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代服饰

服饰文化

起源与初步发展

原始社会初期，中国先民在深山丛林中穴居。由于脱离了动物界，体毛逐渐弱化。为了防御寒冷、遮阻风雨及炎烈的日照，蔽挡虫兽的袭击，人类最初用树的叶皮、丛生的草葛、猎获的兽皮等遮裹身躯，这种用自然物质遮裹身躯的形式，成为服装的最初雏形。

在距今约1.8万年前，中国古代先民已初步掌握了缝缀的技能。他们用锐利的石器、骨角将兽皮分割，按身体基形，再用磨制的骨锥、骨针进行简单的拼合缝纫，制作各种较为适体的衣装。这一事实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出土的骨针实物，以及其他地区骨锥、骨针的陆续发现，得到了印证。原始衣式从整片的披围到依体简单缝缀成形，由简至繁的逐步发展。原始缝纫技术的出现，使中国先民的穿着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增强了对自然的适应能力、斗争能力，扩大了其活动区域，也相应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战国龙虎纹织绣纹样原始装饰是随着劳动实践的扩大，人类审美意识的萌生而出现。当时的装饰品主要取材于砾石、兽骨、海蚶等物，经研磨、钻孔，有些还用矿物粉染饰，然后穿接制成。中国先民通过这些装饰品在身体上佩戴和悬挂，以实现对美感的要求。另外，原始图腾崇拜的绘身、纹面，梳整发式，也是当时重要的装饰形式。原始审美意识出现后的装饰实践活动，对服饰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商代着衣裳、佩韦毕饰的男子雕像原始社会后期，中国先民逐步从狩猎进入渔猎、畜牧和农业阶段。他们在长期利用野生植物纤维、兽毛编结织物的基础上，发明了纺织的原始工具——陶、石制纺轮。并利用麻、葛及畜毛纤维织布，取矿、植物颜料染色，制作简单的服装。仰韶文化时期的河南三门峡庙底沟、西安半坡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陶器底部，都曾发现麻布痕迹。其布纹组织每平方厘米已有经纬10根左右。这些实物为探知当时的纺织和衣着水平，提供了依据。原始纺织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先民的衣着状况，为服装形式逐渐完善奠定了基础。

养蚕、缫丝、织绸，是中国先民对服装发展所作出的世界性贡献。中国先民利用蚕丝纺织衣料，距今已有近5000年的历史，育蚕取丝的历史则更早。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古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批距今4700年前的丝带、丝帛等织物，是迄今所见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丝织物柔软、轻盈，并富有光泽，它的出现改善了服装的服用性能，丰富了中国先民的衣料构成，也增添了服装的美感效果。

中国古代何时出现具有基本形制的服装，目前尚无详确的实物可考，但从古代文献及出土的陶器人形图样推断，传说中黄帝时代，是服装形制的发端。随着服装形制的初具，其质料也逐渐完成了以纺织品替代兽皮的过渡。当时的服装，由上下分式的衣裳组成，初步形制为：上身着缝制袖筒、前开式的衣装，下体围遮障、防护性器官的裙裳。上衣下裳形制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服装款式。

随着上衣下裳的形成，与此相应的首服及足装也逐渐出现。原始帽的出现，源于防寒避暑的需要，从原始的枝叶编环遮首，发展到利用兽皮、织物缝合成圆形帽状服戴，后渐渐确定了基形，并为冠的产生提供了认可的基础。原始足装的形成，最初用以防寒及减轻行走时的阻磨，以兽皮裹足为原始状，据史载，黄帝时代创舟形鞋履，有皮制及草、麻编制之别。

各式囊包原始社会，中国先民对玄秘的自然无法解释，出现了自然崇拜。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当时服装色彩及纹饰多取象自然。《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里“乾”指天，“坤”则指地。天际在未明时色玄，地的表体色黄，古人以上衣、下裳象征天和地，分别选用玄色、黄色予以体现，其他色彩辅之。同书又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可以推断，衣用玄色，裳用黄色，并施以取象自然界日月山川及鸟兽虫草之纹的服饰，在当时已经流行。

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公元前16世纪，夏代被商代所取代，奴隶制社会进一步发展。夏商时期，中国古代服饰在原始社会基础上有了初步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因金属工具的应用更加兴盛。同时，畜牧业、手工业及染织业也达到了新的水平。在甲骨文中，已出现有“桑”、“丝”、“蚕”、“帛”、“衣”、“裘”、“巾”等文字。从“桑”、“糸”的文字多达近百个，足见纺织、服饰在商代社会及物质生活中的显著地位。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器表上带有丝绸残迹，在这些丝绸印痕中，除平纹丝绸外，还有织成菱形纹、方格纹及暗花回纹的丝绸，这表明商代已经掌握了提花及斜纹织制的纺织技术。纺织工艺技术的逐渐成熟，服饰质料的提高，为商代服饰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战国青铜钟庶人商代服饰，在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石、玉雕制成的人形实物中，可以看到具体的形象。具装束为头戴巾帽，上穿交领右衽衣，下着裳，腰围带，下系韦毕。这一人形雕像，服装轮廓清晰，为了解商代服饰提供了最具体、直接的依据，并和有关文献记载相印证。

商代的衣形，主要由衣领、衣衽、衣袖、衣带组成。奴隶主贵族穿着的上衣，领、袖、下裙等部位均施以镶边工艺，以获得增固及美观的效果。交领右衽是中国最早的上衣领式。其形制为两衽交掩于前胸，外衽向右斜垂于袖下。象形交领右衽，可以证明。右衽形式经历代传袭，成为汉民族衣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商代衣袖多为窄袖制，而衣袖的出现，说明服装形制摆脱原始的围裹状，适应生活、依体定形原则在商代已经确立。带主要用以束缚服装，为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服饰，衣带连用，成为定制，直至出现钮扣后，带才被逐渐废弃。

下裳是中国古人遮蔽下体的最早服装形式。“裳”字也可写作“常”，“常”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下也”。围系于身体下部的原始裙装，发展到黄帝时代，演变为下裳，至周代趋于完备。《释名·释衣服》载：“裳，障也，所以障蔽也。”汉代学者郑玄认为，古人先知蔽前，以护掩生殖器官，后知蔽后，以兽皮服于下体。原始遮蔽物经演化成为布帛所制的完备裙裳后，人们仍佩饰之，名为“芾”，以不忘其本。芾施于裳前，其形如斧状，与礼服配用。“芾”因护掩至膝部，亦形象地称蔽膝。其质料从熟皮演进为布帛后，则改写成“衣”部的“袆”、“祓”。蔽膝这一服饰，随着社会尊卑观念的逐渐形成，其用色、绘纹则视等级而有别，并成为祭祀等礼服的配饰传至后世。

首饰作为服饰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服装形式的西汉长袖女舞俑具备，在原始首饰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时期，主要首饰种类有发饰、颈饰、耳饰、手饰等。殷商妇好墓出土的499件汉马王堆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骨笄和28件玉笄展示了当时主要发饰笄的精美。笄为针状，初为束发固髻之用，以后发展为实用与装饰兼得，以装饰为主。秦汉后称为簪，两股分叉状的称为钗。颈饰在新石器时期就具有审美意义。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把五光十色的玉石、玛瑙等联缀成串挂于颈前，以此作为财富的象征而炫耀，庶民百姓则多用蚌、螺、蛤等制成颈饰以表达对美的追求。耳饰又称王真、珥、王当、耳环等，《释名》曰：“王真，镇也，悬珠当耳旁，不使妄听，自镇重也。”意思是妇女耳悬王真以顺从妇德。《古今事物考》曰：“珥，女子耳珠也，自妲己始之，以效岛夷之饰。”是说商王纣的宠妃妲己仿效边域少数民族始带珥。耳饰分穿耳和不穿耳两种，质料从石发展到玉、金等。手饰分为戴于手指的指环（也称戒指、代指、驱环等）和戴于手腕的镯钏（即手镯、腕环等）。原始社会指环多为骨制、石制，发展到商周时期出现了铜制指环。殷墟还有金腕环、玉腕环出土。周礼缙绅与汉官威仪由西周至汉代，是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定型阶段。

周代的社会经济在殷商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生活物质生产领域的纺织业，育蚕、种麻、采葛、纺绩、练漂、染色以及服装制作等分工愈加繁细，并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由于纺织技术的提高，服装材料除麻葛织物及罗、帛、纱、绫、绢、绮、纨等丝织物外，又出现了锦的品种。锦字从“金”部，与帛组合，可知其制技繁难，其价如金。

周代分封制的建立，使阶级间的差别极为明显，周代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除沿袭商代宗教思想外，还利用宗法关系以及等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严格的礼仪制度。服饰作为标识等级、服务礼仪规范的外在形式，也定有系统、严谨的制度，当时上自天子、卿士，下至庶民百姓，服饰各有等别，不得僭越。周代的这一别尊卑、昭等威的服装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甚重，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并视为服制之源，效仿传承。

据《周礼》等书记载，周代帝王后妃及百官在吉、凶、军、宾、嘉等五大礼仪中，根据不同身份等级，衣冠有别，各行其制。并设有“司服”官，专门掌管其服制的实施。

冕服源于夏商，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等在祭祀、登基、朝贺等重大礼仪场合穿着的礼服，周代形成定制，成为其服装制度的重要的组成。分为大裘冕、衮冕、冕、毳冕、希冕、玄冕几个形制等别。冕服主要由冕冠、玄衣及纁裳、带、蔽膝、赤舄等服饰组成。

冕冠是各种礼仪中所戴最为显贵的礼冠。其结构为：冠的顶部面覆长形冕板，表以布帛，上为玄色，下为纁色，称“綖”，呈前低后高状，以抑骄矜之势。冕板前后两沿垂挂多条彩线编成的“藻”，藻上串缀数颗珠玉，称为“冕旒”，一串珠玉为一旒。所贯缀珠玉的质色、旒数的多寡，根据等别，有严格的规定。帝王冕旒视不同礼仪有三旒、五旒、七旒、九旒、十二旒之别。每旒均串缀十二玉。天子以下诸侯百官则按尊卑等级冠上旒数及缀珠玉数依次递减，以别等差。冕旒垂饰于眼目之前，有蔽视非邪之意。为施戴牢固，冠两侧各设一孔，用玉笄横贯冕冠与发髻，玉笄两端结有绕围于颔下的冠缨，以辅之。在冕冠两侧用的丝绳，各垂一名为“王真”的饰物，又称充耳，谓之纯垂王真，填的质料天子用玉，诸侯等用石加以区别。王真垂于耳傍，表示勿听谗言之意。

玄衣纁裳是冕服的主体服装。为上衣下裳形制。玄衣即为黑色质料的上衣，纁裳为绛色质料的围裳。并采用十二章纹作为图案，装饰于衣裳之中。所饰纹样有绘衣绣裳之别。十二章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图像。每一章纹图像皆有特定的含义，表征帝王贵族的操行品德及威仪。

据历代考解、释义，综合其象征含义战国三头鸟纹绣为：日、月、星辰取意光辉照临；山取意镇重、静平四方，人所仰也；龙取意善应变及神之境；华虫为一种雉鸟，取意耿介之性、文章之德；宗彝为祭祀礼器，上绘兽纹，取意猛智兼备及忠效之品；藻为水草，取意洁净；火取意光明；粉米取意善行及济养之德；黼为斧形，取意决断；黻常为工形或两兽相背状，取意君臣相济及背恶向善。着十二章纹的冕服，在周代前就基本成制。进入周代，日、月、星辰三图绘于旌旗之上，不再施于冕服，临盛大典仪，帝王以施九章为贵，其他礼仪场合章纹数目递减。诸侯百官从王助祀或参加其他仪典，其章纹参照帝服降一级服之。周代以后，日、月、星辰三章纹，又恢复于冕服之中，十二章纹饰为帝王所专享。

据《尚书大全》载：“山龙纯青，华虫纯黄，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章纹以青、黄、黑、白、赤五色与玄衣纁裳相间映衬，构成冕服显贵至上的装饰效果与美感。

宋代人物衣裳革带、蔽膝、舄是冕服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三种服饰。革带用于束系蔽膝及垂以佩饰。蔽膝是纪念古人原始下裳饰物，周代蔽膝的色彩及纹饰，按尊卑等差有严格区别。舄为与礼服配用的足装，丝绸为面，木置底，有赤、黑、白等色，以赤舄为贵，一般依裳色而饰。

周代对王后、贵妇也设礼仪服制，如定袆衣、揄狄、阙翟、鞠衣、展衣、衣六种衣式为王后礼服，亦称王后六服。其袆衣色黑，揄狄色青，阙翟色赤，均绘有翟形（长尾野鸡）纹饰，以上三服为从王祭祀之服。鞠衣为王后在春季育蚕礼仪中穿着，色黄绿，以示桑叶初生宋代女子背子。展衣色白，为礼见帝王、会待宾客之服。衣色黑，为侍御于王及便居之服。王后六服皆为衣裳连体、不异其色的袍式服装，以喻妇女尚专一之品。六服均用白素纱衬里，以使纹色张显。六服中唯袆衣为王后专用，另外五服也作为其他贵族妇女之服，在礼仪场合按等级穿用。

周代除冕服外，另有弁服、裘、袍、深衣等衣制。弁服为古代次于冕服的一种服饰。弁为一种冠戴，形为双手向上相合状，无旒，分爵弁、皮弁等多种，衣式亦为上衣下裳制，但纹色简约，别于冕服。裘为一种寒衣，以白色狐裘为贵，天子服之。黄狐裘、虎裘、貉裘等多为其他臣官按等级服用。袍为长衣式服装，上下连体，无衣裳之别，袍设夹里，内纳絮丝棉，因当时丝棉有限，除天子百官外，庶民则只絮粗麻等物。袍初为内衣，战国时期开始作为外服穿用，汉代以后逐渐普及。

深衣形制早于袍，是中国古代继上衣下裳之后出现的又一服装类型。其特点为上衣下裳缝合连属，通体一式。深衣亦为右衽，其袖长可运肘，衣长不及地，领、袖、下裾均缘边装周代深衣女子饰，裳分十二幅裁缝，取年有十二月，以应天时。一般多用麻布制作。因其形制通体连属，续衽以包拥、遮蔽全身，被体深邃，故以深衣名之。深衣适用范围广泛，不分男女、尊卑，皆可作为礼服及常便服穿用。深衣与上衣下裳并称为中国古代两大服装形制。并对后世服装影响很大。以后出现的袍服、长衫、禅衣等通体服装，均沿于深衣形制。

周代除礼仪场合足下着舄外，便居时则穿着屦，屦也为先秦鞋的通称，汉代以后则通称履。屦一般多用麻葛材料制作，单底，以适宜便居穿用。战国时期，西北游牧民族的靴，渐传入中原。靴为皮制，多高筒，适宜骑乘。

袜为足衣，先秦时期称为角袜。古文写作“鞍”，从革部，袜初用薄柔皮制作，有带系于踝。以后才用布帛代替皮革制袜。周代室内多不具床椅，一般以席代之，人们席地而居。当时规定凡臣见君，需脱屦解袜，方可入室登席，否则视为不礼不敬，这种礼俗在民间也普遍应用。另外，人们服丧，也需脱袜跣足，以从礼法。

冠帽发式作为服饰整体的一部分，至周代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同时也具有了礼俗色彩。这一时期上层男子20岁成年需进行加冠之礼，谓之“冠礼”。女子插笄不但用于束发固髻，也作为成年、婚否的标识。按其定制，女子许嫁者15岁成年举行笄礼，未许嫁者则20岁成年举行笄礼，以此别之。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异时期，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异常活跃，由于“礼崩乐坏”，服饰受其影响，各诸侯国之间，出现了服制有别、异彩纷呈的局面。载笼冠的北朝男子战国时期，争战频繁，西北胡人部落南下侵扰，使赵国国君赵武灵王（前325～前299）毅然施行服式改革，即废弃宽博衣式，改穿紧身窄袖短衣及长裤革靴的胡装。胡装具有实用、便捷，利于山地及骑射作战的特点。赵国的服装改制，对于固疆域、强军旅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胡装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进入中原地区，并被一定程度地应用。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在全国颁行“书同文，车同轨，兼收六国车旗服御”等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包括衣冠服制在内的各项统一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秦代的服装制度，遵循从今弃古的原则，废除周代繁缛的冕服制度，仅保留在典仪上最轻的小祀礼服玄冕，作为礼仪之服。袍服至秦代已较为普及，秦制规定三品以上职官可服绿袍、深衣，庶民为白袍。其他服饰一般在沿用春秋战国某些形制的基础上，力求实用，加以简化。

汉代巩固了统一的中央政权，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强盛时期。汉代的纺织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春秋战国时出现的缫车、纺车及脚踏斜织机已被广泛应用，使纺织品的产量、品种不断增加。西北地区的毛纺产品也进入了中原，作为衣帽及地毯等用。汉代的特使不断携丝绸等出使西域诸国，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使蚕桑、丝织等技术陆续传入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地，中国精美的丝绸也从此享誉世界。

汉代是中国古代传统服饰的定型时期。由于统一、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不同地域的风俗文化相互融汇，各色服饰也渐归于一统。西汉时期，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尊卑等级秩序，对一般官吏及商贾的冠戴及服装质料，颁有明文律令，成为颁行服禁的开端。东汉时期礼仪服饰恢复了周代的冕服制度，并在尊古制、尚礼法的基础上，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服装制度更趋完善。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服饰日趋定型完备，成为历代服饰发展的基础。

秦汉时期，男子除深衣外，以穿着袍服为尊贵。袍为有衬里或加絮的长衣。其形制以宽衣阔袖为多，一般袖口收缩紧窄，领以袒式为主，领、袖等部位镶花边装饰。汉代天子的袍服随五时行色，即春服青色，夏服朱色，季夏服黄色，秋服白色，冬服黑色，群臣百官上朝时的穿着皆服黑色。汉代仕宦的便居常服多穿禅衣，禅衣与袍服形制类同，只是不缝加衬里，用单层布帛制作。群臣百官也可作为朝服穿着，但只能以衬衣形式，穿于袍服的里面，汉代文人庶民也多穿用。穿长袖襦、半臂、裙装的明代妇女汉代的袍服及禅衣，其上下连体的外形特点，均为深衣的遗制。按其衣式又有曲裾、直裾之别。衣的大襟称为裾。凡衣襟从领部斜垂至腋下，再直垂而下，称为直裾；衣襟从领部斜垂绕体曲转而下，则称为曲裾。戴翼善冠、穿龙袍的明代皇帝深衣的“续衽钩边”也为曲裾衣式。有观点认为，曲裾衣式的出现，与其内服尚不完备有关。当时的裤装裆不缝合，小腿以上裸露，主要由下裳遮围，深衣等上下连体衣式取代围裳后，采用曲裾形式既遮掩露体，又着曲裾深衣的妇女运足方便。随着汉代内服日趋完备，合裆裤的出现，在男服中曲裾渐被直裾所替代。

汉代除深衣、袍、禅衣等上下连体的服装外，另有衫、襦两式短衣，男子穿着也较为普遍。先秦禅衣称为单衣，短式称中单，秦代中单又称衫，为贴身的内服。《中华古今注》载：“汗衫，盖三代之衬衣也。《礼》曰中单。汉高祖与楚交战，归帐中，汗透，遂改名汗衫。”襦为比袍短的衣式。《急就篇》载：“长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先秦时襦也为内服，汉代渐作为外服穿用。襦多为里加絮，无衬里则称为单襦。贵族男子一般和下裙配穿，而民庶百姓上襦下裤为多。

中国古代，裤装的产生比衣裙晚，至商代末期才在一定范围内穿用。裤又称“绔”、“袴”，《说文解字》曰“绔，胫衣也。”胫指小腿，可知早期裤装为无裆的套裤形状，作内服穿着。汉代以后裤的裆部缝合，渐作为外服与衫襦等配用。

秦汉时期男子的首服，在前代的基础上变化较大。战国以前，男子大多只用帽冠罩戴于发髻之上，一作首服，二又约发。战国以后至秦汉时期，则开始用巾裹头，巾用一种方形的布帛裁制。初为庶民百姓作为首服之用，汉代末期仕宦王公贵戚也以戴巾饰为雅，扎巾成为时尚的装束。与此同时，另一种与巾相似的帻，也作为裹头的首服，广泛应用。帻的形式比巾复杂，可形成多种形状，主要有平顶状的乎上帻，屋顶状的介帻两种。汉代官员戴冠需衬帻，衬冠的巾帻按其冠式也有定制，如文官戴进贤冠配衬介帻，武官戴武冠则配衬平上帻等。

汉代的冠帽，作为区别尊卑等差的标识，形制在承袭周代古制、兼收战国式样的基础上，不断创定，逐渐形成品式繁多、较为完备的冠戴制度。先秦时期的冠帽，主要从属于礼仪规范，而汉代的冠帽则更多地从属于尊卑有序的封建制度。

汉代的冕冠，作为皇帝、诸侯及卿大夫临重大礼仪时的冠戴，与其冕服配用。经东汉恢复后，形制与周代基本无异。通天冠为皇帝专用的礼冠，形以铁丝为梁，正竖于顶，梁前有山，展袢为述。汉以后，历代沿用。进贤冠为文官儒吏所戴的一种冠式。用铁丝及纱帛制作，冠上设梁，有一梁、二梁、三梁之异，以区别身份及官阶的高低。三梁进贤冠为最高。武冠也称武弁大冠，为武官所戴的一种冠式。冠以黑漆纱制作，冠沿垂双搭耳，耳有带可系于颔下。除以上冠式外，汉代的冠还有长冠、委貌冠、爵弁、高山冠、法冠、却敌冠、樊哙冠、建华冠等十多种形制。

汉代的等级秩序，不仅体现在冠巾上，也体现在腰间系束的佩绶上。其绶带的颜色、织制方法以及绪头装饰都因佩带人官阶、身份不同而各异。

秦汉时期，深衣制的连体长衣已成为妇女的主陶塑穿靴裸女像要装束。由于上体襦衫短衣和下体长裙等衣式的逐渐完善，中国古代女装中典型的裙衣配用形制，也基本确立。

汉代贵族妇女的礼服，仍沿循前代的深衣形制。但衣襟较前期为长，下摆也更宽大。有些衣式，其襟体远超过前制“续衽钩边”的长度，以至穿着后衣襟可裹绕身体多层。由于襟部镶饰异色缘边，使衣上呈多条斜垂曲围的条纹，故增添了装饰效果。此式深衣的襟角缝缀丝带，穿围后系于腰或臀部。贵族妇女的装束中，另有一式连体的缘衣，其形如袍，又称为重缘袍。该衣的领、袖、襟等部位均镶饰并行的两条缘边，异于其他服装。因装饰繁复，在当时较为尊贵。这一时期，直裾式的檐榆，在妇女中也广泛穿用，檐榆的形制与禅衣相似。

汉代裙服，在古制下裳的基础上，已形成上窄下阔、下长曳地的基本定式。褶裥已被应用，纹饰也愈加丰富。多由罗、绢、绮等材料制作，成为妇女不分贵贱皆可穿用的下体服装。汉代妇女着裙，平时多与其他的衣装配套。一般上着不同的衫襦短衣，下穿风采各异的覆足长裙。这种常便装束，作为古代妇女服装的主要形式，被历代所沿承。

秦代以后，足装均称为履。式样、品种日益增多，主要有出行时穿着的木履，用丝织帛、皮革、麻草制作的各式鞋履。歧头履为汉代的足装，其形为鞋头部分叉上翘，也称翘头履，用其丝缕编织作面，多为妇女所穿用。鞋头上翘为中国古代足履形状的重要特色，历代鞋履虽式样繁多，但上翘形式均为定俗。天门肖家屋脊穿耳孔玉人头挽髻为中国古代妇女主要的发式装饰形式，因挽束、盘结的方法不同而发髻的形状各异。秦汉以后，编辫下垂等低发式开始减少，而高式发髻渐成时尚。汉代妇女的髻式梳整逐渐精细，形状日益增多。主要有垂云髻、迎春髻、飞仙髻、瑶台髻、盘桓髻、分髫髻、同心髻、堕马髻等。其中堕马髻最为著名，是将发挽束结于颈后，稍侧倾斜垂落，似从马上侧堕而下，故取其名。堕马髻在汉代成为时尚的发式，风靡一时。此种髻式也为历代女子所推祟、效仿。汉代妇女的发髻上，多插加各种首饰，步摇为贵族妇女发髻上的主要首饰。步摇是在钗、簪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主要特点为：簪头钗首镂制的花鸟缠枝上堕挂垂珠，行走时随之动摇，使之增添姿采。步摇一般插于额前，也可根据发髻形式斜插于发侧。汉代妇女发髻上除饰以步摇之外，还用各种形状的玉翠簪钗加以装饰。

