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军事文选 - 图1

出 版 说 明

徐向前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青年时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参加过孙中山大元帅的卫队和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和海陆丰的武装斗争。在战争年代,是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战绩。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党、国家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新功。他的革命实践经验和理论著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是学习党史军史的好教材。

徐向前由士兵到元帅,在他的戎马一生中,写过很多军事论著,起草过很多文电,发表过很多重要讲话。可惜在艰苦危难的战争环境中,不少宝贵史料散失或消毁了。我们从一九九○年开始编辑《徐向前军事文选》。三年来,遵照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精神,经过多次审核,现精选七十九篇,其中不少是首次公开发表。在编辑过程中,对部分文稿的史实和文字作了订正, 加了题解和必要的注释。

本书由朱玉、李而炳、马长志、王文仲、李俊荪等编辑。朱玉、李而炳、马长志完成统编、审核。张麟、郭春福参加了编辑的组织工作。

《徐向前军事文选》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军委和国防大学首长的关怀, 得到了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出版社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国防大学第二编研室

《徐向前传》编写组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

徐向前军事文选

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

(一)军事指挥问题 1.鄂豫边革命委员会须组织一军事委员会,指挥鄂豫边整个的军事行

动;

  1. 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是革命委员会常委之一;

  2. 军事委员会由七至九人组织之;

  3. 军事委员会对于革命委员会所管辖之各种武装组织须负指挥、训练、整理、给养补充等责任。

(二)红军组织问题 1.红军最高司令部、政治部均受革命委员会指挥;

  1. 士兵委员会系造成红军内部的民主精神,帮助政治部训练士兵、督促士兵做宣传群众组织等工作。对于改良士兵生活、军队建设等问题,须经过高级政治部批准后才能发生效力,因为是建议机关,而非执行机关;

  2. 各级政治指导员对各级士兵委员会居于指导地位,不参加士兵委员会。其余红军内部官佐、士兵一律参加士兵委员会。但士兵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官佐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3. 各级政治指导员须由革命委员会派遣,各级军官命令须由各级政治指导员副署,才能发生效力;

  4. 高级政治指导员非同志〔1〕不能充当;

  5. 高级党委应规定全军党的工作路线,在士兵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使非党籍士兵群众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行动;

  6. 红军编制采用三三制,除正式部队外,应有慰问队、通讯队、侦探队等临时组织;

  7. 红军游击到各地时,其军事行动应由党委及该地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之。在地方党部和党委意见不同又不能取决于高级党部时,则仍采用党委的意见。

(三)赤卫队组织问题 1.组织系统为总队、大队、中队、分队;

  1. 赤卫队由县苏维埃或农民委员会内赤卫委员会指挥之;

  2. 赤卫队分常备队(脱离生产)、预备队(不脱离生产)两种。

(四)红军任务问题 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

  1. 坚决实行土地革命;

  2. 夺取反动武装;

  3. 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

(五)赤卫队的任务问题

①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徐朋人、徐向前等九人为特委委员,徐朋人为书记。十二月二日,大会通过了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

《军事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为红军规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军作战原则,是鄂豫边两年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经验的系统总结。

  1. 保障革命区域;

  2. 肃清反动残余;

  3. 帮助邻近区域民众斗争。

(六)红军与群众团体的关系问题 1.红军对地方民众团体有帮助肃清一切反动势力的责任;

  1. 地方民众团体对红军有帮助给养、侦探、向导、补充等责任;

  2. 红军游击队到没有群众组织的地方,政治部应负责组织之。在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应尽量帮助其发展,并健全其组织。

(七)红军与各县赤卫队关系问题 1.红军对各县赤卫队应帮助其军事和政治的训练;

  1. 赤卫队参加红军作战时,须绝对受红军指挥;

  2. 赤卫队长应与红军发生密切关系,双方军事会议应互派代表参加。

(八)红军的整理与扩大问题

A、整理问题:人材补充除请中央派遣军事工作人员外,须尽量寻找反动军队里面的失业革命军官。

B、扩大方面: 1.发展游击工作以扩大红军的组织;

  1. 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到白色军队中去,使白色军队哗变到红军中来。凡属哗变过来的白色军队必须交红军司令部改编,各县不得截留;

  2. 各地方党部和民众团体应尽量帮助红军的扩大。

(九)红军士兵教育问题A、政治方面:

  1. 加紧士兵对土地革命和阶级意识的养成和认识;

  2. 加紧士兵对群众组织的能力;

  3. 加强政治讨论;

  4. 组织士兵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

  5. 加强士兵的识字运动。B、军事方面: 1.养成严格的军纪;

  1. 加强游击战争的战术训练;

  2. 加强士兵军事技术;

  3. 加强连、排、班长的指挥能力。

(十)赤卫队整理教育和扩大问题A、整理:重新改编。

B、教育: 1.加强政治与军事训练;

  1. 赤卫总队都应设立政治部,专门担任教育工作;

  2. 各队应组织队员委员会。C、扩大:

  1. 扩大预备队;

  2. 苏维埃区域人民在四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者须尽量武装。

(十一)红军游击路线问题

红军目前游击的路线应向京汉路和黄冈推进,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

(十二)红军游击战术问题

  1. 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2. 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3. 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4.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5. 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 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

  7. 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十三)经济问题

1. 豪绅地主的商店不没收,采用估价罚款的办法; 2.攻下城市时,对大的商店只估计他的资本罚款,绝对禁止对大商人摊

派;

  1. 豪绅地主的房屋,依照估价办法,不许焚毁;

  2. 对中小商人和富农的经济,绝对不能妨害;

  3. 由斗争中夺取经济;

  4. 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个财政统一机关,统一各县财政;

  5. 革命委员会所属部队、各机关应实行预算、决算。

(十四)红军对枪会〔2〕、土匪及各种反动武装组织的态度问题A、对土匪问题:

  1. 不能随便收编。应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和深入到他们群众中去,夺取其群众,使其群众反对首领。如有投诚者须彻底改编;

  2. 派同志到土匪中去夺取其群众,改变其质量;

  3. 对土匪领袖必要时只用拘留方法,不必枪决;

  4. 绝对不准土匪随便扯红旗,应使其扯有革命意义的旗帜,如人民自卫军,做铲除豪绅地主等工作;

  5. 尽量设法使土匪停止烧杀行为;

    6.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到土匪中去,使其坚决实行土地革命。B、对枪会问题:

  1. 扩大政治影响到枪会群众中去。

  2. 捉大批的枪会群众做深入的宣传,到必要时可放一部分;

  3. 捉红学〔3〕领袖,勾结红学领袖,到必要时即消灭;

  4. 拘留红学家属,可放一二人回去作分化工作;

  5. 用小恩小惠及其他各种方法联络感情;

  6. 打开白色乡村时,必须做安慰工作;

  7. 在白色乡村,我们的政治影响到成熟时期,须斟酌客观情形,即改变为赤色组织或灰色组织;

  8. 绝对禁止烧杀行为。C、对白色军队问题:

  1. 哗变过来的白色军队,应举行慰劳会、联欢会等,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改变收买的形式,并须解散改编;

  2. 凡俘虏来的军官,必须交给俘虏士兵群众来裁制;

  3. 凡同白色军队作战时,必须准备宣传品,或带食物及消耗品给敌方士兵食用,或者向敌方士兵群众作口头上宣传,绝对禁止谩骂;

  4. 凡敌方投来的士兵,如不愿在红军里服务,或给资遣散,或留在苏维埃区域内分配土地耕种。

D、对民团问题: 1.对民团团丁及其家属应与发生社会关系,借以联络感情;

2.对民团哗变过来的团丁要审慎处理。注 释

[1]同志,这里是共产党员的代称。

〔2〕枪会,黄麻起义前后,受豪绅地主利用活动于鄂豫边界地区的反动红、黄等枪会。

〔3〕红学,即红枪会。在与红枪会作斗争中,鄂豫皖地区红军曾提出专打红学“学东”和“老师”的口号。“学东”、“老师”,指红枪会中的首领人物和上层分子。

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

谨将我方详情报告如下: 一、敌情:

  1. 松潘平武方面:为蒋匪之嫡系胡宗南〔1〕部。其兵力位置如下:

    伪第十二旅及伪六十师(共三团)大约在松潘正面。伪独立第一旅在敌

右翼(岷江西岸)与我镇江关部队接触中。

伪六十一师及王光武之独立旅与钟松之补充旅,大约(在我军涪江西岸兵力西移后)已由江油城北之白石铺到平武城一段渡过西岸,其企图如何尚在侦察。

  1. 江油到安县之香水场方面:为刘匪〔2〕残部之许绍宗师、彭诚孚师,

    及邓〔3〕和□等部,安县正面之邓家渡、曲山、白道坪一线为田颂尧〔4〕残部。

北川南面之茶坪到大坝一线为王治易〔5〕指挥之八个旅,此敌大部向后集中,似有抽调成都、大邑、雅州(即雅安)之企图,现与我对峙中。

  1. 李家任〔6〕部之一部,在汶川马安山与我一部对峙中(前敌一部过岷江西岸被我击溃,残部退东岸)。

  2. 范绍增〔7〕师大约有一旅位于彭县、灌县间之金马场,一旅位于灌县东北之宝兴场,有一放大约在成都附近。5、邓锡侯之大部已向雅州、芦山调动,其先头一部大约已到青龙场、隆兴场、王加口、宝胜场一带扼制。杨森〔8〕之大部大约亦在雅安、荣(经),向芦山间进。

  1. 刘文辉〔9〕在丹巴有一团。

  2. 薛岳〔10〕部大约到大渡河(现情不知)。敌之企图一面阻我军大会合(现已不可能了),一面防我会合后再向东打。

二、我方现阵及各军位置如下:

四、三十军各一部在镇江关、松坪沟、南山与胡匪接战中,四、三十一军在汶川、观音梁子、千佛山、土地梁、北川、片口线与敌对峙中。马塘已有我军一部占领,现九、三十军各一部在威州、茂县路

上。

我九军之八十、八十一、七十四团,三十军之二六五、二六八团已到懋功(今小金),已令其以一部固懋,以一部进占达维、巴郎山向灌县方面威敌,并与兄方接通。

三、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开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

弟等意见:西征军〔11〕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 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四、此方对番回夷羌少数民族工作正加紧进行中,理(番)、懋(功) 一带大约地瘠人稀,粮食不丰,大金川之丹巴、崇化、绥靖一带或较此为好, 马塘以上即为小草地,居民游牧生活者为多,然人烟亦密。

① 这是徐向前于四川省理番(今理县)起草的,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报告。

五、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知之。

六、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电码密本请亦编好告知,以便灵通消息。最后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再带各方地图数份,请收。活捉蒋介石、刘湘!

中央西征军胜利万岁! 西北革命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注 释

〔1〕胡宗南,浙江省孝丰县人,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2〕刘匪, 指刘湘,四川省大邑县人,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剿匪”总司令。〔3〕邓,指邓锡侯,四川省营山县人,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军长。

〔4〕田颂尧,四川省简阳县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5〕王治易,即王缵绪,四川省西充县人,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军军长。〔6〕李家钰, 四川省蒲江县人,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六师师长。〔7〕范绍增,四川省大竹县人,刘湘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8〕杨森,四川省广安县人,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军长。〔9〕刘文辉,四川省大邑县人,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军长。〔10〕薛岳,广东省乐城县人,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第六路军总指挥。〔11〕西征军,指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

右路军行动计划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

(甲)困守松潘西北地域之胡敌〔1〕,经久未动,似有俟其侦实我军企图和行动后,始确定其行动部署。近日以来各方均无大的行动。

毛西茸、包座两地之敌游击支队,近日行动不明。

我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2〕所部)于本月七、八两日,攻占甘南之徽县、两当等县,逼近天水并向成县进迫。胡敌判断其有进攻西固企图,正与朱绍良〔3〕、杨虎城〔4〕、于学忠〔5〕各敌商议对付策略。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已经开始执行军委夏挑战役计划〔6〕,我第一纵队之先头团(七十四团),已于七日攻占大藏寺,其后续兵团,正向大藏寺、阿坝方向急进中。

(乙)由毛儿盖至夏河县沿途军事地理,如附图甲所示。

(丙)我右路为配合左路北上,决定如下的基本部署: 1,为扫除前进中的一切障碍,并估计在北上运动中(特别是包

座、班佑、撒路三角地域)有与胡敌一部遭遇可能,决以有力之先遣 兵团(两个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域,并以其主力控制之,以掩护左路主力北上,在可能条件下须以一部继续北

进 侦 察 。 2.同时估计到当我军左路已攻占阿坝,右路先头已经出动时,

胡敌有派队进攻我羊角塘、小姓沟一带阵地可能。因此必须控制相当兵力巩固该阵地,并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敌大部于松潘城附近 。 3.为着右路军迅速安全和胜利的北进,决分三个梯队,采取阶

梯队形,交互掩护,缩短长径,蝉联北进。因此我岷江两岸之箝制部队,应依据有利阵地,逐段掩护,适时向主力紧缩,衔接前进。

(丁)依据上述基本部署,决定我右路军各梯队任务和动作要

领如下:│军 │出 │先遣兵团│ 第一梯队 │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队 │发 ├────┼─────┬─

────┼────┬────┼──────┤│区 │次 │

│第一支队 │第二支队 │第三支队│第四支队│ ││分

│序 ├────┼─────┼─────┼────┼────┼──

┬───┤│ │ │265 团 │268 团 │1 师 │13 团

│294 团 │29 团│35 团卜││ │ │264 团 │267 团 │ 1、2、3 团 │12 团 │30 团 │ │34 团 ││ │ │

│263 团 │2 师 │11 团 │36 团 │ │33 团 ││

│ │ │266 团 │4、5、6 团 │10 团 │28 团 │

│31 团 ││十 │一万八千斤 每人带 │在杂窝 │在芦花

│在现驻 │此四个团 ││五 │一万八千斤十五天粮 │带足

① 这是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于毛儿盖下达的右路军行动计划。一九三五年八月初,中央军委在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第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北出夏河;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第一军、第三军、第四军、第三十军组成,从毛儿盖北出巴西、班佑地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随右路军前进。

十五 │带足十五│地域筹足│有战斗任务,││天 │ 约 九 万 │天米粮。 │天粮,在│十五天粮│他们十五天 ││熟

│ 斤。由茶 │到毛儿盖 │毛儿盖补│食。 │粮食应由总

││粮

力革发五

│补充三天 │充五天米│

│供给部负责

││的

万斤,毛 │米粮。 │粮。

│供给。

││筹

││集

儿盖发四

斤。

│└─────

┴──────────┴─────┴────┴────┴─────

─┘┌────────┬──────┬──────┬──────┬

────┬────┐│完准 │8 月 15 日 │8 月 15 日

│8 月 17 日 │8 月 12 日 │8 月 12 日 ││成备 8 月 12 日出时发间任 │ 1 经 │ 1.沿 │ 1.经 │ 1.进 │详后一项│详后二项││务 │墨洼阿依 │先遣兵团 │班佑、喇嘛 │至毛儿盖, │ │ ││和 │跟康到班 │道路前进。 │寺; 进到至 │如敌向我 │ │ ││动 │佑,侦察沿│在先遣团 │贾色筹粮 │哈龙、腊子 │ │ ││作

│途状况。 │进攻包座 │并守护贾 │山一带阵 │ │

││要 │

2 占

│时有相机

│色南方桥

│地猛攻时,

││领 │领班佑、撒│策应任务。 │梁,侦察夏 │有相机

│ ││ │路后应相 │ 2.失 │河情

况待

│应我哈龙

││

│机占领包

│遣

团已确

│命行动。

│部队作战

││

│座及控制 │实占领包 │ 2.如 │任务。

││ │班佑、包座│座、班佑、 │已明了夏

│2.否则在

││ │间阵地,掩│撒路三角 │河情况,应

│二支队

│ ││ │护主力通 │地区后即

│准备

协同 │跟进。 │ │ ││ │过。 │进占喇嘛 │一支队,攻 │ │ │ ││

│ │寺筹粮,并 │占夏河。 │ │ │

││ │ │侦察进路 │ │ │

│ ││ │ │待命前进。 │ │

│ │ │├──┼─────┴──────┴─────

─┴──────┴────┴────┤│附记│对 277 团、272 团、295 团、297 团行动,另行规定,以个别命令发表之。 │└──┴─

─────────────────────────────────

──┘

  1. 四支队四个团当我三十军部队移动后,具有严重的警戒任务,必须俟我第三梯队(缺二十九团)四个团全部到达,接替任务完毕后,始能秘密的将各团撤至腊子山附近,准备北上。为迷惑敌人、巩固阵地起见,第四支队从十二日起,应派有力部队向松潘活动,以侦察并箝制松潘之敌。

  2. 十五团应准备在八月十二日以后(移动另有电令),在三十四团掩护下集中镇江关西岸,经教场坝开到红侧地域,接替三十六团任务(必要时须派队在西岸之松平沟、小姓沟敌人来路掩护三十四团移动),以便三十六团

撤回哈龙,准备北上。 3.四团俟三十五团通过后,并移至西岸(须将桥梁彻底破坏),即经教

场坝右侧开至羊角塘,归还十一师建制,以加强羊角塘左翼阵地兵力。4.一、三十二两团,仍坚定固守原阵地不变。

  1. 四个团均应准备在十二日以后,向松潘之敌积极佯攻,吸引胡敌,同时要巩固自己阵地,以掩护左路军安全北上。

  2. 我第四支队完全通过后,即开始交互掩护,逐渐将阵线紧缩,逐渐接近主力,继续北上,为右路军后卫兵团。沿途须彻底破坏道路桥梁。

  3. 二十九团应于十二日集中沙坝,归还宏坤同志〔7〕

    指挥。尔后即逐渐向芦花移动,集中待命。

(戊)各兵团执行这一命令,八月二十日应到达指定位置。

(己)各兵团粮食、衣服、鞋袜,准备一面由总供给部统一筹办,一面责成各兵团首长应在自己驻地范围内积极搜集,并督促各战士迅速制成。必须了解从物质上来保障夏洮战役的胜利比从前任何时候更有决定意义。

(庚)各级政治机关,必须依总政治部所发夏洮战役的政治保障计划, 具体布置政治工作,立即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战斗动员,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 集中一、四方面军全部力量,完成党和军委给予我们的任务。

(辛)各兵团实际动作,另由日日命令补充之。

(壬)各兵团通信联络,仍依军委夏洮战役计划所规定。注意:

  1. 梯队首长另用电令发表。

  2. 部队开始移动时间,须得本部电令。

  3. 间如有变更,另有电告。

注 释〔1〕胡敌,指胡宗南。〔2〕徐海东,湖北省黄陂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3〕朱绍良,福建省福州市人,当时任国民党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绥靖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4〕杨虎城,陕西省蒲城人,当时为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与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一九四九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5〕于学忠,山东省蓬莱人,东北军将领, 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6〕夏洮战役计划,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 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为达此目的制定了夏挑战役计划,决定派出一个支队的兵力,向甘南夏河、洮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红军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以利于向东发展。〔7〕宏坤同志,即王宏坤,湖北省麻城人,当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促在路军北上的两份电报①

(一九三五年九月) 九月一日电报

一、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如:

甲、二、六军团在伟大胜利后〔1〕,蒋不得不增调十个师去,吴纵队〔2〕全部正抽调中;

乙、川敌除孙震〔3〕外,似均不受蒋令;

丙、胡、薛二部〔4〕弱极,薛尤甚。截至三十日中,薛部主力尚在平武、广元、昭化线。蒋令胡部绕道文县开西固,计程近千里。胡请蒋令薛部开南坪、樟腊、松潘接防,才能集中开进。目前文县、武都、西固(今宕县)、岷州(今岷县)线,一般空隙无多敌,仅十二师及鲁大昌部在此,但碉堡未成。

丁、于学忠仅一部在两当、微县设防;

戊、消灭了四十九师后,胡宗南更须绕道才敢前进;

己、下包座地区去西固五天左右,支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

二、依上情况,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线,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地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三、目前蒋、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东方向,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 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 免致抛弃,乞考虑。

① 这两份电报:九月一日电报是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南下错误主张,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十四时联名发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九月八日电报是九月八日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发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再促张国焘率军北上。

九月八日电报

(一)林、聂〔5〕电:一师昨已到韦藏寺、狼牙寺,沿途隘路,深河、桥多、粮富,蛮子稍有截击,狼牙前驻一军人。我处到救济寺二十里,到狼牙寺二百二十五里。狼牙到罗达一天,到岷州三天,到西固两天。(二)救济寺、脚仗寺仍续围中,由上包座向南坪、黄胜关各搜索百里无敌情,通南坪路上有粮、房。(三)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坪)、岷(县)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四)川、陕、甘三省各十万分之一军用图已全有, 青(海)、宁(夏)五十万分之一图只有一部分。(五)中政局〔6〕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7〕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8〕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时松潘、南坪仍为上策(按:原文如此)。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注 释〔1〕指红二、六军团(由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为领导的兵团。其第二军团长为贺龙兼,政治委员任弼时, 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第六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一九三四年冬取得“湘西攻势”的胜利后,蒋介石从湘鄂两省抽掉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实行围攻。〔2〕吴纵队,指吴奇伟部。〔3〕孙震,四川省成都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4〕胡、薛二部,指胡宗南、薛岳部。〔5〕林、聂,指林彪和聂荣臻。

〔6〕中政局,指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7〕毛、张,指毛泽东、张闻天。

〔8〕周,指周恩来。

作战前的整理计划①

(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我们已胜利的通过了草地〔1〕 ,克服了粮食困难,现在已到达包、班

〔2〕 一带,接近了战役地区〔3〕 ,前进途中就会与卖国匪军遭遇。现时必须立即准备一切来大量消灭卖国匪军,争取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实现。为此各部队应即利用时间进行下列的整理工作:

一、由甘、鑪、道〔4〕 到包座、班佑的行军总结1.各部必须详细检查此次行军经验、优缺点,对各种减员的精密统计。

关于行军一切详情,应于到达包、班地区后三日内作书面报告送本部。2.关于帐篷的处理:

A、牛毛帐篷可以分别作下列的各种处理:

  1. 作雨具——风帽式或斗笠式;

  2. 做口袋或袜套等;

  3. 拆散打草鞋;

  4. 多余的仍集中缴送上级,不得任意抛弃一点。

B、布帐篷可以改做成一班人或一部分改成一排人一个的,其保存方法:

  1. 军直及总直由各部自己保存;

  2. 各连队除自己保存三个班的外,其余一律集中团供给处或师供给部用骡马驮;

  3. 所有布帐篷,不经上级许可,不准任意改作其他被服。

    3.关于皮、毛衣等,最近行动地区气候比较热,有些人员即感觉皮、毛

衣等已不需要,遂有任意抛弃者,这种现象必须深入解释,立即纠正。向全体人员指出:

  1. 此后天气渐冷,皮、毛衣仍是万分需要的;

  2. 严令各人保存;

  3. 如战士负担过重时,可集中一部到供给部、处由骡马运带。

  1. 关于牛的处理:

A、菜牛与较差的驮牛可一律杀食。

B、最好的驮牛可集中军以上供给部,仍作运输力量,但师、团供给机关不得保留,以免累赘战斗部队而迟滞运动。

  1. 关于卫生方面:

A、草地行军中所得的病症,如脚肿与风裂、痢疾、眼疾等,必须立即普遍治疗。

B、必须从饮食卫生方面来恢复一切人员的健康,以补足其在草地行军中所受到的体力亏损。

  1. 关于病员的清查处理:

立即将伤病员清查,分别轻重,轻者组成休养连,改善其给养,重者待命移交临时医院。

二、依照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当前战役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5〕,各部深入普遍动员

三、关于军事方面应即进行下列准备事项

① 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为执行《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向部队所作的指示。

  1. 对空防御,应即随时普遍演习,特别须在事务人员中加紧进行;

  2. 夜行军与夜间战斗的训练;

  3. 打碉堡与打土围子的研究;

  4. 侦察连、排的整理与训练,务使其能在最近战役中担负其应有的任务;

  5. 工兵技术的提高——架桥、爆破等均须大大发挥其作用;

  6. 对于西北敌情、地形应仍继续深入研究;

  7. 武器掉落的详细检查登记与进行深入的关于保管武器的教育;

  8. 白马应一律涂染成黑或绿色,否则集中骑兵连;

  9. 各部装备、担子等立即严格检查,废除不需要的,使轻便化,以便利于运动战;

  10. 各级干部应予以审查鉴定,缺者补齐,并准备好□□预备干部。

    四、关于供给方面 1.为迅速到达战役地区,不在沿途迟延时间,每人应准备四或五天的干

粮,草鞋五双; 2.所有战斗部队所穿的红或白色衣帽等,立即一律染成灰色或绿色;

3.供给人员立即学会运用党的新策略路线来筹集资材,以丰富部队物资补充。

五、关于卫生方面 1.各部行军卫生状况的检查与总结;

  1. 连队卫生员工作的检查与加强;

  2. 甘南地区行动中卫生方面应注意事项之教育;

  3. 战场救急法之教育。六、参谋工作方面

  1. 保证上述工作全部之完成;

  2. 研究敌情与用一切手段搜集有关敌人的材料;

  3. 调查甘南地形、道路与一切社会情况,并随时绘制需用的地图;

  4. 改造通讯联络工作,保障指挥能圆满的进行;

  5. 参谋人员本身应加紧学习,特别研究二方面军运动战中参谋工作的经验,大大加强工作速度,提高工作责任心与自动性。

各部务需大大发扬前此克服草地与粮缺等困难之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限期完成上述的整理工作,以争取当前战役计划之全部胜利的实现。

附注:各部应利用行军休息及一切时间在到达战役地区前完成此计划。注 释

〔1〕指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越过草地。

〔2〕包、班,指包座、班佑。〔3〕 战役地区,指岷州、洮州和西固, 在甘南地区。

〔4〕 甘、鑪、道,指甘孜、鑪霍、道孚。

〔5〕 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下达的《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

部队到达岷(州)洮(州)西(固)

后应注意之点①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

由于先遣军动作迅速,各部均能克服了远程草地与数百里狭长隘路与沿途番反袭击,顺利地完成前进任务,使我军能迅速陆续集中岷洮西战役地区, 胜利地完成当前战役的第一阶段任务。

目前甘南敌人王均〔1〕之第七师、十二师约十个团仍分守西固、武都、西和、礼县、天水一带;毛炳文〔2〕 之第八师、二十四师原在定西、陇西一带,现因我军出岷州,正集中几个团向岷州进援;张学良〔3〕、陈诚〔4〕部正与我一方面军战;薛岳部全调滇、黔对广西。各方敌情正大有利于我们争取主动,各个击破敌人。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是:集中全力首先消灭王均、毛炳文部,开展甘南的抗日根据地,并配合一方面军夹击陈诚,以创造西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

当此我军全部进到西北地区开始之际,现在的情况较之前此在西康长期休息及其以后的长期行军均大大不同。为着适应当前情况,完成战斗任务, 我们的工作在各方面都必须进行一个重新的整理与布置,兹提出下列应注意之点,各部应依之具体遵行。

① 这是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联名给部队下达的指示。

一、在军事行政组织方面——当前战役

要求我们争取运动战,大大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来大量消灭卖国匪军。因此要求

  1. 各部队、机关人员动作必须敏捷,工作万分紧张,装备务求轻便,组织更要严紧,随时准备行动,随时准备作战,克服长途行军中的疲劳现象与漫无戒备的轻敌疏忽观念。

  2. 这带地区人烟稠密,社会复杂,随处都可能潜伏敌探。各部务须秘密军事企图,随时注意伪装,一律使用番号、代名,严防泄漏军机。

  3. 情况随时千变万化,各部一切人员均须随时随地了解当地情况,同时一切人员随时随地都应侦察一切情况,重要者报告上级。

  4. 关于干部,各部尤其是战斗部队应准备各样预备干部,以备随时提拔补充。更应大胆提拔新干部与大量培养当地干部,并招聘当地之各种专门人才,以及运用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依据我们阶级的基础,大胆利用各阶层人员,以便利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

  5. 关于武器、弹药,一切军用品的爱护、保管、节用,仍应依照前此之通令执行,反对由于胜利冲昏头脑而可能发生之浪费抛弃现象。

二、指挥训练方面——为适合运动战的要求

  1. 各级干部大大发扬单独行动的能力,上级应大胆培养下级的独立指挥。

  2. 游击与侦察是运动战胜利的必要条件,要求各部:

A、每连每排都能熟悉四周情况,随时能化装远出至一二日行程游击,埋伏袭敌,断敌交通与劫其辎重,组织群众扩大抗日反蒋的影响等。各军、师、团可选拔富于游击经验者组织游击队或如过去之特务队,远出白区活动,扩大我军政治影响,诱惑敌人,同时亦可筹集资材。

B、各部队均须随时利用居民派遣便探远出活动,并设法布置坐探网与捕获敌探,以及搜集反动信件、书报等材料。

各侦察连、排应改善自己的化装技术,大大使用便衣活动。同时大大提高本身远出侦察的能力与增进对西北地区旧社会的知识。

  1. 防空——无论在行军、宿营、战斗时,各部均应随时组织对空警戒,

    训熟对空射击(用步枪与机枪,但不可浪费子弹)。同时经常携带伪装物并演习防空疏散动作,多备工作器具,挖防空壕与掩蔽部,一切发光及颜色衣物如白马与红色衣服等均完全除去(红衣可染蓝)。

  2. 夜战——由于敌人怯于夜战和敌机的骚扰,以及西北地形山小、地平,便利于夜间动作,因此要求我军大大发扬过去消灭刘湘时之夜战精神,在实战中普遍训练的夜战技术,多备大刀、刺刀、炸弹及工作器具,注意轻装袭击,肉搏。最近二六五团屡次夜袭数十碉堡均获奇胜,尤应为全军所效法。各军、师、团应比赛用夜行军、夜战来灭敌。

  3. 工事——应力求伪装,多用地下工事,但须消灭死角。构筑鹿砦,缺乏材料时应挖外壕以代之,并注意练习构野堡(须尽量避免敌炮火损害)。

    6.火力与突击力量的配合,在运动中是万分重要的。因此,步兵指战员

了解机枪战术,善于运用机枪火力的掩护以运动与战斗,而机枪指战员除提高本身射击技能外,务须深悉步兵战术,在各种情况中发扬机枪特性,以配合步兵动作。

  1. 工兵——搜集炸药,培养爆破技术的干部与提高爆破技术,其余修路架桥等亦应更求精进。

  2. 通信部队的整理训练——电台要严守时间负责拍发,电话队应确实迅速架线与守机,徒步通信应练习口传命令与经常识别各部位置,连队指挥多采用手式通信。只有通信部队能确守职责,才能保障指挥的圆满。

  3. 排级以上干部均学会看地图,作书面报告。

    10.关于训练方式,宜多因时因地就机会实施训练。每次战斗动作开始

之前,务预先授以动作方针与战术原则,每次动作结束,务讲评其优缺点, 研究其经验。每次遭遇新情况时,务能给予适合情况之新指示。总之训练与战斗打成一片,这是运动战中特别要求的。

三、扩大有生力量——现在的环境使

我们马上即有大批人员补充,为此必须 1.所有全部扩大之新战士,必须集中训练半月至一月,由团以上司令部

施以军事测验,政治部、处予以政治鉴定,卫生部给以体格检查。认为各种条件比较合格者,然后分发各部各连队担任工作。

  1. 严禁各部私自将扩大之新人员不加集中短期训练即编入部队,致使卖国贼与汉奸均能乘机混入。

  2. 决定各团成立训练营,各师、军各成立一训练团,集中新扩大来之人员施以短期军政训练与考查。如新的人员过多或部队单独行动时,则营可成立训练连,连可成立训练排等。

  3. 连成立扩红宣传队(三到五人)。

四、供给工作

  1. 筹集粮食、资材的办法,必须依照总政治部所颁布之办法施行,特别着重筹集被服准备冬衣。

  2. 确实建立对外贸易,统一购买的组织,规定市价,严防奸商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金融阴谋。

  3. 制造——A、迅速补充各连队担任警戒之大衣,每连至少十件;B、制造大批工作器具,每连应补足锹、镐各十把至二十把,最好每战斗员一把。多打船钉、马拿。

  4. 运输——大量组织骡车、牛车,运输人员应普遍学会赶骡车、牛车等。

五、卫生方面

  1. 关于饮食改变(从吃酥油糌粑或牛肉改到吃猪肉、大小麦、洋芋、小米等)以至引起腹涨下痢等症,必须进行普遍的预防教育,特别少吃猪肉猪油。

  2. 关于甘南地区卫生上应注意之点的教育。

  3. 关于救急法的教育。

  4. 关于当地药材的利用改制。

  5. 西药、卫生材料的搜集与收买。

六、政治工作方面

  1. 大大宣传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广泛的发动群众斗争。

  2. 深入教育全体人员关于新策略路线的具体运用,按期检查各军各地运用此新策略路线的经验。

  3. 普遍进行甘南情况的教育,深入进行争取当前战役全胜的政治动员。

  4. 运用过去番民中的工作经验来大大争取甘南的回番群众。

  5. 严整政治纪律,保障筹集资材。

  6. 用最大力量来推动组织扩红工作,同时要注意保全红军有生力量。

  7. 运用运动战的政治工作方式,使政治工作紧张迅速确实,以提高其效率。

  8. 保障上述各部门工作之实施。

  9. 继续发扬前此克服草地、雪山、粮食困难之艰苦卓绝精神,反对盲目乐观以致苟安的观点。

结论:新的情况要求各部队人员本着前此的艰苦斗争精神,来全部实行新的工作任务,以争取当前战役之迅速全部胜利。

注 释

〔1〕王均,云南省场迹耍仟常病绞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2〕毛炳文,湖南省湘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3〕张学良,辽宁省海城人,爱国将领。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副司令, 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与杨虎诚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

〔4〕陈诚,浙江省青田人,曾任国民党武汉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致胡宗南书①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学别,忽又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函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家力,长寇焰也。若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已。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逼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予必要之还击。敝部、我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麋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1〕 现已大觉悟,实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特专驰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停止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事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以为唐突也。专此顺叩戎绥!

