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小说

进入宋元时期，流行于市民阶层的“说话”艺术不断发展，最终使极具市民特征的话本小说流行开来。

宋元话本小说的出现，使我国古代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面向社会，面向大众，也标志着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走向成熟，从此，形成了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双峰对峙、双水分流的局势。

我国古代小说史由此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境况。更为重要的是，宋元话本小说的繁荣使得文言逐渐转化为白话，这个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

“说话”艺术兴起与繁盛

唐宋以来，民间广泛流行一种叫做“说话”的表演艺术，说话就是讲说故事。“说话”艺术起源于古代的说唱艺术，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说故事和说书的传统。

东汉时代的“说书俑”，歪头吐舌，缩肩耸臀，极为生动地显示出，说书艺人讲到紧要关头时手舞足蹈的神态。三国时期，曹植背诵过徘优小说。这种徘优小说融表演与说唱于一体，是说话艺术进一步发展的体现。

到了隋代，侯白的《启颜录》里已经用“说话”来专指讲故事了。进入唐代，“说话”已经变成一种专门的表演艺术，风靡一时，上自宫廷，下至民间，无不在“说话”。郭泛《高力士外传》记载：

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杖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茎雄草木；讲经、论议、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这表明唐肃宗时，“说话”已经从民间进入了宫廷。诗人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里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的诗句，这里的“听话”，就是指听说书人讲唱故事。元稹本人也作了注解说：

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一枝花》话”就是当时民间传说的李娃的故事。除了“《一枝花》话”外，还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等唐话表演，唐朝的说话技艺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唐代还盛行一种由当时寺院僧侣向民众进行佛教宣传的“俗讲”。这种“俗讲”，开始时只是单纯演说经文和佛经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也讲唱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汉将王陵变》、《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昭君变》等。

“俗讲”与“说话”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说话”在发展上不仅吸收了“俗讲”的某些形式和技巧，而且在题材内容上也深受影响。

进入宋代，随着宋代工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经济的繁荣，“说话”也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当时城市中出现了许多专门表演各种民间技艺的瓦舍勾栏。

北宋时，京城的瓦舍已颇具规模，到南宋时，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向中小城镇发展，构成遍布全国的文化娱乐市场。

在瓦舍勾栏上演各种民间技艺，除“说话”外，还有杂剧、傀儡戏、诸宫调等。《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瓦舍勾栏，十分繁闹，游者如云，“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当时，“说话”是一种重要的技艺，深受人们的喜爱。说话艺人的人数也相当多，据《武林旧事》记载，仅南宋临安城就有说话艺人约百人。

同时，说话艺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因内容和形式以及艺人们各自的专长不同，“说话”又分为四大家：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

四大家中，以小说、讲史的影响最大，尤以小说家最有影响力。因为小说基本上是取材于城市平民各阶层的生活，它对现实的反映最为直接及时，故事的内容是市民听众熟悉的，且又能真切地反映市民们的思想感情、理想与追求，因此在当时最受欢迎。

在艺术技巧方面，小说家也有超越其他家的优点。《都城纪胜》曾指出，讲史书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顷刻间提破”也就是说当场把结局点破，一次性把故事讲完。

《梦粱录》里指出小说具有“捏合”的特点，所谓“捏合”，一是指小说可以把当时的社会新闻同说话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二是指虚构编造。

随着说话技艺的日趋繁盛发达，说话艺人渐渐有了自己的职业性的行会组织，如杭州的小说家就成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组织称为“雄辩社”。

在行会组织里，说话艺人可以自由地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传递信息，以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演说水平。这样的行会组织，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宋代说话的水平。除了说书艺人的行会组织外，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编写话本和戏剧脚本的文人组织“书会”。书会的成员都是一些富有才情、文学功底较深的落魄文人，他们在当时被尊称为“书会才人”。正是这些“书会才人”将原来简略粗陋的单纯的说话底本“改编”为可供阅读的书面文学作品。宋代“说话”艺术兴盛繁荣，宋末元初小说家罗烨在《醉翁谈录》的记载：

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蕴藏满怀风与雨，吐谈一卷曲和诗。辩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总头说细微。