甲胄是古代战争中用于防护身体的特殊服装。甲又称介、函，用于防护身躯；胄又称鍪、盔，用于防护头部。甲源于古人受动物表甲自御的启发，仿效而制。早期的甲多以藤木编制或由整块的皮革依体缝合制作，周代开始由小块皮革联缀制甲。春秋战国至秦汉，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兵器性能的提高，用于防身护首的甲胄也日臻完备。铁质的铠甲已广泛应用，穿缀成衣的龟鳞状甲片更加细密，结构也更趋合理，在兵戎相见的战场上，身着铠甲，头戴鍪参战，既能有效地防护身体，又可壮其军威。

从魏晋的日月改易到唐代的博采兼收

魏晋至唐代是中国服饰发展的变异丰富阶段。

魏晋时期的服饰，由于受宗教观念、玄学思想、各民族间文化交融三方面的冲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形制在承秦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变异出新的时代风貌。对此，晋代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有段生动的记述：“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低，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披云肩、穿长裙的明代妇女这一时期虽战乱频仍，但动荡中的纺织业仍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织锦业除传统的中原、齐鲁地区外，在四川及江南等地迅速发展。丝、麻、毛纺织品种较汉代更加繁多。棉纺织品也从新疆、华南等地继续输至中原，被称为“白叠布”，并视作珍品用于服饰。清银嵌珊瑚松石大耳坠魏晋时期，凡帝、后及公卿百官朝、祭等礼仪之服，一般均承袭秦汉遗制，但士大夫的日常服装则有巨大变化。当时文人士大人悲观颓废，以至放浪形骸、纵欲享受成为生活时尚。同时，佛教、道教观念冲击传统的思想文化体系，名教、礼法逐渐解体。崇尚天性自然的思潮蔓延，文人名士蔑视礼法，自由旷达，超凡脱俗之风，改变了社会的文化习尚，对服饰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衣式宽博为其主要表现。《晋书·五行志》载：“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当时上至王公名士，下及庶民百姓，均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服饰习尚。这种装束风格，尤以傲俗自放的文人名士穿着为多，以至发展为宽衣袒裸，以寻求抒泄。这一时期的宽褒衫衣，分单、夹两类，多为对襟衣式，且两襟连带，可束系于胸下。袖端弃除秦汉时渐收敛的袖口装饰“祛”，使袖端不受祛的束约，呈宽博长大之形。质料有觳纱、绢布等多种，其色彩多以素雅的白色为尚。此外长袍、襦裙及裤装，也为男子较普遍的服饰。

男子的首服及足装，在承秦汉巾冠及鞋履形制的基础上，也有变化发展。为魏时创制的便帽，以仿古代皮弁之遗风。因资财匮乏，以布帛代之，并以戴不同颜色的恰区别贵贱等级，多以白为贵。晋代除官僚名士所习尚的巾饰、小冠外，还流行漆纱笼冠。笼冠形制源于汉代的武冠，但比武冠略高，用丝纱制成，上涂漆，使之括挺。冠两侧下垂双耳，罩戴于巾帻之上。以武官、侍臣、女官服用为多。魏晋时期，穿着木屐已很广泛，男女通用。《晋书·五行志》裁：“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这一时期，北方民族的足靴在中原地区不断流行，不同质料、不同款式的靴，逐渐成为非正式场合穿着的足装，被汉民族所接受。

魏晋妇女的服饰，秦汉传统的衫、襦、袄、裙、深衣等，仍作为一般的常服。衣式除交领外，对襟渐多，领袖多饰以缘边。衫、襦的形制，广袖褒衣与窄袖紧身互见。裙装为主要的下体服饰，裙长多覆足，裙式除间色裙、羊肠裙外，贵族妇女及宫妃多着绛纱复裙、丹碧文罗裙、紫碧纱纹双裙、红石榴裙及金缕织制的长裙等。此外，衣裙之上腰饰短围裳，帛带束系的装束，也较为流行。晋代以后，还流行帔饰，其形如宽长巾，披于颈肩部位，交垂于领前胸下，以作装饰。

这一时期的妇女服饰，也受褒衣博带、广袖翩翩习尚的影响，并效仿成俗。其中“杂裾”衣式最具特色。这种服饰的下裾围裁成数个三角形，尖角向下，似如燕尾下垂，层层相叠，称为“垂”。围裳中加缀多条飘带。行走之间，随风飘摆，有飘逸如仙之感。故有“华带飞”的赞誉。多为贵族妇女的时尚之服。另一方面，晋代妇女服饰受北方民族装束的影响，部分衣式习尚窄袖、束腰、紧身，而裙装却依然宽博，呈上俭下丰之势，这种风格的衣式，至南北朝时更为盛行，成为一时特色。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装饰品着杂裾䙤衣的妇女由于受皇室贵族骄淫放纵风气的影响，这一时期上层妇女的服饰，多追求浮华靡丽之奢。此风染至民间，使尚丽成俗。《洛神赋》中描述当时妇女装束：“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可见其服饰之繁丽多姿。

受其时尚所染，妇女的发式，编结挽梳更为精细。髻式也较汉代为多，其中灵蛇髻及高髻最具代表性。灵蛇髻源于汉魏，据传受蛇盘绕、曲扭之状的启发，而效仿梳挽成髻，故取名为灵蛇髻。灵蛇髻的髻式可随意变化，能衍生出多种形状，具有玲珑、雅美的特色，魏晋时期颇为流行。晋代以高髻为尚，但梳编高耸的髻式，受到发量的限制，如采用盘叠、结鬟等方式仍不够时，须掺合假发或用假发制成的假髻代之。这种以假发替饰的方法，先秦时就已出现，假发髻曰“副”，经秦汉发展，这一习尚至晋代已较为普遍，成为实现高髻发式的主要手段。高髻发式具有夸张的美感效果，加之在髻上配以插花、珠玉、步摇簪钗等饰物，与粉黛面妆映衬，更显贵美靡丽，为晋代上层妇女的典型发式。

魏晋以后的南北朝时期，中国广大地区争战频仍，南北分裂，社会空前动荡。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由于民族互相错居，触遇一地，使包括衣冠服饰在内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以及文字语言渐趋于融合。同时，南方地区由于中原大批汉民的迁入，带入了先进的纺织等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及服饰的发展，汉民族南北文化礼俗也逐渐统一。

北朝的服饰，由于北方游牧及半游牧民族的入居中原，一方面汉族服饰在文化交流中吸收胡装的很多形式，出现变异，胡装被全礼会所接受，并大范围地普及；另一方面汉族的服制礼仪亦被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所采用。这一时期，各民族服饰在其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改进，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着缚裤式裤褶服的男子北朝的胡装，以上穿窄袖短衣，下着长裤，足着长勒靴，腰束革带为其基本形制特征。革带中以蹀躞带最具特色，蹀躞带上一般都垂佩弓剑、算囊、巾分悦、刀砺、火石袋等物为饰，同时也便于生活中实用。束蹀躞带的胡装习俗，至唐代仍较为普遍，并以此为尚。

北方各少数民族，素以游牧、猎兽为生，加之争战的需要等原因，服装以便于活动的窄短形制为主。裤褶便是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一种服装形式。汉末及魏晋时期，裤褶已传入中原地区，至南北朝时期得以广泛流行，成为当时最为普遍的服饰。

裤褶，亦称袴褶。实为一种上衣下裤的服装形式。褶为衣长不过膝，窄袖，对襟或左衽的紧身短袍衣，腰身以革带束之。裤为较紧窄的双筒外服裤装。着裤褶行动便捷，初为军旅之服，后传入民间，成为文武通用，男女皆穿的理想常服。裤褶的质料有锦缎、绫罗、麻布、兽皮等，一般根据季节及穿着的尊卑等级而有别。裤褶可单独穿着，也可外罩柄裆配套穿用。裤褶形制窄短，用于礼服，则有悖于汉制礼仪。故传至汉域，褶渐为广袖，裤形亦变宽松取大口状。但形制过于宽博，军阵骑乘及朝召不便。为合礼仪、取灵便两者兼得，又出现了一种急装的裤褶形式。其式为：用布帛丝带截为三尺一段，用其在两裤筒的膝下紧紧系缚，以防松散，也便于行动，缚裤制裤褶服在南北朝时期广为应用、流行。

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受汉族文化礼俗的影响，衣式冠履渐从汉制，以取其威仪。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其中规定汉制冕服为礼仪之服，皇帝及群臣百官皆服汉制衣冠，并依尊卑等级衣锦有别。同时颁令约禁胡装，官臣士庶一律皆从。北魏弃胡从汉的衣制改革，史称“孝文改制”。这一时期的袍服，其形制基本与汉代无异，北周时袍下加襕以作装饰，后周时创定品色衣制，其袍色用五色及红、紫、绿等，领、裾、袖以杂色缘边，与公服兼用。此衣式为隋唐时期的品色服之先制。

南朝地区，因仍为汉族所控制，其服饰沿袭魏晋传统，褒衣博带之尚依旧。只是当时争战不断，朝代更替频繁，加之南北朝之间文化互相渗透、影响，以致冠衣服履常有变制、屡有改易成为当时社会的显著特点。

南北朝时期的军戎服装，受北方民族服饰的影响，以便于骑乘争战的窄油短衣，紧裤长靴为主。武士胄甲也有新的提高，更符合实战的需要。继魏晋的笛袖铠后，裲裆铠、明光铠等新型甲衣普遍装备于军旅。裲裆铠是在笛裆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释名·释衣服》载：“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这种衣式无领、无袖，初由前后两片组成，前遮胸，后挡背，用织带、革带在两背部将其袢扣联接，后演化为背心的形式。汉代初期多为妇女的内衣，魏晋以后开始作为外服，其长度一般至臀下，腰部用带束系，用布葛、丝帛等织物制作。有单夹之分，冬季纳入丝棉絮，以保暖御寒，作为士庶之服，男女皆可穿用。裲裆作为军戎服装，多彩用铁质金属及皮革制作，裲裆铠的甲片也多以鳞纹为主。明光铠为胸背部位各装附两块圆形护镜的甲衣。圆护多用磨制光亮的铜铁金属制作，故名之。裲裆铠、明光铠发展到南北朝时，成为军戎的主要装备，广为应用。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百业旺达，与外域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经济文化呈鼎盛之势。与此相适，这一时期的纺织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缫丝技术有所改进，由原来简单的缫丝框，发展为比较完善的手摇缫丝车。丝麻生产几乎遍及全中国，著名产地及品种有剑南、河北的绫罗，江南的纱，彭越二州的缎，宋、亳二州的绢，常州的紬，润州的绫，益州的锦等。唐代丝织品纹样壮丽秀美，色彩明艳，有独特的盛唐风格。当时已流行的印染技术有夹缬、月葛缬、绞缬、拓印、碱印等，另外媒染剂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印染技术的提高。

隋朝历史短暂，服饰没有形成明显特色，但服制在考证古今衣冠及礼仪的基础上进行了统一颁定，使朝仪典庆服制有序。天子以赭黄绫袍为听朝之服，至此，黄色始为帝王所尚。然而隋代服黄尚无严格约限，一般臣官士庶仍可服用。另外，根据服装颜色来确定官品等级的品色服也始创于隋朝。根据服制，以紫、绯、绿三色划九品之别。职官五品以上服紫袍，六品以下服绯袍、绿袍。品色服后经唐朝完备，成为中国古代官服的一个基本定制。

唐代服饰制度在隋旧制的基础上重新颁行，皇帝及群臣百官所服衣制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皇帝的常服承隋制着赤黄色，黄色此时成为至尊之色，为皇帝所专用。服黄有禁自唐代始。品色服制度隋代实施的时间很短，唐代经更修而成定制，一般以紫、绯、绿、青四色别尊卑等级。唐高宗上元元年（674）规定官宦三品以上服紫色，四品服深绯色，五品服浅绯色，六品服深绿色，七品服浅绿色，八品服深青色，九品服浅青色。武则天朝政时，特制绣袍颁赐文武官员，在绣袍的襟、背两处绣饰神禽瑞兽纹样，纹样根据文武有别、品级不同而各异。这种以禽兽纹样区别文武及品级的形式为唐代官服制度的又一特色。裤褶服发展至隋唐已为官定服制，其式除改右衽外，其余大体和前制无异，职官亦按品级服色有别。

唐代一般男子的服装以袍衫为主，其结构形式在承秦汉、魏晋时期袍服的基础上，又参揉了胡装风格，其款式特点为圆领、窄袖，领、袖、裾等部位不设缘边装饰，袍长至膝或及足，腰束革带。袍衫在唐代穿着普遍，帝王常服及百官品色服均为袍式，一般士庶亦可穿着，但服色受限，故多穿白色袍衫。唐代，袍衫还有襕袍、襕衫及缺胯袍、缺胯衫等式。袍和衫的区别在于袍有衬里，衫无衬里。加襕袍衫是在其下摆处加一很宽的横襕装饰，以取既尊古制（上衣下裳），又从时尚的效果。加襕袍衫除职官穿着外，多为士人的上服。缺胯袍衫是在其腋下（摆缝处）开衩，以便于行动。一般为士人、庶民、杂役等服用。因此式方便行军骑射，故又成为戎服之一。

《簪花仕女图》中的唐代贵妇胡装在中原地区融衍，自战国始至唐代达到极盛，盛行胡装的原因同唐代社会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关，同中原与西域、波斯、印度等地的密切交往有关，也同前几代胡俗文化的沉淀有关。从出土的唐代士俑、唐三彩及壁画中，到处可见身着胡服的人物形象，其衣冠外貌为：头戴胡帽或乌纱软巾，身穿瘦袖紧身胡衣，衣长及膝，翻领左衽，腰间系革带，下着竖条小口裤，足蹬靴。由于胡装穿着舒适、便利，所以成为当时官庶上下广为流行的服饰。不仅男子喜穿，而且女子也以此为尚。

着轻薄透体衣的贵族妇女唐代男子普遍穿着的服装除袍衫、胡装外，还有半臂。半臂是一种半袖上衣，原为隋代内官服装，后四方效仿，唐代流行于民间。其形式为合领、对襟、半袖，衣长至膝，常春秋服用。

唐代男子的首服，以幞头巾帽应用最广泛，为这一时期的典型服饰。幞头是一种经过裁制的四脚巾帛，前两角缀两个大带，后两脚缀两个小带，戴时将前面两脚包过前额绕至脑后结系大带下垂之，另外二角由后朝前，自下而上收系于脑顶发髻前。隋时有人提出幞头质地过软，裹在头上有碍仪容，后朝廷准许在幞头内、发髻之上戴扣一个称做“巾”的固定物，把幞头衬托起来，使其外型挺括。幞头随巾帛的变化可包裹出多种式样，如平头小样、武家诸王样、英王踣样等。下垂的两软脚亦有不同形制，有的垂至颈，有的长过肩，中唐以后还出现两脚横于脑后的硬脚幞头。唐代幞头极为盛行，不论帝王臣官，还是士庶百姓皆可戴用。除幞头外，男子首服还有纱帽、胡帽等。

唐代疆固物丰，世风开放，妇女装束呈现出纷繁瑰美、求奇追丽的风貌。这一时期的衣式以襦裙服为代表，襦裙服为上着短襦或衫，下着长裙，围披帛，配半臂，足蹬高头云履，头戴花髻。衫襦以红、紫色最为流行，上面多加绣饰。衫襦中有种袒胸衫襦，其式为低袒领，不开襟，里面不穿内衣，裸露胸肌，唐诗中“粉胸半掩凝晴雪”，“慢束罗裙半露胸”，均是对这种衣式的描写。袒胸衫襦初为宫女及宫廷歌舞伎穿着，后成为上层贵妇及仕士的时尚服饰。另外在贵族妇女中还流行一种“绮罗纤缕见肌肤”的衫衣，用薄细丝纱制作，里面仅以抹胸掩乳，轻薄透体，与肤无异，同为袒裸。袒胸衫襦的出现体现了外域文化的影响及唐代世风的宽纵，也说明了唐人对丰腴人体美的追求。

半臂及披帛也是襦裙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半臂男女都服用，不过女子最流行。其式为紧身、半袖、领口宽散，呈露胸状，衣身较短，胸前结带。披帛是披围在肩背上的帛巾，多用锦或纱罗制作，上有纹饰，分长短两种，短者多披于肩背，形似披风，长者多掠肩绕臂，垂曳于下，行走时随身飘动，颇具风姿。贴花细妆的女子，髻上簪花、功阔眉装饰的女子，梳高髻的女子，贴花细饰斜红妆的女子。

唐代裙装以裙腰高束至胸部，裙长曳地为主要特征。质料以丝织品为主，制作以多幅拼缝为多，并在裙上制褶裥装饰，褶裥多者，有“百褶裙”之称。多幅裁制的裙装分单色和间色两种，单色以红色为尚，在年轻女子中流行的石榴裙即为此式。间色是两种以上颜色的织物相间拼接制作的，尤以红绿、红黄搭配的最多，色彩浓艳，对比强烈。在各式裙服中，花笼裙和百鸟裙在贵族妇女中最为盛行。花笼裙为一种套罩在其他裙外的短简裙式，用轻细薄透的单丝罗制作，上用细如丝发的金丝线及彩线绣饰各种花鸟图案，纹饰精美豪华。百鸟裙据传为安乐公主所创，是由众多珍禽异鸟的羽毛捻成线，再与丝一起织成的裙服。其裙色不但艳美华丽，而且色中隐色，故旁看、正视，日下，影中色彩各异，变化莫测。

唐代妇女除以襦裙服为主要衣式外，还以穿胡服及男装为时尚。唐男子的胡服，实为汉胡合制，以胡为主。女子则一般不参揉改易，取其原式。其特征为：戴尖锥形浑脱花帽、穿翻领小袖袍，领袖间用锦绣缘饰，钿镂带，条纹毛织物小口袴，软锦透空靴。唐代西域文化传入中原，胡舞极盛，如浑脱舞、柘枝舞、胡腾舞、胡旋舞等皆为当时著名的胡舞，其舞服形采各异，仕女竞相模仿。女着男装与胡服同时流行，衣式与男装无异。女子俏美的姿容在英武的幞头、衫袍、革带、长靴的映衬下，别有风韵。唐代妇女穿胡服及男装，初流行于贵族妇女及宫女中，后逐渐染至民间。这种风气的形成同妇女追求英武、丰健之美及全社会尚武有直接关系。

唐代妇女的妆梳与其纷繁的衣式同奢并丽。典型的发式有花髻、高髻、双鬟望仙髻、倭堕髻、螺髻、宝髻、惊鹄髻、抛家髻等。上层妇女髻上多插金银玉翠的簪钗及梳篦等饰物，民间更有髻上插鲜花的习俗。唐代妇女注重面部修饰，喜爱浓妆艳抹，其主要的画妆方法包括涂脂抹粉、画眉、点痣、点唇、饰花钿、染颊、妆靥、斜红妆等。

宋代的守古尚简与明代的恢复汉俗

北宋初期，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都市汴梁繁盛一时，并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宋代物质文化。北方女真族侵居中原后，宋皇室南迁，占据富庶之地，使江南出现了经济文化兴盛的局面。两宋时期纺织业又有进一步发展，其产量、品种大幅度提高。织锦进入全盛时期，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及四川的“蜀锦”都闻名遐迩。丝织品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并且一改唐代奔放华丽的特点，而代之以秀雅纤细的风格。宋以前人们多崇尚轻、柔、薄的织物，而宋代则渐崇尚厚实，爱好规矩纹的装饰。宋代服饰由于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总体上趋于保守、谨严。妇女服饰受到较多的约制，弃华丽、从简朴蔚然成风，“惟务洁净，不可异众”成为当时循守的准则。

宋代冠服制度，在宋初沿袭晚唐、五代遗制的基础上，力图恢复旧制。博士聂崇义以“详求原始”，“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仿虞周汉唐之旧”为宗旨，编制了《三礼图》，对礼仪及服饰制度重新仿定，并获朝廷批准颁行。由于历代服制有异，而周代礼仪因时间久远难于详考，故而服制法古只能取其大势而舍其细微。

宋代服制经多次更修逐渐形成定制。皇帝冕服为冕冠前后十二旒，衣裳十二章纹饰，蔽膝、佩绶、大带、舄等制齐备。诸臣百官冕旒、衣裳章纹依职别、尊卑递减，以示等差。通天冠为皇帝专用，其制设二十四梁，冠前加金博山并用金或玳瑁制成蝉形附于冠上。诸臣百官朝服中的冠戴有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三种冠式。进贤冠用漆布制作，依冠上梁数区分等级，各职官按官品戴用。貂蝉冠以织藤漆制，冠上饰蝉，并插貂尾，是官职最高者如三公、亲王等加于进贤冠上所戴冠饰。獬豸冠也属进贤冠类，梁上设獬豸角状物。古传獬豸为带角神兽，善辨曲直，故为执法职官的法冠。依宋代服制，上至帝王，下至诸臣百官，除祭祀典礼、大朝会等隆重场合按礼服形制戴冠冕外，其余场合一律戴幞头，并与公服配用。唐代幞头延用至宋代，发展成帽式，漆纱制作，呈方形，幞头后向两侧各平直伸出一铁脚，每脚长度约尺余。

宋代公服中，除幞头首服外，袍衫为主要衣式，其形式：勾圆领，大袖，下加横襕，袍长过膝，腰间束以革带。袍衫服色，宋承唐制，赭黄、浅黄为帝王专色，诸臣百官则按品级职别定色。宋初定三品以上服紫色，五品以上服朱色，七品以上服绿色，九品以上服青色。后经更动，弃青色，置三等色，定四品以上戴直脚幞头、着圆领襕袍衫的皇帝服紫色，六品以上服绯色，九品以上服绿色。服紫、绯色的品官，腰际佩垂鱼袋，用金银装饰。宋代服制中的革带，也是区别官宦职别高低的饰物，其材料和装饰都很考究。革带用皮革制作，外裹绫绢，上面排置着方形或圆形饰牌，饰牌按质料分为玉、金、银镀金、银、黑银、犀角、铜、铁、角、黑玉等。依照服制，三品以上束玉带，四品以上束金带，其余官品也按相应质料束用。宋代以能束金带者为荣，故有“腰下几时黄”的诗句。宋代职官着公服的整体形制为：头戴展角幞头，身着品色袍衫，腰束革带，垂饰佩鱼，袍下穿宽口裤，脚着靴或革履。

宋代有按季节颁赐文武群臣时服之制。所赐时服分袍、袄、衫、裤、勒帛带、抱肚等类，多用织锦制成，上饰各种鸟兽纹样。不同官品所赐时服质料图案各异。颁赐时服是宋代服制的又一特色。

宋代大都市百业兴旺，市景喧闹。《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汴梁一般平民的装束打扮：有的“着白虔衫，青花手巾”，有的“戴帽，穿褙子”，还有的“穿衫，束角带”等，“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宋代平民、商贾及文人稚士衣式各具征貌，但衣裳的纹样和色泽受到约限，如黄色为帝王专用色，紫色的服用也受到限制，所以士庶服色以皂、白两色为主。

宋代文人雅士多以深衣作为礼服，在冠礼、婚礼、祭祀、宴居时穿着。其式仍沿古制：右衽，宽身大袖，衣裳连属。衣常为白色，领、袖、裾一般饰以黑色缘边，同衬以幅巾的黑冠、黑履配套穿着。衫也是文入学士的常服，其中以襕衫、帽衫较为典型。襕衫为圆领大袖，下施横襕，腰部有裥褶，长及足，用白色细布制作，多为未入仕途的文人穿着。帽衫为交际常服，一般为身着黑色罗制圆领衫，头戴黑纱帽，因此得名。另外，文士及商贾平时还尚服一种对襟、胸前结带的长褙子，士大夫阶层多用作家居会客时的礼服或作衬服之用。宋代士庶的首服以巾为主，式样及名称繁多，如东坡巾、高士巾、山谷巾、逍遥巾、胡桃结巾等着褙子的女子。巾的式样较唐变化很大，方正高起是其主要特色。如东坡巾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四方体，桶高英武，外层檐短，前面正中开口，《东坡居士集》中所载：“父老争看乌角巾”即是指此式。