学弟徐向前手字注 释

〔1〕蒋校长,即蒋介石。

① 这是徐向前于四川省理番(今理县)起草的,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报告。

关于西路军的十一份电报①

(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一月)

(一)

我四、五、三十一等军防御迟滞敌之部署[1]

甲、毛敌[2]团余昨到宁远店,王敌[3]四团昨接防华家岭,于敌[4] 牟师[5]二十号由兰州开一条城。

乙、一方面军在海(原)、固(原)、同心城、打拉池一带;二方面军约已集单家集及其以北地区;三十军在靖远附近,决明(二十三)晚抢渡。丙、我四、五、三十一等军以运动防御迟滞敌人,争取时间之目的,部

署如下:

  1. 四军以籍制定西、兰州、金家崖敌人,掩护会宁、郭城驿大道之任务:

    应以两个营即进占贡马井,向瞳家岩、兰州严密警戒,以郭城驿为后方;一个营扼住漳□□□仍位宁远店以北阵地箝敌;四军余部仍位西巩驿及以北阵地;四军直属即移北毗十里铺。

  2. 五军以箱制马营、宁远店敌,尽量控制会宁大道于我手之任务。主力应位壮家梁、新王家川。一部应扼华家岭、宋家岭为前进阵地,尽量控制华家岭通定西大道,在□十师取联络。军直即移会北廿里铺。

  3. 九军为机动部队。二十五师九台暂位会宁及北计里铺线,有策应四、五军之任务。二十七师、军直应于明(二十三)到干沟驿箝制通渭、靖远两方敌,尽量控制会宁大道于我手之目的。九十一师以主力位义岗、陇西川间,

    以一部在前面并尽量控敌。潘□直□三师一团即移太平店.青家驿。一团位陇嘎川、太平网间策应。九十三师余一团仍位界石铺,严密对静宁敌警戒。三十一军□后以蔡家镇及翟家所北之新堡子、宋家河、红羊坊为后方。

  4. 我们明到蒋家大路。

(二)

关于各军行动的计划[6]

甲、我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今夜三十军可全部过河[7]。对岸敌打数枪即跑,我一团已占四儿湾并在继续前进中。

乙、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九十一师一个团今下午即接五军防,九十三师两团位其后,作预备队,节节制敌。

丙、五军[8]交防后,今夜开蒋家大路,明夜到郭城驿一带休整待命, 以得力之一团迅速开靖远接三十军监视城的任务。

丁、四军对新集儿、葛家岔线上,仍以三个团尽量制敌,以郭城驿、□ 家堡为后方线,十二师坚守现阵,积极向兰州方向活动。

戊、三十一军位张城、些家咀北山的部队亦尽量拒止敌人,以甘沟驿、郭城驿为后方线。

己、三十一军后方即移郭城驿,肖克[9]可移甘沟驿,统一指挥三十一军、四军。

①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二万余人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为主席, 徐向前为副主席,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孤军奋战四个多月,歼敌二万五千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这是从西路军发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量电报中摘选的一部分。

庚、各部队在优势敌进迫后,勿失良机,相机消灭敌一部,并与左右友军配合取联络。

(三)

四方面军目前任务为扩大陕甘边苏区[10]

  1. 我三十军已于靖远附近全部胜利渡过天险黄河,这里我四方面军接受中央政府命令北上抗日的行动,望即在部队进行鼓励,大大提高士气,继续实现本战役计划[11]。

  2. 宁夏甘北地区广大,人烟稠密,物资丰富。我军渡过黄河将大大扩大红军,开展陕甘宁苏区根据地,把抗日后方放在更广大更巩固的基础上。

  3. 推动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开展。

  4. 目前部队正在夺取甘北宁夏,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实行停止内战,准备出师东北抗日,大大扩大红军,高度巩固部队,尽一切扩大力量,争取广大回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学习与发扬我三十军英勇坚决战斗的模范。

5、一、二、四方面军兄弟团结在中心口号周围,准备举行庆祝伟大会合、庆祝苏联胜利、誓师北上抗日的盛大的胜利十月革命纪念大会。

(四)

引敌于兰州迟滞会定敌之兵力布置[12]

甲、为开展目前战略方针,争取主动,吸引敌人于兰州方面,并尽可能迟滞会、定[13]前进之敌,我们即遵二十五号收到总部一五八字批准二十四号提议之电示[14],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而留五军在河两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

乙、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船工会[15] 是否立刻可分一部归总部,待我们今晚到河边把详情弄清再报。

(五)

建议主力渡河及行动方针[16]

甲、此方[17]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山地区河谷间还不能放重兵。

乙、我们建议

一、若主力[18]能够速渡河,需此方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 二、或单游击定远营;

三、或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

四、无论向何方行动,此方三个军[19]再不能分散,应集中使用。

丙、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 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

(六)

关于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20]

一、目前战役计划已决定,务请速战,迟则敌齐头并进难决战。关麟征师[21]、马鸿宾[22]师既有令开石咀子,如不速战则该两敌若先我出中

卫、宁夏后,使宁夏战役更难速完成,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23]行动。

二、军队指挥贵在统一集中,或军委或总部或前敌机关统一行之。各方面军须严格服从指挥,打破本位主义。

三、建议四、三十一军成一□由肖、周[24]指挥,担任一路。如不决战,可令其过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护的消耗战,于决战时则分散箝制,似不能鼓起指战员的灭敌雄心。

四、韩起功旅全部固守一条山寨子,外交无效。马步芳[25]之一、二旅据寺儿滩及通一条山中间,每天以两三团来犯一条山阵地,以山炮配合。八十八师限于地形接敌太近,不便周转兵力灭敌,拟集二十五、二十七、八十八师先灭寺儿滩敌军。现地区粮难、资材缺,敌据堡寨,须分兵围困,而敌骑四出活动,我又不能分兵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五、无线电器材到达否?可否着经五佛寺过河先送来?三十军在一条山,遭敌冷枪、山炮、飞机袭击,每天伤亡至少四五十,过河后伤亡共约四百余人,决每师编两团,骑师改编归三十军。合编之骑团成两团为骑一师。九军现正成立骑团编一连。

(七)

平、大、古、凉战役计划[26]

甲、敌情:据先念[27]电话称敌人位置:

一、马步青[28]一、二旅各一个团固守一条山寨子,一团守景泰城, 一团守芨芨水,马所率队由镇罕堡似退松山城,五佛寺有第三团四个营。

二、马步芳一、二旅各一个团位一条山附近。保安旅第六旅在一条山北十里通中卫路上。其一、二旅余各两团及三旅全部,经二十七师击溃,向镇虏堡、永登方向撤退。四、五旅似仍在寺儿滩、永泰堡一带。

三、连日战斗甚烈,敌伤亡两千以上。我二十七师排以上干部伤亡殆尽, 不好补充。三十军子弹消耗七千余排。

四、估计我军虽数次击溃敌,但因骑兵相当多,因地形关系,不能予以彻底打击,马敌尚可集中全力与我决战。因此我兵力不能分散,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集中三个军轮翻前进,向目的地出动,决定求野外消灭敌人,争取此次战役的胜利。

乙、纲领: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

丙、部署如下:

一、三十军为一纵,以占大靖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出动,拟经永泰堡或寺儿滩向大靖前进。

二、九军为二纵,以占领古浪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由镇虏堡地区出动,经松山地、干柴洼、红凉山向古浪前进。

三、五军为三纵,于七日夜开始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约于十一、十二日进中永泰、红水地区,有监视一条山、景泰与寺儿滩敌之任务,尔后集结干柴洼、红凉山,对东南各方警戒,待三十、九军确到大靖、古浪后, 有经土门取凉州任务。

四、指挥部随九军行动。

五、各部关于物质补充、路线调查,即具体准备。各部接电后立复,并将原稿焚去。行动前须严守秘密。

丁、平大古凉战役政治工作要点:

一、向全体说明本战役是随时进到抗日前线,打通苏联、外蒙、新疆, 争取广大回、蒙、汉群众,创造巩固抗日新局面的关键,是先发制敌,有力地配合河右岸一、二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本战役意义,将促成西北国防政府的实现,奠定抗日战争的稳固基础。

二、本战役胜利地完成,主要依靠于统战政策广泛灵活的运用,在不得已与阻拦敌人作战时,亦能不失时机的进行争取工作。

三、对内动员中心口号:“占领甘北广大地区。创造巩固的抗日新局面”, “靠近苏联和外蒙古、新疆,争取西北国防政府之实现”,“猛烈扩大红军, 武装保卫西北”,“联合回民、蒙民共卫西北”,“配合一、二方面军,直接准备对日本作战”,对外除一般抗日与发动群众斗争口号外,应特别注意对马步芳、马步青等部队的争取工作,多写信、办外交、派代表来组织回民, 并优待释放俘虏,大量输送宣传品,说明:

  1. 红军诚心联合回民,保卫西北。

  2. 红军来甘,志在联合苏联、外蒙及新疆组织西北国防政府,绝对保持回民与回军的利益,红军愿意接受回军所提出一切不防碍红军抗日的条件。

    3.红军进入甘北愿意给回军一切实际援助。对于学忠、朱绍良都应不倦

地进行争取工作。 4.在准备与行动中要高度巩固部队,严守政治纪律,注意扩大与筹资,

注意社会调查,特别是外蒙、新疆的材料。在部队中广泛传达与研究苏联胜利。

5.一般的军事秘密,加强骑兵部队及侦察警戒,与夜间行动中的政治工作鼓动。

(八)

关于西路军西进部署的建议[29]

一、毛周真[30]十一时电悉。此方详情今望电报总部。指挥部直、五军全部及八十八师今集大靖附近。靖城只马步青部、祁旅残部,现时未进行战斗,正办外交中。九师全部今早出土门,我军主力位于柴洼截击松山敌一部,经红凉山到古浪。

二、马步芳部(政王廖)三个旅共九团,马步青三个旅共八团,二马主力约全数三分之一已受我打击,与我历次战斗中伤亡约在一千五百以上。其寺儿滩、景泰两处遗弃伤兵实数约九百,但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指挥亦差。与汉回群众关系恶劣,军官都是回人,士兵三分之二汉人。对马步青部应用统一战线初有成绩,正加紧进行中。

三、我们过河后,共十余战斗,颇激烈,共伤亡约千人,弹消耗甚多。前昨两日因过荒冷地区落伍较多,现十分之八已归队。

四、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

五、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

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31]。现决在甘、凉、肃、永、民[32]创造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

六、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具体迅速布置,一切免失时机,最好第一请国际与我们发生直接关系,并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第二要求中央与国际[33]迅速多派干部、技术人员来此工作。第三请在华侨青年与新疆之东北义勇军中进行公开工作。

七、对主力行动我们前天已有提议,对西路军行动,望常详细指示,并常告各方情况。

(九)

关于西路军减员情况及对形势的分析[34]

(甲)据我们现有实力,各军子弹平均只三排到四排,五军每人只两排, 各军机枪子弹甚少,炸弹消耗甚多,存者无几;伤亡共二千八百,掉队约六百,干部伤亡大:棉衣缺少四分之一,皮衣收集甚少。天寒,早晚零下二三十度。扩红共不到五十人。三十军、五军体力未恢复,九军日夜战行极疲劳。现全人数一八四二五,战斗员占百分之六十,但士气甚旺。

(乙)此间地区房屋多、土围,不便出击与运动战。大路两翼平行路多, 便敌迁回,敌以集团骑兵猛犯。白天只能守围寨,如无火力可被敌攻破,固守则子弹消耗极大。夜出击敌每散逃,不便消灭,行动必多在夜间,异常疲劳。小部不能远出活动,如稍离寨堡,敌骑即乘机袭击。

(丙)群众不如川民之苦,封建民族统治□□时短,城也未下,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扩红筹资较难。

(丁)估计毛敌[35]主力二十六、二十七日可到凉州,马[36]不欲毛到凉,必集全力来犯,以示强而拒毛。若毛未到,二马来犯,可以而且必须与之作部分决战于凉州、永登间。若马未受基本打击而毛、马同进决战, 实属不利,难收各个击破之效。不与战极难在永、凉间立足,决战则我精锐损失必大。现正准备击马,各个击破,争取甘(州)、永(昌)间胜利。但根据现时我方情况,我们有以下意见:

(一)与马、毛全力决战不利。(二)须尽力加强有生力量。(三)竭力在永(昌)、肃(州)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 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四)五军全部约十二月五日前可到安西。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无论如何皮衣、子弹速来。(五)如取到接济可以回击甘(州)、凉(州),更合力配合主力行动。

(十)

关于四十里铺战况等致中央军委电[37]

甲、敌昨以五个团四面猛犯我四十里铺阵地,血战两日,均未逞。只二六五团一个连因枪眼未及打开被敌消灭。夜间以两营堵击,将敌正面三个团击溃,缴获一部,敌伤亡共五百,我伤亡一百十,夜战伤五人。

马彪三个团在南平行,白天侧我运动,昨晚到永昌城南十里宿营,有徘徊窜甘州企图。敌骑在后方到处活动,交通时被截断,少数人在外工作时被杀害。

乙、世才[38]率二六九团、骑一师,二十一日占领山丹,城周八里汉人多,商业热闹,扩红三十。黄超[39]率五军两团,今可到山丹,余两团今可到永昌,相机袭取甘州城,否则伏击增甘之马彪部队。树声[40]率九

军,今可到永昌东六十里之六坝休整。该军指挥上有严重弱点,不遵我们面告、电讯,致遭不应有之大损失。三十军即集中在现阵,有把握击敌。所虑者子弹人员,恐亦难久持。

丙、现正大动员创造根据地,从军队、群众各方来胜敌与瓦解敌军,继续与马办外交,提出联马打毛,成绩初著。马部汉兵逃亡者百余。地方工作现暂无大开展,敌骑活动有碍,扩红仍不多,皮衣仍无着落。

丁、估计毛敌未到前,二马可能以主力续犯,并以一部速向甘州集结, 拦头并扼肃州;毛到后更是迫马前进。我们目前战线甚长,人少弹虚,有减无增,必要时拟集主力在甘(州)、永昌线上甚至肃(州)、甘(州)线上击敌,不然敌向我拦阻,顾虑实大。我们二十一日到永昌,城廓大于会宁, 群众在家,电话直通山丹。

(十一)

关于敌我情况的报告[41]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

(丙)这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一千八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余; 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二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 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弹耗尽, 都用大刀拼杀,指直在永昌,大部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团已到甘(州)东二十里铺。守城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二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明日集山丹。到肃州敌一营。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辛)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激战三日,伤亡五百余,咋晚以二六五团夜袭骚敌,获马百余。敌今三个团犯三十军,全日主力被敌杀进两层,终用刀杀退。敌死尸未运者三百余,其一团团长打死未抬走。现仍拟将九、三十军在永昌附近寻机击敌。

注 释

[1]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发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

[2]毛敌,即毛炳文部。

[3]王敌,即王均部。

[4]于敌,即于学忠部。

[5]牟师,即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所辖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6] 各军行动的计划,即是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发给朱德、张国焘及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陈再道,第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治委员周纯全,第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政治委员桂干生的电报。

[7]第三十军先头部队于十月二十四日渡河成功后,后续部队于二十五日夜继续西渡。毛泽东、周恩来于二十六日一时半电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至二十八日拂晓第九军和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九及三十军速赴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

[8]第五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船只,因南敌突进,十月三十日朱德、张国焘令该军渡河至三角城地带继续保护船只,待机策应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

[9]肖克,当时任第三十一军军长。

[10]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发给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

[11]战役计划,指宁夏战役计划。

[12]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发给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的电报。

[13]会、定,即会宁、定西。

[14]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对当前的行动提出如下建议:“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二十五日总部用一五八号电令批准上述建议。

[15]船工会,即船工队,负责造船。

[16]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发给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17]此方,指兰州以北、黄河西岸的一条山地区。

[18]主力,指河东主力红军

[19]三个军,即第三十军的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共六个团,第九军的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师共六个团,第五军的第十三、第十五师共四个团。

[20]这是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攻占一条山之后,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八时发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

[21]关麟征师,即国民党军关麟征第二十五师。

[22]马鸿宾,回族,甘肃河州入,曾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七师师长,宁夏、甘肃省政府主席。

[23]配合右岸行动,指黄河以东的主力红军等待配合右岸行动。

[24]肖、周,即肖克、周纯全。

[25]马步芳,回族,甘肃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百师师长。

[26]这是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发给中央

军委的电报。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及陈云来电,称:“现已决定不采取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同日二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 以利交通后方行动。”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六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制定了本战役计划。

[27]先念,即李先念,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

[28]马步青,回族,甘肃临夏人,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军骑兵第五师师长。

[29]这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并红军总部的复电。十一日晚,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由于河东未能战胜敌军,妨碍宁夏战役计划的执行,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昔,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经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讨论,一致认为有把握西进接通新疆, 遂给中央军委作此复电。十三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仆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已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 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一)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二)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30]毛周,指毛泽东、周恩来十一月十一日来电。

[31]远方,指苏联

[32]甘、凉、肃、永、民,即甘州、凉州、肃州、永昌、民勤地区。

[33]国际,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

[34]这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徐向前、陈昌浩致林育英

(即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的电报。此电及以下第十、第十一两电,均系关于西路军按照军委指示在永昌、凉州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情况的报告。由于河东形势的需要,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曾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35]毛敌,指毛炳文部。

[36]马,指马步芳、马步青部。

[37]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时发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的电报。

[38]世才,指第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39]黄超,时任第五军政治委员。

[40]树声:指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

[41]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三时发给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的电报。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①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河北在持久抗战上的意义

平汉津浦两大南北平行的铁路干线,纵贯于河北境内,日寇向

中国的腹地侵略,这两条干线,已成为转运兵力的重要枢纽,为牵制日寇的前进,截断日寇的运输,分散日寇的兵力,所以开展河北

的游击战争,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河北有三千万以上广大人口,日寇想实现其“以华制华”[1]的阴谋,与应付独霸东亚的大战,是需要大批的中国人民来替他做牛马当炮灰的。最近日寇在河北所占各县,成立伪组织“维持会”[2]、“清乡军”[3],并强迫群众成立“护路队”[4]等,便是明显的

表现。我们为着持久抗战,增强抗日力量,削弱日寇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也必须要把河北的三千万以上的同胞, 推动到抗战的阵线中来。

第三,河北是华北物产丰富之区,不仅有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物

产,而且有居中国首位的棉花生产。棉花是火药制造的原料,也是

日本国内特别发达的轻工业——纺织工业的原料,所以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打击日寇的资源掠夺上,也是很重要的。

总之,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 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 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建立平原地进行游击战争的观念

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象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化的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因此或许有人会怀疑到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也许会不可能。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创造平原地的“人山”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过去宝贵的经验,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

① 这是徐向前为指导平原游击战争而写的,第一次刊登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群众》周刊(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刊物)第二十三期上。

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但是如何能把散漫的人民造成团结的“人山”呢?那就必须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宣传组织等艰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使每个人认识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的蹂躏,那就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这是每个人的天职,是每个人应担负起的责任。凡是苟安贪生,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利益高的观念,是极端有害的。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安傅?[5]”整个民族亡了,个人还有什么?其次从日寇的力量上说,也可清楚的看到日寇虽然占据平汉津浦铁路的

北段及沿铁路的重要城市,但因为战区的日益扩大,战线的不断延长,与各地人民抗战武装的继续兴起,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日寇的兵力异常不够分配,这是日寇最痛苦的地方,所以日寇只能抓着交通线上要点的要点,而不能分兵深入各地。就是日寇在巩固沿铁路的要点上,也已使用了不少兵力, 减弱了对我们进攻的力量。这一时期平汉线上的交通,常遭我游击队之破坏与威胁,已使日寇东奔西突,南增北援,大有疲于奔命之苦了。

日寇因感到兵力的不敷分配,交通的难于维持,于是在到达之处,便收买汉奸,成立伪组织——“维持会”与“清乡军”、“光复军”等,企图利用汉奸的政权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毒计,而补其兵力不足之弱点;同时大杀大烧,镇压日益开展的人民抗日运动,并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分裂抗日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但这些并没有收到好大的效果,并且在中国的民族觉悟中与抗战团结之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日寇的奸掠烧杀,激起了中国人民仇恨的心理。

游击队的经常胜利,不仅保全了千万人的生命财产,而且还给予日寇以大大小小的打击,更提高了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兴奋了人民参加游击战争的勇气。

无论从主观上客观上说来,造成了“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的指出,空喊是不成的,我们必须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一切的游击队必须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工作。

几个战术上和组织上的问题

甲、河北人户稠密,这些一望无际、连绵不断的村庄,就是游击队最好的辗转活动的依托。这些稠密的村庄,可以隐蔽行动,可以秘密企图,又可作为埋伏袭击敌人的据点。但是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而不是待敌人来打时,作为固守的据点。

乙、平原地是利于骑兵活动的,最好组织一些骑兵游击队的支队。因为骑兵的运动性大,可以迅速移转地区,不易受敌人包围,可以远距离的向敌人防御疏忽与薄弱之点,实施突然的袭击,使敌难于防备,疲于奔命。但骑兵支队的兵力,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且难于隐蔽自己的行动与防空。

丙、一般游击队的组成,都同样不宜过大。尤其在敌人机械化兵种的袭

击与飞机的扰乱下,必须以机敏的迅速的动作隐蔽起来,与迅速转移另一地区。兵力过大,是不宜于这种战术要求的。但是许多游击队中必须有基干游击队的组织,在基干游击队的周围,繁殖与组成或分遣若干的小游击队,这些小游击队的作用,是在基干队的周围进行侦察、警戒,袭击敌人,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截断敌人交通,配合基干部队作战。

丁、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在情况有利下,可以迅速突击敌人;在情况不利时也可以迅速转移别一地区。所以游击队的根据地或休整的场所,应该多取几个,并且要相互间有很好的联络。

戊、脚踏车在平原地上运动是比较迅速的,利用它作为交通工具是最好的。而且还可以组成脚踏车游击小组,作远距离行程上的活动。尤其对于施行突然袭击,炸毁敌人疏于防卫的土工建筑物与仓库等是有相当作用的。在这种场合,并不在于兵力的相当大,而是在于乘敌不备的无法防卫的突然动作。

加紧河北地区的工作,开展河北游击战争

现在日寇在各地的奸掠烧杀所造成的种种惨状,迫使河北同胞不能不起来与日寇作自卫的战争。推动这些民间武装,使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是异常紧迫的工作。但这个工作,不仅各方面在精神上物质上人力上予他们以帮助,而且必须在政治上提高其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调解相互问的争端,加强抗日的团结,逐渐消灭其宗派门户之见,逐渐破除其落后迷信的思想,使其在抗日的过程中,锻炼成为国防的力量。这是目前在河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之

特别是河北地区民间枪支很多,民性强悍,最近各地武装组织猛烈的扩大,都是我们在河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但必须认识这些武装部队多系自发的无组织与无纪律的,一般存在着下面的弱点:

第一,游击战争的组织还没有普遍,过去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注意也极不够。

第二,现有的武装部队,多半带有封建性(如红枪会、天门会等等)与多少带有土匪性。这些武装组织相互间还存在着一些宗派门户的成见,私人利害观念尚未克服,因之动作极不一致,配合也不密切。甚至在日寇汉奸的阴谋挑拨下,互相猜忌,互相争夺,引起了一些蠢笨的行为,减低了抗战的力量,客观上替日寇起了“以华制华”的作用。

第三,有一部分在日寇的威胁利诱下,走上了伪组织伪军的道路,但这只是个别上层分子的私欲行为,而广大的下层群众是反对这种叛卖国家民族的无耻行为的。

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有艰苦卓绝的工作精神,把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在争取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武装部队到抗战道路上来,只要我们有决心去组织与进行河北的艰苦的游击战争,我们便一定能够创造广大的“人山”, 创造出许多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与英勇奋斗的光辉篇章,以最后配合主力, 葬送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我们的失地。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把游击战争的火焰在河北各地广泛地燃烧起来! 注 释[1]以华制华,是日本侵略军保持占领地的一种手段。侵入中

国境内的日军为“确保各地治安”,就在占领地培植华人亲日力量,组建伪政权,由华人出面,“日本顾问对其外交、经济、内政方面进行幕后指导。”

[2]维持会,即治安维持会。抗日战争初期,北平(京)天津陷落后,

在日本侵略军操纵下成立的带有政权性质的机构。当时华北各地,从省(市) 到村,只要被日军占领都成立维持会,在日本侵略军指使下进行巩固占领地、镇压残害抗日群众的活动。

[3]清乡军,是日本侵略军培植的用以对付抗日游击队的反动武装。

[4]护路队,是日本侵略军为确保铁(公)路畅通,强迫群众组织起来为他们护路。

〔5〕 皮之不存,毛将安傅:语出《左传》。比喻办事要分清主次。“皮以喻事之大者,毛以喻事之次者”,失去了根基就没有落脚之地了。这里用以说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就山东抗战形势答记者问①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

记者问:目前国内有一部分人在酝酿和平妥协,其原因何在?

徐答: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的特性上去追溯它的根源。由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中国便有一种没有民族气节的分子的存在,这种分子大部分已成为汉奸卖国贼,例如陈觉生、钱新之[1]、缪斌[2]、陈群[3]、汪精卫、周佛海[4]等等,均是这种分子的代表人物。有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参加抗战的,但是,同时又不坚决,最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比如英、日在东京谈判时,中国有一部分人在酝酿和平妥协, 即为明证。第二,国际顽固分子企图以牺牲中国的独立去取得对日寇的妥协。这一种活动,使得国内的投降妥协分子,便跃跃欲试,便企图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去投降日寇。第三,再加上日寇的千方百计的诱和,以及汪精卫、托派、汉奸大肆活动,挑拨离间,极力网罗那些投降妥协分子。最后, 由于抗战快转入相持阶段,我们处境将更加困难。一些民族失败主义者及无政治远见的分子,在日益困难的环境中,手足失措,便跟着投降妥协分子大唱其再战必亡的滥调。我认为以上四点,就是目前国内酝酿妥协投降的主要原因。

记者间:怎样才能克服目前危险,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到底?

徐答:第一,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起来,反对任何分裂的企图。但在这里,首先要使国共两党,更加亲密的团结起来,因为国共合作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所以日寇汉奸也集中力量,来破坏国共合作,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第二,要大量的清洗民族败类,以巩固抗日的阵营。最近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开除了一批附敌的党员的党籍,并由国府下令通缉。这是很好的现象,我认为我们还得朝这一方面继续努力。第三,要广泛的深入的对全国上下,揭露日寇诱和的阴谋毒计, 及汉奸亲日分子的罪恶,以提高全民族对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我相信抗战到底,是全民族的要求,同时也是政府既定的国策,绝对不是一些投降妥协分子可以任意破坏的。最后,必须与国际上真诚援助我国抗战的国家,如苏联,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帮助,以打击国际顽固分子,充实抗战的力量。

记者问:要支持山东游击战争及彻底粉碎日寇的“扫荡”,又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呢?

徐答:首先,要说明山东的游击战争是长期的,在将来相持阶段中,游击战仍为主要的战争形式。为要坚持这种长期的战争,要求在山东抗战的各党派、各军队,加紧精诚团结,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不分畛域的一致应付日寇。其次,要各友党、各友军,手携手地巩固和创造共同的抗日根据地, 因为没有抗日根据地,要支持敌后的长期的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能彻底粉碎日寇的“扫荡”。再其次,就是一方面要求山东最高军政当局, 彻底的提倡民运,另一方面,又要求各友党、各友军共同担负起动员民众的责任来。我极不赞成那些包而不办,办而不力的现象。如能把山东大多数的民众动员起来参战,那就不难粉碎敌寇的连续“扫荡”,也只有这样才能支

① 这是徐向前与山东《大众日报》记者煤渣的一次谈话,原以《徐向前将军访问记》为题刊出。收入本书时文字上略有删节。

持山东的游击战争。因为只有民众,才是支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最可靠的堡垒。记者问:那么,怎样才能求得在山东抗战的各党派、各军队更加亲密的

团结起来呢?

徐答:照我看来,第一,彼此都要站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立场上,去处理对友党友军有关的各方面问题。彼此都要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彼此都要了解共同发展是团结合作的最好道路,谁也不应抱唯我独尊的态度,更不应有唯恐对方不死的念头。破除成见,抛弃私利,没有哪种事会办不好的。第二,彼此都要认清当前唯一的敌人是日寇,民族内部除汉奸卖国贼以外都是友人,要彻底纠正目前反共反八路军的错误方针。第三,彼此都认清抗战是长期的,艰苦是长期的,这不是少数人的力量可以支持、可以完成的大业, 用一句话说,须要大伙儿干。第四,各党派应有一个共同协商有关抗战的各种问题的组织,以便解决彼此有关的各种问题,从而减少彼此之间许多的误会与隔膜。第五,各抗日部队要在于总司令[5]统一领导之下,协同作战。在协同作战中,互相观摩,互相激励,以致于彼此互信不渝,这样便不会被日寇各个击破,也不会互相抵消抗战力量。第六,最高军政当局,对于破坏团结,制造摩擦,甚至残害抗日志士的顽固分子,应严厉惩办,以儆效尤。最后,各党派、各部队要加紧教育自己的干部。我认为能做到上述几点,在山东抗战的各党、各军,便可以更亲密的团结起来,共同坚持抗战到底。

记者问:为什么还会有些人专门制造内部磨擦呢?

徐答: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彼辈抱有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的成见。同时, 对于抗战没有信心,在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之前,在日寇政治诱和的阴谋策动之下,彼辈不惜出卖民族国家,更以反共、反八路军作为对敌投降妥协的挚礼。其次,要指出来的就是:第一,彼辈纵非甘心附敌,最低限度亦是不愿意遵照蒋委员长[6]所昭示的精诚团结的方针一致对外。第二,彼辈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第三,彼辈是顽固分子的代表,甚至有好些人事实上已接受了日寇汉奸的指挥(如陈三坎[7]之类)。第四,山东方面的不幸,摩擦事件层见迭出,乃是全国抗战中的逆流之一个支流,这种逆流是与目前酝酿投降妥协配合着的。

记者问:共产党、八路军对于这些磨擦事件,又采取什么态度呢?

徐答:我们今天只知道抗战,只知道团结,坚持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 我们不愿有任何互相抵消抗战力量的行动。我们相信全国人民,全山东人民是主持正义的,那些罪恶行为将遭受到应有的制裁。当然,我们还希望那些顽固分子赶快觉悟。回头是岸,我们是不念旧恶的。但是,对那些怙恶不悛的分子,我们当然有采取自卫的必要的办法,因为只有这佯,才能使内部团结日益巩固,才能大踏步向必然胜利的道路上迈进。

注 释

[1]陈觉生、钱新之,均力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

[2]缪斌,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曾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后追随汪精卫投靠日寇。

[3]陈群,在汪精卫组织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内任内政部长。

[4]周佛海,一九二一年七月曾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脱党,后追随汪精卫投敌。

[5]于总司令,指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

[6]蒋委员长,即蒋介石。时任中华民国政府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

[7]陈三坎,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

粉碎敌人的新“扫荡”与我们的紧急动员工作①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首先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说粉碎敌人的新“扫荡”[1]?这是在说明敌人曾经“扫荡”过我们,将来还要“扫荡”我们,过去是旧的,将来的便是新的。敌人是要一次、二次、三次的连续“扫荡”下去的,我们必须接受过去敌人“扫荡”中的经验教训,以准备粉碎敌人的新的“扫荡”。同时更要了解,敌人的新的“扫荡”,将有其新的特点。我们要估计到这些特点,使我们在进行反“扫荡”工作中,能获得最大的胜利。

(一)新“扫荡”是必然会来到的

为能有效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必须知道“扫荡”的必然性,就是说敌人的“扫荡”是必然要来到的。只有肯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会敌人“扫荡”的严重性,才能切实地去进行反“扫荡”工作,我们一切粉碎敌人“扫荡”的工作才能有根据、有计划与有效果的确实准备起来。

第一,对中国进行侵略,要灭亡中国,是日寇早已确定好了的既定国策。无论田中义一的计划[2]也好,广田三原则[3]也好,共同防共维持东亚新秩序[4]、中日经济提携共存共荣[5]也好,以及“九一八”[6]、“一二八”[7]等一直到卢沟桥事件[8]也好,都是为了要实行灭亡中国的既定国策而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手段。因为日本早在梦想成为东亚大陆帝国,成为独霸东亚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达其既定目的,敌寇就要征服中国, 灭亡中国。今天日寇的侵华战争,并不是偶然的,是日寇侵略中国的必然步骤。但日寇灭亡中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很明显的未能达到。我们不仅有大量的正规军在同敌人作战,而且在敌后方到处发动了成千成万的游击队, 来打击、消耗、消灭敌人,所以敌人为了贯彻其既定目的,也就必然要进行“扫荡”,以肃清敌后的游击战争。这并非象一些顽固分子所说的“八路军希望敌人‘扫荡’”。我们比谁都不希望敌人“扫荡”,但敌人的“扫荡” 却并不因谁的希望与否来决定,而是接着中日战争的持久性的逻辑发展的。它曾经来了多次,将来还要来。那么,敌人的“扫荡”既然是一定要来的, 我们就得粉碎它!

第二,中国抗战,现在正进入到相持阶段。敌人在正面对我大规模的战略上的进攻,可能减少了。但在敌后方的进攻,对游击队的“扫荡”,却要相对的增加,而且日益严重起来。敌人过去在其占领区内,主要的只是点线的占领,现在敌人却正要求得全面的占领,确保其占领地。在其所占领的地区内,大量的成立伪政权,大量的组织伪军,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以达其“以华制华”的目的。在其所占领地区内,尽量地抢掠中国的资源,尽量地搜刮民财,以达其“以战养战”[9]的目的。但敌人要达此目的,确有其严重的困难,即敌寇的兵力不够分配,不能以少数兵力完成其统治的企图,甚至敌人已经占领的交通线及据点,有时都要被游击队破坏。因此,敌人为确保其后方的占领地,巩固敌后方的统治,对于“扫荡”敌后方的游击队是下了极大决心的。我们必须正确地估计到,敌人的“扫荡”与我们的反“扫荡”, 在今天已成了敌我战争的主要形式,而有着极重大的战略意义了。

① 这是徐向前在鲁南一次干部大会上的报告纲要,刊登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四日的山东《大众日报》上,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第三,日寇的政治进攻日益激化,以防共统一战线来代替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敌寇因进攻中国的困难与日俱增,军事上无法速决,而战争愈延长对其愈加不利,所以必然要加紧对中国的政治进攻。敌人现在利用中国的旧政权的代表者、落后分子及国际顽固势力,来制造中国内部分裂,进行妥协投降活动,以求政治上的速决,变相地灭亡中国。敌人对中国的进攻既已变成了政治进攻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为求其政治进攻的胜利,就必然要加强对敌后方的“扫荡”。敌人企图在确保其占领地,树立强化的伪组织与伪军,来构成对中国的政治进攻的有利条件。敌人加强其对后方的“扫荡”, 是随着其政治阴谋的推进日益严重起来的。我们愈能坚持抗战到底,敌人的“扫荡”也愈会加紧。未到我之反攻时期,敌人的“扫荡”是不会停止的。

(二)新“扫荡”的特点

第一,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在此阶段中,敌后方的“扫荡”更加严重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相持阶段中,正面相持的可能性增加,敌后方相持的可能性,反而减少了。在事实上已表现出敌人对敌后方的“扫荡”,日见严重与残酷。敌后方已变成了前线。过去在敌后方敌我的战斗还不是全面性的,在某些地区内,还存有太平现象,甚至连日寇都没有看到过。最近,敌我到处都在战斗中,敌人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差不多已成了正面的战斗。

第二,敌人的“扫荡”是连续性的,不平衡性的,间断性的,残酷性的。在反攻阶段未来到以前,敌人的“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是要一次、二次、三次的连续“扫荡”下去的,不管我们能否粉碎敌人的某次“扫荡”,敌人的“扫荡”是要一再进行的。但因为我们地区之广大,敌人兵力之不够分配, 故敌人只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集中较大的兵力,实行分区“扫荡”。敌人的“扫荡”是不平衡的,对于各个地区来说,同时又是有间断性的。敌人力求达到确保敌占区的目的,今后的“扫荡”也一定是更加残酷的。

第三,许多主要的城市交通要道及大的村镇,都被敌占领,将来还会日益增多。尤其是政治、经济、人口、物产、文化的中心地区多为敌占,敌人可用碉堡政策形成较巩固的据点与封锁线。但据点多,敌人兵力相对分散, 也是于我们有利的,可择其弱点打击之。

第四,我们的游击区逐渐缩小了,被分割了。过去我们可以有相当大的整块活动区域,现在却被分割成许多的小块。我们的活动区域缩小了,困难也增加了,相反的敌人的活动区域在扩大。

第五,汉奸政权、伪军及敌人的特务机关更加活跃。现在到处可看到汉奸维持会的存在与活动,伪军虽有局部的反正,但伪军的数目,比较说是日为增加。敌人现正在积极扩大伪军,强化汉奸政权,及加紧敌寇特务机关的活动,这对于我们是一个严重的困难。

第六,一般地说来,敌人在分区“扫荡”下“扫荡”次数加多,时间短促,规模较小。敌人将多利用各据点的兵力,实行分路合击与袭击。但这并不是说,敌人不再有大规模的“扫荡”了。因为小规模的“扫荡”时常得不到好结果,所以大规模的“扫荡”在相当的时间内还是要来的。

第七,敌人在将来的“扫荡”中,将多采取以游击战对我游击战的袭击战术。过去的“扫荡”因我活动区大,敌人合击距离长,不易达其目的。此后,敌人将在各重要据点上屯集兵力,进行短距离的袭击;同时敌人会更加强化交通联络工具,组织特种部队。这些都是敌人的新战术,须要我们深入

研究。

第八,我们估计,今后敌人将更多采取经济破坏、封锁、掠夺及毒攻政策。当敌人无法实现其“扫荡”、肃清我之目的时,就会把最毒辣的手段拿出来,实行大烧大杀的烧杀政策与封锁政策,在经济上困住我们。敌人更能收买大批汉奸,放送毒品、病菌,放射毒瓦斯等。这些办法,在各地区都在实行,以后还会加烈。

第九,我们的力量无论是正规军与游击队、地方武装,在质量上及其他条件上,同敌人对比起来,还处于劣势。在敌人“扫荡”时,尤其是在相持阶段的初期,不可能顺利地粉碎敌人的“扫荡”,只能予敌人一些打击、消灭;而战役上的“扫荡”,大部分或全过程是敌人自行结束,而不是我们粉碎了的。所以我们要积极动员准备粉碎新“扫荡”的工作,只靠军队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把政权、人民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才行。

第十,鲁南并不是巩固的或较好的抗日根据地,严格地说,目前还只是一个游击区。所谓抗日根据地,必须具备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在相持阶段中, 敌后的相持可能减少,创造根据地的困难将日渐增多,但根据地依然是可创造的。目前在我们这边的游击区中,所有的游击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不够,正规军只能起核心作用;政权还没有民主化,不能配合军队迎击敌人的进攻;民运也只是有一些发展,根本还是死气沉沉的(如好多村庄都不肯拆去围子墙),民众的生活还没有改善,不能实行合理负担;在顽固分子的镇压摧残屠杀之下,民众还未大量的组织起来,普遍化更谈不上。一切有生力量,还未动员起来,这是粉碎敌寇新“扫荡”的基本困难因素。

第十一,现在鲁南的磨擦,不仅严重,且日趋全面化。不是下降的,而是上升的。秦启荣[10]打我们的三支队、四支队;共产党与共产党员非但不能享受应有的合法权利,而且被杀害者时有所闻;我们的交通站、盘查站, 被其破坏,并且造谣污蔑我们。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磨擦事件,未能合理解决, 还在上升发展。这些磨擦阻止了民主政权的开展、民众的动员、游击战争的发展,对于应付敌人的新“扫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这些困难是能克服的,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来克服困难,准备力量,粉碎敌人的新“扫荡”, 迎接新的胜利。

第十二,汉奸托匪[11]到处活动,敌人特务机关更加活跃。敌人在用大量的侦探、奸细,混入我们军队中或地方上,从事刺探军情、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分化收买等活动。这种十分阴险毒辣的手段,敌人是会更加多多运用的。

(三)粉碎敌人新“扫荡”我们作些什么工作

  1. 在动员上

第一,要首先肯定敌人的“扫荡”是必定会来的,没有一点含混,也不必打问号。现在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毛病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动员不普遍,不深入。我们一定要做到每一个指战员、事务员、工农学商、各阶层男女老幼都晓得我们的具体口号。如:“动员一切力量迎击敌人新‘扫荡’”, “一切为了迎接敌人的新‘扫荡’”,“一切为了粉碎敌人的新‘扫荡’”, “只有粉碎敌人的‘扫荡’,才能巩固抗日根据地”等。

