公司的股票。仅在7月的某一天，10万张通用汽车公司股票骤然被抛到市场上。于是崩溃开始了，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的价格暴跌到每股20．5美元。

杜兰特几近绝境，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故伎重演，把别人抛出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统统吃进。他很快就被淹没在抛售股票的洪流之中——每股进一步跌到12美元。杜兰特发觉资金耗尽，于是更加孤注一掷：着手用自己名下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抵押贷款。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并且是致命的。

当市场在11月18日收盘的时候，杜兰特感到在第二天早晨开盘之前急需94万美元，没有这笔钱，他就不能满足债主提出的另加副保的要求，这样他就会破产。因此他走了最后一着棋：打电话给J·P·摩根公司，要求他按每股12美元的价格，购买他持有的110万股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然后他通知了皮埃尔和拉斯科布。

皮埃尔知道杜兰特就要垮台了，他同摩根公司合伙人碰头，然后他们一起和杜兰特会面，皮埃尔心里知道，整个证券市场的局势发展可危，如果杜兰特突然违约，不肯偿还经纪人贷款，他们就可能被迫关门，以致引起一场金融总崩溃，所以他立即拟订一份计划，只要杜兰特出让他的控制权并辞去总经理的职务，他会得到帮助而摆脱困境。然后，他们向杜兰特下了最后通碟：他们将按每股9．5美元这个远远低于市价的价格，购买他的价值2700万美元的股票。杜兰特除了屈服别无选择，因为他已经破产了。

两星期后，1920年12月1日，皮埃尔·杜邦就任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一身兼有最高行政职务和董事长职务，当时他只说了一句双关妙语：他充当了“我们自己的破产案产业管理人”。通用汽车公司就这样被杜邦集团兼并了。

似乎命运格外照顾杜邦家族，而且他们的每次成功都似乎有着某种必然性。然而事实上拿杜邦家的话来说，“一蹴而就的那种机会是很少的。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握，而一旦把握住了机遇的最佳时刻和决策的最佳点，成功便朝你走来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杜邦没有瞄准最佳时机就去购买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也许能因为其财力雄厚而无损或获利，但那样就不可能将整个通用汽车公司掌握到手中。

至于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兼并，杜邦家自有他们的说法，“商业上弱肉强食的竞争是难免的，也是十分激烈的。正如杜兰特吞并了奥克兰汽车公司一样，我们如法炮制地将通用汽车公司纳入杜邦的旗下。一个真正有远见或抱负的企业家，是不能在竞争中用感情来处理问题的。我们除了毫不犹豫地将竞争对手打翻在地外，没有比这更好的决定了，因为若不这样的话，很快你就会后悔，因为竞争对手的拳头已经砸到你的脸上。”正是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毫不手软的表现，才有了杜邦竞技商场上的辉煌历程。

建立杜邦全球企业

1949年，美国政府介入了经济协调，决定在大企业财团中保持一些平衡，同时防止国内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完全被杜邦家族所垄断。在这种形势下，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代表政府向芝加哥地区法院提出反托拉斯诉讼案，以分散“美国惟一最大的集权。”被告共100多名，其中包括杜邦家族的克里斯蒂安那证券公司在通用汽车公司的5．6亿美元的投资。政府指控公司一手操纵通用汽车公司中高级职员、董事以及政策的选择权，把持了分发红利的委员会等等，作为违反谢尔曼——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证据。诉讼要求取消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一切合同，出售杜邦公司在美国橡胶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动力化学品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票。

起诉人长克拉克原来是杜邦公司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现任司法部长。他的做法使杜邦公司怀疑是受到了摩根财团的指使，同时也不排除杜鲁门总统想在大企业界找个替罪羊以讨好劳工的安排。后来，因朝鲜战争和氢弹合同，政府的进攻告一段落，但并没有结束。1952年，政府对186名杜邦家族成员提出集体起诉：“本案记录证据表明，老一辈杜邦家族成员和他们的被告代表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在生前把一大部分股权分配给家族中的未成年人，一般是通过设立股份信托公司的办法。”1953年2月，原杜邦公司第六任总裁、83岁的皮埃尔·S·杜邦出庭作证，尽管有大量不利于他的证据，皮埃尔还是坚决否认了政府对他的指控。他说潜在市场“我与个人对购买通用汽车公司股份的意见，或者我所投的赞成票都毫不相干”。他把政府指控他非法建立50亿美元的大工业帝国说成是“无中生有”。

与此同时，杜邦公司总裁格林沃尔特将反攻的重任交给了两名高级职员，即哈罗德·布雷曼及其助手格伦·佩里，这两个人都是新闻界出身的宣传、公关好手。他们利用报社为公司服务，抓住对杜邦公司感兴趣和有利害关系的人做宣传对象，大造舆论，强调资本和资源的高度集中比复旧派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分散经济优越。布雷曼的宣传功势的确收到了预计的效果。