宋代劳动阶层的服饰有”百工百衣”之说，衣式因劳作需要一般都呈短、紧风格。其短衣缚裤的装束同官吏士人的宽博袍衫形成鲜明对照。衣料多为粗陋的褐布，服色以皂、白及暗色调为主。因鞋比靴等形小适足，穿着方便，而且制作简单，故而为劳动者的主要足装。按质料分为革鞋和布鞋两类。

宋代，程朱理学思想逐步居于统治地位，它提出“存天理，去人欲”，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在这种思想笼罩下，妇女服饰总体上趋于封闭、保守，其款式流于拘谨，缺少变比，服装造型以纤细、修长为主，服装色彩多取淡雅的间色。宋代妇女服饰质朴、洁净、娴雅、清秀的风格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又表现出宋人的审美取向。

宋代后妃、贵族妇女的礼服有袆衣、褕翟、鞠衣、朱衣、礼衣等数种，各种服饰按其规定，分别在不同礼仪场合服用。贵族妇女的常服由大袖衣、长罗裙、褙子、霞帔等组配而成。

褙子是宋代女装中最具特色的一种，不仅是贵族妇女的常服，也为士庶女子普遍服用。褙子由古代的中单和半臂融合演变发展而来，具式样为：直领对襟，衣襟敞开，任其露出里衣，两腋下开长衩，两边离异不缝合，长袖，身长及膝。褙子穿着后，有直垂而下，修长秀美的造型效果。除褙子外，宋代女装还有襦、袄、衫、半臂、裙、裤等。襦袄式样与前代相比，腰身和袖口都比较宽松，颜色比较淡雅，通常采用间色如淡绿、粉红、银灰、葱白等，或素或绣，文静清丽。宋代裙装受晚唐五代的影响，贵族妇女多穿饰绣的罗裙、石榴裙等，甚至穿用郁金香草染制的郁金裙。裙装式样修长，裙腰间系帛带，有的垂饰绶环，裙摆略窄紧，拖地，掩足，以从礼法。宋代曾出现过一种前后开衩的裙式，流行于宫妃及民庶女子中，后被视为奇装异服，受到责斥。

宋代妇女的冠帽有花冠、高冠、团冠、珠冠、盖头等。冠上除装饰金银珠玉、鲜花或绢花外，还流行插梳。据《东京梦华录》、《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北宋京都妇女冠上插白角梳，梳大逾尺，有的甚至长达三尺，由于梳子过长，所以上轿进门时只能侧首而入。皇元年，宋仁宗下令改制，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以刹侈华之风。宋代妇女外出多戴用方幅罗巾做成的盖头，以遮面蔽风尘。后世民间婚嫁时新娘所用红盖头即源于此。宋代妇女发式承晚唐五代遗风，以高髻为尚，高髻中甚至掺合假发，一些都市曾有生产、销售这种假髻的店铺，后因违背了“洁净”、“简朴”的原则，受到朝廷干涉。

宋代缠足之风盛行。据史载，缠足源于五代南唐，初为令足纤小，以善舞。至宋代，由于受男尊女卑封建礼教的影响，此风得以发展，并逐渐成俗。与缠足妇女小脚相适应，宋代出现了弓鞋，鞋型小，鞋头尖锐，并明显地上翘，以适弓足。

辽、金、元分别为以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为主体，在不同时期建立的三个统治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最初都未具备完整的服装制度。在对汉民族的统治及接触中，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服制礼仪均参仿汉制加以创定。同时各少数民族服饰传统也不断巩固加强。这一时期，因统治者争战扩张，民族矛盾加深，而各民族固有的服装传统又难于统一，因此形成各民族服饰在相互影响中，承其遗制，分流发展。元代，棉纺业从种植到织造迅速在内地普及，棉织物的数量及品种不断增加。同时丝织物的加金技术，在唐宋趋于成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高，织金锦缎用于服饰也较为流行。形成统治阶层穿着织金服饰的奢靡之风。

辽代长期与两宋对峙，其服装制度受汉制影响，逐渐形成辽、汉两套服制。当时辽国皇帝与南班汉吏用汉服，太后及北班契丹臣僚用辽制胡装。辽制胡装以长袍为主要衣式，袍装男女上下同制。皇帝大祀时穿着白绫袍，朝服着络缝红袍，常服着绿花窄袍。臣僚百官多着窄袍。辽制袍服的基本形式为圆领、左衽、袖窄瘦，袍上装饰有疙瘩式攀扣，袍带结于胸前下垂至膝。服色以深暗为尚，纹饰较缺襟行袍明代丝绸为简朴。与其配套，男子袍内着裤，女子袍内着裙，皆以长筒革靴作为主要足装。辽地处北域，冬季用貂、羊、狐、鼠等裘皮制作袍、袄，贵族用貂裘，貂毛以紫黑色为贵。据史志记载，辽代除皇帝、臣僚及高级职官可戴冠外，其他人皆不准私自服用，甚至包括扎系巾饰。中小官吏及庶民百姓，即使冬季也只能科头露顶。契丹民族男子传统的发式，多为髡发。其形为剃除顶发，在两鬓或额前留少量余发，或留一排短发于额前，两鬓及耳后余发有披散与梳整垂束多种形状。女子婚前也有髡发之习，婚后则蓄发梳束。受佛教影响，女子当时有涂黄的妆面之习，称为“佛装”。

金代是继辽之后由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统治政权。女真族原来世居东北，其传统服装秋冬多用动物皮革缝制，春夏则用贮麻丝及白细布帛制作，其质料贫富有别。衣裳左衽，服色尚白，男子衣式窄小，下身穿裤装，足着尖头靴。女子多着直领团衫及有饰纹的裙装。女真民族尚辫发，男子的发式一般剃去顶发，脑后留发辫垂于脊背。以色丝结扎。女子则将发辫盘成顶髻，用簪钗插饰。金原无完备的服装制度，后灭辽侵宋，得宋朝大片疆域后，服制礼仪才在取法汉、唐遗制的基础上，参考宋制，逐步建立。女真民族进入中原，和汉民族错居，服饰习俗相互参揉、影响。

元代是以北方游牧的蒙古民族为主建立的统治政权。蒙古民族勇猛、剽悍，原有的传统服装具有简朴、实用的特色。灭金入居中原及灭南宋统一中国后，服装制度才在近取金、宋，远法汉、唐的基础上，融汇汉民族文化礼仪逐渐创定。当时，皇帝及朝臣百官除在礼仪场合穿着汉制的冕服、朝服、祭服等外，公服亦从汉俗，其服色、纹饰视等差有别。其他服装则仍延用传统的蒙古族装束。

质孙服为蒙古民族传统的服装之一。质孙为蒙语音译，汉意为“单色衣”。其形为袍袄状，和汉族深衣相近。多为交领、方领，衣袖窄紧，衣长至膝下，腰部多作褶裥，和同色的小口裤、帽、靴配穿，形成统一的套式。质孙服为皇帝、朝臣百官的礼宴之服，侍从、乐工及卫士也可服用。质孙服品种繁多，冬夏各异，其质料、颜色及纹饰的精粗也依尊卑等级而有别。质孙服虽贵贱不一，但衣帽、裤靴皆用同色，均为同制。

元代的服装，一般也以长袍为主。男子常服多穿窄袖长袍，十二团十二章缂丝衮服形制既保持传统特色，又参取汉制风格。元代袍服种类较多，其中辫线袍为突出的一式。特点为圆领、窄袖，下摆宽大过膝，并折有细裥，形似裙状。腰部用多道彩线横围缝绕，以作为束腰装饰。辫线袍适于骑乘时穿用。蒙古妇女的袍服，一般形式较宽大，左衽式，衣长及地，大袖而袖口处渐窄小，袍内穿套裤，足着尖头革鞋配之。贵族妇女的袍色，习尚泥金、赤、黄、绿、茶色、胭脂红、鸡冠紫等，质料以大红织金、吉贝锦等为多。

蒙古民族的发式，上至国君，下至庶民，男女皆辫发为习。辫发式样与金代有异，称为婆焦。其形为将顶部一弯发剃除，正前一束垂覆额前，左右两侧编辫结环下垂，披搭于两肩。与发式相配，男子也有戴耳环之习。依蒙古民族习尚，首服一般为冬帽夏笠。冬季的暖帽用貂鼠或羊皮制作，有平顶、圆顶、尖顶之分。夏季的笠帽多用毡、锦、竹藤及漆纱罗等材料制作。贵族笠顶多饰有珠宝，以圆钹型、多角棱型为多。元代贵族妇女的首服，以戴姑姑礼冠最为尊贵。冠以铁丝编结，或以竹篾、桦木为骨，包表红绢金帛、红青锦等，型似花瓶状，其冠高一般二三尺，最高可达四五尺。用珠玉缀饰，两侧垂有珠坠，冠顶插饰翎毛，冠后披有巾带。

元代统治者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金代汉族遗民）、南人（南宋汉族遗民）依次分为四等。对汉人、南人服饰多有禁限。如庶民禁用龙凤纹饰，禁用金、彩等。但衣式仍可沿用宋代遗制，当时的汉族服饰，男子多穿宋式袍衫，头戴幞头及巾饰。女子的装束，尤其南人女子多穿着褙子、衫襦、袍衣、多褶裙装、披云肩等衣式。质料一般为素色粗绫布帛，图案以暗花为主。发式多为低型发髻。

继元之后，汉族统治者重新掌握政权，建立了延续近300年的明王朝。包括服装制度在内的汉族礼仪得到全面的恢复。中央集权专制进一步强化，中国封建社会更趋成熟。

明代的纺织业，在社会经济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工艺技术又有新的提高，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纺织物的品种及花纹色彩更加丰富，传统的吉庆祥瑞图样、刺绣工艺均有较突出的体现。这一时期，除丝、麻、毛纺织品仍被普遍应用外，棉织品在棉纺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已开始成为服装的主要质料。

明代的服装制度，是在废止元制，恢复汉俗的基础上，参取唐宋制度而更定的。这一时期，服务于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不断规范化，在其服装制度上则反映出详具、谨严、正统的特点。

明代的帝王之服，根据祭天地、登极、亲征、朝觐、燕居等不同场合各有其定制。分冕服、皮弁服、武弁服、通天冠服、常服、燕弁服等多种。临重大典仪时按其古制着冕服，一般非礼仪场合则穿着常服。常服以头戴乌纱折角向上巾，身着饰有金织盘龙的盘领窄袖袍衫，腰系玉带，足着靴履，为其基本形制。

戴乌纱帽、着盘领补服的职官朝臣百官的冠帽衣履，也恢复了传统的朝服、祭服、公服、常服之设。其中朝服用于重要的朝贺礼仪场合。以头戴梁冠，身着赤罗衣裳为制。以冠上的梁数及所佩带绶区别品级尊卑。祭服则用于参加郊庙、社稷等祭祀活动，服式不分等别皆着青罗衣、白纱中单、赤罗裳、蔽膝，其冠带、佩绶则与朝服同制。公服为早晚上朝奏事、侍班、谢恩、见辞等场合服用。以头戴展脚幞头，着盘领袍装，腰束带，足着靴为制。其袍装的服色、纹饰按品级各有定制。常服用于常朝视事时穿用。乌纱帽为此制首服，由唐代幞头发展而成。帽形为前低后高，围顶圆状，用铁丝、藤丝编织帽架，以乌纱为表，帽后两侧各插一翅，横于脑后。此帽式为明代最具代表性的官制帽式，文武百官皆可戴用。常服衣式为腰束革带的圆领衫袍。明代服制定常服衫袍的胸背缝缀方形绣饰的补子，用各种动物图样作其标识，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以区别职官品级等差。补绣的具体定制为：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法官獬豸；武官一二品狮子、三品虎、四品豹、五品熊罴、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常服的整体形制为头戴乌纱帽，身着圆领补饰衫袍，腰束革带，足下穿靴。此制品职等差谨严有序，为明代最为典型的品官服装。

明代眼制中，绣绘龙饰的袍服，沿承前制为帝王专服，以示其尊。龙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吉祥神兽，历代极度美化。龙成为帝王的象征，萌于唐宋，盛于明清。龙的形象多以龙头竖双角，蛇身鳞纹，足分五爪，须鬣齐备为其定式。这一时期，另定有分别饰蟒、飞鱼、斗牛纹样的袍服，作为钦赐于近臣、宠官及功将之用。蟒形似龙，原无足、角，后加之其上，仅少一爪为异。飞鱼及斗牛也为传说中的神兽形象。飞鱼形状类蟒，其龟鳍、鱼尾与蟒略异。斗牛形似龙蟒，鳞爪皆具，只是角状向下曲弯，为其显异。因以上三种兽纹服装遍赐文武职官，纹饰形象也多与帝服龙饰相近，别异甚微，故后被禁之，不得擅自服用。

明代一般男子的服装，主要有䘸衫、罩甲、袍服等式。䘸衫为一种长衣式服装，形式为窄形袖，领式有方有圆，上衣设横襕，下体为裙裳式，下摆开衩，傍侧折褶装饰。此衣式与深衣类似，又和质孙服相近。䘸衫原为内臣之服，后士大夫宴交时也常穿着。罩甲为一种衣长至膝的背心式外罩服装。有对襟与大襟两式，一般士庶及杂役等只准穿大襟式，对襟衣式则为官宦等穿着。这一时期的袍服，外形与唐宋形式大体无异。为文人学士及庶民百姓的主要服装，袍的服色因禁黄、紫，以青、黑色为主，明代男子以巾帽为主要首服，其式样达三四十种之多。其中以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及网巾应用最为普遍。四方平定巾也称四角方巾，用黑色纱罗制作。其外形高大，四角方正，据传士人杨维桢入见太祖时头戴此巾，太祖问“此巾何名”，杨投其所好，对日“此四方平定巾也”，太祖听盾甚喜，遂颁式全国，取意疆域四方平定。此巾当时职官、儒士及一般庶民均作为便帽服用。六合一统帽属小帽式，材料依季节不同有罗纱、绒毡等质，帽体分六瓣，八瓣裁制缝合，饰有帽沿，形似瓜。据传取意天下六方一统的祥兆，由明太祖所制，并也颁式全国，多为民庶百姓所戴用。网巾为明代所创的一种束约、包裹发臀的网罩，由落发、马尾及丝线等编织制作，一般先戴网巾，后着巾帽，劳作的男子也有单独使用网巾的习俗。霞帔明代男子的足装，除职官穿靴及朝鞋外，一般士庶则多穿着皮制有革幼的革翁鞋，外绕缠绑脚，既便捷，又牢固。北地人多穿牛皮质直缝靴，南方则多穿木屐、蒲鞋等。比甲（左）、水田衣（右）明代妇女服饰，受社会浓重的封建意识及规范的礼俗影响，呈现出端庄、规整的风格。明代贵族妇女的服饰，也沿承唐宋传统，分为礼服及常服两类，衣式繁细而谨严。大袖衫为帝王后妃的主要服装，特点为袖形宽博，有盘领及对襟等式，以对襟衣式为多，服色以正红为贵。在其重要的礼仪场合，大袖衫配以凤冠、霞帔穿着。凤冠是明代贵族妇女最为华贵、庄重的礼冠，皇后的凤冠装缀口衔珠滴的金龙凤、珠花玉翠及博鬓等饰物。另有一种冠，仅缀花钗珠翠及金翟，不饰龙凤，为一般命妇所戴，也称为凤冠，明代对后妃以外的妇女服戴凤冠有其约限，但上层妇女戴龙凤冠饰成尚，也很难禁绝。霞帔为一种帔饰，形为一条窄幅饰带，绕其头颈，披挂于胸前两侧，帔垂下端拢合，并装一圆形金五坠饰，坠饰称为帔子。霞帔一般用深青色的厚质缎料制作，上绣花禽纹样以作装饰，其纹样及帔子的质料按贵族妇女的等级身份各有定制。

褙子传演至明代，其形式与宋代相似，后妃贵族及普通民庶妇女均作为礼服穿用。这一时期，在年轻妇女中流行一种衣式，称作比甲。特点为对襟而无领袖，衣身两侧开衩，衣长至膝下。比甲穿罩于衫袄之外，在年轻妇女中广为流行，成为明代的习尚服饰。

衫、袄、襦与掩足长裙配套穿着，仍为明代妇女的主要装束。明代妇女穿着裤装已不多见，裙装以传统的多幅裁制，腰间折褶装饰为主要形式。贵族妇女裙装的色彩绣纹丰富华贵，民庶妇女则以淡雅为尚。这一时期妇女的领襟等处已开始用扣系结，而扣饰的出现，摆脱了中国服饰用带束系的传统，应用于女装之中，更增添了女性端丽、纤巧的风韵。

明代妇女服饰虽整体上规整合制，但也时有求丽出新的奇样出现，明末民间曾有一种用各色不同形状布帛拼接缝制的外衣，看去似块块水田，故称为水田衣，因式样奇丽，成为年轻妇女一度的时尚之服。

明代妇女的妆梳，也有新的特色，流行的发式有后翻梳的桃尖顶臀、长圆形的鹅胆心髻、挽发后垂的堕马髻、盘成海螺状的双螺髻、实心低小的杜韦娘髻以及各式假髻等。发髻臀上的簪钗珠玉等插饰更为精巧，品种较之前代有所增加。这一时期，在年轻妇女中戴额帕非常盛行，额帕又称头箍，用纱罗制作，用以罩戴发髻，流行后不断发展，有在额前加缀珠玉装饰，也有用厚实的织绵等围裹额部，寒冬则多用兽皮毛，望族贵妇则用貂、獭等皮毛裹饰，故也有“貂覆额”、“卧免儿”之称。

满汉并存的清代服饰

清代是满族贵族建立的统治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初，满族统治者强令在全国范围内改冠易服，发垂辫，故汉族传统服饰受到相当冲击，并终被满族服饰所取代。但延续数千年的汉民族服饰不可能在强压下一朝顿改，完全被泯灭，因汉人的衣冠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为缓解矛盾，统治者实行了民族同化政策，宽允汉族妇女沿袭明代服饰。汉民族某些服饰礼俗、程式及标识纹样等也渐被清代服制所采纳。故此，清代形成了以满族服饰为主体，满汉并存，彼此影响，互有异同的服饰风貌。

清代，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各民族文化及中西文化的交流，纺织业欣欣向荣，技术上精巧纯熟，花色品种繁多。艺术上早期继承明代风格，中期吸收欧美艺术的精华并有所创新，晚期追求细巧繁缛的装饰手法，并形成风尚。清末，中国开始引进纺织机械，使机械化生产逐渐取代手工生产。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纺织品批量出口，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的服装制度，在满族入关前的初制的基础上，参酌辽、金、元遗制，经多次更修而定。其服制对冠戴衣履的式样、颜色、纹饰及质料等都有详具的厘定。清代服饰的定制、规约、禁例之繁为历代所不及。由于满族统治者把坚持本民族特色的服饰制度视为固国之本，所以清代数百年始终以满族传统服饰为基本模式，从未更改，直至清亡。

清代的服制定有衮服、朝服、龙袍、补服、公服、蟒袍、常服袍、行袍行裳、端罩、行褂、马褂、常服褂、雨衣雨裳等。

衮服为皇帝在祭圜丘、祈谷、祈雨等隆重场合穿着的大礼服。服长及地，服色为石青色，绣五爪正面金团龙四团，左肩绣日，右肩绣月，前后篆文寿字并相间五色云纹。

龙袍为皇帝在一般庆典活动中穿着的礼服，其特征为袍身绣有九条金龙，是皇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舆服志》载：“龙袍，色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清代统治者认为辽、金、元灭国的原因之一是仿效汉制衣冠，故儆鉴之。清皇帝的龙袍就与前代迥然不同，独树一帜。然而龙袍也沿用了汉古制的十二章纹样，以取其威仪之势。

龙袍是皇帝的至尊之服，唯皇帝享用。群臣百官则以蟒袍为贵，上自皇子，下至九品官吏皆可服用，但服色、蟒纹、蟒爪数目等按等级各有定制。

清代服制中的衣式以袍服为主，应用广泛，除在各种礼仪场合穿着礼服袍外，还有平常便居的常服袍以及出行骑乘的行袍等。清代袍服的特点为：袖形窄瘦，袖口装有箭袖，紧裹着补褂、佩披领、挂朝珠、戴暖帽的职官清代皇帝衮服手臂，以便骑射。袖端为弧形，上部覆手，平时挽卷，行礼时复位放下，因形似马蹄，亦俗称马蹄袖。袍为圆形领式，右衽大襟，以钮扣束结。依服制皇族宗室袍下前后左右开四衩，职官则只在两侧开衩。

清代穿于袍外的服装称为褂，其服式比袍服略短，圆领，对襟，两侧开衩。除后妃的朝褂无袖外，其余各式褂服均有平齐适中的衣袖。褂服是清代服制中重要的衣式，皇帝、后妃、群臣百官皆作外服穿用。清代的补服也是褂式外服，故又称补褂。补褂的前胸后背织绣补子，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基本参照明代服制），定制为：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犀、八品犀、九品海马等。

文官补子清代服制中，对领围及领肩部位甚为重视，定有披肩和领衣两种肩饰。披肩似菱角形，两隅略尖，上绣彩纹，并缘边装饰，为帝、后及文武职官在重大的典仪场合配礼服穿用。清代礼服通常无领，所以穿时常外加领衣。领衣有肩，开襟，有钮饰扣系，从颈部垂至胸下，似牛舌头状，穿时束于带内。领衣夏季用纱、春秋用缎、冬季用皮毛或绒制作，穿时有夸张肩部，增加礼服庄重感的效果。

清代皇帝、皇族及近臣显官的冬衣以裘毛制作的端罩为贵。端罩圆领、对襟、平袖、裘毛翻露于外，常套在袍外穿着，既轻暖，又显贵。皇帝的端罩以黑狐皮、紫貂皮等高级裘皮制作，臣官则用黄狐、豹等普通裘皮缝制。

清代服制中的冠饰有朝冠、吉服冠、行冠、常服冠等。按季节又分为冬夏两式，冬春所戴的称为暖帽，夏秋所戴的称为凉帽。暖帽的形式为：帽体圆形，设一圈朝上卷翻的檐边，多用黑色毛皮为料制作，帽顶装有顶珠，顶珠系各式珍贵宝石，珠子四周衬有穗饰，珠下装有翎管，内插翎羽。凉帽无檐，形如圆锥，胎用玉草、藤竹编制，外裹白色、湖色或黄色绫罗，帽内有箍围，也装饰顶珠及翎羽。顶珠和翎枝是清代礼冠上独特的装饰物，它是区别尊卑等级的标志，故有以顶戴别贵贱之说，如文武一品官顶珠用红宝石，其下顺序为：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砟磲、素金等。翎枝分为花翎和蓝翎，花翎是孔雀翎，蓝翎是曷鸟羽所制。以三眼孔雀翎最尊贵，唯皇族宗室贝子可戴。

朝珠作为佩饰是清代服制的又一特色。朝珠源于佛教的数珠，由108颗圆珠串成，里面有4颗大珠，将108颗珠四分，据传象征四季。珠串上另缀三小串珠子，佩挂时男子为左垂二串，右垂一串，女子则相反。朝珠上还有一后引饰垂于背后。按服制规定，皇帝至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妇女为皇后及五品以上受封号者方可佩戴朝珠。旗袍清代一般男子的服饰有袍衫、马褂、马甲、裤装及各类便帽、鞋靴等。袍衫为长筒式、右衽大襟，下开衩，冬季夹袍内纳以棉絮御寒。在袍衫外，一般多加罩马褂或马甲。马褂为短褂式上衣，长仅至脐部，依袖形分为氏、短、宽、窄等式。襟有大襟、对襟、缺襟、琵琶襟之别，装扣袢系，多为圆领或立领，质料因不同季节有绸缎、呢、皮毛等，一般多用天青、深红、酱紫、深蓝、深灰等色。黄马褂为特赐之服，庶民禁用。马甲也称背心、坎肩，为清代的一种无袖短衣，长至腰际，多为立领，缘边装饰，其质料、服色、襟式等与马褂大体无异。但其中一式于领下正胸横一排纽扣，俗称一字襟，为马甲所独具。清代男子裤装普及，成为与袍衫、褂配套的主要服饰。裤为合裆，高腰式，裤腿肥阔，裤口有缘边。北方男子及老年人常用带子系缚裤口，以求保暖和灵便。另外，前代传承下来的套裤也较流行，不分贵庶，皆喜穿着。套裤是一种无裤裆、只有两只裤管的裤装，穿时以带系在腰间，臀部和腿上部露在裤外。裤下足装，以靴为尚，但一般士庶多穿黑色布制的鞋履。清代盛行瓜皮帽，另外毡帽、风帽、皮帽、笠帽等依用途也在不同情况下普遍戴用。