第二,反对太平观念,反对和平妥协。山东在一次“扫荡”中,有人说: “等三个月就有办法。”这不是说服群众,教育群众,克服太平观念,以粉碎敌人“扫荡”的办法,而是助长太平观念,不晓得“扫荡”必然会来到,

也不晓得怎样克服,以至放弃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这种观念是不对的。至于妥协投降的人,根本就准备着做日本天皇的顺民了,还谈什么积极准备粉碎“扫荡”的工作呢?即有时谈一下,也不过是把它作为掩护投降的旗帜罢了。

第三,反对失败主义、逃跑主义。在敌后相持性可能减少的形势下,失败主义、逃跑主义一定会增加,这实际上是“恐日病”的另一表现。事先不作积极的具体的准备工作,一旦“扫荡”临头,那便只有失败逃跑一途,甚至可能有少数人还会向敌人投降。同时我们更要指出,在前一次的“扫荡” 中,太平观念最会阻碍工作,那么,在新“扫荡”中,失败逃跑主义恐怕要变成最大的危险了。

第四,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反八路,不仅在全国范围来说是这样, 并且在苏鲁地区更为严重。我们要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因为这是出卖国家民族的叛贼行为,是毛延寿[12]、秦桧、汪精卫[13]的化身。我们坚决反对反共反八路的罪恶行径,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日最坚决的,这是日寇也不否认的。反共反八路与妥协投降是不能分开的,反共反八路的行动就是企图实现妥协投降的准备。

  1. 在军事上

第一,要在战略战术上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因为确定战略战术的正确指导原则,对坚持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是有决定的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指导原则,基本上是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在敌后方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基本上是采取游击战,但要争取运动战,只有巧妙的把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起来,才能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

第二,正规军和游击兵团,要灵活的适时的集中力量寻求运动战。在敌人的数路围攻下,单用游击战来粉碎敌人的“扫荡”是不可能的。因此要集中机动的主力击灭敌人一路,或机动的来打击敌人。这是粉碎敌人的“扫荡”, 争取胜利的基本方针。

第三,要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要被敌人暗算,但要反对逃跑避战。敌人的据点加多,我们的活动地域便相对缩小了。因此,我们要善于避免敌人大的合击,乘机打击敌人,保存力量,发展力量。避免敌人的合击并不是逃跑,倘若敌人一来便跑,就成了逃跑路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打击消灭敌人也不是硬拼,把自己拼完就算。我们要辩证地了解这个问题,要灵活地应用。利用有利时机与创造有利时机来打击敌人,不利时必须转移。不会保存自己的力量,与不肯积极打击敌人,都是没有前途的。

第四,力争主动,反对被动,反对消极防御。只有机动地把握了这一原则,才能战胜敌人。在战略上游击战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应是进攻的。无论游击战或运动战,在进攻敌人时固然是主动,在不利情况下适时退却、转移,另寻战机,也是争取主动。象有人分兵把口子那样,自处防御地位, 是不了解争取主动权的原则的。

第五,加强正规兵团的补充、整顿、训练、作战等准备工作。要充实旧的力量,扩充新的力量,加强整训工作,否则,便粉碎不了敌人的“扫荡”。如果这些工作有保证,便有了粉碎敌人“扫荡”的有利条件。这些工作,是刻不容缓的。

第六,整理地方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训练。对游击队的整理、训练与发展,主力兵团须要经常的有计划的去帮助,并使他们的干

部得以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游击队,我们也要尽力帮助其走上抗日的道路,否则他们便要扰民害民,破坏抗日力量,甚至被敌人汉奸利用,走上汉奸的道路。

第七,加强主力兵团及地方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用政治保障军事的胜利, 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无论主力兵团或地方游击队,都要加强政治工作制度,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准,加强其政治上的坚决性与积极性,使其在与敌人血战中,成为击不破冲不散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力量。

第八,注意交通联络与侦察网的建立。必须在事前确保这些工作的健全而严密,保证在任何战斗环境中,不至受到严重损害。要注意到供给制的健全,以便在平日或战时都能应付有余,不至因供给上的困难,而妨害了战事的顺利进行。其他关于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也须有充分的准备。

第九,游击队与主力兵团,要达到确实有机的配合。主力兵团所到之处应有计划地帮助与指导地方游击队。游击队要帮助与配合主力兵团作战。主力兵团孤军奋斗,游击队单独游击,双方都不能完成其任务,同时也不能使游击队在斗争中有迅速的锻炼与进步。只有游击队与主力兵团配合作战,才能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游击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第十,要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抗日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因此,便要大家密切合作,集中力量,打击敌寇,反对隔岸观火、坐观成败的恶习,发扬互相策应、相互帮助的优良作风。至于专门制造摩擦,消减抗日力量的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彻底肃清。这样,粉碎敌人的“扫荡”,才能确有把握。

  1. 在政治上

甲、巩固扩大抗日民主政权。鲁南地区,还不是巩固的根据地。主要表现在政权还没有民主化,是落后的不合于抗战要求的,所以形成民众运动不能开展,军政工作不能一致。因此:

第一,我们应当动员民众来帮助政府,恢复、建立与巩固抗日的民主政权,帮助实行进步的法令与方针。只有巩固民主政权,才能动员人民的力量, 保卫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不仅要在口号上、决议案上、大会演讲上帮助民主政权,而且要在具体工作上帮助民主政权。拥护三民主义与建国纲领,不应该只是在口头上空喊,应该在具体工作上来拥护。

第二,要进行团结各阶层的工作。抗日政权只有得到广大民众拥护,才会有力量。要有力地发挥民主政权的作用,必须进行团结各阶层的工作。

第三,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一般工作制度,发扬民主作风,倾听人民的意见,调剂各阶层的利益,替人民作些善政,联系人民群众,反对高高在上的衙门制度。要反对贪污,实行减薪,建立廉洁的有工作能力的合乎抗战需要并在人民中有威信的政府。

第四,抗日政权的活动与工作,不仅应从山内扩大到山外,不仅在我游击区,而且应扩大到敌之占领区及敌之巩固区和敌占中心城市中去,以秘密方式来领导人民抗战工作。实行公平负担,免除苛捐杂税,调剂各阶层利益, 制定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抗日教育文化运动等等,都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工作。

乙、动员民众参战。

第一,各种民众抗日救亡团体应普遍地组织起来。军队、政府不应摧残它,只要它是抗日的,应尽一切可能给以帮助。在敌寇的经常军事“扫荡” 与政治欺骗下,动员我国过去素无训练组织、一盘散沙的人民,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必须各抗日党派、军队以及热心爱国人士合衷共济,破除成见,一致努力才行。

第二,须积极动员民众参战,破坏一切铁路、汽车路、大车路,围寨碉堡要彻底拆除。这些围寨碉堡,敌据之我不能攻,我据之又不能守,在反“扫荡”运动战中,会成为我们的很大障碍。这些东西对敌人有百利而无一害, 对我们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至于说民众怕匪的问题,只要各地都组织自卫团起来站岗放哨,政权巩固地建立,民主民生不断改善,土匪自易绝迹。不过这种工作,因民众旧习尚未除尽,必须经过说服教育,万勿强迫。

第三,进行空舍清野[14]、藏粮,加紧耕种收割,增加生产。将敌寇据点、铁路、公路附近多种高苗,敌寇据点附近粮食运藏远方,不卖粮食、棉花及一切资财给日寇,以打破日寇“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政策。

第四,加强民众的抗日民族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不当汉奸,不当伪军, 不给日寇作侦探。加强民众除奸教育,不让一个汉奸敌探混进我们的区域, 也不准随便把汉奸帽子给人戴。

第五,调剂各阶层利益,改善民生,实行公平负担,发动优待抗属,反对对抗日家属的危害行为,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正规军与游击队。

第六,普遍成立自卫团,盘查汉奸,帮助与配合军队。

  1. 统战工作

第一,要与各友党友军密切联络,共同工作,共同作战。

第二,要与友党友军积极协调,做好粉碎敌人新“扫荡”的一切准备工作。

第三,要在困难中帮助友军,学习友军的长处,反对自高自大。

第四,加强对社会的统战工作,须以教育、说服、劝导的方式取得人民的帮助。

第五,对那些抗日第二、反共第一,违犯国策,专门制造磨擦,捣乱、破坏、杀戮八路军人员的顽固分子,必须向广大人民揭露其阴谋,使大家来认识其罪恶,在抗战洪流中把这一股逆流卷没下

注 释

[1]“扫荡”,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集中主要兵力进犯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所到之处,极其野蛮地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政策。敌人把这种疯狂的军事进犯叫做“扫荡”。

[2]田中义一的计划,田中义一(一八六三——一九二九),于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两次出任日本国首相。“田中义一的计划”,指田中义一第二次担任首相时,于一九二七年七月提出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纲领》提出灭亡满蒙之后,“征服全中国领土”。

[3]广田三原则,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关于所谓“广田三原则”的谈判。“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 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一九三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4]共同防共维持东亚新秩序,指在日本侵略军培植下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施政方针中的“防共方针”,即“绝对排除容共政策,进一步

与防共各国相协力,确保东亚的固有和平”。

[5]中日经济提携共存共荣,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的“事变处理大纲”中有关“经济建设方针”的内容,即“华北经济建设的目标,在于加强与日满经济的综合关系,以确立日满华协作共荣的基础。”

[6]“九一八”,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的事件。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7]“一二八”,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事件的简称。

[8]卢沟桥事件,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9]以战养战,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经济掠夺,以保障其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军阀把这种政策叫做“以战养战”。

[10]秦启荣,抗日战争时期的反共顽固派,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兼游击第五纵队司令。

[11]汉奸托匪,汉奸,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托匪,亦称托派,原指苏联的托洛茨基派。这里是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陈取消派”。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2]毛延寿,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

[13]秦桧、汪精卫,秦桧(一○九○——一一五五)我国南宋时期投降派代表人物。汪精卫(一八八三—— 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 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儿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14]空舍清野,亦称坚壁清野。指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作战中,在敌人来犯之前把粮食等重要物资转移或收藏起来,使敌人饥不得食, 渴不得饮,兵员疲惫,士气低落,为我军打击消灭敌人创造条件。

山东纵队的建设任务及工作

(一九四○年二月八日)

一、整军的政治任务

整军是我们目前政治任务中的中心任务。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这一重大任务,才能按照预定计划,打破困难,开辟坦途,以求胜利地完成。所以整军这个任务,应放在战略意义的重要地位上,它包括军事政治几方面的问题。首先说,在政治问题上的意义。

(甲)我们要从整个抗日战争的持久性的全过程来看。目前是敌我相持阶段,在相持阶段是敌我力量转变的阶段,也就是准备将来反攻的阶段。在相持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转变敌我力量,把我们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提高增强,并把敌人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削弱下去。这样,才能由相持阶段,进到反攻的阶段。这个敌我力量的转变,主要的是靠我们的整军与扩军来完成。

(乙)目前政治形势主要的特点,表现在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一条是实行投降,实行分裂,实行倒退。在这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中,究竟那一个胜利,那一个失败呢?决定的因素与条件,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军事力量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我们要顺利地克服目前的投降妥协的危险,把抗战力量增强起来,就需要完成整军与扩军的任务。

(丙)目前相持阶段中敌后方的特点是:敌人集中主要力量,到敌后进行连续不断的“扫荡”。怎样粉碎敌人连续性的“扫荡”呢?怎样创造根据地呢?最主要的是靠在敌后坚持抗日的军队的增强与巩固,由巩固而扩大。这是一个军事任务,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任务。政治任务的完成,又是以军事力量来决定的。

(丁)现在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既然表现在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所以各地方磨擦事件一天一天的增多。顽固派由政治防共已经进到有些地区的军事反共,各地进步力量受到摧残,共产党八路军经常遭受到无理的镇压、屠杀以至武装进攻。要克服这种现象,就必须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站在严正的自卫的立场,整理、巩固与扩大自己的部队,这是主要工作之一。

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如果要想坚持抗战,如果要想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要想使进步的战线取得胜利,就必须拿具体力量来保证。这关系着中国抗战能否胜利,民主共和国是否能够实现,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中国每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应把整军看成政治任务,提到战略的高度上。

二、过去整军的成绩与缺点

(甲)过去整军的成绩。山东纵队[1]经过一二期的整军以后,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呢?在这里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总结。过去的整军, 因为山东纵队各支队本身组织的不健全与交通上的困难,还不能把各方面宝贵的经验教训总结起来。山东纵队正规化的口号是老早提出了,而在实质上因为各种条件的关系,如发展的历史,客观的环境,主观的条件等,山东纵队目前的状况,还是处在游击队的高级阶段中,还没有进入正规军的阶段, 也就是处在游击队过渡到正规军的过渡阶段中。因此,我们检查山东纵队过

① 这是徐向前在一次大会上的报告,曾刊登在一九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山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上。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去整军的成绩与经验教训,应严格地估计到这一本质的特点。这个结论的意义,就在于指出山东纵队过去一二期的整军是有成绩的,是前进了一步,并且是大大的一步;另一方面,也指出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山东纵队要负起坚持山东抗战的神圣任务,必须以更加百倍的精神来努力奋斗。以下,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一检讨。

(一)山东纵队经过了一二期整军以后,一般说来共产党在部队中的领导是巩固了。这就是说,经过共产党的干部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在部队中的执行,实现了党的领导,表现在:第一,有些部队过去共产党的组织很薄弱, 现在共产党员的数量已经有相当大的发展,最少占百分之三十以上,保证了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第二,过去某些部队,战斗力是不强的。这是因为那里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作薄弱的缘故。以后加强和扩大了共产党的组织, 发挥了党员的模范作用。在每次战斗中,共产党员牺牲的数目最少占百分之三十,甚至占百分之五十。这些共产党员为了党的路线和主义而奋斗,发扬共产党员为国家、民族、社会利益而奋斗的精神,起了自我牺牲的模范作用。这不仅有力的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共产党员的威信也在部队中提高起来了。第三,共产党在部队中的领导作用明显加强了。过去有好些同志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现在由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正确,由于每个党员都为党的路线奋斗,为民族为人民利益奋斗,在每个指战员自身经验中感觉到共产党的主张、路线是对的,他们自愿的来拥护党、信任党,共产党在部队里面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二)山东纵队经过一二期整军后,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奠定了基础,并且提高了一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过去政治机关的组织是很不健全的,现在一般地说是比较健全了;过去政治工作比较缺乏组织性、计划性, 是散漫的,肤浅的,也就是说政治工作中的游击主义是存在的,现在比较有组织,有计划,严谨了,深入了,是向健全的正规化政治工作道路上迈进的。第二,政治机关在部队中领导了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切工作,如军政教育,战斗的保证,纪律的维持等,并保证了这些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上下的团结,军政的团结,指战员的团结,政治工作人员也起了模范作用。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大大提高了。第三,各级政治机关,每个政治工作人员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为保证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在部队中不断进行马列主义的民族教育与阶级教育,进行八路军光荣传统与作风的教育,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由以上各方面看来,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已有了它的基础。政治工作威信,不是建筑在强迫上,而是建筑在和群众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上。它是在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三)山东纵队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各种工作制度,在某些部队某些部门是建立了,有了初步基础。各种制度还在继续建立与继续健全的过程中, 那些游击习气、地方性、落后性,在我们部队中是初步克服了。军政各方面的工作均有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一、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技术人员、事务人员、战斗员,在实际工作中和斗争过程中,他们的工作能力、军政理论水准、技术水准,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步。这就为走向正规化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第二,战斗力比过去提高了,这是许许多多的指战员在无数次与敌寇血战中所换来的。第三,提拔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为国家民族、阶级、党的利益而奋斗的新干部,这是我们很宝贵的一批财产。第四,军区

建设工作,后方勤务工作,军队的补充工作,组织游击队的工作,也开始建立了。第五,党政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技术工作人员,都能自动地服从纪律,完成自己的任务。在总的路线下奋斗,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提高了。第六,八路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我们部队中,一天一天地深入、巩固、发扬光大。第七,对异己分子、汉奸托匪分子,在政治上予以有力的打击,并且加以清洗,保证了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与部队的巩固,保证了部队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保证了干部战士上下一致的团结,军政一致的团结。

总起来说,山东纵队经过一二期整军后,有了以上的成绩。这些成绩, 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干部战士一致努力的结果。至于山东纵队坚持山东抗战的两年半的成绩,如对敌寇的打击与消耗,伪政权伪军的瓦解与消灭,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民运工作的开展,游击战争的开展,人民武装的组织等等, 另有专文叙述,这里不多谈。

(乙)山东纵队的工作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

(一)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一般说是巩固了,但还有弱点。第一,有些部队党的支部的领导还薄弱,尤其在战斗的连队中。第二,个别党员不能起模范作用,落在群众的后面。第三,党的发展数量,尤其在连队中还不能适应需要。

(二)政治工作部门中有的组织上还不健全,政治工作干部的数量和工作效能还不适应需要。

(三)有些工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些建立了也还不够健全,各部门的组织关系、工作关系有些亦不清楚,相互间帮助工作、交换经验不够。

(四)军事政治计划,还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按期完成。

(五)军队中军事指挥员、政治指导员和工作人员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准还很贫弱,实际工作经验仍较缺乏。

(六)战斗力还是八路军中最弱的一部分,顽强性仍不够。

(七)党政工作,对于每个战斗任务的完成,工作计划的完成,还不能发挥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八)干部的培养还做得不够,部队中干部缺乏,忽视了自己部队中有好些新的干部在生长着。

这些缺点还须要我们在整军中以百倍的努力克服之。三、第三期整军的具体工作

(甲)补充缺额求得满员并建立新单位问题:

(一)现在每个连队中按编制规定的人数,不但还缺额很多,而且空额单位亦多。由于伤亡疾病及其他原因,部队人员额数经常流动,所以在第三期整军计划中,一定要把缺额人员及空额人员、空额单位补充起来。

(二)要把编制表中规定的配属单位充实起来,如工兵、侦察、通讯、骑兵、担架队等。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指挥。缺少的干部也要补充起来。

(三)对于地方武装自卫团、游击队、人民抗日自卫的武装组织,凡我们能够活动的地方,凡我们足迹所至,都应普遍建立起来。因为:第一,我们不组织训练人民武装,是不能够取得广大人民的配合的,而且正规军也无从补充,这等于自束手足,妄想行路。第二,要成立青年武装(比如青年队)。因为大批的青年群众愿意抗战,所缺者就是没有人领导他们,组织他们。这些力量,是民众最基干的力量。不动员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参战,军队不可

能扩大,缺额不可能补充。我们每到一地区,必须要随时宣传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一些干部,用一切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组织就是力量。

(乙)我们的编制以三三制为好:

我们如果要按照二四制的编制,在鲁南[2]山地中特别是在运动战中, 有很多方面不适合,所以准备采取三三制。山东纵队的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战略战术的素养比较缺乏,实际战斗经验也少,加之我们的装备太差, 火力非常薄弱,子弹非常缺乏,而对付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具备有近代装备与技术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编制如不合适,将会带来无谓的牺牲。为了更加发挥运动战的效力,利用我们的长处,打击敌人的短处,克服我们的短处,避免敌人的长处,编制合理化是比较重要的。根据目前客观主观的条件,最好采用三三制。

(丙)关于干部问题:

(一)干部的培养。现在各部门的干部都感缺乏,整军计划中首先应注意解决干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最主要的是靠自己来培养。培养的办法:第一,有计划、有步骤地办学校,办教导队,来培养大批干部。要经常

动员进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及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士,到随营学校、教导队、青年队去受训,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得以发挥其才能,得尽其应尽的责任。一面勿使良才被弃,甚至被日寇汉奸利用;一面增强抗战力量,并解决我们的干部缺乏问题。假定没有大批的干部来进行各种工作,我们就不能坚持抗战,粉碎敌寇的“扫荡”,山东的局面和前途是非常危险的。这也是我们整军计划的中心工作之一。

第二,各支队须成立干部流动训练班,吸收地方青年及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班长、战士参加。同时供给卫生部门,也要有计划地训练干部。这样,才能较快地解决我们的干部恐慌问题,才能适应以后的需要。

(二)干部提拔问题。

第一,要实行副职制度。各级领导岗位都要设置副职,如副班长、副排长、副连长、副营长等,政治干部也需要这样。在实际工作中给副职干部一些锻炼,提高其工作能力;假使缺少正职干部,可以随时从副职干部中抽调提升,并可以抽出干部轮流训练与学习。

第二,收罗聘请各种人才。各兵种如骑兵、技术兵、炮兵人才,技师、技术人才,如无线电人才,只要愿意真正抗日,我们都欢迎他们来参加八路军。要使山东真正成为抗日根据地,需要各种人才开辟各方面的工作。我们要通过各种关系,注意收容各种人才。

第三,应该反对部队中不愿学习,与不抽调好干部来学习的坏倾向。现在各支队有两种缺点:一种是只看到现在,没有看到将来,对于培养干部没有信心,打折扣,舍不得下本钱;另一种是个别干部不愿意学习,有些人对于让他去学习发生疑惑。这两种倾向,我们都应该反对,但第一种是较严重的。

第四,各支队帮助随营学校招收学生。凡是愿意抗战的热血青年、一切人士,我们都应当推动他们到随营学校来学习。从军事政治理论上帮他们提高,加强他们的实践效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各方面进步的力量,更有效能地推动起来,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把头脑武装起来。

第五,审查干部。不仅上级审查下级,而且下级也要审查上级。对各级干部和卫作人员,如果能了解他的历史、社会关系、个性特点,我们才能适

当分配他的工作,发挥其效能,帮助其进步。审查干部是件重大事情,我们要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整军中一定要进行干部的审查,并且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审查。考验审查干部是经常的工作。

(丁)军事和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的中心,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来巩固我们的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常保朝气。军事教育的中心,是要把部队中每个指挥员的战术素养、指挥能力提高;各种工作部门与人员要军事化,每一个战士要能够熟练地使用自己的武器,把战斗动作和武器使用联系起来,也就是要把精神与物质统一起来。以上就是我们军事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以下几点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一)政治教育

第一,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这是我们部队中政治教育的中心一环,假定把这一环忘记掉了,我们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八路军与共产党员。政治教育中,应该了解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了解二者的相同点和二者的差异点(如三民主义在现阶段上的革命性,汉奸汪精卫和顽固派对三民主义的种种伪篡与曲解,即只发挥其中消极的方面,而抛弃其积极的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方面)。我们要加紧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才有生动的内容,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才能提高,我们在敌后艰苦斗争中才能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第二,要加强阶级教育。在政治教育中,使大家认识到中国亡了国,工人、农民将会遭受更悲惨的压迫与更大的痛苦。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受着重重的压迫剥削,中国的农民过着最痛苦的生活,只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才能够谈到我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解放。只有把真正的阶级教育加强,才能够认识到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一致,才能坚定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决心,战斗力才能真正的提高。

(二)军事教育

第一,要加强革命的战略战术理论的学习。革命的战略战术,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的战略战术。资产阶级的战略战术是为了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弱小民族国家,镇压无产阶级暴动来服务的。我们有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的传统,我们的革命的战略战术,是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服务的。我们只有加强对革命的战略战术的理论学习,才能正确地、灵活地应用它, 而且也只有如此,我们的指挥能力才能提高,我们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军队。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无论怎样想把指挥能力及战斗力提高,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加强技术训练。无论是干部战士都须会使用武器,把精神和物质条件结合起来,现在我们部队这一点是很差的,要经常不断地进行技术的教育。

(三)干部学习

团以上干部一定要研究联共党史[3]、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军事课程包括苏联的军事教程,《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及一二九师[4]抗战的经验教训,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问题;报纸可作辅助材料。下级干部研究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常识,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问题包括步兵战斗条令典范,游击战术,日本的战术。《大众日报》[5] 的社论,应在部队中作为政治教材,要具体讨论。一定要保证一九四○年的整军过程中,在军政理论上打下初步基础,从理论上把我们武装起来。

(四)为着搞好部队军政教育,应该:

第一,切实健全教育部门。教育工作人员的缺乏,妨碍我们教育计划的整个推动。这个部门的工作干部,应力求充实,并且要把教育工作的各种制度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部队教育计划的顺利完成。

第二,建立教育检查制度。现在的教育检查,做得太不够,不能够经常派人到各支队检查学习情况,收集经验教训。以后要确确实实地建立教育检查制度,制定切合实际的教育计划。

第三,干部每日的两小时学习制度要建立起来,学习才能经常,政治军事理论的提高才有保证。遵守两小时学习制应是自动的。把学习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才能是自动的、积极的、有兴趣的。有了深入的学习,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才能活泼、正确、辩证地来应用。

(五)教育方式注意:首先要抓住中心。进行教育的干部要适当地配备, 教育时间适当地分配,教材要很好地选择。教育要有较周密的计划,根据不同的对象,制定不同的教育内容,合乎现实的需要,反对死的公式。其次, 我们要学一门通一门,学好一门再学他门,一知半解反会坏事,应当反对。最后,实践和理论要联系起来,战略战役战术的理论研究要和抗日的实际行动,和反“扫荡”战争的战略指导直至战场指挥、战斗动作贯穿起来,以作战的经验教训,来充实发展战术的内容。不要死守条文,不要轻视实践经验。至于政治问题,亦是如此。

(戊)司令部、供给部和卫生部门的工作:

(一)提请大家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参谋工作、机要工作人员绝对要政治上可靠,对于这些工作人员,要慎重选择。过去对于这些部门的工作, 注意不够,致使山东司令部混进了一些汉奸托派,专门挑拨、破坏八路军与友军的关系,泄露军机,向日寇汉奸告密。这个问题,值得严重注意。

(二)供给制度,如预算决算、开源节流、奖励节省、爱惜公物、反对浪费贪污等,要确确实实地建立起来。

(三)每个部门工作的同志要下决心把本部门的工作做好,提高工作兴趣,克服工作中的一切困难,创造新的工作方法。那种不安心于自己应负担的工作的现象,应该予以克服。同时各部门的工作,应取得密切联系,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各自为政的现象,应予以改正。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对于其他同志:一定要很好的耐心的去督促、帮助他们的工作,不包办,放心大胆的把任务交给同志去做,发挥其自动性、创造性,加强其政治责任心,增强其工作效能,锻炼其工作能力。

(四)关于军需供给问题。山东纵队装备不良,弹药缺乏,得不到大后方的一点补充,而又经常处在战斗的环境中,所以克服物质困难的条件,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这一困难问题的克服,应在积极的自力更生的条件下来谋求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加紧兵工生产,同时还须在部队中加紧进行节省弹药、爱惜武器的教育;在战斗中注意收集弹壳,打一枪后,马上把弹壳收藏起来,不只收集自己的,还要收集敌人遗弃的。其他凡是兵工厂所需要的材料、用品,各部队都须注意收集,以利生产。

(五)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游击队、自卫团等)的关系问题。要增大各支队的机动性,使各个支队从束缚在地方性的条件下解放出来,那我们就必须帮助各地的游击队,迅速走上组织化、基干化的阶段。否则,各支队要从地方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不可能的。各支队不能从地方性中解放出来,

想集中较大兵力,争取更大胜利,也难以实现。

为使各地方游击队迅速走上组织化与基干化的阶段,我们就不能听任其自生自灭。应和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在各种工作上,尤其是教育工作上和作战上,予以极大的关切和帮助,否则游击队的组织化、基干化也是困难的。

(己)在补充扩大部队的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方式:

(一)主力部队军政机关要有计划的与地方党组织、政权机构、群众团体取得密切的联系。

(二)要有计划地把好干部派到游击队中去,帮助它进行军事政治教育, 指挥它打仗,争取其参加主力。

(三)派干部到敌区汉好区去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只有如此, 才能缩小敌战区,扩大我们的活动区域,摧毁汉奸组织,对于部队补充扩大也易办到。

(四)要有计划地推动地方有声望的人士,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游击战争不开展的区域,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

(五)群众抗日自卫的武装,应普遍组织起来。山东有三千余万人口, 除妇女老弱外,最低限度也应组织几百万人的自卫团。没有这种广大人民武装作军队和游击队的依托,支持抗战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六)对于伪军要用瓦解、争取、消灭各种方式。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来打击消灭它,要和政治上的争取瓦解工作联系起来,以削弱敌寇的辅助力量。尤其是汉好汪精卫的公开卖国和假借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招牌积极活动,伪军改为和平建国军[6],他们对群众更卑鄙无耻更毒辣的欺骗手段,加之有些群众对抗日的政治认识不够,又对那些假抗日之名、行扰民之实的游击队的骚扰深恶痛绝,因而客观上很容易帮助伪军的扩大。即以现在而论,山东伪军的数量仍在日益发展。假定不能予以有力的打击,敌人的据点便没有办法收复,我们的游击战争也没法开展。这样下去,对长期坚持抗战会造成许多困难,所以这是目前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七)在斗争中夺取敌伪军武器、弹药,武装自己,补充自己。

(八)把部队的扩大与巩固联系起来。只求扩大而不求巩固,如河水之流去,缺员终无法补充;只求巩固而不求扩大,结果伤亡无所补充,战斗力也不能保持与增加,新的兵团更不用说是无法建设的了。

(九)个别扩大。在青年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教育,耐心地说服他们去参加八路军、抗日军,揭破那些专门破坏八路军、限制八路军、不准青年参加八路军的顽固行为。有些家伙,不去限制伪军的发展,而专门来限制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我们应当予以反对,并号召群众来反对之。

(庚)整军中有些什么困难呢?

(一)我们是在敌人的后方,经常处于反敌寇“扫荡”的战斗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整军,必须要克服战斗所给予我们的困难。

(二)整军的任务,需要大批的干部。要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只有大胆地提拔、培养、帮助新干部。有了大批新干部的不断成长,才能应付日益严重任务,否则是不可能的。

(三)物质困难的问题,也是整军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如经济的困难, 物质的因难,粮食、衣服、弹药的困难等。如何克服呢?我们只有与当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取得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进行工作,取得他们的积极帮助, 不断求得活动区域的扩大。还要建立正确的财经政策和制度,帮助群众搞好

生产运动等。

(四)顽固派给予我们的障碍,也值得注意。如反八路的顽固派对我们的进攻,经常制造磨擦与惨案,封锁我给养,截断我交通,驱逐我出境等。这一切倒退顽固行为,都会影响于我们的整军工作。我们必须以严正的自卫立场,来对付这种逆流。

(辛)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整军是一个艰苦的工作,须要在部队中,上至指挥员,下到伙马夫、小勤务,从军事指挥机关到政治指挥机关,由党员到群众,进行热烈的深入的动员工作。

(二)整军与作战要联系起来。我们是经常处在反“扫荡”的战斗环境中作战、游击的部队,在战斗中必须适时地整理部队。反之,不去作战,只顾整军,也是不行的,事实上无一块地方允许如此。应该是整军不忘打仗, 打仗不忘整军,二者不可分离。

(三)善于找出时间,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在经常的战斗环境中,时间是稍纵即逝,所以要抓紧时间进行整军。整军的时间性是有限制的,所以时间的具体分配与利用,亦甚为重要。

(四)总结整军的经验。在整军工作的过程中,应该有阶段性的或有期间性的作出结论,使各方交换经验,相互帮助学习,纠正缺点,发扬优点, 增大工作的效能,推动工作的进步。

(五)建立讨论计划、检查督促、总结报告等工作制度。对于上级的命令指示,要深入地了解与定出具体计划,坚决执行;对于工作中的优、缺点和经验教训,要适时地总结;对于下级的工作情形要适时地了解,适时地予以指示推动;要根据实际适时地修正计划,充实工作计划内容等等。这些制度,须确实地建立起来,否则各部门工作将会出现自流现象,决不能求得工作的进步与任务的完成。

(六)最后是党的工作,党要保证整军工作的顺利完成。要扩大党的组织(尤其在连队中),党内须首先进行深入的动员,有计划地培养党内干部, 切实充实和建立党的支部工作,加强党的教育,发扬党的民主,正确开展反倾向的思想斗争,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各级军政首长要定期向党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听取党组织对自己工作的评价,勿以行政关系代替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整军任务的完成才有确实保证。

(壬)我们的口号是: 1.主力兵团正规化。2.地方武装基干化。3.游击队组织化。4.自卫团

普遍化。5.党的领导绝对化。6.战斗力顽强化。7.行动积极化。8.生活艰苦化。9.纪律严肃化。

(癸)附带解释的几个问题:

(一)正规化的标准与条件:

  1. 编制与装备的完善和改进。2.军政理论与技术水准的一定高度。3.光荣的优良的传统作风与制度的保持、继续与发展。4.党性、阶级性,党的绝对领导作用的提高。5.战斗力要顽强化。

(二)基干化、组织化的标准与条件: 1.须有合理的组织与编制,2.须有一定的军政理论的水准。3.保证党

的领导或政治上的正确领导。4.须有严格的纪律。5.须有与群众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

(三)自卫团普遍化的标准与条件: 1.不使一个村庄没有自卫团的组织。2.地方的共产党员应积极的先加

入自卫团,起领导作用。3.散藏在民间的一切武器,都应拿到抗日游击队自卫团去抗日自卫。4.自卫团的组织,不仅仅只有个形式,而必须有工作的内容。

注 释

[1]山东纵队,即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山东人民抗日武装为基础成立的。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

[2]鲁南,位于山东省南部的一个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间, 徐向前在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时,山东有胶东、清河、鲁中、鲁南、滨海、鲁西等根据地。[3]联共党史,即苏联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4]一二九师,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张浩、邓小平先后任政治委员。

[5]《大众日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

[6]和平建国军,汪精卫投降日寇,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收编国民党投敌部队组成。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山东等省敌占区,配合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孙祖战斗的总结①

(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孙祖战斗[1]是山东纵队在坚持山东抗战,反对日寇“扫荡”的无数次战斗中的一个战斗,也是山东纵队与敌伪的许许多多战斗中,在其组织性、计划性与顽强性上说来,比较更接近于正规化性质的一个战斗。

这次进攻孙祖的日寇,是由沂水、朱位、东里店、铜井、莒县五个据点里的敌人纠合起来的。除伪军外,日军约四百余人,由沂水敌酋渡边中佐亲自指挥。敌寇这次的进攻目的是企图摧毁岱庄,孙祖等地的我民主政权,打击我军及友军。该敌满以为“皇军”所至,望风披靡,结果实出敌意料之外。四百余日寇死亡过半,残敌百余人乘夜逃窜,这对敌寇有生力量是一个严重消耗,对其疯狂无忌的“扫荡”气焰是一个严重打击。

现在,总结一下孙祖战斗的经验教训,主要偏重于一些战术上的问题, 尤其是把实战与战术原则联系起来谈一谈。

关于对敌情的估计与判断,以及战前的准备工作

据十四日的情报,敌据点铜井有从沂水、莒县方面增来的敌人。同时朱位亦有增敌。铜井之敌当夜向依汶出动;朱位敌亦南下,

占岸堤,袭击我沂水五区区政府及游击队后,折而东进。铜井敌占依汶, 袭击安保庄后,两路敌人于十五日上午十时会合于牛王庙休息。我们在当时估计敌人西进的可能性小,在该地设据点的可能性也不大,最大的可能性为继续向岱庄、孙祖“扫荡”,尔后再转回铜井。这是根据各种条件及对敌人的可能动向来估计的。此外,估计敌兵力只有四百余人,力量不大。岱庄、孙祖地形便于埋伏,群众条件又极好。所以,最后定下了消灭这股敌人的决心,但仅有决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周密的布置,并集中最大优势的兵力。因之,星夜调第二支队一部北上,同时集中了第五支队的交通营。这样,就在兵力对比上造成了优势。埋伏地点选在孙祖与铁峪一带,在这一带,我们早就把围寨拆去,而两边又都接连山地,既易于埋伏,又易于突击,地形的选择也是适当的。

因此,我们说这次胜利是按照我们的预期与估计实现的。这也证明了战前对敌情估计与战斗的准备工作是否准确,对于战斗的胜败是有决定意义和作用的。

关于战术和战斗动作上的一些问题 1.侦察、搜索、警戒。这次战斗,对敌情的侦察一般说还不错。如我们

侦察队的活动成绩很好,群众也对我们帮助很大。但下级干部在战场上的动作却不能令人满意,且有很大的缺点。当我们把敌人围困在孙祖的时候,就估计了各种情况,如铜井未增加敌人,别方无新情况,孙祖敌困守待援的可能性不大。敌人很可能乘夜向北或向东突围,其中向北突围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我们在孙祖以北布置了截击部队,以便乘敌退却中彻底消灭之。在孙祖附近,因为一个连的侦察搜索不严密,加之部队在两日夜战斗中的疲劳未克服,致被敌人偷偷地逃脱了。我们在孙祖北面山上派有部队埋伏,企图在敌人通过山区隘路时,配合追击部队予以夹击而歼灭之。但因侦察搜索疏忽, 且没有充分警觉,敌人打信号枪时,我们的步哨还以为是天上的流星。加之

① 这是徐向前在八路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干部会上作的战斗总结报告,原文最早刊于《山东八路军军政杂志》上,一九八五年经本人同意摘要修改后重新发表在《军事历史》增刊第一期上。

