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版 说 明

罗荣桓元帅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和政治工作巨匠，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罗荣桓元帅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为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为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特别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罗荣桓元帅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总结建军和作战经验。他的许多文章、总结、报告，他起草的许多文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为了适应我军广大指战员和理论工作者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的需要， 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促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编辑出版了这本《罗荣桓军事文选》。

本书收入了罗荣桓元帅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六一年的总结、讲话、文电、书信等一百一十五篇，五十余万字，其中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已收入的文章，凡是有原件或公开发表过的，保持了原样，只在个别字句和史实上作了订正；对讲话记录稿，作了文字上的整理，部分文稿还请原记录人作了校正。为了便于阅读，作了必要的题解和注释。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军事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虽经反复审核，仍可能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罗荣桓传》编写组一九九七年八月

罗荣恒军事文选

官家僚[1]以后的政治工作①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

一、执行中央局“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

经过全军团师以上政治工作会议，检阅[2]了组织工作。根据我们的巡视与各部的报告，各师都召开了总支部会议与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进行传达与讨论。现在一般的党团员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提高了，特别表现在战争中。如在阵地上的领导，对敌方的宣传、英勇冲锋，固守阵地，不掉队，不落伍， 负伤不下火线，不啼哭，而且鼓励全体战士向前杀敌，呼口号，向负伤的非党团员解释等，都有不少例子。各师的坏现象较以前减少了，但是还有个别的表现坏的作用，总直属队要严重些。此外，还补充了前次组织工作的讨论。我们认为一般提高了党内政治水平。在小组的编成上，应该把干部单独编成小组，讨论问题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都好些；插在一般小组内要求不一致。对一般小组领导的加强，则由于部中指定指导员去帮助。

二、执行宣传教育工作的一般情况

宣传教育工作比组织工作的成绩要好些。在官家僚全军团政治工作会上检讨了过去工作与以后工作，要点如下：

（一）过去的检阅： 进步的地方：

认为这：一期内（三都会后[3]）宣传鼓动工作有些进步，其事实：

1. 内容方面，能抓紧当地的实际问题，作为宣传鼓动的出发点（如金溪一带利用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群众的种种具体事实[如剖怀胎妇女的肚子等]，发动群众）。

2. 方式的转变：

1. 对目前的中心任务，能从各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宣传工作（如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的中心任务，除各种会议的动员外，能经过墙报、俱乐部进行宣传）。

2. 利用各种娱乐方式（如各种同乐会[4]）。

3. 通俗的宣传（如《战士》报内容、方式的进步，各种传单较简短通俗）。

1. 对白军士兵的政治工作引起了注意，特别在文字方面有大的进步，一军团由邵武[5]附近撤回时，一天工夫散发了一万七千多张《告白军士兵》传单。

2. 文化娱乐工作都有进步。对部队的生活确有些改进，行军中进行唱歌、识字、军事演习等（如在十一师看得更多）。

3. 扩大红军工作有进步（宣传得法。据最近检查，各师送来的新兵都有进步，普遍都能说出为什么当红军，特别在七师较有成绩）。

缺点：

1. 关于及时、不间断的原则，执行很差（各师政治部常有放弃政治工作机会的事实）。

2. 小组生活转变少，积极性仍十分不够。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主持召开了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后，由他起草并以他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的书面指示，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时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1. 对地方宣传鼓动工作不够（口头宣传少，对苏维埃与共产党的宣传非常不够）。

2. 思想工作上的斗争性仍极差（最近我们巡视各师找不出什么好的例子）。

3. 宣传鼓动工作的准确性、经常性、通俗性还不够。6.军事宣传的注意不够（提高军事技术问题，在政治工作上没有普遍的动员）。

（二）今后工作：

1.宣传鼓动工作上几个问题的应用：

1. 实行不间断的原则；

2. 实行工作的准确性；

3. 利用党团员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4. 集中性与自动性；

5. 突击性与计划性；

6. 宣传与鼓动的联系。

以上均根据红军中政治工作讨论执行。2.开展思想斗争中的几个实际问题：

1. 关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信心（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问题）；

2. 反逃兵斗争；

3. 反敌人欺骗宣传；

4. 反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与部队中肃反工作。3.政治教育与材料方面：

1. 怎样进行干部教育；

2. 材料的统一（除军团规定外，各师于必要时提出一些实际问题来讨论，但必须将内容报告军团，军团规定了的必须按照执行，并要进行测验，

   将成绩报告军团）与怎样利用《战士》报问题；4.对地方群众宣传工作，半天以上的休息时间，必须有组织的进行；

1. 通过各种群众团体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问题（特别是反帝拥苏[6]与互济会[7]的工作）；

2. 军事宣传的内容（见红军中政治工作）；

3. 兵运训练班与宣传队的教育问题；

4. 文化娱乐工作问题；

5. 工作方法的创造性与吸收各方面的经验问题；

6. 几个问题的通俗宣传。

1. 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的宣言[8]；

2. 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与反“围剿”的动员；

3. 怎样是积极进攻的路线；

4. 武装拥护苏联[9]的问题；

5. 共产党与苏维埃[10]的通俗宣传。三、青年工作

在执行三个月比赛的宣传，有编成歌曲、游艺、表演，在举行晚会中的检阅是有成绩的，但在小组会具体的讨论与对青年队集合的鼓动还做得不够，在各级专门的检阅会议中搜集具体的实际情形很不令人满意。“四不” 的成绩较好些，“三努力”就落后些[11]，发展团的组织一直到现在还比党弱。这几个月中从后方输送来的新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发展团的组织仍然

是关门的现象。从各月的统计上可以看出：进步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对文化娱乐工作的领导较其它工作要经常，行军中唱歌差不多成了一种风气，驻军中举行同乐会自从三都部队改编后，军团有一次大的提倡，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

四、对瓦解白军士兵的工作

自从邵武撤退有一个转变，特别表现在文字宣传上，如散发传单。但对兵运工作人才的培养确实做得不好，除前送总政治部训练的六个派出外，我们自己训练派出的最近也只有六个。现在对这一工作已有经常的计划。第二批已由各师提出人选，可以马上集中训练。我们还认为这种人选，经过师政治部的初步训练，对他们政治上的帮助是很大的；同时还认为并不是不要分配他们实际工作，恰是相反，在战争中还可分配他们与兵运有关联的工作。此次俘虏中，我们派出的一个兵运工作同志也夹在中间回来了。据他报告， 到吉安敌第五十九师入伍，工作有些成绩，如发展组织。惜为敌军清出。因为他是在三军团方面被俘，而又因自己跌伤，到了后方才遇见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后对于清查俘虏，政治机关要注意，找出我们派出的工作同志，与接受所发展之分子，以及受我们影响深的分子。此次七师有一连人，在蚊湖街押送俘虏，敌人反攻时被捉去十几个战斗员，但是没有受到任何危险。主要是敌人士兵的同情革命，见了他们团长来了，告诉我们的战斗员把服装、符号赶快隐藏起来，因此未被发觉，第二天战斗结束，他们都安全的回来了， 并且缴了很多枪柄带回来。可惜没有把那些受我们影响深的白军士兵清查出来，不能不算工作中的损失。

五、沿途的群众工作

从南丰附近撤回苏区时，派工作人员在行进路线经过苏区时，动员群众欢迎红军与解释红军此次回苏区的意义和扩大红军几个月中斗争胜利的宣传；同时部队中动员了一般红色战士在经过群众欢迎的地方唱歌、呼口号。后因行动的变更，马上准备作战，又派一批工作人员去动员群众参战，帮助红军运输。此次在东韶动员了三百多，金竹四百多，因此，在这次伟大胜利后，战利品和伤员很快运完。部队自金竹移到东韶南囝一带，沿途没有什么工作，只收容敌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在沿途遇着很多群众帮助搬运伤兵及战利品，利用这一机会扩大了宣传，兴奋了群众。所俘敌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因负重伤死后己交乐安县政府处理。

六、此次战争中的政治工作

1. 战前的动员。各部都执行了总政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电令所示，上火线前五分钟召开了党团员活动分子、各师政治工作人员会。除此以外，各单位的集合讲话，在部队上火线时，政治机关派宣传队及一部工作人员、传达员，在经过要路呼口号、唱歌，对战斗情绪的提高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2. 阵地上对敌方的宣传，都能有计划的进行。如组织阵地宣传队、派出宣传队，宣传中还能发动党团员会做；但有些部队把紧要的时机失掉了。如十一师的三十一团在与敌人两次对抗中，把这件工作忘记了。有些宣传队对敌方士兵提出很简单的疑问，例如“过来怕杀”，不能立即回答。现在一般他说引起了各部的注意，但对这一工作准备还是不够，成绩上表现非常零碎。

3. 对战后问题的处置比过去要迅速。全军伤员四百八十五，战利品在大垄坪、苦竹坳、蛟湖、竹心桥都很多，俘虏五千以上，部队从金竹移动的第二天上午即运送完毕。这次主要是前后方的联络与协助好，军医、军理处均

抽出了大批工作人员，由政治部指挥分工，处理伤员、俘虏、战利品。同时因为接近赤区[12]，发动了大批群众帮助运输，亦是很重要的原因。此次对伤员的安慰工作仍然做得不好。医院对他们的看护比前次要差，因为人员太分散。一个军团军医处前后中间分三处开设，在这样大的胜利之下，伤员的情绪没有表现什么不好。以后总卫生部在战争一开始须有整个布置。此次对俘虏的宣传工作做得比过去还要少。由前线送到水口的俘虏只忙于解决他们吃饭问题，组织清查官长、武器又不能停止，又要及时向后方抬虏送[13]，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机会确实太少了。应当说交到后方后宣传的时机就要多一些，但是这次抬虏训练处的同志把我们送去的俘虏除留四百多，其余立即放走了，又没有集合给以宣传与欢送，每人发了三块钱可说没有给其它什么好的影响。我们在前方放走极小部分，都经过了简单的形式， 如集合讲话、宣誓、欢送等。

1. 此次战斗情绪非常高涨。如七师一班人英勇地突击敌人，缴了敌人八挺机关枪。又如十一师的一班人毫不畏惧的首先夺取敌人配有一营兵力扼守之支撑点。这是过去战争中很难找着的例子。还有许多英勇事迹，都证明了战斗情绪的高涨与充满胜利信心的精神。如此次七师的二十一团、九师的二十五团，固守阵地，与敌人相持一晚；十一、七、九等师大部分在第二天继续作战，没有吃饭，俟战斗结束后，大部露营，都很兴奋，没有什么坏的表现。部队撤向金竹抬虏时，我们把敌第五十九师师长安置在部队通过的要路旁边，使更多的战斗员兴奋起来。对此次转移战区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有的说，由南丰撤退转移战区捉了敌军两个师长，此次转移战区又要捉敌军的师长，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更加提高了。此次战争中新战士表现很好。他们不动摇，敢使用手榴弹。如七师一排新战士缴获了敌人很多枪。

2. 此次战争中，对没收敌人辎重与俘虏（官）的财物时，个别人想发洋财，最严重的是总直属队，甚至连政治指导员也有这种行动，有的排的干部更不可容忍。如一名排长解送现洋到后方，在中途与战斗员私自分了一箱。对此，分别给了处分与撤职，并将那个排长送军事裁判所处理。

3. 此次战争政治工作，只是根据我们所经过的与各师报告的材料，还没有召开全军团的政治工作会议来详细检阅。因为各师要先开会检阅。这几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清查整理组织与扩大这次胜利的宣传，继续准备作战。在前两天内，各支部举行战时的政治工作、党团的领导作用与以师或团为单位， 配合当地群众举行祝捷大会。军团政治部已派一批工作人员去各师实际考察最近一般的与战后的政治工作等，他们回来后，我们准备召开全军团的政治工作会议来进一步检讨。

注 释

1. 官家僚，地名，位于江西省南丰县西北。当时是红军第一军团机关的驻地。

2. 检阅，当时用语。其含义相当于现在的检查、总结。

3. 三都会后，指三都整编之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黎川县三都进行整编。红军第一军团撤销了军一级建制，直辖第七、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师四个师。

4. 同乐会，当时的用语，相当于现在的联欢会。[5]邵武，指福建省邵武县。

1. 反帝拥苏，指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苏联。

2. 互济会，指革命互济会。一九三一年建立。在革命根据地普遍建有这样的组织。其任务是救济一切困难群众，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互济会之下，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参加苏维埃运动。其经济来源，由苏维埃政府拨款、群众募捐和会员自愿交纳会费等。

3. 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的宣言，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4. 武装拥护苏联，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中央时提出的一个口号。

5. 苏维埃，苏维埃是俄文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权力机关的名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它所控制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

6. 四不、三努力，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红军中组织开展的“青年冲锋季”活动的内容。四不即不生病、不掉队、不怕苦、不犯纪律。为了做到“不生病”，后来又提出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辣椒、不吃生水。三努力即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

7. 赤区，亦，象征革命，赤区即革命根据地。

8. 抬虏送、抬虏训练处，可能是当时的习惯用语，意即押解俘虏、俘虏训练处。

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①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

瑞京[1]、兴国第一批赤卫军[2]、少先队[3]野营，一般地完成了军委的计划。进行了两周的训练，军事政治教育都有着极大的收获，对集团军营生活的学习，更有显著的成绩。如起居、操课、卫生、纪律的遵守，更是发动了赤少队[4]员的热情与积极性。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下洲、武阳起了模范作用。他们在组织上很健全，达到了适合演习编制的人数，而且赤卫军与少先队是单独进行的。不仅完成了两周的训练，而且还延长了两个整天演习遭遇、攻击、防守等战斗动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总结时，他们作了整个的检查，召开了党、团员及军人大会，用这次的经验教育了群众，并提出了在演习后的动员工作，扩大健全赤少队的组织，动员当红军与归队运动[5]，都有了充分的宣传鼓动；特别地指出了各个队员在执行这些任务上应起的作用与争取模范的光荣。这次他们胜利的成功，主要

是由于：

第一，党区委的领导，尽了应有的努力。动员了党、团员积极的参加与起到了模范作用，在集中时很快地成立了连支部、营总支部，健全了政治处的组织。在各种会议上都能够把野营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与动员。

第二，注意了干部的选择。撤换了个别消极怠工分子，检查了红军中开小差的分子，及时地打击了反革命富农的造谣，在群众中作了广泛的宣传解释。

第三，给养物资方面的准备，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动员了党、团员的模范作用，在未进行训练时已大部分的统一集中好了；同时以乡为单位搞伙食， 中间没有断餐的现象。因此，很顺利地进行了演习。

第四，他们利用两区野营地点相距很近的条件，进行了各种联席会议， 互相交流工作经验，甚至在某些演习上合并起来举行，是更加兴奋了一般赤少队员的积极性与革命竞赛热情。

以上这些，恰恰是其他各区没有这样做到的。有的区党的领导很弱，如河东赤卫军及城市召集模范营，党、团员的数量只有十分之一，进行组织而又很迟缓，阻碍了党、团的作用。对干部的选择，对红军中开小差分子的检查，以及及时打击反革命的造谣，在壬田、河里没有引起注意，以致产生许多不好的严重现象。如刘龙乡群众恐慌上山，许多赤少队送了米菜都不来集中，以及个别干部时常请假回家与领导开小差等。对给养物资准备方面亦是多数没有在演习前统一集中好，而发生了中途的困难，妨碍着训练的进行。兴国这次的野营，以上计、杰村的成绩为优胜，但是一般的还落在瑞京

之后。没有一个区动员了适合野营演习足够人数，集中很迟缓，从十八日到二十三日还没有统一开始训练，少队模范营根本就没有进行。这主要由于首先对野营的认识不够，似为在扩大红军中没有办法进行野营，与只要能够扩大红军不要野营，这是十足的取消观念，以致开始就忽视了对一切准备工作与恢复、健全模范营的组织工作。县一级军事机关是在等待着军区的批准延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罗荣桓时任总政治部动员部长兼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

期，以后虽然很快的有了转变，一般的得到成功，但因此而没取得更大的成绩。

总结这次野营的经验，还应该着重指出下列各点：

（一）动员中的宣传解释工作，不普遍与不深入，尤其是没有联系到把扩大红军中一些欺骗强迫命令的错误公开的向群众作批评，结果给反革命分子利用，进行对野营的破坏造谣。如说野营“要和红五月一样的整个去参加红军”，“这次演习要从瑞京到会昌”，“野营发了枪即是去当红军”，以致引起了群众的怀疑，甚至发生恐慌，使我们不能很顺利地集中与进行编队。因此，部分同志又走到另外一个错误方面去了，就是在演习中怕进行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这是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必须进行斗争。

（二）各区没有首先抓住好的基础进行赤少队的扩大与动员整个组织来参加野营，而是采取了平均主义的办法去动员，结果形成了摊派的方式，有的是很零碎的来集中，要重新进行编队。这样使得在演习完毕后不能保持现有的组织去经常进行训练与适合战争的动员；同时对落后的部分，不能使其在先进的模范影响之下，而作充分动员工作，准备第二批或第三批的野营。这在党的中央局与军委已有明确的指示，一般是没有完成，主要是对野营没有很好的了解到扩大和健全赤少队的任务。

（三）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建立，一般还是形式的，没有从野营的实际工作中培养他们的领导与工作能力，大部是由军事政治教员包办。同时在事先对这些干部的准备与教育是不充分的，教导队没有尽到应有的作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就是党的县委、区委没有注意输送大批积极的党团员去教导队。在继续的野营中应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干部的困难。

（四）在进行训练中，还没有紧密的联系到战争的动员，没有深入地进行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以及归队运动的宣传教育。这里要特别着重指出的应该在野营后，要能够使赤少队员中的积极分子，团结在我们这些任务的周围去起领导作用，来为这些任务的完成而争取模范的光荣。

（五）各县委对野营是极端的忽视，一直到野营快要开始还没有把这问题列到议事日程上。瑞京县委直到第一批野营结束止，始终是不理的态度。因此，不能很迅速地完成整个赤卫军政治机关的建立，与有系统地加强对野营与野营后的领导，这是不能再容许存在的现象。

这些缺点，必须在继续野营中，很认真地纠正过来，更应该把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整个经验教训，很实际而活跃地运用起来，以求得野营更大的开展与成功，并号召未举行野营的各县、区、乡，动员赤少队组织自己的代表团，到邻近举行野营的县、区、乡去参观，以求得对野营实际生活的了解， 与广泛地传播野营的影响，而燃烧起整个赤少队对野营的热情，为完成军委的整个计划而斗争！

注 释

1. 瑞京，指瑞金，系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 故称瑞京。

2. 赤卫军，是指成年人参加的地方武装。

3. 少先队，是一种不脱产的群众性的地方组织，吸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相当于现在的民兵。

4. 赤少队，即少先队的别称。

5. 归队运动，指没有经过任何组织手续而自动离开部队（俗称“开小

差”）的红军中的成员，通过各种形式动员他们重新归队。

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①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赤少队的突击运动，是在军委和党中央组织局的决定之下开始的。半个月（三月一日至十五日，有些地方是从二月开给的）中，四十万赤卫军完成了百分之二十九（六万八千五百），模范营完成了百分之四十九，赤少队与模范少队[1]的成绩就差一些。

瑞京是前半个月的模范，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原定的计划，长汀的模范营也完成了。福建全省赤卫军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四，模范营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从这些数目字说明在这期间，赤卫军模范营的成绩虽然比较好，但一般看来，整个赤少营突击运动仍然远远落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所提出的数目字[2]的后面。为着争取突击运动的全部胜利，以最大的努力来达到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所提出的数目字是非常重要的。

半个月成绩的获得，大部分赤卫军还是限于原有组织的整理，新的发展是不够的（江西政治部的报告）。就瑞京来说，新的发展还不及整理原有组织的三分之二（十日的报告）。另外一种现象，如石城、宁化和胜利[3]的个别区乡，完全不相信原有组织，要求重新做起，更是错误的。对工人妇女的动员，一般的做得很少。城市工人赤卫军的组织，与农村工人有组织的动员加入赤卫军，宁化与石城

的坝口区就有这样的例子，表示着工人积极的模范作用，决不像瑞京武阳区的同志所讲“工人多才好编赤卫军”。妇女加入赤卫军，除了兴国、杨殷[4]、公略[5]一些个别的县区外，一般的成绩极少。有些地方认为“小脚妇女是没有用的”与借口“妇女封建思想浓厚”来掩盖对妇女动员的消极。事实上最近宁化一个会议上，百多名妇女热烈地报名加入赤卫军，自动地提出制订受训练的要求。这在先进的兴国县还有许多光荣的事迹。在战争与后方工作的动员上，表示了她们伟大的力量。我们必须广泛地动员妇女起来加入赤卫军，特别要争取工人加入赤卫军，并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突击运动成功的唯一标帜，是在于赤少队实际的工作与行动，不在于达到了某些数目字与进行了整理编制。要联系到战争的动员，加紧赤卫戒严， 镇压反革命活动，积极参战，帮助搬运粮食，修筑公路支撑点，从这些工作上来调动赤少队，来显示他们的作用与加强实际生活的锻炼，是非常必要的。可是这样的例子，仅在个别的县、区表现出来，而且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如万泰[6]、长汀，动员一连模范赤少队参战，发生了逃跑与大批的开小差。其余在许多县区甚至进行检阅与以村乡为单位的训练，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成绩。就是最好的瑞京，在“三一八”[7]区乡的检阅，也由于动员机关的缺乏准备而遭受失败。因此，特别要引起我们对动员工作的检查。

强迫命令、抄写名册与用会议举手通过的办法，还没有彻底的肃清。如杨殷、胜利、石城、宁化、长胜[8]等县的个别区乡，都有不少的例子。这些区乡缺乏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一般的没有联系战斗的动员，没有解释清楚敌人第五次“围剿”第一步与第二步计划以及红军反敌第五次“围剿” 的情况，来提高群众参战的热情，并号召以实际行动为着争取前线的胜利与保卫苏区而斗争。尤其严重而有害的是，个别地方恐怕群众不愿意加入赤少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罗荣桓时任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队，有意避免联系战争动员的宣传鼓动来进行赤少队的突击，但事实上只要我们深入的工作，详细的解释问题，群众是不会怀疑而且是积极拥护的。粤、赣、福建有些县区，都有了这样成功的经验，从而粉碎了这种错误的观点。

在边区县逼近战争的区域，更需要在战争动员的号召之下进行赤少队的突击运动，动员群众加入赤少队模范营，动员他们直接参战，为消灭刀匪团匪[9]，阻止敌人的进扰而斗争。为着实现这一任务，必须选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方去，不仅是担负着组织动员赤少队模范营的工作，而且要直接成为赤少队模范营参战的指导者和指挥者，配合各个独立团、营游击队行动。

最近万泰县苏[10]受到敌人的袭击；杨殷黄塘区一些地方被敌人侵占并杀死工作人员；粤赣边区长岭乡遭到敌人的抢劫。这些事件都是在突击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主要是由于没有把突击运动与动员参战的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没有用阻止与打击当前敌人的进攻来动员群众加入赤少队模范营，没有积极动员赤少队模范营积极参战，在事后更没有抓住这一实际的教训，广泛宣传鼓动群众来健全赤少队模范营。这不仅是极大的损失，而且是无法完成突击运动任务的。

事实告诉我们，最近配合各独立团营游击队的模范营，都是浓靠比较中心的县区动员的，边县边区[11]就要落后些，要求各个军分区动员机关人员采取最有效的办法与最有效的手段来加强边区新区以及逼近战争区域的领导，求得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开展。

从赤少队突击运动中开展归队运动，不论在健全赤少队本身的组织与动员上，还是对巩固扩大红军上，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对开小差的分子，不是从动员机关、赤少队的组织中洗刷出去，或者只做一些调查统计的工作， 而是要运用群众的力量，开展反逃亡个争，把开小差的分子有组织地动员归队。这一工作在我们突击运动中，一般的放松了。石城二百多开小差的，从中清查出十四名干部，都没有听到有组织的动员归队；长胜八百左右开小差的，只听到报告这样惊人的数目，对那些破坏归队的坏分子，亦没有及时地开展斗争；杨殷二百多开小差的，也只听到永丰区有十五名归队。这对红军的巩固与新的扩大有极大的妨碍。根据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经验，从赤少队的突击运动中开展顽强的归队运动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要打击与处决几个坏分子，还要依靠广泛的政治动员，有组织地进行归队运动。

为了胜利完成赤少队突击运动，加紧准备着“五一”以县区为单位的全体模范营赤少队的武装检阅，发动区乡互相订立这一革命竞赛，要成为群众的行动，领导机关不能限于上层机关的工作，要建立赤少队经常的训练工作， 实施军委和政治部的教育计划，创造一些新的方法取消一般的与不合实际的规定，尤其要使赤卫军指挥政治机关健全这一方面的领导，任何代替的办法是要拒绝的。如宁化用编制委员会与突击队长个人来代替动员机关的领导， 并用自上而下地组织动员委员会代替健全的动员机关，都是非常有害的。我们要求军事部、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应该自己来主持一切工作的讨论、计划与检查，并注意到建立各自的工作，这是突击运动的胜利完成的保证。

注 释

1. 模范少队，即模范少先队，是一种未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平时巡逻放哨，保卫工农民主政权，战时则抬担架，搞运输支援前线。类似现在的基干民兵。

2.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所提出的数目字，苏区中央局当时曾提出在全国要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

3. 胜利，由宁都、于都和兴国部分地区析置。

4. 杨殷，中央苏区以杨殷的名字命名的县，在江西省，由兴国县析置。杨殷，广东香山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参加领导广州起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三十日牺牲于龙华。

5. 公略，中央苏区以黄公略的名字命名的县（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析置）。黄公略，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与彭德怀、滕代远在平江举行起义，曾任红六军、红三军军长。一九三一年九月，率红三军路经东固下渡坳山峡时，突遭国民党军飞机袭击，不幸中弹牺牲。

6. 万泰，即现在的江西省的万安县和泰和县，当时为一个县。[7]“三一八”，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陈毅、王一飞等领导下，北干（今北京）三十万群众召开国民反日大会， 遭军阀段祺瑞弹压，群众死伤近二百人，李大钊、陈乔年等负伤。

1. 长胜，由瑞金部分地区析置。

2. 刀匪团匪，刀匪指有组织的土匪，大多盘踞山区、河湖港汊为害人民。因所持武器主要是大刀而得名。团匪，指清末民初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组织。

3. 万泰县苏，即万泰县苏维埃政府的简称。

4. 边县边区，指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县和区。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①

（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

部队从二月起到现在的行动及其工作。

一、晋西从二月起到现在局势经过了几次大的混乱。

二月底，敌人经文水、交城到孝义、蒲城、插到吕梁山脉以东。我们保持大宁、隰县两县。经晋西退出的军队，有晋绥军[1]的十九军、六十一军、三十一军，中央军[2]的刘茂恩军，都集中在永和、大宁地区。

这些军队在此地都失去了前进的信心，抗日的秩序非常混乱，县城虽未被敌占领，但被他们自己摧残完了。敌人占蒲县时，其主要企图是进军永和， 拿下隰县，西渡黄河。而我们已转移到汾阳、孝义一带。

午城战斗后，敌又打击卫立煌军队的东进。我们救了卫军和保障了友军安全。在敌西犯时我们取得两次胜利[3]，给友军以很好的影响。

敌因后方被切断，不得不很快向后撤退，使晋西走到平稳局面。后因派系集中，磨擦[4]也因此增长起来。阎锡山的新旧军[5]的磨擦、县长委任的磨擦、筹粮的对立、大部分游击地区的划分、限制刘茂恩的筹粮等。阎锡山对我们，则因为战斗的功劳，而不能提出

要我们离开，但对我筹粮则有了限制，我们出去活动受到干涉，经常有阎的队伍跟着我们后面转动，此时我们要转动地区较困难。恰好此时日军围攻晋南，要晋绥军派一部解围晋阳，袭击平绥线。而王靖国[6]将孝义、汾阳地区划给我们[7]。我们当时全靠此区。

二、吕梁山根据地的创造：

创造吕梁山根据地在战略上有很大作用。保卫陕甘宁边区、配合晋东南根据地的创造与国统区的联络。如敌下潼关、西安后，与边区联系，全靠此据点。但此地区是阎锡山最后立足地，要成为巩固的据点，工作比较困难， 必以阎为主体去做。他的力量是新军，驻在吕梁地区的是决死队第二纵队[8] 约一万多人。

行政区域划分。汾阳是行政第六区，孝义是行政第四区，群众工作仍属六区管。新军是与我们接近的，我们用不着集中很大的力量，用少数部队就够了。

三、部队本身工作：

在晋西战斗是小的，除午城镇以外，因地形方面利于我们的动作，采取战斗方法是：

小部队的活动，互相配合行动，扩大我们的耳目，利用有利地形打击敌人。小战斗都能迅速进行准备，依此小支部队沿汽车道，了解敌人，予敌小的打击。

因为地形是复杂的，利用此地形打击敌人几次。如午城战斗时，我们每天取得一次胜利。利用沟道，将主力分在一线上，彼起此伏地打击敌人，使敌人一线前进和增援没有办法。我们以营为单位，此地形对我们有利，可以扼守险要，不利时我们的队伍也能够转移。

在战斗中，优良传统是保持与发扬了。我们一个小部队能牵制敌人。敌人进攻很激烈，打二三百炮，我们能依据此小阵地支持住，坚持二小时，一

① 本文根据当时记录整理。罗荣桓时任八路军（抗日战争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其总部简称集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排人能机动的脱离战斗，敌人都不能发觉。

罗曲镇战斗，同样可以看出我们的灵活。我们能很好地隐蔽与出击敌人， 使杀人者被杀伤。

我们战斗力并没有减弱，老战士虽受损失，新战士却有补充。井沟战斗， 敌死伤六百余人。此时我军虽经平型关等战斗，并没有减弱战斗力，特别是新战士很英勇，他们挂了花，在敌人反攻时，还能爬到石洞里用手榴弹与敌人拼搏。

在战斗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灵活机动，一排一班都有，故死伤很少，除午城镇外，死伤没有超过一百名的。但有时在没有可能消灭敌人时，常不懂得骚扰敌人的作用。我们必须要自主，如不慎重就要遭受到很大的死伤。我们的战斗力增加了，新的兵团都练出来了。

四、部队中的政治工作：

出动后政治工作受到了削弱[9]。A.政治组织机构受到了削弱。

第一、在改编时，注意到统一编制，怎样使它适合抗日战斗的政治工作是不够的。旅没有建立政治机关，团缩小，营党的组织没有了；政治委员的取消，影响我们的工作。师尚没有影响，在旅、团以下就受了损失。不但政治保障受了损失，就是军事与政治配合也很差。营连政治工作人员的情绪也受了影响。

第二、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如能建立党委会[10]，当可补救一些，但当时还不能这样建立。

第三、关于政治机关与政工人员的使用方面，第一一五师政治部随队伍很久，我们一定要分配政治工作人员到部队中去，不能将他离开很远，成为单独行动单位[11]。

第四、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抽调出去做地方工作。B.党的工作的削弱：

平型关、广阳战斗后，伤亡增多，原来党员占百分之六十，大批新战士补充后，部队党员只占百分之十八左右。

因第一次战斗，干部配得较多，故伤亡较大，七个中约有一个。新成分的增加，每连队约二百人，更显出党组织的薄弱。新战士总的看是很好的， 作战也勇敢，但也带来了复杂的成分，其中有一部分是溃兵，还有退伍失意军人，据一些统计，约占百分之五十。这些人参加后，没有来得及清查，起了一些坏的作用。

外界影响的增长。由于部队以营、团为单位的分散，故易侵入不好的意识。又因新的坏的成分增加，对坏的影响起了散播作用。如贪污很严重，还有逃跑的。暴露了我们对他们的培养教育是不够的，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民成分，又没有社会经验，更易受影响。我们有一位团长受了欺骗，还不自觉。

新提拔的干部又较弱，故更易发生问题。“抗大”[12]的学生收到的成绩较大，现在班的干部已不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连排干部也在变动中。现在有很多女人诱惑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干部被政治蛊惑的较少，而被女人金钱欺骗的较多，贪污腐化的现象也在增长，尤其是一些事务工作人员。

我们在晋西利用了一些时间，集中大部分力量，在部队中进行了一些党的工作，有了一些收获。

第一、反军阀土匪主义的斗争，现在已打下了基础。大师傅（炊事员）、马夫如看看女人，都认为是堕落的现象。这是很艰苦的斗争，开始没有取得成效，起初只限于个别问题上面，很狭隘的去做，而严重现象还隐藏着，直至中央开除张国焘[13]党籍时，才利用此机会进行斗争，并从组织上检查各种制度，更加推动此斗争的深

入。

第二、在领导上揭发一些问题。如揭发政治上的麻痹，尤其是经过五团[14]的斗争，都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常常满足目前的现象，直到十一连的大贪污，今年五月的问题最近才揭发出来，这是内部政治的麻痹与自满的结果。因此，这项斗争的开展，使部队有了很大的进步。

个别的以为地位高于一切，也损害党的工作和他的积极性。过去大家都愿意做军事工作，不愿意参加党的生活，现在也较好了。

军队中的民主工作。作为各种制度的建立、检查，都以民主为中心，这是非常需要的。单靠下层发扬是不可能的，即使支部都能讨论，但有限度， 要将支部生活活跃起来。因此，对行政方面能够反映出更好的更多的意见， 各种斗争也能及时开展，党员思想上也得到发展，支部在连队中的威信也提高起来了。初级干部的提拔需要很好的审查，不然就要影响到团营干部。这种干部的提拔必须经过支部的审查同意，然后经过上级的批准，这是非常重要的。党员现在已恢复到百分之三十了。党员的质量也有提高，特别在守纪律上起了一些作用。

第三、关于政治教育问题。今天最缺乏的是教育，是基本的教育。这在过去是不行的。现在只能有临时的教育，没有系统基本的教育。要使部队保持思想上的纯洁，必须有此基本教育。今天需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的、阶级的教育。在阶级教育方面，要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主要是以十年的军史作为阶级教育的内容。

现在组织了干部科。由连排到旅，在干部中学习积极性很高，但实际指导很缺乏，干部对理论学习有热烈的要求，但没有此种教员，教材也成为严重的问题。现在虽有一些书籍，但都不适合他们，自己虽编了一些，但没有系统。没有学习过的团干部都要求进“抗大”学习。

关于党的教育：过去虽有党课，但只是讲党的策略的一些问题，同时也不是经常的。今天必须确定一种党课的课本，党校、“抗大”的教材，在部队中还是适用的。

最薄弱的就是杂务人员的教育，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5]都不能解答。现在确定饭后作为教育他们的时间。对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进行此种教育。

对时事教育问题：大家都关切时事，但总是不清楚，杂志也接到很少， 希望能有系统地、摘要地将消息通报前方。

现在大家都要求学习，而且学习热情高。对溃兵成分的正确工作方法：

溃兵成分与过去俘虏成分出的乱子较多。他们土匪习气很浓厚，在部队中如遇困难，则出谣言。如纪律问题，则说打仗就要纪律了；如对坚壁清野， 他说我不拿人家也拿，对上级有一种瞒上不瞒下的现象。曾经来了一次洗剔， 有些小的集团，也将它拆散以便争取。以后必须将此种成分集中训练后，才能编入部队。

新的学生到部队后情况是很好的。“抗大”来的学生一般是很好的，特别是文化娱乐工作，最近此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水平较高，戏剧运动也在开展，唱歌能定音调、打拍子，打球兴趣很高，故部队生活很活跃。一般学生就差些，他们带了一些地方学校作风到部队来。将军事内容减少，特别在戏剧方面常常插进一种摩登女子进去。如敌人兽性的奸淫在舞台出现，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对他们应给予很好的批评，不能迁就他们的兴趣，我们须要保持着军队中的严肃。这些学生成分经过一个时期训练是能够成为很好的干部的。我们必须积极去教育，不应消极的批评，也不能过分的鼓励， 否则也会自满起来。

第四、干部问题：

第一一五师是一、三军团的精革，干部比其他师要充足些，一年中调出很多，下层干部在提拔方面受了一些影响。两个随营学校，第一个人员虽多， 大部分没有补充到部队中；第二个也是用作做地方工作上，只有很少部分补充在部队中，现在也用出去了。

现在下层干部不是不能提拔，问题是要有一个培养过程，随营学校的组织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了。现在连排干部经过随营学校出去后，有的不会喊口令。如最近的演习，仍以国内战争时期的假想敌人来搞演习。这样培养出的干部，是不适合需要的，特别军事教育人才需要加强，要求后方解决。连的干部还可以提，营的干部就困难了，营的干部很少，团的干部还可调出几个。现在连排干部在起变化，不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很多。对此进行调剂是很重要的，积蓄工人成分充实到军队是很重要的。在随营学校已组织了工人连， 但人数很少。

第五、对地方的群众工作：

在汾阳、孝义地区，协同政府和党做了些工作，主要是自卫队工作，组织训练等。现已普遍组织起来进行经常的训练，即对战参也会有所帮助。他们不愿离开地区，即使受打击也会很快回来，为我们烧开水运饭菜等都能做到。我们与人民的关系是很好的，尤其是春耕、秋收等，群众经常向我们提出要求，成了你来我往的习惯。开大会群众能到的都来，很远的也来。关系是密切的。

在敌占地区也进行工作，如争取维持会[16]，使很多维持会都与我们有关系，要他们决心诚意帮助抗战。要他们：

（一）传播消息；

（二）散发传单；

（三）供给粮食；

（四）不要泄漏我们的秘密。

因我们打胜仗，他们更加倾向我们，帮助我们，故我们能经常得到消息， 还可掩护我们到敌人后方活动，这是与敌人的行动不相同的。我们队伍的粮食都自己供给。对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对敌人后方群众工作也可得到开展， 虽成绩不大，但可以去做。

第六、日军和伪军工作：

对日伪军工作成绩很差，做了一些宣传，散发标语等。此工作首先是对伪军工作；对日军进行瓦解是困难的。首先不易接近，现在全靠在战场上的喊话，目前战场上也不可能，因我们都是伏击、袭击，故以小部队为单位进行日军工作是困难的。

对伪军的工作较易，因语言通，同时可以打进壮丁里去，现在壮丁队都与日军住在一起。敌人在汾阳举行庆祝会时，大家喝酒，醉后大哭，将像片乱丢，如能打进去，可以利用此时进行宣传，可以引导他们逃跑。

对整个敌军工作，不能单靠军队来做，而是要靠地方党来做。如能将敌人后方群众工作开展起来，就更好做。

注 释

1. 晋馁军，指阎锡山集团的部队。

2. 中央军，主要指蒋介石集团的嫡系部队。

3. 两次胜利，指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山西隰县、蒲县打的午城、井沟战斗和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在山西汾阳至离石公路上进行的薛公岭、油房坪、王家池三战三捷。

4. 麾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意指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动。

5. 新旧军，新军，指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军阀阎锡山为应付危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委托由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员负责组织新的抗日部队

——山西新军，又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由于新军是由共产党员负责担任主要领导，并按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因而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受八路军总部指导的抗日武装。晋西事变后，新军分别加入八路军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战斗序列。旧军，指阎锡山领导的原有之晋绥军。

1. 王靖国，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

2. 划给我们，因为当时我党与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8]决死队第二纵队，是山西新军的一部分。

[9]出动后政治工作受到了削弱，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因受国民党的干涉，部队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和原政治机关，所以部队政治工作受到了削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撤销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的政治部和团政治处。[10]如能建立党委会，当时八路军前方是设的军分会，各师是设立的军政委员会。

1. 单独行动单位，指第一一五师挺进抗日前线后，政治机关曾一度离开师部单独去搞群众工作，开辟新区。这里指政治机关不能成为单独行动单位。

2. 抗大，指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3.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走，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4. 五团，指八路军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

5.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就要求部队，对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一九二八年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就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人年夏，又提出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后，又将三项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时，又将“上门板、捆铺草”两项改为“不打人骂人”和“不损坏庄稼”两项；“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虐待俘虏”，即成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施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6. 维持会，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内利用汉奸建立的一种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组织。

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报告提纲①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

一、目前抗战形势

现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表现在： 敌人方面：

1. 自武汉、广州失守后，兵力分散，伪组织的力量未有大的发展。

2. 敌陷于对华北、华中的游击战中，实行“扫荡”[1]。当然并未放弃对西北、西南的进攻。

3. 敌现正加强点和线的占领，进攻西北现正在部署和调运兵力，并受到游击战的打击。

4. 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敌速战速决的计划失败，近卫内阁的倒台[2]，

   增加其内外困难。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更加无望，国内反战情绪增长。

5. 英、法、美对日本的谴责，拥护《九国公约》会议[3]对日本的制裁，英美共同借款给中国[4]，帮助中国抗战。

总之，敌困难增加，使之不能很快地向西南、西北进攻，只要我们努力， 加上国际援助，很快就可停止敌人的进攻，转变为相持阶段。

中国方面：

自武汉、广州失守后，表现在：

1. 阵地战已过去，在全国广泛地开展着游击战争。

2. 蒋的进步[5]，汪精卫[6]的开除党籍，蒋发表谈话痛斥近卫内阁的声明[7]，国民党五中全会[8]提出健全国民党民主集中制，吸收先进分子参加，稳定了中国民众抗战的决心，巩固了抗日阵线，特别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举行，明确地指出了民族解放的方针。

3. 正因为敌人兵力分散和不够，在开始向西南、西北部署中受到游击战争的打击，迟滞了它的进攻，转变为对付游击战争，使大后方[9]军事工作的建设有所发展，新军的训练也有所加强。当然某些地方还有些磨擦，国民党所谓提出对共产党的口号：A.不畏惧。B.不让。C.不苛。国民党提出，恢复卢沟桥以前的局面和维护《九国公约》[10]，则可与日本讲和（国民党五中全会）等，这表示国民党对民族解放的不彻底性，对共产党口头上主张合作，实际上搞溶共、防共、限共活动并有所发展。

国际方面：国际形势极不稳定，特别是欧洲局势极紧张，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将影响中日战争的变化。

二、敌人对华北的“扫荡”进攻

1. 敌人的方针：

1. 华北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是敌人心腹之患，牵制了它对西北、西南的进攻，敌对华北的“扫荡”是必然性的。

2. 敌主要是加强其点和线的控制，“满布许多小点，隔断游击区”，先“扫荡”平原。因平原人口多，资源好，然后企图依靠平原围攻山地。

3. 敌兵力在华北号称五十万，然地广、游击队多，既要围攻平原，亦要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一一五师师直及第六八六团徘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题目为编者所加，原题目为《在师直及六团排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罗荣桓时任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围攻山地，兵力分散，常采用分进合击的办法。

1. 日军点多、线长，兵力不足，故大量组织伪军、伪政权。

1. 反敌人围攻的经验：

1. 敌兵力薄弱、分散，用分进合击的办法；我们有广大的回旋区和充裕的时间。

2. 在平原进行游击战主要是依靠群众，比在山地更重要。C.改变地形，利用湖泊对付敌人的机械化部队。

D.变敌人围攻为反围攻，进而围攻敌人。

E.在反围攻中，可巩固统一战线，扩大自己。

坚持平原游击战，对坚持华北的抗战是有重大的意义，可使山地游击战得以巩固。

三、东进支队[11]的任务

总的任务：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泰山西端的抗日根据地，依山傍湖的发展。向北可连萧华领导的鲁西北区[12]，向南可与五团[13]、四旅（三四四旅）、苏鲁、鲁豫区联系，东连鲁东区，西连冀鲁豫区。

具体工作：

1. 帮助发展、坚强一切抗日的地方武装（可配合主力作战，扩大本身， 消灭伪军，实行乡村包围城市）。

2. 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加强党在农村和下层的基础，争取公开活动， 保存党内组织的秘密，帮助地方党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

3. 广泛地开展地方群众工作：

1. 组织农民抗日救国团、青年妇女等组织，组织各级地方武装，搜集民枪。

2. 对会门[14]、土匪应与其上层建立良好关系，与下层群众加强解释， 争取下层群众；对伪军进行争取和瓦解工作，是目前的中心，消灭了伪军可孤立日军。

3. 对友党友军、地方政权要尊重与联系。

4. 扩大宣传：深入口头宣传，动员大家来作宣传。方针：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反对伪政权、伪军，持久战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八路军的游击战。

5. 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友军力量虽少，然阶级依然存在），遇事磋商， 发扬民主主义的工作作风。

1. 自力更生，不是合理负担[15]，而是靠打汉奸。打汉奸应注意到协同地方政权办理，大小汉奸要有区别。筹足经费，节省开支，清查账目。

2. 培养地方群众领导者。只靠外来干部、部队干部是很不够的。

3. 准备战斗，消灭伪军。以战斗胜利开展群众工作，兴奋群众，并准备艰苦的斗争，在不妨害战斗任务下帮助群众春耕。

4. 部队倾向问题：

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部队有了新的气象，但也发生了很多问题。A.政治原则问题：

（一）离开政治原则，不向自由主义作斗争的态度。

（二）生活问题高于工作，误解干部政策。

B.群众纪律：不注意尊重政权，对群众利益不关心。 C.团结问题：同级的、上级的关系与信任的建立不够。D.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文件的学习不够。

E.要以模范的动作、纪律、工作，来影响、团结我们临近的八路军部队。注 释 [1]“扫荡”，指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集中主

要兵力进犯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其野蛮地实行烧光、杀光和枪光的“三光” 政策。敌人把这种疯狂的军事进犯叫做“扫荡”。

1. 近卫内阁的倒台，指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 五日，平沼组成新内阁。

2. 《九国公约》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九国公约》会议通过谴责日本宣言。

3. 英美共同借款给中国：指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国对华信用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十二月十八日，英国确定对华借款五十万英镑。

4. 蒋的进步，指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闭幕会议上许诺：要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实行彻底民主政治。会后蒋介石自食其言，根本没有实行他的许诺。

5. 汪精卫，大汉奸。名兆铭。生于广东番吕。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收买，袁世凯失败后又投奔孙中山。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外交部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离开重庆，公开投降日本。一九四○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一九四四年死于日本。

6. 蒋发表谈话痛斥近卫内阁的声明，指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蒋介石发表痛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第三次声明的声明。

7. 国民党五中全会，指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表示了继续抗战的意向，但随后又制定了反共反人民的方针。

8. 大后方，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大后方”。

9. 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

10. 东进支队，是罗荣桓和陈光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率第一一五师师. 直和第六八六团由晋西入鲁，从晋东南向山东挺进时公开使用的番号。

11. 鲁西北区，指一九三八年八月，罗荣桓等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派萧华率部分部队东进冀鲁边区，开辟和扩大的根据地。

12. 五团，指八路军第六八五团。一九三八年十月，罗荣桓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派第六八五团向山东开进，开辟的（微山）湖西根据地。

13. 会门，又称会道门，是旧中国一些民间秘密团体。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一贯道、青帮等。参加者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这类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有的还拥有武器。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

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但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他们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逐步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逐渐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1. 合理负担，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改革的税收制度。根据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无钱不出的原则，实行的合理负担。即按每户人口依其土地财产的数量分出不同的等级，规定每等级负担多少分，每分多少钱。这一措施，大大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巩固与东北军及同盟者的团结，对付敌之进攻①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鲁南一般的状况

鲁南位于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地形有小平原，有泰山、鲁山、蒙山、沂山等山地，是能相互联络的。

敌只占铁路附近各县城，中间尚有几个县城在我手。群众条件很好，特别是对八路军的爱戴，送饭、送水，给养不成问题。群众的抗日情绪非常热烈，特别对老八路的热望，认为八路军是他们自己的军队。

日军不多，只在胶济路沿线稍多点，其它县城仅数十人，甚至仅有伪军。敌近来对鲁南未有大的进攻，仅派少数兵力出来掩护汽车的通行或武装侦察任务，完后又退回。敌在鲁南的兵力是在山东境内最薄弱的。因为敌人今天主要是对平原，对山地仅设些据点。作为今后进攻我们的出发点。

八路军在鲁南有五万多，现正在发展着。友军有东北军的五十一军、五十七军（二万人），对八路军及群众均有良好关系，很愿意配合我军之作战； 沈[1]有七千人稍微正规点，目前与八路军不融洽，但有的部队他不能直接指挥，师长李文焕有点不听沈之指挥；

张专员[2]掌握了一支土匪部队，企图当鲁南土皇帝，对沈的瓦解、勾引不满，对我稍有倾向；秦启荣[3]是个顽固分子[4]，是国民党 CC 派[5]，假报六万军队，实际仅有六千人，多是土匪成分，是伪皇协军[6]的基础；省政府直接领导的部队不能发展。相反，八路军部队的扩大很快，枪支很齐备。秦部与我八路军磨擦很厉害。

鲁南有有利的地形、良好的群众条件，军队也多。然内部的磨擦太厉害， 直到今天鲁南根据地的创造和巩固⋯⋯等，还有很多问题。

二、磨擦问题

张里元想作鲁南王，秦启荣想作省主席，所以张、秦、沈间亦有磨擦， 然他们的共同点是对付共产党、八路军，最近磨擦得厉害：

1. 国民党防共、限共的政策；

2. 山东封建势力很浓厚，保守的腐败的现象顽强地存在着；

3. 因此，便于汉奸的活动，使磨擦增加；

4. 自己本身也有弱点。

1. 军队虽占优势，然政权大部分在封建顽固分子手上，我们没有给以改造（下层），没有开放民主，没有发动群众。在群众方面我们还不占优势， 各方面的力量还不占优势。

2. 军队还有些不健全的地方，内部尚有不少的弱点。干部缺乏（因为山东的八路军是从无到有的[7]），供给不统一，统一战线教育的缺乏，部队的巩固工作不够。

3. 争取和巩固同盟者的工作做得不够，没有从顽固分子中利用同情者去反对顽固派（如对大和事件[8]的处置）。

4. 群众工作与政权工作的运用不够，部队参加民运工作不够。三、太和事件

这一事件是汉奸利用这种磨擦，进行阴谋破坏，从而扩大磨擦。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肥城中固村干部会上的报告。根据梁必业的笔记整理，梁时任第一一五师直属政治处主任。题目为编者所加。

对事件的处置：说明是汉奸的阴谋，同时也是顽固分子的磨擦所致。我们应提出反汉奸，对于秦[9]等应交政府查办，军队交苏鲁豫战区整编，给我们蒙难的干部战士以抚恤。

四、今后鲁南发展的形势及我们的工作方针

1. 于学忠[10]到鲁南，对八路军将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进一步与其靠近，统一战线的形势可能会好些。

2. 防地已划定，我们与东北军东西互相配合，向南发展，沈[11]省政局更形缩小。

我们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及同盟者之团结，对付敌人之进攻，使现有的防地巩固起来。并使之成为今后发展的出发地。

注 释

[1]沈，即沈鸿烈，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山东游击总司令部总司[2]张专员，即张里元，国民政府山东第三专署专员兼第三专区保安司令

部司令。

1. 秦启荣，秦是蒋介石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在山东的头子。他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常委和山东省政府委员。以后他在惠民打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总队第五纵队司令部”的番号，自称中将司令。

2. 顽固分子，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坚持反共的分子。

3. 国民党 CC 派，国民党内部派系很多。CC 派是指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职的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组成的中央俱乐部。他们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 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因陈氏兄弟的陈的英文第一字母是“C”，所以称CC 派。

4. 伪皇协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伪军之一种。日本侵略者搜罗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和土匪、反动会道门武装等组成。他们协助日本侵略者守备交通线和据点，配合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为国民党政府改编。

5. 从无到有的，指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的中共党组织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

6. 太和事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之一。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秦启荣部队袭击博山东太和地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团政治处主任鲍辉及营长吕乙亭等四百余人。

7. 秦，指秦启荣。

8. 于学忠，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辖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和第五十七军，驻鲁中、鲁南一带。西安事变前后，于学忠和东北军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过友好关系。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对于既不放心，又不得不用。于既要服从蒋介石，又要效忠张学良。于的政治态度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所以于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争取对象。

坚持创造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两个基本问题①

（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

创造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两个基本问题——武装问题，政权问题。解决了这两个基本问题，泰西根据地的创造才能有相当的基础。

一、武装问题

1. 在泰西建立地方武装，有很顺利的条件。有地方武装六支队[1]，有主力军东支队[2]，有其他八路军在泰西给敌人的打击，兴奋了群众，使群众信任我们。

小游击队的产生，自卫团干部的训练等基础是不巩固的。敌人虽然受了打击，然敌之进攻是很快要到来的。为了创造泰西根据地，粉碎敌之进攻， 更须要我们用很大的努力，依据现在已有的成绩进行工作。

1. 地方武装还存在不少的弱点。

1. 地方武装尚未做到统一指挥，领导上也不统一，很多部队党的领导弱或者没有党的领导，对党的主张的实现，路线的执行，政治影响的扩大是有危害的（如对士绅的统一战线，锄奸工作上的错误，乱罚款、乱摊派）。

2. 组织上很不巩固（数目不清，流水账），党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够。C.质量差、纪律不好，与群众的联系不密切，引起群众反感，使部队不

但不能扩大，反而减员加多。

D.战斗的锻炼很不够，有的部队不是从战斗中创造和扩大起来的，所以敌人一来就散回家去了。

F.由于存在以上的弱点，现有的地方武装不能真正担负起游击队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应该是：配合基干部队作战，保护政权，武装群众。3.整理现有地方武装，克服其弱点。

A.统一编制，统一指挥。

统一编制：除创造地方武装主力外，统一编制名称（游击队），充实战斗力，划定一定的作战地域，担任一定的作战任务，设立政治委员，加强政治工作。

统一游击小组的组织，发证章，定期集中区级训练，集训后回原村。 统一指挥：任何游击队均应受该区最高司令机关指挥（依靠党来保证统

一指挥）。

加强游击部队的领导。独立团、营设立政治委员制度（这点不能让步的）， 建立政治工作。

游击部队应直接在区委、县委、地委的领导下活动。B.有计划地发展和扩大，提高质量。

下委任令扩大的办法要不得（不要戴烂帽子，要戴好帽子，戴自己的花帽子，但要看人，不要乱来）。

在自卫团中组织游击小组，从中抽出人员成立新的游击队，成立独立营、独立团，这样主力扩大了，地方武装依然存在，质量是很好的（不要拔根）。

C.坚强党的领导。

游击小组中要有党员，游击队中要建立支部，建立政治委员及政治工作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泰西地区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根据梁必业的笔记整理。梁时任第一五师直属政治处主任。

制度。在区委、地委成立地方武装政治处。D.克服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现象。

一切用费实行集中，停止各自筹集的办法。打汉奸应先报告县委或报告团以上的政治机关，经过领导上的审查方能执行。款项统一报销（县委、区委成立财政委员会）。这样可推动游击队的积极行动。

二、政权问题

1. 泰西区是在黄河以南、运河以东、津浦路以西，在地区上成为一个战区，政权须统一。

2. 敌人在各交通、各河道，均占点线。很多的县、区被敌隔离。各县行政隔离，行政上整个是不统一的。须要行政统一，配合军事行动，加强地区的行政领导。

3. 要统一泰西行政的领导。由各县政府或办事处派代表组成泰西联合办事处。首先做到协助解决军队的给养，其它不要过高的要求，使它逐渐成为泰西行政统一的机关。这个办事处并不破坏山东行政的统一，可呈请山东省府当局立案登记。

4. 中心是争取泰西地区行政上初步的统一。为了坚持创造泰西根据地， 要动员很多的人力、财力帮助军队。

5. 须要改善民生，开放民主。

1. 开放民主，改善区乡政权，使之得到群众直接的支持和拥护。这样使政权与群众关系更密切。吸收群众参加一切政权的组织。

2. 动员广泛的人力、物力，应由群众中推出代表，共管公粮、公款。依靠代表来帮助政府搞好动员工作。

3. 改善民生问题：现在要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抗日军队，优待抗属。改善民生，可提高群众参战热情，鼓励群众参加军队，帮助军队，发展家庭手工业。

1. 一切工作应给人民以部分的生活改善。

1. 按山东省政府颁布的公平合理负担的办法，反对摊派；

2. 由政府设法救济灾难同胞，帮助耕种，利用失业的劳力，开展生产；

3. 减租减息[3]，禁止虐待学徒；

4. 废除杂税，以区为单位统一国家税收。7.奖励和发动群众组织合作事业。

1. 救济抗日军人家属（先救贫苦的），在区动委会[4] 以下组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

2. 统一财政经济的收入。

   1. 设立税收机关（以军事检查哨为名）；

   2. 对商人的营业应特别注意。检查和禁止毒品，对商人正当营业绝对保护，可征收累进税[5]

      ；

   3. 奖励家庭手工业及农产品，而且一律免除税收；

   4. 查禁和没收伪市，没收汉好的财产，充作抗日经费。注 释

1. 六支队，指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

2. 东支队，指罗荣桓直接领导的东进支队，即第一一五师师直属队和第六八六团。

[ 3] 减租减息，简称双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

当时为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减轻农民的地租负担和所受高利贷的剥削，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 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不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经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1. 动委会，即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简称。

2. 累进税，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府实行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把对农村同时征收的几种资产税与收入税统一于一种税中。税率按纳税

能力

分等累进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我们的任务①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欧洲大战

德、波、英、法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与中日战争、西班牙[1]、 阿比西尼亚[2] 的战争都是不相同的，不管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没有和平的因素。现在的战争形势，是由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转变为帝国主义的大战。

苏、德协定[3]：苏联的和平政策是真正的为了和平，本身方面为保护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了弱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全世界人类的安全。而英法的“和平”是企图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准备战争力量，企图引起反对苏联的战争。苏联主张集体安全制度，不仅反对公开的军事侵略，而且反对以政治手段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反对一切的侵略政策，苏德协定的签订，虽影响英、法、美、苏条约的订立，而另方面使侵略的德国放弃了对苏的侵略行为， 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强大，德国不得不屈服。苏德协定的订立，并非放弃和平政策，这不仅是为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建设，而且可帮助、团聚周围各小国、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推动反帝国主义的战

争。德波战争[4] 的爆发是帝国主义发展必然的结果，并非苏德协定而推动的。

1. 由于苏德协定，拆散了德意日的防共阵线，给了英法以很大的打击。

2. 显示了苏联的伟大与帝国主义自取灭亡。苏德协定不仅是德国对苏联的屈服，而且使日本也不得不屈服被迫签订《苏日停战协定》[5]

3. 苏联在国防上更加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疆域扩大了，引起巴尔干半岛许多小的国家与苏联订立各种协定，许多小的国家倾向于苏联。

4. 在帝国主义大战的前面，对世界人类及被压迫民族解放以很大地援助。共产党人应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二、欧洲大战与中国抗战1.日本内阁的改组：

1. 平沼内阁是更加法西斯化，在国际上完全依靠反共阵线，对中国问题拒绝任何第三国的干涉。武汉沦陷后，引起英、法、美一致的反对，提出维护《九国公约》，特别是德苏协定后，给日本以很大的打击，使日本不得不改组内阁，以稳幢派组阁。

2. 新内阁的外交方针，基本不变，某些虽然改变了，主要是调整国际关系。

1. 调整国际关系，对苏联的屈服。

2. 独占中国，以一切手段达到此目的（军事的政治的）。

3. 在英、日谈判[6]中，英国对日本让步，威胁中国，对美国取和缓的外交政策。日本以野村任外相，独霸中国是基本的。

1. 英、美、苏的态度：

英国对中国问题：最近举行英、日谈判，对日本妥协，如法币[7] 在华南跌落，香港抗日分子被监视，上海事件[8] ，借款三千万元给日本，日本要求各国驻华军队退出中国，停止运中国货，或接济中国（安南[9] 河流、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一一五师师直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根据梁必业当时的笔记整理。梁时任第一一五师直属政治处主任。

及滇越铁路停运）。美国宣布与日条约作废[10] 给日本以打击，但在日本可能妥协的情况下，使美国不能继续干涉中日问题，在国防外交变更的条件下， 甚至有可能使中国走上慕尼黑协定[11]的危险，妥协投降分子更加动摇，亡国的危险仍然存在。但苏联对中国是可靠的帮助者，中苏关系更加亲密了， 更进一步的改善了。

1. 日本对中国的政策。

独占中国是一贯的政策，所以它不顾牺牲一切的力量，企图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好在国际上进行更大的冒险行动，日本对中国主要政策：

A. 巩固占领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战争，开发经济，建立伪政权。B.对大后方以政治诱降为主（分裂国共合作，引诱中国投

降），以军事打击为辅。由于它军力的不足，及其困难加多，对中国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可能少了，现已进入第二阶段，战役进攻仍然是可能的。但由于敌之政治阴谋及中国方面（指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亡国危险仍然存在。

1. 中国抗战的困难与危机：

1. 日本利用欧洲大战及英、日谈判，在某种条件下，压迫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在陆地上的接济可能完全被割断。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可能以大规模的战役进攻西南、西北，以军事威胁达到其政治阴谋，引诱国民政府投降、妥协的实现。

2. 日本现强化伪政权、伪军队的组织，“以战养战”[12]，达到巩固占领区，开发经济。

3. 这主要是由于国际上的变化，国内进步团结不够，敌人利用国民党防共、限共的政策来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

4. 倒退思想的增长，磨擦问题的普遍发生。

如果以上这些严重困难与危机不克服，将可能断送现在的柏持，这是亡国的前途。我们应用一切力量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争取复兴的前途。

1. 克服困难与危机的方法：

1. 全国人民都不愿当亡国奴。抗战已二年多，这种民族意识更加深刻了。

2. 我们在敌人后方坚持模范的游击战争，并广泛的普遍的发展，给了敌人的“扫荡”以严重的打击。

3. 敌人在战役进攻中，不断的遭受了很严重的惨败，给了敌之政治阴谋以很大的打击。给了动摇者打了兴奋剂。

4. 蒋的态度和言论表示坚决抗战，“不参加防共战线”。

5. 苏联对中国援助的积极可靠。在抗战中的作用加强了。

6. 英、日、美在华的利益冲突，基本上是不能调解的，妥协是暂时的、局部的。

7. 敌人的困难，内阁三次的改组，国际地位的孤立，国内不稳定，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起来反战，反抗法西斯统治。

客观条件是存在的，并且在发展着，依靠我们各方努力，是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和危机的。

三、目前任务

1. 总的方针是中央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中央指出当前时局最大的危险

是反共现象与倒退现象，这是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要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同胞，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下列之三大政治口号：

1.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2.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C.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 为了实现三大政治口号我们应当：

1. 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改革政治机构，改革经济，统一财政来源，抵制日货、毒品的流行。

2. 在正面战场上，应用一切的努力击溃敌人战役的进攻，实行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国民大会（真正代表民意有权力的）。

3. 对任何的动摇、怠工及对三大政治口号不坚决执行的现象作严厉的斗争。

4. 动员广大群众执行三大政治口号，改善宣传方式，深入广泛的宣传。

5. 坚持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现有阵地，充实自己的力量。坚持模范的游击战争。

6. 整顿党的组织工作，提高阶级警觉性，尤其是反映在军事行动方面， 克服政治的麻痹现象及苟且偷安、惊惶失措的现象，加强政治教育。

四、部队工作

半年来的政治工作：

1. 依靠原有的政治工作基础，在分散工作中获得了部分的成绩。如扩大游击区，创造根据地。

2. 部队由于分散、新成分的吸收，形成了政治工作的薄弱。表现：

甲、逃亡现象严重，除环境外，主要是政治工作薄弱，特别是对新部队的巩固工作。

乙、战场纪律松懈。

丙、教育制度废弛，完全忘记了检查报告制度，经济制度差。

丁、部队战斗情绪低落，特别是陆房突围的影响，我们大家应在头脑上武装起来。

戊、在战术指挥上的某些错误，我们应避免先被打了后再走，应实行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未行动前应有进攻的政治口号。

己、个别干部不能以身作则，自己张皇失措，不沉着。

庚、党的工作薄弱，政治敏感性差。C. 实行由上而下的检查，健全政治组织，保持各种制度的建立，保证相当的集体领导，反对本位主义，对新部队的工作应很好地检讨。

1. 争取新部队充实主力：

甲、在八路军胜利影响下，在保持地方武装的前提下，把一部分地方武装，编成八路军。

乙、军事上统一指挥，经济上统一筹募。

丙、不要抹杀地方武装的独立性，干部不应统统撤换，争取并推动他们按我们的做，反对过急的办法，同时也反对听之任之的办法。

丁、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对他们实行改造，反对消极的态度，最好动员党员进去生根，建立党的工作基础。

戊、争取地主武装，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枪不离乡，但人走后，枪也不离乡，要麻痹地主。

己、反对硬拉硬编的办法。

庚、要让这些部队从战斗中去锻炼，去淘汰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反对不游不击。

1. 党的工作：

两年来的发展，使党吸收了大批新成分，我们应： 甲、使党成为全国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乙、党的发展不免混入了一些异己分子。

丙、进行很好的清理，健全党的生活，严密党的组织，对于坏分子或同情者应很好的解释，让其自动退党。对发展党的工作应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反对拉夫的方式（支委决定“分配发展”[分配数量到时完成任务的观点] 的方式是不妥当的）发展组织。

发展组织应注意吸收同情者参加会议，对他们加强党的教育：同时提高党的警觉性，防止异己分子混进党内，制造党内不团结、分裂的现象。军队中党应改进与地方党的关系，帮助地方党。

1. 团结问题：

本位主义的结果造成部队的不团结。注 释

[ 1] 西班牙，一九三六年二月，在西班牙大选中，人民阵线获胜，成立共和政府，七月，陆军参谋长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西班牙人民奋起抵抗，进行了反对武装叛乱、保卫共和国的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积极声援。

1.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意大利出动三十万大军，在北、东、南三路侵入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人民奋起反抗。

2. 苏德协定，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与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

3. 德波战争，指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分三路入侵波兰的战争。[5] 苏日停战协定，自一九三九年五月开始，日军在中蒙边界诺蒙坎地区，向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进攻，遭到惨败，向苏联要求停战。九月，诺蒙坎停战协定在莫斯科签订。

[6] 英、日谈判，一九三九年四月间，中国爱国志士在天津英租界杀了一名汉奸，日本借此向英国威胁，六月正式封锁天津英租界。七月间英日就此事件进行谈判，缔结“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承认日本在华消灭抗日活动有特殊需要，保证在治安与经济方面与日本合作，并将在英租界被捕之抗日志士四名，引渡给日本。

[ 7] 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美英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

1. 上海事件，指一九三九年五月间，美、英、法曾借上海祖界的管理权问题，向日本提出联合抗议，而当日本以更强硬的行动作回答时，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政府即告屈服。

2. 安南，即现在的越南。

3. 美国宣布与日条约作废，指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废除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订立的日美商约。

[ 11] 慕尼黑协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英、法把捷克出卖

给德国，作为交换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条件。之后，英、美、法帝国主义者与中国之主和派阴谋经过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和日寇妥协，出卖中国。当时舆论称之谓远东慕尼黑。

[12] 以战养战，指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用以供给它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军阀把这种政策叫做“以战养战”。

“肃托”扩大化[1] 的经验教训①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目前的任务

目前我师的任务是创造抱犊崮山区，使之成为八路军在山东单独的根据地，配合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这是战略上的任务，须以战斗的姿态来完成，须党政军三位一体配合才能完成。

二、肃反工作

在新阶段中，民族和阶级的敌人利用各种方式向我党、我军进攻。如反共、反八路“运动”发生。对此，我们应反对麻木不仁的现象

苏鲁豫边区[1] 反托斗争的经过：

1. 反托斗争的经过：

肃反工作没有掌握在党的委员会的手中，而被一个来历不明的新党员[3] “所操纵。该员只用肉刑和口供，没有区别轻重及主次而慎重处置，因而造成地方党中的干部互相猜忌，引起友军、友党、政府[4] 对我之怀疑，妨碍工作的开展，几乎有全党、全军[5] 覆灭的危险。

1. 反托斗争中的经验教训：

1. 不是整个反托路线上的错误，而是方法上的错误[6] ——单听信口供，而口供是从刑罚中得来的。把反托斗争神秘化，不发动群众搞反托运动， 不在群众中进行教育，引起部队与群众的恐慌。

2. 对于干部的了解无原则性。对干部不仅看他的过去，而须看他的现在； 不仅看缺点，而应看到优点。要熟悉干部，正确使用干部，这是正确的干部政策，信任干部应有原则性。

3. 不能开展党内正确的思想斗争。党内有浓厚的、和平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存在。思想斗争不开展，因而不能及时纠正同志间的错误，把肃反斗争代替了党内思想斗争；把同志的个别错误与托派的行为混成一谈。

4. 党的组织不严密，党的教育非常缺乏。新成分的吸收，非无产阶级的、不好的思想意识反映到党内来，搞宗派主义，组织观念薄弱，闹个人意气， 互相猜忌议论，破坏彼此间应有的信任，闹无原则的纠纷等，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5. 党内阶级教育不够，表现没有共产党员的气节和立场。

6. 干部自我批评差，不很好地接受党的教育，不愿意学习，老大现象， 表现贪污、腐化、堕落等，降低了群众对党的信任。

7. 在统一战线中的肃反工作。在统一战线中应注意到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斗争，简单的打、杀政策是不妥当的。应在肃反中坚持巩固统一战线。

1. 此次反托斗争中的损失：

1. 党的组织工作、地方工作，受了莫大的损失。党组织的溃散，党信仰的降低，主力部队威信的损失，影响群众工作的开展。

2. 统一战线受到部分的损失，影响到同情者对我们的疏远，同情者与我们之间造成了一些裂痕，磨擦问题将更严重。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鲁南阜阳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报告除总结了“肃托”的经验教训外，还提出创造抱犊岗山区为八路军单独的根据地。根据梁必业的笔记整理。梁时任第一一五师直属政治处主任。题目为编者所加。

1. 影响到整个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仰和威信。

2. 影响到将来苏鲁豫边区工作的开展和扩大。三、克服部队不良现象

1. 个别干部在现在环境中进步不够，不参加党的生活，不参加政治学习， 老大现象的存在。

2. 养尊处优的现象，讲究生活优裕，工作不尽职。克服的办法：应工作第一，生活次之。

3. 狭隘的意气，不识大体，成见对人，互相猜忌。克服的办法：应互相谅解，自我批评。

4. 工作方式问题。对人批评苛刻，对自己宽大为怀，是不妥当的。小的不抓，大的抓不到（如日常生活及工作的制度不健全，缺乏内容），不深入连队。

注 释

1. “肃托”扩大化，“托派”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托治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陈独秀等人，曾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过托派“中央”，进行反党活动。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即发生了分化，抗战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我党我军内部也没有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托派组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大肆鼓吹“肃托”。一九三八年一月，康生抛出题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把“肃托”和抗日相提并论。后来康生又担任了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部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错捕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其恶劣影响波及全国。湖西“肃托事件” 是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一月间，边区内错误地开展了“肃托”斗争，许多党、政、军干部被诬为“托派分子”，先后被逮捕、受审查，有的被错杀，整个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罗荣桓闻讯后赶往湖西，果断制止了这一事件。后来，从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曾先后作过多次处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2. 苏鲁豫边区，即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中共湖西地委。在发生“肃托”事件时，属中共苏鲁豫地区委员会领导。[3] 一个来历不明的新党员，指当时任湖西区地委组织部长的王须仁。王原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七七事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据说加入过共产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和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山东，先在国民党军中任职，以后加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由于他善于阿谀奉承，钻营投机，被区党委书记看中，委以重任，以致酿成大祸，后来畏罪自杀。

1. 政府，指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

2. 全党、全军，指猢西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

3. 不是整个反托路线上的错误，而是方法上的错误：“肃托”，是从上往下贯彻的，罗荣桓作为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予以否定的。但是他能及时发现湖西“肃托”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这一错误，挽救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创造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①

（一九四○年一月六日）

一、鲁南概况

1. 地理条件：

山地，便利游击战及建立后方。

在战略上可坚持鲁南游击战争，创造八路军的根据地，能配合广大平原游击战争，成为苏鲁游击战争的依托。

1. 日军的力量，周围不上五千人，加上伪军共不上一万人

   敌人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力量也不大。

2. 顽固势力，无论党政军都不统一。封建落后的势力坍塌了，有的转变好了，有的走得更远了。

3. 这是八路军主力到达后的变化，这种变化将继续扩大，这是好的。E.友军（东北军）一般的对我不会采取公开的磨擦。F.

   党的工作、群众

工作很薄弱，在某些地方充分地反映了封建的落后的意识。

G.由于主力部队战斗的胜利，局面已逐渐打开，但党的群众工作没有随着军事行动而行动起来。

二、目前工作

1. 根据地的工作现正开始开辟，尚未充分开辟。主力部队不仅有掩护地方党的任务，而应以武装力量从各方帮助地方党开辟工作。

2. 在不同区域，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

3. 加强政权工作。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争取政权，准备政权工作干部，开辟财源。

4. 统一战线工作：

（一）三大政治口号是不可分离的（指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

（二）不能拍人家的马屁，失掉自己的立场。

（三）具体的对象，采取具体的方针和办法。

（四）对东北军应以协同作战、配合动作去兴奋他们的情绪，对其政训处人员与其军官要有区别。

（五）积极开展统一战线中的下层工作（党政军）。E.积极开展群众的组织工作。

F.工作方式：

（一）党政军三位一体的自上而下的合作，克服分离现象，反对本位主义及保守主义。

（二）雷厉风行的去干。

三、在反对敌人“扫荡”中创遣根据地

敌人在“扫荡”山区时，先“扫荡”外围。

我们先坚持外围，尔后转到侧后，进攻敌据点。

敌人由局部的合击，转到大的“扫荡”；我们应打垮其一路，破坏其整个进攻计划。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大炉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根据梁必业的笔记整理。梁时任第一一五师直属政治处主任。

敌人采取烧杀政策，我们应实行空室清野，利用围子[1]、山头，抗击、袭击敌人，打击烧房的敌人。

统一地方武装的指挥。注 释

[1]围子，指用土木筑成的防守设备。

在鲁南吴寨沟团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①

（一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师的主力由晋西逐渐转入敌后各地区活动与一般的总结

（一）长时间分散在冀鲁边、苏鲁边、鲁西、苏皖及鲁南等地，目前能取得比较好的直接的联系，并能互相配合。由于受着敌点线的隔断与敌分区“扫荡”，彼此处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各地都是独立的坚持。但要求在统一领导与统一战略部署之下，作到最大的机动自

主。

（二）活动地区的推广，在巩固一点扩大外围的基础上发展，打

破敌人紧缩“扫荡”上都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新收编而组成的部队，要有骨干支持，因此，主力更加分散（一个连到两个连的分散），但并没有削弱主力的作用。

（三）经常处在敌人“扫荡”与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势力的磨擦环境中， 要求坚持自主方针，灵活机动地执行方针，对我成就有决定作用；否则东倒西歪，成为不落根的游击式的发展，或者被迫放弃阵地，就会落到彷徨无依。因此，我们无论从战略与战术范围说，

均须要求行动更加灵活机动、敏捷、果敢、沉着，积极争取一切先机之利。

（四）打击敌人，破坏敌人“扫荡”，是我们胜利发展的先声，是开辟新地区的先决条件；反对磨擦，予最主要顽固反共、反八路势力以致命打击， 也是我们深入普遍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打击敌人，破坏敌人“扫荡”时，我们不放过采取适当军事政治部署，抓住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势力的弱点，而扼住津要，往往造成我们局面最大的开展。

（五）我们要最大的发展，猛烈的扩大，不仅依靠我们战斗的胜利，模范的行动，更须要采取多样性的组织形式，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使用地方性的独立番号。总之，只要有利于发展、扩大，不要怕乱。

（六）随着我们的发展，敌人的“扫荡”及顽固分子的磨擦是会交替而来的，但是只要我们有坚持的信心，是能够发展的。

（七）坚持创造阵地，地理条件不是唯一决定的东西（平原、山地均可）， 而唯一的条件是正确的军事与政治路线，与执行这一路线的质量。

（八）环境是复杂的、不稳定的。我们应有独立自主坚定的方针，灵活机动的方法。我们的工作应全般的集中的领导（党政军民一致）；但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有其伸缩性。我们不仅要有很大的突击性，还应有坚固的经常性、战略与战术的一致性。

二、一年来工作的总结

（一）成绩方面

1. 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和六月决议[1] 的方针。

2. 由于我们英勇果敢的战斗与模范行动的影响，开展了统一战线的局面，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反磨擦斗争没有造成分裂。

3. 发展与壮大了自己，并且一般的巩固了自己，除三、四两旅外，我们现在有了七万人。

① 本文是根据梁必业、彭嘉庆的记录整理的。梁时任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彭时任第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政治委员。本文又是以彭的记录为基础整理的。

1. 创造了民主政权，初步的推行了民主政治。泰西十个县政权，鲁南六个县政权，苏鲁边有三个，共有十九个（冀鲁边在外）县政权，颁布了法令，

   采取了相当的民选。

2. 组织群众与协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师直与师民运部有很大的成绩。

3. 建立与坚持了阵地，并作了坚决斗争。

4. 新添了平原游击战的经验，不但有分散的经验，而且有团的集结的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还有整训和创造阵地的经验。

5. 给了我们以最好的锻炼，特别是干部，包括新老干部。

（二）弱点方面

1. 没有把统战工作提到战略范围，统战工作不大胆，还有关门主义的倾向。统战工作只限于适合军事环境的要求，如情报、联络和自己的发展。

2. 从政权方面去开发财政经济，始终是我们最薄弱的一环，我们只依靠打汉奸、打伪军和募捐来维持自己。

3. 争取与巩固新成分与改造杂色部队的工作做得不够。

4. 大量培养新干部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以及信任他们的工作不够。

5. 政治工作的弱点：

①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遭到削弱，严格的检查制度松懈。

②工作的全般性与具体化、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经验缺乏统

③不追求深造，很少新的创造，一般的尚停留在旧有基础上，有的甚至退步了。

④政治机关自上而下的领导不健全，不能提高到战略方面去领导工作。

⑤认为政治工作是老一套的有害观点，以公式化的眼光来看政治工作， 影响工作人员的发展与深造。

三、目前总的任务

克服时局逆转，力争好转，坚持抗战，发展进步力量，坚持统一战线， 国共合作，在实行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总的原则下：

（一）准备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造巩固的根据地，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的指导原则。

（二）深入阶级的民族的教育，从党内到党外，从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准备自己。

（三）大量发展自己，巩固自己。完成部队再扩大一倍与整训计划。四、统一战线工作

（一）军队进行统战工作的特殊性

1. 从军队本身利害出发，要求适合于军事发展的环境。

2. 统一性与斗争性更强度的结合着。在军事上如防地、粮食、兵役等利害关系发生冲突时，容易发生纠纷；反之，在军事环境困难与和缓情况之下，

   容易进行统战工作，不容易引起纠纷。

3. 我们主力部队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与政治影响，人对我畏惧，不敢犯我，统战工作容易进行，一般的统战工作不容打破，但我讲统战须掌握正确的策略与诚恳的态度；否则，人家会嫉视与戒备我们。

4. 我们进行广泛的统战工作，应出乎诚意，反对盛气凌人，自满自足，

   要超出狭隘的军事范围。

（二）鲁南的统战工作

1. 鲁南地方的顽固势力是封建的、是最落后的，被大地主所割据，在政

治斗争上是很差的，其内部是矛盾的、不统一的，与外来的顽固势力也是不统一的，可以说复杂又不复杂。

1. 在上述条件下，顽固势力容易遭我打击，现在有的军事上已遭我打击，

   政治上处于劣势。

2. 我们反磨擦的胜利，使封建地主更加分化，表面上转向中立与同情我们。

3. 顽固势力遭我击溃后，则积极拉东北军倒退，企图在东北军的掩护下重新集合，发展其力量，并且阴谋挑起我与东北军的磨擦，以其增长的声势，

   准备向我反攻。

4. 东北军：

①东北军已经呈现着一种衰败、凋零、败落的状态，高级军官是代表东北的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山东地主资产阶级有矛盾，加上中央派的插入[2]，起了分化，再加上地方势力派的包围，中下级及战士成分的改变，原东北籍成分的大减，山东河南籍成分的增加，双十二事变[3]的影响大为削弱， 坏转的因素在增长。②由于衰败凋零，在内部加速分化的过程中，本身没有力量，与中央派、地方势力不能统一，双十二事变的影响在东北军籍中下级军官及战士中仍然存在。因此，目前还处于中立、动摇的过程中，将更进一步的趋向没落。

1. 我们所采取的方针：

①利用顽固势力的削弱、分化，地主阶级向我好转之机，我们应加强对士绅、名流、地主阶级的统战工作，利用其封建性的割据，内部的互相冲突， 推动较为进步的开明人士与顽固分子从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上区别开来。我们不是助长封建割据，而是促成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

②坚决打击最反动的顽固派、反共派，彻底消灭肃清其势力，不让它跑到东北军方面去，并在其掩护之下重新结合，拉东北军倒退。

③争取东北军保持中立态度，必须从外围打击东北军中的顽固势力与从内部策动坏转的政训人员，保持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多做下层工作，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个别宣传，突破政训人员对东北军的封锁政策。

④大量发展群众自己的武装，把地主武装夺到工农手上来，延长地主中立时间。

（三）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1.阶级关系的变化：

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甲、亲日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是降日的；乙、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是抗日反共的，是顽固派，拒绝团结、进步，企图吞并一切势力。我们允许他们单纯抗日。

②中等地主资产阶级（中间力量），动摇在抗日、联共与降日反共之间。甲、中等资产阶级（商业资本家），政治上不占势力，他们要抗日不同意反共，但不同意共产党的进步政策，要国民党一党专政；乙、中等地主阶级（士绅、名流），在乡村中把持政权，但在全国不占优势，与中央[4] 有矛盾， 他们要抗日不赞成内战，但又不同意共产党的进步政策，企图在斗争中提高自己；地方实力派（有武装的地主），他们同进步力量有矛盾，同国民党政府也有矛盾，他们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由于他们的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会反动起来的。

③进步的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④国民党不等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以大资产阶级利益为转移，组织成分是很复杂的，有各派的分别。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国民党有进步的因素。

2.我们的政策：

①我们应发展进步的力量，争取中间的力量，孤立打击顽固的力量。这是三位一体，连环的运用。

②发展进步的力量，主要的是组织广大工农群众，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民主抗日根据地，大量发展自己武装，这是进步的基础。

③运用下列三原则争取中间力量：

甲、我们有力量；乙、尊重他们的利益；丙、坚决打击顽固分子。争取工农小资产阶级与争取中间力量，在政策上是有区别的。

④坚决孤立打击顽固分子：

甲、打击最顽固的首要者，麻痹次要者；乙、抗日而又反共者应多保留在抗日营垒中，打击其反动的一面；丙、在适当的政治口号下进行军事部署， 同时要掌握适可而止的三个原则：“自卫”、“胜利”、“休战”。六个字的秘诀：“有理”、“有利”、“有节”。

⑤斗争与团结：

甲、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乙、反对三种倾向：a.畏惧斗争悲观失望；b.不顾团结的冒进，胜利冲昏头脑；C. 闹磨擦制造恐慌。

⑥宣传的五大原则： 甲、孙中山的遗嘱；

乙、民族主义，对外求独立，对内求平等； 丙、民权主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丁、民生主义；

戊、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利用这些原则，揭露日汪的假三民主义——“是专制的半殖民主义”。五、地方工作

（一）政权工作

1.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建立政权工作（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

①在敌人大“扫荡”之下，旧政权逃跑溃散，我们搞自下而上的民选， 与自上而下的委派，以建立政权。如寿张、钜野、鄄城等县。

②由上层统战关系开始，在政权内部合作，开始容纳我干部在政权中工作，经过广泛地渗透之后，在政权中取得地位，逐步掌握部分区乡政权，从而转换旧政权。这种形式必须在对方采取一定的进步政令时才有可能。

③由上层统战关系，在政权以外经过统一群众运动及动委会的工作，建立区乡民选政权，来自下而上的推动、改造、争取政权。

④利用地方实力派与外来官吏的矛盾，在反磨擦胜利中，取得区乡的同情，从而争取县政权的建立。

⑤由个别党员掌握的区乡政权，开展群众运动，开展民主斗争，颁布进步法令，逐渐推广起来，争取全部政权。

1. 各种不同的特点与共同点：

①大刀阔斧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②慢性的延伸，由政权外围逐渐渗透内部。

③深入、巩固的条件是不一致的。自下而上的容易深入、巩固，自上而下的不易深入巩固，由统战工作渗入政权的不易深入巩固，不是经过群众运动和党的力量取得的政权，尤其不容易深入巩固。

④今天的政权还不是依靠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是依靠军事力量取得的， 如反磨擦的胜利。

⑤政权工作的深入与巩固是依靠党的群众工作，党的群众工作的发展是唯一可靠的保证。

1. 鲁南的政权工作。

①鲁南有六个县政权，十九个区政权（郯马六个区，峄县四个区，临费边两个区，滕县两个区，费西北四个区，邹县一个区）。

②现在的政权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政权。 甲、民选未普遍，只限于少数先进分子的选举，在区乡以下有许多地方

未做到初步的民选，大多数政权还在封建地主势力直接统治之下或影响之下。

乙、颁布了一般的民主施政纲领与一些进步法令，但不具体，是口号式的。尤以改善民生、发展财政经济没有具体化，更没有认真的去实践。

丙、政权工作与广泛的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及一切进步力量，没有得到应有的结合，只是依靠主力部队；同时没有以政权的力量去掌握所有的武装力量。

丁、地方党的群众工作赶不上政权工作的发展，部队中对于政权工作还存在模糊的观念。

戊、政权工作干部缺乏，不善于利用旧的行政人员，选择干部不慎重。4.政权工作的政策：

①不是工农民主专政，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抗日民主政权，是统战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

②保持党的领导，实行抗日民主：

甲、政权组成，各三分之一（指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 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乙、施政方针：坚持抗日，保卫抗日人民的生活，调整阶级关系，改善民生，发展工商业。

丙、保证党的领导，不是自喊自称式的盛气凌人，自高自大，而是要建立民主集中制。

丁、不能要求别人的生活、言论、习惯均要与我们一样，这样，便不能团结别人。

③要真正达到改造政权，必须使地主封建统治解体，或者大体削弱。要达到这个目的，单靠政权法令是不可能的，要以政权推动整个群众运动（动委会、宪政促进会[5]等）的发展。

（二）群众工作

1. 游击战争应该提高到战略阶段，但主力部队进行群众工作是战斗任务之一，过去在这方面的认识是非常狭隘的。

2. 广泛的组织自卫武装：

①群众工作要重视组织自卫武装。鲁南地区的封建地主拥有大量的武器和相当的组织能力与指挥武装的经验，对于我发展群众运动有很大的阻碍，

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会引起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叛变。

②地主武装的存在，阻碍了民众运动的进步及民主政治的开放。

③要求得群众运动的发展，首先切实保障群众利益，以及彻底推行民主政治与建立民主政权，使群众组织保持独立性，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解决地主的武装。扶助强大的群众武装必须采取适当的方法。

甲、由政治动员配合政府法令，在保乡抗战，组成地方自卫中队、大队的名义之下，组织群众武装，争取地主武装。口号是人归地方，枪归公用。这样可使地主同意。

乙、经过开明士绅出头协助组织，使地主的大量的武装转入工农手里。丙、组织自卫武装党员应直接参加，保证党的领导。

④采取多样的形式来发展自卫武装（如青救会、自卫队、农救自卫团、工人自卫队等），但是应有集中统一的编制和指挥，反对分散，反对先锋主义和地位观念。

⑤在自卫武装中加强农会的发展和作用，才能保持党在自卫武装中的领导作用。

⑥大量开办自卫武装的干部训练班。包括班、排、连各级干部及自卫武装中的积极分子，并在其中发展党员。

⑦到一九四○年底要完成十五万自卫武装。3.实现群众自卫武装组织：

①从群众内部发动起来，一切的群众组织应该是群众自己的组织，不是八路军的，也不是其他什么军的。并根据其本身的要求来改善组织，不要唱高调。

②争取改善群众生活，不脱离群众要求，根据各地区的具体环境，订出具体的办法，超过或不及都不行，要根据群众的要求，实行自觉的指导。

③打破东北军借口互不侵犯，割裂群众组织，造成分歧的企图。群众组织不是任何人所能包揽的，群众组织是群众自己的组

织。

4.动员部队做群众工作，各连队进行驻地的群众工作：

①进行个别宣传或集会宣传（根据五大宣传原则，举行宣传竟赛）。

②开办夜校：吸收青年和儿童唱歌、识字、报告抗战消息、讲故事，进而帮助各个驻地村庄组织救亡室[6] 。

③帮助组织自卫队与训练自卫队。

④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救亡工作队、宣传队。六、政治工作

（一）宣传教育工作1.宣传：

①宣传作用：掌握群众的思想，组织群众的行动，起着自动的领导作用。我们的宣传工作很少提出具体的口号，在报纸上很少有系统地反映实际

的群众运动。

②宣传工作要具体、主动，广泛、深入。

③根据当地情况，群众的文化水准，采取多样的方法，具体进行，主要的应发动连队人员，采用口头的宣传效果最好。

④改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建立讯访员，各团政治处要成为通讯机关。及时地反映群众运动。这一工作的指导，过去作用很少，通讯尚属罕见。

⑤由自流式的宣传转变为有全盘计划和指导的宣传，不使宣传陷入解释工作的消极趋向。

⑥对部队的宣传工作。

甲、要求从准备战斗与实际战斗的不同阶段上。宣传和鼓动工作既要有区别，又要有机的互相连系。宣传工作，现实性少，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 鼓动工作则是现实性的。

乙、要求从战略范围的机动与战术范围的机动，把宣传鼓动工作既要区分开，又要有机的互相联系。

丙、要求从战斗动作中根据不同的情况，以最大的努力进行突击的鼓动工作。

丁、解释工作是补助宣传工作的不足，宣传工作不应有麻痹现象；鼓动工作要求适合现实性与灵活机动性。

戊、培养宣传干部，组织连队宣传工作，通过较大型的讲演会，锻炼连队政治指导员的宣传鼓动能力。

己、克服不注意与轻视本军战绩的汇报与向外发表的现象。2.教育：

①确定施行教育方针，从阶级的到民族的，从现实的到历史的发展，从常识的到科学的贯输。

②改善教育制度和内容，不要只满足于外表的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内容是要非常生动。检查时着重研究内容。

③很好的区别课内与课外实施教育的方法，课内的教育应严肃，绝对集中；课外采用活泼的、民主的方法，从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④提高指导员的文化、政治、理论水平，采取特殊的方式给以教育。每天两小时学习制，是对政治指导员的特殊要求。

⑤干部教育。

甲、两小时学习制度主要的是自修，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所选学的课程， 以党和政治工作保证执行；保持经常性，不能采取突击的方式，同样的要防止读死书的现象。乙、严格检查与方法的指导（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所选学的课程，保持经常性），各级首长先行自我检查，首先是主要干部。丙、定期举行讲评和指导学习的方法。

丁、防止好高骛远。

⑥开展娱乐、体育运动，如开晚会、小型体育运动： 甲、一般的活跃部队。

乙、干部生活的调剂，特别是机关干部及机要人员要专门有时间搞娱乐、体育活动。

丙、培养大批的娱乐、体育干部，连队指导员要多对这一工作的指导， 连队指导员要训练唱歌和体育活动人员

（二）争取大量扩大与整训部队

要求在六月底再扩大一倍，争取整训，不仅要发展数量，而且要提高质量。

1. 完成扩大一倍的方法：

①加强地方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兼军区的单位要使主力与地方武装有力配合和相互帮助，推动地方武装的发展。②大量地组织群众自卫武装，使之补充主力。

③派出比较好的干部，利用社会关系，以小部主力作骨干，直接组织新的游击队。

④组建子弟兵团，经过组织训练后，将部分的派遣回籍，进行新的扩大

⑤争取改编杂色部队和地方实力派的部队。

⑥个别扩大。

1. 关于改编杂色部队和地方实力派部队的问题：

①不同的来源：土匪，会门，民团，伪军。

②不同的出发点：抗日找出路，羡慕民族英雄之美名，便于生存与发展， 升官发财，在我对顽固分子的胜利威胁之下转向来归。

③争取改编方法：

甲、尊重他们的独立性，帮助其发展，在发展中去清洗淘汰。

乙、培养新生的进步的力量，和缓旧的势力，改变其内部的成分。丙、上拉下取[7] 的办法。

丁、利用上层每一个进步表现，适可而止地推动其进步，并善于考验其进步，对其真正的进步，要求予以肯定，同时注意不能迎合其表面之进步。

戊、逐渐插入干部，慎重人选。

己、统一筹措，保证供求，便利指挥，不然即易形成独立，防止与扩大独立性。

庚、逐渐靠近主力，配合行动，在适当的军事部署之下，从战斗中去锻炼，去淘汰。

①充实主力：

甲、先予诸人，后取诸人，将主力之一部编入新部队中作为骨干，而后将扩大的部分新部队拨归主力。

乙、改换地方武装番号，统一地方部队，给受编的地方部队以独立名称。丙、不放松个别的扩大，与地方部队订立互助条约，帮助其训练部队，

利用新部队扩大的机会，经过商榷后将部分新扩大的部队拨归主力。3.整训部队：

①利用一切间隙，在不同的情况之下，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原建制整训，或暂时抽调受训。

②在整训中注意加强党的领导及政治工作，并适合于保证军事计划的完成。

③提高军事技术与战术素养，政治工作要不断地作保证。

④克服打骂与侮辱战士的行为，军事管理与政治上作要密切配合，以政治教育来保证自觉地遵守纪律。

⑤关心部队生活，特别是新战士的生活。

⑥严肃部队纪律：

甲、保证命令的执行。

乙、实行作战法规和战场纪律。

丙、对破坏纪律现象、土匪主义现象、贪污行为以严厉的制裁。

丁、在保证党的统一领导下，军事上的绝对集中与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要区别开来。

戊、反对容忍姑息或对错误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三）锄奸保卫工作

1. 严格注视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

①一年来的锄奸工作日趋下降，虽然我们部队有党和政治工作的基础， 未发生大的问题。由于我们大量的发展，在部队中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成分， 甚至有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混入，给了我们一些损害。国此，锄奸工作要有极大的转变，才能对付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

②加强锄奸保卫教育。

1. 苏鲁豫边区“肃托”的经验教训[8]：

①由于平时不重视锄奸工作，而造成临时张皇失措。

②错误的锄奸方法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他们只是用简单的审讯拷打，轻信口供，把锄奸工作神秘化，没有把锄奸工作变为群众运动，没有经过政治动员和公开化。

③没有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党内的生活异常不健全，个别的腐化分子没有及时的教育纠正，以致在“肃托”斗争中把党内的思想斗争与锄奸斗争混淆起来。

④对干部的了解和提拔没有严格的原则性，造成不信任干部。

⑤锄奸干部不坚强，被人迷惑，把握不住锄奸政策，失掉党的立场。

⑥由于锄奸工作的神秘化，造成孤立无援。

⑦不重视统战环境中正确地锄奸政策，几乎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脱离群众，同情者失望。

1. 要健全锄奸委员会的领导，正确的掌握锄奸政策，培养坚强的锄奸干部，不应把锄奸工作干部放在一般党的培养干部之外，克服锄奸干部不愿做锄奸工作的倾向。

（四）青年工作

1. 青年工作新的严重意义：

①部队大量的发展，成分复杂，欲完成整训计划，就要作好青年工作， 特别在部队中要求青年工作成为党和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和突击队。

②十八岁以下的青年不能正式入党，但是这一部分人在部队中却占有大的数量，而且是最生动活泼的力量，须给以特殊教育培养，使之成为党的最纯洁的后备军，与成为我军一切优良作风最优秀的继承者。

③在全国争取宪政运动与青年民主权利中，部队青年应成为最积极的参加者与组织者。

1. 青年工作的内容：

①依靠青年来发展部队娱乐、体育运动，以活跃整个部队和辅助管理教育。

②提高青年的自尊心，防止发生堕落的现象，养成模范军人的姿态—— 清洁、卫生、整齐、精神，优良的工作作风——团结、紧张、活泼、严肃， 英勇的无畏行动——有胆有智、能作能为。

③发扬青年的积极性，使之成为学习上的突击队，包括学习军事射击技术和提高政治文化水平。

1. 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与推动：

①培养青年干部。甲、师准备办青干训练班；乙、青年党员应该是青年工作的积极参加者与实际领导者。

②在一个月内以团或营为单位，使所有的青年经过流动训练班训练一次，完毕后继续开办青年射击手训练班。

③克服青年中的倒退现象，纠正不愿参加青年工作的现象。

（五）日伪军工作1.日军工作：

①进行反战煽动，促成日军反战运动的发展。

②关于敌人穷困的国内状况，日趋孤立的国际地位，多从电讯上搜集， 不断地传播到日军士兵中去。

③宣传品应根据上述内容，拟定生动的材料，进行印刷，有计划的散发。2.伪军工作：

①方针是争取反正、瓦解与歼灭。

②上层联络采取半公开的办法，并配合下层的单独的秘密工作。

③只是取得一般的情报就以为满足是不够的，要求得进一步的发动。

④进行对伪军的家属工作，间接的去瓦解伪军士兵。

⑤破坏敌人征抽壮丁工作，在对群众宣传中反对敌人抽壮丁，并采取积极的武装自己。

⑥揭露伪三民主义、伪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⑦大量寄发宣传品到伪军中去。

⑧抽调有活动能力而又与伪军有关系的士兵加以训练，派到伪军中去做瓦解反正工作。

3.健全日伪军工作站：

①整理检查配备干部，分配专门管理每一地区日伪军的工作，具体研究日伪军的实际情况及其变动。

②发展训练地方工作组，直属于工作站。

③工作站制定对附近伪军的一定的工作计划。

④工作站要在隐蔽的情况下建立工作组，并派出自己的干部负领导责任。

⑤与地方党的关系完全隔离起来，不能发生横的关系。

⑥规定一定的证明书与附近我军取得联络，以便配合部队行动。七、党的工作

（一）发展党的组织鲁南部队一般状况：

1. 战士党员苏鲁支队占百分之二十九，六团[9] 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鲁南各单位统计，战士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五，还未达到百分之三十，全体党员与部队全体数量之比，以团为单位计算，苏支占百分之二十八、师直占百分之二十一，平均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在战士中要大量发展党员，争取占三分之一。

2. 政治工作人员中党员的状况应改善，争取个百分之八十以上，供给人员要达百分之五十。

3. 根据各种不同成分，严格入党手续与条件及政治上要严格要求。

4. 发展党员应成为经常的工作；应加强党外宣传。通过革命历史事件、纪念节，宣传党在当时的主张与活动，结合党对目前时局宣言及各个具体政策进行宣传。这种宣传应区别于党内的报告。

5. 加强新部队中党的建设，帮助地方党的发展。

（二）继续完成审查党员的上作1.已获得的成绩：

①开展了党内民主和自我批评。

②涌现了一批对党无限忠诚的党员。

③给了全体党员以深刻的阶级、先锋作用的教育。

④推动了整个部队工作的活跃，使学习运动热烈的开展起来。

⑤严密了党的组织，确定成分、审查来历等。加强了党员的组织观念。2.审查党员的教育：

①对审查党员重视不够。有马虎现象，因而成绩就差。

②凡是动员不深入的地方，老干部、老党员的模范作用不够，成绩就差。

③组织不好，主持不慎重，不能深刻地发扬民主及自我批评的成绩就差。

④审查委员会起着主要的作用，必须取得全党的信任，必须认真慎重地去尽职。

⑤官僚主义是审查党员中的最大障碍。

⑥对清洗出党的分子要适当的处理，防止这些分子对党的破坏。

（三）巩固党的民主集中制

1. 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铁的纪律。

2. 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破坏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压制民主，反对与从相反的方面破坏民主集中制。3.在军事组织上的高度集中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是有区别的，又是一致的。

4.实行军政干部在党的一定的会议上报告工作的制度。5.党员调动上作与撤换工作，应经过上级党部的介绍；应向上级党部报告。

（四）党内教育

1.严格党课。上党课时所有党员一律到课，在适合干部党员水准的需要与又可能集中上课时，则集中上课；部队分散，营团距离太远，可改为各单位自己备课，分散上课。在一个月内将全团党员分批集中训练一次，党的领导干部要亲自主持新党员训练。2.党课教材：《党的建设》、《共产党人》[10]、党报论文等。3.上党课的人选，应有较高的党龄与比较有实际斗争经验而具有威信者。

1. 党的小组会议应讨论党课教育，党员要执行汇报制，以便检查党员的生活和工作。

2. 连队墙报、干部小报是支部的机关报，要成为领导党员学习的园地。宣传部门要有专人去管理、领导。

（五）支部工作

1. 民主集中制的教育，改善支部工作的方式，活跃支部生活。

2. 在下层党员中间培养积极分子，多吸收他们参加会议，帮助他们进步。

3. 依靠总支与分总支的领导，团营干部应帮助支部工作。

4. 提高干部与老党员在支部中的模范作用，反对借口干部威信，而不敢在党内批评干部。

5. 分总支、总支应面向支部具体检查和指导工作。

6. 机关支部的工作首先要提高到起模范作用。

（六）大量提拔干部培养干部

1. 各团应设教导队，特别注意培养政治干部。政治指导员要从排长或副连长中提拔。

2. 政治指导员在党龄上、政治水平上要超过军事干部，至少要相等。

3. 政治工作人员应加强战斗上的锻炼。

4. 政治工作人员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认真的工作态度，艰苦的工作作风和遵守纪律以及政治学习的模范。

5. 克服危害政治工作威信的现象。政治干部要来一次重新审查，不适合的调换。

6. 连队提拔干部要经过支部。

7. 反对连队中抑留积极分子的现象。

（七）党的团结

在分散行动中更应加强党内团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克服不正确的倾向，特别是自高自大、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的倾向。

报告就是这么多，在战斗环境中要以战斗精神来传答这一报告；在情况允许下应以战斗精神来讨论这一报告；回到单位后应以战斗精神来执行这一报告。

注 释

1. 六月决议，指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

2. 中央派的插入，指蒋介石集团对华北、华中某些高级干部的收买和向东北军中派遁的政训人员。

3. 双十二事变，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

4. 中央，指中国国民党中央。

5. 宪政促进会，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成立。选举吴玉章为理事长，并发表《延安宪政促进会宣言》。在该会的发动下，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宪政促进运动。重庆、成都等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士，也举办各界宪政问题座谈会。通过以上活动，启发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揭露了蒋介石假装实行宪政的骗局，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6. 救亡室，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开展群众性政治、军事、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其名称各地区、各部门有所不同，山西一些地方通称民革室

（即民族革命室），有的地方称救国堂。山东称救亡室，一九四○年十月十日部队改称军人俱乐部。

1. 上拉下

   ，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改编杂色部队和地方实力派部队的办法之一，即拉拢上层领导，争取广大群众。

2. 苏鲁豫边区“肃托”的经验教训，指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边区（亦称湖西边区）发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不到一个多月，有几百名中共党员、干部，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关押起来，

   约三百人被无辜杀害。罗荣桓得知后，亲自到湖西地区果断地制止了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大逮捕、大屠杀，从根本上扭转了由于“肃托”而造成的极其险恶的局面，为挽救湖西的党，恢复和巩固湖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3. 六团，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

4. 《共产党人》，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在延安创刊。

在葫芦套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年五月十四日）

反“扫荡”斗争坚持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到全部的胜利。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之发展和巩固，便决定于此。自从这个地区开辟以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各方面工作都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碰到了顽固分子对我进行最频繁的磨擦与敌之连续不断的“扫荡”。

今天敌人之大规模的“扫荡”，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力量的发展，威胁了敌人，尤其白彦战斗[1] ，反动的顽固势力被歼以后，敌人遭受了剧烈的打击[2]。这次敌人对我之“扫荡”，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从上月十四日开始到现在算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敌人以七八千之众的较大兵力，经过周密的作战计划，来“扫荡”这块狭小的地区。南迄陇海路，北达济南，调遣了四个番号的部队（包括第二十一师团、第三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十河田旅团、独立混成第六旅团之有力部队），到山区内部来的兵力约计在四千以上。合击大安、高榆、向马庙之敌约两千人，由大炉进到埠阳、白山之敌约八百余人，由东西崮口进到大炉之敌约一千二百人。

敌人的确有如此之感觉（也是个铁的事实），打八路军最低限度要一个拚一个，是否占上风，能不能胜利，还是个问题，敌人没有这个信心。日寇以无限钦佩的口吻崇敬我们是伟大的英雄。可见敌人是饱尝过打八路滋味的，所以现在敌之“扫荡”又采取了新方法。

一

1. 增加四周各据点的兵力，派出挺进部队，进入山区内部，各据点保留有足够的应付与策应机动的力量，惧怕我们袭扰侧击其据点。

2. 两部分的结合：伸出半天的行程来策应其挺进部队，实行内扫外合， 把罗网布好，逼我跳出“扫荡”圈，在外面边沿地带夹击我们。开始经东北向西南由大炉扫起，东南到西北由向城、孔庄扫起。以为我们必然向西南跳。为了防止我们跳出“扫荡”圈。税郭一带屯集了大批的部队，可以连带“扫荡”郯马，如果不向郯马就向西，想把我赶到西面来再用策应部队夹击我们。

3. 采取纵深的配备向中间挺进：西面山亭街、艾湖西小山腰安上一线， 西南西下山口到东佛山一线。其他东南捻头到车罔一线，东北费县辛庄到东西崮口一线，其他点的少数策应部队配合动作。敌人惧怕我们对其各个击破或从侧面打击它，则采取繁杂的部署，来迷惑我们，使我们不便于打击它， 因为我们要时时注意到腹背受敌。

4. 每一队向我进攻之敌，不仅依靠各据点的机动策应部队，而且在挺进部队的本身留下潜伏部队以保障侧后，采取非常稳重的交替前进。其联络方式不单纯用电台，而且用部队。整个作战部署和计划是极其周密慎重的。

二

从此种形势来看要打击敌人，不是很困难的吗？决不，事实上并不然， 正由于其作战部署和计划的繁杂、周密，内部就有了许多空隙和缺陷，在配合上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为规定的命令所限制，动作就非常迟缓了。在山地里受不时的打击阻碍，部队本身联络和电台联络都不及时。因此，使敌之配合上参差不齐，动作迟钝。

三

我们在核桃峪和敌人对峙了一个星期，敌人不能即刻决定其进攻行动， 动作非常缓慢。其部队之政治质量实不能与我相比拟，士气低落，厌战疲惫， 再加上广泛地遭受袭击，其情绪更加低落。日军是外国人，荒山僻野，人地生疏，到处碰钉子。敌攻击精神之差和仓皇退却，是无法克服的。我们政卫排少数战士进行阻击，敌人便匍匐不敢前进，要等待下一个分队增加上来， 才继续攻击。敌惯用炮火搜索，漫无目标地乱放，不过打得山上的石块飞舞而已。如果我们再予以打击的话，它的计划愈周详，则愈不能机动。

四

我们取得了一些胜利，也遇到一些困难，疲劳并没有压倒我们，虽然有少数人至少有一些不必要的慌乱，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就好了一些。我们要以百倍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1. 敌人利用青黄不接，部队与群众口粮困难之际，来“扫荡”山区。我们是有办法克服的。我们把主力部队运动到敌人后方去活动，很容易解决。再过一个月青纱帐起来，我们还可到平原上去活动。

2. 反敌人“扫荡”，要有广泛的普遍的游击战争的发展，利用小集团—

—游击小组去打击敌人，去领导游击战争。开展游击战争时，要注意直接取得敌人的情报。游击战争的领导者，除领导作战之外，还要筹集粮食，解决困难，从而坚定反“扫荡”胜利信心。坚持群众斗争，还要组织与发展群众武装。

过去组织好的群众，在敌人大“扫荡”之下，有的便消声匿迹，我们的游击小组要帮助他们积极起来，参加反敌人“扫荡”的斗争。

1. 在敌人“扫荡”之下，目前任务是普遍的组织游击小组，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更大的打击。敌人为了便利进攻，构成了许多的点和交通站。我则利用游击小组到敌侧后去活动，普遍地破坏敌人的交通联系站，破坏敌人接济和运输。

2. 师政治部派出了四个小组，已经工作几天了，并且还有报告来，还准备去袭击敌人，这证明他们是有勇气的。我们要去鼓励他们。我们还要继续地派遣。现在保卫部己派出了两个小组，再建立十几个小组，我们的环境将更加稳定，群众更加信赖我们。

凡属我们的部队及机关都要这样做，一切的地方工作组，都变成游击小组。我们自己先做出一个榜样来，我们要大肆宣传，大事鼓吹，一个月后定能获得很大的成绩。

1. 我们除了原固定之职务工作外，接受军事的锻炼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一些干部担任了侦察及其他任务，还须求其彻底地想尽方法去完成任务。

2. 从实际领导游击战争的锻炼之中，将来可以出现大批的有作为的指挥员，这是一个更大的收获。

3. 以最高度的胜利的信心来坚持、来达到我们任务之完成。我们要冲破一切困难，争取青纱帐起来之时，到平原上去和敌人的坦克车碰一碰，那时之山区根据地将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起来。

注 释

1. 白彦战斗，指一九四○年三月初，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在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的指挥下，一举攻占与日伪勾结的顽固派大地主孙鹤龄的反动民团所盘踞白彦的第一次作战。

2. 敌人遭受了剧烈地打击，指一九四○年三月，第一一五师之第六八六

团、特务团、苏鲁支队、苏鲁豫支队在罗荣桓和陈光的指挥下，于鲁南山区的白彦镇三次争夺战，歼灭日军八百余人，缴枪三百五十余支，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依靠群众作好锄奸工作

（一九四○年五月十八日）

一、锄奸、保卫工作，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在保卫自己的立场上积极地去打击敌人，从积极地打击敌人攻势来保卫自己是互相关连的，但工作方式方法上是有区别的。

要在我党内部和部队中首先求得思想上的一致，否则保卫自己将遇到莫大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敌人恰好趁机而入，不但不能击败敌人， 而且危害了自己，以致于不能生存下去。所以锄奸、保卫工作的着眼点首先要求内部的坚强巩固，思想上的一致，在党的策略路线之下，从党内到党外求得一致。

从外围去打击敌人，必须把敌人孤立起来，从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及一切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之中把敌人孤立起来。只有如此，才能使敌人的面目暴露出来，便于我们去无情的打击。

保卫工作巩固了内部，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锄奸和保卫是有区别的， 有些同志弄不清楚这种区别。在内部存在着的某些不健全的思想和行为，显然最便利于敌人的活动及利用，敌人专门窥伺这些空隙，但不能把这些东西划入锄奸的范围之内。这些不适合的方式方法会使锄奸扩大化，从而造成对锄奸工作的嫉视和纠纷。

从外围去打击敌人则更加复杂。在内部还有党的领导，在外围则处于各党各派各阶层的统战局面之下，要依靠锄奸工作来巩固①本文是罗荣桓给锄奸干部训练队的工作指示，题目为编者所加。统一战线的关系。

为着能够在困难的局面之下胜利地去打击敌人，依凭简单的方法去进行锄奸工作是得不到成就的。不把敌人的面目揭露于各个阶层、各个抗日党派人民之前给予极大的打击，那么会孤立了自己甚至遭受到反攻。例如过去打了汉奸，连布告也不张贴，这就不能够得到同情和教育群众。我们打击汉奸， 首先要求得在统战方面的同情和赞助，否则我们就失掉了依托。

把外围锄奸工作和内部的保卫工作看成是单纯的东西，采取单纯的方式方法，这是有害的观念。今天应该区别锄奸保卫工作的方式方法的诸问题。二、整个锄奸、保卫工作的环境是处在困难的统战关系之下，各党各派

共同抗日、共同行动之下，不但不能去破坏它，而且要扶持使其坚固强大。在此种包括各自不同的党派、阶级的统战局面之下，首先在统一的抗日

目标之下，注视到斗争的问题，在这个斗争中间很容易混入民族敌人的活动。今天敌人可以利用统战关系来隐藏在抗日营垒之中，也就是敌人的活动范围扩大了。

由于部队的发展，使成分改变，来历复杂了。有从新的部队改编来的， 有从敌人方面反正过来的，有在我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下争取来的，还有些是打起了八路军的旗号但仍保持其原有阶级立场的，有的是在抗日的潮流下参加的，真是形形色色，花样繁多。

由于部队的分散和大量发展（连变为营或者已具有团的规模），基础比较薄弱了，敌人奸细用干线万索伸入到内部来。目前，部队中发生的有些现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主持召开了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后，由他起草并以他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的书面指示，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时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象过去是没有过的，如今什么都有了。如堕落腐化等，虽然不一定是敌人有计划的腐蚀我们，却是利于敌人奸细活动的因素；土匪主义的流行，的确是受了外界的极大影响，给敌人奸细活动提供了方便之门。例如阶级立场的模糊，二大队独立营、费西北游击队之叛变，泰西某副营长之被刺杀、组织逃跑，这些事实虽然不完全是敌人策动的，却包括于便利敌人奸细活动之中。总之，这许多现象，是极其便利于民族及阶级敌人来打击和暗算我们的。

三、锄奸对象：

我们的锄奸对象，在今天第一就是民族敌人，即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汪派和一切暗探分子。

敌人有强大的特务工作，有几十年准备灭亡中华民族的阴谋活动，敌人专门利用我阶级矛盾，各个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各党派间的矛盾，收买和利用叛徒来施行挑拨离间，来达到“以华制华[1]”的目的。

首先我们要处处警惕揭破敌人穷凶极恶的破坏活动，“以华制华”的毒辣手段，有组织地打击敌人的特务机关。

其次，就是阶级敌人在统一战线中间破坏合作、制造分裂、倒退、投降、限制异党活动、肃清异党等，此种特务工作和敌人特务工作如出一辙，也就是等于具体执行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政策，在客观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有一种是汪派，已经成了整个民族的公敌，事实上汪派已经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收买和直接指示之下，干着反民族及工农大众利益的奸细勾当；又一种是反共反八路军，以制造磨擦为能事却还在抗日的顽固分子。我们所采取的对策是有区别的，坚决地打击和彻底消灭汪派，对顽固分子虽也是坚决打击，但不是肃清，不使其脱离统战关系，争取其留在抗日方面，如果与我联合，还可言归于好，重新携起手来。

国民党内部广大人士主张联合，大地主也不愿把自己陷于内战，我们不能以为国民党员都是敌人，要从阶级方面更进一步的去划分。

肃清汪派和敌人特务机关。对反共反八路的顽固分子，应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打击之，不能把所有的地主豪绅都消灭肃清，更不能把所有的国民党员都当作敌人。我们部队中有些是国民党员，但并不是国民党派来专门在我内部负有某种任务活动的人，我们就不能把这些人当敌人看待，但是必须把他的来历和面目弄个水落石出。

因此，我们的锄奸工作应很清楚地把上述情况划分出来，从这些对象之中确定具体的政策，对国民党要有高度的警惕性，但遇到以后，不能有任何惊惶失措。

四、方式和方法：

锄奸工作不是孤立的，要依靠于广大群众的基础，如果处于孤立的地位， 不但不能打击敌人，相反的会打击自己。锄奸工作过去在部队中形成了神秘化，有些可以公开的，没有去公开，应该去进行教育的也被忽视，结果是秘密的活动，用隐蔽的方式，记帐式的把许多现象反映统计起来，使人难测； 对政治机关也保守着严格的秘密，使锄奸工作与整个政治工作没有联系，锄奸工作由此孤立。

把锄奸工作从党的工作内划分出来，有什么方法来进行呢？锄奸工作竟成了一个特殊的东西，不能够取得群众的了解和同情，锄好工作变成使人漠视的一件事。

今后在党内应以党的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在党外应以政治工作者的面目

出现于群众之前，然而与一般的政治工作人员又有区别，就是侦察部门的特殊地位。

从组织上去保守秘密，以公开的方式去工作，去继续侦察，继续活动。担负党的工作，要无限的积极提高部队中的警觉性，锄奸干部在部队中要造成有集中的作用。

以公开的形式，经过行政去执行和处理。如对部队中的坏分子之审判、处理等。

五、目前几个工作的中心问题：

1. 以最认真最负责的精神积极地提出意见，毫不放松地、毫无懒惰情绪地去鉴定每个党员，对清洗出党的分子，要有很确切的注意和帮助处理，特别要关心他们、争取他们，防止他们对党的破坏——污蔑中伤。

2. 对每个党员的来历和社会关系要弄清楚，锄奸干部应实际的去考察， 供给审查委员会材料，把每一个党员的一切问题，作出一个答案来。

根据实际的事实加强阶级教育，提高警党性。

1. 帮助政治机关切实地清理统计部队的成分，把各个部门成分复杂之程度作个比较，特别复杂的应特别注视和加强。非党群众也应清理。

2. 整个的检查，区别主要的次要的封建团体、封建组织、会门、帮头等等，这个工作必须要做。

3. 地方工作：

a、驻地的清理工作：团体、党派活动、成分，可疑分子、奸细活动情形等。

b、动员群众，封锁消息，要成为锄奸干部的经常工作。

1. 锄奸保卫教育，有系统地搜集实际的材料，来进行教育（阶级警觉性的问题，不是庸俗的日常生活问题），等待上级颁发材料是不对的。

2. 和连队的军事政治干部协商，对他们保守秘密是不必要的，向他们征求意见，尊重其意见。

3. 新部队的工作。

4. 贯输融汇老的方法，创造新的方法。

5. 从实际的转变，实际的工作收获，创造新的东西。注 释

[1]“以华制华”，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阴谋伎俩。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总是在中国培植可能供它利用的力量，以便分裂中国内部而达到它的侵略目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它不仅利用国民党中汪精卫派公开的亲日分子，而且利用蒋介石派的力量来牵制抗战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侵占广州、武汉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军队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着重从政治上鼓励他们进行反共活动，正是这种“以华制华”政策的实施。

关于创造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初步检讨①

（一九四○年八月）

创造鲁南抗日根据地，开始是以抱犊崮为中心，向北、向西北联接大块山区，与对顽固派反共高潮的被击退[1]和制止，推动了社会统战工作，争取了地方中间势力，更加发展了军事上的成就。各县联合抗日政权的迅速建立， 敌人伪化地区的逐渐缩小，与投降派的被孤立，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坚持团结抗战方针的结果。争取地方中间势力转向团结抗战，大大地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使之走向统一的局面。最近鲁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2]的成功，鲁南督察专员公署与各县参议会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于社会统战工作执行党中央统战政策的结果；然而这决不能掩饰在执行社会统战工作过程中存在着错误与不充分的地方。

首先在社会上层统战工作中，以适合地主阶级利益，而抹煞和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人与广大农民的发动，这主要是由于右倾错误产生的结果。争取封建地主阶级是鲁南社会统战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争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方针，决不是站在拥护他们全部利益上，去取消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缩小群众工作范围，更不是损害党的组织去换取他们的同情，使党成为统一战线的集团；而是从尊重他们一般利益开始，去推动他们进步，以求得在目前阶段上

不致使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发生尖锐的阶级对立，以获得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的实现，与便利于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成为宏伟的抗日力量。

由于这一严重右倾错误，过去的存在与现在还没有全部被克服下去，影响了上层社会统战工作没有继续的前进，影响了下层群众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处在严重的落后状态中；同时亦由于右倾错误的产生与缺乏自主的统战工作，危害了对整个中间势力更广泛、更进一步的争取在联合抗日政权的工作上，没有坚决地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关于“三三制[3]”政权；没有大胆地去吸收非党干部工作；没有采取广泛民主方式的领导。

自尊自大的狭隘思想，不仅妨碍对整个中间势力的争取，而且妨碍对进步分子的推动，尤为有害的是由于对争取中间势力重要性认识不够，事实上就不会承认鲁南地区的落后与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因此，对群众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上也就不肯很好地去研究它所具有的特点；也就不会采取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工作方式。这就必然使群众工作束缚在狭小的范围以内与形式主义上面。这在我们创造抗日根据地上是最危险的倾向。

鲁南地区落后与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是极严重的现象。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陈腐守旧，地主拥有大量私人武装，割据乡村，欺压农民，造成了农村非常闭塞、黑暗，这是群众运动最大的阻力。群众运动的严重落后， 还由于我们工作极不广泛、极不深入与缺乏坚持性，尤以鲁南党大部分组织是处在极幼年的时期，不是由群众运动中开始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军事力量推动与统战工作影响之下开始产生发展起来的，是很少与群众有联系的。党的组织分布又极不平衡，根基尤为嫩弱，反映地区落后与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一般的在党内也有反映。因此，更加造成了群众运动的严重落后。虽然我们建立了联合抗日政权，亦是与群众运动很少联系的，也正是联合政权虚弱的根源。关于改善农民生活，还只限于施政纲领的条文上。大部分乡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鲁南天宝山区桃峪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

村政权还是“原封未动”，对群众运动没有起到强有力地推动作用，群众运动的枷锁仍未被砸碎。这一枷锁的来源主要的是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因此， 我们目前群众运动的方针不仅是广泛地组织农民，而且要广泛地武装农民； 不仅是为了实现农民的真正的自卫，而且是为了实现抗日全面游击战与坚持创造巩固的根据地。组织与武装农民，不能分成对立的两方面，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组织农会是农民的自身需要；发展自卫团亦是农民的自身需要。特别在地主拥有大量武装与盘踞乡村，欺压农民的情况之下，在敌人点线封锁乡村， 摧残乡村，打击农民的情况之下，农民武装自卫是更加迫切的需要。同时农民已经有过自发的和现在还存在着的各种自卫武装组织形式。这更加证明农民武装自卫并不是不需要的。自卫团虽然带有广泛的统战性，但可以断定， 在普遍发展组织的成分上，大多数是农民，但武器大多是从地主与富有者手里收集来的，这与农会有极大区别。农会是拿武器的农民与没有拿武器的农民，或许农会也不可能拿武器，然而在容易拿到武器与大量拿到武器上是与自卫团还有优劣区别的。但是，我们必须克服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农会容易组织、生存，容易产生干部；自卫团是不容易组织、生存，不容易产生干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极有害的观点，是取消武装农民的观点，是取消广泛群众游击战争的观点，是秘密环境底下狭隘群众运动思想的流毒。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长期的武装斗争；根本不了解民族抗日战争的特点是残酷的持久战；根本不了解尤其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战与创造根据地是极残酷持久的斗争过程。同时亦必须克服这样的现象：发展了自卫团而忘记了农会，不去更进一步的巩固自卫团，使之成为农民真正的自己的武装，同样是极其有害的。只有以农会作基础，才能够巩固自卫团成为真正农民自卫武装， 由此农会亦更加有力地代表农民利益，成为联合政府主要的支柱与坚持抗战主要的动力，这是我们群众运动中最中心的任务。