清初，因满族统治者强令推行剃发改服，故在全中国范围内男子的发式被统一为满族的发垂辫式。该发式是将额角前的头发剃去，其余头发蓄留起来编结成辫，垂于脑后，或盘于头顶。这一发式一直到清王朝灭亡才被废止。

清代妇女服饰在“男从女不从”的思想指导下，保留了满汉两套服饰体系。并互相影响，各有借鉴。

满族妇女的典型服装为衣裳连属的旗人长袍，即旗袍。旗袍后来演化成中国最具特色的传统女装，有“国服”的美誉。清代旗袍呈筒形轮廓，清初较为宽博，以后趋于合体，袖长至腕，袍长至足，袍身两侧常开衩，合锁右衽，领高时有变化，无领时戴一条长领巾做装饰。

满族妇女在旗袍外习愤加罩坎肩。坎肩形式有对襟、大襟、一字襟，琵琶襟及斜而直下襟等，坎肩的交襟处及边缘多镶绣觉阔繁褥的边饰。

满族妇女的头饰很具特色，旗女以叉子头为尚，梳时将头发平分为两把，盘结在铁丝做成的架子上，故又称架子头。后来这种发式发展成了“高如牌偻”的大拉翅，风行一时。大拉翅实际上为假髻，是用4×20厘米的扁方横插头顶，使其与事先梳制成的柱形发根结合，形成T字形。大拉翅前插缀绢花，后垂流苏，别有风韵。

旗女大足，喜穿花盆底鞋。这种鞋底为木质，源于满族人“削木为履”的旧俗，鞋跟镶在脚心部位，低者一二寸，高者三四寸，外形似花盆，人立于上显得颀长优美，走起路来婀娜多姿。

清代汉族妇女装束沿袭明代，一般为上着袄、衫，下着长裙。袄、衫外面常套一件圆领先袖的长背心，长度可及膝，以镶滚装饰。清初，女服镶滚装饰较素较窄，以后趋于宽阔华丽，到了清末，从三镶三滚、五镶五滚竟发展到了“十八镶滚”，让人眼花缭乱。清代裙子的式样极多，清初崇尚“百褶裙”、“月华裙”、“弹墨裙”等，康乾年间流行宛如凤尾的“凤尾裙”，同治年间时尚能张能缩，如鱼鳞般闪烁的“鱼鳞百褶裙”，以后，富家女子还喜穿裙上饰飘带，并缀响铃的“叮口当裙”等。下裳除裙外，来成年女子和婢仆多穿裤，裤式为高腰合裆，裤氏至足，腰间系带，余幅垂下为饰。

乾隆帝孝贤纯皇后朝服像清代霞帔比明代为宽，亦如背心，上绣禽纹，下垂流苏，除命妇享用外，民间婚嫁有假借礼服的习俗，即以凤冠霞帔做婚礼服饰，以示隆重和风光。

清代汉族妇女的发式受满族影响，一度以高臀为尚，如牡丹头、荷花头、元宝头、钵盂头等，发型高硕光润，富有装饰性。以后高髻遂渐过时，妇女多梳平臀、圆髻、如意缕等。清末年轻女子喜好梳俊俏的“蚌珠头”、“双丫髻”、长辫等，额前还用留海装饰，留海分“一字型”，“垂丝式”、“燕尾式”等。老年妇女多在脑后发髻上罩用硬纸或绸缎做的冠子，冠上有吉祥纹样，戴时插冠簪。

作为军戎装备的甲胄，由于铁质铠甲的应用，坚固程度日益提高，但其重量也不断增加。为减轻重量，明代出现了棉制战甲，清代以后则广泛使用。清末，随着西方军队的某些服装被引入新式陆军，以及火器时代的来临，传统的甲胄逐渐走向终结。

清末，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盛，西式服装开始进入中国，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联名上书，建议变法维新，同时提出断发易服等主张。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等级森严的封建服饰制度，铲除了垂发、缠足等陋习，也使中国服饰进入了转折期。在新旧交替之际，中山装、学生装、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改良旗袍、军警服等被不同阶层的人广泛穿着。从整体上讲，自这一时期起，中国服饰在继承传统，并吸收西方服饰长处的基础上开始表现出新的征貌。

中国服饰文化的特点

中国古代服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基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发展，并同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密切相关，可以说，中国服饰文化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统的综合反映。服饰除具有御寒、护体、遮羞等实用功能外，还有明显的装饰作用和鲜明的等级标识作用，同时，服饰也具有强烈的时代和地域色彩，因而，服饰文化的研究是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游记》绣像中国服饰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在式样、结构、外型、色彩、图案、质料及审美观方面均别具一格，有其鲜明的民族性。

从式样上看，中国传统服装的主体形式是前开型的大襟或对襟式样。前开衣最早起源于中国，形成于黄帝时代。中国服装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两种形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交互使用，相容并蓄，女子穿着上衣下裳式样的较多，男子隋唐以后多穿着上下连属的袍衫。

从结构特点看，中式服装采用中国传统的平面直线裁剪方法，无论袍、衫、褂等，通常只有袖底缝和下摆相连的一条结构缝，无起肩和袖窿部位，整件衣服可平铺于地，结构简单舒展。也正是由于这种结构特征，使中式服装具有自上而下流畅的线条特征。

从外型特点看，中式服装最古老的是斜交领，即两襟交掩于前胸，后来出现了直领、圆领、直立领等。中式服装自衣领开始自然下垂，不强调肩部，不刻意突出胸、腰臀部，不具备感官刺激要素。宽衣博带，遮掩人体（唐代女装中出现的袒露式样属例外），表现出一种庄重、含蓄之美。“披薜荔兮带女萝”的女神中式服装的美学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态和文化征貌。中国人审美标准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追求闲适、平淡、中和，更追求超出形体的精神意蕴。中式女装躯体避免外露，使人难窥其详，增加了神秘感，再加上衣裙柔和下垂的线条、覆手的长袖以及精美的表面装饰（运用镶、嵌、滚、盘、绣等传统技法），把女性窈窕优美之态恰如其分地衬托了出来。中式男装严整修长，蕴含着威仪、伟丽之概，洋溢着中和之美。皇帝的礼服，宽博繁复，辉煌壮观，《资治通鉴》有“不壮不丽无以重威”之说。皇帝的礼服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中国人审美观的表现。

从色彩特点看，中式服装在色彩上受阴阳五行影响，有青、红、黑、白、黄五色之说。在上古时代，黑色被认为是支配万物的天帝色彩，随着封建集权专制的出现和发展，人们把对黑色（天神）的崇拜转向对黄色（大地）的崇拜，所以形成了黄为贵的传统观念。黄色成为帝王的专用色，隐喻着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古代视青、红、黑、白、黄五色为正色，其余颜色为间色，以别贵贱。从服装配色方法看，中国传统服装喜爱高艳度、强对比的色彩搭配，为求和谐，常用金、银、黑等缓冲色巧妙穿插过渡，使服装整体给人以一种富丽堂皇、光彩照人的色彩印象。

从图案特点看，中式服装的图案纹样喜用飞禽走兽、四季花卉、山峦云气、溪水亭阁以及几何纹样等，图案不仅精彩，而且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别是吉祥纹样的运用极为广泛，如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九龙戏珠、蜥龙闹灵芝等纹图，不仅隐寓着图腾崇拜，而且抒发着“龙的传人”的情感。像鹤鹿同春、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团鹤仙寿、必定如意、福禄寿喜、连年有余、吉祥八宝等图案反映了人民对生活美满的希冀。官服的图案重视标识作用，如明清文官补服补子为飞禽纹样，武官为走兽纹样。从图案的表达方法看，商周前基于人们审美意识的朦胧和表达手法的简单，所以早期图案描画变形写意较多，具有飞腾迷离的神话色彩和原始的抽象韵味。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进步，人们表达情感和事物的能力空前提高，反映在图案设计上，纹样开始由粗犷变得精细，从抽象变为具体。隋唐时，丰满肥硕的缠枝、团花、朵花、簇花流行；宋元时纹样趋于清秀素雅、规整严谨；明清以花卉图案为主，构图精巧细腻，栩栩如生。清末，繁缛的图案纹样成为时尚，盛行南北，以至影响到现代，使人们产生逆反心态，对面面俱到、繁琐复杂的写实纹样熟视无睹，又重新追求起具有返璞归真意味的抽象手法了。然而，现代的抽象表达并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建立在具有深刻内涵基础上的更高层次上的抽象。

从服装质料看，中国人最早使用的纺织品是苎麻布和大麻布，苎麻欧美人称之为“中国草”，大麻称之为“汉麻”。《礼记·内则》中有“执麻”的说法，是制麻布的意思。中国享誉世界的服装质料是丝绸，古希腊、古罗马人称中国为“东方丝国”。丝绸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也使东方文明世人皆知。丝绸色光柔美，雍华瑰丽，具有独特的“丝鸣”感，或薄如纱，或华如锦，高雅飘逸，最适合表达中国服装庄凝、流畅的线条和迷人的神韵。丝绸服装悬垂性好，随着人体的活动，下垂部分产生不断变幻的流动的线条和优美的形态，款款动人，最适合表现东方女性的柔美。中国毛纺织品起源于西北地区，周代时品种已比较丰富。《诗经·王风》中有：“毳衣如，毳衣如”的记载，是说用染过颜色的兽毛织物做成衣服，就像碧绿的荻草和鲜红的美玉一样漂亮。中国棉纺织业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元明之时，棉布成为人们广泛穿着的衣料。尤其是明清盛行的蓝印花布，质朴粗犷，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一直流传至今。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服饰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从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到清代以后盛行满族旗袍，各少数民族的服饰不仅深刻影响着汉族服饰的演化，而且使中国传统服饰更具博大的容量和多彩的风貌。

中国服饰文化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它以精深的文化内涵和独具的东方魅力享誉世界。中国不愧是衣冠王国，中国服饰为浩瀚的世界服饰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并将在与外界的交流之中进一步发展，为世界服饰做出更巨大的贡献。

原始服饰

在远古时期，人们首先穿着的衣服，当然不会是用现在这样的各种纺织品制作的。例如：我们在原始雕像上看到的会阴带，可能是用兽皮剪裁的，也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植物纤维纺织品。而在产生织物之前，人们使用的服装原料，很可能就是动物的毛皮与植物的叶子。

野兽是原始人类的主要食物，利用兽皮，应该是人类产生要穿衣物的思想后很自然的结果。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名著《西游记》中，描述了这样一段情节：唐僧从五行山下把赤裸裸的孙悟空解救出来后，走了不远，就见到一只老虎。孙悟空笑道，这是给我送衣服来的。于是一棒将老虎打死，剥下个囫囵皮来，割成四四方方一块，把它围在腰间，揪下一条葛藤，紧紧束定。这种描写，真有点像原始人的生活了。晋侯墓地出土的玉佩饰根据民族学的调查资料，有些原始部族最初可能是披上一块完整的兽皮或树皮。例如：云南、贵州等地的彝族人曾穿着一种羊皮衣，它是用一块完整的羊皮制作的，仍保存着羊的外形，并用羊腿系在一起代替纽扣；夏天正着穿，冬天反着穿。纳西族的羊披肩也是这样一块方形的羊皮，用绳子拴在身上，白天披上遮挡风雨，晚上当作被子盖，不论晴天雨天、酷暑寒冬，都时刻不离。类似的全皮衣物在各地的民族衣物中都有过发现。

在以采摘业与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民族中，在植物茂盛的地区，人们更可能先使用植物的叶子作为衣物。自然界中的树叶草藤不但随手可得，而且更易于缠绕在身上。当原始人类产生了遮掩身体的要求后，就从附近摘取一些草叶用藤萝缠绕在身上，这是多么自然、多么顺理成章的进展啊！

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曾经以古代诗人屈原的名作《九歌·山鬼》为题材作画。画面上，一位美丽的少女，身上缠绕着鲜花与香草，骑坐在豹子上，显得非常神秘。她来源于诗人的名句“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这个在山道上时隐时现的女神，以花草树叶为衣，不仅令历代的读者产生无限美妙的遐想，而且确切地描绘了古代人们的衣着材料来源。山形玉饰骨针在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调查中，可以看到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保存着穿戴草叶的习惯。在一些清代的野史笔记中，记载了苗族男子披着草衣短裙；《滇黔记游》记载清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纫叶为衣”，台湾的高山族人用笆蕉叶或椰树皮做衣服；广东有些少数民族用竹皮制作衣服。这些，都应该是古代人们直接穿用植物的遗存，表明我们的祖先有过一个那样的“初级阶段”。

很少有人想过：仿效自然界中的藤萝类植物而产生的绳索，是人类发展史上多么重要的一件发明。将植物纤维或动物纤维搓成线绳，是人类发明纺织与服装制造的第一步，其所具有的开天辟地一般的意义绝不可以轻视。没有它，就没有后来的一切织物与服装，没有今日人类经济的重要支柱——服装纺织业。对于这一点，也许我们的祖先看得比我们更清楚。在流传至今的商周青铜器上，铸有大量青铜器主人所属的古代氏族徽号。这些徽号由各种图形符号组成，用符号刻画出这些氏族的祖先所创造的光辉业绩。这些业绩大多也是人类生产发展历程中的重大成就，例如驯养家畜、制酒、造船、制车轮、版筑造屋等等。其中有表示制作绳索的族徽和表示从事纺织的族徽；还有一种符号，是在表现一种摇制绳索的绳车。这些商代的族徽，生动地表现出当时社会生活中对绳索和各种线绳的需求在急剧增加，表现出从最初的手工制绳发展到简单机械制绳的过程。由此可见，绳索的发明与应用，曾经在我们祖先的头脑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线绳的出现，使动物的毛皮得到进一步利用，薪式的草叶服装也得以出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开始使用磨制和钻孔的骨、石工具，其中包括缝制衣物的针。北京的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曾经发现了一枚两万年前的骨针。这枚骨针保存较完好，仅针孔有残缺，全长82毫米，针孔的直径约3毫米，刮磨得很光滑。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当时人们用来缝纫的工具。这枚骨针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的生产技能已经提高到可以将兽皮缝缀起来使用的地步。那些缝缀起来的皮毛，无疑应该是山顶洞人服装的一部分。可以设想，用兽皮制作的衣服，既坚固又保暖，还有一定的美观效果，曾经被寒温带的古代人们长期穿用。近来，在辽宁省海城小孤山遗址又出土了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骨针，大约已经有了四万五千年的历史。

有些学者推测，在石器时代，人们可以使用锋利的石制切割器把兽皮割成一条条、一块块，让它们适用于遮掩身体各部位的需要。然后，经过长期的生活实用，又懂得了将切割开的皮块用皮条联接起来，以至于形成一些服装式样。当人们通过实践与思考，知道利用骨针和动物筋、线绳等来缝制衣服时，服装的制作便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人们开始将切割开的各种不同形状的皮片缝合到一起，形成比较完善的服装。需要指出，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还没有具体的实物证明。从现有的资料看，山顶洞人使用骨针，很可能是用它将兽皮缝成大片，在夜晚作为被褥或帐幕使用，主要用于遮挡风雪。然而，这确实就是人类服装的起点。让我们设想一下，在深邃的山洞中，大堆的篝火旁，山顶洞人用骨针缝缀着一片片毛皮，该是一幅多么温馨的生活画面啊！把它与今天服装厂中哒哒作响的成排的电动缝纫机放在一起，该是一种多么强烈的对比。雕塑人形彩陶壶玉镯人们最早穿用兽皮，可能还是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彝族人羊皮衣那样，整块披裹。后来，有人将兽皮中央穿一个洞，把头套进去，然后前后对折，束在腰间。有了纺织品后，也有可能是将树皮布、麻布等斜披在背后，再从身体两侧通过肩、腋绕向胸前。很多民族都曾经这样穿衣，直到近代，云南独龙族的衣装还是这种样式。

古代的帽子与鞋子也是利用树叶、兽皮等材料制作而成，这同样可以从民族学的资料中找到证明。东北曾经有过一首民谣：“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的用途是填充在冬季的保暖鞋——中，而就是用一块牛皮做成的，这种鞋今天恐怕见不到了。它和最早的鞋子大约一脉相传，都是用一块皮子包在脚上。清代的《云南志略》一书中记载：古代的僚人用桦树皮制作帽子；阿昌族人用竹子做帽子，上面还要包上熊皮；南方的人们则多用草来编织鞋子。这种做法，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大自然给予人们的生活资料无比丰富，除了使用兽皮以外，人们还注意到其他的一些天然物品也可以利用来做衣服。在南方，一些有韧性的树皮也被充分利用，如台湾的高山族同胞就曾经以槠树或构树皮制作树皮布。他们在夏季用石刀把树皮从槠树或构树上剥下来，因为这时的树皮含水分多、柔软、容易剥取，也利于加工制作。加工的过程很细致：先要用力捶打树皮，去掉上面的杂质；然后再把它揉软；最后晒干。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人和傣族人用箭毒树的树皮做树皮布，他们也是先剥下树皮，然后将它在水中浸泡多时，再将它捣烂并漂洗干净，剩下的纤维就可以用来做衣服，如头巾、腰裙、外衣等。戴冠饰簪人头像紫绣绢利用植物纤维，是人类发明纺织业的根本，这条道路自然是从人们懂得捻线那一步开始的。在五千至八千年前的属于河姆渡、庙底沟等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古代人类居住遗址中，都曾经发现大量的各种形制的纺轮。这些纺轮有石制的，也有陶制的。它们的构造很简单，在石制或陶制的轮盘中央，插上一根纺杆，纺杆上方有一个倒钩，这就形成了一件使用历史最长的纺织工具。使用时，先用手搓出一条线头，把它拴在纺杆的底部，并绕在纺杆上；然后将纺轮垂下，新石器的纺轮（上残）使它转动，就可以利用转动将纤维均匀地纺成线了。操作者只要一面转动轮盘，一面将丝、麻、毛等纤维续进去，就可以纺出长长的线来。这种小小的工具，又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人类创造机械的开始。可能当时人类已经注意到了圆的转动，了解到圆与转动的机械效能，也就知道了轮子的使用，这使人类掌握了省力的方法，懂得了利用机械工具来更好地向自然索取，因而极大地加速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纺轮、车轮与制陶用轮，应该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机械工具之一，有了它们，才有了现代文明的一切成就。从这一点出发来评价服装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伟大作用，是怎么赞美也不会过分的。

在各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如此之多的纺轮，正说明当时纺线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如此大量的纺线活动，自然不会只生产一些用于缝纫的线绳。在今天，一些农村还有类似的纺轮使用，一个熟练的妇女，一天可以纺出半斤以上的细线，大约有数千米长。原始先民的生产力可能不会与此相差太多，据此推断，这时纺出的大量线应该是用于纺织，织出新的服装面料——纺织品。就这样，一个新的服装世界由此渐渐地拉开了帷幕。

在少数民族中保留下来一些十分简陋的织布机，它们就是原始织布机的影子。例如：在南方的黎族、佤族、高山族、基诺族、布朗族等民族居住地区里，都可以找到一种席地使用的水平式腰机。这种腰机是由几根粗细不等的圆木棒构成。用它织布时，要席地而坐，彩陶盆上的舞人纹饰把经线的一端拴在腰间，另一端拴在一根木棒上，其他的木棒穿过经线；织布者双脚伸直，踏住拴经线的木棒，然后用梭子来回穿过经线，用木刀把纬线打紧，织成布匹。

20世纪50年代，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国文化遗址曾经出土一件用青铜制作的贮贝器。在这件贮贝器上雕铸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其中就有一些用席地式水平织机织布的妇女。这些妇女有的在用纬刀用力打纬，有的正在来回抛梭子，有的双手握刀向前剔经线。这些动作都是织布的基本动作，把它们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原始纺织过程，仿佛一系列静止的录像场面。原始人们使用的早期织机，估计与此原理基本相同。

布帛纺织技术的灵感是怎么得来的呢？根据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它很可能是来源于编织技术的产生。可能在上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已经开始了用树枝、草茎来编织筐、篮、席子等器物的生产活动。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陶器的发明，可能是源于这样一个过程：原始人先编织了筐篮，而后又在筐篮上涂抹陶土，堵塞空隙；在偶然的情况下，这样的筐篮被火烧了，使得陶土浆形成的外套烧成了坚硬的陶器。所以说，编织工艺应该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技艺。直至今日，东北的鄂伦春族人还不会织新石器时期玉人布，但是他们却能用柳条编织门帘，用马尾绳编织鞍垫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编织技术的产生要早于纺织技术。在新石器文化时期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曾经发现底部保留有席子条纹的陶器残片，它是当时编织工艺的具体证明。

更重要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陕西省临潼姜寨、华县泉护以及河南省陕县庙底沟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曾经在出土陶器的底部发现了布纹的印痕。这是由于在当时制作陶器，使用麻布垫底，布的纹理便留在了陶器上，可见那时候布已经不是罕见的贵重物品了。在庙底沟等地陶器上发现的布纹是一种十分粗疏的布帛留下的，在每平方厘米中只有10根经线与10根纬线，正像汉代《淮南子·汜论训》中所说的；“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意思是；伯余最初制作衣物时，用麻的纤维织布，在手指上挂上经线，织成的布像网一样粗疏。在时代与此相近的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曾经发现用苘麻纺的双股线；同时这里还出土了木制的纺车与织机零件，如打纬刀、梳理经线用的长条木制齿形器、两端带有缺口的卷布轴等，这些器物经用碳-14测定年代，距今大约七千年。

在稍晚于河姆渡时期的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出土了当时编织的双股经线的罗地葛布，布面上用圈绕的方法织出了罗纹。这种葛布的经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0根，纬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3～14根，花纹部分可以达到28根纬线，它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葛纺织品。藤葛最初是野生植物，后来由人工栽培，人们在收割藤葛后用热水煮烂它，就可以剥出葛纤维。葛布疏薄轻凉，适合在夏天穿用，正如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五蠹》中所说，当时的贵人是“冬日豹裘，夏日葛衣”。

在距今约五千年的浙江省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苎麻纺织物的残片，包括麻布与细麻绳等，其中的平纹麻布，经线与纬线的密度达到每平方厘米16～24根，甚至有些达到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样的密度与现代的细麻布很接近，比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双股经线的罗地葛布在织造技术上更为进步。在南方的一些原始部族中，还开始利用木棉、棉花等植物纤维纺织。在距今约三千二百年的福建省崇安武夷山船棺葬内，发现了青灰色的联核木棉布，它的经纬密度各为每平方厘米14根。

北方内陆的原始先民们也大量利用羊毛、驼毛以及其他动物毛纤维，近来多次在新疆出土古代的毛纺织物就是证明。如在罗布泊中，曾经出土了数千年前的古尸，他的身上就包裹着粗毛织物。距今约三千二百年的哈密五堡遗址中，出土了精美的毛织品，其中有平纹与斜纹两种织法织成的毛布，还有用彩线织成条纹的毛，毛是一种类似毡子的物品。牺背立人擎盘十六节龙凤纹玉饰现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从南到北、从东到酉的华夏大地上发现了如此之多的数千年前的纺织品，有力地揭示出了古代人类大量使用麻、葛、毛、丝等动植物纤维来进行纺织的事实。

从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我们还可以幸运地见到一些仿照当时人类制作的人形陶器，从而了解到一些当时人们的衣着情况。

1988年，在甘肃省玉门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人形器。制作者巧妙地将人的头做成器口，河南安阳出土的大理石人像（残）两臂做成器柄，器身上有网纹的饰件，似乎是粗布的衣服，加之下穿不连裆的裤子，脚上有翘头的靴子，形态显得憨厚可爱。这里还出土过一些模仿人的下半身的彩陶罐，有明显的裤子与鞋，罐身像是一条腰间束紧的裙子。1989年，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冰崖村出土了彩陶人形瓶，身上画着四排斜角弧线纹，可能就是象征有纹样的衣服。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属于新石韶时期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盆，画了三组舞蹈人物，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这些舞蹈人物穿着窄袖紧身、长度与膝部相齐的衣服，头戴巾子，特别有趣的是他们还在身上垂下一条兽尾一样的饰物。1995年，青海省同德县团结村也出土了类似的彩陶盆，上面画的人物穿着紧身上衣，下身穿着鼓成球形的短裙，似乎是表现舞蹈时短裙飘起的景象。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一件玉人，它身穿紧身衣裤，束腰，头戴有方格的扁平圆帽，这已经是一套完整的衣装了。湖北省天门县邓家湾的新石器时期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塑女子像，头上戴有平顶的有檐圆筒高帽，陕西省北首岭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也出土过头戴平顶帽的人像；甘肃省玉门还出土过陶制的尖头靴子。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当时已经有了从头到脚的各种服装。这些实物证据虽然比较简单、粗糙，不能更为具体地表现出新石器时期的衣装细节，但也足以反映出当时多姿多彩的衣着式样了。