夜间部队布置的位置不适当,使截击落空了。还有,我迂回袭击铜井的部队, 原拟在袭下铜井后,西返截击孙祖敌于途中。但因夜间动作的困难与我焚烧铜井的火光被敌发现,敌临时改变了退路,使我截击企图又未实现。

总之,这次孙祖之敌本来是可以全部歼灭的,因为我们侦察、搜索、警戒的动作有了上述缺点,致使这次战斗未能取得全部的胜利,这是一个教训。

  1. 通信联络工作也有很大的缺点。例如敌人由铁峪东进的时候,南面山上的部队在敌脱离铁峪庄子后,即迅速占领铁峪,形成三面包围敌人的阵势,

    这本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形势。可是,我们埋伏在孙祖北面山上的部队,由于指挥员不机动,同时也由于通信联络不好,记号的规定不准确,致把三面包围夹击的机会错过了。同时,在夜战中,我们的通信联系也不熟练,被困在孙祖的敌人退却时,我追击部队不能适时出动,落后了一步,在朦胧的暗夜中失脱了敌人的踪迹,因而敌人得以乘机逃窜。

  2. 乘敌出动迂回敌后,反袭敌之据点。这次铜井之敌大举西犯后,铜井守敌自必减弱,警戒亦必疏忽,乘暇捣隙,良机在此。当将敌“扫荡”部队在孙祖、铁峪间击溃,围攻残敌于孙祖时,我某部抓紧敌之弱点轻装急进,

    直袭铜井,所以能一战而攻入寨内,捣毁敌人巢穴,烧毁敌人仓库,歼灭了该地守敌。此即所谓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代价小而胜利大。这样的战法应在各级指挥员中大大发扬。

  3. 火力与突击的联系。一般地说,山东纵队各支队的火力是最贫弱的,

    主要原因是武器窳劣,弹药缺乏,加之一般指挥员对火力的组织又不熟练等, 所以,我们的胜利,一般地说,不得不靠指战员在战场上短促突击和英勇肉搏。但是我们还应该知道,火力的优劣,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还有它相对的一面。就是说,虽然在全局上我们的火力是劣势,但在某一点、某一瞬间, 我们如善于组织配备和使用火力,把火力集中在最紧要的地点与最紧要的时间,还是可以在某一点上形成优势的。而且这种火力优势,每每在敌人不防备和惊魂丧胆、手足无措之时,会使敌人遭受更大的杀伤。所以,在决定胜负的时机,造成绝对优势的火力后,事先一枪下发,注意隐蔽,一到有利时机,采取突然的短兵火力袭击,在几分钟的瞬间,各种火器象暴风雨般地给敌以极大打击和杀伤,紧接着在敌人惶恐失措,队伍混乱,死伤狼藉之际, 在其火炮未曾就位,机关枪未曾射击之前,我即迅速投入冲锋,进行肉搏, 予以彻底歼灭。这是我们在现阶段装备下和现阶段的物质条件下进行战斗的基本特点。处理好火力与运动,物质与精神的辩证联系,才是科学的战斗。假使我们每个指战员能够熟练地灵活地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4. 追击动作。我们说攻击时等于下本钱,放血债,追击时等于讨还血债,

    赚大利,这是很有道理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与迅速猛烈地打破困难,不顾一切,克服疲劳,果敢追击,才能求得彻底歼灭敌人。这次追击动作的主要缺点是迟缓,不猛烈。此外,由于敌人退却时经过的地带,我们没有很好地组织群众适时报信给追击部队,更没有组织游击小组有力配合,致使追击部队夜间莫辨敌人退却道路,无法猛进,这些都是导致残敌还能逃脱的原因。我们以后应深刻研究追击的动作。同时应注意组织与教育群众在战斗中与部队取得密切的配合,以群众的游击战配合军队包围和歼灭敌人。

  5. 夜间动作。在这次战斗中,夜间动作也不熟练。例如十六日夜向敌冲锋时,由于联络不切实,队形不适当,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而且已经缴获

到手的胜利品又被敌人夺回。所以我们还须用极大的努力加强夜间动作的训练。近来敌人对付我们游击队也时常采取夜间运动与袭击的战术。要战胜敌人这种战术,我们须避长击短,利用夜暗,运动和袭击敌人,以我之夜制敌之夜。

  1. 机动。部队实行机动,干部首先要了解自己的任务和目的是什么,同时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注意可能发生甚至是急剧发生的临时情况和变化,

    并找出最好的处置办法,抓住有利条件,按照受领的任务及上级指示的原则, 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完成任务。例如这次孙祖战斗的追击部队, 原估计到铜井已被我攻克,孙祖退逃之敌必更心慌意乱,不敢顽抗。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猛烈追击,以求得与我攻铜井的部队前后夹击,彻底消灭敌人。这就是说,每个指挥员应当首先认清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怎样能够消灭敌人,就机动地去创造这种可能和利用这种可能,而不是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机械地守住原来的命令不放,又如当敌人进到铁峪时,我埋伏不动,使敌无从知我所在,即所谓“静如处女”。当敌离开铁峪村进到孙祖、铁峪间平坦地时,我伏击部队先以一部迅速抢占铁峪据点,造成以后突击敌人于无险可守的平原地上的有利条件,即所谓“动如脱兔”。这是当日作战胜利的第一要着,它是以果敢的机动性来完成的。反之,如拘泥形式,等待命令,那就会失掉这次歼敌的良机。

关于技术上的一些问题 1.我们好多战士的射击技术仍不熟练,因而不能发挥武器最大限度的效

能。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大半的枪支太陈旧,或者是土造的。枪本身的精确性太差。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对部队射击、瞄准和武器使用的教育与训练不够。我们的口号是“一颗子弹打死一个敌人”,但在实际战斗中,与这个要求相差太远了。对于手榴弹的使用,要求抛得远、打得准。这点做得仍然很不够。至于刺杀动作更差。应该知道,我们的步兵武器只有步枪、手榴弹、刺刀三件。我们对仅有的这种落后装备,需要多下苦功夫熟悉,经常不断地进行练习。把这三件武器使用纯熟了,充分发挥其效能,这对于部队的正规化和战斗力的提高,是有很大意义的。物质是死东西,需要加上活的人力, 才能发挥效能。精神与物质统一,才能使两者的威力发挥到最高度。

  1. 这次战斗,我们的干部战斗不善于利用地形,并且还表现出两种相反的不正确的做法:一种是不求隐蔽身体,以为隐蔽身体是怕死,不勇敢;另一种是,有些新战士没有实际战斗的经验,只顾隐蔽,而不注意发扬火力。这都是应该注意纠正的。要使干部战士懂得,利用地形的目的,是在隐蔽身体,发扬火力,力求予敌以大的杀伤,减少自己的损失。

  2. 在重要的支撑点上没有构筑临时的简单工事。如九子峰是这次战斗的决胜点,我们能保持九子峰,就能顺利地掩护攻击,消灭敌人。敌人如果占领了该山,即可掩护其安全进入孙祖。因之,九子峰就成为敌我必争之点。但我们为了不减弱突击力量,只能以少数兵力控制此山,并以构筑工事来补救兵力之不足。可是,控制该山的部队却没有利用山之棱线,迅速构筑简单工事,结果在敌人为了打开一条出路猛攻九子峰时,我不仅不能利用地形及工事予敌以更大的杀伤,反使自己遭到不必要的伤亡。部队中存在着的这种游击战和运动战是绝对不筑工事和不守工事的偏向,今后一定要加以纠正。

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保证问题

在战场上,尤其在连续的日夜战斗中,以党政工作的保证克服疲劳现象,

发挥顽强性,努力在最后五分钟扩大战果,争取全胜,是非常重要的。这次由于政治工作的努力,保证了急袭铜井的成功;又由于政治工作保证的不够, 部队的疲劳现象未能及时克服,搜索不严,截击不周,致使退守孙祖的残敌得以乘夜逃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一真理是经过无数次的实践证明了的。今后一定要努力加强战时政治工作,以保证部队克服困难,克服疲劳,发扬顽强性和坚韧性,争取战斗的胜利。

总括上面所讲的,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战斗前要有详细的计划、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每个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就在于冷静地考虑,果断地动作,指示要具体,部署要周密,并从各种情况的可能变动上来估计与分析问题,给予下级以极大的机动的便利,勿以死的公式来限制下级的创作。

二、要保持秘密迅速、坚决猛烈和干脆的战斗动作。这是运动战、游击战,尤其是进行伏击战和袭击战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我们在华北敌后, 以内线对外线,以劣势对优势,粉碎敌之“扫荡”,截断敌之交通,具体地运用这一战术原则,更为必要。

三、要克服一切困难,从困难中找出胜利的因素,创造出胜利的条件; 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

四、要确实健全党政工作,尤其是战时的党政工作。如提高战斗情绪, 蓄养朝气,增强坚持性、顽强性,发挥战时供给卫生工作的作用,克服疲劳现象,消除失败情绪等,这些都是保证战斗胜利的基本工作。

五、要取得群众的自卫团和游击队的密切帮助与配合。认识群众力量的伟大,一切依靠群众,不仅在平时,尤其在战斗中,均须取得人民群众的配合与帮助。这是坚持持久战,取得胜利的基本因素。

孙祖战斗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很多同志用鲜血写成的,是他们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的献礼,我们应当郑重地接受这些宝贵的财产。

注 释

[1]孙祖战斗,指一九四○年三月十六日,徐向前亲自指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等部,在沂水西南孙祖地区歼灭进犯之日伪军的战斗。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一百九十余人。

山东抗战现状及其前途①

(一九四○年六月)

记者:徐将军年来领导山东八路军转战齐鲁〔1〕,成绩辉煌,希将战争经过情形赐告一二。答:正如一般人所知,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从武装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自从韩复榘〔2〕不战而退出济南、泰安,山东全省陷于混乱之局,山东地方八路军游击队即率领广大人民与日寇、汉奸作了殊死的斗争,开始建立了泰山、胶东等大大小小的游击根据地,获得不少的成绩。以后这些地方八路军游击队得到主力的援助,在与日寇血战中壮大了自己,坚强了自己,成为支持山东抗战的主要力量。说起山东八路军的成绩,我手头材料不多,还不能作一个总的统计。记得总计到今年一月为止,将近两年, 山东八路军作战次数是一千七百三十三次,计消灭敌伪二万零九百余人,内有日寇官佐联队长以上十八名,大佐以下一百三十八名,俘掳敌伪军二千四百二十七名,同时更大量损坏了敌人的铁道、公路交通,爆破火车头三十五个、汽车五十四辆、兵舰一艘、火车站二十个、汽车站十八所,缴获数目也是很多,这里可不必细举。总观在我军战略防御、敌人疯狂向我正面进攻的时期,山东八路军做到了配合全面作战,完成阻止敌人进攻的任务。及至进入相持阶段,敌在后方以“扫荡”敌后为主,我们更胜利地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如鲁西的陆房、梁山战斗〔3〕,胶东的青阳、莱阳战斗〔4〕, 鲁南的五井战斗〔5〕 、孙祖战斗、青驼寺战斗〔6〕,鲁北的刘家井战斗〔7〕等,以及其他许多战斗,都相当大的打击、消灭了敌人。鲁南打击过敌人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胶东打击、粉碎过敌人三次大“扫荡”,同时泰山区也粉碎过敌人的十一路围攻,粉碎了敌人连续的大“扫荡”,鲁西曾经打击过敌人许多次的进攻。两年多中间,我们曾经收复过郯成、掖县、莱阳、栖霞、福山、范县、濮县、冠县等县城。同时,我们在山东敌人的“扫荡” 与我们的反“扫荡”中,打击了敌人扩大伪军建立伪政权等“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阴谋,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坚持与执行了山东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路线,反对了倒退的逆流,进一步促进了山东抗日各阶层的密切合作,开展了山东的统一战线工作,而且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对于顽固派限制、破坏与摧残进步力量和反共、反八路军的罪恶行为,也作了严正的斗争。

记者问:山东抗日根据地现阶段的情况怎样?

答:山东虽然充分具备着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比如有丰富的物产,优越的地形,有三千八百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又经过进步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抗日的军队——八路军、东北军,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将近三年的奋斗,但严格说起来,直到今天山东还不是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抗日及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比如泰山区、抱犊崮山区、沂蒙山区、冀鲁边区〔8〕及胶东蓬莱、黄县、莱阳、掖县等地区,共产党八路军及一切进步力量比较大,根据地则巩固。其他地区进步力量还很薄弱。第二, 在目前的新阶段中,山东的“反共”,对于进步力量的限制、摧残和破坏, 反共反八路军反民主反进步的罪恶行为,仍然很严重。第三,敌人对于山东的进攻一直没有放松过,今后敌人的军事政治各方面的进攻更会一天比一天加紧。虽然我们曾经给过敌人不少的打击,但根据今天敌我具体条件,还不

① 这是徐向前与新华社记者袁勃的谈话。

能粉碎敌人的“扫荡”。敌人的据点,我们只能临时收复一部,还没有全部克服的力量。某些地区还在增加困难。第四,山东的抗日军队八路军、东北军,山东的群众性的广泛的游击战争,虽已有了大大的开展,但一般说,目前要转变山东局面,这些抗日军队和地方人民武装在数量和质量上尚须大大的扩大与提高。第五,山东的民主政权在奋斗中建立了基础,已经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但民主政权是经常处在敌人的疯狂“扫荡”及与反共分子的搏斗的情况下面。特别是山东的旧势力不合抗战要求、违反三民主义的旧政权,千方百计对民主政权施行摧残、破坏,使民主政权受了很大的限制。第六,山东的抗日民众运动团结了山东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团结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工农青妇学生儿童各界救国会,直接配合军队和政权做了许多抗日工作,打击了山东顽固派妥协投降的阴谋企图;但山东有三千八百万人民,从比例与需要上说,真正组织到这些抗日团体中的数目还不算大,大部分人民还在敌人汉奸欺压之下。根据这些条件, 山东目前一般情况,与在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已经逐渐巩固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落在后面。所以我们今天的山东还不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还要求我们更大的努力,使山东抗日根据地更进一步的坚固起来。

记者问:山东不能很快的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原因在哪里?

答:主要的原因,是山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固与扩大的不够,山东的反共派在反共反八路军的口号下面,实际上帮助了敌人,阻碍了各阶级的团结。同时,打击敌寇政治进攻的阴谋,向群众深入的揭发和教育,有些地方也是不够的。这是山东不能转变到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主观上的原因。

记者问:在这些情形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前途如何?怎样才能转变到更有利于抗战的局面。

答: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地说,山东这个地区在各种具体条件上,还是能够造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山东根据地有着光辉的前途,但这一定要经过比较长期困难的过程,必须做好以下各种工作:第一,坚持团结山东的进步力量,反对任何分裂倒退的行为,扫除破坏山东根据地的一切障碍。第二, 巩固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长期合作。第三,巩固和扩大山东的民主政权及抗日民众运动,确实实现三民主义,实行进步法令,改善人民生活。第四,扩大进步的党派——国民党与共产党,扩大进步的军队——八路军、东北军,以及那些真正反对“扫荡”,打击敌人的一切地方武装。第五, 动员山东一切力量,粉碎敌寇的一切阴谋进攻。第六,以大公无私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光明态度,以抗战第一、进步第一的正确方针,解决山东的磨擦问题。

抗日军队及广大人民都深切感觉到,坚持敌后抗战,一定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是抗日民主政权,通过各地人民在民主选举的热潮之下,蓬勃地开展起来,恢复了我国的行政力量。这些抗日民主政权,实现了抗战建国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施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主张,团结山东各阶层,调剂了各阶层的利益,坚决领导了山东广大人民的抗战,真正树立了谨严、俭朴、廉洁、吃苦耐劳的作风,接近了广大群众。各县县长、区长带游击队与敌人作战的英勇模范榜样,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牺牲精神,提高了人民胜利的信心。真正发动了广大妇女的参政运动,真正做到了帮助抗日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正因为有了这些成绩,代表了民族与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些抗日民

主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没有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要坚持山东的敌后抗战,创造山东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不可设想的。

因为民主政权的一切政策合乎广大人民的需要,所以它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在敌人据点附近,一些工作人员,得到群众掩护,经常坚持工作, 民主政权得到了敌占区人民的支持。泰山专员赵笃生,泰西专员张□南,为各地群众呼为“救星”。过去一部分人反对民主政权,但在我们艰苦奋斗的感召下,也转变态度,表示钦佩。别的区域的人民经常盼望八路军,盼望获得民主自由。旧政权之下的人民一般希望他们能实行民主的办法,我们也诚挚的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人民的要求。因为不实现民主,想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敌后方既然要抗战,如果要把人民双手紧紧地束缚起来,那只是为日本所希望,为敌人所喜欢。

记者问:按徐将军所说,民主政权的开展,民众运动的加强,是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条件,不知目下山东民运情形怎样?

答:山东人民是在反“扫荡”、反退步、反磨擦中间组织起来的。开始时期,部分地区的党派和进步军队的力量,还处在顽固派的“老百姓不能抗日”的口号下面,致使民众运动处在沉寂的状态中。但有些地区在济南失陷后,即积极组织了抗日军队,建立了人民自己的组织,如鲁南、胶东、冀鲁边区、鲁西北等地。但山东民运的大开展,则是在敌人几次大“扫荡”之后。由于进步党派和进步军队的号召,民主政权的推动,山东民运形成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的局面。在去年六、七月鲁南大“扫荡”以前,山东顽固派把所有人民抗战组织一律解散,企图以包而不办的空洞的无群众基础的官办“群众团体”,代替真正群众自己的组织。结果经不起敌人的大“扫荡”,形势一严重,即消踪匿迹,逃得不见踪影。这更使得山东人民认识到如不组织起来,是不能生存的。因之,工、农、青、妇、儿童、学生等救国会和人民自卫团等,才风起云涌地建立起来。

从此以后,群众不但有了组织,并且武装了自己,经常配合军队作战。如山东工人支队,在胶济路上经常袭击敌人,破坏铁路,配合军队积极行动, 夺取敌人的枪械来打击敌人。泰山区的自卫团作到了配合抗日军作战,马家

□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孙祖战斗中,老太婆、小孩送饭烧水,把军队负伤同志们的枪拿来打敌人。山东人民配合部队袭击敌人据点的事例,多不胜举。鲁西的坚持平原的游击战,铁丝网一样纵横的路沟,比运河的工程还大, 那都是山东人民的血汗成绩。泰山山区的人民,以严密的组织,经常实行戒严,敌探汉奸很难打入那个区域。在山东广大人民的觉醒下面,在将近三年的血的经验中,我们可以说,任何倒退力量,阻碍不了抗日民运的展开。今天,山东抗日民运不但发展了,而且已经走向了统一。尤其是最近山东全省参政会的成立,国大代表的选举,说明山东三千八百万人民,已经知道要生存要自由,需要走哪一条道路。

注 释

〔1〕齐鲁,指山东省。〔2〕韩复榘,抗日战争初期,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3〕陆房、梁山战斗,陆房战斗指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至十二日第一一五师直属队、第六八六团大部及津浦支队等部,在山东省肥城东南陆房地区的突围战斗;梁山战斗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第一一五师警卫营等部,在山东省郓城西北梁山地区伏击日军的战斗。

〔4〕青阳、莱阳战斗,青阳战斗指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一部,在平度城北的大青阳击退伪军赵保原部的战斗;莱阳战斗即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击败伪军刘桂棠部,解放莱阳城的战斗。

〔5〕五井战斗,指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在临朐西南五井歼灭进犯之日伪军的战斗。

〔6〕青驼寺战斗,指八路军山东纵队某部在临沂县青驼寺打击日伪军的战斗。

〔7〕刘家井战斗,指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八路军纵队第三支队在山东省邹平北刘家井子击退日军进攻的战斗。

〔8〕冀鲁边区,指津南、鲁西北以乐陵、南皮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旧式地方武装①

(一九四一年五月)

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一般旧式地方武装共同抗战的问题,是目前我们一个重要的迫切问题。

这些武装,——如民团、警察、保安队及各种会门武装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不论在我们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周围,有很大的数量存在着。日寇和汉奸曾用不少的力量以及各种阴谋手段,企图诱胁他们当伪军(事实上,现有的伪军,成分上绝大多数是这些武装变成的)。同时抗日营垒中的亲日派、投降派,为要并吞实力,准备自己投降反共的资本,他们也采取与日寇汉奸相类似的政策。在这样情况下,这些武装都有可能不自觉地走到更黑暗的路上去,这对于抗战并对于他们自己前途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新四军,是最忠实于抗战事业,并始终是以至仁至义的态度爱护一切朋友的。为了加强抗战的力量,争取和拯救旧式武装到光明路上来,这是摆在我党我军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怎佯来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战?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什么? 这些武装一般有以下一些主要的特点:

一、他们一般原是地方上旧势力的工具,同时在投降派顽固派一贯的麻痹政策和武断的宣传下,对我党我军抱着相当深的成见,但这些成见也不是永恒的或不可能消除的。

二、他们内部组织成分相当复杂,同时存在着很多旧社会的恶劣传统和习惯。他们上层的分子,一般是凭封建的个人情谊的拉拢,存在着升官发财的思想或是英雄的色彩,因之他们上下层之间及上层中间往往是意见不一致的。

三、他们一般是地方性较大,调动整训不易,接受进步思想迟慢。但他们在日寇侵略与压迫之下,民族意识和抗日的正义感,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滋长着。

这些特点,说明了争取和团结他们有很大的困难,但一般说来,困难亦是能克服的。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凡属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 而愿意同我们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我军共同抗战者,我们应一律欢迎并予以下列的保证:

一、与八路军新四军之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二、不缴枪。

三、不改编,保持其原有干部与编制。为适应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 而在组织上必须适当的调整时,亦应先经过其同意,而不应勉强。

四、帮助其进步。

这就是从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总方针出发,得出的对这些武装应有的方针。

由于我们坚持这样的方针,他们中间不少的人,已经从暴力的压迫与旧势力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了。而且从不断的战斗中锻炼出了许多优秀的指战员,成为今日坚持敌后抗战的支柱的一部分。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方针是

① 本文原载一九四一年五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八期,收入本书时文字上作了修订。

正确的。只要我们正确地执行这一方针,加以深入的教育,他们从旧社会中带来的一些弱点,是能够逐渐克服的。如何正确实现这一方针?亦就是说, 如何来把握这一方针的原则而具体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从各地以往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这些武装一般是存在着上述那些落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不是完全不可改变的,因此,首先要在我们的观念上,承认这些特点,并承认改变这些特点是一个很艰苦的较长期的过程。

基于这点,所以我们对他们争取和团结的各种方法方式,不能操之过急, 而把问题简单化,不能单凭主观的愿望,或以我们老八路长期积累的各种光荣传统和制度、作风等来度量他们。同时,也不能放松对他们经常的宣传教育与工作的领导,而应从耐心的艰苦的说服精神出发,克服其各种弱点,争取其一切可能进步的发展条件,纵然这样的条件最初很微弱。这是在实行争取和团结他们时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第二、应从他们现有的政治水平出发,来注意教育他们和逐步提高他们, 因此,适当的迁就与让步是必要的。这种必要的迁就和让步,表面上似乎是消极的后退的,可是实际上是积极的前进的。迁就是为着提高,让步是为着诱导其进步。我们某些同志往往对这一层了解不够,往往单凭主观出发,认为他们既然来抗日,就应当完全和我们一样——生活上既要同甘苦,政治上有缺点,即须无条件的批评斗争,把任何迁就和让步都看作是不许可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脱离他们。我们有些同志这方面的缺点不少。

可是也有一些同志不了解什么是原则,以及怎样掌握原则,于是表现一些无原则的迁就让步。例如,在政治上对他们采取放任态度,以为他们某些恶劣传统积习难改,于是让其自流的发展,而不去积极的教育推动其进步, 结果徒然助长他们的落后意识的发展,这也是极端有害的。再如,不善于在政治上来帮助其逐渐进步,而企图在生活上以单纯的经济观点来维系他们(当然对这些武装的生活改善和一切生活上的关心,是必要的),不了解这是最不可靠的办法,更何况我们没有可能完全满足他们这方面的要求呢。即使有可能,用这一套旧势力和没落阶级的代表惯用的把戏来对待他们,也不是我们对同盟者应有的爱人以德、待人以诚的态度。

第三、正因为这些武装是在旧社会与旧势力的扶持下长成的,封建落后的思想感染很深,因此在组织问题上,同样不能要求过高,而应在其政治逐渐提高之后,在其自觉自愿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调整和建立各种组织制度。

例如,关于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问题,他们最初一般认识不够,往往采取拒绝或怀疑的态度。可是只要我们不采取随便改编的方式,在他们政治水平逐渐提高后,组织制度的建立问题,是有可能顺利解决的。只是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层,想一下子把我们老八路的一整套制度生硬地加在他们身上,这自然会引起他们的误会、不满,甚至脱离我们。

再例如,对于这些武装中的一切宗教、迷信、帮口〔1〕等组织,我们的基本方针固然是要消除的,但我们应认识这些封建落后思想和组织,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因此,同样应从实际斗争和教育入手,在政治上提高其一步之后,才能逐渐破除。我们同志往往过于急躁,不了解这需要相当的过程, 而生硬的采取否定的态度,于是影响这些部队的顺利整训和改造。

第四、为要争取他们与我们共同抗战,共同前进,我们应善于具体分析

他们本身内部中间各种分子不同的政治水准,而使其先进者推动落后者一同前进。不论上面所说的关于教育问题或部队建设问题,他们中间的分子常常是意见不一致的,因此不仅要进行一般的说服教育,而尤须经过那些进步的来说服与影响其他进步不够的,同时对那些极少数的坏分子,也不应采取简单的排斥方式,而应本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态度来挽救他们。

我们的同志往往不了解这点的重要,不善于培养和教育那些进步的分子,使他们利用其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以推动这些部队的进步。同时,我们同志也往往对他们具体了解不够。例如在这些部队中的进步分子,一般是积极的想前进的,但他们一般是易犯“左”的偏向,不顾及当时情况而过于突出。而我们个别同志有时又以为你既是进步分子,既然同情和拥护我们,就应坚决的反对那些落后分子,这样更助长了那些进步分子“左”的意识,结果引起他们部队中的落后分子的怀疑和忌恨,最后被排挤出去而不能立足。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注意他们中间各种不同政治水准的分子,同时防止进步分子的“左”的倾向,使他们耐心的艰苦的帮助教育落后者,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五、对这些部队的军政纪律与战斗行动上,我们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教育说服他们,并应善于等待和帮助他们以其自己的经验,来认识我军的特点及与群众血肉不可分离的重要性。

关于一切抗日部队的军政纪律和战斗行动,原则上我们是要求积极提高和必须坚决完成战斗任务的。可是对于这些武装,最初我们同样不能要求过高,应认清他们纪律的较差与战斗的不积极,在初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那些狭隘的宗派观点,对这些部队采取轻视鄙视的态度,是完全不对的, 甚至因轻视与鄙视他们,而对于他们的发展前途,就采取了否定的估计;不但不积极地帮助其发展,甚而限制其发展;或认为不可改造时,而出之于解散缴械一途,或把其中的首领分子单纯的排挤走或处罚。那更是错误的。这样无疑使已来者惴惴不安,使未来者裹足不前。因此,从教育上,从行动的配合和帮助上,从我们的模范影响上,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上,来提高其纪律性和战斗行动的积极性,这是必要的原则。经验证明,我军中已有不少这样的一些转变过来的武装,他们已经成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他们中间若干首领分子,现在已经成为我军中优秀干部的一部分了。

第六、为着更有效地克服这些部队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各种弱点和缺点,发展其长处,适当的鼓励是必须的、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应认识他们有各种难免的弱点和缺点,应不怕他们有许多弱点缺点,只要他们能改正一点或半点,而表现了一种好的,便是进步的因素。发展这个新生的因素,激励其进取的信心,就可能克服其他各种弱点和缺点。

我们某些同志往往只看见别人的坏处和弱点的一方面,而忽视他好处与长处的另一方面,甚至有的专找别人的缺点弱点,予以过分的批评或打击, 仿佛以此来显露自己的高明似的。殊不知道这样是不能争取和团结同盟者的。当然,无原则的表扬与鼓励,流为虚伪的应付,也是不对的。

适当的表扬其优点和长处,鼓励其进步,那怕是极小的进步,同时也就是为着克服其弱点和缺点,是提高他们政治的组织的战斗的积极性最好的方法。

总之,为要贯彻实现我党我军关于争取和团结这些武装的方针,以求扩大抗日力量,给敌伪势力和投降派以最大的打击,最后战胜日寇,不论在这

一问题的观念上、宣传教育上、组织上、军事上,以及工作方法方式上,必须注意上述几个问题。同时,要深入地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要克服“左” 的关门主义的倾向。任何“左”的或右的倾向,都会使这些武装脱离我们, 对我们发生敢望而不敢接近的观感。在这样问题面前,可能有个别同志不虚心的检讨,只看他们表面的现象,认为这些武装是无法争取和团结的,这样来把现象的发生都推诿在对方的弱点上,而忽视自我检查,于是不是对这工作得出无信心的结论,由“左”转右,便是由右转“左”,采取单纯打击与瓦解的方式,而不谈争取和团结。这些都是与我党我军的正确政策背道而驰的,结果,必然种下许多恶果。回顾以往,瞻望将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实际工作者深切注意和研究。

注 释〔1〕帮口,帮会的别称。旧中国对封建性民间团体的总称。

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①

(一九四一年七月)

一、在第一阶段的特点

(一)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中(敌人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中), 毫无疑义的敌寇是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方针。中国自鸦片战争〔1〕后已把老大腐朽的纸老虎戳穿了,以后接连着中法战争〔2〕 、中日战争〔3〕、八国联军〔4〕、“九一八”事变,东北四省毫不费力的被日寇一举手而攫下。另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束缚,国内政治经济的落后,政治上腐败的军阀封建割据的横行,亲日派的多年活动,对日寇侵略的不抵抗主义,美国的门罗主义〔5〕政策,英法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寇的软弱妥协,这一切内在外在的条件,形成日本帝国主义视中国如其囊中物,大有一举可全部覆灭中国之势。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开始时,企图在军事上一战而下中国的速战速决战略方针的历史根据。

(二)日寇为实现其战略方针所采取的手段是:在正面集中兵力准备其绝对优势的物质条件与技术条件,长驱直入直捣我中心城市,应用卡内、色当〔6〕战争的经验,采取包围战术,企图歼灭我军主力而后作城下之盟。但由于日寇的兵力不够,中国的坚持抗战与兵力数量上的优势,八路军在华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展开了广泛的运动战与游击战(虽然日寇在开始作战时由于中国军队的防截战术、拯救战术而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基本上说来敌之指导作战的中心思想,即应用“卡内”、“色当”经验包围歼灭我主力军之企图,是根本失败了的),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等各种条件,敌速战速决的方针是早已被打的粉碎无余了。日寇军阀前曾自吹可以三个师团横行中国,做着一举而消灭中国的梦。但在我抗战的四年中,业已趋于惨败的境地, 不得不变速战速决为长期作战。日寇对战争的命运和前途日益渺茫而不可测了,甜密的梦一变而为噩耗的预兆了,这是就敌之在正面作战方针而言。

(三)至于敌之在后方即我之沦陷区,它的战略方针恰恰是采取了与正面相反的方针,也就是战略防御的方针。这是因为:第一,为长驱直入,必须确保其后方联络交通线。第二,我国主要城市虽陷落敌手,而其他次要城市与广大乡村仍控制在我手中,并在战略上向敌后采取猛烈的积极的攻击, 这就使得敌人不得不把相当数量的兵力来放在后方,来对付我进攻并维持其交通。在这一阶段中,敌在战略上基本上虽是防御的方针,而在战术上却也采取了积极进攻的战术,如对晋东南、晋察冀的大围攻等。这些“扫荡”、围攻主要是企图以积极的进攻来达其消极的防御目的,以一部兵力的积极动作达其抽调主力增加到正面的企图,以主动来弥补其被动。因为消灭我军才能达其防守的目的,才能确保交通联络的安全。

这些战术上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其本质上,一方面是因敌之兵力不足, 而又不能不以相当的力量用在后方,维护其交通线;一方面是我在敌后虽举行了无数次英勇进攻战斗,而我力量还弱,还不能在整个战略上起决定作用。这样就形成了在第一阶段中敌后敌我战争之特点:在战争的全局上说来,敌我在战略上都包含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即战略上的进攻与防御,战略上的防御与进攻。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点,就不能正确地了解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造过程,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广泛展开的条件,它对正面作战配合中的伟大

① 这是徐向前一九四一年在延安作的一次军事报告的提纲,收入本书时作了必要的文字修订。

意义与作用,就不能把握第一阶段中敌我在战略特点上的全面性。二、在第二阶段的特点

(一)在第二阶段中敌寇的战略特点,是由正面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敌后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上的进攻。其表现是敌寇由华中抽调大批兵力增到华北,进行其所谓“治安肃正”〔7〕的“讨伐”和“扫荡”。在第一阶段中,敌寇虽然集中兵力长驱猛进,占领我国的国都南京与全国中心大城市武汉,但在其后方华北,却只能束缚在点与线的局势下。这一现象的持久对于敌寇是大大不利的。这一现象非但对敌寇的后方安全与交通联络构成极大威胁,而且对于国小物贫的日本,开发、利用华北资源实现其“以战养战”, 也是大大不利的。这就迫使敌寇不得不停止对正面的深入,转移兵力增到华北敌后,企图由点线的占领变为面的占领,以求得打下支持长期战争与“以战养战”的基础。我八路军、新四军之在敌后积极活动与广大民兵游击战之兴起,前有我军阻其进,后有我军拊其背,这一前后受敌、前后夹击的形势是任何敌人都不易支持的。

(二)敌人对其后方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由战略的防御转为战略的进攻是必然的现象。其理由已如上述,但敌人在华北的“扫荡”,其方式也有其特点,我且分为两个时期来说(正确与否另行讨论)

  1. 先说第一时期的特点:

第一,敌寇在其战役的组织上与战术的特性上,一般是采取合击长驱直入,先占领摧毁我抗日组织与指挥中心的所在地。

第二,占领我军所控制的主要县城与市镇。

第三,寻求我主力作战,企图聚歼我主力于某点。

第四,主要合击点指向我军的抗日根据地与我主力军所在地。

这一时期敌人对华北只有点与线的占领。敌后广大的地区与很多的城市都控制在我军手中,一般的主要城市为抗日积极活动的中心地。这些地区及其周围的各种抗日工作最有基础,敌探汉奸最难活动,对敌威胁打击最大。这就迫使敌寇不得不采用以上这种战术手段来达其目的。

这样的一个疾风暴雨的“扫荡”,在各地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很短的时间就告结束了。敌寇满以为在其所谓空军的“铁帚”所到的地方,在其优势兵力的集中使用下,在迅雷不及掩耳的分进合击下,我军与抗日势力必为其一鼓荡平,势难再起。这样,华北的广大领土与人民即可任其盘据与奴役。殊不知这一如意算盘是打错了,我军并没有为敌人所歼,反而在反“扫荡” 中给了敌人以许多严重的打击;各地抗日运动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反而更加激昂与深入。事实的结论是敌人的计划失败了,不是完全失败最小限度也是大部失败。

第一时期急风暴雨的大“扫荡”很快即告结束,而转入第二期的“扫荡” 了。

  1. 在第二期的“扫荡”中,敌之一般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敌寇确实地巩固其占领城市,增设各小据点,以这些主要的、次要的据点作为核心向外扩展其占领区,求得由点而变为面。

第二,恢复与增修交通线,封锁交通线与河海,以图割裂、缩小与孤立我每个根据地,便于敌之兵力转移运动与进行资源的掠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阴谋。

第三,特别强化了对我各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大破坏政策。如每次“扫荡”

中特别着重地组织了放火队来大烧大杀,使我各根据地陷于饥寒的困苦状态中;另一面敌人实施了经济封锁来配合其烧杀的破坏政策,使我根据地内农产品与工业品,尤其是军用品难于供给。

第四,积极地扩大伪政权,使其帮助敌寇进行军政两方面的进攻,加强其“以华制华”的毒计。

第五,强化宣抚工作,使其军事进攻与政治进攻双管齐下,软硬兼施, 瓦解我军,收取民心。此地来一个大烧大杀,造成人民的流离失所,而别处又来一个收容难民,救济难民,以示“皇军”的“恩典”。

第六,利用中国封建落后的迷信团体,如“红枪会”、“六离会”〔8〕等等,与抗日势力对立。

第七,采用了分化、挑拨抗日军内部团结政策,如在抱犊崮“扫荡”时, 先向国民党军打招呼说,皇军这次专来打八路,与贵军无于,贵军速往他处。敌寇专门打八路军、新四军,而对别的军队采取缓兵的手段,以便对我各个击破。

  1. 敌寇战役战术的特点在其“扫荡”部队的组织上与装备上也采取了新的手段:
  1. “扫荡”平原地的部队,主要是利用摩托,增大其机动能力与速度,

    在火力上一般地加强了炮兵的火力和集团装甲车、坦克车(所谓地上活动堡垒的使用)。

  2. “扫荡”山区的部队装备轻便化,加强轻炮与曲射炮,尤其掷弹筒的使用。

  3. 在部队编组上,守备部队与讨伐部队的分工(一种是偏重于防守据点的,但在行动上并不是绝对的),据点部队与截堵部队的分工,愈加明确。

    4.强化了化学兵器的使用。在我不断地打击下,敌兵员损伤甚大,攻击

精神日益衰退等,强化其化学兵器的使用以助其威,成为必然的手段。 5.敌军与伪军的混合使用。敌人每次出动“扫荡”多杂以伪军,一面补

其兵力不足,壮其声势,一面造成中国人与中国人的对立。如把此地伪军调别地,使其脱离与地方人民关联,便于忠心的为敌服务;对伪军在人民中恶感太深者,即故意缴枪,以收买人心。

  1. 敌之“扫荡”区分:

一面由于敌之兵力不足,不能同时在各地进行普遍“扫荡”,一面由于我机动力量发展不平衡和敌后地区广大,敌之“扫荡”一般说来有其规律性:

第一,一般的是先“扫荡”平原地而后山地。 第二,先“扫荡”主要城市及重要交通线地区。

第三,先“扫荡”我抗日工作最先进的地区,而后及于落后区。第四,对平原地的“扫荡”多是在“青纱帐”下去以后的期间。第五,是敌之兵力重新调动接防的时候。

第六,一种是敌之有计划有准备的主动的“扫荡”,一般为时较长,地区较广;另一种是敌之被动“扫荡”,即受到我军打击与吃亏后专门来报复的,这种“扫荡”一般为时较短,区地较小。

  1. “扫荡”的连续性与残酷性:

敌人开始“扫荡”的时期,因为刚安设据点,我之活动地区大,交通不便,情况不明,敌人合击点距离较远,组织一次“扫荡”是比较费劲的,所以“扫荡”与“扫荡”间隔时间一般比较长。后敌安设据点、增修公路,使

我之活动地区缩小,敌之合击点距离缩短,对我军情形及地形亦较明了,故每次“扫荡”与“扫荡”间隔时间也缩短。敌之“扫荡”也可说是愈来愈紧, 有的地区是频繁不休。敌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其残酷性也日增无已。在我反攻阶段未来(按整个的抗战局势说来),敌我力量未起绝对变化以前,敌后敌人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会连续下去,会愈来愈紧的。

  1. 敌以游击战来对付我之游击战:

敌人想以正规兵团的战法来消灭我之游击战,是一种幻想。象虽大,但是叫它对付一个猫子的时候,它并不能取得胜利,反会吃亏的。何况拿一个象来对付无数的猫子,其胜负之分不言自明。敌人总结教训后,也深深知道了这点。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套以敌之游击战来对付我之游击战的办法(这也可说是敌人在战术上的一个转变)。这一套办法(战法)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抓住我之弱点,攻我之不备。

第二,分兵防堵各要点,缩小我活动转移区,并由远距离以急行军的姿态向我袭击。

第三,利用夜间接近我军住地(或阵地),在拂晓前布置包围完毕。拂晓后开始攻击。

第四,故意走曲折道路,迷惑我之视听,对我进行包围袭击。在袭击中着重打击我指挥机关。

第五,以多次外围小合击,先扫清我外围活动的小部队,并防止我主力向外围转移,迂回我于内线,最后集中兵力多路的向心的猛击我主力所在地, 企图聚歼我于一地区。

第六、以小部队向我佯攻,主力设伏在我军可能的退路上,企图突然进行袭击。

第七,对村落战强调毒化(因敌兵攻击精神差),并以装甲车、汽车、坦克车作正面的卫击。

注 释

〔1〕鸦片战争,指一八四○年——一八四二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又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2〕中法战争,指一八八四年——一八八五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

〔3〕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又称“甲午战争”。

〔4〕八国联军,指一九○○年由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侵华联军。

〔5〕门罗主义,指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对外政策,主要内容是: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

〔6〕色当,法国东北边境的城镇。

〔7〕治安肃正,指侵华日军为保持占领地的安定,而确立的作战基本原则。“肃正”一词,不仅指日本侵略军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

〔8〕红枪会、六离会,均为民间的封建会门组织。

建设根据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 改进党败军民关系①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是我们检讨边区工作的大会。要把过去的工作作个总结,把以后的工作方针和办法,确定出来。贯彻这样的方针,我们就要拿起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我现在说的问题,就是在边区〔1〕怎么样建设根据地?怎么样来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怎么样来改进我们党政军民的关系?在大会的检讨中,互相批评中,自我检讨中,我们批评什么东西?互相批评什么东西?自我批评什么东西?