由于群众运动的落后，影响了地方武装不能取得大量的发展与质量的改善，影响了主力不能大量的补充与战斗力的增强，使我们扩大革命根据地受到限制。

地方武装的嫩弱与不纯洁，既不能成为主力的有力助手，又不能成为主力唯一的补充来源。主力更加被分散与被钳制在既有阵地上，积极自主机动性的削弱与疲于作战的消耗，这是极大的损失。因此，目前尤为必须的是加紧深入发展群众组织，普遍发展自卫武装，生长出大量的游击队、自卫团、基干队，从现在的地方武装中动员一部分参加到主力去，这是党政军民一体的任务，是统一服从于战争利益最积极的表现。必须克服满足于现有地方武装的停滞发展状态，必须克服主力与地方武装造成分离的现象。这里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以爱护党的热诚爱护党所领导的武装，要以忠诚于党的事业保证我们一切武装都是党军。首先，主力应该以十几年所造就的党军模范地去帮助地方武装强大起来，去团结地方武装成为自己有力的助手；尤须纠正主力部队某些干部生硬的态度与蛮干的作风，特别反对那些单纯化的狭隘思想。在现成的地方武装中，要加紧党的建立，开展政治工作，保证执行统战各种政策与统一的供筹制度，还要很警觉的予以必要的改造。因为地方武装有一部分，不是从群众运动中动员来的，是由统战工作或一般的社交与通过私人关系收容改编的，各有不同动机与设想。就它们原有性质上说：有的是地主或者是土匪的武装，一般组织成分上很少是纯洁的农民，要使他们变成

良好的地方武装——服从群众利益，坚持地方抗战，保护人民政权，接受党的领导，是很困难的。如果忽略了这些特点，必然会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加紧从各方面动员，争取把它们编到主力去进行改造。而真正可靠的地方武装，只有从群众运动中去建立。

为了加速与充分地发展根据地，克服整个工作中不连贯的现象，更需要党政军民一体向着一个目标，统一一切工作方法，反对各自为政互不尊重的态度。军政民应该是在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战争的利益上，去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与坚决进行战争的动员。除此以外，不容许有任何自发的思想。严格建立同级工作互相联系制度与自上而下的检查制度，打击官僚、腐

化、贪污分子与地主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因为这是最容易损害我们的。从各个工作组织中间，开展自我工作检讨[4]，发展自我工作批评，巩固党的一致，团结全党像一个人一样，并经过军政民去实现党对全盘战争的领导。是我们充分发展根据地与建设巩固根据地最可靠的保证。

注 释

1. 对顽固派反共高潮的被击退，指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2. 鲁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指一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沂水县南部青驼寺召开由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在会上选举产生了山东省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执行委员会和山东省各界群众组织。

3. 三三制，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的一条原则。即在政府中人员的分配上，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不左不有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4. 检讨，当时的习惯用语，实为总结。

关于营连党组织的规定①

（一九四○年十月十日）

为完成建设模范党军任务，特将营连政治组织统一规定如后：

一、为加强团政治处和总支工作的深入领导，决定取消营分支，支部直受团政治处总支领导。营设正副教导员（副教导员负责锄奸工作），代表上级政治机关，进行党政教育，保证党的策略路线的执行。营单独行动时团政治处派员加强领导，组织临时党委会，保证任务及党的政策的执行。书记由团委派或指定教导员充任。

二、连设脱离军职的支部书记，专做支部工作。支委会以五至七人组织之，内分支书、组、宣、青及候委[1]等。取消锄、敌、民等委员[2]，各种工作由支委具体领导，另设工作组。

三、为加强青年工作成为政治工作有力助手与突击力量，决定取消文教名称。连单独设青年委员（须提高其质量）兼任青年队长及领导文化娱乐， 协助上政治课。

四、为加强连队政治文化教育工作，在排设政治战士一人。其任务是作学习模范，领导学习小组，为政指得力助手。政治战士必

以政治文化水平较高及模范党员充任，由军人大会民主选举之，战时补充可由政指指定。

五、取消民、敌、锄等小组，统一以七人组织连队工作组，受政指领导。政指应按当时环境，工作中心，提出工作主要任务并动员战士参加，必要时临时单独组织敌、民工作组等。

六、青年队组织，连设队，排设分队，营团不设中、大队，直受政指和青年委员指导。

七、救亡室改称军人俱乐部，内设主任一名，军事政治学习委员各一， 体育、卫生、音乐委员各一，墙报委员三，经济委员会主任由政指兼任，委员以民主方式选举，一人不能兼三项，委员中党员占三分之一，多吸收积极分子中非党员参加。

以上组织不应随便添减，以免繁杂。教育计划与教材统一由各级教育部门制定，以求统一。

注 释

[1]组、宣、青及候委，指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青年委员及候补委员。[2]锄、敌、民等委员，指锄奸工作委员、敌军工作委员和民运工作委员。

① 第一五师挺进山东的部队在罗荣桓等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一九四○年十月，共编成六个教导旅，近七万人。活动于苏鲁豫皖边、鲁南、滨海、鲁西、冀鲁边等地。为了加强军队中的中共党的建设， 特别是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罗荣桓主持起草和萧华共同签署，向各旅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发出了此“规定”并报中央军委。萧华时任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第一一五师入鲁后的工作①

（一九四○年十月十四日）

第一一五师三旅[1]主力和师直转入山东地区的工作总结报告如下： 一、三旅主力和师直进入山东时一般环境

1. 敌人开始“扫荡”华北，全国磨擦上升。

2. 山东已有党发动和组织的游击队，因为没有主力作中心，极涣散，战斗力非常低微，没有走上根据地的发展道路。且山东地区的落后性与强大封建地主势力及土匪、杂牌军队的统治，农村是分割的。现在鲁西、鲁北、鲁西北、鲁西南与沂蒙以南，大块山区和平原我不占绝对优势。

3. 敌人在山东组织伪军数量上比华北其它地区多，鲁西曾经有一万以上，全部布防于沿运河西岸与黄河以南及汶、钜、宁、东平[2]地区。据现在整个统计，地方伪军约四万。山纵[3]活动地区不清楚。

4. 敌人与顽固势力点、线的据点建筑，现已大体就绪。二、我们进入山东与发展方式

1. 隐蔽偷运，由边沿伸入腹地，造成既成事实，以争取合法地位。

2. 对敌顽采取打、统（收编）、反、争、插、挤方针。

3. 由点联成块，再发展成大块并互相打通。

4. 自上而下开展工作。

5. 利用多种名义发展武装，争取改编地方武装。

6. 社会统战工作，上层为第一位，孤立外来顽固派，分化地方势力，争取瓦解伪军，改编伪军，最有决定作用。

三、获得的成绩

1. 开辟了根据地，坚持了斗争，转变了我在山东之劣势，使之走向优势， 联接了冀南，各地区开始互相打通。

2. 伸入陇海路南与鲁苏皖边的发展，打通了华中与华北的联系。

3. 各个地区的地方工作，在开始阶段上军队是主要的发动和组织者，供给鲁西、鲁南近三百名党政民干部，帮助他们训练的在外。建立了部分不完整的县政权。

4. 扩大了自己（主力七个团，新团十二个，共计四万二千八百一十五人； 地方部队二万），建立了两个军区，六个军分区。

5. 一般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在统战工作中一般地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了顽固势力，没有造成与友军关系的破裂，使我在发展上取得顺利的条件。

6. 我们的干部确切的说得到了一般锻炼。四、严重的弱点

1. 一直到现在没有巩固一个点。

2. 军事的发展与党和群众工作不能配合，党和群众工作基础是极弱与不巩固。

3. 各种工作的单纯军事倾向，对党政民工作要求的狭隘。

① 一九四○年九、十月，罗荣桓在桃峪主持召开了第一一五师高级干部会议，并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的总结报告。本文是罗荣桓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与陈光共同签署向所属部队和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及中央军委发的电报。陈光时任第一一五师代师长。

1. 主力极不充实，地方武装面大，复杂，争取工作薄弱。主要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与求得地方党工作的配合。

2. 部队分散，没有必要的整训；纪律松懈，违纪现象不断发生。如在战场上的发洋财，个别贪污蜕化，一般的浪费人力、物力，尤以造成破坏党的政策与损害传统已很严重。

3. 部队政治工作做得不够。

4. 干部政策水平不高和缺乏运用的政策知识。

5. 缺乏组织集体的指挥与领导。

6. 建制分散，指挥不集中。五、为建设模范党军而斗争

1. 为了应付时局的变化，巩固我在山东已开始获得优势的发展与建设永久大汁的根据地，必须更加准备自己的力量，加强自己力量。

2. 以建设模范党军的模范，争取友军，团结中间势力，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

3. 建设模范党军的要求：

①认真明确地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

②普遍深入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要成为爱护根据地与推行民主政权时代的模范。

③高度的政治团结，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的遵守纪律，不断的要求进步。

④灵活、机动、果敢、坚决，发扬光大英勇善战的传统。

⑤严肃、紧张、坚持、精细的工作作风，坚定、忠实、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

1. 建设模范党军，是艰苦巨大的组织任务。

①坚强党的堡垒作用，巩固政治委员制度，提高政治机关威信，加强连队工作，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②加强军事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指挥机关、机构，确定正规工作制度， 增强组织领导效能。

③严格审查干部，适当准备干部，有系统地培养提拔干部，加强在职干部教育，实行干部轮训制度。

④工作周密的计划，严格的检查，及时的总结，发扬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

⑤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加强思想建设教育。

⑥自我团结、进步，求得地方党政民的配合，统一服从于根据地的建设及统一正规化训练，充实连队、主力兵团，加强新军建设。

1. 建立军区工作：

①任务是，领导发动和组织地方武装，统一指挥、整训地方武装，创造地方基干部队，源源不断地充实主力，准备长期独立的坚持，保卫根据地。

②为了帮助军区工作建立与统一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建立，按作战地区由旅以上指挥机关兼任军区工作，但军分区得独立设立指挥机关，以统一地方武装编制。军区成立支队，分区成立独立团，各县成立独立营，普遍组织群众自卫武装并由军区、军分区到县、区设立武装动员部门，统一和加强战斗性。帮助地方部队，争取统一地方指挥，加强进步，不得强迫改编或任意拆散。军队对各作战地区后方勤务，军区、军分区均负有建设与管理之责任。

1. 供给制度：

①供给来源统一由地方政权筹划，不得自筹自给，严格禁止募捐、罚款、私自筹粮、征税。

②统一党政军民收支、预算、决算，由军政委员会审委会节制管理之。

③为便利部队行动，临时由各级政府予以贷款或借款，须有团以上首长正式收据，粮食供给由师旅各供给机关发出领粮证，各部队得按人数实领， 月底总算清查。

1. 奖励制度：①按资深、功绩、职务，实行等级制，排、班、战士由团审查批准；连由旅审查批准；营以上由师审查批准或建议集总、军委批准。

②各级干部遇有过失错误，按轻重予以劝告、警告、记过、降级、撤职等处分。

③有新的功绩者，按大小予以口头、文字、升级、提拔等奖励。8.关于建军工作另有详细计划、命令。

注 释

1. 三旅，即八路军第三四三旅。

2. 汶、钜、宁、东平，指汶上、钜野（今巨野）、宁阳和东平四县。[3]山纵，指人路军山东纵队。

建立模范党军的支部工作①

（一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建设模范党军是党的巨大的组织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在整军中加强党的工作，提出下列数点要求：

一、建立支部有组织的领导，强固支部堡垒作用

（一）健全支部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作到有周密的计划，严格的检查， 及时的总结，发挥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特别强调有组织的领导。

（二）把党的领导高于一切，一切经过支部的保证的口号变成认真执行的实际工作。连以下干部的提拔经过和接受支部审定，连级军政干部定期向支部作工作报告，任何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组织和领导，党内没有特殊党员。

（三）保证在战斗员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党员，并实行质量调剂与配置。支部加强对积极分子的培养与团结，使他们成为支部决议积极执行者与支部工作的核心。应公正地发现积极分子。

（四）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消灭党员与非党员没有区别的现象。党员的政治水平和觉悟程度必须高于非党员，干部党员和老党员应以身作则，为新党员的表率，应改变机关支部落后于连队支部的现象。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应积极参加本支部的工作，加强领导，把机关支部提到模范支部的水平，以推动和影响连队支部。

二、发扬党内民主与开展思想斗争

（一）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教育，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正确的辩证的去运用。

（二）实行党内问题经过党的系统传达与解决，不应以行政代替之。巩固干部威信不能借口干部威信而强迫党员服从个人，干部如违犯党的政策应受到党的监督。在不妨碍军事指挥的原则下，应尽量发挥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

（三）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目前主要是克服部队中贪污腐化，违犯群众纪律的军阀官僚主义倾向与不爱护根据地的游击主义的观点。应发挥高度自我批评，自上而下，自主要干部到一般干部，自老干部到新干部，自党的领导机关到支部，自老党员到新党员，自党员到群众纠正一切不良倾向， 同时反对在斗争中各种各色的自由主义。

三、巩固党的经常工作制度

（一）巩固党、提高党员的质量，仍是我党工作的中心环节。审查党员是党的经常工作，应于每六个月审查鉴定一次。此次整军应严格审查各级干部，根据总政指示具体执行。要求党内严格，党外宽大，对党员严，对群众宽，把党员的称号提到更高的地位。

（二）发展党员应加强党外宣传。在实际斗争中给非党员以教育和考察， 造就其入党条件，依照入党的方式，同时应根据各种不同的成分、出身，严格政治上的要求和手续，自下而上的详加审查。新党员参加入党典礼后，方宣告为正式入党的时期。

（三）确实建立每星期六党日工作制，除举行党的会议、上党课外，主要是进行党外宣传工作。采用个别谈话，读党报、刊物，集体讲话、上课，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与萧华共同签发的电报。

讲模范党员故事等。尽量以启发的方式吸引非党群众参加，以扩大党的宣传。每周会议汇报内容减少，复杂重复的不必要的会议过多。支部应抓紧支委会、小组会。支委会应成为主要会议，要定期的举行，不应以支委扩大会代替支委会、以小组生活检讨代替小组会。会前充分准备，有中心内容。汇报要有实际内容，不仅反映而可提出会议的意见，以充分发扬民主，纠正以行政代替之方式。召开党的会议，会前应审查到会人员资格。实行党员调动向党报告工作的制度。党员调动介绍信由上级党部转达，不应由这一支部直接介绍到那一支部，各级组织部门应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四）各部队应自觉遵守纪律，但必须在组织上有必要的强制性。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必须作出组织上的结论，以教育全党。

（五）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建设。首先是提高党员政治文化水平，除保证受训与两小时学习制度的健全外，各团应将全团党员在三个整训时间，分批办训练班及每月举办一干部党员训练班。每周干部党课，应认真建立严格课堂纪律，首先教授人作充分准备，以增强教课效能。

四、建立模范支部

（一）在整训中以团为单位建立一个或几个模范支部，以推动和影响其他支部工作，提高支部工作效能。

（二）模范支部的建立不是专门指派的，而是提出具体条件和要求，以竞赛方式互相去争取。只要工作做得好，无论哪个支部都有争取模范支部的可能。

（三）模范支部的条件应是：

1. 保证战斗任务及整军任务的完成。

2. 是遵守群众纪律、爱护根据地的模范。

3. 是遵守军风纪及努力学习的模范。

4. 消灭一切非战斗减员。

5. 坚持经常工作制度。

（四）各级政治机关根据自己的环境、任务及上述条件，应具体的规定之。

五、健全组织与领导方式

（一）健全各级党务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各旅应召开代表会，建立党务委员会。

（二）面向支部、面向连队，是各级党政机关加强下层工作的基本口号。

（三）总支部的职责和工作必须加强，尤其注意分工与直接深入连队支部，及时反映处理连队问题。

（四）强调集中是原则，分散是方式，发扬高度有组织的领导艺术。

克服投降危机①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目前时局正处在严重的剧烈的变化中。

首先是帝国主义战争，正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英美、德意日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斗争正在激烈地开展着。目前在远东方面表现在互相争夺中国。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下，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正立在三种发

展前途的交叉点上。第一种是直接降日，第二种是联合英美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三种是坚持抗战。目前主要的危险是直接降日。由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老早就在把胜利希望寄托在英美的身上，而这种依赖英美的情形今天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一、英国由于对德、意战争的结果，今天正处在危急的地位，美国还没有很好地实行直接作战准备，对胜利的把握不大。英美对中国的帮助还是有限度的。第二、日本在参加德意日同盟[1]前后，最近正积极向南进攻[2]，与意对希作战开辟近东战场，互相配合，且可能占领南洋的英美属地，这使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害怕英美会因此减少对他们的帮助而更加失望。第三、在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积极实行南进，更要迅速解决中国问题，采取了表面的部分的让步来诱降中国。这种诱降的办法已经在开始具体的实现中。敌

人在南宁龙州的撤退[3]、珠江的开放等等都是以表面的部分的让步来诱降中国。同时德意为了推动日本南进，与争取自己在中国的经济利益，采取对中国劝降。由于这方面情形的配合，直接降日已成了目前中国抗战的主要危险。尤其是亲日派正在加紧活动，配合敌人的诱降、德意的劝降，制造全国大分裂，策动反共军事行动以挑起大规模内战。实现其降日亡国的目的。这使得中国抗战已处在空前危险的严重的关头。

其次，我们谈到，争取时局好转的希望并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德意日与英美两集团，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正处在剧烈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英美派还在希望着英美增强对中国援助，把中国拖到英美的集团中去。因此，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直接降日这一问题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若抗战力量能继续增高，努力揭穿敌人与投降派的阴谋，提高全国人民对目前严重时局的认识，深切了解无论是降日或是参加英美集团都是要牺牲掉中国抗战，走向亡国的道路。坚持抗战，争取联苏，争取时局的好转并不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我们要认清，不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直接降日还是参加英美集团，他们首先都是要反共的。因为不反共就不能降日，不反共就不能牺牲中国的独立解放战争，而适合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同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他们的自私自利的阶级利益，也是要反共的，不过所采取的方式不同。直接降日，是决心内战；参加英美集团，由于客观条件不容许大规模内战，局部的发动反共战争是存在的。只有保持独立战争才有可能完全避免内战。这必须要求进步，否则限共、防共、磨擦仍然是有的。他们正在布置着大规模地反共、反八路的军事行动，这是直接降日或者参加英美集团的准备阶段；同时如直接降日实现了，必须由此造成大规模内战，这也就在说明了中国抗战所遇到的困难与危险的严重。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山东文艺工作者联欢大会上的演讲。刊载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山东分局出版的《大众日报》。

最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反投降、反内战、准备力量，粉碎反共的进攻与敌人“扫荡”的配合，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第一、向广大人民揭穿敌人、投降派的阴谋与直接降日的严重危险。因为在敌人的让步下，在亲日派积极策动下的反共投降危险，还未被广大人民所看出来。一部分人被英美的援助所迷惑住了，揭穿这些阴谋，向广大群众指出这些危险的严重性与克服这种危险的办法，首先是做宣传工作同志的主要任务。第二、反对直接降日，就要反对新的大规模的反共军事行动。新的大规模的反共军事行动不是磨

擦问题，因为磨擦是不能造成大规模的战争的。这是反革命的进

军，是实现直接降日的办法。我们要加紧战争的动员，要防止在严重局面下可能生长的失败情绪；另一方面要克服对目前时局麻木

不仁的状态，要加紧自己的准备工作，以应付可能遇到的大的打

击，以避免使革命力量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我们不仅要求军队的巩固强大，提高战斗力，我们还要求在各方面准备自己。要动员群众在思想上、武装上准备起来，加强我们每个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

作，尽一切力量来坚持阵地，打破严重的局面。

我们相信，我们是有把握来克服这种投降危险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同一切的抗战党派和人民经过了三

年抗战的锻炼是更加壮大了。我们组织了广大的民众，建立了大块的抗日根据地，我们有许多的有利条件来反对投降，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所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

注 释

1. 德意日同盟，指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又称《三国轴心协定》。条约规定，德意两国要在欧洲建立所谓新秩序中起领导作用，而日本则在亚洲建立所谓新秩序中起领导作用。三国保证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

2. 向南进攻，指一九四○年九月，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北部（越南北部）， 迈出的南进的第一步。

3. 南宁龙州撤退，指一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日军从南宁、龙州撤退。

对组织山东“抗协”自卫军的意见①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彭畏三[1]、高赞非[2]均来此。关于山东抗敌协会组织我应予以极力赞助发展，务使领导权完全落在进步分子与我同情者手里，并加强党在内部的核心作用。这一组织主要是以小资产阶级为骨干，团结大多数中间阶层，坚持抗日独立战争。尤当目前严重投降危险与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形势之下， 是有重大意义。“抗协”要组织自己武装，须帮助掌握武装，注意供给干部。要有适合于作同盟者工作的条件与能够保证党的核心作用，否则有可能在武装问题上造成与我对立现象或者合而为一，妨碍其发展与广泛争取同盟者的

武装。对同盟者武装，通过“抗协”组织形式，加强争取工作，不强调为八路军。已改编为八路者，不须再拨给“抗协”，但保持其独立发展，不轻易予以拆散与我混编。只有那种不可靠的，另有其野心者，另行处理。如已归入“抗协”组织，也须取得“抗协”的同意，与在他们无法改造之下， 才由八路军接收整编。

注 释

1. 彭畏三，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滕州教育界很有名望。曾在济宁当过山东省立第七中学校长。早在抗战前就与一些共产党员有接触。第一一五师到鲁南后，曾代表孔昭同（国民党军山东暂编第六师师长，后被八路军任命为第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与八路军联系，对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表示敬佩。时任鲁南参议长， “抗协”主要负责人之一。

2. 高赞非，系鲁南较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曾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一分院教育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菏泽抗日教导大队大队长；一九三九年十月起任郯城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一九四○年的政治工作总结和

① 一九四○年七月，中共山东分局帮助在根据地内的国民党进步人士组织的“国民抗敌协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简称抗协），还帮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国民抗敌自卫军。罗荣桓认为使“抗协”成为政党性的组织，并建立独立的武装是不妥当的。本文是他与陈光、萧华联合签署致所属各部队并报人路军总部、中央军委的电报。文中指出，对于“抗协”务使其领导权完全落在进步分子与我同情者手里，对于“抗协”的武装要帮助掌握；发现有不可靠或有野心分子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才由八路军接收整编。后来经过耐心的工作，“抗协”的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愿意将“抗协”所属“抗敌自卫军”交八路军统一整编。“抗协”的主要干部和很多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政治上得到了锻炼，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一年的政治工作计划①

（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

甲、师高级干部会议[1]后，政治工作的初步总结与检讨

一、从师干会后，整个秋季的环境，部队是在配合百团大战的行动，冀鲁边与鲁南部队是处在紧张的反“扫荡”中，鲁西与苏北是处在反投降派斗争中。但部队利用战争的间隙，仍然取得一部分的整训时间（如二旅等）。二、一九四○年一一五师的工作，是发展的一年。从师于会后，才使整

个工作进入巩固与统一的阶段。根据最近一个月工作的检查（以鲁南部队成绩为例）有如下收获：

第一、部队的热情普遍提高。三、四、六、十、十一及十三各团，均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各旅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加上各种党外会议及报纸上的动员，部队工作比以前更紧张与活跃。

第二、提高了党性，在巩固党的工作上，有了初步成绩，开展了反军阀主义、土匪主义的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了一步。开展了党内民主， 党员数量在主力部队仍然保证了占部队的三分之一

以上。

第三、统一与整理了正规军与军区的指挥和编制，紧缩了机关，充实了战斗力。

第四、干部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加强了工作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并且普遍的鉴定与审查了干部。

第五、群众纪律有了转变，反对了“抓一把”的倾向，对根据地政策认识与坚持前进了一步。

第六、鲁南部队青年工作比较活跃，青年干部的质量加强了。三、在师干会后工作的缺点：

第一、部队的建军工作，未能与战争的加强及根据地建设密切联系起来。干部对时局的解释与教育不够，在开始整编时因时局的变迁，个别干部中发生了严重的悲观动摇变节行为，如四团锄奸股长赵生杰的逃跑，四团一营教导员的叛变（率一班人、一挺机枪），二旅会计科长与六团副官长朱家华的自杀，五旅逃亡的新干部有十六名。这些主要是由于对时局发生动摇，对新的编制的不满与平时的贪污腐化，以及对于干部问题的解决不迅速所致。

第二、对根据地政策的教育特别是实际的运用不够，政策上面的错误未彻底转变。如四团副团长及四团处决俘虏官兵、嫌疑犯等。鲁南根据地的民众负担已超过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六，而有的支队还存在乱抽粮、抽人及违反统一战线政策等严重现象。

第三、部队中非战斗减员惊人的严重，去年总的逃亡达万多人，四旅逃亡占伤亡二倍以上，最近四团一个班及五团、二团及四旅整批的拖枪逃跑。这些大都是由于部队对争取新部队工作的不耐心、不善于争取与团结地方干部所造成；部队锄奸工作基础的薄弱与连队战时政治工作与管理的松懈所产生。同时主力本身不充实，战斗伤亡后未得到及时的补充。

第四、对日伪工作除三旅较有成绩外，其他各旅均做得不够。日伪工作部门组织不健全，违犯俘虏政策与战场纪律相当严重（五旅杀俘虏三名）。根据地周围点线的伪军工作大部未建立。

第五、军区的组织虽己整理，但还未能建立起来独立的工作。地方武装

的政治工作非常薄弱。

第六、交朋友工作是被忽视的。

第七、各级政治机关（五旅、六旅）组织不健全。集体领导不够。工作要求还没有深入，欠严格。上下级工作的联系不够。

乙、一九四一年的工作计划

一、工作的总方针：一九四一年估计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环境将会有剧烈的变化，敌人的“扫荡”与投降派的进攻将更加紧张，战争会更加艰苦， 更加频繁。因此，政治工作总的方针是要全面的深入与巩固的发展，以创造铁的党军，坚持自己的阵地，充分准备自己的力量，保证战争的胜利，以达到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二、具体的工作：

第一，加紧建军工作，中心是强调部队的党性，提高部队的正规化与战斗的顽强性，以完成新的战略任务。为此：

1. 继续巩固党的工作，干部要在党军化的程度上从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加强支部的堡垒作用，强调支部工作的自动性，发挥支部的民主生活作用，健全支委会的工作。加强机关支部，健全总支部的集体领导，真正做到面向支部，面向连队。加紧党的教育，开办普通党员训练班，今年必需将每个党员普遍训练一次。巩固政治委员制度与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

2. 完成各兵团整训计划，提高部队的战术素质，提高部队的政治质量与文化水平，争取并利用战争的空隙时间，自动的进行整训。在整军中必须与坚持斗争，坚持阵地等实际任务联系起来。

3. 培养干部的工作：

①在职干部须普遍轮训：班长、政治战士、支部委员由团负责轮训，连排干部由各旅负责，营团干部由师负责。

②提拔与培养新干部：部队中普遍的、经常的保证有副职干部，各旅之主力团，在今年要培养出两个团的干部。

③健全学校工作：鲁南、鲁西两个分校[2]，各应保证在今年培养一千名部队干部与八百名地方干部。

④强调新老干部的团结与造就大批模范干部的工作，特别注意培养党内有威信的干部。

1. 加强部队的巩固工作，加强锄奸工作，耐心地争取与团结新部队，加强新战士的政治教育与巩固工作。改善连排干部的管理方式与部队的生活。注意加强锄奸工作，使锄奸工作与反逃亡斗争联系起来。目前锄奸工作的中心是加强干部、加强新部队与军政机关及后方部门的工作，是提高部队的政治警党性。

5，发扬部队的传统作风，养成部队执行纪律的自觉性，与建立军民血肉关系。

第二，健全军区工作，正规兵团的编制保证经常满额。

1. 部队发展的中心在平原，其次是山地，扩军时期主要是春冬两季。扩军的主要方式是有组织地动员各地方武装的逐渐升级，各部应坚决完成本部春季扩军计划，本年应经常做到每个正规团有二千五百人，二旅、三旅应各成立一个补充团，一旅、四旅、五旅、六旅各应补足三个正规团。

2. 军区是指挥战争的基础。应提高军区独立工作的能力，保证在主力机动转移的情况下，军区能单独地坚持阵地，坚持抗战。

3. 地方武装的基干化。首先应建立与加强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建立与加强党的工作。各军分区应建立与健全军区基干团的组织和工作，做到每两个月或三个月轮流整训一次。

4. 扩大军事部门的生产建设，改善生产部门的政治工作。各旅应保证弹药、炸药的自给；对后方伤员、隐蔽医院的政治工作，必须严格的注意。

5. 建立健全武装动员部门的工作。普遍整编、训练自卫队的组织，统一自卫队的指挥。各部应协同地方党完成山东分局对自卫团发展与工作计划， 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正确的普遍的运用统一战线政策。

①主要是改善民生，实行民主，普遍的做到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在半年内应普遍的改造现有乡村的政权，加强爱护根据地与政策的教育，特别是干部与杂务人员中不但要求了解政策，而是要实际的执行，使政策能溶化到部队的行动与工作中，各部应根据本部所颁布的政工条例切实执行。

②做到自力更生，统一财政，开发资源。各根据地应按照山纵财委会的决议执行。本部部队的衣服、布匹、鞋袜等均应自给自足。

③强调伙食单位的群众工作，加强部队与地方工作的联系，严格部队群众纪律的教育与检查。

三、注意社会统战工作，团结中间力量，纠正前统战中的右倾错误。 四、扩大交朋友工作，争取与团结我军附近之友军。在冀鲁边应加强对

曹振东[3]部的工作。在鲁西应注意对高树勋[4]部的工作。在鲁南主要是东北军，鲁西南与苏北应加紧对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的交朋友工作。各旅统战部必须协同地方党的组织，经常派专门统战干部去进行争取与瓦解日伪，开展敌占区工作。

第一，加强部队争取日伪工作的教育，开办日伪工作训练班。

第二，正确执行争取日伪的政策，特别注意战时对日伪的宣传与俘虏政策。

第三，在根据地四周的日伪据点，应普遍建立工作。第四，加紧对敌占区会道门的争取工作。

第五，协同地方党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敌占区的秘密救亡队与地方党的组织，把敌占区争取为游击区，打击敌人隔断我抗日根据地的计划。

第六，健全敌军工作部门，协同地方党建立日伪工作人员档案和有计划的领导各地区的日伪工作。

第七，对日伪城市工作（济南、德州、徐州、青岛等地），每旅必须物色有社会关系的同志训练后派去，每旅最少应于本年派去十五人以上。

第八，健全各旅政治机关的领导，使部队政治建设工作与理论工作前进一步。

1. 首先必须在组织上健全，提高政治干部本身的政治质量。

2. 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首先必须要求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

   尤其是加强对战时的政治工作与战斗中的模范作用。

3. 建立集体领导，密切上下级的联系和严格报告制度。

4. 在工作方式上强调深入、具体、精细、严格与抓住各个时期、各个工作的中心，提高进步性、创造性、计划性。

5. 各旅接此指示后，应结合地方情况讨论，并在各个时期抓住中心去做，

   师政前后颁布之建军中各个部门工作的指示仍须作到。如何请告。

注 释

1. 师高级干部会议，指一九四○年九月，在鲁南桃峪召开的第一一五师高级干部会议。见本书第九十七页。

2. 鲁南、鲁西两个分校，一九四○年六月，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除领导本校外，还辖一、二、三校。这里所指的鲁南、鲁西两个分校，系由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改编的第一分校和由鲁西军政干部学校改编的第二分校。

3. 曹振东，时任国民党军山东省保安第三十七旅旅长。

4. 高树勋，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新编第六师师长。

在第一一五师司令部第三次部务会上的讲话①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甲、整军第一期工作检讨

一、司令部工作是愈益庞大复杂，不仅要组织指挥作战，而且要包括各方面的建设。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已经巩固的而可以依托的根据地，尤其当前处于敌后频繁战斗环境中，这是我们历史上新的阶段。

我们固然有苏维埃时代（国内战争时代）的经验，但因为许多具体条件不同，不是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而且在我们这里有这种经验的干部是不多的，也不能有全部的经验。因此，我们司令部的工作，是在新的创造过程中。

二、我们已获得的成就：

1. 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跳出开始推广到大的范围上来，已经从零星应付当前情况的状态走向开始有计划有系统的工作，已经从局部性开始到全般性。

2. 各部门的工作一般的说来有了独立能力的培养，有了自主日常工作的建立。

3. 干部积极性与苦干精神一般的是不可以抹煞的。学习上亦有了颇大的进步。

4. 新的干部得到了锻炼，开始获得自己的经验，并逐渐培养起来了。三、还存在的弱点与缺点：

1. 缺乏精细贯通全盘组织的关系。

2. 各部门工作仍存在不熟练、生硬、不准确的现象。

3. 一般化的工作状态，没有发挥集体的创造性。

4. 集思广益与自我检查批评是不够的。

5. 整个最薄弱的部分是供给、卫生工作。

A、在过去国内战争苏维埃运动开始阶段上，政治机关以大部力量干了后方勤务工作，供给、卫生部门的工作比现在简单得多，几乎只是单纯技术方面的；后一时期则完全依靠于坚强的政权工作和总后方健全的组织。

B、现在处于敌后方，犬牙交错的战争形势，一切都要自力更生地去创造， 没有现成的根据地。

C、干部不够，能力薄弱，尤其缺乏全盘计划的组织指导工作的能力，缺乏自主的积极性；对经验教训的吸收与发扬不够，有些被困难所屈服。

D、某些方面的严重现象，没有自我检查，自我批评，使自己工作处于孤立停滞状态。

乙、对全盘工作的组织与领导

一、根据总的方针，具体条件计划工作，要求确实不夸大。二、工作上联系配合：

1. 局部的服从全盘，全盘要包括局部的特殊性。

2. 各局部的联系，必须包括在全盘策划上，规定有共同遵守的原则，经常的正确关系，一定的组织手续，但不是法律，互相间要主动积极的取得联系，灵活机动的配合。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一年《一一五师第三次部务会议特辑》。罗荣桓时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1. 克服各部门间互不信任的错误观念，这些错误观念是由于不从全盘出发与缺乏确切的计算所引起的，有困难不共同想办法解决，致使彼此间存在着分离的现象。

2. 党与行政工作的结合。

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组织、政治工作去保证的，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的指导工作，把党和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

每一个行政工作干部，不只是以简单的行政手段去进行自己的工作，而是要关心党和政治工作的贯彻，表现出忠实于党的总方针。因此，认为行政工作与党和政治工作似乎有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是极端错误的。

纠正党和某些政治工作的组织对各个不同工作的部门一般看待，与一般的去进行工作，结果会使党和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总的方针在某些部门中具体的实现。

三、具体的指导工作：

1. 不含糊，不笼统，授予干部任务或答复干部工作询问，要从原则到具体，要从具体延伸到原则。

2. 要有预见的提出问题，督促检查是为了帮助于部吸收经验教训，关心干部克服困难，胜利前进；同时不应忘记对自己指导工作的考核。

3. 具体的指导工作，不是代替包办工作；代替包办不会有具体的指导工作，而是事务主义者，是极坏的作风。

4. 随时注意多方面吸收经验教训，与对新情况的检讨，以提高自己的指导工作水平。

5. 没有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的指导工作，是不会那样正确的。四、对事务工作的错误认识：

1. 事务工作是保证一切工作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

2. 在我们这里的事务工作，有它的原则性，表现在各种管理事务制度的共同基础。

3. 事务工作并不等于事务主义，但乱无原则的事务工作，必然陷入事务主义的泥坑。

4. 克服轻视或不愿作事务工作的倾向，把事务工作的认识提到政治上来。

丙、整军第二期的中心工作

一、把全盘工作组织贯串起来，克服个别部门掉队的现象。

二、推进日常精细工作使其健全化，向着建设工作与生产方面发展，这不仅是供给、卫生部门要如此，其他部门的工作也要如此。

三、帮助健全军区工作。军区司令部，要有连贯性的独立指挥的能力。四、培养技术干部及各部门专门干部，提高质与量，使现在的干部能够

熟练工作。

五、建立交通联络站，逐渐发展成为兵站线。

六、任何工作要有各部门共同的努力，否则就要受到停滞与阻碍。七、工作作风，要求组织精细，坚持贯彻，深入具体。

略谈连队政治工作问题①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我们的部队虽然有过长期的工作基础与光荣传统的保持，但

仍缺乏新的发扬与新的创造，而许多政治工作制度却是一种教条式的搬用。如提到整军，则往往把宫河镇时代[1]、晋西时代[2]的一套照例的搬下去，没有充分的估计到今天连队所处的环境和许多具体的条件，甚至接连的提出许多模范，使连队工作日益繁杂，结果样样都做不好，得不到任何确切的效果。同时连队指导员多凭热情盲干，经验缺乏，能力不大，即文化水平亦异常低下；而部队则多处于分散环境，要独立自主地掌握全部工作，更加困难。因此，对于连队政治工作的指导上，必须很好的顾及连队的基本任务、环境、范围，与把握中心联系起来。

一、连队是什么？它是战斗编成的基础单位。因此，对连队一切工作要求与连队的各种组织形式，都要以巩固和提高战斗力、完成战斗任务为目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在工作中就可能发生偏差。

连队要有同群众联系的工作，要有同群众实际行动（联系）的宣传工作， 并求得同群众建立血肉相连的关系。如果没有同群众建立血肉相连的关系， 那么军队本身就不能生存壮大，也更不能有战斗的胜利。尤其是艰苦斗争的敌后，连队更应多做群众工作，主要的为发动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保证战争坚持到底的中心环节。但连队对此项工作，要随战斗情况之变化， 而有更大伸缩性。例如连队社会调查与宣传组织群众，对敌攻势等工作，连队固然要认真推行，而且也正是为了自己战斗的胜利，但不能削弱自身战斗任务之完成。因此，连队有些工作应分轻重缓急地来做。

二、连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以政治工作的手段，来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要知道完成战斗任务不仅是军事的，更应是政治的，尤其在敌后， 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要掌握各个方面的政治因素，没有政治上的保证，便不能发挥高度的战斗力。

三、政治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在连队进行党的工作和士兵群众的工作， 主要职责是向战士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政治指导员决不能成为一个事务工作者，更不能代替军事行政干部的工作。要通过政治工作去加强军事行政，在不断地耐心教育中，去逐渐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一直提到可能提高之程度。更重要的是在战斗行动过程中，去贯彻更实际有效的教育。如在作战时，严格战场纪律，优待俘虏，不杀俘虏，提出作战要求，一直到战后的检讨，都要加强战时工作的教育；在进行转移中，要以实例来作群众纪律与宣传之教育。总之，在不同的工作与战斗任务中，都有其一定的意义。政治指导员如果能抓住各种教育时机，那未教育的效果一定是很大的。

四、连队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与军事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必须具体地区别开来；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应是互相辅助的。如果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与军事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没有区别，就会削弱政治工作，违背政治工作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文中提出了许多关于连队政治工作的具体问题。其中一部分曾以《略谈连队政治工作问题》为题刊载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月刊第六期。另一版本又将此次讲话以《关于连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为题，归纳为十三个问题。本文是根据上述两文综合整理的。

的目的——提高战士的自觉。

连队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样性的，不能与军事管理方式方法完全混淆起来。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规定对各种条令的执行。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战士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启发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决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的应该发扬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调的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人员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这不是说以执行处罚人去削弱军事指挥员的威信，而达到政治人员威信的建立的错误认识，相反的，要经过政治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连队的查铺查哨制度，对于防止疾病，防止逃亡，巩固部队，严密军事戒备等，是有着很大意义的，并已经在工作中表现出很大的成绩。但政治工作人员必须认清这一工作，决不能降低政治教育与说服的积极作用，相反的政治教育与耐心说服的工作，才真正是工作中的基本环节。如果在战士中， 没有自觉的积极性与高度的政治觉悟，则一切消极防范，都是一种暂时的效果。

连队政治战士，是政治指导员的有力助手，政治指导员应加强培育，培养其工作能力，但不是政治工作的一级组织。实际上连队支部应担负贯彻全部政治工作的责任，如果支部工作坚强的连队，就不一定设立政治战士。在班一级不设学习组长，不要把行政与教育分离。过去某些连队把学习组长变成小指导员，那是不适当的。以后班长要着重政治条件的选择，同时注意其平时的培养锻炼，要知道这是干部的主要来源，忽视了这一点，就不会不断地涌现大批的干部。

五、连队的政治教育，主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基本教育应有充分的现实的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讲起。如讲阶级，就先讲各个人的成分；讲民族时，就从本连队中有些什么人，是哪一民族的，再讲到各民族的特点。要学习先生教小学生、长兄教幼弟的办法，来教育我们的战士。如果能够这样做，那末按现在规定每周两次的政治课，再加上一次时事讲话，时间是不会少的。但政治指导员必须加强上课的准备，才能使上课的效果增大。

六、政治工作要经常关心军事技能和战术的改进，以达到战斗精神的贯注。我们部队战斗质量的提高，不但必须使部队有高度的政治自觉，还必须有军事技能和战术的不断改进，要把高度的政治自觉与改进军事技能、战术很好地结合起来。

动员党员加强军事技能学习，以减少战斗伤亡，并以此去影响全体战士， 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更加坚定地同我们党员在一块战斗。

政治工作者必须更多地学习军事。

七、巩固党支部的堡垒作用，确立小组为学习单位。纠正支委会对小组领导无中心内容，只追索小组汇报党员和战士的一些日常生活检讨，而不去认真领导小组学习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会使小组会只是生活检讨、批评、斗争；会使支委会认为有自己的下级，遇事都经小组去执行，形成小组是党的一级组织，支委同党员群众接触更少。支部向战士要开放民主，以班或排

为单位，由支委领导，同非党战士举行漫谈会，诚心诚意地听取他们的建议与批评。这对密切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还要欢迎非党战士在党报上、小报上对支部和党员提出批评。

八、青年的组织是群众性的教育组织。这一点虽在理论上为大家所承认， 但在实际执行中，认识还很模糊。青年工作的方式方法，还缺少创造。

青年的积极性，要在不断的工作中去充分发掘。如果对他们的要求提得太高了，把他们当成理想中的青年，那是不适当的，相反的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和信心。今天那些繁多的“模范”要求，可以说成了青年的手铐脚镣。青年的特点，并不在于要求特殊地做模范去超过成年甚至党员。这种要求不是青年自发的真正要求。在军队中青年的特殊要求，是增长自己的知识，活跃生活，应从这一方面去组织教育，去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于推动整个部队的工作，巩固部队的战斗力，是有很大意义的。

九、连队的各种制度，必须服从于集中战斗方面。凡不合于集中战斗的要求而树立繁多的制度，对工作会起麻烦作用。但是有些人总是一再的填补制度，弄得应有的一些制度反而荒废了。连队干部忙于执行这些制度，忙于坐在房子里听汇报，而忘记了更多地更直接地去同战士联系。这就使连队的政治工作重复机关的一套。

十、政治机关对于连队政治工作的指导上，必须很好地顾及到连队的基本任务、环境、范围，并把握与中心工作的联系。

布置与计划工作时，要切实照顾到战斗情况与极大的流动性，照顾到连队的基本任务与能力。如果不照顾到这些，而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现实， 把政治机关的全盘工作一齐搬到连队中去，那一定不会得到圆满的结果。

工作到来，不细心研究是由机关做还是由连队做，粗枝大叶地都推到连队去。过分地要求，使连队失掉了中心，天天突击着执行上级机关的指示和工作要求。结果，往往使连队喘不过气来，消极拖拉或只做一部分来应付上级。要求连队政治工作更多地掌握政策也是过高的。我们要彻底改正把过去繁杂的任务加在连队身上的做法。

十一、加强对指导员能力的培养，今天有更好的条件。中小知识分子在指导员中占着相当的数量，而且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锻炼。如果今天指导员的能力还不强，那是我们培养的不够。

十二、对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新干部，应大胆地让他们下到连里去锻炼，到更接近下层的工作中去锻炼。这样，他们将能够得到迅速的提高，更好地发挥政治工作的效能。

十二、号召所有政治干部把研究连队政治工作，当作业务学习的中心之一，因为这是政治工作的基础。

注 释

[1]宫河镇时代，指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七月，红一军团驻在甘肃正宁宫河镇时期，当时国内和平基本实现，红军正在进行对日抗战的直接准备。[2] 晋西时代，指一九三八年初到年底，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西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时期。

《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序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抗战五周年来，我师由敌人正面进到翼侧，逐渐分散，深入敌人后方， 展开了和坚持了广大的游击战争。

北起五台，南下江淮，西跨同蒲，东抵海滨，我师足迹可谓驰遍了华北， 策应了华中。

千百次的战斗，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消耗、伤亡与损失。平型关首次挫败敌人锐气，这是久已深印在全国人民心坎中的信念，成为街头巷尾、偏僻乡村的嘹亮歌声。广阳、午城、井沟的连战皆胜，汾离公路的三战三捷，樊坝、梁山的诱围聚歼，泰西陆房的顽强突围，白彦、天宝山的反复争夺，抱犊崮、沂蒙山的粉碎“扫荡”，都显出我师英勇战绩，而且在晋冀鲁豫的辽阔平原上，创造了自己没有过的经验，由于我师这些成就，曾迫使着敌人不能自控地作出愚蠢的怒吼，要求我约定会战[1]，要挟我退还重炮[2]，用雪仇的口吻宣泄出士气的颓丧，但终于不能不承认我卓绝的战斗精神，而专门印发《对陈光部作战研究》，这是敌人感到难于忍受的痛苦和自供。因此，毫不夸耀的编辑和介绍出一些片断的战斗通讯，记载我师抗战五周年来为国为民的忠诚，不屈不挠地杀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发挥英勇善战的传统，这是我们全师指战员的荣誉，并以此作为献给我军诞生十五周年，纪念“八一”的礼物。

注 释

[1]要求我约定会战，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取得薛公岭、油房坪、王家他三战三捷后，被打得气急败坏的敌人， 写了一封给杨勇团长转第一一五师司令官的信。信中说，他们不惯于在山地打游击，约八路军到平原地区决战。这封“挑战书”，恰好暴露了敌人的虚弱和无能，说明八路军的拿手好戏——山地游击战争，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 2] 要挟我退还重炮，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罗荣桓等指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鲁西梁山伏击日军，歼敌三百余人，并缴获重炮两门。战后， 日军叫嚣要八路军退还重炮，否则要报仇。因当时八路军执行游击战的任务， 将重炮就地埋起来了，后被日军挖走。

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①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如果以为这只是今后两年，甚至是一年半载的转瞬间事，而视为无关重要，毫不在意，那将会造成自己的麻痹，帮助了敌人的凶暴。

整个华北的形势，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山东自然也没有例外。敌人对我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蚕食，由来己久，而目前犹在加紧进行中。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如鲁南、泰山区几乎己全部变为游击区；鲁中沂蒙区亦已被封锁割裂，在交通联系及工作指导上深感困难。

冀鲁边与鲁西，情况更加紧张，因为在那里工作基础还很薄弱，群众在长期战争中忍受着过重的负担和损失，而我们对群众生活的改善又是今天才开始注意，才开始深入发掘出并且还要继续发掘出不少严重复杂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非常细心谨慎的去解决，在解决中不是没有困难的。

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和游击区的斗争是更严重更复杂的。在我们工作不甚好的基础上，如不很好很警惕地注意和转变工作，那就很可能继续沦为敌占区或退化成游击区。这一点，决不能

因为我们主观上不愿意承认而可以马虎过去。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1]是有某些收获的，首先是从其自己占领区以内给我们以“肃清”的打击， 并转向对我们游击区与边缘地带推进，加强其纵深封锁和面的占领，形成雄厚的包围与紧缩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而且这种包围和紧缩，正在加速发展着。鲁南狭窄的山区，已没有我们可以联系的平原地，也没有可成为我们可靠的结合纽带。随着敌人紧缩地推进，不是各种工作塌台，便是往后向比较基本地区的退却。地方武装的溃散及个别的叛变，仍是异常严重。致使我们久已存在的某种战略基点遭到全部暴露和挫折，这是值得严加警惕和注视的。

上述严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同国内外形势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也有我们的缺点与错误。

第一，不认识我们是在敌后建设抗日根据地，是在敌人点线之间建设抗日根据地，而且又有经济、政治、文化、地理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总之， 没有大量的发展游击区，不会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没有很好的坚持的游击区的工作，亦不会有我们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不仅是军事的任务，特别在后一阶段上，更是政治的任务。如果说“战争愈不像战争愈像政治”的话，那么我们的游击战要有坚固抗日根据地的支撑，还要求我们如何达到有坚固抗日根据地的支撑，同时亦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研究用什么形式获得坚固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因此，在建设抗日根据地上，没有明确的观念与长期的打算，还表现在对抗日根据地边缘与游击区的坚持工作的忽视。

第二，满足于一般公开武装斗争与民主运动的外表形式，而不去分析具体环境及其所有的条件。在有些游击区已变为或可能变为敌占区，在有些基本区已退化或可能退化成游击区，是需要我们立即或准备着改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然而，有的地方仍在坚持自己一套公式，甚至剩下几个仅仅安置我们的机关还感到狭小的村庄，他们对于精兵简政的执行仍然是采取忽视的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战斗生活》第十六期。

态度。

第三，“大量开辟发展敌区工作与缩小敌占区”，己不是今天的口号。今天的口号，是普遍的巩固精干，并根据我们基本区同边缘游击区，或者敌占区各个不同条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准备隐蔽，或全部转为隐蔽，以保存自己势力与机动上的可能。因此，这不是一种消极的应付，而是有其积极的意义。为了粉碎敌人的任何“扫荡”与迎接总反攻的到来，这样一种转变， 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那种张扬旗鼓、大吹大擂一套公式的机关作风，是特别有害的。这一点，过去并没有力领导所重视，以至在某些地区造成损失。

第四，对日伪军工作我们是有了最大的热情，并获得了一些显著成效。但决不能认为可以自满的。过分暴露的政治攻势，急躁的拉伪军反正，不是没有损害的。短促突击的方式，宣传鼓动的一般化，反给了敌人特务、宪兵以猎取破坏我们的间隙，削弱了日伪军同情我们的情绪。

第五，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地方武装，无论在素质上与灵活分散动作上都不够要求，对他们的党政工作，是异常薄弱或根本没有。尤以对争取反正过来的伪军与收容编制起来的土匪，我们只给予他们一般的保证，他们是可以不执行我们任何条件的，把他们摆到边缘游击区，往往会使他们获得勒索抢掠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造成我们在严重三角斗争相持的地带上遭到失败。第六，不睁着眼睛看着敌人来势和细察情况是不会有我们的政治攻势

的。虽然我们最近也调查了一些材料和作了一些汇报、通报，但一般的说， 这些工作还做得非常不够，距离真正的了解敌人还差得很远。这就必然形成我们对敌斗争的空泛无力。

这些缺点与错误的存在，是会使我们边缘游击区愈益陷于严重地位，对敌斗争上亦招来了破坏与打击，对我们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将要形成最大的危机。敌人的蚕食，我们自己的后退，不是不可想到的事情。因此，必须转变和加强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工作

目前一般的应该是采取麻痹松懈敌人，精干地保存自己力量，并争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有我们机动的条件，不丧失坚持相持的信念，这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方针。敌人全部殖民地化的政策，即是发展很凶恶的奴役掠夺，广大的中国人民是已经饱受或愈益严重的受到无限的苦情，存在着民族基乍仇视的。敌人宣传“解放东亚”，巧妙地修改日本同中国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历史关系，事实上是不可能掩饰的。宣传“剿共自卫”，强调出“互相救，救人自救”一套谜语，无非为了要中国老百姓牺牲良田沃土，大批劳力壮丁，去替皇军修筑护路，封锁道沟，服从其残酷的奴役制。宣传“勤俭增产”，调查土地产量，更不外乎为夺取广大农民最后一口救命粮食，以加强其饿死中国老百姓的经济配给制。日本人加强特务活动，加紧伪化治安， 已使伪军、伪组织同样怀着不安。日本人经常利用“杀鸡吓猴”的办法，强迫调整伪军，编制伪组织，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更加扩大了对我们的同情。这都是对我们有利的，但决不会因此而造成我们的一切好转与反攻胜利的到来，这只是一些便利于我们的条件，使我们有渡过难关，克服黑暗，迎接好转与胜利的可能。中心环节要看我们能否正确地执行方针。因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作为一般研究的参考。

（一）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分散游击战，以配合着党和群众工作的深入隐蔽。首先求得立稳自己脚跟，打击敌人特务活动，使我有可能迟滞敌人的推进与面的控制。尤以破坏敌人等齐一线圈的向我们紧缩，展开对敌人作彼虚

此实的斗争。要发展必要的革命两面派，多争取交伪军朋友，而不是要求轻易的反正工作，以达到破坏敌人的伪化组织体系，挖空敌人。总之，要把机动性与高度原则性结合起来。

（二）排除狭隘公式化的一套，大量将我们的机关人员散布到下层组织中去作坚强深入的隐蔽工作。但应注意将无法存留或不健全的动摇成分送到基本点地区分配工作，或可能给予不重要的任务，个别派遣以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某些重要基点上安放得力干部，使其可能掌握具体斗争和组织形式， 这是非常必要的。

（三）特别值得重视的要把某些不可靠的地方武装、坏成分切实清理。有的给以改造，有的欢迎他们在另一种方式下去生存和作一定程度内有利于抗战的活动，有的设法使其枪支转交给党所团结的群众手里去。并调去比较坚强的成分（最好由基干兵团中抽出并且是当地的人）去加强游击基干队小组，在群众中隐蔽生根，建立坚强的情报转递和联络站。各地主要干部，应成为这上游击战直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经常以游击基干的突击行动，配合着游击小组的分布潜伏，只打击敌人的宣抚班[2]、保甲巡查与公指导班，打击敌人少数出动抢粮及捕抓壮丁、牵走牲口的部队；要善于打击敌人尾背， 不打击敌人来头；要善于埋伏打击敌人，不对抗打击敌人；要善于暗中打击敌人，不张扬旗鼓打击敌人；还必须相当的遵守没有情况不乱击，避免引起暴露和破坏，有了情况要善于袭击，积极配合主力的作战。这一切在今天要成为全党普遍熟习的课目。

（四）没有同群众的联系与适合于群众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是不会有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坚持的。因此，必须制止在临到困难便去加重群众负担而产生自流的发展殖民地观念。要广泛深入地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反对敌人统一封锁的配给制，帮助群众对准敌人这一殖民机构组织与管理方法实行舞弊、泄漏、走私、暗藏等办法，甚至成立群众性质之类的斗争小集团， 并同小贩、商人与敌占区人民订立彼此交换利益的条件；而且应该使其在民主法令下有这种自由。今后对敌人强迫群众修筑道沟、围寨，在无法抗拒而且不能增加群众不能忍受的痛苦时，我们只有赞助群众去暂时应付，配合着我们对伪军的工作以造成日军的疏忽和松懈。这一切，会使我们获得切实的利益，获得最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提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与依靠。同时也就有了我们教育与组织群众的基本条件。

坚持着我们边缘游击区，使其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

跳板，以打破敌人紧缩政策，建设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对我们克服最艰巨的一段过程，是有特殊意义的。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很好地体会、研究、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注 释

1. 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指一九三八年底，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华北占领区的殖民统治，首先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一九四一年三月起又扩大为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其内容是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三种地区。对解放区以“扫荡”为主；对游击区以“蚕食”为主，实行“大检举”。自一九四一年春到一九四二年冬，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每次虽有其不同的内容，但都是对华北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活动。第四

次是从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六月，其中心口号是所谓“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

1. 宣抚班，指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中向沦陷区人民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基层机构。

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①

（一九四二年八月）

敌人愈益迫切要求确保对华北全面的占领。它不但要将战争延长和扩大，而且还要去进行新的冒险，即北犯苏联与准备着对抗英美总的反攻，就不能不把对华北全面的占领与加重压迫中国抗战，作为它当前的急务。

华北各个根据地的存在与走向全般的巩固，是敌人最不能放过的心腹之患，它已采取了更残酷的方法，在危害我们华北各个根据地。

第一、敌人正在向我根据地边缘游击区增多它的据点，厉行伪化治安， 打击我们的一切活动，继续地向着我们各个根据地腹心推进，以达到它紧缩包围之企图，而予我们以严酷的打击，彻底推毁我们的根据地。

第二、敌人还以坚定其纵深点面的占领，发展其对我们的“铁壁战”， 尤以为了补救它的兵力不够，使它自己仍有可能腾出兵力，向我根据地作包围合击“清剿战”，而又在加强防卫它占领地带之重要交通线铁道、公路。如实行对铁道、公路两旁的“清剿”，修筑护路沟墙，这对于我们是一种更严密的封锁。

第三、日军已深感伪军之不可靠，因此一方面用诱惑、威迫、调

整的办法对付伪军，另一方面重新组编训练警备部队，作为伪化地方治安之支柱，使之完全被节制在特务机关宪兵监视之下，充当进攻我们的先锋。

第四，敌人打坍我们外围，堵塞我们向其占领区活动，总的目的是在使我们完全处于它的紧缩包围封锁圈以内，使我们失掉宽大的机动，困住我们， 并夜间奔袭我们后方指挥机关，企图引起极大混乱，以便它进行合击、合围与“清剿”，毁灭我们的根据地。

敌人的上述办法，除全部在河北平原上实行外，对我们其它各个根据地亦有了一些成就，打坍我们外围游击区，甚至使我们某些根据地已全部退化为游击区或敌人占领区。如果环顾一下山东各个根据地，就会看到我们鲁南、泰山、泰西及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严重局面。鲁中的基本根据地沂蒙区自遭受敌人大“扫荡”后，情形又是怎样？平稳而似乎还不会有多大变化的滨海区，并不能完全可以相安无事。

《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华北各个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 是千真万确的。但没有被我们全党全军甚至大部干部所足够认识，切实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起来。对“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没有正确的认识。有人在想：“一九四二年开始党不是说今后两年过去就好了吗？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了，青纱帐起，三个月又有了些保证，如果更大的困难要真正来的话，那只有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有什么难度过的？”还有的入采取这种态度：“事情轮不到我们担忧，天坍下来还有大个子顶，把自己一部分工作做好了再看吧！”这些幼稚的想法，特别需要我们严格的去进行教育， 去克服闭塞麻木的现象，树立艰苦斗争的信心。

日军是异民族的侵略者，要全面的占领华北，比要全面的占领东三省有不同的困难条件。敌人开始占领东三省是在中国没有发动抗战，没有国际反侵略的强大力量，完全容许敌人尽最大力量去镇压任何一种反抗。东三省是不是己完全成了敌人的“王道乐土呢？”不，没有！华北是更不可能成为敌人的“王道乐土”的。华北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有强大的共产党、八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二年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编《战士》月刊第五期。

路军，团结了千百万人民，建设了自由民主的生活，而且使被敌人残酷奴役下的老乡们，表现出同情的增强。敌人愈益凶恶的掠夺，逼迫着大家挨着饥荒的“经济配给制度”，敌人伪化治安的骗术被揭露，更引起中国广大人民极端的仇视。伪军伪组织亦不是日军可靠的心腹，它们同日军存在着严重的利害矛盾，这都是我们有利的条件，战胜敌人的组成因素。

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很细腻的组织我们的一切力量，发挥出对敌人斗争的创造性，坚强我们外围游击区的工作，向着敌人占领区内部去活动， 把敌人的紧缩包围封锁圈拉破口子，使敌人纵深点面的控制有不牢固的环节，使我们有条件地向着敌人占领地带上打击它的虚弱。这是我们当前对着敌人斗争的方针。我们要使这一方针具体实现，必须转变我们在外围游击区的活动方式。一般的应该是：精干隐蔽自己力量，分散组成群众性的游击战， 专打敌人埋伏，镇压敌人特务活动，破坏敌人公路网与护路沟的修筑，并广泛地唤起群众，反对敌人的抢掠，反对敌人制造饥荒的“经济配给制”，用各种各样方式方法松懈敌人，都是于群众有利的。这就有了教育组织群众的机会，有了战胜敌人的一切。

对冀鲁边区坚持斗争的估计和今后的任务①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冀鲁边军区概况

冀鲁边就是天津以南，济南及老黄河以北，津浦铁路以东，渤海以西的一块平原地区。它包括原河北的新海、沧县、南皮、东光、吴桥、宁津、盐山、庆云八县及山东的德州、陵县、平原、齐河、禹城、临邑、德平、商河、乐陵、惠民、阳信、济阳、无棣十三县，全区共二十一县，南北一百八十公里，东西一百四十公里；面积二万一千平方公里；人口约六百万，我能推行政令者约三百万人。在五年来的战争中，军区范围内百分之九十的村庄已被敌摧毁了。

冀鲁边军区辖三个军分区，在这里活动的部队为第一一五师教六旅，辖十六、十七两个团，二千五百余入，及新编十八团和各地独立营、游击队等地方部队六千余人，总计脱离生产的人员约一万余人。占全军区人口的六百分之一，占我政权下人口的三百分之一。

在冀鲁边日军驻防约两个联队兵力三千六百余人，据点一百五十八个； 伪军一万五千余人，据点二百三十个；顽军一万余人。总计日伪顽约三万余人，超过我军力量四倍到五倍。

由于冀鲁边为平原地区，故敌公路四通八达，县与县间、县与镇间全有公路联络。

最近敌在冀鲁边县、乡、镇的界线上强迫人民挖界沟（即封锁沟），并已开始实行并村的办法。

二、目前冀鲁边的形势

自从今年春季以来，敌人便开始了对冀鲁边连续反复的“扫荡”。至五月间，冀鲁边为坚持地区渡过难关，即已从主力部队中抽出了部分兵力，组织“跨路”游击队，伸人敌区活动，打击日伪，进行群众工作，坚定群众情绪。六月间，紧跟着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损失，冀鲁边也由根据地渐渐的变为游击区了，由大兵团活动变成了分散的游击状态。目前冀鲁边的形势己进入了严重阶段，甚至以营为单位活动已感困难，一夜要移动两次，白天要移动两至三次，稍一下慎即遭合击。七八两月我方损失极为严重。如七月十日晨，十八团连续转移三处，最后仍遭顽部伏击，团长杨柳新阵亡，政委朱爱华带彩，部队冲散。七月十七日，三分区司令部在庆云东北连遭两次合击。十九日，六专员公署及机要机关在东光东北遭合击，连转数处。地委委员杜子孚、妇救主任崔南仙牺牲，专员石曾、组织部长邵五栋等负重伤，及以下伤亡千余人。二十日，我一个营带两个连活动，损失一个连。八月四日，敌一千五百余人合击我驻东光东六合村一分区司令部，待发觉后即向外突围， 司令员傅继泽负伤，副主任张荣失踪。

三个月来在敌人“扫荡”、“蚕食”下，不仅部队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而且在活动地区上也更加缩小了。如我中心区之德平、宁津、乐陵全部及商河、惠民、阳信之部分已被敌完全占领。南皮、东光、吴桥、平原、禹城边， 我已不能入境。

三、我们的困难和有利的条件

① 本文刊载于中央军委一局一九四二年九月出版的《作战室副刊》第八期。

甲、我们的困难：

1. 敌人对我分割封锁与“蚕食”，由过去点线的占领变为面的控制，因之我回旋地区缩小，处于长期分散独立坚持游击战争的局面，加上敌人的“三光政策”，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消耗与损失，对我今后坚持斗争的影响很大。现在冀鲁边物价飞涨，农村生产力甚低。

2. 指挥联络困难，尤其处于行军、作战状态，部队疲劳，得不到整训， 军阀土匪主义容易发展，战斗频繁，伤亡、减员增多。得不到补充，伤病员得不到安全休养场所，军事建设更加困难，被服弹药不能接济，影响部队情绪。

3. 由于敌人疯狂的“扫荡”、“清剿”及特务活动的结果，我下层基础及地方干部遭受很大损失，群众情绪低落，右倾情绪容易增长。

4. 主观上的弱点也增加了今后坚持斗争的困难，如：

A、领导上不团结的现象虽然转变了，但仍不够健全，干部缺乏，组织领导薄弱，工作不深入、不巩固，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均极薄弱，不够应付目前严重局面。三风[1]不正的现象仍然存在，对敌斗争不能正确研究情况、掌握政策，忽左忽右的现象尚未彻底纠正。

B、领导干部能力薄弱，不能掌握全盘局面，部队干部多只注意部队建设与整训，地方干部多只注意在正常情况下的根据地工作，至于根据地环境变化，有计划的全面的考虑决定自己的策略做得甚少，以致根据地日渐被敌控制。根据地缩小后，机关、部队亦向各地挤缩，结果暴露目标，且增加了根据地群众负担。

C、在军事上某些同志单纯军事观点，以军事胜利为满足，不求工作上互相配合；部队转移时，部分干部不了解战略防御与战术上进攻的关系，以至产生部分地区轻易放弃，甚至在严重情况下，表现害怕，悲观失望。

D、对敌军工作注意非常不够，不能主动的向日伪军做工作，而是日伪军来找我们。武装宣传队未起作用，很多锄奸工作与保障人权问题，严格区分不够，税收工作未很好整理，党政军民配合不够。

乙、我们的有利条件：

1. 军区的军队和党已有五年斗争的经验，有坚持斗争的信心。

2. 军区的军队是从人民中产生出来的，与人民有血肉的联系，地形极为熟悉，并且普遍改造了地形，增加了敌机械化部队的困难。我军在夏秋季可以利用青纱帐，冬季可利用黑纱帐（夜长昼短）。

3. 敌人兵力不足，据点、公路日益增加与延长，敌人兵力则愈分散，敌人质量较前减弱，厌战反战情绪增高，战斗力削弱。伪军除主力部队战斗力较强外，其余均甚薄弱，没有单独进攻能力。如据点的伪警备队，大部是本地叛军、土匪所编而成，日伪矛盾无法克服，日顽矛盾日益有增无减，不能统一对我作战。

4. 群众在敌人高压下，抗日情绪并未低落，相反，更激起了群众对我军的爱护及依靠，对敌表面应付。各县、各区均建立了独立营或游击大队（每县有百余人，区有二三十人）均能坚持斗争。全边区共有三千余人。群众己有了许多对敌斗争经验。

四、今后的任务

甲、各军分区目前的任务：

各军分区基本上是坚持现有地区，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建立和恢复隐蔽的基点工作。一二分区应互相打通联系。一分区之吴桥、宁津两县合并；二分区应向齐河地区发展隐蔽工作；三分区应向阳信北部、庆云南部、无棣地区发展，派部分武装向桑落墅地区建立隐蔽基点。并以一部向商惠路[2]北恢复工作。

乙、新形势下的部队组织形式：

1. 正规军全部地方化。十六团司令部与三分区合并；十七团司令部与二分区合并；十八团司令部与一分区合并，各以营为单位与地方武装编成地区队，组成为地方武装的骨干，地方武装一律穿便衣，主力于必要时也换便衣， 团政治机关均与军分区合并。

2. 地区队为当地机动武装，对其所属县武装的关系是指挥关系，地区队实行政委制度，十六团第二营为乐（陵）沧（县）南（皮）地区队；第三营为青盐路[3]、南马颊河及商（河）阳（信）惠（民）一带地区队。十七团二营为德（平）临（邑）陵（县）地区队；第三营为平（原）禹（城）齐（河） 地区队；第一营为济（阳）商（河）临（邑）地区队。各军分区独立营不限定地区活动。

以上编法，其好处是适合分散性、地方性的地方游击战争，但其缺点是在平原地区没有一个机动力量，为克服此种困难，准备从各团、各军分区抽出四至五个连，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动营，并加强其火器，随军区活动。

丙、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以区党委与军区组织日伪工作委员会，各军分区与地委亦组织日伪工作委员会，领导与组织对敌斗争。每县抽调一个好党员训练为日伪工作者。各分区各地区队组织武装宣传队，展开对日伪政治攻势，并派得力干部领导，展开对敌占区广大社会人士的统战工作，开展反特务、反“清剿”、反敌顽的斗争。

注 释

1. 三风，指学风、党风和文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2. 商惠路，指山东商河到惠民间的公路。

3. 青盐路，指山东的青州（今益都）到河北的盐山间的公路。

青年工作应该走向哪里去？①

（一九四二年）

一、演变中的青年工作

在我军中的青年工作，是有着长期历史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央苏区一次战争到四次战争[ 1] ，青年工作是蓬勃向上发展的时期。那时整个政治工作尚未充分发展，部队中以 CY[2]为中心的青年工作，形成对政治工作一个有效的突击力量，是政治工作有力的助手，不论在推动部队文化娱乐活动，活跃部队生活，提倡卫生工作，组织革命竞赛等，都有过很大成绩。到了五次战争时[ 3] ，部队政治工作己全面发展，进到正规化，各种组织由建立已到达健全的阶段，各种组织有了一定的分工与系统的指导，而原有的青年工作，在某些方面，不能不受到限制与缩小范围，而第二党[4]与先锋主义倾向的存在更为暴露，也就引起了考虑青年工作的发展方向问题。如提出方式方法的改变，强调要求青年化，到 CY 的取消[5]，决定这种组织转向广泛群众性的教育组织，来团聚与教育更广大的青年，并以此来克服第二党与先锋主义倾向，这是非常正确的。这并不是削弱青年工作，相反的是为了加强青年工作，但在这一转变的开始，尤其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了如下诸问题：

甲、对这一转变未有普遍深入地动员和解释，引起了青年工作的消沉泄气，影响了青年工作干部情绪的下降，而党也还没来得及

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乙、对青年工作是群众性的教育组织，虽在理论上被大家所承认，但在实际执行中的认识却很含糊，缺少新的工作方式方法，青年干部中仍然保留CY 时遗留下来的独立组织系统的观念，浓厚的政治性，妨碍了群众性的发展。他们不了解部队中集中性更大，党是唯一的领导者，在连队中允许群众性民主的教育组织，但不能和地方一样，有群众性完全的独立系统，如青年按营连排编制成大队、中队、分队等。

丙、在转变中对青年干部的培养不够，老的调动了，新的成熟的干部未有培养起来，青年工作经验的积累与传统作风的保持发扬不够。

丁、在方式方法上存在着第二党的作风与先锋主义的残余，向青年提出了许多“模范”，要求青年从模范学习起，而未从着重启发教育做起，向着模范的方向努力，结果引起很多不好的认识，固然要创造青年模范，但今天绝大部分的青年均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低，尤其他们在农村中生活，青年情绪本来就受到束缚。因此，对他们的情绪与积极性，要不断的在工作中去充分地掘发起来，如果对他们的条件提得太高了，把他们当成理想中的青年， 那是不适当的，相反的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和信心。今天那些繁多的“模范” 要求，可以说成了青年的手铐脚镣。对青年的特殊性，并不是要求特殊的做“模范”去超过成年甚至党员，这也不是青年自发的真正要求。在军队中青年的特殊要求，是增加自己的知识，活跃生活，才是适当的，应从这一方面去组织教育，去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于推动整个部队工作，巩固部队战斗力，是有着很大意义的。但我们过去，还没有很好的认识，采取更适当的工作方式方法，只单纯的争时间上课，不注意对整个政治工作组织的配合，而强调独立，结果形成孤立。本来青年队同俱乐部的性质与作用是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编《战士》月刊第六期。

很接近的，青年应该在俱乐部中起着推动作用，但在事实上却有些形成分家， 互相不联系，尤以先锋主义的“模范”与企图超过成年是不合理的。青年在体力上差于成年，但却有些部队，竞提出跳高、跳远、刺杀动作、打手榴弹、瞄准等都超过成年，当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戊、目前整个政治工作组织已走上正规化，但有些也因“正规化过度”， 机械的认定各个组织的任务。俱乐部一套，青年队又是一套，工作内容虽同， 而组织分离，各个不相联系。因为青年队不是俱乐部的组成部分，因此减弱了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使俱乐部的工作亦无生气，青年队也不把俱乐部作为自己主要活动场所，结果只有强调单调的组织工作，钻牛角尖，重复发生第二党的倾向。因此，今天的青年工作内容与方式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这种改变不是取消青年工作，而是确立青年工作如何发展的问题。

二、青年工作应该走向哪里去？

由于青年工作在内容上与方法方式上有些不恰当，使青年上作变成了过年过节的一种极不经常的状态，逢年逢节（即纪念节、突击比赛等）便热闹一场，否则便消沉泄气。因此，今后的青年工作，要向群众性的教育组织彻底转变，同时必须把握如下几点：

甲、强调青年本身教育，灌输革命传统与阶级教育，增强其本身对旧社会恶劣习惯与不良倾向的抵抗力，提高青年自己的素养。为此，青年必须积极参加部队一般的学习，并以青年自身教育组织，启发青年自动的创造性， 来推动整个部队的学习。青年自身教育组织的工作方式，须首先从文化娱乐活动开始，虽然这不是唯一的方式，但因部队青年多为农民子弟，须要从文化活动中来启发其积极性。对青年本身教育，除进行座谈会、辩论会、演讲会等，及每月一次青年队员大会以外，不应有其他的会议与汇报制度。

乙、组织上，在军队中不许可有青年独立的一套军事性的编制。连队青年队须在俱乐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排班不设分队，也不要开许多重复单独的会议。在连队分散时，并不依靠青年队独立的组织形成保证的领导作用， 而更应该集中与加强支部的领导。因 此，这决不是对青年工作的忽视或取消， 相反的是为了对青年工作的加强。

连队设有正副青年队长，并完全由民主选举，而工作则为青年化问题， 发展文化娱乐活动，成为俱乐部活动的中坚。青年队长可是俱乐部的委员之一，能力强的，亦可被选力俱乐部主任。支部中仍设青年委员，可选为俱乐部主任或委员，要兼青年队长，以加强支部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但这一决定， 还必须依靠支部和连队政治干部在实际上去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才能促使青年工作迅速地走上经常状态，防止任何忽视与松弛倾向的产生。

为了加强连队文化运动的领导，连设立文化干事（可被选为俱乐部主任， 如不当选，可聘为俱乐部指导干事），营不设青年干事，旅团设青年干事， 师设青年科，内设文化娱乐指导干事一人，而各级组织均属宣教部门的指导。因为青年工作主要的为文化娱乐工作，组织青年学习，掀起学习热潮，以提高青年自己，推动整个部队的学习。

青年队合并于俱乐部，但俱乐部的条例上，必须附上青年队简单的组织章程，并要完全适用于群众性教育的要求，消除第二党的残余痕迹。加入青年队，只要自愿报名经大会通过，以表示欢迎。因为既是一个青年战士，决不应加入青年队还受其他条件的限制。纪律的处罚，一般的为批评劝告，最高的则为警告，不应与党和军事纪律并行，不能开除队籍。并规定青年队员

对自己组织有一般的义务，还要有些权利，如选举、被选举、担任队长、干事之权，有个人向组织提出意见，请求转达行政或党支部之权等。为了积极地培养青年，在俱乐部内部可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为各个委员，但要防止清一色的青年委员。在平日教育上，不必单独上课，只加强课外活动，举行座谈会、辩论会、讲演会，在内容上提出某些地方性的青年问题，多由日常事物联系到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本军历史、战斗故事。方式要活跃，时间要短，有的可采取晚会方式进行。对一般的文化教育，要有方式方法的改善， 并克服战士学习中的好高骛远等反常心理。

部队青年工作与地方青年工作的联系，一般的只要求与驻地

青年建立一定的联系制度，同少先队互相派人参加活动，或共同组织联欢会、晚会、座谈会等。只有团以上的青年组织，才有力量担负系统的去帮助地方青年工作问题，如果普遍的提出要求，是难于实现的。

最后，要使这一工作得到真正的转变，就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尤以青年干部自身，要很好的去研究青年工

作，反对对青年工作的忽视与淡薄。这样，才会有创造性的发扬和在实践中获得更大的效果。

注 释

[1]中央苏区一次战争到四次战争，指一九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期间。

[ 2] CY，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3]五次战争时，指一九三三年九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

[ 4] 第二党，原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成立江苏省“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要求他们停止小组织活动，改正错误，并决定撤销罗章龙等在全总党团的职务。但罗章龙等不服从党的决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将罗章龙开除出党。后来即将罗章龙等成立分裂党的组织称为第二党。此处则借用以指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

[5]到 CY 的取消，指一九三六年党把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青年救国联合会，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的报告提纲①

（一九四二年九月）

一、什么是敌人的“五次治强运动”[1]？

敌人总的意图，是在巩固华北的占领地，完成对华北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抢掠，准备与发动新的扩大的冒险战争，北进侵犯苏联，南下西进进攻英美。“五次治强运动”的四大目标：

第一，击溃英美势力，建设“新华北”，完成总动员体制，适应战争的需要。

第二，积极“剿共”，加强对我封锁，实行各县地方的“清剿”，破坏我下层组织，推进据点，进行保甲“清剿”。

第三，确保农产，彻底封锁粮食，实行物价紧急对策，膨胀配给制，企图更“圆满”地统制经济。

第四，“革新生活”，要中国老百姓有奴隶的勤劳奉仕[ 2] 的精神，厉行麻醉文化教育，夺取青年。

敌人总的企图是，要全部实现其殖民地化政策与战争掠夺政策。

二、什么是敌人的“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

敌人在一、二、三、四次“治强运动”中，曾获得了一些成果。如通过特务工作，对我进行破坏、威胁、诱降、收买无气节的分子，采取全面的“蚕食”、摧毁、“扫荡”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乘我麻痹疏忽，袭击我后方机关及各种生产，捕杀我人员。敌人搞的这些活动，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失败了。它没有广大的中国者百姓的资助，相反的，却引起和增添了中国老百姓对它的仇视，尤其掠夺残暴的行为，恰好成了它一切欺骗宣传的对照。伪军、伪组织中大多数人，亦难忍受日军的虐待和凌辱，其内部亦常有利害冲突。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怀着“身在曹营心在汉”[3]的心理，以致替日军办事不力等等。因此，敌人感觉到有想新的办法的必要，不得不在军事之外， 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向我们进攻。在这些进攻中，敌人不惜装出进步的面孔，唱出所谓“革新运动”，用“进步”与“革新”的好听名词，达到进一步的奴化中国人民。所以在“四次治强运动”之后，又制造出所谓“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比过去更毒辣、更积极。

三、敌人实施“新国民运动”的三大原则：

第一，“官民上下合一”。要求调整伪组织机构，要有充分的新文化运动的协助，首先以麻醉奴化青年为主，组织训练“反共自卫团队”。

第二，“知行合一”。要求谍报与破坏要更加相称，大量组织特务活动， 改善其欺骗宣传。

第三，“客观性主观性合一”。要求把“以华制华”、“以华灭华”的办法更加灵活与巧妙的结合起来。

四、敌人实施“新国民运动”的六大纲要：

第一，“忠国家”。要中国老百姓背叛自己国家，出卖自己儿孙，永做亡国奴才。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山东滨海地区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中共中央曾向各抗日根据地转发了这个报告提纲。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山东《大众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提纲。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延安版转载了这个报告提纲。

第二，“爱东亚”。要中国老百姓奉日本强盗为独占的统治者。第三，“重道义”。要中国老百姓把日本强盗叫老子。

第四，“尚勤俭”。要中国老百姓变成吃草的牛马，一切财物都奉送日本强盗。

第五，“负责任”。要中国老百姓忠实于日本强盗。

第六，“守纪律”。要中国老百姓不要反抗日本强盗，任其奸淫、抢掠。敌人宣传“反共”，“要中国者百姓排除党派、阶级、职业、地位、私

利、偏见”，一切归于日本强盗。中国人民一切生命财产，都由日本强盗掌握，大家都俯首贴耳地充当奴才。

五、敌人对我“扫荡”：

第一，敌人以展开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来推行“五次治强运动”与“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

第二，敌人已开始对我冀南、鲁西及晋察冀地区进行“扫荡”。

第三，敌人在滨海区的动作，先以谣言攻势来惊扰我，使我无从侦察其真实情况，以致发生混乱与疏忽，并使我对其局部推进“蚕食”阴谋，不敢放手予以打击。

第四，敌人“扫荡”利用季节，已成规律性。尤其为了推广其“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更为必然。敌人虽然在战略上对我已改为政治进攻为主，但军事“扫荡”仍然是它的前奏曲。

第五，敌人对我的“扫荡”是严重存在的，不能丝毫侥幸等待。

第六，我们要集中全力反对敌人的“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六、敌人必然要失败：

第一，敌人在政治上基本是处于劣势地位。因为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 我则有普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且实行了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政策，这同敌人的抢掠残暴行为对照，敌人显然是劣势。敌人内部矛盾，厌战反战，容易接受我宣传。伪军、伪组织相互之间亦存在利害冲突，且与日军亦相矛盾， 加以日军今天在国际关系上，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希特勒的惨败更使日军处于孤立。

第二，揭破敌人的一切欺骗宣传和阴谋。针对着敌人“五次治强运动” 和“新国民运动”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敌人的“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必须指出，敌人要把华北（山东当然包括在内） 变成它进行战争资源的掠夺地，把华北人民所有的生命财产全部拿去，充当战争资本，以便北犯苏联及与同盟国反侵略阵线作战。敌人已经在华北拉走了许多壮丁到东北与南洋去送死，今年还要拉走大批壮丁。敌人实行紧急物价对策，美其名曰“安定民生”，实则以此推行它的配给制度。大小生意都不许中国人做，整个财物都交给日本人来支配。粮食对策也是敌人掠夺与对我封锁的另一种办法，要中国老百姓自己收的粮食都送到它所设立的公库中去，颗粒无存的被搜括去充作它的军用和送到它本国去变卖。

第三，我们要加强边沿地区及接敌游击区的活动，到敌人占领区域去， 以小型游击队武装宣传，配合组织广大群众，深入日伪腹心，打击敌人特务活动，瓦解伪组织、伪军，镇压与捕杀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们要学习新的斗争组织形式与斗争艺术，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光强调灵活的活动方式是不够的，而且会犯错误的。

第四，动员根据地青年参加青抗先[4]。一切壮丁都加入到民兵中去，保

卫家乡。在边沿地区，实行乡村戒严，多采用隐蔽的侦察，清查户口，不要随便留难来往行人及没收东西，否则会引起与接近敌占区群众的对立，这样反而帮助了敌人，封锁了自己，分裂了自己。配合主力及一切地方武装，阻止敌人推进据点，乘其立脚未稳，坚决快打快收；如敌脚既已立稳，则要迅速采用分散游击，四面破袭敌人的交通，封锁敌人，对敌展开政治攻势，造成克服据点的新的条件。

第五，加紧反对敌人秋季“扫荡”的准备工作，要把根据地内与边沿区、接敌游击区的活动，密切的配合起来。我们要使敌人前进的“扫荡”与后继的推进据点及扩大伪化运动脱节，使敌人前进的“扫荡”变为向后的收缩。

注 释 [1]“五次治强运动”，即日本侵略者进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2]勤劳奉仕，指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其占领区要求中国人民无代价地提供

劳动力。

1. 身在曹营心在汉，指罗贯中著《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中徐庶离开刘备进曹营的故事。

2. 青抗先，即青年抗日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

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①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城市及交通运输线；而我们则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 装备亦极低下，弹药不易补充，虽然依靠人民建立了根据地，但仍是没有巩固后方的作战，更无法解决技术上之贫困。尤因为敌人频繁残酷地进行“扫荡”，摧毁洗劫我根据地，“蚕食”紧缩我根据地，使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损失大，机动回旋地区狭小。那么我们有什么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呢？如我们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迷惑于曾有过、现在还有的某种战例， 妄自以为有了过早地转为正规战的可能，会造成有害的行为：当着胜利发生拼命主义，遇到困难失掉信心。在我们对攻围寨战上，不是表现了这两方面的倾向吗？夸大攻围寨某些成功，而认为是正规战的成功，遇到伤亡过大， 即灰心丧气。这是没有明了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游击战同样容许我们有攻围寨战。把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关系，只从片面孤立的一些现象上去加以机械区别，或混淆起来，都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

攻围寨战、运动战，在游击战中是存在的。首先由于我们游击

战的普遍积极活动，不仅是军事的，而且是政治的；不仅是军队的，而且是人民的。我们就容易找到敌人弱点，暴露敌人弱点。制造敌人弱点；使我们能从运动中打击敌人，乘着敌人立足未稳，防守松懈，攻破围寨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只限于局部的战斗。一般的方法是采取伏击、偷袭敌人，完成于短促时间以内；或者还由于敌人兵力少，伸入我们占优势地区，一时又增援来不及，而地形、群众条件均于我有利，我们可以使用一切方法，予以歼灭；甚至包括阵地战、运动战的性质。如简易的坑道爆炸，强攻围寨，打击援兵等，并不是不允许的。但不能算是完全的正规战，而是以游击战为前提的。事实上这种战法，往往施之于伪军，及据守一般民间加修过的围寨为多。而我们有些部队错认为有了对敌人的正规战、阵地战，这是不对的。师在连队军事工作会议[1]上，是指正过了的。因为没有把攻围寨战一些成功方面予以发扬，而是具体地引导大家学习游击战，使某些干部无原则地否定了攻围寨战，抛弃攻围寨战，这对于我们当前反敌人蚕食，必须拔除及可能拔除之据点，反丧失了勇气，这也是应该纠正的。

敌人更加残酷地进行“扫荡”，是配合它的“伪化治安”与“蚕食”政策，而从远距离调集优势兵力，向我们四周伸入合击，奔袭我们指挥机关， 实行重叠的合围，并以林立的临时据点，占据我中心地区，“清剿”我中心地区，再转移其主力打击我内外线互相策应之行动部队。因此，使我们一般求得运动战的可能是更少了，而攻围寨战是大大增多了，并且成为必要了。否则便无法制止和击退敌人“蚕食”政策，打击敌人“清剿”部署。制止和击退敌人“蚕食”政策和打击敌人“清剿”部署又是有条件的：敌人大量使用伪军，战斗力极弱，依靠一般民间加修过的围寨作为防守，亦不那样坚固； 同时伪军与日军及其自己内部均有利害冲突，在我们广泛展开政治攻势之下，采取灵活游击战法，是能够获得攻围寨战的成功的，但必须避实乘虚， 扰强打弱，而更为重要的，还决定于我们游击战的普遍积极活动，不仅是军事的，而且是政治的；不仅是军队的，而且是全人民的；大量牵制敌人，错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编《战士》月刊第八期。

乱敌人，折磨敌人；使敌人开始“扫荡”不易调集兵力，使敌人兵力不够分布之弱点，更加暴露在我们面前。尤因为我们这一行动的成功，会给敌人找不到或达不到合击、奔袭和合围的显著目标，束缚着敌人不敢夜间运动，这对我们攻围寨战和击退敌人“蚕食”政策，打击敌人“清剿”部署，更有了条件。敌人是无法以更多的兵力，投入每一地区或村落和到处筑垒坚固防守的，甚至不可能保证其后方纵深内不遭受我们逆袭的打击。我们今天应该创造出以飞行（飞行即突击）爆炸，配合着攻围寨战，这是游击战必须有的手段。

游击战的普遍和积极活动，必须展开成为分散性、地方性和群众性的。我们主力军，地方基干武装，都要有必要的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更应成为这一游击战组成的重大因素。因此，我们主力甚至地方基干武装，在建设自己上，高度强调正规化，忽视对民兵游击小组的推动，这对游击战一般指导方针是有害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那末又有什么可能希求高度的强调正规化？但我们并不反对主力在许可条件下要有必要的与逐渐的提高正规化。而高度的强调正规，以至拒绝执行分散地方化的任务，这是错误的。相反的，今天主力的正规化，应该在必要的分散地方化过程中，表示自己有更坚强的组织性，及在统一集中指挥之下，有独立自主的作战能力，特别善于各种游击战法，不仅在分散地方化上，能够完成独立的战斗任务，而且要有更高度的灵活机动，不失时机的、自主的争取配合作战，能够完成更大的、更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这一水准的提高，我们的正规化是经不起考验的。只讲求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总嫌集中整训不够， 规模不大，模范不多，比赛项目太少，制度名目太简，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地方武装就是基干化，更带地方性分散性的，升级成为主力，一般的已不是他们当前的任务，否则会走上在正规化上的平均主义，使地方基干武装自身遭受损害，停滞壮大，即使是主力要有必要的正规化，相当集中使用力量也不可能。

在敌人后方，我们是游击战，并且是愈益趋于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一切违背这一指导方针的东西，都要去掉。实行学习整顿三风的精神来检讨我们军事问题，已成非常必要。

注 释

[1]连队军事工作会议，指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一五师召开的连队军事工作会议。会上统一了山东我军连队各种工作制度、规则、战术思想和操场动作。

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①

（一九四三年一月）

第一部分一九四二年政治工作总结

一、敌后环境与政治工作的要求

（一）敌后斗争形势，使我们转入分散游击战争的阶段。前一发展的时期已成为过去，因此，巩固自己力量，坚持自己阵地，渡过难关，准备反攻， 已成为我们当前总的任务。

（二）敌人更加普遍实施残酷的“扫荡”，厉行伪化治安，向我们推进更加稠密的分割、封锁线，实行“蚕食”，紧缩我根据地。为摆脱敌人这种压迫和束缚，必须争取自主行动，才会有巩固自己力量、坚持自己阵地之有利条件。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不是分散游击战。

（三）分散游击战，就是部队要分散行动，而且是自主积极的，要求能够独立自主的作战。但又要求不使自己孤立地暴露在敌人打击之下，就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及地方化。首先为照顾群众利益与坚持地方而斗争，这不仅是军事的，而且是政治的、经济的、反特务的。军事上要使行动隐蔽灵活机动，使敌人捉摸不到，防不胜防；政治上要以我之攻势，打击瓦解日伪军、伪组织；经济上要力求自

力更生地同敌人封锁配给制作斗争；反特务要公开与秘密相配合，揭露敌人挑拨离间，暗算阴谋。这就是对敌全面作战，是依靠群众及地方化的全面作战，必须要有党政军民工作统一的配合，协同作战。

（四）因此，我们一年来对于政治工作的要求是：

第一、更加坚强部队，提高全党干部的党性教育，努力做思想上的准备， 并保证政策的执行，严格群众纪律，省用民力物力，提倡自己劳动生产，实行精兵简政[1]。

第二、加强连队工作，巩固支部堡垒作用，改善各种制度及工作的方式方法，强调要集中于战斗方面，克服那种制度繁多，使连队忙于各种制度， 反而削弱了集中于战斗方面的保证。

第三、展开对敌政治攻势，转变摇旗呐喊与孤立暴露在敌人打击之下的现象。也就是说：克服那种不照顾群众情绪，不根据具体情况，而只凭自己主观愿望去做，以致使我们遭受到些不必要的损失等现象。党、政、军、民工作必须统一、协调。

第四、扶持民兵，动员组织民兵，取得民兵的配合行动。这些要求，都是适合分散的游击战的目的。

二、一九四二年工作上的成绩

（一）由于连队工作的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有了相当的收效，虽说部队人数缩减，缺少新的补充，但质量提高了。虽战斗频繁，环境严重，而逃亡的现象减少了，改变了过去逃亡超过战斗伤亡的现象。一方面由于部队生活的改善（吃穿不少，从五钱油、盐到抽烟和手巾、鞋袜的大部分自给）， 另一方面由于连队管理上克服了严重的打骂战士的军阀残余行为。支部对战士的团结，做到能够征求和听取战士的意见。用漫谈会的方式启发了战士对支部及党员提出建议和批评，连队干部已转变从坐在连部听取汇报，普遍地下到班徘中去了，部分的连政指，熟悉了全连每个战士。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二月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编《战士》月刊第十期。

然而这一成绩，是在师召开的连队军事及连队政工会议[2] 以后，特别是在整风以后取得的。去年上半年的逃亡仍是严重的，从全军巩固部队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战士都是两年以上的军龄，部队的俘虏成分已降低到很少的比例，以这样的质量，而尚有那样大的逃亡数字，特别是其中还有少数党员，也就看出我们的巩固工作不是那样的好。

（二）我们对根据地的爱护与群众密切联系及执行政策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如果说去年上半年，个别部队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现象：如吊、打、骂乡长村长和卖公粮、贪污腐化、不顾群众利益地垄断小贩买卖（也只限于外出贸易供给人员），则下半年已全般克服了（虽然仍有个别存在）。这是与我们全党提高党性教育、政策教育、加强后勤党政工作是直接相关联的， 尤以发动部队自己劳动生产，省用民力、物力，更加加强了对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的认识。因此，我们去年全军对节省民力及帮助群众收割，是有着普遍成绩的。

（三）对敌政治斗争，争取瓦解日伪军工作，有组织地进行了，克服了零乱的不了解情况的大吹大擂的现象。对日伪情况有了初步的调查，如针对敌四、五次伪化治安[3]的布置工作，是比较主动的。对反正的伪军不编散， 政治上是完全成功的。由于我们对反正伪军的这种宽大政策，更加动摇了伪军、伪组织。还由于我们对一切不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人在维持其两面性的地位，准其暗地来归，大大扩大了对我们的同情。我们与周围许多伪军、伪组织沟通了关系，推动了一万多伪军的反正，这大大地便利了我们同敌人“蚕食”、分割、封锁作严重的斗争，使我们部队深入敌占区活动，更感到有了办法。对敌军工作亦引起了新的变化，去年山东日军逃亡达六十三人，据说其中有二十三个人曾经打听而没有找到八路军，五十四人自杀，个别敌兵自动出来向我投诚；在战场上拚命抵抗和不缴枪的现象亦有了改变。被我俘来之敌兵，愿意说出所属部队之状况，很快接受教育。反战同盟[4]的影响与我宣传方式方法的改善是起到了相当作用的。

（四）扶助民兵，动员组织民兵，取得民兵对部队的配合行动。作战上有我们模范的兵团教四团，去年他们在六十几次的战斗中，四十几次有民兵配合作战；还由于他们与民兵配合好，故他们的农业生产也特别好。其次是教五团，其他的兵团亦都取得了自己的成绩。去年我们供给地方武装的军政干部达五百八十六人。说明我们对地方群众武装有了更多的关心，已经从自己的行动上，取得群众的依赖和民兵的信任。但我们整个的扶助民兵工作， 还不够主动、积极和普遍。

（五）提高全党和全体干部教育与思想上的进步，是推动我们一切工作前进决定的一环。一年来加强了在职干部的学习，抽调入校（抗大、师、旅轮训及教导队）受训的共达四千多名干部。我们克服了工农干部中一些不愿意学习、个别的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现象，减轻了那种狭隘的个人主义的观点。新知识分子干部有了更多的锻炼，使他们逐渐走上工农化，在生活习惯上已看不出同老干部（工农干部）有什么分别，自由主义、夸夸其谈、自高自大的毛病，一般的已不存在。工农干部及知识分子干部基本上融洽了。部队与地方党政民的关系改善了、团结了。但对一些年纪大的老干部的教育不够，对他们有些要求过苛，对知识分子干部大胆放到下层工作去锻炼的不够，对一般部队战士的教育也还有些要求过急，只想他们一下变为知识化、国际主义化，而没顾到民族化，也就没有注意我们战士是来自落后的中国农

村，要求过急的把他们提高起来是不现实的。三、我们存在的弱点和缺点

（一）对工作总结不够，在观念上重视的也不够，具体表现在：①总结内容缺乏综合情况的研究，不全面，事务性的多，没有将过去有用的经验加以普遍化，有时有原则的总结，而没有具体的内容。②领导机关对下级一本一本的报告，也没有很好地去综合研究，因此，对工作指导、帮助就不大。由于我们没有把总结工作作为业务学习最实际的东西，因此不少同志干

了不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也有成绩，但总结不出来。如果我们不自上而下的去帮助他们总结，则工作经验被埋没，尤其不能提高干部自己学习和发挥工作效能的作用。我们不是经常提倡创造性吗？究竟凭着什么东西去创造呢？只是主观上的愿望，不能在实际工作中去总结实际经验，那是会成为泡影的。由于没有把总结工作当成我们的业务学习，因此许多同志便把总结工作，看成平凡的为总结而总结，也就对总结工作感到厌烦，这是极其有害的偏向。

（二）政治工作，集中于战斗精神的贯注不够坚强。如部队中具体进行对敌后战争环境的教育，动员发挥分散游击战的积极性，并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之创造是差的，我们的连队工作，在这方面仍是薄弱的。党员的战斗伤亡，一般超过百分之五十，这固然表现出我们党员的英勇，但我们没有很好的组织党员提高军事技术，求得减少伤亡，保存自己。个别方面还是凭着党员英勇的蛮干，遭受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这是一种严重的现象， 它降低了我们支部在领导战斗上的作用。

（三）政治工作应成为全盘工作中有组织、有生气的活动。各个工作组织中，都要灌输政治工作，要执行政治工作对一切工作保证任务。但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削弱了，如对不同技术工作、后勤工作与一切军事指挥命令号令之保证，很少下达特别指示，只有一般的，甚至轻易的放过了自己在各种不同情况之下的政治工作。这虽然有的是因为政委对全盘工作政治上的照顾不够，司令机关工作对政治工作取得配合差，而我们政治工作的自主积极性也还不够；特别表现在我们对技术工作人员中的党政教育、对医院伤病人员的政治鼓动欠缺。这在极其严重的斗争局面之下，可能因为我们这一方面政治工作的疏忽，而造成额外的损失。

（四）政治工作组织上统一集中领导不够健全。各个部门工作有些互相孤立，联系配合不够，彼此交换情况和意见还没有成为习惯，因此各个部门的工作，各自搞一套，各自搬运下去，叫连政指去做总合，不管横的联系， 以致形成各个部门工作单脚竞走，甚至彼此还有自己的东西，以致相互抵触， 使下层、连队干部不知唯谁是从。这就削弱了统一集中领导的作用。

（五）学习整顿三风，有了不少成效。但大家所感到苦恼的是学习文件联系不上实际。这固然因为有的同志（工农干部）理解力差，有的同志（知识分子）实际经验差，说明我们在学习上是不得法的，只在学习文件时片面地去回忆实际，往往使自己苦干无例联系。如果我们能站在每一实际行动上去联系文件，那就会感到更普遍更广泛了，同时在领导上开始操之过急，想快刀斩乱麻。因此，也就出现了有的轮训队要在三天内完成整风（第一天报告，第二天讨论检讨，第三天总结），这就太不慎重了。甚至首先光想整连队，干部整战士，而不去从主要干部开始，没有把延安与敌后环境区别开， 是教条主义的搬用，使我们在学习整风中没有获得必要的成绩。第二部分一

九四三年政治工作的任务及具体内容

一、坚强部队对分散游击战的信心和决心，并发扬部队积极自主的战斗， 配合统一协同的作战（政治上的攻势，民兵的活跃，经济的自力更生），粉碎敌人任何“扫荡”，打击其伪化治安与向我推进更加稠密的分割封锁政策， 胜利地渡过最后难关，保存力量，准备反攻，这是我们当前总的任务。因此， 必须继续努力进行思想上的动员。

（一）敌后斗争环境与我们的困难

一九四三年敌人的“扫荡”会更加频繁残酷（敌人正在大肆宣扬其徂徕山政策）。敌人鼓吹以摧残徂徕山的手段，来对付我各根据地。敌人正在加强其伪化治安与推进其稠密封锁，实行其确保农村政策。因此，我们的环境会更加严重，也就须要我们更好地执行分散游击战。

根据地可能缩小，特别是还没有经过十分严重“扫荡”考验过的地区， 工作基础薄弱，临到急剧的转换局面，会产生慌乱惊骇，在敌人疯狂的“扫荡”与加重压力，实行自首政策[5]下，群众可能对我一时不敢接近，或表示冷淡悲观失望，这都会影响我们对分散游击战的信心和决心，而部队一切补给会更加感到困难。

有些部队在转到新地区，或被迫而必须进入敌战区内去活动，更会遇到一些困难，尤其是从一个生活比较平稳的环境，突然改换到一个极紧张的环境，从一个生活比较好的情况下，突然改变到一个生活更加艰难的情况下， 部队会感到更大的震动。

对敌后斗争环境与我们困难的认识上，是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存在得过且过的侥幸心理的。我们的领导工作者（特别是团以上的干部），自己的责任主要是要去看到困难，分析困难性质，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顺利的方面还是容易应付的，而且只有看到了困难，顺利的方面是会更加顺利的，否则会阻碍顺利的发展。要克服我们仍然存在着的对问题的片面了解，不去作综合研究情况的现象。如承认自己局部的困难，对整个的困难看不到，好像非其份内的事，用不着关心似的。因此，只怨人家解决问题差，照顾自己不够。还由于我们的教条主义在思想教育上常常笼统地使用名词，因此使我们党员不敢说困难，不敢承认任何一个没有信心的存在。当然我们党员不应该对斗争没有信心，但由于自己经历不够，能力有限，提拔太快，还不知天高地厚， 不能照顾如此大的范围，而又是处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如果自己还不虚心学习，反而自以为是，缺乏接受检讨经验教训的自我批评精神，是会造成错误的。

我们的困难是胜利前的困难，国际形势于我们空前有利，反侵略同盟方面已占优势，获得战争的主动权，而中国已成为反侵略四大强国[6]之一。最近英美对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7]。这不仅更加坚定了中国抗战信心，而且更加巩固了同盟国方面的团结，使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遭受了严重打击。由于中国抗战已经坚持五年半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可能获得基本上的改善。这已指出了国际上的光明与中国抗战前途的光明，且成为互相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敌人处在失败之前，是会更加疯狂的继续扩大在中国战场上的攻势，因为它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更加残酷的“扫荡”华北，以求得确保农产，控制农村，更是必然的。我们必须保证党的方针及具体政策的执行，以求得进一步依靠群众，我们是完全有把握渡过难关，争取胜利的。

（二）坚持分散游击战与积极自主的战斗

军事上仍是敌强我弱，我必然是分散的游击战。在社会基础上又是我强敌弱，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我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这是完全有利于我分散游击战的。

当着敌人实行全面的紧缩压迫我们，向我们地区及交通要道，更加稠密的设置分割封锁线，使我们更不能不是分散游击战。由于敌人极力推行其伪化治安，强迫群众并村联防，威迫利诱群众自首，以破坏我们同群众之联系， 并以掠夺收囤农产，打击我根据地人力物力，使我陷于无生存的余地，这就更需要我们分散游击战，去求得自主机动，保存自己力量，不致完全陷于被迫遭受消耗自己力量。因此，分散游击战就是要自主机动，这不只是为了消极的一方面，而且有最积极的一方面。分散游击战是以依靠群众及地方化为根基的，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要更多的照顾群众利益，为坚持地方而斗争，切实的依靠群众及地方化，获得更广泛的动员组织群众，也就造成了我们社会基础更加巩固和强大，这样是能够击破敌人任何“扫荡”及其伪化治安与向我推行分割封锁之政策。而且使我们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更占着优势地位，便利于我们行动和自主的战斗。

我们分散游击战的发挥，将会更加暴露敌人的弱点。因为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兵力不够分布，伪化治安到处都有受我打击之威胁，必然牵制住敌人更大力量，而使敌人在整个作战上，会更加迅速地降为劣势。

分散游击战要求我们有积极自主的战斗，怕疲劳和存在等待观念只有造成对自己的灾难，同时还要防止满足于一时胜利，发生懈怠，使自己招来不必要的被迫作战，遭到因小胜而失大利。我们积极自主战斗，还应照顾配合统一的协同作战，如各个部队要互相策应，同党政工作互相联系，否则也不会有自己自主地位，而会使自己孤立的暴露在敌人打击之下。我们积极自主的战斗之求得，更需要依靠群众及地方化上开展政治攻势，是保证自己自主， 而战术上又能得到特殊的成功。因此，我们积极自主作战，应成为组织群众与地方斗争的活动核心。

（三）加强整风学习与提高党性教育

要区别各个不同的环境与学习、教育的对象，急风暴雨式的作法，是不适用思想改造的。那样只会整得大家抬不起头来，对下层干部、工农干部及新的干部要从引导学习教育起头，组织一些关于实际斗争的报告，帮助大家对理论与实际联系之学习更为重要。

强调联系当前斗争形势去学习整风，提高党性教育，不要满足于文件的背诵、解答、测验题的记分和填写鉴定表册，要克服干部中对当前斗争表示平淡的现象。强调业务学习、整风学习与提高党性联系起来，要克服干部中个别对自己业务不关痛痒与不安心的现象，把技术与政治责任分离着的现象，以个人前途为怀而对自己的业务冷淡的现象。还必须特别提倡军事上的整风学习与提高党性，应该成为我们培养战斗质量，实行精兵主义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强调团以上干部及各工作指挥部门，要认真从自己工作总结中去贯彻学习整风与提高党性，而且这是学习自己业务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业按照例行公式很平淡地看过去，连对情况都不愿意多费点力去了解，还有什么不会理论与实际脱节呢？这就不是什么能力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对整风决心不够、党性不纯的表现。

克服现在流行的一种毛病，就是作调查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没有人把它作为对自己工作有益的研究。要求把学习整风当作一种经常不断的与实际联系起来，这会加深我们对文件本质的认识，指导我们的实践。仅仅是在读文件时想到联系实际，这是有限的，只有在实际生活中不断的联系到文件的学习，效力才来得更直接些。

二、贯彻精兵主义，提高部队战斗质量

（一）进一步加强连队政治工作

连队政治工作必须集中于战斗方面，但在分散游击战情况之下，为了巩固连队战斗力，保证自主的作战，与动员组织群众，扶助民兵，对日伪军瓦解工作，打击日伪特务活动的工作，都是不能分离的。然而必须规定连队政治工作在这一方面的任务，只能是最低限度的。如首先以自己的战斗行动来保证政策的实行。严格群众纪律，照顾群众劳动生活，带领民兵配合作战，特别表示对他们的关心和友爱的团结他们，待之以礼貌，互相策应。在战场上不杀害俘虏，反对狭隘的报复行为，防止剥夺俘虏的财物，并在战斗间隙中进行对日伪政治攻势的宣传；出入敌占区除执行特殊战斗任务外，以组织宣传为中心，还在以不泄露军事秘密情况下，个别调查驻地民情及行迹可疑之人事，防止日伪特务活动之侵害，这些对于战士政治觉醒的提高，是直接相关联的。对连队战斗力的锻炼，更加是必要的。我们要彻底改正把更多繁杂的任务加在连队工作上，要求连队政治工作更多的掌握政策也是过高的，而全面政治工作的实施（包括对日伪及地方工作等组织）单位是团政治处。连队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与指挥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必须具体的区别开

来，但不应造成分裂，而应是互相帮助的。如果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的精神与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没有区别，则会削弱政治工作内容，违犯政治工作的目的（提高战士自觉）。由于过去政治工作与指挥管理工作的混淆不清，以致造成连队军政干部经常闹工作关系及地位问题。指挥管理的方式方法，在我们党军中同其他军队有本质上的差别（虽然在某些形式上是相同的）。我们主要是靠政治教育，是靠干部的模范作用去影响战士对一切号令、命令的执行，绝对禁止采用打骂的办法。因为指挥管理是属于军事性质，民主范围很少，甚至没有。而我们一般战士多出于农村（干部也如此），自觉的程度还不高，狭隘的见解还根深，往往使我们在执行命令、号令上要求绝对集中的行为，遇到实际上的困难，就需要我们从政治工作方面去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不是从提高战士政治自觉，也是一套号令或命令式的甚至执行处罚，那就糟了。因此，必须克服连政指中存在的以为不能采取指挥管理的方式是比连长地位低的观点。

连队的各种制度，必须服从于集中战斗方面，凡不合于集中战斗，而制定繁多的制度，这对工作会起麻烦作用，也就使我们经常感到连队工作制度不健全。但是还有些人，总是一再地填补制度，弄得应有的一些基本制度也荒废了。教育更不集中更不深刻，连队干部忙于管理制度，忙于坐在房子里听汇报，而忘记了更多的直接去同战士联系，这就会使我们连队政治工作重复机关的一套。

加强指导员能力的培养，今天是有更好的条件，中小知识分子在指导员中，占着相当大的数量。而且他们已有了相当的锻炼，如果今天指导员还不强，那是我们培养的不够。在今年上半年，必须过渡到使连政指和文化干事合而为一，把营教导员与干部教员合而为一，以克服教育与一般政治工作分

离的现象。同时因文化干事、教员没有战斗序列，作战时让他去跟伙夫担子， 因此会影响他们的威信，而且指导员的主要职责就是教育工作，这样一来也可以纠正过去教育工作做的很少、而专去作管理杂务工作代替指挥及管理员的日常工作。

巩固支部堡垒作用，确立小组为学习单位。纠正支委会对小组领导的无中心内容，而只是去追索小组汇报一些党员和战士的日常生活的检讨，不去认真的领导小组学习，也促成了小组会只是生活检讨批评斗争会，同时形成小组是党的一级组织，支委会认为有自己的下级，遇事都经小组会去执行， 结果造成支委同党员群众接近更少的现象。支部对战士要开放民主，采用以班排为单位或由支委领导同非党战士进行漫谈会，诚意地听取他们的建议与批评。这对密切党员与战士的联系，是很好的方式。还要欢迎非党战士在党报上、小报上对支部及党员提出批评的意见，这些都是已有的好例子，今后要更多的发扬。动员党员提高军事技能的学习，以减少战斗的伤亡。同时以此去影响全体战士，在任何情况下，使他们更加坚定的同我们党员在一块战斗。

连队的青年工作的组织上应有所改变，因为过去青年队中的主力军，大多是勤务员及小通讯员，现勤务员已取消，入伍年龄提高，同时战斗单位编成上百分之八十五是青年，如果把这百分之八十五青年不作为政治工作的对象，而我们全盘政治工作的内容，只是适合于最少数的人，这是不切合事实的，全盘政治工作内容必须是适合于最多数的青年的。在国内战争时，因为当时政治工作最初阶段上没有全面的发展，青年队的确成了政治工作的有力的助手与突击力量，而今天政治工作己有了全盘的发展，青年工作只好缩小至文化娱乐的小范围，但文化娱乐工作又不是一部分人有特殊单独的要求， 而是一般都需要的，故青年工作今后有过渡到与俱乐部合并的需要。这样可以免除青年队中第二党的性质的残余，可以免去青年队组织与俱乐部工作内容重复而又分裂的现象。

连队的政治战士，今后在有的部队中（如党的基础薄弱）仍可以设立， 如果连队党的工作强的就可以不必再有。因为有了政治战士，连政指便看成有了下级，会使工作不深入，今后即使还设政治战士的话，亦不应把他看成政指下级的政治干部，政治战士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推动其他战士的学习，他应该是由连队战士中推选出来的，而不是上面委定的，他是没有职权的。

此外，对技术干部应该注意他们的政治待遇。许多重要会议，不只根据职位如营以上或排以上干部到会，还要根据其各个不同的斗争历史，吸收参加，克服过去那种疏忽的现象。

号召一切政治干部，应研究连队政治工作，成为业务学习的中心之一， 因为这是政治工作最基本的组织。

（二）继续精简编制，改善领导工作方式

第一、强调一元化的统一集中领导。因为目前是分散游击战，一方面要求我各个组织独立自主的作战，另一方面必须是群众性地方化的全面作战， 不仅是军事的，而且是政治的、经济的、锄奸的，是党政军统一的协同配合作战。还由于我们斗争方式是多样的，有武装的、有和平的、有公开的、有隐蔽的、有打的、有拉的（对日伪组织），要使这一斗争方式在战争非常紧张、非常复杂的情况之下，完全协调起来，更需要从组织上实现一元化的统

一的集中的领导，否则我们会遭受到敌人各个击破，还由于我们各个组织能够独立自主照顾各方面的干部，一般的是很少而且很弱，但分散在各组织的干部数目却很大。还由于我地区的缩小，现有的工作范围亦随之缩小。因此， 干部形成堆积，或工作岗位不适当，按级称职亦差，反更增加了事务的繁忙， 这对工作对于部都有损害。因此，我们要毫无保留地执行中央关于强调一元化的统一的集中领导的决定，要从组织上继续精简，实行合并组织及工作单位。

第二、一元化的统一集中领导，在军事上更为重要，因此：

①部队在实现地方化[8]上，要求同地方党政组织一样，强调统一集中领导，政治上必须服从当地最高党委、地委或县委以上之领导，军事上接受当地最高军事组织、军区或军分区的指挥。虽然野战机动部队还保存隶属建制关系，但在分散游击环境中，这已成为不重要的方面。我们党政更不应该借建制关系，而不尊重当地最高党委及军事组织之领导与指挥。如果当地最高党委及军事组织之领导与指挥有失当或违犯上级党及军事组织之意图处，可以向隶属建制的上级提出，转上级党及军事组织处理之。同时当地最高党委、军事组织，对上级党及军事组织应完全负责。就可以使战斗行动同地方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更加协调，更加灵活。

②我们一切组织必须有最彻底的精简，加强团以下各级干部任职的能力，要除去干部过多工作并不见多的现象。否则，对我们 弊多利少。干部显得堆积，常纠缠于工作关系，关系不好，工作不深入，情况都知道的不多。在政治组织上，连、营两级要过渡到不另设教员，教育工作由连政指、营政教自兼，避免教育同一般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分离的现象， 团政治处一级组织主任由政委兼。总支部书记是团政委第一个助手，是党的实际工作领导者。因此，团政治处其他干部一切日常工作，应受总支部书记之指导，但不能改变政治委员兼主任对全盘政治工作领导之决心。政治委员兼主任是更直接加强了对总支部及全盘政治实施之领导，取得全盘政治情况之了解，今天团政治委员对作战指挥及一切军事工作，并不需要负主要责任， 要完全委之于军事指挥员。

第三、要适当的调整干部，安置干部以相当的工作岗位，大量节约使用干部，精简下来的干部要撤到一定的地方去保存起来，加强培养，已成为我们领导工作上最重要的任务。

①为加强团以下各级干部任职能力与补救我们某些干部因提拔太快，经历不够之缺点，使其站到更适当的工作岗位去受更好的锻炼，必须降级分配到下一级或二级去担负工作，使我们更能大量的节约使用干部，实现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连政指、营政教自兼教员，团政委兼主任，总支部书记兼做组织股长、副主任的工作），军事干部亦应如此。

②抽出大批干部，分配其它方面，如地方武装，到学校中准备再受一个长期的训练，以便应付将来之发展及新的军事技术之掌握，各旅教导队只收轮训干部，不应贪多，而实际上教育能力缺乏，也照顾不来。

③对于一些老的干部担负现职很久，身体弱的，应特别关心他们，如果不能继续担任现职务，应送到比较安稳的环境中去学习、休息。

④对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应大胆地让他们下到营、连中去锻炼，到更接近下层工作中去锻炼，他们将能够发挥出政治工作的效能。

第四、首先从各个主要干部及军事指挥机关各部门，认真的组织业务学

习，学习总结工作经验，帮助指导下层，要提倡每个干部以了解情况多，实事求是地研究了解情况为贵重。并照顾各个不同工作部门彼此间的工作联系，把自己的局部工作，看成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打破自己工作局部性的限制。这不仅是加强了统一集中领导，巩固了统一集中领导，同时也是使自己局部工作提到全面的发展，就不会因工作人员减少，而使自己工作受到削弱“反之，便不能提高工作效率。

三、政治工作要从关心军事技能、技术及战术之改进上，达到集中于战斗精神之贯注。

（一）我们的战斗质量的提高，必须使部队有高度的政治自觉与决心， 有军事技能、技术及战术的改进。

（二）因为我们要以小的牺牲去换得大的胜利，才能更好的巩固自己的力量，坚持自己的阵地，渡过困难。中国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三）我们要以小的牺牲换得大的胜利，单凭我们现在条件下之技术是困难的，但我们有高度的政治质量的人员，与政治自觉的决心，要把这种本质，与我们现在条件下技能、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很好地把我们劣势的技能、技术尽可能提高，加以有组织的发挥，提到战术上头，即使是土枪土炮， 亦能变成洋枪洋炮，这是完全能够做到以小的牺牲，获取大的胜利的。

（四）协助军事指挥机关及指挥组织，对军事问题研究检讨，政治工作者自己亦必须更多的学习军事。

（五）在连队中提出“党员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伤亡要少，坚决完成任务”之口号，以动员党员提高自己军事技术技能。

第三部分展开对敌政治攻势， 打击敌人特务活动

一、对敌政治攻势，是我们争取主动和坚持分散游击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着，则要保持与继续发展广大群众与我们联系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不打击敌人的确保农村与并村联防政策，不打击在群众中可能产生动摇伪化倾向，则我们是会孤立的。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是不够的， 认识不深刻。今后我们必须加强以我们的优势的政治进攻去压倒敌人的政治进攻，才能保证我们军事上的劣势，在依托农村中，能与敌人军事优势争取分散中可能的相持。

二、有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使我们就可能有一切有利条件去打击敌人， 在经济上造成群众性的反对敌人配给与掠夺，保证我们的自力更生。在反特务工作上会有我们更多的同情者，将会愈益暴露敌人的弱点。

三、我们对敌政治攻势是有成绩的，但不普遍，有些地区才开始，方法很简单，党政军民在组织上尚有不协调之处，对日伪情况了解太差，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此外，如日伪工作干部不强，质量不高，这都是现存的弱点。

注 释

1. 精兵简政，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 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 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2. 连队军事及连队政工会议，指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一一五师在莒县以南石板村召开的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和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一五师召

开的连队军事工作会议，罗荣桓在这两个会议上对连队工作的职责、作风和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指示，即本书《略谈连队政治工作问题》，统一了山东我军连队各种工作制度、规则、战术思想与操场动作。

1. 敌四、五次伪化治安，指从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六月敌人在华北进行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和从一九四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敌人在华北进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2. 反战同盟，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士兵组成的反战团体。一九三九年以来，部分被俘日本士兵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帮助下，先后成立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一九四二年八月，由上述反战团体组成“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一九四四年四月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旨在反对侵略战争、打倒日本法西斯政权、建设民主日本、成立人民政府。它曾向日本军队积极进行反战宣传，对瓦解日军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华北、华中共有二十一个支部。日本投降后停止活动。

3. 自首政策，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控制沦陷区的人民并对抗日军民进行策反的一种手段。

4. 四大强国，当时指中、英、美、苏为四大强国。

5. 英美对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指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 正式宣布英美废除在华特权。

6. 实现地方化，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军委曾于一九四一年指出，我军的斗争方针要坚持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要以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大量发展民兵作为保乡自卫的骨干。山东部队坚决执行了这一方针，所以使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更加广泛、更加灵活、更加巧妙地开展起来了。

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①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

今年是接近胜利的一年，但敌后则是更加困难的一年，尤其对我们在敌后坚持斗争来说是更加严重的一年。这是由于敌人提出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组织全面作战，来达到“确保农村”的战略指导方针决定的。

敌人为什么要这样呢？理由很简单，就是非如此不能达其“以战养战” 的目的，也就是说单靠军事即不能完成其要求，而且敌人也了解我们的城市是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那样统制农村，所以敌人就提出必须“确保农村”，否则敌人的胜利就不是最后的胜利。

可是敌人虽然是“三分军事”，但军事上仍是优势。有人以为敌人的这个“三分军事”的口号是表示敌的收缩，因此，就问：“我们为什么还不组织游击战的反攻呢？”这种问法是不对的，这是不了解敌人近年来政治上的一些成功。依靠这些政治上的成功，“三分军事”对我就够了；而且这个依靠政治上一些成功的“三分军事”的威胁，比过去十分的军事对我们的威胁还大，特别是日军与伪军、伪组织结合所发生的力量比过去十分军事更大， 对我们的威胁比从

前更增加了。目前各地普遍“扫荡”、“蚕食”，正表示了这种结合，

以

及因结合而形成的对我们的全面压缩，使我们自一九四一年来遭 到相当的缩减。这里特别是主力部队，影响削弱了继续坚持战斗的力量。因此，为了避免我们军事上不致陷于被动或孤立的暴露在敌人打击之下，与以展开政治攻势为主，进一步的联系群众而不得不地方化，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尤因群众在敌之高压和摧残下，也有些动摇，个别发生悲观失望，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敌后，特别是熬过今年最困难的一年的

方针，就应该是分散性的游击战争，政治攻势为主。这点，中央过去早已给我们指出来了。

所谓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就是更加依靠群众，与地方密切联系起来，打

成一片，以对付敌之全面压缩。而分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就是依靠群众， 密切联系地方。唯有这样，才能在今天的敌后生存。

因此，分散性游击战争问题，就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反敌人特务斗争问题。要求我们军事上要更加灵活机动，使敌人防不胜防，以形成我之主动。在政治上，更要求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在反特务的任务之下， 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配合起来，打击敌挑拨我与群众关系的阴谋，造成我们的群众性的地方化的全面的对敌作战。把我们的力量从各方面组织起来（首先是爱护群众）。只要我们能这样做，粉碎敌之“扫荡”，打击敌之“蚕食” 和封锁均是可能的，敌之普遍掠夺政策、特务活动也是可能对付的。但在具体进行的时候，一方是公开（根据地，在部队中），一方是隐蔽（在敌占区， 在群众中）；一方是流血，一方是和平；一方是打，一方是拉，要善于在各方面都能采取这种不同的斗争方式。这里就不难明白，分散性的游击战争本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中共山东分局出版的《斗争生活》第二十一期。罗荣桓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

身就是以政治攻势力主，从各种不同的斗争中去组织，而以游击战争为核心。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去了解内容和实质，而很机械的把军事活动与政治攻势分离对立，那就错了。这样就必然的会使军事活动孤立的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遭受敌人的打击，而且政治攻势亦失掉了支持力量。

此外，还必须看到敌人既然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指导方针来“确保农村”，那我就应紧紧依靠农村来对付敌人。如果日军再利用与伪军、伪组织的结合来对付我，就很可能使我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敌反占优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设法避免和削弱敌的这个优势，展开政治攻势，去对付日军与伪军、伪组织的结合。这也就可以充分的看到，政治攻势在我们今天的斗争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下面再谈几个具体问题

首先就谈实际工作的配合，特别是军事上的配合问题。

一般说，我们的配合是不够好的，但配合不好又是两方面的，军队固未了解政治攻势的正确意义，敌工干部也未很好了解，这就使各方面不能很密切的配合起来。

军事行动与政治攻势，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决不是一般的、普遍的。武装宣传一般是正确的，但不要一般化，比方像某某区那种狭长地方，就不能随便去攻，以免暴露，应多采取地方化、群众化隐蔽的方式，主力部队的方式是不好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求以过分的军事行动去配合是不妥当的。在大块根据地，像某某区这样，当遭到敌人“蚕食”时，就要注意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配合。因之：