在这里，罗烨从说话的题材内容，到它的艺术特色，都作了一个完整的总结。

虽然，“说话”还不能算是小说，但宋元的市人小说与“说话”却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说话”人讲故事的底本叫“话本”，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开端。

这时的白话短篇小说，就是在“说话”底本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润色而文学化了的作品，所以“说话”对宋元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重要一笔。

小说话本结构和题材内容

“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统称为“话本”。话本的创作过程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先有流传的故事，其后整理成话本，说话艺人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仔细揣摩听众的心理，将原来口头流传的故事，重新加工，创作成为动人的说话节目，以后又加以整理而成。

另一种情况是为适应说话艺人的说讲需要，由当时的“书会”专门为说话艺人编写的话本，利用当时的新闻、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题材写成的故事梗概，表演时由说话人在此基础上进行想象发挥。

话本的创作都是为了说话人表演或传授之用，实用目的很强。后来随着说话艺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以及印刷技术的进步，话本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润色，逐渐演化成书面的通俗文学。

宋元小说话本结构一般由4个部分组成，即：题目、入话、正话和篇尾。

题目是根据正话的故事来确定的，是故事内容的主要标记。

入话，也叫“得胜头回”、“笑耍头回”，就是在正文之前，先写几首与正文意思相关的诗词或几个小故事，把它作为开篇，以引入正话。“入话”具有让听众静下来、启发听众和聚集听众的作用。

正话，即故事的正文，是小说话本的主要部分。正话在叙述故事时，也不时穿插一些诗词，用来写景、状物，或描写人物的肖像、服饰，它具有渲染气氛、增强效果的作用。

篇尾就是故事的结尾，小说话本一般都有篇尾，篇尾往往用四句或八句诗句为全篇作结，有时也有用词或整齐的韵语作结的。篇尾一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般是由说话人或者作者出场，总结全篇主旨，或对听众加以劝诫，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论。

小说话本4个部分结构的形成和定型，是“说话”艺术长期发展的结果，标志着小说话本的成熟。

宋元小说话本数量多，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宝文堂书目》等记载，约有140多种，主要保存在明代的《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熊龙峰四种小说》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书中。

宋元小说话本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的取材于现实生活，有的从《太平广记》、《夷坚志》等书中选取题材，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融入作者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加工创造成富有时代气息的小说。

宋元小说话本主要包括了爱情婚姻、诉讼案件、历史故事、英雄传奇、神仙鬼怪等方面的内容。总体来看，描写爱情婚姻和诉讼案件的话本写得最好，数量也最多，代表了宋元小说话本的最高成就。

讲述爱情婚姻故事的话本写得较好的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快嘴李翠莲记》、《志诚张主管》等。

《碾玉观音》写一个发生在咸安王府中的女奴璩秀秀与工匠崔宁的婚姻悲剧故事。作品赞颂了女奴秀秀为争取人身的自由，争取独立自主的婚姻而顽强斗争的精神，具有较深刻较积极的思想意义。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的是青年女子对自由爱情、自主婚姻执著追求的故事。表现了青年人反抗压迫，热烈追求婚姻幸福的主动精神。

《快嘴李翠莲记》写勤劳能干，聪明美丽的青年女子李翠莲，对来自各方面的压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毫不退让，勇于反抗传统礼教的故事。

这些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出现，表明宋元小说话本的主角不再是神仙鬼怪，也不再是名士才子，而扩大为普通百姓。

讲述诉讼案件故事的公案小说，涉及社会生活面极为广阔，直接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状况，揭露了社会深层次矛盾，同时也热情赞颂了正直豪爽的侠客好汉，代表作品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

《错斩崔宁》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因十五贯钱而引起的谋杀冤案，反映了官府听信戏言，不重调查，滥杀无辜，草菅人命。