首先,关于过去的成绩问题(主要的讲我们军队方面的事)。毛主席告诉我们,不要抹煞成绩。过去我们边区的军队有什么成绩?我想在整军草案中,我们贺师长[2]的整军报告中,高岗[3]同志的报告中,都讲了,都指出我们边区的军队,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军委的路线,保卫了边区,巩固了根据地,部队巩固了,生产能够自给了。这种估计非常正确,我们都同意。关于成绩方面我不准备多讲,关于过去的缺点我准备多讲一点。

其次,关于过去边区军队的缺点,我同意整军的报告草案上说的,同意贺师长的报告,同意高岗同志的报告,我还要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过去我们说,边区的军队,对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问题,认识非常不够,因此,就形成了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比如, 有人说西北局不能领导边区的军队,这就形成军队与党的不正确不正常的关系。当然,党对于军队的帮助也就会减弱,联系不密切,领导也就发生了问题。又如,我们军队里边有的同志不相信党的组织,只相信个人。不错,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这是哪个人也不能否认的,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因为他能正确地领导我们。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代表,总代表,但我们党不仅有毛主席,有党中央,还有各级党的组织。在我们边区有西北局,西北局能不能领导边区的军队呢?我们对于西北局这样的党组织,应不应该相信呢?应该相信。有些同志认为,相信党就是相信毛主席。我们说,毛主席应该相信, 但党是有组织的。我们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也应相信党的组织。西北局是党中央决定成立的,西北局是不是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领导者呢?是的,我们应当相信。

第二,军队对于党所规定的一些政策研究不够。我们的军队是党军,是党领导的军队,是拥护党、服从党的。那么拥护党服从党从哪个地方表现出来呢?就是表现在对于党的政策认真地研究,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称为党军。有的同志说,我可以打仗,打仗就是执行了党的政策。不错,我们的军队主要的是拿起武器保卫边区,主要的是拿起武器抗拒日本, 主要的是拿起武器反对顽固分子,进行武装斗争。但是武装斗争仅仅是党的政策之一,而不是党的政策的全部。我们党的政策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武装斗争这一个政策。如果仅仅执行武装斗争的政策,那我们的军队就没有办法存在,这是事实证明了的。不管建设根据地政策也好,拥政爱民政策也好, 财政经济政策也好,等等,我们的军队都要研究和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保卫边区。

① 这是徐向前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上的发言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收入本书时作了必要的整理。

第三,建设根据地问题。我们边区的军队,过去对于这个问题认识也不够。许多同志讲到“想打出去”,打出去还要什么根据地?不知道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长期的,也不知道我们的边区是经过军队、群众好多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换来的。这不是容易的事啊!有些同志想不要这个根据地, 想打出去。“打出去”,到哪里能找到象这样好的根据地呢?这种思想,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是违背的。正象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这些同志不懂得团结斗争是互相辩证的内部有机的联系。只强调了斗争,忽视了在统一战线中联合、团结的一面。“打出去”的思想还在于想另开一个局面,认为我军在抗战中创造的如晋察冀那样大的根据地,晋西北的根据地,晋冀鲁豫的根据地,都得到了大发展,而我们边区军队还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不可另创造一个局面呢?要知道我们陕甘宁边区是那些根据地的后方,陕甘宁边区的根据地要是没有了,那些根据地要坚持也很困难。老实讲,我们建设这个根据地, 巩固这个根据地,比那些根据地还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所在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是华北、华中一切敌后根据地的首脑。同时有些同志也不了解毛主席告诉我们的,究竟是和平好呢,还是流血斗争好。当然我们希望和平,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希望和平,不希望内战。如果已经到了万不得已时,我们也必须打。我们应利用相对和平的环境,加紧对根据地的建设,加紧对部队的教育,把质量提高。

第四,关于军队拥护政府问题。有些事例说明,军队中有人对于政府是不尊重的。正如毛主席那天开幕时讲的,我们的军队过去不号召军队来拥护我们的政府。因此,就形成军政的不协调。这是在基本的认识上,不了解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列宁说:革命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我们的军队不仅要拿起武器把统治阶级推翻,夺取政权,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巩固政权。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夺取了政权就完了,夺取政权才是革命的真正开始。但是我们的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不尊重我们的政权,不号召我们的军队起来拥护我们的政权。同时,有的同志不了解政府的法令就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政府颁布的法令也好,决议指示也好,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它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们党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根据革命的需要,来规定具体政策的。政府是根据这些政策来规定它的法令和办法的。随便破坏政府的法令,就是不尊重政府。军队是最有组织的,行动是最一致的,领导也是最集中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用这个组织,用这个行动的一致,用军队严明的纪律,来帮助政府,拥护政府。在好多同志讲话中已经讲了许多例子,关中也好,陇东也好,三边也好,直属县也好,警备区也好,都有这种坏现象。比如,军队可以随便破坏金融政策,可以随便骂政府人员,随便打政府人员。我们留守兵团的商店因为税务局要检查他们的货物, 他们不让检查,反而说税务局检查了他们,就在外面随便写个条子“本店被税务局捣乱,停止营业”。经联防司令部批评,把条子收回去,但隔了几天, 又贴出来了。这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呢?我们自己辛辛苦苦经过流血斗争得到的政权,自己又来破坏它,这是不允许的。

第五,在军民关系上,危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军队中个别人把老百姓打死,随便把老百姓抓起来吊打一顿,抓赌打死人等,影响很坏。边区的政权,是最民主的政权。边区的群众过去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奋斗了多年,才产生了我们的军队,而今天军队却来欺负群众,压迫群众,危害群众的利益,甚至于危害他们的生命,以为枪杆子可以高于一

切。政府也不要,群众也不要,你这个军队要什么?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群众不要,政府不要,什么是我们要的?革命是有目的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打死一个人,杀死一个人,要偿命的。军阀的军队,他们的坏处就是不要群众。我们军队中发生的这种行为,也可以说是军阀的行为,军阀思想残余的行为。这种思想上的错误,就造成军队只是埋怨党,埋怨政府, 埋怨群众。群众也不好,政府也不好,党也不好。这样搞下去行不行呢?是不行的。在我们党军中,在党领导的军队中,决不能这样胡作非为,横行霸道。

第六,军队本身的问题。 1.下级对上级也闹独立性。因为上面有闹独立性的,下面闹独立性的就

会发生。上行下效,学不会的看会了。同志们的发言中,过去的材料中,反映了不少。某部五团副团长听说部队要整编,自己不经批准把数十万元买了毯子;部队中调动工作讲价钱;上级派人去检查工作,叫下面封锁打埋伏; 调人调不动。这种现象,在我们部队中也是严重的。

2.自由主义思想相当浓厚。毛主席所讲的自由主义十一条中,军队中检查起来,我看条条都有,并不是只有一条或者几条。比如,我们四团某营中, 有一个副官包庇用法币的者百姓,违反政府法令,区长出面干涉,这是他的责任,应该干涉的。可是我们的副官却把区长在院子里打了一顿又打一顿。教导员在外面走过,泰然自若地过去,不管,不处罚副官。以后司令部派人查,查出来是包庇,于是给该副官判处徒刑三日。该团的干部都不满意,并说,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干了。大家起来威胁。军队对于政府法令可以随便破坏,自己营部的副官打区长,教导员在那里看着不管,上面查出来,还起来反抗,明明晓得是不对的,还来庇护。五团供给主任现已开除党籍,他贪污腐化,在群众中影响很不好。这样坏的东西,上面查出来,调他调不动, 团部也不反映材料,自由主义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

我们再在干部政策上,来检查一番。有些同志的方针是什么?就是“团结”。其实那样的所谓团结,是错误的团结,团结中没有斗争,一团和气。究竟把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敢正面批评与彻底的解决。对错误不作斗争,只求团结,是曲解团结的方针,也可以说是个人的团结方针。团结里面一定要有斗争,只有先把错误批评以后,才能团结起来。所谓团结是思想的一致,政治的一致,不是一团和气,不是自由主义,不是有些问题放在那里不去解决。

各部分的相互帮助、友爱也非常不够。在生产、吃饭问题上,似乎大家争饭吃。我吃得好,你饿着我也不管;我穿得好,你冻着我也不管,甚至因为生产相互争利而发生磨擦。我们的军队都是党领导下的军队,不管哪一部分都为革命的目的而奋斗。哪一部分没有吃的,大家都应该负责,哪一部分没有穿的,也应该大家负责。大家应该在党的领导、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我声明一句,我今天在大会上指出这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现象,不是同

大家来算帐。我认为主要的是要从思想上来改造我们自己,使我们以后的工作做的更好。上面说的一些问题中,成绩也说过,缺点也指出了,我想这都是重要的。过去有成绩,摆在那里,不能抹煞;有缺点,同样也摆在那里, 不能忽视。今天这个大会是检讨的会议,那一天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我们假如仅讲成绩,那就成绩、成绩,成绩⋯⋯这样讲,讲它一天,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要解决问题,所以对于缺点、错误批评多一点,批评得严重一点,

是必要的。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有一致的认识。有些同志说,贺老总的报告中批评得太厉害,我们过去有没有成绩呢?怎么尽讲我们的缺点、错误呢? 我想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认识,是根本不对的,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要根据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对成绩固不应抹煞,但主要的是检讨出缺点与错误,并认识它们的根源,找出彻底纠正的办法。

这些问题的发生,思想上的问题是主要的呢?还是组织上的问题是主要的呢?我认为思想方法是主要的,因为思想是行动的根源。水要有源,树要有根。思想有缺点,或者有错误,甚至于有严重错误,那么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也就是缺点错误,或是严重错误。如果说组织上保证不够,那也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思想问题。比如,闹独立性——对党闹独立性, 是思想问题还是组织问题呢?显然是思想问题。因为个人主义的出发点是以个人利益来看问题的,自认为成绩很大,对党可以闹独立,不受党的领导。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是不是思想上的问题?我认为是的。我们党内不仅有党的领袖且有党的组织,我们要服从党的领袖,相信党的领袖,因为党的领袖代表党的组织,相信党的领袖和相信党的组织是一致的。党内哪一条也没有告诉我们,要我们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我们是反对只相信个人的。自由主义表现那样多,那样严重,是思想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不认真研究和执行党的政策,是思想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对于建设根据地缺乏长期打算,想打出去,另创造一个局面,独霸一方,是思想的问题。不号召军队拥护政府,不爱护群众利益,甚至于把群众打死,这是不是思想问题? 当然是思想问题。上面讲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不拥护政府、想打出去, 种种问题,我认为是原则性的问题,不是非原则性的问题。这些现象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那么,这些严重现象的发生,究竟由于主观的原因,还是由于客观的原因?不错,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客观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比如部队分散,边区地瘠人稀,日寇、顽固分子的经济封锁和破坏。但是有这些困难条件,总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军队就一定要产生这些现象。相反的,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我们应该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应该很好地研究和执行党的政策、政府的法令,应该很好地建设根据地,应该利用边区相对和平的环境,提高部队的质量。把部队的问题归罪于客观的原因,是不合乎道理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而是诡辩和唯心论。

这些严重的错误现象怎样克服呢?归根结蒂一句话,即是要开展两种思想的斗争,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上的错误, 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反映,没有用无产阶级思想武器来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方法,还不是毛主席的思想方法,还不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究竟这些错误的产生、存在与发展,关键在什么地方?除了思想方法是主要的外,关键在上级,不在下级。很多同志这样讲,上面能搞好,我们下面就能搞好,下面学不会也看得会。所以,关键还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在我们到会的许多高级干部身上。毛病、缺点、思想方法,主要是在上级。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上说,上级的任务是什么呢?领导机关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我记得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时候,王主任[4]告诉我们,关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基本任务有五点:第一,执行上级的指示。第二,了解情况。第三,决定政策和办法。第四,实现这些办法。

第五,检查督促。这些,我们做得够不够呢?是不够的。

上面所讲的这些问题,总的一句话,我们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或自我反省,检查过去,总结过去。以后的工作要搞好,就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方法, 要取消要打倒闹独立性、自由主义,要拥护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主要的是实事求是地干。当然,我们要指出,部队干部基本上是好的,是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干部,一般地完成了党中央、军委给我们的基本任务——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努力教育,努力生产。虽然我们有许多缺点,但这些任务我们是基本完成了。错误的东西是可以改造的,可以克服的。毛主席告诉我们:土包子是可以学习到理论的,理论不但洋包子可以学,土包子也可以学,而且学习得很快。党的政策是可以掌握的, 思想方法是可以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努力学习,我们就可以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方法,可以掌握党的政策,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完成党给予我们的更大的任务。

注 释

[1]边区,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几省之间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文中指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

〔2〕贺师长,即贺龙,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3〕高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职。

〔4〕王主任,即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实行“精兵简政”,完成整军任务①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整军的重要性。党中央根据抗战建国的方针,根据如何支持目前的抗战与准备将来反攻的实际需要,在老早以前就提出了“精兵简政”[1]的政策。我军在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都遵照这一政策的规定,并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因而在坚持敌后的战争与根据地的建设上,已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至于边区的部队,在这次高干会[2]以前,对于“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历史意义,还有些认识不足,所以过去在实行中,一般说来是非常不够与不彻底的。推其原因:一面由于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建设边区根据地的任务认识不足,而只想坐待客观有利形势之到来;另一面,陕甘宁地区是地瘠人稀的地方,又处在敌人经济封锁之中,对中央与毛主席所号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方针与建家立业的思想缺乏明确的认识。几年来,我军虽克服了许多严重的困难,但所获得的成绩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近二三年来,敌寇对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实行连续的辗转的残酷的“扫荡”与“三光”政策[3], 使我们的困难增加了许多,而边区因被敌顽经济封锁,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交流也陷于中断。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其他各根据地行之有效,但在边区部队中,因为认识不足,执行中就发生了一些不应有的缺点。如对客观形势估计不够,不晓得目前是困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军队不是再求发展,而是要紧缩;不是求数量上的扩大,而是求质量上的提高。因之在精兵政策的执行中,不但没有很好去解决精的问题,而且有些人还想保存原有组织机构,想在数量上再求扩大。在军队供给问题上,没有考虑到敌顽的经济封锁与边区是地瘠人稀的地区。对于实事求是地建设边区,把重心放在发展农工业上面去,达到完全的经济自给自足认识不够,以致有些同志存在着坐待客观有利形势之到来的错误想法。这样就放松了精兵政策的认真执行,贯彻财经政策和自给自足的方针也没有明确规定,一些急须解决的问题也没能及时解决,这对部队的巩固与质量的提高不能不有所妨碍。这些缺点,是必须努力加以克服的。

怎样来整军?首先,从组织机构上来说,我们的部队指挥机关庞大,战斗部队不充实。如某些指挥机关与战斗部队的比例是不合组织原则的,这种情况自然形成指挥机关不得不大,而战斗连队不得不小,出现头重脚轻的现象。指挥机关既然庞大,必然形成人浮于事,工作效能不高,干部不安心工作,精简政策无法实现。连队不充实,自然服勤务的时间增多,身力疲劳、情绪不热烈的现象亦无法克服,而生产、教育的进行亦必感觉困难。整军中整顿组织机构的第一个任务是改变头重脚轻的现象,紧缩指挥机关,充实连队,提高工作效能,提高战斗情绪。第二个任务是裁减骈肢机关,使机关精干,事权集中,行动统一。过去机关多,事权既不集中,行动中难免各行其是,闹独立性、闹本位主义、相互关系不密切的现象也随之发生。指挥不统一,行动不一致,不但工作效果不能提高,政策不能很好的贯彻执行,违犯党的政策与政府法令的个别行为亦随之而生。机关多必然要占去一些干部, 不能人人得其所,不能人人尽其责,不能人人发挥其所长,这样自然会形成

① 这是徐向前一九四二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时,在一次干部会上作的报告。收入本书时,文字上作了修订。

工作不安心,工作效能不高。尤其是用到生产阵线的人员不能不减少,必然形成消费者多生产者少,影响到备机关人员的生活不能适当的改善。所以, 目前的整军中,裁减不必要存在的机关与单位,抽出大批干部、人员,用到生产方面去,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一方面不仅会使工作灵敏,经费节约, 而且可以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实现军队中的自给自足方针。

其次,从工作制度上来说,应确立统一的工作制度。例如确立生产制度, 各单位必须抽出人员进行生产,必须完成规定的生产计划,必须发展农工业生产。确立供给制度与供给标准,克服各自为政、不节约、浪费,甚至于贪污腐败的现象。确立关于军政干部的审查、调剂的统一制度,改善干部的管理、教育、使用。会议汇报,必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检查总结必须抓住中心,找出经验,这是工作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建立上,必须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作风,克服那些形式主义、公式主义、老一套、没有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与创造性的作风。规定各种工作制度,不仅仅是为求得行动上的一致与有所遵循,同时还是为了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与相互间的关系,提高工作效能,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

再其次,加强教育与学习,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理论与文化水平。在整编中应下决心抽出大批干部送入党校及军事学院学习,培养与积蓄人才, 提高其理论水平,提高其工作效能,以便将来之用。我们应利用边区较好的环境,扩大军政学校的组织,能多收容学生,有计划的长期培养军政人才。而送到学校学习的干部,应下长期决心,学通一二门科学,使自己真有特殊的知识。加强在职干部的业务学习,军事干部应以三分之二的学习时间学习军事,实现中央所号召的做什么学什么,反对对军事不感兴趣的不正确的倾向。须知军事是一门专门的科学,没有长期的专心致力的学习,是不能把自己造就成军事专门家的。近代及目前的历次战争的经验,已证明这一点。要想掌握现在的军事技术与复杂的军事组织,求得战争的胜利,没有精通军事的干部,没有集其一生精力求得精通军事的专门家,是不可能顺利的掌握近代的军事艺术的,也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军事干部学习军事、精通军事是自己的政治任务,只有热烈地研究军事、学习军事,提高军事理论,提高战术素养,掌握军事艺术,才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业务。俗话说:“行行不离本”。也就是说,军事干部只有精通本行本事,才能保证顺利地完成自己所应负的政治任务,否则一瓶不满半瓶摇,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政治工作的干部也应以三分之一的学习时间学习军事。必须知道,自己是在军队中,是做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军队做政治工作而不懂军事,对军事一窍不通,是会降低政治工作的效能的,甚至于不能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固然,在总的原则上说来军事是政治的一部分,军事是流血的政治,军事须服从于政治,须为政治服务;但另一方面,军队是特殊的组织,军事是特殊的科学,军队的政治工作,也是特殊的政治工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还须服从于军事。军队存在的目的在于战胜敌人,消灭敌人,而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出发点,也在于达此目的。有的政治工作者说军事工作不是我的任务,我不管军事,我可以不懂军事。把军队中军事与政治划一截然的界限,那是不可能的,这样决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做政治工作的干部,不仅要积极地在部队中提高学习军事的热忱,而且自己应积极地参加军事学习。不要以为学习军事,只是军事干部的任务,与自己无关。尤其是做政治工作的新的知识分子干部,更应如此。做军事工作的干部,对政治的学习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

度。当然,各有中心,绝不应平列看待。

从学习的环境上看,现在是很难得到的机会。边区是在抗日战争的后方, 环境比较安静,这是在内战时期,或者敌后各根据地所没有的。边区的部队必须深刻认识到,这样的安静的环境是不容易得到的,必须抓紧生产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进行教育、学习,求得精通自己的业务,提高战术素养,提高技术,提高工作效能,提高指挥能力。这是边区部队目前整军中的中心任务之一。

整军中的另一中心任务是发展部队的生产,达到部队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目的。上面已经说过,边区的部队是处在地瘠人稀的边区和敌顽两层的经济封锁中,是处在长期战争环境中,我们为求得生存,为克服困难,为求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开创从古到今未有的奇迹。也就是说,必须发展部队的生产,下定以军队自己的力量建家立业的决心。我们的部队自从领不到国民党政府的一文军饷以来,自从敌顽经济封锁以来,经济物质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遵照毛主席指示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已经克服了许多物质经济上的困难。敌顽每天希望把我们困死饿死冻死,想让我们自己垮台。他们的这些企图没有达到,并且永远也不能达到。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自己不束手待毙,别人是不能把我们困死的;只要我们努力生产,发展生产,在过去已经打下的生产基础上,更加扩大,更加发展,我们的生活还会过得更好些的。

边区政府与人民是爱军队的,政府、人民已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帮助了军队。但是,我们军队决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与人民来解决供给的问题。边区是地瘠人稀的地区,只靠边区的人民是不能养活我们的,我们必须自己动手来养活自己。也必须知道,人民的生活过得好,我们军队的生活才能过好, 我们军队才能存在,军队存在,边区才有保障,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军队不仅有严密的组织与领导的集中,行动的一致,而且还有庞大的生产人力和能力,因此,军队不仅仅要达到自力更生的经济要求,而且还必须在农忙时抽出时间帮助群众进行生产,增长群众的财富,改善群众的生活。我们也决不能指望外面的帮助,因为他们想困死饿死我们,想让我们自己垮台。我们也决不能依靠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帮助,因为那些地方在敌寇残酷扫荡与“三光”政策下,经济也日益困难,不仅不能帮助边区,反而需要边区予以帮助。我们也决不能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因为战争是长期性的,我们必须有建家立业、自给自足、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方针。因此,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打破坐待良机的心理,加强建设根据地设施。建设边区,不仅只是边区政府的事和边区人民的事,而且也是边区军队的事。军队没有根据地就不能战胜敌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精神,根据过去的生产经验,发展农业、工业,反对专门依靠商业投机取巧的心理,扩大与发展“南泥湾”政策,建设更多的南泥湾,以实现自给自足的任务,促进抗战建国的伟业。

为完成自给自足的基本任务,必须实现整编计划,把一定的人员转入专门生产的部门。必须选派最好的干部专门领导生产工作的进行,各机关单位必须组织生产委员会,专门领导、计划、督促、检查生产工作的进行。各级军政负责干部,必须把领导生产与完成生产任务放在领导职责的第一位;各机关连队必须完成本伙食单位的生产任务,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反对那些轻视经济工作的不正确倾向,反对浪费,提倡节约,建立生产制度。须知目

前边区军队的两大中心任务是教育学习与生产,而教育任务能否完成,首先须依赖于生产任务的能否完成。假如生产任务不能完成,不能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而有啼饥号寒之苦,想完成教育学习的任务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把生产任务列为第一中心任务的理由,也就是必须完成生产任务的理由。

生产与教育两大任务,是边区抗战建国的两大中心环节,是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必须步骤。不积极发展生产,我们就不能存在;不提高军事政治与文化水平,我们就没有发展前途。生产与教育两大任务的完成,不仅仅依靠于周详的计划与严密组织,更重要的是思想认识的一致。如对建设根据地的忽视,与坐待时机到来的心理,在思想上必须彻底的予以清算;不重视农工业生产的现象必须予以转变;不统一不协调的地方必须统一与协调;头重脚轻、机关庞大须彻底整编,达到机关精干连队充实的要求;粗枝大叶的作风必须转变成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些缺点产生的根源,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 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是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为着完成整军的任务,我们首先必须在思想上认识到整军的重要性,在行动中步伐一致。这样,党给我们的伟大的任务也就能顺利的完成。

注 释

[1]精兵简政,一九四一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封锁,克服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困难,而提出的缩小根据地内党政军机关,减少人员,以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

[2]这次高干会,指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3]“三光”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采取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

克服困难,迎接胜利①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今年的“七七”,已是我中华民族反抗日寇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第六周年了。以今天的大势看来,也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最后一个年头了。同时也是困难更多的年头。回忆过去的六年抗日战争过程中,我们的广大领土被日寇占领盘据;成千万的同胞,被日寇蹂躏杀戮;难以数计的物质财富,被日寇抢掠焚烧。这一切血海的冤仇,滚沸着每一个爱国同胞的热血,激励着每一个爱国志士的勇气,这是我们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然而毫不应讳言,这一切的损失也给予了我们在坚持与反抗中很多的困难,虽然这些困难已是胜利来临前的困难了,只要我国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能团结一致,全国军民能同心协力,反攻的措施能积极准备,向抗战建国民主自由的大道迈进,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胜利的来临也是可以拭目而待的了。

目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1]的胜利的曙光已在东升,自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伟大的胜利以后,已使纳粹德国[2]常常自夸的军事机构陷于麻痹。近来北非盟军的胜利,更促进德、意法西斯崩溃的降临,而盟友美国在太平洋已开始了局部的反攻,也使日寇喘息不安。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已更加巩固,欧陆第二条战线很快的可以建立,苏、美、英等盟国军火生产的不断激增,在我国内对敌正面进攻的阻挡,我华中、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对敌人不断“扫

荡”的粉碎,这一切都证明同盟国家正向胜利之途迈进。再环顾那些法西斯侵略主义者集团:它们常常得意叫嚣的速决战与闪击战是失败与破产了,和平挑战阴谋的攻势是幻灭了,法西斯统治者内部的倾轧、分歧的日益激烈,兵员日益枯竭,物资日益困难,军火生产日益萎缩,士气日益衰退, 民心日益反战。这一切都在证明,轴心

国家——法西斯侵略者的丧钟已在高鸣,而崩溃的末日已降临其头上了。

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反侵略的民主国家——同盟国家的胜利的基础已是稳定不移,胜利在望已是无可再怀疑的,而法西斯侵略主义者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命运了。然而我们决不应忘掉了一件事情,目前敌人仍然是强大的, 诚如斯大林说的:德国正面临着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德国的毁灭已经到来了,认为毁灭会自己到来,会随潮水漂来,这是幼稚的。要希特勒德国的毁灭成为事实,还需要从西方和东方再来二三个与过去五、六月中加诸希特勒军队头上的那样打击,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及可能性来粉碎敌人。胜利是

日益接近了,但法西斯侵略者是不会自动放下侵略的血手的。当其末路来到之时,他们会更加拚命挣扎的,同时还应知道希特勒德国的失败,也就是日本的失败,但这并不等于说,希特勒德国的毁灭,就会使日本的毁灭自然而然的跟随着来的。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必须本着规定方针首先击败纳粹德国,而同时在太平洋上亦不让

日寇壮大,积极的实现其逐步进攻的方针;我国的正面的战争能够阻挡敌人不再使其深入,而敌后的游击战更能艰苦的坚持。打垮德国,驱逐日寇, 使其无条件的投降,是必须再接再厉,经过严重的斗争,和付出巨大的代价

① 这是徐向前在反抗日寇侵略战争六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刊登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延安版)上。

才能得到的。

深入我国国土的日寇,它虽然会随着德国的覆灭而覆灭,但它仍然是强大的。它侵略了我国广大的土地,占领了缅甸、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太平洋的肥沃岛屿。它在占领地正积极地扶植傀儡政权,并狡诈的在允许缅、菲“独立”的假支票下收买人心,加强统治,以便进行极残酷的剥削, 使这些地方的人民作日寇驯服的奴隶,来支持侵略战争。它在国内竭力和缓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竭力动员一切人力物力,造成最迅速最高度的增产战争物资,作为支持长期战争的准备。对我国正面进攻的企图仍未放弃,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正加紧不断的连续大“扫荡”。这一切都证明日寇仍拚命挣扎,作长期战的准备,而它的力量仍然是相当强大的。所以要使日寇无条件的投降,要想把它送进毁灭的坟墓去,是须要我同盟国家,尤其是我国全体军民的艰苦奋斗与极大努力的。

自然,日寇的危机正在日益深化。日寇在我国虽然占领了不少的土地, 但敌后的人民始终与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军队站在一起,与敌誓死奋斗,愈战愈强。六年以来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消耗了敌人的大量人力物力,打垮了敌人企图将华北变成面的占领的幻想。敌人虽然在敌后的“扫荡”中对那些顽固、动摇、悲观失望的民族败类如李长江、〔3〕孙良诚、〔4〕厉文礼〔5〕等的投降引以自夸,称为“赫赫战果”,但这些份子的投敌对敌后抗战的坚持,并没有给予什么了不起的损害,反而更引起了人民的警觉,巩固了抗日的阵营,提高了争取胜利的信心。

日寇虽然在太平洋海战初期,以海盗式的袭击手段,对英、美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幻影很快的被同盟国家的努力打击而归于消逝了。过去美国在所罗门〔6〕初步反攻的胜利,现在日寇在阿图岛〔7〕二千余人的覆没,太平洋上盟国局部反攻的开始,日寇海空军优势的逐日丧失,特别是双方空军力量对比的变化,英美空军占据了上风,日寇海空军损失的难于补偿,这证明日寇以前的胜利只是失败的前奏。其次对于占领地傀儡的扶植, 政治欺骗的假予独立的花样,这不过是更进一步加紧剥削的具体化。这种骗术,不管在中国以汪精卫的汉奸的三民主义面貌出现的也好,在缅甸以巴茂面貌出现也好,在菲律宾以瓦尔加斯的面貌出现也好,总之日寇侵略屠杀剥削的血手是掩盖不了被占领地人民亲身经历的血腥统治的。最近日寇虽然在不断歌颂其对占领地的太平,但也不能不泄露出美军在菲岛[8]仍继续进行与菲华人民合作坚持抗战的消息。试问没有菲岛人民的支持,美国留在该地的军队还能单独支持这样久的时间么?再次,日寇所谓的“企业整备”、“超重点的生产”,企图达到劳动动员上的强化,实行日本人民已再不能维持生活的“简素化”,强迫日本人民增加两手已空空如也的储蓄,高叫增强其钢铁、石炭、轻金属、船舶、飞机的飞跃生产。在日寇那样物资穷困的国家, 而侈言飞跃的增产,真是自欺欺人之谈,想从枯瘠的人民身上再来榨出丰富的油脂,恐怕是幻想吧!日寇对日本人民的欺骗压榨,只可一而再,再而三, 恐怕无穷尽的如意榨取,是不能达其企图的。无怪东条[9]在叫嚣思想战问题之严重,也无怪那次义雄也在高喊对于“从内部来瓦解军队离间军民,酿成反战思想之策动必须采取断然严厉的措置”,显见敌人是欺骗乏术而出以更残酷高压政策了。对速决战的破产,与美国在太平洋攻势的局部开始,日本的统治者又在发出“大战还在后面”与“战局之严重性”的哀鸣了!