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经把制作服装作为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装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从此，穿上服装的人类文明将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前奔驰。

商周服饰

上世纪初，考古工作者们通过对甲骨出土地点的调查，开始了著名的商代遗址——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在该区位于侯家庄西北岗的一座商代陵墓中，曾经出土一件残缺了一半的白色大理石跪坐人像。从它上面保留的衣纹，可以了解到当时人穿着的服装式样。这个石人穿了一件窄衣袖、大宽领的短上衣，衣服的下襟大约垂及下腹部，衣襟向右面交掩，宽宽的领子上装饰了绣花文饰。石人的腰间束有一条绣花宽腰带，这些绣花有云雷纹，也有人字形的花纹。下身好像是一条有多重衣折的裙子，上面也有人字形的文饰。脚上穿的是前端上翘的鞋子。在身体的前面，腰带下还残留有一条有人字形花纹的带子，这可能是一块长方形绣花布料的残存部分，它应该是表现古代系在腰间的重要装饰品——“黼黻”。黼黻，就是一条垂在身前的长方形织物，早期还有用毛皮制作黼黻的，它的系法与所在位置有些像今天我们系的围裙。究其本源，它可能是由古代人类最早的衣物——会阴带发展而来的，所以，黼黻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它作为贵族的身份标志，成为他们礼服的主要成分。彩绘女立俑将这一套服装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互相对照，可以确定它就是一套商代的贵族礼服。这个石人，应该是在表现当时一个盛大典礼中的贵族人物形象。

20世纪70年代，在殷墟又发现了一座重要的商代贵族墓葬——妇好墓，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个后妃。墓中出土了很多件玉石雕刻的人像，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商代服装式样。其中有一个跪坐的玉人，身上穿着绣了云纹与虺蛇纹的长上衣，衣服是对襟、窄袖。下襟可垂到足踝，领口左右交掩，腰间束了一条宽带，下面悬垂着长方形的黼黻。有趣的是，在他腰间左侧还插了一件柄部作卷云形的器物，有人认为它可能是武器或仪仗用品，这更表现出这个玉人的尊贵身份。

商代玉人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件玉人的发式以及头上的饰物也刻画得精细入微。他梳了一条长长的辫子，辫子的根部在右耳的后侧，辫子从这里向上盘到头顶，又绕到左耳的后侧，再从左耳侧伸向右耳，最后辫梢与辫根相连接。在头顶的上方，戴有一圈圆箍用以束发，圆箍的前面连接着一个卷筒形的头饰。根据在这个卷筒上面刻出的文饰，可以看出它应该是用丝绸制作的，有人认为这就是在《诗经·小雅·支页弁》中写的“有支页者弁”。支页是古代贵族礼服中的一种头饰，这一点从《诗经》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它具体是什么样子，一直没有确切的解释。如果上面这种看法不误，那么我们就能在三千年后重新见到支页弁的样子。

这些玉人中还有一个女子的形象，她身穿一件圆领长袍，衣袖细窄，在袍子上刻着蛇纹与兽面纹，可能是在反映当时面料上的花纹。这件衣服的式样与纹饰都很精致，看来这时就已经很注意服装的美感了。

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这里出土了大批青铜器、玉石器等相当于商代时期的蜀文化遗物，里面的一些大型青铜人像，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发现。其中有一座青铜立人像，穿着全套庄严的华丽礼服。上衣就可分为三层：最里面是一件袖口又细又窄的长袖上衣，外面套有两层短袖上衣，最外面的一件斜领向左交掩，长度达到腹部以下。特别罕见的是，在外衣的左右两侧各垂下一条刀形的突出衣裾。这些样式与中原的商族衣服有所不同。在上衣里面束有长及小腿部的裙裳，用以掩盖下体；赤脚；头上戴有圆箍形的冠帽，冠帽上装饰着突起的冠饰。在衣物上面都刻了云雷纹与直线纹，象征着纺织物的织绣纹样。

这些宝贵的商代服装写真，向我们展示出，当鹿形金饰玉扳指时贵族阶层的衣着服饰是非常地考究与精美。结合古代文献中有关商周礼服的记载，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礼服组成情况。

商周时期的礼服，代表着当时最高级的服饰，基本的衣服包括丝绸或麻布缝制的衣裳与长袍。衣裳是上衣与下衣的统称，上身穿衣，下身着裳。衣，一般是窄袖，紧袖口，有宽边的领子，对襟；也有一些偏衽的式样，就是近代人们所说的大襟衣服。裳是长度与小腿平齐的裙子，腰间束带，腹部的前面悬挂着长方形或斧头形的黼黻。当时人们不穿裤子，只是在小腿上缠绕布条作为裹腿，古人称之为“行滕”或者“斜幅”。脚上穿着由各种材料制作的鞋子，例如用葛条编织的葛屦，可能它的保暖性能比较好，所以《诗经·魏风·葛屦》中赞美它：“纠纠葛屦，可以履霜。”还有用丝绵制作的鞋子，如《诗经》中一再提到的“金舄”、“赤舄”等，应该就是一些专门为诸侯制作的红色厚底鞋；而“金舄”则可能是在鞋子上装有金色的包头，使之更加华贵。头上还要戴各种“头衣”，有冠、冕、弁、支页等，它们也是用丝绸与毛皮等制作的。商周时的玉人冠饰冬天来临时，贵族们要在上述的这些礼服外面再加穿各种兽皮制成的毛裘。从文献中各种毛裘出现的次数来看，贵族所穿的大多是狐狸皮裘。尤其是白色的狐裘，更是珍贵无比。《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记载：战国著名的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到秦国访问时，送给秦昭王一件白狐裘，它的价格极为昂贵，举世无双。后来，秦昭王听了谋士的建议，想把孟尝君扣留下来。孟尝君无奈，只好去向秦王的宠妃求助。宠妃提出条件，要孟尝君也送她一件白狐裘。但是这种白狐裘只有一件，情急之下，孟尝君的门客便学狗叫骗过卫兵，从秦王的仓库中把白狐裘偷出来，送给秦王的宠妃，换得了放他们通行的命令，逃出秦国。从此，白狐裘在衣服中的声价更是无可比拟了。

古代人穿皮衣，是将毛露在外面的。中国古文字中的“求”写作，“表”写作，都是象形字，表现皮毛露在外面。战国时的魏文侯有一次到郊外游玩，见到一个背柴的人，穿的皮衣是反着的，将毛穿在里面。魏文侯很奇怪，问他：“你怎么把皮毛穿在里面呢？”背柴的人说：“我是为了爱护皮衣上的毛，不让它磨坏了。”魏文侯不禁感叹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便成了千载流传的一个成语。可见当时如果把皮衣的毛穿在里面，还是一件惊人之举呢！

皮毛露在外面，可能不够整齐。贵族们为了表现礼仪制度，就在毛裘的外面再套上一件丝织的锦衣，古人叫它“裼”。有时在裼衣的外面还要加上一件外衣，叫作正衣，那是只有在重大礼仪活动中才穿的礼服外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衣服，有衣、裳、鞋、帽以及各种饰物，进一步可以包括发式与化妆等。但这也就是上层社会人物可以享用的文明成果，而广大贫民与奴隶们则不可能得到如此丰富的衣着，简陋的服装，甚至赤身裸体、衣不蔽体等情况，应该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中，看到真实的证据。

20世纪30年代，河南省安阳殷墟中出土了一批殷商时代的陶俑。这些陶俑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类头顶光秃，手臂缚在后面；一类头顶上有盘起来的发髻，臂向前缚。它们可能是在表现男女两种奴隶的形象。这些陶俑的身上只穿了一种圆领的连衫裙，腰间系着带子，衣着显得十分简陋。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玉人秦始皇像鹿皮手套50年代，在河南省洛阳东郊的一座西周早期墓中也发现了一件当时的玉人像，它两手戴着木枷，应该也是一个奴隶的形象。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短衣，下摆仅到腰部，衣领很宽，胸前有直襟，腰间系着带子，同样显得简劣粗糙。大概原来这个阶层的衣物质料就是十分粗劣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粗劣简单的衣物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男女的衣着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男子的服装一般分为上下两截，就是上身的“衣”和下身的“裳”。而女子的服装恰恰相反，只是一件完整的长袍，可能也是出于女子要严密掩盖身体的需要。这种区别表现出中国古代的礼仪观念起源是如此之早，并与以后的男女服装形式形成了一个相反的对照，这种反转正是中国古代服装发展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限于条件，现在可以看到的商周时期着装人物形象不是很多，那时的服装更无从发现，所以我们对商周时期的服装还很难进一步细致描述。可是在考古发掘中，商周时期的各种饰物却多次大量出土，使我们了解到丰富多彩的商周人体装饰艺术水平。下面就对头饰、佩饰等都是可以经常见到的重要饰物作一些介绍。

头衣，是古代人们对头上衣饰的统称，它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很重要的礼仪意义。孔子的弟子子路，是非常尊重礼仪的人。他在与敌人激战时，冠缨被砍断，为了不让发冠掉落，他慷慨宣言：“君子死，冠不免。”然后停下手来先系冠缨，结果被不那么君子的敌人砍成了肉酱。为了维护君子的礼仪风度，子路宁死不免冠，可见冠在当时的尊崇地位。我们就先看一看先秦时期人们的冠和其他有关的头衣吧。

冠，是一般贵族与平民日常在头上戴的头衣，与现代人所戴的帽子可完全不同。由于中国古代注重保全头发，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一点也不敢损伤的，于是对于头发采取梳理成发髻的方法。头顶上有了发髻，头衣也要照顾到它，冠便是照顾到发髻的专门需要而产生的。上面提到过，辽宁省朝阳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冠形的玉饰，可能在那时人们就使用冠束发了。商周及后来的冠，一般只有一个冠圈，在冠圈上面装有一条不太宽的冠梁，戴上冠以后，冠圈与冠梁将头发束住。为了防止冠从头上掉落下来，在冠圈两边连接有丝绳做的冠缨，用冠缨在下巴下面打一个结系紧，以此使冠固定。缨打结以后的剩余部分垂在颔下，称作缕，贵族们往往在缕上缀有宝石。此外，还有一种系冠的方法是将丝绳的两头系在冠圈上兜住下巴，这样的丝绳叫作。

这里顺便要谈到梳理头发时使用的一些饰物。把一直留起的长发梳成辫子与发髻，需要有些物品将头发绾住，还需要有些物品将冠与头发别在一起，这些物品就是笄、簪等。

笄和簪实际上是同一类物品，是一根一头粗钝、一头尖细的长钎子，一般用陶、竹子、骨头、金属以及玉石制作。大致在先秦时期叫作笄，而从汉代起就叫作簪。平民多使用竹制品，而贵族们的笄和簪都是用象牙、玉石等贵重材料制作的，并且在钝的一端刻出很多精细美丽的花纹，使之成为宝贵的古代工艺品。笄和簪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将它贯穿在发髻中，使发髻不至于散开；二是将冠与发髻固定到一起。至于贵重材料制成的笄、簪上雕饰花纹所起到的美化作用，就是使用它们的贵族的专利了。在属于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了用陶土烧制的笄与用骨头磨成的笄，大概在这时，中原地区的居民已经将头发盘在头上了，甚至有可能使用冠一类的头衣、发饰了。此外，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等夏、商、周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大量的笄。

由于笄、簪是最常用的饰物，很多贵族都把它放在墓葬中陪葬，所以在商周时期的墓葬中可以发现大量的各种式样的发笄。河南省安阳殷墟的商代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盒，里面装有四百多件刻饰精美的骨笄。这些笄、簪的钝端（一般称作髻帽）被制作成夔龙形、鸟形、圆盖形、方牌形、屋顶形等七大类型，各类都具有精细的花纹，有些还在文饰中镶嵌了绿松石，显得十分珍贵。可见在贵族中，发笄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装饰品了。

冠在中国古代礼仪中还是男子成年的标志。《礼记·曲礼上》中“男子二十冠而字”，即指古代男子在20岁时举行冠礼而且被用字来称呼。冠礼的作用就像原始部落中为成年男子举行的成丁礼一样，应该是成丁礼的沿袭。在原始部落的成丁礼中，少年们被集中到一起学习各种生产技术和性知识，还要进行艰苦的考验，有些部落还要给成丁者割包皮，文身。最后，还要进行庄严的宗教仪式，宣布这些少年已经成人，他们可以成婚，而且拥有自己的家庭了。中国古代举行冠礼时，没有这些内容，可能当时已经从原始社会进化到阶级社会中了。但是中国古代的冠礼也要进行一些庄重的繁缛仪式，通过这些礼仪表明少年成为成人，应对家庭、宗族与社会负起责任了。同时，社会和家庭也要按照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使他们的言谈举止符合礼仪的规定。所以，在当时中原人们的心目中，冠不仅是一件头上的衣物，而是“礼”与“非礼”的界限，是华夏诸氏族与蛮夷狄羌各族的区别。

金带扣，上有金丝制的龙纹春秋时期的哲人孔子曾经感叹：“没有管仲的话，我们都会成为头发披散、衣襟左掩的异族人了。”这既是赞叹管仲保护中原国家的功绩，也告诉我们，冠发与披发是当时民族之间的根本区别。

由于华夏民族只有在犯罪受刑时或者沦为奴隶时才不戴冠，所以，免冠谢罪便成为了古代的一种极诚恳的谢罪方式。战国时期，赵国公子平原君曾得罪了来访的魏国公子信陵君，信陵君一怒之下立即要离开赵国。平原君听说后，赶快摘掉自己的冠，跑去向信陵君道歉，请他留下。这里就是用免冠来表示自己有过错，自贬身份。另外，平时如果无故不戴冠，又会被人认为是非常无礼的表现。《晏子春秋》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齐景公喝酒喝得烂醉，就披散着头发，扔掉冠帽，搂着女人，乘坐六匹马拉的车要奔出宫门。但守门人却不买账，不但把马车拦了回去，还大骂齐景公说：“这样的人不是我们的国君。”齐景公因此羞愧万分，都不敢上朝议事了。这个守门人的忠勇与见识实在值得钦佩，也表明当时君主的专制可能还没有后来那么厉害，最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冠的重要地位。演化到今天，戴着帽子在屋里见客还被看作是不礼貌的做法。

腰带虽然不大，却是上古华夏人民衣着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男子用腰带来系紧下裳与蔽膝，女子用腰带来束紧衣衫。大约最早的腰带就是动物的筋络与藤萝等植物条蔓，到了商周时期，人们使用的腰带已经有用丝编织的和用皮革制作的等多种式样了。最初，人们用打结的方法来束腰带，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一种叫作带钩的物品产生了，并且很快就发展成一种广泛使用的精美工艺品。在古代遗址与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带钩，使我们看到了它的种种样式。

带钩的形状并不复杂，大多数带钩都有些像一把勺子，或者是像一支细长的琵琶。它的一端是一段扁平的钩体，上面有一个钩钮；另一端是一段又细又弯曲的钩颈，钩颈的顶端是一个弯过去的钩首。使用带钩大致有三种方法。牵马武士俑首先，比较普遍的是将钩纽嵌入皮革制的腰带一端，让钩体正面向外，钩首钩挂在腰带另一端的穿孔中。我们从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战国墓中出土的举灯铜人像。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发现的战国铜人像以及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出土武士俑等人物形象上都可以见到这种使用方法的表现。其次，有些人将两个或者更多的同样大小的带钩并排使用，它适用于宽的皮带上。这种做法可能是为了束得更加牢固，特别是武士们要在腰带上悬挂沉重的武器时，多一个带钩就多一层保护。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的战国墓葬中，曾经发现了四枚同样大小的带钩并排放置在一起，显然它们当初是安放在同一条腰带上的，腰带腐蚀后，留下了放在原地的带钩。

有些贵族使用腰带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不在腰带上穿孔，而是将皮革腰带的一段装置上一个玉环或者是铜环，然后将带钩的钩首挂在环上。这种用法显得美观、华贵，还可以保护腰带，也是经常使用的方法。在河南省汲县山彪镇等地的战国墓中，便发现了铜带钩与玉环同出的情况。湖北省江陵望山楚墓中，发现过一份记录墓主陪葬器物的文书——“遣册”，上面把革带与玉钩、玉环记录在一起，也说明它们当时是一同使用的。看来，当时在中原各国都流行着这种使用方法。

带钩可以充分表现工匠们的精湛技艺。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迅速发展，能工巧匠们曾经制作出大量花纹精美、造型奇特的带钩，如水禽型、琵琶形、长牌形、兽面形、匙勺形等等。很多带钩做成狐狸、虎、鹿、龙、鱼等动物形状，十分生动逼真。例如山东省曲阜鲁城曾经出土一件银质的猿猴形状带钩，钩体是猴子的身体，钩颈和钩首是一只伸出的手臂，被看作一件具有极高文物价值的艺术珍品。1951年在河南省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中出土的包金嵌琉璃银带钩，呈琵琶形，上面有浮雕的兽首；两侧缠绕着两条龙，到了钩的顶端处，两条龙合为一个龙头，口衔白玉带钩首，两侧还有两只鹦鹉；钩背上嵌着白玉块与琉璃珠。整个带钩包金嵌玉，玲珑剔透，雍容华贵，堪称国宝级的文物。另外，1965年在江苏省涟水三里墩战国墓中出土的交龙金带钩，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4枚金带钩，四川战国时精美的带钩省昭化出土的金银错犀牛带钩等，也都是非常珍贵的古代文物。

《春秋左氏传》中记载：公元前7世纪，齐国曾经有过一位著名的国君——齐桓公，他任用贤人管仲作相国，使齐国国力迅速增强，成为诸侯中的霸主。但是在齐桓公即位前，管仲曾经是齐桓公的敌人，他奉当时国君的命令去追杀齐桓公，在他向齐桓公射箭时，由于射出的箭恰巧射在齐桓公的带钩上，才没有把齐桓公射死。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不仅说明了齐桓公的政治胸怀，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广泛使用带钩。近代的大量考古发现表明，在春秋中、晚期的齐国、楚国、燕国、秦国等地，都已经有了制作精美的实用带钩。在山东省临淄郎家庄的一处春秋齐国墓葬中，一次就出土了2枚金带钩、64枚铜带钩。在河南省淅川下寺楚墓中发现过铜带钩，河南省固始曾经发现春秋时期宋景公的妹妹勾吾攵夫人之墓，墓中出土玉带钩1枚。在陕西省宝鸡茹家庄、凤翔高家庄等地的秦墓中，也发现过金、玉、铜质的各式带钩。它们说明了：在春秋中期，中原大地上已经普遍使用带钩了。这样，前人认为带钩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创造、是在战国时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以后才传入中原的看法，就很值得怀疑了。

近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带钩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带钩不是属于同一个系统，中国的带钩是在中原大地上自己创造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正在不断证实这种观点，精巧的带钩也必将作为中国独特的古代服饰发明之一而永垂青史。

带钩不仅用来固定腰带，还可以用来佩挂各种饰物与武器等。用于佩挂的带钩比束带用的带钩要小一些，固定在腰带中，钩颈下垂，平时在上面佩挂的物品有玉饰、印玺、铜镜、刀剑、弓箭等。尤其是妇女使用的带钩，多只用于佩带饰物，更精细美观。

古代人们非常看重身上的佩饰，不仅用它来美化外表，还用以体现个人的身份、等级与文化修养。最重要的佩饰是各种玉制作的成套饰汉代口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玉带钩西汉早期出土的玉璧物，《礼记·玉藻》中就有“古之君子必佩玉”的记载，又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这不仅是由于玉光润美丽，珍贵无比，而且是出于道德修养上的附会。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子贡说：“君子看重玉石，是由于它像君子的道德品质。玉石温润而有光泽，是仁；紧密坚实，是智；不会刺伤人，是义；悬挂在身上，是礼；敲击它时声音清脆悠远，是乐；本质美好又不掩饰疵点，是忠；光彩四溢，是信；……”儒家礼教思想中将玉石如此人格化，使它俨然成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代表，难怪它会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了。

上古人们制作玉饰的工艺水平很高，并且各种玉饰的形状与用途各有不同。人们在佩带时把各种形状不一的组合起来，形成一串美丽的佩饰，这些不同形状的玉饰组成的饰物叫作杂佩。《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一诗中写道：“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汉代的学者在解释“杂佩”一词时说：“珩、璜、琚、、冲牙之类。”珩，是穿在一串玉饰中最上面的一条横玉，它下面拴上三条丝绦；中间一条在半腰间悬挂的玉石；最下面系一条两端尖尖的玉条，叫作“冲牙”；旁边的两条丝绦在半腰各悬挂一件长方形的玉片，叫作“琚”；末端各挂一件半圆弧形的玉片，叫作“璜”：这就组成了一条“杂佩”。此外，可能还有用玉片与动物玉饰组成的“佩”。在河南省安阳殷墟的商代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饰物，有虎、猴、象、牛、鹰、蝉等小动物形象，也有龙、凤、怪兽等神话动物形象。它们的上面都钻了小孔，推测当时可能是用来拴绳悬挂以组成佩饰。

出土的彩绘木俑除此之外，最为常见的玉饰是圆形的璧、环、块等。它们都是一块圆形的玉石，中央开孔，古人将这个孔叫“好”，孔四周的玉叫“肉”。“肉”的宽度大于“好”，叫作“璧”；“肉”的宽度与“好”相等，叫作“环”；与环一样，只是在它的上面开有一个缺口而已。这些玉饰的上面都雕刻了精美的花纹，有云、弧线、谷粒等。大量的玉饰组成“佩”，有的挂在胸前，有的挂在腰两侧。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与山西曲沃晋国墓地等处，都出土过成串的精美佩饰，有的由大批璧、环、珩、琚等与各种小玉件组成，复杂而华美。广州西汉初年的南越王墓中，在墓主的尸骨上摆放着成串的大玉石璧，也应该是组成佩饰的。

1958年，在河南省信阳长台关2号战国墓中，出土了10件彩绘木俑，在它们的身上，画出了当时人佩挂玉饰的模样。其中有一件俑身穿交领右衽的直裾袍服，衣袖宽宽的，袖口作垂胡状，腰间悬挂由穿珠、玉璜、玉璧、彩结与彩环组成的佩饰。湖北省江陵的纪南城武昌义地6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木俑，是在胸部以下左右各佩带一组玉佩、有玉璜、玉环、玉版等。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可以制作出精美绝伦的玉佩饰。例如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玉四节佩，是由3个透空的活环套扣连成的，可以开合。3个活环上雕饰有首尾相连的蛇纹，佩上刻有多种龙纹与蛇纹。同墓中出土的玉多节佩，全长达48．5厘米，可以分解成5组，精巧无比。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陪葬墓中出土的三龙环形玉佩，透雕的三条龙纹相互回顾，工艺水平极高。这时制作的大型佩璧，装饰华丽，上面常有飞凤文饰，这在河南省洛阳中州路的春秋墓葬与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地的战国墓中均有出土发现。

古人的佩饰悬挂起来后，与彩色衣裳相对映，华光四溢，具有极富效果的美化作用，更是显示贵族高贵身份、威吓下人的重要工具。特别有趣的是，这些服饰在穿戴者走动起来时会轻轻撞击作响，即所谓“环佩丁冬”，响声清脆悦耳，富于音乐美感，从而会产生一种集耳目之娱于一体的立体空间效果，给人以美的享受。现代服装设计中也有一种做法，是在衣服上缀加响片、金属饰物等可以发声的饰物，产生新奇的观赏效果，而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创造出了这种服饰效果。确实应该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文明中对服装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秦汉服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后，为巩固统一，相继建立了各项制度，包括衣冠服制。秦始玉梳莱萸织锦皇崇信“五德终始”说，自认以土德得天下，崇尚黑色。他常服通天冠，废周代六冕之制，郊祀时只着“裈玄（玄衣纁裳）”（《后汉书·舆服志》）；妃嫔在夏季戴芙蓉冠子，披浅黄红罗衫；皇太子常服远游冠，百官戴高山冠、法冠和武冠，穿袍服，佩绶。