第一、边缘区和腹地如果遭到敌之“蚕食”跃进（安据点），我们在反对时，就要求有强有力的政治攻势配合军事行动。但又必须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上制止敌之进攻是主要的。因此，就需要声势浩大的包围敌之据点，配合少数武装去威胁据点。这种政治攻势对保护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军事上就必需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回敌那里去。事实上这个战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成功，郯城之战[1]，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以后要到处实行。但这也就更需要更有力的政治攻势去配合。在猛烈开展政治攻势中，派一支主力去夺取敌人的重要地方予敌以严重打击， 在反“蚕食”、反“扫荡”中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第二、已经遭受敌人分割、封锁之地区，而敌人又正在积极进行摧毁“清剿”时，这就要求我们的武装行动更加收缩，大部转入隐蔽，这时政治攻势的任务是更便利于我之一切斗争，更顺利的转入隐蔽。这时如果还要求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对我是不利的。即便是有时照顾到公开，也为的是更易于转入隐蔽。虽然政治攻势本身是准备开展攻势，但不是立即开展。

第三、敌占区——这些地区，主要是开展政治攻势，而且一般应是公开的普遍宣传，组织上则是更便利于我们的隐蔽，从敌人的空隙中去进攻敌人， 更便利于我们公开与秘密的配合。因此，今后大量宣传品往敌占区的输送， 不要依靠隐蔽站，否则必然暴露，遭受损失，最好是在武装宣传时带去，这种武装宣传主要是配合根据地的斗争。除此而外，不应经常采取。如果经常采取，就会使敌人更加警惕，妨碍我之行动，削弱我之隐蔽活动。

这里再看看去年山东各地，一般斗争是严重的，某些地区稍缓，因而斗争显得不平衡。过去我们总以平原和山地比，平原斗争一定尖锐，实际上今天山东的情形，还是铁道线最严重（包括平原地区和山地），这里就可看出

地理条件并不是主要的。从这里更看到下面几种地区不同的情况，因此我之政治攻势也就不能机械。

（一）对敌威胁较小，分散隐蔽，政治攻势方法，一般使用得对，就可以麻痹敌人。

（二）在各方面，特别是在四周尖锐斗争之下，敌力量不能即时集中或机动的地区，就会缓和一点。

（三）处在两三省间之结合部，敌虽注意改善，但其伪化治安统治是薄弱的，我有很大空隙可乘。

（四）敌“扫荡”友军与友军的继续坚持抗战，也减轻了敌对我之压力， 我之对敌斗争形势，取得有利条件。

我们的政治攻势，必须照顾到这些，不应一般采用；有时可缓和一些， 达到我们隐蔽去进攻敌之空隙，这样对我是有利的。

此外，必须加强敌之结合部区的工作。必须了解结合部军事上虽易调整， 伪化治安统一则较困难，因为这中间有很大的矛盾，我们就要抓紧这一点尽量扩大其矛盾。

再就是整个地区配合得好，环境还不是那样严重，就不要暴露。

对于敌打击友军时，虽减轻对我之压力，但我必须抓紧此时机与友军展开统战，诚恳帮助友军。

以上这些，就明白告诉我们，今后的政治攻势应全面些，策略化些。 最后必须指出，过去我们同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2]的联系工作

很差，今后一定要请他们更积极的提出意见，帮助我们的工作，这点在今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是有重大意义的。

注 释

1. 郯城之战，指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九日，滨海军区教导第二旅在山东郯城地区进行的一次战斗。此战一举毙伤日伪军四百余人，俘日军七人，俘伪军六百亲人，攻克据点十八处。它是在日伪军对沐河两岸进行蚕食的时候， 八路军对距离根据地比较远，城防工事坚固，但防守兵力不足的据点发动进攻的一个战例。

2. 朝鲜独立同盟，指在中国的朝鲜人民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其任务是动员旅居中国的全体朝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一切统治，建立自主独立、强盛繁荣的朝鲜民主共和国。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该组织迁回朝鲜。

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①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伟大的抗战事业又坚持到了第六周年，过去的一年是我们在敌后山东艰苦斗争的一年，也是胜利坚持的一年。一年的坚持不仅说明我们有坚持的条件，也有打破困难的条件。

过去的一年，敌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残酷毒辣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全体党政军民也是竭尽全力在和敌人搏斗。不可否认的我们虽有些损失和伤亡， 我们确实是胜利的坚持下来了，抗战的大旗是普遍插在山东的国土上。回忆一年来许多在敌后的友军，伤的伤、垮的垮、俘的俘⋯⋯。可见和武装到牙齿，又有六年敌后“扫荡”、“清剿”，政治、经济、文化总力战经验的日寇对敌，而且能坚持下来，确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可以看一看，过去的一年，敌人是怎样进攻我们的：

敌人不仅普遍的向各个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蚕食”、“扫荡”， 而且配以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的进攻，此即敌之所谓“总力战”。在敌人这一“总力战”下，我们各根据地的联系已被分割，特别在平原地区更加严重。敌人不顾人民的死活，耗费无数万顷的良田，修筑封锁沟、封锁墙、遮断壕来隔离我们、限制我们；并利用所谓“铁壁合围”、“拉网战术”、“奔袭奇袭”等企图驱逐我们和歼灭我

们。总计各地敌人修成之公路已有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二里，据点平均十里八里即有一个，碉堡三里二里即有一个，全山东（鲁西在外）共有三千以上之多。敌人就是利用这些如网的公路和林立的碉堡据点来向我们进攻的， 再加上敌人军事上整编和扩大伪军，改编警备队；政治上挑拨我和友军关系， 挑拨友军在抗战阵容内部搞磨擦，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对破坏我地方组织， 则实行自首政策，对我青年壮丁则大批抓捕，送往东北和南洋；对我根据地则实行其“三光政策”；在经济上则伪造法市、北海市，盗买粮食，倾销其工业品，以图破坏我惨淡经营之手工业；挑拨国共关系，破坏军民团结，篡改三民主义，以欺骗群众。

至于敌统治下的敌占区，则苛捐杂税，特务横行，人民如牛马，生命如草芥，所谓“治强运动”、“新国民运动”，已把敌占区同胞治得死的死逃的逃，用“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亦不能形容敌占区同胞处境痛苦于万一。

不成问题，敌人的这些进攻增加了我坚持的困难，然而这些困难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朱、彭总副司令早已一再告诉我们，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是“胜利前的困难”，“熬过两年就会胜利”。正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指示的精神，我们虽然在敌人的进攻中遭受了不少的损失，然而我们却咬紧牙关胜利的坚持过来了！敌人想用它那惨绝人寰的办法，企图“一年内消灭八路军”，正如它吹牛“三月灭亡中国”一样， 事实已打了它自己的耳光。在共产党领导下，身经百战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优秀的山东人民所组成的山东八路军，敌人是永远也消灭不了的。

一年来，我们在山东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地方武装、民兵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严重地打击了敌人，单在津浦路东我们就粉碎了敌人

①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同黎玉共同署名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山东分局出版的《大众日报》第五二○期。

六七次“扫荡”和百次以上的“蚕食”。这些“扫荡”和“蚕食”，最多的敌兵是两万，最少的也是一千，其中一万以上敌人的“扫荡”就有九次，一千敌人以上的“扫荡”三十六次，其战斗之激烈，“扫荡”之频繁就可想见。

下面光说我军在鲁中奋战的情形：

去年一月间，敌发动了五万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我军坚持五十余日，进行四百余次战斗，克复了四十余个据点，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五月间，敌复以三千余又对我沂（水）临（沂）边实行急性的“蚕食”，安了六个坚固据点，经我血战一周，又将日伪击溃。九月敌人又以七千余众向我泰山区章莱[1]、淄博边围攻，我军分区政治委员汪洋同志亲率一部三百余与敌肉搏于吉山，毙敌四百余，汪洋政委与团长石新以下二百余同志大部壮烈殉国。十月，敌二万余又向我沂蒙山区进行“拉网式”的合围“扫荡”， 当时敌曾自夸其战术为“铁环合围”。我部队与友军万郭部队[2]一部，与陆空配合之敌激战于南墙峪山区，歼敌三百余，当敌“第二网”向北沂撒开时， 我以六百质量较低之武装且有一半非战斗部队，与超过我十倍之敌，在笛固山激战终日，毙敌七百余，终于粉碎了敌合围的企图，我团长刘玉泉、团政委王锐、政治主任张胜符以下二百余同志壮烈牺牲，大部主力则胜利的突围了。敌第四次“拉网”围攻我淄博边马鞍山时，我仅少数干部与县区游击队三十余人及抗日家属扼守该地，与敌激战两日两夜，最后以石块掷击敌人， 击毙敌二百余，我休养中之王风林同志、干教科长于平同志与大部人员、家属均壮烈殉国。今春四月，敌为巩固伪军吴化文，又以五千余众、飞机四架围攻我博山鹿角山，激战一日将敌击退，毙伤日伪二百余，击落敌机一架。此外，还不断与敌进行交通战斗及反“蚕食”斗争，先后攻克新泰、猴子山、和庄、文高平、激蒙、界牌、三官庙、惠家庄、莒沂边大湖头，太山水北、垛庄等据点，并将各据点日伪全部歼灭。

再谈我军在胶东的奋战：

去年春天敌人先以一万五千人“扫荡”鲁中地区，接着以大量兵力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向胶东地区“扫荡”。我胶东军民因为有沂蒙反“扫荡” 的经验为指导，所以等敌刚一进入我根据地，即予以痛击，先后作战四十六次，敌大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敌酋大岛亦负重伤。至此，敌不得不被迫溃退。同年十一月，敌又以“扫荡”鲁中之兵力一万五千向胶东马石山、牙山、崂山、大泽山、磁山、明山等地进行轮番“拉网”，先后“拉网”八次，经我与敌进行四十余次之激烈战斗，终将敌歼灭我军之企图粉碎，除毙伤日伪千余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胶东八路军从敌人的“网”中冲出来后，又复插入“网”中，将陷入敌“网”的民众四千余人救出。不幸，此役我三军分区政委于纪五，第十六团政委张寰旭，青抗先支队长林江等二十三同志， 在和优势敌往返冲杀之中壮烈牺牲。我东海军分区一个排与敌战斗，被敌向海边压缩，激战半日，弹尽援绝，全部投海。此种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从容就义的牺牲精神，真可以擎天地位鬼神，是我八路军的模范。

此外，我军不断的和敌人进行交通斗争，连续在敌人基干公路的烟青路伏击敌人的汽车，先后毁敌汽车三十二辆。今年五月一日，在荣成南崖头击落敌第三舰队第三十七号轰炸机一架。

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断的对敌大小战斗，才维护了胶东的抗日秩序，保护了胶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胶东至今仍为坚持我山东抗战的一块有力基地。

再说我军在清河：

我军在清河，也同在鲁中、胶东一样，无时无刻不是在和敌斗争中。一年来敌对我清河区的扫荡，八千到一万兵力的三次，二万以上兵力的一次， 五千至六千兵力的三次，一千至五千兵力的五次。敌人的阴谋是“蚕食”小清河以南地区，封锁小清河，歼灭我主力，以达其确保胶济路之目的。清河八路军是清河土生土长的军队，决不愿自己的家乡被敌践踏和掠夺，所以一年中先后与敌展开一百五十次的反“扫荡”反“蚕食”战斗，虽然在战斗中被“蚕食”了些地方，损失了些干部，但敌人的阴谋仍未完全实现，据不完全统计，曾杀伤日伪三千七百四十二名。清西一个连与四千余敌人在崔郎店血战一日，击毙敌二百余，往返冲杀数十次，终于冲出敌之五道包围。不幸率领此一连健几之清西参谋长韩予衡同志于此役壮烈牺牲。当噩耗传到清西人民的耳里时，清西人民立即陷入悲愤中。他们都说：“敌人夺去了我们的韩参谋长，恰如在我们清西人民身上割去了四两肉。”这是多么沉痛的活啊！ 同时也说明八路军的一将一士是如何的和人民相联在一起！

此外，我与敌“封锁清河”进行了经常的斗争，曾有组织的进行了三次反封锁的战役，有的据点被我连续攻下十五次，平毁岗楼一百余，并一度攻入胶济路重镇周村。在攻克董卜堂的时候，曾将伪“皇协护民军”第二团傅瑞五部全部俘虏。

再说我军在冀鲁边：

提起冀鲁边，恐怕在全世界的战史上也找不出这样一块地方和这样一页战史。全区真是公路如网，据点碉堡林立，吹号、点灯互相均可听见、看见， 一有动作各据点均可联合出动；不仅县有封锁沟、封锁墙，即区亦有，重要村庄均被遮断，冀鲁边至今没一块没有被改变的地形，所有土地均被分割为网格子形了。因为冀鲁边接近天津，威胁津浦，故敌人十分注意，单去年一年，大小“扫荡”即二十余次，一万人以上之“扫荡”，去年一月即有两次。虽如此，我坚持冀鲁边区的八路军，并未因此放弃其坚持的责任。一年来， 曾经和敌人进行过四百次以上的战斗，几乎每次都要与敌人进行肉搏，而且在战斗完结之后，又必须立即转移，否则即可能遭遇到第二次，所以部队经常在转移中，没有一个村能驻过两天的，晚上去，第二天晚上必须走，有时， 被迫白天也得一面战斗，一面走。战斗中，不可否认的有些伤亡，我旅政治部主任杨忠同志，团长杨承德同志和路参谋长等均壮烈牺牲。我曾以劣势武器与敌机械化部队作战，击毁敌坦克三辆，攻克王相庄、石桥、洪宫庄等十余据点。今年一月，歼灭平原以北伪军李程两部三百余；五月十一日，又伏击济阳出动之敌百余，大部歼灭；并在平原郝庙附近伏击，俘虏敌军小队长以下三名。

由于我军不断战斗，且与人民紧紧结合，虽然在网格子形的地区中经常在五六千敌人、六十多辆汽车的机动部队“扫荡”中，我军始终坚持着，每一指战员克服困难坚持阵地的信心并未稍挫，而仇恨敌人的情绪反愈加奋发。今天的冀鲁边虽然由根据地变为游击区，但我军仍是神出鬼没地打击着敌人，坚持国土，保护人民，以待反攻。

最后说说我军在鲁南和滨海：

一年来，敌人对鲁南“扫荡”已有七次，兵力最多时是六千，但敌之主要企图，在于“蚕食”我平原，分割和封锁我山区。故我之战斗主要在反分割、反封锁，每一地区，每一山头，均与敌进行残酷而频繁的争夺。一年来，

我们解决了大汉好张献荣部，克复南大顶，恢复天宝山区，攻克滕峄边、费西之天喜庄西等二十余据点，并将日伪全部歼灭，前后生俘日军八人，向外扩张二百余里，恢复三百余村。

此外，深入敌占区活动，解救被敌摧残之同胞，因之得到敌战区同胞热烈拥护，并与我军一起进行对敌战斗。一年来将城后至崖头封锁沟百余里全部摧毁，被破坏的平邑到城后之公路，至今犹未通车，滋临公路（敌运输主要干线之一）经常处于屡修屡破之中。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鲁南八路军是在粮食极端贫乏，干部战士一年有半年吃树叶、地瓜秧、花生皮，稀稀掺一点粮食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的，这种艰苦为国的精神真是史无前例的。

说到滨海，敌人主要的企图是从四面八方向我推行“蚕食”战役。一次是海陵的反“蚕食”，一举攻克十六个据点，恢复八十里地区，毙伤俘伪军千余名；另一次是以突然袭击的姿态攻克鲁南重镇郯城，并将其附近十余据点一扫而光，敌指挥官亦被生擒。这一胜利动摇了敌人自持的“不能攻克” 的信心，提高了我军民对敌斗争的勇气，指明了当敌人进攻我们，向我们“扫荡”“蚕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向敌人的后方进攻，迫使敌人后撤，以破坏敌人对我们的“扫荡”。

此外，在沿海地区为阻敌打通海青公路，曾经进行过多次的激烈战斗， 特别在安东卫、岚山头等地的争夺，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拉锯四五次之多， 予敌打击相当严重，当然我亦付出相当代价。

我军就是这样守卫着滨海。

如果把这一年来我山东八路军的战斗都算在内，一共作战一千八百六十二次，毙伤日伪军一万六千六百四十四名，缴获迫击炮三十门、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九十八挺、步枪八千九百支、粮食四十一万零一百二十七石、汽车三辆，破坏公路七千五百八十九里，收复围寨二百五十九个，收电线一十五万九千二百三十二斤。

当然这些还是举其荦荦大者，其它详细缴获，可参看本军所发公报。这些成绩虽然不敢过高估计其意义，但总觉得以我们这样毫无弹药物资接济， 并在与敌经常进行残酷战斗的敌后方，浴血牺牲，坚持抗战，保卫国土，自问还可告慰全山东的父老兄弟姐妹和全国人民。回忆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在敌后坚持，牵制了敌人两个师团（第三二、第五九师团）三个旅团（第五、第六、第七）及第十七师团之一部，共约四万五千人，再加上十五万伪军，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牵制这样多的日伪，使之不能用去进攻大后方和英美同盟国，不能不说是我山东八路军的一点贡献。当然，决不敢因此居功， 我们时时刻刻在执行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命令：“我们每一分钟都要消耗敌人的兵力与资财”，以保卫山东人民的利益，保存中华民族的元气，以待反攻。

当想到这些光辉战绩的时候，不能不提到这是由于全体将士保持了八路军的光荣传统，遵行了党中央去年“七七”指示[3]，在文件精神的鼓舞下， 我军上下均忘去了艰苦，不顾牺牲，与敌作战。一年以来，团级以上干部阵亡三十四名、伤九名，营级干部阵亡二十八名、伤三十一名，连级干部阵亡八十二名、伤二百四十二名，排级干部阵亡一百三十四名、伤六百九十八名， 班级干部阵亡二百九十八名、伤九百三十六名，战士阵亡一千零六十一名、伤四千一百八十四名。我们敢说：没有这些同志的流血牺牲，其战绩是不可

能获得的。写到这里，谨向他们致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我们未死者须坚决继承他们的遗志，为他们复仇。

我们所以能够胜利坚持，还因为全山东人民武装保卫家乡的热潮，掀起和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一年来，我军从各方面帮助了人民的抗敌自卫。我军曾派了几千名干部， 给了他们许多手榴弹和长短枪，同时政府又多方奖励改善了人民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颁布了优待民兵条例。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全山东（鲁西不计在内）民兵自卫团已经有几十万人。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一年民兵作战四千八百二十五次，击毙日伪军一千一百一十六名，俘日军十名，俘伪军七千六百二十二名，缴获轻机枪七挺、掷弹筒三个、步枪五百零三支、子弹万余发，平毁碉堡七百四十三座，收电线八万五千六百五十斤，挖抗日沟二千三百四十里，创造了辉煌战绩。鲁中民兵在反“扫荡”中带领民众突围，活捉掉队的敌兵；博山民兵将吴逆化文部一个连全歼，缴获机枪三挺；沂南民兵将青驼出扰敌人二百余层层包围，在主力驰援下打了一个歼灭战；胶东民兵在破坏烟青路上起很大作用；在清河和冀鲁边民兵经常打击横行的敌特；在鲁南、滨海，每一次的反“封锁”、反“蚕食”斗争中，都有民兵参加；沂河沐河两岸民兵经常打击汉奸的抢粮队。鲁南民兵包围埠子据点的斗争，已为山东民兵创下了范例，在民兵的包围下，敌人被迫不得不从几十里地以外武装去运粮食。

现在全山东的民兵都在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广泛地动员起来了。没有这些人民武装的兴起，成为我军的依靠，我军的坚持和胜利也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们能够胜利坚持，还在于我们始终贯彻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友党、友军团结的方针，主动向友党、友军进行疏通，为团结合作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虽然不幸有少数友军为敌利用，为反共分子阴谋策动，不顾敌后艰难之大局，向我军进行武力进攻，破坏我根据地之建设和人民的安宁。我们对于这种进攻，除了忍耐外，有时亦被迫不得不作自卫，然而就是自卫， 我们也仍本着“不念旧恶，委曲求全”的宽大精神，去疏通团结。我们深知， 没有友我的团结，在敌后坚持是困难的。所以我们平时向友军送情报，战时积极策应。在今年春天敌“扫荡”友军第五十一军时，我们以一部在沂水大崮头策应牵制敌人，激战一日，我军虽伤亡一个连，但友军一部却得以跳出合击圈，我们心里很欣慰。四月，当日伪军企图巩固吴逆化文，又以万余人向第五十一军进行“拉网”、“扫荡”，我为策应友军，又在坦埠、天桥岭一带截击尾追友军之敌，及时供给情报，并建议其转移方向。友军某师各团各一部前来我区隐蔽休息，我除助以粮食三万斤外，收容与医治其伤员，对其失散官兵和枪支均一一收容送回，还发动群众慰劳，以恢复其战斗情绪。此后，友军某师上下对我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同时我在清河长山区亦策应了友军翟旅长[4]作战，就是对张景月[5]， 刘景良[6]，我军也不念其反共旧恶，当敌“扫荡”时亦予以策应。在胶东我们曾解救了安廷赓[7]（不料他仍经不起敌人压迫而投降了）；对姜黎川[8]， 我们予以军服、经济、粮食之接济，稳定其部下之悲观失望情绪；在鲁南我同样坚持了不念旧恶，不算旧帐的态度，策应了申从周、李子英，并掩护其在我根据地休整。正是因此，使友军能安然渡过困难。

当然检讨起来，我们这一工作还作的不够。但我们决心多从这方面努力，

也希望友党、友军和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所以能够胜利坚持，最后还因为我军坚决执行了我党中央：“我们应当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的指示。为了实现我党中央的这一指示，我们曾坚决的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动员人民备战， 空舍清野。“扫荡”来时，带领群众突围；保卫夏秋收，打击日伪抢粮；抗日民主政权所颁发的保障地权、人权、财权的法令，我军均一一地遵行；我们不仅在根据地这样做，而且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的特务和伪组织活动， 保护敌占区人民。

为了实现我党中央的这一指示，我们曾在全军进行了不浪费民力的教育。我们自背给养，自做自食，并以人力代畜力，帮助群众春耕、推粪、割麦。代耕中最高记录，为某旅一个连一天代耕七八亩，后方勤务部十八个劳动英雄代耕七十亩。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普遍进行了生产节约。我们的生产节约，主要是开荒、种地、种菜、开办合作社，经营政府允许的商业，节省被服、办公品， 废物利用，自己制造军用品，总计去年一年共节约、生产二千三百万。我们今天所以还能过较好的生活，也是因为生产节约得来。今年春天为了救济难民，全军每人每日节约粮食二两，使进入我根据地之五万难民得以活命。我们也进行了好几次的精兵简政，裁减了一些老弱和不能战斗的人。据不完全材料，裁减了五千之多，如果按每人一年所需四千五百六十元计算，共减少二千二百八十万元，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

为了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我们严格执行了群众纪律。为了养成自动的拥政爱民，又进行了拥政爱民思想的教育和检查，并制定了拥政爱民公约，坚决反对任何脱离群众的行为，以贯彻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这就是我们自身一年来的努力，也就是我们所以能够胜利坚持的原因。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也不应该否认，还有其它一些坚持的因素：如不

断的对日伪的政治攻势，民主政府的各种建设，党政军各方面的努力和牺牲， 各阶层尤其广大人民同仇敌忾，抗战意志的坚定，都给予我军的坚持以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帮助，我军虽然有以上的努力，是不能够坚持的。这告诉我们：今后要更加依靠群众，团结友军，团结各阶层，拥护和支持抗日民主政权，关心和解救敌占区同胞，始终不懈的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以这些行动来团结和巩固我们自己。敌人再凶（不过是垂死前的挣扎），“扫荡”再频繁，我们也能胜利。

我们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还做的不够，还有偏向，甚至还有缺点和错误， 也正因此，我们有些部队，有些地方才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我们愿虚心检讨，接受人民的批评，愿努力改正，在这里我们特别欢迎各方对我军在山东的一切作不客气的批评和监督。

当此国际形势对我极其有利，对敌极其不利，而敌后山东尚有一段艰难路程之际，我们愿与山东人民、友党、友军，在我党既定方针之下，坚持敌后山东抗战，直到反攻，直到最后胜利。

注 释

1. 章莱，指山东的章丘和莱芜地区。

2. 友军万郭部队，指已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以万毅任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的原东北军部队，该部一度仍袭用第一一一师的番号。[3]“七七”指示，指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抗日根

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

[4] 翟旅长，指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第二旅旅长的翟毓蔚。[5] 张景月，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第三师师长。

1. 刘景良，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第四师师长。

2. 安廷康，原为国民党驻威海的海军军官。日军占领威海后，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在胶东活动。

3. 姜黎川，曾任国民党军鲁东军区陆军独立挺进第二纵队司令。

打击李仙洲[1]北上反共部队的部署①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四日部署[2]，由鲁中、滨海各以有力一部分别恢复沂山、五莲山区， 本月初起部队开始出动。后与土著部队及伪军等共计战斗十余次，目前第一步任务已基本完成。鲁中部队除控制北沂蒙原百十四师地区及占领沂山大部，并以有力一部已伸至青沂路东，占领原百十三师[3]地区之大部；滨海部队开始完全控制日莒诸[4]间五莲山、马耳山地区。因张步云[5]投敌，配合日伪向我“扫荡”，部分守备地区得而复失。共计俘获及和平争取人枪将近两千左右。现正除执行巩固既得阵地与日伪斗争外，并继续向空隙地区努力发展，以求互相贯通，迅速完成部分与各战略区之任务。因此，须集中力量， 执行第二步部署（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基本方针是胶东与滨海迅速打通，滨海与鲁中迅速打通，鲁中与淄博与清河打通，并扩张控制地区，消灭某些仍积极进犯之土著部队。

二、为巩固既得阵地，争取可能之军事优势，改善我坚持斗争地位，必须破坏李仙洲北上企图。因此，今后作战发展方向，除坚决贯彻战役第二步骤外，一切中心环节在于争取战役第三步骤的胜利。第三步骤的基本目的是集中优势力量寻求运动战，歼灭李仙洲

北上部队，使胶东、鲁中土著顽军更陷于孤立、崩溃，便利我之争取与打击。为此特作如下部署：

1. 估计李仙洲北上部队，首先可能以刘春岭[6]师及刘桂棠[7] 师一部， 约三千余人左右，其路线主要有两条：第一条经天宝山西部刘桂棠地区，越滋临路经九女关，沿东北军南下路线北上。第二条经天宝山南部费县以西经朱田附近北上，但以第一条可能性最大。集结在安丘境之张天佐[8]、秦启荣[9]、张里元[10]部，共约五千人，适时亦可能以全力南下抢占沂山，借以策应李部北上。

2. 我与之作战地区选择如下：

1. 在西蒙山、九女关附近。但该地区狭小不宜使用重兵，只能以有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与之展开游击战，疲劳恐慌之，相机歼灭其小股。如其继续前进则尾击之。

2. 在旧寨、但埠附近。该地为我基本根据地，群众地形条件均有利， 拟集中两团至三个团兵力与之作战，力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或将之打回原地去。

3. 我在东里店一带。该地区若我能首先控制各主要阵地，决将原百十四师所筑围寨、碉堡彻底破坏，作战仍可能取胜，但力求在旧寨、坦埠附近较为有利。

1. 为适应上述作战决心与目的，各战略区除坚决执行梗戌[11]部署外， 并有如下补充：

鲁中以两个营兵力控制西蒙山，如发现刘部[12]前进，一方面准备给予打击，同时派一部积极破袭敌人，引起敌人向之出扰。在北沂蒙地区则应迅速集中两个团左右兵力，于旧寨、坦埠线南北地区隐蔽待机。青沂路东部队

① 李仙洲入鲁，使山东敌顽我三者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自卫计，阻止李部入鲁反共，不得不成为当时军事斗争的重点。对此，罗荣桓亲自起草并与副政治委员黎玉共同签发了这份电报，在军事上作相应的部署。

主力，目前应迅速北上打击秦启荣部，压迫安丘境土顽向北退缩，尔后准备随时退回北沂蒙参加作战。滨海部队万郭师[13]已推进至日宫公路北，准备配合滨海军区两个营坚持五莲山地区。十三团应立即以一个主力营越过台潍路西进与鲁中部队打通联系。十三团主力亦准备随时跟进至青沂路以东山区，接替鲁中一团控制任务。并准备必要时抽一部或一团之兵力跟进至沂蒙参加作战。目前对赵保原[14]暂采防御。除相机改善自己地位外，其十四团之一个营，应迅速坚决乘青纱帐时期南下，该团主力亦准备随时跟进，首先以马山及其以西为固点，稳固立脚，尔后并随时准备一部至五莲山，配合滨海部队监视与打击张步云部之可能向我进犯的部队，牵制与阻止李部前进。目前除在天宝山地区集中必要机动力量，不论刘师[15]经天宝山西部或南部前进，均应坚决给予打击牵制外，并不断继续积极灵活破坏津浦路与梁液、滋临路。

三、各战略区应按此电与梗戌电认真研究执行。并将部署情形电告。注 释

1. 李仙洲，时任同民党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苏豫皖第一路挺进总指挥，是蒋介石嫡系中著名的山东派将领。蒋命令李部入鲁，要其接替东北军于学忠的防务，以统一与增强蒋在山东的反共力量。

2. 四日部署，指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朱瑞、罗荣桓、黎玉、萧华致军委、集总的电报《关于对待李仙洲、于学忠之军事布署》。全文如下：李仙洲之入鲁，与于学忠之出鲁将引起山东重大变化，我对之估计与对策，除政治方面分局另有指示决定外，军事部置拟定如下：

（甲）情况：

（一）一部伸至鲁南为百四二师三个团，因逃亡及去年敌“扫荡”损失， 现缩编为二个团，约二千余，情绪低落，善守不善攻，集团战术对我，分散战术对敌。李部主力约七个团，另三个骑兵团，屯集湖西，最近以一部进占我钜南根据地田集附近。另主力一部向丰鱼间地区进攻，我在自卫原则下歼灭共一个营。李之企图似在控制我某些地区，建立基地，便利其东进与于部西开。（二）干部目前正收缩兵力，充实部队，准备分批开走，其第一批以百十一师为先头部队，于本月上旬出发至鲁南集结，其动员占领阜阳整训。第二批可能以百十三师及于总部于本月中旬出发。其路线应经东西蒙山之间，插至费南或经蒙山白马关以北，平邑东西过路到鲁南。百十四师力掩护部队，随后跟进，另刘桂棠部由诸城、掖城方面开费北。成为干、李部通过滋临之跳板。

（三）于南下后其防务交替有如下情况：（子）先交地区团队接替，尔后李部再向北推进。（丑）待百十一师开鲁南后亦将发动北进。若湖西部队能迅速东进，则可能以更大兵力分批北上。（寅）但无论如何以目前复杂情况，就其内部矛盾观之，仍有极大空隙为李可用。

（四）目前敌人正收缩兵力。集中于各主要干线，休整和部分换防，对我无大规模“扫荡”。但对李、于行动仍极注意，最近齐子修、刘景良受骗后，均遭敌人打击，人枪均被俘。李部组织东进及于部西开，敌仍可能出兵“扫荡”截击。对于部防区附近，顽固派则以吴化文为主，乘其混乱无依之际，予以压迫逼降，控置地区，张步云亦将南下报复张里元。

（乙）我之方针与部署：对于部西开不加钳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对李部东进北上尽量迟滞其时间，并在自卫原则下，乘其伸入我根据地

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一部之打击。但不放松与之政治疏通及扩大敌顽矛盾。对于部防区附近于之地方部队，争取可能争取者，歼灭某些最坚决反共部分，力求控制鲁中山区及莒、日、诸间山区，并互相联络，以便组织向外围发展。相机与清河、胶东打通直接联系。因此，决定如下部署：

（一）鲁中地方武装一方面巩固现有阵地，准备两个团兵力，相机歼击刘桂棠部之由北南下进入蒙山及刘春岭师之由南而北进入蒙山部队。另以有力一部（约一个主力团以上兵力）主要从临博地区由北而南抢占沂山，另以一部由沂水地区由南向北控制沂山后，再向青沂路东发展。

（二）滨海地区准备以十三团全部相机挺进日莒路以北，控制日莒诸间山区，争取张里元，歼击朱信斋，尔后向西北与鲁中部队相对发展，并抽六团一个营为预备队。另以万郭师控制甲子山区，收容顽军逃散部队。

（三）鲁南地区，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反“扫荡”姿态集中必要兵力， 相机打击刘春岭师向我根据地挺进部队，并抑留或迟滞该师之北上，以小股游击部队灵活在李部前进路上之津浦段及滋临段，破袭刺激敌人交通，但自己亦必须随时注意准备应付“扫荡”。对于部应派人与之联络，发起部分慰劳。但亦必须警惕其抢夺壮丁和对我袭击。

（四）在胶东应极力巩固南海地区，向胶东区展开政治攻势，准备在姜更进一步恶化时，协同姜内部进步分子实行分化，并于必要时相机消灭姜黎川部，另外应利用赵、王矛盾，疏通一头，其主要是疏通王尚志，孤立与分化赵保原，并扩展其冲突。

（五）鲁西南地区应设法尽量迟滞李部主力东进，目前李部向我根据地进犯，应集中必要兵力相机给予打击，尤其可能引起敌人对之“扫荡”。

（丙）各地区应即根据此部署原则，迅速准备完毕，并适应情况行动。集总、军委尚有何指示望复。

1. 百十四师、百十三师：指东北军第五十一军所辖之两个师。

2. 日莒诸，指山东省的日照县、莒县和诸城县。

3. 张步云，原系沈鸿烈所部保安第二师师长，驻滨海北部，时拨归李仙洲建制。一九四三年七月，张公开投敌，当了伪皇协军暂编第一军军长。

4. 刘春岭，李仙洲所部第一四二师师长。

5. 刘桂棠，绰号刘黑七，土匪出身，抗战初投降日军，一九三九年宣布“反正”，被蒋介石任命为新三十六师师长，驻鲁南，时拨归李仙洲建制。[8]张天佐，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第五旅旅长。

1. 秦启荣，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及山东三青团、复兴社的特务头子，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山东别动纵队司令。为国民党在山东的主要反共头目。

2. 张里元，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一纵队司令。抗战初期对我态度还好， 后来便趋向反动。

3. 梗戌，指二十三日晚二十四时。即第二步部署。

4. 刘部，即刘春岭部。

5. 万郭师，指已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以万毅任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的部队。该部仍袭用原东北军第一一一师的番号。[14]赵保原， 原系山东地方武装暂十二师师长，驻胶东，时拨归李仙洲建制。

[15] 刘师，即刘春岭师。

纪念建军十六周年要认识“八一”的历史教训①

（一九四三年八月）

“八一”是中国共产党以武装起义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裂倒退与叛变大革命的一天，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决心走上独立的领导武装斗争的一天，把这一天作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的纪念日，是有其严重历史意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是联合战线的，但这决不能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领导，他们是常常摇摆于团结与分裂、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当着团结前进，革命比分裂、倒退、反革命更有利于他们攫取统治地位或得到维持其统治地位时，他们是不拒绝作某种程度的团结、前进、革命的；当着团结、前进、革命，一旦威胁到他们的背影，触犯了他们自私自利的欲望，立即是要分裂、倒退、反革命的。这已成他们所遵循的规律。因此， 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必须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而且必须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与武装斗争的胜利基础上，否则革命总是失败的。也只有这样，才会有联合战线的坚持，才会不致受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裂、倒退、反革命的危害和破坏，这正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前身红军所接受的历史教

训。

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己成为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因素。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接着是十年的黑暗时期，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武装斗争的胜利，及八路军、新四军前身红军之发生、发展与强大的存在，中国就不会突破十年的黑暗而走上发动全民族人民的对日战争。在坚持对日战争的六整年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武装斗争的胜利，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发展与各个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早已葬送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手里了。因为他们早已举起分裂、倒退、反叛的旗帜。因此，中国革命在最近十多年中能够得到空前的伟绩，是与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完全不可分离的。

八路军、新四军是在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分裂、倒退与反叛的斗争中开始发生、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胜利基础上所创造建设起来的，从他们的前身红军开始已经十六周年了。他们始终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肩负起全民族人民争取解放的重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用自我牺牲去开拓革命的胜利道路，保卫着革命的胜利道路；他们在六整年的对日战争中，更加锻炼出了惊人的本领，更加坚强了；他们已经在敌后有着许多民主根据地，团结了千百万人民，已经成为屹立不可动摇的力量。这是不容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再一次的肆行对革命的分裂、倒退与反叛，这是对日战争走向彻底胜利的保证。

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了全民族人民坚定斗争方向的胜利标志。也正因为如此，不仅日本强盗在它未死亡以前，必然要更加凶恶和阴险地来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甚至还要急忙一些地企图消灭这个全民族人民坚定斗争方向的胜利标志。因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他们欲乘着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决定胜利快要到来、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已经在望之时机，而谋全套的拾起法西斯主义，以奠定他们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三日中共山东分局出版的《大众日报》。罗荣桓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

独裁统治之基业，来继承中国古老的专制体统；他们还惧怕法西斯主义失败得太快，得不到法西斯主义的真传授，而不惜与目前民族敌人日本强盗的第五纵队[1]完全合流起来，准备挑起内战，以求得替法西斯主义打开一条再生之路。他们这种罪恶行为，不仅是对全中国人民的反叛，而且是对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所有人民的反叛。

八路军、新四军建军十六周年纪念的到来，是正当中国抗日战争阵营内又呈现新的危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已布置好了准备挑起内战[2]。他们已经动员大军企图闪击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后方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同时他们对敌后山东，亦在向山东八路军部署新的攻势。如李仙洲之率大军入鲁，并不是为了增强敌后山东对敌坚持抗战，而是为了增强对山东八路军的进攻。因此，李仙洲率大军入鲁与跨津浦路东来，并不首先去打敌人、讨伐接一连二的投敌将领，反扬言驱逐坚持山东对敌抗战的八路军出山东，向八路军在鲁南、鲁西南部队开始攻击。或许他们当前的唯一意图是在敌后山东准备开辟出内战的第二战场，他们也是完全可能经过最近接一连二的投敌将领，已取得了对敌人势力的依附与敌人的谅解。我们必须紧急的动员起来，为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倒退、投降，而坚决给顽固派以迎头打击。我们还要不放松对敌人伪化治安，“蚕食”侵犯的斗争，以坚持斗争胜利，以巩固我们每一寸根据地，这是我们打击顽固派不可分离的任务。我们完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久经考验过的八路军、新四军，是能打破任何困难与危机的。

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的十六周年纪念的到来，又是正当着国际形势对我们空前有利的时机。现在中国内部的情况，已不是一九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我们今天所遭到的困难危机，仍是不失为黎明前之一阵黑暗的性质， 我们只要不懈怠地、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每个决定与指示，是一定能胜利的。

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的十六周年纪念的到来，我们应好好地学习“八一” 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抱定至高无上的决心，一定要把中华民族解放道路推到尽头，本着坚持统一团结的方向，高举起全民族解放的旗帜万岁！

注 释

1. 第五纵队，指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的叛徒、间谍和破坏分子等反革命分子的总称。一九三六年十月，西班牙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联合进攻西班牙共和国首都马德里时，叛军将领摩拉在一次广播中扬言，他的四个纵队正在进攻马德里，而第五纵队已在首都等待着。后来第五纵队即成为帝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中收买的叛徒和派入的间谍的通称。

2. 顽固派已布置好了准备挑起内战，指一九四三年，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打击人民抗日力量，准备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锄奸工作的几个问题①

（一九四三年八月）

一、敌后的斗争更加复杂尖锐，特别表现在我同敌人与国民党的特务斗争上。

敌人是最狡猾的，富有反动政治的斗争经验，而国民党已不是以前的国民党了，完全被特务化组织起来了（统治的体系），有了同我们斗争十几年的历史。由于国民党的抗日反共两面政策而与敌人有同一的方面，并已加重了这一方面的比重成分。因此，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尤其在敌后更直接的同敌人混合在一块。这是我们过去估计不够的地方，损害了和放松了对国民党特务的斗争，对敌人的特务斗争，也就不可能有全面的认识。

敌人在干什么？

1.敌人依靠其军事优势，井以伪化治安为特务活动之阵地，而进行它的所谓“谋略战”、“宣传战”、“间谍战”、“扫荡战”一套阴谋的方针。 2.敌人已随着其新政策之出现（使汪逆统一），而已由公开的特务把持

一切伪组织而退到隐蔽的地位（特务机关改为联络组织）。

1. 敌人更具体地运用了“以华制华”的两面政策，以缓和敌占

区人民的民族仇视，挑拨离间抗战内部之团结，以挽救其危机，发展和平攻势。如“以中国人办中国事”的骗局，动摇“七分抗战，三分不抗战” 的各阶级人士。还出现了“青协”组织，以收买麻痹青年，并利用对我党表示同情的面目为钓饵，使其更能够起到收买麻痹青年的作用，进而蒙蔽我被俘人员与被迫害者，得以俯首就范。

1. 敌人还以阴谋陷害为目的的制造出“宽大政策”。如采取各种不同方法（公开的、隐蔽的），释放我被俘人员，杂以变节出卖分子，使我良莠不易分辨，招致损失，这不但是给我以反宣传攻势，同时是对我进行“神经战”。

   5.敌人已受到我宣传攻势之打击，而又进行了防御的攻势。如伪装反战、

反军部，同情中国抗战分子，以吸引我一切活动，诱我人窟，顺手牵羊，并故意宣传其独树一帜的革新主张，散布和平攻势，尤其对日人反战同盟更手段百出，进行暗害。

1. 敌人是无孔不入的利用我一切弱点，使用我公开投诚分子，到处招摇惑众，打击我之活动，并驱使到我地区边沿地带，组织“别动队”，作为进攻我之向导，对我精简遣散的不满分子与我归队运动中逃避到敌占区的落后分子，均以收容收买，再潜派到我内部进行破坏。

2. 敌人更残酷地摧毁被“蚕食”的地区，威逼群众自首，勒令我工作人员与军人家属进行对我之瓦解工作。最近有乘汽车来部队之家属，或者送未婚妻找未婚夫，或者带来儿女交给本人，亦是应引起注意的。

国民党在干什么？

1. 对抗战是消极的，等待胜利的到来，而当前更是以反共为第一，他们已顺序的执行了“防共”、“限共”、“溶共”政策，以至公开叫喊“取消共产党”。

2. 对我又有所谓“曲线政策”，就是以依附敌人势力以求得意外的反共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山东锄奸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编《战士》第五百九十五期。

胜利，或者用公开投敌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共。现在已有五十八个将领投敌而或者同敌人默认和平、妥协，资日通伪的现象尤为普遍。因此，在敌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已同敌人的特务组织联成一路。

1. 对我进行内奸政策。训练大批青年混入我内部，并收买个别堕落腐化分子，出卖情报，还希冀乘我全党整风中找到空隙进行挑拨离问。但他们只会永远成为失败者。

2. 最卑劣的手段，是秘密逮捕共产党员，强迫自首，有所谓“二小时自首政策”。

因此，敌后的斗争是更加复杂尖锐，特别表现在我同敌人与国民党的特务斗争上。因敌人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处于劣势，便不能不用花样百出的特务以挽救其颓势。

二、我们一年来反敌特务斗争有了某些基本的转变，获得了一些成绩， 但仍然存在缺点。这是不是不关重要了呢？如果敌后的斗争更加复杂尖锐，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敌人，还没有取得主动的打击敌人是事实的话，那么更严格的找出缺点是非常必要的，这才会更加警惕自己，而不满足于既有成绩，是对党对革命最负责的表现。

一般的保证了党对锄奸政策的执行，克服了过去一时期在某些地区与部队中存在的严重错误。如单凭主观主义的方针，所谓逼供信，是以乱用刑讯逼口供，使犯人乱供乱咬，然后轻信口供，尔后“继续破案”，以至各个方面造成自作自受的犯罪行为，这是被停止了。对破案处理犯人，都有审慎的态度，对嫌疑分子的胡乱登记，亦有清查。然而我们在掌握政策上是不全面的，缺乏思想上的领导。把宽大政策只看宽大的一面，忘记了镇压的一面， 还不大懂得宽大的一方面是为了争取失足者，教育群众，以缩小敌人奸细的社会基础，孤立暴露敌人也即是为了镇压敌人的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这统一的基本立场，是会把宽大政策造成对自己麻痹，对敌人的容忍，特别表现在我们对敌斗争上，某些关系的利用及敌人派来的奸细得以升我之堂，入我之室。还有我们个别组织随便分配自敌人方面回来的人员以不适当的工作（后方与地方组织中）。

主力兵团在巩固自己的保卫工作上，开始成为群众性的斗争，克服了孤立的现象。这是由于把这一工作放到整个党和政治工作日程上以后，把连队这一工作放到支部和政工人员身上以后，尤其是吸收了各级军政主要干部参加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以后，作到了干部与战士的结合，开始了原则性的转变。但仍有很不够的地方，在组织上还未完全脱离孤立的现象，同教育部门与其他一切党和政治工作缺乏有机的结合，对敌人斗争还不善于发挥优势力量；连队的工作更是如此，削弱了党员同群众的联系；在保卫机关，对机密工作的保卫没有引起特别重视；在军事后方与地方组织中仍是我们工作的最薄弱的地方。

对侦察与了解情况开始被重视，有了一些零碎材料的搜集与片断的整理，但仍是非常微弱的。对“知己知彼”没有统一的认识，如果只知己而不知彼，则知己亦不是好的知己，会发生自以为是；如果只知彼而不知己，则知彼亦不是好的知彼，会发生失掉信心，这就永远不能够避免自己的弱点与找出敌人的弱点，以造成对自己有利，也就无法使自己摆脱敌人的打击转为自主的打击敌人。尤以对情况的搜集与分析，还满足于一些现象的罗列，甚至加以夸张，往往把群众落后性的表现与敌人活动混为一谈。

干部在学习上有了进步，但也是极迟缓，缺乏大的成绩。对自己的工作态度有了改变，如一般的消除了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公开闹地位的现象。但在某些干部中仍存在不朴素的作风，喜欢吹嘘，还不愿面向下层学习，对实际工作的看法只嫌琐碎，不重内容，只嫌片断，不去吸收真正知识，这种态度必然造成对下层工作者积极性的抑制，不能从领导上的帮助提高起来，这就是官僚主义的作法。干部中还有个别的发生堕落贪污以至叛变，这都说明了我们干部在思想上还没有好好学习整风。

三、展开学习整风，在我们锄奸保卫工作干部中更为重要。中央指出， 我们过去这一工作犯了一套主观主义的作法。就是用审讯犯人，让犯人乱供口供，我们工作者听信口供，然后胡来一顿，就是逼、供、信三个字，作为我们这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造成了严重的错误，损害了革命，损害了党。如山东湖西、泰山事件，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展开学习整风，我们思想上有了改造，才会有兵精。武器好，打击敌人的特务时，才能很妥善的解决问题。敌人的特务带有群众性的严重性，我们当前唯一的正确方针，必须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群众结合，一般的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 分清是非轻重，调查研究，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中央指示）。

彻底肃清神秘化的观点。特别表现在不知己而又不知彼，单凭主观出发， 自以为是，胡作乱来，夸夸其谈，显示出大有神通天地，呼风唤雨的本领； 同时把秘密的工作看成为光荣的孤立，这是极端错误的。为什么神秘化观点会长期存在我们的这一工作中？

第一，锄奸保卫工作是有特殊性，有秘密性的，但在我军中与民主根据地内是取公开合法地位。因此，在秘密性的方面是会困难些，也容易促成某种错误观点的产生。

第二，强调技术万能，脱离政治原则性，离开了群众甚至党员群众；并接受与传播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同群众对立的观点。

第三，流氓无产阶级的新奇百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作聪明，与农民成分的狭隘观点，都给这神秘化起了宣扬与支持的作用。

第四，高度的集中性也带上了神密化色彩，与党和政治工作的完全脱节， 削弱了党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由于从神秘化的观点出发，把秘密工作看成同公开工作完全是不相干的东西，从而引起群众的不满，因而损害党同群众的联系。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的同志把公开工作看成是一个附带的工作，仅仅的是为了消极的掩饰自己，好像自己没有同群众密切配合的必要，还多次拒绝参加一些公开工作、参加一般党和政治工作，这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还必须弄清楚我们的秘密工作，在我们的军队及民主根据地内，是为了保卫自己防御敌人的暗中进攻，以巩固我们公开合法的斗争地位。已成为我们重要的斗争形式，也是我们要求的斗争形式。因此，秘密处于辅助的地位， 当然还有重要的意义存在，也可以只是一部分带技术性的工作，如审查登记， 侦察嫌疑分子，同敌占区来往关系等，而且在公开合法斗争地位上，也给我们进行这些工作以便利条件，这是神密化观点者所没有看到的。因此，他们对我们这种公开合法斗争地位，不但不去加以充分运用，使自己工作更依靠在强化同群众联系的基础上去发挥力量，而且拒绝了这一方面。我们秘密工作在敌人统治之下，是为了进攻敌人与保存自己，这里是没有公开合法斗争地位，但必须取得与群众的联系，还要在蒙蔽敌人之下去获得一定组织形式

的公开合法地位。如利用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甚至群众性的迷信社团或伪组织，否则也不会有我们秘密工作的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区别不同范围和不同目的的秘密工作，但要统一掌握秘密工作的原则性。

技术不是万能的，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才能放之事无大小皆准，才会有正确的使用技术。我们今天有不少的同志感到技术缺乏、老一套，并为此而苦恼，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切必要的新的知识，如果我们没有学到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对知识的吸收容易发生偏差，而且还由于我们不可能有高度的政治警党性与灵敏性，更不可能去改造我们的老一套，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技术。这里必须回答，把技术超过政治，或把技术与政治看成为平行的东西，都会是错误的。

因此，展开整风学习，在我们锄好保卫部门与干部中已非常迫切的需要， 应把整风学习与我们的工作完全结合起来，克服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毛病。

四、在党的统一与一元化领导[1]之下，归并地方公安局与军队中的锄奸保卫部门。

“党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组织形式，必须承认党有权领导无产阶级及其它组织形式，从职工会到国会党员”（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条）。因此， 我们一切组织形式必须承认党的统一与一元化的领导，不许有多头领导的存在。

党经过我们一切其他组织形式并尊重各个工作的独立性（不是独立主义），去联系群众，去实现自己的领导，这并不违犯统一与一元化的领导， 而且表现最高的集中性。

我们还有不少的人错误地认为一切其它组织形式是同党的统一与一元化领导相对立的，这是由于某些人强调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形式的独立性，要求要有完整的独立系统，这是严重独立主义，第二党的倾向；或者把党的统一与一元化领导去代替一切其它组织形式的独立性，发生包办，狭隘的关门倾向。这都是在借口反对多头领导来拒绝党的统一与一元化领导，或降低党的统一与一元化领导作用。

敌后斗争更加复杂，组织形式也是更加复杂，特别处于战争分散的局面的情况中，这种组织形式的复杂是容易引起独立主义的发生的，因此，必须强调党的统一与一元化的领导。但这决不等于取消组织形式应有的复杂性， 同时为了适应战争分散局面的情况，要在党的统一与一元化领导之下，归井一些可能归并的组织形式，对上层机构要求精简，充实下层基层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地方公安局与部队锄奸保卫部门，基本上有共同的性质，为了我们更能集中力量，反对敌人的特务斗争，县公安局与特派员以上是可以归并的。主力兵团工作仍隶属军分区或军区的统一组织指导，这是更便利我们对公开执行与内勤的分工。凡属地方人犯，仍以公安局名义，通过政府法律手续予以处理，这是必须遵守的。

加强县一级公安局（县以上[不含县]公安局机关不存在归并到锄奸保卫部门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一组织形式改变后应该着重之点，因为目前要求把执行问题完全落到县一级去，还须保证在由县级党委的领导上。县党委对县公安局的领导，是不违背其所属之上层机关的指示与指令的。

这一新的决定，须从干部思想打通上克服一切不正确认识去求得完全实现，而且还要求我们统一两方面的工作经验，研究统一的方式方法，发挥集

中性的作用。

注 释

1. 一元化领导，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 其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是各根据地统一领导的机关，一切其它组织必须在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第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直属队学习委员会总结会上的讲话①

（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

整风是最细密的思想改造。思想问题发现不少。

一、初学阶段，容易完成，容易看到成绩。因为看到文件非常新鲜。现在是整风，不是“收风”。不经过整风要从思想上改造某个人是比较困难的。

二、直属队建立了经常学习制度，但不巩固，不平衡。对文件学习有了些认识，对民主仅仅是开始，文件与思想接触还仅仅是开始，还没有做好， 并没有使学习打下基础。

三、问题：

1. 现在许多地方没有动，仅直属队动起来了，远的地方更差，滨海、鲁中还不主动，强调战斗繁忙。主要方法没有改善。我们这里斗争比延安更丰富。我们理论与实际联系更便当，主要阻碍是教条主义。

2. 现在学习整风有三种不同态度的人：有的认为学习整风对自己是讽刺，不敢正眼看待，甚至有的主要干部对整风不感兴趣；另一种人想站着“稳重”的阵地，怕挑起思想论战转到自己头上，即展开自我批评差，还要慢慢来；第三种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

在学习，准备将来再用。必须争取这三种人来整风。

1. 今后学习方法：理论与实际联系，首先要求整风与反省的统一组织领导，反省与学习更加统一起来。要自上而下作示范。主要干部不仅是参加学， 而是要在自己反省和学习心得中教育影响干部。要克服两种倾向。一为教条主义的，忽视内容，嫌工农同志琐碎、罗嗦，不知了解工农同志对问题认识的规律。这种人必然忽视实际。一为经验主义的，忽视理论。工农同志感到理论根苗难找，认为业务方面没有理论。应做通俗的解释。

民主与领导的结合，现在应强调民主，但又要有领导。我们的领导是引导民主的集中，向正确方面去发展。对任何人的意见都要表示虚心，否则不会很好的结合起来。小资产阶级最爱表现，以为自己有原则性，压人家。

一般与个别的指导。一般的每周四小时学习，在某些单位和部门是容许的，应做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作后勤工作的同志文化程度低，应具体做规定。如开会应具体指导。否则会与实际对立，在文件上打圈子。

① 本文是根据时任第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谢有法的笔记整理的。

关于整风与审查干部的指示①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巩固防御阵地的问题。

过去的工作仅限于组织工作，思想方面还未做到。只有从思想与组织结合做下去，才能从组织的起点达到高度。过去严格说来是形式主义的。

整风，要把半条心的变成一条心，把两条心的变成一条心。这就是转变异党作风。我们要这样去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今年以武装干部、领导机关为重心，明年转到地方党，审查调整干部工作。

离开当前整风去审查干部即不能解决问题。所以目前主要是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和审查干部工作分别进行。

我们政治机关将已有档案的主要干部，给以了解。军分区主力兵团以上的干部首先完成。不适当的要调整。

机关的机要、组织、锄奸、一科、电台、秘书，这些行动部门首先进行审查。

整风与反省应从组织上、思想上加强领导，不偏一面。党校教育必须加以改善。

组织部门的中心环节在搜集整理未经审查干部的材料，从党校、直属队积累经验。

审查干部的着眼点：

从言论中去认识，尤其从长期行动实践中去认识，并经常从实践中去审查、充实、纠正及修正结论。

要抓住每个干部的不同特点，从思想意识转变和发展的规律，逐渐达到比较完满正确地认识一个干部。

不同种类的、不同出身的干部应有不同的要求和着眼点，将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的标准分开。领导者着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是否能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

审查与鉴定应有区别：

审查在于有系统地了解干部，从历史和思想意识的发展、转变和德才资纵横地全面地了解一个干部。鉴定则在于了解干部在一定时期中，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发展变化的状况。同时审查与鉴定又有密切的联系， 不能把它截然分开或看成两件事。应将干部某些重要情节在鉴定中力求弄清，得出结论。

① 本文是根据时任第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谢有法的笔记整理的。

目前山东的形势和新的任务①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 一、山东两个月来情况的变化。总括起来： 第一、于学忠[1]西调，我战略中心的建立。

沂蒙公路北，与于争夺两三年未解决问题，现已解决，并整个控制了沂山，作为我们战略上的重要依托。

滨海继续甲子山的胜利，向日富公路以北发展，不仅收复了原有的阵地， 并且扩大了。即依沂山、跨沂青公路两侧已被我们开辟。这是非常重要的。滨海与鲁中现在地形上已联成一片，交通的联系线已缩短，与清河、胶东已靠近。当然现在还未完全解决，还靠今后工作。根据地面积增加了十万平方里。

第二、李仙洲[2]入鲁失败，第一原因是勇气不够；第二原因是与于学忠有矛盾。

第三、地方顽固势力，李仙洲要来的时候，他们很欢迎，很兴奋，到处都喊、都闹，现在已受到打击，为张里元拉走。秦启荣已在沂山被打死。顽军在山东已失去中心，大部东逃西散。

第四、李仙洲入鲁，中央牌子打起来。在伪军中，尤其是大股伪军认为是“中央”的牌子好。一般的伪军倾向于我，便利于我们政治攻势。

二、综合上述情况，造成于我极有利的形势，确立了我对国民党优势的争取，坚持对敌斗争有更顺利的条件。

第一、在战略的机动自主上增大了，过去我处于两面作战，受很大约束。第二、扩大了地区，有二千个村庄，十万平方里的地方，人力物力增加。第三、李仙洲入鲁失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鲁南地区就解放出来了，国

民党军一部已到洛阳去了。但是国民党与我抢山东是有决心的，据说由牟中珩[3]统一指挥。

第四、地方顽军东逃西散，其反共气焰比过去低落，便于我争取。我们要坚持统战方针。

第五、清河反“蚕食”的斗争取得很大的胜利，恢复了去年“七七”前的地区。可惜的是胶东西海的反“蚕食”未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仅看到一面，光是胜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另一面，即对敌斗争还是主要的。山东敌人的力量还未抽走多少，敌人力量比华北其它地区雄厚；山东伪军是更加可观，伪军数量是继续膨胀的；敌人“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心在山东，有其一定的成绩；敌人“扫荡”己有征候，有的地区已在开始。如鲁南、鲁中。三、根据上述情况，提出新的任务：加强开辟新地区的工作，创造根据地与游击区、创造地方武装，大量发展日伪区的政治攻势、开展我们的统战工作。

第一、要掌握有利形势，要随时随地注意情况变化，从实际情况出发， 不失任何先机，首先抓敌人之隙，争取先机。第二、开辟地区工作不是主观的，是要在打击敌人的出击和“扫荡”之下进行，是战斗化的。这样我们的开辟工作才能完成任务，特别提出的是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结合。

第三、游击区工作，公开的武装行动与隐蔽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第四、争取伪军上层与下层工作的结合，不能上下对立。从政治上、从矛盾中去掌

① 本文是根据时任第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谢有法的笔记整理的。

握伪军。

第五、不要满足现有成绩，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注 释[1]于学忠，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1. 李仙洲，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3]牟中珩，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对敌斗争的意见①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

一、综合敌情：

（一）自去冬起，华北敌即开始收缩兵力，放弃某些次要据点。据已证实者，第三二（鲁南）、第三六（晋）、第三七（晋）师团主力各一部确已南调，并有继续抽调说。苏中自丑月[1]下旬收缩，淮海区亦开始收缩，敌驻华舰队转道南洋，长江仅留小汽艇百余艘。

（二）正面敌调动频繁，丑月中旬，平汉线南运敌七千余，津浦线停止客运，大批敌军南开。另传信阳增敌七千余，飞机十三架；徐州集敌万余， 飞机四十架；鄂豫皖边敌机侦察活跃；同时积极抢修郑州黄河铁桥，新乡亦集汽艇二百余支，传为攻郑用。

（三）伪满敌正积极构筑由山海关沿长城线之“国防”工事，华北各主要点线亦加强防御及兵营、飞机场的建设，并征居留民[2]九万人入伍，以扩充新师团。

（四）去年亥月[3]至今年丑月仅山东津浦路东不完全统计，日伪放弃与我逼走据点二百六十四个、碉堡三百五十三个，现敌独立第七旅团防区正继续收缩，青沂路、沂临路沿线据点亦撤走一部，断绝通车。

二、敌收缩原因，基本为兵力不足。在高度分散下守备力量减

少，无法主动应付我游击活动，且有被我各个击破危险。另在长期分散守备中，军纪败坏，士气低落，整训困难，战斗力日低，加之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对日寇极为不利。敌为应付盟国反攻，适应战略需要，不得不进行决战的准备。敌兵力收缩对我有利，不但局部改善我根据地形势，而且对我有生力量的增加创造了有利条件。另由于敌人收缩，兵力相对集中，随时有以优势兵力对我某一地区进行突然猛烈“扫荡”的可能，尤其不断的奔袭合击， 企图逐渐毁灭我有生力量，这是我必须高度警惕的。

三、根据以上情况，敌集中后可能有三个动向：

（一）敌在华北分散配备战略方针失败后，冈村他调，冈部继任[4]，敌可能以其集中之优势加重对我之压力和“扫荡”。

（二）在南太平洋战场作战严重损失后，可能以挖肉补疮办法，企图阻止英美或部分反攻英美在南太平洋之推进。

（三）三国会议[5]后，国民党抗战较前坚定，亲日派遭受打击。为破坏中国反攻准备，加强亲日派诱降活动，可能发起对郑洛[6]战役进攻，打通平汉线，以进攻西安。敌三个机动方向并非孤立进行，是相互联系的，敌对我正面进攻，企图牵制中国军队不能南向增援，同时进攻正面更不放松敌后“扫荡”，以减轻正面的威胁。因之敌后战争，仍会紧张频繁，我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四、我们的方针：

（一）基本上不过分刺激敌人，让其安于集中，但绝不是消极观望等待， 应以少数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民兵，加强对边沿区的活动。一面按计划、有部署地辅助进行广泛的政治攻势，另方面则抓住有利时机，袭占或迫走某些据点，开辟更多新地区，并进行恢复地区的巩固工作。

（二）严密监视敌人行动，防其突然奔袭及发起带季节性的“扫荡”。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与黎玉、萧华共同签署给各军区并报中央军委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电报。

因此，应加强战略侦察，进行一切反“扫荡”作战准备。在政治上克服麻木和平倾向，严禁铺张形式、大吹大擂作风之抬头。主力以营为单位分散整训， 机关不久驻一地，以免造成敌人合击目标。

（三）如敌“扫荡”时，我作战指导上不宜集中大的兵力打硬战。因此， 仍以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敌进我进”方针，大胆挺入敌区活动。如敌对友邻区“扫荡”时，应积极配合作战，加强全局观念。

注释

1. 丑月，即二月。

2. 居留民，即当时在中国定居的日本人。[3]亥月，即十二月。

1. 冈村他调，冈部继任，冈村，即冈村宁次，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调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遗缺由冈部直三郎继任。

2. 三国会议，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二十六日结束。会议商讨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以及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十二月一日，

《开罗会议共同宣言》（简称《开罗宣言》）在重庆、华盛顿、伦敦同时公布。宣言内容之一是：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 郑洛，指郑州和洛阳。

山东军区关于培育大批战斗英雄的训令①

在战斗中培育成千成万的战斗英雄，提倡革命的英雄主义，是我坚持斗争、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重大工作之一。因为只有从群众事业中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全军战斗士气才能百倍提高，才能担负起任何艰苦与残酷环境下的战斗，顺利地完成革命事业的任务。为此，山东军区决定在各地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游击队员中，立即着手培育大批的战斗英雄，发挥战斗中的勇猛、顽强、迅速，以灵活的战术与不怕死的白刃格搏精神，达到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使敌人不能奈何我们。其具体条件如后：

（一）关于战士战斗英雄的条件。

（甲）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遵守战场纪律。（乙）每次作战最为勇敢，超出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有特殊之功绩者，如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冒着重大危险架梯爬城，因而攻击奏效，或在伏击、破袭、防御中有更光辉战绩。（丙）负伤五次者，以及炮兵射击、工兵作业、通讯侦察、卫生救护人员，在完成战斗任务中有特殊功勋者。（丁）四大技术准稳出众，每次作战毙伤敌人最多（尤其毙敌人指挥官）与缴获最多者。

（二）关于连、排干部战斗英雄条件。

（甲）率领该连、该排历次勇敢地完成战斗任务者（但不能只是一个人勇敢）。（乙）由于战斗中之勇猛顽强，在困难危险中转危为安，与处处顾全大局者。（丙）指挥灵活，以少胜多，并身先士卒起模范作用，多次建树优越战绩者。如包抄、迂回、侧击、袭击、顽强守备，或负伤五次者。

（三）关于民兵战斗英雄条件：

（甲）积极自主勇敢作战，多缴枪弹，多捉俘虏。（乙）爆破大王，并进行过三次爆炸，每次均杀伤敌人。（丙）神枪手，每次均杀伤敌人。（丁） 在勇敢作战中曾负伤两次者。

这一任务的提出，决不是一时突击，而必须经过一种经常性与极其细腻的组织工作。目前应即进行广泛深入动员，加强整军中的军事、政治教育与体魄之锻炼，并编写苏联英雄及我军在历史上的许多英雄之传记教材。加紧教育全体指战员，激发革命英雄主义思想，掀起群众性的战斗比赛。如果不从政治上出发和政治自觉的提高，或不把创造战斗英雄的任务当作群众运动，就会导致把任务变为消极的登记已往的战斗模范，结果必然会沦入形式主义的复辙。

山东军区为有步骤地开展这一工作，特决定于今年“八一”红军诞生节， 召开鲁中、滨海、鲁南第一次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胶东、渤海以单位进行。各兵团派战斗英雄代表参加），并按上列所述条件分别具体情形，奖以战斗英雄或战斗模范奖章，到会之战斗英雄必须经过团单位选拔（民兵英雄由县选拔），全体战士所公认，军分区审核复选，各军区军政首长亲自鉴定：如有相当功绩而未符合山东军区之规定条件者，得由各军区、军分区分别予以口头、文字与物质之奖励。

为筹备这一大会，特指定李作鹏、朱则民、谢有法、赖可可、阎捷三、苏孝顺、邝任农等七人为筹备委员，并责成各军区政治部立即着手收集抗战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与副政治委员黎玉和政治部主任萧华共同签发的。刊载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中共山东分局出版的《大众日报》。

七周年中历次英勇战斗经过与战斗英雄故事（生产模范故事在内），于今年六月底汇报军区政治部。以便出纪念专册。

最后必须重复提出，培育大批的战斗英雄，是坚持斗争最后战胜日寇的重大任务，是建设模范党军中最实际的行动，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石。只有毫不懈怠地贯彻下去，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无敌于天下”。望所有武装部队都认真执行这一训令。

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①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

今天，由于全山东各地区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坚持斗争的地位大大的改善了。军事控制的地区一般地恢复到一九四○年的局面，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支点，各战略区之间的联系缩短了，对敌斗争的自主性也增大了。

回想一下，一九四二年前后我们所处的“对敌劣势，对顽无优势”的情况，敌寇疯狂的进行连续大“扫荡”，实行所谓总力战[1]以及分割、封锁的“蚕食”阴谋，加之顽军乘我之危，向我夹击逼进，使我遭受严重损失，不少地区工作垮台，处于分散游击状态，我们今天的成绩也就是经过这样艰苦的斗争得来的。

这个时期也暴露了我们工作的缺点和领导上的错误：缺乏统一斗争的明确方针，忽视了民族矛盾，松懈了对敌斗争的战略任务，在政策上发生混乱， 严重地脱离了群众，造成了自己的孤立。

分局四年总结[2]，对于坚持山东斗争起了决定的作用。在领导上、思想上改正了过去的错误，明确了统一斗争的方针，清楚的估计了敌我友顽力量的对比。紧紧掌握民族矛盾，强调群众观念与政策观念，从艰苦斗争中改善了自己的斗争地位。

实际斗争和实际经验清楚的证明了，民族矛盾是当前革命阶段中一切矛盾中的最基本的矛盾。只有掌握并扩大这一矛盾，我们才能团结自己，孤立敌人；才有极大的可能去动员组织民族的一切抗日阶层与每一份力量，去进行对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有效的斗争，也才有我们的政治优势，才能在抗战行动和政策上不犯错误；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事实证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以后，我们掌握了民族矛盾，强调了对敌斗争，展开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加强边缘斗争，“敌进我进”，随时掌握时机，从很多方面，用各种各样办法打击敌人，所以开始在部分地区、个别斗争方面取得了自主性。凡是取得这些对敌斗争自主性的地区，我们也就取得了对顽军正当自卫的理由，而改善了两面夹击的形势。

由此可见，对敌斗争与对顽斗争虽不可分，但是一定要很好的区别，后者应服从于前者，要紧紧掌握与扩大民族矛盾，否则一定会陷于两面夹击之中，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总方针。如果我们在一九四二年不强调对敌斗争， 不求得在对敌斗争中局部自主的话，要想在自卫原则下，打击顽军反共、反人民的行动便是不可能的。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的经验更证明了，我们可说是才学会了运用矛盾，在对敌斗争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并适当的利用了敌、顽矛盾（如对反共军入鲁[3]），所以才有对顽正当自卫的力量。因此， 也才一般的打破或停止了敌人的“蚕食”计划，求得一些地区的恢复和扩大， 使我们坚持斗争的地位得以大大的改善。

虽然如此，直到今天。我们不少同志还不是已经正确的掌握了民族矛盾， 还没有尽一切努力去争取各阶层各党派和友军、去集中力量对敌斗争。执行政策过左的现象还继续发生；过多的损害了中上层阶级的利益，这也就必然放松了打击少数应给以打击的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般化地对待顽军，也必然妨害与削弱对敌斗争。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三十期。

因此，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掌握对敌斗争！

另外，还有一些同志是非常不好的，他们看到今天的一些胜利和成绩， 并不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就自满起来了。

我们要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自满是非常有害的！千万不要自满！

首先，不要对敌人力量估计过低。肯定地说，今天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强很大的，敌人有力量进攻正面，也就有力量“扫荡”我们敌后山东，最近从满洲入关的师团是可能留一部在山东的；虽然今天敌人撤了一些据点，但其战略据点和战略联系线加强了，机动兵力集中了，对我突然“扫荡”和奔袭的可能性也增多了。我们如果对敌人存在丝毫疏忽和麻痹，都必将付出血的代价。我们不要把反“蚕食”胜利作过高的估计，虽然是部分打破和停止了敌人的计划，但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如果有人存在反攻便是从这里开始， 那是糊涂观念，或者存在着侥幸一年半载便可到达反攻的想法，都说明麻痹到了可笑的程度。中央指示我们：“今年是相持阶段最后一年，也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为什么忘记了呢？中央并没有说到反攻了啊！即使将来反攻到来，也没有说一定就在山东某地开始啊！因为如果反攻不从华北开始， 即使到了反攻时期，我们敌后山东抗战的基本形势也是不会有基本的改善啊！这点，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的掌握住。

其他方面，我们就更没有自满的条件，各种工作还是追不上军事上的胜利。我们虽也发动组织了群众，但是拿群众工作是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基本环节的水平来看，不但离组织群众的大多数还相差很远，而且空白村还很多， 不少地区群众工作还是冷一阵热一阵，有的地区干部代替包办，群众观念薄弱，还满足于群众在命令下的“运动”，不是完全自觉的运动，减租减息等政策不能贯彻实行，有的还严重存在不符合党的政策，存在左右摇摆的现象。生产运动虽也有些成绩，但也有同样的缺点，形式主义，满足于组织起来， 从数目字看相当多，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劳动英雄、模范组和模范村；更没有在生产运动中贯彻组织群众的大多数，实行改革生产关系、巩固农村统战的方针。许多新地区扩大了，局面开展了，但工作和干部还不能随之开展和扩充。各级领导机关，对此问题，除了向上级要干部而外，没有眼睛向下，在群众斗争中，在连队战士中，在实际工作岗位上去培养提拔干部。

整风，是全党、全军改造思想与工作的关键。我们在干部思想反省、思想改造上虽有些成绩，但也还是非常不够的。就拿几个现象来看，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对中央许多方针（连对敌斗争方针）还了解体会不够，执行时还左右摇摆；还不重视调查研究，所以中心工作时常掌握不稳。反省思想与实际工作改造的结合不够，发扬民主贯彻不够，不少人对工作对领导的意见还搁在心里没讲，不少地区整下不整上；工作中夸耀自己成绩，开起会来就是成绩比赛（有些甚至不能自圆其说），缺点错误检讨的总是不多，不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这也就是三风不正[4]的具体表现，根本不知道我们所以要估计成绩的目的，为的是要巩固和发展成绩，而不是叫我们躺在成绩上睡觉。这是相当坏的庸俗作风，是我们麻痹和自满的思想上的原因。

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有丝毫自满，困难并没有过去，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我们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巩固，我们还须要埋头苦干，咬牙坚持，丝毫不能隐瞒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军事行动也应服从斗争的形势和方针，争取时机，巩固成绩，生息力量，

不要过分刺激敌人，但要与和平主义相区别，要很好的估计敌我情况，打击敌人的弱点。巩固成绩，生息力量，又必须以战备姿态，必须服从于战争。要好好的扩大和改造地方武装，大大的发展人民武装，主力则主要是巩固， 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以配合对敌有力的政治攻势。

对顽军还是以争取为主，打击只是为了向其反动行为作警告或正当的自卫。对地方实力派也要疏通团结，起码争取他们不积极反对我们，只孤立打击最坏的，因为只要我们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对敌斗争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们就必然能成为团结抗战的中心，必然有政治优势，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实行正当的自卫更不会成问题，特别今天反共军入鲁未成， 正面战争紧张，反攻胜利在望，给我们争取顽军增加了新的有利条件。

根据地工作应随时掌握发动组织群众的环节，彻底减租减息，

解决群众切身问题，以大力发展生产，实现“组织起来”的号召，树立群众优势，发展经济，认真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中央十大政策[5]，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只有如此才有我们真正的优势。

今年我们比一九四二年有更好的坚持斗争的条件了，但绝不

能丝毫自满，而要以艰苦细致的工作，巩固我们的成绩，发展我们优势， 克服一切困难，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注 释

1. 总力战，指日本侵略者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相结合的战争的统称。

2. 四年总结，指一九四二年四月，刘少奇由苏北到山东，指导中共山东分局进行的四年工作总结。该总结肯定了山东斗争的成绩，指出了山东党的领导的主要问题。

3. 反共军入鲁，指一九四三年六月，蒋介石命李仙洲部入鲁接替东北军于学忠部防地。罗荣桓等根据毛泽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于部撤出山东给予便利，同时阻滞了李部入鲁。从而大大改善了我军在山东的态势。

4. 三风不正，指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着的学风、党风和文风等三风不正。

5. 中央十大政策，即一、对敌斗争；二、精兵简政；三、统一领导：四、拥政爱民；五、发展生产；六、整顿三风；七、审查干部；八、时事教育； 九、“三三制”；十、减租减息。

对敌作战的基本方针①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目前情况：敌人向中原发动攻势[1]，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溃不成军， 损失甚大，使敌乘胜绕近潼关，西安危急。而湖南方面长沙可能很快失守。全国人民对我希望甚殷，敌主要作战目的是打通平汉路、粤汉路，不放松对国民党大军的歼灭机会。如潼关不可能打下，敌人向西攻可能暂时结束，原由华北抽调的兵力亦可能返回。因此，我一般仍以不过分刺激敌人，争取巩固改善自己阵地为方针。青纱帐起，只要我不过分刺激敌人，估计敌人还可能收缩，某些孤立突出点，守兵亦薄弱，但又在我包围形势之下，乘机予以拔除，继续改善各区间之结合部部队的联系线为主要目的。但要完成上述目的，各战略区必须本着统一配合的行动与计划，但在实现时，务须在各个不同方面，采取不同的战斗，而必须有直接配合的战斗。应分别钳制的方向， 采取隐蔽、待机、准备。如被钳制之敌人赴援出击，则给予突然的打击钳制之，这是有力的配合。再有各个不同方向的战斗，需要互相策应，打击敌人报复“扫荡”是必要的，由各指挥单位独立自主与机动地执行。

根据上述作战指导方针，在鲁中相机攻下沂水；滨海、鲁南相机攻下郯马[2]，还必须打击李永平[3]伪部，展开诸、胶、高与诸日公

路以东之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清河应乘青纱帐起，采取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改善对冀鲁边与盐博川的联系线；胶东必须改善西海的坚持地位，以反“蚕食”斗争完成对清河的联系，还必须改善南海的坚持地位， 加强胶济路以南工作，建设铁路附近地带之隐蔽基点，配合滨海对诸日公路以东地区行动。

各战略区应自主地去实现总的意图，机动、灵活去执行一些必要的战斗， 执行中须充分的了解情况，具体指导，防止因一些胜利的取得，而夸大起来， 过分地刺激敌人，反而招惹敌人，对我有害。我目前以巩固与改善自己阵地为基本方针。

注 释

1. 敌人向中原发动攻势，指一九四四年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河南会战。

2. 郯马，指郯城与马头镇。

3. 李永平，系诸城、日照一带的土匪。一九四一年投敌，任伪滨海警备军司令，直属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指挥，盘踞于以泊儿镇（诸城东南）为中心的诸（城）胶（县）日（照）地区。

①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以他和黎玉、萧华的名义向所属部队发出的指示并上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中央军委。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①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一）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 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曾有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狭隘经验论，这是有原因的，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教条主义者、与以背诵马列主义现成词句为满足、自以为

是的人，是完全冲突的，是不能并存的；又曾有人对毛泽东同志思想是马列主义的，而表现惊奇与愤怨，认为“在偏僻的农村斗争中哪里会有马列主义？这简直是侮辱了马列主义啊！”这充分说明了这种把马列主义看成了神秘的东西，完全否认了列宁说的“政治在千百万群众中”（《论群众观念》）， 他也不懂得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这是如何的无知无识。这种人特别瞧不起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地方，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又没有到过外国、到过苏联，还不能看外国文书，讲话都是老百姓的话，甚么“三大纪律啊！八项注意啊！军队三大任务！”这在教条主义者看来，都是非马列主义的，是一些狭隘的经验论。这是不奇怪的。教条主义者如果不这样高叫，又怎样能吓唬人家、自称“马列主义”者呢？造成宗派教条主义呢？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并没有因为教条主义、宗派教条主义而丧失光芒万丈的发展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还由于历史的条件而产生的。处在二十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死亡的阶段，是世界革命的时代， 并且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则已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来完成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同时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三周年会上的报告。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文章深刻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已不是中国一个独有的产物，而已成为国际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而改造着整个的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斗争的武器。本文刊载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中共山东分局出版的《斗争生活》第三十二期，次年二月中共胶东党委编印的《斗争》第四十三期也刊发了这篇报告，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文献与研究》第五期又发表了这个报告。

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产生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他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决不是偶然的，更回答了教条主义者、宗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同志思想发生惊异与愤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而如果还说有根据的话，只有死守住马列主义的现成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但中国共产党已不是幼年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已率领着全党继续走向胜利的前途，那么教条主义、宗派教条主义已临到了从党的领导成分上滚开去，当成一钱不值的废物而将被全党所抛弃。

（二）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途径继续前进不可分离的。他经过历次严重的考验，每当着党的领导上犯了错误，招致对革命的损失， 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来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挽救对革命的损失，胜利的团结了党，巩固发展了革命势力。这特别表现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民族抗战阶段上，毛泽东同志思想，已成为全党所公认，是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马列主义的方向，胜利的旗帜。

毛泽东同志是马列主义的天才战略家，他根据马列主义的科学与实际， 说明中国武装斗争的特点，作为中国革命特殊的规律而发现。

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内有封建反动势力、军阀主义的割据统治，外有各个帝国主义的侵入、划分势力范围，而同军阀主义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没有任何自由与民主；要有革命的地位，工农的地位，那只有武装斗争。还由于资产阶级大地主叛变了第一次大革命，武装斗争要依靠农村，这是长期的斗争；游击战要有根据地，造成武装斗争的地方割据，并利用军阔的混战（亦是长期存在的），反对四面包围的敌人，以推动全国革命形势之到来；而且规定出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武装群众的力量而打仗。这是一条很明确的武装斗争道路，谁要不依照这条道路做，武装斗争必然遭到失败。因此，在苏维埃的初期，有名的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湘南暴动、海陆丰暴动，实际上都没有成功，而只有毛泽东同志为首挽救了秋收暴动的武装，与朱德同志退出湘南暴动的部队会合于井冈山，建立了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以后发展了闽粤赣边的中央苏区，才是成功了的。而其他苏区亦无不是循着毛泽东同志这一武装斗争道路，而获得存在发展起来的。苏维埃后期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指导之下的武装斗争，军事方针是过早地提出阶级决战，发展到拚命主义，苏区是损失了十分之九，红军的长征最后又回到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指挥之下，得到挽救，剩下了苏区十分之一。曾经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武装斗争道路是保守主义，这有什么根据呢？这不过是冒险盲动主义、自以为是的宗派、教条主义， 反对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斗争道路，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已。

毛泽东同志在建设红军和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给我们很好的示范。他写下的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解决了我们建军的方向。他把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作为建军的决定因素。他曾亲自下手去建立连队支部，重视小组在班排的分布，规定军队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以建设自觉的纪律，巩固官兵一致，军民一体，反对打骂战士，废除肉刑，

有了争取俘虏的政策。他给我们奠定了和培养出革命军队的本质，同一切其他军队、旧的军队完全区别开来，组织一支崭新的军队。但这并不是很顺利的事情，是经过同军阀主义、流寇思想及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不断地作着严重的斗争。因为这些东西从外面和内部经常来袭击党的领导，危害党的领导，如果我们不能够经常去同这些脏东西作斗争，是不可能保持我们军队的纯洁，甚至引起变更、分裂党、分裂军队，张国焘分裂主义就是很好的证明。皖南新四军的损失，亦有同样的情形。还有， 宗派、教条主义在我们军队中的影响，是促进了大小不同的山头主义的存在， 妨碍着党的一元化领导，产生各自分离的独立的现象。这在抗战初期我军中是严重的，尤其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不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而宣传着洋八股，强调正规化、形式化，有的准备去同国民党的军队溶化起来，传播出旧军队的习气，生长起军阀主义的倾向、单纯的军事观点， 就不能不严重的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战士，不爱护伤病员。如果我们再不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整风，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抗战阶段上已成为全民族的救星，解放胜利的旗帜。他连续发表的伟大著作《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号召全党的整风，改造着全党的思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放出了万丈光芒，表示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及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示范。因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不是中国一个独有的产物，而已成为国际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党的正确方向，胜利的方向，而与党的整个事业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得到成就的。这不凭哪一个人的欲望能够成就的。这对我们干部中有些存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总想把个人提到第一位，分离党的整个事业，而与党对立起来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对照。领袖决不是靠吹嘘自己、拉拢捧场所能够如愿以偿的。在我们干部间，确还有不少的人经常强调个人前途为重。有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对工作存在不老实的态度，总想作一鸣惊人的工作，如果不得意，则认为被老干部排挤，找着老干部弱点加以扩大，把整个老干部同自己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党都是黑暗的。而另外也有一种是老干部，由生活不满，没有作到更重要的工作，则牢骚百出，翻遍同行、同事、同入伍的人名，说“谁骑了马啊！谁当了首长啊！”只有他是个官运不通的倒了霉，尤其是见到一个新干部做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可更有话说了：“士包子吃不开了啊！”这两种人各人背上都背上了一个大包袱， 在包袱上面各个标着不同的四个字，前者是“自高自大”，后者是“自负功臣”，而包袱里面藏着的东西，都是些个人主义的货色，不要看他们两样， 实际他们可以走到一块，由不满、愤怨走到失望，于是共同得出的结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个人前途是微弱的啊！”这是多么悲痛的事情啊！我们要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在他们个人包袱上写上“谨防跌倒”四个字，劝他们好好学习一下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精神。还有同样想法的人，感到自己是“气灯面前的洋蜡”，非常满意自己这支“洋蜡”的光亮，但感受到气灯的威胁， 而又失望起来了。难道不会更感受到毛泽东同志思想万丈光芒的威胁吗？实际上他并没有“洋蜡”那样大的光，只是一根香头小的火，或者只能是在黑夜中的萤火。因为这种超过党的事业所追求个人主义的欲望，是完全失掉光的。这都要求我们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一切。

（四）

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整风上有了一些成绩，这特别表现在我们现在要老实得多了，检点得多了，工作也有了成绩了，自以为是的风气， 标新立异的想法，你也英雄，我也好汉的互相分歧，一般的收缩起来了。但这是不是就已经很好的改造了思想，我认为还不能这样说，对改造思想还有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对我们许多干部是很费事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读得通文件，不见得能领会到文件中的精神，因为他们是缺乏实际的；工农分子出身的读通文件很困难，事务主义的简单想事，很难从总结自己经验中去领会文件。如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整风反省，会使整风平淡起来，不能够坚持下去， 贯彻下去。

我们还有不少的部门干部，是完全脱离实际，在那里把整风文件当识字课本看。如这次供给会议、卫生会议的干部，就是如此的。到处闹着动手生产，解决供给困难，发展经济，而我们供给干部仍然把脑袋伏在收支预算表上，后方生产的混乱，浪费贪污，并没有适当的改善。而卫生干部单纯的技术观点，更为严重，离开了政治团结，分离出了党性，存在普遍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从这里己很难看出整风的踪迹。其它方面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形，我想都是值得注意的。我还认为个人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打扫房屋、街道、清理厨房、厕所，建立起公共卫生的秩序，亦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个人还没有决心去清洁自己，有的个人在清洁自己，但他住的房屋、走的街道、搞饭吃的厨房、拉屎的茅房，还不懂得去动手清理，这种个人的清洁，一定就不会彻底。因此，我们的整风要求从自己所站的工作岗位上，从自己所管理的工作上，与整个党的事业联系上，来暴露自己的思想，才会更全面的认识自己，也认识了人家，改造思想与改造工作完全相结合起来。这对我们某些范围，某些干部中的整风，应走到这个阶段上来，因为有了一般的读文件与自我反省，如果不改变方式的话，就不可能贯彻下去、坚持下去，对思想的启发与改造，亦不会有更好的成就。

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对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毛病，仍不敢公开，还不相信党的宽大政策，或者畏怯同志们对他的小视，这是很不必要的顾虑。这由于不懂得我们的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首领，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而改造着整个的党，这会有什么不敢相信的地方？怕人家小视的地方呢？ 这是最好改造个人自己的时机了。

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斗争的武器，把实践这一思想看成是最荣誉的事业。

纪念“七七”①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敌人普遍残酷地“扫荡”山东，并以其“蚕食”的部署，伪化治安的猖獗，向我们各个根据地进行紧缩包围、封锁，或深入我们各个根据地内部，分割成“清剿”的圈套，这给我们困难是严重的。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我们已由展开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配合着政治攻势，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不仅逐渐地打破了敌人对我各个根据地的紧缩包围、封锁，而且迫使着敌人深入我们根据地内部的某些分割线不能不后撤，这就改善

了我们的情况，保存了我们自己，在坚持斗争上，我们是胜利的。而某些军队[1]曾企图帮助敌人，给我们双倍的打击，或者更大的损害我们，来补救他们自己破产了的阴险计划，损失最大，失败最惨的，却是他们自己。这种严重的惩罚，对他们说来是完全合理的、是必然的。他们的曲线抗战政策， 招致了对他们自己的瓦解分化，鼓励

了他们自己内部投敌情绪，他们的反动分裂倒退政策，亦只有促进他们自己的崩溃。因此，在敌人以瓦解分化屈服投降为目的的打击下，更暴露出他们存在的危机。因此，他们既不愿意全部的投降敌人，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错误政策，与我们恢复合作，共同坚持敌

后抗战，那只有连窜带逃的跑到最安全的地区，到自己后方去的一条道路了。山东省政府也就变成了流亡的一群，这是很惋惜的。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七七”，一周年的过程中，我们胜利地坚持了对敌人的斗争，这亦由于世界局势有了更大的变化。反法西斯战争已居于极大优势，如最近反法西斯同盟国在法国北部强大的登陆——第二战场的开辟[2]，标志反法西斯战争最后决定胜利的阶段已经开始了，也标志希特勒德国毁灭的开始。同时日寇亦在太平洋上遇到美军逐岛攻势的打击，在滇缅方面遇到中英美联军的打击，尤其对美国强大海空军的出现，日寇更加不安起来了，使他不能不预感其死亡之将至，力图在同盟国血战欧洲大陆的时机， 投机取巧，在我国恢复其挣扎性的攻势，以求在欧战结束前，解决中国问题， 确保大陆，增加我国与同盟国反攻的困难。因此，日寇在华北，也不能不采取适当的部署，放弃某些次要的和孤立突出的点线，以减轻分散性的消耗。避免分散性的打击——越来越重的打击。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是使它自己收缩力量，保有更多的机动兵力，已成为非常必要。否则，它到处薄弱，兵力不够分配，也影响了它对适应主要方向作战之有机组成与配合，这就给了我们乘势打破敌人“蚕食”的圈套，摧毁伪化治安，有了更有利的条件。

反敌人“蚕食”的斗争，我们取得了普遍的胜利，去年一年我们克服和收复了八百多个日伪据点，八千个村庄，七万六千平方里的土地，解放人队二百六十万以上。我们的清河、鲁南地区，己从极困难的之下，打开了局面。我们的滨海、鲁中地区，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一般地说，根据地的面积，恢复到一九四○年的状况。

我们是最勇敢的坚持了对敌人的斗争，无数次粉碎过敌人的“扫荡”， 打击过敌人的“拉网战术”，我们还有过对郯城、赣榆两个城市的占领，南墙峪的浴血战，岱崮山上顽强击敌的威名，这都体现了我军不屈不挠的意志，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第六百九十期。

为民族解放与新民主主义支持的柱石作用；还由于人民武装与我军并肩作战，是更巧妙的打击了敌人，创造了民兵英雄，发挥了人民在自卫战争中的伟大力量。这是我们分散游击战最大的成功。

我们根据地有了更进一步的巩固，由于减租增资，群众得到某些生活上的改善，各阶级、阶层亦更加团结，使我们在坚持对敌人斗争上的能力有了大的发挥。今天根据地内部的人民，都在为着恢复连年战争的创伤，增加自己的生产，谋取自己的福利，是一致的动员起来了，劳动热忱提高了。他们正在采取劳力合作的互助组织形式，与武力更好的相结合起来，去开拓出自己的新方向。他们不仅求得生产的增加，而且要保护着自己的生产，必须也要共同地去打击敌人的抢掠，支持着战争的胜利，迎接反攻的到来。同时在这里的军队，他们不仅不借自己在火线上的流血，还不惜自己同人民一块在生产战线上的流汗。一九四三年中，军队解决了五千万元经费的自给，这不过是他们参加生产中自己所得的一部分，在帮助人民的生产上，在开荒、开盐田，两季耕种收割，都尽了人民子弟兵的义务。因此，在这里的军队与人民建立了父子兄弟的关系，很自然地结成了武力与劳力的汇流，这是敌人最感到我们打击的力量。

今天，我们在坚持对敌人的斗争上，有了更多的成就。就是由于我们执行了党的十大政策，学习了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进步，没有分局四年工作总结，没有很重视地执行党的十大政策，与反对三风不正，是不可能作出现有成就的。但这种成就，在各个根据地，还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各个根据地，对党的十大政策，与学习整风上，亦存在不一致的程度。有的地区，因为强调了自己的特殊，放松了减租运动； 有的地区，对整风还只在整下头，而没有从领导者开始。一般地说来，根据地基本地区的工作，与新收复地区的工作，还都做得不够，仍然落在对敌人军事斗争的后面，个别地区，还更为严重地追赶不上去。减租与生产，虽然有了成绩，但没有更多的把群众组织起来，而在领导工作上还存在很多的缺点。我们的领导工作，还没有很普遍的深入，面

向着下层，面向着群众，面向着实际，从工作汇报与总结中，就可以看到不少的同志，只是背诵着自己的数字，只是讲着自己的成绩，而还没有根重视地去发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得出具体的经验，对下层工作中、群众运动中、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生动活泼的东西，没有加以发挥起来。还有对中心工作的提出，与各种不同组织

任务的结合上，仍存在分离脱节的现象。还有今天，我们不仅要纠正下层干部对群众运动的包办代替，而应首先要求自上而下地领导工作，不是越级地去干涉工作，搞成一般的、经常的方式。总之，这一切的改正，是必要的，是直接影响我们在斗争中的成就的。

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到了新的阶段，欧洲决定的阶段。整个局势的这种大改观，对我们抗战，对我们在敌人后方抗击，都带来了最大的喜信。必须千百倍地努力，去完成我们必须准备的力量，迎接反攻的到来，还必须要求我们更加警惕，不要因为整个局势这种大改观，而使自己放任起来，就产生不顾周围环境的做法，这只会损害我们自己。我们仍然处在敌人后方，敌人仍然是强大的，敌人对我们包围与我们反敌人包围，是基本存在的形势。尤其当着盟国在欧洲大血战之际，敌人继续在我们正面战场发动挣扎性的攻势[3]，以力求于欧洲战争结局前，解决中国问题，企图确保大陆。这就说明敌

人同时可能更残酷地“扫荡”华北包括山东，更严重地压迫着我们，因此， 我们的困难，并没有渡过去，还不会很快地渡过去，甚至在反攻胜利以前， 我们还会有更艰巨的斗争，这种情况不会是没有的，我们更应该充分地准备自己，而不是满足于现有的一些成绩，夸张起来，自负起来，这只是一种很幼稚的行动。我们当前要集中自己的力量，去从减租与生产中，把最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强固劳力与武力的结合，树立普遍的自力与自卫之基础；并还要大大地展开我们在新地区的工作，必须求得在一定的期间做出一定的成绩，要把新地区变成同敌人斗争的新方向，这是我们在保证自

己渡过一切困难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做好了这些，我们才会胜利的永远向前。

注 释

1. 某些军队，指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

2. 第二战场的开辟，指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英、美军在强大海空军掩护下，在法国西北部海岸诺曼底半岛登陆，进攻德军。时称欧洲大陆第二战场的开辟。

3. 敌人继续在我们正面战场发动挣扎性的攻势，指当时正面战场正在进行的豫湘桂战役。

答复毛泽东主席向各战略区电询的十个问题①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泽东同志：午俭[1]电收到，兹答复十个问题：

甲、关于“三三制”：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省，对上层党外人士一般没有产生左右现象。他们主动起而响应，也有不少改造。山东政委会、参议会、“抗协”以及一些专署的党外人士，在分局的坦白大会后，反省争论， 亦如党内，不轻易放过一个人隐瞒的历史问题及肮脏行为。因此，暴露不少， 但未发现内奸问题。鉴于党员整风反省后，工作焕然一新，很受感动，更见大局前途光明。因此，一些动摇二者之间，足蹬两只船的打算，对我一贯有成见的人均有反省、有改变。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当听到个别过左之处，与偏信上层地主一面之词，对下层党不满，如果上级稍一喊左，即藉此以反对左走的人，经对地主反攻阴谋、摧残基本群众真象的揭露，并提倡机关走一村、做一村，先从党内、群众团体内了解地主材料后，发动斗争，群众忽然活跃起来，使他们亲自参加，于是改观。过去说破坏社会秩序，现在则说： 不发动基本群众，真还不行。

至于农村地主阶层，一般有四种态度：

其一，被群众斗争过的恶霸、地主及其走狗，以为民主政府不是他们的， 只望“晴天”（指国民党来），大约五六个村有一个。

其二，保持中立，或对穷人们眼红。

其三，认为斗争的对。以为他们不办好事的被斗，并不是都斗。

其四，有不少的地主，对于经过减租斗争后，以为过去不劳而食，是不光荣的，现在改变了，要劳动纺线，甚至有的以为过去作事不对，对于一般减租不满的地主，经过民主检查，要其加强生产，很受感动。

不过这些材料知道的还不普遍。农村地主上层怕斗争心理是不少的。不满的心情在参加生产后似已稍减。

党外人士一般不满是民主作风问题、参议会领导问题。由于专署、县署二级党团作用差，不善于领导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工作，所以形成驻委会有其名无其实的现象，以致有些有职无权，县委运用一元化的方式有偏差，形成包办命令，取消各组织的活动，形成党的机关，动员后长期分散工作，以致引起党外人士不满。这种偏向尚未完全纠正。我们准备在减租减息完毕后， 即重新开展民主运动，同时，要求党员参议员在参议会起模范作用。现在是党员被选参议员后即不负责任。对参议会的号召不积极，信件不复，是普遍的现象。同时左的现象还存在，右的现象也有。有些为了“三三制”，不慎重、不考察，随便植入不好的上层。各县参议员、政府委员，拉丁一些高利贷者，甚至曾经是恶霸也进来了。这半年来因群众要求，也斗了一些，才发动起群众。有些县区曾因参议会喊左了，就放松了减租减息。有些为了迁就“三三制”，政府中党员骨干也不得参加委员会了，但仍作政府主要工作。对于党外人士一些进步分子要求入党，因在整风中未批准，他们感觉党为了“三三制”，叫他们当长期党外人士，自觉干了七八年，还入不上党，不情

① 本文是罗荣桓根据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向各战略区电询的十个问题，与主持政府工作的黎王分别起草并共同签署作的答复。毛泽东看了很高兴。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批转华中、湖北参考，并给山东复电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愿。敌占区人士来我根据地参观，看到官兵穿吃平等，纪律好，老百姓夜不闭户，不见乞丐，群众生活好，东西便宜，一般印象良好，感觉我党非 成功不可。

乙、关于减租：这一年中执行中央十一指示[2]，得到很多经验。现发现：

（一）过去两年减租工作不彻底，明减暗不减现象很多。滨海增资多、减租少。由于包办代替作风，初期时涌进流氓，减租未发动多少群众。胶东、鲁南、滨海地委以下干部，很多说租佃对自己的关系少，以致不去作深入调查研究工作，搞一阵就算了。清河，冀鲁边，因环境关系现未进行，鲁中稍好些。

（二）查减后，发现租佃关系是分散的。

（三）减息过去没有做，事实上有各种各样的实物高利贷，粮食有吃一还四的（花生、饼、米子帐、双花帐都如此）。过去八年来未了结的利滚利、利涨准折（折地亩房产等）最厉害。因物价变动，有利息形成百分之七百的。分局去冬今春，抓紧这一问题。鲁中、滨海发动了不少群众，而且是十余村庄联合斗争，对于开展工作很有利（有的是调解）。

（四）发现一些恶霸是典型封建主，过去仗势欺人，有怕杀的不少。有些高利贷者，霸占公山、公地、族产，其中有些有政治问题，群众恨入骨髓。在减祖减息中不斗倒他们，群众是不敢起来的。十个月来，在滨海打了不少， 群众说：这才翻身了，晴天了。

（五）地主反攻是多样的。抽地、“让地”、威胁、利诱、甚至派狗腿子打入群众团体，掌握群众团体，全部或一二个部门，藉进步词句反对群众领袖，组织反示威。击破地主这种反攻，主要建立农会，培养积极分子，分化地主狗腿，使其在群众大会上进行良心检讨[3] 最有效。

（六）干部几年来对群众路线不明确，方法不会。尤其地委、县委本身， 有的成员出身小资产阶级，群众观点不强，亦未经过群众工作锻炼，故有些束手无策，形成单纯的党务工作。对上级指示一般的不去研究。因此，左的右的经常摇摆。但较以前有些进步。

（七）估计现在全山东，减租完成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二。一年来，增加新地区，村庄约一万个（游击区在内）。再度检查过去，也有区干部工作不深入，群众一遇村干部是应付，或有问题则受欺骗。同时群众大多数尚未组织起来。因此，分局已有七、八、九、十，四个月再度减租减息查减的指示。基本根据地要求今年十月底完成。新地区年底明春仍是一个严重任务。在这一期间，要与改造农会、发扬民主、改造村政权联系起来。

丙、关于军民关系：拥政爱民，较前进步。对群众观念，干部中从今年开始有些具体认识，过去是抽象的、模糊的。连队大部反省自己不对。事后注意实行十项公约，有些战士还订下计划。缺点是，对群众工作除经常帮助房东家务劳动，宣传群众，训练民兵外，一般还不会组织群众，工作观念上亦不够重视。县区武装纪律差。拥军优属今年有较大进步。拥军方面，良心检讨大部地区进行了。宫南有百分之八十的村庄作了检讨，对主力认识提高了一步。各村墙壁上都贴了拥军公约，通过讨论，举行了村民宣誓。因此， 对部队进行了热情慰劳，摊派现象在发动群众的村庄已减少，各地都在一二月份进行了拥军教育。分局曾决定思想动员后，动员参军，充实主力。滨海一个多月完成了六千余人参军，胶东三千余参军。归队：鲁中沂蒙区一个月约一千余，渤海七八千，鲁南未做。参军者贫农约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民

兵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入伍后，要求打仗，学习努力，比过去均好。现在主力一般充实了，滨海主力团自二千五百至三千人。部队群众观念增强了， 对地方工作认识亦由此提高了一步。指战员情绪由此更加高涨。地方党、群众团体，认识减租减息后，支部力量增强了。对武装的认识教育还是不普遍、不深入、不平衡。拥军中有些区村，注意动员群众慰劳肉食物品，多数区村干部认识不够。

总之，以上三个政策，需要中央进一步号召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才能使战后优势获得雄厚基础。

丁、关于大力整训部队：

（一）秋冬两季完成不可能。秋季反敌抢粮、反“扫荡”比春夏两季更为紧张。到明年春季或夏季有完成的可能。

（二）我们正开各军区高级军事会议，整训部队是主要的内容，已完成对连队工作与战术问题的总结，对敌顽统一作战方针的总结，还有对地方武装与精简问题的总结。整训部队以中央指示作根据，再充实我们的一切计划。

（三）军事上存在单纯军事观点，狭隘的经验观点是比较普遍的。如军事训练同政治工作结合不够，有些分离现象。如只承认自己一套是正确的， 不愿接受人家的经验，吸收新的东西。军事技术一般是很差的。从去年“八一”起特别强调军事技术训练，由各军分区开办专门训练班，解决教练人员缺乏的问题。已毕业一万六千二百五十九名，学习成绩仍不大。部队中大多数战斗贾，包括干部在内，不懂射击，对刺杀信心不高，手榴弹消耗甚大， 杀伤敌人不多。现在正在召开战斗英雄大会，以动员练兵、练技术为中心。

（四）政治工作：开始纠正在部队中会议繁多、脱离战斗、生产与群众的现象。后勤医院的政治工作没有力量。贪污浪费，不关心伤病员是普遍的。还有一些主力兵团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分离，政治工作强调自己第一，把一元化领导同军事指挥对立起来，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同工农干部对立起来。胶东比较严重。

戊、民兵工作：

（一）民兵估计由现在的二十万到达五十万可能做到。深入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还不普遍，在基本地区还有大的空隙。做好减租减息的地区民兵发展就快，现在边沿区扩大了，新区人口增加了三百万。清河平原对民兵还没有弄好。

（二）地雷战在胶东很普遍，去年起已制造六万个地雷，其次是鲁中， 滨海亦有发展，现在在山地制造石雷是很便当的。此外，多用手榴弹，在根据地内对付敌人“扫荡”，到处使用，男女老少都可用。地雷战同麻雀战[4] 配合起来，效力更大；但必须防止炸伤来往人

员。

（三）民兵战斗与生产结合还缺乏具体经验。在边沿区民兵成立村联防， 替换防卫与生产，把变工队[5]与民兵小组结合起来。民兵到敌占区走私，发展合作社。而中心地区民兵战斗少，锻炼也少，生产是主要的。

（四）民兵在边缘区完全无战斗能力。中心区组织不健全。一般经过两期整训。个别的有民兵对抗民兵，民兵对抗区中队，包庇走私，自己走私， 随便去干涉农村男女关系，捆绑人，分化农会，受破坏分子、地主狗腿子利用。在打开据点时纪律很坏。支部与分区对民兵领导很差。还有民兵火药消耗量很大，在战斗多的地方就地征用成问题。由政府补助，军队供给地雷、

炸弹，还解决得不彻底。

己、关于沦陷区与接敌区工作：我们有了更好条件。敌人“蚕食”被打破，逐渐收缩，人民更倾向我们。伪组织、伪军不能不向八路军留个后路。武工队[6]进入敌后活动会更便利。滨北对张步云、莫正民两股较大的伪军工作有很大成功，使我跨过日诸路、台潍路，部队东进北向，与应付敌人“扫荡”得利不少。至于造成赤白对立现象一般不存在。胶东我对通敌反共之赵保原部进行了剿办，捕获其乡保长、甲长，受训者大批放回，鼓励该地群众到根据地来，并加以照顾。因此，打垮了该匪对我的封锁与抓壮丁计划。前一时期西海曾有没收在我区赵部家属财产的现象，现已纠正。

庚、对中央城市工作指示已讨论。

（一）我们过去在方针上有错误。如济南城委[7]，只走中上层路线，并以为根据地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建国人才为中心是很荒谬的。把青协[8]当成为唯一的路线，替特务向我们打开了通路，使济南原有组织迭次遭到破坏。

（二）胶东城市工作发展前途很大。青岛、烟台在工人及学生中，已经有了我们党及群众组织。经过商业关系对东北十几个大商埠，都可以开展工作。各大商埠都有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商人救国团等组织。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向东北发展是有希望的。

（三）进行城市工作条件很有利。敌人在城市的统治，由于经济生活的混乱，存在政治上的危机。工人在应付敌人斗争上，提出偷的办法。口号是： 偷鬼子的不算偷，被鬼子打了不算丢（不丢人的意思）。工人、厂警、工头联合起来共同偷敌人的，可能发展为广大群众运动，便于我们团结工人，从中扩大我们在城市的影响。如在年节时，胶东、滨海都召开了在根据地居住的青岛、烟台及海外商人座谈会，到会人都在三四百人以上。胶东各地县委都召开了同样的会议，人数更多。济南市委亦采用了这一办法。

（四）我们的情报、锄奸、工商管理、贸易与对日伪工作，在上海、天津等城市都有了一些单线的联系。青岛、烟台、济南、连云港、上海、天津， 比我们城市部门预计的工作发展更快些。有数处已建立了我们的情报电台。如果我们把以上各地区的工作，根据党的发展方针，仍保持各单线之联系， 可能做出更大的成绩。现在大城市共有党员一百二十四人，中等城市共有党员六十四人，城郊有四十八人，镇区有五十六人，共二百九十二人。其中铁路工人党员有十八人，主要在交通线上。胶济路有三段工作，津浦路有两段工作，并有两个地区工作委员会。陇海路上有几处党的工作。我们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对过去城市工作的错误与最近犯的一些错误，在城工干部中不易领导，而且缺乏大的干部与有能力的干部。有个别面目不清的，分局在整风中已审查出来一些。其他地区正在清查中，拟召集附近区党委，研究中央指示与具体帮助布置工作。

辛、对人民负担上：去年与今年公粮一般比一九四二年减轻了。去年负担占产量比例：地主占百分之三十，富农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中农占百分之十二，贫农占百分之五。今夏鲁南地主减至百分之二十，富农减至百分之十六，贫农略增至百分之八，比一九四二年减低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田赋因以前市价不稳，去年改缴粮食，一年不超过五千万斤。现因粮价低，市价稳定，今年改缴钱，上半年每亩标准缴四元，下半年缴五元。此收入尚不足军需开支，需依靠出入口税、工商局经营盈利解决。滨海上半年工商税利， 两次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八十，为了准备反攻，我们不准备再降低负担。

王、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五钱油盐，一斤多菜，每月一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一套。指战员体力亦渐增强。今年要求部队、机关生产收益解决经费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部队除够吃外，一般尚未做到平均三人一亩地（清河垦区平均一人一亩半），农业基础还弱。县区武装生产亦差，且不平衡。

农民生产方面，在发动减租减息与民主的村庄，对生产有热情，一般的开荒、纺织、运盐、打油，做到了生活上的改善；除还债外，穿衣、吃饭比以前好些。由此进一步转变了他们的认识，认为是毛主席的法子，过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的日子。实行了部分的家庭计划，如深耕、多锄、拾粪、副业。但农民对这个计划的执行还很差，许多还是想起什么做什么。由于工作中的形式作风、命令主义存在，所以家庭计划多不切合实际，或变成一个人的计划，没有多采用家庭讨论会议的形式，有些甚至是突击的。一般对一类的劳动互助与纺织合作社已经有初步认识，但由于农民受文化水平限制，因之在合作社中计工方法、算帐感到困难。初期也有因感情不好意思说，彼此形成散漫，以后又因不会使用剩余劳动力发生苦闷。这些在长期摸索整理中已有转变。个别的也有过早集体化。基本群众在许多地区都相互畅谈说：快了快了（他们意思是快共产了，其实是误解），情绪很高。我们在工作中耐心深入群众作风不够，命令主义，包办还存在。但比以前减轻了一些。县区干部劳动观念还差，存在着形式主义，因而对生产工作兴趣不大， 为数目字、为上级工作的偏向还存在。所以了解与研究群众要求、群众情绪还很差。今年根据地秋季高粱、谷子，因受旱不能丰收。除沂蒙区受旱成灾外，余够吃。布匹除鲁南外，各地均可作到自给。纸、盐在鲁中，滨海、胶东大部自给。棉花估计今年可产一千万斤，还需外来一部。

癸、山东群众团体：有一些变化。一般县区群众团体，很少是选举的。现在发动群众并通过代表会，讨论民主、文化、生产事项，完全同意减租减息后，转到生产、文化、卫生、民主选举和民兵工作方面来。我们准备再订出一定时间来进行工作。今年连新地区在内，有一半地区仍是减租减息。其它，可转入民主、文化、生产、卫生、民兵方面。

以上答复，有不正确处与不够处请指示我们。注 释

1. 午俭，即七月二十八日。

2. 中央十一指示，指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党内指示。见《毛泽东选集》一九九一年版第九一○一九一三页。

3. 良心检讨，当时用语，实为自我检讨。

4. 麻雀战，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和民兵创造的一种群众性战法。叫麻雀战这个名字，一是形容其广泛性、像麻雀满天飞，到处皆是；

   一是形容其灵活性，用三五成群，出没无常的行动、杀伤、消耗和疲惫敌人。[5]变工队，指抗日根据地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

1. 武工队，全称“武装工作队”。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斗争的一种精干武装组织。以军事干部、优秀战士和地方干部等组成。其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恢

复党的组织，建立秘密的人民政权，运用各种斗争方式打击与瓦解敌军，摧毁伪组织、伪政权，配合根据地对敌斗争，使敌占区逐步变为根据地。

1. 城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工作委员会。[8]青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工作协会。

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①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

开头的话

军工会议已有各方面的总结，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由于目前时局的变化非常大，我们山东在最近几个月，亦有了大的改变，夏季作战基本完成了任务。今天敌人仍然还是强大的，我们担负的责任与将要担负的责任是更为重大的。我们不能存在任何自满。在整个会议过程中虽然总结了许多的经验， 但具体归纳总结，认真地钻研问题，深刻地从思想上反省是不够的，缺乏从发展前途上贯注准备自己的强固观念。在我的报告中亦存在这一弱点，希望同志们予以补充。

（一）在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与统一军事指挥之下，一年来我们军事上一些最基本的成就

敌人在山东经过五次伪化、匪化治安运动，又大唱其新政策、新国民运动、新华北运动，企图转移其占领区人民之日益“人心向恶”与“抗日心切” 倾向，而求得更强制的确保农村，肆行野蛮的掠

夺，推广汉奸汪政权，加强诱降，并依靠“蚕食”的某些成功，更普遍地“扫荡”我各个根据地。一年来计战役性的“扫荡”共五十次，出动兵力总共十万零二千，历时十一个半月。

我们开展反“蚕食”斗争，是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打破敌“蚕食”，实行同敌人作反复的斗争。有过郯城、赣榆两城市的占领，有沂水、利津、文登的占领，摧毁了小清河两岸的封锁， 收复了北沂蒙，反复地歼灭了吴化文伪部[1]的大部，并主动地胜利地进行了反敌“扫荡”与报复性的“扫荡”，各个作战区的相互策应，由内线到外线的作战，获得了战术的自主。计大的战斗六千四百二十二次，攻克据点八百一十个，毙日军二千三百六十五名，毙伪师长以下七千九百四十四名，俘日军小队长以下四十名，俘伪旅长以下二万五千八百零一名。缴获轻重机枪三百五十四挺、步枪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一支，接收兵工厂十家，击落飞机四架， 毁汽车百辆、火车头三台、桥梁一一八座、铁道二十公里；我伤人员六千六百一十六名，亡人员二千八百五十九名，解放土地七万六千四百四十六平方里、村庄八千二百一十八个、人口二百六十四万五千九百九十七，这是我们一年来战斗的结果。

我们一年来的战斗，大部分是自主与进攻的战斗。鲁中、胶东的攻围寨战有了发展；清河、冀鲁边在平原的小部队活动，积累了不少经验；鲁南与泰山区的奔袭、伏击战斗得到成功。在战斗上一般的有了灵活性与创造性， 这是我们分散游击战的结果。展开以政治攻势为主的反“蚕食”斗争，孤立了敌人的突出据点，替军事行动开辟了道路，我们进入敌占区、伪化区亦获得了很大战果。郯城、赣榆两城市的占领，与我以小的伤亡严重地打击了敌人，是很好的例证。并以争取伪军，扩大日伪间、伪伪间的矛盾，减少敌人伪化的手段，麻痹了敌人，起到了孤立敌人的作用。如滨海北山区对张步云、

① 山东军区军工会议是罗荣桓亲自主持召开的。会议采取边研究、边总结、边贯彻执行的方式。在与会者深入讨论的基础上，罗荣桓对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敌斗争、部队训练以及团结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系统的总结，从而确定了今后的军事方针，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对于山东我军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刊载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三十三期。

莫正民[2]的相处，便利了我们军事上跨过日诸路、台潍路东进北向，争取了战斗空隙，开辟了新地区的工作与生息、保存了自己力量。由于不过分刺激敌人，隐蔽地展开政治攻势，不拒绝对任何伪军、伪地方组织的争取，尤其依靠群众，同群众要求结合起来，我们是能够在敌人“蚕食”成功与占统治优势的地区内存在，并进行军事活动的。如冀鲁边、清河、临郯邳（而临郯邳还利用了日伪矛盾、伪伪矛盾，实行了地方反正），这是我采取“敌进我进”方针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功。

我军在依靠群众关系上，自己动手生产节约、解决供给困难，协助根据地经济发展，减轻群众负担。一年来完成了五千万经费的自给，占整个开支百分之十七。由于以更多的劳力帮助群众耕种收割，清理损失，赔偿群众用具，是对拥政爱民更具体、更普遍的动员，更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这不只是节省了群众的人力，而且帮助了群众的人力。我军不只做了流血的斗争， 而且做了流汗的生产，这是我们党军的特色，还由于根据地党和政府领导群众改善生活，恢复战争创伤，发展了经济，组织了群众，创造了劳力与武力相结合，兴起了强大的人民武装，并已占全根据地人口百分之十九（包括自卫队在内），单是民兵武装就掌握了许多步枪。民兵在保卫根据地与反敌人封锁中，配合了主力，打击敌人“蚕食”与围困，袭占敌人据点，进行了地雷战，进行了缉私防奸、军事戒严的斗争，发挥了群众的伟大力量。主力如鲁南的五团，滨海的四团在照顾民兵，培养民兵、关心民兵方面有了较好的成绩。因此，他们取得民兵的援助是较大的。坚持地方斗争，争取新的补充， 有了更便利的条件，这是我们建设群众性游击战的结果：

经过连队工作会议，连队工作有了大的改善，如管理教育，对战士生活的关心引起了重视。部队军事技术的提高，克服体力的衰弱，改善生活有了较普遍的成绩，每天五钱油、五钱盐、一斤菜、一月一斤猪肉，大部分已成为固定的生活标准。现在除了少数地区外，一般部队的实际生活，已超过其它军队，超过国内战争的红军。这是非常必要的。由于自己动手，生产节约， 实行精简，减轻了群众的负担，生息了群众，推动群众拥军的热情，使部队获得了新的补充。如滨海动员了很多新战士到主力，胶东动员了几十名同志带队与新战士到主力和基本地方武装中去，鲁中亦动员了很多新战士补充主力。整个地方武装比一九四二年发展了百分之六十，这是我们巩固自己力量的结果。

我们有了更好的团结，一般的克服了各自独立主义的倾向与党政工作互相脱节的现象。分局四年工作总结后，干部经过一些整顿，三风不正有了改进。我们是比较老实地执行了中央给我们的方针与政策的。并由分局的领导根据山东具体的情况，有重点地决定了工作发展的步骤，统一了党的各种工作。只有基于这些成就上，才有了我们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与军事指挥的统一，才有了我们上述的结果。

我们的成就是很大的，但工作上仍然存在着缺点。在军事建设上还有些思想问题须要我们打通的，这将是决定我们今后的任务与准备反攻的积极因素。

（二）分散游击战与作战指挥

（甲）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敌人更加严重地分割农村，采取分散配备的控制农村，并施行伪化治安，全面的对我发动进攻。我们的困难是增加了，我们进入极端的分散游击战，目前在我们某些地区仍然是存在着这样

的形势。前一时期我们无论对敌、对顽亦不可能进行运动战，因为我一部分地区损失，一部分地区变质，敌人继续向我“蚕食”紧缩，顽则增强守备工事，步步为营地向我进逼，敌顽与我更加形成了错综相处，我运动战之条件已不存在。

目前我地区虽然恢复扩大，但敌人仍是强大的，而伪与顽则更凭藉围寨、碉堡同我对抗，进行运动战之机会还是没有很多的可能。但用围困打援设伏的办法，求得从运动中打击少数敌人，歼灭少数敌人的机会是增加了。尤以利用敌人兵力之收缩，我机动性之扩大，这种战斗是能够取得更多成功的。

我们并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是以游击战、分散游击战为基本的指导方针。游击战、分散游击战在某些条件上，又是便于进行运动战的。如灵活机动自主，长于迂回包围敌人，尤其依靠群众性的分散优势，造成四面攻击敌人，孤立敌人，是完全有利于我主力之突击的。但必须要有足够机动周旋地区，隐蔽的接敌运动与确保我之有利，否则是不易于成功的。因此， 我们要进行的运动战，不是任何的一种运动战，不加选择的运动战，而是一种游击运动战，是以发挥游击战、分散游击战之特长，避免我之弱点，才有可能。如我之装备劣于敌人和国民党正规军，我是不能同敌人之汽车比赛运动的；还由于我弹药之缺乏，火力之不足，是要力求速战速决，以小的消耗取得大的胜利。这是游击战、分散游击战的原则。我们要进行的游击运动战之最好条件，在我们占优势的地区，是比较易于成功的。

进攻围寨、碉堡的战斗是日益增多，已成为我主要的斗争手段。但也存在很多困难，伪与顽特别对我仇视，他们强固的加修围寨、碉堡与取得日本人之支持。因此，我技术上将遇到一些难于克服的困难，不是一般的使用爆破或者满足于已有的一些成绩所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要使游击战、分散游击战更加灵活机动，提高进攻围寨、碉堡的技巧，发展奇袭战术，进一步地创造新的爆破成绩，加强部队近迫作业的学习，培养对迫击炮的使用，这样组织，是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的，尤以游击战、分散游击战，同政治攻势普遍地结合，争取从敌人内部发动武装起义，实行里应外合地打击敌人，这将成为我们夺取敌人大城市、重要交通线，或更加强固的军事重点之主要手段。这点我们要特别的予以重视。

集中的作战，我们有了一些条件和必要，因为要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 准备打破可能到来之再一次严重困难。如像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一样胜利前的困难，并准备进入反攻阶段，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这就必须使自己求得机动性之增强，巩固根据地，更加密切各个地区之联系。因此，我们不应放弃争取任何一个可能有利条件，相机地夺取敌人某些已陷于孤立的伸入在我各个地区之间较大据点，甚至是城市都是必要的。但是以展开游击战、分散游击战优势的上升为原则，而不是马上离开游击战、分散游击战，夸大自己，轻举妄动，过分地去刺激敌人，这点我们仍要更加警惕。

我们仍是游击战、分散游击战。在敌占区，敌还占优势区，在敌我邻近区，敌我必争区，在敌暂时“扫荡”、“清剿”区，基本上没有转变。处于反“扫荡”、反“清剿”情况之下，我们的活动，坚持保持生息自己，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上，更需要我们组织采取极端的分散游击。由于我们要将自己的活动向敌占区更进一步的深入，向大城市、重要交通线上逼近，争取敌占区群众大多数，扩大我游击区与隐蔽的基点，为反攻与夺取大城市、重要交通线作准备，这又是游击战、分散游击战所必须完成的任务，在这个

方针中政治攻势又是主要的。

（乙）分散游击战，分散性扩大，但分散中有集中，集中中有分散，而分散游击战仍是以集中为最高的原则。

我们在指挥上必须很灵活机动地使分散与集中互相结合起来，如果分散与集中发生互相分离、对立，分散则发生分散主义的倾向，集中则发生保守主义的倾向，这就不可能实现统一作战指挥，统一作战方针。在个别方面多少还存在的现象，如分散中的闹独立，谁也不愿意听谁指挥，彼此分家，顾局部不顾全局，顾主力不顾地方，顾基干不顾区中队、民兵，顾军队不顾党政民工作，强调自己方面重要，看不到人家方面重要，不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还有如集中的不愿分散，等待命令死守成规，上头代替包办，下头被动不自主与简单化、一般化、公式化。这会造成我们在统一作战指挥上、统一作战方针上，分散抓不拢，集中摆不开，削弱或失掉自主机动性。

分散中有集中。分散游击战要服从于统一作战指挥、统一作战

方针，去实现一定目标的保存发展自己，集中的打击敌人，并同政

治的、经济的、反特务的、造成群众性的，相互结合，组织全面的对敌人的打击，才会有我们分散性游击战强大存在的根据，而又是能体现最高度的集中行为，形成广泛的包围攻击敌人。因此，我们的分散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只有分散的一方面，而包含有最高度集中的一方面，集中是最高的原则。

集中中有分散。集中方面，自上而下的集中，又不要束缚了分散的自主， 与自下而上的体现集中。自下而上的体现集中，我们应该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统一作战指挥、统一作战方针，发扬自下而上的、自主普遍的、互相配合协同。我们要使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相结合，使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反特务的斗争相结合，使游击战与组织群众的分散优势相结合，包围、孤立、分化、瓦解、动摇敌人，打击敌人，准备夺取敌人每一个堡垒， 并要克服主力兵团在分散活动中强调建制指挥关系与单纯的主力观念，同时亦要克服由于地方的片面性，强调地方特殊，不照顾全局与自上而下的集中， 因为这些分散与集中将会发生分离脱节现象。