讲述历史故事的作品写得较好的有《张子房慕道记》、《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汉李广世号飞将军》等，这些故事多表现英雄贤士的怀才不遇和为官者的贪婪昏庸等。以英雄传奇故事为题材写得较好的有《史弘肇龙虎君臣会》、《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这些作品多描写英雄人物的传奇经历。小说话本中还有一些宣扬因果报应和佛教戒律的作品，如《菩萨蛮》、《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花灯轿莲女成佛记》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社会的原因，也反映了小说话本在思想内容上的复杂性。

小说话本独具的艺术魅力

宋元小说话本是由“说话”这一民间技艺演化而来，因此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距离很近，可以说息息相通，再加上小说话本的作者又大多与普通百姓声息相通，这种特点反映在小说话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就形成了自己风格独具的特色。

《醉翁谈录》曾评价宋元小说话本：一家富有生活气息，又能腾挪想象，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而且能“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

宋元小说话本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富有时代气息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如《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快嘴李翠莲记》中的李翠莲等，这些都是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人物特征。

作者们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能够注意结合人物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来刻画人物的性格。

比如，《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她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并且为此还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她出身市井，性格大胆泼辣，直爽、坦率，讲求实际。

作品还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和人物的言行等的细致刻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如《错斩崔宁》写刘贵醉后戏言，说已将陈二姐典卖他人，陈二姐的内心想的只是：

不知他卖我与甚色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

陈二姐的内心活动，实际上极为真切地揭示了她逆来顺受、任人支配和细心善良的性格特征。小说话本还善于用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作者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刻画宋四公、赵正等的侠盗性格。作者写他们神出鬼没，武艺非凡，以致闹得东京城草木皆兵，王爷大尹们魂飞魄散，这样就突出了侠盗们的勇敢和机智。

对于一些反面人物，作者也常用夸张的手法来刻画他们的性格特性。如《碾玉观音》中咸安郡王的凶狠残暴；《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万员外的吝啬刻薄，都是通过夸张的描述，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话本的作者们有时还通过富有戏剧性的对话，表现人物性格的特征。《碾玉观音》中秀秀、崔宁逃出王府后的一段对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段对话中，秀秀追求爱情时所表现的主动、泼辣的性格和崔宁的憨厚、怯懦的个性都鲜明地呈现。这些不同性格特征又是和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经历相吻合的。

宋元话本故事性强，情节波澜起伏，悬念频生，引人入胜。“话”是讲给人听的，所以它必须达到“竦动听闻”的效果，所以，它一方面要讲述现实生活中的新鲜事，面向现实生活，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另一方面，它要以情节的紧张曲折吸引人，吸引人听下去。

小说话本十分注重故事情节的安排，讲究结构完整，线索清楚，剪裁得当。一般说来，小说话本在展叙故事时，都有开端的概括介绍，都有故事情节的发展、高潮和结局，并随时注意情节发展的前后照应，同时也善于使用伏笔，制造悬念，增加情节的曲折性，以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如《简帖和尚》的作者以巧妙的布局，一步步写出女主人公杨氏受诬陷、遭休弃、被迫嫁人的经过，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小说话本在情节安排上还十分讲究“巧合”，并且通过偶然性的巧合，来加强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当然这种巧合也绝不是荒诞离奇。作品中的“巧”，来源于生活，又经过作者的着意提炼，因此能反映生活的真实，体现客观的规律。

宋元小说话本描写真实、细腻，入情入理。《错斩崔宁》中，陈二姐听了丈夫刘贵的戏言，信以为真，便想“先去爹娘家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

在过去，丈夫要卖小妾，是合法的，做妾的是不能反抗的，这种情况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陈二姐只想让爹娘知道这事，这也是非常符合常理的。

小说话本的语言通俗、生动、明快。宋元说话艺人熟练地运用当时的口语，并加工提炼成一种文学语言，它具有生动活泼、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特点。

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说张员外有“四大愿望”：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此外，张员外还有这样的毛病：要去那虱子的背上抽筋，鹭鸶的腿上割肉，古佛的脸上剥金，黑豆的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来炒菜。

作者通过夸张的手法，生动刻画了一个吝啬鬼的形象。这种白话小说的语言，世俗生活气息非常浓郁，表现力极强，易于听众接受。

小说话本还大量运用了概括力极强的俗语、谚语。这些语言充满泥土气息，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例如，说求人的难处是：“将身投虎易，开口告人难。”说金钱万能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

