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

刘晏，（公元715～789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人。从小聪明好学，七岁即为神童，授予秘书省正字。长大后，先后任夏县令、杭陇华三州刺史、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等职。宝应二年，晋升为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此后大部分时间做经济工作，主要在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做转运租庸盐铁使。刘晏一生忠正，虽然“常衮见忌于前，杨炎致冤于后”，但在经济工作中“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苦于民，俭于家而利众”。他不仅是个理财能手，而且身先士卒，“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为维系战乱中唐王朝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历代誉为“富国名臣”。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局动荡，连年战乱，经济十分困难。京城长安斗米至千，宫厨也是吃了上顿少下顿。老百姓更是贫困，靠拣捻麦穗活命。而朝廷仍然荒淫无度，开支十分庞大，使财政更加紧张。刘晏负责经济工作后，认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并采取许多措施来发展生产。

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数上千万，由于战乱，十耗其九。到刘晏任职时，已不足二百万户。刘晏认为，人是生产的第一要素，要发展生产就要增加户数，并“使之耕耘织”。只有户数增加了，生产发展了，赋税的数量才能增加。当时各州县都让富人督营漕运、邮递等重要职务。这些人税外横取，使人民无法活命，只好外出逃亡，或去盗去抢。刘晏为了革除这种弊政，改由官员营漕运和邮递，并罢除一切苛捐杂税，使外逃的人回家耕织。这样户数很快得到增加，生产得到了发展。

刘晏为了掌握全国的生产情况，在全国各地设置了知院官，命他们每十天半月把本道各州下雨、下雪、丰收、歉收等情况向京城报告一次。他尤其重视各地的灾情，采取了许多很好的救灾办法。在救灾时机上，如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也就是说不要等病危才治，灾重才救。如果灾重了再救济，国家给的钱粮少了，无济于事，给多了，负担不起，势必再向老百姓增收重税，造成恶性循环。另外，各地官吏在发放救济款物时，势必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也”。所以，各地有了灾情苗头，他就开始采取措施，等灾情发展了，救济措施已开始实行，人们不必再去逃难。在救灾的方法上，他也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消极赐与，而是采取积极的交换方法，各取所长，以丰补歉。他认为灾区所缺少的主要是粮食；其他东西还是有的。所以，用低价把粮食卖给灾区人民，换取他们手中的杂货，并把这些杂货转卖到丰收的地方换取粮食。这样做，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救济了灾区百姓，还存储了三百万斛（每斛十斗）粮食。为朝廷立下了大功。

刘晏认为中国很大，虽然北方经常遭灾，但南方仍然富庶。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关键是要发展交通运输。当时由于主要运输工具是船，所以他十分重视漕运。他曾亲自沿黄河、通济渠、淮河直到长江进行考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发动群众大规模清挖河道。他改变过去一条船从长江一直开到渭水的机械做法，根据各条河水力的不同，分段通航。他让长江上的船运到扬州，汴水上的船运到河阴，黄河的船运到渭水河口，渭水上的船运到太仓。沿河分段设立粮仓。这样不仅可以根据水的大小，制造大小不同的船，提高运输能力，也比较安全。过去船到黄河三门峡一带，因船小浪大，多数船翻人亡，刘晏便把十数条船连在一起，加上其它一些办法，无一船翻。刘晏这样做以后，尤其收复东都洛阳后，南北运输畅通，每年运粮四十万石，当第一批粮食运到长安后，天子大喜，派卫士到东渭桥敲锣打鼓进行欢迎。自此，关中虽天旱遭灾，也不缺粮，物价不贵，搞活了全局。

刘晏认为，要搞好经济，增加收入，就必须掌握各地的经济情报，尤其是物价。为此，他在各地设道巡院，并在诸道巡院至京城之间，高价招募骑马骑得快的人传递情报。因此，四方物价之高低，即使最远的地方，四五日也能知道。由于刘晏较好地掌握了各地的经济情报，经济工作十分主动。他采取“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方法，在丰收地区粮价偏低时，用较高的价格买进粮食；在歉收地区粮价偏高时，用较低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去，来调节物价。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朝廷获得大利，各地物价大体平稳，无甚贵甚贱之忧。有一次，京师盐价突然暴涨，他很快从扬州调了三万斛盐运往关中，使盐价很快恢复正常。一些偏远地方木材和山货很便宜，他便派人用合理的价格收购进来，然后转卖到其它地方，增加了财政收入。

刘晏还用官府食盐专卖法来控制盐价。他认为盐官吏设得多，就会增加财政负担，还会扰民，所以只在产盐地区设置盐官负责收购盐户煮出来的盐，然后加价卖给商人，任凭商人转销各地。其它地方的州县就不设盐官。那些离产盐地区远的地方，政府就把官盐运到那里，存贮起来，陆续卖给大家。有的地方没商人去，盐价上涨，就减价把盐卖给那里的百姓，以降低盐价。这种买卖当时叫“常平盐”。“常平盐”不仅使官府得到了卖盐所得的利润，还方便了老百姓。

为了搞好经济工作，保证财政收入，他对官员要求很严，坚持任人唯贤。他认为“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得，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对检劾出纳等工作一律委任有才有进取精神的志士，官吏只办文书一类的公务。对亲戚朋友一概不用。所以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数百人都是“新进锐敏”，“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

刘晏虽然在经济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仍然免不了悲惨下场。德宗即位后，刘晏为尚书，杨炎为吏部侍郎，二人关系不太好。后杨炎因原宰相元载贬职而受到影响，刘晏参与了对他的处理。杨炎被起用为宰相后，怒追前事，要为元载报仇，将刘晏逐出京城，后又诬其参与谋反，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将其杀害。刘晏家属连累者数十人。当抄其家时，发现家中只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德宗才弄清刘晏有大功而无罪，并为其平了反，为其子封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