分散游击中一切战斗及其互相间配合的实现，只有在统一方针之下，依靠于各个分散的部署、积极自主地去求得。而企图一般的自上而下以命令的方法来指挥每一战斗，安置好互相间的配合，这是最笨不过的事情。这只有束缚分散性、积极性和自主性，丧失灵活机动性，并养成自下而上的依赖； 一切皆等待上级命令，必然轻易放过情况有利的变化，或造成不利，或中断任务的执行，甚至遭到意外的损失，这在我们某些地区与兵团中是多少存在的现象。还有轻易由上而下的去包办代替下一级指挥战斗，不去培养下一级指挥战斗的独立自主能力。因此，一遇到部队分散，即要求自上而下的分散集中指挥，去代替自下而上的自主，结果不仅不能造成高度集中的行为，反降低了集中。

命令是集中的表达，是实现总的意图与各个具体任务的有机结合，不是一般化，也不是事务的罗列，必须注意接受命令者之具体条件给以补充指示， 启发其独立自主的机动的去体现总的意图，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想定决心的下达，而不去照顾执行者使其领会想定与决心的组成，则不管想定如何好，决心如何对，都会没有实现的可能。我们不少指挥员，特别是下级指挥员，甚至中级指挥员，文化程度低，战斗中伤亡大，流动性大，

新提拔的多。因此，对他们的指挥与发出命令应该少用文字，多用口头，少用不易解释的军语，多用通俗说明，还须再三重复任务的内容，启示其独立自主机动，才对任务的执行有较好的保证，简单的粗枝大叶的三言两语的嘱咐，是会造成错误的。

在不违背统一作战方针与上级的意图下，战斗指挥上必须尊重指挥员单一的下达决心，这是造成我们最高集中行为一个必要的条件。政治委员及政治工作者不但不应该影响指挥员决心的下达，而是以自己的工作去巩固指挥员决心的下达，当指挥员下达决心时个别方面有不适合情况的地方，亦必须说明情况，帮助改正，而不是动则出以对立的态度，甚至轻率地去变动整个决心，这是错误的。而指挥员对决心的下达亦不是任意孤行的，须对情况作充分的了解，组织决心的下达，应征求政治委员不同的意见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协同，才会更周密地下达决心。但我们部队中不少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对战斗指挥上互相间仍然存在分歧，由于一些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均在幼年时期，缺乏经验，对自己职责并不十分清楚，也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容易发生个人的争强较短，指挥员则强调自己有带兵权，政治工作人员则强调政治地位，把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对立起来，把政治工作个人地位与党的一元化领导混淆起来，这就破坏了党的集中主义的思想，而代之以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是必须纠正的。

（丙）战斗必须积极要求自主与进攻，这是分散游击战应有的特点，而且是革命军队应有的特点。这才能保存自己，强大自己，实现“敌进我进” 的方针；这才会同优势敌人，坚持持久战与积小胜为大胜，逐渐达到敌我力量悬殊的改变。如果企图以工事防御，保守的战斗，抗击敌人优势的进攻， 这不是发挥自己之所长，而是助长敌人之所长；不是避开自己的弱点，而是在敌人优势打击之下暴露自己的弱点。

我们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为了钳制敌人进攻，迟滞敌人行动，便于自己力量必要的转移与分散，对抗敌人的奔袭，或处于敌已对我形成合围，必须坚守以待时机，是容许我们控制有利地形或加以简易的工事，争取短促的时间，是有相当意义的，也是为了摆脱不自主，求得自主进攻为目的的，而一般不能采取建立防御与坚守的战斗方式。因为我们不可能抗击敌人优良的技术，如炮兵、空军，容易使自己遭到大的损害。

战斗上的保守是不愿意打破成规的战斗方法，不愿意分散的进行战斗， 不愿意游或游出我之边沿到敌占区、伪化区去，求得自主与进攻的战斗。在外线战斗，在敌人严重“扫荡”，紧缩合围我根据地之情况下，必然使我到处处于不自主与被迫的战斗，企图依托天险工事固守，或机械地规定坚持点， 只有发展单纯防御的拚命主义，同时也可能在受到损失后产生另外的一种倾向，失掉坚持斗争的信心，造成对敌人的恐怖，并以局部的失利认为是革命低潮时期的到来，把保存自己，熬过时间看成了消极的等待。

分散游击战就是要改变我们一成不变的战斗方式，要实现“敌进我进” 的方针，打破敌我边沿的界线。分散游击战而又必须是隐蔽自己，暴露敌人； 而又必须是聚集与集中自己力量（直接的或间接的），麻痹松懈敌人，包围孤立敌人；而又必须是摆脱自己之不自主，争取自己之自主，束缚敌人之自主，使之成为不自主，使我们求得击无不利的目的。

我之击必集中一点，要速打速决，而又要速分速散，不落入被迫的战斗， 并准备再一次地自主与进攻。因此，我们战斗要积极求得自主与进攻，不但

要决定于战斗的开始，而且要决定于战斗的结尾与两个计划之间，还要决定于由战斗到行动、由行动到休整，循环的一切姿态中（包括警戒、侦察工作）， 都是为了力求自主，保持自主与进攻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力戒胜利则骄， 失利则馁，造成对自己之麻痹与混乱，丧失继续战斗的自主与进攻。

我们的战斗要打得突然，退得浪静，时张扬旗鼓，时收拢锋芒。总之， 要使我之暴露与隐蔽发生对敌人之紧缓相同，迟滞敌人的敏感力，并错乱其指挥，造成于我有利的战斗空隙，这对于我们坚持持久的对敌战争是完全必要的。

知己知彼有智有勇的指挥，才会有灵活机动获得战斗的自主与进攻；如果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只凭勇而无智，必然轻率对敌，容易损害自己力量。我们在同敌人斗智上，必须以敌人的规律去治诸敌人，利用敌人空隙或麻痹松懈敌人，使敌人受治于我，并以我之不规律对抗敌人之治诸我，使我不受治于敌人，这在我们最近二年来是有些成就的。

启发战士的智慧。发现战士的天才与创造性，培养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 这是我们战斗胜利的基础。只要我们掌握了战士的、群众的积极性，贯彻战斗的自主与进攻就是有了最坚强的力量。

战斗要积极求得自主与进攻，还不只限于我们不失掉有利之条件，而更为主要的是如何处理不利之条件，争取有利之条件，使劣势上升为优势，这才会展开战斗的自主与进攻性，并能够保证后一个战斗到另一个战斗的成功。因此，今天要求部队各级指挥员在分散游击战中，都要有智勇双全的指挥，一冲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反袭击与突围战斗，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进行的。往往由我进到新的地区或敌占区、顽占区战斗频繁与部队疲劳后，容易因为情况不明、侦察警戒疏忽而发生的。至于已求得战斗胜利获得自主与进攻，并且在自己地区驻止中，遭到敌人袭击，这是完全不应该的。因此，任何麻痹懈情自满，战斗上的保守性，必然造成到处都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受到损失。

军事上不会没有错误的，而是不要犯大的错误，多的错误。军事的冒险是要有的，但不要冒险主义，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果敢的行为，实现“敌进我进”方针，也就不会取得自主与进攻性。因为情况的了解，只能求得一般的规律性，不可能完全搞得一点都不差，敌人毕竟是不受我们指挥的，故我们的进攻必须带有冒险性、果敢的行为。这与冒险主义、主观主义、凭个人英雄简单的一冲主义，下去了解情况，不去细致地分析情况，不讲究指挥艺术， 轻敌自满麻痹等，是基本不同的。因此，军事上对某些小的个别的疏忽，战术动作的弱点、缺点，如情况一时查不清楚被迫投入战斗，动作不灵活、机敏、迅速，而失掉效能，是可以宽恕的；而不执行命令，不坚决果敢，或者由于麻痹、轻敌自满、个人英雄、不协同配合作战、各自一套、意见分歧， 以致削弱战斗意志，招致损害，是严重的不可宽恕的错误，应受纪律的制裁。因此，每一个指挥员要有果敢的行为，要有细致的指挥艺术，要有刻苦的学习精神。胜利不骄傲，失利不灰心，养成沉着果敢的品质，智勇双全的指挥， 是我们每一个指挥员必须有的特点。

我们对游击战、分散的游击战，都积累与创造了一些经验，在战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自上而下的指挥，与自下而上的实际相结合，还是不够的。我们干部中思想上还存在一些狭隘的观点，单纯的军事观点，简单化与保守守旧的思想，对反映新的事物，吸收新的知识，多不够敏感的。

我们老的干部，大致都经过长期国内战争与游击战，大部分是从苏维埃后时期生长起来的，对苏维埃后时期比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带有正规性的作战是有一些经验的，并继承了我军好的传统与战斗作风。但这都是在自上而下高度集中指挥之下的作战，要求独立自主性不像今天分散游击战中这样大，甚至受到长期集团作战习惯的束缚。如守着成规的老一套的战法，由于对中央苏维埃区域后期的错误军事指导方针和搬用外国经验——教条主义所留下的影响，未被自觉的清除，仍然有些抄用。还由于今天敌后环境情况复杂，作战对象强大，又处于对敌、对顽曲折发展的斗争形势下，同国内战争有大的区别，在地形条件上北方与南方亦有大的区别，尤以对平原的作战从前是没有过的，如果我们自以为是，跳不出狭隘经验的圈子，不去批判的接受过去的经验，发挥优良的方面与克服弱点的方面，是会增加我们的困难， 造成战争的损失的。

从抗日战争生长出来的主力兵团中大批的干部是新干部，有高度的学习老八路的传统和战斗作风的热情，开始缺乏自己的经验，更无法采取批判的接收优良的方面与克服弱点的方面，虽然经过分散的作战发展了武装，但很快被组成为集团的作战，对游击战与分散的游击战也就不可能积累起自己的经验。因此，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也就碰到了困难。

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敌人已开始同我们正面相持，回师加强对其占领区的“扫荡”，我们当时强调运动战的方针，企图建立正规的作战，离开了实际，夸大了自己，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因此，使我们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造成了对战争的指导上的更加混乱，事实上已经是以我们主力兵团的分散去坚持地方，完全束缚了机动性。而又没有全面地去建立游击战与分散游击战所必需依靠的基础，如统一主力、地方武装、民兵的使用，加强地方武装与民兵，都做得非常微弱，甚至没有被重视。因此，在对付敌顽作战与敌人更加严重“扫荡”、“蚕食”我根据地之下，给了我们很大的损害。现在有了更多的经验，对战争的艺术有了提高，但因为目前的与即将到

来的形势，更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有不自满地与进一步地把对战争的艺术提高起来，而且要大大地提高一步。

（三）整训部队

（甲）经过敌后七年游击战争的作战，我们有了较丰富的经验，锻炼了部队战斗力，并且保持和发扬了旺盛的攻击精神。这是革命部队的特色，实现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恢复扩大了根据地。然而我们要迎接大事变之愈益迫近的到来，求得最后打败敌人，驱逐敌人出国土，还必须要有集中的作战，要有更加强大的力量，这是我们仍然欠缺的。因此，根据中央的指示， 我们要普遍的整训部队，准备发展一倍到二倍的条件，是必要的、重要的与存在可能的。今天敌人还是强大的，有完善的装备，有过严格的训练，并在其临到死亡之前，会愈益发动挣扎性的攻势，“扫荡”我们在其后方之存在， 破坏我们反攻准备，“如同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部队再来一个极端困难时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尤其要反攻敌人，要夺取敌人大城市、重要交通线，将遇到敌人更加顽强的战斗，这使我们无论在当前的分散作战或要到来的集中作战，都必须争取有利时机，利用可能有的战斗空隙，普遍的整训训队，巩固新补充的力量，更有必要。

由于准备反攻与反攻之到来，必须是以我们为主，而不是完全依靠盟国， 更不是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盟国之行动要有中国强大势力之配合，而国民党

已是腐败不堪，愈益危机重重。唯有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则成为全国人民的希望，引起了盟国的重视，代表中国强大势力的兴起，是中国政治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更加重大了。

国民党之反动，有可能制造国内突然事变，会使我们陷于更大困难，虽然我们在山东已取得对国民党的优势，但国民党存在的地方部队数量还相当大，伪军中亦有其大于我们的势力。因此，我们应付两面作战的情况，并不是完全不存在的，这都要求我们部队有更加巩固的战斗力。

整个形势是于我们有利的。我们在山东争得了自己的地位，根据地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人民对我军的支持是愈益积极起来了，还有我们主力、地方武装、民兵，互相结合之强大势力，将在我们继续压缩敌人“蚕食”面积， 扩大我们在敌人占领区的行动，更加迫近敌占城市、交通线，包围敌占城市、交通线，发展我们一倍到两倍的力量是完全可能的。这不仅在军事上必须作此准备，而全党的工作，根据地的一切工作，都应在“仍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的基础上作此准备。

我们还必须在准备反攻与反攻之到来，要使山东成为华北、华中更加坚强的联系枢纽，并负担起直接策应盟国海空军可能着陆的基地任务，这是我们重大的责任。我们必须以千百倍的努力，加强整训部队，准备好我们的条件。因此，我们更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些成绩，而忘记了大的前途， 或者看到了整个形势的有利于我而存在和平等待的观念，会使我们在大事变的前面失掉自为的力量，甚至仍然可能遭到意外的损失，这是要求山东全党全军必须警惕的。

（乙）

1. 从一九四二年以后。我们在极端分散游击战争中，对训练部队开始有了改善，开始打破了在正规化上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关于锻炼军事技术、锻炼战士体力，并确立以小部队活动为主和夜间战斗亦有了一些成绩，尤以发展攻围战斗与爆破技术，发挥了我们的创造性。但我们对部队的训练还是薄弱的，军事技术仍然低下，对集中的作战仍然缺乏经验。

2. 训练部队必须要求普遍发挥战斗力。这不但是要求部队普遍具有坚强的政治质量，还必须同所有的手中武器相结合，强度地提高军事技术，才会普遍发挥战斗力，使旺盛的进攻精神，有了军事技术的武装，形成顽强的战斗力，做到名符其实的铁军。然而我们还有大多数战斗人员包括干部在内打不中枪，投不中弹，对刺杀没有信心，也没有配齐刺刀，土工作业不熟练， 自动火器用不来，手炮发挥不出威力，这就大大地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我们所要求的主要战斗方式是近战，也没有巩固的基础。因此，在战斗中单凭部队旺盛的攻击精神，一冲主义去袭取敌人，而在有训练的还没有失掉战斗力的敌人面前，战斗只能开始奏效，被迫退出必然造成过大伤亡，甚至遭到额外的失利。而部队旺盛的攻击精神亦完全可能受到挫折，这是我们训练中最薄弱的地方。

3. 处在极端分散游击战争中，我们不易求得集中部队训练，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乎原部队与山区的某些部队战斗频繁，干部伤亡大，这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必须不断地提拔新的干部。干部积累经验更差，训练部队的基础薄弱，故部队必须集中训练，才会有好的收效，否则就不可能解决我们更多的困难。然而我们今天是不是完全不可能争取适当的集中部队训练呢？可能的条件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在指挥上能够使分散与集中很灵活机动

地结合起来。在不妨碍战斗、生产的前提下，统一调整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之配合使用，求得经常保持抽出一定数量之机动兵力，使其有更多的训练。这种条件是存在的，并利用大小不同的战斗空隙，以不同的方法实施轮番分批的集中部队训练，亦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去这样做。对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之配合使用还缺乏计划，甚至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没有普遍认真地去建设地方武装与民兵，尤其我们主力兵团中仍存在满足于形式主义的训练方法，动则要求大集中、大突击，把训练部队与使用部队截然分开，训练部队又要样样都要来一套。结果是管用的少，不管用的多， 这是我们训练部队中有害的观念。

1. 训练部队必须各级指挥员亲自动手，对使用部队上才会有知己的能力。因此，必须克服某些指挥员只管使用部队打仗，不管训练部队的偏向， 视训练部队为次等的工作，而把训练部队的责任轻轻地推到副职、参谋或教员身上，这是容易造成训练部队与使用部队分离、分割、脱节的。特别表现在我们有了许多战斗经验，也再三的指出了存在的缺点，我们也有了每次战斗的总结，但都是搁浅在会议上、对上级的报告上，并没有贯彻到训练部队的实施中去，而是把流血得来的代价让其白费了，这是对战争不负责任的态度。由于我们某些指挥员把分工看成了即是分离、分割，或者因为自己对训练部队感到没办法，而又不愿意亲自参加学习，向战士学习，也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这种作法是必须改正的。

2. 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在训练部队上必须是协同的，而不应有任何分歧的存在。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的分工，在统一建设军事方针之下的分工，以服从军事的高度集中性为本能的，并互相结合向着共同的任务前进的。对于训练部队也就必须一致是为着巩固和加强部队战斗力，求得果敢杀敌为目标的。现在我们某些部队中仍然存在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分离的现象，各自为政的现象，这是错误的。一方面是由于部队军事工作者犯有单纯军事观点与个人的蛮于主义，不照顾政治工作的实施，分离政治工作，而采取孤立与脱离群众的办法去训练部队；另一方面亦由部分政治工作者有自由主义、个人地位观念，不关心军事工作，不关心军事技术的提高，而只满足于自己繁多的会议，繁多的工作计划，争吵时间，争吵先后， 脱离了战争的实际。他们对战斗的成果又往往只满足于统计数字，对党员的伤亡数字越大越能表现自己的成绩，而对军事技术的低下，不必要的损害了部队的骨干，则是熟视无睹的，反而多少鼓舞了拚命主义的情绪，这是完全不应该有的现象。

3. 还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改造我们的军事工作。老一套不是全都要不得的，有些好的方面，是经过了我军长期经验的积累。但必须要批判地接收和运用，要吸收新鲜的东西，生动的创造性，群众的创造性，克服干部中的狭隘观点和简单事务主义的头脑，只承认自己所熟悉的一套是正牌子的， 而不愿意学习人家的经验、学习更多的知识，这会使自己思想闭塞起来，隔离事物的发展。同时，对旧军队的训练方法，在我们这里亦多少有些影响， 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区别清楚，抵制旧军队的训练方法。旧军队的训练方法， 处处存在官与兵之隔离与对立，军官是以征服士兵反抗、奴役士兵、提高其压迫剥夺之机能力积极的目的，这样同我们的训练方法在本质上是完全两样的，而且是互相仇视的。我们训练部队的方法必须没有官与兵的界限，必须是互相结合的原则，不但不允许军官去压制战士，还要去启发战士的自觉与

智慧，启发战士的天才，做到更加巩固地团结自己的战斗力，发挥自己的战斗力。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部队是更有资本去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技术，是能够得到高度发展的。根本是在于我们是革命军队的战士，是为了自己的事业，乐于在党的领导之下、军事指挥之下，来从事战争的；但我们还有不少的干部，把旧军队的训练方法，同自己的混淆起来，也用打骂去统率战士， 战士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即去刁难战士，自己做不来的事情更不愿意向战士低头，向战士学习，反自以为是地蛮千一通，脱离战士。这样在部队中、在战士面前是不会有他们的地位的。

1. 统一训练部队的方针与基本内容，树立共同的前进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要求一切方法动作都要划一，这是主观主义的要求。因为我们训练的对象是从主力到民兵，不可能由一个计划、一套方法固定起来；还因为我们各个部队历史不同，基础不同，装备不同，执行战斗的性质不同，在方法上更没有求得完全划一的根据。故我们必须要拒绝形式主义，如只求繁不求简，只求量不求质，只求整齐不求实在，只求紧张不求生动，只求训的多不求练的多，则必然使新战士吃不消，者战士闹成了皮条，引不起部队对训练的兴趣，是会徒劳无功而且有过的。

2. 我们应根据中央指示对部队普遍进行一次训练，要以练技术、练体力为主，练战术为辅，要以展开培养各项技术的革命英雄主义，推动技术的提高，实现革命的竞赛，而且无论军政干部，必须都参加到运动中去，同战士在一块练技术。指导者不一定是干部，可以提拔各项技术的英雄们作指导者， 要求普遍发展练技术。

主力、地方武装、基干民兵普遍的练四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近迫作业。还要练体力、练武术，打下白刃格搏、近战夜战的基础。战斗动作着重班的进攻，夜间战斗，村落巷战，多单个练、对手练、分组练，把指导的练与自发的练结合起来，把正式的练与一般的利用战斗前后及两个战斗间的教育结合起来。正式训练部队与担负战斗勤务的部队，在训练上只有方法上的区别，都在精不在多，练与用不是脱节的。前者以训练为主，后者以战斗为主。主力在一年内要有四个月的正式训练时间，地方武装基干要有三个月，区中队两个月。各军分区主力兵团可根据各个不同的具体情况，划分普遍整训期数，每期又可以分成一次或两次完成。训练民兵应利用冬季春初（旧历年节内），做到有组织的训练，必须完全适合于群众性的方法，协同冬学运动，采取联庄的形式，开短期训练班。训练民兵干部，集中到区或县都不是主要的办法。

准备抽调集中整训之部队，先期抽调在技术上有点基础的干部或班长及优秀战士，到轮训队受短期的技术辅助教育。在部队到达整训时即归还建制， 并由军区给各军分区主力团最低限度地调剂一个比较能教练技术之人才。

凡抽调集中整训之部队（包括地方基干），应靠近团、军分区指挥机关， 尽可能帮助改善其生活。团、分区首长要亲自动手参加练兵。而担负战斗勤务分散之部队，亦必须以不同方法求得多一点的训练，由连或营为单位，在战斗空隙抽调班排或连，从三天到一星期，进行一项或两项技术与一个动作的教育，是完全可能的；克服干部中因为人数少干不起劲的现象，要懂得抓紧整训即是战斗力。

平原部队游击区以连为单位，甚至以班排为单位的抽调，放到战斗空隙较大一点的地区，临时编成排连营整训。首先注意部队体力之休养恢复，改

善其生活，为整训开始第一位的工作，要有较多的时事教育，进行鼓励与深入之动员工作，同时要解决补给问题。

主力与地方武装如均在分散情况之下，先抽调主力，再抽调地方武装， 或同时抽调，但仍先以主力整训为主，再以地方武装整训为主，并互相接替一部分坚持地方的任务。地方武装、县大队，军分区主力团、独立营都有主持与帮助整训之责任；区中队首先一个月以政治教育为主，后一个月以军事教育为主。

主力部队进入正式整训一个月后，即应抽调班或排分别实行实弹射击、投弹，标定各种技术水准，在正式整训完毕时，来一次普遍实弹射击、投弹， 鉴定各技术之提高程度。实弹射击每人三发，翻造二、外造一。求得了解两者之偏差大小，一方面便于纠正射击并对翻造亦有所改善。凡正式整训部队， 要有普遍的体力检查，前后要有显著之区别，增加体重，增强健康，否则整训部队是没有成绩的。

军分区主力团、迫击炮、重机枪部队集中整训，调剂战士成分，稍微提高应用之文化知识，并充实一定之编制，培养预备提拔之干部，加强特科技术教育，配置在连队之轻机枪手、炮手随同部队整训，采取集中教育办法。军区军工会议的决定，整训部队的决定，以团、军分区为单位，召集各

部队代表会，传达讨论执行，训练计划必须求得做出普遍的成绩。

（丙）我们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抗大”自来山东后，毕业出去的学员有数万名，现在校学员有数千名：去年一年由各军区、军分区、团开办之教导队、轮训队毕业学员共有数万名，大都受了技术教育（还有各部在职提拔的干部没有统计）。但依据目前情况干部仍然是很缺乏的。据不完全统计，主力部队缺现职干部（主要是军事干部）几百人。如果“我们为着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时扩大我军一倍至数倍”，则对干部的培养更是严重的任务。而且对干部的培养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态度，不少的干部自身亦存在很不健全的思想。

要大量地培养干部，应该从思想上克服那种脱离群众的观点。列宁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政治是在千百万群众斗争中”（《论群众观念》），而我们的干部亦是在千百万群众斗争中，决不会在千百万群众斗争以外。我们号召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即有成百成千英雄们出现，难道就不可能在群众中培养出成百成千的干部吗？但是我们许多的区、许多部队，都是经过了长期的战争，有了广大的群众，没有产生大量的足够数目的干部。部队中还有抗战前到一九三八年的战士不少，一九四○年前的战士很多。这是我们的最好骨干，而没有被重视，没有给他们更多教育或送到学校中去，多少是被抑留在部队中，消沉了他们的情绪，甚至某些干部还随便加上侮辱他们的称号“老调皮”、“老捣蛋”、“老落后”，故意降低他们在新战士中的威信，使他们得不到适当的提拔，这是我们的损失。因为我们没有眼睛向下的去培养干部，只有眼睛向上向外，等待上级派来干部，从外面调来干部，如果派不来调不来，他就只有引用“宁缺毋滥”的原则了，这会永远使我们过着干部恐慌、叫苦连天的日子。

使用于部是存在偏向的。要求使用熟悉的干部，这是颠倒了的想法，应该是要由熟悉干部去使用于部，不拒绝对任何一个干部的使用，更不拒绝去熟悉所不熟悉的每一个干部。同时熟悉干部不是从个人出发，如果因个人的熟悉不熟悉来决定使用与不使甲，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

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还有要求使用适合的干部， 如果以胜任工作来说，这样的干部我们还很少，尤其在调动干部变换工作环境，可能使干部暂时的更多的有些不适合，甚至由于领导者的偏见与干部自身的老一套，不愿意看到新的事物，可能是会完全不适合的；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说，那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那只有剩下亲近的人，也可能是些庸俗的吹牛拍马的钻营私人的脚色。还有要求使用现成的干部，也就是要求使用老干部，已经做过一些工作有了工作经验的干部，最好的是本行的现任职的干部；然而这对于我们工作发展各方面都要大量干部情况之下， 是很难实现的。这会大大妨碍吸收新干部，培养提拔新干部，大胆使用新干部，也会可能发生对新干部排斥现象，这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有损害的。以上这些使用干部的态度问题，虽然还只是偏向，并没有发展到普遍严重的程度， 而确实又是我们部队中使用干部上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表现。

新老干部间、外来本地干部间、知识工农干部间，互相不团结，在个别地区部队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现象，而基本的还是知识工农干部之间互相不融洽，知识工农干部之间互相不团结更为普遍。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容易带上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风度的特色，理想多于实际，而工农分子普遍表现朴素、简单、狭隘观点的特色，摸索的多干理解。前者看问题可以提到原则，有些轻易的套用原则，后者看问题提高原则比较困难，甚至有了原则也降低了原则。从日常生活工作中，较量长短，发生分歧，不是政治上的自大，即是军事上的横蛮，一个讽刺一个，一个挖苦一个。这在我们个别地区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很多，而又居于领导地位，以致同工农干部间互相不团结。知识分子干部固应负主要责任；但是老工农干部更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要加强巩固所有干部的团结，因为当前我们要大量地培养提拔新的工农干部，亦还要吸收新的知识分子干部，更须要经过考验的有知识的干部。

还必须把我们已任职的各方面的各级干部，要从政治思想上、业务工作上，都要提高一步。在一些老的干部中存在自满的情绪，或者疲倦的情绪， 以为够了的想法，不愿意去吸收新知识，不愿意继续打开自己思想的进步的道路，不爱学习，是可能跌到戈尔洛夫[3]的道路上去的。我们开会的同志已看了“前线”的演出，所有干部应很好的警惕，个人称英雄、称功臣元勋的自负现象，会受到历史的责备，把一件革命事业的成功看在个人的份下，忘记自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成功。还由于不懂得在整个党的工作配合与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而自己又是在一种很顺利的条件下，革命形势成熟条件之下，做好了一件事情，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这是每一个党员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都应该做出成绩的，党也应该提拔这种有成绩的党员，否则我们的党员就不是最荣誉的称号了。同时还有想逞个人英雄，而不想做一般的工作， 担心个人前途，想做一鸣惊人的工作，想做独立的工作。这种人特别是见到了自己的同事，在一块工作过的同志，或许是比自己级低的同志，在新的环境中公然做出了他们所没预料到的事业，而就发生小视妒忌，或者埋怨党不给他们同样的机会。如果真正把他们放到新环境中去，又不见得特别高明或者马上闹出乱子而被撤回来了，这就是由于个人英雄的坏事。我们今天又来到大事变的前面，要求得把干部中存在自满、疲倦与个人英雄的思想来一个大排除，否则，就会阻碍我们干部的提高，阻碍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发展。

学校，过去的“抗大”，现在的教导团，培养干部是有成绩的。但存在

缺点，前时期缺点更多。从延安到各根据地的“抗大”，甚至所有学校，在缺点方面是有共同性的。正如党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上所指出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一基本缺点的改正，我们学校是改正得很慢的。为什么处在敌后战争环境中的学校，同部队又是完全靠在一起的， 反会改正得很慢？其原因应追究到从我们领导到整个部队对学校是不够重视的，对学校的帮助是不大的，而学校自身亦存在独立主义的倾向，有些闹独立性，甚至闹到同学员分家。学校的储蓄只解决学校干部问题，不用在改善学员生活上，这是极其错误的。而且还怂恿一些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反领导的倾向。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们提出改造学校的方针及步骤基本是正确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如要求学校要完全成为军事性质的学校，改变普遍的接收学生，改变教育要求的过于复杂，培养部队干部要适合精简，行政与教育、教育与战斗要统一起来，交流学校与部队干部，对学校的改造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学校自身干部的努力与整风又是获得学校工作进步最积极的因素。但是现在学校是否就不存在缺点了，仍是有的。基本的缺点—— 教条主义并没有完全去掉，我们为了使学校能够培养更适用的干部，不致使学员拿到了毕业证书即出毛病，还必须要审查学校教育深入的程度，从而改善学校，而部队对学校送学生要向自己负责，把有毛病的同志、犯过过失的同志取消入学资格，这是不对的，以后要建立学生毕业后的短期见习制度， 学校鉴定学生可能受领的职务，应经各级指挥机关直接通知部队，在学员短期见习后，由部队军政机关再予以任用，这一办法将在学校公布。

我们要大量地培养提拔干部，在一年内要准备几千个各级军政干部。各主力兵团、地方基干、独立团、营要有现在一倍的干部。首先补齐各级副职干部，并从开展群众性革命英雄主义运动中，去创造大批初级干部，并由各军区成立教导营，训练连排一级副职干部。部队中的优秀老战士、战斗英雄， 要作到有计划地培养提拔到干部岗位上来。两个教导团还须增调一部分学生。凡已入学的学生，在未完成业务前不准提前抽调出去，这是我们必须有的积累。各级指挥机关与兵团首长，应该把大量的培养提拔干部的任务，十分的重视起来。

（丁）我们的连队是战斗的基本单位，又是训练部队的基本单位，是培养提拔干部之源泉。由于分散游击战，我们的连队不仅要有独立的军事活动， 结合民兵与游击小组的作战；还要有独立的政治活动，用隐蔽的方式，利用游击区、敌占区之合法斗争，反对敌人特务，展开政治攻势等等斗争，这就使我们的连队担负了最繁重的任务。但我们从各方面的汇报、总结连队工作中，没有这种全面的材料，这并不能说我们没有这样做，特别在平原与处于敌人严重分割、封锁极端分散情况之下，我们连队是这样做过，只是做得不够，或许还找不出典型来。这主要的还在于我们对连队工作情况不够了解， 不够重视，在认识上不全面。

我们的连队工作虽有了一般的改善，去掉了繁多的工作制度，以及由上而下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加给的额外负担。但我们的连队工作基础是不够巩固的，不够坚强的。如干部管理方法上的打骂战士、及随便处罚战士、捆绑战士，自上而下的关心战士差，伤病员得不到最大的安慰，对死亡者处理不够重视，以致造成战士不满、抱怨，产生对战争有些悲观失望。这在某些部队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而一般的也是多少存在的，这给了我们不少损害。

逃亡人员数字大，去年的统计主力就有不少，占全体人员百分之十；再加上伤亡，十个人中就去掉三个人；还有我们大多数的连队是训也没办法，练也没办法，提高军事技术搞不来。这一切缺点不只是连队干部的，而我们营团与各级指挥机关对连队工作加强指导与帮助的不够，甚至是主要的原因。如打骂战士等现象，是与我们自上而下的群众观念的薄弱，个别中上级干部问的横蛮、简单与单纯军事狭隘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是直接相联系的，这是需要我们自上而下来自我批评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大胆的自我批评，就不会有正确的领导态度，就不会有对全党全军教育，而只会有一种相反的眼睛向下，把一切缺点都推到连队中去，推到连队干部身上去。这就是歪风！ 我们的营、团干部应更多的重视连队工作，主要的干部要亲自下到连队中去， 这在我军历史上是有过很好的风气的，甚至比较更高级的干部，都以了解连队工作情况与学习一些具体工作经验为最愉快的事情，但现在在这点上是差劲了，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因此，对连队工作的指导及一切批示就是要“从连队中来，到连队中去”。要杜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一大堆工作计划，头绪多端的塞到连队中去，硬要求连队掌握高度的原则。这只有使连队工作混乱起来，给连队工作添上额外负担， 这是必须彻底纠正的！

军事指挥关系，同党内同志关系，同战士的一般革命同志关系是有区别的。军事指挥关系是上下部属关系，要服从于军事的高度集中性，是命令的关系，这是争取战争胜利必要的条件；而党内同志关系，同战士的一般革命同志关系，就不是上下部属关系，民主范围要大，不是命令的关系，是建立在政治自觉纪律的基础上，互相友谊的团结。是不是两者之间就存在一条鸿沟？军事指挥关系，同党内同志关系，同战士的一般革命同志关系基本是一致的。军事指挥关系必须建立在政治自觉纪律和互相友谊团结的基础上。因此，军事指挥关系，一方面要保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去贯彻党的军事方针、路线与每一军事决定而行动；另一方面使战士、党员懂得战争的目的，并以党员更高的政治自觉纪律互相友谊的团结，去教育团结全体战士，下定自我牺牲的决心，遵守军事纪律，乐于听从军事指挥，而忠于党和革命事业。因此，每个军事指挥员，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去建立自己的军事指挥关系， 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服从党的利益及革命战争的利益，要用坚强的政治自觉纪律约束自己，示范部下，团结同志，并积极参加党政工作，协同党政工作人员，巩固党在部队中的统一领导。而我们部队中党政工作人员的基本任务，是要用更多的民主，去提高战士、党员的政治自觉纪律。巩固军事的高度集中，把军事指挥关系同党内同志关系，同战士的一般革命同志关系， 强固结合起来，不致分离脱节。这必须主要的克服单纯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与军阀主义思想。如我们军事指挥关系上的打骂战士，随便处罚战士、捆绑战士，任意横蛮的现象，对党的机关不尊重的放任自由主义，这是危害我们军事指挥关系正确的建立，造成同党内同志关系、同战士的一般革命同志关系的对立；还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主义，但要区别小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主义与战士中存在群众性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对群众性的极端民主化倾向，不是动则组织战士但白运动，或高呼口号来几个反对就能解决的， 而必须是采取更多的民主，予以启发的教育，这才是正确的方法；那种不去检讨干部的脱离战士、脱离群众，而只是反对群众性的极端民主化是错误的； 甚至个别党政工作干部、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不用更多的民主去提高党

员战士的政治自觉纪律，同样有打骂战士、随便处罚战士、捆绑战士、任意横蛮的现象，并以此当作有了与连长、营长同样的权了，这是剥削阶级的统治思想，这是我们必须加以仇视与敌视的东西。

改善连队生活与加强卫生教育工作。这是巩固战斗力重要的方面。我们虽然在改善连队生活上有了成绩，但是不够普遍的好，个别地区重视是差的， 保护战士体力是欠缺的，因此，战士体力衰弱，疾病流行，送医院的病员增加了一倍或两倍于伤员以上，有的连队不能支持连续行军，甚至由于夜盲增多，失掉行军能力，某些部队中战士平均在一年以内害过两次病。这一方面由于战斗的频繁，环境的恶劣，另一方面亦由于对战士体力的锻炼不够，没有方法，并且在指挥管理上对部队增加不必要的疲劳，不知恢复战士体力； 还由于而且是主要的，没有做到改善连队生活或者改善很差。使战士吃不饱， 消化不了，穿得迟，烂得早，而浪费又是到处皆是，这就增加了我们更多的困难。卫生教育工作在我们一般部队中都是极弱的，从战士个人到居住、炊事的公共清洁卫生不讲究，对民间传染病的隔离，对病员传染病的隔离，在卫生人员的职责上是没有尽到的；部队指挥管理上的督促、检查卫生工作亦是很差的，卫生人员一般的积极性不高，医务干部中尤其存在自由主义、单纯技术观点，不关心战士。这一切已足够表示我们脱离战士，群众观点薄弱， 我们必须在整训部队中加强连队工作，使其有显著的改正，普遍的改正。要实现改善连队生活，从规定的最低水准做起，做到规定的比较高的水准，做到敌占区与处在敌人严重统治之下隐蔽活动的小部队，能按一般规定的生活水准及不同要求执行，可由军区、军分区供给一定经费，或帮助解决主要的困难。同时要克服在供给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如某种部队支付大，应在统一财政上增加一定预算，各个地区是完全可以互相调剂的，而且是必要的。连队自身按公私兼顾办法（规定的比例），取得单位劳动生产节约盈余和个人业余劳动生产节约盈余，再以单位的、个人的加入合作社，同时亦必须取得合作社的盈余，有计划地改善单位的、个人的生活，并保证在连队民主选出之经济委员会或生产委员会之管理分配之下，使全部盈余用到战士身上去， 用到单位中去，用到个人应得上去。副连长或副政指，须负责组织单位个人生产节约之任务，一切计划及总结的成果要经过经济委员会或生产委员会或军人大会动员讨论执行。还要指出某些供给机关把合作社当做公营商店性质，只从财政方面提款，不去保证单位个人生活必要的改善，存在狭隘的经济观点，看不到战士的、群众的、普遍的利益是犯错误的。因此，合作社不但不能吸收与组织战士的生产节约积极性。使连队生活也会毫无办法改善。加强卫生教育工作上，要以干部的勤劳，使战士有爱好清洁卫生之习惯，而又不是以整齐为第一，要督促战士洗浴，要调剂替换内衣，并规定部队一年内发一套内衣，这比药费的支出、医院的消耗、战斗力的削弱要便宜得多； 要教育鼓励炊事员清洁饭食，讲究烹调。优待炊事员，发给袖罩、肥皂，可以比一般人多有一条手巾。还要提高卫生人员的积极性，连队干部必须直接给以指导，督促检查工作，协助工作。克服医务干部中不重视卫生工作、不重视普遍防御疾病的工作之错误观点。懂得改善生活与加强卫生教育工作， 保证战士体力健康，是巩固战斗力的物质基础，是连队工作的责任，是供给、卫生部门工作的共同责任。

连队工作之加强，应当作为整训部队中的中心环节，要使之不成为流产的口号，必须从上而下的重视深入，由小到大的解决问题，把指导与实践结

合起来，把干部与战士结合起来，才能具体的实现。

（四）更加巩固团结我们的力量

（甲）结合我们一切实力，统一主力、地方武装、民兵之使用，互

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279 相帮助， 发展我们的实力，是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

我们已有主力和地方武装十几万，民兵二十几万，主力同地方武装之比将近五与七，可能是三与四。地方武装稍强，而民兵与主

力、地方武装之比下到二与一。主力、地方武装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一点五，民兵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二点六，普通自卫队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四弱，较之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及以前的情况大大进了 一步。在统一地方化方面，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开始互相结合起来了，使我们在作战机动上、坚持地方上与保有分散的优势上，我

们的力量有了发挥。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反敌人“蚕食”、“扫荡”的胜利，成功地实现“敌进我进”的方针，是与我们这一成绩分不开的。主力作战机动性的增加，地方武装坚持地方的增强，尤以 民兵为活跃，我们保有分散游击战优势的基础，这是我们过去的一 般所不认识而忽视的力量。这证明我们曾经存在对地方武装、对民 兵不够重视是错误的。主力之陷于孤立，作战陷于敌顽夹击中失掉 自主，主要由于缺乏明确的执行统一对敌的方针，根据地建设上严 重的脱离了群众，满足于主力的正规化，单凭主力打天下，而过于 归并地方武装，不去加强地方武装，形式主义的对待人民武装，甚 至把人民武装与农会工作、一般的群众运动对立起来，是我们在武 装斗争问题上走错了道路，增加了我们更多的困难。现在应该不要 再忘记了！

我们革命的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游击战，国内战争的十年与七年来的抗日战争都是如此。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多地

广所产生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早已替我们指出。因为游击战要有 自己的根据地，可能存在四面敌人包围之下，要有主力、要有地方武装，要有人民的普遍武装。因此，我们军队的作战主要是为了去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设群众自己的政权，也就是我们革命的战争必须是人民武装斗争优势的发展，如果我们要想改变

这一规律，离开这一规律，而大擂大吹夸大自己，满足于主力的正规化， 单凭主力打天下，或者存在游击主义，不要根据地，不要地方武装，不要人民武装，为了打仗而打仗，枪杆子主义，主力本位主义，地方基干本位主义， 这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多少仍然存在的倾向，如某些地区对地方武装与民兵的不够重视，对普遍的地方武装的整训还没有做出更多的成绩（大多数的区中队），对民兵的发展也还没有做出更多的成绩，而主力同地方武装、民兵还缺乏普遍的强固的互相结合，某些主力还未摆脱孤立的作战，对地方武装、区中队还有党、政、军三不管的现象。对民兵是使用的多，帮助解决问题少， 不照顾其战斗情况，甚至个别的部队提取民兵在战斗中得来的武器，如机关枪，好的步枪，都要上交。这些必须彻底改正！要克服军区系统各级指挥机关主力本位的作风，要更多地解决地方武装、民兵的问题。对武委会工作要加强经常的军事指导作用；还必须懂得我们要有几套办法去实现集中的使用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把集中与分散、灵活机动结合起来，这才会有更多

机动性的增强，坚持地方的增强，而保有分散的优势。

我们的经验，在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上，统一军事建设，主力地方化， 是取得了好的成绩。如主力的精简，充实连队，节约干部，降级使用干部， 并抽出某些己编成之主力部队和干部去加强地方武装，民兵与根据地建设、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坚持了反敌人“扫荡”、“蚕食”、抢粮斗争。由于普遍的有了拥政爱民工作，密切了同群众关系，提高了群众对战争的积极性，也就有了我们大批具有战斗姿态的民兵之出现，一改过去的形式主义。在共同组成分散游击战坚持斗争上，对主力同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分离现象还须进一步克服。我们今天是获得了主力成为带地域性机动的骨干作用，地方武装基干成为坚持地方的骨干作用，民兵成为分散优势之广大基础，这是结合我们一切实力，强大我们的实力，得出来的明确方向。只有这样，才会有根据地的巩固，边缘游击区的坚持、扩大与向着敌占区、伪化区的发展；有了强大的力量作依托，才会有反敌人“扫荡”、“蚕食”、分割，实现“敌进我进”的方针之物质基础，才会有更好地保存和生息自己的力量。

还必须进一步提高主力之机动，集中主力整训；还要充实与保持现有主力编制的员额。主力目前仍然是执行分散游击战，主力机动是同坚持地方、扩大游击区、与向敌占区、伪化区之伸入活动，打破敌人“扫荡”，压缩敌人“蚕食”，巩固根据地分不开的。这些仍然是基本的任务。新开辟地区， 还必须从主力中抽调排、连去建设新的地方武装基干，并负责培植强大迫近大城市重要交通线之隐蔽地方武装；而提升地方武装补充主力，要以不妨碍地方武装战斗力之增长与坚持地方的骨干作用为前提，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补充主力之主要来源是民兵的成熟与大量的发展。地方武装基干将来要上升为新的兵团，区中队要上升为新的地方基干，部分的可以作为主力的临时补充。因此，主力必须重视对民兵之帮助，巩固自己同民兵的联系，克服脱离民兵的现象。

巩固地建设地方武装，必须普遍地重视起来，必须求得地方武装普遍有坚持地方的独立能力的骨干作用，而边沿游击区是地方武装的基地，敌占区、伪化区，是地方武装扩张活动的方向。必须改造不好的区中队，克服区中队中存在严重的土匪主义，如勒索、榨取、吊打群众。加强党的区委对区中队的领导，改善区中队同民兵的关系，克服某些方面互相对抗的现象。要以县或军分区为单位，要抽调接近边沿游击区的区中队和抽调边沿游击区的区中队，进行普遍地轮番整训，时间不要长，主要是政治上的审查与教育。对各独立营、团、县大队，要充实现有编制，使整个地方武装同主力有一个合理的比例。民兵还要在一年内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一任务是同减租减息，组织生产，拥政爱民和坚持对敌斗争分不开的。然而我们这一切并没有完全做好。根据地仍存在很大的空隙，加上边沿游击区的扩大， 新地区的开辟，要求我们去做更多的工作，完成组织更多的民兵，这不是过高的要求，按规定扩大数字还不及现有人口百分之三，只是增加原有民兵的一倍半。这是必要的任务，要求我们党政军工作一致的努力，也只有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们准备在条件成熟时扩大我军一倍至数倍解决反攻要以我为主的强大力量才有最基本的源泉。

健全军分区一级指挥机构，使其相当于过去旅一级的机构，并还要有某些方面的加强，如对于县大队的指挥，民兵的指导，要设有副司令，增加教育参谋。军区把一般供给工作、医院工作、拨归军分区后，要将干部随同分

配下去，缩减后勤组织。

（乙）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普遍地改善部队生活，要依靠自己动手， 组织生产。根据地有了恢复扩大，有了进一步的巩固，财政收入上亦有了增加，经济上获得了对敌人斗争一些成功，但我们并没有渡过自己的困难，尤其要有反攻敌人的力量，这是愈益迫切的任务，同时敌人对我们再来一个严重的进攻仍然是可能的；还由于我们生息群众，恢复战争的创伤，深入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是不够普遍的，而我们所要求于群众负担的还是很重的。按照部队每一个战士的消耗开支，除燃料外，每年要有一千七百六十斤粮食， 包括穿吃。各单位生产盈余，由自己分配，改善生活的部分亦在外。根据地每一百个人口要供养党政军二个人。每个人负担三十五斤粮，连优待军人家属、荣誉军人，可能每一个群众共支付粮食要四十斤。这当然不会全部直接从群众手里征收，但也是离不开群众的。如对外贸易也是依靠在群众身上的卖买。还由于群众唯一大宗收入的粮食及一切农产品的跌价，比外来品布匹甚至比控制在我们手中的盐价差额还大，都要影响群众生活一定的改善。因此，我们还必须要有巩固的物质基础，更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对战争的支持， 在负担上需要给群众以更多的生息机会，更好的生息条件，发展经济，提高群众负担能力，才会有更大的可能。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部队自己动手生产节约，虽然有了成绩， 平均占整个开支百分之十七，减轻了群众负担，并帮助了群众大批劳力，无代价的劳力，密切了同群众联系。但我们各个地区从主要的干部到整个部队， 仍然不重视自己动手，对部队生活亦改善得不够，普遍未做到用予自己经常的开支。甚至生产亦是微弱的，三个人一亩地没有普遍完成。经营农业，是被放在次要的附带的位置，没有成为生产主要的一宗。合作事业看成是公营商业性质，不照顾战士及一切工作人员的利益，战士及一切工作人员看不到普遍的利益，因而他们是同生产分离的，而供给机关占主要的是把合作事业的收入当成金库收入。我们供给机关干部，大多数一双眼睛还在收支对照表上兜圈子，双手插着荷包，紧拴着自己的口袋，只向着财政方面看，不看部队，不关心生产，这是严重的。这是由于缺乏群众观念，存在狭隘的保守思想。我们现在最大的浪费，是后方粮食的被抛弃和腐烂，服装的被损坏、散失和相当普遍存在的贪污现象，有的贪污甚至超过节约。后方机关主义的作风亦是最为突出的一部分。生产组织中工作人员过多，如军直军需厂四十二个工人，就有一百二十三个工作人员，把军队高度集中的管理方法搬去管理分散的生产，没有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改变。对兵工厂工人，军需工人，及一切公营事业的工人，缺乏教育，在生活上基本采取部队中的津贴办法，包办供给制。既不适合于提高工人积极性，又养成了一些工人家属和更多工作人员家属、外来军人家属、不劳而食的现象，没有很好地组织他们到生产中去。生产材料的购买、使用，有些自流。对商人关系，只看到明的小眼睛小鼻子， 看不到暗地大的漏洞，营私舞弊。这种种危害我们的东西，如果不加以扫除、清理，将会腐蚀我们整个后方，剥夺我们生产节约的成效。由于我们各级指挥机关，领导干部，对后方工作有些熟视无睹，或者存在自由主义的倾向。必须要大胆地自我批评，改善我们后方的工作。

加强兵工生产与军需生产的管理，克服生产同部队使用发生脱节的现象。如不重视刺刀的生产和手榴弹的效力，服装鞋袜大小不合，不求结实耐用，而求展出奇多花样，引起部队不满。因此，兵工生产必须以供给部队以

可能用的武器为原则，增加生产刺刀、手炮、及迫击炮弹，改善翻造子弹， 并求得一切出品要有质量的提高。还必须使兵工工人把兵工生产看成是自己的事业，改善兵工工人的生活，适当地实行工资制与奖励制相结合，发动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组织集体学习，提高生产技术，打破行会思想。军需生产可试行合作社的办法，供给原料，扣除成品价格，组织工人集体生产的计工制，并动员后方工人家属，工作人员家属，外来军人家属，都参加到生产中去。以参加生产为荣，这是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后方一切生产组织，都要按其不同性质，而一般又是按分散性加以改进，去掉机关主义、形式主义， 这是我们组织生产的重要环节。指导生产的干部自己要去动手生产，学得生产知识，熟知自己所管理的生产情况，懂得计算成本，组织生产，并能区别产品好坏与应用。只要有了这样一批干部，才会建立自己的物质基础。部队普遍的生产是以改善自己生活、减轻群众负担、巩固同群众联系、协助根据地经济事业的繁荣为总的任务，而不是从单纯的经济观点、只从增加收入出发的。生产的主要项目是农业、运输、个人业余手工纺织。合作社是结合生产与消耗，实行公私兼顾的民主组织，不是只办理消耗，更不应该办理非必需品的消耗，非军人必需的消耗，非普遍必需的消耗。合作社也不是供给机关占有的经济组织，必需克服供给干部对合作社的营利观念，而不照顾部队中存在一般个人生活的要求。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办法，解决部队中一般存在个人生活的要求，是会更加巩固团结我们的力量，是会减少我们一些困难的。

当前我们要节约的最大的是服装。一九四三年服装所用去的经费，占整个开支一半以上，占特别开支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我们分配到兵工、弹药、医疗、电器材料与其他建设方面的经费，浪费的程度很大， 也就是消耗的多，建设的少，这对我们准备反攻要有必要的物质基础是存在很大困难的。我们要用最大的效能去扑灭大量的浪费，而且又是提高生产最重大的一方面。如原料的购买，服装的缝制、领发，无处没有浪费，主要的在后方工厂。如缝制中偷窃、大小不合，只求量不求质的现象；其次是多领

（单位的，个人的）；再其次是军衣换便衣、便衣换军衣不要制度，便衣占军衣的一半，山区亦如此，占整个服装开支百分之二十九，而服装补充，胶东达六十种之多，可见浪费之一斑。供给机关要负第一等的责任，各机关部门随便开条子，不负责任、不把关亦是严重的。我们必须在今年冬季，由首长亲自动手严格审查服装费的开支，清理生产成效。改善一切供给制度的基本原则：第一，逐渐提高质的供给，节约量的供给。增加供给效能，减除消耗方面浪费；第二，一切供给集中于战争，要面向战士、面向部队，补发东西要由伤病人员到健康者，由前线到后方，由部队到机关，由战士到干部； 第三，严格开支手续。保健与抚育开支，系党与政府特殊之规定，与供给制度完全分开，免得引起混乱。部队生产节约归公部分，由供给机关转帐，收入给直接缴纳之单位或个体以收据，作为成绩鉴定之根据，由各生产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向群众公布；第四，各单位招待来往人员除规定之报销外，不得占用各单位生产盈余部分；第五，党的机关除一般按部队供给，另有自己的预算，不在供给制度以内。生产是部队的任务，同打仗一样的重要。前方部队全年要有两个月的集体劳动生产或帮助群众耕种收割，机关部队要有两个半月。后方除正式的生产组织（伤病员在外），一切工作人员要有四个月， 内地的区中队要有四个月，这是可能做到的。生产必须以农业为主。把部队

临时抽出的大批劳力与脱离军职的生产人员，以生产为职业化的生产人员相结合起来，采取公营与私人合作办法是完全适用的，是能够发展起来的。我们所有的指挥员不仅要学会带兵打仗，还要学会领导生产养兵，把群众组织起来，不要忘记自己是工农的儿子，不要丢掉了党军的光荣传统。

（丙）加强防卫，反对敌人特务活动，同敌人作情报斗争，这是更加巩固地建设我们力量与准备迎接反攻到来的必要条件，不可缺少的条件。

敌人是以特务著称的，而国民党也是以特务为灵魂的。国民党特务与敌人特务的合流，对我们的危害性是愈益增大了。他们都有群众性、普遍性， 因为在敌人、国民党占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统治优势之下， 特务是以诱惑、威胁、迫害为手段，强制人民听其驱使，替其效劳。由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对立，没落阶层大量的存在，又是最适合于它们发展的基础， 这是我们过去所不认识的，对特务的严重性是没有足够的看到的。因此，把反特务斗争，只依靠锄奸保卫部门少数人身上，并把反特务斗争看成神秘化孤立主义的去进行工作，不要群众路线，不从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去团结教育群众，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坚强的地位，打击特务， 这就必然造成错误甚至犯罪行为。有情况就会张皇失措，乱来一通，分不清是非轻重，只凭逼供信一套办法对待敌人、国民党特务活动，这在我们山东受的损害是很大的。如湖西、泰山事件[4]都是如此。曾经引起群众怀疑不满， 对我们暂时失望，这就便利了敌人、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在敌人“蚕食”、“扫荡”我们地区，大批群众的反我，党员的自首，是与上面的错误多少分不开的。还有，一般的对敌人、国民党特务的麻痹，是目前最主要的倾向。特务利用我们发展时期的复杂性打入潜伏，尤其利用我们部队分散中个别堕落分子，堕落思想的产生与增长，或在被俘，受到危害，发生动摇，失掉立场，被特务争取了成为特务的内情人员，失节叛变党和革命的利益，这对我们危害性是严重的。去年冀鲁边黄卢二同志被刺[5]、邢仁甫叛乱[6]的发生， 也就是如此，这都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

敌人、国民党对我们的进攻，无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 都以特务为先导，这是极端反动的统治者经常运用的斗争组织形式。它们是有群众性、普遍性、无孔不入的。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团结教育群众， 彻底地克服部队中的自由主义，停闭那些小广播，加强保护党的机密与军事的机密，同敌人作情报斗争，这在我们目前仍然是严重的任务；还有个别人员，爱夸夸其谈，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打听一些毫不需要自己所知道的消息， 以便于自己有高人之见，大放厥词。还有我们某些干部没有养成严肃的习惯， 容易失言，而给小广播以可乘之机。这对于我们比遭受敌人的袭击更为严重， 还有对外来人员存在有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亦是经常被忽视的。如随便引用人员分配不适当的工作，缺乏政治上的选择，这都会使我们可能遇到意外的损害。因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主要的干部首先要教育、检查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员，夫妇间关系亦不准许涉及任何机密，这并不有碍同志间的感情与夫妇间的友谊。我们的机关和后方要完全区别开，接待来往人员的处所混乱现象是要不得的。加强整风反省的贯彻，严格人员的审查，是有其重大意义的，这是我们更加巩固地团结自己最重要的思想。

我们要同敌人作情报斗争，还必须有强大的情报工作。目前我们的情报工作虽然有了一些成绩，但如果同将要以我们为主反攻敌人，夺取敌人大城市、重要交通线的任务来比较一下，是极其薄弱的。有预见性的、有远大眼

光的建设情报工作，还没有被重视起来，在大城市、在重要交通线上，仍然缺乏我们的情报工作。我们必须懂得大城市、重要交通线，是敌人军事的重点与活动的大动脉；我们要夺取这些军事的重点，活动的大动脉，就要在大城市、重要交通线上建设有强大可靠的情报工作，来对抗特务的破坏活动， 并配合我们在大城市与重要交通线上的地下势力，组织武装起义，实行里应外合，才会有最大的可能。因此，我们要决心下本钱，从多方面的去大城市、重要交通线上重叠地建设情报工作，同敌人作顽强的情报斗争。对此，必须从部队中抽调政治上比较坚强、有勇气的、多少有些城市生活经验的、或有决心做地下工作、干苦力的人员，到大城市中去，到重要交通线上去发展我们的情报工作，并为准备武装起义而奋斗，这对于我们不但是有必要的，而且存在可能。因为凡是敌人占领区内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最大多数是贫困的人们，在敌人严重的剥夺下，造成了生活上的空前灾难，大城市中更呈现出混乱的现象，这是敌人无法控制的。今天工人日益积极地起来应付敌人组织自己的斗争，城市平民大多数亦在更加倾向抗日，尤其是我们游击战之迫近各大城市、重大交通线上去，对我们展开城市交通线上的工作是有有利条件的。这已是我们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党员应该负起的责任。

（丁）贯彻整风学习，打通思想，在军队中首先在我们高中级干部中更有严重的意义。

我们是率领武装指挥战争的，无论在战争的现阶段极端分散的作战，或是进入战争的新阶段决定的反攻阶段、愈益迫近的阶段，我们的任务是重大的；尤其要最后的击败敌人，必须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敌人还可能仍是强大的。我们的任务是更加繁重了。处于中国复杂斗争环境中，我们还要准备随时打击反动地主、资产阶级的可能叛乱，引起国内的突然事变的发生，对我们来讲是会有困难的。但今天整个形势是于我们有利的。因此， 在我们干部中生长天下太平的观念，或者畏怯而表现厌倦的情绪，都是有害的。我们必须更加巩固团结自己的力量，把干部从思想上提高一大步。这并不是老一套的提出问题，而最大的妨碍还在于空洞的老一套的认识问题。其实认识问题是并不容易的，我们大多数干部认识问题常是处于被动的，因为自己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才会是主动的去认识问题，开展认识问题。所以我们对自上而下地提出问题，要有在实践过程中多次的开展认识问题，这是完全合于辩证规律的，这不是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人们所能理会的。

我们率领武装指挥战争是有了一些经验，是可宝贵的。如果以此为满足而自负起来，存在狭隘的保守思想，以老粗为当然，不愿意去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甚至把书本子都当成是教条，只相信自己的一套，不吸收新的事物， 拒绝文化科学知识，逃避学习，是会成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拖累的。戈尔洛夫在苏联红军中并不存在这种具体的人或这种具体的总指挥，但“在实际上戈尔洛夫是许多小的戈尔洛夫，如中级和下级的指挥官的集体形象”。戈尔洛夫本质上是并不坏的，“然而糟糕的地方是不仅在战争中没有学习，他在战前也是不愿意学习的”，对文化科学知识是忽视的。在我们这里从高中级干部到下级干部间同样是有戈尔洛夫的。我们要把《前线》剧本当做整风反省中最好的借鉴。

我们率领武装指挥战争，要增进军事知识，要有政治上的全面思想；简单的狭隘的观点，单纯军事观点，蛮横霸道，闹独立的现象，就是军阀主义的表现，这比打人骂人并不轻。因此，在部队中展开反军阀主义的倾向，必

须要自上而下的反省，教育全党全军。特别处在中国社会分散情况之下，与我们多数是从小资产阶级农村成分出身的，又处在长期战争中，是容易被传染和生长枪杆子主义思想的，也即是军阀主义的思想。

巩固干部同战士的关系。干部有面向战士、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的必要。究竟如何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呢？群众是不可能给我们干部提出成套或原则的东西的，而群众是依着自己的直感，从分散零乱中、从许多侧面的提出问题，而是需要干部去集中去归纳的，提到原则上来再去启发群众、提高群众。因此，干部要更多地倾听群众意见，思想上要准备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才会实现干部与群众的结合，领导与民主的结合，这在我们的思想上还是缺乏领会的。这样就不可能启发、提高群众。对战士的管理，对部属的管理，单凭命令的威力，解决不了问题，而只有脱离战士、脱离部属。

总结工作，一般的还没有引起重视，自己得不出全面的经验，也不愿听人家的报告。反对千篇一律的报告是对的，但千篇一律的去看待报告，总想听点奇迹，这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从实事求是出发，不装饰不夸张，就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不会是千篇一律的对待报告。由于一般情况相同，某些原则大的方面是会一致的，但由于个别具体情况不同，也就有不一样的点滴经验，这就会帮助我们对原则的了解更生动丰富起来了。还必须不要把平常自己所做的一切工作，当做不关重要的，无须认真的总结经验， 那么我们要从什么工作中才会积累起好的多的经验呢？要克服那种大的抓不到，小的不爱抓，只飘在半空中的现象。要认真从总结自己一切工作中来提高自己，这是学习的最好办法。

注 释

［1］吴化文伪部，吴化文原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部属，一九四三年一月间公开投敌，当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司令，盘踞于鲁山山区。一九四四年初，罗荣桓在统一部署各战区的春季攻势中，着重考虑和部署了鲁中军区的第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战役结果歼灭吴部有生力量七千余人，占吴部原有兵力百分之六十以上，解放人口三十多万。八路军控制了战略要地鲁山山区的大部。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鲁中讨吴战役的胜利》。社论指出：“这次战役不但对于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是敌后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2］张步云，国民党山东地方武装保安第二师师长。莫正民，原为莒县伪保安大队大队长。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率部起义，任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3]戈尔洛夫，戈尔洛夫是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一个将领，他虽然对党忠诚，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但居功骄傲，不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技术，喜欢听人奉承，终于在战争中招致失败。

1. 泰山事件，指泰山区曾发生的“肃托”事件。

2. 冀鲁边黄卢二同志被刺，黄，即黄骅，时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卢，

   即卢成道，时任冀鲁边军区参谋长。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晚，黄、卢在新海具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入室内，向黄、卢及与会人员开枪扫射，然后慌忙逃离，黄、卢等五人当场牺牲。冯系土匪出身，反复无常，当过伪军，投奔八路军后仍匪气十足，一贯不接受领导。以前曾因要撤换他的职务和改编他的部队而与黄副司令员（当时的任职）发生过冲突。后来，又因调他去清河垦区整训， 他几次对抗命令，自由行动。

［6］邢仁甫叛乱，邢仁甫，旧军人出身，早年参加共产党，曾参与领导冀鲁边抗日武装起义，曾任第一一五师政治部民运部长、教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一九四三年三月，山东军区调邢到延安学习，而任命原副司令黄骅接任司令员一职。邢认为黄是挤他出边区，夺了他的权，未走。黄骅和卢成道被刺后，邢心怀鬼胎，一面向山东分局和军区表示自己的“忠诚”； 一面想拉部队“独树一帜”。当邢的阴谋被揭发后，便只身逃跑，被国民党第一战区任命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后到天津投敌，当了日寇的“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后被捕获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山东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

（甲）一九四四年秋季为止，山东根据地超过了一九四○年之发展。

（一）九个月来，攻克与迫退日伪据点约计一千个以上，日军兵力大为收缩，津浦路以东的伪军亦由二十万减少到十五万。

（二）根据地一面负担的人口，共约一千二百万，面积共六万五千八百余平方里，游击区两面负担的人口（划到我占优势地区的人口），共六百八十多万人，面积共二万六千多平方里。

（三）各根据地之互相间关系有了更多的改善，鲁中对沂水之攻克，滨海对诸胶高日之开辟，并控制铁钁山；鲁南对津浦路两侧之打通，发展邹滕东部；渤海对黄河两岸之扩大联系，冀鲁边大部分的恢复；胶东对文登、荣成之占领，打开沿海与肃清烟青路北段之封锁。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胜利。

（四）我已基本地摆脱了在极严重三角斗争中之劣势地位，扩大了自主性与机动性，使敌人“蚕食”与分散配置遭到很大的失败。

（乙）目前必须克服和防止任何自满，否则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一）敌人“扫荡”滨海遭受打击后，尚在沉寂中，但敌人还是相当强大，可能更加慎重地准备对我发动大规模之“扫荡”。现已发现

①本文是罗荣桓与黎玉、萧华共同签署给各军区并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

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敌人又在厉行其所谓总力战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巩固一部基地，加紧整理城郊保甲制，实行联保联坐法[1]，提出并发动“自发” 的结合，建立自治自卫之政治组织、自给自足之经济组织和自肃之社会组织。其着重点在于打击我之打入工作与强制进行献金运动，而军事上包括伪军在内，强调重点与集中配置，增加城郊之防御与出击力量。

（二）顽亦在急谋建立统一指挥，已采取军区制，企图乘敌后空隙恢复力量，并有重新由河南抽调部队入鲁之谣传，其分散之地方实力约计有七万人（津浦路东）。他们对重庆感到失望，又认为我对他的威胁太大，未公开投敌之部分，也只差宣布番号。现己同敌人进行积极谈判，向敌人要条件。由于盟国的胜利，敌人失败已成现实，以致他们各个内部，尤其是中、下层的分裂可能性增大，就不能不仍然彷徨于公开投敌之歧路。

（三）因此，我必须提高警惕，准备打击敌人任何一种“扫荡”，对顽亦不能忽视其存在之力量，还有可被利用之条件，他们的合法地位与正统思想，仍有强烈之作用，在敌占区伪化上层组织机构中，有他们“曲线政策”， 反动的战果。

（四）我们为了准备打击敌人任何一种“扫荡”，并求得更加巩固地发展自己，保有最有利反攻阵地，提出如下之部署：

1. 争取迅速地完成铁路线以内各个根据地间之联系与打通，使之成为一片。如鲁中、滨海、鲁南间是存在有利的条件的。自攻克沂水与沂河两岸， 大部分在我控制中，敌只占临沂诸县，郯城已处于我愈益逼近的包围中。我应根据内线工作的成熟情况，选择敌人分区“扫荡”时机，或有利于我之时机，首先收复莒县、郯城，彻底破坏台潍路临枣段与诸莒段，造成对临沂之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主持召开了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后，由他起草并以他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的书面指示，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时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孤立是可能的。这是鲁中、滨海、鲁南自今冬到明春统一的战斗目标。

1. 鲁中对敌修筑泰博铁路支线的破坏，应集中组织自己的力量，分头进行，坚决贯彻斗争之；继续寻求机会消灭吴化文，目前尤应乘其内部之恐慌与困难，加强我之政治攻势。

2. 各军区对恢复与扩大之地区，应加强地方武装基干之培养，向接近之敌区伸入，发展新的游击区，不要终止自己之推进，但仍以政治攻势力主， 游击战为辅，特别在铁道与大中城市之附近，应建立坚强之武工队，统归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遵守城工工作一切要求与纪律，这一条是同我巩固根据地与发展城市交通工作并

重而不可分离的任务。另一方面，迅速加强新地区的群众运动，才能使我进一步的发展。

1. 我们为了打击顽固派之重新结合与复兴计划，以巩固我之优势，杜绝其增加力量与来鲁之企图，消灭其最大可能之立足点与依托，又到了时机。我们应在此胜利形势下，乘着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之机，对国民党腐败无能， 对赵保原、张景月[2]、张子良[3]等之公开资敌和投敌行为；有系统地公布他们的种种叛国罪行，发动强烈之政治攻势，配合经济的压力，促成其内部分化瓦解。胶东、渤海军区，应作为当前主要作战目标之一。

2. 对顽军不采取普遍的军事打击，只消灭其对我危害最大者，并根据林祖涵在参政会的报告[4]，到处宣传国民党之腐败无

能，已至绝望境地。打击顽军中之合法地位与正统思想，分化争取某些部分或一部分之某些股之中立，而孤立其中最反动者。

注 释

1. 联保联坐法，指日军在其占领区仿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两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保甲制度。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称为联保联坐法。

2. 张景月，时任国民党军鲁中军区副司令兼保安第三师师长和第十四行政区专员。

［3］张子良，时任国民党军鲁北军区司令兼保安第六旅旅长、第五行政区专员。

[4]林祖涵在参政会的报告，措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代表林伯渠

（林祖涵）在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并要求改组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国民党应立即结束一党统治局面，同时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的国民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以求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

卫生干部要加紧整风①

（一九四四年冬）

在山东集合各战略区的卫生干部，来全面总结工作，这还是第一次。在全盘工作总结上看到，卫生工作是有成绩的，治愈了大批伤病员，连队的卫生工作也开始活跃；还须特别值得我们指出来的，是我处在敌人频繁的“扫荡”与剔抉的环境中，卫生干部很缺乏，技术低劣，药材又困难，而我们的医院又收容大批伤病员，能保证他们安全休养，使他们没有受到大的损害， 并治愈了二万以上的伤病员，这是一件大事情，可以说是护理与治疗工作上的奇迹。这说明只有在革命事业上，在人们为着自己的事业上才会是现实的。可惜我们还没有十分重视地来总结这个经验，发扬这个经验，来克服我们卫生人员中现存的缺点：强调客观困难，单纯的医院观点与脱离群众的现象。

这些缺点不完全是由卫生部门工作产生的，是由于军事指挥机关、供给机关没有更好地协同卫生部门解决一些必要的问题。如经费支付不够，药品困难，人员缺乏，伤病员的生活未有更好的改善，党政工作薄弱等。军政供给机关没有很好地协同来解决这些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爱护伤病员的观点薄弱，群众观念不强；另一方面卫生部门本身也有很多缺点，尤其在干部思想上存在很

多毛病，这是必须提出来解决的。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工作做出了一些成绩而自满起来，高傲起来，不愿指出缺点，甚至对缺点采取放任与自由主义的态度，这是错误的。每个同志在总结与检讨上都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不要顾虑，怕说出缺点而影响成绩。我们必须认识，缺点的指出不是从打击个人出发，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总结我们全面的经验，为了整个事业的利益。事实上往往我们很多好的成绩， 很好的经验，也是从指出缺点改正缺点方面得到发挥与巩固起来的。

卫生部门工作的缺点与干部思想上存在很多的毛病，究竟有些什么？这里不准备一般的来讲，而只把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讲一讲。

首先从卫生部门整个工作看，组织领导是不健全的，干部思想上存在着普遍的自由主义，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造成了工作上的分歧，失掉了统一团结的方向，这就必然形成“工作不自主，不能贯彻始终，虎头蛇尾”。有人说：“工作不自主，不能贯彻始终，虎头蛇尾，是困难太多，是军

政机关照顾不够，供给、后勤部门故意和卫生部门闹别扭”，而没有自我检讨，这是片面的认识问题。有困难，我们应该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很好地了解情况，不要主观主义的去做工作计划，只要大家一条心、一个思想地去完成一定的工作目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至于军政机关与供给、后勤部门有些狭隘，这是事实，但卫生部门工作自身没有搞好的地方，是不是就完全可以推卸了呢？如卫生部门工作自身上的分歧，干部不团结，对下级情况不了解，对伤病员不够关心，向军政机关提意见不是积极的全面的，如药品购买管理使用上的浪费现象，这些都要求卫生部门要有自我检讨。我们不但不应该把局部工作的缺点与整个工作的缺点分开来看，亦不应该把局部工作的缺点硬推到整个工作上去，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检讨，只有讲人家没有讲自己， 是片面的认识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是会把原则闹成无原则的。

卫生部门组织领导不健全，干部思想上存在普遍的自由主义，特别表现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山东卫生会议上的讲话。刊载于一九四四年山东军区卫生部编《军医杂志》。

在行政、医务与党务工作上的互相脱节与分离，没有朝着统一的民主集中主义的方向，互相结合和互相协同起来。

行政工作存在自流的现象，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但有些是为了计划而计划的，没有经过自己思想上的动员与准备，也不是根据自己对情况的了解。对一些严重问题，如干部不团结，单纯技术观点，宗派主义，不安心工作，不关心伤病员，行政工作是采取了放任态度的。这主要由于行政干部同级间、上下级间的不够团结，当面大家一团和气，怕失掉同事情面， 有话不说，背后各有自己的一套，同事似乎是对头了。有些争执的地方，并不是为了原则的不同，思想的不同，只是各自固执片面的主观主义的见解， 从一些细枝细节上计较，以致影响工作，谁也不作主，谁也不负责，认为谁作了主谁负了责就会倒霉；于是大家退缩起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各自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这是一种腐败的自由主义倾向；还由于从单纯技术观点出发，认为行政工作没有可作的必要，不如作一个医务工作，提高个人技术来得痛快，这是使行政工作自流的一个原因。

医务工作上若把技术与政治、行政分离的话，就会发展自由主义。如有人认为作一个医务工作者是毫无拘束，不会犯什么错误，因此把整风看成与医务工作无关，甚至有个别人认为医务工作者纵然犯了错误，行政上受撤职处罚，也还少不了是个医生，于是就可以无原则的讲怪话，破坏纪律。对政治学习，只是为了受到批评时，准备好反攻的词句之用。还有，不少医务工作者不以同志态度对待伤病员，不认真诊治伤病员，粗枝大叶，敷衍塞责， 不愿做细小的工作，有的把护理伤病员的工作认为是下贱、低级的工作，要处处表示自己技术高明。有的医务工作者为了追求技术上的提高，不考虑政治后果，采取了以满足个人欲望的试验主义，乱打针，乱行手术，乱用药。有的为了表示自己高明，毫无根据地自拟药方。据卫生部门不完全的统计， 因自拟药方损害伤病员健康的，已有三十多起。这一切都说明了单纯技术观点所造成的错误，是把技术看成与政治、行政、与伤病员分离对立的东西， 把技术看成个人衣钵，自由自在的职业。

党政工作在卫生部门系统内，存在着一般化、公式化、麻痹的现象。对单纯技术观点与自由主义，采取熟视无睹的自由主义，这是党政工作多少把医务工作看成是一种单纯技术而存在的，把医务工作者看成特种人而放任起来的。卫生部门干部思想上的单纯技术观点，是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的最大来历，而产生这种单纯技术观点的根源也有其社会性。我们的医务干部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有的是经过资产阶级的专门学校出来的，有的是经过旧军队出来的，有的是经过私人营业的医院出来的，有的是经过个人营业或中国旧式郎中[1]先生出来的，这些出身都带来单纯技术观点（有资产阶级社会性的，有半封建社会性的）；而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虽然在数量上是多数，但一般技术水平很低，尤其当他们接受医务教育，执行医务工作中没有彻底认识新的技术观点，坚定自己的党性，也必然熏染上单纯技术观点，脱离政治的超党性的技术观点。我们要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必须从思想上首先打通，建立起新的革命技术工作态度。

还必须说明，我们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并不是反对技术工作、反对个人技术的提高。我们一般的技术水准很低，还大大缺乏技术工作，目前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技术工作，更高些的技术水准，我们必须发挥个人技术工作的积极性，吸收外来的技术工作。但同时要区别我们所需要的技术工作态度，不

是个人主义的，不是被雇佣来使用技术的，不是超政治超党性的，而是为了自觉的服务于自己的集团、服务于革命事业而来使用技术。只有这样，才会集体的去创造技术，提高技术水准，使个人技术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这就是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主义的思想。

卫生部门大多数干部工作都不安心，要求调动改行。这是有许多原因的， 但是与上述问题有基本的联系。如组织领导不涟全，干部思想上的单纯技术观点、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弄得大家很苦恼，就一定会发生更多的问题。

有人说：“干部不安心工作，要求调动改行，这是军政机关与供给、后勤机关不关心卫生部门的生活，没有解决物质上的需要，看不起卫生部门的干部，政治上待遇不平等所造成的结果。”这是不是事实？我认为有一部分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我在供给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对个人生活要求，有些把理想当作现实，认为既是党军，不应有一般的个人生活要求的存在；同时，对个人生活要求上的解决，满足于一般津贴制， 存在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从这里可看出，不但对卫生部门干部生活要求上的解决有些缺点，就是对军工工人生活，对其他人员的生活，也没有更适当解决。另一方面，我们生产节约，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没有照顾整个部队生活的改善，这也是事实。因此，一般说来不会对卫生部门干部生活两样看待。个别方面对卫生部门干部的生活，可能有些疏忽，这一方面由于有些供给机关干部的本位主义，另一方面还由于卫生部门干部因分散工作，隐蔽分散，而发生对他们的生活照顾上的遗漏，这虽是事实，但不应该有夸大的说法。有的认为卫生部门没有权，供给机关有权的说法，这是错误的，这不是谁有权谁没权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所有的工作都是党的工作，是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下的分工合作。至于工作关系上，发生了一些不协调，解决问题不痛快，应该提出检讨改正，而不应说谁有权谁没有权。要求政治待遇平等的问题，这种提法也是不对的，我们党主张在政治上官兵一律平等，反对军阀思想，一切政治生活，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无论何人都有一定的会议生活，军纪上主张自觉，尊重每一个人的政治

人格。固此，我们队伍里就没有政治上不平等待遇的现象。提出这个问题，多少是从一种单纯地位与等级观念出发的。八路军并没有

等级的严格划分，并且也不以等级来作为参加政治生活的标准。如果这样办，这倒是我们在政治上承认有了不平等的现象。很多干部会议，以排连营团各级作为决定到会的标准，这只是根据工作职务的分别，而不是拿将校尉三等九级的来作标准的。参加会议等政治生活，主要决定于会议的性质、目的与参加会议者的工作岗位、业务需要是否相吻合，而不是在政治生活上有等级制度。某些可能发生的疏忽，这只能说是我们在政治生活的组织上有些不健全的现象。还有如书报发行不周到，特别对卫生部门分散隐蔽工作的干部，有些疏忽，这是事实，尤其帮助他们政治上的学习和思想上的整风， 是有很大的缺点的。这是卫生部门干部会议中所没有提出来的问题。

对卫生部门干部不安心工作，要求改行调动，究竟还有些什么问题应提出来商讨的呢？我认为干部思想上的一些有害东西必须在整风学习中予以去掉。

有些干部因为工作多年，技术上进步不大，想求得继续学习的机会，又没有轮到自己身上来。还由于一般老的干部，尤其是工农出身或者虽是小知识分子出身但文化程度较低，学习科学知识有些困难，工作上也遇到了困难，

又得不到自上而下的帮助与具体的指导。同时自己经常处在分散独立的工作中，部队某些军政干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与政治要求上，又没有加以注意， 这就可能影响他们的工作信心与工作情绪。又加上他们在医务上受到的一些教育，大多是模糊的概念，不能应用，用了就闹乱子（如有的医务干部，对普通流行疾病分别不清楚，使用苏打使病人中了毒，注射酒精弄死了人）， 引起了部队不满，损害了他们在部队中的威信，促成部队中某些人员不要西药而去找中药找郎中先生。

这说明我们医务教育工作，同样存在着教条主义。学校不看受教育者的具体条件、训练时间和教育设备，只凭自己过高要求，摆上一大套教育计划， 包括内科外科，什么都讲，使一些文化程度低的学生、医务工作没经验的人， 一时要接受许多要学的东西，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对普通的卫生工作、防疫护理工作不知道，而好高骛远地去对待科学工作。

有些同志因为作科学工作没有科学的态度，没有老实的作风，发生自以为不错的想法。不愿作普通工作或对部队更实际又能收效的工作，不愿作护理伤兵的工作，只想做开药方的先生、行手术的大夫，一旦达不到要求，则大为不满。如果他是一个新干部认为受排挤，得不到老干部的信任；如果他是个老干部，就发出更多牢骚，把他的同乡、同事、同入伍的都拿来翻遍， 不是说什么人骑了马，就是说什么人当了首长，只有他一个人倒了霉，埋怨上级，认为土包子吃不开。这两种人又会走到一块来，共同的得出结论“革命前途是光明的，个人前途是微弱的”，并由不满走到消极失望。他们必须反省一下，不要作这种个人主义的打算。如工农成分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 已在革命的队伍中得到了学习和使用这门医务科学，这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们曾经是想都不能去想的吧！就是大一点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条件进外面的专门学校，可是毕业后，有没有使用的地方还是成问题的吧！至于有学习科学，使用科学的自由，又能服务于自己的事业， 这只有在革命的队伍中，在革命胜利的前途上，才会有更大的可能。这不是个人的前途，随着革命前途的发展而发展着？因此，把个人前途与革命事业分离的看法是错误的。

还有不少干部往往因为个人生活的要求得不到解决，而影响工作情绪， 有的甚至于想寻找机会，与贪污者合流，这是值得警惕的。今天卫生部门的干部中，相当普遍的存在着对生活问题认识的偏差。如只看到生活上不大的差别，而不看到工作上的差别，不顾工作的需要，只看到自己比别人差，而不看到人家比自己也有差的地方（如技术津贴）：只向上看而不向下看，只向右看而不向左看，总之，对生活问题只从个人要求出发，如果不反省的话， 也就可能同革命事业发生分歧，这也是必须警惕的。

由于单纯技术观点引起了宗派主义的丛生。如老干部与新干部，土生的与外来的，先来的与后来的，这个部队与那个部队的，上级和下级的，军队和地方的，都互相闹着宗派主义。还有个人间亦闹着谁高谁低不合作的问题。这样，大家也就不会去照顾政治的团结，同政治更加分离了。使党的干部政策亦受到些损害，不是被曲解为放任，就是当作打击和排斥的解释。由于卫生部门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同非技术部门、非技术人员的关系上， 也缺乏正确的看法，于是互相工作间关系搞不好的地方，都认为是宗派主义， 这就是以宗派主义的尺度去衡量别人的看法，结果就造成了干部自身感到孤立。有的说了，“我们是没有爹娘的孤儿。”这不是自己塞闭自己的头脑吗？

从以上问题中，归纳出我们所有医务干部要加紧整风学习，要求自己有很大的勇气，来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一切，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我们卫生部门的党政工作，亦必须改变一般化的方式，使自己工作与领导整风学习适合于一般干部的实际生活，不要无的放矢的讲空话，这样才会有实实在在的收效。

注释

[1]郎中：即中医医生。

关于审于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审于是获得了一些成绩，由于还缺乏整风的基础，在掌握审干九条方针[1]也就不可能作好，特别表现在党内思想情况相当混乱，上下脱节亦较严重。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很容易走上轻易发动坦白，或严重逼供信。此次以检查领导为中心，展开的民主座谈会。暴露了领导上的缺点，干部思想上的混乱，两头尖中间大的现象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在领导上展开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意见与决心改进领导以后，是完全能够争取处于中间状态的大多数群众，同领导站在一起，使反对领导的少数人，处于孤立的地位。把群众中的正气上升达到审干必要的基础，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掌握九条方针才是具体的。不同思想的暴露，是随着民主逐步的展开，检查领导的深度，产生偏差的大小而有了一般的了解，但还不是马上都转入直接的审干。首先以鲁南领导上的自我批评，打破由于领导上的缺点所引起的上下脱节、积极分子与群众的脱节，并通过大家领会领导上的正确态度，从一般的自我反省走上批驳坏的思想，从而伸展至审干方面去，是能够获得良好收效的。这种方式还不准备普遍地采用，只限分局、区党委、军区各级机①本文是罗荣桓向山东各区党委发的电报并上报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

和毛泽东主席。根据罗荣桓的手稿刊印。关中进行，只限于鲁中、鲁南、滨海地区进行。因为必须照顾以下具体条件：

（一）主要的领导干部思想上有必要的准备，要能够掌握得住。

（二）党的骨干要经过整风学习，要有一般的思想准备。

（三）要照顾不同的组织性质，如军事机关、战牛兵团、政府、群众团体；要照顾不同的环境，如军事情况之缓急、新老区、中心区、边沿区之区别等。

（四）一般应从局部作起，从个别单位作起，不宜一齐展开，要提高大家发扬民主的积极性，领导上必须不存在顾虑，不存在单纯审干观点，不怕产生偏向，才能打破大家的顾虑。当运动起来后，领导上更要冷静，甚至遭到严重的攻击也不要轻易去干涉，要去发现可靠的积极分子，帮助积极分子， 并通过积极分子搜集大会与小 会、会内与会外的情况，力求正确地反映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情况，按部就班地教育积极分子，培养积极分子，要使积极分子善于去联系大家、同情大家对领导正确地提出意见与批评，不要过早地去批驳坏的思想，尤其避免单枪匹马地去批驳坏的思想。批驳坏的思想是要经过积极分子联系大多数人，开始改变了中间状态大的现象后，就会自然引起批驳坏思想，特别当领导上开展了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方面的意见后，这个变化是必然的。领导者更应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与批评，不要因为大家的愤慨与不满，轻易地引起怀疑与失掉信心。只有领导者认真地归纳大家正确方面的东西，并不因为有些片面性而加以拒绝，才有可能判断这些坏思想之本质。弄清楚坏思想之本质，区别开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与反动的东西，是我们争取改变中间大的过程，与转入审干阶段很关重要的。这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主持召开了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后，由他起草并以他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的书面指示，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时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又是最细致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能够得到成功的，尤其领导者稍一不冷静，带有疑惑的作用，即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仅使我们在审干上发生困难，甚至可能走到错误方面去。这次运动无论是整风审干都要对中央的指示，审干的决定[2]与毛主席九条方针进行深刻地领会，很实际很生动地学习，给我们领导骨干的自满、与下层脱节、与群众脱节的官僚主义作风敲了警钟；但须防止另一种偏向，普遍的可能发生的，如领导失掉信心，尤其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感到自己一点都不行了。

注 释

1. 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

2. 审干的决定，即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

对敌对顽斗争形势的初步总结

（一九四四年底）

一、分局四年总结踊立的斗争方针

（一）一九四二年时我对敌顽都没有优势，分局四年总结时已纠正了过去的过高估计。

1. 敌人是强大的，日军于一九四二年分布山东省有四万五千，加上伪军十三万。敌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就是根据这种情况，且敌人占据都市、县城、交通线，分割及包围农村，并有强大的伪组织，敌对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对敌后战场则进行连续“扫荡”、分割、封锁。

2. 友军和顽军当时在山东为十九万（整个山东界内），数量上比我们还多，且集结对我牵制很大，常主动进攻我们；在地形上他们控制了优势的地区，而我们则处于外线，且有更多的伪军、伪组织与他们有关系，对敌情况了解比我们快，还有全山东的合法政权体系的支持，正统观念在中上层人士及敌占区中有着较牢固的地位，他们还能得到大后方的接济。这都说明了他们的优势。

3. 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力量削弱了一些，消耗伤亡大，组织庞大、复杂、机关大，使我主力的机动性减少，加之分散对顽对敌两面性作战；更严重的是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再就是对敌顽斗争的领导不统一，对敌处于被动，对顽不左即右，斗争方针不明确，对顽不是忘记了“以我为主，坚持抗战”，就是犯了“唯我主义”；敌之“扫荡”、封锁严重， 故当时是无任何优势。

（二）根据以上情况，分局四年总结所指出的转变改善劣势地位。中央方针：积蓄保存力量，渡过困难。统一对敌与对顽的斗争。

二、对敌斗争

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间，对敌斗争形势更为严重，反“蚕食”成为主要斗争形式。

（一）敌之“蚕食”政策，是采用封锁、分割、包围我根据地，缩小了“扫荡”面积。一九四二年“扫荡”的特点就是更普遍、时间更缩短，增加了奔袭的突然性，还全面展开其所谓谋略战与“治强运动”。

（二）敌之“蚕食”成功还由于我们的麻痹。北方局与集总都已一再指示我们，但我们当时还是麻痹的，我们是自敌“第四次治强运动”时方开始注意。四年工作总结中对此问题也未强调。敌人“蚕食”，首先以封锁交通线作为“扫荡”出发地，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第二步就是大量扶植伪军、伪组织，控制农产富饶地区，占据大市镇，展开“扫荡”作战。第三步就是“蚕食”步骤加快，一九四○至一九四二年大量安设据点，突入我根据地，大踏步前进。对我展开全面攻势。除军事外，更有特务的、经济的、文化的攻势。因为“蚕食”是逐步进行的，敌更容易麻痹我们。

（三）敌之“蚕食”是有收获的。我之反“蚕食”能否胜利须视我之方针，清河原有地区大部为敌“蚕食”，变为分散游击地区。鲁南山区、冀鲁边亦如此。鲁中则受敌顽夹击，滨海区则在东海地区与沂沭两河之间均为敌“蚕食”。处于敌顽夹击，胶东的西南海已被“蚕食”，青烟路[1]已被封锁。

我根据地缩小，兵力减少，干部伤亡大，根据地人力物力损失甚大，财政收入减少。

（四）分局四年总结后，明确提出反“蚕食”部署，强调对敌斗争，便掌握了中央的政治攻势为主，分散游击战争为辅的方针，因此，我们得以胜利的坚持。

敌以匪化的“治强运动”与人民是对立的，人民反侵略抗日的情绪逐渐高涨，敌人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且日伪之间与伪军互相间的矛盾亦在发展着， 如敌所实行之“三清运动”[2]并以此大批拉拢青年。如组织“青协”，大肆宣布“对华新政策”，敌军内部矛盾亦增强了，纪律废弛，官兵对立，故我之政治攻势为主是有根据的。我是分散性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予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与消耗。

中央的方针就是根据敌人的劣势与我之优势而击中敌人的要害，且一九四二年时，只有实现这样的方针，我们才能打破困难，保存力量。这是中央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方针。

（五）在中央方针下反“蚕食”的军事指导：

1. 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反“蚕食”斗争指示中即宣布的这个方针。

2. 敌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向我进攻，我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对抗之，敌以公开为主，隐蔽方式为辅，我则以隐蔽为主，而公开为辅对之；敌是以紧缩合围、“清剿”、“扫荡”的办法对我；我则以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反对敌之“扫荡”、“清剿”；敌以加多点线封锁，突入与纵深，进攻我根据地，我则以发展两面派，打入工作，争取瓦解日伪军、伪组织；敌以强大的全面的伪组织对我，我则以精兵简政对敌；敌以“拉网战术”吞吃我边沿区，我则以“翻边战术”对敌。

3. 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都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否则就不能发挥其力量。没有群众观点的游击战术就是单纯军事观点。如胶东的主力派出的“麻雀组”为敌所捉就是一个教训。

4. 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的相互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互相服从，两者应结为一体，不可分离之。在实行“敌进我进”时，在战略方针上政治攻势为主，但战术上则政治攻势应配合战斗的胜利。游击战本身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没有弄清群众的情况，就不能实行分散。地方工作上把战争与群众分离，单纯希望主力去打天下是不对的。

5. 反“蚕食”与反“扫荡”战的不可分性，部署上应把两者作为一个部署的两方面。如因备战反“扫荡”而收缩反“蚕食”的兵力，结果使敌有机可乘。

6. 我们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首先是滨海的反“蚕食”胜利。起初主力部队对分散游击战没有信心与不熟练。一九四二年首先争取了反“蚕食”胜利。郯城、赣榆[3]两战役，打击敌之由南而西的“蚕食”政策。

清河区乘敌军调动的机会，争取了反“蚕食”的胜利，争取了极为有利的时机，基本上打开了清河的严重局面。冀鲁边如当时能很快地结束其内部的混乱，抓紧有利时机，亦可争取大的胜利。

鲁南歼灭了顽军刘桂棠[4]、刘国桢两部，开辟了大块地区。

鲁中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首先在沂蒙坚持抑制了敌“蚕食”并开展了讨吴战役，控制了胶济路南的战略支点。

胶东一九四二年粉碎了敌之“封锁”青烟路计划，西海对反“蚕食”认

识不够，北海还有的划“资敌圈”。胶东对反“蚕食”总方针认识不够，故采取了消极态度。

一般的由于我掌握了反“蚕食”的规律，民兵普遍发动，统一领导，这都是我们的胜利因素，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反顽胜利更帮助了我们，转变了过去三面斗争的严重形势。

应该认识敌人还是强大的，在没有总反攻以前，敌我形势还不会基本改变，所以我们不要麻痹自己。

三、对顽斗争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顽军对我之进攻均遭失败，使我获得了优势的条件：

（一）敌人对我“扫荡”之余并不放松对顽之压迫与打击。分局四年总结时对此情况的估计还不足。

1. 敌人要确保华北作为兵站基地，破坏我之反攻准备，故敌不仅不允许我们、也不允许顽军之存在。且顽军当时尚打着抗日旗帜，数量上不少于我军，这实足以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是顽与敌的基本矛盾。我们不能抹杀它。

2.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顽军内部矛盾与火并，便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同时这种打击还配合着诱降政策的。如于、李[5]出入鲁之矛盾。

3. 李仙洲入鲁声势浩大，刺激了敌人，故敌人要采取更大的压迫，更增加了敌顽矛盾，伪军的动态也增加敌顽矛盾。

（二）顽军的失败是有必然性的：

1. 顽与敌之合流，采取所谓“曲线抗战”，隐蔽依敌的方针，虽对我有很大危害，同时也鼓励了其内部的投敌情绪，故促成了敌对顽的打击与瓦解。

2. 顽军内部互相间火并，使敌有予以各个击破的条件，且促使顽军大大分化投敌。如吴化文[6]、张步云[7]之投敌就是此种情况造成的。

3. 顽军内部生活困难，官兵矛盾加深，及其为维持其统治而不得不采取集中的作战，这却便利了敌人击溃与歼灭他们，使他们大大地削弱与溃败， 且他们与群众的对立，更增加其败亡。

（三）我对顽斗争在军事指导上的经验与教训

1. 我们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对顽斗争方针——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止反共为辅，孤立打击积极反我者，中立不积极者，争取可能进步者。分局军事指示中曾指出：在疏通团结口号下，分化其内部，使其矛盾扩大，不能统一步调反共，这是对的。

2.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顽与我同处于敌人紧张压迫之下，我与顽的斗争有些缓和，这就更考验谁能在严重压迫下能站得住脚。当然由于我们有党的领导及群众支持而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相当地抑止了敌人的“蚕食”， 粉碎了敌之“扫荡”。开始执行了分散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些胜利，恢复了地区与力量。这时我之力量已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而顽军在一九四三年初， 其数目已不到八万人，与我之对比，已不能保持平衡状态，造成了我争取优势的条件。

这说明了中央的方针——对敌为主，争取时局好转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冀鲁边的同志怀疑这个方针，对情况熟视无睹，吃了教条主义的亏。

1. 一九四三年来，李入鲁、于出鲁，矛盾大增，引起了顽军内部分化， 大鱼吃小鱼，这固然给了敌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也给了我们反对反共战争的

有利条件。

1. 我们当时的作战目标，是利用敌顽矛盾及顽顽矛盾，争取改善我们的地位，但要避开对敌有利。故（a）不要压缩于、李之矛盾，压缩了对我不利；（b）不要压缩敌顽间的矛盾；（c）还要积极地孤立打击李的反共军， 中立东北军，使我们取得了一个极其有利的先机。根据这个指导方针，采取了这样的部署：

甲、欢送于出鲁，又欢迎李入鲁。既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政治上又积极执行孤立、打击的方针。

乙、敌在津浦路上集结兵力，准备打击于、李，我这时避免调大的兵力去鲁南。

丙、我集中力量抢占其中的战略支点，解决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让秦启荣为首的顽军占领李北来的目的地，掌握有利的历史时机，准备李入鲁后向我进攻时，我即依靠沂蒙山区打击之。

丁、李北来未能占地，于的部队己走，李的部队又受了严重损失，估计李必然回去，故主力一部入鲁南，争取了彻底胜利。这个部署完全正确，这是分局在对顽战争的领导上的杰作。

1. 对李入鲁失败后的军事指导，仍是完全依照中央的孤立打击积极反我者的方针，而要注意防止一切都要打的情调，这样会使顽军内部相当的统一起来。压迫过火，会使敌人增加，扩大伪军，对我不利。

我们还要争取不积极反我者，坚持统战方针，争取对我有利。这个方针在执行中我们成功的一部分是讨刘、讨朱、讨吴[8]，但对赵、张[9]等则没有足够打击（有客观的困难），在政治上也没有很好地孤立打击它。如对赵之国民党特务政策、土匪活动政策、依靠敌人的政策等都没有很好的对策。对中立者作得也很不够，如对张里元、姜黎川[10]。对姜的中间性没有清楚认识，故过高估计了其进步性，造成了对姜的统战失败。

应认识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的社会基础（目前山东尚有六万顽军） 及其特务政策与一套统治办法。单纯打击、消灭是不能完事的。他们在伪军中有着密切联系，故应周密地考查我们对地方顽军的政策。要知道国民党将来在反攻中集合十万人是很有可能的。这岂是单纯军事斗争所能解决问题的，故我们必须在政治斗争上加强起来。

1. 对敌斗争应与对顽斗争联系起来，否则可能离开中央的方针而发生偏向。

（四）几年来的斗争，我们已从敌顽夹击中解放出来，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军事力量扩大了百分之二十五，有十万大军。

我们对顽的优势还是不巩固的，如山东尚有顽军六万人，我们必须执行中央的统战方针。

当时分局军事决定上对顽估计不足，因此对疏通团结为主，防止反共战争的认识模糊。

四、对敌对顽斗争的总结

我们已经总结了对敌对顽斗争的领导：

（一）我们改进了对敌斗争的地位及争取了对顽的优势，两者存在着不可分的关系，但也要有一定区别。

1. 如果我们没有展开对敌斗争，那么就不能保存力量及争取对顽优势。因为敌人为民族侵略者，是主要斗争对象，不应迷失方向。

2. 如果没有反顽斗争的胜利来保存自己，则对敌斗争的胜利将更加困难，特别顽与敌还有着矛盾，内战还没有全面爆发，故对顽斗争仍应服从对敌斗争。

3. 总之，要很好掌握斗争方针，要有明确立场，勿失却斗争方向，才会争取胜利。所谓立场即明确的阶级观点。如对敌为主，对顽斗争也要坚决以我为主，团结抗战。

（二）敌我顽三角斗争己有了变化。我们从两面受夹击的形势中解放了自己，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地位。但三角斗争仍然存在着。

1. 敌人受到世界形势的影响，我们已在敌后开展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取了反“蚕食”的胜利，开展了政治攻势，消耗了敌人，瓦解了日伪内部， 且敌已在正面战场转变了以诱降为主改为正面进攻。从中看出敌人要改变其部署，通过伪军的行动，可以看到日军已收缩力量，准备集中作战，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2. 顽军由于政治上的反动与战术上的被动，大大削弱了自己，更加分散了自己。最近国民党军在长沙、郑州的失败[11]，使群众更加失望，使顽军声势下降。

3. 只要我们有正确方针，不犯原则错误，就会争取优势。

4. 三角斗争仍存在，敌人仍是强大的，国民党仍有全国性的合法政权，我们不应小视山东现残存的顽军，他们与国民党还是有联系的。现在他们也划分了军区，聚集力量向我战斗。他们还有着其深厚的社会基础，这都不容忽视，不能麻痹自己。

（三）我们对敌对顽斗争胜利是由于我们有群众的支持。

1. 我们的根据地扩大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更加团结了各阶层人民，我们在经济上的努力可以对抗敌人的封锁，我们普遍地改善了群众生活，组织了群众，增加了生产，劳力与武力更好地结合，这些是我们优势的最可靠的基础。

2. 我们军队进一步的依靠群众。如军队中的拥政爱民运动，大生产运动。这不仅密切了军民关系，且更进一步团结了内部，生息与充实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已相当地减轻了过去的孤立状态。

3. 一九四三年来我们的民兵及地方武装、主力都有了发展，开展了三位一体的作战，作到十比九比一的比例。

以上这些是克服单纯军事观点的最好一课。

中央的十大政策与全党的整风，就是胜利的方向，我全体同志应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为了夸耀这些成绩，而是为了取得教训。基本的教训就是：如果脱离群众、不关心根据地建设，一切与战争脱节，不遵守毛主席的军事斗争方针，存在独立主义、分离主义思想，则必定走到失败。如果我们能决心改正错误，则又能克服困难，是会渡过困难，向胜利前进的。

两年来的军事斗争的胜利就是证明。

（四）我们只要有老实的态度就能胜利；否则，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 不虚心不老实的态度则必失败。

1. 个别地区、个别干部，存在自以为是、不虚心，对自己的严重局面发生麻痹，对中央、分局的方针发生怀疑。如有的同志怀疑中央的对敌为主的方针，有的同志怀疑游击区的隐蔽斗争政策。

2. 执行中央十大政策，应虚心研究，坚决与灵活执行，如有的则强调特殊性，或者就是一般化的布置（前者是鲁南强调自己地区无租佃关系）。

3. 对敌与对顽斗争的分离看法也是存在着。就是抹煞敌顽、顽顽之间的矛盾。因此，就不能掌握以我为主，团结对敌的方针，而失掉了对敌对顽斗争的有利时机，或者夸大困难而惊惶失措；或者把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变成了单纯的打的方针。

（五）我们作战要把握的方针。

我们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分散性的、群众性的游击战。目前敌后形势不允许实行运动战，只有在敌军向我进攻，我诱敌深入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进行运动战，而且我们的运动战是游击战的运动战，不是正规战的运动战。我们还是乘敌之隙，制造其弱点，是带游击性的，目前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机会甚少， 甚至成为不可能。

五、当前的任务

（一）世界反法西斯决战正在进行，但中国正面战场却连连败北，而我党我军在盟国及全国人民中提高了地位，因此我们的责任更加重了。

（二）敌在华北与我斗争形势基本未改变，但我反“蚕食”、反顽斗争胜利改善了我们的地位，超过了一九四○年的形势。我们巩固了根据地，部队战斗力增强了，战术更加灵活，地方武装与民兵有了更大的发展，故我们要有足够勇气走过抗战的最后一段艰苦路程。

（三）我们还存在着困难，除了敌人外，国民党反共派也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失败，更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敌愈接近死亡， 亦必增加其疯狂性，故我们应足够地认识华北局势之严重性，好好准备，敌人可能回师敌后进行“扫荡”，从思想上准备迎接战争最后阶段的困难。

（四）当前的任务是对敌斗争为主，对顽进行以我为主，坚持团结抗战， 争取胜利，建立新的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1. 对敌对顽要有明确的统一方针。

2. 要使根据地建设巩固与深入，加强新开辟地区与游击区工作。我们稳步地向敌前进，压缩敌人占领区，并与顽军争夺先机之利。

3. 对敌仍以政治攻势力主，游击战争为辅，力求勿过分刺激敌人，勿挑起敌人对我的疯狂压迫，争取更大的间隙，生息休养，尽量争取战斗间隙进行整理自己；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和平的脱离战争的倾向。

4. 压迫国民党改弦易辙，对地方顽军进行政治斗争，争取一切不积极反我者，配合军事上自卫原则，以对顽各个击破或打击其积极反我者。

5. 更加巩固团结自己之力量，防间、防谍，建立与群众血肉联系，开展大生产，准备反攻。

注 释

[1]青烟路，指青岛至烟台的公路。[2]三清运动，指清乡、清粮、清室。

［3］赣榆战役，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滨海军区之第六团、第二十三团，为配合清河区的反“扫荡”，向驻赣榆之伪“和平建国军”第七十一旅发起攻击，经一天半的战斗，歼灭伪军一千六百余人，并生俘旅长李亚藩，解放了赣榆城。

［4］刘桂棠，时任山东国民党顽军暂编第三十六师师长。

[5]于、李，于指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的于学忠；李，指时任国

民党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李仙洲。

［6］吴化文，吴化文投敌前任山东省政府保安第四师师长，一九四三年投敌后任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司令。

［7］张步云，张投敌前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第二师师长；投敌后先后任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暂编第一军军长、伪山东国民党自卫军第一集团军司令。

[8]讨刘、讨朱、讨吴，刘指刘桂棠；朱指朱信斋，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独立第七支队支队长；吴，指吴化文。

［9］赵，指赵保原，时任国民党鲁苏战区暂编第十二师师长；张指张里元，时任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

［10］姜黎川，时任国民党军鲁东军区陆军独立挺进第二纵队司令。[11]长沙、郑州的失败，指日军为了挽救其军事上的不利态势，从一九

四四年春开始，集中侵华兵力，向中国正面战场发动了一次战略性进攻，即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先后丢失了平汉路中段，粤汉路南段、湘桂路沿线直到贵州的独山等广大地区和郑州、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重要城市。

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①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

一、一九四四年的过去

（甲）一九四四年时局的两大特点：是反法西斯主义势力的高涨与人民势力的高涨。法西斯主义已经处于崩溃过程中，西欧法西斯同盟完全破产。继意大利后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与芬兰无条件投降。巴尔干半岛已成为反法西斯主义势力范围，而希特勒在波罗的海及其沿岸之防御线，亦完全被粉碎。第二战场之开辟，与法国之被解放，已将希特勒围困在他的巢穴以内。如果不因为英国两面政策的阻碍，特别表现对希腊解放后之干涉，而影响了西线的作战，去冬今春消灭希特勒本是不成问题的。

东方日本强盗，已陷于完全孤立与极其不利的情况之中，美军发动逐岛跃进的攻势，突破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内防线。自塞班岛战役[1]开始后造成一个转折点，引起日本内部惊惶。东条倒阁后，美军继续在菲律宾登陆与民都洛登陆[2]，愈益接近中国海岸线；空军的攻势，亦开始采取有系统地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已陷于海战与防空之悲观中。

中国战场，在敌后八路军、新四军，都获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是与美国的攻势相互配合的。正面战场，如果不因为国民党腐败无

能，与执行反动政策所造成严重的危机，配合盟国之登陆与反攻的到来将更愈益迫近。

反法西斯主义势力的高涨，基本的是依靠人民势力的高涨；人民势力的高涨，是克服反动势力之决定因素。苏联社会主义的存在与胜利，是支持和团结人民势力高涨的强大堡垒。东欧人民势力的高涨，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直接的扶持与红军雄伟的进军保护之下形成的。南斯拉夫人民势力，是早已高涨着，成立了自己的解放军，已同苏联并肩作战，且建立了人民的政府。波兰的解放区，已由人民自己掌握，解决了土地问题，建立了人民自己的临时政府，自己的解放军，将会迅速地成长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将随苏联红军的前进，解放全部土地，政权可确定为人民自己所掌握。希腊人民势力，已在长期独立的反德国的战斗中坚强起来，在解放后更加壮大起来了，正在控制的大块土地上，顽强地抵抗着国内的反动派与英国之干涉。法国的解放完全依靠于人民势力及国内军队，在政府中人民势力已占着优势，由于法苏协定[3]之订立，打击了反动派之抬头与英国之干涉。意大利内阁最近一次的改组成功，与北部游击队独立打击德军，人民势力已获得很大增长。罗马尼亚与芬兰之无条件投降[4]，在苏联宽大政策与扶助之下，人民势力是可以上升为优势的。

就整个欧洲看，反动势力和地盘是被压缩着。英国对欧洲的反动政策， 遭受了人民势力之严重抵抗，且引起国内人民之不满与反对，但由于欧洲反动势力企图恢复战前的欧洲，英国企图仍然不失掉为欧洲反动之盟主，曾影响第二战场迟迟的开辟，目前又影响到加速结束战争。东方亦由于英国对印度不放弃自己的反动政策，不但影响了滇缅战场，而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反动， 也起了推动作用。但因为前线军队被欧洲战争所束缚，还顾不及东方问题， 将来可能随海军集中向东调，会暴露其反动的方面。

中国人民势力的高涨，以我党、我军为标志；民主势力的上升与国民党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中共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的报告。

对比，已从最近八个月中起了大的变化，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们经过一年来的胜利，敌后解放区拥有九千万人民，六十五万军队，二百六十万民兵。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已经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人民生活改善，已逐渐走向丰衣足食，大大地吸引了敌占区人民的转向。许多资本家，都希望来解放区，伪军大批反正投我，伪组织、傀儡政府人员向我投诚，也逐渐增多起来。

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是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各界人士——包括许多工业家、大学教授、许多国民党员都很悲观，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最近由于国民党镇压人民，特务横行与屠杀学生[5]惨案之发生，引起了一九三五年“一二九”以来最大的群众运动，向国民党示威游行；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的威信，有了极大的提高。还由于国民党区域民生调弊，财政恐慌，土匪蜂起，农民自发地起来暴动。湘西有一万农民武装，坚决反抗国民党之进攻，而桂、粤、川之地方系军队，已日益增加对国民党之不满，存在半独立性；国民党军队腐败不堪，正面作战受到相当大的削弱，现在包括所有杂牌军[6]在内只有二百万。最近国民党同我党之谈判，仍无结果，虽未完全关门，但是存在着严重危机。

整个战争愈复杂，其结果将由于人民力量的继续高涨，团结在苏联社会主义强大堡垒之周围，是能够“不但要赢得战争，而且还要使新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如果不是永久的话，至少也要在将来很长一个时间内不再发生战争”

（斯大林）。

我们要有更大的努力，去实现毛主席在延安参议会所提出的方针。由我们来决定的中国之命运，是存在极光明的前途的，但必须要有对战争之更大忍耐性、坚持性。

（乙）我们在山东一年来的胜利。

我们经过了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艰苦斗争，保存了自己，坚强了自己；经过了一九四三年我们从严重的三角斗争中，争 取改善了自己的地位； 一九四四年，我们从坚持反对敌人“蚕食”、“分割”、“封锁”中，开展了进攻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分散配备，使之被迫转变和采取了重点主义。

在一年斗争中，根据地扩大了四万平方里，等于一九四三年底原有之一半，包括有一万个村庄，而人口增加一千万，等于一九四三年分局五年工作总结时之两倍。由于我们之扩大，是向着敌人大中小城市、重要交通线及平原走去的。北跨胶济线两旁联系之打通；西越津浦线突击之发展；东则延长了海岸线，尤以胶东形势之进一步发展，海岸线延长了；南则已逐渐巩固了对陇海路之接近。已形成我们准备反攻，配合盟国登陆作战，与直捣日本本土之最好依托。我们鲁中、滨海、鲁南在拔除沂城、宫城、与摧毁临滋路之分割线，逼近费县，已以临沂为中心，造成了一大环绕之宽大地带，使临沂城陷于孤立中。一年来攻占了九个城市，包括原有之海阳，我们还控制八个城市。伪军反正已成为一时潮流。我们应特别感谢敌工工作之努力，政治攻势的继续深入与大量发展，将成为我们大踏步地向一切城市及交通线逼近与占领之重大因素。抗战中之中间分子与还未决心投敌的武装集团，亦将随着我们的继续胜利与正确政策的执行，可能被吸引过来，不管他们是从自己利益上出发，或带有极大的犹豫性，只要他们不拒绝同我们谈判，我们应该很诚意地去团结他们，这些对于我们促进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也是必要的。

山东八路军已超过十五万、民兵三十五万。要完成二十万大军，现已有更多的条件，只是我们训练和供给上存在些困难；如干部缺乏教育，能力不高，尤其是以生产来保证供给，扶持民力，生息民力，走向军民一致的丰衣足食，还未被重视起来。

我们山东同国民党之间，我已占取优势。但要巩固成为绝对的优势，还必须更好地去依靠基本群众，团结广大中间阶层。目前必须克服我们在执行政策上，存在一些自流与偏差及“左”的毛病。

敌我之间虽然有了改变，敌人分散配备被粉碎后，则采取重点主义，各点相互配合，向我举行大小不同的“扫荡”。敌人的重点主义，是由失败中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庞大的伪军非常脆弱，在我们政治攻势与游击战结合之下，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钳制和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使其陷于薄弱孤立，遭受我之打击。我之“敌进我进”方针，在前一时期主要在保卫根据地， 反击敌人之“蚕食”、“分割”、“封锁”，而这一年以来，是展开进攻和战斗，扩大根据地成了主要的。因此，敌人对我任何一地区之“扫荡”或报复“扫荡”，大有顾此失彼而陷于窘迫之失败中。

但这个改变并不是基本的改变，敌人仍是强大的，我在盟国未登陆作战前，还不可能有战略的反攻，日军的兵力，再加上还有十八万伪军（为国民党地方军陆续之公开投敌所补充），在实行重点主义之下，仍然保有机动能力，不断向我“扫荡”或报复“扫荡”。据十一月前的统计，“扫荡”次数四十九次（两千人到一万人），出动兵力约合十一万人，经过时间二百六十八天（八个月零二十天）。敌人的重点主义，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已开始严重的危害我们边沿区。因为我们根据地的扩大，边沿线之伸长，工作形成薄弱，很容易被忽视。尤其由于我们随着每一胜利的前进，都可能产生自满与麻痹；还固为敌人活动方式之改变，收缩分散配置，亦会引起我们发生错觉， 而认为太平了，边沿无战事了。

我们一般干部中，没有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自满麻痹，仍然是很严重的。思想上的简单极端化，是其根源。对斗争形势，往往扩大其片面性。如最近大练兵，存在孤立的看法，集中练兵与分散照顾边沿斗争有些对立，并发展了民兵中的正规化偏向，这点更为厉害。对时局不研究，而是过于乐观， 经常把党的口号，不当作指导斗争行动来看待，存在自流到来的幻想，死捏着指头算时间，引起一 些不必要的怀疑，甚至悲观失望。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小资产阶级成分缺乏坚韧性，还由于我们领导上有些不重视时事教育，强调工作繁忙，放松了实际工作，便产生了一些盲目性。

二、如何迎接一九四五年的到来

（甲）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底，在延安参议会的讲演，给我们迎接一九四五年提出了总的方针与具体的任务。这些方针和任务，是根据整个时局的发展，与我们执行党的十大政策之成效，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们扩大解放区，展开对敌占大城市交通线工作，与建设根据地进行大生产并重；还要求我们加强民主团结，声援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人民掀起的群众运动， 促成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之成功。

我们应深思熟虑地把毛主席的指示领会贯通，把每条具体任务联系自己的情况，加以细致的研究，分别出执行的重点，不是一顿忙乱简单地去布置工作。我们目前一切情况中的严重现象，往往是把任务当做条文分配下去， 上级要做的一阵风刮下去了，搞到基层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强迫、命令、

摊派都来了。这就必然造成脱离群众，不是完成不了任务，就会发生极大偏差，甚至错误。我们山东经过去年一年的胜利与发展，要随时防止自满与麻痹情绪的生长。因为我们处于准备反攻与配合盟国登陆作战之重要的地位， 且存在有利的条件。但敌人仍然是强大的，而且加重地在注意我们的情况， 我们的斗争是艰巨的。

我们在工作中，存在许多弱点、缺点，各个地区情形不一致，一 般的缺乏干部，干部质量又不高，更需要领导的加强，采取细心与慎重地决定问题，深入地联系实践，指导任务的执行。各个地区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夸大强调自己的特殊，认为上级指示与自己不适合，这是不对的；自己的情况就存在于一般，不能完全抹煞自己的特点，满足一般地执行，发生盲目的执行，甚至只追求数目字上完成任务、超过任务，加以人工的制造，同某一工作之先进地区取得形式上的看齐，必然落到形式主义，还可能由于强迫命令而严重地脱离群众。

领导上要把任务的提出，看作只是事情的开始，要亲自动手去组织实践， 联系实践，通过于部和群众的经验，补充领导知识的不够。任务的提出，开始还只能是一般化，领导上脱离了实践就不能把一般的与个别不同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虽然任务的提出，一般的是从群众中来的，大致是正确的，而仍然不可能到群众中去，坚持下去。尤其因为干部缺乏，质量不高，单凭他们去做，会等不到群众中去，就可能把任务变样。毛主席号召我们领导者亲自动手，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又并不是叫领导者包办代替，是要领导者掌握着群众路线的方法去组织实践，目前有些任务在执行中形成自流，或带着很大的盲目性，是由于我们领导上还存在以上的缺点。

（乙）目前有几项工作，在执行毛主席指示时，应该特别指出的：

（一）要继续争取扩大解放区，把扩大同建设根据地并重起来。还必须加强我们的边沿工作，否则扩大是不巩固的，向前建设也将是不巩固的建设。因为边沿区是我们开展对敌斗争之出入线。对边沿区工作，特别沿海线接近大中小城市，及交通要道之段落，敌人配备重点主义之方向，更应引起重视。这些已为敌人所着重配备的重点，有随时向我突入与“清剿”之可能；而我们还要有这样的任务，即配合延长海岸线之斗争，配合打入到城市、交通线与重点圈内去工作。

一般边沿区工作，应加强民兵之分布、联防，同小部队活动相结合，专门打击敌人突击队组织与匪化活动的方式，加强深入敌占区之组织群众工作，使政治攻势与军事上的打击相结合。推动边沿区，争取继续消灭敌人， 注意仍然存在我地区问之突击点线；加强公开工作，与隐蔽工作使之相结合起来，同敌占城市、交通与重点配置，逼近打击敌人重点主义，必须争取武工队在敌人重点圈内能够存在，软化其中点，分割其大小点间之联系，配合我军事上的摧毁其小点。在边沿区，应依靠基本群众之发动，团结地主对敌斗争为主。执行减租减息，多采取协商调解的办法；但又不是由我们干部去包办代替群众自动的要求。反恶霸、反贪污更不要轻易进行，要防止一切过“友”的办法。否则便造成脱离群众，被地主抓取了群众，有利于敌人乘隙而入。最近滨海个别民兵、地主武装的叛变，是值得引起警惕的！因为这会影响我深入敌占区工作之开展，与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之向我投诚。

（二）要从一般地号召生产，进到普遍地组织生产，使群众自发的热情能够坚持下去，做到以生产保证供给，军民一齐走向丰衣足食。生产是我们

坚持长期战争，巩固军民团结，积蓄物资力量，最后战胜敌人，决定中国命运，走向建设新民主主义之必要基础。

目前我军数字的扩大，大批伪军反正过来，还会继续的到来，抗属亦要大量增加，都要供给与优待，日用益广，支付又形突出，而群众生活虽有些改善，负担仍然是重的；尤以新扩大地区，过去受日、伪、顽摧毁严重，急待恢复民力，要予以急救；而基本地区今年收成又不甚好，粮贱布贵，现在群众感到新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大大地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是不可能的；军民关系又会引起新的分离，准备反攻更受到限制。

要克服部队中所发生的偏向，要求改善生活是必要的，但是要照顾群众生活，不努力生产是办不到的。因此，改善生活必须是从生产中来，还要照顾明天的需要，那种“不剩过夜粮”的改善生活现象，是没有建立革命家务的观念。

要克服民兵中之正规化倾向。要大量地供给，是不符合于武力与劳力相结合之基本方针的。推动民兵组织生产，但不是为了解决民兵费用为主，而是以增加民兵家庭收入为主，这对于发展民兵与群众的联系是非常必要的。今年应解决根据地棉缺布贵的问题，要纺织合一，使之变为家庭的主要

工业，并求得普遍的发展。各个根据地，应协定特产与必须品之互相流通， 推广销路之统一税率。这在对敌斗争，繁荣市场，刺激和提高生产，有极重要的作用。

改造一切公营生产组织形式，广泛地运用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的原则， 这点再不能迟疑一步。

群众的变工组织，应从普遍的发展中去创造典型，提高质的发展是打破形式主义的标志。

（三）贯彻减租减息与发动组织群众，我们是有成绩的。但各个根据地， 各个县区，都是不一致的，在政府人员中是允许存在不同立场的。因此，对减租减息与发动组织群众，必然存在不同的看法。而我们在政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应该有坚定的立场，与运用灵活的方式，在保证贯彻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执行上，去团结党外人士，而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要克服目前工作中对减租减息与发动组织群众的消极态度，要克服认为“三三制”政权力超阶级政权的错误倾向。

我们还必须足够估计，山东农村在严重的封建统治之下，奴役掠夺农民， 无不尽至，而地主依靠自己武装，镇压陷害农民更为残忍。因此，今天群众起来后，必然要来发泄自己冤屈愤怒，而产生过“左”行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们领导上，搞干部包办代替，不是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是错误的； 同时群众自己起来后，产生过“左”的行为，领导上如果采取放任自流，会造成损害党的基本政策统一战线，甚至引起中农的动摇。这些都是要纠正的。

我们各级党委在掌握政策上，必须照顾群众目前利益与将来利益——争取抗战胜利，与决定中国命运，走上新民主主义的建国道路。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满足于群众目前利益，自己首先陷于狭隘的观念，对一切严重现象的发现，如地主大量逃亡或失掉生活保障，而认为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极其错误的。

（四）我们的大练兵，要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兵中的隔阂。在召开民主座谈会上，应响应毛主席拥于爱兵之号召，并提高自觉纪律，严肃军事生活。要把发挥个人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到集体主义的高度，避免个人的突

出，脱离群众、不听指导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目前应该注意纠正大练兵中之偏向，如不照顾分散的坚持对敌斗争与忘记了生产任务，把大练兵孤立起来的看法。要克服整训民兵之正规化倾向， 形式主义的发展，不能要求民兵过部队一样的集体生活和学习部队的一套。

（五）贯彻民主的作风。就是贯彻群众路线的作法。贯彻领导骨干与群众相结合的作法。

分局、军区及鲁中、滨海、鲁南各区委、军区直属单位，召开以检查领导为中心的民主座谈会是成功的。它暴露了领导上的许多严重缺点，如存在上下脱离；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领导干部的自负自满现象等。把自上而下的展开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相结合起来，将会使领导作风面目为之一新。

同时也暴露了党内及干部中一般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片面性、极端化的偏向，拼命的扩大某些暗影，以致发展到顶点而疯狂的地步，无形之中否认了领导，不要组织，不要纪律。这些现象要等大家稍为冷静下来，在领导上开展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方面的意见后，就会启发大家自觉地放弃偏向。

我们必须贯彻这一民主座谈会的基本精神，树立正派的思想作风。牢固领导骨干与群众相结合，改造党员的思想，提高自觉的纪律，还要我们继续深入的整风。

注 释

[1]塞班岛战役，指美军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登陆到七月九日完全占领该岛，打开了日军内防线之大门。[2]民都洛登陆，指美军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在马尼拉以南民都洛岛登陆。

1. 法苏协定，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法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的法苏同盟互助条约。

2. 罗马尼亚与芬兰之无条件投降，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底，苏军对德军进行第七次打击（雅西——基会尼奥夫战役），围歼了两个德国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分途向罗马尼亚的中部和东部推进。在此情况下，罗马尼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全国主要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的法西斯政权，建立了罗马尼亚新政府。新政府立即宣布罗马尼亚退出法西斯阵营和反苏战争。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至八月九日，苏军在苏芬边界进攻芬军，通过维堡战役和斯维里河——彼德罗扎沃茨克战役，向前推进一百六十至二百五十公里，改变了苏德战场北翼的战略态势，迫使芬兰于九月初退出战争，从而减轻了对苏军北翼的威胁；同时也为苏军尔后在波罗的海沿岸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屠杀学生，指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成都万余名学生游行示威， 抗议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遭到国民党的镇压。

4. 杂牌军，主要指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部队。杂牌军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同蒋介石集团有矛盾。

山东部队主要作战方向①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四五年山东我军作战主要方向是开辟胶济路东端南北两侧宽大地区，使胶东、渤海、鲁中、滨海互相联系，并进一步缩短和巩固。对一九四四年开辟之地区，主要争取巩固和继续展开以政治攻势为主，配合军事行动， 打击敌人重点推进和在不过分刺激敌人主要交通线、城镇的前提下，相机拔除某些突出孤立据点，扩大解放区。因此，拟定如下部署：