汉代秦（前206）之后，对秦朝的各项制度多“因循而不革”。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技文化的长足进步，汉初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地主阶级统治地位业已巩固，追求奢靡生活的欲望日益强烈。加上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与文化上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各民族间来往的逐渐加多，汉代的服饰也较前丰富考究，形成了公卿百官和富商巨贾竞尚奢华、“衣必文绣”、贵妇服饰“穷极丽美”的状况。

东汉永平二年（59），“博雅好古”的明帝适应进一步完善封建典章制度的需要，在他主持下，糅合秦制与三代古制，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与朝服制度，冠冕、衣裳、鞋履、佩绶等各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从此汉代服制确立下来。

冠与帻

汉代以冠帽作为区分等级的主要标志。主要有冕冠、长冠、委貌冠、武冠、法冠、进贤冠等几种形制。按照规定，天子与公侯、卿大夫参加祭祀大典时，必须戴冕冠，穿冕服，并以冕旒多少与质地优劣以及服色与章纹的不同区分等级尊卑。长冠，又名齐冠，是一种用竹皮制作的礼冠，后用黑色丝织物缝制，冠顶扁而细长。相传为汉高祖刘邦微贱时仿照楚冠创制，故又称“刘氏冠”。委貌冠，形制与皮弁相似，有些像翻倒的杯子，用帛绢制成。这两种冠均为参加祭祀的官员所戴。武冠，又名“曷鸟冠”。曷鸟，俗名野鸡，性好争斗，至死不退，用作冠名，以表示英武，为各级武官朝会时所戴礼冠。又因为它的形状像簸箕，造型高大，也称“武弁大冠”。皇帝侍从与宦官，也戴插着貂尾、饰有蝉纹金王当的武冠。法冠，又称“獬豸”。獬豸是传说中的神羊，能分辨是非曲直。它头顶生有一个犄角，见人争斗，就用犄角抵触理屈者，故为执法者所戴。又因为它通常用铁作冠柱，隐喻戴冠者坚定不移，威武不屈，也称“铁冠”。进贤冠为文吏儒士所戴。冠体用铁丝、细纱制成。冠上缀梁，梁柱前倾后直，以梁数多少区分等级贵贱（如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二梁，博士以下一梁）。此外，还有通天冠、远游冠、建华冠、樊哙冠等冠式。关于樊哙冠的由来，相传有这样一段趣事：刘邦攻破咸阳，驻军灞上。项羽设宴鸿门，图谋杀害刘邦，消除对手。席间，“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刘邦）”，情势十分危急。汉将樊哙于是急忙撕下衣襟，裹起铁盾，顶在头上，权充冠帽，仗剑破门而入，解了刘邦此厄。从此，仿樊哙所戴制成冠式，便得了樊哙冠的美名。

秦朝时，巾帕只限于军士使用。到了西汉末年，据说因王莽本人秃头，怕人耻笑，特制巾帻包头，后来戴巾帻就成了风气。还有人认为用巾帻包头也与汉元帝刘有关。据说刘额发粗硬，难以服帖，不愿让人看见，被说成不够聪明，平日常用巾帻包头。结果上行下效，以巾帻包头便流行开来。巾帻主要有介帻和平上帻两种形式。顶端隆起，形状像尖角屋顶的，叫介帻；顶端平平的，称平上帻。身份低微的官吏不能戴冠，只能用帻。达官显宦家居时，也可以摘掉冠帽，头戴巾帻。东汉末年，王公大臣头裹幅巾更是习以为常。像中军校尉袁绍这样的高级将领，也不惜弃朝冠而裹头巾以求轻便；蜀汉丞相诸葛亮这样的元老重臣，也甘愿舍弃华冠而头戴纶巾（以细密的丝绢制成），手摇羽扇，指挥三军，以求潇洒悠闲，致令司马懿不得不叹服。

男服

秦汉时男子的常服为袍。这是一种源于先秦深衣的服装。原本仅仅作为士大夫所着礼服的内衬或家居之服。士大夫外出或宴见宾客时，必须外加上衣下裳。到了东汉，袍才开始作为官员朝会和礼见时穿着的礼服。它多为大袖，袖口有明显的收敛。袖身宽大的部分叫袂，袖口紧小的部分叫祛。衣领和袖口都饰有花边。领子以袒领为主。一般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里面衣服。此外，还有大襟斜领，衣襟开得较低，领袖用花边装饰，袍服下面常打一排密裥的，有时还裁成弯月式样。另，袍不光是夹的，还有填棉絮的冬装。具体又分为纩袍（用新丝棉之细而长者絮成）、与袍（用旧丝棉或新丝棉之粗而短者絮成）等。御史或其他文官穿着袍服上朝时，右耳边上还常簪插着一支白笔作装饰（由准备记事转化而来）名“簪白笔”。官员平时多穿禅衣。禅衣是一种单层的薄长袍，没有衬里，用布帛或薄丝绸制作。这时期的袍服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直裾，一是曲裾。曲裾就是战国时的深衣，多见于汉朝初年。这种样式不仅男子可穿，也是女装中最常见的式样。这种服装通身紧窄，下长拖地，衣服的下摆多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有窄，袖口多加镶边。衣领通常为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面衣服。有时露出的衣领多达三重以上，故又称“三重衣”。直裾，又称，为东汉时一般男子所穿。它衣襟相交至左胸后，垂直而下，直至下摆。它是禅衣的变式，不是正式礼服，隆重场合不宜穿着。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第六》记载，汉武安侯田恬就曾因为赶时髦，“衣入宫”，被武帝视为“不敬”，而遭致免爵除国。

秦汉时男子的短衣类服装主要有内衣和外衣两种。内衣的代表服装是衫和。衫，又称单襦，就是单内衣，它没有袖端（没袖的叫汗衣，形状像今天的马甲）。，是夹内衣，外形与衫相同，又称“短夹衫”。此外，还有帕腹（横裹在腹部的一块布帛）、抱腹（在帕腹上缀有带子，紧抱腹部，即后世俗称的兜肚）、心衣（在抱腹上另加“钩肩”和“裆”）等只有前片的内衣，以及前后两片皆备，既当胸又当背名为“两当（意为遮拦）”的内衣。平民男子也有穿满裆的三角短裤“犊鼻裈”的。它据说因为形状像牛犊的鼻子而得名。《史记》中就记载有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偕同卓文君私奔，在成都街头开设酒铺，“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的吏实。

外衣的代表服装是襦和袭。襦是一种着棉絮的短上衣。因其长仅及膝，所以必须与有裆裤配穿。当时的显贵多用纨（细而白的平纹薄绢）作裤，故有“纨裤”之称。后来，这个词逐渐演变成了浪荡公子的代名词。袭，又称褶，是一种不着棉絮的短上衣。

汉代也实行佩绶制度。达官显宦佩挂组绶。组，是一种用丝带编成的装饰品，可以用来束腰。绶是用来系玉佩或印钮的绦带。有红、绿、紫、青、黑、黄等色。它是汉代官员权力的象征，由朝廷发放。按照规定，官员外出，必须将官印装在腰间用皮革或彩锦作成的囊之内，将印绶露在外面，向下垂搭。即所谓“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于是人们就可以根据官员所佩绶的尺寸、绕襟深衣（汉木俑）颜色及织工的精细程度来判定他们身份的高低了。

女服

汉代妇女的礼服，仍以深衣为主。只是这时的深衣已与战国时流行的款式有所不同。其显著的特点是，衣襟绕转层数加多，衣服的下摆增大。穿着这种衣服，腰身大多裹得很紧，且用一条绸带系扎腰间或臀部。还有一种服装叫“袿衣”，样式大体与深衣相似。因为它在衣服底部由于衣襟绕转形成两个上宽下窄形状像刀圭的装饰，故而得名。此外，汉代妇女也穿襦裙。汉乐府诗《陌上桑》中有句云：“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就是对一个身着襦裙的美丽采桑女的形象写照。这种裙子大多用四幅素绢拼合而成，上窄下宽，呈梯状，不用任何纹饰，不加边缘，因此得名“无缘裙”。它另在裙腰两端缝上绢条，以便系结。这种襦裙长期为中国妇女服饰中最主要的形式。东汉以后穿着的人虽一度减少，但魏晋开始重新流行后，历久不衰，一直沿袭到清代。汉代妇女也有穿裤的。但大多仅有两个裤管，上端用带子系扎。后来宫中女子有穿前后有裆的系带裤名“穷（意思是不通）裤”的，传到民间，逐渐为人们所仿效。

梳妆

汉代妇女以梳高髻为美。童谣所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虽有些夸张，但犹可窥知汉朝时尚。《鲁元公主外传》就有孝惠皇后张氏“云髻峨峨（高耸的样子），首不加冠而盘髻如旋螺”的记载。妇女的髻式很多，有堆在头上的，有分向两边的，有抛在脑后的。汉代妇女的堕马髻发髻的编梳，一般是由头顶中分为二，然后将它们各自编成一束，再从下朝上反搭，绾成各种式样。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椎髻和堕马髻。椎髻因为形状与洗衣用木椎十分相似而得名。堕马髻相传为东汉贵戚梁冀的妻子孙寿所创造。它下垂至背，侧在一边，看似从马上刚刚堕下，因而得名。孙寿梳着这种发髻，与她那画得细而弯曲的“愁眉”、在眼睑薄薄擦上一层油脂的“啼妆”等装扮相配合，更加妩媚动人。此外，汉代妇女还有把发髻盘成各种式样，并在髻后垂一绺头发，名“垂”或“分”。贵妇还常在头上插步摇作装饰。这是一种附在簪钗之上的首饰，上面饰有金玉花兽，还有五彩珠玉下垂。因行走时随着步履摇动，故名。也有头戴珠翠花钗，耳垂上插腰鼓形耳王当的。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对焦仲卿妻刘兰芝的美貌这样形容：“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氵丸素，耳着明月王当。”奴婢则多用巾子裹头。汉代妇女画眉施黛已成风气。眉上施黛，以求艳丽；面上敷粉，以求白皙；颊上涂朱，以求红润。当时的男子也有“胡粉饰貌，搔头弄姿”（《后汉书·李杜列传·李固》），以女性化为美的。这种风气蔓延至魏晋时期尤甚。曹操的女婿何晏，为取悦女人竟以服药美化容貌，并常“服妇人之服”（《晋书·五行志》）。

鞋履

汉代的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用皮革制成的，也叫革沓；一种是上有裱饰花纹的织鞋，即锦履。“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字公）在《上：歧头丝鞋下：麻鞋鲁都赋》中就曾作过这样的形容；“纤纤丝履，灿烂鲜新，表以文组，缀以朱虫宾”（《刘公集》），可见其华美高贵；一种是麻鞋，也叫“不借”。除单鞋外，还有复底鞋，就是舄和屐。屐是用木头制成的，下面装有两个齿，形状与今天日本的木屐相似。也有用帛作面的称作帛屐。屐比舄稳当轻便，多用于走长路时穿。妇女出嫁，常穿绘有彩画、系有五彩丝带的屐。

戎服

秦朝士兵的铠甲，多用整片皮革或厚实的织棉等材料制成。上面缀有金属或犀牛皮做的头戴曷鸟冠、身着鱼鳞甲的秦代武士甲片。甲片是活动的，主要用于双肩、腹前、腰后和领口，上面并绘有彩色花纹。这从陕西临潼出土的秦兵马俑形象上可以清楚看到。另一种是用正方（或长方）形甲片编缀起来，甲片是固定的，主要是用于胸前和背后，穿时从上套下，再用带钩扣住，里面衬上战袍。前一种为指挥人员所穿，后一种为普通士兵所穿。甲衣的样式因穿着者所属兵种和身份不同，结构繁简也不一样。

到了汉代，随着强弩机制作的日益精良和功效大增，甲胄也有所改良。铁制铠甲已开始普及，穿铁甲逐渐成为制度。这从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彩绘武士陶俑身上可以看到。这些武士俑的铠甲表面都涂着黑色。它的形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扎甲，就是采用长方形片甲，将胸背两片甲在肩部用麻绳或皮带系连，或另加披膊，这是骑士和普通士兵的装束；另一类是用鳞状的小型甲片编成，腰带以下和披膊等部位，仍用扎甲形式，以便于活动，这是武将的装束。

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由于战乱接连不断，王朝更迭频繁，经济遭到破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严重影响，人们的礼法观念变得淡薄，衣冠服饰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魏晋时期的服饰，基本上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出现了一种各民族间相互吸收、逐渐融合的趋势。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执政者，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熏染，仰慕峨冠博带式的汉族服饰，热心提倡穿着汉族服装，以致形成“群臣皆服汉魏衣冠”的状况。北魏孝文帝元宏为表明是华夏正统文化的继承者所推行的汉化运动，禁胡语胡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另一方面，由于战祸连年，天灾和瘟疫肆虐，广大北方人民被迫背井离乡，远徙南方，出现民族错居杂处的状况，形成一种民族间相互影响，生活习俗日渐融合的趋势。汉族男子开始穿起紧身窄袖短衣、蹀躞腰带和长统皮靴的胡服；汉族妇女的服装样式也由褒衣博带、上长下短变成紧身适体“上俭下丰（上短小，下宽大）”。从而出现了深衣形制在民间渐渐消失，胡服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的局面。关于这一时期服饰的特点，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讥惑》中有过如下概括：“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可见，这是一个追求新奇时髦、款式层出不穷、奇装异服盛行的时代笼冠。

冠与帻

用一块帛巾包头（即“幅巾束首”），是这一时期主要的首服。这从南朝大墓砖印壁画《七贤与荣启期》及《北齐校书图》、《高逸图》等名画中的人物形象上可以清楚看到。这些隐逸之士，每人头上裹的都是帛巾。

冠帽的形制颇具特色。汉代的巾帻这一时期虽然还在流行，但已有变革。如将帻后加高，中呈平型，体积逐渐缩小至头顶之上，称平上帻，或“小冠”。在小冠上加以笼巾（平顶，两边有耳下垂，下面用丝带系扎），则成为“笼冠”。因为它是用黑漆细纱制成的，又称“漆纱笼冠”。后世的乌纱帽就是由它演变而成。这种冠男女通用，是当时的主要冠式。此外，还有卷檐似荷叶的卷荷帽，附有下裙的风帽，有高顶形如屋脊的高屋帽，尖顶、无檐、前有缝隙的以及突骑帽、合欢帽等形制。则是魏武帝曹操亲自设计并率先戴用的。由于当时战祸频仍，资材匮乏，他以缣帛替代鹿皮，制成皮弁的样式，定名为颜。经由他的提倡，这种首服很快在朝野流行开来。据说，晋凉州刺史张轨临终，还叮嘱入葬时给他戴一顶白蛤就可以了，足见时人对的喜爱。

这个时期，人们改变了古人服袍外罩衣裳的习惯，去掉衣裳直接以袍衫作为外服。服装朝着宽松、舒适的方向发展。男子的主要服装为衫。衫分单、夹两种式样，与秦汉时的袍服不同。它不受衣祛的约束，袖口宽大，多用纱、绢（绉纱一类丝织品）、布等制成，为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所普遍喜穿。这种大袖宽衫所以会风行一时，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是和当时的名士喜欢服用一种名为“五石散”的药有关。据说这种药可以强身健体，益寿延年。但由于药中含有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等矿物质，有剧毒，吃下后产生巨大的内热，皮肤会发烧，必须“散发”。因此，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结果，“一般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人也跟着名人把衣服都宽大起来了。”当时的名士，在魏晋玄学和道教崇尚虚无、注重旷远、追求放达思想影响下，由于个性的觉醒，还喜欢乘高舆、披鹤氅裘，或袒胸露怀、散发赤足，以表示不受世俗礼教的羁束。书圣王羲之东厢坦腹而卧，根本没把太尉郗鉴择婿放在心上，结果竟被挑中；杨州从事顾和停车在州门口，见到朝中重臣周岂页路过仍扪虱不为所动，因而受到周的大力举荐，这两则趣事，正足以反映时人心态和社会习尚。

北方少数民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是裤褶和裲裆。裤褶是由战国时流行的一种胡服改革加工而成。汉魏之际主要用于军队。这时期虽还作为戎装，但已成为民间普遍穿着的便服。它由褶衣和缚裤两部分组成。褶衣紧而窄小，长仅至膝盖。它有多种样式，仅衣袖就有宽、窄、长、短之别。至于衣襟形式，大多采用对襟。有的还把衣服的下摆裁成两个斜线，两襟相掩，在中间形成一个小小的燕尾，很是别致。它有的用布缣绣彩，有的用锦缎裁成，有的用兽皮缝制。裤褶的束腰，多用皮带，达官显宦还镂以金银作为装饰。裲裆衫（南北朝文侍俑）裤褶是用锦缎红带截为三尺一段，在膝盖处将宽松的裤管扎住，以便活动。北朝以后还出现过褶裥缚裤的形式。

裲裆是一种只有胸背两片的服装，用布帛缝制而成。两片在肩部用皮制的褡襻连缀起来，腰间再用皮带扎束。这种服装既可着于内，又可着于外，有棉有夹，后世沿袭了很久。“背子”“马甲”就由它演变而来。

女服

汉族妇女的服饰，魏晋时期沿袭秦汉旧俗，有衫、裤、襦、裙等形制。南北朝以后逐渐有所变化。初期，妇女所着衣衫多为对襟，衣袖宽大，并在袖口缀有一块颜色不同的贴袖。所着长裙，式样很多，色彩丰富，有间色裙、绛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等。腰间有帛带系扎。有的还在腰间缠一条围裳，用来束腰。此外，在一些妇女中间，还有穿一种名叫杂裾垂女服的。这是深衣的一种变式。所谓衫裙、围裳，是指在衣服的下摆部位固定的一种饰物。它一般用丝织品制成，上宽下尖，形如三角，并层层重迭；所谓，是指从围裳伸出来的飘带。由于飘带较长，走起路来牵动下摆的尖角，像燕子飞翔。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所作《洛神赋图》中女神穿着的就是这种服装。它衣袂飞舞，飘带翔动，真堪称“奇服旷世”（曹植《洛神赋》）。到了南北朝时，人们将飘带去掉，加长尖角的“燕尾”，使二者合为一体。

北方少数民族妇女，除穿着衫、裙外，还有穿裤褶和裲裆的。只是妇女与男子有所不同，裲裆最初多穿在里面，后来才罩在衫袄之上。穿裤褶的妇女，头上多戴有笼冠。有的同时还身着裲裆，与当时的男子一样装束。

梳妆

这一时期汉族妇女的发式，也很有特点。在一些贵族妇女中间，曾流行一种名叫“蔽髻”的发式。它实际上是一种在髻上插有金银首饰的假髻。这种假髻大多很高，有时无法竖起，只好搭在眉鬓两旁，与蓬松的鬓发相配，造成一种雍容华贵的特殊效果，所以有“缓鬓倾髻”（《晋书·五行志》）的说法。命妇的假髻所用饰物，有严格规定，按金钿多少区分等差。随着假髻的盛行，人发供不应求，假髻的价格相当昂贵，贫家女子无力置办，只好向人求借，故时有“借头”之说。而东晋名士陶侃之母早年因家贫无力待客，忍痛剪下自己秀发卖钱沽酒这类佚事，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产生。假髻双鬟髻飞天髻魏文皇后甄氏所梳“灵蛇髻”也曾名噪一时。据《采兰杂志》记载，甄氏被纳入魏宫后，常看到一条绿蛇在其寝宫中爬来爬去。每当甄氏梳妆，它便盘作一团，出现在甄氏身边。甄氏感到很奇怪，于是就模仿它盘绕的形状梳成各种髻式。结果，发髻巧夺天工，每日不同，深得天子的喜爱和妃嫔的欣羡。

当时的普通妇女除将头发绾成各种各样髻式外，也有借用假髻来增加魅力的。但其结构比较简单，且不能使用金钿首饰。还有不少妇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妇女，将头发绾成单鬟或双鬟髻式，高耸在头顶之上。也有梳丫髻或螺髻的。南朝时，受佛教人物衣着打扮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出髻鬟，梳成上竖的环式，因而有“飞天髻”之称。此外，还有在额部涂黄（名“额黄”）、眉心点圆点（名“花钿”）及鬓边或胸前插鲜花、腕上带手镯，或用金银、玳瑁做成斧、钺、戈、戟等形状充当笄来作装饰的。

鞋履

这一时期的鞋履，与秦汉时大抵相同。但质料更加考究，制作更为精良，形制也特别丰富。它的一个特点是增加了文彩。即或在鞋面绣上彩色花纹，或是将金箔剪成花样，粘贴或缝穿笏头履的六朝妇女缀在鞋帮上面。如南朝诗人在《河中之水歌》中所吟咏的：“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其光鲜艳丽可以想见。另一特点是履头形式多样。或制成圆头，或制成方头，或制成歧头，或制成笏头，可谓“日变月易”，花样翻新。再一个特点是采用了厚底。出现了用木块或以多层布片、皮革缝纳而成的高底鞋“重台履”等。当时，对履的颜色也有规定：士卒、百工用绿、青、白色；奴婢侍从用红、青色。

由于与服药有关，“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加上穿屐显得潇洒飘逸，与魏晋名士的放荡不羁正相吻合，着屐也非常盛行。还出现了登城攻战的特制铁屐和便于登山的活齿木屐。后者就是传为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所创制的“谢公屐”。据《宋书·谢灵运传》载，出身于大贵族的谢灵运，由于政治上不得志，终日寄情于山水之间。他常穿着木屐登山，上山去掉前齿，下山去掉后齿，非常便捷。“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这首《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所提到的就是这种活齿屐。

戎服

由于战争连年不断，争夺政权的斗争此起彼伏，人们对武器装备更加重视。加上炼铁技术的提高，钢开始用于武器，这一时期的甲胄也有很大改进。铠甲的形制主要有三种：

一是筒袖铠。这是常用的铠甲，在东汉铠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是用小块的鱼鳞纹甲片或者龟背纹甲片穿缀成圆筒形的甲身，前后连接，并在肩部配有护肩的筒袖，因此得名筒袖铠。穿筒袖铠的人，一般头上都戴有护耳的兜鍪，项上饰有长缨。

二是柄裆铠。这是南北朝时期通行的戎装。它的形制与当时流行的裲裆相近。前后两大片，上用皮襻连缀，腰部另用皮带束紧。所用材料，大多为坚硬的金属和皮革。特别讲究的也用金丝。据《秦书》所载，那个在淝水之战中大败而逃的秦王苻坚，所着“金银细铠”，就是“镂金为线”，编织而成的。铠甲的甲片有长条形与鱼鳞形两种，以鱼鳞形较为常见。穿这种甲的，一般里面都衬有厚实的柄裆衫，头戴兜鍪，身着裤褶。北朝乐府民歌《企喻歌》对武士就作过这样的描写：“放马大泽中，草好马着膘。牌子铁裲裆，钅互钅牟翟鸟尾条。”

三是明光铠。这是一种在胸背之处装有金属圆护的铠甲。圆护大多用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得精光锃亮，就像一面镜子。穿着它在太阳下作战，会反射出刺目的“明光”，令敌人眼花缭乱，头晕脑胀，故而得名“明光铠”。《周书·蔡传》就记有蔡身着明光铁铠，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令敌人视为“铁猛兽”，而四散奔逃的佚事。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繁简不一。有的仅是在裲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配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配有数重护肩。身甲大都长至臀部，腰间系有革带。

唐代服饰

唐代的服饰制度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百业旺达，纺织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隋朝历史短暂，服饰没有形成明显特色，但服制在考证古今衣冠及礼仪的基础上进行了统一颁定，使朝仪典庆服制有序。

唐代服饰制度在隋旧制的基础上重新颁行：皇帝及群臣百官所服衣制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皇帝的常服承隋制着赤黄色，黄色此时成为至尊色，为皇帝专用。一般以紫、绿、青等色别来分辨尊卑等级。

唐代一般男子的服装以袍衫为主，其结构形式在秦汉和魏晋时期袍服的基础上，又掺揉了胡装风格，其款式特点为圆领、窄袖、领、袖、裾等部位不设缘边装饰，袍长至膝或及足，腰束革带。袍衫在唐代穿着普遍，帝王常服及百官品色服均为袍式。一般士庶亦可穿着，但服色受限，故多穿白色袍衫。胡装在中原地区流行，自战国始至唐代达到极盛。盛行胡装的原因同唐代社会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关，从出土的唐代士俑、唐三彩及壁画中，到处可见身着胡服的人物形象。