还有一方面的反攻是暗中进行的。杜邦公司拿出巨款上下打点，买通了很多法官和政府要员。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100万美元足够买到法官们的信任了。这种双管齐下的努力使杜邦家族终于打赢了反托拉斯一案的官司。第一步，政府放弃了对整个杜邦家族的攻击，只把指控局限在7个人身上。第二步，1954年12月，法官沃尔特·拉比伊作出裁决，认为政府并没有充分证实当初家族买进通用汽车公司股份时怀有垄断的企图，那只不过是历史上的意外事件而已。听到这个裁决，杜邦公司总裁格林沃尔特只讲了一句话——“我们相信结果会是这样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化学工业向国外发展的激烈竞争中，杜邦公司在出口方面居领先地位，而在国外投资设厂方面却处于落后状态。日渐增加的捐税和通货膨胀使公司从国内工厂投资中获得10％的传统利润越来越困难了。这种局面迫使它转向国外发展。1957年，杜邦公司在荷兰建立了独资经营的第一家国外子公司。并在爱尔兰的德里开始建设一家价值3000万美元的氯丁橡胶工厂。杜邦家族期望由于共同市场内部没有关税壁垒而能赚钱。

另外，新的杜邦公司已经采取有效的海外经营方式，即将侧重点放在利润更高的直接出口产品方面。这种出口营业额在1953年到1957年间从1亿美元上升到1．46亿美元。1958年，为了适应向海外扩展的需要，杜邦公司成立了国际部，公司第九任总裁活尔特卡彭特的儿子沃尔特·萨姆·卡彭特被任命为该部总经理。国际部下设拉丁美洲科、欧洲科、发展科和国际贸易科，其工作范围广泛，业务细致。

1959年，杜邦财团在委内瑞拉有了一家涂料工厂。在巴西和阿根廷有了制造氟利昂冰箱的工厂，在古巴有了一家造漆工厂，在比利时、荷兰、瑞士、加拿大、墨西哥建立了一批化学工厂和公司。到60年代初，杜邦财团每年从国外工厂收回利润的上升百分比已高于自己能够增长的海外出口。在13个国家的35家工厂中，有1．6万外国工人受杜邦财团的剥削。

“一个企业必须有一个进取的销售组织，它能配合世界市场的需要，并在新产品一上市时立即在国内国外同时采取行动，这是我们给杜邦公司制定的经营路线”。这就是拉摩特·杜邦·科普兰在1963年出任杜邦公司第11任总裁时的讲话。

当杜邦家族以“军火大王”的身份立于美国之时，它是不必花太大气力去拓展国外市场的，由于杜邦产品太独特——军火，再加上历史创造的条件：两次世界大战使杜邦家族不费吹灰之力便从欧洲各交战国手中捞回了数以亿计的财富。那时，发展海外事业对于杜邦来说就像在特拉华州做生意一样。

1970年，杜邦公司的海外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杜邦远东有限公司创立了。同时，香港、曼谷、台北和东京都设立了分公司。在台湾，那儿的工人工资极其微薄，杜邦也设立了台湾有限公司，它的一个工厂在忙碌地生产着“迈勒”牌聚脂纤维膜。在日本，它早已买下了三井化学公司两个子公司的50％股权。并在昭和尼奥普林橡胶株式会社和东京物产公司也各获得50％股权。此外，杜邦财团正在扩展它在澳大利亚的市场，那里的一家子公司正在制造和销售颜料、照相器材和尿素除草剂。这一年，杜邦公司产品的销售总额创造了31．9亿万美元的新纪录。

对于任何一个世界型的企业来说，在中国开展大陆业务是一个极有远见的决策。毕竟中国市场的潜力太大了。杜邦公司同样在注视着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并努力地开展它在中国的业务。《经济日报》1992年8月21日第四版刊登了“杜邦展示最新化工技术与成果”的消息：“正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92国际化工展览会上，全球最大的化学公司美国杜邦公司属下的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展示了它的最新化工技术与成果。该公司目前在中国有两个投资项目，即深圳的加工厂及上海浦东的合资农药企业。”

此外国内有17个不同生产地点采用杜邦技术，而杜邦在中国销售的也有60多种产品。”

至此，杜邦财团已经在1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和企业，在8个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建立了海外销售办事处，一个杜邦全球企业的蓝图已经变成现实。

重塑良好慈善形象

商界有句名言：商德就是财富，良好的企业形象就是企业的无形资本、无价之宝。为此，杜邦家庭为了树立其良好的企业形象，真可谓呕心沥血。

1970年9月一个暖和的秋天，一队送葬者默默无声地穿过已故艾尔弗雷德·杜邦在特拉华州修剪整齐的尼莫尔庄园草地，缓慢地走出隐约可见的高大石砌钟楼。

钟楼下安放着艾尔弗雷德的遗体，50多年前，他在同皮埃尔·杜邦的竞争中，把杜邦家族弄得四分五裂。艾尔弗雷德——杜邦家史上最大的“叛逆者”，于1935年就在佛罗里达去世了。现在，他的亲属和朋友又把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杰西的遗体安葬在他身旁。