1. 胶东：目前主要争取迅速歼灭赵保原主力一部，使其完全陷于孤立， 并在我四面围击之下；另以一部向平掖以西发展，策应渤海清东之坚持，并打开向西进军局面，此任务应于二月底完成；第二步准备向胶河上流一带发展。

2. 鲁中：如蒙阴确有把握，可相机夺取之，并积极迫退鲁南据点；第二步准备以主力向安丘方向发展。

3. 滨海：目前应该积极围困迫退招贤管帅据点，准备姜黎川离开胶南后， 以有力一部开辟胶南地区；第二步，准备配合鲁中向安诸高[1]地区发展。

4. 渤海：除一、二、三分区应继续积极发展外，目前应努力争取坚持昌潍地区，打退王尚志[2]之进攻。第二步，准备以张景月为

对象，歼灭其一部，在可能条件下，胶东鲁中均应准备抽调主力一部， 直接配合渤海作战。

1. 鲁南：应依托崮山地区，积极破袭临费公路。一方面，使费县孤立， 准备相机夺取之，另方面，应寻找有利机会，采取奔袭，给王洪九以有力打击。

为完成上述任务，各地区在军事上应迅速进行如下准备上作：

一、对作战地区之敌伪顽据点、工事、碉堡、兵力与火力配备、地形、民情等，进行系统地调查，并绘成详图，限三月中旬送山东军区。

二、进行充分作战资村准备，特别是炸药与炮兵的准备，胶东现已成立炮兵营，集中三十门迫击炮，专门训练。其它地区亦应酌情办理，并准备炮弹。

三、准备参加第二步之作战兵团，三月份的军事教育，以攻碉堡、打运动战为主，技术教育为辅，并特别要强调夜间动作。

四、总的战役行动，如无特殊情况，准备在四月开始，具体作战部署， 另行规定。各地区应严守秘密。

注 释

1. 安诸高，指安丘、诸城和高密。

2. 王尚忐，曾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十二支队支队长，一九四三年投降日军。

① 本文是发给各军区并报八路军总部、中央军委的电报。罗荣桓起草，由罗荣桓、黎玉、萧华、李作鹏共同签发。

关于民主检查的几个问题①

（一九四五年三月）

第一个问题分局领导方面的问题

分局的方针路线问题，同志们发言中涉及的不多，仅个别同志提到，既然提出了，就有说明的必要。因为方针路线是关系整个山东党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错了，应该纠正，那怕就是个别方面的缺点，也应该加以检讨，以便改进工作。但在这个会上，要想把分局的方针路线全面他说明是不可能的，将来还要专门总结，今天只大体地从几个具体事实上来说明分局的方针路线是错了呢，还是执行上个别方面的缺点。

分局的工作，特别从四年工作总结后，山东党的方针路线基本上是执行着中央所规定的十大政策，并无另外的一套。我们应了解方针路线基本上不错，中央曾经指出过“敌后解放区执行十大政策一般的走上了轨道”，从现实的事实可以看到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这个估计是包括着我们山东的，因为我们山东自四年工作总结后，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斗争上是有重大收获的。

四年工作总结后，我们是正确地执行着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

战略方针，不论对敌对顽，都清楚地看到是胜利的。我们正确地掌握了日伪、敌顽、顽顽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学的和做的有成绩的一点，所以才从一九四二年反击了敌人的“蚕食”，反击了顽军的进攻，到一九四三年从严重的敌顽夹击下解放出来，造成了一九四四年解放区的大大地扩大，现在山东有十四万平方里的解放区，并不只是简单的几个城的占领，而是充分他说明了这是掌握了军事、政治结合的斗争方针的成果。

在发展经济、保证财政收入、相对减轻人民负担上也是成功的。特别是四年工作总结后，这个工作有突出的转变，巩固了我们对敌斗争的经济阵地， 学会了工商管理的一套方式方法，伪币与本币[1]的价值差额颠倒过来了，根据地物价（除布）已大趋稳定，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更基本的表现在人民生活的上升，人民生产积极性的普遍提高，并向着普遍的发展，这是一件很关重要的事情。联共党的经验曾说：“没有经济斗争的成功，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关于在两三年内学会经济工作的指示中也提到过它的重要。分局几年来是抓紧了这个工作的，而且用了很大的力量，是获得了很大的成果的。

在群众工作上有的同志说“没下落”，说某某同志领导的有错误，这不仅是了解的偏差，而是质的错误，把某某同志的领导与分局领导分割开来， 这除了便利于攻击个人外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几年来发动群众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绩，群众大大发动起来了，贯彻了减租减息，到处都获得了一定果实。人民生活改善了，积极性提高了，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劳力与武力结合并向普遍发展。去年和今年成千成万的新战士涌入部队，这是强迫命令所不能够办到的。所以有的同志说：“方针对，路线错”也是没有丝毫根据的。

由于群众翻身，政治自由，生活改善，部队自给一部，军民关系也就大大改善了。两年的双拥运动[2]强固了军民关系，我们的这个收获就连敌人也特别重视，感到对他们是很大的威胁。摆在面前的事实，难道还会是假的吗？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中共山东分局办公厅民主检查座谈会上的发言。刊载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三十七期。

在整风问题上，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有成绩的。如果说山东整风没成绩，则不能说明几年来我们各方面的收获，也就不能说明分局四年工作的基本转变，同时也不能说明几千个干部的自觉的思想反省与个别有政治问题的同志的坦白。这也不是一件小事，分局是执行中央方针路线的，一贯的精神是从领导上作起，提倡自我批评，自上而下的展开，山东四年工作总结就是分局本身坚决执行了自我批评的成果。几年来分局抓住直属队的整风推动各地，更说明了这一点，没有这样一贯的精神，就不会有这次的民主大会。

在整风反省中对有政治问题的同志，主要是改造其思想，积极争取挽救， 始终是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的。有的同志对其历史上的问题，埋怨党没有给他作出结论，要党声明这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正是他自己的错误。党对个别同志的历史问题不轻易作出结论，正是说明分局的慎重态度，怎么还能说是错误呢？

从上面几个事实中可以看到，分局的方针、路线是在执行着中央的十大政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他说山东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当然在执行上还存在着缺点，也许在某些方面还有相当多的缺点。

四年工作总结的精神在山东全党贯彻的不够，这是事实，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在有些地区还是模糊的。因此，使工作更迅速的转变发生了些障碍。从分局起到各级党委贯彻思想领导不够，所以在执行方针中产生某些偏差， 有的偏差还重复的发生。如在群众工作中一个地方有偏差，其他地区又有同样的发生。纠正偏差来得不及时，准确性不够。另外，思想领导未能通过实践过程把一般思想领导与具体相结合，因此，帮助各区干部更明确的执行方针表现不够，并不是这个方针表现不够。如军事斗争中，军事与政治的结合， 对敌斗争战略方针虽有成绩，但存在着普遍性的自满与麻痹，没有及时针对敌人每一新的行动，确定我们军政结合的新方针，如对敌人重点主义的配备的攻势即是一例。应即打通各地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求得更好地确立与发展我们军政结合的新方针。另外，在发展经济上是有成绩的，但全党对发展经济的方针上还是模糊的。如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针，不仅在军队未明确， 即在地方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也不明确，个别人的方向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从思想上解决。

在群众工作中曾克服右，又产生了“左”。思想领导掌握不及时，四年总结后开始了转变，呈现着新的气象。但那时还有避重就轻的现象，不少地区没有决心以减租减息为主要的工作，说“租佃关系少”，强调增资，把工人孤立了。基本上说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还没离开右的思想。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后，如鲁南等地先后清算与克服了右倾思想，接着各地又产生了“左”，并且很流行。群众“左”是不可避免的，不应过早纠正，不要泼凉水，今天还是如此，但我们领导上“左”倾是要不得的。分局任何一个文件对这一方针是掌握了的，一九四四年四月补充指示，掌握反对右是主要的，是对的，同时指出防止“左”也是对的，但各地产生了“左”的就不对，如把反恶霸当成普遍的运动，以代替减租减息；过分地清算旧帐。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消灭地主等，这些都具体说明在思想领导上帮助各级党委更明确地掌握方针政策不够。

去年的几个大会[3]是正适合一九四四年发展及今后发展的形势的，但是这些基本的总结也并不就是没有缺点。缺点是在于这些总结还来不及由下而上的总结，而是从上而下的总结；不是从具体到全面的总结，而是从全面开

始的总结，这样对发展的需要上，对某些具体的工作的进行上发生赶不上的缺点。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山东的工作比华北各地工作是落后一年至一年半， 即使山东几个区域发展上也不平衡。但是在整个形势的发展上任务是带共同性的，这样就显得许多任务堆集起来，负担重，干部缺而又弱，经验缺乏， 政治水平低，再加上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在掌握集中领导上也就有着困难。但这并不是减轻或原谅我们的缺点，而是说要求我们有更好的领导与更好的工作方法，绝不能满足于过去的一套。各地区领导上看到一点抓一点，包办事务的作风在目前依然是存在的，这点同繁重的任务对照起来，也是严重的现象。

分局本身对各个部门的建设也未加强，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部门与分局工作还有些脱节，分局要负责，部门也有缺点。一般部门还缺乏自主的工作，而仍陷于狭小的圈子内，个别部门还带有独立主义的倾向。分局对部门并不是不放手，倒有时抓的不紧，形成某些自流现象。分局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与部门工作不能很好结合，是不会更好地完成一元化的领导的，这说明思想认识上还不足。

对机关部门的干部关心得不够，没有把关心干部当成为一种制度，许多同志出去回来，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上关心不够，某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这些都值得分局考虑井加以改善的。

第二个问题发扬民主检查领导中的几个问题

（一）检查领导的态度问题：

总括的说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态度，一种是错误的态度。

所谓正确的态度就是能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把党看成是整体的，个人是整体中的细胞，而不是把个人从整体中分割开。领导者负责指导党的运动， 是关系党的整体，对群众说来，党是整个的领导。因此，每个党员应该提出自己对于领导上的意见，以改善领导，并且应该是尖锐、深刻、不敷衍的态度；另一方面应从爱护领导出发，对领导批评应有原则性，不要陷于个人无原则的纠纷。这是一个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必须所持的态度。

这次民主会中，不少同志是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他们不把党看成整体， 个人是整体中的一员，而把党看成孤立的人与人的关系，你与我的关系，只要适合个人的要求，不管党的利益，自己第一，把领导看为次要的地位，一切从计算个人得失、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去看问题。这样就闹出了无原则的纠纷，以至攻击某个领导同志，完全失掉了爱护的态度，而变成损伤党的领导，甚至闹无原则的纠纷，会弄成党的分裂。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惨痛教训，我们不应重复。

这次民主会，由于大多数同志们政治水平低，小资产阶级成分居绝对多数，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存在。因此，就很容易采取错误的态度，也就对人不对事，到处高喊领导同志是戈尔洛夫，自己是欧格涅夫[4]，实际上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我们希望着有大批的欧格涅夫，因为《前线》中的欧格涅夫与戈尔洛夫是进行的原则斗争，是从党的整个利益出发进行的方针路线上的斗争。而我们有些同志则不是如此，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把党的原则加以曲解，变成为适合个人主义的原则，虽借了箭，射的是个人目的的“的”，是有些火线上打黑枪的味道。

（二）什么是党内需要的民主？

党外“三三制”的民主与党内民主有本质上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三三制”政权是各阶级的联合，建立在共同抗战、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并未取消各阶级、阶层的独立性，所以“三三制”内部有联合，也必然有联合中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包括着阶级斗争的性质的。我党为了要确立工农优势，其他阶级必然会对抗，但又为了巩固联盟，必须要调解与降低对其他阶级的矛盾。而我们党的民主则完全与此不同，这次的发扬民主是要把党内不完善的民主作风与民主生活推向前进。我们党是一个阶级的整体组织，是通过马列主义思想上的一致，加上组织上的物质基础巩固起来的，绝不允许有不同阶级的对抗存在，所以党内民主是为了更加巩固发挥党的一元性、组织性与集中性，是与党外民主完全两样的。但这一次的民主会，有的是把党外民主的性质搬到党内，甚至把党外斗争的各种形式都搬入党内。如采取党外反恶霸的斗争形式来斗争领导者，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将会造成党的分裂， 松懈党的组织，破坏党的领导，破坏纪律，破坏党的一元性、集中性，使党成为散漫无纪律的党，降低党的战斗力。斯大林说：“许多人都是高谈民主， 但究竟什么是党内民主呢？究竟是什么人的民主呢？如果把民主解释为那些脱离了革命的知识分子有言论出版的自由，那么这一种‘民主，我们是不要的。因为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民主，是破坏大多数人意志的民主。如果把民主解释为党员群众有解决我们建设的自由，解释为提高党员群众积极性，吸收他们去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及发展他们在党内的主人翁的感觉，那么这一种民主我们是有的，我们是需要的，而且将来我们必须要把他努力地发展下去的。”今后我们要实行的是后一种，要打破的也是对后一种的顾虑，而我们不少单位对前一种的民主，不仅有墙报，而且有舞台，一切庸俗的东西都搬上去了。这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煽动而来的民主，我们是完全不需要的。

（三）什么是我们需要的自由思想？

我们所要的自由思想，不是去发展偏向，甚至引导错误成为自由行动的自由思想，而主要是启发同志们追求真理和掌握问题的规律性，也就是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的原则，养成实事求是地钻研问题的习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是提倡“不知而言”，更不是提倡捕风捉影，胡言乱语。毛主席启发我们自由思想，是要大家“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是要大家首先放下个人主义的包袱，再去开动机器，自由思想。放下包袱这就是立场问题， 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开动机器。没有放下包袱就去开动机器，必然要开入泥河，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自由思想。而实际上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思想必然是极不自由的，想来想去还是跳不出个人的圈子。

（四）什么是群众路线？

它是领导与群众的结合，自觉与自发的结合，领导如果脱离了群众就会变成官僚主义的领导；群众如果没有领导也会形成自流；如果自觉与自发分离开，则自觉会变成为主观主义，自发会变成为盲目主义。我们的领导与自觉是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今天上因为不够，所以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作风；如果否认领导与自觉，而强调群众与自发，就会走上取消领导，提倡自发论， 领导就会作尾巴主义。

（五）小资产阶级典型。

主要表现是从个人得失看问题的个人主义，对服从整体是附带的有条件的，要求允许发挥他的个人的个性，在顺利的环境下对革命表现狂热，在不顺利的环境下则表现消沉，怀才不遇，长期只关心个人前途，而把个人前途

与整个革命的前途对立起来，追求个人功利主义。分局机关有个同志的思想就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而且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经过小资产阶级思想桥梁发展过来的，其特殊性已经成了体系的反党思想，而且成了行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的质，而是变成了另一种质。他的反党不仅是反黎玉同志、反分局，事实上是与整个党对立起来了，如果仅是从个人主义出发， 是不会认为党的整个路线都是错了的。其论点中也明显地与整个党对立，他的那种“马列主义”，实在是对马列主义的侮辱、谩骂，他所谓“有官衔的便不是马列主义”，“地位愈大包袱愈大”，“没有地位就没有顾虑，便能掌握马列主义”；诬蔑党内有一套官僚制度，否认党内是整体中的个体分工， 把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的缺点扩大为另一个质的东西；同时他以“朴素的” 直感诬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他自己并不是朴素的，也不是唯物论，是捏造出来的，以直感的形式发表，但也并不是直感，实在是无中生有，平地生风，有意的诬蔑。他的所谓从群众中来，是要群众不要领导，要自发不要自觉，要散漫不要集中。因此，不是从群众中来，更不是把群众中正确的东西集中起来，而是从他个人中来。《八大盲目性》的发表，并非从实际中归纳的，而是自己凭空杜撰；并不是为了反对盲目性，正是为了助长盲目性， 是利用着小资产阶级的虚荣而煽起大家的盲动，公开提倡挖苦，采取暴露方针，拼命扩大党的阴暗方面；把个别扩大为全面，扩大缺点，捏造缺点，还认为不足以说明缺点多，还要“从优点中找缺点”，最后的结论是“山东党相当糟糕”。

在思想方法上提倡怀疑论，用怀疑论来支持其诡辩，组织上提倡自由结合，“党章也是老一套”，这种思想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必须很快回头，要与党站在一起，大胆地结合历史来研究思想，有错误的同志只要不自己拒绝于党，党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的，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党的热望。

第三个问题分局对民主会的初步总结

（一）分局民主检查的方针，是发扬民主，检查领导，并启发干部，使自由思想的改进领导与接触干部思想的改造相结合，成为一个集体的整风学习。因为要检查领导，必须启发大家自由思想，在自由思想中，不可能各种思想都对，为了正确全面地检查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不仅要批评领导，而且要区别大家思想。那就自然的要上下结合在一块，成为一个集体整风学习，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执行，首先领导上要倾听大家的意见，不能因有偏向而压抑民主，强调一切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对于偏向也应尽可能不从组织上收缩，把群众从自发引到自觉上来解决问题。分局的方针，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目的的。

开始就有人怀疑是否包含审于的作用。审查干部是我党十大政策之一， 是党的经常任务，当然与上下结合整风的方针是不能分割的。我党的审干政策，主要是依靠整风自觉的基础来进行的，当然与此不能分割。那种一提到审干就产生神秘化观念，就怀疑，是不对的。每个党员都应自觉地接受党的审查。如果把民主检查改进领导的目的当作为审干或者单纯强调审干，则是不对的。

我们在执行这一正确方针时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在方法上有缺点。我们开始提出发扬民主，是根据军政会议中“采取小型的座谈方式，初步求得各级领导的上下通气，克服上下脱节现象”，而且是准备由上而下逐渐推广起

来，与这次迅速开展成为群众性运动是有出入的。特别因为领导上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不充分，故在运动过程中领导就表现有些来不及，有些难于掌握， 有的地方就成为泛滥的自流运动。这点，今天考虑起来，确实不适宜于敌后仍然紧张的分散的战斗环境，今后是不能随便普遍运用的。

各单位布置任务和执行分局决定中也有缺点，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动员群众，以偏向对偏向，如提出“不讲话便是奴隶思想”等，正因为如此，在纠正偏向时就表现无力。尤其明知偏向存在， 领导还加以鼓动，就有些人不是真情实感，这就会使整风存在不确切的基础， 还可能做出错误的结论。分局发现这个偏向后，很快地提出发扬民主以检查领导为中心，并规定这一运动是从“检查领导开始，检查领导终结”，同时把检查领导和自觉整风结合起来，从上而下地自我批评与批评相结合，从领导同志的反省推广到普遍的反省。这样，方针上就更明确，方法上也更加完善了。

（二）在运动中偏向很大。如极端民主化，否认领导，攻击领导，侮辱领导，毁坏领导，不要组织，不守纪律等已成为一个时期的风气。有时还有一些东西支持偏向，即有某些人开始对民主存在怀疑与个人的顾虑，而产生了偏向，但如稍遇不同思想与自己有相抵触的地方，便马上起来反对，有的认为辩论就是压抑民主，故竭力支持偏向，强制偏向走向极端化，成为无政府状态，完全自流。到疯狂的高潮过去，平心静气考虑问题时，新的包袱又背上了。所以有的同志就仍然怀疑、顾虑，甚至加重了小资产阶级的敏感。因此，必须打破顾虑，启发自觉，放下包袱。

领导上存在许多缺点，有些是严重的，尤其是官僚主义的生长，自满麻痹的脱离群众，引起干部不满，产生对立。因此，可以看出，各个单位偏向之大小，是与各个组织领导的缺点严重的程度分不开的。

由于我们原来的整风是极不平衡的，因此偏向之大小，也决定于我们各个组织领导上的整风如何为标志。有的组织领导上自己就没有很好的整风， 光要下头整风，甚至使某些人感到整风是增加了包袱，也激起一些不满。

又由于各单位中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占着绝对的优势，虽然他们也经过了战争的锻炼，但在自己思想上并没有提高到自觉的程度，长期不安心工作， 强调个人前途与整个革命事业存在分歧的想法。革命的人生观许多同志并未最后确定，甚至要求强调发扬个人个性，要党服从个人。这些思想一遇机会就要发生，所以偏向就特别大，这是基本的。

还由于长期战争，民主受到限制，小资产阶级不习惯于适合战争需要的组织生活。同时党内及全体干部中又未养成民主习惯，对民主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全部正确，而个人为了发泄不满，一下放出来一大堆，就鼓励了偏向。因此，我们在发扬民主中发生的偏向，某些单位采取错误动员的方法，

只是助长了群众的偏向，增加了群众一些糊涂观念，但个别动员方法的缺点， 并不是偏向的本质，把一切推到领导的动员方法上也是不对的，因为客观存在着社会根源，如果党性强，动员方式错了也不会如此。

我们不过早地纠正群众中出现的偏向，决不是鼓励群众中的偏向或任其自流，我们是为了不因为群众中的偏向而打断群众自由思想，大胆地提意见。但必须看清楚群众偏向中的及其不同的本质，才会有我们正确地去诱导大家从自己经验中发现偏向，纠正偏向，这对于大多数人盲目性的附和，亦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与教育。

（三）这次发扬民主我们是有成绩的。暴露了领导上的缺点，警惕了领导上的自满麻痹，帮助了领导上改进作风，对树立民主作风打下了好的基础； 同时使党内及全体干部的思想也来了一次总的表演，而又是很生动的很紧张的学习整风，上下对立的情调公开出来了，凡是由上而下执行了自我批评与自下而上批评相结合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转变，偏向立即下降，正气逐渐上升为优势，以致完全克服偏向。

我们强调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对的，这必须依靠帮助干部，大家从自己的经验中去提高自觉来清理偏向。分别不同思想本质是要较长的时间的。目前一般还不能满足于上述的成绩，因为这种成绩还不是我们圆满的结果。如果满足起来许多思想问题还没有求得基本的解决，事实上这种成绩也还抵不住领导上某方面受到的损害，同时另一方面也不能只看一些偏向之大，收缩的慢，而对成绩发生怀疑，失掉信心，那么领导上受到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 我们应使领导上有一致认识，而求得贯彻整风方针的执行是更为必要的。

（四）今后民主还要继续发扬，但不采取过去的办法，主要从贯彻整风中发扬民主，实行自我批评与批评的结合，由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反省。大家检讨思想问题与历史问题，不能因这次运动而害怕民主，领导者不能满足这次反省，要充分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作为思想改造的武器，使领导上的转变，在全党中生长起来。同时我们同志也必须认清自己思想上的缺点，自己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负起责来，使自己不仅是组织上入党，一定要思想上入党，反省自己在检查领导中的立场出发和态度，消除对立情绪，明确树立从爱护党、爱护领导的立场出发来继续正确的进行党内思想斗争。

注 释

1. 伪币与本币，伪币即日军占领区成立的伪政府发行的流通券。本币即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银行发行的流通券。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流通券叫北海币。

2. 双拥运动，即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简称。拥政爱民又系当时根据地的军队人员“拥护政府、爱拥人民”的简称；拥军优抗又系当时根据地的党和政府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简称。

3. 去年的几个大会，指一九四四年二、三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召开的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和七月二十日至十月，山东军区在日照以南的碑廓镇召开的军事会议。

4. 戈尔洛夫和欧格涅夫，指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两个将领。前者虽然对党忠诚，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但居功骄傲，不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技术， 喜欢听人奉承；后音原则性强，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对前者进行了方针路线上的斗争，但前者不听，终于在战争中招致失败。

对改进后勤工作的意见①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

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进行了对后勤部工作的检查，主要以检查军需科与工厂为主，感到军需科及各工厂工作是在逐步改进与发展中，获得了很多的成绩，特别在下列困难的条件下仍保证了部队的供给：

1. 部队扩大，供给需要增加，而工厂人员不健全，熟练工人也不多。

2. 工厂工具少，质量又不好，生产效率与质量均在逐步提高。

3. 经费、材料往往供不应求，使工作有时突击，有时停工，不能保持经常。

4. 环境虽较前稳定，但随时仍受敌情的威胁。

在这些客观困难的情况下，一般地保证了供给，而且一年比一年供给得好，特别最近工厂工作有显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被服厂，鞋厂亦在开始。由于他们采取了新的领导方式，即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克服了官僚主义； 进行“为谁作工”与“拥干爱工”深入的思想教育，开始实施工厂企业化的方针，干部与工人打成一片，上下亲密团结，开始树立了干部威信，造成工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干部”的舆论。厂长、政指亲自给工入送饭，工人说：指导员给咱们

当勤务员了。厂长参加半日生产，副厂长参加全日生产。因此，空前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与生产效率，有日夜赶工突击至每天工作二十小时者。“不让机子闲着”是工人们一致的呼声。缝衣由去年每人每日最高生产十五至十八套达到二十五套，每寸缝针由 ：十六达到二十针，不论数量与质量均超过了计划。许多过去认为是落后分子，今天却变成积极分子了，连炊事员同志都卷入到运动中了，造成热火朝天的生产热潮，与亲密的团结空气。鞋厂虽成立不久，干部均不懂技术，便能虚心听取工人意见，生产任务交工人讨论执行，关心工人生活，副厂长韩秀山同志亲自给工人抱铺草，提开水。干部对教育抓得紧，干部团结，工人生活活跃。工人称三个负责干部为“桃园三结义”。过去在纺织厂每天吃二顿馒头，工人有很多意见， 今天吃一顿馒头（新成立基础差）却无意见。被服厂厂长罗伟民、政指欧阳洛、副厂长邹金辉及鞋厂干部，此种领导作风，值得全体后勤干部学习，并希望继续贯彻此种精神。

另一方面，不论过去与现在我们的军需科及工厂还存在许多缺点，甚至个别错误。最主要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对革命不负责任， 使我们工作遭受严重的损失。

首先，军需科在领导上的缺点：

1. 对工作缺乏精细的调查与计划，粗枝大叶的作风。衣服鞋子不是大就是小（去年布鞋底作大了，大号八寸半，工人提出意见不接受，浪费八百余双，价值二万元），重数量不重质量，供给不及时，不准确，要多发少，按数要不按数发，预算不准确，领发双方互不信任，“扫荡”时什么都想发出去，不“扫荡”时则拖延不发。有时要东西经组织路线行不通，“私人路线” 反而行得通。

2. 干部工作不深入、检查督促帮助解决困难很差。原定四月二十六日单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与黎玉、萧华向部队发出的训令。刊载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编《战士》月刊第六○九期。

衣开工，而在四月二十四日发现染坊的锅灶尚未架起。不细心研究生产，改进成品，自高自满，自以为是，只提出任务，不多想办法。

1. 材料及成品的浪费，损失很大，无法计算，成品亦无精确登记。机器零件买来不能用，花了一二万元买缝衣机上的小圆梭，但此机件并不缺少， 原有的还可用二年。买了四十余把裁刀不能用，不问需要，不求实用，又不征求工人意见。

2. 个人生活特殊，态度清高冷淡，对同志缺乏热情，架子很大，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其次，纺织厂是三个工厂中最差的一个，主要是干部间互相不团结，在工人中无威信。厂长是一个事务性的官僚主义者，不善于发挥其他干部的积极性与群众力量，采取简单、命令、军阀主义残余的管理方式，不去耐心教育工人，缺乏民主精神。政指放弃自己的职责，工作不深入，得过且过，放松教育，连几个职工委员都不知道。厂长嫌政指什么都不干，政指嫌厂长什么都干，对全部劳动力未能很好地组织起来。

过去的被服厂在领导上亦与群众脱节，领导者互相不团结，对工人缺乏耐心教育，工人情绪低落而发生厌倦，要求退伍等现象。

因此，军需科主要负责者及纺织厂负责干部由于此种领导所产生对于工作的损失，应受到批评，过去后勤部对于军需科帮助不够，亦应负责。为纠正上述缺点并根据目前情况对工厂及后勤工作有如下意见：

一、开展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及盲目性的山头主义、自高自满的思想斗争，转变领导作风，大胆采取群众路线，执行新的领导方式， 必须认识到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工作正确与错误，做好与做坏与否，最基本的一点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还是采取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谁采取了群众路线，谁的工作就会有起色，呈现生气，上下团结；否则工作停滞，上下对立。因此，官僚主义必须停止。应很好地总结被服厂、鞋厂领导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并以此作为借鉴；同时亦应很好总结军需科及纺织厂干部的领导方式来教育干部，作为借鉴，军需科及纺织厂的干部应在工人中与干部中公开揭发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决心纠正。应开展拥护干部爱护工人的思想教育，互相尊重，互相团结，抛弃干部架子。干部爱护工人是主要的，只有干部作好了，工人没有不拥护干部的。在这个基础上，来开展被服厂式的生产运动。被服厂应很好掌握运动的发展，纠正偏向，使之巩固并贯彻下去，停止一紧一松，要照顾体力，保证长期坚持，在领导上应掌握以被服厂为中心来创造经验，推动其它各厂；而其它各厂亦应吸收被服厂的经验，转变作风，发起运动，造成热潮，打破沉闷。在执行群众路线中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放任不管，否认领导，让群众自发自流； 一种是口头上的群众路线，实际上仍然是个人路线。正确的群众路线应是领导上的自觉与群众自发相结合，而不是随波逐流的尾巴主义。

在后勤部分干部中尚存在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应予清算。其历史根源， 为鲁西供给部与鲁南供给部合并时、山东纵队与第一一五师合并时、“抗大” 工厂与师工厂合并时，在部分干部中均有不团结的现象。行政与总支工作互相不协调，少数干部闹不团结，部门与部门、这几个干部与那几个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均有不团结、互相对立的现象；由于干部政治上开展不够，原则性不高，缺乏思想斗争，便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形成党政工作无力；在执行干部政策上亦发生偏差，随便调动，随便提拔，造成干部间不团

结，工作不协调，生活不融洽的现象：另方面在部分干部中存在老大自满， 不接受新鲜事物，不愿学习，头脑闭塞，满足于狭隘经验，缺乏虚心态度、前进心与创造精神，均成为阻碍后勤工作进步的主要原因，因此，开展反官僚主义与反盲目性的山头主义、老大自满的现象，是目前后勤干部思想改造中心，也是改进工作的先决条件。

二、目前工厂建设上：

1. 主要为购置必需的工具；其次是卫生与文化娱乐器具的必要建设。利用旧房加以修理，使光线充足，空气流通。

2. 清理帐目、资财，进行严格的登记保管。后勤应派干部协助军需科彻底清理，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遗失物品，不腐烂物品。

3. 根据目前情况重新规定必要的工作制度，堵塞漏洞，保持工作的秩序与规律性。首先是堵塞所谓“私人路线”“公私不分”的贪污浪费现象。

4. 调整组织，减少非生产人员，作到“生产无闲人”，力求精干合理， 发挥工作效能，适合今后更加分散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生产。

5. 实行工厂企业化，是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针，现在实行的实物供给、工资分红混合制，已开始收到成效，应继续研究实施，并总结经验，介绍各地， 以推动与坚定各区对这一方针的执行。

6. 党政工作应加强文化教育，在文化教育中贯穿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群众结合的文化娱乐活动。提倡工人自治，加强支部工作，活跃民主生活，工厂的民主范围应较部队更为广泛。

三、后勤工作范围与工作中心问题。山东军区后勤应该管理全山东后勤工作，但是由于游击战争环境，地区分散，各区就地自给，故工作中心主要应放在后勤本身，放在直属机关，直属部队，直属学校；但也不放弃对其他战略区的帮助。如开办训练班，培养供给干部，召集必要的会议，交流经验， 确立制度，总结直属部队与工厂的建设经验，可能时派干部下去检查工作， 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但其本身的中心必须放在加强生产，保证供给， 自己动手，起推动与领导作用，加强对军需科与工厂的帮助。

四、最后，供给工作必须树立为战士、为部队服务的思想，一切工作应以部队和战士为出发点，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为他们解决困难。单纯完成从形式上指定几项任务是很不够的。为此，必须加强与部队的联系，改正前后方脱节、互相埋怨的现象，定期与不定期地搜集部队的反映，了解装备情形，作为确立预算、改进成品的根据。在供给干部中应以身作则，在物质待遇上纠正对己宽对人严的现象，提倡刻苦自励的精神。

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①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

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和即将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1]。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己于最近开过了。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最盛大的、最圆满的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五百多个正式代表和二百多个候补代表，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领导的这个团结的又是胜利的大会上，一致通过了这位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还有朱德同志根据毛泽东的军事学说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总结报告，以及刘少奇同志根据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导方针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并以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相结合的制度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这个大会与国民党同时召开的六次代表大会[2] ，是完全相反的对照。

中国共产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以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作为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的基本要求，中国急需团结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改革，克服目前危机，动员与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盟国配合作战， 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的民主的正式政府，领导解放区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 走团结与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已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所逐渐汇集起来的总方向，是完全符合克里米亚会议[3]在解决建设战后欧洲和平所决定的总原则，也是遵循联合国旧金山会议[4]的总原则。最近意大利政府改组。吸收北意大利民主势力的参加，与最近波兰政府的扩大， 仍是以兼有广泛人民基础之华沙临时政府作主体，同时宣布不承认反人民的伦敦流亡政府。这都说明了团结与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以反动集团统治一切，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阶层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独占利益，以破坏团结，抗拒民主， 准备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为目标，并以改善其在政府、军队、学校中的党的公开特务机构的形式，来掩饰其一党专政与封建法西斯的国家制度的丑恶，而企图求得暂时缓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以便于召开一手包办的假国民会议，通过私自的宪法，好披上合法的外衣并借以作为发动内战的根据。但全国人民十八年来在国民党反动集团黑暗的、腐败的统治之下己受够了灾难，有了更高的觉悟程度，是容易认出其阴谋的。他们将会愈益愤怒起来， 反对这一条道路的；同时国民党内大多数党员及其进步的领袖亦将日益反对。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四周年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并纪念抗战八周年举行的干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中第三个问题刊载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一九八七年又发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军史资料》第四期。

接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而将又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与国民党将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大会，又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对照。

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建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这己获得了各解放区热烈的拥护与响应， 这亦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与沦陷区人民所盼望的。因为中国解放区实际上现在已成为全国人民所仰赖的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将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一个重大的推进作用。这一会议已由陕甘宁边区发起筹备，而备解放区都已选派自己的代表前

去参加筹备。

国民党将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大会。它将是反动集团一手包办的，既没有人民的基础，又是在九年前内战时期所制就的“宪法”草案[5]。这种违背时代潮流之所向，将会重演波兰流亡

政府之命运。

在这前后己开的或将要开的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大会，代表着早已存在的两条不同的路线，各自做出不同的结论。中共七大和解放区会议是代表着人民的路线，是新民主主义的；国民党“六大”及其将要开的假国民大会，代表着一条反人民的路线，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做出来的不同的结论，将由中国人民加以选择。中国人民已经完全能够区别这两条路线及其结论是如何的完全不一样。全中国人民将会选定自己的路线——人民的路线，新民主主义的，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解放区人民是老早选定了这条路线，正在实现这条路线，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在我们队伍中有少数的人还很糊涂，还在议论“联合政府只是一种宣传口号吧？”“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不会引起同国民党的分裂？”“不会引起内战吗？”他们认为联合政府没有现实的意义。他们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周密的统一体，或者把国民党看成是清一色的反动派，这都是不适当的。他们对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制造内战表示害怕，采取屈服的办法，这或者可能是认识不清楚，或者受了那种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采取不正确态度的影响，即是替他们涂脂擦粉的态度，对他们一切服从、一切依靠的态度，不放手扩大人民军队的态度，对反动派无理进攻不站在自卫立场上予劝说无效之后给以反击的态度，这样可能是害了慢性病，是落于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前进之后的。

这些人对于人民力量的伟大是缺乏信心的，对人民战争的伟大也是缺乏信心的。因此，对于准备反攻只看到装备才是一切，其余的看不到；八年来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优劣，也是看不到；更无法看到法国巴黎与意大利人民起义的胜利[6]。结果必然认为只有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一切服从，一切依靠，才有反攻的可能，而把八路军、新四军看成不过是配合配合。这些人应好好的读一读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

二、学习《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己完全回答了能不能实现人民的基本要求。在分析目前形势上，指出了国际问题必须以三大强国苏英美或五大强国

苏英中美法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问题，无例外的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的。这是一个决定一切的条件，由于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挽救人类于毁灭的决定作用。在西欧问题上离不开苏联，在远东问题上亦离不开苏联，同时还由于全世界人民和平遭受了法西斯战争的横祸，不彻底消灭法西斯及其产生的原因，是无法继续生存的。因此，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这就是目前形势的规律。这一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所谓和平的时代是不相同的。那时还没有一个现在这样的苏联，也没有现在这样的英美中法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自然也就没有三大国或五大国为首的现在这样的团结。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现在处在完全新的局面之下。

在远东问题的中国问题上，离开了苏联是不会有反法西斯的彻底胜利的，这是可以断言的。因此，国际间在解决远东问题的中国问题上，英美不同苏联协议也是不会有成功的。由于中国长期的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并且还将锻炼英勇斗争的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与团结到了这样的程度，不但在中国古代没有过，就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斗争也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这个条件不能分离开的。而且中国人民在广大的领土上在同日本侵略者英勇的斗争中创造了强大的解放区、强大的人民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现已成为全国人民赖以抗日救国的重心， 支持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重心。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就行不通。”

这是目前的新形势新局面。世界将引向进步，而不是引向后退，中国人民的斗争一切必要的条件（国内外）都已具备，存在充分胜利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全世界广泛的散布的法西斯残余，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势力，仍然要压迫人民。在国际实现和平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与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与反民主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及反民主势力， 才能够有广泛的人民的胜利。

在我们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的路程。这又与我们有不少的人认为我们已经百事大吉了是不相容的。这种想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警告我们的将在政治上犯极大的错误，这种想法，在继续要走过曲折道路的历史中，是会颓丧自己的勇气而走到另一方面，就是百事不能如意，灰心起来了，这对我们领导干部是更应该警惕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二十四年来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是走着曲折道路的

历史，特别总结了最后八年抗日战争史，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是最清楚不过了的。这个方向是唯一的胜利的方向。他完整地规定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指出了在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目前的不同任务。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是“真

正适合中国人口最广大成分的要求”，因他取得了与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与数千万手工业工人与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他取得了与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占三万万五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与可能取得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这已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以更大的努力去团结广大的中国人民，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 只要他们赞成打倒日本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我们就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党的政策是非常具体明确的，我们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是有成绩的，但在实践过程中还有许多缺点甚至错误，因而降低了党的政策的明确性、具体性。由于我们干部的政策水准低（党员绝大多数是抗日时期入党的，他们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也有这种情形），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地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准，特别应该加强时事教育，贯彻全党的整风。以后我们必须从领导机关到所有的干部严格遵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在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中从头到尾都贯彻了这种思想，又给我们极生动的示范。严格的遵守新的党章，实行党员的四大义务[7]，把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相结合起来。

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任务是巨大的，需要我们更加坚强的团结全党，更广泛地团结全中国人民，又必须实行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指出的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如果不能这样做，谁就不能很好的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要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作为我们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一个首要任务。

三、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包含津浦路以东直至沿海七百里绵长的海岸线与陇海路以北跨过胶济路直至河北平原。这里有山东五块大解放区，已在我军胜利作战之下互相打通而联系起来了。这里包括有一千七百万人口，二十万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五十万民兵与几百万普通的人民自卫武装，已统一组成为一支坚持抗战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雄厚实力。这是经过了七年来的苦斗创造出来的！而且有了屹立不可动摇的基础——如泰山之不可拔一样。

山东解放区的建立，开始于一九三七年济南失守。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的溃退；共产党即在这一片国土上号召组织人民的抗日游击战，发展人民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掀起了新的生命，成千上万的勇士拿起武器，挺起胸膛，打击敌人弥漫的凶焰，并拥有广大农村以对抗敌占的城市与交通线。因此，当时使国民党某些被隔断于敌人后方的军队如石友山、高树勋等，也得以获得援救；溃散支离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得以获得藏身收容之处。但国民党顽固派并不记忆这些，相反的只要有了喘气的机会，则以沈鸿烈、秦启荣为首，进行反共反人民，阴谋陷害抗战的力量。一九三九年，他们制造了太和惨案，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这是他们在山东罪恶昭彰的起点。

山东是失守于国民党韩复榘[8] 之退却逃跑，而又再被蹂躏于国民党沈、秦之为敌作伥，到一九四三年，山东伪军冠于华北各省，已增至二十万

人，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由沈、秦的师、旅、团、纵、支、梯队投降的，或者为他们委派之人员所编成的。这是在他们借尸还魂与“曲线救国”[9]谬论策划之下得出来的成果。而山东之出现“无人区”，亦是在这些出自一家的顽伪与他们交织而来的践踏之下所造成的深重灾难。

当东北军进入山东，山东人民曾寄予无限的希望，由于沈、秦的挑拨， 扩大磨擦，与东北军的日益参加反共反人民，也就不能不使山东人民归于失望，尤以沈、秦勾结东北军叛将缪澂流[10]通敌作乱，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瓦解，使国特得以乘机从中破坏，而与敌人之诱降相呼应，以致使东北军最后落得个声败名裂，断送了东北军。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山东各解放区是处于敌人残酷“扫荡”摧毁与严重的分割、封锁之下，又是处于国民党顽固派公开投敌、助敌夹击下， 而在毫无外援，紧紧依靠农村，不但没有被屈服，而且更加坚强地站立起来了。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没有放下自己的武器，而是愈益坚决地拿起了武器， 终于变成了唯一的胜利者。

一九四三年山东解放区已从极其恶劣的斗争中改善了自己，击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粉碎了敌人的分割、封锁。因为敌人的分割、封锁，如果没有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相配合与资助，敌人之伪化运动和分割、封锁是难于站住的。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山东各解放区已完全进到新的巩固的发展阶段了，依靠八路军主力、地方武装与人民自卫武装之普遍相结合，既具有坚强分散坚持的能力，又提高了灵活机动的能力，由于创造和发挥了武工队之优势作用，他们成了敌人后方之后方的挺进队。这就使我们具备了广泛开展攻势作战，而能获伟大成果之胜利条件；这就粉碎了敌人的分割、封锁，把敌人打回到城市中去了、打回到主要交通线去了，使敌占城市及主要交通线， 日益处在我们包围打击之下了。

敌人已感受到山东各解放区之互相打通而联系起来了的统一作战，将会成为对它的致命打击，尤其因为美军之攻势，突破敌人海上内防线，最近又完全占领琉球岛，逼近敌人门户与中国海岸，已使敌人极度的不安；还由于山东对敌人在防卫本土设施上，对以死守华北，巩固东北基地，争取决战华中，作为这一设施之积极因素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地位。山东是敌人防卫本土与巩固东北基地之内海三角地带的突出部，是敌人死守华北支撑河北大平原的重点，是敌人争取决战华中南北大陆交通的枢纽。如果敌人在这一地区处于败势，而被我们有力地配合盟军登陆作战所突破，敌人将会失掉其东北基地的门户，不能控制河北大平原，使南北大陆交通亦有被截断之可能，就有全面皆溃之势。因此，敌人五月间又开始对我山东各解放区采取重点的“扫荡”，加强沿海线的重点配置，并以六个旅团的兵力与我争夺沿海线，打通沿海线，侵入我邻近沿海线的山区，企图实现其扩大重点区，进行分割我临近沿海线的山区。这还是敌人的第一步，今后敌人将会以更疯狂的“扫荡”进攻我各解放区，首先是沿海地区，但这只不过是敌人迫近于死亡时期的挣扎，而我山东各解放区的坚持，已不同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情况，整个的形势是新局面的到来，处于总反攻的前夜，我各解放区经过了严重的考验而愈益强大起来了。我们将以更加

兴奋的心情，坚定的意志，担负着历史赋予的任务，并坚决完成之。注 释

1. 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并由各解放区代表共同开过一次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推选周恩来为筹备会常委会主任，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等四人为副主任，并通电全国。日本投降后， 因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2.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指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二十一日闭幕。大会决定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会议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坚持独裁统治。

3. 克里米亚会议，指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及其外长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至十一 结束。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问题，同时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战后世界安排等问题。

4. 旧金山会议，指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有五十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国民政府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卫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青年党）、张君励（国社党）、董必武（中国解放区）、胡霖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出席了会议。通过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宣告联合国成立。

5. 内战时期所制就的“宪法”草案，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又称《五五宪草》。抗日战争前夕，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实行民主、团结、抗日。国民党政府被迫空谈“宪政”，进行“还政于民”的欺骗宣传，并抄袭资产阶级民主同句，宣布了这个宪法草案，以掩盖其反共反人民的、一党专政的涉西斯独裁统治。

6. 法国巴黎与意人利人民起义的胜利，指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巴黎地区“内地军”和爱国军民举行的起义，经过激烈战斗，于八月二十五日解放巴黎和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意大利北部爆发的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起义， 起义者解放了许多城市。

7. 党员的四大义务，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的四大义务是：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二、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三、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四、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

8. 韩复榘，国民党地方军阀。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不战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的十多天时间里，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国土。一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以其丧师失地的罪名在汉口将其处决。

9. 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10. 缪澂流，缪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一九四○年九月，缪与日军鹫津师团订立反共投降密约，该军第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与第三三三旅长万

毅（共产党员）率部发动了“九·二二”锄奸运动，包围了五十七军军部， 缪澂流及其同伙逃脱。常恩多、万毅乃通电全国，提出“锄奸救国”的口号。

学习《论解放区战场》，贯彻我们的练兵①

——为纪念“八一”而作

（一九四五年）

从去年夏季开始，我们的练兵是有成绩的。在改善官兵关系与运用群众路线上，有了新的创造，出现了练兵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但仍然缺乏深入巩固的基础，练兵容易受环境的束缚而中断，甚至消沉下去。因为在敌后复杂情况的练兵，需要我们彻底改善官兵关系，运用群众路线，这是决定的条件； 否则，不会有普遍自觉的练兵，不会有普遍自动地去利用一切空隙，发挥群众多样的创造性的练兵，练兵是无法坚持的。

在改善官兵关系与运用群众路线上，要深入爱兵拥干的思想，使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实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对于我们的军队有其严重的意义，任何偏废都会反映到战争中受损失，尤其我们仍然处于敌后的分散的游击战争，执行人民战争的复杂任务，并要准备将要到来的正规作战；这在我们军队建设上，是要更适当地坚决地改正民主与集中之互相分离对立现象；也只有在深入爱兵拥干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够获得圆满的解决。然而继续克服干部中不民主的作风，扫除旧军队习气的侵染，这是主要的方面。因为干部搞好了，群众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及反

集中的倾向，是容易改正的，是会有高度自觉的集中纪律的。

我们前一时期的发扬民主，还须继续贯彻，这是完全必要的。已打破了官兵间存在的某些隔离，开始扫除了旧军队的习气，涌现了群众的积极创造性，掘发了广大干部的来源，我们的部队更加巩固团结了，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今天我们的部队是能够在统一指挥之下，更好地去完成任务的；另一方面发扬民主也带来了一些偏向，这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如果任其自流， 又会造成对我们的危害。如某些干部放任自己的职责，把群众路线曲解为群众自发，而取消干部指导作用的偏向，这在我们练兵中是存在过的，这是我们在练兵中不可能打下深入的巩固的基础的原因之一。而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自生自长，缺乏指导的培养，与干部实际上存在对民主的怀疑，都会使我们练兵难以贯彻起来。应该从继续打通干部思想，改变作风，提高自己业务学习上，更好地团结与扶助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巩固他们同群众的联系，是非常必要的。

敌后的分散的游击战争还要求我们所有的部队自己动手去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这又是我们贯彻练兵所必须照顾的情况，而且又必须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如果墨守成规，搬运公式，是无法实现的， 这在我们某些指挥机关与指挥人员中是往往对之忽视的。由于照顾情况的片面或不够主动，也就使各种不同的任务彼此互相分离孤立起来。如集中练兵就忘记了对边沿斗争的分散坚持，是把集中与分散绝对地划开起来，不懂得或者不愿意看到分散在目前还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因为在我们主力、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之普遍相结合的基础上，而又有我们一定集中之可能性与必要性，只要我们照顾情况，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 是能够灵活运用分散与集中的。还需要我们在不放过任何一个空隙，实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指导方针，我们是完全可能把练兵与战斗、生产相结合起来，贯彻下去的。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

今天在我们干部中还需要求得使自己的思想去适合于环境，转变铺张形式主义的作风，必须使练兵与战斗、生产完全结合起来。我们要有分散的战斗，分散的生产，也就要利用一切空隙分散的练兵，从战斗中去校正练兵， 从练兵中去充实战斗力，要求练与用完全一致起来。在练兵中我们要有基本动作训练，这是为了打下用的稳固性，而不是为了其它。还应该照顾我们是在战斗空隙中来练的，要求完全打好基本动作的基础，再来练应用动作是不可能的，这会造成我们在战斗中的损失。同时这种机械分开基本动作与应用动作是抄袭一种旧的观点，旧的军队——中国封建独裁统治的军队的练兵， 是盲目强制的方法。他们的兵是以愚为贵，这就不可能把兵练好，同时这种练兵的方法，还有他们需要借此去达到征服奴役兵之作用。而我们的军队， 人民的军队的练兵，是自觉自动的方法，是以启发兵的智力与体力、技术相结合的练。就可能练得很好，特别在我们提倡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兵之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练兵方法，能大大地启发出群众的天才，如果拿一种旧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错误的。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执行人民战争任务的，有它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人民的战略战术思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因此，在练兵中还要我们去清算那种抄袭来的旧观点。我们练兵并不反对而且应该提倡猛练，但决不是盲目性的，不是为了要有猛练而猛练，为了要练基本动作而练基本动作，装腔做势地乱练一场，把练兵看成是治人的。因此，我们必须改正练兵中不正确的态度，改正练基本动作的形式主义，脱离应用之偏向。新兵与老兵的教育，普遍与提高的要求，亦要加以区别。新兵的教育应做到普及的要求，老兵的教育应做到提高的要求，还应发展个人一技之长与组织互相学习， 使提高的要求与普及的要求适当地结合起来。

今天的练兵是为了明天的战斗，是敌后环境所决定的。普遍地练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要练战斗动作，否则练与用又脱离了。因为我们不但要做到“有什么枪打什么仗”，还要做到“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也就是说虽会使用自己手中武器，不懂得灵活对敌，利用有利的时机、地势，进行不同的战斗，就不会有我们的胜利， 或者造成了额外的消耗，技术是必须与战斗动作协同起来，才会有高度的威力。这在我们不断补充新的兵员，还不可能使我们有足够时间完成其一定的入伍教育，而就要上战场的情况之下，对新的兵员应该使其学习技术与学习战斗动作并重，首先做到普及的要求，而不是提高的要求。

目前在我们练兵中还应提出的是，如何去实现从现阶段的作战准备将要到来的作战之转变，这已成为我们必须解答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我们干部中还只是存在抽象的想法，脱离现实的想法，或者还没有去想。对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所提出的“为了准备反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对于主力兵团向运动战的转化，要在适当的集中作战进攻敌人的过程中，逐渐锻炼和学习”，还需要通过我们干部自己的认识去接受，使我们贯彻练兵的方针更加明确。

我们现阶段的作战，基本上还是游击战的进攻战，主要的是进攻敌人围堡与伏击运动中来援之敌或主动向我发动进攻之敌。我们是已开始由极其分散的活动逐渐在走向集中的活动，有了比较更高的伸缩性的作战。这种作战内容，将随着敌人重点配置的增强与挺进奇袭的广泛应用，而会更加展开上升起来。但必须估计在我们仍然缺乏现代化装备条件之下，对敌人重点配置

的进攻，将是组织人民地下军的内应与我们外围军队进攻相配合去取得的， 而反对敌人向我运动之挺进奇袭，将又是我们进攻敌人重点配置的序幕。我们向运动战转变的前途是存在的，目前就应该从反对敌人向我运动进攻之挺进奇袭中，把伏袭战逐渐提高到与运动进攻战结合起来，要在有利条件之下不拒绝扩大的作战。敌人已经在为了应付盟军登陆作战，应付我们有力的和盟军配合作战，准备我们总反攻之到来，而更加避免其日益暴露的弱点，如兵力物力之不够，确立了采取重点配置与挺进奇袭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而且以挺进奇袭作为它积极作战的手段。因此，敌已开始在实施挺进奇袭的作战， 强调猛练野战部队，打破一切军营生活的成规，强制地进行日以继夜的猛练， 并准备以步兵独立的行动，不借任何冒险与牺牲去搏取挺进奇袭的成果。我们应从目前起，要以反对敌人这种战法为目标，加强我们的练兵，提高进攻战中的攻坚的运动的能力，多实施夜间动作训练，并由各兵团抽出一定的部队，专门实施夜间动作训练，培养出夜间动作的骨干，使其能够担负夜间最艰巨与最有成效的战斗任务，这对我们发起进攻战与反袭敌人之挺进奇袭， 将会有其重大的价值。

要从练兵中提高我们干部对军事的学习。我们的军事是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朱总司令在《论解放区战场》中，已根据这种军事思想与其经过八年来抗日战争的新发展，总结出了一条完整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具体明确地解剖了我们干部中存在的一切模糊观念，与脱离这条军事路线的错误倾向，对人民的战争，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略战术做了一系列的阐述，并指出了解放区当前的军事任务。我们必须从学习这一文件中，取得所需要的东西——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只有这一思想，才能够指导我们前进， 提高我们对军事的学习，这对于我们某些老的干部，仍然在把自己的狭隘经验当作普遍真理，自以为是的固步不前，而又不愿意大家把他当作戈尔洛夫看，讳疾忌医的态度是要很好地反省的。

长期的战争，我们的干部是不可否认的有了自己许多的经验，由于军事思想的缺乏，没有很好地去归纳自己经验，提高到理论的水平上来，以致到现在我们的军事理论一般是很低下的，而且相当的助长了某些老干部已经满不在乎的思想。这种军事理论的低下，对吸收各种不同的军事人才，帮助军事科学知识的提高，亦采取了非常冷淡的态度。虽然他们的军事科学知识不是完全适用的，是出于不同的军事思想体系，但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思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指导，是能够帮助他们改造而适合我们发展的，是能够更好的团结他们来共同工作的，这在我们贯彻练兵中要求得到补救！

最后，我们必须把贯彻练兵，打通干部军事思想，学习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当作中心的战略任务去准备，去完成，这是“从抗日游击战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到了现在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上逐步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迎接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山东军区战争动员令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日本将宣布无条件投降，朱总司令已颁布命令，令我全军向附近各城镇与交通要道之日伪发出通牒、公告，限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日伪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我军奉命后即刻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最后一击，迫其迅速投降。凡阻止我军挺进之一切反共军、投降派必须消灭，争取民族解放战争之最后彻底胜利。为此：

（一）抓紧目前伟大胜利的形势，百倍地鼓舞士气，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疯狂的日本法西斯已经接受中、美、英三国关于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菠茨坦公告》。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经过我八年来的奋斗，在红军的直接援助下，已进入最后胜利的时刻，这是决定战后中国民主局势的重要关键。我们多一分努力，多一分收获，对战后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胜利就多一分力量。目前全世界的形势对我空前有利，八年来我党我军奋斗的成就，我解放区政治影响的扩大，苏联红军对东北、华北的直接支援，都给予我们夺取大城市、交通线以空前有利的条件。我全体指战员应百倍提高

信心和勇气。但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结束，还需要对日寇最后的一击。狡猾的敌人，可能投降，亦可能作顽强的拒绝，或作垂死的出扰都是可能的。加以蒋介石正挑动内战，企图耍弄日蒋交防的阴谋，我们必须提高警党性， 发挥英勇善战无坚不摧的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配合武装起义，进占大小城市和重要交通线，使日伪以我为主来进行投降。

（二）抓紧空前有利的条件，猛烈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与军事威胁密切结合，双管齐下，创造更多里应外合，夺取城市交通要道的范例，向被困日伪普遍发出通牒、公告，对一切伪军均可派遣代表前往谈判反正或投降事宜，并要善于连续开展攻势，每一胜利之后继续扩大战果，以收打一争百之效。武工队人员更应以紧张的工作，作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向导，使外面围困的部队，与内应紧密结合起来，以减少不必要之伤亡，求得最大之效果。

（三）这是考验我们八年来抗战中政治工作的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政治机关与政治工作人员，要认真担负起战时政治活动的一切职责，高度发挥政治工作的机动性，在连续战争中，应以不间断地动员，保持战斗情绪的永久饱满，高度的集中性，与行动上要注意各种不同情况、不同任务、不同环境与不同对象的具体的政治工作。在战时更要贯彻政治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随时注意掌握部队思想与组织的整理。认真防止轻敌麻痹的现象，与幻想战后忽视当前艰巨任务的心理，并防止因胜利而骄做，因持久而疲惫的情绪。使全军具有英勇顽强，敢于与敌人白刃扑搏与克服任何困难的高度信心。

（四）要在紧急动员与紧张的战斗活动中，进行关于进占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思想教育与政策教育，克服对城市人民的敌对观念与报复心理，认识控制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重要意义，并树立长期占领与巩固建设的思想。党政军应统一成立各城市委员会及铁路管理委员会，其下组织城防部队与铁道联络部队及纠察队，以维持秩序。用政策教育与干部的模范作用，发挥部队高

①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到九月底，罗荣桓和山东军区其他领导人指挥部队分五路向山东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先后解放了四十六座具城、六处港口、三十五个火车站，歼灭日伪军六万余人。本文是罗荣桓以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名义同副政治委员黎玉、政治部主任萧华共同签发的。

度守纪律守秩序的精神，坚决克服破坏秩序与乘机发洋财的现象。

对战俘，应依优待俘虏条例，予以生命安全保证，但应提高警惕，并随时分别遣送后方指定收容机关。

对城市锄奸政策，必须贯彻慎重宽大的方针，对为人民所痛恨的罪大恶极之汉奸，应送公安锄奸部门，予以公审镇压，对一般伪组织人员与其地下组织，应以戒严、清查户口、登记，并号召自首坦白，予以宽大处理。对伪政权下的监犯应宣传释放。对资材收集，应由城委会下之资材委员会统一计划处理。

进城后应广泛进行宣传、社会救济与建立革命社会秩序，张贴安民布告， 举行群众大会，在城市委员会统一计划下，可初步发动群众组织，并筹设政权机关，以安民心。

（五）对大城市交通要道的进占，沦陷区的解放，更加重了我根据地党政军民巩固内地、支援前线的责任。为此，应以更加紧张地工作、生产，保证对大城市交通线的夺取。各地民兵，应发挥更大作用，除有计划地部分集中参战外，在后方应切实负担起看押战犯、俘虏与防止奸细特务捣乱破坏， 安定社会秩序的责任。

（六）今次作战的范围规模都是空前的，不仅是各兄弟兵团的联合作战， 主力、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作战，而且是各战略区的联合作战，尤须要求我们钢铁一般地团结与动作上协同一致。在全体指战员中必须加强整体观念、战役观念，克服任何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及一切脱离群众、违犯政策、丧失我党我军政治影响的现象。

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紧张地战斗起来！全体指战员民兵同志们！让我们高举胜利旗帜，向城市交通线英勇进军吧！配合苏联红军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八路军、新四军的革命英雄主义万岁！

对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团以上干部的讲话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当前的情势，由于苏联红军的进展，使整个局势起了决定性的转变。我们、美国、国民党都在根据这一转变紧张地进行部署，以赶上形势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可以掌握山东形势的发展，但应当不失任何先机，假如

这个地方搞不好，对华北都有影响，所以我们应紧张地进行部署。当前山东形势最大的问题，是胶济路两侧的伪军（部分是“曲线救国”投敌的）和顽军。我们部队离城市很远，而且我们的城市工作也差得很远。估计美军在青岛登陆，占领胶济路东段，国民党利用这种时机把伪军、伪组织掌握起来。当前我们的任务，在于掌握山东：第一位是青岛、济南。把胶东部队从

口袋里拿出来，向西、向南迫近青岛和从胶济路东段向西，再就是集中渤海部队包围济南；第二位是徐州，它是山东的入口；连云港是放在第三位的。除军事外，想各种方法占领城市，缴到敌人的枪。

为执行这一任务，要注意下列几件事情：①要注意，还要尽更大的努力， 不要做个人打算，不要有以为解决山东不成问题的麻痹情绪，我们在思想上要坚决地执行这一任务。②组织机构的改变，

要适应形势的需要，即为了紧急的措施缴到枪，占城市，不要为分队伍闹意见。今天一切服从于野战兵团作战的需要，干部亦集中使用于此。当前第一线部队编成八个师、十个警备旅，干部统一使用，师、旅不一定要很健全的架子，要以突击紧张的作风，要集中力量掌握重点，集中行动。③估计一定有许多困难，供给、运输，前方、后方脱节，粮食、鞋子供应不上，不要埋怨，应当自主地解决问题。再一个困难是指挥能力，要开展大兵团作战， 这一点还是有困难的。新成立起来的部队骨干是有的，但作用不易发挥，因为新的单位刚刚组成，各方面不熟悉，这都是有困难的。还由于过去与城市的对立，城市纪律是大的问题，应进行教育，大的小的困难都应当照顾。今后真正要正规起来，尤其下级执行对上情况的报告，非常重要，要照顾到左邻右舍各个单位。这样便利配合。对于伪军、顽军的工作做的好的，都不要轻视。这次对张景月[1]、王洪九[2]、申从周[3]都碰到些钉子。④作战上有许多问题要灵活一些。一种是敌人，如果收缩中小城市对我有利，我即放开口子让它走，以打开前进道路；二种是运用武工队为前哨，可能时配合上小的连队，多用些夜间动作，造成其内部的混乱，采取灵活的办法，完成任务。

⑤关于这次的编制，一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要运用在前线，又要照顾到后方地方的坚持。师的编制三个团，两个主力团，一个次等团，保持突击力量。再就是警备旅在主力作战的翼侧担任作战任务。在扩编中新地区的武装一点不要动，只将根据地内地的部队尽量抽出来，县大队主要管理后方交通、俘虏等等。执行任务三个月后成为新的补充部队。部队的编制，甲种团二千五百人，乙种团二千人，丙种团一千五百人为满额。

注 释

1. 张景月，时任国民党军鲁中军区副司令兼保安第三师师长兼第十四行政区专员。

2. 王洪九，时任国民党军鲁南军区挺进第二十纵队司令、第三行政区专员兼第二十八支队支队长。

① 本文是根据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谢有法的笔记整理的。

1. 申从周，时任国民党军鲁南军区保安第二师师长兼第一行政区专员。

为执行中央关于发展东北的部署①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一十一月十四日）

一、向中央军委的报告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中央迅速坚决发展东北的任务以及分配山东担负的任务，我们完全同意。分局决定：

（一）萧华[1]带司、政、供各一部得力干部及周赤萍（鲁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西元[2]（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两个（赵杰[3]、吴瑞林[4]）， 二十日去胶东到沈阳，到后均改名字。

（二）派部队：万毅[5]率三个小团一个大团并带各种干部七十余人；另胶东军区副司令兼师长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兼师政委彭嘉庆带三个团及师亘全部；另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分区司令刘贤权带一个团。共五个大团三个小团，从各原地争取一周内全部出发，并遵照中央指示要点，放下武器， 脱下军装，以东北难民身份前

（三）抽十个团全套干部，分配鲁中、滨海各三个团，军直、渤海、胶东、鲁南各抽一个团干部。

估计以上部队及团干部可发展三十个团之用。

（四）地方党政民干部，省政府秘书长、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可任省主席，林一山、于克（胶东区委）可任市长，另有专员、工会、公安、财政、地委书记、县区各种干部可调三、四百人。

（五）以上各部干部有的己准备出发，有的正调集，随到随走。

（六）山东成立新团正组织中，连主力可编五十个，但因夏季伤亡较大， 地方武装编团缺干部甚多，技术兵种干部更无基础。

（七）以上所调暂为第一步计划，倘不减弱对顽作战力量，以后尽力再调，以完成发展东北所需力量。山东缺乏干部甚多，希华中给知识分子干部三百名。

①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罗荣桓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东北方面主要靠山东出兵”的指示，与山东军区其他领导人组织山东部队六万亲人，地方干部四千余人，分三批经海、陆两路北上东北。本文由七份电报集成，前两份是由罗荣桓与黎玉共同签发的，第三份是由罗荣桓与黎玉、李作鹏共同签发的。第四、五、六、七份是由罗荣桓签发的。罗荣桓于十月底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

二、致林萧[6]、中央、彭真[7]电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山东已决定调赴东北及冀东之部队：胶东六个团，万毅两个团， 由胶东经海上赴东北。万毅、吴克华，已于二十二日起程。萧华可于数日内赶到海岸。

（二）渤海三个团，由刘其人率领，已要其从渤海经海上进到冀东，拟在乐亭登陆。滨海主力两个师，走此路线，准备参加冀东作战，可于本月底开始向渤海运动。

（三）其余抽调之十个团的干部，将不断由胶东出口。

（四）山东的主力抽调，要由华中部队接替，主要是对徐州方向的作战。现我沿津浦线，还有主力约三个师，但很难集中使用。我已准备在胶济路东段南侧地区，另成立一个师。

（五）请中央催华中陈、饶[8]来山东，首先以主力三个团跨过陇海路在郯马地区集结，或在峄县地区集结。

三、致军委、饶张[9]电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

（一）山东向东北、冀东开进的部队，计有万毅两个团，胶东六个团， 渤海六个团，滨海两个师六个团；现鲁中两个师六个团，军区特务团一部及教导团全部，亦准备随时出动，共计六万人以上。因部队分散作战，集中困难，临时化装，搜集船只，尤其渡海，依赖胶东、渤海负责组织出口，致使行动迟慢，失去大量海运时机，现除万毅两个团，胶东六个团，设法继续海运外，其余部队，均准备从陆路前进（已有部队陆路前进）。

（二）除上述已抽走或准备抽走之部队外，山东各地区尚留坚持的部队， 计渤海五个基干团，一个主力团；胶东六个基干团，两个主力团；鲁中十一个基干团，另有独立第一、第四旅，可等于两个基干团；滨海两个基干团， 另有反正之独立第二、第三旅，可等于两个基干团；鲁南全部未动。共计五个主力团，约三十五个基干团。

（三）为了节约干部，便利领导，拟将鲁中、滨海、鲁南三个军区合并为鲁中、鲁南两军区。将原滨海军区，日莒路北[10]划归鲁中，该路以南划归鲁南。鲁南以原滨海军区为主体，与原鲁南军区合并，陈士榘任司令，唐亮任政委，张光中任副司令，直辖四个军分区。鲁中辖三个军分区，渤海由六个军分区缩为四个军分区，胶东由五个军区分亦缩为四个，以便抽出干部到东北开辟工作。

（四）为了巩固山东阵地，有力打击顽固派的进攻，除积极整理现有基干兵团外，鲁中、鲁南、渤海最低限度均必须各增加一个机动旅。我们意见， 华中黄师[11]人鲁后，首先以一个旅，控制郯马[12]，其主力位于费西北仲村、放城一带，并向西打击顽军北上，以便我们迅速抽调第二、第三两师， 向北开进。而黄师待华中后续部队到达，即在山东部队之后跟进。

四、致中央、军委并告陈黎[13]、林萧[14]电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

（一）山东第一批赴东北部队，已由胶东海运八个团，两个师直。现继续海运的有一教导团及大批干部。已由渤海大部分陆行的，有六个团、一个师直。日内可全部到达冀东阵地。如冀东到锦州有铁道可以利用，可继续向东北挺进。

（二）第二批部队，滨海一师，已进到渤海区，准备继续陆行，由冀东转入东北。滨海二师及鲁中部队，因华中部队来不及接替对沿津浦路作战， 在情况紧急之下，又使用出去了。准备把滨海二师抽出开胶东海运。鲁中部队暂不能动。如华中最近能越过陇海路三个旅，鲁中三个师亦准备随时出发。

（三）胶济路以南部队，最近调动频繁，自四月攻势作战以来，未得到休整。

五、致陈黎、张饶[15]并报中央电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

（一）山东第二批去东北部队，已出动的有一师教导团，正在集中的有第二师、第三师，同第一批共计二十四个团。

（二）第四、第五、第八师及准备新编成之独立纵队，准备留在山东， 可能组成一个大的野战机动部队，再保持十个警备旅，坚持各地区，冬季开始人数可全部充实起来。

（三）如主力已组成野战机动部队，胶济路以南，仍划成两个军区力好， 鲁南、滨海可以合并。

（四）组成野战机动部队指挥机关，建议王建安为正指挥，宋时轮为副指挥，罗舜初率三师出东北，陈士榘仍任军区司令员，或任华东总的指挥机关参谋长。

（五）以上意见，请陈黎考虑决定，我准备于二十四日出发到胶东。

六、致李尹[16]转罗华生[17]电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我们已到达奉天[18]。

（二）直属部队及师先头部队兼程来奉天，后续部队到辽阳海城之线。

（三）并告后继登陆部队，均向上述指定之线开进集结。

（四）教导团、十六团如未向安东开去，亦向上述指定之线开进集结。

七、致萧华[19]并转许林[20]转陈黎电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我已于十三日到达沈阳。

（二）第二师先头团同我同时渡海，是否已全部登陆，望萧告李丙令转罗华生及胶东最近登陆之第十六团，立即兼程来沈阳参加作战。如能设法用汽车由庄河将第二师先头主力运送海城更为有利。

（三）第三师是否已到达胶东海岸，请许、袁[21]设法集中汽船运过海。如汽船不够，由龙口到砣机岛可用汽船拖带帆船，由砣机岛则尽改用汽船装运。

（四）后续海运部队登陆场所应在友军[22]许可之下，尽量缩短海运行程，可以在旅顺双岛以北或大孤山以东，每一只船都要带有我海运命令，如遇友军海上检查可以作为证明文件。

（五）派在大连、旅顺之干部，须用最大注意，直接派人同我砣机岛、大钦岛上办事处联络，解决海运登陆之困难。

注 释

1. 萧华，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2. 刘西元，时任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3]赵杰，时任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4]吴瑞林，时任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5]万毅，时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

1. 林萧，即林彪与萧劲光。林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第一一五师师长， 在前往山东途中，中共中央又任命他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时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2. 彭真，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陈、饶，即陈毅与饶漱石。陈时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饶漱石时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4. 饶张，饶即饶漱石；张即张云逸，时任新四军副军长。[10]日莒路北，指日照至莒县公路以北地区。

[11]黄师，指新四军以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的第三师。[12]郯马， 指郯城与马头镇。

[13]陈黎，陈指陈毅；黎指黎玉，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14]林萧，指林彪与萧劲光。

1. 张饶，指张云逸和饶漱石。

2. 李尹，指李丙令和尹健。李时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兼（渤）海北指挥，负责山东渡侮部队登陆及向山东运送汽油等物资；尹时任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长。

3. 罗华生，时任山东军区第二师师长。[18]奉天，即今沈阳。

1. 萧华，时任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许林，指许世权和林浩，许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林时任胶东军区政治委员。

3. 许、袁，许指许世友；袁指袁仲贤，时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4. 友军，指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

为阻止顽军沿（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十月五日） 一、向军委的报告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蒋介石为独吞抗战果实，不许我军接受投降，并首先与我争夺华北，进而控制东北。除令胡宗南[1]、傅作义[2]等分别沿平绥、同蒲、平汉各路在日伪掩护下，企图夺取平津外，并令何柱国、李延年，从徐州入口， 企图争夺济南、青岛、海州，现先头骑第二军已有两个骑兵师、两个步兵师， 进到徐州附近。何柱国为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所辖部队有骑第二军廖运泽部，步骑各两个师，第十二军霍守义部两个师，第九十七军王毓文部四个师， 共计十个师，约七万人左右。其第一步，似接受沿陇海路之敌军投降。李延年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所率部队为第八十五军、新五军，每军至少两个师；另由海运准备在青岛登陆一个广东军，亦归其指挥，估计李延年所率部队在五万人以上，其任务为接受济南、青岛、德州、兖州一带之敌军投降。吴化文[3]部，亦即将由蚌埠开济南。

（二）顽军由徐州北上至济南、德州，尚有相当距离，伪军多积极配合顽军，但日军不甚积极，估计日军已无大军向我进攻之可能，且日、伪、顽之间矛盾极多，铁路两侧，我军均可自由活动。如果我军能坚决将铁路破坏， 迫使其步行，则对我阻止顽军北进，更加有利，至少可迟滞其更多时间，以利我在东北及热察两省之发展。

（三）为了阻止顽军与迟滞其前进时间，我们决定集中第三师、第八师全部，编成野战军，组织精干指挥部及政治机关，王建安为总指挥，王麓水为政委，并指挥警八旅、警三旅等，沿津浦线两侧之基干兵团，地方武装， 积极配合作战，主力兵团应即移置适当位置，以便随时投入战斗。对顽战法， 首先要争取从正面破坏铁路、公路，切断交通，迫使顽军徒步前进，再大量埋设地雷、炸弹，组织群众，空室清野，以地方武装、民兵、小部队，在顽军前后左右，纠缠扭打，且走且打，走到那里，打到那里，长期困疲与消耗之。而我之主力则窥视顽军弱点，在其弱点暴露时，坚决以猛力进击，消灭其有生力量。如果铁路不能从正面破坏，交通不能切断，则对我相当不利， 但亦必须分别准备炸药、炸弹、大型地雷及其他有效资材、工事，准备从正面连续爆炸，翻复其车头、车箱，乘机歼灭其一部。

（四）目前应以警八旅为主体，在滕县、临城之间，准备战场，在适当地点，囤积粮食、炸弹，组织兵站、医院，侦察地形；另以警三旅为主体， 在吴村、泰安之间，准备战场，便利野战军作战之外，各地寻找机会作战。

二、给各军区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

顽霍守义及骑二军、吴化文等部，先头部队约五千余人，三日到滕县， 四日未动，其后续主力尚在临城及以南地区，将继续北进，我鲁南部队，因未按照军区九月二十四日作战部署，积极准备，致大门敞开，顽则乘隙突入， 我失去主动。为坚决阻止顽向济南、天津深入，并歼灭其主力一部，保证我抢占东北战略任务，我们决心，除渤海、胶东主力仍按预定计划，坚决完成任务外，其余部队暂缓北进，以便集中力量组织反顽战役。具体部署如下：

（一）鲁南：

第八师全部及警八旅全部和湖西东进之两个团，配合地方武装临时组成为第一纵队，由王、何[4]统一指挥，担任兖州、徐州段沿津浦路之作战任务。除以一部继续彻底破坏铁路外，主力应置于郯、滕、临间两侧地区，寻求有利时机，坚决歼灭北上顽军主力一部。如顽军主力已强行北上，则第八师主力应尾击其后侧，同时北进扭打，并准备配合第二纵队作战。

（二）鲁中：

第三师主力（其第八团歼灭王洪九[5]后，即归还建制），警三旅全部、第四师主力及泰西军分区靠近铁路附近部队，配合地方武装，临时组成为第二纵队，由王、邝[6]统一指挥，担任济南、兖州沿津浦路之作战任务。除以有力一部，彻底破坏铁道并控制其一段外，主力置于泰安、兖州间及泰安、济南间两侧地区，寻求有利时机，坚决歼灭北上顽军主力一部。如顽军主力已通过北上，则第三师全部应尾击扭打，并准备配合第三纵队作战。

（三）渤海：

第一师两个团（其第三团暂留诸城），迅速进至商河、德平地区，并由渤海抽出三个团，配合地方武装，临时组成为第三纵队，由袁、景[7]统一指挥，担任济南、德州段沿津浦路之作战任务。准备破路及歼灭顽军向天津深入，如顽军偷过北上，则第一师主力、第三师全部应尾击，同时北进扭打， 且走且打，直到天津、冀东为止。

（四）滨海：

第二师全部及独立第二旅全部，配合鲁南第三军分区、滨海区第二军分区及地方武装，临时组成为第四纵队，由罗、刘[8]统一指挥，担任沿陇海路东段之作战任务。目前应组织多数小部队，携带炸药、地雷、工具，进行宽大正面的彻底破坏铁路，其主力应隐蔽于新安镇东西适当位置，寻求机动， 准备坚决打击由徐州东进顽军，争取歼灭其主力一部，并掩护华中北上部队。

（五）胶东：

准备抽集三个团及青潍之两侧地区地方武装，临时组成为第五纵队，由胶东指定统率人员。目前对胶济路应继续组织精干小部队进行宽大正面的彻底破坏，切断东西联络，加强对青岛侦察，及时发现由青岛向济南前进之顽军，给予有力截击，争取歼灭一部；同时鲁中孙、陈两旅[9]，亦必须适时抽出机动部队，准备在青州东西地区，堵截顽军西进。

（六）以上部署，望立即具体执行，尤其沿津浦路之作战部队，不可犹豫迟慢。如果我不求得在运动中给蒋军以坚决打击，不但影响今后山东阵地巩固，特别影响我对东北阵地之控制。希各级指挥员提高责任感，用最大努力完成作战意图为要。

注 释

[1]胡宗南，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2]傅作义，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1. 吴化文，原为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军第五路先遣军总司令，驻津浦路蚌埠及兖州一带。

2. 王、何，指时任第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的王麓水和时任第八师副师长的何以祥。

3. 王洪九，时任国民党军鲁南军区挺进第二十纵队司令兼第三行政区专员兼第二十八支队支队长。

4. 王、邝，指时任鲁中军区司令员的王建安和时任鲁中军区副司令员的邝任农。

5. 袁、景，指时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的袁也烈和时任渤海军区政治委员的景晓村。

6. 罗、刘，指时任第二师师长的罗华生和时任第二师政治委员的刘兴元。

7. 孙陈两旅，指孙继先为旅长的警备第一旅和陈德为政治委员的警备第六旅。

对创造东北根据地的意见①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二日电今天见到，东北局三日与九日发出之电你们是否看到，望告， 并请考虑即复。

二、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沿长春路[1]各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所接收。但我争取控制长春路两侧之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及某些工业原料地区，仍然来得及，这将会造成国民党还是处于劣势地位之可能。东北城市与乡村，既不同于关内各地，与资本主义国家亦有区别。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工业已受破坏，而海上交通之门户旅顺、大连，为苏方所控制[2]，南满[3]其他海口仍在我控制中。因此，我若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将使各大城市趋于孤立，其优势地位将明显下降。反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中小城市和次要交通线，将会发生困难。这一问题之提出，我认为有非常之必要，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今后能否在东北坚持以及我们能否在同国民党或战或和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我们努力争取控制住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我们将来便有可能同国民党争夺大城市。

三、国民党接收沿长春路各大城市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它在华北不能击破我们，这样就造成了它对东北进军之相当陷于孤立，同时它进入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在其军事行动上亦将受中苏协定的束缚[4]，但可能沿北宁路继续增兵，以配合从北平向喜峰口之进攻，与我首先争夺辽热地区，这一大规模之战事可能在明春。

四、我们应争取在一个月内展开创造根据地的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之组织。

五、西满[5]野战军之分布请你们考虑，速决。此间很难照顾，现彭[6] 已去辰兄[7]处。

注 释

1. 长春路，指中国长春铁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东北地区原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合并后，由中苏共管时的总称。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形如“丁”字。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苏联政府将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分别改称滨洲、滨绥和哈大等铁路。

2. 海上交通之门户旅顺、大连，为苏方所控制，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签定的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附件规定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而在对日作战期间，大连亦包括在该基地范围之内。

3. 南满，指当时长春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现丹东）、通化、临江、清源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4. 进入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在其军事行动上亦将受中苏协定的束缚，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

5. 西满，指当时长春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今洮安）、扶余、双辽、开鲁、阜新等地区。

① 本文是罗荣桓从山东到达沈阳后，为了力争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给已经到达辽西前线的林彪（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以及吕正操（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 的电报。

1. 彭，指彭真。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治委员。[7]辰兄，指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

对东北地区作战的几点意见①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

一、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要全面开展工作，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二、部队作战需要保持有生力量。即使和平了也需要有本钱，因此，不要滋长拚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西满部队应迅速根据东北局指示，赶快合编组织两个机动纵队，并加强指挥。

三、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有利条件。四、加强各地后勤工作、兵工建设，应就地取材，利用人力建设医院，

安置伤病员，要克服和平、大后方、大机关作风，力求战斗化与加强下层领导。

① 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到五月初，罗荣桓因肾病严重在大连疗养。他在大连两个多月，一直在思考分析东北的战争形势，观察敌我态势，考虑我之对策。本文是他在疗养期间给林彪并转报中共中央的报告。罗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停战谈判之实现①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三日、二十日两电均收到。

二、目前东北情况，已产生于我有利之改变。红军[1]自奉天[2]以北迅速撤退，国民党军被阻于四平街以南，且遭受我严重打击，使我争取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大城市成为完全可能。同时，我在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经过四个月的肃匪与初步发动群众工作，再回到上述城市，是有好的条件的。但是须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准备在长春以南及以西地区粉碎国民党军大的进攻，争取停战谈判之实现。

三、国民党军现在广大战场采取分进的方式向我进攻，是便于我各个击破的，并已开始遭我严重打击，敌或许今后会引起警惕，行动迟缓，不敢冒进，但我仍可采取一纵一攻，从运动中寻求其弱点，集中我优势之力量，予以各个击破。

四、此间友方[3]对我们甚关心，最易得到他们帮助，此间已运出大批医药、武器、弹药。

五、大连工作，我各方面干部甚弱，友方亦多次提出意见，要求派来得力干部，对我久不能答复，有些不满。此间工作一般的呈现

停顿状态。

六、病来此复犯，开始渐愈，仍未能得到可靠医治办法，但已证明是难以医疗，我准备回东北局。

注 释

[1]红军，指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2]奉天，即今沈阳。

[3]友方，指苏军。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大连疗养期间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报中共中央及在前方的林彪的电报。题目是编者加的。

关于部队建设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

一、战争局面与我们的任务

此次战争规模超过任何时期。四平战役给予我们更高阶段的考验，日后还可能更大、更加激烈，而进入决定的阶段。一年的自卫战争共歼敌一百多个旅。中央指示：战争不是一年两年可以结束，也不会如抗战时期八年那样长。目前从敌人方面看，力量是优于我们，还可能向我们进攻，尤其魏德迈来华[1]，今后可能给蒋更大的援助。因此，我们虽在发展中，但对战争的规模大应该重视，今后困难更多，干部思想一定要弄通。明年要发展四十万野战军，十五万地方武装（除今年秋冬季作战补充外），准备大规模的搞一下， 在后方训练三十八个团拿到前方去。

二、部队补充问题

过去俘虏争取工作做的不够，夏季攻势共五万俘虏，现在补充到部队只有八千人，在后方训练的八千人，其余的不知何处去了。明年要争取有一万俘虏补充部队。由于战争的规模较大，伤亡必然要大，过去死伤一千人就了不得了，现在伤亡两千人，是平常的事。现在一次战斗下来，总要死伤几个团级干部、十多个营级干部、连排干部不用说，一个连一次战斗可能换几个连长，一个班长很快升连长。因此，干部问题的补充与培养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应该注意大胆地提拔干部。各级设副职，以便经常保持有干部。营团干部要特别注意培养，干部来源主要靠纵队设法解决。炮兵很重要，各纵应注意收集人才，加强其领导。

三、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中央苏区时期，抗战时期，现在时期。毛主席说，过去是犯了教条主义毛病。教条主义主张强调政委制度，把它立于党之上，不重视思想领导，削弱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作用。教条主义思想， 不知坏了多少事情。抗战初期，统一战线把军队政委制取消了，改为副师长、副旅长，许多同志觉得政治工作没有地位了，没有威信，因而不愿做。在中央苏区时，党代表离开部队，大家都要哭，现在一个政指离开就不会有人来哭。这说明威信是要依靠自己在群众中建立的，强调威信与地位都是不对的。我们说政治工作有地位，有威信，主要靠自己，自己的工作搞好了，才真正成为群众的领袖。

四、后勤工作

1. 要知道人民群众分了土地，还没有从土地上得到果实，如果负担太重，会影响我们建军与后方根据地的任务。因此，各纵队均应成立运输部队。人员的来源，从后方清查整理出来的黑人、黑马、黑车[2]来解决，同时收集后方汽车和最近收到的汽车配置一点，拿到前方去。

2. 卫生员确实太少，各连设两个卫生员，把后方医院中男护士调去， 后方训练班要改成速成班，很快的拿到前方去用。

3. 药品问题由卫生部到各处收集，集中解决前方药品的困难。

4. 干部休养问题应更多地进行教育，干部生活标准应按前后方区别、体力强弱与消耗来规定，按级别是次要的。前方弱的调到后方休息一下，后方强的调到前方去，总部要计划设立一干部休息所，搞得好点。团以上干部身体实在不行的，原来规定可以休息一年，但因战争与工作需要不能离开， 还是不要休息。

5. 家属问题：内战时代[3]没有这个问题，抗战时代就感觉是一个问题。战士家属由政府负责，前方干部家属，在生活上要给予适当安置，提高政治觉悟，在后方机关里要分配他一点工作。家属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干部团结，现在有的家属穷，有的家属富，常常闹这个问题。师级的家属由总政规定，团级的家属由师或纵队规定，开支不能过高，适当地调剂与处理。

6. 前后方关系问题：各纵队应在部队中进行教育。前后方存在对立现象，前后方关系应调整。前方是打仗，后方搞支援，是战争的两面，不可缺一，不要以为战争胜利只是由流血换来的，产生出枪杆子第一，老子打出来天下，你们在后方休息享福。要知道，没有后方就没有支援，就不能打仗。出关时的经历就是经验。后方搞翻身，动员补充人员，运输枪弹、伤员，是很大的成绩，是起决定作用的。现在大批伤员下来，超过任何时期。伤员打人的现象相当严重，应特别进行教育，要他们遵守医院规则与城市纪律；不然搞的秩序相当坏就不好了。

东北三十五万人参加战争，整批伤员下来后方安置了，大部财经拨给了前方，但是后方工作有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后勤工作赶不上今天战争的需要。前方应该注意节约，否则增加后方工作的困难。但是后方最大缺点是局部的工作未搞好，后勤工作组织机构乱，人员多，官僚作风，贪污腐化，浪费现象，应批评纠正。后方实行精简，要有固定的编制。后方这些个别的现象， 前方也有，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应好好教育。后方的同志对前方来的同志应很好照顾，态度不要冷淡，有些问题处理不了应给予和蔼态度的解释，不要拒之不理。

注 释

[1]魏德迈来华，指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二十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考察，回国后向社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建议全面援助国民党政府。[2]黑人、黑马、黑车，对不在编制的人员、马匹和车辆的习惯称法。[3]内战时代，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政治工作综合报告①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从去春开始至今，士气直线上升，无论主力和新组成之师，在各次战役中士气都是饱满与旺盛的。一部分部队因四平一仗，元气损伤过大，略见减退，但不久即告恢复。现部队已建立起一种好的战斗意志与战斗作风， 在连续作战，远距离的奔袭，气候严寒与大兵团行动给养、住宿困难等情形下，已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过去顾虑伤亡，欢喜叫苦，不愿走路，不愿待机，不习惯于大踏步进退的心理与现象，现在一般的消失了。现在没有打上仗或未能担负主攻的部队，常常表示不快。每一战斗开始，部队争相请命， 要求给予艰苦任务，并以担负艰巨任务为荣。战士们把打地堡、实施爆破， 列入自己的立功计划。战斗缴获对巩固部队情绪有甚大关系。凡有相当缴获者，即令伤亡大亦不影响情绪。伤亡大的如能及时补充，战力恢复就较快。补充质量好的恢复更快。四平战役后，曾以经过相当训练的一个团零二十一个连补充一纵，该纵不久即恢复了战斗力。

二、夏季战役后，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右倾情绪，感觉战争残酷，死亡的威胁太大，认为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想脱离前线到后方享乐。表现此种情绪的多为连排干部，但尚不普遍，不严重，现在

注意克服。此外，部分干部还有恐美心理，怕原子弹，怕三次世界大战， 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因此，认为战争结束将遥遥无期。对此，曾作过一些教育，认识上有些进步。毛主席的报告[1]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武器，希望中央就此写些有鼓励与说服力的文章。过去新华社许多论战局的文章，对于鼓励士气，建立信心，作用颇大。

三、部队在敌区作战，粮食给养均需就地补充，不能依靠后方接济（财力运输均不许可）。秋季作战以前，曾规定没收大地主、汉奸、恶霸的粮食及敌之军粮，充作我军军粮，不足者，向中小地主、富农捐借，不得已时向中农借，实施结果，农民损失很大。秋季起，停止向农民借粮的办法，改为没收地主、征发[2]富农多余粮的办法。由师团组织工作队，统一调查没收分配，禁止各自力政。除粮、肉类保障军用，三分之一的牲口补充军队运输（牲口主要靠战斗缴获解决），其他财物及多余粮食、牲口则分给群众。地主兼工商业者只没收其封建部分，不准没收其工商业部分，两种财产混在一起者则暂时不予没收。此法较前法要好，但执行中仍有许多漏洞，如私打土豪， 违犯政策（富农当地主，中农当富农），及不按规定征用地主车马、宰杀耕牛等，发现后已予以制止纠正，并将没收批准权归师首长掌握，未经批准者以违法论。但在大兵团行动时仍有困难，因需求量太大，在作战环境下难于集中与统筹。在集中行动地区，物价普遍上涨，伙食费多不够用，好的只能保持四钱油、盐、一斤菜的标准。由于营养不良，在深雪中行军作战，影响干部与战士体力（雪厚走路吃力，一小时只能走五里到七里）。伙食费增加后情形稍好。

四、入秋以来敌区群众情绪大变，我军到达的地区，群众自动起来割地主青苗，打场分粮，在军队支持下，斗争容易发动。经夏秋两季收复的地区， 如东丰、西安、伊通、双阳、德惠、农安、九台等地，群众工作进展甚快，

①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罗荣桓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

有的不出两个月时间，即可动员担架、粮草和新兵。群众情绪高涨的原因， 主要为我军夏季的胜利与土改政策之到达地区，由此鼓舞与吸引了群众，增强了群众的勇气。在此情形下，地主阶级亦变其以中立态度转而仇视我军， 杀我落伍人员，组织或参加土匪武装抗拒我军，大中地主多逃入敌据点。沈西新民一带地主，以苏炳文（前义勇军军长）为首，组织村自治促进会，以小恩小惠笼络人民，将地主粮财预先分散隐蔽，避免农民起来抢夺。另一方面则由保甲长出面招待我军，殷勤备至，这是敌区地主阶级的动态。富农在征发粮食的政策下，希望不分走他的牲口，中农则是完全的保守态度，只要不侵犯他，他并不恐慌。由于这些情形，在暂时不能巩固的地区，特别是地方工作团到达之前，在筹粮与初期发动群众的问题上，采取逐步的扩大打击面的办法，即先没收大地主，后没收中小地主，对富农只征发其多余的粮力， 不动其他财产，不捉人，不罚款（因捉人罚款妨碍行动，且易引起贪污）， 避免惊动太多，增加军队的困难。军队在行动区的群众工作，主要为宣传群众，分发地主浮财，帮助群众料理家务（挑水、劈柴、打扫院落等），以严明的纪律影响群众，为地方工作团开辟道路。

五、东北部队的领导骨干，最大部分为关内成分。老干部中除了一小部因作生意弄钱和找老婆，已与地主有勾搭之外，其他与地主经济上尚无联系， 故干涉土改的情形亦不如太行区之严重。目前部队问题主要为作风不纯，因此，在土改教育与整军的任务上，我们的方针是以整顿思想、作风、纪律为主，而不是以查成分与清洗为主。新的地富分子拒绝参军，已参军者洗刷或分别处理。新的知识分子，除出身太坏或本质坏的执行情洗，其余一律采取争取改造。老干部则以整顿思想作风为主，附带审查其成分，借此提高其阶级觉悟与群众观念。军队中不提贫雇农路线或贫雇农骨干的口号，因为这口号在军队实际意义不大，且不利于团结内部，故不拟采用。士兵委员会的制度和组织形式，似已过时，不适合当前军队的需要，目前已有许多新的形式， 如拥干爱兵运动、立功与战评运动等，在内容上教育效果上均比士兵委员会要好。以上拟于最近召集政治工作会议加以确定，是否有当请指示。

注 释

1. 毛主席的报告，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2. 征发，指向人民征调人力和物资。

在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三月四日）

第一、目前的形势

关于全国的形势，毛主席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1]中已讲得很清楚，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己进到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击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蒋介石二十年的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一百年来对中国的统治，已经由发展到覆灭。这个转折点是很伟大的。过去历史上也曾有过转折点，但与这次都不同。辛亥革命是个转折点，是由孙中山所领导的， 当时还没有共产党，工人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虽然推翻了清政府，换上民国的招牌，但因为没有组织人民的力量，结果北洋军阀来了一个大翻把。大革命也是个转折点，共产党参加了领导，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但是因为革命的力量不够强大，加上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致遭受失败。抗日战争又是一个转折点，在抗战中人民革命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又想翻把，但是他失败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未倒下去，而是站起来了。现在这个转折点，人民革命力量已很强大，而且是由共产党单一领导的。过去几次转折点之所以失败，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革命力量不够强大，一个是领导上犯了错误。而这次转折点，不但有了强大的革命力量，而且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完全成熟了的，能够领导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所以说，这个转折点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伟大意义的。这一转折点的形成。第一， 是由于在八年抗战中革命力量有很大的发展，足以打退蒋介石几次的反共高潮，克服其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在抗战中毛主席就已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势力，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上决定的因素。第二，是由于从抗战结束到今天这一过渡阶段是成功的、胜利的。由大革命到苏维埃土地革命的过渡是非常混乱的，而这一次过渡却完全不同，保存了力量，坚持了阵地。美、蒋破坏和平、民主，发动全面内战，并没有把人民革命的力量吓倒， 因此是成功的、胜利的。如果没有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为基础和这一阶段胜利的过渡，就不会有今天形势的出现。第三，是由于一年半以来我军打退了蒋介石百万大军的进攻，并且不断地展开了进攻的作战。第四，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已经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如果没有毛主席英明的领导，革命可能走错方向。这一转折点的到来，就使人民革命战争将要走向全国范围的胜利。

在全国形势变化的过程中，东北的局面也有了基本的改变。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一九四七年春，是蒋军向我进攻登峰造极的时期。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用他最精锐的、经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部队，计七个军二十一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共三十五万人，向我们进攻。当时我们的兵力不超过十万人，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两倍，所以当时说敌人处于优势是完全有根据的。那时我们还没有个立足点，后方到处有土匪扰乱，很不巩固。蒋介石企图利用这一时机给我们以歼灭性的打击。但是他没有成功，反而种下了失败的种子。他以一个团甚至一个营的兵力大胆前进，到处占领铁路线和城市，结果造成了兵力的分散。我军经过南满的“四保临江”和北满的“三下江南”[2]，基本上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

从去年五月夏季攻势开始，我们进行进攻作战至今已有十个月的时间， 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歼灭敌人二十七万，并使敌人三易主帅，三次改变作战指导方针。杜聿明由进攻开始转入防御，但采用了分散防御的办法，妄想

把已占领的地方完全巩固起来。他失败以后来了陈诚。蒋介石要陈诚采取重点防御，于是陈诚批评杜聿明是消极防御。而他的所谓积极防御，也只不过是“依托重点，向外围扩张而已”。卫立煌、罗卓英来后，又提出“固点、连线、扩面”，实际上仍是换汤不换药，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每况愈下， 一天不如一天。去年冬季作战开始时，敌人共有四十四个师，又增调范汉杰兵团的两个师，共四十六个师，六十万人，比一九四六年兵力是增加了。但我们的力量更强了。在冬季作战中，我歼灭敌人八个整师另五个团，约合九个半师，十一万人。现在敌人还剩三十八个师，包括后方在内，总数约五十万人。敌人兵力虽然和我相等，但却分布在被孤立的各个城市中。现在在敌人手中的城市，东北有十四座，冀东和热河有二十一座，共三十五座。其中许多城市的铁路线已被我封锁，陷于分割孤立的局面。敌人眼下连从吉林、长春到平津这样一条狭长的线也保持不住。它的战斗力也大大下降了，已不敢拿一个师来守一个城。在东北，敌人在阜新摆了一个师，在四平也摆了一个师，但马上要被我们吃掉了[3]。今后它已再也没有勇气用一个师来防御一座城了。冬季作战开始时，敌人还下命令要其部下死守，可是新立屯、法库的敌人想突围突不出去，被我歼灭；沟帮子的敌人则望风而逃；公主屯敌人曾出动十个师，想在辽河一带把我们赶跑，可反被我歼灭了两个师。今后敌人即使有五个师到七个师的兵力也不敢出来增援了，我们打辽阳、鞍山时， 敌人就不敢出来增援。总之，就东北来说，今天我军已经走向优势，敌人已经走向劣势。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自满。

东北形势发展所以能这么快，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毛主席给东北局的指示信[4]中提出的战略指导方针已经完全兑现。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5]我们也是执行了的。因而能够取得胜利。

二、东北局的“七七”决定[6]。这一决定是以毛主席的思想作指导，具体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是完全正确、无可怀疑的。这一决定的形成是东北工作转变的关键。这一决定使广大干部树立了建设根据地和准备长期战争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一决定，就谈不上执行毛主席的方针，不可能打开今天这样的局面。

三、很好地发动了群众。“七七会议”后，动员了一万二千干部下乡， 发动群众，配合部队消灭土匪，以后又执行中央的“五四指示”“”，实行清算分地，使群众运动走向高潮。在整个运动中虽然也有毛病，但没有走很多弯路。群众一发动，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没有这一条，我们军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得不到补充，战争也无法打下去。

四、我党进入东北花了本钱，派了十万军队、二万干部，到东北的中央委员就有二十个，工作当然应该搞好，如果还搞不好，那就应该打屁股。

从东北目前的情况看，敌人是否还可能有新的增援部队？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如果三月份还看不到蒋介石抽调大部队来的话，以后更不可能抽调了。敌人现在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后备力量。它如果三月份拿不出手，那就是美国帮它组织训练的后备力量还没有成熟。四月份以后，东北我军要继续作战， 在华北、华东各个战场，我军都会行动起来。到那时，敌人在台湾训练的二十个师，这么一点点力量，就不知该投到那个战场好了。去年夏季作战以后， 敌人调到东北的援兵并非其后备力量，而是从华北、华中各战场上抽出来的， 或者是些未经训练的新兵。这说明敌人的后备已经枯竭。最近华北、华东我

军都要行动起来，敌人再想由关内抽调部队出关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在陕北最近我军又打了个胜仗〔8〕，打得很漂亮。我们东北虽然也打了不少胜仗， 但和他们比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火车，他们是靠毛驴子。我们自己可以造炮弹，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缴。我们可以成立几十个团往前线补充， 他们没有，陕甘宁边区总共才一百几十万人口。在他们那样的条件下能打这样大的胜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他们的胜利与毛主席的直接领导有关；而我们东北虽然一般的说也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但做得还是很不够的， 还需要努力学习才行。

我们当前的作战任务是什么呢？是“截断敌人退路，继续分割、孤立、围攻敌人，准备吸引和打击敌人新的增援，争取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敌”。这一作战任务应该在部队中广为宣传，使大家树立起一个明确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敌人三十八个师，五十万人已处于被我分割孤立的城市之中，易于为我各个击破。而关内大举增援亦很困难。

但是，要实行这一目标亦非轻而易举。任务是繁重的。当我们把敌人的据点都扫掉以后，敌人就将剩下几个大城市。要攻下这些大城市，要好好努力，要准备许多新的条件。那时，部队高度集中，十个以至十五、六个纵队

（当和其他地区部队配合时）在一起作战，后方工作目前还赶不上需要，还有困难。要支持五六十万甚至百万大军作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幸亏我们还有火车，但已达到二兵一夫了（关内则是一兵二夫）。同时要准备长时期的作战，不要以为明天就可以进沈阳。但这些困难是胜利发展中的困难， 因此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第二、建军问题

我们在东北不仅要为争取东北的胜利，而且要为支援全国、首先是支援华北作战而建设大规模的军队。东北的条件比关内任何解放区的条件都好， 其他解放区做不到的我们能够做到，因而责无旁贷。去年夏季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到年底东北局便决定了新建多少纵队，多少个师，决定建立炮兵、工兵，开办学校训练干部等等。从去冬到今年三月，各军区已有七十个团补充前方，三月以后还要组织和训练一百二十个团，共三十万人。估计这个任务今年完全可以完成甚至超过。

现在每个纵队最少有三万五千人，十二个纵队共三十八九万人以上。还有十二个独立师，每个师七千人，共八万四千人，合起来有五十万人。去年我们伤亡消耗共八万人，今年准备消耗十六万人。去年只争取了五万俘虏补充部队，这个数目太少了。今年要努力争取八万俘虏补充部队，八万补充后方。只要仗打得好，兵源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如何溶化这些新的成分，如何把工作提高一步。建军中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引起同志们很大的注意：

（一）要建设大规模的军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现在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已经很重了，这是个矛盾。北满“”共一千四百万人口，据统计， 已出兵三十万人、民夫十万人，在有些地方已占全部人口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北满人口中三分之一是城市人口，约四百万；土改斗争中打击的不到百分之二，约二十五万，能进行农业生产的只剩七百五十万人，其中还包括老弱妇孺。而北满脱产的军政人员有三十万。这七百多万人要供给四百万城市人口的粮食和三十万人的吃饭穿衣，人民的负担实在不轻。去年征收公粮已占农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去年农民分得了土地、浮财，这个负担还不感到过重。今年农业生产会发生很大困难，能不萎缩就不错了。因此，我们必

须强调节省人力、物力，合理使用。如果再浪费，战争就难以支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忽视这一问题，就要犯严重错误。一方面我们向地方的同志说， 军队还要扩大发展，要动员群众从战争的需要出发，保证战争的胜利，眼下不能强调改善生活、发财致富；只能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要咬紧牙关， 克服困难。按地方同志的说法，叫做“长痛不如短痛”。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前方部队的同志又要强调合理使用人力、物力，提倡不要浪费一粒粮食、一个民夫、一辆大车、一匹马。如果浪费了，就是对战争不负责，就是犯罪。

（二）要统一前后方的编制。战争向着高度集中发展，一切工作都需要高度集中，一味照顾分散性，人力物力浪费大，会影响战争的继续，妨害高度集中的指挥。现在要结束分散性，如果有些地方对局部问题照顾不到，就让它照顾不到，对局部的个别的困难要忍痛一下，如果不这样，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由长期分散转到高度集中必然有许多困难的，统一编制是统一指挥的物质基础。在统一编制中要反对本位主义与平均主义，大力提倡整体观念。本位主义是从长期的分散环境中产生的，是有客观原因与历史传统的。但是现在本位主义都成了浪费人力物力的大防空洞，不按照整个的需要，只要求平均也是要不得的。譬如补充兵员，主力师多补充一点，其他的师少补充一点，这完全是对的，如果平均分配，有些部队就会把新兵消化不了，与其让他消化不了，就不如补给消化力强的部队。

（三）部队中要建设一套新的正式的正规制度，人事的与物资的供给配备调补，都应有正规制度，否则便无法控制人力物力，使之合理使用。要打破保守主义，改变过去的作风。今天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就要有新的组织形式，不能满足于分散的游击战争的习惯。人事方面的配备更需要合理，不必要的人员要裁减，杂务、警卫人员不要大多。现在的警卫员有点类似旧军队的马并，造成私有制度，到后方来学习一定要带上，还有的干部组织上要他把他的警卫员调开时，他和警卫员抱头大哭，齐齐哈尔有一个营级干部就有七个人在他的身边。物资供给上不守制度，不守制度的并不是战士，而是干部。因此，首先要干部遵守制度。在遵守制度上干部和战士要一律平等， 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才叫民主作风。

（四）关于培养干部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七十个团补充到前方了，这些战士大部是经过彻底土改斗争的翻身农民，我们应该很好地使用这些成分， 依靠这些新的成分使部队出现一种新的气象，半年之后应该在这批成分中大量提拔班干部。今年下半年“军大”要收八千学员，前方调百分之五十，四千人。这批成分应该占二千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军队吃农民的饭， 干部也要靠农民，在我军的历史上就出了大批的农民干部，现在我们的纵队干部中就有不少是农民出身的。内战时期出了一批农民干部，到陕北以后及渡河东征又吸收了一批农民干部，八年抗战在减租减息中也吸收了大批农民干部，进入东北后，前一时期部队成分差些，今后我们就要以这批翻身农民为骨干，大家应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五）彻底整顿各纵、各师的后方。有纵队的师坚决取消后方，要求各师同志下最大决心，立即将留守处交给纵队，以后再发现定要没收。纵队则应迁移后方，登记物资，清理家务，审查干部，准备将来移交。在清理后方中要防止变相贪污与打埋伏的现象。如果政治工作不好好保证，那么统一起来的就会是些破铜烂铁，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费。我提议，后方的供给、生产人员应该统一的调剂，一年一换，以打破本位主义。各部队留在后方的

家属，由纵队办事处好好照顾，能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不能工作的则应参加一定的劳动。我们男同志对于女同志要负责教育帮助，在妇女代表大会上有的女同志提出老公在前方拖她的尾巴，这是很不好的。我们要把她们当作革命的同志看待，不能只简单的当个老婆看待。只要求女人服侍男人，而男人对女人没有任何帮助，这是我们夫妻关系上的落后性。因此，对于有老婆的同志，必须提醒他们，要帮助老婆，特别是政治上的帮助，在物质生活方面，对于有小孩的应当给以照顾，但应该由组织上来照顾，不要自己去解决， 如果自己去搞，很容易引起女同志的落后性，使他们互相埋怨，甚至引起干部之间的不团结。我们农民干部有个缺点，就是枕头上的话总要听几句，有的完全听，这是容易影响干部团结的。炮司这个问题就很严重，现在专门整老婆关系。

（六）纵队与师的参谋工作应该很好的进行。建设正规军有三件工作是少不了的。第一，是参谋工作，第二，是训练干部，第三，是建设兵工。没有很好的参谋工作与参谋业务，工作就抓不好，部队就难于行动。但是许多搞参谋工作的同志不安心，这一方面是由于参谋工作同志从个人出发，觉得参谋工作没有出息；另一方面是各级首长对参谋工作未加以重视。首长不关心，只有批评没有表扬，业务上又没有指导，这是参谋工作同志不安心的主要原因。政治工作应该注意这一问题，提高参谋的业务，建立健全的参谋工作。

第三、政治工作问题

对于谭主任〔10〕的报告我完全同意，此外，我对政治工作还提以下几个意见：

（一）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有进步有发展的。建设党委制度已得到良好的效果，部队的阶级教育，群众路线，政治工作与提高战术相结合都有新的创造。冬季作战中，部队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气候下，长距离的行军作战，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与旺盛的士气，这是与政治工作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有缺点：1.纵队和师总结经验、推广经验不够，这一部队做得好， 那一部队做得差，有些经验可以继续提高的未提高。2.缺乏思想指导。阶级教育有些部队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够好，诉苦运动〔11〕有的搞出了很好的经验，有的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平淡的过去了。没有搞好的原因，或者是没有启发群众的自觉，或者是有了群众的自觉而未与很好的思想指导相结合， 因而未能把群众的觉悟提高起来，没有使群众的阶级觉悟与党的政策相结合起来。诉苦运动的目的是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之达到与党的政策结合。因此，单纯依靠群众自己不能提高，必须要有思想指导。我们不能满足于群众的自发，只依靠群众的自发很容易产生偏向。以往我们部队的诉苦运动激发了战士的阶级仇恨，提高了战士的勇气，但有的还没有提高到党的政策的水平。因而发生了破坏城市工商业的现象。辽中台安、盘山一扫而光，鞍山也受到破坏，这可能也受到了土改斗争中偏向的影响。贫雇农为骨干，这是指乡村而言，在城市就不适用。姓“穷”的打姓“富”的，也只是打地主， 而不打工商业。3.有些工作我们也走了些弯路。如立功运动，开始没有和阶级教育相结合，这应该引起我们警惕。战评运动，评干部，评关系，都应以阶级教育为基础。发扬民主也要在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样就不会发生大的偏差。

根据以上的情形，我认为现在我们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应该是：“以阶

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又要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

（二）最近部队很快会停下来休整，林总提出这次整训是以政治整训为主，包括整编制与接收新兵在内，谭主任提出的“五整一查〔12〕”，可以做为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五整一查”应该强调整思想，而且要着重整干部，自上而下的整。各部队的思想情况不一致，很难规定一个一致的内容，但必须整顿。首先要解决干部的同级关系与上下级关系问题，自上而下地展开自我批评。干部在整思想中还应该很好的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及最近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学习毛主席报告中有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1.十大军事原则；2.土地政策；3.整党问题；4.工商业问题，即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毛主席的报告在捷克和南斯拉夫的党都作了决定要学习，我们中国党更要好好学习。有同志说毛主席的报告只有对国际宣传的意义，没有实际指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在土改斗争中所发生的偏向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所讲的去做。关于战士教育，诉苦运动没有搞好的还要搞，搞好了的要提高；关于城市工商业政策及爱惜人力物力的问题，也必须在战士中进行普遍的教育。

整作风首先是发扬民主。一切工作、生活制度都要有民主精神，这也是要着重整干部。例如规定的制度，只要战士遵守，干部不遵守，首长不遵守， 这还叫什么民主呢？军队的政治工作很容易犯命令主义。因为军队组织是集中的，命令很容易起作用，因此，干部就喜欢简单化，但是政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不能图简单。诉苦运动搞得好的就是走了群众路线，没有搞好的就可能是犯了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干部不懂得群众路线，命令主义是反不掉的。我们一方面反对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不能让群众自发自流，群众的自发必须与领导相结合，才能把群众引导向领导的方向走。军队和地方不同。军队中如果放弃领导让群众自发自流，那就了不得，会搞出乱子的。

关于整编制。大家在思想上首先要有个酝酿，要在部队中进行很好的动员，不要只发个编制表让大家去搞，这样是搞不好的。抗战中，精兵简政的教训应当吸取，有的单位精简后，起初一个礼拜看起来很好，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这是因为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最后还要整纪律。群众纪律与军事纪律都要整，今天在高度集中作战的条件下，只有打通思想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例如各纵、各师的后方人员，只听直接首长的话，总部都指挥不了，只服从个人，不服从组织，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此整纪律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注 释

〔1〕报告，指毛泽东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2〕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地区和辽东临江、通化地区举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余人。

〔3〕在四干也摆了一个师，但马上要被我们吃掉了，指在四平被包围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等部。这些部队于三月十三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时被歼灭。

〔4〕指示信，指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5〕十大军事原则，指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总结的军事原则。

〔6〕“七七”决定，指一九四六年七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立即决定认真地贯彻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迅速发动群众，为粉碎国民党军新的进攻和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会议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简称“七七”决定。

〔7〕五四指示，指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8〕陕北最近我军又打了个胜仗，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三日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及其西南瓦子街地区举行的宜川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余人。

〔9〕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

〔10〕谭主任，指谭政。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

〔11〕诉苦运动，指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夏，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诉苦指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12〕五整一查，指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成份。

在东北军区后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握纲

（一九四八年三月）

一、后勤的情况

1. 我们的情形应该是以小量大：

甲、我们的收入来源，整个是依靠税收和公粮。现在的情形，公粮的收入是九十万吨至一百万吨，农民负担约合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乙、税收每月约二十五万元，全年收入约三百万元。

丙、我们全年收入是二千三百万元，军费占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但仍不够用。

丁、每一个战士平均每年要二吨粮食，现在要供给五十多万人（第八、第九纵队尚未列入），如按公粮收入计算，仅够我们的服装。

1. 收入少，开支大，浪费大，破坏大：

甲、一种是生产中的浪费。去年做坏了三万双鞋，耗费六百多万元；做单鞋二十万双，用十天左右，叫礼拜鞋，耗费四万元。

乙、造子弹和造炸弹浪费的就更多了。

丙、弹药的浪费：从去年到现在整个的情况看起来尚没有很好的转变。我们造一发子弹要十二斤高粱米，去年浪费子弹六十万发，合粮食七千二百万斤，可说是打掉了一万个中农（一个中农全年收入是六百斤）。根据去年总部的统计，我们获子弹二千多万发，消耗的是一千二百多万发。我们供给到部队的是一千二百万发，而各部队交回后勤的是八万发坏的，各部队交后勤的枪是五千多支，能使用的只有十二支。

丁、服装的浪费：拿一九四六年发出与一九四七年收回的对照，平均起来看是：棉军衣一百套内有八十五套没有了下落，大衣一百件找不着的有八十一件，曾发觉有卖的，有破坏的。

戊、粮食的浪费：一斤八两还喊叫不够吃。后方部队剩饭则存了很多。前方对粮食的浪费也很大，多数是粮食换菜、换猪、换油等。

己、人力和畜力的浪费：无限制的动员大车，动员民夫。不知道多动员一个牲口，就要少种五至七垧地（一垧地收三石粮），合起来就是损失约合二十一石粮，到前方去的不能生产，还要吃。一匹马每天要吃十二斤草、八斤料，还要一个人跟着它。用一万个民夫，每月的消耗要增加六万元。此外， 我们部队自己的畜力和大车的浪费也是很大的。有的师以上干部有胶皮车， 浪费是不小的。假如全年减少五百辆大车，就要减少一千五百万斤粮食，够一千七百万人一天的食用。

二、后勤工作的表现：四个主义

1. 官僚主义：具体表现是对前方情况不了解，供给机关的工作不深入，出了问题与情况不知道。如送到前方的东西，有的损失了，有的不能用， 没有检查，也没有督促。

2. 游击主义：机关部队都有这种现象，办事情没有制度，没有标准。如某师一个师级干部，一个月用六条咖啡烟；有的首长随便批条子，“准予报销”，这就叫作破坏制度。公家的东西随便丢，任意损坏。鞍山机器厂的机器上的皮带到苏联都买不来，南洋才有，但却被割去作鞋底子。现在是统筹统支，像以上这种游击主义现象，只有破坏，没有统一集中，是不行了。游击主义表现不好的方面，就是苦乐不均，随便用缴获物资，公家发的东西也随便丢，随便卖。游击主义另一个表现是各搞一套。

3. 本位主义：打埋伏，作假报告，造假预算，不顾及政府法令，抓一把的办法，九千人报一万二千人，二万五千人报三万人。某师用了钱报不了， 告诉报在埋藏费里。战斗中互相争夺战利品；缴获的战利品不交公，挂招牌， 开小铺出卖。还有的部队包庇地主，掩护地主出解放区。甚至还有的首长对供给干部指示说：“你不要老老实实的，要机动一点。”

4. 自由主义：过去后勤颁发的一些号令行不通，主要是各级供给机关要负责。如发现了破坏的现象不敢讲。一方面说明他们就是“前面乌龟爬滥路，后面乌龟跟着爬”，也就是利害关系；另一个是不坚持制度，明知不对， 少说为好，怕弄得不好，来个报复，可就吃不了。这样自由主义的看问题和处理问题，对革命工作是有危害的。

三、今后关于后勤工作的几个问题

1. 建立整体思想：组织要统一，标准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保证供给要求统一，统一与个人主义是有矛盾的，有一些人反对统一是没有道理的。

2. 反对浪费，要建立节约的思想：要节省缴获的物资，要重视物资和弹药的节约，其重点不是在士兵身上，而是要把它放在干部身上，放在有兵权、有党权的干部身上。

3. 遵守制度思想：

甲、今后关于预决算制度的执行，远的地方预决算要用电报上报，近的地方一定要直接上报。

乙、领发制度一定要按手续执行，领新交旧，一切要经过供给机关。 丙、上交制度。缴获要报，多余要交，坚持一个制度就是一场斗争。 丁、要求首长对供给工作负责，亲自检查盖章，对后勤的工作领导，多

教育、多帮助、多督促、多批评，在政治上教育提高他们，并希望给他们撑腰。

戊、对后勤机关所发的一些东西，供给机关处理的一切问题，请首长叫下面多找供给机关，有一些属于供给制度权限的事情，请首长不要过问，以免下级不好处理。

四、几个具体规定

1. 各纵队今后要执行按时呈报制度。

2. 后勤保证初步作到实物供给，如黄烟等的供给。

3. 规定待遇区分：纵、师、团、营、连、排级之供给制度，正请东北局批示中。

4. 一切支付东西，要通过供给机关。五、要制定以下条例

1. 节约奖励条例；

2. 贪污腐化惩罚条例；

3. 虚报冒领、打埋伏惩罚条例；

4. 盗卖公物的惩罚条例。

反攻一年来的变化及建军中的几个问题 ①

（一九四八年五月）

一、反攻一周年的变化

去年以前蒋介石运来了大批军队（约三十至三十五万），当时我们的力量很小，军队才从关内各地方来，非常不整齐，又没有根据地。因此，他乘苏军撤退之际向我大举进攻，并吹嘘三个月占领全东北。敌占安东后，实际上他的进攻已到顶点，军队力量分散，到处遭到人民的反对，不但兵力受损失，而且政治上受孤立。

我军在北满不断扩大与锻炼了战斗力，因此，去年就进行了反攻，主动权就转到了人民解放军手里。一年来消灭敌三十万，收复七十多个城市，解放四千三百万人口，面积百分之九十，铁路百分之九十以上。解放区的建设已成为国家规模。我军力量大大发展。去年只有四十万大军，现在已真正有百万大军了。

敌人现处于劣势，我进攻以来敌指挥官已调换了三个，但不能改变任何形势。杜〔1〕在时以分散防守，陈诚〔2〕则来重点防御，卫立煌〔3〕采取分割的孤立防守。去年夏季攻势后，敌企图调五个军到东北来，但由于关内大军的进攻，不能如愿，最后东凑西凑，调来两个军（五十三军、九十四军）， 但未起到任何作用，已被我分别歼灭九。本文是罗荣桓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的师以卜干部会议上的报个团。

去年冬季攻势前，敌企图利用冬季休整以便向我军进攻，结果正当陈诚他们研究整训计划之际，我发动更大规模的冬季攻势，给敌以严重打击。现在敌又从关内调来了范汉杰两个军（五十四军、新八军），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现在锦州以西地区没有什么动作，而长春、沈阳等处之敌被我围困， 凭着空运过日子，主动权已完全转入人民解放军手中。

这证明毛主席所说：敌之优势和美之援助只能暂时的起点作用，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又说：指导战争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们争取少犯错误，并善于改正错误。这在东北来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东北局前年七月七日的决定是执行了中央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指示和执行了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的，调了很多干部下去帮助土改，并动员群众参军，这点可以作为我们的经验教训。一年来的胜利打下了解放全东北的巩固基础。今天口号是：消灭东北敌人，解放全东北，不是空喊而是实际的行动。今后战斗规模将更加大了，敌在我打击下连遭失败而收缩，固守大城市， 依靠强固之工事作固守之势。

毛主席说：先打分散之敌，夺取中小城市，再打大城市。现在我们是进到打大城市的阶段了，需要我们力量更加集中，打更大规模的仗。因此，各方面的工作都应围绕着增强我们的力量。最近召开的各种会议，都是为了完成此项任务。今天我们执行这样的任务，条件是有了，但不能自满，而要更加努力，才能完成今后伟大的作战任务。

二、建军中的几个问题

去年年初我们只有五个纵队，二十多万人；另加上独立的师和团，总共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主持召开了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后，由他起草并以他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的书面指示，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时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前后方四十多万人。

现在我们有十二个纵队，十六个独立师，五个骑兵师，十四个炮兵团， 共九十几万人，还不算第二线兵团。今年的补兵计划一百二十五个独立团， 三十万人，分两批补充。第一批自五月起到八月中旬有七十多个独立团；第二批到十二月完成教育计划。将来每个师保证有一万二千人。

去年二十多万人作战，伤亡八万。占三分之一。这个伤亡是因为打了些莽撞仗，还有逃亡的。如地方上动员二三十万人，送到前方补充的只有十六万人。照这样数字，今年我们需要补充三十六万人还不够，一定还要争取八万俘虏（去年补充二三十万人，五万俘虏）补充我军。现在动员的数字，北满占百分之六，有的地方已到百分之八，再不能高了。就北满来说，七百五十万人口，养活这样大的部队是很可观了。

去年干部伤亡很大，我们提出今年训练四万干部。

非战斗的消耗也很大，洗刷过严，送到前方的战士不应该洗刷，结果是送回去又动员来，消耗人力物力很大。

争取俘虏工作很差，消灭敌人三十万，只争取了五万人。毛主席说，人力物力依靠前线。但我们今天进行大规模的战争需要后方供给，因此，争取俘虏，节省人力、物力，要很好的注意。

动员归队工作很差。归队最多的是三分之一。这说明部队管理工作很差， 人力物力浪费很大，如不注意，支持战争就会发生困难。

人力物力要求合理使用。这要在部队中进行普遍教育，不浪费一个民夫、一辆大车、一匹牲口、一粒粮食。加强管理，减少逃亡，是很大的一件事。

部队的组织需要来个大改变，使之适应目前大规模集中作战的情况。现在我们组织庞大、分散，不够集中，这是由于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开展游击战争产生的。过去部队供给要求自力更生，也不可能建立统一的后方，但过去的形式就不适合当前情况。今天部队集中作战，有大城市及铁路运输，部队供给均要求高度集中，但有些同志还不大相信这点，自己搞一摊。因此，首先要统一后方，纵、师后方要交出来，取消小摊子，今天交小摊子是整个的， 不应把它分散埋伏，甚至卖掉（七纵卖布卖棉花）。

减少非战斗人员和马匹。现在全军有十万匹马，希望能减少三万匹。要求大家眼光放大，照顾全局，遵守制度。统一的制度，大家都应遵守，首长不能站在制度以外，现有供给制是否能执行得通，就要看首长遵守与执行的程度来决定，首长不执行就无人给它撑腰。

关于执行命令方面我有点感觉。作战命令一般执行得还好；去年“军大”

〔4〕调学员的命令执行也好；其他命令是乱弹琴，没有很好地认真执行，这些要坚决纠正和克服。

干部训练问题，纵队保留教导队以保存干部，其他干部由“军大”训练。下半年送学员时要送百分之五十的翻身农民，逐渐改变部队成分。

部队团结方面，过去各纵、师集中作战中为搞战利品，曾发生不团结现象，为克服此缺点，我们要实行两个原则。

〔1〕检讨自己，约束自己。不检讨自己就没有向人家提意见的权。

（2）主力要多负责。主力不只仗要打的好，而且政治上要搞好。

今后打开城市，一切仓库要归公，不应私自的槁、私自没收，我们现在一切都要正规化，提高我们的战斗力。

各级同志应该忠实地执行中央提出来的各种政策。现在我们军队的任务

是要打大城市，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研究，将来进城后还会犯过去我们所犯过的错误。我们现在作战光靠农村不要城市的支持就无法取得胜利，现在的城市政策要在全军中进行普遍的教育。