这些带有特别涵义的俗语、谚语，具有一针见血、言简意赅的作用，既节省了文字，适合短篇小说短小精悍的要求，又能给听众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和生活经验的启示，真是言简意丰。

文言小说形成的新特点

宋元时期，虽然白话短篇小说兴起和兴盛起来，但传统文言小说也并未因此而停滞，与前代文言小说相比，体现出自己的新特点。

宋元时期，文言小说呈现出多样性。不仅有继承唐传奇衣钵的传奇小说，笔记体、志人志怪小说也得以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有杂记体小说的存在，更有大型文言小说集的出现，可谓纷繁芜杂，体类多样。

宋元传奇小说的总体风格，与唐传奇小说的典丽雅致相比，显得逊色许多，受时代背景和白话小说的影响，宋传奇小说整体呈现俗文化特征。

宋传奇小说写得较好的主要有两类作品。一类是侧重写帝王后妃的事迹，这类作品劝诫讽刺意味浓厚，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主要是以隋炀帝和唐玄宗这两个帝王为描写对象，写隋炀帝的有《隋遗录》、《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等。

这些作品大多是记述隋炀帝开运河，游江都，造迷楼，修西苑的事，揭露了隋炀帝奢侈糜烂的生活，反映了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

写唐玄宗的传奇有《杨太真外传》、《骊山记》、《温泉记》、《梅妃传》等，这些作品或写唐玄宗与杨贵妃豪华奢侈的宫廷生活，或者写杨贵妃与梅妃之间的矛盾纠葛等。

总体上看，这类作品成就不高，多数只是一般的客观叙述，内容庞杂，结构松散，缺乏组织剪裁，缺乏唐传奇小说的典丽雅致。

宋传奇小说另一类作品取材现实，主要描写男女恋情和风尘女子的生活。代表作品有《流红记》、《王幼女传》、《谭意哥传》、《李师师传》等。

宋传奇小说在创作上缺乏创造性，一味模拟唐传奇小说。唐传奇小说面对现实，取材于生活，而宋传奇小说则多数回避现实，主要取材于历史。唐传奇小说注意谋篇布局，提炼加工，而宋传奇小说则显得芜杂，作品冗长不精炼。

除了传奇小说，宋元时期还出现了许多笔记体小说。笔记体小说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初始形态。它的发展也贯穿了古代小说的始末，对其他后起的各类小说体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笔”最初指的是书写绘图的工具，后有了书写记录的意思；六朝时，论文者将“笔”与“文”并称，“笔”又有了散文的意思；“记”，是记载的意思。如此，“笔记”联用，就是使用散语记录的意思。

笔记体小说具有小说性质，介于随笔和小说之间。笔记体小说多以人物趣闻轶事、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具有写人粗疏、叙事简约、篇幅短小、形式灵活、不拘一格的特点。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最早的笔记体小说。宋元的笔记小说大多直录事实，缺少藻饰。

宋元时期出现了一些模仿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作品，被后世称为“世说体”小说。

“世说体”小说具备3个特征：一是体例上“分门隶属事，以类相从”，这是“世说体”小说最根本的特征；二是内容上“依人而述，品第褒贬”，以描写士大夫阶层的理想、思想和审美情趣为重点，对人物进行品评，暗藏褒贬；三是在叙事方法上，篇幅短小，用简短的语言记录士人的逸闻趣事，具有清通简谈、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

此外，宋元时期，还出现了杂记体小说，杂记体小说是介于史记与小说之间的小说。尽管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们尽量地符合历史真相，但仍难免失实，因此为历史学家所不取，而归类于杂记体小说了。

宋元的文言小说虽成就有限，但在整理方面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始于977年，由李昉等监修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收录了汉代至宋初的野史、传记、小说约400种，贡献巨大。

宋元的文言小说同当时的白话小说一样逐渐通俗化，其中宋元的传奇小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宋元的文言小说不断从白话小说中汲取营养，不断消化并归为己用，不断探索和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为文言小说在后世能登峰造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