日寇在其困难危机的严重化下,在太平洋战场上南进窥澳之路既不通, 西进攻印之图又不易,北进反苏又不敢,难道就束手待毙不成吗?那么日寇最后打算究竟怎样办呢?俗话说的好:“雷公打豆腐,只拣软的欺。”日寇企图挣扎的出路,恐怕主要是加紧占领区的残酷压榨与对我正面进攻和敌后“扫荡”了。根据今年半年以来战况的推测及敌寇在湘北、鄂西的窜扰来看, 战况虽有时紧时弛之现象,但长江南岸石首、华容、藕池口、弥陀寺等地仍被日寇占据,作为其掩护长江水路交通及前进侧翼据点,或溯江而上西向深入,或南下迂击长沙之企图似仍未放弃,还有乘机而动之可能。但日寇根本存在之困难点即为兵力本已早感不足,若作战线和交通线愈拖愈长,困难愈多,而兵力愈行分散,其泥脚也愈陷愈深,更不易拔出。那么日寇即使再可能多占一些土地,而其政略企图即因我国抗战阵营的坚固亦无所施其伎俩, 且英美在太平洋上力量的迅速增加与局部反攻的开始,和我军正面抗战的积极阻挡,日寇这一作战企图的实现困难实多。无怪乎日寇在湘北鄂西的蠢动窜扰,似乎只在虚张声势,而大举进犯,似在躇踌不前了。

日寇在太平洋上动态以现势而论,似已被迫转攻为守了,在我国对正面再大举深入之图如果难于实现的话,必然会加强对占领地的统治与掠夺。因此对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是必然会更加频繁与残酷的了。这种残酷性、频繁性具体表现在:全华北敌人大小据点已有九千三百余个,碉堡有二万九千余个,在某些地区平均二里半有一个碉堡,点与点之间的敌人已达到目视相望、火力相连的程度。自然,这种现象主要是指平原地区而言的。另外,在敌人的“扫荡”次数与时间上也可看出形势是更加频繁紧张了。敌人的大“扫荡”,一九四一年共六十四次,一九四二年七十五次,而今年只四个半月的统计即已达到五十二次。这就可以证明,敌人抚植伪政权与伪军,加紧“扫荡”,企图肃清我军,扩大并巩固其占领区,加强其经济掠夺, 积极准备长期战争,企图挽救其必然要失败的命运。

综观以上的情况,我们应当清楚的指出,抗战的六周年是迎接胜利的一年,也是最困难的一年。尤其是我八路军、新四军是处在敌人的不断“扫荡” 与我们不断的反“扫荡”中,这种“扫荡”与反“扫荡”在反攻未到来以前是会更加频繁与残酷的,而斗争的环境还是很艰苦的。我们应当看清这种情况,我军全体指战员应更加团结一致,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作风,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领导下,与敌后的全体人民结成一体,克服一切困难,粉碎日寇的“扫荡”,争取反攻的早日实现, 迎接胜利的早日到来。

注 释

〔1〕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

〔2〕纳粹德国,即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党统治下的德国。

〔3〕李长江,曾任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一九四一年二月率部投降日寇。

〔4〕孙良诚,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一九四二年车部投降日寇。

〔5〕厉文礼,曾任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二纵队司令,一九四三年率部投降日寇。

〔6〕所罗门,指所罗门群岛,位于西南太平洋上。

〔7〕阿图岛,指美国阿留申群岛西部的小岩岛,现为北太平洋上美国重要海空军基地。

〔8〕菲岛,指菲律宾群岛。

〔9〕东条,即东条英机,时任日本首相,系侵华战争甲级战犯之一。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处以绞刑。

关于运城战役的三份电报①

(一九四七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十四日)

(一)

你们攻运城,务作充分周到准备,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不打消耗战, 不轻敌。注意下列工作:

一、详细侦察敌工事构筑,特别地堡群构筑情形和有无地道及秘密之处, 兵力、火力点等。过去我们对敌地堡认识不足,曾吃了不少的亏。对敌炮火, 亦应注意侦察。

二、攻城器材应充分准备。根据敌情同时作各种攻城手段之准备。

三、战斗前,应联系实地情况作反复的战斗演习,特别是攻地堡、爆破外壕与城门,坑道作业(筑碉推进,以地堡对地堡)、火力组织,以及突击队之专门训练等,吸取前次攻运经验,并准备一次攻击不成作连续攻击。

四、作充分的政治动员,发动群众性的讨论,发挥群众智慧,并进行遵守群众纪律之教育。

五、攻下运城是一定要付代价的,只要能全歼敌人,我们就不怕付出代价。

以上供参考。

(二)

只要有把握攻下运城,支付一千人乃至更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你们对时间和敌情不可有任何顾虑,专心一致攻城,充分进行土工作业,并激励全军奋勇战斗,为人民立功。打下运城,不仅解决我区财经问题,且对八纵是一个重大锻炼,尤可夺取大量武器装备自己。你们配有几门野炮、榴弹炮, 如炮弹不足,拟即赶运一部给你们。

(三)

对攻击运城,提供下列意见:

一、攻下运城即有把握攻下临汾,望不必顾虑时间与周围的敌情,专心攻城。

二、攻克运城之重要关键:第一,充分的准备工作,扫清一切登城障碍。第二,在城外给敌有生力量以相当杀伤,而我军力量在登城前又不致有过分消耗。

三、估计敌仍将继续反扑,建议你们在敌可能反扑地区,预先布置秘密的短兵火力,诱敌出击,待敌接近至数十公尺,突然给以杀伤。结合步兵小部队的反突击,予以歼灭打击。

四、以小部队(一个班至一个排)夜间连续不断袭扰敌人,以消耗疲惫敌人。

五、所有交通壕沟,应有顶盖设备,以防敌曲射火力,特别六○炮及枪榴弹之杀伤。第二、第三梯队位置,亦均应筑工事(不规则形)。

六、尽量利用坑道作业,强行爆破破坏敌外围工事。可以减少我军伤亡。七、要克服指战员怕做工事的心理,可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的鼓动

① 关于运城战役的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三十日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治委员薄一波给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的电报。第二份电报是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给王新亭、张祖谅及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桂绍彬的电报。第三份电报是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给王新亭、张祖谅的电报。

口号,以充分准备和小的代价,取得决定胜利。以上均供你们参考。

认真做好部队的训练教育工作①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象这样大的全区的部队训练教育会议,召集起来很不容易。在这次会议上,各军区各纵队进行了汇报和检讨,并交换了过去的经验,提供了以后工作上的意见,最后滕副司令员又作了总结报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我简单地提出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这次会议的精神,是检查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委关于练兵及训练干部的指示的执行情形。检查的结果,有的没有传达,有的没有研究,有的同志还根本没有看到,证明有些同志对军委指示的研究和执行是非常不够的。这固然有些客观原因,不能完全怪同志们,但有些责任是应该同志们负的。你们应严格地检讨一番,为什么军委的指示我们没有很好地执行?检讨过去, 主要是为了将来。大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了检讨,又听取了滕副司令员关于部队训练教育的详细总结报告,回去以后,应好好传达,号召部队细致地研究和切实地执行。要切实的把这一责任负担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部队的训练教育,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是急迫需要改进的问题。部队的士兵和干部训练好了,仗就可以打好,可以减少伤亡,就可以取得胜利。部队训练不好,仗就打不好,就会增加部队的伤亡,战争就会失败。现在我们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更需加紧训练。我们对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击敌人坚固据点的经验还不很丰富;可是我们的任务,是要肃清我区敌人残留的孤立据点和周围的残余敌人。这个任务是伟大的,也是艰巨的。要完成这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一步,首先是提高攻坚和连续作战的能力。如果部队训练不好,战斗力就不会提高;相反的会遭到好多无谓的牺牲。因此我们对部队的训练教育,要采取对人民、对革命、对党、对战士和干部极其负责的态度,要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检查我们的部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作风:一种是对战争对战士对干部负责的态度,他关心战争,关心部队训练,关心士兵,爱护士兵,这是正确的态度, 正确的作风;另一种是对战争对士兵不负责的态度,他不关心战争,不关心部队的训练,不关心干部,不关心士兵,只是盲目地希望和要求打胜仗。可是如何才能打胜仗呢?他却不去好好研究了。后面这种作风是非常坏的,要把它克服掉。前面那种关心战争、关心训练、关心士兵的正确作风,我们要好好发扬起来。因此,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过去有些干部对部队训练教育问题的思想还没有搞通,没有负起责来,那是不对的。今天把问题搞清楚了,各级首长就要亲自负起责来,不要不负责不动手,或者假负责假动手。首先我们要反对首长不负责或假负责的坏作风。每个干部要想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只管打仗不管训练教育是不行的。只管打仗,就是打得好也只是尽了你的职责的一部分;而且,只管打仗不管训练的指挥员是往往打不好仗的。须知打好仗是建筑在练好兵的基础之上的。作一个首长,必须会打仗又会练兵。否则就不是好的指挥员。

我们有许多干部,以为部队的训练教育是临时任务。开罢会,或者在大练兵运动中,开始轰轰烈烈地搞一下,以后就慢慢松了气了,部队的训练教育是经常的、长期的。阶级存在一天,战争存在一天,军队就必须存在。军

① 这是徐向前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晋冀鲁豫军区训练教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标题是编者加的。

队要打胜仗,要想使革命战争取得胜利,把敌人消灭掉,教育训练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稍放松一点,对部队对革命是无好处的。何况我们正处在为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残酷战争中,更不能对部队训练教育稍微放松一点。

我们要反对干部不愿作训练工作、参谋工作的观点。有好多干部不愿作训练教育工作和参谋工作,这是我们部队中最不好的一种传统。他们以为做了训练教育工作,就当不了首长。他们以为当教员当参谋没有地位,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轻视或处罚。这是非常坏的思想,直到今天还在部队中存在着。其实当教员当参谋是很不容易的。苏联红军的朱可夫元帅,在苏德战争中是战功卓著的,他过去也当过教员。苏联红军的司令员和参谋长,就没有多大界限。今天当司令员到明天也会去当参谋长;当参谋长也可能调换去当司令员。过去我们对于参谋、教员,强调文化水平,这固然有其原因,但也发生了偏向。当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准尚未提高起来,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我想应该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结合起来,办学校和做司令部工作。工农干部只要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能讲能教,就可以去当教员。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结合起来工作,一面工农干部可以提高文化水平,一面知识分子也可学习工农干部的实践经验。这样可以互助互学互教,双方都可得益。

另外,我们要反对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的倾向。有些军事干部以为军事工作是我的工作,政治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有些政治干部却以为政治工作是我的工作,军事工作不是我的工作。他们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统一性忘掉了,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一个工作,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打胜仗。军事工作人员指挥战斗, 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于打倒敌人。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及阶级觉悟,瓦解敌人,团结内部,就必须进行政治工作,目的仍然是为了打倒敌人。只看到军事工作而看不到政治工作,是单纯军事工作观点;只看到政治工作而看不到军事工作,是单纯政治工作观点。这样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相反的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一般地说,军事服从政治。但在军队里,政治工作是服务于军队的,要用政治工作保障军事的胜利,而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仍然是一个工作的两面。如果争执军事为主,还是政治为主;或者学校里争执军事时间要多,还是政治时间要多,这都是不对的。单纯的军事工作观点和单纯的政治工作观点,我们都要反对掉。而政治工作也不专门是政治干部的事,军事干部也必须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也并不专门是军事干部的事,政治干部也必须作军事工作。不论是军事工作干部,还是政治工作干部,对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两者间的相互关联要搞清楚,而无绝对对立的界限。

反对空喊: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责任,不只是发指示和提号召,而是要实际地去领导、组织、帮助部队和学校的教育与训练,把教育和训练计划发下去以后,就必须经常督促和检查执行的情形如何。没有督促和检查,一切计划必然形成自流的现象,往往使原来的计划不能完满实现或者简直落了空。在检查中必须注意,那些计划是否妥善,是否须要修改,并适时发出补充的指示,交换各部队间的实际经验,解决发生的一切困难问题,发扬优点,纠正缺点,使教育训练的计划能如期的完满实现。要反对只空喊不实际干的官僚主义,要反对把教育和训练工作只看作是学校和训练部门的事,自己是可以不管的。各级首长必须确确实实地把教育和训练工作负担起来,不只要号召而且要实际参加和指导,不只要规定计划而且要组织经常的检查等等,只

有这样才能把教育和训练工作办好。在部队和学校的教育中,我们都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会使理论和实际脱节。但是不能因反教条而把理论也反对掉。正确的理论是实际经验的结晶与指导实际行动的指南针。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也可以说,没有革命的军事理论,就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学习理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理论是攸关革命成败的问题。今天我们部队的军事干部,尤其是中、上级干部,要用最大的努力学习理论。有些干部忽视理论的学习,认为只要能打仗就行了,不必学习理论,这种倾向是非常错误的。学习与领会毛主席的革命理论(革命的军事理论也在内),好比我们指挥作战时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一样;没有望远镜的帮助,远处的情况你就看不到,成了瞎子一样。又好比在化验室内用显微镜分析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一样,没有显微镜的帮助,就不能获得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知识。所以革命的理论,就是我们作事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也是我们做工作的科学方法。实际经验是很宝贵的,但当它不能上升成为理论时,经验有时就会害大事。只凭勇敢去打仗,不学习理论,会变成狭隘的军事经验论。教条主义把理论和实际脱节了,经验主义把理论忽视了,都是不对的。我们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习毛主席的军事理论。大家可以好好看看《日日夜夜》这本书。书里写了苏联红军两个典型的军事干部:一个是营长沙布洛夫,那是智勇双全的典型军人;一个是团长巴柏琴科,那是狭隘经验论者有勇无谋的典型。沙布洛夫成了战胜敌人的英雄,而巴柏琴科却作了无谓的牺牲者。我军这种狭隘经验论者的教训,更是举不胜举,从这中间我们应得到很好的启示。

学理论首长要以身作则。滕副司令员在总结报告中,规定了一些干部应学习的理论书籍。凡规定要学习的书,一定要去学习。干部要看书,学原则。不仅是看的问题,而且要结合在实际中去运用它,学用一致,学以致用。毛主席、朱总司令经常教导我们,好好学习理论,要善于总结经验,要把经验上升为理论,要把理论丰富起来再去指导实践。做什么学什么,用什么学什么。学了再用,用了再学,反复地用,反复地学,在不断的学和用中一步步提高。如果有些干部不愿学习理论,就要启发他学习,帮助他学习。如果不自愿地去学习,就实行强迫的学,规定要看的书非看不行。工农干部不能自己看书的,知识分子要念给他听,并给他讲解,给他念了讲了,再问他懂不懂。今年干部学习理论,到一定时期要进行检查,大军区要检查,各个军区也要检查。但是学理论,主要的还是要靠自觉性。一有自觉性就会有时间, 就会学得进去的。要造成学习的风尚。谁不学习,谁就不能进步,就要落伍或被淘汰。有的干部背了包袱不放,摆老资格,摆功臣,自暴自弃,不肯学习。党的干部政策是以德、才、资三者作标准的;资是摆在第三位。而且这个资,不是简单的指资格,是指的资望。因此只靠一个老资格是不行的。摆老资格的结果,就是戈尔洛夫的结果。须知不学习是可耻的,不学习就要落后,戈尔洛夫摆老资格、不学习,最后被淘汰下去了。我们要反对戈尔洛夫思想。摆老资格、不学习就是戈尔洛夫,大干部摆老资格是大戈尔洛夫,小干部摆老资格是小戈尔洛夫。谁不愿当戈尔洛夫,谁就应该好好学习。

群众路线问题:按军队来说,上自统帅,下至班排长,不管是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及其他一切机关,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部队中最基本最广大的群众就是士兵。在战斗中直接去打敌人的,也是士兵。离开了士兵,什么事也干不成,而且军队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了。因此

在军队中的群众路线,可以说就是为兵服务的路线,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兵服务。可是有些干部不关心士兵,他的眼睛只向上看,不往下看,他就不能使部队团结成为一个铁的拳头,这是极坏的倾向。我们要明确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要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对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要关心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要爱护他们的生命如同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部队的政治教育,基本上是精神教育。主要的是提高战斗精神,培养顽强的战斗作风,养成对敌狠对己和的作风,不论是面向着任何敌人,都有“不怕你”的英雄气概,有无上的勇气。戒骄是对指挥员说的。法国拿破仑有句名言:“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要牢记在心。最后五分钟,是决定胜负的关头。好多指挥员在最艰苦最严重的时候,譬如说伤亡很大,反复的打上去又退下来,部队的连续作战与连续行军很易感觉疲劳等,这种时机最易动摇决心,最易把最后决胜的时机放过去。因此须牢记一条:当你是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当你因困难而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也恰恰正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何方能熬过这最后的五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要坚持最后五分钟。选择指挥员,最好的是能顽强不屈, 坚持最后五分钟。大杨湖战斗[1] 和羊山集战斗〔2〕,都是刘邓首长[3]能坚持最后五分钟,取得了最后歼灭敌人的胜利。要修养成为一个好指挥员须注意:一是勇猛果敢,但不要急躁粗暴。勇猛果敢是包括智慧的。二是谨慎细致,但不要犹豫不决。即如中央所指示的,要打有计划的有准备的有胜利把握的仗。我们大家须要在这些地方,多加注意。

新兵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指挥员必须懂得,人是最宝贵的。从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是很不容易的。长成一个人,长成到当兵的年龄,需要十八到二十年,人死去是不能复活的。因此,我们要爱护士兵,爱惜士兵。一个新兵如果不加训练就拉上火线,那是送死战术。不讲战术叫士兵去乱冲, 也是送死战术。一个指挥员随便叫下级和士兵去送死,那是罪恶。打仗是必须牺牲人的,但不能作无谓牺牲。懂得了这一条,自然就要加强对部队的训练和教育

最后谈一谈制度问题:部队中建立了各种制度是好的,必需的。没有一定的制度,就不成其为军队。制度定了以后,主要的是巩固制度。如果开过会后就忘掉了,是不对的。制度公布以后,必须大家遵守,坚决实现。如果发现需要修改的地方,可提议修改。但在未修改以前,不能借故不执行。此外对于教育训练、作战指挥、行政管理,不管任何人和机关,对待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有意见都可提出。譬如评定伤亡、检讨作战经验等制度,应提倡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战士对干部、下级对上级提的意见,如批评指挥不当、增多伤亡及其他指挥上和战术技术上的各种缺点与错误,干部和上级应虚心采纳,认真改正。其他一切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如此。这是军队中高度的民主。但是,还有一个最高的集中。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下级必须坚决服从。对命令和指示有意见,也可以提出;但当上级未修改命令前,仍须坚决执行。破坏制度、违抗命令,就是破坏纪律,破坏纪律要纪律制裁。我们要把军队的纪律严肃起来,要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作风。只有这样体现了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时,我们的军队才是铁的军队,才能万众一心,才能克敌制胜,才能打垮美蒋,取得最后的胜利,才不愧为共产党、毛主席所领导的一支军队。

注 释

[1]大杨湖战斗,一九四六年九月定陶战役中的一个战斗,晋冀鲁豫野战军全歼敌人一个旅。

[2]羊山集战斗,一九四七年七月鲁西南战役中的一个战斗,晋冀鲁豫野战军全歼敌整编第六十六师。

[3]刘邓首长,指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

在临汾前线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这个干部会,是上一次运城战役的总结会,也是下一次战役的动员会。对运城战役,王新亭司令员作了总结报告,炮兵旅的同志,对步炮协同动作问题,又作了专门发言。王司令员的报告很好,对攻坚战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你们要很好地去学习。现在我对同志们谈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晋冀鲁豫军区的作战任务

本军区今后的作战任务,在本区说来,就是要肃清内线的残余敌人,及其残留的据点,譬如太行的安阳、新乡、焦作,太岳的临汾等,我们都要把它打下来;在全国范围说来,我们要配合外线作战,同时要把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培养成为专门的攻坚部队,这个任务,我们早就意识到了,最近朱总司令明确给我们这个指示。这个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但这种分工是完全必要的。苏联红军,有善于野战的,有善于攻坚的,有善于巷战的。这样, 各有专门的装备,各有专门的经验,作起战来非常便当而有力量。今后去收复国民党的许多大城市,需要我们进行大规模攻坚战斗。因此,在今后扫清敌人残留据点的连续攻坚战中,我们要专门研究攻坚的各种问题,勇敢地去担负起将来攻打大城市的光荣的攻坚任务。只要我们接连扫清了内线敌人残留的据点,我们的攻坚经验和攻坚能力就必然会逐渐丰富和逐渐提高的。同志们,我们充分具备了培养专门攻坚部队的条件,我们大家要有信心去接受朱总司令这个指示。

运城攻坚战的重大意义

上次打下运城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仅把守运城的敌人全部歼灭了, 消灭了敌人一万多有生力量,可以说是攻坚战的典型歼灭战;而且在精神上摧毁了敌人防守这种城市和固守据点的信心,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同时, 我们创造了攻坚的宝贵经验,提高了我们攻坚的信心。朱总司令说:“我们人民解放军没有打不下的城市。”运城是个中等城市,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打下来。我们还缴获了大批的物资,光说各种炮和炮弹,就给我们炮兵建设解决了很大问题。我们夺到了盐池,这对增加解放区财富和改善解放区民生作用是很大的。总之,运城虽然只是个中等城市,运城战役虽小,但是所起的影响很大,运城战役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宝贵的,因此,我们要开会来总结, 来学习。我们要对参加攻运城的各个部队致无限的敬意,因为他们流汗流血牺牲,解决了我们不能解决的很大的困难,使我们获得了攻坚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努力完成第一个战役计划——解放临汾

本军区春季攻势第一个战役计划,主要的对象就是临汾。第二个战役计划,随战局的发展推移以后再讲,今天就是集中全力完成第一个战役计划。这个战役,不仅影响本区,还将有力配合西北和黄河以南的野战军作战,并且打下临汾后,晋南就完全没有敌人的残留据点了,我们晋冀鲁豫区就可和晋绥和西北,在很宽广的地区连成一片了。所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完成任务的条件和保证

从敌我力量的对比来看,我们是有胜利把握的。

敌人经过我们解放军打下石家庄,打下运城与有现代化坚固设防的城市后,一般的已丧失了守城信心。敌人内部不团结不统一,临汾城的敌人,有胡宗南部队,有阎锡山部队,还有土顽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互相磨擦、

抵消。我们打他们时,可能使他们一时团结起来对付我们,但是他们内部的矛盾仍然是存在的。我们虽然不能靠利用敌人的矛盾吃饭,但是这个情况要估计进去。其次,敌人是孤立的,四周被我们解放区军民紧紧包围着。敌人要想来援,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北边是唯一可以来援的方向。如果敌人来援, 正是我欢迎的,我们就打援,在野外消灭他。临汾城内的敌人,总计不过二万五千来人,而且也受过我们的打击。临汾的工事,同运城差不多,可是临汾城的四周,比运城大得多,这也是便于我们突破的。以上就是敌人的情况。我们自己呢?内部是统一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有全边区三千万人民的支援,我们的兵力比敌强,因此从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打下临汾有把握。有把握,所以我们今天要打它。但这个还不能解决问题,这只是解决问题的根据,要经过战斗才能解决问题。你不去进攻,永远不能解决,只有经过战争手段,才能消灭敌人。

加强部队的训练教育,就可以保证任务的完成。

我们晋冀鲁豫军区,自刘邓首长率领大部野战军南下后,马上又组织了第二批野战军,但是大部分又南下了。新的任务,需要我们组织第三批新的野战军,因为要肃清内线残余敌人及其残留据点,光凭地方部队和少数的野战军,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如果说地方兵团好象是指头,由地方兵团升级组成野战军后,就好象把五个指头握成拳头了。用拳头打出去才能有力量。如果我们的野战军,变成铁的拳头了,就更有力量了。现在我们又组织第三批新的野战军,加上第二批组成仍留本区作战的,我们的拳头增多了。今后的问题,就是要把它变成铁的拳头,要使我们的野战军在政治上、精神上、战斗作风上,都融为一体。打出去才有力量,才能很好地去完成攻坚的任务; 同时,在进行战斗时,要求战斗过程要短,胜利要大。譬如我们今天开这个干部会,就是为了要缩短战斗过程。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因此, 我们要加强部队的训练教育。

我们要加强自己的训练教育,就要采取外国的人家的经验。要向外国的军队尤其是苏联红军学习,要向本国的敌人学习。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也要学习。学习的内容是多种多样非常丰富的,但是由于我们作战的任务,主要是攻坚战,因此今天学习的重点,就是攻坚的战术和技术。干部和战士, 又各有其重点。干部基本上是学战术,但要懂得技术;战士基本上是学技术, 但要与战术结合起来。攻坚的一套战术和技术,既要分解训练,又要配合训练。这次八纵王司令员的运城战役总结报告,是非常之好的,使我学了很多东西,给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对我教育意义很大,我想对同志们的教育意义也是很大的。希望你们散会之后,还要好好地去学习。

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干部战士的学习热情鼓动起来呢?这就要求我们的学习口号提得明确恰当。我们的学习口号,就是多流汗少流血,甚至不流血。怎样才能掌握技术?技术不是偷来的,而是苦练得来的。没有苦练,技术是不可能提高的。

第二指挥员的责任战前指挥员的责任

一个指挥员,要想把仗打好,必须具备很多条件。首先一条,要胆大心细。这就是说,平时好象一个大姑娘,要平心静气,不是轻举妄动;打起仗来好象一只猛虎,同时要有“打鼠如虎”的精神,把一个弱的敌人当作一个强的敌人打,把一个强硬的敌人当作更强硬的敌人来打。总之,打以前要心

细,一打开了就要胆大。其次要善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情况。掌握情况是战前准备工作最主要的一环。情况掌握以后,就根据已得的情况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准备工作要求周密充分,而且越充分越好。三打运城扫清外围据点和登城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打有准备有把握的仗。关于掌握情况,过去我们曾有专门指示,要求各个军区对周围的敌情,平时要很好侦察清楚。在我们周围的敌人,我打不打他不一定,哪一天打他也不一定,但是这个侦察工作要时时准备好,这样才能了解敌情与掌握敌情。现在检讨起来,这个准备工作,做得仍然是有缺点的。今后主力兵团, 要很好注意这个工作,抓紧调查研究。譬如华东野战军歼灭蒋军七十四师后, 他们从俘虏军官中,对七十四师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研究,印了一个很厚的小册子,那本书对我们了解敌人主力部队,帮助很大。又如打下运城后,也可以对运城的地形及周围各种情况,好好进行调查研究,这样可以实地检讨我们上次攻运城的经验教训,又有利于对付敌人再来占领运城。敌人要再占运城,虽说是很困难了,但是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果敌人果然再想占运城, 我们首先把地形地物调查得好好的,他们一来,我们只管打就是了。

战斗中指挥员的责任

战斗发起以后,一个指挥员在战斗中要善于注意下面几个问题:要善于组织火力与指挥火力;要善于窥测战机掌握战机,把战机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要怕困难。不要因怕困难或顾及部队疲劳而丧失战机。须知,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敌人最困难的时候,敌人甚至更困难。当你感受部队很疲劳的时候,敌人更疲劳,因为敌人是被围困在一个孤城里面,是我们主动地去围攻他,当然敌人比我们更疲劳。此外,要善于步炮工协同动作。一个步兵指挥员,要有最低限度的炮兵常识,没有炮兵常识,就不能指挥炮兵,有了炮兵常识,懂得了各种炮的性能,才好作你的攻击计划。炮兵在自己能完成的任务内,应该努力完成,不得有所借口。今天我们要求炮兵的,主要的是摧开突破口,以便步兵能很快登城,突击上去。炮兵指挥员就是步兵指挥员的炮兵顾问,炮兵火力射击计划由炮兵指挥员负责,但须由步兵指挥员统一决定,这就是为了解决火力配系的摩擦。炮兵旅赵章成旅长提出要注意采纳炮兵提出的意见,这是对的。上述这一些,都是为了便利于步炮协同,有了协同经验,就能抓住战机,很好协同。一个指挥员,在战斗中还要善于与友邻部队协同配合,善于机断专行。尤其是我们这个部队,你有责任主动协同, 在紧急战斗中如果因为你的协同动作而丧失战机或使友邻部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要追究责任。最后,要善于虚虚实实。这就是说,主攻、佯攻、助攻, 我们自己须分得清楚,但是不要使敌人看得出来。虚虚实实,在战术上讲就是有主攻、助攻、佯攻,譬如打临汾,只能有一个主攻方向,但可以有几个佯攻方向。兵临城下,我们要打他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什么时候打他, 在什么地方打他,敌人是不知道的。这就要求我们善于选择主攻方向,善于隐蔽自己的兵力企图。更重要的,主攻、助攻、佯攻,都要同样动作。这次打运城,佯攻方向就没有打,是不对的。佯攻、助攻都要积极地打,才能迷惑敌人,钳制敌人。佯攻方向不能起佯攻的作用,要受到处罚,助攻方向要随时准备变成主攻方向。如果佯攻突击进去了,不能因为自己是佯攻就不继续打了,同样的要继续打下去。

在使用兵力上,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我们反对两个拳头的思想。在兵力上是如此,在火力上也是如此。上次攻运城,恐怕有些平均使用和分散

兵力的地方。攻临汾,我们就不要犯这个错误了。平时指挥员的责任

一个指挥员,在平时就要善于管理,善于训练。管理部队主要的要有民主作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到,关于训练问题,在训练教育会议上滕(代远)副司令员作了一个总结报告,对部队的训练教育做了很多规定, 我在那个会议上也提供了不少意见,希望同志们很好去遵照实行,这里不多谈了。

关于各种战斗,哪种是主要的呢?攻坚战斗,今天是主要的。运动防御战,也要打,但对我们说来,今天是次要的。譬如打敌人据点,敌人增援, 我们就实行围城打援,到野外去在运动中消灭援敌。还要注意打追击战和巷战。敌人被击溃了或者弃城逃跑了,我们一定要追击。突进城后,敌人如果顽抗,就免不了要实行巷战,打援和追击,都要注意组织火力,实行火力追击,这时指挥员不要忘记指挥炮兵。围打城市时,敌人一溃退,我们就追击, 因击溃战向来是我们反对的。上次打运城,追击战打得不十分好。我们有些同志容易满足于眼前一点点胜利,而忽视追上去歼灭他。晋绥独三旅攻运追击时的战斗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此外,追击时,我们有些同志往往怕敌人,不知敌人兵败如山倒。当他败退时,已经没有斗志了,背后一有人追击,他就恐慌得不行了,每个人只埋怨自己少生了两个翅膀。这样的敌人还有什么可怕?你把敌人打败了,还要怕他,真是奇怪。当然,如果敌人是有计划的退却,我们也就要有计划的追击。我们还有的同志,为了顾及部队疲劳,敌人溃退时也不去追击,他不知道,敌人比我们更疲劳。敌人被围,他处处要防备,时时要防备,我们围打几天,他们已经很疲劳了,又被我们打败了,他才退却。在这种情况下,敌人要组织有力的抵抗,一般说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时的敌人,比我们要差多少倍,如果我们顾及疲劳, 不迫击歼灭他,正是敌人万分欢迎的,这就会给部队造成将来更大的疲劳。因为让敌人逃跑以后,他必继续占领新的据点来反抗我们,这就需要第二次组织打敌人的新据点。我们算算帐,看哪个合算?因此,敌人溃退时,一定要追击。而且停止追击的命令,只有高级司令员才有权下达,如果高级司令员不下令停止追击,你就只有追击。今后打据点,敌人突围逃跑时,或者打援兵,敌人溃退了,如果谁不迫击而让敌人跑掉了,谁就要负责任,战后一定要追究责任。

前面曾经讲过,我们也要向敌人学习。华野整理的蒋军七十四师调查材料的经验,对我们也完全适用。在那本书中谈到,敌人批评我们是吃战略饭的,不是吃战术饭的。说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部队的战术动作,他们是很不佩服的。敌七十四师缴械以后,他们的士兵还是不服气。敌人对我们战术的批评,主要的有如下几点:说我们攻击队形密集; 火力和突击队脱节;通过一个地区往往成为直线,不会利用地形地物;只注意正面火力,不注意侧方火力;突破口太少,伪装不好,不合于自然的环境; 干部不注意指挥位置,不会隐蔽身体;指挥所不隐蔽;平射炮和曲射炮不配合;埋地雷不伪装,说我们埋的地雷,很容易发现。我们的干部,尤其是下级干部,战术动作差得很。敌人对我们这些批评,好得很,我们向敌人学习, 就要十分注意敌人这些批评,接受敌人这些批评。

还要讲一讲军队的战斗作风问题。一个部队的作风,大半是依据指挥员的特点形成的,部队的作风,大半是指挥员带出来的;而且这种作风形成以

后,很不容易改变。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同志,要很好地注意自己的作风, 要养成良好的作风,因为你的作风是直接影响部队的。怎样的作风才算是好的作风呢?我觉得军队应该养成下列的战斗作风:谨慎细致,迅速、果敢、勇猛、沉着,不怕困

难,不叫苦,胜不骄,败不馁。第三关于政治工作几个问题

军队中的民主问题

一月底,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特意讲到军队中的民主问题。他指示我们:根据解放军普遍的经验,军队里要大大地发扬民主。发扬民主,对军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各解放区的解放军,凡是没有发扬民主的,就逃亡多, 就打不好仗,就不成其为铁的拳头,而是

豆腐拳头。凡是那个部队接连打胜仗的,都是对内团结,对民团结, 都在军队中发扬了高度的民主。现在各部队在进行三查(查阶级、

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纪律),这就是民主。军队的民主,就是要实行三大民主:军事上民主,政治上民主, 经济上民主。这样做就能团结,战斗力就会提高,不这样做,部队就 不能很好团结,不能提高战斗力。八纵这次集中干部学习,有很大

收获,但是连队里的民主运动还没有搞起来。今天部队中的三大民主,基本问题是在连队,这个运动要深入到各个连队里去。在连队里开展民主运动,是今天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连队里缺乏民主, 士兵的情况就不能反映,他有什么意见,也不敢讲,这就上下不通气。我们研究士兵逃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逼跑的。你不爱他,不把他当作兄弟看,而把他看成奴隶,所以他只有跑。我们有好多同志看到军队是集中的,有首长制和上下级关系,因此把民主也限制了,认为讲民主不是要涣散军心呜?难道下个命令也要讨论讨论 吗?假若有人批评他,他就说影响他指挥的威信,于是就把民主否

定了,这是不对的。须知军队里高度的集中,是以高度的民主为基础的。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二者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不能分开的。

政治上民主:是要战士在政治上有民主权利,要战士敢说话,敢提意见。另一方面,干部要虚心倾听战士的意见。战士的意见只要是好的,干部要无条件地采纳;战士的批评只要是对的,干部就要无条件地纠正。战士对地方上有些什么意见,我们也要尽力求得解决,实在不能解决的要解释清楚。战士不敢讲,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怎样才能启发战士敢提意见?用诉苦谈心、坦白运动、民主大会等方式都可以。只有连队实行了政治上的民主,思想统一才能实现。思想统一了,才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战士敢说话,干部又采纳了意见,这样上下通气了,战士就会有高度的觉悟;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就必然会产生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样,就用不着“赶羊战术”了。象俄罗斯水兵那本书上所说的苏联红军那样自觉的牺牲精神,自己去毁坏敌人的坦克,自觉舍命去炸毁桥梁使敌人不能退却,这种高度的牺牲精神,没有高度的自觉是办不到的。军阀的军队,是不讲民主的,是不准士兵有政治觉悟的。因为他们的官兵之间有一条鸿沟,士兵觉悟提高了,官就不能统治下去。我们人民解放军,官兵上下之间,没有什么界限,政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是士兵政治觉悟越高越好,因此我们在政治上一定要实行民主。

我们干部要牢牢记着这一条:要使战士敢说话敢提意见,这就是起码的最实际的民主。

经济上要实行民主:我们人民解放军,向来有经济委员会的制度,但是近来好多连队的经济委员会成了形式,经济帐目不公布,连队经济也不公开。现在连队伙食经营得好的并不多。本来各连供给标准相同,但是伙食好坏不同,这里面包含经济民主的问题。对士兵生活不关心,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 还有更坏的,干部贪污浪费,甚至克扣军饷,上级发的钱粮,并不完全用在战士身上。这两种现象都是不能容许的。毛主席最近打电报提出,要建立士兵委员会,由士兵推派代表管理自己的伙食。士兵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是防止干部贪污浪费及军阀主义最好的条件。干部没有任何权力占士兵的经济利益。每个人应该享受自己的一份,超过自己的一份,不自觉的是错误,自觉的有意识的就是贪污,这等于强盗抢掠和小偷偷窃,都一样是犯法的。今后各部对连队士兵生活要很好关心,否则会影响战斗力,影响团结,会引起逃亡。保证吃好饭,是个大问题,是影响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

军事上也要讲民主:下命令以前,可征求士兵意见。下达命令以后,如何执行?有时间要交给大家讨论。经过讨论,办法多了,任务明确了,胜利信心也高了,战斗任务就能自觉去完成了。过去好多同志说,打仗还要讨论, 那太不方便了,既浪费时间,又不集中。但是事实证明,连队上的诸葛亮会, 效果是很好的;战斗后的评定伤亡制度,也是很好的。在评定伤亡中,由下而上民主评定,下级对上级都可以提意见,经过士兵群众总结作战经验,部队战术技术就提高了。最近渤海和十三纵队前太行五十一团的经验,由战士民选干部是很好的。这样干部缺乏的问题解决了,部队团结问题解决了,干部的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得到最有效的纠正和防止了。今后要普遍实行这个制度,连以下干部,今后上面不委派,首先由士兵大会推选,经过士兵推选, 再报告上级批准,这才是合法的;如果谁委派下级干部,未经士兵群众推选, 是非法的,我们不认帐,并且各部最高首长要负责任。经过士兵推选出来的干部,一般是不错的,因为他们一百多人两三百只眼睛,天天看着他,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们对他是很熟悉的。现在我们党内不纯,有些坏分子混进我们部队内,带进来很多坏意识坏作风。有的老干部,也学了很多坏东西,贪污腐化,打骂士兵,打骂群众,打仗叫苦甚至违抗命令,种种坏习气都学到了。现在我们部队中最严重的坏现象,就是军阀习气和打埋伏的现象。要克服这些坏现象,军队就要发扬民主。讲民主,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干部要勇于自我批评,战士要勇于批评,敢说话敢提意见,干部与战士要互教互学。部队团结了,战术技术提高了,干部的威信也提高了;而且这个威信,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是自觉的团结,才能自觉服从命令,战斗任务才能自觉去完成。因此,三大民主要在连队中贯彻下去,不能打折扣。

党的组织问题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的。如何克服干部不民主的现象及一切坏现象,主要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加强各级党委会的工作。部队各级首长都必须知道,首长是在党委会领导下工作。有些同志强调自己是首长,有些同志打了几个胜仗后,就老子天下第一,否定党的作用。实际上如果没有党的保证,你一个旅长、一个团长,又有什么办法打胜仗?你打了胜仗,即算是你在战斗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也只是起了一分子的作用,有什么

了不起呢?今后部队的大政方针,都要经过党委讨论决定。讨论时,任何不同意见,允许提出,也必须提出,如发生争论,就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实行表决,最后还不同意的,就报告上级。讨论决定以后,分工负责,切实执行。部队党委工作的经验还不多,今后在工作中要注意积累经验,发挥党委的作用。

连队的中心领导是支部。不管是军事工作干部或者政治工作干部,都必须服从支部领导,都须对连队党组织负责。支部是连队中党的最高组织。连长和指导员要定期向支部作报告,支部要定期检查连长和指导员的工作,把连队党的领导确确实实建立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干部个人主义及一切坏倾向的发展,否则他对个人负责,不是对党负责,坏倾向就越发展越厉害。

正确处理军内外各种关系

(一)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

军政关系问题,毛主席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早已明确规定,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中也已讲过,可是我们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弄不清楚。本来军事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仅仅是在业务上有区别,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消灭敌人。军事政治二者不能分开,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任务也是一个总任务的两面。二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军事干部认为是只管打仗,是单纯军事观点;政治工作干部认为只管政治工作,是单纯政治工作观点。军事工作没有搞好,是军事干部负主要责任;政治工作没有搞好, 是政治干部负主要责任。如果部队不团结,会直接影响战斗力。因此军事干部必须懂得和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干部也必须同样懂得军事。部队如果打败仗,甚至接连打败仗,政治工作还有什么作用?如果政治干部打起仗来就躲在后面,还谈得上什么战时政治工作?这样的人,难怪人家说他是卖狗皮膏药。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闹磨擦,闹地位,争享受,争权柄,这都是不对的。现在全国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党中央。我们全晋冀鲁豫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中央局;军队中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党委会。加强党委会的工作及其领导作用,就可以解决军政的磨擦问题。党委会讨论决定后,军、政干部分工去做,为同一个任务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