统一规定的命令要坚决贯彻执行，如果不这样作就会妨碍我们的集中。部队统计数字变动很大，有些单位四月份统计，有少二千人的，没有打

仗人哪里去了。司政供统计数字不一致。注 释

〔1〕杜，即杜幸明，曾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2〕陈诚，曾任国民党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

〔3〕卫立煌，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4〕军大， 指东北军政大学。

关于政策问题”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一、政策问题

一切从政策观点出发。过去有些同志养成了坏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策与军事干部联系不上，是政府的事、政治机关的事。当然军事干部要忙于作战，但执行政策仍有责任。如以东北为例， 有些城市工作是由于土改中“左”的偏差搞坏了，但在战争中搞坏的也不少。如辽中、台安等等。进城后，有的部队争缴获，没收东西不请示、不报告， 有的甚至破坏和变卖没收的器材。在教育上只提贫农，不提保护工商业，等等。

现在要打长春，部队必多，如果不注意政策，城市会遭到很大破坏。而收复大城市后如不能恢复城市生产，则支援东北战争和全国战争是不可能的。在内战时期，毛主席反对流寇思想就是反对随便没收，没有正确的城市政策。今天，全国已走向胜利，更应该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

今后，攻克一个城市后如遭破坏，首先要军队负责。攻城部队除战场缴获外，工商业单位均不准动，敌人仓库物资由后勤部门接收，统一管理和分配。

二、要统一按规定的命令执行

因部队高度的集中，如不这样则会妨碍高度集中。过去许多命，本文是罗荣桓根据当时新的作战任务和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存

在的问题向所属部队发的指示电。令均执行不通，后勤收被服只收到极少数；前方缴获，有些连数目

字都不报，故使后勤部无法调剂。三、团结问题

纵队之间、师之间为争胜利品、资材而闹不团结，或因一些部队仗打得好些，受了表扬就横蛮骄做，看不起人，引起人家不满。今后有些问题应该首先检讨自己，就能解决问题，否则只向对方提意

见，以为自己是对的，则无法解决问题。部队的好强、好胜心是对付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对付内部的，打得好是有其他兄弟部队的配

合，不能骄傲，不要自满。注 释

〔1〕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罗荣桓在指示电发出一周之后，即五月二十五日，司令员兼政委林彪，副政委罗荣桓，主任谭政，副主任周桓颁布了《入城纪律八大守则》。中共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并加按语说：“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使用。”守则全文如下： 东北军区总部颁布入城纪律八大守则。兹颁布入城纪律守则八条，望我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战斗员、后勤工作人员及所有入城工作人员，一体遵行入城纪律守则。（一）切实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二）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索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和强购。（三）保护医院、学校、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物。（四）对守法教堂、寺院及外国侨民，不得干涉和侵犯。（五）看管敌人的物资仓库及实行一切缴获归公，不破坏，不争夺，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

（六）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坏赔偿。（七）服从卫戍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骚扰人民，不无故打抢。（八）

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人人守纪律，人人要宣传

攻打长春的方针”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

这次行动方针，觉得很难确定。东北局、总部经过许多考虑，再三请示中央，经中央基本上定案，并给以指示，才把行动方针定下来。为什么定出这样方针？这是根据情况来的。

（一）情况

敌人方面：敌在我进攻和他们连续失败之下，接受了经验教训。首先在东北，其次在华北、华东，敌已由分散走到比较集中，依靠大城市和永久及半永久性的设施，准备固守城市，利用空军接济，去秋敌人接受失败教训不够，下不了这个决心，现在已下这个决心了。依靠大城市坚固工事，集中兵力，主动地与我对抗，发现我军动作，很快收缩兵力。

在华北，傅作义更采取灵活机动办法：我集结，他集中，有空子他便钻。一般他说，现在打比较分散的敌人机会是不多了。与敌大城市对抗的形势是确定了。敌人的作战总方针，在东北、华北，主要是采取对抗防御，与我攻夺华中，争取时间，重新组织训练后备力量。

我们方面：一年多来胜利是很大的，但我们在继续前进中，也暴露了弱点，也存在着困难。现在要打敌占大城市，兵力上不超过·本文是罗荣桓在长春前线主持召开的吉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题目是

编者加的。敌人是不行的，且要应付增援；其他大规模攻坚战，在技术方面也有许多不够，且要有很好的供应线，否则就很困难。在华中我们现在还站不稳脚，在西北力量还不很雄厚，不能大规模南下。因此，在战局中好像出现暂时停止一样。但这种情况，只要我创造夺取大城市的条件，或南面站稳脚，能很快南下，便会打开新的局面。这是东北局几个同志交换的意见， 只供大家参考，不是什么决定。

（二）方针与任务

我们在东北，要对付大城市，甚至华北许多大城市都落在我们身上。华北部队可以南下，甚至往西北转一转，东北不能超过他们，剩下的便只有全力对付大城市。而今天我们夺取大城市，有些条件是不够的，兵力上要三倍甚至四五倍，要有很好的供应线，要有许多炮和炮弹，要有一定的技术条件， 而这些条件我们是不够的。因此，对付大城市，要采取久困长围〔1〕的办法。在东北有些城市我们是可以打下来的，华北就不见得能打，因为我们条件比较好。去年打四平没打下，今年打四平很快解决了。临汾打了七十二天，潍县也打了很久。长春，我们是要打的。但沈阳二十几个师就不一一定打下来， 锦州也不一定打下来。因此，许多大城市要采取久困长围办法。长春咬紧牙关是可以打下来的，沈阳恐怕不一定打下来。

大城市不拿下来，我们可以再积蓄力量。南线如很快站住脚，很快南下， 甚至采取超越办法向南几省发展，绕过大城市，以后还可以采取接收的办法。我们并不悲观，不要性急，要看远一点。

在这方针下，我们考虑打长春问题，我们决定打长春，因别的地方没仗打，敌人不分散，且长春比较孤立。打长春有三种情况：围长打援，这是好情况，但这种可能性小。我们现在打，时间长，伤亡大，敌增援，我不能撤下很多主力打援，城市也不能一下解决战斗。我们也考虑咬一咬牙关坚决打下来，即使伤亡五六万人，补充不起来，解散几个独立师补充主力；打得几个师专门整训几个月。但我们为什么现在又决定不打长春？因为外围战斗没

有打好，才消灭了敌人六千余人。在战斗前暂五十六师有三个团来接头，结果只反正一个连，七十余人。在驿马站战斗中也给我们以警惕，暂编师也不是那样不能打。同时，长春是我们打的第一个大城市，如打不下，影响士气， 也影响群众。今年灾荒及土改中偏差错误，影响群众生产情绪，打长春拿下来是一个胜利，拿不下来对群众的情绪是有波动的。同时，拿不下来，有些部队半年恢复不过来，对群众情绪也有影响。因此，我们想到南面围承德， 夺下承德，并求得大规模打援。但冀热辽部队围承德，只搞到隆化，同时粮食也大成问题，如从东北运，解决三十万人三个月的粮食，便要解决六万吨的运输，一千五百辆汽车，要运两个月，如运不到，便要被迫分兵，而长春敌人也跑了，搞成两头失蹋。要打就是存在这些问题，不打又没仗打，只好请示中央。第一次总司令来电给予鼓励，说要打大城市，“两三个月打下来就是快的”，其次便是打家当，我们考虑是可以打的，但是怎样打法是个问题，一口气拿下可能性很小，有人提出先吃肉，后啃骨头。但去年四平经验很明显，一口气拿不下来便是祸害。有人提出打半边城，但敌机空袭也不大好办。

我们提出三条方针：（一）一口气拿下来；（二）向南去；（三）围困长春，中央同意我们围困长春的方法，练兵两个月后再打。这在打长春的时间上是解决了，但方法上未解决。临汾采取坑道作业，外围一突破，几个钟头便解决战斗。我们已电请中央详细介绍一些经验，提出在这方面大家很好研究。因此决定，第一步是围困长春，大部分主力练兵，在秋收前一定要拿下来，解决长春问题。围困是否有结果呢？可能使敌粮食困难，但敌主要靠空运，弹药有七个基数〔2〕，要求完全断绝是不可能的。但围困有作用，首先敌人是被动的，精神上是一个负担。同时增加民食困难，敌也是不好办的。如果把所有大城市都围困起来，作用会更大，许多城市要靠空运是解决不了的。

对长春围困两月，便会增加敌人的困难，同时，对敌再做好瓦解工作， 便会创造有利条件。而对我们则害处不大，最多增强一些工事。长春敌人防御体系是已经完成了的，最多加强一些外围永久性碉堡。纵深中许多洋楼， 甚至比碉堡还坚固。因此，形势上需要不着急，如经过两个月的练兵，增加几个师的攻坚力，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同时，补充了许多新兵和俘虏，也需要训练，且利用这个机会，休息民力，放回大批民夫，可以抢种和铲趟，这是决定秋收问题。因此，在练兵中要全部放回民夫，组织自己的大车运输。第一线兵团，要由兵站线供给。今后更要十分注意爱护民力。今年收成好， 粮食出口要减少；收成不好，更要减少。东北局很着急这件事，这几天天下雨，有些着急。

在这两月中要好好练兵，整党没整完的，最后抽一点时间搞一搞，还要搞编制。这回下决心减少三万匹马，我们的骑兵驮马太多了。除冀、热、察要加强骑兵外，其他地方骑兵作用不大，减少一万匹马，便能多养活四五万步兵，同时也节省财力、物力。

对补充问题，今年计划主力六十万，现在五十八万，加上后方将近百万。如今年收成不好，计划减少一期新兵，第二期留在明年搞，可节省十万民力。同时，加强争取俘虏的工作。统一整编后，必可节省出两万人，再把归队工作做好，争取多两万人归队，可以争取四万人上前方，后方的部队教育，分别再拖长两个月，把整个计划完成。

注 释

〔1〕久困长围，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就考虑和部署打长春的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主要负责人正式提议：部队在军事、政治整训之后打长春，并经中央军委批准。五月二十五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人纵队乘国民党新七军两个师出城活动之机，对长春进行攻城试打，结果只消灭敌人六千人，并不成功。五月三十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六月中旬，东北军区师以上高于会议进一步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并调第十二纵队接替第一纵队担负围困任务。与此同时，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以大兵团会战和攻坚战术等为主要内容的大练兵运动，并加强炮兵建设和后勤建设，这就为辽沈战役作好了充分准备。在辽沈战役中长春守军深感突围无望，除第六十军起义外全部投诚。十月十九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

〔2〕弹药基数，陆、海、空及各种兵器数目均下一样。举陆军弹药基数为例，半自动步枪（支）二百发，班用机枪（挺）一千发，重机枪（挺）四千五百发，八二迫击炮（门）一百二十发，一二二榴弹炮八十发。

关于整军运动向军委的报告①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

一、东北部队在冬季攻势结束后，进行了一个以政治整军为主的整军运动，时间一个月到四十天，干部中提出五整一查〔1〕，战士为上改教育和民主运动。这次整军，系根据毛主席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2〕及全国土地会议

〔3〕精神，以后又根据中央关于纠正左偏的各项指示，并吸收了关内及东北部队的经验〔4〕，通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5〕（纵队、军区及师级干部到会）的讨论，与各部传达准备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严正地指出了作风不纯与成分不纯，说明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是严重的， 因此，应着重检讨缺点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必须同时并用，上级带头推动下级与发动下级批评上级。对于错误、坏作风，采取有重点的不同程度批判，主要采取打通思想和争取改造的方针；但错误重大表示顽固的分子和某些蜕化分子与异己分子，必须施行纪律制裁，应当清洗者仍需坚持清洗，这些指示与规定，在运动中起了作用，统一了政策与步调， 避免了各自力政，避免了不分情况的打击与清洗（个别有发生，但随时得到了纠正）。由于批评、自我批评正确地开展的结果，错误被揭发被批判之后， 干部思想上的盲目性得到批判，自觉性提高了，错误开始被改正，消极的正积极起来，关系不好的开始变好，经过查成分和实行某种清洗之后，成

分不纯的现象也获得了重要的改变。

二、五整一查运动，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采取党委扩大会议的形式，按照干部政治水平、工作职务与问题的性质，分作三级执行的。首先是纵、师一级，然后为师、团一级，再为团、营、连级（连级干部主要参加连队土改教育和民主运动），按级检讨，按级解决问题。同时上一级的会议为下一级会议作准备。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一）由于直接，便于检讨和便于解决问题。（二）可以避免领导机关不作检查，只要下级作检查，或使下级人员借口上级没有检讨，而拒绝自我检讨。（三）经过上一级会议充分检讨之后， 对全盘问题可得出集中一致的意见，便于领导下一级的会议，使各级会议有所遵循，不致失却领导。凡按此项步骤去做的，成绩就好些，那些不分步骤， 不作准备，把所有干部一次集中，企图一举解决问题的，结果没有做好。在批评问题上领导人的示范作用极其重要，可迅速打通思想，消除顾虑，对领导大胆提意见，与虚心负责的检讨自己。此次会议时间最长者仅及两星期， 虽其中有点粗糙，不够细致，但会议一般比较顺利，问题解决较快，即为原因之一。

三、各级会议中着重检讨与批判的问题，可归纳为下列各项：第一，是对土地改革的立场态度问题。在土地会议前，部队思想是模糊、混乱的，对土改之必要性与正确性发生怀疑，不满群众斗争，认为过火；对被斗地主抱同情可怜态度，代地主隐藏财物，收留被斗地主儿子参军等等，许多部门均有发现。其主要原因，是对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祖减息到平分土地的转变，缺乏思想准备，不认识土改与农民与民族独立与战争的关系，加上地主挑拨利用所致。经过教育后，工农出身的干部很快获得改变，唯对土改后期的打人杀人与部分饥饿现象仍表现不满，埋怨地方人员不能掌握政策，并由此怀疑土改的成绩。但地富出身的知识干部（主要指抗战时期来的知识分子），情

① 本文是由罗荣桓起草并与林彪、谭政共同签署上报的。

形就较复杂了，他们在土改运动与整党运动中暴露的问题要多，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立场问题，没有得到实际的解决。土 地会议传达后，曾一度引起不安， 顾虑家庭，顾虑自己将不被党所信任，但在整党运动中对他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以后讨论了弼时〔6〕的报告，不安的现象是克服了，但思想作风的改造仍是今后一件重大工作。第二，是斗志问题。由于战争残酷，部分中下级干部中始终存在一种畏惧悲观心理，害怕大的攻坚作战（对中等设防城市是不在乎的）。此种情绪时起时伏，当为战争形势所左右，在胜利环境下不易抬头，如遇重大挫折，即易引起波动。他们对时局的观察往往表现急躁与片面性，怀疑革命高潮和反攻口号，认为提得早。像一九四二年所提，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的口号一样，其根据是反革命力量还强大，全国某些战场呈胶着状态，敌我进退不定，大城市没有拿到几个及过分重视美国的反动作用，认为中国内战必然导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战争结束将遥遥无期。应当说明的是，这种悲观厌倦情绪只是局部现象，不占重要地位，有的又只是认识上的偏差，并未影响斗志。经过斗志的教育，与实地提高战术技术， 增加攻坚信心之后，当有所改变。目前总的说来士气是旺盛的，战斗精神勇敢积极。第三，是本位主义，不顾整体，妨碍统一，违背政策。表现在供给工作上的多领虚报，不爱惜人力物力，随意浪费人力物力，缴获不归公，私打埋伏。在新区执行没收征发，多顾军队少顾群众，有的则完全从军队需要出发，没有策略与政策观念。大中小地主富农一律都打，以致个别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在攻击城市作战中争夺物资，伤害团结，破坏工厂与市政设备。鞍山、营口作战中，均有此种现象，而以攻占四平较为严重，过去虽有整顿，但未根本解决问题。故此次整党，思想上着重建立统一整体观念， 与政策策略观念，号召爱惜人力物力，反对破坏浪费和分散。实际工作方面， 则作一连串的改革。如取消纵队后方，所存物资、工厂交公、重订编制，大量减少牲口、大车，在新区按中央方针，停止一切没收征发，实行缴获归公与合理分配，并普遍进行保护城市及工商业的教育等，估计今后会要好些。第四，是享受观念。享受观念在东北的城市环境容易发展，也是干部生活作风中的一种不良现象，现在情形虽较过去好了些，但在部分干部中生活特殊化的现象，不按规定超过规定开支的现象仍有不少。此点已在各次会议上作了必要的批评。为了克服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的腐蚀现象，鼓励干部斗志，整党中进行了反贪污腐化的斗争，处分了少数品质恶劣极端自私自利的分子， 对于来历不正为数较多的私人财产发动归公，婚姻问题不合法者，不予承认。实行的结果，影响尚好。第五，是工作作风上，提倡领导与实际相结合，统一计划与分散指导相结合的原则，以代替只坐在机关做计划，发指示，只在上面开会，只在事后作一般检查总结的恶劣倾向。实施此项原则的办法，就是在休整和作战空隙中，按照情况与需要，定出统一的工作计划，然后由各级主要负责人和次一级负责人，轮流地、分批地率领机关人员出马，到下面去，实行就地指导，就地检查督促，就地总结经验和就地教育干部。这样做不只是消灭官僚主义习气，而在积极的保证工作计划，使计划不致流产，时间不致空过。有相当指导经验的同志到了下面，并把全部工作过程负起指导责任以后，任务即可保证完成，关于计划与检查相结合，一般指导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适时总结与适时交流经验、教育与提高干部等问题，就有可能形成和得到解决。此项办法从去秋起开始倡行，此次整军又加以普遍推广，证明效果是好的。连续作战中，在下级干部普遍减弱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有限

休整时间与空隙时间，整顿提高部队，提高干部，是有重要意义的。

四、部队成分问题。一般说来主力较纯，新部队较差，主力中补充了大量俘虏的，情形又稍有不同。现将土改教育清查出来的几种不纯成分分述如下：第一种为地富子弟。每连都有，有多至十个左右的，土改前期来的已多数有进步，后期来的则抱成见、不满，在土改教育中与贫雇农战士思想上有对抗（大部因刺激所引起），但动摇叛变者尚属不多。如果政策恰当，时间较长，是可以引向进步的。除个别成分大坏或表现太坏的随时予以清洗外， 现采取争取改造与继续审查的方针，未做无条件清洗。第二种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他们来自俘虏及敌占较久的地区，其中杂有敌探、特务、变节分子，但多数出身是贫苦的，详情现不甚明了，待调查后再作处理，第三种为敌方下级军官（连排长）。他们系因清洗不严，从俘虏群中混进来的，在几个纵队均有发现，有一个纵队清查出三十多个，并有在我部当兵一年之久者。为安全计，已决定按照遣俘办法，全部遣送出境。第四种为流氓分子。他们系旧社会流氓、伪满宪警及俘虏中的兵油子、流氓习性甚深无法改造者。此种成分虽经战争淘汰，多次清洗至今力数已不多，但在部队中常作坏事，并有吸引落后与转坏风气的本领，故须严格清洗，不能留用。除上述几种成分外，还有因成分被划错而被斗的中农成分的战士，有的家人被杀，财产弄光， 到部队后愤感激昂，声言要报仇，现在进行团结善后工作，以平复其不满， 实在不成的，只好送回地方。关于成分纯洁的要求，我们的办法是，对干部必须从严，对战士可略为从宽，基础弱的部队必须从严，基础强的部队可略为从宽。

五、民主问题。民主运动经此次全面普遍推行后，再次证明效果是好的。克服了打骂官僚习气，改善了官兵关系，启发了官兵们的积极性。但民主运动必须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于部的教育，另一方面是对战士的教育。对于干部着重民主教育，对于战士着重纪律教育（大兵团作战纪律尤为重要）。评论干部，评论党员，也是包括着好的和有缺点的两种干部与两种党员。有缺点的又包括着他们的缺点优点两个方面，如此分别地加以批评与表扬（如中央所指示的），才不致失去公允与损害干部、损害党员的积极性。上述两方面的工作，须分作先后两个步骤进行，不可只作一个步骤同时并举， 因为要讲民主就不能同时讲纪律，评干部就不能同时评战士。由于时间关系和领导上的缺点，民主与纪律教育，许多连队只作了前一步工作，没有作后一步工作。评论干部党员，也是批评者居多，表扬拥护者居少，以致某些连队发生战士调皮，不服管理，干部不敢管理。评论党员后，在俘虏成分中对党发生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个不足的方面，如果补上这个方面，成绩是会更大的。民主运动实行后，激发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创造出许多新的作战方法。如以一个连为例：连长可以以五个步兵班和大部重火器，组成一个冲击队，从东面攻击洋房，造成一点（其冲击队内分工，可以重火器编成人力组，以一个班编成爆破组，以两个或三个班编成突击组，以一个或两个班编成支援组），以一个排附一部重火器，组成一个突击组，从西面攻击洋房，造成面，以一个班留作预备队。这种区分是作一个比方，当然可随情况而变化。

为了使干部容易记住，易于动员，可以将上述纵深战斗的攻击部队，从组织形式上来固定其组织和指挥的办法叫“四组一队”原则，就是说每个攻击部队都把它分成火力、爆破、突击、支援四组形成一个冲击队，从此就构

成“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的战术原则。

在大城市的纵深战斗中，实际上是几十个小部队向着几十个大小不同的目标实行攻击，如果能以这种办法，使每个率领这种攻击部队之指挥员有侦察、有分工、有布置（四组一队原则，能推动和限定如此去作）的攻击，则能解决极其重要的纵深战斗的组织问题。

又，民主实行后，在连队干部中发生了一个新问题，即干部的政治军事水平与管理教育能力，必须提高到与民主运动要求相适应，否则民主运动的发展，仍会受到阻碍。

六、整军运动情形大致如上。因时间关系，纵队一级的检讨没有完成， 政策教育未深入，各项具体问题尚待处理解决。已决定召集组织工作会议， 并利用练兵时间，加以完成。

注 释

〔1〕五整一查，指东北军区政治部在整军整党运动中提出的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和查成分。

〔2〕毛主席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 1243 页。

〔3〕全国土地会议，指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十月十日， 由中共中央公布实行。

〔4〕东北部队的经验，指在东北部队中政治教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诉苦运动，早在一九四六年就出现了，后来罗荣桓根据第三纵队的经验授意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经他审定后，下发各部队，并组织人员将诉苦运动经验加以总结写成报导，还指示撰写了《部队教育的方向》作为社论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向全军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进行诉苦运动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新式整军运动。使诉苦运动发展成全军部队进行阶级教育的主要形式。

〔5〕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到三月七日东北军区政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贯彻同年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战斗间隙，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

〔6〕弼时，即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直属单位庆祝建党二十七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

今天召开东北局直属单位党的干部会议，是为了庆祝党的诞生的日子， 常委会要我来讲话，主要讲三点：

第一、我们党己有二十七周年的历史，现在是很大的党，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党在执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任务已是很长时间了。她经过了四个时期。党的第一个时期，即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1〕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和国民党开始合作的第一时期，这时期党还在幼年， 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对这个革命的叛变；同时我们党也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使这一革命失败了，党又经过第二个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苏维埃运动时期。党在这时期主要采取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实行对抗，在这时期中我们党同时实行厂土地改革斗争。在这时期，党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3〕、立三路线错误〔4〕、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5〕。以上基本是左倾的错误，这样把党搞的七动八荡的。党又经过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这是第三时期。由第三时期又进入一九四六年到现在人民解放战争新的时期，这是第四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避免了路线的错误，而把党引导到更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胜利的道路。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第一、第三时期都是和国民党合作； 第二、第四时期，是由党单独来干。在第一、二时期，犯了路线的错误；在第三、四时期我们避免了路线的错误，而把党引导到向前胜利发展的道路。但是不是完全没有犯错误呢？也犯过点把子。但是这些错误没有影响党胜利前进，很快地纠正过来了。我们党犯错误大致是这样：在与国民党合作时期， 容易犯有的错误，与国民党分裂后容易犯左的错误，历史上我们党在这几个大的时期中间经受了考验，我们的党如果以毛主席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就完全能够避免犯错误，而且能够走向胜利；如果不是以毛主席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就不免犯错误，而且要犯大的错误。这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今天证明更加如此。在第三、四时期中就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党没有犯大错误，有时在某一工作上犯一个错误，但很快地纠正过来，这就是党以毛主席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把党引导到胜利和发展的道路。这一件事情在我们中国革命中说来是重大的事情。我们党产生毛主席思想是非常宝贵的，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这是从党的几十年流血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应该极其重视的东西。纪念“七一”，我们要学习党的思想路线，学习毛主席思想，学习党的历史。学习党的路线与学习毛主席思想是不可分离的。不学习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就不懂毛主席思想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如何宝贵。有些同志要间毛主席思想究竟是什么呢？我在这里讲讲。

毛主席思想主要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相结合。看起来这句话好像大家都懂得，但是学到这一点可不容易。毛泽东同志思想是具有马列主义的斗争性和创造性的，这个思想体系，是与教条主义完全不能相容的。教条主义不懂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只是记住死的条文字句；不懂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只记住那些条文，依样画葫芦。毛主席思想同时与狭隘的经验主义也同样是不相容的。狭隘经验主义不

懂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原则，而拘束于自己狭小的范围与经验之中。

毛主席说，我们分析一切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这句话与片面的孤立的看问题要完全分开看，不能混为一谈。研究问题要从客观具体实际出发，

而不是片面的、孤立的看问题，如果把从具体情况出发，同片面的孤立的看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所以毛主席思想与狭隘的经验主义也是不相容的。我们全党应该很好地学习党的历史，学习党的路线，也就是更好地学习

毛主席思想，领会这个思想，真正把这个思想当作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是保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

第二、我们党已经处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党已开始准备完成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当抗日战争结束时，蒋介石反动派就已开始代替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的地位，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进攻中国人民。党在这个历史时期面前，没有发生惊惶失措，没有发生畏惧退却，没有把自己队伍搞混乱， 没有把自己的力量丧失；相反，更加坚强地站起来了，坚持了反蒋的民主统一战线，进行人民战争，反抗反人民的、向人民进攻的战争。这是由于我们党及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事前有预见，毛主席在“七大”时，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分析国内两条路线的问题时，明确指出，蒋介石反动派对内战是有准备的，“等候某一个同盟国（我了解是指苏联）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那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就说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内战危险还是有的。“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那时讲的非常肯定，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英明预见提醒了全党、准备了全党、教育了全党，所以在这样大事变时，我们党没有大乱。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乱，但没有发生惊惶失措，这就保证了我党由抗日战争阶段胜利地过渡到人民解放战争阶段；这就保证了我们党、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就保证了我们胜利的革命高潮很快的到来。如果在这样的时期，事先毫无预见，毫无准备，那么我们党又会重复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错误，我们党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强大的站起来；否则，像今天这样的革命高潮还会拖迟。所以我们从抗日战争胜利的过渡到人民解放战争，是我们党很大的成功，正由于这样的成功，保证了革命高潮很快的到来。

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进攻，今天已到一周年了。这个胜利是很大的， 这个胜利证明了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这里附带谈一谈目前战争形势有没有新的情况呢？目前战局有一种新的情况，这种新情况，在去年秋季作战中就估计到会要到来。什么形势呢？就是敌人在我们不断的进攻与打击下，会由分散作战到集中防守，依靠某些大城市，某些残存的铁路段落，固点据守，采取长期持久的对抗。在去年秋季时，那种情况敌人还不具备，但我们还好，家还是保住了，敌人还是消灭了。冬季情况就不同，冬季作战敌方主要是陈诚主持。他来后，首先骂杜幸明无能，采取依托重点为战的方针。他如果根据夏季、秋季的失败，来一个根本的改变，那么我们冬季作战就很困难，不是不能打，而是打起来费力很大。去年看敌人就很可能走这一步，但敌人为什么不聪明了呢？敌人也有他的道理，这主要是他对失败的教训还接受不够，那时还要注意自己的威信，外交上还要维持面子，还要积极乞求美国援助，还有一个伪选总统〔6〕问题，怕失败多了影响士气，会增加内部的混乱，所以他的决心不好下。在我们冬季攻势打击下，他的决心下了，我们冬季攻势对敌的打击很大，凡是一个师守的城市都拿下了，这给敌人一个很痛苦的教训。打败仗的消息，从各方面传

出，尤其美国报纸上到处公布，经常谈蒋介石在某些方面失败的消息。因此， 敌人就不得不下决心。敌人在东北甚至在华北，从分散走到集中兵力，依靠大城市及某些残存的铁路线，依靠永久性的防御工事，采取长久时期的与我对抗。这个情况今天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敌人在华南、中原也一样。蒋介石还保持自己局部力量企图跟我们争夺中原，以巩固长江防御，巩固华南。敌人有力量支持某些局部局面，但一部分会很快消失。尤其最近人民解放军进入开封，消灭了敌人三万大军，汉水、长江地区，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很大胜利。这些胜利造成了国民党今天内部的恐慌。他们害怕在华南的形势也会改变，他的局部保持力量也会消失。华南战场又会落到人民解放军手里，如果长江防御不能很好防御起来，人民解放军就会渡过长江以南去，这是蒋介石最害怕的事。东北、华北、山东地区的敌人，今天主要是依靠某些大城市， 某些残存的铁道路线，依靠永久性的设防，采取长期持久的与我对抗。南线在中原主要是争夺地区，争取时间，武装后备力量，补充训练后备力量，这是敌人整个的计划，但已经是过晚了！

敌人究竟有多大的后备力量？有人说六十万，现在看没有六十万。台湾训练出来一共有三期，计划第一，期五万，第二期十万，第三期五万，三期总共只有二十万，现在还是第一期。蒋介石准备把台湾五万新兵送到东北来， 而美国不愿意，说那是保卫湖南的。所以今天说蒋介石的后备力量很困难， 征兵还没有征起来，而且今天的征兵更加困难。因为他的军事上的陆续失败， 后方社会治安很不稳定，经济处于总崩溃形势，所以蒋管区的情况极度不安， 唯一的出路就得补训后备力量，但很困难。我们就算他有六十万（实际上没有），但大部分是新兵，这些新兵如果拿到东北、华北来，那只是填数，不能发生什么作用人口果说东北再加上六十万，我们并不反对，我们可以分散的打，部队现在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如果他们来了没有地方，我们可暂时给他们解决一些地方。因为我们没有海军，他们来一些人，对全国革命是有利的。华北敌人增加一些新力量，我们也不反对。在东北作战地区敌人只剩几个孤立的大城市，在华北也一样，如果在中原，还可以跟我们争夺一下。所以敌人在目前是不会认输的。这就是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几句话完全是对的。今天人民解放军两年战争的形势，已经成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主要标志。

我们党在这一两年间，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实行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这种运动在我们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苏维埃内战时期我们党也执行了土地改革，但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中央苏区也不过三百万人口，加上全国各地的苏区最多时一千多万人口；现在我们这个土地改革，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土地上来搞，形势浩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而且大部分完成了土地改革斗争，消灭了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了封建半封建的政治统治，这就给我们新的人民革命高潮奠定了雄厚基础。在蒋管区表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形势，在蒋管区城市展开了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7〕，美帝国主义采取扶助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政策，蒋介石又公开出卖内河航行权

〔8〕，再加上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的结果，造成了高度的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把整个蒋管区人民放在死亡线上，这一点激起了反蒋反美的学生

运动更加高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蒋介石特务警察屠杀之所能阻止的，这是阻止不了的。以上完全证明我们党已经处在新的革命高潮中间，依靠我们新的强大的力量和已有的成就，我们完全能够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第三、我们党处在这样新的革命高潮形势下，要准备争取全国胜利，对许多问题都应有新的提法、新的看法、新的作法。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党要更加统一，更加集中，要消灭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的没有纪律或者无政府主义状态。我们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解放区包括一万万六千万人民，许多解放区今天都连成了一片。例如，晋冀鲁豫、晋察冀合并为华北解放区； 东北从去年夏季攻势以后，东西南北满完全连成一片，而且与冀热辽也联系起来了。现在我们的根据地是五大块〔9〕，每一块都具有国家规模，尤其我们东北，不仅有广大的乡村，而且有许多城市，有工商业，有铁路运输，已是国家规模了。我们还要立即走向全国范围的胜利，今天我们党更需要强调统一，强调集中，强调统一执行政策，要有统一纪律，这是非常需要的。这不是说我们党目前存在着不很统一，不很集中，不是这样说法，而是说我们党某些部分存在某种不统一的现象，但不是全般如此。今天为什么提这问题呢？因为今天需要高度的统一集中。我们过去长期处于农村中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采取适当的分散发展的方针是对的，给地方更多的自治权，军队也一样。军区、军分区有更多自治权，这对不对呢？是对的，而今天就不行， 如果今天还这样办，那就错了。我们现在要完全改变过来，现在地方不能要更多自治权了，军队也如此。要强调统一集中，特别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更需要统一，你说你的对，他说他的对，各有各的讲法，那不像话，那是不行的。今天要求是，要更加统一，更加集中。要克服一九三九年的作法，那作法过去是对的，但有些作法过去也有不对的。基本上那时采取分散的方法是对的。但我们有些组织突出特殊，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否认党的基本统一那是错误的。只有这样改正过来对党才有利，对革命才有利，不改正过来， 对党有害，对革命的需要也是有害的。现在我们要从各方面，很好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消灭仍然存在着的某些不讲纪律，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我们要很好的检讨，来一个自我批评，特别是要克服一些坏现象。

中央曾经指出，我们党还存在最坏的作风。什么坏作风呢？第一种作风， 地方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作风，非常恶劣。这东西有没有呢？我想我们党的某些组织里、或者程度上的不同，多多少少是存在一些的。因为我们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中，过去自治权比较大，很可能造成这种现象，但也不是有意的和中央闹独立，有也是个别的。一般的说不是与中央对立、也不是搞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过过去地方自治权比较多，没有看到今天形势给地方自治权缩小了。狭隘经验主义要改正过来。什么叫地方性呢？就是我们这地方一切问题以地方为中心。例如土地改革政策，可能认为中央的上改政策对我们这地方不大合适。毛主席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谈到某些地方发生左的现象，还有工商业政策问题。有人说这不过对外作宣传而已， 不包括我这地方在内。这现象是有的。毛主席讲从群众中来，但还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去。不要忘记，地方上的政策如果与中央的政策相对立，那就是否认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分散，过去也不能存在。今天如果与中央的政策相对立，那就是否认党的领导，更不能存在。所以党一再地指出， 反对地方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这种作风是不好的，全党要彻底批驳这些东

西。

还指出第二种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这种现象可能是不自觉的。一部分因过去搞惯了。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管自觉不自觉都有独立王国的现象，这是不好的。这不仅对中央及中央委托的中央局都是或多或少的有这种现象。既不向中央请示，又不作报告。我们军队有没有这样现象呢？主要应该服从统一指示，我们说指示作战的命令都服从，但在集中使用人事调动上就都不行了。甚至于自己处理完了就算啦。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是最坏的，我们要批评。我们说一切命令要执行，执行统一命令，那个地方只有作战命令执行，而其他命令不执行，作战结果报告，其他命令执行的结果不报告，这是不能允许的。

第三种作风，只报告成绩不报告或者少报告错误缺点。我们军队在内部或在党报上只报告成绩，至于缺点总是报告得少。昨天我们有个学校汇报， 那个学校在领导上很糟糕，学校教育是中心，但他把教育忘掉了，报告说还是有成绩的。成绩在哪呢？就是每个人分半斤炸药，究竟爆破动作合乎不合乎战术要求呢？没有注意。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例子呢？ 恐怕相当多。

专讲成绩，不讲缺点。军队中好胜心很强，也就多讲成绩，少讲缺点， 我在军区会议上说要批评这东西。我们今天要报告成绩，同时要讲缺点，只有发现缺点，才能知道成绩是实际的。这种作风在全党要批评，反对假报告。土地改革运动总结中提到也有假报告。： 假报告是党性不纯，没有自我批评的勇气。

党中央指出：第四种作风，对于某些原则性的问题不反复考虑，不采取慎重处理的态度，粗枝大叶、草率的处理问题，有些自以为是，这是对党对人民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处理问题，一定处理不好，而且只有危害革命事业，不会得到好的结果的。

还有对于中央的文件，对于东北局的文件很少研究，有些文件关系自己利益的还看一下，关系全党的事就很少看。比如土改总结看的人很少，研究的更差，所以作起来，往往与中央或东北局规定有出入。比如我们队伍对于城市政策，东北局、总政治部已有决定，我在政工会议[10]、司令部会议[11] 上也特别讲过，但在我们进城后，还是搞不好，最近才比较注意些。很长时期城市政策没有搞好，还有没收政策，根据中央和东北局批准过的，奖励过的，如何如何，但我们执行起来往往是违犯政策，不去执行统一的政策，不去执行统一的纪律。除此而外，各方面工作中类似的情形还多。比如我们在许多生活制度上，有些无政府主义状态，有许多制度等于不规定一样，甚至于比不规定还更坏。你规定了这个东西，他打埋伏更厉害，他的假报告打得更厉害。他有些问题真正不向你报告。本位主义严重的人，在一般同志中相当普遍。本位主义不会有整体观念，政策观念。比如说决定把所有纵队的后方机关都要交出来，但有些本位主义者却把它破坏了一些，破坏的和上交的可能相等，也可能还多；比如有些部队，在司令部会议上讲司令要负责保证， 后方要交出来，但在没有人看见时，把什么东西都拿走了，把什么东西都破坏了。所以本位主义者没有整体观念，没有政策观念。

我们应当有法制精神。有些东西规定了的，大家要遵守。现在许多制度， 不是战士违犯，而是干部，大致是从纵队司令开始违犯（不是全体）。比如马匹、警卫员的数量定编后不准变动，但有些干部配备马匹、汽车、警卫员，

现在还是不按照规定；按照规定的是老实人，而老实人被认为是最吃亏的，

——这在部队中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许多制度不能很好地执行，就是干部不遵守。比如现在规定总司令只能用四个警卫员、一辆汽车，但有些干部来哈尔滨治病，还要带四个警卫员，并且用火车运来三匹马（笑声），还有小伙房。有的干部在哈尔滨休养，把老婆、娃娃、保姆、奶牛都接来了（笑声）， 如果不给接来，就不高兴（笑）。他们对后方不满意，但为什么不对自己不满意一下？比如用汽车的规定，现在被有些机关破坏得差不多了。有人有两辆汽车，拿一辆放在齐齐哈尔作生意，每月可收入三十万。上行下效，养成官官相护。这些现象如果在党内不加以严厉批评，那就不行。我们党内有的同志现在有一项“法宝”，叫“打通思想”，不管错了什么事，首先要给他打通思想，不打通思想，就叫“不懂得干部政策”。我们说打通思想是要的， 但不能因为你少数人存在妨碍党的利益，党不能一切事情都忍耐。所以要批评这样的现象，要强调集中纪律，特别要统一执行党的政策，要严守政府的一切规定，要求大家提高觉悟，要有法制精神。有些问题要从干部思想上谈清楚。谈清楚以后还说搞不通，必要时要采取纪律制裁。如果不采取纪律制裁，我们几百万党员的党、这样大的队伍，先锋队，组织松懈，要领导一万万六千万人民，将来还要领导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行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党内发动学习中央重印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及《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以及党的领袖毛主席及几个重要首长的文件、指示。党内要开民主座谈会，要实行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自下而上的批评，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这里党的各级组织要更密切的联系群众，首先取得党员干部的联系，只有我们党从组织上走上这一步，才更能发挥我们的力量，更能使我们前进，也就是使我们党完全有保证争取全国胜利。

注 释

1. 大革命，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2.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3. 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 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来。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4. 立三路线错误，是指一九三○年六月以后的四个月时间内，以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者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涨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

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

1.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指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大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2. 伪选总统，指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召集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3. 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 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蒋反美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直到全国胜利为止， 学生的爱国斗争从未停止过，给美蒋以严重的打击。

4. 蒋介石又公开出卖内河航行权，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的出卖中国主权的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共有三十条。其中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 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的借口下，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5. 根据地是五大块，指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北。

6. 政工会议，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至三月七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

7. 司令部会议，指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的参谋会议。

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①

（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

当前组织工作的任务是什么呢？首要任务就是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全军上下贯彻统一集中的纪律。目前，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快接近全国范围的胜利，战争的形势需要我们全党全军更加统一与集中，没有这个条件， 想争取全国范围的胜利是很困难的。

要贯彻统一集中的纪律，首先要反对经验主义。我们部队里还存在一些不够统一集中的现象，主要是在思想上受经验主义的支配。经验主义在部队中的具体表现是：各人坚持自己原来老一套的作风，也就是各自为政的作风。对新的事物，新的情况，新的任务等体会不够，工作上往往以自己的陈旧习惯代替应有的新的创造。眼光被局限于旧的狭隘的圈子里，看不到新的整体的问题。

经验主义又与事务主义相关联，事务主义的作风，往往是平均主义的看待问题，形式主义的无实际内容的看待问题。表现在今天的工作上，就是零乱现象，就是一般化的看待任何问题，就是对党在一定时期内的重要政策、指示，缺乏认真的研究、执行和检讨。

首先拿关于爱惜人力、物力，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问题来说，我们在三月的政工会议[1]上、军事会议[2]上，都一再提到这个问题，并且要求把它当作战略性的问题来看待，但在实际中井未引起

足够的重视。部队中人力物力的浪费，是吓人的。

例如后方的兵员大量补充部队，但部队没有很好地巩固这部分力量，逃亡现象非常严重。据政治部的统计，三个月的整训中，没有作战行动，就减员了二万八千人，几乎等于一个纵队，等于关里一个多纵队。从三月补充到现在，没有打仗，我们总以为半数以上的纵队会保持四万一千人到四万四千人，充充实实的。但事实不 然，有的又已经不满额了，又在叫要补充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是我们的同志，片面的强调战争的需要，不照顾后方人力的困难，以为横竖减员后上级会补充，便采取大批洗刷，不认真的多想具体办法巩固部队。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应引起极端的重视。再例如对畜力的浪费。我们自己约有十一万匹马，去年冬季攻势中还征

用了老百姓六万匹马，即一个攻势中就用了十七万匹马来拉大车（其中部分骑用），大车的损坏很大，要赔的话，不知要赔多少！同时在使用上，一用就几个月不放，其实有的只是用上一、二回，随着部队空拖，徒耗民力，影响生产。

再例如粮食的浪费。据各地政府及财政机关的材料，一个冬季攻势，就收到六万吨粮食的白条子。仅去年一年就浪费了等于陕甘宁边区九年的公粮。后勤会议反映，有许多纵队存在老百姓家的粮食很多，有万把斤的，几千斤的。至于卖粮食，用粮食换纸烟的现象那就大多了，在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中都有这种无纪律的现象。

再例如练兵中违犯纪律的现象，演习时踩坏老百姓许多庄稼，地方政府提出意见，他就问人家”练兵重要不重要？”练兵固然重要，但并没有规定一条一定要踩庄稼、牺牲群众利益去练兵呀！打开四平后，部队演习，打死了人，演习炸药，炸塌了老百姓的房子，把老百姓压死，自己也死伤了很多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东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第一个问题摘要。

人。好像非这样就不叫“演习”。还说：“这是练兵中不可避免的！”调到“军大”去学习的人，嫌后方“演习不逼真”。老百姓不满意，还说“老百姓没有战争观念”。难道这不是奇闻吗？

再例如为了防止粮食的浪费，最近后勤部规定在部队实行粮票制度。但各方面都反对，认为“不方便”，增加麻烦，吃一顿饭还要带粮票，“大小气了”。有些同志是很大方很慷慨的，正如林总[3]所说的：“有些同志总觉得慷慨好些，可是要知道，你用以施行慷慨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的！”如果我们想想，老百姓中有饿死人的事情，那么实行粮票制度就不是小气，而是群众观点，如果没有这个制度，战争打下去就有困难，所以这又是长期战争观点的问题。反对粮票制度的人只是从一般的所谓方便不方便着眼，而不是从当前的战争着眼。

再例如这次执行统一的编制问题，虽说一般的还执行得比较满意，但个别方面意见还是很多，总的精神还未能贯彻，有的执行上还有自由主义。有的干部就认为过去把细粮减掉了，现在又把马减掉了，认为个人没有前途了。把个人要求和革命需要对立起来。有的光拿资格比，比长比短，不根据目前情况、统一编制的严重需要来认识问题。

同志们！今天群众生活这样困难，甚至有人饿死，而我们却像上述情形那样，大量的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这不是件天大的严重事情吗？我们的群众观念、战争观念又到哪里去了呢？这证明，过去所说的群众观点是会议上的，政策观念是课堂上的。这证明我们干部中，肯定的说还在一些高干中， 群众观念、政策观念很差，群众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抽象的东西，没有把群众观念与日常生活行动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只要把仗打好就是有群众观念”；对人力物力的不爱惜、不重视，就不叫无群众观念。有的同志说：“这些事情在大规模战争中是不可免的，连这样小的事都要过问，那不是事务主义吗？”我说不然，战争中必要的消耗是应该的，但不必要的就应避免。不爱惜人力、物力、财力，不关心人民生活，只强调军队的需要与方便，那就是没有长期战争观念。很明显，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没有老百姓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战争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认为“军队是战争的一切， 有了军队就有了一切”，“一切胜利归功于军队”，因而对群众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和有害的。

但是很奇怪，像这样严重的违犯群众利益，违背革命需要的错误思想与错误行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严厉的批判与揭发，甚至连反映都很少，我们某些领导同志熟视无睹到这样程度那真是很惊人的！

可是有些同志却埋怨地方政府，埋怨后方，说后方动员怎么不好，供给怎么不好，后方浪费，后方无战争观念等等，是的，后方某些地方是有不少缺点，东北局并未放松批判，但是对上述那些严重问题为什么不检讨呢？要知道，这些问题如果不彻底纠正，再继续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这些现象的支持者是什么呢？就是思想上的经验主义。有了它就自以为是，骄傲自满，邀功自负，目无纪律。所以要贯彻统一集中的纪律， 首先就要批判经验主义的思想。

其次，我们有的干部个人主义大多了一些，集中主义太少了一些。有的干部是不能调动的，自己总强调与部队的历史联系，不看形势的变化与需要， 好像整个形势可变，而我的位置是不能变的。如果一调动，就认为上级不相信他，打击他。最近有的同志调来总部分配工作，住了几个月哪里也不去，

也不说到哪里去，好像在招待所住个一年半载也不为多！有的调动工作时， 从个人兴趣出发，而不是从党的需要出发，譬如有的新部队，情况很复杂， 需要调些强的同志去工作，表面上看是降低了职位，或者是当副职，这一来他就会给你记下来，说你的干部政策错误。其实是因为新部队需要强的干部去建设党，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应该服从的。为什么说党的干部政策错误了呢？另外，也有些同志把自己与部队的历史联系起来，当作个人的资本来威胁党。没有认识到是党叫你去工作后建立起来的历史联系，离开了党就不会有这种联系。所以什么“不信任”、“打击”的说法，都是个人主义太多了，对贯彻统一集中是很大的阻碍。

我们的干部，看到今天有了很大的胜利，工作有了些成绩，就骄做自满， 甚至对抗党，强调个人的作用；好归功于自己，而没有认识到一切应归功于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你个人能有什么？这种盲目自满，如果不警惕，那就非常危险。有的自以为经过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又经过了两年多的解放战争，个人主义的本钱更大了，认为个人主义可以突出一点，这就会害死人！我们的干部在这点上要特别警惕！

今天要贯彻统一集中的纪律，就要同这种经验主义、个人主义的现象作思想斗争，同时在组织上应有一定的纪律制裁。打通思想不是空谈，思想上打不通，组织上就要给以制裁。表扬是需要的，有功的立功；但另一方面， 不好的就要处分。否则，只表扬好的，不处分坏的，那还是不能树立正气。纵容了坏的，把表扬好的也就抵消了。例如有的人自认为有历史资本，以“我的思想未打通”为护符，以为横竖也不会受处分，“杀不了头”，于是到处破坏政策，偷做生意，贪污腐化，吃喝逍遥，无法无天的乱搞，还自鸣得意， 说这是“唯物主义”，像这样的人，如果不处分，那还了得！

所以今天要贯彻统一集中的纪律，除加强学习外，一方面要表扬奖励好的，一方面要制裁坏的。制裁也是为了教育，不是为惩办而惩办。各级组织部门都要好好的注意与执行这一工作。

注 释

1. 政工会议，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至三月七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

2. 军事会议，指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的参谋会议。

3. 林总，指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

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令①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在利用围困长春和准备攻击长春的机会中，我野战军主力已取得了两个月的紧张练兵，大大地提高了对攻坚战与运动战的战斗力，这对今后作战有极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我军新的作战行动是暂时放弃攻击长春，只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前进，以奔袭的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各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求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之早日到来。东北敌现时所守的大城市将必然因敌之逃走或兵力减少而为我一一收复。如过去收复吉林（敌逃走）收复四平（敌兵力减少被我攻下）一样。这一行动，对于打通华北解放区联系与更有力的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皆有重大意义，我全军必须从思想上动员起来，懂得新的行动作战之重大意义与有利条件（敌分散，便于我各个击灭）， 而且应根据《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首先在干部中指出下列各点。

一、人民解放战争过去一年中的伟大胜利，首先是由于坚决地执行了向敌后方作战的正确方针（即外线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去年夏季、秋季和冬季三次攻势的巨大胜利，皆是由于避免攻击敌

人正面，而采取了大胆向敌后进攻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军事后方联络线上实行截断分割敌人，而获得了各个围歼敌人的结果，因而改变了东北局面，使我解放区占全东北土地百分之九十七。

二、东北敌人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已不得不放弃面和大部线的防御， 而龟缩到重点的防御，并企图借此达到旷日持久的对抗我军的进攻和迟滞我军的南下，而求得协助华北敌人，巩固对平、津、保三角地区之控制与暂保北宁路之锦（州）、（北）平段。敌人的这些企图，将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密切配合作战打击之下遭到粉碎的。

三、新的行动作战，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开始，是在关内人民解放军五路大捷后的再起。我们完全相信东北人民解放军有过冬季攻势的严重考验，军力更加充实与又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练兵，必能继续争取自己的荣誉，必能英勇的吃苦耐劳的作战，求得歼灭大量的敌人，完成全东北的解放，打通对华北解放区之联系与积极地配合全国各战场继续扩大战争的胜利。

四、新的行动作战，还会遇到新的困难，在人数众多的大兵团实行的大机动，后方供应补给将可能发生间断，尤其当进入新解放区，必须严格执行党所规定的政策，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大量歼灭敌人和解放更多的人民，井把敌人的人力物力变为直接支援自己的人力物力。因此，干部应更好的学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坚持已经颁布之编制，同任何浪费人力物力的倾向作毫不宽恕的斗争，这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重要因素。

五、野战军在整训时期仍然存在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大批的清洗——精兵主义的倾向，对大批的逃兵和疾病亦未加以重视。这里基本的错误思想是没有懂得战争是大规模的，还是较长期的，对解放区人力物力不作全盘打算， 而认为补充是容易的，这在新的行动作战中，如不引起最大警惕，将会造成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主持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的名义向各纵队、各师发的指示。

加倍的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及军事政治指挥机关有计划的加强连队党的支部领导作用与提高连队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

六、新的行动作战，对全军、对各兵团皆是新的考验和巨大的锻炼。这一战略机动的胜利，将决定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艺术及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小的挫折和异常忍受困难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以适应连续作战的需要，必须把全军的觉悟提高到最高度，并以积极的精神去运用战术与技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定能获得伟大的胜利，给全国以重大的配合。

在荣军代表大会上的讲话①

（一九四八年八月）

荣军代表同志们：这次荣军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荣军工作的领导上提了很多意见，同时又着重的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该具有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和总部，对荣军工作是重视的，对荣军同志是关心的。去年就作了一个《关于处理荣誉军人的决定》，并在省委书记联席会上作了传达，大家都检讨了这个工作。现在召集大家来开这个会，也是为了要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还准备作一个新的处理荣誉军人的决定。

过去的荣军工作没有做得很好，有一部分同志从前方负伤下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在领导上是应该负责的。今后怎样才能做好荣军工作呢？ 我个人认为：除了领导上进一步加强对荣军同志的关怀以外，还需要荣军同志本身努一把力。努什么力，首先应是联系群众。我们同志都是从群众中出来，穿上了军装、扛起了枪到了前方的，在前方英勇杀敌，光荣的负了伤， 现在又回到后方来了，我们千万不要忘本，不要干涉群众斗争，不要站到地主那方面去，而应该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给农民撑腰。要学习土地改革，参加目前的土地大革命，打倒地主，帮助农民翻身，那我们就会在荣誉上面加荣誉，老乡就会更加拥护我们了。

同志们！今天进行的大规模作战，如果没有后方群众的支持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有些同志认为战争的胜利就是自己在前方拿了枪杆于冲锋冲得来的，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虽然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前方，但是要没有后方送粮、送草、参军、参战等等，胜利还是不能得到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你们在前方负伤后是怎样回后方的，是自己走回来的吗？不是，是后方民工用担架、大车运你们回来的；前方部队吃的、穿的、用的是前方部队自己生产的吗？也不是，是后方种好了、做好了送到前方去的。所以战争胜利的功劳如果前方占第一功，后方就该占第二功，我们不能抹煞后方的功劳。

当然，后方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比如某些医院、兵站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好的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优点。有些伤员一见缺点就挥起拳头打人，自己以为威风得很，其实是吃了大亏。比如弄得医院中很多新的干部和护士不敢去治疗伤员，使荣军工作无法加强。

所以，只有一方面由地方党与地方政府加强荣军工作的领导，另方面荣军同志本身紧密联系群众，严格遵守纪律，这样才能把荣军工作做好。希望荣军代表们回去后，把这次大会的精神带给每个荣军同志，使全体荣军都能好好的做到这一点。

其次，希望荣军同志们到后方后，要学会一套新本领，参加具体工作， 继续为人民立功。荣军同志们虽然身体上残废了，但是思想上没有残废，并且过去在部队中都受过训练，有底子，来后方后再学习一下，都能很好的参加工作，也都有适当的工作，比如训练新兵，干财经工作、收发工作等。希望荣军代表们回去动员所有荣军同志这样做，用最大的力量来支持前线，支援战争。

同志们：目前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高潮，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扭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哈尔滨主持召开的荣誉军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转了敌人进攻解放区的车轮，使它走向灭亡的道路，又推进了自己的革命的车轮，使它走向胜利的道路。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全中国人民到了翻身的时机了，每个同志都应作新的努力，每个荣军同志也应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出来，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

最后，祝荣军同志们身体健康！

军队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专题报告①

（一九四八年九月）

一、七、八两月主要为军事整训，从八月十五日起进行一周政策与纪律教育，以补土改教育期内政策教育之不足，以后即转入行动动员，执行情形容后报告。此报告只说到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组织工作会议的情形（纵队及军区组织部长到会），此会开了两周，主要检讨党的工作情况，也附带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

二、自去秋决定恢复党委制，以党委制代替首长制实施党的领导以来， 在纵师（军区）两级，部分也在团及机关一级，党的领导确已改善，党已形成领导核心。上级党及军政机关的重要决定、计划、作战与工作总结、干部任免、党内思想动态与反偏向斗争等，己集中于党的各级委员会，通过党的会议讨论与决定，然后交由有关机关执行。过去长时期内所形成的党的领导分散无力的状态，军政不统一不协调的状态，党内缺乏批评、缺乏原则空气的状态，以及只讨论部队实际不讨论党及上级军政机关决定的现象，业己改变，经过今年四月与以后的整党工作，在党内反对阶级斗争中的右倾现象、军阀主义习气，从胜利中产生并日见增长的骄做自大的功臣思想，只承认军事因素，不承认其他因素致胜的单纯军事观点，尤其是中央所指示的五种恶劣作风[1]，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等等之后，党

在纵师两级的领导正在日见增强，但在纵师以下则较差。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支部工作尤为薄弱，党在下层的领导问题没有获得解决，故今后党的建设工作，须着重连队及多数的机关单位，着重这 些单位支部领导的建立与加强。

三、目前党在连队的政治状况与组织状况都很薄弱，不健强，党员比例常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间（野战军）。候补党员占大多数，党的组织刚整顿好，经一仗几仗后即被打垮。在东北农村尚未建立党的强大基础以前，后方补充团没有多的党员输送到前线，完全依靠前方部队自己的发展，所以经常感觉党员数量的不足，由于此种及它种原因，在党的发展上产生了一种偏向，即经常采取突击的发展与无组织无准备的发展。例如不经一定程序，不在事前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和谈话考察的工作，让群众有时间考虑增进认识，达成入党的有思想准备和完成支部考察教育的组织准备；而是不要准备， 只是提交群众自由提名，自由评议，最后经支部作形式的审查批准。有一个师曾用此法一次发展七百，另一个师发展一千，全部过程只经历三天至四天， 如此可见一斑。这里所谓自报公议或群众推荐，支部审查及火线入党等等， 遂变成严重的形式主义，成为偷懒与自流的借口，这种情形虽尚未普遍，但已开始形成一种倾向。又由于采取大量与一次的接受新党员，使候补党员数量一时激增，正式、候补比例不相适应，而影响候补期的执行，于是有些部分，就忽视候补期的作用，不认真的按党章履行入党手续，这样就使党的质量逐渐减弱，作用逐渐减低。有使党组织降为群众组织的危险。但影响党的质量最大的还是党的教育工作，目前党的政治水平是十分低下的，在广大普通党员中，党的基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知识极其缺乏与极其简单，对于党的认识，对于入党，对于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含糊不清的或

①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井同林彪、谭政等签署向中央军委的报告。罗时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错误的了解，以致在行动中不能辨别是非、抵抗错误与率领群众的能力。在党的教育问题上一方面发生轻视、不经常、无系统，另一方面还有经验主义倾向（整个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也有此倾向）。认为党员不必有特殊教育， 认为群众评党以及连队阶级、土改教育，就是党的教育了，所以不必再有什么党的教育。对于普通党员与党的初级干部的训练，只是强调与满足于教会他们懂得如何开会、如何汇报、如何起模范作用的所谓实际教育，而忽视他们政治认识与活动能力的党的政治的教育，其实这种实际教育又是极其简单化的，与政治内容相分离的，纯粹技术性的实际。例如教育党员行军要扛两支枪，让热炕给战士，自己睡炕下，给战士打洗脸洗脚水，而没有着重说明此种作法的政治意义和目的，使党员感觉只是一种负担，成为无头无脑的追随着，不能启发他们的自觉，更得不到提高，而且这种简单的模范作用，在现在的工作环境，也是极其不够的。

四、党的领导在下层连队及机关单位必须加强，由于下列情况而显得越发重要：

（一）党的路线：政策与重要方针之执行，必须通过连队，现在下层许多单位的党，不懂得讨论与执行党的决定，对于违犯党的政策，破坏纪律与脱离群众的行为，得不到支部与党员群众的揭发和抗拒，而完全依靠上级的检查与监督。

（二）无论作战、训练、巩固部队及其他各项任务之执行，均须发动群众。采取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这就增加了领导的复杂性与重要性，由于一切民主运动必须是党来领导，而这种领导又必须是正确的，并且是以共产党员作为运动中的骨干，否则民主运动就发动不起来，能够发动起来的，却容易走错方向，弄成相反的结果。这是半年来民主运动中一条重要的经验， 但在许多连队是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

（三）连队编制庞大，成分日趋复杂，其中俘虏成分一般已占百分之十。他们能说会道，见多识广，能够吓住翻身农民，又有军事技术，在演习训练时能够拿出一套，并善于逢迎吹拍，易于蒙蔽干部，取得干部的信任。故近来俘虏成分在连队的影响在增长中，有的则已取得上风的地位，不是党来影响他们，而是他们来影响群众。

五、根据上述情况，会议除作了各种检讨与批判之外，认为积极发展党员，提高党的质量，培养党的初级干部，加强党的工作检查与指导， 是加强党在下层单位中的领导中心环节，故此决定：

（一）积极发展党员。由现在总比率的五分之一（包括后方）增加到四分之一，战斗部队则保持平稳状态，纠正发展中突击倾向，采取正常发展；

（二）与发展同时，加强党的教育。将所有党员于半年至八个月内（指前方），按照所定入党教育课程，普遍轮训一次；

（三）大力培养党的初级干部（支部委员、小组长）。规定利用时间， 每季一期，一年四期，每个纵队每年训练一千三百人，如果把初级干部培养起来，一般普通党员质量又普遍提高，党的工作就会有加速的发展；

（四）确定支书、宣、组会议为检查党的工作，总结经验，提高现任干部工作能力的主要办法。由团、营两级举行，师指导协助；

（五）团的党代表大会每年至少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则应利用时间及时举行。今后团党委应由选举产生，不应继续指定；

（六）编印通俗简单之党员课本与党的初级课本，以统一教材，解决教

材的困难，并于各级政治部内挑选一批教员，加以训练以解决教员的困难。

（七）加强各级组织部门，使之能实际担任党务工作之管理。

六、总政治部去年七月所发的党委条例草案，于今年七月杨、罗兵团[2] 参观团来才收到，此条例甚好，已印发各部即照执行。其中在纵师两级以上之直属队及后勤部门等，我们感觉以设立党委为宜，因单位太多，所属工作又极重要，自这些单位设立党委后工作已呈活跃，故不拟改变。又党委与总支之别，宜加说明，或另起草一总支工作条例更好。

注 释

〔1〕五种恶劣作风，指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恶者必办的问题和关于集中领导权力的问题给山东兵团负责同志的指示》中所讲的“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理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细研究中央文件，以及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

〔2〕杨、罗兵团，指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二兵团。

两个月的中心工作①

（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

冬季攻势结束后，军事工作总的方向是加紧准备下次攻势。最近两个月的中心工作是：

（一）今年的建军计划，原定分两期动员和训练一百二十个独立团（三十万人），后来因去年欠收，东北和热河普遍发生灾荒，加上土改中的偏差和放弃强攻长春的作战，因而推迟了。七月间决定，今年只建立第一批的七十个独立团，将第二批的五十个团，推迟到明年。现除北满六个军区（牡丹江军区己取消），三十个团己完成计划；南满〔1〕到年底可能完成十四个团， 尚欠一个团；热河所负担之二十五个团，到明年四月前才能完成三万人。北满三十个团，五月问已开始整训，九月底可全部开上前线补入主力。南满现已有十个团，除拨归辽北之三个团外.其余没有按期开始整训，要延至十月才能完成。从这里看到组成二线兵团之计划完成与否，是与土改进行之好坏、发生偏差之大小、纠偏之快慢直接联系着的。这期的新战士，在成分上比上期差（上期贫雇农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期只占百分之六十，强的还保持百分之八十）。在土改后贫雇农分得了地，有的成了家，战争距家乡越来越远

（全东北境内只有少数城市，还在敌人盘踞之下），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愈来愈近，和平思想

就有了新的生长。同时还由于土改后期，片面的强调贫雇农利益，满足贫雇农要求，因而造成了贫雇农利益与战争整个利益的某些脱节。中农大部分在土改后期受了错误的打击，怀着不满情绪，特别是不少的不是自愿的参军，但又不好公开表示反抗。这一期在动员参军方面不少地方认为土改胜利完成，奠定了动员参军的政治基础，因而没有预见上述情况，放松了动员方式之研究，在改正成分的借口下采取农会的压力，强制中农当兵，甚至照数摊派的方法。南满新兵入伍后，已开始发现有利用伪满时期躲劳工的方法来躲避参军的，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二）七八两月的练兵计划，上次东北局的综合报告中已经提到。据我们派人到部队了解的结果，这次练兵是我军进入东北后效果最好的一次，对于东北我军的技术、战术以及练兵的组织领导方面都奠定了初步基础。四大技术（爆破、投弹、射击、土工作业）要领的领会和动作的熟练，都大有进步，尤其爆破学习真正成了群众运动，全军战士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学会了会捆、会扎、会送、会点。战术方面，步兵班内的三三制（将班区分为三个战斗小组），战斗队形和小组战术，在部队中已相当熟练。对集中兵力、火力和实行包围分割的一点两面战术，通常（特殊情况例外）要有一个最主要的攻击点，但攻击点可以不只一个，通常至少要有两面的包围，如能形成三四面包围则更好。对敌人有侦察、有准备、有组织、有布置的四快一慢原则

（袭击，攻击，准备突破后的扩张战果，战场外的追击四事要快，对于总攻击的发起时机则不可大仓忙，而要慢一点）；对于巷战中连：排战斗单位之分工与配合的四组一队战术（爆破、火力、突击、支援四个组为一个冲击队）， 以及运动战中的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和三种情况（敌在退，敌要退尚未退，敌固守）下的攻击方法等。这些在战斗中最经常及普遍发生的毛病与纠正方法，我们虽曾反复进行教育，并以最简明、通俗、易懂、易记

① 本文由罗荣桓起草井同林彪、刘亚楼、谭政等签署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

的方法提出来，仍未深入到干部思想中去。因此，在冬季攻势中曾出过不少岔子，经过这次练兵后，这些最基本的战术性的（非战略性的）实战经验， 一般的是贯彻下去了，这是这次练兵中的最重要收获。练兵中的缺点很多， 主要表现在组织管理上松懈，政治工作还缺乏自主的与练兵相结合，削弱了对部队的巩固工作，以致造成某些损失。据不完全统计，野战军四、五、六三个月内逃亡八千余人，三个月有病进医院九千余人。至于在“练兵逼真” 的借口下，所浪费之资财和伤亡人员，则更是惊人。上述严重现象的产生， 还有以下原因：首先是部队长驻练兵，东北交通条件又便利，大批家属涌到部队探亲，老婆或未婚妻拉尾巴，反映因灾荒造成的困难，传播土改偏向， 加上一部分战士对长春攻坚战斗有恐惧心理。其次是东北部队发展迅速，战斗伤亡大，连排干部提拔太快，能力太弱和成分不纯（去年夏季攻势的俘虏已有当连长的了）。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的纵、师以上的司令、政治机关，虽然对练兵一般的完成了计划，大部分指挥员、参谋及政治工作人员，都积极参加了推动和指导练兵，然而工作上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的本领，及全面的总结和提高经验的能力，对连队中的管理及巩固部队工作没有抓得紧。个别的纵、师甚至团的机关，还满足于发出新的指示

（据说第六纵第十六师有一个教导员，一天内接到了上级的十六个文件）。这就要求我们今后在部队的管理方法上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改进，集中力量加强对连队政治工作，提高营连干部管理部队的能力，这样才能把部队基础打好。

（三）为准备继续作战准备几年的艰苦奋斗，为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 以适应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从组织上保证集中统一，克服组织上的散漫现象和游击习气，七八两月内野战军按照参谋会议所制定的新编制表，实行了整编。使我军在组织机构上有了一个比较适合于目前装备和战术要求的统一标准，纠正了许多组织上的散漫现象。整编的结果连队的人员更加充实了， 机关内的人员，尤其是勤杂人员大大减少，但必要的机关工作人员，则得到了充实。由于大批地减少了乘马与驮骡，普遍建立纵、师两级的运输大队（每个纵队六百辆大车）。这些运输大队能负担战场上一百二十里纵深内的运输。此外，还缩减了约七千匹马，分给地方群众进行生产。这是一个很大收获。这将使军队的指挥和工作进一步的正规化。这次整编，一般的都执行得比较坚决和彻底。但也还有不少的缺点，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对战争巨大消耗和长期性认识不足，以及由于二线兵团的连续建立，部队的人员相当充实，因而比较普遍的产生了精兵主义的倾向。对新战士要求个子整齐，体格完全强壮， 体格稍弱或稍有小病即拒绝接受，甚至对伤病痊愈归队的亦是如此，而且实行过分的洗刷（四纵三个月内洗刷二千四百多人，其余几个纵队均在三个月内洗刷一千多人）；甚至把只有一点气管炎、胃酸过多的都加以洗刷。对那些为达到退伍而装病的，也未能检查发现出来。这一方面减少了部队的人员， 另一方面增加了地方上对退伍军人的负担。最近我们已通令一律停止洗刷， 并将已经洗刷的集中起来重新检查，把可以服务的再送上前线。由于东北的种种原因，梅毒相当普遍，我们正在设法进行群众性的医治。整编中的另一现象，则是新编制所规定的马匹、警卫、勤务人员较紧，营级干部由一人一匹马，减到两人一匹马，引起了一部分干部之不满，甚至发出怨言。整编中充分证明了自上而下以身作则的作用，哪一个纵队或师首先自上而下的表示拥护新编制表，不是提出许多困难，而是设法克服困难，并精简马匹、警卫

人员，从自己做起，这个纵队或师就做得好些，也就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如一纵、三纵、五纵等）。哪个纵队或师由于负责干部没有抓紧这点，那就做得不很好或者不断的提出困难（如二纵、十纵等）。

（四）根据两年来的经验，像东北我军现时所具有的装备（每个纵队平均三万八千多人、马四千七百余匹。一、二、三、四、六各纵是四万三千人， 主力纵队，迫击炮每团六门，六○炮每营九门），如果没有比较固定的火车、汽车运输的补给线，几十万大军集中作战，是比较困难的（冬季攻势我们是在有铁路和汽车担任补给的情况下作战，动员了民夫和民马达到两兵一夫一马）。预计部队南下，完成新的作战任务时，由于运输线延长，铁路又只能到阜新，汽车目前数量有限，以及热河、辽西之山地和村庄稀少，运输将会发生更大困难，粮食的集中以及加工，都将成为极大的问题。因此，在去年就开始了大军进入冀热辽地区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去年七月，子华[2]同志来哈尔滨时，东北局就提出了准备战场的各种具体问题，随后高岗[3]同志亲自到热河和冀东，以及今年黄克诚[4]同志去热河工作，都是为了加强这一准备工作。此外，在去年冬天就开始恢复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以及重新修筑通辽到彰武的铁路。由于今年东北是五十年来所未有的大雨，致使通辽到阜新的铁路直到最近才完成。还由于热河和辽南去年欠收，沈阳周围的粮食又在冬季攻势中几乎全部吃光，加上土改中的偏向，因此今年夏季仅仅四纵、九纵和十一纵，以及杨罗兵团在辽西和热河行动，粮草就已发生极大困难。因此，秋收前在铁路运输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东北主力是无法南下的。现在到阜新的铁路已通，从阜新到北票、朝阳之公路正在修理，并准备改善通辽阜新间之汽车路；同时我们己由北满经铁路线运送四十万人、八万匹马、将近半个月用的粮草，囤集于阜新、彰武、新立屯之线，只要辽河水位退到可架桥的情况，部队就能出动。估计大军进入冀热辽边区后，原有的两兵一夫一马是会大大不够的，这是我们需要在将来解决的最大困难。目前我们已将部队中不必要的马匹减少，甚至将来还必须改变部队装备，大量减少马匹。现己大批制造碾苞米、碾小米的轻便机器，以解决粮食加工问题，以及动员大批民夫修补冀热辽边区的道路。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后勤干部，对于组织这样大的兵团集中行动与保证供给，还很缺乏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很好地摸索经验，很好地学习新的东西，并希望中央军委从各方面多多给我们以指示和帮助。行动准备的另一工作，已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分开，以便各专其责。野战军指挥机关准备在新的攻势开始时向南面移动。

注 释

1. 南满，指当时长春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现丹东）、通化、临江、清源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2. 子华，即程子华，时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第二兵团司令员。[3] 高岗，时任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4]黄克诚，时任冀察热辽军区政治委员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

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①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

一、长春守敌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之众，凭坚固工事及建筑物实行困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发动对该敌作战。从五月末开始长春外围战，夺取机场后，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

二、两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三千万元

（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新第三十八师、第一八二师等外，均以酒面[1]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 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混，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这一万零四百七十一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百分之六十八，杂牌军占百分之三十二，军官占百分之二点三，带武器者占百分之十。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2]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

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三、围困情况的初步经验：

（一）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提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 检查发现每人存粮不足三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四十五斤），即强制赶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将其押送出来，并对市民进行欺骗说： “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军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入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

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大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

① 本文是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

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 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

（三）断敌粮源，必须发动群众，军民一致参加封锁。初合围时，敌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粮食约五、六十石。据传当时敌军粮征收机关每日能购二、三十吨，主要因长春市外围均系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地方工作只注意后方生产，忽视对敌斗争，且军事封锁不严，封锁线又距城太远。后来确定不按原县区界，而根据围城各师防区划界，成立军队地方统一的对敌斗争委员会， 以师政委任主任，统一领导封锁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军队站岗，设立盘查站， 堵截出入，防止走私，并规定以没收走私粮百分之三十（后为五十）作为奖励。经严密封锁后，人市粮食大减，但还不能根绝。因市内粮价奇高，布及工业品则较贱，运粮入市，获利十倍，故有商民专以走私为业者（出来时偷领难民，乘机勒索）。他们在沿途各村设有秘密据点，逐村转粮，数人数处分带，如一部被查获，其余亦足获利，并有武装击伤群众岗哨者。我地方机关及围城部队人员，亦有不少违犯禁令，借口打入关系而托买笔买表及日用品者，有乘机发难民财、收购贩卖者，也有乱没收难民金银白钞以至我钞者， 以致封锁不严。经检查教育后始予克服。断敌粮源另一办法为统制封锁区粮食，划长春市外五十里为封锁区，禁止粮食交易，此地区早为蒋军抢劫一空， 粮食缺乏，故粮价高于后方集市数倍，如不统制，自然大批流入市郊而转入市内。在封锁区成立生产救灾合作社，组织群众集体到后方买粮。政府所发种子及救济粮，亦通过合作社，计地计口贷出，粮食以每三、五天发一次， 以免走私。长春西地区因救济粮较少，不能停止后方粮食交易，采取带领群众集体购粮，或限制每人购粮不得超过十斤，并保证不准走私。六、七月间瓜菜未熟执行中尚无问题，八月间即发现有以瓜菜果腹，留下救济粮以走私营利者。敌人方面则鼓动运粮进市，敌曾枪毙敲诈运粮商人之士兵，并发采购通行证予以便利。现仍继续高价抢购。除新三十八师外其他部队八月初即发粮代金，金额虽逐增，但均不足一斤高粱之价，此即鼓励部队自行夜掠人民存粮及从市外购粮。以致市民饥饿日趋严重，有冒险抢敌粮车，不顾死刑危险分抢空投粮食者。市面统治秩序已日渐混乱。

（四）在围困中，我发动部队进行对敌攻势井派出几个敌工站，在城垣附近积极发展内线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利于开展政治攻势，这是两个月来瓦解敌军收效较大的原因。敌士兵生活很苦，近来情形更坏，且封锁日久不见援兵，感觉前途暗淡。新七军与滇军第六十军有矛盾。东北暂编师与蒋系矛盾更大，故滇军及东北籍之军官，有不少与我接近拉关系，送情报掩护我方人员入城，故内线关系较易建立，情报亦较灵通。但发动反正仍不容易， 至今除了几股土匪武装及暂第五十六师一部九十余人有组织的投诚反正外， 其余均系个别人或小股逃来（八月起，整班投诚者增多）。因市内缺乏党的组织，且敌人管制甚严。自王家善师[3]反正后，几个东北师的师团干部多被撤换，改以蒋系军官充任。但其所属两个保安旅已呈瓦解状态，最近有两大股突围企图逃窜，转至我后方扰乱，已被我大部歼灭。我对敌宣传，是以阵地喊话（尤以用敌逃兵喊话收效大），通过群众传话，散发宣传品，送回敌伤兵及以宣传弹（制造与炮弹相仿，如同飞机散发传单一样）发射宣传品， 沿伊通河水流入宣传木船，通过内线关系在市内设秘密宣传站翻印宣传品

等。但以宣传弹效力大、射得远、散得宽，使敌来不及防，兵民均可拾到， 敌兵对我传单尤其通行证极重视，有出高价托人来买，逃来者有带我方传单以表示接受我宣传，并作为出城之护照，居民藏我传单谓打开城可持此领粮。敌对逃兵则施行镇压，实行士兵三至五人连坐，一人逃亡全部挨打，带枪者捉回枪杀活埋，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谓台湾新兵中秋节时增来东北，九月沈北会战，长春即将解围等等。但此项仍不能挽回其日趋涣散之军心。我收容逃兵工作曾一度发生偏向。有的自行规定，不带枪不收，土匪不收，国家属不好处理，故将家属拒回。又因清查难民之假装逃兵致堵回真逃兵者，甚至有不带符号不会唱蒋党歌，不会走正步，不知其官长姓名者都下收。这使敌兵发生顾虑，发现后己予纠正。收容的逃兵现已集中解放团训练，准备经过训练清洗后，争取补入部队。投诚的几股土匪武装，因成分很坏已一律缴枪，准备大部遣送回原籍生产，少数罪大恶极的头目，送地方政府依法处理， 因长春这类武装尚多，为了不影响争取，故对他们暂时仍予优待。

（五）发动生产，救济封锁区群众，是发动群众围城热情的重要工作。因市郊粮食去冬即为蒋军抢光，屋上的草又被扒去喂马，今春市东一个区饿死四十人，围城开始时土地大部荒芜，有种后又荒芜者。为了避免荒芜，长春东南地区由吉林贷粮一千吨，钱五万万元，一千吨养麦种，由部队抽人力牲口，并发动后方一些人马助耕抢种抢锄，业己大部种上。现外围五万响地将开始秋收，收成甚好（八、九成），每响约可收四石，现正布置抢收。对哨卡外难民之救济，分别由吉辽两省在长春市东西地区组织处理委员会，下设办事处、事务所、检查站，派人将饥饿严重者介绍出来，尽量资助回原籍或投亲友，无家可归者送附近各县安置，发动社会救济组织生产，并在难民中吸收一部工人、学生入伍。

（六）围城部队在长期间内，已逐渐形成规律化之阵地生活。初围时做工事很多，因有交通壕地堡掩体等需要构筑和加固，岗哨亦多，每日每人五、六小时日夜不休，非常疲劳，加以天雨运不到粮食，有的吃三天稀饭，又发生传染病（痢疾），某些新组成的独立师在初围城时怕敌炮火、飞机，发生逃亡、自伤或乱打枪者，数次发生误会，造成恐慌情绪，后经动员并研究改善生活，利用阵地守备发动养猪种菜（每师已种百亩以上）、割草（解决烧柴喂马），现生活己获得改善，并节约了大批粮食救济灾民，目前情绪很高， 不愿换防，但亦不愿守阵地，要求快打，同时也发生麻痹现象，在阵地上主要进行军事练兵，政治教育不够，违犯政策纪律现象时有发生，其事实已如上述。

（七）围城斗争极为复杂，绝非仅为军事斗争，必须党政军民一致动员， 故要强调一元化领导。长春敌亦宣传所谓“总体战”，我之围城中曾发生配合不好，政策贯彻以及组织不一致。如长西地区未按军队防区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在长南地区长农具曾一度发生疆界争执，对收逃兵、放难民、处理走私、处理难民财货、禁止贸易、停止后方粮市等政策发生不一致现象，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是围城斗争中必须注意的一条经验。

注 释

1. 西面，用粮食做酒剩下的渣子制作的面，这种渣子叫糟粕，通常作为牲口的饲料。

2. 郑洞国，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3]王家善师，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军暂编第

五十八师。

攻击锦州之部署及估计①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

（一）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二）我们拟采取如下的布置：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

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两个师，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

（三）估计敌第九十五师及第五军海运甚快，我军不一定能在该敌到达锦州前，即能攻锦州。沈阳之敌，在我军未正式攻锦前，不会出援。长春之敌，在我军未正式攻击前，不敢突围。因此，我军无过忙之必要。我们一方面尽可能调动部队，以便能尽早开始总攻，但同时这一战斗的胜利，则大大有赖于我各攻城部队到达后，进行充分侦察布置与政治动员，然后以强袭的行动，力求迅速解决战斗。此次战斗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锦州有可能在夺取之后，像开封一样[1]，两面援敌重占锦州，因我打援力量仅能迟滞敌人，而无歼灭敌人的可能。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保持和恢复锦州。

（四）以上意见，盼军委考虑与指示。注 释

1. 像开封一样，指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华东野战军以两个纵队向开封发起攻击，激战至二十二日，攻克开封，歼敌三万九千人。蒋介石急调三个兵团和一个整编军分路进攻开封。华东野战军为保持主动，遂十六月二十六日撤出开封。之后，华东、中原野战军以六个纵队阻击援敌，以五个纵队围歼区寿年兵团共九万余人于雅具、杞县地区，生俘区寿年。

① 本文是罗荣桓拟稿并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名义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东北局最近重新讨论行动问题，认为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九月下旬，攻锦部队大多已到达指定位置。九月三十日，野战军指挥所向锦州开进。十月二日，林彪得悉国民党军新五军、第九十五师共四个师（实为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一个师、独立第九十五师、以及山东烟台的第三十九军两个师）从葫芦岛登陆。林彪担心被沈阳和锦西、葫芦岛之敌所夹击，于二日二十二时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特级电报，提出：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打长春“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中央军委同时考虑并指示”。三日清晨罗建议仍然执行打锦州的决定，刘同意罗的意见，林想追回二日的电报，但已发出去了。罗建议，不等军委回电，重新表态，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于是由罗执笔写了这份电报，上午九时仍由林、罗、刘签发。军委在收到此电报前，于三日十七时和十九时接连发来两封由毛泽东拟槁的电报，批评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四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毛泽东收到此电，六时即发出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全歼东北敌军的政治动员令①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

自锦州大捷，六十军起义[1]、新七军投降[2]之后，东北局势已发生新的大变化。目前敌人已表现极端恐慌与混乱，正准备放弃沈阳，企图向营口或向锦州、葫芦岛夺路南逃，从东北作总撤退。蒋介石亲到沈阳指挥，沈阳之敌倾巢西窜，进占彰武、新立屯一线，锦西、葫芦岛仍在陆续增兵并与我军对峙中，即为此种总撤退作准备。我军应趁敌人连遭惨败，恐慌混乱，企图作总撤退之时，乘胜继续大量歼灭敌人，不让敌人逃出东北，争取连续的伟大胜利。

目前我们决以我东面打援之部队与攻锦各部首先抓住从沈阳出来之廖耀湘兵团，在野战中歼灭之；对锦西、葫芦岛之敌则实行阻挡。我全军指战员必须洞悉这一变化对我空前有利。由于敌从海上、陆上的退路均已被我堵塞关闭，现已无路可逃，锦西、葫芦岛虽有敌九个师并还有可能增加两三个师的兵力。由于我阻援部队依托有利阵地顽强阻击，在我锦州战役前后，已连续打败敌人十数次之进攻，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无法前进。现在我们攻势业已加强，守备信心越发提高，敌人更无法打过来。敌人在锦州吃了一个大败仗，接连的在长春发生起义与投降，这对敌方士气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必致军心恐慌，并有可能造成瓦解崩溃之势，这样的敌人

是最好打的，有绝对胜利把握。长春解放后，我围城部队己迅速南来， 东北全部兵力将集中南线作战，兵力之雄厚为空前所未有，以此压倒优势的强大兵力，杀向居于极端劣势的敌人，是无往而不胜的。

各部在此形势下，必须树立连续打大胜仗的雄心，一口吃掉敌人七、八个师至十数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数万，因为客观条件与我之主观力量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在锦州、长春已取得圆满与伟大的胜利，但我们决不能满足这一胜利，应该乘胜扩张战果，不让敌人有喘息整理的机会。由于敌人退路已被我堵住，敌必拼命挣扎，企图逃脱其覆灭的命运，战斗会是极其激烈的。各部决不可轻敌，不可因为打了胜仗漫不在意，必须像锦州战役一样，以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

望各部接此电令后，立即进行动员，加紧整理组织，调整干部，发挥人人奋战的决心，以便迅速进入战斗。

注释

［1］六十军起义，指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国民党长春守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三十师两万余人起义。

1. 新七军投降，指国民党长春守城的新七军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下午放下武装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十九日早晨，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侗国及其司令部也放下武器，长春解放。

① 本文是罗荣桓授意政治部起草由他修改并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的名义给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各师并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九十两个月作战情况综合报告①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

九十两月野战军包括新成立的三个独立师及北满十四个独立团共七十余万人，均在紧张作战中。其战线自长春至北宁线昌、滦段约一千五百华里， 为我之空前大规模作战。兹将一般情况分述如下：

一、北宁线上作战于九月十二日开始，以热河三个战斗力不强的独立师， 采取袭击锦榆段，截断与分别包围兴城、沙后所、绥中之敌。原留冀东之十一纵则就近转向昌、滦段破路，迟滞华北敌人东援。四、九纵第一步则由沟帮子、台安之线进到锦义间，截断义县敌人退路并包围义县敌人。而我在四平、长春周围之主力，除三纵及五师全部、炮纵大部乘火车南下外，其余各纵均步行南下，到达大凌河东岸要十三天到半月时间。三纵及五师接替包围义县敌人后，四纵即继续南下攻歼兴城以北之敌，完成切断锦兴间之联系， 从而牵制了葫芦岛之五十四军，吸引了敌暂六十二师由锦州增援锦西。九纵则与八纵相配合，二十五日攻歼了由锦州向北伸至锦州以北十五里之敌两个多团，并占领锦州东北和以北之重要外围阵地，用炮火封锁锦州机场。七纵渡过大凌河后插至高桥、塔山之线配合四纵一个师又攻占塔山及西海口，于是包围锦州之部署已完成。范汉

杰[1]及其所有之高级军官起初认为我可能先攻锦西，当感到锦州危急时才由沈阳开始空运四十九军增援，但七十九师仅到达两个团，锦州机场已不可能继续着陆。后由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因为锦西敌人防御阵地前沿与锦州敌人防守飞机场及女儿河之线相距不过三十里。锦西敌人向我塔山攻击时并可取得海军之配合，同时还由于我们正在前进途中，对锦州外围及其纵深之工事强度还不很清楚。我们攻击锦州之部署又还未完全就绪，三纵及五师刚攻克义县还未南下，从长春以南赶调上来之十七师及坦克部队还落在我们后面等等。因而曾发生疑问，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2]。而以四、十一两纵全部转移到塔山虹螺岘一线，对锦西敌人采取固守防御。另以一纵移到高桥东南地区，作为阻援及攻锦州之总预备队，攻击锦州之部署则从四个纵队增加到五个纵队。十月九日开始分别攻占锦州外围阵地，十四日发动总攻，迅速完成突破并猛烈插入纵深，完全打烂敌人部署。仅经三十一小时激战，即全部解决战斗。

二、久被围困于长春之敌士气已非常颓丧，经我政治攻势，自六月底至九月初逃出投诚之敌官兵已为我收容一万四千余人。当我主力南下，我以十二纵及六个独立师，再增加辽北新编之独十二、十三师及原留在铁岭以西之独一、独四师、安东之独三师及其新编之独十四师均向北移动，再以北满之第二线各独立团沿奉吉线[3]布防，共约十六万人，已使长春之敌陷入重叠围困中。敌曾数次向各独立师突击，试图突围均被击退。最后经蒋介石手谕严厉责令其突围，但相继又受我锦州大捷之震动，尤以九十三军全部被歼，卢浚泉[4]被俘，这对六十军是千钧一发之时，不能不迅下决心起义，新七军因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主持起草并定稿而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说：“报告收到，阅悉，甚为欣慰，即转发合野战军前委阅看，以资参考。”

而自行混乱，下头自动投诚，不能不被迫全部放下武器。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敌人整个军心己挫败。

三、徘徊于彰武与新立屯地区之廖耀湘兵团[5]，既未达到解锦州之围， 也没有达到策应长春之突围。如果按卫立煌之办法，锦州一被打下即缩回新民或退守沈阳，可以不致失败到如此之快。但蒋介石误认为刚攻克锦州之师， 必不可能迅速继续作战。再加上指挥锦葫作战之陈铁[6]则被我攻克锦州之七、九两纵向锦州西南郊移动及一小部分重炮增加到培山阵地所迷惑而发生错觉，以为我可能乘机攻击锦葫，同时我将锦西附近两个独立师和十一纵一个师向南佯动，并通知沿铁路线到山海关一带地区准备大军房舍及粮草以虚张声势，这便促成蒋介石决心以廖兵团继续沿北宁线攻击前进，企图重占锦州。杜聿明[7]指挥所即移到葫芦岛。但廖兵团经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集中力量攻我黑山、大虎山十纵防守阵地毫无进展，二十五日改变方向，企图经台安、盘山南撤营口。并以原留在辽河东岸之新一军、暂五十三师由卡力马西渡辽河先占台安为接应，以四十九军一○五师及新六军骑兵部队作前导，向盘山前进，但又恰与我由盘山北返之独二师遭遇，使廖耀湘以为这方面有我主力，而我攻锦各纵则只休整三天，便不顾一切兼程东转。八纵主力二十五日即由大虎山附近向西南前进，将敌向台安、盘山之路截住，而我由彰武向南之六纵、由新立屯以西向东南之五纵于二十五日二十四时及二十六日九时已先后截住敌人退新民之铁路、公路，俟蒋介石二十六日亲到沈阳指挥廖兵团再向新民突围时，则已陷入重重包围，立即混乱，被我各个围歼， 仅经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即全部被我解决。

四、廖兵团被全歼，沈阳之敌惊惶失措，“剿总”于二十八日九时即开始撤退，为了掩护高级官员及大批家属乘飞机逃走，除留下五十三军一个多师（在铁岭之一一六师已来不及撤退，被我由长春兼程南下之十二纵歼灭） 及已被击退之新一军暂五十三师外，又把己撤至鞍山、辽阳之二○七师两个旅再调回至沈阳归八兵团周福成统一指挥。我从长春南下之各独立师相继进攻沈阳东陵机场，一、二两纵则在大虎山战役还未完全结束，便不顾任何疲劳，毫不停留，自新民向沈阳猛进，协同十二纵由西、由南向沈阳攻击。当时沈敌已经极端混乱，除二○七师开始企图顽强抵抗外，其余均纷纷向我交涉起义（最先是新一军暂五十三师。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而已答应，造成既成事实），后经我们再三电告各纵一面加紧军事进攻，一面争取敌人一律放下武器、投诚，按新七军一样待遇。经两天战斗，沈阳敌约十万人即全部解决。七、八纵于同时东渡辽河，兼程横截鞍山、辽阳、海城之线，并先后占领以上地区。九纵则直向营口，截住和歼灭五十二军之二师及二十五师一部，随即收复营口。至此，东北敌人除从海上逃出五十二军一小部外，全军覆灭。

五、此次攻势之前，在围困长春与主力大部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军事整训， 战斗情绪非常高涨，在连续行动与作战中几忘疲劳，勇猛争先，塔山之防御战最激烈的有七天时间，九月十四日敌五个师在陆海空配合下展开攻击，均被四纵顽强击退。位于铁路线上之桥头堡垒，敌我反复争夺多次，堡垒全部被毁，敌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有的部队因后续弹药接济不上，则以刺刀、石头与敌相拚，独九十五师曾约有两个连的兵力突入到我附防御工事鹿砦以内，被我压迫，全部放下武器。这一防御战之顽强，对我当时攻击锦州取得调整部署与攻击准备时间起了决定的作用。攻击锦州各部队莫不前仆后继，

迅速突破勇猛插入敌人纵深。有的连队伤亡只剩下几个战士仍继续前进，战后还要求继续担负作战任务。全军中轻伤不下火线已成普遍现象。当转向围歼廖兵团与截击沈阳、营口一线之逃敌时，六、七个昼夜各部几乎废寝忘餐， 不少部队因为这一紧张行动与作战，大部分战士两脚都磨起血泡，有一个师在四个钟头追击敌人七十余里。十纵及蒙骑师[8]均未穿上棉衣作战。各部在战术上有显著的提高，攻坚有了较迅速熟练的动作。五师在担任攻击锦州时， 十三日二十四时才开始进入攻击出发地，只几个钟头的黑夜时间即完成了交通壕作业及阵地构筑，火力、兵力配备等复杂的突破组织。于十四日十时即一举突入敌人城垣，杀入纵深。还有攻义县、兴城及锦州以北达子沿等阵地， 时间最多四小时，最少三十分钟即解决战斗。

六、部队对执行战场及城市纪律较以前为好。义县、兴城、锦州、沈阳等地都没有侵犯私人工商业及城市人民的利益，一切工厂、公共机关（锦州受炮火摧毁）保护比较完整。在兴城战斗解决后，县政府只少了一把修理电话的铁钳，并由部队立即清理交还。某地主之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地方同志接收后以五千元（当时东北流通券）一斤卖给部队。俘虏人员所携之私人财物全部没有动。高级俘虏军官身边匿藏之黄金、现洋、金元券均未予以没收。此点亦为锦州高级俘虏所称赞。但还存在另一个缺点：战场上争缴获仍然不断发生，相互争执，特别是炮和汽车。主要由于干部思想存在本位主义，虽屡经指示，尤其主力应照顾协同作战之友邻部队，并在锦州战斗开始时再次提出“战斗当前，缴获不争”，但仍未完全克服这一现象。再者， 此次五、八两纵在掌握指挥作战上存在犹豫、不果敢，几乎误时间，妨碍任务的完成，经过严厉的批评，有的还不易接受，有的正在改变中。

七、秋季攻势连续作战五十二天中，共歼敌正规军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二个整师，三个骑兵旅，四个守备总部（相当于师），其他独立团及特种部队，直属部队，地方部队共四十万人以上。我军伤亡总计为六万人左右。俘虏官兵已收容的总数约计三十一万左右（包括长春投诚的新七军），另有四万余人起义（包括六十军及暂五十三师）。俘虏兵大部已由各纵自行组成解放团，有的一万至二万五，另由地方接收一部。义县、锦州、云南籍的俘虏士兵，已有一部先行补入了部队，并参加了战斗，有一个师于攻锦前，补入在义县俘虏的士兵一千八百名，攻击锦州时即有百余人立功， 有三百多伤亡。由此可见在当前大好胜利形势之下，俘虏兵的争取更为容易。困难的问题是数量太多，一时无更多干部来专门集训俘

虏。拟将各军区组织机构加以变更，组成一些预备师，除大批接收训练俘虏外，还可以接收地方动员来的新战士，及后方医院中伤愈归队的战士，这已成为各军区当前的主要任务。

注 释

1. 范汉杰，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2. 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见本书第四百七十三页《攻击锦州之部署及估计》。

3. 奉吉线，指从沈阳到吉林的铁路。

4. 卢浚泉，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5. 廖耀湘兵团，指以廖耀湘为兵团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九兵团。[6]陈铁，曾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7]杜聿明，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我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偕杜聿明飞赴沈阳，部署“总退

却”。蒋

唯恐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的卫立煌不执行计划， 特以杜

聿明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指挥他的撤退行动。[8]蒙骑师，指内蒙古军区所辖骑兵第一、第二师。

在东北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政工会议要结束了，部队几天之后就要入关。我现在来讲几个问题： 一、秋季战役[1]共历时五十二天，把东北的敌人全部消灭，解放了全东

北。这个胜利，对于全国形势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一）东北的敌人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以及以后编成的新三军、新七军，全是美械装备，是美帝国主义经常吹嘘的部队。这些部队被我消灭，害得蒋介石吐了两次血，使得蒋介石的军队士气更加低落。徐州敌人集中了二十一个军、五十多个师，这次在一个礼拜之内，被我们歼灭了十九个师。现在蒋介石想放弃华北，要傅作义部队退到长江以南去， 而傅作义要往西逃跑和宁夏的三马[2]会合，想偏安一隅。蒋介石在华北的嫡系也正准备撤退了。

（二）全东北解放以后，东北的大军就要入关。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超过敌人的任何美械化部队，比抗战时候日军的装备也有提高。我们的百万大军要到华北战场去了，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三）东北有全国最大的工业和铁路运输，可以支援全国。东北全境解放使敌我之间的经济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总之这个胜利是很大的，引起了整个战局的急转直下。

二、这个胜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是东北全党、全军在东北局 484 罗荣桓军事文选

统一领导之下，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具体规定的结果，三年来我们坚持了人民解放战争，发展了人民解放事业，贯彻了土地改革，恢复了铁路运输，发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建设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这次秋季攻势参战的部队在七十万人以上。没有上述各项条件，就不可能建成这样强大的军队，也不可能支持这样大的军队作战。

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我们的战争是防御的，但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我们发动了夏季攻势，即由防御转到进攻。去年的夏季攻势切断了奉吉线，使吉林、长春之敌人陷于孤立。再经过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作战，把长春路和北宁路切断，吉林敌人逃跑，沈阳之敌又陷于孤立，从此东北的敌人已经形不成一个战线了。没有去年夏季、秋季和冬季的攻势作战，使吉林、长春、沈阳敌人完全陷于孤立地位，则今年秋季战役，要实行全东北的解放， 也是不可能的。

去年冬季攻势以来，我们采取围困长春的方针是恰当的。当时地方上严重春荒，土改又出了些偏差，运输线也还不通畅，需要修建新的铁路。我们部队在冬季攻势以后也需要休整补充。而敌人又从山东调整八军到北宁线。因此，我们没有打北宁线。当时如果打长春，则沈阳敌人尚可集中五个军向北增援，我们的把握就不大。所以，当时我们采取了围困长春的方针，主力大部休整补充。经过休整，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质量都提高了。我们还组织了新的力量，组织了三个纵队、九个独立师，这些部队在围困长春中得到了锻炼。

八月底结束整训，九月间即在北宁线开始秋季攻势，这个时间是很恰当的。这个时候正是关里五路大捷[3]，我们的力量也加强了，铁路也修通了，

秋粮亦接济上了，所以这时出击北宁线是恰当的。

这次战役所以取得胜利也是全体指战员忠诚于人民解放事业，英勇作战，又有熟练的战术技术的结果。特别要提到的是塔山七天七夜的阻击战， 锦州三十一小时的攻击战，辽西黑山、大虎山的围歼战，七天七夜向沈阳、营口的追击战，打得都很好。此外我们还受到了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取得的伟大胜利的鼓舞。最近华东部队攻克济南便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三、我们的任务是进关，一、两天后就要开动部队，去拿下北平、天津。现在已不允许我们再有一个月的休整，必须紧急的动员起来。

（一）动员时要讲清几条：

1. 要指出东北全部解放的胜利与华东解放济南的胜利、徐州歼敌十九个师的胜利，已经造成敌人很大的混乱。形势急转直下，敌人总崩溃的形势已形成。敌人准备放弃平津，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要撤到长江以南去，傅作义想逃到西面与三马合拢。我们不能让敌人撤走，再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我们要迅速消灭敌人，夺取整个华北，进而取得全国胜利。

2. 现在我们的力量已经很大了。中央指出，敌我力量的对比，“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敌人有二百八十万军队，最近四个月被消灭了一百万，这还不包括徐州被歼的十九个师，剩下的兵力要少于一百八十万，我们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敌人。中央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估计只要有五年时间就可以打倒蒋介石。以后打开锦州，中央又估计只要四年即可。打开沈阳解放全东北后，中央又来电报说， 我们原来的估计都落后了，从现在起只要一年左右，就可以把蒋介石从根本上打倒，取得全中国的胜利。那就是说，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算起，只要三年半时间就可把蒋介石打倒。苏联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毛泽东的五年计划三年半完成。我们只要迅速前进，勇敢前进，就能得到这个胜利了。

3. 要说清楚，东北的解放战争，得到了关内各地解放军的配合，方使胜利很快到来。现在东北解放军进关义不容辞，我们和关里解放军配合起来解放全中国，这是光荣的任务。同时还要指出，只有全国的解放，才能巩固在东北取得的胜利，农民分得的土地才能保持。

4. 有的东北籍战士怕入关后离家远了，将来回不来。要解除他们这个顾虑，告诉他们，最多还有一年即可求得全国的胜利。到那时，铁路都修通了， 回家很容易。那时回去是光荣的凯旋而归，现在如果逃跑回去那就是耻辱。乡亲们不仅不会欢迎，而且还会被欢送回部队，过去立的功也掉了，那多不好。要号召全体同志保持光荣、发扬光荣。

5. 现在有少数干部滋长了享受思想，要求休息或到地方工作，这不好， 我们应当学习三纵队罗政委[4]的精神。他的耳膜飞机轰炸震伤了，在沈阳休息。他要沙副司令[5]回去告诉部队，他不久会回去，一定要进关，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就是要有这股劲头。新的一年将是参加全国大解放的一年， 要克服不想前进的想法。身体不好的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不准请假，实在有病的也只能在部队内短期休息，不能离开部队或是请调工作，全国胜利的时候快要到来了，正是对于自己的斗争历史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当孬种呢？

在行动中，在各种会议中，把部队深入的动员起来，把道理讲清楚。这个任务对于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艰巨的，必须把这个工作做好，而且

要圆满地做好。今天的形势是能够兴奋大家的情绪的，工作是一定能够做好的。

（二）部队的补充还未就绪，这次大批俘虏补到部队去，有些部队已经补上，工作还不可能就做好，这个工作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已补上的要很快巩固起来，我认为只要在干部中、老战士中把入关思想搞通了，积极性提起来，那么巩固新战士，争取巩固俘虏工作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搞好入关思想是第一条，是最重要的。还未补上部队去的新战士也好，俘虏也好，可以暂时不补，在现在驻地设一个留守处，派得力干部继续进行教育动员，到一定时期可以再开上去。到那时铁路或者能修通了，坐火车去，也可少发生逃亡。

收容队要很好组织，除纵队组织的外，我们把三个预备师组织起来当大的收容队。在胜利的形势中，要防止有些干部的自满情绪，对工作不大在乎， 不大细心，不大耐烦，认为逃亡几个不算什么，管理教育上也不讲究。要很好地对干部讲清，管理教育工作在行动中要以师为单位讲一下，如何把行动中的管理工作做好。

（三）部队组织的调整问题

原来确定调上干队学习的不调了，上干队这期不办，以后再说。部队里大的调动目前不要搞，个别必须的可整理一下，上干队要分配的可回到原纵队去分配工作，暂时不能具体分配的，到北平、天津后再说。

（四）部队装备问题

有些要求增加马、增加汽车的，现在都不增加。大军进关，铁路都还未修通，全军有十万匹马，要用火车运草，那还得了。汽车要汽油，到华北去运输线长，铁路未修好，要用汽车运汽油，运到地方也就没有油了，所以恐怕将来你们自己就要减少。现在听说团里都有汽车，这是不行的。多余汽车一律都要往上交，将来这些汽车都会用得着的。编制外不可能再有，也不允许有，编制外的要求是解决不了的，要服从大的利益。

（五）高干会议决定不开了。本拟在高干会上来作这次秋季战役的总结和讨论领导作风、部队纪律的问题，并作出决定。现在会虽不开了，这个工作还是不能忘记，要准备一下。过去总部对反无政府、无纪律的工作虽也做了些工作，写了些东西，做了些自我批评，但是很不够，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有些同志说对统一集中不习惯。什么叫做习惯？共产党员入党填志愿书那一天，就要服从党的纪律，并不是什么新问题。

今年虽有一些进步，如对作战命令，一般的还能坚决执行，但个别执行的较差。对于撤销师的后方基地问题，都没有做好，现在到华北去，没有火车给你们搬后方基地，不交也要交了。

去年以来，在统一集中方面曾有进步，但是不够，有人还有独立王国思想。认为部队是我的，干部是我的，用个人主义、分散主义作思想上的指导。

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方面，有的单位综合报告总是不写。检讨时说不写报告是原则问题、是纪律问题，但执行起来又落空了。我们已是有三百万党员的大党了，很快就要掌握全国政权。过去在分散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思想方法有的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毛主席提出，反对无政府、无纪律是当前的中心环节，不抓这一环节，就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得到了胜利也不能巩固。

我们很快要和华北部队会师了，要同他们并肩作战。团结问题非常重要，

要很好的在部队内进行教育。华北部队装备比我们差一些，生活水准也比我们低，纵队司令员才有一匹马。我们在生活水准上要向他们看齐。要自觉地注意，照顾友邻兵团。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团结，更能发挥我们的战斗力量。我们已经再三再四的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如有不团结的问题发生，就要批评各级首长。

纪律问题和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问题，这两件事都要很好准备，教育讨论做出决定，我们到北平再开高干会，再来通过一个总的决定。行动很快了，工作很多，很繁重，特别是要马上动员起来，解决入关思想，巩固部队，必须的调整组织，政治机关要努一把大力，动员起来，到关里去，拿下平津，争取华北的解放。

注 释

1. 秋季战役，即辽沈战役。

2. 三马，指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马步芳、马鸿逵和马鸿宾。

3. 关里五路大捷，指①豫东开封、睢杞两次大捷，一度解放河南省会开封，活捉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及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②襄樊大捷，歼国民党军两万余人，活捉著名的特务头子、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及副司令官郭勋祺，控制了汉水中段；③晋中战役，人民解放军歼灭阎锡山军一个集团军司令部、五个军司令部、九个多师、两个总队，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一切地方，活捉阎军集团军总司令官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及许多师长；④在平津保周围地区，人民解放军进行连续作战，先在冀东地区，

   袭占丰润，破击平古线，攻克昌黎，歼敌一万三千余人，尔后在北平保定之间歼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一师，切断了北平、保定间的交通，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⑤华东我军从昌潍战役起，进行连续作战，歼国民党军十万以上， 解放城市十八座，活捉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霍守义，山东省省会济南城完全孤立，蒋军重要军事基地之一的徐州，则已变成了最前线的城市之一。

4. 罗政委，即罗舜初。

5. 沙副司令，指沙克，时任安东军区副司令员。

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令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我军到达冀东后，即将协同华北友军作战，以歼灭傅作义部队及其所指挥的蒋系各军，攻占平、津、唐山，完成华北全境解放。

（二）目前形势于我极其有利，敌在全国虽有五个战场（平津、太原、西安、武汉、徐州），但兵力最大，对于全局有决定作用的，仅为两个战场， 即徐州战场与华北战场。此两大战场现均处于危境，徐州为我华东部队占领后，杜聿明[1]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二十二个师，由徐州向安庆方向逃窜，又为我华东主力全部包围于肖县、砀山、永城、蒙城，纵横二十里之地带，已歼其三万人，其余正在歼击中。由平汉南段向徐州方向增援之黄维兵团十一个师，亦为我中原主力及华东一部包围于宿县、蒙城、蚌埠、永城四点之间，激战已十余天。再经若干天后，即可最后解决。华北敌人在南线遭受严重挫败与东北我军大举入关之后，已感极大孤立，军心恐慌， 进退失据。傅作义主力刻被阻于张家口、新保安、怀来之线；而蒋系各军则分布于平津、塘沽、唐山等地，兵力既形分散，其联系随时都可为我切断。这种情况就有利于我军分割与各个歼灭。东北我军与华北友军会合后，作战兵力已达百万人以上。这样雄厚

的兵力，是华北敌人所遭受不了的；又有我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到现在的广大老解放区，全部歼灭华北敌人，攻占平津甚有把握。

（三）如我能作到全部歼灭华北敌人，占领平津，这将是一个极大胜利。不但华北全境可获解放，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且在华北我军歼灭傅作义，华东、中原我军歼灭社聿明各军之后，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即无主力。那时长江以北局势即可稳定，全国胜利的基础从此即可巩固建立。故这一作战关系极大。华北敌人数量还相当众多，其中若干部分且有战斗力， 必须经过激烈的战斗方可取得胜利，任何轻敌观念，放松作战准备，都是极其有害的。望各部到达集结位置后，即依此进行作战动员，鼓励士气，振奋全军，不骄不傲，为消灭傅作义及华北全部敌人而战。这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四）由于冀东与华北解放区人民对于东北我军入关作战寄以厚望，我们作战亦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否则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作战；同时还由于我们所攻略的目标，又是平津等大都市与文化商业中心，我军的行动必为全国人民与国际人士所注目。这就需要我军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成为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如果我军没有良好的纪律，如果我们不切实整顿纪律，如果我们之中有一部分不守纪律，我们就将受到广大人民及友军的指责与鄙视。我军声誉与我党在中外人士中的政治影响，必遭损失。为了整顿纪律，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程度，必须：

第一、力戒骄傲。任何对于人民、对于友军、对于地方机关团体不谦虚的表现，在他们面前以劳苦功高与以主力军自居的表现，以及粗暴无理的表现，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反对。

第二、为了主动的团结友军，应在各种场合给他们以可能的关切与照顾

（例如在行军、宿营或作战之时），充分发扬我军的友爱互助精神，在发生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主持起草并定稿，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名义给所属各纵队的政治动员令并报中央军委。

争执与纠纷时，不论有理无理均应忍耐、退让、检讨自己，原谅对方，宁可自己吃亏，不可因此伤害对方情感。我们的口

罗荣桓军事文选号是，团结至上，团结战胜一切。

第三、在城市工作与城市政策问题上，严格执行军队保护一切、原封不动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许多部队必须检讨，不从政策观点、统一集中观点出发，而从自私自利、从无纪律的本位主义出发的思想与严重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正。

注 释

[1]杜聿明，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实际指挥徐州集团各部。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

完全同意毛主席报告[1]。

战略计划：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后，再在西安、京汉战役[2]取得胜利， 即基本上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但这不是战争的结束。武汉及西安之敌军很可能往后撤，我不可能围歼之。这时，南方的一些地方军阀负隅顽抗，亦不可能聚歼之，而后撤至两广。武汉作战，如敌之防御重点在信阳至汉口则好打， 如重点在武昌，则较困难，须渡江后再打。如敌退至两广及云、贵、川，对我也并无坏处（毛泽东插话：这对我倒很好）。美国这时可能在青、沪、穗[3]增加陆战队，暂观风向。这在部队中是必须回答的，但很难回答（毛泽东插话：很希望美出兵三十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我歼灭之，这对世界无产阶级帮助很大，美兵不会较杜聿明[4]为凶。沈阳解放，普遍发生偏安思想， 甚至连关内去的干部也有这种思想。入关后即说，打了国民党，还有美国。这是对于树立必胜信心及世界民主力量和美国不可怕的系统宣传不够（毛泽东插话：现应宣传准备美出兵三十万，我再消灭之）。

部队中有轻敌思想，对自己的困难估计不足，特别是对于渡江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罗荣桓列席了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中，他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 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分析了形势，为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规划蓝图。后可能发生的困难，许多干部大致认为是开

进的形势，如入无人之境。

部队虽已进关，但干部的偏安思想并未完全解决，仍需对南进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例如在东北作战依靠铁路补给方便，弹药充足，到江南是会叫喊的。部队装备是不适宜于南进作战的，现需改变装备，这也是个困难。现在我军百分之八十是东北人[5]，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俘虏的南方人。进关后， 吃饭感觉小米中有沙子，将来吃大米还是个大问题。

这次从沈阳开始出动，到关内集结，费时一月，长途运动中，减员很大， 七十八万人中减员一万五千人，对直接进军武汉也是问题。从打下平津到出发南下，至多只能有两个月的休整，只能消化俘虏，反无政府主义，部队管理及连队支部工作，至于许多技术、物资的准备，恐来不及，须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才好（毛泽东插话：至少要准备三个月）。最好是三四五月休整， 六月出动，七月到达才好打仗。

部队正规化，主要反无政府主义，要求高度集中统一。去年七月即提出。至于反无纪律斗争，我们现在尚未搞完。

南下时，要求整个供应统一，故需设铁道部。现在修铁路，用民力很多， 将来未必能用，用时发生事故会很多，故修路亦须有统一指导，而在管理上也必须统一，否则铁路运输会形成无政府主义，使前方供应不上。沿铁路线应设补给站，并有计划的区分任务。没有这套则运输浪费会大，不能解决问题。根据同蒲、陇海、津浦之运输力，只能运弹药、火炮、医药等类的东西， 其它车辆恐怕不能运。平汉路亦应开始修，平津解放后依靠东北的器材修，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主持召开了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后，由他起草并以他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的书面指示，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时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从北到南的公路网亦应修。我看华北的公路不好，汽车慢，耗油大，坏汽车等。这些运输不搞好，就会发生大问题，影响作战，影响粮食供给。粮食加工仍是问题，要有粉厂、碾米厂，不然会影响供应，势必分散就食。去年东北到八月才在北宁线作战，有些顾虑与此也有关。

过江后，地方军区的军事干部可由主力分出（即由副职调充），这样工作可能更方便些。连排干部甚至团营干部的补充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例如锦州作战，一个师伤亡了三十六个营级干部。东北军区现有八千学生，可做连排干部的补充。今后华北，东北应为前方训练连排干部，其来源可从学校的学生和痊愈的伤员中选调之。团营干部的补充更困难，我们争取在战前抽出一批在职干部准备伤亡后补充。

正规军的服装颜色应统一，不统一则易发生危险。锦州曾因一个纵队的服装不同，而发生误会，伤亡了一些人。部队的识别，也应有统一的规定。抽调地方干部时，区乡干部最好不抽，抽去南方也很成问题，是否能采

取接力的办法[6]。过去山东抽到安东一带的干部，其作用的确不大。注 释

1. 毛主席报告，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2. 京汉战役，京汉指南京与汉口，京汉战役即后来的渡江战役。[3]青、沪、穗，即青岛、上海和广州的简称。

1. 杜聿明，指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的杜聿明集团，该集团的主要部队是由美国装备起来的。

2. 我军百分之八十是东北人，指东北野战军。

3. 区乡干部⋯⋯是否能采取接力的办法，指区乡干部不宜离家太远，应从较近的解放区抽调。

要根本改换一个立场①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这次改编不只是简单的军事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一种政治的改编[1]。这是将蒋介石所指挥的军队，改编为人民的军队，这是要根本改换一个立场的问题。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首先就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解放军的政治制度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同。由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掌握了革命的真理，所以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是依靠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而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制度，则是为了少数人控制部队，其所采取的是依靠特务监视和欺骗蒙蔽的办法。到会军官们不要害怕发扬部队中的民主，而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决心进步。

为了实现改编，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部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各受编的部队中去工作，帮助提高官兵的觉悟，使部队进步，使得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焕然一新。

注 释

[1]改编，指天津解放后，北平（今北京）二十余万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争取，北平守军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集傅作义所属各受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问题①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我的报告，提出四个问题，供同志们讨论参考。

第一，从抗日民族战争阶段到人民解放战争阶段，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胜利的过渡。在短短的三年中，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长江以北基本解放。目前的问题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应当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坚决反对中央所指出的五种恶劣作风，即：“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 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细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这些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作风是不能允许的。

第二，从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来说，我们也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做过斗争，如果说没有做过斗争，那也不合乎事实。不做斗争，就不可能有统一指挥，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但是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是不够的，更没有像中央讲的那样全面的提出问题，击

中要害。我们回忆一下，东北人民解放军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来自华北、山东、华中、陕北各个地区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部队组成的，干部来自更多的方面。进入东北后，当时的情况是各有一套班子，自立门户的现象相当严重。有的想创立新的山头，有的还想搞“码头”。同时，在进入东北初期，东北党的领导对政治方针上发生了争论。争论什么呢？在敌我力量对比方面，有的估计敌强我弱，有的反过来估计敌弱我强，产生了究竟以准备和平为主还是以准备长期战争为主，是争取控制大城市还是控制中小城市和依靠广大农村。这都是由于分析敌我力量不同所产生的。认为敌人力量弱，则幻想和平多一些，因之就认为以夺取城市、控制城市为主。而那时实际上是敌人强，我们弱。我们从山东、华北来到东北，是从战场上转下来的，没有经过休整。有的还把武器留下了，准备到东北补充好武器。当时我们在东北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只有苏联红军一个时期的掩护。而国民党却无论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强过我们，而且伪满[1]的一套组织都还存在。我们是处于劣势。我们的正确方针应当以准备战争为基础。要准备长期的战争，当然要把大城市放弃，尤其是长春路沿线城市；要依靠农村，以农村为我们的立足点，包围城市。这是明显的两个不同方针的争论。在如何组织力量的问题上也有争论：究竟是照顾山头，还是克服山头？有的主张平均主义的照顾。那种照顾法，不仅愈照顾山头愈多，而且又会出现“码头”。如果山头林立，不用敌人打，自己就垮了。这个争论是政治上、组织原则上的争论，是非常必要的。必须反对不正确的方针，把正确的方针建立起来。事实上，错误的东西已给了我们许多损害，虽然只是半年时间。撤出长春，我们到了哈尔滨，那时思想多么混乱，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也就严重起来，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党的领导不统一，必然要产生无政府、无纪律现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野战军南下前于北平（今北京）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刊载于一九八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军史资料》第七期。

象。那时有的人把新招编来的伪满军队和收缴来的武器看成是自己的，不去充实、补充主力，结果在敌人进攻下面散的散了、叛的叛了，给了我们很大损害，给我们的斗争造成了很大困难。只有当东北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以后， 这场争论得出了一定结论，东北局领导取得一致，真正贯彻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战略指示[2]，才把东北地区全党全军团结起来，建立了统一集中的领导核心。我们有了力量，才阻止和打垮了敌人的进攻。

自“七·七”决议[3]以后，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使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使分散的东北各解放区很快连接起来了。夏季攻势后很快打通了东、西、南、北满[4]的联系，并且依靠城市和铁路交通的便利，给我们造成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客观条件，使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向统一集中。但是不是说有了东北局的正确领导，有了很好的客观条件， 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就全部克服了呢？并没有，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一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在军事指挥、后勤对部队的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等方面， 各自为政现象很多。各军区、各纵、各师都有自己的后方，东起图们江，西到齐齐哈尔一线，都是后方，各有一套，还各有搞生产的一套，各自生财有道。又表现在各自私相授受，统一命令行不通，特别是调武器、马匹行不通。如一九四七年缴获敌人很多武器，有一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三千多条枪，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但要不出来，他们自己却可私相授受。还有虚报、多领、少交的现象。经过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进行了政策学习，规定了编制，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某些克服，但还很不彻底。我们军队产生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一是经验主义，只相信自己的一套；一是本位主义， 由于过去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游击习气相当浓厚，只要有空隙，本位主义就出来了。

第三，中央提出反对党内的五种恶劣作风，又严格批评了我们不作综合报告，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推动，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但我们在攻势作战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事前不请示的，如打沈阳处理敌军五十三师起义[5]的问题，有的领导同志不经请示就轻率允诺；辽西战场上有的单位擅自决定没收俘虏的私人财物。事后不报告的，如锦州外围的紫荆山，打下来又丢掉了， 这个单位爱面子，隐瞒起来，到再次打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决定撤销某些指挥机构的命令，拖延不执行；有的为避免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还有延迟了对锦州飞机场的控制等。这次会议上，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如对敌军五十三师起义问题作了结论，当事同志写了声明书；私自没收俘虏财物的，军党委作了决定，军分会同意了这个决走；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做了检讨。但还有个别同志没有检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很好地做一番自我批评。

目前野战军、兵团、军、师，请示报告制度一般说是建立起来了，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减少中，但是还不够。我可以指出几种来：现在有人认为统一集中太多，独立自主太少了，妨碍了个人发展，妨碍了自己的前途。这种议论根本不对。今天不是统一集中大多，即使是多一些，也是必要的，妨碍个人发展的说法更是错误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在干部工作中也有反映：有不少干部不愿做非指挥员的工作或不愿做副职，认为非指挥员或副职没有排场门面，这是个人主义的充分表现。还有一种看法，说在战场上缴获的东西要服从统一集中分配，自己就要吃亏，要不吃亏，先抓一把再说，以后再检讨，受批评也可以。在我们照顾部队迫切需要上、在物资处理上或有

毛病，但这样想法是根本不对的。对统一集中，符合自己需要就赞成，否则就不赞成，这是本位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本位主义都要不得！

第四，为了执行二中全会决议和南下作战的任务，我们必须继续贯彻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求得更好地团结自己，加强统一集中，服从统一领导和指挥。还应指出，在南下的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或在打了几个胜仗之后，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更容易发生。比如，我们南下，离开老解放区， 进入新区，没有群众基础，有也是很弱；有些地区灾情严重，大军进入，供应问题会碰到困难。这都需要我们严格执行统一集中的政策，防止乱抓乱要。我们不要在执行群众纪律上打败仗。执行渡过长江解放数省的任务，不外采取北平、天津、绥远三种方式[6]。这三种方式都是以我们的战争胜利为基础的。绥远方式也是战争胜利得来的，是为了继续战斗，便于我们各个击破， 取得更大胜利。可以说是来自战斗，为了战斗。这就特别需要防止损害战斗意志的偏向。此外，轻敌思想也是我们要严重注意的。我们解放了全东北， 解放了北平、天津，打了这么多胜仗，武器装备又好，不好好向干部战士说清楚，部队就很容易发生轻敌观念。轻敌观念会损害战斗力，轻敌观念事实上已经有了表现：准备打安阳、打新乡的部队，自己规定只要两天时间。这就是看不起敌人。南下后我们所遇到的敌人首先是桂系[7]，桂系是狡猾的、有战斗力的。我们不能损害自己的战斗意志，否则到那时就要吃亏。最近的时事学习中，有的干部提出：“要和平为什么还提出八条[8] ”，这是失去最后胜利的勇气，失去立场的话，是最有损于我们的战斗意志的。我们南下解放几省虽然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斗争方式，但基本上是以战斗为主。一定要防止损害战斗意志的偏向，不管是轻敌思想也好，还是缺乏争取最后胜利的勇气也好，都是不允许的。对于结合政策灵活运用的北平、绥远方式， 某些干部怕麻烦，认为不如打来得痛快，这种倾向也要防止。

总之，在南下作战中，如果我们在思想上没有把斗争方式弄清楚，我们就可能犯错误，出现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当我们把敌人打垮之后，我们将要分散一部分兵力去接管城市，去下乡发动群众。这种分兵，是在全国胜利形势下的分兵，先接管城市，依靠城市去领导乡村。随着全国胜利形势的到来，我们要集中统一地、有计划地建设国家，决不能强调分散主义的“独立自主权利”而破坏集中统一。这一点，如果没有在思想上搞清楚，就会犯各自为政的错误。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把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问题继续贯彻下去。我提出五点意见：

一、学习好中央二中全会决议。要逐段逐句地学习，通过学习，掌握进入新区、接管城市和农村的各项政策。首先是团以上的干部要学好。领导干部学好了，才有条件领导好部队的学习，使整个部队达到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要达到这样的要求：一个连队能够做一个村的工作，一个营能做一个区的工作，一个团能担负一个县的工作，一个师能担负一个分区、专署的工作，一个军接管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兵团担负一个省区的工作任务。

二、检讨我们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当前，一般地说，各级党委都能做到集体讨论问题、决定问题，但做不到这一点的也有。如党委中存在着思想分歧，看法不一致，不拿到党委会议上去讨论，而在会后讲，有的还互相攻击；有的党委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不善于团结全体党委成员共同解决问题， 意见不一致时，不善于在会前会后互相通气、互相了解，存在隔阂，等等。这说明我们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存在着不健全现象。只有党委自己搞好了团