正当杰西·鲍尔·杜邦在特拉华被安葬在他丈夫的邻穴时，成千上万人也聚集在南边千里以外的佛罗里达州举行哀悼。在佛罗里达州最繁忙的杰克逊维尔港，下了半旗为这位杜邦家庭的女王致哀，佛罗里达州不仅失去了拥有亿万财产的首富，而且也失去了该州的最主要的慈善家。

1936年9月，杰西建立了杜邦财团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尼莫尔基金。1937年3月，全国主要医院管理人中的8人在文平森林庄园会晤商定了艾尔弗雷德·杜邦残废儿童医疗研究的指导方针。两年后，一所3层楼的医院在离威尔明顿不远的尼莫示庄园中的22英亩空地上破土动工了，从此该院驰名于世界。到1963年为止，这所医院为残废儿童免费治疗各种病例达50万人次。

办这所医院是杰西的主要活动。这一活动，与她把5500万美元赠给学院、大学以及像斯特罗姆、瑟蒙德基金会一样，都表明了杜邦财团慈善的一面。

对于各种慈善事业的资助，杜邦家族是颇为讲究的。他们不得不如此。19世纪以来100多年里他们积累了巨额的家族财富，也积起了一连串的骂名。有人说杜邦可能是美国人最痛恨的名字。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却给杜邦带来了数不清的财富。

一个企业没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很难想象它能继续发展下去。尤其像杜邦这样的与“鼓励暴力死亡”相联系的企业，如果不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即使它改头换面建立杜邦工业帝国，它也很难在用良心与金钱交合的世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杜邦家族的臭名昭著可从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中，略见一斑。有一次，小伊雷内·杜邦在纽约让一个水手和他的女友搭他的车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水手下车时友善地问道。

“杜邦。”伊雷内微笑地回答。马上，水手沉下了脸：“是特拉华的杜邦吗？”伊雷内点了点头。“早知如此，”水手愤慨地说：“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搭你的车。”

小伊雷内·杜邦的慷慨却招来了敌意和轻视，然而他无话可说，他心里明白这究竟为什么。

为了重新塑造杜邦的良好形象，杜邦家族采用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布雷曼·杜邦一上任就改变了一贯态度，设法利用各种报社为公司利益服务。这次政策的改变来源于他“分类”的宣传思想。这个术语是他多年来对公司形象设计进行思考的结果。

根据这一思想，杜邦的宣传对象主要有三种：一是雇员、顾客、股东、供应厂商、企业协会、工厂所在的城镇；二是作家、新闻广播电视工作人员、大学知识分子；三是政府官员。以上这些人员或多或少都对杜邦有所了解，再集中在他们身上大做宣传，那么根据布雷曼的估计，由杜邦公司通常广泛发布的消息所引起的“公众”效应的微波就会变成巨浪。

1952年，当政府指控杜邦家族中的一些父母唆使其子女通过信托基金策划控股公司时，布雷曼抓住这个机会，刊出一张阿莉塔·杜邦和布雷曼坐在围栏里的照片，并加标题——《年龄8个月的冷酷无情的同谋犯》。这张照片使政府的指控显得荒诞无稽，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幅照片。一个月后，布雷曼向杜邦公司资方汇报：“看来，可以说这张照片已经刊登在了1200多家美国报纸上了……在收到的376份剪报中，只有两份除外，其余有利于杜邦。”

杜邦公司的无线电和电视试播节目“美国纪实”也给杜邦以慷慨的回报。多年来，通过阿瑟·密勒、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这类优秀作家所写的获奖喜剧的渲染，杜邦公司的形象已经有了变化。1937年，心理研究公司曾经向杜邦家族汇报过调查情况。在受到询问的1万名对象中，对杜邦公司抱有好感的仅占6％，而占80％以上的人对于军火制造商杜邦明显地怀有兴趣。经过20多年的精心设计，死亡贩卖商的形象明显已经被淡忘，代之而起的是笑容可掬的化学家、工业家。1958年，心理研究公司发现，调查对象中有79％赞许杜邦公司，而漠不关心的人不到3％。杜邦家族心满意足，就在那一年，他们结束了每年一度的心理调查。

皮埃尔还在杜邦家族开创了一个良好的传统，积极向教育界捐款，杜邦家族成立了专门的家族基金会向美国经济特权阶层的教育事业提供捐款。

仅在1966年一年内，小伊雷内·杜邦就向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立学校捐赠了50万美元，向布林·马尔学校捐赠了30万美元，向特拉华的航空学院捐赠了9．4万美元。在特拉华，杜邦家族也向特拉华工学院捐款。当然，杜邦的人给学校捐款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孩子们的心里从小就形成杜邦是友善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