(二)这一部和那一部的关系问题

这一部和那一部的内部关系问题,也要搞好,如果内部闹关系,是只便利于敌人的。上次攻运城的部队,关系一般是好的,但是还有些磨擦。内部关系一定只能采取团结的方针,对内要讲和,对敌才讲狠,对内狠就团结不好。对新的部队要很好帮助,有缺点不要取笑他们。战斗任务完成不好,要互相检讨,不要互相埋怨,互相推诿。仗打好了,就抢东西、争功,功劳都是自己的,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这是不对的。战后互相提意见是可以的, 必要的,但应该是善意的帮助,不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是为了总结经验, 提高战术技术,不是为了个人打算或小集团利益。

(三)爱兵拥干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爱兵拥干。我们有好多干部,只讲拥干,不讲爱兵, 把两者分割开来,象把集中与民主也分割开一样,只讲集中,不讲民主。我们干部要求拥干,首先要检讨自己是不是爱兵。对战士生活关心怎样?对士兵训练怎样?对战士伤亡后的态度怎样?身为干部,一定要爱兵。每个干部必须懂得,有了士兵才要干部,不是有了干部才要士兵。在战场上真正冲锋陷阵的,要靠士兵。因此军队干部要明确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这并不是说

干部不重要,干部之所以重要,在于他能带好兵打好仗。军队中真正的广大群众是士兵,所以我们不管是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都要看到士兵。干部生活好,士兵生活苦,军心是不会巩固的。首先要看到士兵,然后才看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不高,干部有责任帮助他们提高。干部要很好关心战士的生活,使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尤其要关心战士的生命, 使士兵少伤亡,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常常和人讲,一个人从小长大到当兵,是不容易的;人是最宝贵的,有人就不愁没有别的。中国革命战争是长期的,可是人是有限的,人死不能复活。我们部队中通常讲的有生力量,基本上是指人说的。因此,我们要特别关心士兵的生命,如果对士兵的生命都不关心,还会关心他们的生活么?这就要求我们注意战场上爱兵。爱兵主要的要讲战术爱兵,讲战术,就可少死人,甚至不死人。我们有些指挥员只要求上级补充,自己不讲爱兵,是不对的。须知补充一个兵是不容易的,大规模补充更是困难。今天我们在经济上和外交上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国家的形式,我们仍然要在落后的农村环境里,动员人民参军入伍,兵源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们不能只要求补充,一定要讲究战术,提高技术,使一个兵能顶几个兵用。

(四)军民关系问题

今天专讲爱惜民力物力问题。本区野战军作战,由一兵三夫减到一兵一夫,我们这次要做到二兵一夫,因此动员民力一定要有准确的计算。昨天有个旅开拔,要二百五十辆大车,说句话倒很容易,可是要动员二百五十辆车来,却并不那样容易。一个旅要二百五十辆,十个旅要多少?此外还有各纵队直属队及供给部、卫生部等部门,你看一共要多少?恐怕全晋南也不能完成这个庞大的数字。马上春耕要开始了,我们要顾及军队作战,也要同时顾及群众生产。因此今后不准随便动员民力。

动员的民兵民工,部队要当作兄弟一样关心他,行军、宿营、防空、生活等,都要照顾他。他想开小差,政治机关要好好把这个工作做好。司令部要教他们军事常识,譬如对于炸药等,就要好好进行教育。过去解县民夫因不懂得炸药,致使发生爆炸事,伤亡许多人,这个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深深记取。现在有些部队抱漠不关心态度,把他们看成奴隶,不看成自己的阶级兄弟,甚至打他骂他;民兵逃跑了,也不好好教育他。强迫群众带路, 有些老百姓是确实不知道路的,就是知道他不愿意带也有他的自由。一般说来,解放区的老百姓,没有不愿给解放军带路的,主要是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还有要民夫到第一线去抬伤兵,结果伤亡很大。须知打死了一个民夫, 解放区就少了一个人,这种损失是不应该有的。民兵民工,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绝对禁止打骂,不仅不能打骂战士,也不能打骂民夫。打民夫,是违犯了纪律,也破坏了法令。虐待民夫,象上述各种现象,是典型的国民党军队作风,是绝不能允许的。我们部队只要有这种现象的,都应当赶紧克服。

(五)军队与地方关系问题

最近有些反映,说我们部队干部打村干部,有的事务长和采买人员,也打村干部,打老百姓。不管是谁打,都是不对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都是为战争服务,你有什么权力打他。他事情办不好,有他一定的困难。有些人并不是主观上不想把工作做好的,我们应该谅解他,同他商量,把问题很好解决。就算村干部不好,你也没有权打他。退一百步说,打也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你一打人,传出去后,其他的村干部都跑了,把你当成胡宗南,那

能解决问题吗?对村干部有意见,只能善意提出,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使用军阀主义手段。

(六)对待新兵逃兵的态度问题

新兵未经训练,不准补充到部队里去。这是制度,各部队要遵守。把农民变成一个兵,是不容易的;大量补充新兵,更是极不容易的。如果补兵容易,干部就更不容易养成爱兵观念了。新兵不加训练,战斗力是不强的,你马上就把他补充到部队里去,并要他马上参加战斗,那是送死战术,是草菅人命。

对于逃兵,基本原则是采取说服教育,爱护他,感化他。违犯这个原则是不对的。八纵有的连排干部,对待逃兵是打他、骂他、禁闭他,有的甚至用非人道的办法,这是极端恶劣的现象,是违犯纪律的行为。

新兵来了,要热诚相待,爱护他,教育他,巩固他,提高他的技术。逃兵回来了,首先要安慰他,再调查他为什么逃跑,然后对症下药去教育他, 这样一定能够巩固他的。你伤害他,污蔑他,处罚他,是不能巩固他的。你虐待他,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你究竟是为了促他逃跑?还是为了巩固他? 你要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如果虐待你,你会怎么样?你这样对待他,他对你至多只能做到形式上的服从,绝对不能做到思想上的服从。你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破坏了部队。今后对新兵逃兵,绝对禁止打骂,如果用非人道的办法来处罚他们,就要受严厉制裁。

第四城市政策问题

谈到城市政策,首先我们要反对李自成思想。李自成为什么最后失败了,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懂得城市政策,不讲究城市政策。郭沫若先生写了一本《甲申三百年祭》,就是专门讲李自成的故事的。中央曾经把这本书定作整风文件之一,我们每个干部都要很好看看。现在看它,更合于时宜,因为今后我们要不断地攻打大城市和解放大城市。李自成进北京后,便昏昏然。他的许多文臣武将,只图做官享福,贪污腐化,搞女人,抢东西,军队无纪律,把北京城搞得一团糟。结果前功尽弃,李自成最后也在九宫山被杀头。真是亡国、亡党、亡头!

我们今天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政策上我们是有错误的。我们多数干部是好的,但有少数是不好的,这个少数也可以破坏多数。中国革命,必然要由乡村到城市,到了城市,如果城市政策搞不好,革命同样是会失败的。

城市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城市政策,主要是工商业问题。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仅是打倒蒋介石的问题,还要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不仅是工人农民的问题,还有民族工商业者的问题,因此我们进了城市以后,要做到:

第一条,对民族工商业者丝毫不准动,并要保证他继续生产营业。对小商人和群众的摊贩,就更不用说,丝毫不准动。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中,都有明确规定,我们要严格遵守。进城以后如果动了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就是违犯了政策,破坏了法令。执行城市政策不好,会在全国造成坏的政治影响, 因为我们还要进更多更大的城市。上次打运城,我们没收了商人的汽车和缝纫机,已决定退还。为了保证这一条能够很好做到,特规定:

(一)设立城市工作委员会。除武装弹药由军队收缴外,敌人经营的东

西是要没收的,但不由军队没收,由城市工作委员会去没收。其他公共建筑如医院、学校等,也归地方处理,军队不要插手,更不得破坏。上次攻运城时,把一个医院破坏了,瓜分了,是不对的。破坏起来,只需半小时或一小时,可是建设起来,就得很长时间,有些东西今天还是解放区无力建设的。一个医院,如果不加破坏,马上就可收容几百号伤员,各种设备都可利用, 如果破坏了,就成了一个废物,你看破坏的好,还是让它存在的好。国民党骂我们只会破坏,是骂我们那些败家子的干部。先进城的部队,对各种公共建筑,只有看管的义务,没有挪用的权力。

(二)打进城后,马上设立城防司令部。在太岳区作战,即由刘忠同志兼城防司令。

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防司令部的一切决定和命令,参加攻城的部队都要服从。负这些责任的同志,不要怕得罪人,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发现有违犯城市纪律者,首先逮捕起来,再查究明白;如果武装反抗或武装干涉,不接受城防司令部逮捕者,则加倍处分。

第二条,一切缴获要归公。你们要反省反省,过去的缴获归公了没有? 你们过去大部分没归公,而打了埋伏。打埋伏本是非法的,你们打埋伏,变成“合法”的了。打埋伏是公开的、经常的现象,是普遍现象,上下都打埋伏,甚至各级都埋伏三分之二。这就说明打埋伏的严重性。因为打埋伏,发生问题很多:首先是直接违背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历来就规定而且三令五申,一切缴获要归公。你们偏偏不归公,而要私自埋伏起来,这不是违背中央指示的实际表现吗?其次是影响了团结;合作社有一个同志反省得很好,他说因为打埋伏,上下不信任了。这不值得我们严重警惕吗?再次是破坏了物资,破坏供给规定。上次打运城, 把汽车都破坏了,有些同志为了搞“最值钱的东西”,把胶皮子都卸跑了。最后是使一些干部染上贪污腐化恶习,葬送了

干部。

对今后一切缴获的东西,规定三条: 1.不得打埋伏(私自留下的等于打埋伏);

  1. 不得破坏;

  2. 一律交公。

就是缴了武器,也要统一分配。缴了炮,你有保护的责任,你有优先分配的权利,但无处理之权。缴了炮不经报告,就据为己有,也要没收。

打埋伏,主要发生在干部身上,战士是埋伏不了的。因此,今天整顿城市纪律,是要整上面、整干部,不是整下面、整战士。

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训令①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最近,据各部队的报告和我们的检查,发现各部队中发生和存在下述一些严重问题。特指出,希各级负责同志马上负起责任,切实加以检查和纠正。

第一,在攻占敌之外围据点后,不马上修改加强敌之工事为我利用,而警戒配备亦多疏忽,对敌人必然要进行反扑的战斗,亦准备不够。如火力组织,歼灭反扑之敌的战斗计划,亦多无预先布置,而形成麻痹轻敌,以致遭受敌人偷袭和反扑时仓促应战,甚至失去阵地,招致无谓的伤亡。

第二,避弹坑挖的太大太宽,距离太近,又逢阴雨和春暖解冻时节,致使倾坍,压死干部、战士亦不少,至今尚在继续发生。如遇敌机轰炸或炮火射击,可能还要遭受更大损失。

第三,爆破演习.不按通报药量规定,往往装药过多,不但浪费炸药, 而且误伤自己。

第四,浪费弹药非常严重。如某旅在敌人夜间派出少数兵力向我骚扰时, 不设法捕捉敌人,不积极派少数兵力去袭扰敌人,反而在敌人向我袭扰时束手无策,甚至不配备夜间警戒,如游动哨、潜伏哨等捕杀敌人,单行打枪, 既浪费许多弹药,还误伤自己。

又如某迫击炮连,自己射击任务完成后,射击目标已不存在,而还儿戏地乱打炮,直到把炮弹打完为止。这表现了该连不但浪费弹药,而且不懂和没有射击纪律。这种现象不仅在浪费弹药上所不允许,就是在战术上和射击纪律上,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五,在干部侦察地形时,有的同志不好好注意伪装与荫蔽身体,致招敌人的冷枪打伤或打死,作无谓的牺牲。

第六,对工事和交通壕,事先无周到计划,致挖好以后,又不适用。对土工作业器材,如借农民的木料、门板等,不确实计算应该需要多少和能节省的地方必须节省,应该用的地方即必须用,以致器材浪费不少,而工事和交通壕的掩盖亦未做好,甚至把门板当作柴烧。

以上现象,皆由于某些首长在战前、战后未负起本身应负的责任,且迭经指出皆未能及时注意和纠正。即使有些已经注意,但仍只是向下级传达一下,未曾确实检查是否已贯彻到连队及每一个战斗人员。因此,部队并未接受这些血的教训,错误尚在重复,损失不断增加。这将直接影响我军作战任务的完成,应该引起我们严重警惕。今后各级负责同志对于上述严重现象的克服,无论战前、战后、作业、演习、布置警戒,均需亲自研究计划,检查督促,还需推动下级必须这样做。并应检查自己的领导工作对这些现象如何预防,事后如何改进,绝不能推之于客观原因即算了事。

我们有些同志不大爱用脑筋,或者只是片面地想到自己如何去进攻敌人,而未全面地想到敌人又会如何来对付我们,所以麻痹疏忽,形成部队盲目乐观轻敌的现象;一旦遇敌骚扰即又惊慌失措,无所对策。要知道,敌人是不会自甘灭亡的,它愈是接近死亡,便愈要想出很多方法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时时都要多用脑筋,多打主意去对付敌人。例如,我们在攻占一地之后,必须马上搜索地道,侦察地形,改筑工事,荫蔽部队,加强警戒,等等。其他工作一样,都必须多用脑筋、想办法,集体研究,集体用脑筋想办

① 这是徐向前任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司令员时发布的训令。

法,才能把仗打好,工作做好。每一个指挥员的品质,应该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周密细致,开动机器,用脑筋,想办法,胆要大(英勇果敢),心要细(谨慎周到)。粗枝大叶、漫不经心是不能把仗打好、把事做好的。凡我各级负责同志,由高级到连队的,都应当虚心检讨自己领导的缺点和错误, 并求得改正的办法,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己,推动工作,打好仗,做好事。

关于临汾战役的发展情况及下一战役的设想①

(一九四八年三月)

(一)

打下临汾。据目前准备的情形看来,甚有把握。各旅在政治情绪上(士气),和实地练兵后的战术技术上,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决定明日十七时, 十三纵打下东关,八纵与太岳部队肃清城北与城南之最后几个外围据点后, 须三到五日的攻城准备,约月底以前可攻下临汾。关于攻下临汾后之城市工作政策,已由临汾工作委员会写一决定,根据最近中央指示的精神执行。在各纵队直到连队中亦进行了城市政策的教育。有的连队的战士,在讨论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时,自动提出不只评定战功与伤亡,而且要评定纪律(遵守城市政策的纪律),并自动地检查了每人的包袱与东西,对缴获军用品的保护与支配,亦已发出了指示,并发动直到连队讨论执行。问题的重心不在战士而在干部,所以在干部中亦进行了教育,保证以身作则。自然,这还是事前的事,如何,还须在实践中去考验。

在打下临汾后,第二步行动计划,拟即向晋中作战,打下介、平、汾、孝,〔1〕并准备歼灭阎〔2〕之援敌。可集八、十三两纵,太岳八个团,晋绥八、九个团,兵力约在六万上下,打阎匪与开展晋中局面,当较有把握。向晋中行动时,以后之运输线,当改经沁源、王和到平遥。但这条路有

一节不好通汽车,而且沿途房屋被日、阎烧去不少,故医院开设当以介休、灵石间为好,前送弹药以沁源、王和线为好。我已叫太岳区早作准备。若向北发展打下太谷,即以沁县、白圭线为好,请叫太行主要负责同志,对此在精神上应早有准备。

这次因实地练兵用的炸药多、弹药多,而且参战部队亦较攻运〔3〕时为多,晋绥的部队亦发了一部分步枪子弹与八二迫击炮弹,以后还须发一部分山炮弹与别的弹,而作战规模比运城又大,故弹药消耗较运城为多,确实消耗数,还待战斗结束后才能作总结。总之,比运城消耗量只会多不会少。

打开临汾后又可缴获德造榴弹炮二至三门,山炮十多门。这样,炮日益增多,故后方赶造炮弹以应前方之需,实为重要。攻城战不比运动战,攻城战弹药消费多,从敌人身上所缴获者又少(如有库存者在外),战斗艰苦而时间又长。假如有打歼援敌的机会,则又当别论。

这次攻临尚未进入决定作战。八纵因干部看地形不隐蔽,亡营长一、副营长一,伤营长一。挖交通壕因土质松,连日阴雨天又解冻,挖的又大又宽, 致土塌下,压死压伤者数十人。我已下了一个训令纠正这一现象,但昨天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同志到前方地堡看地形,又被敌冷枪击中头部而牺牲,真是令人不胜悲愤!我已再下教令,规定看地形的办法,并令前面有些地堡须改修者改修,改造枪眼须内八字,进出口须改在侧面。总之,这种伤亡太无谓, 必须严正引起各级干部确实注意才好。

部队生活按规定标准,一般都很好。

这次动员民力与门板、木料亦大,主要是因天雨,又改换了攻击方向(必须改换),故动员门板、木料按原计划规定者约多半倍。关于后勤工作问题,

① 这是徐向前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写给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的两封信。标题是编者加的。

待战斗结束后作出总结再告。

关于十四纵队,必须解决政治委员才好,否则,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不加强,即军事上亦不会有大的进步。这点,请电滕、薄〔4〕设法调人为好。

(二)

再昨夜攻临汾东关与南北外围据点结果,野炮已对城墙开一宽十米破口,但因射击开始时间晚,致通过受阻;外壕内沿只爆炸一次,通过亦不便, 三十八旅未能突入。该旅缺攻坚经验,未继续爆炸亦是原因之一。三十九旅攻入电灯公司,因连过两道外壕耽误时间,故只歼敌一个连,敌退守南半院, 形成相持。八纵、太岳攻北门外之日本坟、兴隆殿两高地(与城墙同高), 因须连续爆炸三道外壕(又深又宽)与障碍物,故攻上去又被反扑退下(占领某一群碉,歼敌一排,在敌炮火与反扑下退到外壕)。

这次经验:1、我们的干部对步炮协同、火力组织还不大会;2、炮兵射击技术仍不熟练;3、步兵顽强性不够。

昨日一战,消耗弹药甚多而未成功,当多系新部队攻坚经验少,亦不能深怪。连续爆炸通过三道外壕与障碍物,甚需时间,若组织不好,不易奏效。这一动作,各团在练兵后,一般还不错,但须大量炸药,否则光靠人拼,没办法取得胜利。现除加强政治教育,增强顽强性,与检讨实战经验改进战术技术外,须有物质保证,否则攻击这样据点,不易奏效。

对十四纵队的政治、军事工作,作战训练的检讨、督促与帮助,前方对其情况不明,决难提出有益的意见。请叫他们经常作些书面报告来,以便了解情况、提出意见。但基本上还是靠你们去管,我的时间与精力实亦无暇顾及也。

对攻下临汾,大家都有信心,唯是啃骨头的仗,怕时间与消耗、伤亡实难预计。总之求得快些打下为好,但只急躁亦会偾事。阎匪老奸巨滑,过去经验教训了他,欲吸引其南援歼之似不易。故一面准备打歼援敌,敌不援时即攻下临汾。

注 释〔1〕介、平、汾、孝,指介休、平遥、汾阳、孝义县城。

〔2〕阎,指阎锡山。

〔3〕 运,指运城。

〔4〕滕、薄,指滕代远、薄一波。

关于攻临外围作战检讨及今后作战筹问题①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甲、情况 1.敌情:敌人工事,外围据点均挖有两三道外壕,并有暗道通城内关内〔1〕,城与关内均有内壕,城墙设有三到四层枪眼,并且还有所谓倒火点。阎锡山花样多,一贯主张防守战法,当我开始包围临汾时,敌远距离外围据点,不战而退;但近距离城壕外围据点则拚命固守,土顽换为正规军。敌伤亡消耗很大,对此非常恐慌。我打电灯公司,敌六十六师正副师长亲自督战,后退者杀头,害怕我们炸破。2.我们主力尚未动用,准备打援。在今天敌来援兵可能性不大,等我们打到一定程度尚有可能。守敌待援无望, 突围有被歼之危险,只有死守一条路,我们人力物力消耗亦很大,也只有坚决打下临汾的一条路。3.敌人守关全部兵力只有五个团〔2〕。我虽伤亡三千至四千人,敌人伤亡总在二千五至三千人数。敌人疲劳程度超过我们几倍, 因为敌人要时时注意,处处防守,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攻,从哪里攻?我们不但可以经常换班,而且主力亦未动用,因此,有条件、有把握打下临汾。

乙 、 检 讨 1.在战役指导上,开始对敌人工事特点估计不够,企图在短的时间以小

的伤亡解决战斗。战斗部署改变几次。八纵由南面转到北面,又转到东关。太岳两个团(四十六、四十九团)由北面转到南面,又转回北面。开始企图打关,同时准备攻城,兵力火力有些分散。部队转移时民力器材浪费很大。这应由我负责。

2.战术指挥:

  1. 战斗组织不细密,存在粗枝大叶。

  2. 步炮协同动作不好,射击技术不熟练,自己炮打着自己的人。依靠炮兵打天下,步兵顽强性不够,或者不相信炮兵。

  3. 冲锋道路和炸破口未成一线,使突击队走弯路。丙、攻城战术几个问题

  1. 坑道是对付这个敌人的最好手段。首先是坑道安全问题,无论是超越外壕,或到外壕去作坑道,都要控制外壕,在外壕里作地堡。如敌在外壕里作有地堡,即以炸破扫除之。要派得力部队担任这一任务,倘被破坏,担任这一任务的首长要负完全责任。同时,坑道内亦要准备战斗,直线挖不过去可转弯。用三角钢耙来挖可减少声音;硝铰药可用,但必须封好口,安好雷管,电发与点火并用。八纵与十三纵同时炸破当然很好,但有困难,因两处坑道距离相隔远了点,我们不要求同一时间炸破。同一时间炸破好处很多,

    可以研究。

  2. 巩固突破口,不是要部队等在那里,而是向城上两面发展,突破口愈大愈巩固。上城以后,要迅速改造工事,开辟交通壕,做好地堡,打通友邻联系,不是做肉城墙。

  3. 纵深战斗要有阵地的向前发展。可以抢占房屋的应首先占领城墙,并应以小组炸破内壕,不失时机的向纵深发展。原则是沿交通壕,依托城上火力,再向纵深发展。4.炮兵组织。在炸破前先行炮火摧毁。开始炸破与炮兵同时射击。步兵发起冲锋后,平射炮向两翼(相当距离的两翼,即步兵预定

① 这是徐向前指挥临汾战役外围作战阶段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第一步控制的位置,需要继续向前发展时由步兵发信号,炮兵延伸射击)、曲射炮向纵深射击。第一步打内壕外沿;第二步转向纵深。步兵所到地方均发信号联络炮兵,步炮开会订出协定相互遵

守。

丁、任务区分 1.突击队只能用一个营的兵力。如一连向左,二连向右,三连破内壕与

对付倒打火点,修理突破口与道路。各部队任务要明确,一个部队只担任一个任务,不要复杂。

  1. 队形不要拥挤。一、二梯队要保持一定距离;二梯队指挥员要走到部队前面,便于掌握情况。

  2. 通讯联络要简单明确。告诉全体人员,步炮之间、城上与城下,都要相互联络。第一梯队向第二梯队,第二梯队向第三梯队,派徒步通讯员联络。

  3. 干部指挥位置及其代理人规定:排长在一个班后面,连长在一个排后面,营长在一个连后面,团长在一个营后面,旅长在一个团后面前进,便于了解情况,使用第二梯队。班、连、营、团、旅都要指定自己的代理人和预备代理人,保证指挥不间断,谁要不服从即以怕死论罪。

戊、检查报告制度

按级负责,越级(可以越两级)检查,八纵北移,丢了很多口袋和手榴弹未检查,尤其要紧的地方更应注意检查。报告制度分战时与平时:战时, 如战斗发生情况,敌情变化,前后友邻联系:平时,如伤亡消耗逃亡,攻击计划。战役开始,八纵在南面有两人逃跑投敌未报,封锁上级,要纠正。

不怕敌人反扑,要欢迎敌人反扑,有计划地杀伤敌人,捉俘虏。二十二旅怕敌人反扑,把重机枪丢了,排长被敌人捉去了。要杀伤敌人,注意节省弹药。一亩地的小米,一排人每人打一发手榴弹就完了。六十七团七连长在战斗中,当敌人离我阵地八十米,即下令投手榴弹;敌接近到四十米距离时, 手榴弹已经打完,连长跑到后面喊叫手榴弹打完了。如果属实,要撤职。已、部队的政治工作战士情绪高,打了要再打,干部勇气足。战士最大的顾虑是, 干部指挥不好、怕死、作假报告。有真勇敢与假勇敢,情绪高的也有假的, 因有些部队知道主要任务轮不到他的头上去。亦有真勇敢的干部和战士。二十四旅练兵抓得很紧,但分工太细,炸破组只有一个,伤亡了怎么办呢?是不合适的。互助组是自发搞起来的,应有组织有计划地发扬与整理。要克服战士想搞而干部不想搞的毛病。要严肃党纪、军纪。过去是非不明、轻重不分、赏罚不明。能完成的任务非完成不可,否则要受处分。上级有命令,可以告诉你办法,亦可以不告诉办法,因情况的变迁,不可能告诉你办法,你应根据实际情况想办法完成任务。好的要奖励,有功则贺,有过则罚。二十二旅六十六团政治主任、旅作教股长逃跑了,要逮捕归案。有功人员要奖励并要及时,分个人与团体两种。二十三旅打运城有功,给以光荣的运城旅称号。这次打临汾也是一样,有功者给以临汾旅称号。党纪与军纪都要分别是非轻重。十三纵两次攻击东关不成,检讨时没有从主观上去找原因,推诿自己过错,扩大了客观困难。这是不对的。炸药多消耗一点可以生产,人死了不能复活,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我们要用“土行孙”的办法攻打临汾,非打下不可。部队可轮流换班休息,搞好伙食,上级不要光强调执行命令,应征求下级意见;下级有意见可以提,采纳与否,上级有权决定。要坚决执行命令,错了由上级负责。

庚、作战命令

决定八纵、十三纵联合攻取东关,十三纵在左翼,八纵在右翼。战斗分界线,以春牛巷、东街(含)以北归八纵,不含以东南归十三纵。今天战争要根据智、勇、物质三条件来决定,只有一个条件或两 个条件不行。这次要以艰苦、持久、顽强的精神,打下临汾。

注 释

〔1〕 关内,指临汾东关。

〔2〕五个团,指敌正规部队。

临汾战役攻城作战基本命令①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

第一、敌情概述

甲、据俘供:阎匪六十六师于东关为我歼灭后,其残部于十四日经西门窜入城内,其一九六团即以师辎重连、便衣队等重新编成共约四百余人;一九七团以宪兵、警察及城内居民等编成约三百余人;一九八团补充青年学生百余人现仅二百余人,全师不足千人,于十四日下午接替北城及城外日本坟、兴隆殿等据点,战斗情绪异常低落。

乙、三十旅九十团守东城墙;八十八团守南城墙;旅直工兵营、辎重营守西城墙。

丙、南下策应临汾作战之阎三十四军,进至灵石以南仁义地区抢粮骚扰后,已于十八日北返。根据上述情况,蒋阎匪目下增援临汾之可能不大。

第二、我决集中八纵、十三纵全部,太岳集团主力自东南两面同时攻城, 彻底歼灭城内之敌,另以一部对城北、城西举行箝制攻击。

第三、战斗任务与军队区分

甲、以八纵全部配属野炮八门、榴弹炮四门、战防炮两门、十五公分迫击炮两门、十二公分迫击炮十门,由东城门以北第一突出部(含)之以南攻城,登城后,以一部迅速攻占东城门楼;主力应即向纵深发展,攻占梁培璜

〔1〕指挥部,并围歼鼓楼之敌,切断敌向西逃窜道路。如该纵队登城不成, 应即经太岳或十三纵突破口入城,其战斗分界线不变(八、十三纵及太岳集团之战斗分界线另详临汾攻击部署要图)。

乙、以十三纵队全部配属野炮四门、十二公分迫击炮六门,由城南门楼至城东南角中间东段攻城。登城后,以有力一部攻占南城门楼及城南地角阵地,并与东城门楼以南之八纵部队切取联系,主力应迅速向纵深发展,割裂敌之防御配置,夺取西城门楼,切断敌逃窜道路,并歼灭铁佛寺之敌。如该纵登城不成,应即经八纵之突破口入城,其战斗分界线不变。

丙、以太岳集团一部,由东城门以北第一突出部(不含)之以北攻城。登城后以有力一部,迅速夺取东北角阵地及北门楼,主力应即向纵深发展, 割裂玄武庙及第一营房之敌据点分别围歼之。如登城不成,该部应即经八纵二十三旅突破口入城,并接受八纵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同志之指挥;该集团之另一部应对兴隆殿、日本坟及六号碉、七号碉之敌举行箝制攻击,并于适当时机,相机攻歼之。

丁、以吕梁集团〔2〕十分区主力,位于临汾之河西岸积极活动,箝制城西之敌,并确实控制河岸,歼灭可能向西突围之敌;另以独三旅部队于总攻开始前一日,秘密进至土门东南地区集结,如临汾敌人向西或西北突围时, 应彻底歼灭之,不使溃敌窜入西山。

第四、各部应加速进行攻城准备,争取于四月二十八日完成总攻击之一切准备工作,总攻击时间及坑道爆破时间另行通知。

第五、攻城后方设施其联络规定如附图及附件。第六、攻城注意事项

甲、攻击部队必须进行充分之防毒、防火、防空之教育与准备,并防止敌人用炸药爆破我之坑道,以地雷封锁交通路内壕及工事。

① 这是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司令员徐向前下达的作战命令。

乙、突入街市后,应大胆割裂敌人,以一部箝制与监视正面之敌,主力应向敌两翼及后方进行包围或迂回,我主力勿为局部之敌所迷惑,致丧失战机,对占领坚固工事抵抗之敌须作充分火力准备,兵力布置后再行攻击。

丙、坑道爆破时间务求一致,八纵与太岳坑道更须统一发火,以争取动作之统一与突然。

第七,此系基本命令,尔后当依据情况发展以战斗命令行之。注 释

〔1〕梁培璜,太原绥靖公署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

〔2〕吕梁集团,指参战的晋绥军区部队,战役未结束于五月初奉命北调。

攻临外围作战中必须改进的几个战术问题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攻临战役,自三月七日开始以来,迄今已五十天。在此五十天的紧张顽强斗争中,我们已有较大收获。攻取了东关,基本上歼灭了阎军第六十六师及杂顽大部,俘敌四千人以上,毙伤敌亦达四千余人。现临汾城内蒋军三十旅,除伤亡千余人外,剩下四千余人,仅九十团之两个营较有战斗力,阎军六十六师残余千人左右,土杂顽全部已不足四千人,其守城信心已更加动摇,所以,我们打下临汾决不成问题。但我们也必须估计到敌顽必作垂死挣扎,仍需进行激烈的、顽强的战斗,始能最后歼灭敌人而竟全功。如同运城战役一样,现在我们又到了坚持最后五分钟,发挥最后顽强性的时候了。朱总司令指示我们,专门组成攻坚部队。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使命,要我

们大家努力。攻坚是啃硬骨头,是非常不痛快的战斗。开始,一定有一个敌我消耗的阶段,我们在此阶段中,必须以较小的伤亡与消耗,来换取敌人较大的伤亡与消耗,最后胜利方有保证。这是一个战术思想问题,各级指挥员必须深刻地认识与掌握。

但是,我们今天恰与此相反,就是我们消耗伤亡很大,部队也很疲劳, 而换取敌人的消耗与伤亡则较小。以弹药消耗来说,我子弹消耗近九十万发, 杀伤敌人仅四千人,平均二百二十五发才打一个敌人;手榴弹消耗三十万发, 平均七十五发才打一个敌人。且不说炮弹,炸药之消耗,我们没有更多地消耗了敌人,反使敌人消耗了我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每一个指挥员严重警惕。

为什么消耗伤亡这样大呢?一般说来,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不会攻。如攻击兴隆殿第一、二次,攻东关及长胡同、二十一号碉,我们都伤亡很大, 均未成功。特别第三十九旅一一六团攻击二十一号碉,伤亡六百人,已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其二,是不会守。如太岳第四十一团守四号碉,第四十四团守一号碉,伤亡消耗都较大。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则是干部的军事素养不高, 战斗中的责任心不强,尚存在着一种疲塌松懈或“干着急”,研究敌情与地形及组织火力与突击不周详、不具体等恶劣作风。我们必须坚决除掉这种恶劣作风,不然,胜利将无保障。

二、我现在提出外围作战中几个战术问题,与大家研究。

(一)坚守要点

在我扫除攻城障碍中,对于必须夺取控制之要点,夺取之后,必须坚守

(对敌人逆袭应掌握其逆袭时机,给以歼灭性的杀伤,对于我们攻城大有帮助),但守备兵力不可过大,过大则拥挤,伤亡必大。然而又必须有相当的兵力。这个矛盾,可从下列几点来解决:

第一,兵力火力配备上,正面前沿疏散(一个连的六分之一到九分之一兵力在前沿即可),加强纵深及翼侧配备。

第二,工事构筑上,多做坑道、交通壕、暗道及低暗工事(射口紧接地面)。

第三,火力组织上,多组织侧方火力点、交叉火力和纵深的隐蔽火力, 构成在阵地前百米内的火网地带。

第四,指挥员必须编拟自己的防御计划。这些计划,必须于夺取要点之先大致拟定出来,预告自己的部属;攻取之后,立即根据敌情、地形特点, 加强工事,配备兵力与火器,以待敌人逆袭。如此,方可有备无患。否则临

战仓忙,必然会增大伤亡与消耗。

(二)爆破、火力、突击三者的结合

小群战斗,在敌火强盛、工事较复杂的攻坚战斗中,攻击箭头绝不能过大,需发扬小群战斗特点。华野最近提出“单兵爆破,小组突击”,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我们第三次攻东关八纵二十三旅第六十九团登城及纵深发展,十三纵三十七旅第一一○团歼灭府门之敌,均是小组动作而获成功。但我们有些部队攻击时,则是蜂拥而上的羊群战术。如前两次攻击东关及长胡同、二十一号碉,都是如此,伤亡很大。

为使战斗小组行动有力,箭头硬,在小组爆破或冲锋时,必须以全部火力掩护其动作。指挥员对先头小组,一定要详细指示其目标、地形及道路, 解决其疑难。此次第三十九旅一一六团一连长,先叫小组去爆炸,不指示目标、地形及道路,是不负责任与最不爱惜战士的具体表现,必须予以严格纠正。

指挥员对欲夺取之目标,必须用多种方式(观察、威力侦察、询问居民、审问俘虏等)详细观察敌情(敌火力点的位置)、地形,对守敌之兵力、兵器,战斗力强弱,士气的好坏,等等,均需了解(愈详尽愈好)。根据敌情了解来拟定自己的攻击计划(包括攻取以后的巩固计划)。如果指挥员模模糊糊,不了解敌情,不拟定计划,贸然一冲,把战斗当儿戏,则伤亡必大。” 英勇战士无谓牺牲,死亦不能瞑目。

加强突击队的配备。我的意见,还是采用华野经验,营、连、排突击组织均有重点的配备。一个营配备两个较强的连,一个连配备两个较强的排(排及班同),其另一个分队,宁可弱点亦无妨。第三十九团抽调各连各排的骨干组织奋勇队的作法,人员互相不熟悉,损失骨干多,甚不合适,望大家注意研究。

(三)坑道斗争

攻城作战,坑道爆破仍是最主要的手段。攻取东关及电灯公司,都是依靠坑道爆破而成功(炮兵开缺口,因弹药限制,有很多困难)。但坑道爆破是一个很复杂的科学的技术工程。我们部队中,除第二十三旅尚摸索出比较多的经验外,其余均很差,放了很多冲天炮,白费炸药及精力。我们既为攻坚部队,非掌握坑道这一技术不可。对具有坑道经验的干部,应很好保存, 并研究出坑道作业的一套工具及装备。

对付敌反坑道之办法,我们应很好注意研究,但亦不必惊惧。八纵队对付敌之反坑道,想出了对策,望大家发扬。坑道斗争,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准确调查外壕的深度,挖超越外壕的坑道。

  2. 以多数暗道(即坑道式交通壕)与坑道平行前进,以暗道接近,确实控制并封锁外壕,断绝城内外之交通。

  3. 严守秘密。坑道四周之群众,一律迁移。坑道以及除土场,不仅对敌方隐蔽,且应设警戒,严禁非作业人员接近。

  4. 坑道内及暗道内,组织对敌坑道斗争。专设听音哨,判断敌对挖方向,

    坑道接近外壕时应加深,掘土用三尖耙,以减小声音。同时,地面以五○小炮射击外壕,以错乱敌人听觉。作业人员应有防毒口罩、风镜,并携带炸药, 发觉敌坑道接近,即先机爆炸,或迅速绕过。