结，才能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才有威信。现在有些党委首先自己团结没有搞好，就有了空隙，有了漏洞，底下也就不听指挥，党委说话也就没有力量， 有些敢于说话的同志也不敢说话了，于是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也就发生了。实践证明，凡是师的党委不集中、不团结，那么，团里就可以公开不执行命令； 凡是师党委集中统一讨论决定的问题，就有力量。所以，各级党委要很好地检讨集体领导的问题，有问题要提到党委讨论，不同意见允许争论，要善于在会前会后交换意见，找到共同思想、共同语言。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党委。

三、克服手工业工作方式。手工业的工作方式主要表现在：不善于总结经验，不善于把自己的经验提高一步转变为普遍性的东西。在贯彻请示报告制度中，我们看到的纵队、师党委的报告，总的印象是现象罗列，没有综合分析，没有抽出主要的经验。各纵、师党委也作了许多反无政府无纪律的决议案，也是罗列现象，有的还把作决议看做是额外负担，只是交个卷。这种手工业的工作方式不允许再存在下去。

四、防止骄傲。我们许多同志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但不要自负。毛主席多次讲：要告诉同志们，不要把过去的功绩看得太过分，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革命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全国胜利只打下了个基础，将来进了洋房子，没有文化的还要学文化。把过去的功劳看得了不起，就是固步自封。昨天，一个同志写来一封信，他算了一大堆账，讲了他的历史功绩，结论是上级为什么对他“不信任”，说今天是他应该坐第几把交椅的问题。毛主席讲： 胜利后有没有问题？有的。有人过分强调过去的功绩，了不起，争功劳，一定要一个好位子，没有表扬就不满意，这种情绪就是胜利后的大问题，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还不如戈尔洛夫。戈尔洛夫有党性，有组织性纪律性， 相信党，服从党的调动。说这些同志是戈尔洛夫是表扬他，不是降低了他。我们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包袱，就是“功臣自满”，这个包袱是完全可以卸下来的。革命道路还长得很。孙中山还革命了四十年，我们最多也只二十多年。功臣自满的包袱太重，就走不动，过长江就会过不去，或者掉下水去，是很危险的。所以，防止骄傲自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五、敢于批评。我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敢于批评，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今后更需要这样做。能够很好地使用这一武器，工作就能一步步前进；不能使用这一武器，就不能前进一步。过去有的同志对批评有些恼火，不满意，有的公开提出以后批评少一些、表扬多一些。我认为对领导干部来说，批评是主要的。领导干部经过内战[9]、抗日战争，又是三年解放战争，有了金字招牌，敢于批评就更重要。

注 释

1. 伪满，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满洲国” 被摧毁。

2. 战略指示，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3]“七·七”决议，指一九四六年七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

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1. 东西南北满，指当时将东北划为四个地区。东满：指当时长春路沈阳至长春线以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延吉、安图、敦化等地区。西满： 指当时长春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今洮安）、扶余、双

辽、开鲁、阜新等地区。南满：指当时长春路沈阳到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源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

1. 五十三师起义，指在辽沈战役中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之暂编第五十三师。由于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负责人已允诺其起义，后来该师人员均按起义人员对待。

2. 北平、天津、绥远三种方式，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

3. 桂系，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集团。

4. 八条，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5. 内战。指土地革命战争。

在北平高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

大会开了十天，今天要结束了。我想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传达关于二中全会的决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因为： 一、这个决议对于争取、巩固全国胜利的到来的情况是完全适合的。 二、决议给了我们南下解决剩余敌人的明确方针、坚定的原则与灵活的

策略相结合的一个标准，给了我们思想上很大的启发。例如：采取以天津的战斗方式，争取北平方式，和运用绥远方式，以达到全部解决敌人的目的。中央又指出：在干部中要防止松懈战斗意志的情绪。因为在胜利的形势下， 部队中容易产生糊里糊涂、无原则的和平，认为八项条件太苛刻的思想。还指出：要防止轻敌或在和谈中怕麻烦的思想，那都是要不得的！我们不应骄傲，不要怕麻烦，将来和平后虽然不打仗，但是敌人还存在，我们要以清醒的头脑去对付敌人，其中包括部分放下武器的敌人，有了准备就不怕麻烦了。中央的决议给了我们明确的方针，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我们争取北平式的和平谈判，绥远式的和平解决，但我们的干部不应松懈斗志。毛主席指出：只要我们有清醒的头脑，我们就不怕孙悟空钻到我们的肚子里来兴妖作怪。

三、流血的斗争快要结束了，很快就要和平建设，我们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央的决议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把工作的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领导乡村，城乡结合，城乡兼顾，工农相结合的方针。并且告诉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使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这对我们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四、特别重要的是指出了我们胜利的国际意义，是从东方突破了帝国主义的阵地，指出了战争很快会成为过去，但是要巩固这个胜利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花更大的气力。因此，号召全党不要骄傲，不要以功臣自居，而是发扬谦虚和蔼的作风。这是特别重要的！传达决议时讲得特别清楚、透彻：要团结，不应骄傲！骄傲对上级、同级是不尊重，是最容易破坏团结的！我们要把内部团结好，各级党委就首先要很好的团结。目前我们基本上是团结的， 但个别的军、师、团是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的，而且那些不团结又不是为了原则上的争论，如果是原则问题当然应该很好的解决，但是，都是些非原则的问题，那就不好解决了。其原因是骄傲，互不服气，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 甚至造成生活上不相往来，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不能相商呢？是个人英雄主义，互不服气，你有你的一套，我有我的一套，这些问题都是不能拿到桌子上来讨论的。要解决问题就只有大家好好的反省，痛改。同级、上下级的关系就团结了。特别是在全国胜利的时候，更是要克服它，如果不把它克服掉，就会有更多的危害。我们南下会分散兵力，如果让它存在，就一定搞不好。只要我们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方针策略，我们就一定能争取全国胜利的到来。

这是我们拥护决议的理由。

第二，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和纪律问题。

一、各军在会上都作了自我检讨，有些做得好，比较深刻、彻底，对大家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但还存在几个缺点：（1）发言中军事干部较少（只有两个人）；（2）有个别同志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当然已受批评，已有结论，但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3）有些单位检讨中有点避重就轻，主要的

问题未检讨，同级关系恶劣到几乎不能共同工作下去了，但仍未很好的检讨

（刘开文的检讨很好，欢迎那种态度）。我们要贯彻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首先各级党委要团结好，这是建设党委统一集中的领导的重要环节。不团结就有许多问题不能拿到桌子上讨论。工作上的问题今后都应公开的研究讨论，求得一致的认识，共同的语言。决议后要求大家共同支持，反对互相拆台、个人包办，反对在会上不发表意见，会后会外乱发表意见，反对走私、搞黑市等等，那样虽有决议等于没有。这种现象是极无组织、无纪律的，是破坏统一集中领导的！遭到下面的反对，不信任、钻空子也是必然的。

回去后，各级党委还要进行很好的检讨，不对的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把团结搞好。将来到南方后会分散兵力，这是全国胜利形势的到来所必然的， 但不同于过去那种分散，不能看成分散局面的出现，而是统一领导的。为了防止不统一的产生，因此，就要求我们干部很好的学习决议，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必须学习政策，要求领导上有统一的政策思想，保证在分散的形势下不违犯政策，能集中统一领导，全党服从中央，对一切决议坚决的执行。

后勤的发言中，特别提到各级领导重视后勤工作，提得对，过去有些负责干部未从整体观念出发来重视后勤工作，所以有很多制度不能贯彻，有很大的浪费。将来到南方新区去，那些地区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国民党长期摧残蹂躏，农民生活困苦。刘参谋长[1]提出节约，这是非常对的，我们应很好的节约，对后勤工作要从整体观念出发去重视。一九四七年在哈尔滨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兵团、正规化、大规模作战，需要有很大的后方工作支持”，不然，不要说作战就是行军也要发生困难的。故我们要从战略上认识它的重要意义。

要很好搞好部队纪律，部队进入平津后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多，因为中央所在地，要把名声搞好；因为华北群众对我们的热烈支援、欢迎感动了我们，使我们有所约束。自然，基本上政治上做了工作， 不过这样还不应满足，个别犯纪律的现象还相当严重，那不是战士而是干部， 如十二纵的一个团长跑了一匹马，公安局拾到了，他去要又不打条子，公安局不让，于是师长便派了两个班去包围公安局，以后军的干部解释说是误会。这样的事情怎能说是误会呢？这件事情我们一直没有接到报告，只是在总结里提了几句，这是应该很好地进行教育的，因为是师、团的问题。既然部队的纪律好坏，首先决定于领导干部是否重视，能否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去教育部队，所以我们应首先要从干部整顿起，然后去教育部队才有作用。在哈尔滨时有些战士说：“只要干部遵守得好，我们保证不犯。”我们如果纪律不好，就不是工作队，而成了破坏队！

关于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和纪律问题，我们写好了一个东西，要作出个决定，等经过中央批准后再发下去。

二、今天是五号，部队十一号就要出动。我们的时间很仓促，这次二中全会决议的传达，首先应在团以上干部中着重传达团结部分，要求团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党委检讨内部不团结的现象，营以下的干部则是传达战斗和纪律部分，将来到武汉附近还有时间，目前应集中力量在战斗、纪律及行军的组织方面做好工作。三天的时间就可以传达完。有的今天要回去，有的八号回去，都可以赶得上。连、营干部中主要是好好的传达昨天刘参谋长的报告，做好行军的组织工作，保证部队不减员或少减员。

注 释

[1]刘参谋长，即刘亚楼，原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改任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

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闭幕词①

（一九五○年十月二日）

各位代表同志：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第一周年到来的前夜，在人民的首都北京召开，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经过五天时间，在极端兴奋热烈的气氛中，主要聚集了最近四年来人民解放战争中战斗英雄代表的英勇事迹和劳动模范代表典型范例。这些事迹表明：你们是从群众中来，集中表现了群众的智慧，是群众中的优秀代表人物， 你们在完成作战和工作任务中都起了骨干、桥梁和带头作用。你们的奋勇杀敌，努力支援前线，使四年来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在大陆上及海南岛、舟山群岛的胜利；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国家安全，建设更加强大的国防力量，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事业上，你们正在起着推动与保证作用。你们这些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对人民的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庆盛典，是很珍贵的献礼！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荣传统的。一八四○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涌现了无数的人民英雄。他们很多已经光荣的牺牲了。我们

这次大会，没有、也还不能完全包括人民解放战争各个时期战斗英雄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迹，尤其对壮烈牺牲的先烈们还缺乏比较详细的记载，这不能不是一个缺点。这次大会之后，我希望经过各方面的搜集，在下一次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能够得到弥补，以发扬光大我国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荣传统。

在我们这里的英雄模范和历史上一切旧的所谓英雄人物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英雄模范，是属于人民忠于人民的，是从广大群众的集体英雄主义中创造出来的。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中，产生了无数的像你们一样的英雄代表人物，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你们的英雄事迹和模范典型，是在遵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方向与不断的前进中得到启示而创造和发扬起来的；是和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分不开的；是从广大人民的大无畏的忘我斗争中得到培养和鼓舞的。因此，你们的成就，即是中国人民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无限敬仰和党的热烈爱护。你们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是有功劳的，你们的称号是最荣誉的。但是，你们必须力戒自满，力戒居功骄傲。你们要永远站在群众之中，巩固与群众的联系；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要永远保持荣誉的英雄称号，高举着胜利的旗帜迈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一周年，已在大陆上完全打垮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集中的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美帝国主义现正在对我们的友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战争，进行极为惨暴的屠杀；并同时以武装干涉我神圣领土台湾的解放，不断侵犯我领海领空，杀伤我人民，轰炸我建筑物； 并掩护一小撮国民党匪帮作死灰复燃的企图，在大陆上组织土匪流窜扰乱， 进行特务阴谋破坏。同志们，美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侵朝战争已直接严重地威

① 罗荣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胁着我们祖国的安全，美帝国主义已成为我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一严重形势的存在，使我们必须更加警惕，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我们必须实现毛主席的指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同样，我们一定要实现毛主席的指示，为争取在大约三年之内使我们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基本好转而斗争，建设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国家安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侵略，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定不移的方针！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必须一致努力务求具体实现的方针！

陆海空军战斗英雄同志们：应为加强现代化陆军，建设强大的空海军而努力！要防止和克服在自己队伍中产生和存在任何损害战斗意志的偏向。在国内敌对势力还没有消灭，国外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历史条件之下，你们永远是一支战斗队，要捍卫祖国，站在国防前线上，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在学习新的战斗技能、技术与展开文化学习运动中，起更积极的带头作用。

公安武装战斗英雄同志们：应为保卫国家政权机关、经济建设及铁道运输安全而努力！要在镇压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剿灭土匪中起更大的骨干作用。

民兵战斗英雄同志们：应为使人民武装有更强大的后备力量、打下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基础而努力！要在通过更广泛的与生产相结合、与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相结合、扩大和整顿民兵组织中，起重要的桥梁作用！

工农兵劳动模范同志们：应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国防建设而努力！要搞好生产，带动群众，学习新的生产技术！

在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此次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听取了王部长[1]关于部队建团以来的基本总结及今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报告，又听取了各大军区与各特种兵青年工作的典型报告，及对讨论补充意见的发言，会议就要结束，祝贺会议的成功！青年工作在全军中的复兴。

我除了同意会议中的各个报告意见以外，在会议就要结束时想讲以下两个问题：

一、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逐渐展开普遍建团，为争取达到百万团员而斗争。根据总政青年部不完全的统计，建团以来共发展团员将近三十万。分布的情况如果以一个军、一个师、一个团为单位计算，是不普遍的，有些单位尚无团的建设；如果按连队为单位计算就更不普遍。去年四月，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已一年多了，但是我们团的建设还不普遍，我们看一看究竟有些什么原因？

第一、自从一九三六年取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改变成为青年救国联合会的组织以后（这个改变当时是适合于整个统一战线的、适合于青年统一战线的，因而是必要的），在军队中实际上就等于没有青年的组织和工作了。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以后，就要求我们在军队中间进行团的建设，而且必须重新取得经验，培养干部。因此， 工作步骤上就不能不采取重点试办，准备普遍建团的条件。这一步骤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二、各地区的情况不同，有的是老解放区，有的是新解放区，有的是半老半新的解放区。而且部队担负的任务也不同，有的要担任新的进军，像进军西藏；有的要准备担任新的进军，像解放台湾；有的分散剿匪；有的分散生产。加上我们的建团工作在缺乏经验，缺乏干部之情况下，就更增加了许多困难，因而也就产生按一个军、一个师、一个团为单位采取重点试办还不够普遍的现象。

第三、自上而下的青年工作指导系统至今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总政青年部是在不久以前召开这次会议时才搞起来的。各大军区、军、师、团的青年工作部门大部分没有配齐干部，有的完全没有配备。配备比较好的是中南军区，也只配备了百分之五十九。有的是因为这次会议快开了，不能不有青年工作干部出席，才临时抓来几个干部，而且是兼职的多。所以像这样一种指导系统，这样一种青年部门的工作状况，就没有能力很好地去指导重点试办，没有办法去总结经验，更没有办法从重点试办中准备一套干部出来。

第四、在我们某些党委、政治机关及干部中，对于今天是否需要建团还存在怀疑。有的人讲：过去四年解放战争，没有团我们也胜利了，因此感觉团可以不必要。这是不对的。这种思想在某些部队中成为我们建立团的主要障碍。

以上四点，是我们建团按一个军、一个师、一个团为单位重点试办还不够普遍的基本原因。

根据上述情况，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青年工作指导系统，即是把各级青年工作部门迅速建立起来。这里联系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干部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干部问题。我想干部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师、军、兵团以至大军区的各级青年部

门，现在可以采取过渡的办法，允许兼职。今天到会的同志许多都是兼职的， 现在不好取消，取消就没有人了。这个兼职最好是由组织部副部长或宣传部的副部长来担任，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个兼职，最好能够专职。如果目前实在不可能有专职的负责同志，能够有人兼职来搞，我们就暂时允许一下兼职。以后逐渐的过渡到专职也好。因为过去做青年工作的同志现在大部分都是师以上的干部，现在完全把他们拉回来再做青年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他们兼管一下，把过去青年工作的经验介绍出来，这个办法比较好。对于大力培养现职的青年工作干部，是有积极的建设意义的。但是团一级必须有专职的青年工作干部，不能兼职。连队里有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的在部队中经过长期的战斗考验，有的又是党内比较优秀的党员，今天可以大胆地把他们提拔起来，负责领导青年团的工作。同时为了准备更多的干部，应该把培养干部也作为重点试办的任务之一。重点试办是为了取得经验，要与取得经验相结合，从取得经验中培养一批青年干部。同时在师以上各级青年部门搞重点试办，应抓住学校、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包括青年最多的地方，做为我们重点试办选择对象。这样能够使团以上各级青年部门直接取得重点试办的经验，并在取得经验中，培养更多的干部。尤其是学校，学生毕业以后， 可以散布到全军去，使全军都有青年工作干部。比如现在的速成中学、文化补习学校，就应该作为重点试办的很好的对象。这是建立青年工作指导系统解决干部问题的最好办法。

第二、总结经验，推广经验。不仅要依靠青年工作自上而下指导系统的健全，而且要做到对下级有所指导。这就要总结自己建团工作的经验，并自下而上地一步一步地把经验提高，再回到下面去普遍推广。这就是在建团工作中具体实现毛主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如果不这样去做，不懂得这个办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自下而上的总结经验，再自上而下的普遍推广出去，就不能达到普遍建团的目的，就会使重点试办陷于孤立，陷于自流，得不到发展，失掉前途。所以要很好地总结经验，而且要善于自上而下地把经验普遍推广出去。

第三、建团必须是在党委与政治机关领导与重视之下，才能得到很好的成就。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没有党委的领导，没有政治机关的领导与重视， 那么团就建立不起来。同时，建团工作，必须和党与政治工作在部队中间的当前任务密切结合起来，不要离开当前部队的中心任务而单独的去建团。应该在建团中间，一开始就要表现出团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真正成为党和行政上的有力助手，这样才能很好地达到普遍建团的目的。团的工作方式特别是连队中间团的工作方式，一定要很活跃的适合青年的口味，这个特点不能抹煞。但是，另方面不要犯“独立主义”的偏向，处处都强调青年特殊性与整个部队分离起来，对立起来，那不是办法。一定要与整个部队工作结合起来，青年工作应该是放在组织青年的学习，完成中心任务，活跃部队生活等方面，适合整个部队的需要，而不要单独强调青年的需要，把青年的需要孤立起来，那就不好。在连队中，团的会议不要过多，又是团员大会，又是支部大会，又是小组会，还有什么积极分子会等和党平行起来。党有什么会、团也要有什么会，那就不好。在过去的青年工作中间是犯过第二党的倾向的。团的工作要适合青年的需要，但是会议不能太多，开会时间不要过长，以免妨碍整个部队的军事训练。团不但不能把整个部队的军事训练削弱，而且应该在整个部队军事训练中间起积极模范作用，表现出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

去带动群众进行军事训练。

第四、现在在军队中间建团是否需要？在某些党委、政治机关及干部中间，存在着这个怀疑。我们必须经过各级党委向全军干部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军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青年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 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表现在团结青年进步，输送其中最先进的分子入党， 并提供了大批的青年干部。我现在计算一下，当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干部， 今天差不多都在师级以上了，成了我们军队中的重要骨干，如在坐的萧副主任[2]与王部长，就是红军时期做青年工作的。过去青年团在部队中间展开文化学习、军事学习、技能竞赛，活跃部队生活和与疾病、逃亡作斗争，巩固部队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都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当然过去青年团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如整烟、整辣椒[3]，曾引起很多干部不满。但过去的青年团基本上是起了积极的好的作用的。所以从我们建军的历史上来看，在部队中间组织青年团是必需的。

目前为建设更为强大的国防军，不但需要有一支现代的陆军，而且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海军和其他特种兵种。为此，必须在部队中取得相适应的文化科学知识做为基础。这主要依靠青年，把青年的积极性发挥起来，成为突击力量，才可能打下这个基础。但是由于我们的部队自南下渡江作战一年以来，有迅速的发展，部队的人数扩大了一倍甚至一倍半，吸收了大批的解放成分，改编起义的部队中的青年约占全军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其中士兵大多为国民党强迫征兵征过来的农民，这与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的俘虏成分比较是有变化的，那时的俘虏成分多为职业兵。虽然被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为农民，但是我们还要想到这些人还是受过国民党的相当教育和影响的。因此，这些成分还需要我们用很大努力来改造，来融化他；尤其要在这里面特别警惕和防止特务分子混入，这就更加需要坚强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因此，我们组织团结青年进步，发扬青年的积极性创造性，使青年团围绕在党的周围，成为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是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我们在改造起义部队中间发展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通过青年团，把那些进步的青年吸收到团内，加以教育，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这些部队中将来要发展党， 也只能通过组织青年团这个过程，才能获得转入党的条件，否则，在这些部队中发展党是很不可靠的。因此，目前我们在部队中建团，更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五、团应该以组织青年进步，团结在党的周围，以学习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并且要依靠自己学习的正确态度、模范作用去联系群众、推动群众一同卷入学习热潮。同时，还要了解我们的学习，不要只停止在书本、课堂上， 而一定要与实际行动相结合，用书本上的东西指导我们的行动，从行动中充分地得到证明，这样，才能把朽本上学习的东西很好地领会起来。我们的学习是为了行动，在行动中间同样也是学习，而且学习要经得起行动的考验。我们有些人往往在书本上学的很好，条文记的很清楚，但在行动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在部队中有些人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的很熟，但行动起来还是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我们的学习要经得起行动的考验，要保证在行动中具体的实现对党的号召的响应，对命令的坚决执行， 特别要表现团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依靠团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去影响群众。如果我们的学习是这样去执行，那就会成为党在部队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目前我们团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应该是学习时事，整顿部队的战斗意志，

鼓励部队的战斗意志，坚强部队在国内敌对阶级尚未消灭与国外还存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之下，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应以贯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一致的思想教育，展开革命的英雄主义运动为其学习重点。

第六、各级政治机关、青年工作部门在实现自己对青年团员与广大青年群众的教育指导上，要善于取得宣传部门、文化部门的协助，一切教育与文化活动必须供给的课本及设备等应包括在宣传、文化部门之整个计划以内。这不但是为了节省人力物力，而且是为了使工作发生有机的联系。还由于团员与广大青年在连队中是接受教育、接受文化学习的主要对象，起积极作用的分子，因此同样是宣传文化部门主要的工作对象。

以上是关于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必须逐渐展开普遍建团，为争取发展百万团员而斗争的问题。

二、整顿部队战斗意志，加强军事训练与文化学习。

近四年来人民解放战争除台湾、西藏尚未解放外，已获得了伟大胜利。但美帝国主义不甘心退出中国，掩护蒋介石残余匪帮，盘踞台湾作死灰复燃之企图；同时在我大陆上组织土匪、特务进行破坏。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朝鲜的借口之下，公开干涉我解放台湾、侵犯我领空、领海，这种行动今天看来还正在扩大中。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已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 已威胁着我整个东北的国防安全。蒋介石残余匪帮亦将随之助长声势。因此， 我们不能为已得之胜利所麻痹，应该牢牢记住毛主席所告诫我们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这种思想如果动摇了，那就会犯错误。

现在我们人民解放军是继续在担负着新的进军（解放西藏），或准备新的进军（解放台湾），分散剿匪或调赴边防的任务。但是我们有些干部以为已经取得了胜利，发生了自满，以功臣自居，觉得自己是功臣了。有的说： “我没功劳有苦劳，没苦劳还有疲劳”；有的干部还发生了所谓“衣锦还乡” 的想法，有的觉得自己在共产党、人民解放军里面做了官，要回去摆一摆架子；有的干部还挂匾、请客等。我们以往是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农村环境是比较单纯的），但是一旦由长期农村环境转入城市，多少是受了资产阶级的一些影响，贪图享受，脱离群众，还有的经不起人家的捧场。毛主席曾经讲过：“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另外，我们部队的生活今天还不可能改善，在执行生产中间有些偏向， 有的任务分配过重，放松了战斗的教育，损坏了武器装备和削弱了战斗意志， 这是得不偿失的。战士们生产的成果又不能实现原订计划的分红制，引起群众对我们很大的不满。复员工作，实际上是一个精简工作，把老弱的精简下去。这个工作一般是有成绩的。但在部队中间也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波动，在战士中间甚至在干部中间并不应该复员的，他们也想复员，甚至有的人准备买绣花枕头、绣花被面回去结婚。一年来军队中的干部大批外调或转业，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而军队又是干部生长比较快、保存比较多的地方，这也是应该的。但由于军队一年来迅速的扩大，吸收了大批被解放过来的战士和改编起义的部队，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纯。我们的干部大批和普遍的外调和变动，必然要削弱我们军队中的骨干，松懈我们的组织，新的骨干虽然已经提拔起来，但是他们对于工作还不熟练。这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与以上情况结合起来不能不涣散我们的战斗意志，使我们的战斗意志松懈下来。但我觉得基本的还在于我们某些干部，在领导上存在着片面的作法。毛主席曾经这样讲：“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但是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只记住了工作队，却忘记了我们人民解放军基本上还是一支战斗队。我们军队搞生产，毛主席指示说：“我们要靠生产渡过我们目前财政困难”，这是对的，但是毛主席又讲：“军队基本上是一个战斗队”。可是我们有些部队就片面的搞生产，来了个“枪刀入库”， 把战斗思想

丢掉了。这主要是某些领导干部存在着片面作法和干部思想不纯的结果。

整顿战斗意志是目前部队中党与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团的中心任务。团员应该响应党的号召。整顿全军的战斗意志，重点应该放在整顿领导机关和干部身上。在整风还未结束的地方，要

以整顿战斗意志为中心，要从检查、总结剿匪工作，生产工作，复员工作，爱护保管武器，保密防奸等工作中得出整顿意志的共同结论；展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战士中贯彻爱

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一致的教育。我们要反对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现在在干部中间是有这种思想，觉得

我们中国把蒋介石打倒就行了，至于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似乎与我们没有多大相干。这种思想是危险的。我们晓得，中国革命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民主阵营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人民侵略战争的斗争是分不开的。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同时占领了我们台湾。美帝国主义还在继续向北朝鲜推进，威胁着我们东北，用飞机飞到我们东北丢炸弹，军舰开到我们领海以内干涉我们。我们过去打蒋介石，实际上就是打美帝国主义；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打倒的话，那么，它侵略了朝鲜，还可以再来侵略中国。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一致的教育；并利用全国战斗英雄会议的传达，展开军事、文化的学习。此次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开的不错，我们要利用这次会议的传达，推动整个部队学习文化、学习军事、爱护武器。今后部队的生产任务一般应该减低，最多也就是为了改善部队的生活问题，如种一点菜，养一些猪，把部队的生活改善一下。我们建议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准许部队实现生产原订分红计划，这也是需要的。这是关于整顿部队战斗意志，加强军事、文化学习的问题。

我们的会议总共开了六、七天，报告的问题很多，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今后就是如何把这一个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贯彻执行起来的问题。

最后祝会议圆满成功。注 释

[1] 王部长，指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年部部长的王宗槐。[2] 萧副主任，指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过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和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等职。[3]整烟、整辣椒，指在红军中不准吸烟和不准吃辣椒。

关于干部任免权限问题①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关于总干部部之组织机构，前曾经你批示同意组成任免、军衔、调查统计、抚保和秘书五个处。经过数月来工作中之体验，这一机构分工尚不够妥善，准备作某些调整与改变。

同时，苏联顾问麦列日科同志，亦为我们起草了编制系统表及其他材料。对我们研究改组机构问题有很大帮助，准备将总干部部之机构，适当改组由原来的五处改为四处，分一般兵种干部处、特种兵干部处、军衔奖励抚保处、秘书处。

总干部部各处干部之配备，就已有人数调整，个别的加以调补。处长一级以刘绍文、吕义山任一般兵种干部处正副处长；以王文轩、戈力任特种兵干部处正副处长；以黎映霖、周持夫任军衔奖励抚保处正副处长。按我们拟就编制的人数为一六九名，较苏联顾问起草编制的人数少九十人。

我们与苏联顾问间，在对总干部部之编制与工作问题上，尚存在着某些不同意见。虽经过与他们数度商讨与解释，最后尚未取得一致。特附带报告如下：

一、关于对干部任免权限问题：麦顾问要求我们目前即将干部任免权限更大的集中（团无任免权，师任排级，军任连级，军区任营级与副团级）。团长、副师长应由总干部部长任命，各特种兵司令、后勤部长与总干部部长有同样任命权限。

但我们认为，在我们对干部情况尚未能进一步掌握以前，干部又是从下往上来，军委还不可能经过学校教育往下派大批干部，干部任免权限只能做到适当的集中。分工应仍保持现状（排级由团、连级由师、营级由军、团级由军区），易于大量提拔干部、总干部部长不必有任免权之规定。师以上干部仍以军委毛主席之名义任免。特种兵司令一般水平较大军区司令员为低（大军区司令员大都是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其任免权限不应比大军区高， 而应相等或低一级。

二、由于对任免权限之规定不同，所以对总干部部机构之大小亦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其所拟编制是针对我们工作需要的最低限度之要求，而我们认为一时尚不需如此之大，可以逐步加以发展，主要随着工作的进度来规定。顾问还认为师的编制要减少，我们认为在任免权限未高度集中以前，师一级干部机构仍不应过小，实际工作的重点仍然在师。特别是我军仍然是供给制， 没有完全确定等级制，而又存在着等级制。如供给标准师一级业务工作的具体实现是繁重的。

三、我们提出军师两级干部部长如找不到适当的专职的人，可由军师正副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兼任。顾问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干部部（处）是在司令员、政委领导下，如政委兼任会使在处理干部工作问题上成为受司令员领导， 及会因兼职过多影响工作。而我们认为，我们中国军队是有党委制，干部工

① 本文是罗荣桓和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与驻总干部部的苏联顾问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分歧后，给毛泽东主席的信。这一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立即指示：“同意你们的意见，请周考虑在适当时机与新来军事代表一谈”。十月三十日，周恩来指示：“荣桓同志，请将此报告抄我一份，以便在适宜时机提出。”

作在政策原则上系受党委领导，故军师干部部长由军师政委兼任，正便于其亲自掌握，且可提高干部工作上之威信。故我们仍主张由军师正副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兼。

四、最后是对机构的业务分工也存在着某些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后勤干部应归特种兵干部处负责。我们认为：后勤部门与一般兵种联系较多，应归一般兵种干部处负责。他们认为：我们应即成立组织动员局或专设预备役干部统计科，进行预备役干部登记与计划训练工作。我们认为：现时将已转业干部集训尚不可能，只需由现役及预备役调查统计科对转业干部负责进行登记，暂不设专门机构。

以上不同意见，一时甚难说服顾问同志同意，请予批示。

关于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情况①

（一九五二年八同十四日）

七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到会有各大单位宣传部长或文化科长，并吸收一部在语文、算术教育上有专长或有创造的文化教员参加。

这次会议主要是由各地汇报最近文教实施情况与经验，解决文教工作中的一些具体组织领导问题，并制定了全军统一的部队小学语文和算术速成教学方案。现将几个主要情况与我们的意见向你报告如下：

一、全军的文化学习运动，除志愿军外，己于六月初全面展开，并已成为高潮，截至七月底止，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二百万入投入文化学习，其中有干部六十万（干部在连队学习者约十五万，在机关学习者约三十万，离职在学校学习者约十五万）。己开办速成中学五十五所（超过原计划十所）， 速成小学二百二十二所（超过原计划五十七所）。今年的八、九月，绝大多数部队都将结束速成识字阶段，转入语文课本教学和算术教学。部队中经过速成识字教学，文盲在迅速消除，面貌正在改变，好学上进成为风气，通俗读物供不应求。随着文化学习的飞跃进展，过去文化水平低的广大指战员， 由于自己可以开始看粗浅的书报，眼界在扩大，思想在开展，建

设现代化国防军的信念在加强，学习军事技术更加便利。战士们道理懂得更多，更好管理，因而部队也更加团结，战斗队的意志更加坚强了。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巩固起来，坚持下去”。

这一运动的特点是：时间短，任务重（一年当几年），规模大（空前未有），发展快（但不平衡），具有高度的战斗性、自觉性与群众性；在教学方法上，打破了许多成规，采取了创造性的改革，但事先没有成套的经验。既要以战斗的态度发动群众勇猛以赴，又要稳重组织，加强掌握，收到确实的效果。这就要求全军正确地贯彻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加强具体领导，增强教学效果，以干部教育为重点，切实完成计划。二、现已充分证明了速成识字法是消除文盲、为语文学习打基础的良好

方法。影响所及，在部队语文教学与算术教学上，也引起了许多革新。另一方面，此一时期的文化教育，也发生过程度不同的但是相当普遍的形式主义与锦标主义的偏向。其特点是：求速不求成，重数不重质，主观主义地提高要求，增加任务，减少教学时数，盲目升级升班。在速成识字中，将单字的初步会读与会讲，认为是大功告成，不求进一步占有字形，理解字义，丰富词句，发展“四会”[1]，切实做好巩固提高的工作，结果就发生了“掉队” 与“夹生饭”现象，有少数部队甚至走了弯路。在小学语文课本教学中，有重写作，轻阅读，不注重字、词、语句的“基本动作”，强求很快地写出好文章的现象。结果就使学员基础不稳，难以逐步提高，感觉写作是可望而不可及。针对此种情形，我们提出要消灭“死角”，消灭“夹生饭”与消灭“苛捐杂税”（战士称那种不切实际的按级增加任务的过高要求为“苛捐杂税”）。我们认为：我们部队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教育一年当几年已经不能再速了，必须强调“成”和“正规”。因此，从现在起必须抓紧“摸底”（检查）“把关”。具体作法是明确各级结业标准，不可随意降低与提高。坚决执行既定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主持起草并与傅钟、萧华共同署名给毛译东主席的报告。毛泽东主席于八月二十四日批复： “同意这个报告，可用指令发给全军照。”

的教学方案，不得任意更改。掌握既要“速”，更要“成”，不得随意减少各课教学所需的时间。切实检查效果，把住各教学阶段的“关口”，不可表面走过，实际“夹生”。严格考试升班毕业制度，不可勉强升级，希图凑数。一定要贯彻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方针，不能片面或分裂的去认识；并要强调效果，注意总结经验，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教学工作。

三、从今年下半年起到一九五三年五月，国内部队大体上可有十一个月的训练时间。文化教育按百分之五十的比重计算，共约有九百至一千个教学小时。小学各科，根据我们速成的经验，语文需六百五十小时（初小包括速成识字共四百小时，高小二百五十小时）。算术需三百小时（中央教育部“小学暂行规程”规定：一般小学的实际教学时数，语文为一千七百六十七小时， 算术为九百一十二小时，自然史地共为四百五十六小时）。依此为准，结合现在的进展，根据我们《一九五二年文化教育计划大纲》和要求，更具体提出了到明年五月各部队文化教育的一般要求：国内部队，战士为“二、六、二”，即全体战士百分之二十达到完全高小毕业（五门课），百分之六十达到语文、算术高小学业（两门课），百分之二十达到算术初小毕业，语文高小程度。国内部队排以上干部的要求比战士高一些，为“二、三、五”。即： 原初中以下的干部，百分之二十达到初中程度（包括今年己在学习的初中生在内），百分之三十完全高小毕业，百分之五十语文、算术高小毕业。志愿军部队则应当也可能进行适量的文化学习，到明年五月要求战士做到“三、七”。即百分之三十达到语文高小毕业，百分之七十达到语文初小毕业。干部再依此略加提高。以上要求，我们认为大多数部队是可以达到的，某些部队（如中南几个军）还可以超过。有些部队原订任务太高，不太切合实际， 还应实事求是地降低要求。有些部队则必须急起直追，才能按时完成任务。少数因有特殊情况，必须减低文教任务者，师以上部队须经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团以下部队，必须经各大军区各特种兵政治部批准。

四、各部文化学习的开展，一般都是先从连队搞起，逐渐及于干部，故目前干部学习的规模与成效，尚不足以体现“以干部为首要”的要求。此次会上，再一次强调了文化教育以干部为重点的方针，并照顾到可以发展为干部的青年优秀战士，明确以普遍达到初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作为排以上干部三五年内的努力目标。

根据许多经验，学校教育比在职学习效率要高，中南军区等部队目前干部文化教育采取以离职学习为主，不放松机关、连队在职学习的作法，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各部应抓紧时机扩大文化学校，有计划地抽调干部大量入学。对干部文化教育的步骤是首重小学普及，逐渐扩大初中，力求充实与加强各校组织。配备坚强的干部与教员。速成小学十个月为一期，课程应有五门（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不得再行减少。速成初级中学每期亦需十四个月。一切在职干部，应坚持原规定：凡高小程度以下的干部，主要学文化，其文化学习时间在机关者为半日学习，在连队者与战士同。初中毕业以下高小毕业以上的干部，除每周有军事学习四小时及一定政治学习时间外， 亦应每周有十二小时以上的时间学习文化。

五、文化教育中的领导工作已在日益加强，但某些部队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此次文化教育将影响到我军的各个方面与长远的建设，并应当作为建军的战略步骤来做。因而尚未下最大决心，集中各种力量作好文教工作；有些部队尚把文化教育与其他工作平列起来；不少机关发生文化学习与工作矛盾

的现象；某些党委，对于文教工作，长期处在“动员”与“动口”阶段，只有一般号召，缺乏具体指导。现在，应当向各级领导再一次地指明，从现时起到明年五月，国内部队，除个别担负特殊任务者外，皆应把文化教育当作整个部队工作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加强具体领导。这是文化教育能否切实完成任务的关键。

会中反映：海空军等特种兵文化教育一般地较陆军发展得慢，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大家认为：除部分空军人员，舰船水兵等负有作战任务或因新增装备，急需加以保管、掌握，目前需以技术教育为主外，其一般机关部队人员之文化水平太低者亦应与陆军一样，以文化教育作为训练重点，且对于特种兵人员的文化要求还应比陆军高些。只有打下相当的文化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掌握现代化的特种兵的技术装备。例如海军方面，文化教育与技术教育的矛盾与统一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海军有些机关部队，文化水平在高小以下者每周学军事十二小时，学文化倒只有九小时。海军一般部队本年只有二百五十至四百小时的文教时间，这样显然是不能完成文教要求的。尚需特种乒各部党委，根据当前任务与长远的建军计划，对目前文化教育与技术学习的步骤与比重，加以妥当的安排。并切实加强文化教育的领导，求得在文化教育上至少与陆军并驾齐驱。

讨论中提出：在文化教育中要不断开展立功创模运动，我们认为：正如战争中的战斗立功，以及军事练兵中的立功创模一样，文化练兵中的立功创模运动，对于发挥创造性，树立旗帜，鼓励前进，消除落后，更有重大意义。中南部队已经这样做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各部应毫不怀疑地迅速展开立功创模运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使之成为完成文教计划，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动力。

六、全军文化教员共有六万六千一百九十七人，其中大学生占百分之五点九，高中生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九，初中生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九，小学生占百分之九点三。数量虽然所差不多，但质量还低。有一半以上是初中生与小学生，教高小课程已觉困难，中学教员则更难选择。当前领导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发挥文化教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其思想与业务水平，密切教学关系，改善教学方法。号召各部队动员机关中的知识分子，像组织土改工作队下乡一样到连队中去，到学校中去，充实文化教员的数量与质量。此外，华南等部队的尊师爱生运动，对密切工农出身的指战员与新知识分子的结合有重大意义，各地可以仿效，并要进一步为团结、改造与提高文化教员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工作。

注 释

[1]四会，指会认、会读、会写、会讲。

一年来的敌军工作①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

一年来朝鲜战场上的情况：

志愿军的敌军工作，去年六月以后，已进一步展开，六月间的敌工会议， 批判了某些干部中认为“现代化的战争是比钢铁，敌军工作起不到什么作用”、“中国人民在外国地方不能做敌军工作”的论调，重申了毛主席关于“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的指示，制定了一套瓦解敌军的政策。现在，一般干部都已进一步了解敌军工作做好了，不但对今天有意义，对明天也有作用。人民军[1]总政治局曾派代表参加了六月的敌工会议，交流了经验，采纳了我们提出的工作方针和办法，并已付诸实施。下半年曾连续地、有重点地向敌军发动了四次政治攻势（六·二五攻势、八·一五攻势、中秋节攻势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圣诞节攻势）。以前那种火线上只有敌人传单到处飞，广播、喊话频繁，而我们活动较少的情况已经扭转过来。过去，战士们问：“我们在军事上防御，政治上也防御吗？！”、“敌人天天对我们喊话、撒反动宣传品，为什么我们不下点本钱搞他一下？！”现在战士们说：“咱们力量越来越强了，宣传也现代化了。”营连干部说：“对敌政治攻势，不仅瓦解了敌人，同时也巩固了部队思想。”、“哪里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哪里

的干部、战士信心就更高。”敌方士兵则议论：“他们现在为什么这样活跃？想是占了优势！”“长官说北朝鲜炸光了，为什么还有喊话的机器和留声机？”真是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海防部队和第二线部队已开始注意了对伪军家属的工作，找到了一些进行组织工作的线索，并已开始和人民军共同建立四个敌工站。对美伪军的调查研究工作已经由零星地、个别地进行走向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美军新兵虽然增多（入朝二个月至六个月者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的影响仍很普遍。由于我们宣传的结果，也由于部队瓦解敌军工作动员较深入，过去的俘虏不好捉、不好带，现在，在军事压力下，由喊话而争取投降的人数大大加多了。“八·一五”和中秋节政治攻势期间，在战场上俘虏的敌军，有一半是经过我们喊话争取的，有四十六名伪军士兵越过火线向我军投诚。这是志愿军出国作战以来初见的现象，投诚的伪军不仅有北朝鲜籍，还有南朝鲜籍，有营级干部， 有空军人员。某次战斗中，曾经有两名美国尉官带四名士兵，不经抵抗即行交枪。

现在将去年敌军工作中的伪军工作、宣传工作、俘虏工作分别报告如下： 一、伪军工作

目前，敌人防线约有一半是由伪军担任，侵朝美军各师大都编入了一千至二千五百人的朝鲜兵。敌人报纸登载，每天被征入伍的伪军由九月份的七百人增至一千一百人。现伪军共有四十五万人，人数达伪军建军以来最高峰。前线伪军中的新兵虽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这些新兵参战之前，一般尚能得到二个月至四个月的训练。估计今后伪军还会继续扩大，瓦解伪军工作也必须进一步加强。

伪军广大士兵对抗美伪统治的情绪，正日益发展。士兵生活很苦，吃不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主持起草与傅钟、萧华共同署名给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毛泽东批示： “此件很好。敌军工作必须加强。大中型播音机应多制。”

饱与经常挨打是两件最使士兵不满的事。补充在美军中的伪军，语言不通， 受压迫奴役，不满情绪更厉害。伪军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北朝鲜籍士兵与参加过人民游击队的，人民军的被俘人员补入伪军的也有二万多人，这些人员都是较易受我影响的。伪军痛苦很深，但觉悟不高，其原因除李承晚对伪军有一套特务统治与欺骗宣传外，主要是我们主观方面努力不够，我们的宣传工作还不够深入，对伪军情况调查研究差，对中上层伪军官了解不够，伪军对北朝鲜的情况与各种政策均不了解，特别重要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南朝鲜的全套政策，南朝鲜人民还很不了解。半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加强伪军工作，大量瓦解伪军士兵是可能的。上半年我们对伪军上作做得较少，只注意到加强对美军的工作，因而美英军对我政策的了解就比伪军好。下半年加强了伪军工作，伪军集体投诚的就有六起四十余人。经过伪属，瓦解伪军十二人。这固然也由于整个战局与形势的变化所影响。但加强了对伪军的工作是一个重要原因。

两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要把伪军工作做好，必须对南朝鲜有全面的政策影响，才有可能，也只有全面的对南朝鲜的政策影响扩大了，伪军工作才容易开展，而这只有与人民军很好的协同起来才可以做到。现在志愿军与人民军己成立了统一的敌工委员会，两个敌工部一起办公，共同成立了四个敌工站，开展对伪军的组织工作。朝鲜劳动党也拟很好运用过去南朝鲜的民主人士。这样今后伪军工作的开展，将会更有力量。

二、宣传工作

我们对伪军的宣传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火线上的宣传，一是国际宣传，两方面都同样重要。下半年释放了十名俘虏，散发了七十七种宣传品， 共七百一十万份。部队想了很多办法去散发，但由于敌我部队双方距离很近， 徒手散发宣传品的困难是相对增大了，屡有因散宣传品造成伤亡的。故供给部队以较充分的现代化宣传工具已成为开展对敌宣传的重要问题。我们试制八二宣传炮弹已初步成功，但制造的很少（只做出一千发），远远赶不上前方的需要。今后必须大力解决，前方因为没有宣传弹，常以炮弹来改造，比较浪费。扩音用的播音机已有五十三部，播音效果很好。但因多为十二瓦半的小播音机，声音只能达到三华里以内。二百五十瓦的效力好（只有一个）， 可以压倒敌人广播，最受部队欢迎。扩音机除对敌宣传外，并成为对我们自己部队进行政治工作的一个武器。平时，指导员可用以向分散在坑道中的部队上课；战时，部队冲锋则播送志愿军战歌等雄壮歌曲与口号，以壮大我之声势。围歼敌人时，又喊瓦解敌军的口号。战士们说：“听了广播，浑身有劲”。伪军士兵对广播的反映较多，认为我们说的都是事实，有的和我对话长达八小时。听了我们广播南朝鲜人民的痛苦以及朝鲜民间音乐，有痛哭的， 对一些想逃跑，想投诚的人，广播则促使他们走向行动。因此，伪军近来加强了对士兵的控制，规定私自出铁丝网者杀，逾假二十四小时不归者杀，与我广播人员对话者以劳动党论，士兵外出打水，要派军官跟着。对美英军的播音，我们收到敌人士兵的反映较少，只是不打炮，不打枪，静听的现象比开始时增加了。现在的问题是播音人员不固定，政策业务水平低，喊话不策略，刺激，急于求成，希望一喊就过来。因为人员不固定，也不能逐渐积累经验，现正计划组织比较固定的广播站，以克服上述缺点。

今年宣传品的内容，民族风格、图样均有不少进步，并出版了一种《和平小报》，凡是印制精致美观的传单本身，均起了宣传我之强大的作用。缺

点是，对我出兵的正义性和我之军事胜利宣传不够，还不善于运用“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这一旗帜进行宣传。没有给所谓“防止共产主义侵略”、“今天的朝鲜作战是为了避免以后在美国本土作战”、“如果没有中共出兵， 战争早就结束了”等欺骗宣传以更多的打击。对伪军的宣传上有片面性，如对战争性质的宣传，偏重于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忽略了宣传志愿军参战的正义性。对于朝鲜内部问题的宣传，偏重于揭露李承晚政府的卖国行为，忽略了从正面去说明朝鲜人民政府是代表朝鲜人民利益的。因而不能在伪军士兵痛恨长官虐待，不满美军暴行，不满伪政府苛捐杂税等客观有利的条件下，有效地引导伪军士兵分清敌友。在政策的宣传上，宽待战俘的政策讲的多，讲朝鲜人民政府的其他政策少，全部的政策影响还很不够，因而不能从各方面消除伪军士兵的疑虑，使他们感觉“虽然你们不杀，还是没出路”

（如伪军士兵与我广播对话中，提到北朝鲜不要知识分子，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和参加过伪组织的人没有出路等）。

国际宣传工作，仍是通过俘虏录音广播，向国外发行俘虏照片、小册子、俘虏稿件、俘虏家信等方式进行的。我们与国际新闻局编的《宽待美俘》， 俘虏所写的文章与《美军暴行自供录》，受到国外普遍欢迎，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嫌我们发的数量少，《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曾著文介绍。照片发出去，有很多地方刊登，仅从八月八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十三天的英国报纸中， 就发现有十七个城市（分布在十五个省中）的地方报纸都刊登了。美国的《民族保卫报》也不断向我们索取俘虏照片和文章。捷克的电台愿意广播俘虏的录音。这说明：我们的东西不仅能发出去，而且还有人替我们转发，有人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因为我们力量不够，所以把主要力量放到前线工作上以后，对国际宣传工作就没能有系统地经常地组织各方面力量去进行。电台的广播现在每周只有两次，每次十五分钟，多半是俘虏家信与俘虏生活。

三、俘虏工作

对于怎样管理教育有高度民族优越感的美国士兵，与建立一套适应国际规章和外交要求的管理俘虏制度方面，经过两年的摸索，现己切步有了一些经验。

第一、板门店谈判，使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战俘遣返问题，日内瓦公约[2] 问题，促使我们非建立一套管理俘虏的正规制度不可。如登记制度，活的、死的、释放了的都要有详细登记。死亡者还应保存病历表和医生签了字的死亡证明书，坟墓也要编号登记，以应付敌人的校名起尸。其次是统一了对俘虏名单的公布办法与对俘虏问题的宣传报导工作。用政务院和总政名义在全国全军发了通令，规定了不论何人访问俘虏营要经总政批准，俘虏姓名、照片的发布也应经过批准。去年二月以前，由于没有统一管理，经新闻出版机关发布之外俘姓名，有三百余名查无其人，自统一管理后，这种现象已经改变。对战俘的处罚，也根据实际需要，并参照日内瓦公约，颁布了一个条例， 使对内办事，对外解释，都有了统一的依据。逐渐建立完善的俘虏管理制度， 是今后必须要作到的。

第二、严格的军事管理和照顾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二者不可偏废。去年俘虏营有一度秩序很坏，俘虏反抗管理，虽然有当时谈判遣返的影响及我们干部政策水平低等原因，但没有明确的管理条例、惩处办法，也是增加混乱的原因。我们对于民族问的隔阂，没有足够的估计，把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与敌人的反动性质混为一谈。例如，不准他们唱爵士音乐，不准他们说美国鞋

子好，不准他们歪戴帽子，强行给他们喝他们所不愿喝的鸡蛋汤，对上耳其俘虏也只准星期天祈祷，不准在别的时间祈祷等等，往往因为这些小事，引起反感，影响到大的方面也不和我们“合作”。

第三、对俘虏的教育，我们总的方针是正确的。拥护和平，反对战争， 要使他们了解中朝人民的利益与美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执行这一方针时，却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介绍苏联与新中国等课程，在广大战俘中造成我们要他们推翻政府，背叛国家的印象。方式方法沿用改造国民党俘虏的一套，如几个小时的大课，冗长的小组讨论，要求普遍发言等（诉苦教育对南朝鲜俘虏还是有效的），结果表面接受，心里反对，以致事倍功半， 直到发生集体拒绝上课等现象。经过周副主席[3]指出，总政发了指示，俘管处的干部联系工作学习了一个月，现在已有初步改变，统一了对美国士兵政治落后的具体认识，规定了对积极分子与广大俘虏的不同要求，研究了积极分子联系群众的办法，开了各团积极分子的座谈会，交流了经验，积极分子信心大为提高。在学习上把积极分子与一般俘虏分开，对广大俘虏采用组织指导阅读书报、组织各种问题的研究小组、读书会、听名人讲演、让懂得问题多的俘虏给愿意听他讲话的人做学习报告等办法。最近由于谈判停止，俘虏悲观，请外国记者作了一次报告，受到热烈欢迎。此外，健全图书馆、俱乐部、加强文娱活动等都是重要的。十月开了一次运动会，影响很好，美国俘虏军官也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上的俘虏营没有开过这样的运动会，“我们简直忘记我们是俘虏了”，“这次运动会完全是为我们的，没有政治宣传”。他们写了几百封家信，报告运动会的情况，目前俘虏与我干部对立的情况已大为改善。

注 释

1. 人民军，指朝鲜人民军。

2. 日内瓦公约，即《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四个公约。其中第三是《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一九二九年缔结，一九四九年修改）。

3. 周副主席，即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

教学中要搞好四个结合①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

政治学院经过了较长期的筹划、准备工作，今天有两个班开学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政治学校过去是有过的，红军时代的末期是“红大”， 也就是红军大学。那时，我和谭副主任[1]、莫文骅[2]同志都是那里的学生。抗战开始改为“抗大”，就是抗日军政大学。那时的学校，比起今天的政治学院来，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学院比起过去的“红大”规模大多了。那时，既没有专职的领导干部，即是有领导干部也是那个时候的学生；那时， 既没有好的教室，也没有好的宿舍，没有饭堂，吃饭和上课在一个地方，课堂里只有一张桌子，凳子就是用的石头，生活非常艰苦，比起政治学院来差的太远了。虽然是那样的困难，但我们感到非常愉快，也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凡是参加学习过的军队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提高了一步， 的确起了这个作用的。那个时候的条件和现在是不可比拟的，特别在保安那个时期[3]。学校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们是应该遵循与学习的，不要忘记优良的传统作风。

政治学院的任务是：培养部队的高级政治干部。首先是轮训现有的高级政治干部；其次是培养新的高级政治干部。培养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 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们部队正进行正规化

建设，政治觉悟需要提高，组织纪律性需要加强；尤其是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队更需要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需要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水平。提高部队的社会主义觉悟，首先是要提高政治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部队在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很好解答。然而我们的政治干部是否那样胜任呢？我说贯彻这样的教育还不是那样胜任的。社会主义教育是比较长期的任务，不仅是兵，干部亦是如此，尤其是大量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干部。因此，必须很好地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们工农干部出身的同志，是经过了长期斗争考验的，但在理论方面是不高的，也必须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我们的政治工作也必须提高一步。过去的政治工作是战时的多一些，系统的思想教育还是缺乏的。现在的政治工作水平，是不能适应正规化建军的发展和需要的。因此，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把它更加充实起来， 总结起来。这是政治学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政治学院的教学方针已经定了。学习要看对象，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工农出身，一般没有文化基础，对问题理解是有困难的。因此，学习不要贪多、不要求快，贪多求快就接受不了。我们学习的时间不允许太长，因为是轮训， 几年内都要轮训一次。政治学院一定要办好。要办好政治学院，在教的方面就是教员，在学的方面就是学生，教学双方要紧密合作。教员要经常征求学员的意见，要注意学员接受程度如何，理解能力如何。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除教学双方很好合作外，文化高的和文化低的要很好结合，理解能力强的和理解能力差的要很好地结合。因此，关于编班问题，应该混合编。这样，就可以把文化高的和文化低的结合起来，理解能力强的和理解能力差的结合起来，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结合起来，新、老干部结合起来。

这一期要打下一个基础，取得一些经验，这样在第二、第三期就会好些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第一、二班开课式上的讲话。时罗兼任政治学院院长。

了。

注 释

[1] 谭副主任，指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2]莫文骅，时任政治学院副院长。

[3]保安那个时期，指“红大”在陕西保安的时候。

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①

（一九五五年八月）

今年“八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二十八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有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生长壮大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人民就是依靠这支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确立了我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是与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分不开的。因此，在这个节日，人民和部队常以我军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来教育自己，是很自然的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日起，就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战斗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军的创造者和组织者。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苏联建军的经验，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对于我军的建军原则， 战略战术，政治工作，领导作风等，都作了创造性的贡献。这是我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中国人民及其军队的宝贵财产。我军在今后的建设和作战中，必须继续发扬这些光荣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担

负起保卫祖国、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新任务。这个任务，比之我们过去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具有更伟大的意义的。我军必须进一步提高，必须胜利完成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切任务。不如此，我军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可靠的保障。

现代化建设首先需要把我军用最新式的武器装备起来，军事训练需要适合现代化战争的要求。部队的政治觉悟，要有进一步的提高。同时，军队各个方面也必须进一步正规化。这就是说，要求部队有更高度的集中统一，有更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装备、编制、训练、制度、纪律等各方面，必须是高度统一的。全军上下必须贯彻条令，有更严格的纪律训练。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我军还必须实行许多重大制度的改革，如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薪金制等。在这些方面，几年来，我们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关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毛主席已经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军队，是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不是削弱我军的光荣传统，而是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所以目前我军在继续向前发展时， 如果脱离历史，认为过去一切都要不得了，是不正确的。例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和由此产生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等等，在现代化建设中，都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必须加强。因为这些是我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是我军战斗力的泉源。我军之所以能在难以想象的困难中，战胜十倍百倍于自己的强大敌人，是与这些光荣传统分不开的。实际上，我军装备的改变，若干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正规化的措施等等，都是不能违背也绝不应违背我军的建军原则的。我军的光荣传统，今天要发扬，将来也是要发扬的。

早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说过：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八周年而作。刊载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解放军八一杂志社出版的《八一杂志》第八十二期。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 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我军现在正是处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也就是我军建设的高级阶段。因此，任何固步自封，拒绝前进，都会妨碍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都是非常错误的。但另一方面，也绝不能割断历史，不照顾我国我军所处的实际情况，尤其不应脱离我军的光荣传统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同志在上文中也同时指出过在这一方面可能产生的错误：“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部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这些教诲，在今天还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例如有些同志把严格纪律、严格管理与说服教育对立起来，把军队正规化与必要的民主对立起来，不了解两者的统一性与一致性，错误地认为：“要正规化就不能讲民主，要讲民主就不能正规化。”因而滥用职权，滥施处罚，严重地损害了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光荣传统。这些同志们忘记了，纪律必须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上。没有官兵觉悟的提高， 思想认识的一致，干部的模范作用等，就不能有严格的纪律。有些同志在军官实行军官服役条例和薪金制后，看到军官和士兵的待遇差别比过去大，就错误地认为我军官兵一致的传统要改变；因此就不和士兵经常在一起，对战士的生活也不再关心，伙食不好也不过问，对战士的疾病、个人困难都不加关怀，致使官兵关系逐渐疏远。这种现象如不加以纠正，就有损害我军内部团结的危险。这些同志不了解，军官实行军官服役条例和薪金制，是由于军官专业化，军官要长期在军队服务所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合乎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的。我们对此如能正确地认识，并且正确地执行，是不会削弱官兵一致的传统的。苏联军队是高度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是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苏军的官兵关系，相反的，他们官兵关系是十分亲密的，是如同兄弟手足一样的。

有些同志因为部队进驻了营房，军队的训练任务十分紧张，工作队的任务是大大减少了，就错误地认为军民一致、拥政爱民的传统现在不重要了。因此就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开始淡薄起来。在有条件参加地方群众工作时，也不积极参加；修建营房、演习场占用过多的耕地，不必要地动员群众搬家；进行野外演习，不注意爱护庄稼；对于汽车司机管理不严，经常发生肇祸事件；在统购统销工作中，违犯政策；对宪法和国家法令不认真学习等等现象都产生了。这些同志不了解，经常关心和支援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是我人民军队每一个成员应有的责任，必须教育部队尊重政府，反对枪杆子第一的思想，要教育军人在日常生活中，在执行任务时，在公共场所，都要随时随地遵守国家法令和政府的一切规定。领导机关，则更应注意，使自己对部队的一切命令指示，都与国家法令完全一致，不得有任何违犯。

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建设既然要以最新式的武器和运输工具装备军队，那么我们的生活也要随之有根高的水平。他们把办公室、宿舍、俱乐部修建得过于富丽堂皇；把办公室的家具设备搞得过分讲究；有些军官对所得的薪金不注意节约，使自己的子弟家属在生活上表现得比别人高一等， 发展一种铺张奢华、脱离群众的作风，这是非常错误的，是完全与我军艰苦朴素的传统不相容的。这些同志不了解，生活水平是必须与整个国家生产相适应的，军队生活是不能也不应与全国人民生活过分悬殊的。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作风，现在要发扬，将来也还要发扬。军队平时不养成这种作风， 就不能经受残酷的战争考验。

有些同志目前滋长着一种脱离政治的倾向。重视技术，这是对的，轻视政治，这是错误的。有的甚至公开说：“我们只管理业务，不管思想。”在用人方面，重视文化技术水平，不管政治条件，没有把纯洁内部、巩固部队看作是经常的政治任务。甚至有些军官在解决婚姻问题则，不问政治条件， 乱找对象，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这些同志过去在频繁的战斗环境中， 曾经能够保持经常的政治警惕性，但目前公开的、大规模的战争停止了，就麻痹起来。这些同志不了解，现代化建设绝对不能忽视政治。相反的，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大大加强部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把部队的政治觉悟提高到新的水平，即社会主义水平。军队不单要善于同公开拿枪的敌人斗争，而且必须善于同暗藏的敌人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使部队经常保持高度的战斗意志，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 防止突然事变。

有些同志近几年发展了坐机关不下连队，安于机关生活，不到操场、课堂的作风，用过多时间开会，写文件、指示、报告、计划等，形成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骄傲自满，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开展，甚至压制批评，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这些同志不了解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党的作风，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削弱了它，就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使工作不深入，形成一般化的领导。这是与我军领导作风不相容的，必须加以纠正。

那末，产生上述这些削弱光荣传统的原因何在呢？首先是在于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我军过渡到高级阶段时，哪些是属于我军幼年时代的东西，须要去掉它；哪些是属于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的须要继续发扬它，缺乏明确、清楚的分析和辨别。几年来，我军实行了许多重大制度的改革，不断采取许多新措施。在这些新制度新措施实施时，在客观上必然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会产生许多误解。我们有些领导机关对此估计不够，缺乏及时地教育和解释。因此，有的同志要不是对新制度新措施产生抵触情绪，就是否认过去一切， 认为我军的光荣传统、建军原则也都要改变了。几年来，我们对于前一种倾向，也就是停滞不前、固步自封、拒绝学习新事物的倾向，曾进行过不断斗争，今后我们还必须继续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后一种倾向正在滋长。他们不了解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经过了无数次考验的。实践证明：有了它就可以取得胜利，离开它就要遭到失败。这些原则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绝不能丢弃这些，而另来一套。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化军队，绝歹是单纯依靠武器装备的优良，更重要的是依靠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毛泽东同志说过：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军民关系也是一样：“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所以我们说，我军的光荣传统不单在过去是必须的，而在现代化建设中更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些原则，背弃了这些传统，军官如果与士兵分离，就会损害部队的团结，就会削弱军队战斗力。军队如果同人民分离，得不到人民的拥护， 就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堵塞了战斗力量的源泉。因此，我们应当根据新的情况，使我军光荣传统在新环境下得到发扬光大。例如部队进入营房后，我军工作队任务减少了，那末在这个情况下，就应当研究如何继续发扬军民一致的传统，而不是去取消它。现在官兵生活待遇差别增大，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研究怎样更好地发扬官兵一致的传统，而不是去削弱它。问题是很明显的，方式、方法需要改变，必须改变，而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绝不能改变和削弱的。

我军现在所处的环境，比过去的农村环境，是复杂得多了，部队不只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不断侵蚀，甚至有些人还受到反革命思想的影响，因而开始蜕化变质。我军内部也还有不少旧军人，他们许多是经过了改造的，但也有不少尚未改造好，他们把国民党管理军队的方法带到我军中来。我军外部内部这种非常复杂情况，对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是不能不有深刻影响的。再加上近几年来，我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各军种兵种，提拔了不少的基层干部，这些新干部新成员，对我军的光荣传统还体验得不深，我们对他们的教育也还不够，因此在工作中就很容易发生偏向。这种情况，今后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会存在的。这就说明了我们对部队经常不断地进行有关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总之，我军现在正处在建军的新阶段，正在实施巨大的有历史意义的转

变，这个转变又是在我国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我们着重提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并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部队中对光荣传统的错误认识和曲解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和纠正。几年来， 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成绩是巨大的，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只要我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完成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光荣的任务。

古田会议和我军的政治工作①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六○年八月十九日）

古田会议是在一九二九年底召开的。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批判了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了建军的方向。我们要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对这个会议的意义才会清楚。

红四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另一部分是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农军。

秋收起义部队主要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平江、浏阳的农军和鄂南、湘东武装起义的农民，骨干是武汉政府警卫团（张发奎[1] 的队伍）。部队开始叫工农革命军，编为一个师，有三个团。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有些地方党的骨干跑到军队里来了。上海、武汉的一些进步大学生，在城里存在不住，也跑到军队里来，所以起义部队里的政治工作干部很多是大学生。连队党代表

我是一个。我是从武昌中山大学出来的，搞了通城、崇阳暴动，有几百支枪。那时就是气愤，不服气，也没有什么办法。当时的兵大都是农民。班长们多是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军官大部分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政治工作人员多数是受过大革命洗礼的大学生。可我们都没有战斗经验，黄埔的学生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战斗经验。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2]的口号下，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进击。那时部队中几乎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些党员活动，有些像秀才造反，大摇大摆的，并没有打起红军的旗号，也没有什么政策。起义很快受挫。有些部队垮了，毛主席在文家市收集了剩下的部队，命令放弃攻打长沙，然后带领部队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这就是三湾改编。接着就把支部建在连上，搞党代表，各级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总的仍然设有前委。这样不仅整顿了这支要垮的部队，而且明确了要搞一支什么样的军队。随后，毛主席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井冈山上有地方农民武装[3]，我们和他们搞了个统一战线，才有了落脚点。

上井冈山前部队比较多。一路上生活艰苦，卫生也很差，长虱子，闹疟疾，很多知识分子动摇了，也有的开小差了。为了巩固部队，毛主席说：不愿意留的，拿上五元钱可以走。这样一来，不稳定的分子走了很多。有些学生走了，有些营、团长也走了。这是个自然淘汰，这样就把部队稳定下来了， 人虽然少了一些，可留下的大都是坚定的了。上山后，冬天又来了，没有棉衣棉裤、没有鞋子穿。为了解决困难，训练了一个时期，就下山打湖南茶陵。把城市占上几天，补充一下。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报纸，知道外面的消息了。后来又回到山上，在井冈山周围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及湘南农军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因为广州

① 本文是根据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两次谈话和一次访问记录综合整理的。当时罗荣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荣桓作为古田会议的参加者，在谈话中真实地反映了古田会议的情况，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本文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古田会议五十四周年之际，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暴动的武装叫红军，所以朱和毛会合不久，中央有命令，将工农革命军改称为工农红军。紧接着是粉碎敌人的几次“会剿”和“八月失败”。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上山后，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一九二九年一年间转战于赣南、闽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一九二九年底这两年多时间里，部队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需要总结经验。到达闽西以后，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4]上对一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看法，需要统一认识。于是，陈毅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状况。他带回中央指示[5]后，便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在会前，毛主席召集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用半个月时间，边调查边分析， 一条条的讨论，写出决议案草槁，然后拿到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古田会议本身只开了两天，有毛主席一个讲话，还有陈毅同志一个讲话，朱德同志一个讲话，再就是通过决议。

古田会议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反对流寇思想。当时部队的流寇思想很严重，有些同志想拉来拉去， 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例如一九二八年七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主席不在， 附和二十九团一些人要回家乡的情绪，使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二十九团原想拉回湘南打游击，结果全垮了。这实际上是单纯的军事冒险，好在二十八团没受到大的损失。

这种单纯的军事冒险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映，而“左”倾盲动主义实质上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盲目急躁病、破坏性、报复性的表现，它的产生要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当时，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这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它虽然纠正了右，却没有防“左”，所以就种下了“左”的根苗，连续发生了几次“左”的盲动主义。而毛主席在井冈山是抵制了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因而引起了犯盲动主义错误的同志的不满。当时中央曾撤销了毛主席前委书记的职务，一度让他去当师长。

流寇思想是主张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打城市、打土豪、打倒一切。口号是：打来打去，造成到处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在思想上是不要组织，不要纪律，不要政策，不要政权。在城市里对工商业实行没收。毛主席严厉批评这种错误，说这是流寇思想。因为问题严重，所以定出了政策。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带领部队上井冈山时就提出了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春，毛主席正式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补充为“八项注意”，还提出了城市政策等。

古田会议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阀主义。虽然那时军队本身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军队内部有矛盾，官兵关系很不好。军官们虽然受到过大革命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仍然是旧的。军官随便处罚人，搞体罚，造成官兵对立。老兵也欺侮新兵。在井冈山被敌人四面封锁的困难环境中，要巩固部队，就非和这种随便打人骂人的军阀主义作风作斗争不可。

要向军阀主义作斗争，就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要有新的一套，反对旧的一套。那时把政治工作地位提得很高。指出军队要生存，就要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的行动符合党的要求，按党的政策办事。在这个基础上，

后来毛主席就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军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三湾改编时提出并在井冈山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为了发扬民主。士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都代表士兵的意见。士兵委员会连里有，营也有，团也有。战士有了发表议论的场所了，谁也不敢打士兵了。反对军阀主义，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民主就从这里开始了。旧官长的气焰下去了，士兵的情绪很高。

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了些副作用，如极端民主化也来了。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有时也用打人的办法，连、排长犯了错误，也要打手心，当然， 这也不对喽。以后很快就纠正了。随着党委会健全起来，士兵委员会就自然消亡，改为军人大会。

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当时，军官和士兵在物质生活上是一律平等的，有些事情还是先士兵后军官，如发衣服时，士兵就先穿上，再发给干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产生了绝对平均主义。如在打土豪时领到了几个鸡蛋、一瓶酒，也要平分。后来士兵很自然地感到，一点东西没有平分的必要了，送给干部吃了算了。随着觉悟的提高，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也就逐渐克服了。

那时，党的工作是经过党代表来作的，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兵关系很密切，在行军的时候，官长骑着马走在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对党代表是很拥护的。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这也并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出于士兵自愿尊重党代表。

那时，绝大部分干部的模范作用、联系群众的作风都很好，士兵自愿给干部打草鞋。分到伙食尾子，士兵还请干部吃个辣椒呀、泡豆腐呀，那是最好的饭菜了。官兵关系真是密切，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如一九二八年夏天， 二十八、二十九团冒进湘南，毛主席带领我们三十一团三营往桂东迎还大队。我们在桂东遭到土匪伏击，部队给搞散了。到了拂晓，大家都自动地集合起来了，检查了一下，全营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担架兵早就回到山上了。那时，谁想拖上几个人几支枪逃跑，那是难极了。这是政治工作的威力。党的工作很细密，环境越困难越团结。

古田会议还解决了一个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曾经就“军事首长、政治首长，倒是谁大呀？”“是司令部对外还是政治部对外呀？”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人认为军队能打仗就行了，军事高于一切。不重视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单纯军事观点。

这种观点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以我为主。旧军队只讲究下命令。我们不像旧军队，也不像外国，我军有特点，历来就是反对“我”的，用只是用“我们”，我们主张集体领导，这是个很好的传统。

确定军队有党的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都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当然也有把共产党人保留下来带到南昌去的。如贺龙同志、周逸群同志的部队、叶挺同志的部队。

部队中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就没法联系群众。在黄埔军校，党的力量是比较大的，但没有基层组织，一赶就被赶出来了。有了基层组织，就会联系

群众。毛主席提出支部建立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正因为红军是党领导的，“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所以，它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早在一九二七年底，毛主席就提出了我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到古田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军队就只打仗吗？不筹款就没有饭吃。在井冈山时，我们打完了仗就以班为单位去做群众工作，分乡、分区地去做，因为许多班长和士兵，原来都是搞农民协会的，他们对领导农民打土豪、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政权、组织农民武装、建立党的组织，都很有经验。那时部队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军队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

关于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在九次大会以前的七次代表大会上，有很大争论。有些同志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由党来决定，感到不满。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 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七次代表大会后毛主席就离开部队，休养去了。八次代表大会[6]毛主席没有回来。这时，中央指示，乘广东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出击东江。等我们到达东江，广东军阀混战已经结束， 可东江特委仍然要求我们去打梅县。第一次攻下来了，敌人只有一些民团。我们在城里只歇了一夜就走了。第二天敌人跟上来了，来了蒋光鼐、蔡廷锴一个教导师。可我们第二次又去打梅县，三个纵队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经过事实的教训，干部、士兵一致要求毛主席回来。这时陈毅同志从上海回来， 当时党中央支持毛主席的领导。于是，就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

总之，古田会议就是总结经验，把部队中存在的错误的东西，如：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括起来，做个总结，重申军队内的民主作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然而，我军发展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一九三○年又发生了孪立三[7] 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要夺取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要组织全国暴动，要各地红军在武汉会师，结果使部队受到了损失。当时红军的力量很薄弱，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基础也很薄弱，想夺取武汉、长沙、南昌等大城市是不行的，即使打下来了也不能坚持。光靠单纯的军事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当积蓄力量。因此，毛主席对立三路线是抵制了的。南昌就没有打，以后他又建议停止打长沙。从长沙撤回根据地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了吉安。军队对李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是抵制了的。如下抵制是不能取得后来反“围剿”的胜利的。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间也不长，三中全会[8]基本上就解决了。

当时，王明他们似乎也反对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但不是反“左”，而是说李立三同志的那一套右了，“左”得还不够，因此他们就更“左”了。他们天天搞游行示威喊口号，九一八事变以后，还大喊保卫苏联。

在根据地内也是一切都打倒，不但打倒地主，也打倒富农、打倒资产阶级， 一切都打，没有什么统一战线，使自己非常孤立。

在军事上就是单纯防御。军队片面强调正规化，把三大任务变成单纯的打仗了，不筹款，也不做群众工作。

在保卫工作上就是在内部搞情报，甚至在党内也搞情报，一直怀疑到指挥员身上。在部队中搞“十人团”，有人有点思想问题就要秘密告发，就整， 完全是学外国的一套。没有民主，强调军事法庭，强调惩罚。政治工作搞强制压服，吃苦瓜不准说苦，说苦，就是怕吃苦。

因为军队原来执行正确的路线，还是有基础的，没有完全按他们的那套去执行，但军队还是受了影响。教条主义对政治工作影响很大，削弱了民主作风，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官兵关系也不那样密切了。王明他们还闹宗派主义，拉扰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一家。要按教条主义搞下去，革命早就完了，哪儿还会有今天的胜利呢？

很明显，因为教条主义否定了古田会议的传统，结果使我们丢了根据地， 长征了。

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又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主张对国民党只联合， 不斗争，主要依靠国民党抗战，不在敌后搞根据地。王明的右倾和过去的“左” 倾都是以国际路线吓唬人的，当时他住在莫斯科，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发号施令。

在长征中，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也是背离了人民军队本质的。他搞的是右倾逃跑路线。到了草地，他又反中央，那时他借口王明他们有错误，就要用武力对抗中央。在军队建设上他搞军阀主义，军队就是我的，拥兵自卫，反对中央。他完全是搞旧军队那一套，小恩小惠，假心假意拉扰人，对干部是愚民政策，排斥知识分子，不要有文化的。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反对张国焘搞的那一套的。张国焘是孤家寡人，以后他逃跑了，连个警卫员也带不走。

古田会议总结的党委制、集体领导、民主化、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等已经成为我们的优良传统。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这些，哪行啊！ 因此红四军九大决议的精神也适用于今天。

为什么要集体领导呢？为什么要发扬民主呢？为什么要贯彻群众路线呢？没有就不行呀！军队是革命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没有民主不行啊！ 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不同就在这里。政治工作脱离了群众路线，干巴巴的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最近举办了一些展览会，有好多新创造。像防空军的展览会就有二百八十多件合理化建议，绝大多数是班长、排长、士兵创造的。有些合理化建议还是很复杂的呀。我们的一些战士和干部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为什么他们能把现代的科学技术接受过来，并且还有所创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民主， 有群众路线，其他什么理由也解释不通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民主，科学技术也学不好，学习首先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且官也不是什么科学知识都知道，既要领导大家学，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们几个人看完了展览会得出了这个结论。谁要不发动群众，谁要违反民主，谁就要受到批判，这是个长期的斗争，要很好地保证它，否则，就会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变质。

对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历来的方针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主要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只要他不坚持错误，不抵制批评，党还是要团结他的。对李立三同志就是这样，毛主席说，应当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他很受感动。

今天我们对党员的错误也是如此，对有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方针，就会使同志间互相了解，使整个党团结得更好。

毛主席讲：团结——批评——团结，批评、斗争就是为了团结。我们经常讲团结，就是因为有意见分歧，团结就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意见都一致了，就不存在团结的问题了。所以要经过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 求得意见的一致，求得团结。

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的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军队中的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形式的，例如出操，军事工作干部就要发出“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为了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指挥员、军事工作人员就要用这种形式。而政治工作却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又是统一的。军事指挥员下命令是适合军事工作需要的，却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政治工作是可以弥补军事工作的局限性的。有的政治指导员和连长争权力，争高低，说连长能下命令，政治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命令？其实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战士听了你的话，自觉地把你的话变成命令一样去执行，这多么宝贵呀！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互相结合，互相补充，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政治干部不要和军事干部争权，争那些无味的东西干什么。

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要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把连队工作做好。红军时期，毛主席常是一到宿营地，就留下党代表、指导员，要他们汇报，问他们连队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不厌其烦地了解连队的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可是现在有些人光浮在上

层，不重视连队工作。有些机关光拼命地向下发文件，轻重缓急也不管， 闹得连队的指导员晕头转向。还有些人下连队是为了写报

道、找材料，而不是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解决问题。注 释

1. 张发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2. 第三次攻打长沙，指秋收起义是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开始的。第一、二次是指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北优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胜利进入长沙和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许克祥叛变（马日事变）后，著名共产党人郭亮、柳直旬等动员长沙、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等十多个县的农军，会同安源工人武装纷纷出发准备围攻长沙。

3. 井冈山上有地方农民武装，当时指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

4.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红四军党内长期存在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不同认识进行讨论，但由于领导者的认识不一致，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

5. 他带回中央指示，指陈毅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八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在上海期间，他向党中央如实地汇报了当时红四军的情况，并带回了由他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6. 八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九月，红四军在上杭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对建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开了三天，无结果。[7]

   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实际上的中央领导。

[8] 三中全会，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臼至二十八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就是为了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召开的。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①

（一九五七年九月）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

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

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

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

“马日事变”[1]，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

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分，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忐到湖南去领导

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

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已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忐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 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 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春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 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撰写的。刊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星人燎原》选编之一。

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惶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但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2]，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 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 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 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 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 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

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 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连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 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 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 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

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湖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 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 释

1. 马日事变，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湖南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祥、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的工农群众。中国依韵分类的字书把“马”字及与“马”同韵的字列在上声第二十一韵，以“马”为该韵的韵目， 故二十一日旧时称“马”日，而五月二十一日发生的湖南事变简称“马日事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2. 前敌委员会，由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组成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演变而来。

对政治学院学习

毛泽东著作的几次讲话①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六○年十二月）

（一）

在学院党员干部大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

究竟学什么？肯定以学毛主席的东西为主，这一方针不能变。学民主革命经验，更主要地是学社会主义革命经验，这在我们中国都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是要学，但我们是在中国土地上搞革命， 为什么不学中国的，不学毛泽东的东西？教条主义就是不学习中国的东西， 认为中国的不是理论。杜勒斯不承认中国存在，我们有些人实际上也不承认中国存在。中国闹革命一百多年，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里边难道没有丰富的理论？为什么一定只要学外国的东西？我们不是不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但主要选择用得着的学，抓住重点

学。我们要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为主，有选择地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当然也不反对学员中自学能力更高的同志整本的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教职员要多读些）。文化水平不够用，读那些经典很费力，只能有选择地学。现在是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学哲学还要学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工作方法六十条》等等，再选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

（二）

在完成系一、二、三、四班和速成系七班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

这里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才叫做经典著作？经典著作无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不是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写的东西才是带有普遍性的真理，毛主席写的东西就不是带普遍性的真理呢？不能够这样说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写的东西是经典性的东西，毛主席所写的东西也是经典性的。比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就是带普遍性的真理。特别在处理谁战胜谁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时候，谁战胜谁的理论是带普遍性的，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也是带普遍性的。这是不是经典著作呢？毫无疑问，肯定是经典著作。

有人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叫理论，其他的不叫理论。这种看法不恰当。我们要看到真理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死的东西， 而是随着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发展的。我们不要把真理看成死的东西，看成一成不变的。如果认为我们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的东西， 就可以用不变应万变，那就错了。真理是相对的，真理是随着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发展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会加以重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首先是反映中国革命，反映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对我们更亲切一些。我们并不是只提倡学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总政治部编印的《工作通讯》第八期。整理时略有删节。

毛泽东同志的东西，不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经典著作， 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课程教材的编辑中，选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在里面。有选择地学，这对我们来说是对的。以前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许多困难，文字是经过翻译翻出来的，译得不通俗，又受到条件的限制，有许多东西读起来非常困难。比如《反杜林论》就很不容易读，它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当时他们写那些东西受到条件的限制。现在读毛主席的著作就容易懂。毛主席的东西深入浅出，但含意很深。

我们学院由学四门课，改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课程，是正确的。有的学员同志感觉不够劲，我看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大多数同志弄清楚了， 有个别同志还不赞成，有抵触情绪。有个同志，竟在讨论研究毛主席著作时提出一个歪道理，说什么“要远见一点”、“不要赶时髦”。他不公开他说反对学习毛主席的东西，而是说“要远见一点”，就是说还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他的意思是只有这些著作才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他并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那种态度就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是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并从实践中得到补充、得到发展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如果否定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东西，那你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而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低限度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东西，看成是死的绝对的东西。这种学习态度是错误的。还有一些人就是迷信，总感觉外国人写的东西才叫理论。好像原来某些留美学生讲的“连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亮些”。只有外国人写的东西才叫理论，中国人写的不行，不叫理论。这就是迷信。

（三）

对轮训十四、十五班毕业学员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五个月学习时间是很短的，内容又很多，要完全消化不那么简单。我们看书也是这样，有些要反复钻研才能理解得深。如对毛主席思想，整天都在毛主席指示下工作，但领会不是那么容易。要真正学到手，是要下番苦功夫的。去年南宁会议[1]后毛主席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2]，以后又有个十六条[3]。工作方法基本是群众路线，但是各方面理解不那么一致，最近毛主席写给生产队支部的六条指示[4]，也是贯彻群众路线问题，包产、密植是反复讲群众路线。经过反反复复才能接受得了，不要满足于学到的东西。所以，对毛泽东思想，要反反复复他讲，要反反复复地学。

（四）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

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我讲点意见。学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历史问题， 不联系中国革命，不联系党的历史，很难学好。讲毛主席著作一定要结合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来讲，这样才会讲得生动一些，孤零零地很难讲好学好。比如单讲毛泽东思想很难讲，结合历史那我就有话说。所以，结合历史讲会更生动，好理解。

（五）

在学院干部会上对贯彻 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讲话

（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5]我因病未能参加，会议文件都看了，大会开得很好。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写得很好，是古田会议以后再一次对我军政治工作作了全面的总结。这个决议，在政治学院作一般的传达是不够的，以后要放在学习计划里，要好好地讨论学习。决议内容基本上还是古田会议的东西，但有发展。对思想工作抓得紧，全部贯彻了毛泽东思想。一个是这次的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一个是古田会议决议，一个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写成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这次的决议是第三个文件。这里面贯串着毛泽东思想，成为军队建设的一条红线。政治学院研究部队政治工作，就以这三个文件为依据来看部队政治工作的发展过程和怎样体现毛泽东思想。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本行。要搞好政治工作，不好好学习这个是不行的。要贯彻到我们的教学中。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只一般地传达讨论。现在干部大部分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的，更要好好学。要把这三个文件订成一个专册，每期都要学这个内容。当然，也可以学习一些论证这方面的文章，但前者是主要的。这对军队特别重要。在政治工作问题上，政治学院要很好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课就搞这个，按这个讲，别的不搞，反复他讲，以体现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建军路线都已包括在这三个文件里面了。古田会议文件就是建军路线，我们应该了解，这些东西是创造性的东西，要特别强调。有些同志认为这个东西是附带的。我们是军队，要搞清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保持下去，发扬下去，绝不能当作是附带的东西。

从学院来看，我们讲学习毛主席的东西是主要的，这已经讲了几年了， 现在看来是对的，还要强调。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拿这个武器来批判修正主义。过去有些同志总感觉学习毛泽东思想不那么“过瘾”，不那么深奥，好像深奥了才算够味道。认为中国的东西“不过瘾”，这种观点把理论神秘化了。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对我们是最为亲切的。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发展了的东西，一定要倒回去学那些对我们不是那么亲切的东西呢？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现在根本不学“四门”[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及建国以来的著作，以后把其他三卷都学完。当然，这不是反对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那些著作也要学，要选择有用的学。对以学习毛主席的东西为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要好好讨论一下，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过去讲过几年了，要好好搞。有人就是抵触嘛！公开抵触不敢讲，但在执行的时候是抵触的。基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学不进去？在部队里搞了几年，没有部队的基层生活，死扣教条，你就是那几条，甲乙丙丁。毛主席的著作对我们很亲切，学习毛主席的东西，能克服理论与实际脱节，能联系思想改造自己，又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学多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是反对修正主义最好的武器，为什么不读？是不是都通了？要批判那些认识上肤浅的，总感觉“不过瘾”的看法。在学员中也要批判。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旗帜。现在全世界都在学，拉丁美洲、日本、非洲都在学， 阿根廷共产党的许多干部都有一部毛主席著作。人家那样重视。现在先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及建国以来的著作，以后学第一、二、三卷。首先在

教职员中好好阅读。毛主席在延安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那篇报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讲得再好没有了，那么有远见，那么透彻。所以应该好好学。

现在学院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委员会”还要加强些。首先研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出示范，在教学中才有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可以有选择地学。我们的东西不只是中国的，而且有世界意义。首先看多快好省，它反映了客观规律性，搞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 大中小结合。现在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这是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问题，是带普遍性的真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新增加的，不是局部性的，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理论，也有一系列的发展。有些人总是看过去，不看现在。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也有一套。毛主席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许多论点与列宁说的是一个道理。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泥塑巨人，是空架子；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在战术上要当真老虎打，这是发展。有些人只看到书本上那些东西， 现在我们有发展了，为什么不学这个发展了的东西呢？统一战线有发展，由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搞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都说，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是权威。所以，我们不能马马虎虎，一定要好好学习，要下功夫多钻一下。

过去有些人说，毛主席著作是实际，没有理论意义。他们不懂得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是从客观的东西中提升出来的，是从客观出发被实践证明了的。这些同志不重视，当然也没有很好地钻。大家要好好钻研。更明确地说， 以后主要学毛主席的著作，其他经典著作可以有重点地学。读《毛泽东选集》要认真。现在反对修正主义更是如此，要有这个大旗，不然挡不住修正主义的泛滥。

学院的教学方针是按这点做的，提出了以毛主席著作为主。有没有缺点呢？在教员学员中是不是完全通？贯彻不够，措施更不够，措施跟不上，有些东西还停留在开始阶段。如“毛泽东思想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还停留在开始阶段，没有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依靠这个组织带动全院学习还是不够的。要认真传达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我们要好好检查一下，究竟怎么样？通没通？要好好检查。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方针是对的，执行中是否有偏差？ 还不够令人满意，没有采取很多措施，没有贯彻好。

我提议我们就学四本《毛泽东选集》以及毛主席在建国以来的著作。先学第四卷和建国以来的，然后再学一、二、三卷，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有选择地学。把古田会议决议等三个文件印成专册来学。再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委员会”组织好。党支部要领导学员把教的学的东西联系到自己的思想行动，联系党的政策来好好检查。党支部要重视这些问题，教学问题要发动大家讨论。能不能联系每个人的思想来检查？能不能联系到毛主席著作、联系到对党中央政策的贯彻来检查？我想是可以的。这样学习就活了，也就教活了。现在每人每天要读几份报纸，那里有许多活的材料。报纸是贯彻中央方针的。教职员每天要读报，学员也要读，每天要多看看报， 拿毛主席的思想去串它。这样，教与学就活了。

（六）

在学院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年十二月）

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只设立一门毛泽东思想课程，以毛泽东著作和党的路线政策为主要内容，采取“一条线五结合”的原则，系统地实际地学会毛泽东思想。活教活学活用，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以达到“思想回炉”的目的。“一条线”，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党史为线索。“五结合”， 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毛泽东著作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

注 释

1. 南宁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2. 工作方法六十条，指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将这个草案转发全党。

3. 十六条，原文如此。

4. 给生产队支部的六条指示，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用

《党内通讯》形式，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干部写的一封信。[5]军委扩大会议，指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

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有正确的、积极的内容，但由于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把反“右倾”作为政治上的主要任务，把政治工作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 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生了偏差。

[6]四门，指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

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实行干部下连当兵①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

同志们从学院毕业了，但这只是指在学院里，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一定的学习计划；是指从学院里，从学习环境回到工作岗位，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还要继续学习，证明我们在学院学习的东西是不是学得对，是不是能为实践服务，在实践中要加深我们对学校学习内容的理解。

这次整风运动，对大家的学习和帮助，是很大很切实的。我们应当从整风中接受一些基本的教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每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一点个人主义，不过程度不同，所以在大风浪中，一旦丧失正确的领导，就容易迷失方向。因此要彻底改造思想。思想领域的斗争，不插红旗就插白旗[1]，不插白旗就插红旗，你不主动给自己插红旗，人家就会给你插白旗。大家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善于识别风向，善于插红旗，坚持真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我们把学习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中央作了决定[2]，干部每年要参加农村或工厂劳动一个月。我们军队的干部每年要下到连队当一个月的兵。中央的决定大家要执行。希

望这次同志们回到部队首先响应中央的号召，到部队去当一个月的兵， 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要决定这么做呢？这就是要恢复我们的老规矩。过去战争的时候，官兵打成一片，不分什么将军和军官。在全国大陆解放以后，进了大城市，一部分干部受到资产阶级的传染，个人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实行军衔、薪金制以后，有些干部闹级别待遇，甚至影响到一些干部的子女在学校里也比高比低。这种倾向如果不注意纠正，那是很危险的。干部下连当乓，就是要使我们保持和恢复我们过去一些好的传统， 能够跟士兵打成一片，合成一气。我们军队本身长期是有共产主义作风的， 比如过去我们干部战士同吃、同住，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发一样的零用钱，这就是共产主义作风，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东西。我们军队从来就有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要把它完全恢复过来。要学习共产主义风格，不和劳动打交道是学不好的。希望毕业的同志们把先进的风气带回部队去，在未分配工作以前，就到连队当一个月的兵，推动全军都行动起来，响应中央的号召，所有干部部分批到连队去当兵。

注

1. 不插红旗就插白旗，指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过程中，受“左倾” 思想影响下的习惯用语。如被认为是表现好的叫插红旗，否则就叫插白旗。

2. 中央作了决定，指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同年九月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摘要。刊载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版的《解放军报》。整理时略有删节。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①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日—— 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关于编写山东抗日战史的方针方法

写军队历史不能不涉及党史，军队历史就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写战争史。

抗日战争中山东哪些人犯错误，根本不必提名，但原则问题要谈清楚， 如以我为主，还是“建设共同根据地”？这就是原则问题。但我们根本不必说是不是路线问题，只写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就是了，至于犯错误的具体细节、谁说的、谁作的等等都不必写。

山东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包括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些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可以不写，也不要牵涉到哪些人负责，有些经验教训可以从正面去写。写的时候，应按山东抗战的过程划分几个历史时期，用一条红线串起来，并阐明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思想。

无论写抗日战争史或是解放战争史，都以根据地作主题为好，不以部队为主来写。因那只能解决战术问题，而不能解决战略思想问题。脱离整个政治形势去写是写不好的。如平型关战役，主要是

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如果单写伏击战就失掉了它的政治意义。梁山战斗抓俘虏多就是第一，还缴了几门炮，写时必须说明当时大家对平原作战无信心，战后说平原一样可以作战，可以消灭敌人。假使不这样写就一定看不出问题来。有些战斗不能单纯看成是一个战斗，而是有着一定的政治意义。总之，要说明思想观点，解决了什么问题。

山东人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贡献是很大的，出兵总数在百万以上，现在山东籍的干部遍布全国，有好几个军是从山东发展起来的。山东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定地跟着党走。到抗日战争末期，山东是比较大的一块根据地，有一千几百万人口。所以对山东人民的功绩应有足够的评价。没有山东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华中的收缩阵地，就没有立足之点；没有山东根据地，要集中那样多的兵力进军东北，以及对大江南北的作战支援也将是很困难的。

二、山东抗日战争的几个发展阶段

山东抗日战争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韩复榘退出山东，我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这是第一阶段，即开始发展的阶段。

七七事变以后，平、津相继失陷，日军分兵沿津浦路南犯。日军侵入山东后，山东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和国民党官吏纷纷逃跑，丢下了很多枪支，出现了很大空白。当时我党即提出，把坚持山东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并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要求各地的党组织迅速发动组织群众，抓紧时机举行起义。在我党的领导下，山东各地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有声有色。开始，起义队伍中仅有少数党员作骨干，主要靠平津流亡学生、从济南退出的学生、从监狱放出的我党党员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的负责人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日和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两次谈话。

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的流散军人，搜集一些民间枪支和争取改造一些掌握在爱国人士手里的地方武装。那时，党的基础很差，没有斗争经验。我们不能责备他们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秀才造反是造对了，发动了武装。这个时期徂徕山、长白山、天福山、牛头镇、十字路、泰西、湖西、鲁西北、冀鲁边、苏鲁边等地发动的武装起义，都要在战史中写上一笔，只有这样，才能看出这个阶段党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的全貌。

（二）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为山东地区抗日战争的第二个阶段。

为了加强对山东抗日工作的领导，把山东的武装斗争统一起来，党中央从延安调来了大批党员、干部（其中还有一些是红军干部），并指示，将山东的基本武装组建成几个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的番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

这个时期的形势是：山东已完全沦为敌人后方，敌人的矛头主要向南， 控制中心城市、重要港口以及铁路交通线，对我山东腹地广大平原还没有开始大的“扫荡”。这种形势为我党领导山东人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时国民党在山东也乘机发展武装，企图恢复其统治。一九三八年初，韩复榘被处决，蒋介石委任沈鸿烈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 并派军阀石友三部由豫北入鲁。原在山东内地的和逃跑后又窜回的一些国民党分子、旧官吏及地主豪绅等，也纷纷扩充势力，自立旗号，到处委派专员、县长，限制与破坏人民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多次指示山东我党，要以我为主，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是中央这些指示没有很好地贯彻， 我们对于独立担当山东抗战事业，建立以我为主的根据地的思想是不很明确的，也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放手发动群众，搞农民运动，是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根本保证。只有减租减息搞好了，农民才能够充分发动起来。农民运动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但鲁南就曾有过“搞农会不能搞武装斗争”，“农民掌握枪杆子没有用”等错误说法。搞农民运动不要武装斗争是奇怪的，实际上必须把发动武装斗争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不搞群众武装斗争，军队也是巩固不了的。

“以我为主”就是要以充分发动群众作基础，没有群众作依靠，“以我为主”就成了一句空话。沈鸿烈、石友三他们有统治经验，他们一进山东就立即抓地盘、抢政权，很快获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而我们当时没有明确坚定的战略眼光，对根据地的重大意义重视不够，所以对某些战略要点，特别是某些重要山区，没有及时予以控制，或因局部困难而轻易退让。人家控制了一些重要山区，把我们逼到外围平原地区和铁路沿线，使我无所依托。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在敌后要以我为主，我们吃够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搞“共同根据地”的亏，弄得自己几乎无立足之地。本来，当时环境较平静，没有大的“扫荡”，一九三八年萧华纵队也已进入冀鲁边，第六八五团进到了湖西，鲁西、鲁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形势是很好的。那时如果能充分发动群众，早抓政权，早抓根据地建设，发展群众武装，山东的形势是会更好一些的。但直到成立了分局、山纵，还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 沂蒙山区主要部分都给人家了。

（三）第一一五师入鲁直到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为第三阶段。

除了萧华纵队和第六八五团以外，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于一九三九年三月进入鲁西，九、十月间进入鲁南。那时日军回师山东，占据了大

部分县城，并开始“扫荡”平原。国民党在山东也调整部署，加强实力，积极反共。于是，在山东战场上，形成了敌、顽、我日趋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形势。

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于学忠部两万余人先后进入山东，抢占了沂蒙、莒日、临费等重要山区；国民党沈鸿烈部也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抢占了沂鲁山区的要点东里店，并积极向我制造磨擦。

这个阶段，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规定的中心任务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坚持己得的阵地，发展人民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山东我党我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对敌对顽斗争中取得了一定胜利，山东各地区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我军对敌对顽都没有争取到优势，常常处于敌顽夹击之中。

第一一五师进入鲁西后，敌人集中力量搞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在陆房、汶上、梁山战斗后，第一一五师转入了鲁南，便经常处于两面夹击，经常受到威胁，处境比较困难。我们进入郯（城）马（头）地区后，曾要求山东分局南下，分局要求第一一五师北上，向分局和山东纵队靠拢。第一一五师留下部队坚持鲁南斗争，师部向北移至临沂以北青驼寺附近。但因山区太困难， 后来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师部就又南下滨海区找了个吃饭的地方。严格说来，北上是收缩退却，如果我们全部北上了，东北军将完全占领鲁南山区， 我们将被压缩到沂蒙山区，实际上那是为东北军让路。失掉了鲁南，将来南下就没有出口，对陇海路南和湖西地区的联系也都不利。我们坚持鲁南，开辟滨海地区，打开甲子山区，都是为了配合坚持和发展沂蒙山区。如果不这样，沂蒙山区就会处于内外夹击的形势。像一九四一年冬，日军对沂蒙地区进行“铁壁合围”“扫荡”时，如果没有鲁南、滨海两个外围地区的坚持， 沂蒙根本坚持不住。事后看，坚持鲁南的意义更为明显。这些事根本不是靠拢不靠拢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统一部署和领导的问题。

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有指示，要山纵归第一一五师指挥。同时在敌大“扫荡”时，分局开会，讲了反“扫荡”部署，要他们赶快从北沂蒙的反顽阵地上撤下来，否则敌人一出动，我们将两面受夹击。但未引起重视，结果受了很大损失，这些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第一一五师主力入鲁之初，由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但不久，一纵就不存在了。由于斗争方针和军事指挥迟迟统一不起来，尽管中央作过多次指示，但是仍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统一军事指挥长期不能实现，对于山东的斗争发生了严重的影响。直到一九四一年以至一九四二年几次大“扫荡”中遭受到重大损失，失败的教训使大家清醒过来，感到不统一不行了。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这时候中央也作出了各个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

另一个重要争论是搞分散游击战，还是搞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的问题。山东是处在敌人后方，只能以游击战为主，搞大兵团的运动战，是送给敌人消灭。尤其是当时山东的主要山区已被国民党掌握了，我处于敌顽夹击、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搞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尽可能地利用敌顽之间的矛盾，进行巧妙的斗争。要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后来我们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就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边战术”[1]，组织敌后武工队，开展政治攻势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执行游击战争的方针。一九四○年九月在鲁南召开的桃峪会议，实际上就是争论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当时就有一种意见说，在山东“敌后已进入相侍阶段”，“我对顽斗争己取得了优势”，“我们要大搞交通破

袭战”等等。我们是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不同意搞运动战。敌后仍然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过分刺激敌人有什么好处？我们向中央报告了当时山东的形势和游击战的方针，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没有搞大规模的破袭战。那时曾有人批评说“第一一五师是主力部队，为什么不打大仗？”实际上一一五师老部队只有一个团。就是部队再多些，也不能搞运动战。

这个阶段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四年工作总结”的问题。一九四二年四月，山东分局在刘少奇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作出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山东抗战四年来的成绩及经验教训，指出了山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明确了以我为主、发动群众、开展分散游击战争等对敌对顽斗争方针，指出了以后的各项任务及斗争方向。特别是确定了要纠正山东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个总结使山东我党我军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对山东工作的转变，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总结之后，各区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明确地贯彻了以我为主的方针，分散游击战争也有了广泛的发展。

（四）山东抗日战争的第四个阶段是山东军区成立，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山东实现一元化须导的时间，可以说从山纵与一一五师合并成立山东军区就开始了，因为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这一时期的任务主要是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此外，就是夺取甲子山区。一九四三年，敌人继续扩大面的占领，加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其“蚕食”在上半年达到了顶点。我各根据地的斗争十分紧张。在鲁南，敌人搞得我们只剩上下“一条线”；滨南也被槁掉了；冀鲁边站不住脚了，需要以清河区作依托； 清河区这一年遭受敌人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三次。根据这些情况，为了改变被分割的不利地位，我们广泛地开展了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进一步加强了全面对敌斗争。同时，我们紧紧掌握了有利的历史时机， 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反击其反共阴谋，团结中间力量，结果粉碎了李仙洲入鲁反共的企图，送走了东北军出鲁。山东已无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山东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了，到一九四四年就有了显著的变化。胜利了，发展了，粉碎了敌之“扫荡”、“蚕食”，又集中部队反击顽固派，滨海收复了甲子山区，滨海南部、鲁南也扩大了，以后打开了诸城地区和胶东直接打通了联系。山东形势基本好转，但是形势的根本好转， 还是在完成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三个月作战计划以后。

三个月作战计划主要是开辟胶济路东段的两侧地区，以打通和扩大渤海和胶东，以及他们同铁路以南地区的联系；再就是夺取临沂、费县，使胶济铁路以南的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地区联成一片，以便在大反攻时腾出手来向大城市进军。但是，正当我军准备发起攻势之时，敌人突然增兵山东，进行了一次全区性的大“扫荡”。当时有些人对于敌人这次“扫荡”、增兵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一九四一年的形势又来了，主张分散作战，化整为零，要否定三个月作战计划。实际上，敌人那次“扫荡”，只不过是为重点防御而采取的以攻为守的行动，是借“扫荡”掩护调整部署。当时苏军已打到了柏林，欧战即将结束，我国的抗日战争已处于大反攻的前夜，形势是很好的。我们根据这一正确估计，坚决贯彻执行了三个月作战计划。执行三个月作战计划较好的是胶东、渤海和鲁中；执行得不好的是滨海，他们对临沂、费县，重视不够，没有把主力摆在临沂，而只派了一个分区政治部主任

在那里，结果日军投降时，日本人退出了临沂，叛军王洪九却乘机插进去， 给以后的作战带来很多麻烦。大反攻时，我们集中了七个团搞临沂，牵制了很大兵力。假如我们早占了临沂，在大反攻时，就可以抽出兵力包围济南， 或向北机动，这样对以后进军东北的军事行动就会更加有利。我们经过了五、六、七三个月作战，基本上完成了预定计划，打通了几个战略区的联系，创造了最后反攻日军的有利阵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主动了，抽出了很大兵力参加大反攻。在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我们就编成了五十个团，这是执行三个月作战计划的结果。否则，大反攻来了，我们的兵力还没有集中起来，内地的敌占据点还没有肃清，那就被动了。在三个月作战的基础上，我军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反攻作战，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山东的兵力发展到二十七万人。

山东党、政、军实现一元化领导后，方针政策是更加明确了：“以我为主，不要国民党插手”、“要独吞山东”，体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三、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四年工作总结”和“五年工作总结”

一九四二年四月山东分局所作的四年工作总结，应当肯定是基本正确的。它贯彻了少奇同志指出的以我为主的方针，以及发动群众等问题。明确了对敌对顽斗争方针，达到了统一。以后搞的五年工作总结基本精神不对， 不是贯彻四年工作总结，而是想用它代替四年工作总结。四年工作总结还没有很好地传达，传达了也没有讨论，没有很好地转变工作，而五年工作总结却说群众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五年工作总结对三角斗争仍然认识不足，不承认两面作战，不是贯彻四年工作总结的精神。五年工作总结对山东工作没有什么好的作用。

（二）第一一五师入鲁的时机、作用及发展方向等问题

关于第一一五师入鲁的时间，萧华纵队一九二八年秋就进入冀鲁边地区；第六八五团是一九三八年底就进入湖西地区。关于第一一五师过津浦路东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一五师到鲁南，有的同志本来是不同意的。后来鲁西形势紧张。我们先把后方摆到鲁南，有的同志没通过第一一五师就把它（王秉璋、黄励部）编为“东进支

队”了。

第一一五师到鲁南以后，有的同志要师部北上与山纵靠拢。根本问题不是靠拢不靠拢的问题，而是统一领导的问题，当时是各人搞个人的。沂蒙山区的北线是东北军，第一一五师坚持鲁南，以后打开甲子山区，都是为沂蒙作外围，使这些地区和沂蒙山区联系起来。

第一一五师入鲁时，中央曾有准备向南机动（进入华中和河南地区）的战略设想。以后情况变化了就没有去。第一一五师的部队大部分还是南下了， 如第三四四旅、六八五团及以后的教五旅等等。第一一五师是有明确的建设山东根据地的观念的。

（三）湖西及山东的“肃托”问题

对湖西“肃托”事件分局没有讨论是有责任的。以后许多地区又重复了这个错误，如沂蒙、渤海、胶东等地，又杀了许多人。湖西“肃托”的错误， 主要原因是党内不纯，思想混乱，没有统一的斗争方针和明确的政策。领导干部都是些学生，没有斗争经验，加上有反革命分子混在党内，被人钻了空

子。

（四）整风问题

一九四四年整风审干时，有人说“无风可整”。当时干部的许多思想问题还没有搞清。“风”还是要整的，但应以整顿思想改进作风为主，不以审干为主。我们已经有过湖西“肃托”的教训，山纵和各地区（鲁中、清河、胶东）的肃反也搞得很严重，血迹未干，不能再那么搞了。有的地方在群众中搞“自首运动”，搞出许多假特务。我们的整风没有搞得像延安的“抢救” 那样，主要是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有的同志把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重点放在暴露思想、审查干部方面。他一定要搞，就先搞了个司令部、政治部，效果不好，以后就收了。否则不得了。我们提出“以检查领导开始，以检查领导终结”。分局机关整风中有的人攻击黎玉，想从此打开一个缺口，攻击分局领导，那是不能允许的，在当时情况下保护黎玉同志，对攻击他的人进行批评是对的。总之，当时山东的整风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一般说，偏差不大。

（五）抗战期间山东党内的运动战思想问题

山东党内运动战思想不能以陈光为代表，陈在行动上有时虽想打大仗， 但还不是反对游击战方针的。桃峪会议后向中央报告，说要以运动战为主， 也是错误的主张。我们对此是反对的，我们一贯执行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 如槁“翻边战术”等。

注 释[1]“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敌人那里去。

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①

（一九六○年四月十八日）

同志们：

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现在开幕了！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在全国范围召开如此规模的民兵代表会议，不仅是建国十年来的第一次，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山是空前的。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民兵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毫无疑问，它将成为我国民兵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包括来自全国各个战线的五千五百多名英雄儿女，你们有的是在工农业战线上不断创造奇迹的先进工作者；有的是配合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保卫陆海边防、捕捉特务、保卫生产、维护治安的民兵英雄；有的是正在刻苦钻研，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青年学生；有的是来自边疆地区的各兄弟民族的优秀子弟；有的是在民兵建设中起骨干作用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还有一批待邀代表，是过去战争年代功勋卓著的老赤卫队员、少年先锋队员和民兵同志，还有站在国防前线捍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代表。你们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是高举党的总路线[1]和毛泽东思想阔步前进的旗手。让

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

我国民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们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的敌人，获得伟大的革命胜利，主要是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从人民武装斗争中来又到人民武装斗争中去的思想。民兵最能体现人民战争的广泛性。我们不仅在对敌斗争中，依靠民兵和正规军配合作战，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而且还依靠民兵发展和壮大了人民解放军，保卫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民兵对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建国十年来，我国的民兵建设又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2]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大办民兵师[3]的伟大号召下，随着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出现，全国人民更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办民兵师的高潮。很短时间，从农村人民公社，到城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都普遍地建立起民兵师或民兵团。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它大大加速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践证明， 这些成千上万的民兵师团，已经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和突击队，成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两年来，各地民兵在兴修水利、大炼钢铁、深翻土地、抗旱排涝、高额丰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民兵，这种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劳动效率；而且便于组织协作，实行大兵团作战，更好地完成突击任务。在国防战线上，民兵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保卫陆海边防、捕捉空降特务、平定武装叛乱、维持社会治安等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各地民兵，还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和练武活动，这就使广大民兵的政治觉悟和国防观念显

①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委，罗荣桓任军委委员，分管民兵工作。同年十二月， 军委决定建立民兵工作小组，他任组长。

著加强，军事知识不断提高。他们既能生产，又会打仗，既是一支劳动大军， 又是保卫祖国的强大力量。完全可以这样说，有了一支强大的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群众武装力量，我们的国防就真正成为铜墙铁壁。我们就不伯任何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为了进一步调动全国亿万民兵的革命积极性，提高民兵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发扬民兵的光荣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高度发挥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教育组织、体育组织的作用，加速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建设。

这次大会召开以前，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一个大办民兵师的新局面。不少地区的民兵组织经过普遍发展和重点整顿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各地区大办民兵师的劲头很大，热情很高，应该坚持下去。为了把民兵工作做得更好，还需要很好地注意工作方法。民兵的一切活动，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一定要注意服从生产、围绕生产和落脚于生产。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民兵工作一定要切实搞好与工会、共青团、体委、妇联、教育部门等各方面的协作关系。

各地民兵要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生产知识、科学知识、军事知识和大搞体育活动。我们的民兵组织还要大力发展。一切符合条件的人都要吸收他们到民兵组织中来。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因此，城市的民兵工作应该同普及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而发展，并以工厂、企业、学校、机关为重点，培养大批国防技术后备力量。人民解放军过去一直把民兵当作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看待；今后，应该更加关心民兵的建设，更积极地把自己的军事本领和优良作风传授给民兵。同志们：目前，全国的形势非常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党中央、

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两年来获得了连续大跃进的伟大胜利。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又是继续跃进的宏伟计划，并且提前两三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目前的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帝国主义终究是帝国主义，它们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它们绝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美帝国主义正以“和平”为幌子，继续扩军备战，积极发展导弹和建立导弹基地，仍然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并积极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同志们！我们大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意义，希望全体代表都能深刻了解这次大会的任务和意义，认真交流经验，虚心学习，共同努力开好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个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誓师大会。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大会， 全国亿万民兵必将更加意气风发，干劲冲天，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4]三面红旗，为把我们可爱的祖国迅速建设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顶祝大会胜利成功！ 注 释

1. 总路线，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八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2. 大跃进，指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大跃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力图在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但历史证明， 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它助长了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

1. 大办民兵师，这是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主席根据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发出的口号。他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

2. 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之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实践证明：它和“大跃进”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

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在民兵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次大会开得很好，毛主席很关心，也很满意。通过这次大会，大家对民兵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我们讲四结合。目前以生产为中心，同时亦不放松国防建设。也就是说，使社会主义持续跃进和国防建设完全结合起来。这个思想明确了，大家的认识一致了。今后的工作就好做了。所以，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有些代表反映，说搞得太紧张一点，我们是要搞紧张一点， 是民兵么，是兵么，就得搞战斗作风。可能搞得太紧了一点。

这样的会是否每年都开？我想不能每年都开，开这次会是完全必要的， 年年开这样大会，恐怕不允许。准备建议把“中央批转军委的请示报告”[1] 中每年全国开一次民兵代表会议的那一条修改一下，可以三、五年开一次。各省、县是否每年开一次呢？省恐怕也不能每年开，县倒是有可能的。总之， 要根据需要来召开这样的大会。大会今年开得很多了，已开了二次，一次是全国民兵工作会议[2]，五、六百人，这次是几千人。省有的开了民兵代表会议，有的没有开，回去想补开。我想中央军委一级今年不要再开大会了。现在要把大会的精神贯彻到下面去。这一个时期有许多事情集中在大会上，很多工作我们还摸得不透，摸得不够深。现在要确实摸一下。一个是把大会精神贯彻到下面去，一个是确实摸一摸民兵工作。我们不了解全面情况，有些省比较摸得好，摸出了一点经验。如山东摸了一点关于训练基地建设。当然其他省也摸了一些，我们知道一般还摸得不够。这是必然的，过去对民兵工作有些忽视，省军区的任务不大明确，军分区的任务也不明确。除了边防海防地区，有战斗任务摆在面前，民兵工作搞得好一点以外，内地就抓得差一些。

一、我们曾经在向中央作的关于民兵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到，民兵工作的部署要有重点。但是否忽略了一般呢？我们强调重点，是为了推动一般，从重点上取得经验，来推动一般。重点是为了更好地应付战争，它的任务，整个是从应付战争出发的。如“请示报告”上所强调的岛屿、海防、边防、工矿、城市作为重点，是因为战争一起来首先遭受到袭击的是这些地方。如果我们不这样布置，将来发生战争就没有力量了。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重点突出来，依靠这些重点去推动一般，不是说一般农村民兵不重要了。我们可以设想，将来战争一来，敌人不是首先从海上爬上来，也不是首先从陆地上开进来，首先是从空中来袭击城市、交通枢纽、工矿企业。从这一点出发， 为了防卫这些城市、交通枢纽，我们就强调城市民兵工作问题。有些沿海地区，有些大城市，如上海用一个师、两个师、几个师守在那个地方，能坚持了吗？必须搞民兵，我说上海起码得搞二百万，城市才能坚持下去。如果那些城市遭到毁灭，在毁灭以前，工厂、人口的疏散主要靠民兵组织。把城市民兵作为一个重点，还有少数同志了解不够，或者是不了解这件事情。还有， 城市是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地方，对我们现代化技术力量的培养有很好的条件。譬如我们搞航空，建立航空俱乐部，要有滑翔机、无线电，还要一点飞机，农村能搞吗？无线电在现代战争中普遍使用，导弹要用无线电，反导弹、反干扰也要无线电。无线电是我们国家最薄弱的一环。过去有些部门曾经把许多无线电专业取消了，今天要大力恢复。搞无线电如果以农村为主不以城市为主来培养技术力量，那是比较困难的。将来可以，那时许多人民公社将变成市镇，这是将来的事情，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目前正向着这个目标发

展。现在不能不先从城市来培养技术后备力量。这一点，个别同志也是不理解的。现在防空、防化、防原子，重点在城市，因敌人首先攻击城市。城市人口的疏散、抢运机器、转移工厂，要由军事组织来主持这个工作。有人认为凡是民兵在战时均要像野战军一样拉出去打野战，而没有从城市的设防和培养技术力量方面来认识。这件事情想清楚很容易，艾森豪威尔[3]住在华盛顿，一年要进几次地下室，对城市非常注意，因为导弹一打先打城市。城市的工厂、学校的民兵，不是都开出去作战，而首先是防卫城市。另外，技术力量的培养，城市比农村有更好的条件。是否技术兵在农村不搞呢？一般的技术兵可以搞，我们所指的是防空技术，无线电在农村普遍开展有困难，目前没有条件。城市将来会遭到敌人的轰击，要疏散，要维持整个城市的治安， 要抢运机器、工厂，工厂要疏散到地下去；还有，城市要在地下筑工事，要依靠城市的民兵。这是很难办的，难道要靠农村来支援吗？当然也可以，但主要是靠城市民兵。所以，城市要作为重点，边防海防、交通枢纽、铁路联结点，敌人要进行破坏轰炸。那些交通枢纽一轰炸，南北东西的交通不通车了，民兵要领先抢修、维护。我们讲大规模的战争不可能马上打起来，世界形势有一定的和缓，但我们不能不准备这件事情。在广州军委扩大会议[4] 上，讲到了整个战略问题，在国防筑城问题上提到也要抓两头，一头抓边防、海防、岛屿，一头抓后方、城市，这是大家听到过的。我们从战略问题出发， 把重点突出来。依靠重点带动一般。要有全局观点。有些同志说：我们省没有大城市，以城市为重点我搞什么？这是局部的情况，没有大城市，可以不以城市为重点，可以搞山区。要讲一下，大家一致起来。

二、民兵师的分配数字，各省应按照重点去分配，按照将来的作战计划去分配。但不能马上去编。我同意有些同志的意见，不要另外去编，我们的主要工作放在基干民兵身上，以基干民兵带动一般民兵。在搞好基干民兵的基础上，我们要搞几百上千个师是轻而易举的，没有什么问题。

要搞好基干民兵工作，就要抓干部的培养训练。在广州军委会上有个提议，提出从军队中抽四、五万人补充省军区，现在看，希望有，但不大。大家不能张口要。现在各方面都需要军队干部，西藏那些地区，党政方面都需要军队干部，除了国防基本建设方面外，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特别需要军队干部。这样一来，虽有希望，但不能全部打算在正规军身上了。主要依靠各省军区、军分区自己训练干部。我有这么一个意见：每年从退伍的义务兵中选调一万至一万五千人，分配到各军种、兵种、技术学校进行培训，训练完了之后分配到县以下作为民兵干部。这个意见，还要军委去批。每年一万至一万五千人，包括海、陆、空。把这一万五千人，提前一点送到学校去培训， 尔后，送各军区、军分区去作为教导队的训练干部，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各公社的干部和民兵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提拔一批。可同地方党委商量一下，在县可以办轮训班，训练农村的积极分子。这样干部的来源可以解决了。我想经过两三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主要是抓基干民兵，抓干部训练，抓技术力量的培养。技术力量的培养要好好地抓一下，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抓。基干民兵不要单独编制，很多同志已讲过了，还是混合编制好，在普通民兵排里有一个基干民兵班，在普通民兵连中有一个基干民兵排； 在公社可编一个基干民兵连或基干民兵营。多少个师更不需要单独编制，但要有一个规划，控制在领导机关，战争一打响，在这个地方出多少兵，可组织多少部队。有这个规划就是了。

三、民兵训练问题。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不要妨碍生产，要和生产组织相结合，要利用业余时间，不要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要先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慢慢地逐步提高。我想这一条恐怕是很重要的。要结合国防体育， 结合业务来进行训练，要结合生产组织来进行训练，利用业余时间。长期集中训练，不但工厂不允许，农村中也不那样允许，劳动力很紧张。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训练呢？在城市中，可以通过国防体育，搞射击比赛，滑翔、跳伞比赛，要靠近住地，太远了没有人来。学校可以利用暑假、寒假组织野营。北京市有的学校提出组织周末野营。机关、企业可以利用工间操的时间，搞一点小口径步枪瞄瞄准打打靶，这样做既搞了体育锻炼，又进行了民兵训练。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训练，特别要利用国防体育俱乐部的活动，如航海、航空等俱乐部来进行训练。如果集中起来搞制式教练，那味道就不大了。要利用各种组织的帮助进行训练，最好的是结合国防体育进行。现在我知道许多省还没有很好抓起来，我们有些副司令不是国防体协的委员、主任吗？ 要抓一抓。现在农村都在搞大兵团作战，如河北那不是很可以利用这种形式去组织民兵训练吗？又如修水库，像山东说的是整师整团地把青年调上去， 不也是很可以进行民兵训练吗？要有空隙就钻，善于利用这些机会。民兵训练要结合生产组织，教育组织，体育组织，科学研究组织和我们的业务来进行。可以提出适当的要求，利用空隙时间，用国防体协的组织去吸引群众，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总之，训练的方式要多种多样，先普及而后逐步提高。北京有的小学就是利用各种形式进行了国防体育训练的。如旗语，这不是训练吗？搞飞机模型，搞无线电，这些都是培养国防后备力量的。时间总是有的，问题是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我们要极力排斥形式主义，不一定要搞什么几路纵队，向左转，向右转，跑步等。这样，我们就有许多时间进行训练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方法问题没有解决，方法问题不解决，事情就很难办。你要搞训练，光靠自己来搞？还是利用体协、青年团、工会、妇联来协助你搞好呢？有体协，有青年团，有工会，有妇联来协助你搞不是好得很吗？凡是集中的地方就可以进行民兵训练，给他们提出一定的军事训练要求。全部要我们自己去搞就搞不好。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个方法问题。当然，这也不是说一点时间也不要。农村就可以利用农闲的机会在县以下搞一点集会，一年举行一、二次，可以以省为单位搞一点比赛，如射击比赛，航空模型比赛， 跳障碍比赛等都可以。民兵代表会议不一定每年开，这种比赛每一个省每年组织次把倒是可以的，这是推动民兵训练很好的方法。

四、关于民兵干部的管理问题。今天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归政治部管， 现在我们只能够作这样一个决定：凡是现役干部可以归政治部管，非现役干部还是归人民武装部管，归省、县管，我们只管它的训练，干部的调动一定要归地方党委。

还有的同志提出把穿便衣的干部统统变成现役军官，我看不一定适合， 因为民兵是半军事组织，为什么不可以穿便衣呢？可以穿，可以不是现役军官。如果全部改作现役军官那就麻烦了，要评军衔，发军衣，这就会增加国家的开支。民兵本来就是一个半军事组织，因此，穿便衣同样可以当民兵干部，穿便衣有好处，他们都是从老百姓中间来的，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对工作有利。武装干部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就插不进去，光靠一套开步走， 一二一是插不进去的。所以，凡是县的人民武装干部首先是学习生产知识， 要进行农业生产，要为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5]而工作。要在这方面

学得更熟练一点，不落后于地方干部。这样，你们民兵工作就可以做得好， 就不会感到没有办法。站在生产之外去做民兵工作，那就会一窍不通，钻不进去，就会同党的关系搞不好，同县委的关系搞不好。

还有的同志提议，到县里去当一个党委书记抓民兵工作。我看这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县的人民武装部长不是县常委委员之一，就是县委委员之一，现在又组织了民兵工作小组，另外再去当个县委书记，我看不见得会加强多少。现在县委里面有管农业的书记，城市里有管工业的书记。他们都参加了民兵工作小组，有的就是小组长，这样力量不是更大吗？因此就不必要再去做一个书记来管理民兵工作（个别的人武部长被选为书记当然是可以的）。同时，单管民兵不结合生产，又怎么能管好呢？

五、编制问题。各个省军区可以按照国防部提出来的原则研究一下，哪个县应该少，哪个县应该多，不能够有一律的编制，因为情况不同，人口多少不等，区域大小不同，有的是战略重点，有的是边防，有的是海防，有的是海岛，有的是交通枢纽。可以按照具体的情况来配备，各省可以先了解情况提出意见，不要一般的说多少人少了，多少人多了。我认为，不能光喊人少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如果统统要我们自己去办，那就是搞上个百把人也不一定搞好。我们要善于在党委的统一布置下与妇联、青年团、工会、教育等组织结合起来搞。凡是有机会的地方我们民兵干部就去讲话， 围绕中心工作讲它一点民兵工作，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不能希望县委每天都来讲民兵工作，我们可以围绕中心工作主动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民兵在中心工作中起什么作用。利用中心工作做一些训练，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单独提编制问题，要多少人，我看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编制是要解决， 但是方法问题更重要。工作方法不解决，工作就没有办法做好。人多，坐在那个地方并不是好现象。各个省军区可以自己酌量一下，究竟配备多少干部。过去是砍得太多了，我们己进行了批判。但是也不能说过去这样做完全不对， 人浮于事精简一些是应当的，完全否认精简那也不完全正确。当然，过去是减得太多了一点，各省军区可按照具体情况增加一些，但是，要求恢复一倍、两倍那也不对。广州军区反映不要给省军区、军分区分配一千名演习兵，我看这个意见很对，是没有这个必要。要实事求是地解决，有的是需要解决， 但是也不能无限制的扩大。我们军队有一个传统，扩大起来容易，只要一松口就可以马上扩大起来，但是要精简就得费很大的力量。总之，要按照工作的需要，应该增加的就增加，不应该增加的就不要增加。