唐代男子普遍穿着的服装除袍衫、胡装外，还有半臂。半臂是一种半袖上衣，原为隋内官服装，后四方效仿，唐时流行于民间。其形式为合领、对襟、半袖、衣长至膝，常春秋穿着。

唐代男子的首服，以幞头巾帽应用得最广泛，为这一时期典型首服。幞头是一种经过裁制的四脚巾帛，前两角缀两个大带，后两脚缀两个小带，戴时将前面两脚包过前额绕至脑后结系在大带下垂着，另外两角由后朝前，自下而上收系于脑顶发髻上。

追求奇丽的唐代女装

唐代疆固物丰，世风开放，妇女装束呈现出纷繁瑰柔和求奇追丽的风貌。这一时期的衣式以襦裙服为代表。袒襦衫初为宫女及宫廷歌舞伎穿着，后成为上层贵妇及仕女的时尚服饰。半臂及披帛也是襦裙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裙装以裙腰高束至胸部、裙长曳地为主要特征。妇女除以襦裙服为主要衣式外，还以石榴裙、胡服及男装为时尚。

五代服饰

五代自后梁开平元年（907）至南唐交泰元年（958）历经50余载，服饰大体沿袭唐制。但也有不同，即幞头巾子变化明显。“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后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伪孟蜀始以漆纱为之，湖南马希范二角左右长丈余，谓之龙角，人或误触之，则终日头痛。”（《幕府燕闲录》）唐、宋二代幞头样式不同，中间经历了五代时期的转型样式。后唐李存勖即位后，尚方进御巾裹，有圣逍遥、安乐巾、珠龙便巾、清凉、宝山、交龙、太守、六合、舍人、二仪等数十种。南唐韩熙载在江南造轻纱帽，人称“韩君轻格”。这种巾式，上不同唐，下不同宋，比宋代东坡巾要高，顶呈尖形。

南唐的女裙也自有特点。韩熙载任中书侍郎时，广蓄歌伎，日夜宴饮。后主命画家顾闳中夜至其第窥伺，顾回来后凭记忆绘成《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五代时期姬伎歌女夜宴的场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女性的服饰特点。她们的发式具有唐宋之间的转变形式，其裙束得比唐代的低，裙带较长，披帛比唐代的窄长。

前蜀建立者王建喜欢戴大帽，但又担心因与众不同，外出时会暴露自己，不够安全，于是下令平民百姓都戴大帽，形成举国上下戴大帽子的风尚。他的儿子王衍自制夹巾（一作尖巾），其状如锥，庶民都来效仿，晚年竞尚小帽，称之“危脑帽”。

有些古怪的事物发展为时尚，而趣味也随之变化。妇女缠足，可能起于五代。五代时，南唐皇帝李后主有个宫女用帛缠足，足形弯如月牙儿。她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轻盈起舞，很受李后主的宠爱。此后，缠足之风愈演愈烈，残害中国妇女达千年之久。“金莲”便成了妇女小脚的代名词。但从事沉重体力劳动的广大妇女常常是不裹足的。

宋代服饰

宋代崇尚礼制，冠服制度最为繁缛。宋代初年，朝廷参照前代衣服式样规定了皇帝、皇太子、后妃、诸臣、士、庶人的服式。后来，三番五次修改，直到宋亡，一直未停。宋代官府设有专门作坊从事各种绢帛、丝织品的生产。北宋都城设有绫锦院，征调手艺精湛的工匠织作锦、罗、绉、、绫、等高级丝织品，以供皇室及朝廷官吏制作服饰的需要。绫锦院发展到拥有400张织机。许多州、府也有专门机构，从事各种织物的织作。欧阳修曾用“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的诗句来形容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丝织业繁荣的景象。从服饰所需物质条件上看，宋代不亚于唐代，但宋与唐相比，服饰款式少有创新，而且色彩单调，向质朴、洁净、自然的方向倾斜。这可能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宋王朝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加上辽、金相继南下，战争连绵，火与血给现实生活带来灾难。尤其是南宋，半壁江山，风雨飘摇，岁月难熬。权贵们只望苟延残喘，无意在服饰上煞费苦心。一是宋代晚期程朱理学影响较大，它主张“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万恶的”，存天理，必然灭人欲，对人们的思想有所钳制。看来，一个时代的服饰特点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

宋朝曾三令五申禁止胡服传人，但是，实际上胡服在中原有增无减；到了南宋，胡服流传更广。可见，服饰文化是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涉及到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生理学、艺术等诸多因素，不是简单的官方命令所能左右的。

官服

宋代皇帝服饰有大裘冕、衮服、通天冠、绛沙袍、履袍、衫袍、窄袍、御阅服。大裘冕是祭祀昊天上帝时的礼服。大裘，用黑羔皮制成，领袖用黑缯。冕，无旒，前圆后方，前低后高，玄表朱里，以缯制成。衮服是祭祀宗庙、朝太清宫、受册尊号、元日受朝、册皇太子时的衣着。衮服为青色，绣有日、月、星辰、山、龙、雉、虎七种图形，红裙绣有藻、火、粉米、黼、黻五种图形。冕有十二旒，二纩，并贯珍珠，冕版用龙鳞锦表。通天冠是大祭祀、大朝会、大册命、亲耕籍田时的首服。宋代通天冠与唐代的有所不同，它是用辽东产的北珠镶嵌。虽说也是24梁，加金博山，但它是用金或玳瑁制成蝉形嵌在冠上。冠高、宽均为一尺，青表朱里。与通天冠相配的绛纱袍，用云龙红金条纱制成，红色袍里，黑色袖口。履袍是大礼完毕还宫、乘大辇时的便装，以绛罗制成，因着履，故称履袍。如穿靴，则称靴袍。履、靴都用黑皮。衫袍是大宴时的衣着，有赭黄、淡黄、红色等色。窄袍用于平时理政时。御阅服是皇帝的戎服，为骑马阅兵时的着装。综上可知，皇帝在不同场合着装不同，祭祀时要求庄重，理朝时要求神圣，巡视时要求便捷，阅兵时要求威武，无一不体现至高无上的权威。

皇太子服饰有衮冕、远游冠、朱明衣、常服。衮冕是祭祀时的礼服。冕，青罗表，绯罗红绫里，饰金银钅及花，前后白珠九旒，二纩贯水晶珠。衮服，青罗衣，绣有山、龙等图形，红罗裳绣藻、粉米等图形。远游冠为受册、谒庙时的首服，有18梁，青罗表，饰金银级花。朱明衣与远游冠配套而用，它是用红花金条纱制成的，里为红纱。常服为皂纱折上巾，紫公服，配犀金玉带。不难看出，皇太子服饰是“准皇帝”的衣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皇帝是世袭制，皇太子服饰特点（特有的质料，特有的图案，特有的款式）反映了这种特殊关系。

宋代诸臣服饰，名目繁杂。

宋初，诸臣祭服为衮冕。其中的九旒冕套装为；涂金银花额，犀、玳瑁簪导，青罗衣绣山、龙、雉、火、虎虫隹五种图形，绯罗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种图形，绯罗靴或履。这是亲王、中书门下的衣着。七旒冕套装为：犀角簪导，衣绘虎虫隹、藻、粉米，裳绘黼、黻。这是九卿的衣着。五旒冕套装为：青罗衣裳，无花纹，铜装佩剑。这是四品官、五品官献官时的衣着。朱罗裳是六品官以下的着装。冕旒越多、图案越繁，官位越高。

百官礼服有冕、毳冕、絺冕、玄冕。冕是宰相的衣着，冕有八旒（每旒八玉），三彩，青纩。衣为青黑罗制成，绣有华虫、火等，裳为纁表罗里，绣有藻、粉图形。毳冕是六部侍郎的衣着。冕有六玉，三彩。衣绘虎、藻、粉米图形，裳绣黼、黻。絺冕是光禄卿、监察御史、读册官、举册官的衣着。冕有四玉，二彩。衣绘粉米图形，裳绣黼、黻。玄冕是光禄丞、奉礼郎的衣着。冕无旒，无佩绶。衣纯黑，无纹，裳刺黼。可见，旒、玉多寡，标志着官位的高低。

百官服色也有变化。宋初规定，三品以上服紫色，五品以上服朱色，七品以上服绿色，九品以上服青色。元丰年间有所改变；四品以上服紫色，六品以上服绯色，九品以上服绿色。服色趋于简化，四种变成三种。

帝王百官穿着形制繁杂的朝服，披披挂挂，冬天尚可，夏日闷热。据说，宋代有一个丞相在盛夏穿朝服上朝，差点闷死在朝廷大殿里。因发生此事，宋代一度规定，容许百官在盛夏不穿朝服朝见。宋代士大夫主要着深衣、紫衫、凉衫、帽衫、襕衫。襕衫多以白细布制成，圆领大袖，下裳腰伺有襞积。进士、国子生、州县生多着此服。

宋代君臣对服饰的华丽有所顾忌，他们认为用珍奇的禽兽羽毛来美化自己，有伤自然，违背仁政。大观元年（1107），郭天信提出废除翡翠（指一种鸟的蓝色、绿色羽毛）装饰。徽宗说：“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令有司立法禁之。”（《宋吏·舆服志五》）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建议制定祭祀、冠婚之服，“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则具盛服。有官者幞头、带、靴、笏，进士则幞头、襕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宋史·舆服五》）。这种服饰设计方案，竭力趋向质朴，比较符合理学“革尽人欲，复明天理”的宗旨。

服饰是“无声语言”的一部分。它通过使用可见的但又没有言语的象征来传播信息。因而，古人在冕冠上作了许多文章。宋代吏冠中的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都各有独特的内涵。进贤冠用漆布制成，冠额上有镂金涂银的额花。冠后有“纳言”（帻巾），宋代幞头以示忠正。罗制冠缨，垂于颔下打结。用玳瑁（或犀角）制成簪导横贯冠中，通过发髻起牢固作用。冠梁银地涂金。这是二品以上高官朝会的首服。貂蝉冠也叫笼巾，用藤丝织成，表面涂漆，正方形，左右用细藤丝编成两片蝉翼。冠的前部有银花，上部缀玳瑁蝉，左右各有三只小蝉，衔玉鼻，左插貂尾。据说，貂象征“内劲而外温”，蝉象征“居高食洁”。这是中书门下的首服。獬豸冠，即法冠，冠上涂碧粉，梁数依品级而定。獬豸，取其“能触邪佞”之意。这是御史大夫、中丞的首服。东破巾幞头也是宋代官吏的首服。上自皇帝，下至普通官员，在朝会、处理公务时，要穿礼服，戴幞头。这种幞头多用藤或草编织巾里，外面用纱，涂漆。它与唐代幞头相比，有所改进，以直脚为多。起初，两脚左右平直展开，后来，两脚伸展加长。有的簪以金、银、罗、绢的花卉。官吏也戴头巾。依款式而论，有圆顶巾、方顶巾、琴顶巾等；依质料而论，有纱巾、绸巾等；依人名命名而论，有东坡巾、程子巾、山谷巾等。东坡巾原为宋代文豪苏东坡所戴。它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内墙稍窄些，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戴时则有角，处在两眉间。有人曾这样描写：“麻衣纸扇趿两屐，头戴一幅东坡巾。”（杨基《赠许白云》）这是个典型的宋代文人的形象。

宋代官吏佩“带”，以质地不同区分职位高低。皇帝、皇太子佩玉带，大臣佩金带，还有银、犀、铜、铁之类，各有等差。有时，皇帝把玉带赏赐臣下。神宗熙宁六年（1073），熙河路告捷，宰相王安石率群臣到紫宸殿祝贺，神宗皇帝解下白玉带赏赐。熙宁八年，岐王颢、嘉王君页获得方团玉带。元丰五年（1082），神宗下诏：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宰相、观文殿大学士等，佩金球文方团带，佩鱼。所谓佩鱼，就是按晶级不同分别佩带金、银制成的鱼，作为饰物。宋代规定，着紫衣者（高级官吏）带金鱼，着绯衣者（中级官吏）带银鱼，都系在带上而垂于后。京朝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衣者，也佩带。亲王武官、内职将校都不佩。

民服

我们从古代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考察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服饰特点。《宋史》关于宋代服饰的记载要比《新唐书》关于唐代服饰的记载详尽得多，而且引述了若干皇帝诏书的片断，揭示了不少服饰发展走向的社会背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北宋京城（开封）东门外汴河两岸清明时节各阶层居民生活的情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习俗：有的黎民，头戴巾，上穿袄，下穿裤，忙忙碌碌；有的百姓，头戴斗笠，上着衫，下着裤，四处奔波。“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吴自牧《梦粱录》）。北宋汴梁人的衣着：卖药的、卖卜的，都具冠带；士、农、工、商各具本色，有的戴帽穿背子，有的穿衫束角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行业不同，衣着有别。我们从他们的服饰特征大体可以知道他们从事何种职业。

宋代男子，上身以穿圆领袍衫为主。此外还有凉衫、紫衫、毛衫、葛衫、襕衫、鹤氅等。凉衫披在外面，因色调是白的属于冷色，故称凉衫。紫衫，形制较窄，本为戎服，后来士大夫也穿。窄袖紫衫前后开衩，便于骑马。凉衫较宽大，紫衫较短窄。凉衫，男女均用。由于凉衫浅白，又多用于吊丧。宋孝宗薨，即令群臣服凉衫赴丧。毛衫，用羊毛织成；葛衫，用葛麻织成。二者因质地不同而得名。襕衫属于袍衫的形制，近于官服，与大袖常服相似，白色，其下前后裾加缀一横幅。“品官绿袍，举子白襕”（《玉海》）中的白襕指的便是宋代举子（被举应试的士子）身着的白襕衫。与襕衫形制相近的有鹤氅，较为宽大而披在外面。苏东坡诗句“试看披鹤氅”，即是形容宋代文人、山野人士的衣着。

此外，有一种长袍，袍长至足，有表有里，里面有绵絮，因为它长，也称长襦，有宽袖广身的和窄袖紧身的。有官位的，穿锦袍；平民百姓，穿布（或麻、或棉）袍；未有官位的文人，穿白袍。衲袍是质地粗糙而较短的袍子。劳动人民多着襦、袄。襦有袖头，长度通常至膝盖，有夹的有棉的，多衬在里面。袄与襦区别不大，多穿在外边。靖康之乱时，有些士大夫常以绮罗到民间换取粗布袄裤，以躲避金人抢掠。短褐是粗麻布制成的衣着，为贫困百姓常用。因其身狭袖小，又称之“筒袖襦”。宋代邵康节多次拒仕，“遂作隐者之服，乌帽、绦、褐，见卿相不易也”。可见，宋代隐者穿褐衣。在宋代，男女均着背子。其质地区别极大，男子穿背子的有皇帝、官吏、仪卫、士人、商贾。女子穿背子的有后、妃、家居妇女、歌乐女子等。宋代还流行一种名为膝裤的胫衣，罩在膝下脚上，男女均用，贫富均着。据说，南宋秦桧在朝为相，高宗对他时有防范；秦桧死后，高宗松了一口气，对臣下说：“朕今日始免膝裤中置匕首矣。”

女服

宋代女服要比男服款式多，服色种类也多。从宏观上看，宋代妇女夏穿衫，冬穿袄，衣着特点是上淡下艳。上衣服色一般是淡绿、粉紫、银灰、葱白等，以清秀为雅；下裙服色通常是青、碧、绿、蓝、杏黄等，以艳丽为美。

宋代后妃有棉衣、朱衣、礼衣、鞠衣。皇太子妃有褕翟、鞠衣。袆衣，深青质，织成五彩翟纹，内衬素纱中单。中单领绣以黑白黼文，以朱色罗缘袖、边。蔽膝色随裳。大带色随衣，外侧加滚边，上用朱锦，下用绿锦滚之。带结用素组，革带用青色，系以白玉双佩。朱衣，绯罗质，加蔽膝，佩革带、大带、绶，金饰履，履随衣色。礼衣，12钿，通用杂色，加双佩小绶。鞠衣，黄罗质，蔽膝，大带、革带及舄随衣色。棉衣用于受册，朝谒、朝会等。朱衣用于朝谒圣容等。礼衣为宴见宾客之服。鞠衣为亲蚕之服。后妃的常服，通常为真红大袖衣，以红罗生色为领，红罗长裙，红霞帔，红罗背子，黄、红纱衫，白纱裆裤，服黄色裙，粉红色纱短衫。

宋代丝织物比以往又有了新的发展，花色品种增多，刺绣水平明显提高。于是女服中出现画领、刺绣领。据《老学庵笔记》记载，裤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裹肚则紫地皂绣。宋代女裙，多以罗纱为主，且有刺绣。贵妇女裙有“双蝶绣罗裙”。还有用郁金香草染衣裙的，使之有郁金香之色和香味。宋代女裙，以长裙为多，裙带也垂得很长，“坐时裙带牵纤草，行即罗裙扫落花”便是描写长裙的诗句。裙色很多，有红、绿、黄、蓝、青等色。而歌伎乐舞者身着红似石榴花的长裙最为时髦，于是有人描写为“石榴裙束纤腰袅”。裙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之别。舞裙折褶更多，显得分外潇洒。福州南宋墓出土的裙，有一条除侧面不打褶外，都作细密褶叠，每片15褶，计60褶。妇女外出骑驴，则着“旋裙”，前后身开胯，以便乘骑。这种旋裙，始于京城女妓，后来一些士大夫之家也来效仿。

宋代女服有一种叫“大袖”，有直领、圆领两种。以素罗制成，对襟，衣身用正裁法，袖端各接一段，饰有花边。妇女穿的内衣叫抹胸，为菱形。福州出土的抹胸，表里均为素绢，双层，内絮少量丝绵，腰间各缀帛带，以便系扎。它上可覆乳，下可遮肚，不施于背，仅盖于胸，故称抹胸。清代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引胡侍墅谈》载；“建炎（1127～1130）以来，临安府浙漕司所进成恭后御衣之物，有粉红抹胸。”可见，当时贵妇用抹胸。妇女也着半袖衣背子。它有两种形制，一种在两腋、背后垂有带子，腰间用勒帛束缚；一种不垂带子，不用勒帛。

宋代300多年间，女服有些变化。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妇女上衣时兴短而窄；至宣和、靖康年间（1119～1127），女服上衣趋向紧逼狭窄，前后左右襞开四缝，以带扣约束，当时称“密四门”。有一种小衣，也是逼窄贴身，左右前后四缝，用纽带扣，称之“便当”。这种形制，到绍兴年间（1131～1162）稍有收敛。但到了景定年间（1260～1264），又恢复原样。时装样式，多始于内宫，逐渐上行下效，播及远方。其纹饰特点，靖康年间的女服，四季花卉的纹样多集于一衣之上，时有小景山水图案。唐宋以来人们笃爱自然界的山水花鸟，山水花鸟画大放异彩。艺术家的成就直接影响到服饰的设计，绘画艺术美和服饰美得到了统一。

宋代帝王屡次颁令，限制士人庶民的服色花样。实际上是要求庶民的服饰形制越简单越好，色彩越单调越好。天圣三年（1025）皇帝下诏：“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缎）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日断绝”（《宋史·舆服五》）。可见，宋代民服日趋单调和朝廷的禁令密切相关。

胡服

宋代伊始，朝廷便对少数民族服饰的传入严加禁止。后来，宋徽宗下诏：“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蕃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事实上，服饰文化不可能完全静止不变。每个时代，人们都会根据当时的经济、文化状况，依据特定的审美要求，适当地改变自己的衣着。胡服在中原不仅没有灭绝，反而有所滋蔓。宋徽宗又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一种妇女靴裤）之类者，以违御笔论。”（《宋史·舆服五》）这种措词相当激烈，可见皇帝把胡服看成是洪水猛兽，要严加防范。宋代北方先因契丹族势力强大，后因女真族兴起，胡服流行范围不断扩大。据《揽辔录》记载：“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有些妇女的发式效仿女真族，作束发垂头式样，称为“女真妆”。开始于宫中，继而遍及四方。临安舞女则戴茸茸狸帽和窄窄胡衫。《续资治通鉴》记载孝宗乾道四年（1168）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复见中都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可见，南宋时期南方已经受到了北方民删艮饰及生活习俗的严重影响。

梳妆

宋代妇女的发髻种类颇多。有的梳成“朝天髻”，即把发梳至头顶，先编成两个圆柱型发髻，然后将发髻朝前反搭，伸向前额。为使发髻高耸，在髻下衬有簪钗花钿，将发髻前端高高托起。有的梳成“同心髻”，即将头发束在顶部，然后编成一个圆髻，示意渴望团圆，故称“同心髻”。有的梳成“流苏髻”，髻式上耸而略向后倾，插上各种珠翠，并有两条红飘带垂下。

为了使发髻更加光彩夺目，有的用金银珠翠制成多种花鸟、簪钗、梳篦插在髻上。宋代花冠有的喜用罗、绢、金、玉、玳瑁制成桃、杏、荷、菊、梅等花卉簪在髻上。有的冠上插花，用漆纱、金、银、玉制成高冠，冠插白角长梳，左右两侧插花，把一年四季名花同时嵌在冠上，称之为“一年景”。据史书记载，宋徽宗时，汴京妇女“作大鬓方额”。政和、宣和之际，“尚急扎垂肩”，即北宋流行的一种妇女高冠，高不能过七寸，广不能过一尺。宣和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由于妇女插花的影响，皇帝大臣也时有插花。有首诗戏谑说：“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宋代妇女喜欢戴真花，以牡丹、芍药为多。她们穿什么装戴什么花形成了一系列模式。例如，穿紫衣服，簪白花；穿鹅黄衣服，簪紫花；穿红衣服，簪黄花。有的宫女，上着紫衫，下穿桔红长裙，头簪紫花。逢年过节，妇女们都特意打扮一番。周密在《武林旧事·元夕》中写到：“元夕（正月十五日夜）节物（应时节的景物），妇女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而衣多尚白，月下所宜也。”闹蛾是妇女一种头饰，用乌金纸剪成蝶形，以朱粉点染。玉梅是用白绢制的梅花。雪柳是用纸或绢制成的迎春花枝。还有一种额饰“梅花妆”。说到它的来历，不免回溯一段故事。据说，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卧于含章殿檐下时，忽然梅花落在她的额上，仕女们觉得非常美丽，争相效仿，在额上画梅，于是“梅花妆”流行开来。历经隋唐五代，到宋代仍然很盛行。宋代瓜果式金耳环宋代妇女讲究眉式，佩戴耳环。不论皇后还是宫女，常把眉画成宽阔的月形，然后在月眉的一端（或上或下）用笔晕染，由深及浅，向外散开，别有风韵。宋代妇女的耳环，有的用金丝打制成“S”型，一端作尖状，一端成薄片，在薄片上浮雕花卉。江西彭泽宋墓出土文物中有这种耳环。有的由两个金片合成，金片上压印着繁缛的纹饰，中间为两个对称瓜果，上下枝叶蔓延，穿耳金丝呈枝杆状，与金片纹饰浑然一体。这种文物见于江苏无锡宋墓。

宋代妇女佩带香囊。青年男女离别时，女方常以香囊相赠，留作纪念。有的用素罗制成，绣有鸳鸯莲花，背面平纹素纱，沿口用双股褐色线编成花穗作为装饰。

宋代妇女外出或成婚，头上要戴盖头。从《东京梦华录》、《事物纪原》上得知，盖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唐代风帽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用一块帛缝成个风兜，套在头上露出面孔，多余部分披在背后。有的将布帛裁成条状，由前搭后，只蒙盖脸部及胪后，耳鬓部分显露在外。另一种是一块大幅帛巾，多为红色，在结婚入洞房时女方用它遮面。据《梦粱录》记载，成亲前三天，男方要向女方赠送一块催妆盖头。是美人，还是丑女，揭开盖头才见分晓。盖头的习俗延续了上千年，到民国年间婚礼上的新娘还蒙着盖头。

僧道服

早在汉代道教便创立，同时，佛教也传入中国。到了唐宋，佛、道二教并驾齐驱。道士的服装主要有道冠、道巾、黄道袍等。道冠，通常用金属或木材制成，其色尚黄，故称黄冠。后人常以黄冠代指道士。道巾有九种：混元巾、九梁巾、纯阳巾、太极巾、荷叶巾、靠山巾、方山巾、唐巾、一字巾。道士常服为黄道袍，也叫大小衫，大多交领斜襟。他们多穿草鞋。宋代道士保持着古代上衣下裳和簪冠的形制。

据佛教章法规定，佛教僧侣的衣服限于三衣和五衣。三衣，梵文Tricivara的意译，音译为“支伐罗”。三衣就是佛教比丘（出家后受过大戒的男僧）穿的三种衣服，即僧伽梨（九条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郁多罗僧（七条布缝成的上衣）、安陀会（五条布缝成的内衣）。这些衣服布条纵横交错，呈田字形。五衣，指三衣之外加上僧祗支（覆肩衣）、厥修罗（裙子）。前者，覆左肩，掩两腋，左开右合，长裁过腰，是一块长形衣片，从左肩穿至腰下。后者，把长方形布缝其两边，成筒形，腰系纽带。相传，三衣、五衣都是释迦牟尼规定的法衣。此外，还有袈裟，也是佛教法衣，由许多长方形小块布拼缀而成。僧人为了表示苦行，常常拾取别人丢弃的陈旧碎布片，洗净后加以拼缀，称之为百衲衣。它不许用青、黄、赤、白、黑“五正色”及绯、红、紫、绿、碧“五间色”，只许用铜青、泥（皂）、木兰（赤黑）三色。据《释氏要览》卷上载，其来源有五种；有施主衣、无施主衣、往还衣（包死人衣）、死人衣、粪扫衣（指人们丢弃的破衣碎片）。

法衣是道教法师举行仪式、戒期、斋坛时穿的衣着，有霞衣、净衣等。僧道也穿直裰，又称直掇、直身，以素布制成，对襟大袖，衣缘四周镶有黑边。

戎服

宋代军队平时防卫巡逻或作战，常着战袄、战袍。宋代无名氏的《宣和遗事》曾有这样的描述：“急点手下巡兵二百余人，腿系着粗布行缠，身穿着鸦青衲袄，轻弓短箭，手持闷棍，腰挂环刀。”袍和袄只是长短有别，均为紧身窄袖的便捷装束。

官兵作战时通常要穿铠甲。铠甲表面缀有金属薄片，用来保护身体。据《宋吏·兵志》记载，宋代有的全副铠甲甲叶达1825片，分缀于披膊、甲身、腿裙、兜鍪、兜鍪帘等处，由皮线穿联。一副铁铠甲，有的重达49斤左右。“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欧阳修《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描写的正是数十万官兵身着寒冷彻骨的甲衣执行防务。此外，皮制的战衣叫皮笠子、皮甲。

宋代有一种特别的铠甲——纸甲。康定元年（1040）诏令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副。它是用一种特柔韧的纸加工的，叠三寸厚，在方寸之间布有四个钉，雨水淋湿后更为坚固，铳箭难以穿透（见朱国桢《涌幢小品》）。

仪卫军的甲衣，粗帛为面，麻布为里，用青绿颜料画成甲叶图案，加红锦边，红皮络带，前胸绘有人面二目，自背后至前胸缠有锦带，并有五色彩装。

辽金元服饰

辽、金、元历经420余年，这三个朝代由三个不同的少数民族执政，他们同汉族存在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服饰上互相影响。如果说唐宋服制基本上是单一的（汉族服饰占绝对优势），那么辽、金、元服饰则是多种并行的。

地处我国北方的契丹族，唐末开始强盛起来。五代时，得后晋北方十六州，地跨长城内外。公元947年称辽，辽代服制是契丹服与汉服并行。

金原为女真族（满族祖先），曾附属辽2OO余年。金代服饰大体保持着女真族形制，又继承了辽代样式，得宋北部领土后，又吸收宋制风格，因此具有女真、契丹、汉族三合一的综合特征。

元代的蒙古族，原是中国北部一个部落集团，后来攻灭西辽、西夏、金、大理，并在吐蕃建立行政机构，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元代国土空前辽阔，各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差异很大，各民族的服饰都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服饰也相互影响。

元代是我国手工棉纺织技术大发展的时代。棉花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唐代时，棉花从北路传到新疆，从南路传到两广、福建，后来又传入长江中下游。到元代，种棉花已较普遍。棉花的种植为棉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棉花纺织技术的提高又促进了棉花的种植。黄道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棉纺织家，她生活在13世纪，幼时流落到海南岛谋生，学会了黎族棉纺织技术，后返回故乡乌泥泾（在今上海县），向家乡传播纺织技术，传授高超的提花技术，使织成的被、褥、带、巾兑（佩巾）呈现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光彩美丽。当时有千余户依靠织“乌泾被”为生。这时有手摇两轴轧挤棉籽的搅车，有竹身绳弦的四尺多长的弹弓，有同时可纺三锭的脚踏纺车。元代石间熊谷的《木棉歌》描写了当时江南农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情景：“尺铁碾去瑶台雪，一弓弹破秋江云，中虚外泛搓成索，昼夜踏车声落落。”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经济生活的重大事情就是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棉纺织技术的改进。它直接关系到当时服饰的发展。

元代蒙古族的服饰是很有特点的：声势浩大的质孙宴，可以说是元代服饰的大展览；全国大量制造金光耀眼的金锦，令人目不暇接；妇女头戴姑姑冠，别出心裁。

辽代官服

辽太祖在北方称帝时，以甲胄为朝服。占领后晋领土后，辽代统治者受汉族影响创立新的服制，契丹族官吏着本民族服装，汉族官吏仍穿汉服。乾亨年间（979~983）服制又有所变化：三品以上的契丹族官吏在举行隆重典礼时也着汉服。日常官服分两种：皇帝及汉族臣僚着汉服，皇后及契丹族臣僚穿契丹服。重熙元年（1032）以后，大礼都改着汉服。我们不难发现，辽代皇帝和宋代皇帝对待异族服饰的态度不大相同。宋代皇帝采取禁止胡服流传的强硬做法，而辽代皇帝对汉服采取吸收宽容的态度，把它当作礼服。特别有趣的是，皇帝日常着汉服，皇后穿契丹服，呈现出和睦相处的良好气氛。

由于辽地处于北方，寒冷时间长，辽代君臣大都服貂裘。皇帝穿最名贵的银貂裘，大臣穿紫黑貂裘，下属穿沙狐裘等。契丹族以游牧为主，祭山是大礼，服饰尤盛。大祀时，皇帝头戴金冠，身着白绫袍，束红带，佩鱼袋，带犀玉刀，穿络缝乌靴。小祀时，戴硬帽，着红克（缂）丝龟纹袍。田猎时，戴幅巾，穿甲戎装，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捍腰。

皇帝本民族的衮冕眼饰为：头戴实里薛衮冠，身穿络缝红袍，佩犀玉带，穿络缝靴。礼服为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带，或衣红袄。常服是绿花窄袍。皇帝又着汉服的衮冕：冕为金饰，垂珠十二旒，黄主纩充耳，玉簪导。玄衣，纁裳。衣有日，月、星、龙等八种图案，裳有藻、粉米等四种图形。大带，舄加金饰。这是祭祀宗庙、遣将出征、纳后时的衣着。这种衮服与宋代衮服比较，衣多一种图形，裳少一种图形，图案大同小异。

皇后小祀时，戴红帕，服络缝红袍，悬玉佩，穿络缝乌靴。这与宋代后妃服饰比较起来，款式及花样略显简便、单调。

皇太子谒庙还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要戴远游冠、着绛纱袍。其冠三梁，加金附蝉九，首施珠翠，犀簪导。与宋代皇太子相比，朱明衣换成了绛纱袍，略趋简朴。

辽代臣僚戴毡冠，饰金花，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有的戴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掩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有的着紫窄袍，系带，用金玉、水晶、靛石缀饰，称为“盘紫”。高龄老臣，可服锦袍、金带。三品官以上戴的进贤冠，三梁，加宝饰；五品官以上，其冠二梁，加金饰；九品官以上，其冠一梁，无饰。臣僚通常着窄袍、锦袍，一般左衽，圆领，窄袖，颜色偏灰暗。

辽代民服

辽代，男子冬季多穿貂袄、羊皮或狐皮外衣，肩围“贾哈”，足着乌皮靴，以求保暖。平时则头戴幞头，着圆领袍或开胯袍。妇女冬季戴貂帽，身着襦、袄。夏天，则着裙、着衫。其中的团衫，有黑、紫、绀等色，直领左衽，前后着地。裙多为黑、紫色，上面绣有花卉。这说明，契丹改辽以后，服制实行多元化，本民族服饰与汉族服饰交织在一起。这种特点，在吉林库伦旗辽墓壁画上、河北省宣化辽墓壁画上都能找到证据。

辽代男子依契丹族习俗多作髡发。其样式从传世的《卓歇图》、《胡笳十八拍图》及辽墓出土的壁画上都可以看到。髡发，即将顶发剃光，两鬓或前额留下少量头发作为装饰。有的额前留有一排短发，有的耳边披散鬓发，有的把左右两绺头发剪成特殊形状，下垂至肩。以前，只知道过代男子作髡发。但从近来发现的文物上看，有的妇女也作髡发。辽代髡发辽代妇女常以金色涂面，称“佛妆”。宋代朱《萍洲可谈》记载：“先公言使北时，见北使耶律家车马来迓，毡车中有妇人，面涂深黄，红眉黑吻，谓之佛妆。”据说，她们是在冬月以栝蒌（花淡黄色）涂面，到第二年春天把它洗掉。

金代权贵服饰

金代权贵，春夏衣着多用伫丝制成，秋冬服装多用貂鼠、狐、貉、羔皮制作。他们的裹头巾，在方顶的十字缝中加饰珍珠。自从金人进入黄河流域之后，金代执政者参酌汉、唐、宋的先例颁布了新的服制。

皇帝的衣冠无疑是最高级的。皇冕，青罗为表，红罗为里。冕天板下有四柱，前后珠旒共24个。黄主纩二，真珠垂系，玉簪，簪顶刻镂云龙。这种形制与唐宋时期的相比，显得更古老。皇帝的衮服包括衣和裳两部分，衣用青罗夹制，五彩间金绘画，正面有日、月、升龙等图形，背面有星、升龙等图形；裳用红罗夹制，绣有藻、粉米等图形。凡是大祭祀、加尊号，皇帝服衮冕。而出行、斋戒出宫、御正殿，戴通天冠，着绛纱袍。皇帝临朝听政的服饰，前后期有所不同。开始，服赭黄装；后来，服淡黄袍。常朝则戴小帽、红襕、偏带或束带。

皇后首服是花株冠，以青罗为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有九龙、四风，前面大龙衔穗球一朵，前后有花株各12，还有孔雀、云鹤等图案，用铺翠滴粉缕（镂）金装珍珠结制，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宝钿窠。花株冠因有“花株各十二”而得名。它比唐、宋时期皇后的首服更加讲究。皇后的祭服叫棉衣，深青罗织成翟的形象，素质，领、袖端、衣边用红罗云龙。裳，用深青罗织成翟纹，边缘为红罗云龙。袆衣古已有之，不过金代的棉衣图案更加多样，做工吏加考究。金人服饰皇太子的贵冠，用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缨，青纩充耳，犀簪导。衮服，青衣朱裳，衣有山、龙等五种图案，裳有藻、粉米等四种图形。白袜，朱舄。这是皇太子谒庙时的衣着，和宋代皇太子的衮服大同小异。太子入朝、赴宴，则用朝服，即紫袍、玉带、双鱼袋。他们视事及会见宾客，则戴小帽，穿皂衫，束玉带。这种装束显得轻便，随和，自然。

金代百官的朝服，用于导驾及行大礼。正一品的衣着，貂蝉笼巾，七梁额花冠，犀簪导，佩剑，绯罗大袖，绯罗裙，绯罗蔽膝，绯白罗大带。白绫袜，乌皮履。正二品的衣着，七梁冠，犀簪导，绯罗大袖，杂花晕锦玉环绶。其他官员，品级越低，冠梁越少，服饰质地越次。礼服，文职官吏五品以上者紫服，六品、七品绯服，八品、九品绿服。具体形制是，三师、三公、亲王、宰相一品服大独科花罗，执政官服小独科花罗，二品、三品服散答花罗，四品、五品服小杂花罗，六品、七品服绯芝麻罗，八品、九品服绿无纹罗。以不同品种花卉标志品级不同，这是金代官服的首创，别具一格。

金代前期实行鱼袋制。皇太子束玉带，佩玉双鱼袋。亲王束玉带，佩玉鱼。文官，一品束玉带，佩金鱼。二晶束笏头球文金带，佩金鱼。三品、四品束荔枝或御仙花金带，佩金鱼，五品束红革呈乌犀带，佩金鱼。武官，一品、二品佩玉带，三品、四品佩金带，五品至七品束红鞋乌犀带，都不佩鱼，八品以下则用皂鞋乌犀带。大定十六年（1176），世宗认为吏员与士民的服饰区别不大，有关机构不易检查，决定改为书袋制，即在官吏束带上悬书袋，作为官吏区别于士民的标志。其质料、颜色因品级不同而有所不同。省、枢密院令、译史用紫伫丝制成，台、六部、宗正、统军司、检察司用黑斜皮制成，寺、监、随朝诸局并州县，用黄皮制成，各长七寸，宽二寸，厚半寸，并于束带上悬带，公退时悬于便服，违者将受到有关机构的查处。

金代保护色服装

金代男子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袍，腰系吐鹘带，脚着乌皮靴。金代男人服饰最大特点是采取保护色，即衣着颜色与不同季节周围环境颜色相同或相近。这和女真族的生活习俗有关。他们以游牧、狩猎为主，采取保护色，既可不被凶猛野兽发现，起到保护自身的作用，又便于靠近猎物。冬天，他们多穿白色皮袍，和冰天雪地化为一体；夏天，他们多着绣有鹘、鹅、熊、鹿、山林、花卉等图案的服装，和周围环境合二而一。保护色不仅有利于狩猎，而且便于军事行动。

金代女服

金代妇女穿裙。它多为黑紫色，上面绣全枝花，周身有六褶。上衣为团衫，黑紫色或绀色（红青），直领，左衽，前拂地，后曳地，用红黄带，双垂在前。老年妇女用皂纱，盘笼髻，散缀玉钿在上面。结婚的女子穿对襟彩领衣，前拂地，后曳地。金代女服修长，显得格外潇洒。贵妇人多戴羔皮帽，喜欢用金珠装饰。

金代规定，没有官爵的平民只许穿绝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所做衣服，他们的头巾、系腰领帕只许用芝麻罗等面料。“奴婢止许服紬、绢布、毛褐。”（《金吏·舆服下》）艺人如果有迎接、公宴应酬活动，可暂时穿上有绘画图案的衣着，而平时与百姓一样。

元代官服与常服

蒙古族长期以来披发椎髻，夏戴笠，冬戴帽。他们的皮帽、皮袄、皮靴，多用貂鼠、羊皮制成。皮袄通常为右衽、方领。元灭南宋之后，等级森严，全国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许多部门及地方官，多由蒙古贵族充任，各种副职由色目人担当。由于等级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服饰上自然会有所反映。蒙古贵族衣着华丽，色目人次之，汉人、南人最次。公元1314年元朝制定服色等第，禁限很严，“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反的人，当官的解职，平民则挨57闷棍。但蒙古人和充当怯薛（宿卫军）的诸色人不在禁限之例。

元代皇帝冕服有衮冕、衮龙服、裳、中单。衮冕，用漆纱制成，冕上覆綖，青表朱里。綖的四周环绕云龙。冠口以珍珠萦绕。蜒的前后各有十二旒，綖的左右系鞋纩二，冠的周围，珠云龙网结，綖上横天河带，左右至地。这实际上是参照了先秦的典章制度，对古代君王冕冠加以适当改造。衮龙服，是用青罗制成的，饰有日、月、星等图案。这和唐、宋衮服比较起来，略有简化。裳，是用绯罗制成的，其状如裙，饰有纹绣，共16行，每行绣有藻、粉米等图形。中单，是祭服、朝服的内衣，以白纱制成，大红边饰。皇帝的衣料，色彩鲜明，除了华丽的纳石失（在纱、罗、绫上加金的织金锦），还有外来的细毛织物速失、紫貂、银貂、白狐、玄狐等皮毛。元代丝织多为缕金织物，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大特点。

皇太子的衮冕，用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缨，青纩充耳，犀簪导。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四章在裳。白纱中单。瑜玉双佩。白袜朱舄。这和宋代皇太子衮服相近，都为“白珠九旒”，宋代的“青衣红裳”，元代改为“青衣朱裳”。

元代贵族满身红紫细软，以装饰宝石为荣。据说，大德年间（1297～1307），一块嵌在皇冠顶上重一两二钱的红宝石，估价中统（元世祖忽必烈年号）钞14万锭。特别名贵的皇冠钹笠冠上加金嵌玉，并饰有稀有的大粒珍珠。这是以往皇冠上未见过的。七宝重顶冠（钹笠冠）元代百官公服沿用宋制，采用紫、绯、绿三种服色。但款式有创意，最大特点是官服上绣有不同花卉图案：一品至五品同为紫衣，一品饰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饰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同为绯色，皆饰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同为绿色，素而无纹（《元史·舆服一》）。以花卉图案品种不同、大小不同，表示品级不同，这一点吸取了金代官服的特点。元代官吏穿礼服时，一律戴漆纱展角幞头。这点与宋代官吏装束一样。可以说，他们头饰似宋，服饰似金。

从皇帝到百官都穿质孙衣。它是元代内庭大宴的服饰。冬夏的服装各不相同。天子质孙衣，冬服有十几种，穿衣戴帽各有一套。例如：穿纳石失（金锦）、怯绵里（剪茸），要戴金锦暖帽；穿大红、桃红、紫蓝、绿宝里（服上有襕者），要戴七宝重顶冠；穿红、黄、粉皮服，要戴红金答子暖帽，等等。夏服也有十几种，也是衣冠配套。例如穿答纳都纳石失（在金锦上缀大珠），要戴宝顶金凤钹笠；穿速不都纳石失（在金锦上缀小珠），要戴珠子卷云冠，等等。从冬夏装束服色上看，冬季的浓重，夏季的浅淡，讲究整体配合，要求圣洁不凡。

百官的质孙衣，冬服9种，夏服14种。

元代统治者每年要举行13次大朝会。每逢此时，帝王、大臣、亲信穿同一色的质孙衣在大殿前用金杯按爵位、亲疏、辈分频频祝酒，气氛热烈，场面壮观。忽必烈在万寿日则穿上金光耀眼华丽无比的长袍，赐给2000名贵族和武官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赐给亲近贵族的礼服装饰着闪闪发光的宝石和珍珠。他还要选出很多男爵，赏给他们每人13套衣服，每套一种颜色，服上都嵌有珠宝。可见，当时的帝王为了笼络官吏是何等的挥金如土。

元代常服还有比甲、宝里、比肩、辫线袄。比甲，原是蒙古族的衣服，流行于元代。它无领、无袖，前短及腰，后长如袍，用襻结系，适合于骑射。宝里，是一种有襕的袍服。比肩，也叫“襻子答忽”，交领或圆领，右衽，半袖，长至足，腰上有褶，有襕或无襕，用锦帛或毛皮制成。辫线袄，是一种长袍，盘领，窄袖，腰作辫线细褶，用红紫帛捻成线，横腰间，又称腰线袄子。

元代衣着用料，质量相差悬殊。高官服装多用色彩鲜丽的织金锦，以花朵大小表示品级高低。贵族男子夏季礼服不可缺笠，质地、造型、装饰都追求华美。但官府对平民却加以种种限制。至元二十一年（1284）发布禁令：凡是乐人、娼妓、卖酒的、当差的，都“不许穿好颜色衣”。元贞元年（1295）发布禁令：平民百姓不能用柳芳绿、红白闪色、迎霜合、鸡冠紫、栀子红、胭脂红六种颜色，只能穿本色或暗色麻、棉、葛布或粗绢绵绸。仁宗于延元年（1314）发诏书定服色等差：“比年以来，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僭礼费财，朕所不取。贵贱有章，益明国制，俭奢中节，可阜民财。”（《元史·舆服一》）可见，重申服色等差，就是为了强化等级差别，不准官民混淆（蒙古人不在禁限）。诏书规定，“职官除龙凤文外，一品、二品服浑金花，三品服金答子，四品、五品服云袖带襕，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庶人不得服赭黄，惟许服暗花伫丝细绫罗毛毳，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还指出汉人、高丽人、南人等投充番直宿卫者并在禁限（《元吏·舆服一》）。这些禁令，鲜明地区分官民界限、种族界限，充分地表明了元代当权者的统治观念。看来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把他们的特定服饰视为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标志，以此炫耀自己。

元代北方人穿皮靴、毡靴的相当普遍。据说，皮靴本为战国时代孙膑所创。孙膑被庞涓挖掉膝盖骨以后，难于行走，于是设法缝制一种便于残疾人穿的靴子，即把硬皮革裁成“帮”和“底”，做成高革幼皮靴。孙膑穿这种皮靴乘车指挥作战，击败了庞涓。也有人认为，靴本胡服，汉人最早采用靴的是战国时的赵武灵王。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人都穿靴，它可以抗寒，又经久耐用。元人靴子种类繁多，质地比过去时代也有提高。如有鹅顶靴、鹄嘴靴、云头靴、毡靴、革翁靴、高丽氏靴等。元代的舄，形制考究，舄首加玉饰，帮上饰花纹。

元代妇女服饰姑姑冠

元代贵族妇女一般戴皮帽，穿貂皮袍。这种袍比较宽大，多左衽，袖口较窄，袍长曳地。有的女袍，用大红织金、吉贝锦、蒙茸加工而成。皇后、妃子、侍从穿翻鸿兽锦袍、青丝缕金袍、琐里绿蒙衫。贵族、宫女多穿红靴。“衣裳光彩照暮春，红靴着地轻无尘”（萨都剌《王孙曲》）描写的正是元代贵妇人的衣着打扮。

元代最具特色的女帽是姑姑冠，也叫故故、固罟、顾姑、固姑等。它上宽下窄，好像一个倒过来的瓷花瓶。通常用铁丝和桦木制成骨架，外用皮、绒、绢等裱糊，再加上金箔珠花等饰物，走起路来，冠上珠串摇摇晃晃，冠顶翎枝迎风抖动。这是皇后、妃子、大臣妻子戴的贵冠。有诗这样描写：“双柳垂鬟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蒋平仲《山房随笔》引聂碧窗《咏北妇》）这种女冠可能与蒙古族生活习俗有关。他们过游牧生活，骑马行走在荒原上，冠体高耸，易于辨认。元代灭亡后，这种冠式随之消失。

元代妇女，不分贵贱都可以装饰假发，时称髻。元代关汉卿《窦娥冤》；“梳着个霜雪般的髻，怎戴那销金锦盖头？”这里描写的就是假发。

辽、金、元还流行佩戴耳环。男女都戴，女者为多。辽墓出土的一对耳环，用极薄的金片模压成立体的凤形，中间空心，高冠翘尾，口衔瑞草，呈现展翅飞舞的姿态。金代的耳环，以金质为主。有的用金丝编成圆形托座，托座镶嵌各种宝石；有的耳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用金丝编成长方形框架，框架内镶嵌各种珍宝，框架顶部饰有金片花朵。元代耳环前部通常以玛瑙、白玉或绿松石等制成各种花样。

辽、金、元戎服

辽、金、元都以骑兵骁勇善战著称。他们的戎服都具有便于骑射的特点。

辽代的主要战衣有金镀铁甲、银镀铁甲、貂帽貂裘甲。辽代精锐骑兵是鹞军。如有军情，吹起号角，招之即来。他们身披铁甲，犹如鹞鹰般迅捷，善于征战。调动兵马则用牌。金镀银牌形似方响（一种乐器），上刻契丹字，书“宣速”二字，使者执牌驱马，日行数百里。人们见牌，犹如契丹主亲临，索取财物，无人敢于违抗。这些持牌者，称为“银牌天使”。

金代将士的头盔相当坚固，只露出面目，因此枪箭难以贯入。他们的铠甲有红茸甲、碧茸甲、紫茸甲、黄茸甲，都用丝条连接铁片而成，也有用皮条穿联的。仪卫官吏，戴金蛾幞头，穿锦花袍，用金镀银束带。护卫将军戴幞头，穿紫窄袖衫，束金带，腰悬弓矢。

元代将士的兜鍪，多用皮革制成。元代兵卒也戴铁盔。还有一种胄作帽形，无遮眉，鼻部有护鼻器，形状奇特。元代铠甲相当精巧，覆膊、掩心、捍背、卫股，用皮革制成，上面有虎纹、狮子纹。有的内层是牛皮，外层满挂铁甲，甲片相连，酷似鱼鳞，故称“鱼鳞甲”。此外还有柳叶甲、铁罗圈甲等。元代兵卒腰间挂有一，柄弯刀，一个箭筒。元代已有火枪火炮，有的承接前代，有的为远征时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