六、关于三材（人才、器材、教材）问题。人才问题刚才已经讲了，要培养干部，方法就是每年拨出一万至一万五千名退伍军人，分配到各军种、兵种的技术学校和各个教导队去进行训练。当然常规军也可能分配一点干部给民兵，但是希望不要放在这个上面。

器材问题要作一定的解决。省军区、军分区要进行技术分队的训练，没有一定的器材是不可能的，将来无后座力炮、坦克（旧的也好）各个省都要配备一点。现在有的省军区已经配了一点，如山东配了，他们有野战军，配起来容易。沈阳军区也配了。将来各个军区都可以给各省配一点。各教导团、队都要配备起来，目前还有困难，军委只能配备一定的数量，主要还是要依靠自己想办法，大部分还要自己去搞。

教材问题。我准备提议今年军委召开一次训练会议。这个会议现在还不能开，因为现在我们大家还没有下去摸，究竟怎么样搞，提不出意见。现有

的教材我看了几本，是不是完全能适合民兵训练还是一个问题，我看只能够适合教导团、队的训练，一般的民兵训练恐怕高了一点。已经发了的教材， 各个省军区可以看一看，是不是适用，不适用就提出修改的意见。大家还可以去摸一摸，究竟要提出什么样的训练草案才合适，我看各省都可以搞一个训练草案，搞一个训练大纲，究竟训练什么，怎么训练法，每一个省军区都搞一个，到今年秋季再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七、武器问题。同志们要求拨一部分车床，这个问题可以向中央建议， 建议各个省搞一个小修械所，修修补补，甚至翻造子弹。现在六五式枪没有子弹，七九式枪子弹很多，但枪口老了不能用，这就可以翻造一些。我们向中央建议各个省搞一个小修械所。各大协作区、大军区也搞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修械所，除了修理以外，可以搞一点技术训练，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

以前有一些省提出要造枪，这还不可能。因为国家还没有那样多的钢村给我们，所以军委自动地减掉了，使国家能有更多的钢材投入基本建设。这一条起码一九六二年以前解决不了，一九六二年以后我们的钢材多了，那时候就有了。目前还是搞修械所，军委准备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允许各省搞一些车床，搞一个小摊子。

注 释

1. 请示报告，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批转的《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是罗荣桓主持起草的。

2. 全国民兵工作会议，指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于一九六○年一月十一日至十九日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全国民兵工作会议。

3. 艾森豪威尔，时任美国总统。

4. 广州军委扩大会议，指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二十七日， 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的扩大会议。

5.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指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关于各地驻军向各地党委和中央反映地方情况的建议①

（一九六○年十一月七日）

过去一个时期，有些军队干部对地方工作关心不够，不注意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即使有些了解，也不注意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为改变这种情况， 根据军委扩大会议[1]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精神，我们有如下建议：各地驻军除接受当地党委领导、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直接参加一些地方工作、虚心学习地方工作经验外，还要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军队各级政治机关要把这一工作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党委可以随时指示某一部队负责了解驻地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的情况。部队政治机关应认真执行当地党委的指示，要及时提出报告。此外，各地驻军政治机关除向驻地相当党委（如团向公社或县委，师向县委或地委，军向地委或省委，大军区向省委或中央局）反映情况外，亦应将自己的意见报总政治部转中央。

注 释

[1]军委扩大会议，指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

① 本文是根据罗荣恒的意见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上报后，很快得到了书记处的同意。总政治部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

加强传统教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头脑①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政治工作的方向，也是青年工作的方向，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的头脑，这一点极为重要。组织部队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方法是进行党的传统教育。毛主席从建军开始，就大兴无产阶级思想， 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要使青年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两忆三查运动[1]，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一种思想教育，也是传统教育。要把传统教育和阅读毛主席的著作结合起来。

青年是我军的基本成员，是部队工作的主要对象。部队中党的建设很重要的方面是靠青年工作。过去战争时期发展党员靠战斗锻炼，在和平建设时期发展党员就要靠共青团培养锻炼。今后干部的成长，首先是经过共青团的教育培养。如果不抓青年工作，就会影响党的建设和干部的培养。部队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战士都是青年，军队青年工作的重要性比过去更加显著了， 现在青年工作有了新的内容。青年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建设方面，许多工作都要发动青年去做。如部队中大兴三八作风[2]，发扬三大民主等，都要

在党支部领导下，靠共青团去开展活动；又如部队的文化体育活动，也要发动青年才能活跃起来。青年工作主要抓开展五好运

动[3]。培养五好战士，重点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创造优等射手、特等射手和技术能手，活跃部队生活。这些是和部队思想教育和训练相

结合的。各级领导要把加强青年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建设来 进行。青年工作有些什么要求，凡是必须和可能办到的，都要给予 支持。要经常通过报纸介绍青年工作经验，《解放军报》要反映青年工作方面的活动。青年是个很大的突击力量。一定要大鼓干劲，把 青年工作做好，使部队活跃起来。

注 释

1. 两忆三查运动，“两忆”是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一九六一年一月，军委办公会议决定，各单位在贯彻军委

《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整顿连队党支部的基础上，普遍开展“两忆三查”教育运动。

1. 三八作风，指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军政大学提出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九六○年林彪将其称为“三八作风”。

2. 开展五好运动，指一九六○年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提出：在全军青年中开展以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为内容的五好战士运动。

① 本文是罗荣桓接见参加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的讲话摘要。刊载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总政治部出版的《解放军报》。时罗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对《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干部的谈话①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

（一）

动员部的意见是要办个民兵报，去年就讲过。报纸搞多了不好，多了造成战争气氛，帝国主义污蔑我们好战。我们为什么这样搞呢？民兵要多做少宣传，要采取这个方针，中央也同意这个方针。要宣传好人好事，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民兵干部现在是出了城，还没有下到第一线，还在徘徊，是下到底呢还是接回来？是徘徊不定的。

有些搞民兵的干部已学成部队那一套，要改非常顽固，一发指示就是一套，大军区也是一套。搞军事演习，搞司令部演习，军分区也跟着演习，就是那么几个县，大批民兵却没有人去管。就像总政搞文化学习一样，一说搞文化学习，就搞了大半年，不分对象。对军委扩大会议也是照佯搬，也不结合省军区的形势，不结合具体形势。

要特别防止一般化，一般化害死人，各军区习惯搞正规军那一套，对省军区、地方民兵很少管。到处去搬，脑子太懒啦。整风在报纸上宣传有什么好处，怎么好讲。宣传整民兵，有什么好处。要报道些好的，比如：坏的变好的，作风转变了的。不必从

反面去报道，报道坏的会起反作用。要特别注意民兵武装，尊重地方党委，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之下，做好民兵工作。怎样做好民兵工作，要结合中心工作。整社要结合整民兵，整社可以了解民兵情况，烂了的干部可以换掉。整五风[1]，首先就是整民兵，强迫命令首先就是他们搞的。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如何结合地方中心，加强民兵建设，找出一套方法来，动员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去年我就批评过他们。一搞就是几十辆汽车参观工厂， 招摇过市，把军队的方法带到民兵里头去了，扭不过来。去年北京附近就有这样的事，集中民兵，跑几十里集训，一周去两次，礼拜天也没有。不是送上门去，只知道搞集训，搞一二次可以，搞多了影响生产，打击积极性。为什么不送上门，搞军队一套方法是完全吃不开的。

国防施工是个保密问题。为什么要拿去宣传。大家生怕当无名英雄。有些人总想在报纸上有个名字，在报纸上露一手。要采取严肃的立场，不能走私人路线。

关于技术革新的问题，不宜突出宣传，对我们没有好处。主席指示要留一手，我们就不留一手，不留余地。国防宣传尤应如此，军事上要留一手。至于工程兵意见很大，嫌宣传得少，可以理解。按一般规律么，军委扩

大会议精神的贯彻，四抓一调查[2]，工程兵就不适合啦？这就不对岔了，主要是想多出点名。

工程方面的问题根本不报道。去年河北提意见说，省委不重视民兵报道， 为什么要搞？不能那么搞，不符合党的政策，要多做少讲。军民合练不能搞多，多了妨碍生产，民兵要多做少讲，一定要这样，讲那么多干什么！工程兵也是这样，要多做少讲，有些事不讲么，有些人怕“榜上无名”，这是不对头的。大家都想见报，是好事情。有些也不一定，像整风这样的事情少报道，发表一篇也可以，也可搞些综合性的报道。

① 本文是根据罗荣桓的谈话记录综合整理的。

总之，国防施工，民兵有些可宣传，但不要搞得太突出了，要多做少讲， 要报道点省军区政治工作方法，一般分量不要过大。工程兵报上无名，可报道他们的四抓一调查，工程技术就不报道了，泄

密么。

四抓要抓好典型报道。要宣传带普遍意义的典型，不要平分秋色。

（二）

从实事求是出发，要调查研究，这样指导就落实啦。要像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对马恩列斯不要教条主义，对毛主席思想也不能教条主义，不要找那些词句，不能只引证某些词句。要宣传毛主席思想的精神，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说的，但他讲的是马列主义精神实质。当然，必要引的要引。不要老说这是毛主席讲的。引用毛主席的话，战士当然低头了，拿帽子一压，这不是说服教育。说这是毛主席讲的，战士就没有意见了吗？毛主席的语言是从群众中提炼出来的，如“吃桃子”[3]的问题，他是用大家都懂得的话，没有什么倒装语。少奇同志不是讲吗，毛主席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嘛。根是相同的，枝叶不会是相同的。主席写的文章是从群众语言中提炼出来的，生动得很，丰富得很。例如“东风压倒西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莫斯科会谈[4]讲那么多，还不是那个范围，结论还不是那样子：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宣传方法要研究。首先要领会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引证某些词句。学习毛主席思想，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同实际结合起来， 不然就根本无法运用。毛主席思想的方法，不是常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吗，现在“两忆三查”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然后才到群众中去的问题。情况了解清楚，才有分析、分类嘛！

调查研究是学习毛主席思想的一把钥匙。毛主席思想本来是反教条主义、反修正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来自群众再到群众中去，所以充满革命的精神。我们的宣传要非常党化、非常战斗化。

战士学毛主席著作也有个方法问题，也不要千篇一律地去读四卷，干部中对有些问题也不见得都能读通。如里面有些历史问题。战士主要是传统教育，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政爱民，要讲农村十二条，这不是毛主席思想吗？有自学能力的学哲学，可以嘛！也不要普遍提倡，普遍提倡就会落空。要强调传统教育，要多宣传，这就是毛主席建军思想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找些老同志讲一讲故事，把人民军队一套讲一讲就好了，战士是非常喜欢听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军队的两重性——战斗队、工作队， 这都是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嘛。我们学毛主席著作，是学毛主席思想。现在有些人光讲学毛主席著作，没有把传统教育放到应有的地位。

我们军队是经过长期斗争的，你们把它编成故事讲讲不好吗？

学习毛主席思想，要好好学，要普遍读，一定时期结合一定的问题来学。报社要普遍读，有时要结合问题去读，这就好办了。

（三）

军事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技术业务性工作关系

总的方面，军事是要服从政治，历来就是这样。但是，在技术训练中政治工作要服从军事，要保证军事技术。在战略上军事必须服从政治，在战术范围上政治必须保证军事技术的实现。技术是为了提高战斗力，为了学好技术，就要政治工作保证。官教兵，兵教官，技术问题也要这样。官兵技术水

平并不是相差那么大。如空军驾驶技术，你司令员就懂得那么多啊！还是集中群众的经验，这是群众路线。许多不按操作规程，这是政治责任的问题， 要加强政治责任心。军事训练政工干部不去看一看，钻到屋子里搞自己的东西，你去看一看嘛！技术学习怎么样，群众情绪怎么样！

有些东西重新要提，官教兵，要首先当好学生嘛！司令员能知道那么多！ 现在许多事情不去问，下边事故很多，也很少下去调查一下。一发生事故就要报告。可要来报告连看也不看。这就是政治上麻痹，有许多事情还是政治不挂帅。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吗，发挥群众积极性，那才有保证。我们现在还要讲官教兵，兵教官这些口号。

（四）

记者没有工作条例？要有个规定。上边的东西搞下去，把下边的东西搞上来，搞几条，规定几条纪律。记者是否把道听途说的也搞上来了？这方面要有个规定，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使记者有所遵循，不要搞矛盾。有些记者“各取所需”，不听军区招呼，要规定记者受所在军区管。记

者写部队情况，多找几个人谈谈，也可召开小型座谈会，也要搞点群众路线， 搞点调查研究，分析一下嘛。接近基层群众，找几个士兵，几个干部多谈几次。只找一个人谈，只一种意见，可能是假的，片面性很大。多找些人谈谈就比较全面了，这样报社可能有好的材料。

群众来的大量稿子，要有人看，编辑部也可能有“各取所需”。剔掉的要负责任，可能把好的也剔了。有的只看文字上写的好些，合乎文法的，不看内容。不能打击通讯员的积极性，要负责。

军委的领导同志下去派那么多记者跟着不好，和主席不同，主席带的秘书实际上全是秀才，是研究问题，是搞理论研究的。

记者报道时，很容易拿那么几句话，不分场合的报道出来，不好的。你说你们那些记者不“各取所需”吗？我最怕见报，还和你们打过官司[5]。

对林总[6]的宣传要认真负责。有时随便讲的一些话，你也马上就报道， 这样负担就太大了。今天这样讲，明天可能不那么讲，客观认识是反反复复的，就那么准确？那就难了。

记者力量的配备问题你们调整吗？现在记者太少了。在部队中培养嘛！ 在部队中找，搞些通讯员，你就是负责搞你那个单位嘛。海军有的是知识分子，责成他们政治机关办嘛。宣传部要解决这个问题。各军都要搞一个，师可以搞，就是在你那师的范围工作。专门记者要增加点，团里要搞点通讯员， 把通讯组搞起来，要号召全军办报。要从普及中走向提高，多搞些通讯员， 不普及也提不高，没有一定的数量，质量是提不高的。

通讯员要普遍，我主张连队也搞。红军时候的《红星报》，小平同志当编辑，就是靠通讯员，没有专门记者，可是大家都关心报纸、报社。一年搞个通讯会议，发个手册，来稿很多。要大家办报，通讯员要普遍搞。

通讯员大少了，记者二十几人，这么一张全军报纸，够干什么的？要培养。通讯员不够多，专家办报是脱离群众的，没有从群众中来稿，你的报纸是办不好的。有没有特约记者，师团要搞些，多搞点么！搞个通讯组么。

报纸对通讯员、特约记者要有联系，要关心他们的工作。有的写七、八、十次稿，一次也不能上报，是对他们泼冷水，要回回信，要指导方向，一方面表扬，一方面帮助。来稿不回答，不登报，当然就不积极了，有时还讲报社的坏话。这是群众观点问题。

在政治学院办个新闻班的问题我看不专门开个班，插上几门课程。到报社搞实习，少数就可以了，多了不行，以后各个宣传部门可以搞一搞。

（五）

现在的政治工作主要是靠报纸，打电话不行，报纸天天见面，官兵都看。报纸只准办好，不准办坏，不抓这个东西，抓什么东西？总政就是靠报纸指导工作。《人民日报》有个东西，把各省区搞那么几条，用几句话报道各省区情况，这个方法值得学习。以后可以把许多来稿合并，登几个名字，做点政治工作，给点精神刺激。《解放军报通讯》可以继续出。要搞得简要，不要搞得太多。搞单页的，不定期的。

《人民日报》是党报，有些修正主义的东西也是要登的，它有毒也看得出来。军队报纸不一定全登，报道个消息就行了。

国际报道，《解放军报》少登一些，简单一些，有的可发个消息。你们向中央请示一下，看以后国际版怎么办法。

报纸对国际上的问题，应有点评论嘛！像者挝形势，报纸就要搞点嘛！ 军事评论注意保密，暴露情报来源就不好了。

报纸一定要办好，现在报纸有进步。报纸版面，许多政治性的问题要学

《人民日报》的严肃，第四版要学《青年报》的活跃。

《人民日报》对许多政治问题严肃得很，《青年报》活跃，要学习人家。同样是报道调查研究，《青年报》把一整套都标出来了，情况明，决心大， 方法对，它这样搞法鲜明。这样的标题吸引人，下边几句话就把问题说清楚了。要经常看《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照，有些什么长处。编辑部、记者要经常看其他报纸，交流经验。

报道中心，要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四抓一调查。宣传毛主席思想是严肃的政治任务，要运用到指导工作方面去。有这么一篇文章，旁的不宣传， 专宣传毛主席坐担架，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歪曲。毛主席的脚烂坏了嘛！有病，又日夜工作，你要把情况弄清楚嘛！抓住一点，道听途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不能随便有篇文章就登。不能登报的要顶住它，不能登的就不登，要顶住。

主要社论，字要大些，不要那么小，我们看是个问题，对战士也是个问题。不要大小，大小也不显著。字要大些，字大，说明重点性。《人民日报》革命化，毛主席思想挂帅。《青年报》许多标题那么生动，我是很喜欢看《青年报》的，一看标题就把人吸引住。这方面还要改正一下子。

要经常向乔木[7]同志联系请示，那个地方的秀才多，他们学习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好。

注 释

1. 五风，指在“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

2. 四抓一调查，指抓政治工作、抓作风、抓军事训练、抓生活和调查研究。

3. 吃桃子，指毛泽东说蒋介石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时打的一个比喻。见《毛泽东选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4. 莫斯科会谈，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井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六日，在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十四日、十六日，在十二个党的

代表会议上讲了话，17 日，同莫斯科等地的中国留学生见面并讲了话；十八日，又在六十四个党的代表会议上发言。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毛泽东阐述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等重要观点。

1. 打官司，指欧阳文任《解放军报》主编时，曾先后报导了罗荣桓的几次讲话，罗看了很不高兴，曾亲自打电话对此提出批评。

2. 林总，指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林彪。“文化大革命” 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 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 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坠身亡。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3. 乔木，即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从部队需要出发办好学校教育①

（一九六一年三月初）

学校要做调查研究工作，针对部队情况，分别对象，联系实际地进行教育。现在部队有些指导员主要缺乏两条：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做工作。教员也要补这两课，通过调查研究，学会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和走群众路线。并且使他们懂得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总之，不能关起门来做教育，只抓上层不抓下层，只有从上往下灌，这样工作很难做好，必然是教书不教人。今后学校可以和部队建立一种联系制度， 通过部队领导机关、干部部门了解毕业学员回部队以后的情况，看学员表现如何，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兑现了没有。学校毕业的鉴定只是初步的，到部队以后的鉴定才是主要的鉴定。

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主要讲《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要讲一讲毛主席关于工作方法的指示。军队基层政治干部训练内容，主要是学好三个文件：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和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学习一定要联系实际，结合党的政策进行。教育内容不要槁得过多，多了学不深，应当少而精。对学员提学习要求要区别对象、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不要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对于没

有党史知识的学员，可以先讲点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毛主席著作； 学习顺序可以先从社会主义革命两条道路的斗争讲起，讲完这一阶段再往前讲，把前几个革命阶段讲一个轮廓，因为他们对这一个阶段比较熟悉，而对以前革命阶段不熟悉。为了教得好，教员要先走一步。

人民武装工作很重要，希望他们安心于人民武装工作，学会搞人民武装工作的一套本领。学校对做人民武装工作的学员应当单独编班，因为他们的任务不同，教学内容应当有所区别，不能教他们搬正规军的一套。有些做人民武装工作的同志，还不善于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紧密结合生产去搞人民武装工作。所以对做人民武装工作的学员，也要根据学用一致的原则，确定教育内容和方法。比如学习毛主席著作，人民武装干部与部队干部应有区别。他们主要以民兵问题为中心，着重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人民武装工作的有关著作，解决怎样作好人民武装工作的问题。

① 本文是罗荣桓先后接见部队两个学校负责人时的讲话摘要。刊载于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第一版。

政治思想教育要区别对待①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

政治思想教育不能一般化，一定要区别对象，联系实际。比如讲传统教育，二万五千里长征要讲，但不能只讲二万五千里，还要联系当地群众最熟悉的东西讲。在江西，有中央苏区[1]，有井冈山[2]，有湘赣边区[3]。这些是群众最熟悉的，群众容易接受，能理解，要多讲；在湖南就要讲平江暴动[4]，在上海就要讲一、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5]。这些都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要多讲；不要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讲二万五千里。

我们的宣传部门，脑子是僵化了的。这一点过去我讲过，以后我还要讲。他们不管什么对象，什么时候，都是只有个一般的往下灌。就像过去我们有些后勤部做衣服一样，不是量体裁衣，而是一个尺寸，一般大小，结果高个子穿着太小，小孩穿起来像长袍。办学校也是如此，有一所政治干校，把人民武装干部和一般正规军干部混编在一块，训练内容、方法都一样，这样训练出来以后，人民武装干部回去还不是照搬正规军一套！

思想教育，宣传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 缺乏灵活性，你的原则性也就灌不下去。

学习一定要联系实际。宣传部门对学习的指导方法也是僵化

了的。结果是工作管工作，学习管学习，工作学习分家，甚至互相打架。毛主席思想本来是指导实践、指导工作的，但我们把它分割开了，不是结合实际去学，用主席思想指导工作，而是闭门读书。江西省军区工作组不是到公社以后还搞什么“四二一”吗（指一周四天劳动，二天总结工作，一天学毛选）？有的地方还搞半天读书，半天工作。读书工作是两回事，不是用毛主席思想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理论实践完全脱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毛泽东选集》集训要搞，但那毕竟是少数人的问题。同时集训由哪里办更合适值得研究。学《毛泽东选集》为了什么？学习的目的性一定要明确。大多数人还是要在实际工作中结合工作来学《毛泽东选集》。学什么，怎样学，要对不同人提出不同要求。宣传工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的简单化、一般化、不看对象、脱离实际，这样严重的问题，我们宣传部门过去长期没有发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宣传部门应当派人下去，切实把这些问题检查一下，改变过来。“四抓”是个统一的东西，调查研究不要分割开来，有重点是应该的，但不要机械分工，各抓各的，那样就会把连队抓乱了，不得了。

注 释

[1]中央苏区，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 [2]井冈山，指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地区创建的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

1. 湘赣边区，指在毛泽东一九二七年十月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到一九三一年逐步形成的以江西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2. 平江暴动，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下举行的平江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彭德怀任团长的国民党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黄公略任营长的该师第二团第三营和贺国中领导的该师随营学校。共二千多人。起义部队消灭了反动民团、警察和第五师直属队，

① 本文是罗荣桓听了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傅秋涛汇报工作后讲话的一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

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政府，随后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第五军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1. 一、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两次起义都由于准备不足，遭到失败。第三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下，先后有八十万工人总同盟罢工，随即转入武装起义。这时，北伐军东路军已进抵上海近郊尤华。英勇的上海工人经过血战，于三月二十二日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践①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践，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充实。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语句或条文，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1]，决不能只是从书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各人看问题方法没有一致的基础——唯物辩证的基础，还缺乏实践生活。因此，同志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求得一致。但不要在同志间无论对谁存在成见用事。

你在引用我的话“要依靠自己吃饭”，看在什么问题上讲的，那不是要把个人与集体存在对立的说法。干部子弟有些不争气，须要互相帮助改正， 不要轻易给人戴上“腐化”帽子。干部子弟中有特殊优越感，在同学中生活中表示突出，不艰苦朴素，应该劝导，要保持革命的光荣传统。

对同志应是互相信任的，互相听取不同的意见，决不能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家，排斥人家意见。同志们有错误，不仅要批评，还

着重在帮助改正。对基层组织干部，老干部，更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要经常记着毛主席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做使人落后”。

注 释

[1]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当时林彪提出“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口号，实际是宣扬一切问题都要从毛泽东著作中找答案的观点。罗荣桓在病中给罗东进复信中指出学习毛泽东著作应当学习其实质与精神，批评了林彪的上述错误观点。

① 本文摘自罗荣桓给其儿子罗东进的信。刊载于一九九○年二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老一代革向家家书选》。

在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议期间的两次讲话①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二日）

（一）

在各军区首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

新的军委对民兵工作曾提出过九条、五条[1]，大家都作了许多工作。现在先谈一谈看法。公社武装干部要配一个，有现役军官，就配现役军官，没有现役军官，就从地方干部中提，连城市工厂约十万个干部。按地方标准补助，要拿三千万元，去年民兵事业费五千万元，只用了二千万。想搞兵，又不想出钱，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十万个干部，三千万块钱，干部就不会流动了，地方就不能随便调了。干部固定下来，有了脚，工作就容易深下去。

过去对公社武装犹豫不决，现在下个决心，军委讨论一下，经中央一批不就行了么。预备役军官，从什么地方来？就是从民兵中

来，万一有战争，训练一下，就是军官。我看干部问题是好解决的。主要是工作方法问题，怎么活动？江苏镇江地委提出社员四天假期利用一天。我看可以考虑，但要集中使用，不要分散使用。到农闲的时候，集中使用几天，训练一下，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你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好。基干民兵是生产队的强劳动力，活动问题不大。问题是担任勤务就要记工分， 大队干部开会也要补贴。

公社干部作为预备役军官培养，所需费用从民兵事业费解决。大队以下干部，应与生产队副队长同等待遇。有几个干部，工作就好办了。华北是老区，有参加民兵的传统，沿海还有斗争，也好办；新区就没有这个传统，像贵州，就是湖南搞起来也不容易，特别是烂掉的地区，没有干部，要搞起来很不容易。

建议军委规定上一条，军事工厂的军事代表要管民兵工作。学校我们派不出合适的干部，不如让他们自己搞。应该把民兵同治安结合起来搞好。使用民兵，不搞民兵工作是不成的。

中央对民兵工作是重视的。九中全会的文件原来没有民兵，一个电话就添上了，九条、五条，提出来中央不就批了么。党委的事情很多，但还是重视的。东北提出许多问题，中央局都解决了，不管他办法怎样，这种精神可嘉。只要你把问题提出来，党委就会支持你。人武干部上调主要是住学吧！ 学习后还要回去的。过去要求住学，现在一调就调不起了。轮训还是需要， 一下子把精干的都调出来，工作就垮了。现在干部不稳定，有的叫“借用”， 什么都搞办公室，机关也垮了，工作搞不起来。

要总政应多搞些有关民兵的影片，进行教育，这是个好方法。八一制片厂要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军分区搞个放映机，二三个人，轮流放映，能不能解决。放映电影前可以讲一讲话，这个办法很好。总政解决这个问题，看器材行不行。一年不行，逐步来。有困难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师发了、团发了，分区也应适当给他们解决一部。时间放长一点，向这个目标做，一年不行，两年、三年达到。

军分区几十个人设十多个科，又是青年科、组织科、训练科、保卫科、联络科。军分区搞个保卫科、联络科、青年科干什么？这样，干部也紧张，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总参谋部动员部召开的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议期间的两次讲话。

又不适应任务。青年科的青年工作怎样做法，一齐合成一个科，设一个青年干事、一个保卫干事就成了。现成的问题是上下对口，总政有什么，下边就得有什么，搞成那么个习惯。一个分区，只一个班，主要是搞民兵。省军区、军分区都有一个联络科，干什么？不着工作对象。你们很好审查一下。你们司令部、政治部的编制，要根据自己的任务，不用上下对口。这个问题叫省里搞一搞。要拿出一些干部到县里去，不加强下层不行。省军区，军分区的编制，你们要提出具体意见。地方党支部可设个武装治安委员，都单独搞不行，民兵和治安一起搞很好。只要有干部，战争一来，一分不就行了。现在要加强县武装部，要从上边往下挤，我主张把组织问题扯一扯。军委也要讨论干部问题，干部往上流，工作往下压，上下对流，这种情况要改变。

干部下乡走路背行李，这个问题要解决。汽车很困难。要买几辆自行车。沈阳军区不是写一个文件么？他们说，有所同，有所不同。要按照具体

情况办。政治学院人武干部学员提出的问题，大家要看一看，有些问题提的很尖锐。黑龙江一个干部反映：省军区与地方配合不好，发下去的东西，被县委顶回来。没有同党委商量好，当然要给你顶回来。首先你们向党委提出了意见没有？你不提，怎么说党委不重视。

对民兵工作的看法，大家要统一起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2]的时候，正是金门打炮[3]，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当时全国又搞公社化运动，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的统一体，在生产劳动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民主化，在这样形势下，民兵组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实际上，军区、省军区和军分区，军事系统的具体工作没有跟上去。当时省军区和军分区的任务还没有明确，这是跟不上去的原因之一。一九五九年，军委提出了九条方针，明确了省军区和军分区的任务，但在具体措施上还没有解决，在总部方面还没有很好去搞，过去总政治部就是拉来甘副主任[4]管一管。民兵工作主要是政治工作。去年，农村情况不大好，看到形势的发展， 军委指示组织工作队去参加地方农村工作，参加生产救灾，参加整风整社， 摸一摸民兵工作情况，整顿民兵组织。工作队要从生产入手，才能了解民兵工作情况，找出民兵工作方法。生产搞不好，民兵工作是做不好的。执行工作队以来，有的只搞中心工作，不搞民兵工作，有的只搞民兵工作，不搞中心工作。你不结合中心工作，民兵工作就排不上队，就插不上手。整顿组织工作必须结合整风整社，沈阳军区提出四统一：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检查，统一总结，这是经验。现在民兵组织大体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比较落实，华北地区百分之三十二落实。所谓不落实，就是只造一个名册， 没有和群众见面。不落实的大体上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不落实的原因， 去年提的数字过高，基干民兵九千万，民兵两亿四千万；再是在指导思想上， 只提全民皆兵，提民兵组织与生产组织相结合，弄到下面，就以为既然是全民皆兵，劳动组织与民兵组织是一套组织，他们就按生产组织编造名册就成了。民兵组织与劳动组织，既要相适应，又要有区别，要深入动员，要登门造册。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有些问题也不大明确，主席在审批军委扩大会的决议时把劳动组织勾掉了，我们才警惕。把民兵组织说是劳动组织，一会搞强迫命令，二会以劳动组织来代替民兵组织，民兵实际上就不存在了，这个问题要弄清楚。民兵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去年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之后，有的地区就没有传达，当时轰了一阵，没有作具体的组织工作，到整风整社时，才着了慌，军委又提出五条方针。工

作队下去了，做了许多工作，工作队的成绩要足够的估计。但没有总结。动员部忙也很忙，就是不注意总结，省军区也没有作总结，工作队下去，搞生产救灾，参加整风整社，结合把民兵组织搞落实。甘肃武威县万人闹事，那个问题可大了，工作队一下去，情况就好转。在那样的情况下，不搞工作， 不安排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不整风整社，就不可能作好民兵工作，这要很好总结一下。结合整风整社整顿民兵组织，现在告一段落。你们的材料上说整了百分之二十五，有的整了百分之七十。民兵有那么大的数字，我怀疑很久， 我说四六开，六成也靠不住。在和平建设时期，民兵建设是长期的、艰苦的、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主席一号召，就来一个全民皆兵运动，民兵代表会一轰，又来一个两亿四。现在不是那样，而是要作细致的工作了。看到兰州的报告，那里是摸了一下，这也是形势所逼。河南信阳地区，比过去可能好些。河南现在有旱情，省里发出了抗旱指示，就主动了。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生产、生活，民兵工作是排不上队的。这一点，过去是不清楚的。今后每年要有一次整顿组织，不能一劳永逸。烂掉的地区要经过一场艰苦的阶级斗争。组织落实，就是要把自己造名册、不和群众见面的情况改变一下。宁夏反映是百分之五十造假名册，广东宋维拭[5]下去几趟也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个问题，要大家统一认识。

要承认民兵工作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轰而起，比正规军难做。江苏省镇江地区有几个大队，以文化娱乐方式搞民兵训练，坚持了两年半。南京军区要很好总结一下。广东确实摸了一下，广西欧致富[6]确实摸了。各地要把那些没有垮台的单位，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民兵是可以不垮的，有例子嘛。民兵工作是长期建设，过急是不行的，还是九条方针讲的，一般民兵要

搞，主要是抓基干民兵，地区上也要抓重点，主要是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交通枢纽、沿海岛屿等地区。这对于维持治安有作用。民兵工作要看到成绩， 但不要夸大。我和动员部唱对台戏，还提二亿四，那已经碰破了，还有什么二亿四？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搞几亿民兵，特别是在没有当民兵传统的新地区，三类社队还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县武装部搞几个点，分区搞几个点，省军区搞几个点，大军区也搞它几个点，把力量集中使用，分散了搞不出名堂来。在三年内，是不是可以把民兵工作搞得更好些。

要注意培养干部，没有干部不行，民兵搞起来也不巩固。现在大家考虑， 可否公社搞十万个干部，作为预备役军官，从民兵事业费开支，一年拿出三千万元，同公社干部一样标准。大队以下的民兵干部，与同级副职干部同等待遇。民兵工作条例中，要搞一个奖励制度，使大家有个奔头。好的是那样， 不好的也是那样，是不成的。

民兵活动要抓。县里每年开一次代表会，在工作条例上写上一条。城市搞野营活动，在农村，利用春节、集会等机会搞一些民兵活动。各地农闲时间不同，各省军区可研究一下。

枪支一定要落实，不落实不行。广东钦县十万山区，把干部的枪都收了， 这是不好的。要区别情况处理。

这次会议不能开久了，有些问题统一一下，总结一下。会议只能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把工作条例好好讨论一下。凡是与公社六十条有抵触的，不要。

广西提出搞机动武装。这个名义要考虑。可以叫基干民兵武装。有些省提出搞基干武装，看来，对于维持治安，有此必要，好像是正规军的值班部队。太多了当然不好。但如何组织？如何摆法？多少人数，要考虑。

大军区如何领导民兵工作，广州军区各部门都搞民兵，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意见，把动员部和群工部合起来搞。究竟如何合？人民武装部到底是放在司令部还是放在政治部，我考虑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动员部门和群工部门联合办公，并把有关部门吸收进去，组织一个人民武装委员会。再一个方案，把两个单位合起来，既属司令部，又属政治部。分散不是办法，就是济南的办法。我所讲的，不是决定，只是供大家参考。

民兵执勤问题要研究解决。

我们是老兵，是“老兵新传”，老兵搞和平时期的民兵工作就是新传， 大家要钻一下。我看，沈阳、广东报来的几个材料，把问题提出来了，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从那些材料中来的。

（二）

在六个边防省军区[7]首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组织不落实，就是工作不落实。落实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经过动员教育整顿一下组织；再一个就是经常活动问题。不活动就不能巩固。

基干民兵要有重点，就是那些重点地区，如沿海岛屿、边疆、交通要道、铁路两旁、桥梁、涵洞等。战争一打，敌人就轰炸这些地区，不搞民兵不行。上海打仗不能光靠那几个师。所以还是回到九条方针上，搞重点。

妇女的年龄问题，我已讲了，已经改了，妇女参加基干民兵的年龄已改为二十五岁，年龄放小一点，自愿参加。

省军区有三种形式：有守备师的，已交出守备师的，内地只有代管单位的。福建两个师交出去，我看有问题。有点守备部队，可以兼作民兵工作， 这是个力量，不要光看机关的分工。

总参谋部搞联系也有问题，当然联系是可以，但各部都联系怎么能行！ 有的同志提出工作队百分之八十，应如何计算的问题。屁股坐过来，不

能光从比例数百分之几十来讲，你们发来的电报，都是讲百分之几十，这也是个认识问题。你们的领导力量分一分工，拿一部分力量搞部队，部队也可以兼作民兵工作。所以部队交出去值得考虑。做民兵工作的力量怎么算法， 究竟怎么叫转过来，找你们研究。统一对民兵工作一些问题的看法很重要。死扣数字这是思想方法上的机械论。

像正规军一样的训练，就会把民兵搞的没有（有的同志插话：民兵训练要求很高）。这些问题你们吹一下。

我讲过，政治工作搞死啦，下边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上边对下边一般化地要求，调干部也是一样要求。现在部队不能调了，要挤机关、挤学校。连的干部既无战斗经验，又无工作经验，现在需要把师、团以下干部冻结一下。领导上从总部起，大军区就跟着来。现在你们要讲，上下夹攻就解决了。对工作不利的，你们就顶，怎么顶法？就是提意见，说明情况。要求过高、过急，大军区有没有责任？上下一齐讲，就可能引起注意，就转的快。

民兵搞起来，究竟搞些什么活动？沈阳提出通过“三堂一部”[8]。民兵活动不能作一般的规定，作硬性规定有坏处，权交省军区，由省掌握。省军区要把民兵活动好的单位总结一下。支部重视、居住集中、文化体育发达， 条件好的可能好办一些。

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烂掉的，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那里民兵恐

怕要作为重点。

机关民兵和城市街道民兵，如何搞法。机关民兵，国庆检阅、五一示威有意义，不要强调，也不要取消。一般地轰，徒费力气，分散了力量，不能总结经验。城市的街道也不要搞，麻烦的很。工厂、学校要搞一搞，工作要有重点。学校要编教材列入课程，由政治机关统一一下，不能信口开河。有的同志到学校讲课我就很担心，他乱吹一顿。要审查一下，讲个人一套不行。

民兵可以防止偷盗，巡逻一下，就是不要开枪、捆绑，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群众有这个要求。

不要搞大规模演习，民兵训练不要集中你那里搞，方法要变通

公社干部配起来，工资由国防费开支，可以集中训练。生产大队以下的民兵干部，用开会的办法，时间不超过半天，分散训练。

民兵活动限制在大队以下，公社以上不搞，利用假日，半天或两小时， 规定两小时就是两小时，多一分也不干。有些活动可以都搞，有些活动不能都搞，不能到处套。把好的总结一下，有什么条件，活动什么。民兵活动交省掌握指导，分区研究，执行是县。总部、大军区都不能掌握。

省不要办报纸，可以利用地方报纸搞点消息。

抓典型不够，从动员部到省军区、军分区、县，都有此毛病。这次会议组织的不够充分，也是没有材料，有些材料也未研究。

动员部的工作方法，事务性的多，不研究人家的材料。这次会议强调一下作风问题，不搞调查研究没有办法。

意见交换一下，归纳到两个问题：整顿组织（结合整风、整社）；活动。没有活动根本不行。

工作条例[9]是草稿的草稿，可以大改，在这里修改后，要带回去改，发到公社叫大家修改。不要怕提意见，怕提意见，你自己搞就会滑倒。

我们的民兵从一九五八年轰起来，现在逐渐摸清了情况。对民兵看法、估计设法统一起来，认识落实，工作就会落实。

民兵落实有重点地搞。活动是多样性的，要把好的典型总结一下。战争起来，动员几千万就是很大的力量。三年可以准备好。

十万干部问题，军委领导同志一般都同意。

全民皆兵是目的，不是行动口号，大办民兵师是具体组织工作。炮一响， 搞几千万就可以。沿海搞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就是铜墙铁壁，就不得了。

注 释

1. 九条、五条，指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对民兵提出的战略地位、战略布局、指挥机构、训练方针、干部工作、武器管理、经费开支、民兵代表会议制度以及加强民兵工作领导等九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解决的意见。五条，指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民兵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调查研究、整顿民兵队伍和民兵干部、清理民兵武器、严格控制民兵使用范围与大力整顿和加强人民武装干部等五个方面加强改进民兵工作的措施。

2. 北戴河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

3. 金门打炮，指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盘踞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4. 甘副主任，指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5]宋维栻，时任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

1. 欧致富，时任广西省军区司令员。

2. 六个边防省军区，指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省军区和上海警备

区。

1. 三堂一部，指食堂、课堂、会堂和民兵俱乐部。

2. 工作条例，指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民兵工作条例》。

在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四好连队[1]运动开展以后，部队出现了新气象，各级领导对连队工作普遍引起了重视；问题是对机关的四抓，对机关的思想、作风、学习、生活也要很好抓一抓，不要把机关丢掉了。如思想工作，连队经过“两忆三查”， 经过对人民公社六十条[2]的学习，思想比较稳定了。对抓机关还没引起重视，要好好抓起来，机关搞不好对连队没有示范作用。现在少数干部对人民公社还有模糊认识，机关干部，科以上、团以上干部许多人思想还没有敞开。沈阳军区转来了几个关于团以上干部学习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报告，情况很好，但总的来说对机关干部思想还注意不够。所以对机关科以上、团以上干部要好好抓一下，不要使机关干部掉了队。大鸣大放大字报[3]，对大是大非的斗争，反官僚主义，非常必要，但在经常的思想工作中，在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时，则不能都采取这样的方法，应该搞得细致一些，和风细雨，细水长流，这样才能把认识搞透。部队进行“两忆三查”时，采取了不追、不逼、不戴帽子，思想就敞开了；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也要这样。方法不对头，思想问题就不易解决。机关应提倡干部之间互相谈心、交心、开座谈会，时间要放长一些，譬如一个礼拜抽一两个半天谈心，这样才能把问题搞透彻。

关于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所谓从严，不是一上来“连珠炮” 一轰，弄得犯错误的同志晕头转向。对于思想错误要具体分析性质、根源， 要看一个人的本质，不要把每一句话、每一个现象都罗列起来，不要采取围攻的形式，不要算总账，这样效果不好。在思想批判中不要硬去找“重点”。现在有的连队干部随便把战士划为三类分子，戴落后分子帽子，不进行充分说服，这很不好，解决思想问题不能这样搞。要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精神， 对错误要分清性质，对立场问题、原则问题不要放松。不要抓住鸡毛蒜皮、枝节问题不放，而是要抓住本质，打中要害。关于处理从宽：凡不是敌对性质的问题，一定要从宽处理。这是为了等待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给他留下转变的余地。错误的形成有个过程，认识错误也有个过 程。你斗他，他不承认，结果形成僵局，再去压服，弄得思想问题总也不能解决。我们要与人为善，处理思想问题不能简单化，对于干部不要光看到他的缺点，也要看到他的优点，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有些干部心情不愉快，思想敞不开，与方法不好有关系。总之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是统一的，目的就是要让犯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和我们一起对他的错误作斗争。

四抓一调查是今年政治工作的中心。现在有些口号提得很乱，使下边同志搞不清楚。“五好战士”，“三手”都为了“四好”。“四好”如何抓， 就是一调查。连队干部要了解每个战士的思想，才能抓好思想。现在连队思想情况比过去复杂多了。现在义务兵对地方问题的了解比干部来得快，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问题，但包含阶级斗争，连队干部分清两类矛盾比较困难。领导机关要帮助连队干部学会阶级分析，群众路线，不这样他就抓不好，抓不到。四抓主要是抓思想，作风也是思想工作，训练、生活管理都有思想指导，所以抓思想是重要一环。离开这一环，什么也搞不好。连队思想工作要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内后党外，要通过组织，运用骨干，指寻员一个人抓是抓不起来的。领导机关的干部下去也要通过组织去抓，不通过支部、干部、党员，包办代替就摸不到问题。我看了一些调查报告，许多报告抓不住问题。郭鹏[4]同志对一个团的干部问题的调查报告写得好，建议大家看

看。怎样抓，先进行调查研究，再抓思想，就一通百通了。四好连队搞好了， 什么都好办，今年用明年还用。现在要防止不是为了工作去争取四好，而是为了比赛、争锦标，首先要干部认识这个问题。四好是要在连队现有基础上去评，在现有基础上，看他有没有进步，看他进步得快慢，不要离开他的基础去评。四好连队的标准不要订得过高，也不要过低，不要搞得太死。要求过高、过急，就会出现作假的事情。评选时还要看到连队的基础，有些团过去是空架子，现在补了兵，基础差，要从各方面的比较中来看他的进步快慢。

要使连队干部稳定下来。现在连队干部流动大，但没有战争时期培养快。流动大，培养慢。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连队冒点尖的干部就拔到机关， 干部往上拔，工作往下压。好连队是要靠干部带好的，不稳定干部，四好连队就受影响。就是师、团干部也不能随便动。现在连队干部既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又没有战个经验，要靠师、团干部去带，去培养。

要注意政治干部特别是指导员的培养训练。有些指导员比连长、副连长政治水平低。近年来政治干部出路很多，转到地方上去的也很多。还有的政工干部不纯，这一问题也很大。以后指导员要从排长、副排长、副连长中提拔。现在长沙、长春政治干部学校的学员，有些是学生，没有经过基层锻炼。今后政治工作干部的选择值得注意。

现在机关、学校干部多，以后调干部就要从机关、学校挤，各级政治机关要带头。机关一些知识分子干部没有部队经验，下连队调查后写的报告和坐在家里想的差不多。要把这些干部放下去锻炼一年、半年，需要时再收回来。这是我的建议。不然工作起来就会和部队脱节。也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各级机关不要再去增加编制。在编制上总是喜欢上下对口，总部有个什么机构，省军区，军分区不管需要不需要，也搞个什么机构。还有写战史， 团、师、军都写，都要抽调干部。现在经常工作与运动结合不好，动不动搞办公室，把正常工作也搞乱了，有的军分区就那么一些人，还搞什么生活办公室、这个做法不打破不得了。还有的机关从下边借干部，老虎借猪，有借无还。学校机构庞大，学员少，吃不饱，有的学校编制还想发展，学校有大批干部，有些干部不安心，一年讲几个钟头课，真是浪费人才。今后调干部要挤机关、学校。

还有个问题，就是领导工作一般化。对工作一般化要求，不按情况办事， 不能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现在有些工作统得很死，规定得大死，造成底下打架。总政、大军区，注意不要搞死，军也应注意这个问题。政治工作要给下边留有余地，给下边自主性，不然下边就没办法。说“下面干部不用脑子”， 脑子你都用了，你的指示他都用不完，哪有时间考虑自己的情况。这样下去很危险。搞得那么死，基本问题是领导机关不了解情况，以后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发指示。要改变作风，要贯彻主席指示，就要实事求是，搞调查研究。

家属问题也讲几句。安置家属的权力下放到师、团，由他们去管。不是前沿的岛子，家属可以上去，上去可以发展生产，有些岛上不是要移民吗， 家属为何不能上去？要人家“以岛为家，与海岛共存亡”，又把他的婆娘放在大陆上，他怎么能安下心！要把“以岛为家”，“与海岛共存亡”这两个口号联系起来，平时“以岛为家”，战时才能“与海岛共存亡”。平时不“以岛为家”，战时“与海岛共存亡”是一句空话。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家属去了，可以作开发工作，发展文化，有很大好处。当然不能把家属安置到前沿，安置到边防哨所去。要做好准备，要逐步解决，文件不要下发，口

头传达到师、团，掌握精神原则，不要普遍地号召家属都回来，一下子涌回来会造成被动。驻城市的部队，家属可暂时不要来，对家属问题的原则是来了就可以安置，把权力放到师、团。总政管不了那么多。

注 释

1. 四好连队，指从一九六一年起，部队普遍开展的以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为内容的四好连队运动。

2. 人民公社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3. 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提出的，称之为“大民主”。然而，历史，特别是后来十年动乱的历史却证明，它不仅不是什么民主，反而严重破坏了革命队伍中的民主生活。

4. 郭鹏，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在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

我只提点意见就是了。看了几份简报，看了几份材料。过去管了几年干部工作，近几年来身体不好，情况不太清楚。

这次会议，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连队干部相对稳定问题。其次是选拔十万到十五万预备役军官。再次是压缩机关和调整学

校。最后是向尖端科学技术部门充实骨干问题。主要是解决这些

问题，归纳起来，就是“稳”、“选”、“压”、“调”、“补”五个字。

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统一的看法，要有个全局的观点。从前几天的会议情况看，我看有点情绪，干部部门应有全局观点。我们提出“稳”、“选”、“压”、“调”、“补”，都是从全局来考虑的。没有一个统一认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业务方面讲得多一点，关于全局的总是讲的少一点。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应该有个统一的认识，统一的看法，最后还要有一个统一的部署。从需要出发，也要从目前财经情况出发。

一、连队干部相对稳定问题

连队是基层，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抓基层是政治工作的方

向问题。四抓一调查，怎么抓？首先是干部问题。干部流动量很大，有的达到百分之一百十四，有的百分之九十五。连队干部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是新提起来的。第四师有个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典型，三百多个干部就有二百多个是新提起来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是一年以内提起来的。在和平环境里，培养干部不是那么快，不如战争时期，时间需要长一点。在和平环境里，干部流动这样大，不能不影响连队工作和基层干部的培养。现在连队干部既没有战争经验，也没有群众工作经验，提的太快了，基层不巩固。我到过的一些单位，连队干部对什么叫阶级关系，什么叫阶级路线， 什么叫群众观点，都生疏得很。现在部队的老兵，最老的是一九五六年的， 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的。干部真正听过枪声的只有百分之六十。财产就这么大。西藏平叛，成都、昆明剿匪，他们的干部生长比较容易。有些单位进入营房和平环境，风平浪静，干部生长比较困难，这样连队干部基础无法打下。我了解的一些单位，只要冒出一点“尖子”，就给拔走了。所以，现在基层不巩固，不能生长干部，许多工作不能落实。要使干部相对稳定一下。不稳定不行。过去对加强基层重视不够。

流动有许多原因。一个是选拔不当，只有调换。不是经过调查研究，有计划地培养提拔，而是搞突击。提起来不行，只好换吧！过去我们只搞义务兵役制，也影响了我们提拔干部。义务兵一、两年不提，到了第三年快退役了才提，就仓促得很了。没有留点后路。一九五三年留下的三十万老战士， 一下子搞掉了。现在这些人，也只有二十六、七岁嘛！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又来个大批提拔，搞突击运动。里面又有一小部分提得不适当。你搞突击运动嘛！以后又大批砍掉了。这两批对培养基层干部，是有影响的。我们过去只强调现代化，在文化上打圈子。强调入学、什么年龄、什么文化，不是把老的骨干优先入学。有个时期，还招收大批小知识分子。如海军训练小知识分子效果就不那么好，基层就是不巩固的。炮兵也是一样。海军大泻肚子有几万嘛；只强调年龄、文化，不强调骨干。老的骨干转业、复员了，搞得相当彻底。现在基层干部有点青黄不接。不把老的骨干留下来培养。过去

军委提过这个问题，干部部门也提出来过，就是没有坚持。过去复员、转业搞得太彻底了，没有留后路。强调现代化，甚至有人提出从战士中培养、提拔干部的信心不足了。总想从外面招小知识分子，那不是我们培养、提拔干部的办法。当然我们也不拒绝外来的知识分子，那个也需要。有些人就怕干部多了，干部多了就好像是个包袱一样。一九五七年就是这样。我说干部多了不要紧，多了有好处。可是有人天天喊多了。这不能完全推到别人身上， 我们没有坚持也有责任。

现在连队要留一些老战士，准备一点骨干。现在有一部分干部不是党员

（徐立清[1]插话：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党的领寻骨干有所削弱，干部应当保证是党员，现在也保证不了。现在最老的兵是一九五六年的，只有这么点家底了。部队这么样接不上气。老的受教育长，留下他们革命化多一些。过去就是强调现代化。近几年来，对基层干部培养、选拔极不够。现在有军士排长，这不奇怪，没有了只好这样搞么。今后连队提拔基层干部主要放在超龄服役的老战士身上，不放在这些人身上就接不上气，基础就很弱。连排长二十五六岁，留下来有什么关系？一个连队有两个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一定非要二十五岁的不行呢？我主张连排干部二十几岁，一般是年轻的，但留个把二十六七岁的老干部作为样子怕什么？硬搞得干干净净有什么好处。林总[2]提出：司务长要从伙夫班长中去提，过去说伙夫班长没文化， 不能提，不合乎现代化，这是认识问题。

怎么叫流动？连长调动，副连长提连长，再提个排长当副连长，提个副排长当排长，班长提为副排长，这样链锁反应六七次，都叫流动？我说，向连外调动才叫流动，在本连队内调动，不叫流动。因为是一个单位，他都了解情况，如副连长是了解全连情况的，连长不在，副连长代理连长负责全连的工作。排长经常值星，也是熟悉本连情况的。今后在本连的调动不算流动， 调出连的才算流动。连队就是那么几个人，彼此都清楚，干部在本连工作有很多好处。干部进学校、上调、病假，死亡才算流动。今后师、团集训、开会都不算流动，因为他不离职么。连队干部离职二个月就算离职，不能像机关，机关的干部离开三个月还不算离职。以后流动范围要明确一下。师团搞轮训，一个月很解决问题，不算流动。当然搞多了也不好。现在有人对教育计划喜欢大，喜欢多，不然就好像没有学问。有些学校让团级干部定要学兵团战术才过瘾。为什么那样搞呢？学非所用，与实际脱节。师集训更应精一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像管理教育问题，集合一二十个干部讨论一下， 这要控制，不能多了，这不算流动，要有个界限。从这个团调到那个团的算流动，换了一个环境。从这个连调到那个连的也算流动。连队内的调动不算流动。这次有些统计可能不够实际，但数字也说明调动还是多了。海军的一个单位共有十三个干部，换了十二个，只有一个没有换，那还不是流动大了。

连队干部要稳定百分之七十，沈阳军区这样做了。这样，基础可能打的好些，不然，四抓靠谁去抓？还不是抓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干部是允许流动的，一个连队有十一或十二名干部，其中有三至四个流动，还有八个不动， 工作就不会受大的影响。有些同志说规定的死了，上调不好办。还有百分之三十，还不够吗？一定要流动到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干部入学，调不出， 我说百分之十还小了一点。我主张调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一年才调十五万人，学校还是吃不饱，最低还是调百分之十五，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 还有从超龄战士中抽一批入步兵学校、技术学校，还要招收一些青年学生，

还有些民兵，预备役干部共约三四万人。这样学校每年大约要收学员二十万人，学校在校学员要保持二十四至二十五万人，学校就不空得那样厉害。这样，连队干部流动不大，干部受了训，学校也不关门了。每年上调给机关的干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就了不起了，机关庞杂得很。现在稳定百分之七十， 并应把流动的界限划清楚。如不稳定百分之七十，一切都要落空。搞办公室的作风，要大大减少，不能这样搞，动不动搞个办公室，上下都要对口。像生产办公室，省军区、军分区也搞，有的分区只有一个班，你搞办公室干什么？搞了办公室就向下边借干部，实际是“老虎借猪，有借无还”。

学校毕业学员要验收，哪个部队派来的，就回到哪个部队去。现在是学校把好的都扣下来了，大军区，军、师都扣，到连队所剩无几，还有百分之十的废品，再扣就没有几个了。

培养政治干部的学校很多，现政治干部受过训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几。哪里去了？比其他干部都少，真有点奇怪，要清算一下。主要是机关扣去了， 报废的多了点。反右斗争中政治干部犯错误的数字相当大。保卫部蔡部长[3] 有个报告，保卫干部流动大，应该引起注意。今天保卫工作干部有些少，任务加重了，斗争复杂得很。报告中引用刘主席[4]的话，就是那么个情况。海南军区有些行凶案

件，云南发现外逃的有十三个，福州也有向海外逃跑的，现在斗争相当复杂，有些事故查不清楚，搞假的案件。保卫部门是军队主要组成部分，要有些老手，新手不行。保卫工作出差子不行，人命关

天。空军有的扩大化，吴法宪[5]已查出假案子多少起。有人因为一句话，就叫停飞。有的为老婆社会关系，停飞几个月，造成损失。二、选拔预备役干部问题

前几年把预备役干部划归动员部门管，他们没有办法，管不

了。干部部门只管现代干部。这次决定在人民公社、工厂、学校配 十万至十五万预备役军官。这是个很大的工作，要经过选拔，还要 培养，这个任务相当重。万一战争打起来，人民武装要搞几亿是不 落实的。一九五八年提出全民皆兵，公社提出四化，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那就统统变成了民兵。后来毛主席勾掉了这个口号。这 个口号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产生了强迫命令。现在是大办粮食， 大办农业，根本没有固定的民兵干部，厂矿里有军事代表兼职，学 校里可以由体育教员兼，也要使这部分干部稳定起来。战争一起

来，能搞两千万到三千万民兵，就好办了。海边防有一千五百万，陆地上有一千万至两千万，公社有预备役干部，大的厂矿也有预备役

干部，以后我们还要在复员的人员中挑选些预备役干部。在步校里给这些干部留个空位，他们的学习内容不能与一般学员一样，他们不大愿意学地方的一套，讲军队的一套他们又卖不出去，要给他们另外规定课程，单独编队。对民兵干部要很好地选拔，选拔优秀的青年，最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这个条件一定要保证，一个公社有几百支武器，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三、压缩机关问题

一九五五年六月以后，对机关干部砍的过多了，也是实事。但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扩大了百分之七十几，又太大了。总后现有一万八千多名干部， 还缺九千多干部；总参现有一万三千多干部，还缺一万多名干部；总政现有二千多名干部，还是大了点。南京军区，原来福州、济南都归他管的时候，

干部比现在还少，现在一下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部队少了，机关反而扩大了。哪个军区都是如此，五花八门，搞的那么庞大，使工作重叠起来。总后同地方交涉汽车零件问题，有两三个部门都去那个工厂交涉。搞办公室，这个科， 那个科，干部多了，有什么必要呢？工作效率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总后一个文件在大院转了一两个月才转出大门。现在干部没有房子住（甘渭汉[6]插话：干部住招待所）。不压怎么得了哟！现在机关扩大，不经军委批准，一律不配干部。应该彻底清理一下。总参与总后缺一万多干部，向下调，一调，下面哇哇叫。现在什么都要上下对口，上头有的下面也有。军分区也搞个青年科，他管的部队只有一个班，要科有什么用？最多在组织科放一个助理员就够了。军分区政治部还搞个保卫科，有的分区政治部七十五个人，有的六十多人。有的单位不是边防，没有联络对象，也搞个联络处。有的省军区也搞了动员部，省军区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动员工作， 还搞个什么动员部。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应该压缩。机关完全可以压缩，要从总政作起。现在管编制的部门搞包干的办法，我看不是好办法。包下去怎么得了呢？不是数量问题，还有质量问题，配备干部问题。我想师、团一级一定赞成我这个话。机关不压缩怎么得了呢？一定要压缩。

学校需要调整。学校现在吃不饱，有的定额收生二千名，现在只有七八百人。我的感觉有些学校恐怕是搞得多了点，学校积压的干部很多。有的应设学校，而现在还没有学校。有的学校一个教员一年只讲几个钟头的课，有的搞训练以外的事，编写什么东西都有他们的份，像政治学院就是这样（甘部长插话：有的干部去打鱼去了）。学校太大要考虑，有些新建的技术学校， 又很奇怪，军事工程学校叫学生当年级主任，这不调整一下怎么行啊！现在调不出干部，要从高等技术院校抽出力量。总之，要压缩机关，调整院校， 充实尖端科学技术部门。现在机关庞大，有油可揩。

学校怎么调整法，总参、总政要专门研究。现在这期毕业学员，无论如何不准机关学校扣留，扣是不行的。南京军事学院以前一留就是几百，大批干部留在学校里了，那不行。调尖端部门的干部只有从机关学校里去挤，去打主意，把尖端部门充实起来。

四、福利问题

再谈谈福利问题。从整个国家形势看，作些硬性规定是不好的，将来搞得被动。如退休干部，房子问题是应该解决的，配汽车可能不可能啊？长春汽车制造厂，一年只出一千五百辆汽车，整个拨给部队行吗？现在有许多工厂停起来，工人打扑克，还在骂你，提出来配汽车于心何忍啊！修房子不大合情理，调整些房子，只要有房子住就行了。作出些硬性规定被动得很。规定配汽车问题，可以待国家困难过去后再办，现在不能提出来，提出来非常被动。

对老同志退休不要勉强，不退就养起来，操之过急有什么好处呢？这些老同志革命几十年，一下子搞到地方上去不好，不要逼，不要硬要人家退休、搬房子。这些老同志身体不好，有些工作让他们少管点，有的参加常委，但是有些会不一定都参加，有些文件也不一定都发给他，跟他们讲清道理，这不是有职无权，不要见怪。现在我的年纪与退休的同志不是一样了呢？还不是住原来的房子，有些会议就不参加嘛。通知你，你也不能到会。武汉军区就有个怪事情，通知人家退休，又分配人家很多工作。为什么搞得人家不舒服，那样搞没有必要。全军要退休的二百人，何必硬性规定，搞得人家不舒

服。退休了以后，不要分配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必要那么搞。

现在干部，特别是校官病多，没有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近二年来， 患肝炎一家一家的，传播得很快。各大军区要把这些干部集中起来，叫他们休养治疗一下，不要叫肝炎再传染。现在医院有人满之患，各军区要配几个医生、护士，搞个疗养院，把他们养起来。这个事情是可能作到，也应该作到的。应该关心。有些干部不愿住疗养院，愿在大城市，那你们把疗养院的条件搞好点，不就行了吗？还应动员说服一下。看到一个报告，校官体重减轻四至五公斤，有的减少十多公斤。这里牵扯一个家属问题，子女问题，并不是干部粮食标准定量不够吃。各大军区可在自己的范围内调剂一下（甘渭汉插话：沈阳已经调剂了，南京也在办）。沈阳军区是个“富农”，他们有一千万斤粮食。但有的军区也不同，广州、山东地区的部队要把土地退还地方，福建也如此。福建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口，每人平均只有几分土地，不过那个地方靠海，还是有办法解决，靠山也有办法。靠海的可搞海带、海菜、打鱼，靠山的可打野味，搞代食品。总之，各军区的条件不同（甘渭汉插话： 有的军区对子女学校包下来了，有的未包，应该包下来）。对子女学校要包下来，他们正在成长身体的时候。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困难些，主要是兰州军区困难些。现在新疆、西藏军区好得很，云南军区也很好，不发生这个问题。武汉军区有个河南是重灾区，是恼火的。可以调剂一些，不要搞得那么死。

子女学校问题，有的主张交给地方去办，有的主张部队自己办。子女到地方上学是个道路，早晚要走这条路。但现在是过渡时期，目前不行。北京军区今年有三千多名子女要入学，只能收七百名学生，还有二千三百名学生送到什么地方去？现在学校很紧张，中央提出许多大学搞得太大，有的一万多人，条件不具备，也很紧张。如果军队都要交给地方，地方吃不消。如云南是少数民族地区，到地方学校上学，去学少数民族语言？应该学汉语嘛！ 当然我们那么大规模的办，要那么十全十美的学校也不行。就搞一点房子， 安几个教员，因陋就简的办，还可以吸收一部分家属当教员，海岛也可以办小学，舟山群岛就可以办小学。提出与海岛共存亡，但又不以岛为家。人在岛上，心在大陆。办学不要一开始就现代化。应该看到我们同家工业还是落后的，不是光看大城市。子女入学是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教育后代的问题， 不给解决不行。我们军队主要是勤俭办学，像“十一”、“八一”学校那样有些特殊，搞的子女有优越感不好，现在也改了。福利费要适当开支，干部子女无处入学，干部中那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福利费几年来用不出去，这是怪事，说明我们的干部福利工作做得相当不好。不少钱冻结起来了。现在一说办学校，就什么都是一套，要勤俭办学嘛。要办就办得很好，办不好不办，是不对的。

对福利问题我不主张作出硬性规定，那样干部部门被动。但是，像干部疗养，子女入学，一定要解决。还有休假问题，以后休假制度一定要坚持。要搞劳逸结合，每天八至十小时工作就够了。学习方法也不够好，不要太死了，动不动就集中多少天。尤其是会议问题，现在比较少了。开民兵会议、管理教育会议、干部工作会议，这些会是必要的，但下边就不要这样开了， 开的规模也别那么大了。开会要有个腹案，不能开“自流会议”。有些可以不到会的干部，可以不到，到多了有些问题还不好解决，有些问题传达后可放到单位去讨论。会议方式要灵活一点。

最后，干部部门的工作，就是：考核干部的思想，选拔使用干部和解决干部福利问题。现在最大精力用在任命上，而干部任命只是手续问题。干部部门要抓紧干部的培养训练，分配使用和干部福利工作，不要把干部任命当作主要工作。有人提出军衔和任免部门合起来，我看可以。

学校毕业学员的验收主要应放在干部部门，要了解有多少合格的，还有多少报废的。

干部部门的干部要有全局的观点，不能只考虑自己部门的事

情。总政干部部开会是从整个部署出发考虑的。会上提出的几个

问题，大家都同意了，回去就好好办，不能强调本单位调不出干部，压不下去，不能说稳定百分之七十也办不到。连队干部要相对稳

定，机关要压缩，学校要调整。现在总后还要九千干部，总参还要一万多干部，我们只好以攻为守，你们说不够，我就说要压。学校也要留干部， 留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也不够，我就说不准你留，也是以攻为守。需要是需要，就是要压，你们来参加会议的主任、干部部长不支持，军委批准了也要落空嘛。

注 释

1. 徐立清，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2. 林总，指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林彪。“文化大革命”

   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 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顶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 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坠身亡。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3. 蔡部长，指蔡顺礼。

4. 刘主席，指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

5. 吴法宪，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二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6. 甘渭汉，时任总政干部部部长。

在解放军党的监寨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过去执行纪律的政策界限，总的情况是好的，对党员的处分一般也是正确的，但也有处分偏多、偏重的现象。某些党的组织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常发生只强调集中，不强调民主，提了点反对意见，就认为是攻击领导，就要进行斗争和处罚，一犯错误就算总账，不让人家说话，这些都是不好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能只是执行纪律，而且还要维护民主，维护党内民主是当前监察委员会的中心工作。有高度的民主，才会有高度的集中， 光强调一面是不对的。这次《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1]就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既强调了严格管理，又强调了说服教育。现在摘掉中右、二类、三类分子的帽子，也是为了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党员的积极性。过去各级党的组织是不是认真地维护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要配合部队管理教育工作的改进，各级监委都要检查一下，对党的民主是一个推动。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凭个人感情、从个人好恶出发，更不能打击报复。有些党的组织， 就听不得反面意见，只强调执行纪律，不强调有提意见的自由，损害了党的民主，取消了人家的发言权，对于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没有做好。有些党委不团结，主要也是作风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党委委员行政上是首长，把首长作风带到党内来了。这样就出现了党内斗争不正常，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现在要维护党的民主，维护党的民主也是维护党的纪律。

处分党员要慎重。对犯了错误的党员，动不动就留党察看、开除党籍是不好的，这关系到党员的政治生命，要十分慎重。对党员执行纪律，要把对党负责和对党员负责结合起来，二者是一致的。对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要靠批评教育去纠正，用纪律处分的方法去压服，也是简单粗暴。党员犯错误有个过程，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有个过程，要承认这一点，要耐心地进行教育，等待觉悟，批评一次不行，下次再来。出了问题就斗，平时不下毛毛雨，这也是对党员的管理问题，值得注意。

对于两性关系问题，要区别对待，对那些情节严重恶劣的，如强奸、奸污幼女、因奸泄密等等，批评、处分都是需要的；但对那些一般性的问题， 主要是批评教育。有的婚前同居，婚后生的孩子已经三岁了，还要斗争处分， 那就不对了。群众对发生这类问题的人，有意见、气愤，要求严格处理是可以理解的，对那些人是个压力，进行监督，也有好处，但把这些作为执行纪律的主要根据，就不好了。群众有群众的角度，领导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光把群众的态度和意见当作执行纪律的标准，领导上要更全面地考虑问题。

党的纪律是严肃的，不要拿一点错误就否定一个人的一切。我们有些干部斗争历史较老，打仗、对敌斗争是有一手的，也有一些功绩，在两条道路斗争和拥护中央路线政策等大的方面是坚定的，这就需要保护。他们在工作中或生活上有些缺点，必要的批评教育是需要的，要感化他们，有的犯了错误也要给点处分，但不宜过重，更不要轻易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党籍是个政治问题，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不能轻率处置。还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作结论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入情入理，一字一句都要慎重，要抓住他的主要错误，分析错误的实质，不要夸大，不要戴大帽子，要做到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我觉得有的处分重了、严了，多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严，而重要问题又未抓住。结论、决定都是要入档的，不能马马虎虎，要有

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于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进行党内斗争，执行纪律等问题要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加强党的监察工作。

注 释

[1]《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指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由总政治部起草、经五月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修改、中央军委审定批准、国防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

在全军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这次会议，体现了毛主席说的三句话，“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大会开的少，小组讨论多，小会可以尽量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心情舒畅，求得一致，解决问题。帮助我们部队文艺工作从思想上、认识上、组织上统一起来。会议体现了活泼、生动、团结的精神，是开得好的。

（一）

部队文艺工作，解放战争以后的十几年来，有蓬勃的发展，文艺队伍扩大了，发展到了我军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现在是和平环境，比过去战争时期有许多有利条件；胜利后部队曾掀起文化学习高潮，给文艺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头的，正确执行了党的文艺方针，取得了良好成绩。我们要肯定成绩，不肯定成绩就不是实事求是；肯定成绩可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否则就不是鼓劲而是泄劲了。主席说气可鼓不可泄，这是很重要的。

我曾再三说过，部队文艺工作有很大发展和成绩，贯彻执行了中央、主席的方针，对部队内部进行了教育，对外进行了军事宣传和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队伍扩大了，发挥了强大力量。虽然有人犯了错误，但整个部队文艺工作是在总政的领导之下，还有大家同志的努力，不要因为有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了成

绩。

（二）

军队的文艺工作者，与地方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定的分工。军队文艺工作者应该反映军队生活，写军队、演军队。当然我们对兵的理解，也不要太狭隘。兵有穿军衣的，有不穿军衣的，比如民兵，就是没穿军衣的兵。兵， 无非是穿军衣的工农群众，与不穿军衣的工农不能截然分开。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写人民武装斗争、军队生活，路子并不窄，内容是很广泛的。主席说过， 我们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现在是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党的光荣伟大，首先就是领导人民进行了武装斗争。写军队路子并不窄，只是看我们怎样去理解。我建议，部队文艺工作者，学习一下我军的斗争历史，学一学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建军原则，学这些，对部队文艺工作是有很大帮助和指导作用的。如果不学习这些，就会感到路子窄，学了就会感到路子很宽广、很丰富。如今天的和平与战争问题，主席指示我们要准备两手，争取和平，也准备战争； 修正主义者只强调一手，祈求和平。我们写武装斗争，对全民都有教育意义， 可见路子宽广得很。我们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学习我军数十年的斗争历史，这是很有好处的。现在写军队的东西不是写多了， 而是还写得很不够。小平同志也说过，我们的文艺作品要多反映革命的武装斗争。我们建党四十年，有二十多年是搞武装斗争嘛！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局部战争就没有停止过；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周围，那样猖獗，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我们要准备战争这一手，对部队进行战备教育，也还要对人民进行国防教育。军委扩大会决议中提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指的就是这个， 不是叫你每个具体任务都去结合。

有些同志提出军事题材太窄，提出来大家研究一下，究竟是窄还是宽，

我说不窄，还是很宽。除了写武装斗争外，工农也可以写嘛。工农兵是一体的，兵，实际上是穿军服的工农，还有不穿军服的民兵。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在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部队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很高的，修铁路、筑水坝、搞建设不计任何报酬，这是一贯的。所以我总觉得写军队题材是丰富极了。我们应该写军队，虽然地方文艺工作者也写军队，但他们没有我们熟悉部队。而且反映社会生活也要有一定分工，地方文艺工作者多写工农，部队文艺工作者多写军队，这是很自然的。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品，如：《红日》、《万水千山》、《林海雪原》、《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些好的作品都是写兵的，比较起来还是写兵写得好一些。军队文艺工作者主要是写部队。有人说“军事题材”圈子太窄了，不如提“部队生活的题材”好，这是字句问题，只要讲清楚就可以了。

还有，军种写军种、兵种写兵种的问题，可不可以这样提？我想适当的分工是允许的。空军写空军也是应当的。军、兵种有它的共同性，也有不同， 所以也可以有点分工；但不要拿这些分工束缚作者。现在部队文艺领导有简单粗暴的现象，但不是普遍的，要进行教育，这主要是教育问题。

密切结合政治任务，这是对的，看你如何理解。有人要求文艺配合每个具体任务，连除四害也定时定题定任务去写，这是下面少数同志简单化的作法。他们把文艺看成是政治口号，喊响了就行了。他们只要求“严肃”，要文艺像孔夫子一样板着面孔而没有和“活泼”联系起来，把“活泼”忘掉了， 据说有的地方《青春之歌》这部好片子也不准演，小说也不准看，这是不对的。

部队文艺工作当然要执行中央、主席的文艺方针，但必须结合部队实际情况；中央的方针如果不结合具体情况，政策就要落空。抓两头，就是把中央的方针和具体情况结合。就是具体执行中央的方针，否则就是生搬硬套， 就不能落实，就不能很好地执行方针，不会很好地发展方针或提出补充。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文艺工作的十条意见[1]，还没有经中央批准最后肯定下来；就是肯定了，我们也还要和军队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去执行； 否则都会落空。

“双百”方针在我们部队中是不是贯彻了？我说贯彻了。够不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过去曾经有个时期要求人人写诗，人人画画，要求是高了， 但部队确实写出了很多诗，画了很多画，广州、济南等军区还搞了展览会， 创作形成了群众运动，这就是百花齐放的一种表现。当然还有不够的地方， 特别在文艺队伍中我倒觉得“双百”方针还需要更好地贯彻一下。部队中执行“双百”方针与地方上要有些区别。军队是党绝对领导的，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一定要有，集中也要有，有时还要强调集中，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对“双百”方针，毛主席提出六条政治标准[2]，由于我们军队的性质，民主的范围和地方有所不同。我们部队过去对“双百”方针执行得不够，是否因为“双百”方针在部队里执行不通？或者部队有不执行“双百”方针的嫌疑？ 我看不能这样说。只准写部队，不准写别的，在领导上谁也没有这样说过， 就是有，也只是个别的。而在文艺队伍里边这种现象比较多，要更好地贯一贯。这次会议上提出：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活跃部队。实际上就是一条，调动文艺工作者积极性，就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就是为活跃部队服务。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除了“双百”方针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如没有军籍，没有评军衔，同劳不同酬，把文工团员、放映员等文艺工作者列

为“二类人员”，这是不妥当的。我军历来是官兵一体，不能把部队文艺工作者排除干部队官兵之外。“双百”方针一般说在部队是贯彻了的。执行得够不够，是值得大家讨论的。献礼的群众运动算不算是百花齐放。据说某部队有四个人的业余演出队，这也是一朵花嘛，你能说是一支草吗？

（三）

部队文艺队伍是向文艺专业团体的方向发展呢？还是回到过去的宣传队去？我看不应该把二者割裂开。我们部队的文艺队伍是从宣传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形势发展了，应该有所改变，但不能否定过去宣传队的好处。我们要发扬宣传队的光荣传统，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密切联系部队生活，联系群众，那时行军搞宣传鼓动棚，战时抢救伤员，还要演出、做群众工作等等，这是光荣传统，是好财产，应该继承。那时宣传队都深受群众的爱戴， 宣传队到部队，战士们给他们腾铺，打洗脚水，欢迎他们。第二，艰苦朴素。这也是宣传队的好作风。宣传队是标语队、演出队、地方工作队。当然，不是要求今天的部队文艺工作者都去打杂，今天应该解除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假如一旦战争爆发，那么大的文工团，不能到处去演，怎么办？还不是要分散。战勤工作也要做，拒绝不干也不行呀！那时宣传队的传统还是要恢复一下子。我们部队文艺工作团是在宣传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保持和发扬宣传队的光荣传统，当然，也不是要停留在过去那一个阶段上，今天应该更多地做艺术工作。

（四）

要注意劳逸结合，现在文工团太疲劳了，没有休息时间，可是仍不能满足部队需要，这是一个矛盾，是一个新问题。我赞成要劳逸结合。每年下部队演出六个月，包括对机关、连队、地方的演出，但跳舞不能算演出。六个月时间是否合适，大家还可以讨论。不管是几个月，为机关演出，为部队演出，要有个比例，不能老留在机关。各级文工团也要有个分工，在下边的文工团要多下部队。总政文工团与军区文工团也有所不同，总政文工团外差多， 如要担负出国任务和外事活动，但下部队也不能过少。我们不能说下部队演出就不能提高。演出就是提高的好机会。下去演出就是练，在机关演出也是练，越练越精。当然也还有学习问题，但绝不能认为下部队演出就不能提高。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

（五）

不要把艺术神秘化了。政治斗争、打仗、工厂、农村生产中也都有艺术问题。文艺工作的艺术，就是把各个生活方面的素材汇集起来加工的问题。打仗也是个艺术，例如：哪里突破，火力怎样集中，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等。领导群众斗争就是很大的艺术；外交斗争也有艺术，各方面都有自己的斗争艺术。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就是从生活中把许多素材收集起来，经过集中概括，通过语言文字，形象地表现出来。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才懂得艺术， 别人都不懂。以前，我在山东工作，有位鲁艺毕业的同志，分配到部队时， 他说：我不愿给部队当花瓶子。为部队服务怎么是当花瓶子呢？争论了一场， 结果还是他失败了。艺术一定要从生活中吸取营养，脱离生活，脱离实际， 没有根基，不会受群众爱戴的。因此，不要把艺术神秘化。政治工作者应该懂得艺术，文艺工作者也应该懂得政治。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阶级性非常强烈，与政治分不了家。

（六）

部队文艺工作，专业要与业余结合，这也就是普及与提高结合的问题。目前文化工作的分工要重新考虑。专业归宣传部，群众文娱活动归青年部， 这样分工容易造成紊乱，使普及与提高分割，对专业提高也有妨碍。专业脱离了群众文艺活动，就缺乏基础，结果把自己束缚在小圈子里。这次会议筹备时，只讨论了专业提高问题，没有讨论普及问题，没有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后来提出了这问题，两个部临时合起来搞文件，文件搞得不好，有拼凑的痕迹，这与目前的分工，专业与业余脱节有关。现在有人提出四种方案：恢复文化部，仍归宣传部；成立青年文化部：按目前分工情况不变。

恢复文化部，我也赞成。过去取消文化部是为了紧缩编制和加强思想领导。有人说，文艺工作归宣传部领导后，工作排不上队，有人说宣传部对文艺工作讨论还是很多的，只是讨论了，采取措施不具体，问题解决得不彻底， 事实上这不能怪宣传部。如文工团员的军衔问题，我也有责任。现在有些女同志中护士也评军衔了，文工团员、体工队员、放映员等人的军衔还没有解决，这问题也是可以很快解决的。

还有成立青年文化部，这样会削弱青年工作。青年部除了贯彻团中央的一套工作外，今年还有数十万新兵中的几万青年团员的教育问题，任务很繁重，这是党的后备力量问题，工作必须做好。文化工作完全交给青年部，青年部也吃不消，如成立青年文化部，势必成为文化部，而不会成为青年部。专业与业余宣、青分管，这个方案也不好，容易使普及与提高、专业与

业余脱节，因此，维持现状也不行。

我考虑，恐怕只能有两个方案：仍归宣传部，或恢复文化部。大家可以先酝酿一下，等十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讨论决定。我现在考虑暂时还是把业余文娱活动的指导、鉴定、加工、提高和创作等统归宣传部领导。青年部同样有责任做活跃部队的工作，主要是同宣传部门很好地协作，动员和组织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活动。

（七）

还有，现在文艺工作和过去所处的情况不同，过去宣传队什么工作都做的现象是服从战争的需要，是好的；现在条件不同了，工作发展了，要大力培养专业，红要带动专，要强调搞好专业。政治工作要克服一般化、简单化的领导作风。现在有些机关、学校、连队、文艺单位，常提出些一般化的政治要求。这个问题在十月份的全军政工会议上也准备专门讨论，加以解决。

（八）

我讲的就是这些。需要再提一下的就是要很好学习一下军队历史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建军原则。这对文艺创作有很大帮助，有指导作用。另一个是很好地注意部队业余文娱活动，那是基地，是文艺工作的后备力量。搞得越好，力量就越雄厚。部队文艺力量不能单纯依靠从地方上解决，而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从部队中培养。体工队也是一样，以前“八一”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现在差了，主要是后备力量不足，也要从部队业余活动中去培养， 从几百万士兵中发现人才。文艺、体育骨干都要在几百万士兵中发现人才， 进行培养，这是主要方向。今年还有个好条件，几十万新兵，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初中生，这就是文艺、体育后备力量的来源。部队文艺、体育队伍要靠自力更生，人才主要在部队中挑选，这是最可靠的办法。过去，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这是开展文艺工作的大好时机，我们不要失去这个时机。

注 释

1. 文艺工作的十条意见，指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

2. 毛主席提出六条政治标准，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九三页。

对保卫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①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二十日）

一、关于形势与政策问题

这次会议，把政策作为中心议题很为必要，搞几个政策规定也是必要的； 但是不要规定得大死，规定死了下面执行时就会机械。要把政策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我们研究与制定政策，首先要从当前的斗争形势出发，要对目前国内斗争形势作科学的分析。目前国内形势，总的说来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经过整风整社[1]和六十条的贯彻，加上今年秋收好一些，农村形势已有好转。但暂时困难尚未过去，普遍转过来还要有一段时间，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敌人也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进行捣乱和破坏，反革命分子往往在人民内部问题的掩护下进行活动。因此，目前要特别注意正确区分两类矛盾，要防止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不要搞得草木皆兵。对敌斗争，要讲究策略，对于某些敌我矛盾，我们也可以有意识的当作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留有余地。毛主席讲，对敌斗争要有张有弛，张中有弛，弛中有张。就是指对敌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我们就紧一些。后来形势缓和了，我们又松了一点。现在有暂时困难， 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敌人又

利用人民内部矛盾作掩护进行破坏活动，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化了，所以要有意识的松一些，有些问题的处理也要宽一些。但是，松是为了紧，因为松一点敌人更容易暴露，便于我们把问题看清楚，也便于让群众认识敌人的面貌。宽也是为了严，是为了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以便更好的孤立和打击敌人。军队保卫工作原则上应当紧，只是在做法上有松的一面。例如对两类矛盾性质难以分清的问题，可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要心中有数，观察一个时期，弄清楚后再处理，这就叫内紧外松，留有余地。过去打击面搞宽了的，也要有意的收缩一下。

军队内部暗藏的反革命总是少数、坏分子和右派也是少数，毛主席历来是这么讲的。但是，说没有反革命，是不合事实的。因为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两大阵营的斗争十分尖锐，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特务、间谍，总是要对军队进行破坏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还会采取各种方法钻进来，个别的人还可能被拉出去。最近我看了保卫部一个敌情统计材料，证明敌人三年来向军队派遣特务是日益增多的。如一九五人年有两起，一九五九年九起，一九六○年四起，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就有十五起，可见敌人并没有睡觉。有人说，多少年来未见过一个特务，这话也有一点道理，因为军队毕竟是纯洁的， 到处碰到反革命，还成什么军队！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敌人了，这是自己麻痹自己，这种认识很危险，是要犯错误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敌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去发现它。还应该认识到国内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很激烈，在军队中也会有所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好，或者麻痹大意失去警觉，也有转化的可能。因此，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

保卫工作的主要打击对象，应该是美蒋特务、间谍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于反革命行为，也必须追查和打击，有的反革命行为与特务、反革命分子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不追查，就可能放过真正的反革命，所以不能把两者

① 文是根据罗荣桓在全军保卫、检察、法院工作会议期间两次讲话记录整理的。

截然分开。但是，有反革命行为的人，不一定完全都是反革命分子，所以又不要把两者相提并论。特别在处理时，要注意分清动机和性质，要具体分析， 区别对待，不能一律都作反革命来判刑。对特务、反革命分子打击要狠，在处理时也要分首恶与胁从、骨干分子与一般分子。对待右派和有反动思想的分子，也要与对待反革命区别开来，对他们可以有意识的当作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但要心中有数，予以控制。对反革命嫌疑分子，不要提打击，因为究竟是不是反革命还不清楚，要考察弄清后，才能处理。还有“新生的反革命”这一提法不够确切，今后不要这样提。总之，打击面不宜搞得过宽，否则，与对敌斗争不利。

同刑事犯罪作斗争，主要是打击少数罪行严重的盗窃犯、强奸犯和杀人犯。一般的刑事犯罪要与反革命区别开来，处理上可以宽大一些，要安置其生活出路，给以改造的机会，不要随便开除军籍，推出门了事。给以安排生活出路，通过劳动，还可能把他们改造为新人，至少不至于“逼上梁山”。至于属一般道德品质问题，则更要与刑事犯罪加以区别，对待这个问题，主要是教育，处理更应宽大一些，不要动不动就开除党籍，断绝了人家的政治生命。总之，处理一定要看后果，看是否对革命对人民有利，这是一条准则。此外，还有个加强部队教育的问题。犯罪固然应由本人负责，但也与部队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有关，因此，今后要加强教育，积极预防，不能消极地等问题发生后再去处理。

二、关于工作成绩与缺点的估价问题

对过去工作要有总的估价，首先必须肯定成绩，以免造成思想混乱。我们估价过去，决不能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要学习刘主席[2]在建党四十周年的报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

过去肃反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方针路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肃反搞得是彻底的，因此，在目前困难情况下，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军队清理内部工作，是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政策的，成绩很大，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偏差，根本不存在带有方针性的问题。反右派斗争完全必要，因为右派要造反，我们不能不反击。至于当时进行政治排队工作，也是应该做的， 问题只是对中右分子本来不准在群众中宣布，结果有些宣布了，处理上也偏严了些，这是执行政策的问题。审于当中对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了审查， 对某些人使用上有过考虑，甚或受点影响都是对的，这必须肯定，不能因为过去问题没弄清时审查了一下，或者影响了提职、升级、晋衔等就认为不对。今后对待政治历史问题，如已做出结论，也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可以不再审查，按其德才使用，按党的干部政策办事。但是否一点痕迹也不留了，档案总不能销毁吧！这些问题都要讲清楚，要有个统一的看法。成绩一定要肯定， 不然，右派又会翘尾巴，有些人就要翻案，保卫部门甚至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造成工作被动。

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执行政策的工作方法上有些问题。有些缺点是运动中难以避免的。有人说，群众运动就搞些“鸡毛蒜皮”的事。对群众不能要求过高，不能要求他们不搞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问题在于领导， 善于把群众提供的材料和意见加以归纳，加以鉴定，分清性质。既不要泼群众的冷水，又不跟着群众跑，将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上去。这是一门领导运动的艺术，不是所有的人都善于掌握的。也有些缺点同上面的规定有关， 但是那些规定根据当时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也是对的，今天情况变化了，可

以作适当的修改。还有些缺点虽然是下面执行上的问题，但领导也有教育不够的责任，因此，不能怪下面同志，不能责备保卫部门，总政和各级党委要把担子挑起来。至于错案冤案要坚决改过来，必要时由党委出面。保卫工作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那是教条主义领导的结果，后来否定过多，影响了以后一段时间工作搞不起来。在政策上这个时期规定得宽一些，那个时期又规定得严一些，是允许的。目前要注意防止“过去什么都错了，都是保卫部门干的”这种偏向。有的同志顾虑会“决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关于学习提高和工作方法问题

我军保卫工作是有自己的好传统的，必须继承下来。毛主席提出的九条方针[3]以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反对逼供信等肃反政策，都要很好地组织干部学习。肃反工作也有过血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教条主义的领导下，肃反工作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如随便捕人、杀人，搞垂直系统、神秘主义、孤立主义，不凭证据、主观主义等等，要很好地接受这些教训。现在有的干部不懂，有的干部缺乏亲身体会或体会不深， 所以要很好地组织干部学习这些优良传统和历史教训，提高政策水平。

划清两类矛盾，准确地执行政策，不是靠机械的几条规定，关键在于提高保卫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保卫干部要经常关心形势，认真地学习中央政策，学习毛主席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了提高干部，开办短期轮训班也是可以的。保卫工作的根本方法是走群众路线， 打击美蒋特务、间谍，也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保卫干部要以政治活动家的面目出现，不要只成为一个秘密工作者。保卫工作的一切措施都不要离开政治工作活动，否则，又会出现神秘主义，使自己孤立起来。保卫工作结合中心、结合运动，是一条好的经验，今后仍应坚持。

保卫部门的经常工作要与运动很好地结合，运动是依靠经常工作为基础，是对经常工作的一个考核和推动。运动是根据形势和需要而发动的，不能认为运动一来才清理，运动过后就万事大吉。今后清理内部的工作要在经常工作中去进行，因为部队人员每年都有进有出，基层人员总是有流动的。保卫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对问题既要严肃对待，方式上又要灵活，简

单化的方法是不行的。现在有些同志对待和处理问题太简单太笨，一发现问题，就放到群众中去斗争，事后又不做一点工作，思想上毫无戒备，结果促成了大问题的发生，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必须纠正。

保卫干部还有一个坚持真理的问题，毛主席讲要敢于坚持真理，要有“五不怕”[4]的精神。保卫干部不能从个人得失上去考虑问题，看出了问题就应当讲，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从不同意见中，经过讨论，才能求得真正的统一，有不同才有同，发扬党内民主，就要提倡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

四、关于新兵工作和保密工作问题

今年征收的城市兵，据说有八大优点。但也带来相当复杂的问题，思想问题较多，政治上有些也不是那样的纯洁，处理不好，就会给敌人钻空子。新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工人阶级是可靠的，但今天的工人，有许多是刚从农村、学校及其他地方来的，新的一级工较多，他们过去每月拿四十多元工资， 当兵后，有很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基本靠教育，但也要查一查来历，里面难保没有一个坏分子。学生过去是无工资的，目前问题较少，以后也会有问题。因此，对新兵问题要作具体分析，还要看一看发展过程怎么样。保密是一种斗争。有特务窃取机密，也有因警惕性不高随便乱扯而泄密的，主要

是教育问题。现在保密的面很宽，有点神秘化，有些学校连名称也保密，其实人人都知道，在学生里搞保密小组，什么密都保。主要应该保那些核心机密。机关保密也有这个问题，门口哨兵摆得很多，但字纸篓里文件一大堆， 文件带回家老婆孩子随便看，这种形式主义要纠正，保密工作要改进一下。

注 释

1. 整风整社，指根据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在农村中进行的整风整社。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要求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要求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必须彻底清算平调帐，坚决退赔，并向群众作检讨。

2. 刘主席，指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3. 九条方针，指毛泽东一九四三年七月三十日，针对审于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而提出的审查干部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 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4. 五不怕，指不怕受批评、不怕丢乌纱帽、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开了两个星期，这次开会方式好，我们是跟中央学习的。会议以前作了调查，萧华[1]同志带了很多人下部队，写出了文件，写出了报告，采取不开大会形式，主要是开小会，中央就是采取这个方法开会的。这个方法最好，小组会，分组讨论，使每个同志畅所欲言，到会同志是不是还有保留，我看是没有保留了，话都讲了吧。这次会集中搞一个问题，搞连队政治工作，搞四好连队。萧华同志的报告把各方面的问题全面地概括出来了，经过大家的分组讨论，意见就不多了。这次会议党的总书记小平同志专门作了一次报告，开始时罗总长[2]就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传达。会议内容比较丰富，大家都很满意。现在问题是如何消化。有些东西不能向下传达， 小平同志讲话不是再三讲吗，只能给到会干部讲，回去后，大军区的同志、军的同志，甚至一些师的干部可以咬咬耳朵[3]么。有些东西就不能讲了。

我今天讲话主要是对政治工作会议讲，这里有院校会议的，有后勤工作会议的同志，很难满足各方面的要求。萧华同志报告已经把各方面的东西都概括起来了，我要讲的不那么多了。

政治工作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成绩是很大的，突出的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一年来比较突出的成绩，收效也是比较普遍的。部队中的思想，经过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传达，经过“两忆三查”，经过“一百零二条”的学习，一百零二条是中央和军委的么。一个农村政策十二条，一个人民公社六十条，还有萧华同志报告过的关于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的三十条。现在看来部队思想是稳定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明确了，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般地有了提高。过去部队思想比较紊乱一点，主要是由于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现在部队情绪是稳定的，对克服当前困难问题信心增强了。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工作，推动了连队基本建设。过去有许多连队没有支委会，现在没有支委会恐怕是个别的了，像运输队之类还没有建设起来。党团员有很大发展，班百分之八十九有了党员。附带解决了连队干部的稳定问题，连队干部相当稳定了，并且调整了干部，特别对政工干部作了某些调整，据沈阳军区讲，连队政治指导员是比较强的，广州军区也作了很大调整。

现在讲对运动的看法。运动，特别是某些带关键性的运动是少不得的， 运动对我们的经常工作会更好地促进一步，问题是领导上能不能跟上这个运动，如果能够跟上运动，不仅不会打乱我们的经常工作，而且还会推动我们的经常工作，事实是这样吧，比如军委扩大会议的传达，“两忆三查”，十二条、六十条、三十条的学习，促进了党的发展，加强了连队基本建设，调整了干部，这些应该是属于经常性的。我们对关键性的问题，必须搞些运动， 没有运动不成，运动形式比较活泼一些，是群众的活动，问题是领导上能不能跟上群众运动，有了群众运动，就会对我们经常性的工作起促进作用。当然有个别的人感到运动是不是搞多了一些，运动当然要占一些时间，我们也不能什么问题都搞运动，带关键性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4]的传达学习，这是个政治工作的方向问题，不能不搞一下，“两忆三查”又是一次新式整军，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不是有一篇《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吗？这不是又一次吗？是必须要搞的。十二条、六十条是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过去也零碎地搞了一下，这回是把它集中的总结起来，进行一

次教育，非常必要，像这些带关键性的问题，不搞运动怎么办？运动只要领导上跟上去，可以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经常工作，所以运动并不妨碍我们的经常工作，只要各级干部、政工干部抓住运动，跟上运动，就可以推动我们的经常工作。这是第一个问题。

再讲四好连队问题。记得开始提出来叫四抓，抓思想，抓作风，抓军事训练，抓生活，以后中央九中全会毛主席重新提出调查研究。作好调查研究， 我们四抓才有根据，了解了情况，才能决心大，方法对头。我们决心比较大， 上下一致都抓四好连队，方法对头，集中地抓，不要分散力量。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采取打歼灭战的办法。当然创造四好连队是比较长期的任务。一年来创造四好连队总的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某些薄弱环节，还有些方法值得继续研究，《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讲四好连队，是根据军委的指示，实际上是概括了部队主要任务。我们军队作了几十年的工作，无非这几方面， 思想方面，作风方面，训练方面，生活方面，将来还是这样，这是把几十年来的经验总结起来，概括出来了，概括了主要方面。当然拿元旦社论来检查， 我们创造四好连队的时间还短，那是作为总的奋斗目标，比较长期的。有人提出，部队要搞战备，会不会和四好连队发生矛盾？我们是把创造四好连队作为备战的基础，我们战斗力靠什么东西呢，靠思想好，靠作风好，靠训练好，靠生活好，这几样搞好就为备战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创造四好和战备并不分离，并不对立。有的同志说演习就是备战，好像演习和四好连队工作似乎是有点矛盾，不能那么样看，备战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验。思想工作做好了没有，作风贯彻的怎么样，训练工作落实的怎么样，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问题。演习实际上就是考核四好，四好搞得好的话，你在演习当中就可能打五分，搞得不好的话，也可能是三分。

四好连队工作主要放在什么地方，首先不是对一般战士的要求，首先放在对干部的要求，对连队干部的要求，对连队党团骨干活动的要求。我们现在的连队干部一般是较新的，据广州军区讲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都是新调整的干部。我们的党团骨干，因为过去几年实行义务兵役制，每年换，骨干少了，今年就把超期服役的多留了一点，骨干就加强了一点，连队干部、骨干多是新的，萧华同志昨天讲兵新、干部新、武器新。“三新”么，我们要把对四好连队的工作放在对干部的要求上，首先要对连队干部作工作。放在对党团骨干的要求上，现在连队士兵有二、三年党龄的很少，主要是大批预备党员，士兵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有些不能够起到他应有的作用。把四好连队看成是主要对连队干部，对连队党团骨干的培养过程，重点放在这里。也还要放在对团、师以上的领导机关领导方式的改进上。使我们的领导能完全适应部队的需要。

四好为纲。连队掌握四好为纲，团、师对连队工作领导也要以四好为纲， 甚至各级都要掌握四好为纲，不然就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我们说政治工作方法上有些一般化的现象，是不是我们就否定一般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要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团、师、军、大军区以至全军有没有一般性的东西？ 有的。一般就是从各个具体情况中概括出来的，是带着普遍性质的东西，带普遍性的东西是不可少的。但是，带普遍性的东西要回到具体中间去。还是毛主席那个公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一般的东西不要完全生搬硬套的搞下去，不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比如你那个军区就有那个军区的不同情况，军有军的不同情况。总而言之，总是有千差万别的。

一般与具体相结合的问题，抗战时中央有个指导性文件[5]，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具体相结合。毛主席《矛盾论》里讲普遍与特殊相结合。我们要从一般回到实践中，从实践中得到证明，得到补充，进一步发展，又把它概括起来，概括起来又回到实践中去。这首先要求师、团两级计划布置工作上， 要统一部署，党委抓总，关闸，不要各个业务部门条条下达。我们连队工作， 本来客观环境允许我们相对地稳定下来，不要搞得那么繁杂，现在各级党委、政治机关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我到过一些部队，有的省军区提出要用百分之四十的力量应付大军区，这次会议中座谈时又讲这个问题，说不仅连队无自主性，而且师、团里也没有自主性。例如有的师政委提到解决一下烧柴问题，可是整个时间都排满了，想在星期天搞半天，军一级说不行，星期天是个休息日都不能机动。所以下面叫“困难下放”。是代表一种情绪。条条下达，不留余地，不给时间，下面就不好办。现在连队工作要适当地稳定一下， 领导统一布置工作。特别是业务部门多，不要条条下达。一竿子插到底，底无非就是连队，一竿子插到底要看什么问题，都插下去连队无法招架，可能出现走过场搞形式，我想，现在连队忙乱，和我们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分不开，所以要求我们各级领导要关好闸，要统一部署，不要条条下达。大家争中心，各人有各人的中心，什么问题都一竿子插到底，连队就招架不住。工作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部队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 比如，下一年度我们的训练，有的是全训部队，有的是半训部队，有的主要搞生产，附带搞点训练。现在部队供应特别是副食品比较困难，不能不搞生产。这就会影响发展的平衡。我们现在不是单一兵种，是合成军队，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要求不完全一样。大致上一样，但不完全一样。搞好思想，搞好作风，大致上是一样的，训练就不一样，炮兵有炮兵的要求，装甲兵有装甲兵的要求，空军、海军也有不同的要求。发展不是那样平衡的。还有，部队和院校也不同。院校有初级步兵学校，有高等院校，有军事院校， 有政治院校，还有技术院校，技术院校各自的专业也不同。就是连队基础也有不同，有的比较强，有的比较弱；干部也不同，有的比较老，有的比较新， 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应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

院校政治工作特别值得注意，如高等军事学院，是学指挥的，指挥打仗； 军事工程学院是学尖端技术的；通信学院也是学尖端技术的，那些东西，教学目的很明显。政治工作首先是保证专业的学习，还有科学研究机关，更是这样了，它要研究科学。我们把部队的一套工作方式统统搬去，那行不行？ 不行。在这些单位也和部队一样搞评比竞赛，那就复杂化了，不能按那样的做。应当根据各个不同的情况提出要求。你把老教授也拉去开革命军人委员会，那方法是不适当的。学《毛泽东选集》，一般都要学，学习毛泽东思想， 这是个方向问题，一定要学，但要区别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还要看不同专业，在时间、内容上加以区别，不要一律一样，像有些高等院校，不搞它的专业，甚至像聂总[6]讲的，有些人不敢看专业书了，那就很不好了，要很好地改进一下。据说空军对飞行人员，动不动贴大字报，还动不动停飞， 停飞后，不管善后工作做得如何，恢复飞行，这些方法都是不妥当的。所以， 工作方法不能到处硬套，不看具体情况。应当有一般要求，比如学习毛泽东思想，对战士就不能要求过高。现在战士当中有个好现象，大家都读《毛泽东选集》，文化程度高了，能读得了，但是不是能消化得了？军委扩大会议

决议说：“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主要是对于部的要求，主要是师、团以上的干部，对战士也要求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那就比较困难了。

四好，关系怎么摆法，我的想法是：思想领先，作风带头，训练落实， 生活保健。现在解释一下。

思想领先，我们一贯地就是这样，毛主席也是一贯地就是提倡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过去我们搞什么事，都是搞思想领先，打仗也是首先搞思想动员， 一切都是思想领先，思想没有统一，那是不会发挥力量的。作风一定是起带头作用的，我们看一个部队工作的好坏，往往首先看作风带头带得怎样。作风带头，也就是三八作风，三八作风主要就是革命化、战斗化。我们过去长期受损失就损失在这里，只强调正规化、现代化，中间有个时期，把革命化闹掉了，所以三八作风也就忘记了。训练要落实，不仅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也有个落实问题，连队、院校各个不同单位，都有个落实问题。我们还要搞些基本教育。有些指导员，上课感到没有根据，所以还要编写一些教材。连队现在练二百米硬功夫，就是落实。空、海军的技术训练，也要落实。海军不是说“在港在岸苦练，海上精练”吗？都有那么一套嘛！学校教育计划也要落实。军事工程学院是搞尖端技术的，不要天天叫那些青年学生下农村嘛！ 你不是培养农村干部的。为什么要让学生天天下农村？当然，为了配合十二条、六十条学习，下农村锻炼一下，那是非常需要的，但主要还是要学你那个尖端，落实在那个尖端学习上。有些初级学校，也统统讲哲学，如果讲点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也未尝不可，作为专门一课去讲，大概是哲学教员怕失业了吧！实际上它是消化不了，你怎么办？所以政治教育也有个落实问题。军训计划过去是按十个月、八个月，现在看来，除全训部队以外，都是办不到的，这也是个落实问题。生活问题，当前最迫切的是保健问题，要保证士兵的健康，还要保证干部的身体健康。这几天，经过会议上大家一提，大家一论，看来这是个大问题，身体健康还要精神健康。生活上现在主要是保健问题。

我想了一下，这个四好连队问题，要做到思想领先，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这是个老传统。一举一动，都要搞思想动员，搞思想工作，统一认识嘛！ 作风是个带头的东西，作风不好，带不起头，带不动。作风问题，主要是体现革命化、战斗化的问题。生活上，今天要特别强调保健。现在不仅干部， 就是战士的健康也要注意。听说装甲兵有个部队，普遍减少体重，那怎么办？ 我看，四好连队问题，是不是可以就这样统一一下看法。

关于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首先要使干部进一步体会和掌握决议的精神。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是根据毛主席思想写的，又经过毛主席亲自改了的。我们是否都消化了呢？我看，有些人还没有很好的消化，所以，我们要从实践中间，从总结经验中间，进一步体会决议总的精神。今天是不是要改写？根本没有那个必要。只是有些具体工作可以作些补充决定。对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要进一步努力去领会，决议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很好通过决议学习毛泽东思想，比如决议中的四个第一[7]，我们怎么看。广州军区有个单位， 八十多个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十对四个第一有点抵触。这就说明我们对决议没有很好地传达解释。四个第一，是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过比较提出来的，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譬如红与专的问题，要落实在专上，只讲红，不落实在专上，也是空的。所以要从具体实践中，进一步的解释和领会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抓活思想，决议上

解释得清清楚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就是抓活的思想。现在，在有些院校就事论事抓表面现象，甚至抓“鸡毛蒜皮”， 好像抓活思想就排斥了基本理论学习，这也是不对的。抓活思想，必须把许多现象抓起来，加以分析提炼，叫做集中起来，提到原则上来，再回到群众中去执行。现在，有的强调从实际出发，有的强调从书本出发。我看还是从实际出发为主，但并不排斥书本知识，尤其是院校，是要多读点书的，问题在于你读了书怎么运用，是不是与实际结合了，能不能解答实际问题。昨天， 政治学院提出，强调读书，恐怕回到老路上去。我看，你的教员应该多读点书，问题看你是不是为教学服务去读书，你教好课以后，有时间，也不妨更多的去钻研一下，这不矛盾，读书，是准备着用，是要联系实际，解答问题。不能怕人家读书。在战士中提读书问题比较困难一些，但也要读点。书本知识得要一点，但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从书本出发，要从实际出发。

关于抓两头，现在有的只抓一头——抓高头，高头是要抓的。过去不抓高头，也不抓底下。现在我们既要抓高头的，也要抓底下的。问题是两头抓起来怎么结合。抓高头的东西要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对高头的东西提出补充，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中必须会发展起来，会补充充实起来，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只抓上头的，那就是硬搬硬套，消化不了，要害肠胃病。但是只抓底下的，不要上头的，也不行，脱离上头的指导，就会在实践中盲目的行动，不会有明确的目标，那是不行的。所以既要抓上头，也要抓下头，把两头很好的结合起来，把上头的东西作为指导实践，再从实践中来证实上头的东西是正确的，在某些方面还要提出补充发展。事物总是发展的。抓两头，主要靠团、师以上的各级来抓，过分要求连队也比较困难。

闻风而动，决议上也讲得很清楚了嘛！问题是没有很好作解释。上面已经决定了的，就要全面的领会，结合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来贯彻。闻风而动不是要你去乱“动”，有的指导员，一夜接几个电话，改变计划。那样“动”，底下就乱了。

所以，我们对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首先是在实践中怎样掌握好毛主席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这个决议，将成为我们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很好的总结了解放以后的经验，概括了我们许多经验，体现了毛主席思想，要认真学习，不掌握这个“经”是不行的。

今后对四好连队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地落实、巩固、提高。刚才我讲了， 四好连队的工作，在某些方面还不够落实，落实一定要有个过程，我们不能要求过高，现在是如何把已经取得的成绩巩固起来，提高起来的问题。要达到落实、巩固、提高这个要求，必须从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入手，特别是要求师、团亲自帮助连队，从具体总结经验入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落实的目的。

现在连队工作有了几个工作条例，这几个工作条例，也是总结我们历来的政治工作的经验，用条例固定下来了，要在连队组织干部好好地学习，师、团一定要很好地帮助连队干部学习四个条例[8]，照四个条例工作。在贯彻条例的实践中，还可能发现新的问题，还可能要修改的，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发展的。

四好连队的评比，以团为单位来评容易比较，提到师、军、甚至总部来评比，那就比较困难。以团为单位来评比，就比较踏实一些，大体上团里情况基本上一致，评比方法主要从总结经验出发，总结各个方面的不同经验。

总结工作，实际上也是训练干部，评比不要停止在统计数目字上，统计数目字当然也可作为依据，但是如果只以数目字来评比，就不能全面地来总结经验。在评比中要从各个不同角度来总结经验，如空军的、海军的、陆军的。陆军中又有炮兵的、坦克兵的，从不同的连队把经验总结起来，从总结各种不同的经验入手。评比不要停留在统计数目字上。个别谈话看来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谈话不能光看多少次数，要看效果如何。四好评比，不从总结经验出发，很容易走过场，不能帮助连队干部总结经验教训。在评比中间，要注意鼓干劲，消极的批判不能太多。在评比中要注意，不要搞得一些评不上的连队灰溜溜的，评上去的趾高气扬。评比中也不能因为出了一件事故，就把那个四好连队打掉了，要分清事故的性质，帮助他吸取经验教训。找出四好连队的好的典型主要是为了推动一般、带动一般，争荣誉是好的， 不是坏的，争荣誉也要把经验传出去嘛，你要带动人家嘛，不从全面的总结经验，总是统计几个数目字，这个方法要改进一下。

现在讲连队工作的忙乱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找了十几个师政治委员同志座谈了一下。忙，一年来工作确是很忙，许多工作都要底下去做嘛，中央、军委的许多决定，要贯彻执行嘛，自然就会要忙一点。我们军队经常是忙的。战争时代我看比现在还要忙一些，但问题是要做到忙而不乱，如果忙又乱起来啦，那就忙上加忙了。怎么做到不乱呢？党委要拿总，不要各个业务部门条条下达，那就不会乱了，这个闸要关好一点。在安排计划工作方面，不要层层加码，不要搞得那么多，特别是关系到连队工作的，不要层层加码，加上去，底下受不了。会议不要过多，凡是重复的会议就不要开。现在有些重复的会议，有些在一个会议中间也是重重复复的，拖得那么长。开会要有目的性，毛主席经常讲这个事情，开会究竟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解决什么问题， 以后解决什么问题，主要的解决什么问题，分清轻重缓急。以后安排工作， 总政只抓重要的问题，各大军区提出些补充的东西，军这一级以后一般地不要搞年度工作计划安排了，就是调整一下部署，具体的工作安排落到师，团是具体的执行，营不作为一级。营就是一个“帮”，就是帮助、督促、检查。营本来就没有政治机关，就是一个教导员，他也天天去搞那些会，那事情就多了，你帮嘛，营教导员，就驻在营房里头，一天一个连，一天走上个三四趟，也就解决问题了。不要像团那样。团还有必要召集一些会议，营不要搞这些。这样就可能节约一些时间。师、团安排工作，要给连队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不要把时间铺得满满的，不要使“困难下放”，你不给他时间， 你只是要他做，那怎么行？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最低限度留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归连队自己支配，你把时间排得满满的，他一点自主性都没有。现在有些师、团的同志反映，不仅连队没有自主性，连他们也没有自主性。你把时间统得那么死干什么呀？所以，我们现在要注意培养连队的自主性，师、团的自主性。战时政治工作主要靠连队活动。所谓战时政治工作，主要是各个分队的活动嘛，及时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定要养成连队的自主性。所以我提议是不是可以在安排工作上每个月要给连队一天到一天半的机动时间。他总还有些具体事情嘛。

在支援农业问题上，我也讲一讲。支援农业恐怕还是长期的。现在我们农业没有过关嘛，粮食没有过关嘛。地方对于我们的要求，究竟归哪里来控制，归省，归地委，还是归县委？将来总政恐怕要提出个东西，现在有的省委分配了任务，我们大军区照派，派给了各个军、师；底下地委又要来个加

码，又分派到各个军、师；县又来了个加码；还有公社，你住在公社附近嘛， 你不搞点人力支援也过不去。因为我们这个劳动力是个很好的劳动力，又是集中的，又是最有纪律的，效率最高的，并且还带上运输条件，自然大家都想要。所以，要适当地控制一下，作一个规定。现在全训部队根本不能去动， 现在有几个值班师了。那天毛主席又在那里讲到了，是不是将来我们的值班师要多一点。我们自己还又要搞副业生产。农业要支援没有问题，尤其是对特别严重的灾情，那没有第二句话讲，那是全力以赴。如大的水灾来了，修堤啊，那你还有什么价钱讲啊？那是抢救的问题。除了大的灾情以外，我们应适当地要求地方党委控制一下。部队过去靠打仗来训练，现在不靠训练就不能打仗。现在我们办的学校，支援农业我看恐怕也过多了一点，这个问题， 请示中央一下，好不好？

加强新党员教育的问题。新党员和预备党员在战士中占百分之八十。新团员也有四、五十万。对他们要加强教育，要搞一点基本教育，譬如党、团建设的基本知识。也要搞一点教材。今年中央搞地方干部轮训，主要也搞党的建设，搞党的基本知识建设。我们这样大批新的党员，也要搞点党的基本知识建设；不然，什么叫做党，什么叫做团，都不知道，党章也不知道，团章也不知道，怎么行。战士教材也要。当然时事教育是很重要的，要教。恐怕除此之外，还要教点基本知识，尤其是现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入伍。据说， 连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青年学生。对他们也要搞点基本教材，譬如革命传统，军队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两条道路的斗争等。这些中央不是有文件吗？ 据说中央编了两本，一本是党的基本建设问题，一本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那里头我们能不能够取一点，此外再搞点材料，搞出个基本教材。毛主席著作，总政最近编了一册；包括十几篇文章。过去编的毛主席论调查研究、论政策等，现在可以把它累积成本。

对新党员上政治课要讲得比较充分。将来是否以营、团为单位进行？这样，质量比较高一点，讲得比较透一点。现在连队指导员上政治课很难适应战士的要求，尤其加上新入伍的四、五十万城市来的学生，百分之六十是初中学生，他们有些人读的书比指导员多。如果明年还从城市动员兵，就是八十几万。三年，战士成分完全改变了。经两三年以后基层干部可能都会是这些人或大部分是这些人。这是部队非常宝贵的财产。对部队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很有利的。现在我们政治工作要看到这个改变。目前还只是开始在改变。我们的指导员要应付这些青年学生，碰到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讲政治课。青年学生比指导员书读得多嘛！这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政治机关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连队管理方面也出现了新的问题。过去管农民的经验是有的，现在管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水准方面就来不及。所以师、团两级是用很大的力量帮助连队的教育。据说有个别连队把人家新兵带的书、提琴都收了。他们带很多东西，跑来好像进学校一样的，一来你把它收了，那怎么办？有的战士提出，我读书是个爱好；你收起来，那就会使他产生反感。现在我主张还要多搞点战士读物，比如，《解放军文艺》可以多搞一点，《红旗飘飘》可以多搞一点；我们还编了适合战士读的《毛泽东选集》。战士现在文化的要求更高了，团图书馆要适当充实一下。不仅是不能封锁，还要开放。要适合他们的要求。在管理方式上，有人讲他们有点自由散漫，就是要一步一步来嘛！不要一下子就搞得人家拉屎拉尿都没有时间，要经过教育逐步加以改

变。现在跑了一些人，大部分回来了，对这些人不要追究，就是教育一下子。现在的问题是对这批新战士如何消化。他们有些要求应该满足，比如读书的问题就应该满足，当然要有选择，不要都让他们去看那些爱情小说。看书可以适当控制一下子。但也不要粗暴地把人家带的书一下子都收起来，聂总这一次特 别提出了这个问题。经过两三年我们部队成分如果有大的改变，将来我们的高等军事技术学校学生恐怕大部分要从这些人中培养出来。经过士兵生活的锻炼，他们又有文化，恐怕我们大部分连排干部三年以后也要从这里出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不要怕麻烦。有些连队干部感到管理上作难，有的来了还要求过星期六，回家。那是暂时的现象嘛！可以教育嘛！这里联系到一个问题，还要加强超期服役骨干的培养，现在要靠这些人去带他们。超期服役士兵要作为连队骨干去培养、使用。

院校工作问题也讲几句。现在院校正在开会，我主要讲讲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的问题。那天听五院同志讲，有人问现在院校和科研机关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革命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知识分子是指什么工农出身的、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现在人家已经进了科研机关，进了我们军事院校，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我说一律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你们说行不行？ 为什么一定要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已经跟着党走了，已经参了军， 搞尖端，什么理由还要讲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不要这么讲。我们在思想工作上排左、中、有的队，是为了工作，为了领导上心中有数，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团结他们，为了做好工作。主要是从思想情况出发，不要去强调那个成分。现在有人讲：右派是打倒了，主要斗争目标是中派。你看，那个事情怎么得了！这样一来不搞乱了吗？这样一些作法是不恰当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不是要一步登天，马上就改造好。现在对农民也还是个改造过程嘛！，当然这个改造过程与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不同。现在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入了党，而且又在我们尖端部门工作，你一定那么讲：你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什么呢？究竟是为了团结他们，还是使他们不安心呢？院校中的支部，聂总提出是保证作用，我看是对的。实际上我们连队的支部主要也是个保证作用，它领导，但不决定政策。科研机关支部的保证作用，就要保证教学方针的贯彻，保证科研研究项目的完成。现在科学研究部门政治干部的工作方法要来一个改变，要适应这种工作对象，适应整个院校教学工作的需要。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那些尖端部门的技术问题，就是要尊重专家，向专家学习。现在就是要求我们政治工作改变工作方法，不要硬搬部队的一套，就是部队中间也不允许经常排队，而且公开讲，那有什么必要！盛气凌人，靠这个所谓“棒棒”不能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也不能发挥专家的积极性。

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有些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参军。人家槁到尖端部门去工作，但是不准人家参军，有什么道理？他要参军，好嘛！欢迎嘛！评级就评级嘛，除了评级以外再加上技术津贴嘛！现在既不要他参军，又不给他评级，这样有什么好处？

最后讲一讲文化部门的恢复。从前文化部门取消了，现在看起来还是需要恢复。要把部队文化工作的专业和业余活动结合起来，分割是不好的。分割，业余活动不靠专业指导搞不好；专业不靠业余也提不高。全军文化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过几个方案：一个，恢复文化部，把专业和业余统一起来；还有一个，成立青年文化部。青年工作对部队文化活动是个主要支持

者，我们搞军事训练，五好战士，三手，青年都是主要的突击队。你要把青年部门去搞文化，就把它的教育团员的工作放松了，这样也不行。还有说维持现状，专业归宣传部管，部队活跃的事归青年部管，这样一搞不是脱节了吗？不能相结合吗？这个方案也不可取。最后请示军委，恢复文化部，一直恢复到师，团搞俱乐部。现在有些同志要求搞军、师文工团队，我们不能那么去扩充编制，某些地方，譬如海军基地、军区空军基地、军区空军，可以调整一下，作某些必要的调整是需要的；但是军、师要恢复文工团队，恐怕不行，不需要这样搞。军师以下主要搞业余活动，将来成立文化部，有系统地指导业余活动；在业余活动普遍开展的基础上，专业搞提高，不要把它分割起来。这次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意见，以后就这样办。

注 释

1. 萧华，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2. 罗总长，指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

3. 咬咬耳朵，当时的习惯用语，通常指在小范围内讲一讲。

4. 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九六○年十月二十日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5. 抗战时中央有个指导性文件，指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见《毛泽东选集》第八九七页。

1. 聂总，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聂荣臻。

2. 四个第一，即林彪提出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3. 四个条例，指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的由总政治部起草的连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团支部、革命军人委员会等四个工作条例。

切实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①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军委确定，明年部队的工作还是以贯彻创造四好连队为中心。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已经作了详细讨论。组织部门的任务，就是要从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面保证这个中心工作的胜利完成。

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最密切，一切工作都靠党的组织活动去实现，因此组织部门应经常关心中心工作。但是不能说“组织部门就是管中心工作的”，这个提法不妥当。组织部门是管党的组织工作的业务部门， 它的工作主要是抓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组织建设搞好了，就可以从组织上保证中心工作的完成。因此，组织部门必须紧紧抓住党的组织建设工作，要抓住不放，放了，组织部门就失去工作中心，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创造四好连队运动中，一定要抓好支部建设。连队以党支部为核心，连队工作靠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搞好了，连队才能实现四好的要求。

关于目前党的组织建设，主要应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加强党的教育。一年来，发展党员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部队增加了大批新党员，同时，超期服役的士兵多了，党的骨干相对地稳定下来了，因此， 今后发展党员应作为一项经常的工作去进行。明年重点要放在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质量方面。现在连队党支

部预备党员的数量很大，有些支部的骨干也是近一两年才入党的，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对他们不好好地进行教育，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党员的作用。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质量，是建党的根本问题，明年一定要抓好这件工作。

健全和活跃党的生活。各级党的组织要把党的会议开好，要使党内民主生活活跃起来，现在有些党委和支部不懂得怎样开会，往往会前缺乏准备， 没有一个酝酿过程。这种做法是不好的。一个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开会要讨论的问题，不事先给委员出“安民告示”，让大家知道会议内容，早作准备，充分考虑，会议必然解决不了问题。有的单位开两个钟头会，书记一个就讲了一个多钟头，这很不好。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开会的方法， 在会前先出“安民告示”，使大家有充分准备，会上让大家畅所欲言，反复讨论，最后归纳起来，作出决定。这样就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集中集体的智慧。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办事，把党的生活活跃起来，要像毛主席批示的那样，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过去几次政治思想运动中，有些单位发生一些偏差，目前有些单位党的组织纪律有些松弛，这些都与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有关。平时党的民主生活活跃，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在政治思想运动中就经得起考验，不会出大的偏差。每个党员必须过党的组织生活，把自己放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有个别干部党员长期不过党的生活，脱离了党和群众的监督，经常违法乱纪，等问题被揭发出来，已经烂掉半截了。我们要吸取教训，一定要坚持党和群众对于部进行监督的原则。机关支部更要重视这一工作，应该好好抓一抓。

党内有大量的问题是要通过谈话来解决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要做好谈话这项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群众谈话。群众的智慧是宝贵的， 往往一个领导干部遇到了问题，自己闷了好几天想不出个名堂来，和群众谈谈话，群众两句话就给你点破了。谈话是联系群众做好工作的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要谈得好是不容易的，这里重要的问题是要有平等待人的态度，下级干部或者是战士找领导谈话时，往往有种种顾虑，鼓了很大勇气才敢谈出心里话来。领导干部一定要坐下来，耐心地听，不要嫌他啰嗦。群众往往看你的态度讲话，你态度好，他就愿意说，你简单粗暴，他就把真相隐蔽起来， 把你封闭起来。谈话决不能从印象出发，对人抱成见，这是最有害的。即使对方有缺点，也要先耐心听他讲，看他缺点在哪里，设法帮助他改正。一个同志向你讲了很多意见，总有一些是好的，对改进工作有帮助，就应该虚心接受。这样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不准别人讲话， 结果“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群众意见听不到，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平等待人的作风，这种作风在我们建党建军的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毛主席要找哪个干部谈话，总是先通知门卫，下雨天还叫警卫员拿着雨伞到门口去接，谈话时亲切耐心，平易近人。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正面的意见要听，反面的意见也要听。特别是同基层干部和战士谈话，更要这样。他们谈的往往是一些日常生活问题，一定要细心听，不要怕麻烦。群众对领导提意见，不论从哪个方面提出，都是有好处的，党的方针政策，很多都是要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解决思想问题常常要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要很好听取群众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 研究分析，把问题弄清楚，然后采取措施，教育群众，解决问题，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善于同群众谈话， 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这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提到共产党员的党性上来认识。

了解和研究下级党委的工作方法。组织部门应该在党委和政治部首长的领导下，经常了解和研究下级党委执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情况，以及下级党委委员之间的团结和党

委会议生活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以改进下级党委的工作。目前有些党委包揽行政事务，没有充分发挥行政首 长和机关的作用，同时也降低了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这种现象必 须改进。党委应该抓方针政策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经过集体讨

论，作出决定，然后由委员分工负责执行，充分发挥行政干部和机关的积极性。只强调集体领导，不明确个人分工负责，是搞不好工作的。有些党委执行上级指示时，生搬硬套，不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对下边统得太死，这种现象也必须改进。

检查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各项决议指示的执行情况。这是组织

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检查工作，应从调查研究入手，要把检查工作、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三者结合起来。要多搞些典型调查，认真帮助连队总结经验，使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的决议指示真正落到实处。

政治机关的工作要具体、切实，不要粗枝大叶，不要一般化。组织部门的干部，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要加强党性修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锻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成为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组织原则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