  5. 掘开式交通壕,在今天已成过时之物。因敌军山炮、曲射炮多,又有燃烧弹,利用掘开式的交通壕,实不易接近敌人,伤亡多。十三纵三十九旅

一一六团对二十一号碉,在反斜面挖掩盖交通壕,伤亡较大,仍不知改挖暗道,真是愚蠢已极。今后非用坑道式的交通壕(即暗道)不可。大家都要像

《封神榜》上的土行孙一样,钻在地平线下与敌斗争。

(四)组织火力与射击纪律

组织火力,首先要很好地了解敌人的火力点,研究哪些火力点应摧毁, 哪些应压制。其次,再分配各种火器的射击任务,以哪些火器制压哪些火力点,或摧毁哪些火力点。并且根据总的要求,定出各种火器的射击步骤:第一步射击何目标,第二步射击何目标,再根据各种火器的任务,计算所需弹药,都需有明确的规定。步、炮联络记号,要规定得简单、明了,以求迅速及时。组织火力亦是一个很复杂的、科学的组织工作,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

要注意发扬冷枪、冷炮射击。敌人曾以冷枪打倒我们不少人,我们以冷枪杀伤敌人亦很多。但冷枪、冷炮火力应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要组织特等射手、神炮手,以二至三支枪对一枪,两炮对一炮,敌打我亦打,敌停我亦停,并以伪装诱敌消耗之,我则瞄准射击之。有个战士竖起一顶空帽子,敌人对着帽子打冷枪,他却在一旁瞄准打敌人。这种打法很好,应该发扬。我们打进城后,敌人可能突围。攻城时要指定部队追击突围之敌。受命

追击任务的部队必须明确,敌人跑到哪里,就得追到哪里,直至将敌消灭。追击中不得下达停止追击的命令,否则要绳之以法。

要注意节省弹药。弹药消耗已达惊人程度。战士、干部对弹药来源之艰难,了解不够。他们不晓得这是依靠自己的父母姐妹节衣缩食来供给的。后方供给弹药是千辛万苦的。战斗中过早开火,盲目射击,盲目投弹,如同放水一样,到底打倒几个敌人,则无人过问。我已下达训令,今后要规定射击距离,不到规定距离以内不准开火。轻机枪规定八百米以内,步枪一百米以内,手榴弹三十至四十米以内,方准射击和投掷。且必须讲求瞄准射击。战斗后必须评定战斗消耗与效果,对消耗小、效果大者,予以奖励;反之,则必须批评,严重者处分。

上述几个战术问题,我只简要他讲一讲,大家要很好研究。我们的战士是英勇顽强的,只要我们大家能提高战术与技术,以较小的消耗与伤亡,换取敌人大的代价,则我们一定能胜利,打下临汾,绝不成问题。我们一定要打下临汾,望大家努力。

临汾战役战术总结①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

A、战役一般检讨

一、此次临汾之役,双方均用堑壕作战,地堡对地堡、坑道对坑道,每一据点每方土地均反复争夺,多者达三四次,敌精锐第三十旅在各次争夺战中消耗殆尽。我全役共用炸药十万斤,炮弹十万发,动员群众门板二十六万块,梁木十万根。战斗持久残酷,规模宏大,足称阵地战范例。此次作战又因时间拖长,最后发展为地面下的立体攻势,敌我在地面下均有交通壕,再下有地道及坑道,攻势剧烈复杂,紧张达于极点。部队因思想准备不足,对此缺乏预见,开始攻击时一般均操之过急,表现浓厚之游击战、运动战作风, 猛打猛冲,队形密集,不爱筑工事,不精细计算,不讲求协同动作,因而招致过份伤亡,多走弯路。经验告诉我们,从游击战、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 必须有充分之思想的、物质的、组织的以及技术的(必须普遍学会土工作业及爆炸)准备。有些干部不善于接受与领悟别人经验,只是在实际战斗中支付相当代价,亲身体验后才开始转变,这是部队今天存在的严重问题。

二、必须善于分散敌之兵力,以便迅速突破与分割敌人。必须充分发挥我兵力之优势,从两个以上不同方向进行突击并保有两个以上之突破口,但火力不应分散,应将百分之六十以上火力集中于主要突击方向,突破手段一般应以坑道爆破为主,强行爆破与炮火开缺口为辅。因前者具有较高之威力, 并能以其突然性使敌猝不及防,易于攻克。

三、必须注意步炮工诸兵种之协同动作。此次经验证明,凡火力集中使用完全压制敌火力,坑道方向距离正确,爆破口填平外(内)壕,步兵乘爆炸烟雾于炮火向两翼及纵深延伸之瞬间勇猛冲锋,三者能密切配合者,突破必能成功,否则必遭受挫折,增加伤亡与消耗。我指挥员一般不善于对此三者进行一元化的指挥,有分工而无统一,产生战术运用之肢裂现象。

四、过去虽然进行了对临汾、安阳等城市敌据点情况之调查,但一般对敌工事构筑情况了解不够。且打入人员因缺乏军事常识,不能供给有价值的与详细的材料,此项工作今后尤应改进。

B、几个战术问题

一、肃清外围据点的战斗

此次敌采取外强中干的战法,将主力布于外围与我决战,因此外围战斗乃是消耗敌有生力量,开启胜利之门的锁钥,它与登城战斗有同等重要意义。开始我们对此认识不足,各纵队多以战力最弱之部队担任攻击外围据点,致多不能达成任务,且迁延时日,增加伤亡与消耗,予敌以改进战术、增强工事的机会。因此我在兵力使用上除保留若干最强之团队作登城箭头外,应尽量将较强团队使用于扫清外围据点之敌。攻击手段视据点情况而异,对设防坚固之据点一般应利用交通壕、地道及构筑地堡前进接敌(地道较交通壕费时费工大,但较安全),而以坑道爆炸及火力突击攻取之。如据点之外有两道或三道外壕时,应挖掘多条坑道超越外壕底部,使主阵地与外壕及副防御如铁丝网等能同时一举爆破,对设防不甚坚固据点应在火力充分援助下以连续爆破攻取之。不宜过份依赖交通壕,致延误整个战役之进展。不管采用上述何种手段,均应充分发挥工兵爆破及以火力分别掩护小组突击之小群战

① 这是徐向前给各战略区负责同志的通报。

法。

二、进攻与防御的结合

整个战役系由连续进攻及连续防御错综交织而成,我每攻占一据点后敌必组织反扑,或施行火力逆袭,只有经过多次胜利的防御战斗后,这些据点才得最后巩固。由于我干部不善于组织防御,故开始时每一据点的巩固均付出了数倍于攻占时所付代价(多为敌炮弹杀伤)。因此攻击之前,应作防御战斗准备;占领敌阵地后,应即构筑地下工事,以地道互相连贯之。并应作纵深配备(设警戒阵地,预备阵地及指挥阵地)构筑必要之副防御物,预先测定各种火器射击距离,加强侧防火力,组织严密火网,控制有力突击队及预备队于阵地后方或侧方分散隐蔽,诱敌来攻而歼灭之。外围据点之攻取, 巩固与扩展是全役中最长与最艰苦的一段。

三、如何进行坑道斗争

坑道爆破是此次突破城垣的主要手段(城基厚三十公尺,使用黄色炸药六千斤和黑色炸药一万二千斤各炸开四十余公尺之缺口),敌同样在城内挖掘反坑道(每五十米一条),双方使用大小坑道共在七十条以上。在坑道斗争中须注意下列各点:

甲、必须有坚强之组织。每一突击方向应设一坑道指挥部,以旅级干部担任指挥,工兵干部担任技术顾问,配属以坑道保卫部队及坑道作业部队(吸收矿工参加)。工兵应用器材及材料应预作计算与准备,尤应经常备带火具。

乙、应注意与步炮兵之配合。步兵应确实控制外壕,保证坑道顺利通过外壕;工兵应确实爆破外壕,使步兵便于控制;炮兵则应组织制压及扰敌射击,掩护坑道作业之进行。

丙、应随时准备进行坑道战斗。坑道内配备坚强之战斗小组,携带炸药、冲锋枪、手榴弹等,并设听音哨,发现敌坑道挖近,我坑道有遭受破坏可能时,应主动爆炸之,然后稍退数步继续绕道前进。如遇坑道挖通时,应迅速歼灭敌人,控制敌之坑道。

丁、坑道可分如下二类:一为超越外壕坑道,一为利用外壕内沿挖掘之强行坑道。后者易于掌握距离,费工较小,如能确实控制外壕,自宜多用; 一般两者可兼用。在技术上应准确测算距离。否则将使爆破变为冲天炮乃至前功尽弃。

戊、为防敌破坏,坑道数量宜多,并尽可能挖深,每条主坑道两侧,又须挖两条支坑道防护之。坑道口务须坚固,出土及气孔应力求隐蔽,坑道口附近不可设置炮兵阵地。

四、如何控制外壕

占领与控制城外壕斗争,是全战役中最紧张与最尖锐的斗争。我控制外壕方法如下:

甲、将外壕外沿宽正面炸毁,泥土掷于壕底,坑道得以从下面通过。此次敌有三个连于我爆破外壕时埋死于内。

乙、坑道挖近外壕,壕壁开凿腰枪眼,封锁壕内,另挖地道通至壕底, 筑多数地堡,地堡两翼设副防御物。再于外壕上方筑地堡及投弹巢,与壕内地堡及壕壁枪眼构成立体火网。在夺取外壕战斗中须组织炮火摧毁城墙上敌之层层火力点,并以机枪封锁敌工事枪眼,使其不能扫射及投弹。外壕如为我确实控制,登城障碍即告扫除。

五、如何组织火力

甲、为什么要集中火力?如果能在战斗中摒除无组织射击,将火力最大限度集中于决定的地点与时间,则任何攻击必能奏效。经验证明,只要有良好之组织,我之火力即可将敌火力完全压制,并可摧毁敌任何地面工事至相当程度。由于不善组织火力及集中火力,常使一次即可成功的战斗反复数次才能完成。

乙、各种火力组及其任务之区分。登城战斗时各级指挥部应组织专门之火力指挥部,纵队(一般均配属榴弹炮)组织远射炮兵群制压敌纵深炮兵, 另配备若干曲射炮组成机动炮兵群,以压制突然出现于敌纵深之炮兵目标。旅配以山炮、野炮、战防炮、十二及十五公分口径迫击炮,并集中最大数量之八二迫击炮与重机枪,组织若干火力集团,担任压制、破坏及拦阻等不同任务,直接掩护步兵登城。担任突击之团队,一般不另组火力指挥部,其火器均伴随步兵登城(但攻击外围据点时不在此例)。

丙、各种火器开火之一般顺序。坑道爆破前一小时,山炮、野炮、平射炮及十二公分迫击炮、八二迫击炮开始完成对正面阻碍步兵登城之敌火力点,特别侧防火力及城上地堡之突袭,旋即进行抵近破坏射击(登城前数日可作必要之摧毁)。爆破前半小时,十二公分及十五公分曲射炮以集中火力, 向突破口内敌建筑物、内壕、地堡布雷区及其他防御设备(事先须调查清楚) 行破坏射击,扫清我突破城垣后向纵深发展之障碍。爆破前十五分钟,八二迫击炮及五○、六○炮向城上及突破口两侧与内壕之间行散布射击(面的射击),重机枪则对危害我登城之敌枪眼行压制射击。坑道爆破成功,步兵发起冲锋时,各种曲射炮火应超越突破口向纵深及两翼延伸,粉碎敌之抵抗。平射炮除少数向敌纵深及侧方行压制射击外,一般均停止射击。山炮及战防炮待机入城。榴弹炮此时应集中射击城内敌指挥所及炮兵阵地。

丁、炮战实施办法。我炮兵于进行破坏射击时,必须同时以一部火炮担任压制敌炮之任务。应有多数预备阵地,以便随时转移射向。射击时应力求齐放。对城上之敌炮兵阵地及观测所必须予以摧毁。此外炮兵于支援步兵完成攻击任务后,必须保留必要之火炮继续压制敌炮兵,协助步兵进行防御。

戊、使用炮火打开城墙缺口。据此次经验,野炮抵近射击四百至五百发, 可将厚三十公尺,高十五公尺之城墙打开四十至六十公尺之缺口,需时约四小时。射击之要领:先下后上(由城墙离地四米处),先集火后分火;先使用延期信管,后用瞬发信管。城墙砖层经山野炮弹剥落后,可以若干十二公分迫击炮及八二炮平射辅助,以加速其破坏之进程,同时并可节省山、野炮弹。

六、登城战斗

甲、登城时机之掌握。坑道爆破成功后,突击队应趁爆炸烟雾迅速登城。此次临汾东关战斗,城墙爆破后,我突击队趁砖土未落时即行登城。突击队之位置以能不失时机、不为爆炸杀伤为准则,并须视城墙高矮及装药量多少而转移。一般以距突破口六十至八十公尺处为宜,有时在突破口两侧亦可。

乙、登城的战斗队形。登城部队一般以一个营为一梯队较适当。第一梯队营又分两个梯队。一梯队两个连并肩登城,并分向城墙左右两端迅速发展, 以巩固和扩大突破口。该两连又各以一个排沿城脚下向两翼发展,消灭敌之倒打火点及掩蔽部内之敌,与城上部队呼应前进。城上部队,每个连又分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排担任消灭城上地堡及掩蔽部内之敌的任务;第二梯队排担任改造工事并以火力支援城上城下攻击部队的任务。另第一梯队营应选择

一最坚强之排或连,携带黄色炸药及轻便梯子,位于第一梯队连之前以最迅速动作爆炸城内内壕,开辟入城道路。营之第二梯队则应紧接一梯队之后登城,其重机枪、迫击炮占领城上阵地,以火力支援步兵冲锋。步兵连应即经内壕缺口迅速向纵深发展,占领房屋,接应第二梯队营跟进。此种队形,在此次攻占东关及内城两次登城战斗中均曾采取,获得成效。它的优点是能迅速巩固扩大突破口与城上阵地,又能迅速向纵深发展,不失战机。使用此种队形,须特别注意下列诸点:

第一、须明确指定指挥位置,各级指挥员必须紧随其第一梯队之后,以便及时了解情况掌握部队。

第二、必须保持攻击箭头之锋锐顽强,对攻城部队平时有充分训练,保证其经常满员,由坚强干部指挥,并配以充足之武器弹药(多带冲锋枪、手榴弹、炸药包)。

第三,步兵重武器,必须伴随步兵施行火力突击。七、巷战

内壕为突破城垣后所遇到的主要障阻,必须采用小分队,分数路通过之, 切忌队形密集。前进中正面受阻时,应即向两翼迂回,大胆插入纵深,割裂敌人,断其退路。对敌核心阵地应先派部队监视,俟市街肃清后,再以政治喊话等方法促其放下武器,切忌将主力胶着其中,致影响战斗之发展;遇到顽抗时则须组织火力,以步炮工联合力量攻占之。

关于晋中作战的意见①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

此次晋中作战,虽以保卫麦收为目的,但应充分估计阎锡山处此失地失人的情况下,势难坐以待毙,必纠集其主力与我决战,以图解救其粮缺兵缺之危难。我亦必须攻下若干据点,楔入其纵深地带分割包围,求得歼其主力一部,争取在敌主力与我决战时,予以歼灭性的打击,方能达到确保麦收和创造尔后攻取太原之有利条件。故阎我在晋中,不仅可能有较长时间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复杂斗争,而且在战役开始时,即可能遇到与敌主力作战的紧张情况(也可能没有,但必须估计到和准备着)。

为完成上述任务,我在太原四周之各战略区及各作战集团,除在政治上掌握党的政策外,在军事上亦需有周密之配合和统一行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因之建议:

一、晋中军区应早日组成。

二、士第来一兵团〔1〕工作,亦请早日决定,以加强一兵团的军政领导。三、晋绥、北岳、太行三区,应集中最大兵力参战〔2〕。据士第谈,绥

蒙、吕梁两区拟集中十九个团作战,北岳二分区、太行二分区亦以组成一个集团,向太原、榆次之间地区活动为好。同时,各部队必须严格政策纪律和战场纪律。

四、党政军民均需作充分政治动员,适当配备较强干部到新区工作。以上是否有当,请考虑裁决。

注 释

〔1〕一兵团,指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奉命于五月中旬组成。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提议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来一兵团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临汾战役后,周士第先来临汾参加战役总结和协助徐向前部署晋中战役。所以,徐向前在向军委、华北局的报告中提出“士第来一兵团工作,亦请早日决定”。

〔2〕集中最大兵力参战,为便于统一指挥,根据徐向前建议,晋中战役中,晋绥参战部队曾组织成一个集团,由彭绍辉、罗贵波统一指挥;太行二分区部队和北岳二分区部队组织成一个集团,由肖文玖统一指挥。以上两集团,加太岳军区主力(后来组建成第十五纵队),统归徐向前统一指挥。

① 这是徐向前向军委、华北局的报告。

晋中战役作故要旨①

(一九四八年六月)

其一,敌情及估计:

一、敌情:自我华北及晋绥解放军先后攻占寿阳、临汾、应县,歼敌三十旅、六十六师、晋南团队全部及四十九师大部后,晋中阎匪面临最大困境, 仍以确保太原老巢为目的。将其主力三十三军(欠三十八师)、三十四军, 十九军(欠三十九师),八、九、十诸总队集结太原以南至灵石同蒲线上, 另以六十一军(欠六十六师,已歼)及四十三军之七十师,集结太原至汾阳公路线上,防我大军进攻;并在上述地区,强化乡村特务活动,编组民卫军, 实行坚壁清野,提前抢麦。文水、交城、汾阳、平遥等地阎匪均已开始破坏据点附近的青苗,并强圈民地(拟麦熟七、八成即收,某些地区且将农具悉数破坏),妄图以此作垂死挣扎。

二、估计:阎匪当我军移师晋中展开新攻势时,必将以其全力从军事、政治、特务各方面与我展开全面决斗。其兵力部署,可能收缩兵力围守若干要点,并以主力寻机与我作战。

其二,我之作战要旨:

奉军委及华北局命令:以保卫晋中麦收,大量削弱阎匪有生力量,缩小阎匪占区,创造攻取太原条件为目的,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统一指挥野战军一兵团、太岳主力,太行二分区、北岳二分区全部地方武装(两区地武装组成一个集团统归肖文玖指挥)及晋绥军区主力,组织晋中战役。为达成以上任务,决定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割裂阎匪防御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某些必要据点,清剿地方杂匪,重点则远于太谷至介休两侧地区。兵团主力,以掩护地方开展工作,确保群众麦收,作适当集结, 以便随时进行机动。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其主力与我决战,而于野战中消灭其主力一部,以达到削弱阎匪实力,缩小阎占区,创造尔后攻取太原有利条件之目的。

其三,兵力部署与任务区分:

一、以晋绥二、六分区部队(归彭绍辉、罗贵波指挥)于本(六)月十六日,进至太原以北,切断忻县至太原间铁路,并向太原逼近,保卫忻太线两侧之麦收。

二、以吕梁集团本月十九日进至文水、交城地区,切断太原至汾阳间交通,拔除该地区外面必要之据点,压缩敌于少数孤立据点之内,以确实控制文、交、汾、孝及清源之平川,保卫麦收。

三、以太岳集团本月十六日迫进介休、灵石地区,寻机拔除该地外围若干据点,相机攻取灵石,并切断平遥至灵石间铁路,保卫麦收。

四、以肖文玖集团本月十九日逼近榆次南北地区,切断榆次至太原及榆次至太谷间交通(破坏铁路及桥梁),保证太原地区之敌不能向祁太支援, 并派遣多数部队插入徐沟、榆次、太原三角区,保卫麦收。

五、以十三纵队本月十九日拔除子洪地区敌据点,而后攻歼东观之敌, 切断太谷至祁县间铁路,主力集结太谷以南东观地区机动。

六、以八纵队本月十九日拔除平遥以东及以南地区外围据点,另以一部切断平遥、祁县间铁路。主力集结平遥以东地区机动。

① 这是徐向前、周士第对晋中战役作战下达的基本命令。

其四,注意事项:

一、各部在出动前,应先派出得力侦察人员。结合地方政权,察明敌情地形及居民情况,以供给部队备用。

二、部队接近边缘区时,应在夜间开进,以求隐匿企图,保持战役的突然性。进至敌占区,应注意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及驻村防谍(部队人员均应进行防谍保密教育),并新筑主要工事以防意外。

三、各地在行军前与行动中,应在干部中深入研究此一战役之特点与阎匪战法的特点,及此一战役我之有利条件与困难,以便思想上预有准备。

四、确实进行夏季行军作战之卫生教育与防疫准备。五、联络规定,见通字七号通报

其五,我们于战役开始前(十八日),进至白晋线上之南关附近地区。尔后位置,另行通知。

其六,此系基本命令,而后适应情况变化,当以战斗命令行之。

晋中战役初期作战命令①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

一、同意太岳部队作战部署。但需充分注意高军〔1〕集中介休后,与太岳力量对比约略相等,必须严令各团筑好工事,组织好火力,诱敌、迫敌先来攻我后,再予以歼灭打击。

二、第八纵队当面之敌,如能乘其兵力分散、工事未坚之时而分别割裂歼其一部,即速攻取之。但主力应即西进集中左翼,准备协同太岳部队,予高军以歼灭性的打击。这时,太岳部队归新亭〔2〕统一指挥。

三、第十三纵队攻取元台沟、子洪口后,即集结该两地以北地区,确实切断铁路交通,破坏屯粮,籍制太(谷)、祁(县)两地之敌,筑好工事, 诱敌、迫敌来攻,而予以打击。

四、凡属我籍制方向的部队,或敌我力量对比我非绝对优势或劣势时, 其作战方针,必须确实做到筑好工事,组织好火力,诱敌、迫敌来攻,在我坚固工事面前,先给敌以大量消耗。善于组织小部队的反突击,以争取力量对比之变化。待敌死伤枕籍,欲攻不能,欲退不易,再衰三竭之时,而主力突然从敌侧后猛烈出击,包围迂回而消灭之;或待我兵团机动部队之增来, 夹击敌人而歼灭之。绝不得粗心大意,在敌我力量对比相等或敌大我小时, 而敌又筑好工事早有准备时,随随便便妄行攻击或大举出击,徒自招伤亡消耗未能成功,反增敌气。

注 释

〔1〕高军,指阎锡山部高倬之第三十四军。

〔2〕新亭,指王新亭,时任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① 这是徐向前、周士第发给第八、第十三纵队,太岳部队和各分区的作战命令。

关于晋中战役战术指示①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

现提出对阎军作战中几个战术注意问题,望研究参考。

一、阎匪为保有晋中地盘及实现其屯粮企图,自本月中旬,先后将四十师、七十二师、四十六师自并(太原)、榆(次)地区南调,加强平(遥)、介(休)、汾(阳)、孝(义)防务。现太谷、文水以南,已集结其总兵力三分之二以上(十五个师中之十一个师),与我在南线兵力约略相等。其主要企图,以达其抢粮目的,封锁全部山口,使我小部队不能进出平川。另, 加强其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汾(阳)、文(水)、交(城)南北两线守备兵力,以达其控制晋中平川地区之目的, 同时集中其可能集中的力量,找机与我作战。如六月十四日十五日,集中十一个团于孝义以西地区向我彭罗集团〔1〕进攻,即为一例。但敌最大弱点是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集中即不能达其控制面与抢粮之目的,分散即便于各个击破,唯粮食的缺乏,是不战致敌之死命问题,故阎匪势将被迫集中主力与我作战,不到其主力受到歼灭性的打击时,是不会自动放弃广大平川的。

二、此次晋中作战,我们应有长期作战打算。军委明确指示,今后我兵团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力戒急躁,必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

(五倍、六倍于敌),有把握、有准备的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务求初战能取得几个中小的歼灭战,以奠定进一步打大歼灭战的基础。在兵力使用上, 应控制强有力的机动部队,准备随时进行机动,切忌平均与分散使用兵力(每纵每次攻击目标不宜超过一个团的兵力),对于任何无准备、无组织、无把握的攻击,均应严格避免。此次吕梁集团在孝义以西之刘义村,与敌三十四军作战,战斗队形及火力,均未组织好,即在敌猛烈火力射击下,进行不适时机的反突击,伤亡七八百人,其未能成功的教训,应为各部队所吸取。

三、敌我在南线兵力相等,如欲取得胜利,必须争取与创造我在每次战斗战役中之优势,为此:

(一)必须坚决割裂敌人,将敌分割为若干孤立小块或据点,以便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之,并可创造打援条件;对其分散孤立之敌,则分遣必要之支队牵制监视之。尤应组织游击集团进入阎占区,肃清敌地方反动武装, 摧毁其反动政权机构,发动群众,保卫麦收。此种游击集团,应为我野战部队之有力助手。

(二)敌长于守,而不善于野战攻击。如敌我力量平衡时,我应先诱敌来攻,首先予敌以重大杀伤消耗,使我处于显著优势后,再向敌人出击。在攻击时,仍需采用割裂迂回包围等手段,集中我优势兵力,先歼其一部,尔后再歼其另一部。

四、为达成割裂包围与各个歼灭敌人之目的,需注意下列诸点:

(一)应十分注意对铁路及敌交通系统之破坏(对路基及铁轨不必毁坏),并力求控制其一段或数段,使敌不能修复。

(二)攻击目标不宜选择过多,每次应有重点。此重点,应是敌必救之点,以取得打援机会。

(三)对有坚固工事据点之攻击,必须很好组织火力与爆破,讲求队形, 切忌急躁,只有在有充分准备和把握条件下,才发起攻击。

① 这是徐向前、周士第下达的指示。

(四)在防御时,必须控制要点,构筑工事,组织火网,以一部兵力在正面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则控制于纵深或翼侧,以便在适当时机向敌暴露之翼侧或后方,进行包围迂回。如敌筑坚固工事与我对峙,我即应避免牛抵角的战斗,重新创造新的机动条件,迫使敌人脱离筑城地带而歼灭之。

注 释

〔1〕彭罗集团,即彭绍辉、罗贵波集团。

晋中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总结①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现将晋中战役第一阶段,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至六月二十四日作战情况及部队情况,简报如下:

一、晋中参战部队共四十七个团,计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各九个团, 吕梁纵队〔1〕十个团,太岳军区部队九个团,肖集团〔2〕五个团,孙集团

〔3〕(晋绥二、六分区)五个团,总兵力七万五千人。战斗于六月十四日敌第三十四军在孝义西进攻我彭罗部开始。主力原拟六月十九日发起战斗,因彭罗部吃紧,乃提前改于六月十八日投入战斗。至二十四日攻克张兰镇(平遥以南)为结束。一旬作战,共歼敌一万七千人左右,内土顽仅数百人。

二、此次作战,以吕梁集团先在汾孝区行动,吸引与箝制敌人,掩护我主力作宽正面展开,先歼灭封锁山口分散之敌,主力进出平川,以调动敌人, 创造了运动战条件。我彭罗部进到孝义高阳后,因轻敌暴露,又兼阎锡山对我行动判断错误,以为我主力已他调(据俘供),仅留两个地方纵队,敌决定以闪击战主动寻找我军作战。六月十日,阎军即集中其第三十四军主力, 第四十三军之第七师向我吕梁部队进攻未逞,即调亲训师与亲训炮兵团五个连前来参战。另以第三十三军之第四十六师、第七十一师一部及第十九军之第四十师集结平遥、介休机动,十四日至十七日,敌数次攻击我彭罗部,均受挫。其第七十师主力在牛家垣则遭我吕梁八分区部队阻止打击。此时,我主力三个纵队〔4〕即突然向祁县、平遥、介休外围据点同时发展攻势。肖集团、孙集团则向忻(县)太(原)、榆(次)太(原)间破击,攻歼小据点。汾(阳)孝(义)敌至此乃被迫回援同蒲线。当时我获得情报,敌第三十四军十九日开介休,七十二师(亲训师)开汾阳,我乃决心集中八纵、太岳、彭罗主力在运动中,求先歼第三十四军主力于平(遥)介(休)地区。事后, 始知此情报有误,三十四军系集汾阳附近,后开平遥,故未打成。只第七十二师(亲训师)由介休开平遥途中,其主力为我歼灭七千人。此役敌死伤极大,沿汾河东岸五里宽地区,每公尺内均有一、二尸体,敌死亡将近三千人, 牲口死伤占百分之八十(因敌密集队形运动,被我压于汾河岸开阔地,遭我火力急袭)。二十二日晚,我又自报话机得悉,敌第十九军军部率第四十师及亲训师残部拟即北开,我乃以十三纵主力迅速出动,伏击于洪善车站以北地区。二十二日八时,敌进入我伏击区,为我压缩于北营村。二十四日五时, 我主力突入村内,敌乃突围,遭我火力猛袭,死千余人,除逃散一部外,均为我捕获。此时汾河水涨,吕梁部队未能及时东渡堵击,敌四十师第一团及太原民卫军乘隙窜入祁县,致未能全歼,至为可惜。二十四日下午六时,我太岳部队一部及四十五师新兵团(老虎团)两个营。第一阶段战斗至此结束, 乃再开始新作战布置。

三、我在临汾战役中,伤亡一万五千人,休整不足二十天,俘虏均在训练,尚未补充,新兵仅补充一千六百人,连队普遍不充实,重兵器增加,突击力量更小,元气尚未完全恢复。因麦收在即,不容推延,且六月八日北进, 半月来,连续行军、作战、休息时间甚少,部队一般比较疲劳。但因不断胜

① 这是徐向前给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报告。毛泽东于七月二日批示:“各兵团首长,我们很需要此种战役总结报告。希望各兵团在每一战役结束后,不论胜负及胜利大小均向军委做一总结报告,以利交流和总结经验”。

利,部队情绪很高,可以继续战斗。晋中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中,共伤亡三千余人(吕梁部队伤亡千余人不在内);逃亡约千人,其中太岳军区部队七百人(该部因提前出动,未充分动员,若干战士面临伤亡很大,怕打太原,故逃亡较多)。

四、此次歼敌七十二师及暂编四十师主力,其主要原因:

(一)主动的调动了敌人。我以吕梁部队在汾(阳)孝(义)地区佯动迷惑敌人,阎锡山以其所谓五大主力,(暂编第四十、四十六师、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诸师)全部出动,创造了我野战歼敌条件。

(二)我行动秘密、突然。事先敌未发觉,战斗发起后,敌部署全错乱, 星夜北撤,予我以歼灭战良机。

(三)我火力高度集中。不怕敌人在村落内集中多数兵力(在村落未坚固设防条件下),愈集中,则兵力愈不易展开,愈易遭受伤亡,部队亦愈难掌握。北营村歼灭战中,因四十师主力被我压缩于北营村一个村落,我乃集中炮兵轰击两小时,发八二迫击炮弹一千五百发,敌伤亡极大,队形混乱, 我步兵乘势突入,敌被迫突围,绝大部分被歼,只逃少数。

五、此次作战,亦存在很多弱点,首先,情报极不灵通。后方虽供给不少情报,且极为重要,但多失时效。其次,通讯联络迟缓。我作战部署或报告,电台联络有迟误一两天者。如情报、通讯及时,估计或可多歼敌一两个师。再次,因交通极度困难,山路崎岖,各地人烟稀少,加之情况变化太快, 民工太少,致增许多困难,伤员停留战场一二日不能后送,敌伤员均未搬回。弹药亦供应不上,缴获武器不能及时后送。十二纵围歼敌暂编四十师时,因携带弹药不多,几乎不能解决战斗,后来,动员后方全部工作人员搬运,幸于总攻前运到,始攻下北营。根据当前交通情况,需三兵一夫〔5〕,始能应付情况。再次,各部对破坏交通,断敌交通,注意不够。我随破,敌随修, 故敌转运较灵。我需由山边转移兵力,且又隔汾河,有背水阵威胁,故行动迟缓,多失战机。

六、各连队缺额极大,如十三纵有些团,连队虽充实,但每营只两个步兵连,而重火器缴获后,按编制与需要又必须增加,故步兵连突击力量更加减少。现拟加紧对俘兵训练,准备提前补充,以便连续作战。

注 释〔1〕昌梁纵队,即彭绍辉、罗贵波集团,又称昌梁军区部队。

〔2〕肖集团,即由太行参战部队所组成的一个作战集团。肖,即肖文玖, 时任北岳军区副司令员。

〔3〕孙集团,即由晋绥参战部队所组成的一个作战集团。孙,即孙超群, 时任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4〕 三个纵队,即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

〔5〕“三兵一夫”,指民工民夫支前比数,即三个兵,需一个民夫的运输力支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看过《晋中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总结》后,批示给徐向前:“关于三兵一夫或四兵一夫制,现军委正研究部队设立担架与辎重兵的编制,你有何意见?望告。”

晋中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经过①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现将晋中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报告如下:

自我歼阎亲训师及第四十师主力后,阎锡山六月二十八日集中其精锐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欠暂编四十五师一个团),暂编第十总队〔1〕及暂编三十七师,全部由赵承缓〔2〕、原全福(日本人)统一指挥,企图于祁(县)、平(遥)间洪善地区与我决战。我因该区不便机动(祁县、洪善、平遥三点, 相距各仅二十余里,沿线均敌控制),且因吕梁纵队在敌压迫下撤回河西, 以及八纵队动作迟慢,原定攻击计划临时变更,乃决心调动敌人于太谷、祁县间歼灭之。

七月一日,复以第十三纵队攻取东观、太岳纵队攻取太谷,均因我动作不够迅速,敌发现我军主力北移,乃又将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集中东观、太谷间,歼敌第三十四军计划又未能实现。我乃又以太岳纵队北上,协肖文玖集团在榆(次)太(谷)间创造战场,而以第十二纵队逼近太谷、东观段铁路箝制敌三十三军、三十四军,决以第八纵队主力攻占祁县,打开向北机动道路,解决粮食困难。八纵六日扫清祁县外围,七日一举攻下之。此时, 太谷敌第三十三军、第十总队,并附山炮二十余门,装甲车三列,全力猛犯我太岳纵队董村阵地。我一二九团坚守三日夜,敌伤亡极大,未能突破。榆次敌六十八师两个团及机关枪团,由郭宗汾〔3〕率领南下策应,亦为我肖集团击退。我乃得从容攻占孟高、东阳、北阳等车站,控制铁路南北五十里、东西数十里之宽阔战场。敌见我切断铁路,威胁榆次,祁县危急,七日,慌忙以三十四军由东观北窜,企图集中榆次。我即以太岳纵队、肖集团阻击于徐沟以东大常、南庄地区,以十三纵队(附八纵二十二旅两个团)跟踪追击, 将该军完全包围。赵承缓惧三十四军孤单被歼,后来,率第三十三军、暂编第十总队由太谷以北之胡村北进至小常、西范地区,与第三十四军靠拢,亦被我包围。

第八纵队攻歼祁县敌以后,八日,迅即配备上吕梁三、七两旅,亦同时东进,位于榆次西南永康地区,打援堵溃。八、九两日,敌集中炮火掩护步兵,向我军车辆村猛攻,企图突围北窜,被我阻击,未逞。十日晨,我即集中主力向敌三十四军发动总攻。十三纵队由西北攻大常镇敌三十四军之七十三师及暂编四十四师二团,八纵队同时由西南攻击南庄敌暂编第十总队及三十四军之暂编四十四师一、三两团。敌利用坚固房屋(晋中民房较坚固)顽强抵抗,我以炸药逐屋爆破,南庄、大常房屋尽毁,敌我伤亡均重。十总队伤亡过半,撤至西范。敌第三十四军十一日晚为我全歼。

此战,使阎军全部震动。十日夜,在徐沟之四十五师乘隙北遁,而太谷敌第九总队,平(遥)、介(休)、汾(阳)、孝(义)、文(水)敌第十九军、第四十三军、第六十一军等残部,亦于十二日夜弃城北窜,企图集结太原。我乃调三、七两旅回返清源,八纵队第二十四旅亦增援到清源,分头截堵。太岳部队、八纵队各一部北堵南追,尽歼敌九总队于太谷东北之贾村地区,俘两千余人。吕梁部队及二十四旅,尽歼敌四十三军军部、七十师及十九军、六十一军一部于清源地区,俘八千余人。因联络困难,指挥不灵及兵力不够,惜未能全歼该敌,使敌大部乘隙北逃。

① 这是徐向前向中央军委的报告。

我于十四日以第十二纵队一部,向西范村敌第四十六师攻击,十五日全歼。同时以太岳部队攻占小常庄。十六日,集中太岳部队主力,十三纵队、八纵队各一部,总攻小常村敌赵承绶总部及七十一师、暂编十总队残部。当我总攻即将开始时,敌已先后突围,遂为我全歼。此时,阎锡山又集中其暂编第四十五师、暂编四十九师及暂编四十师残部,组成“南援兵团”,进至榆次西南之怀仁镇、王都地区,企图接应赵承缓突围。我当即抽调八纵主力, 十三纵队一部及肖集团,迅速北进,拟将该敌歼灭于怀仁镇、张庆村地区。当我部队出动后,敌已先遁。十七日,我十三纵队、八纵队主力乃又向北推进,迫近武宿、高冲,以火力控制了太原南机场,并攻占鸣李车站,切断榆

(次)并(太原)段铁路。又以肖集团包围榆次。此时,我又以八纵队第二十四旅及吕梁纵队组成汾西集团,以一部包围清源县。该城敌于十九日夜乘大雨逃窜,为我歼灭。刻我正以吕梁三、七两旅攻击太原西之白家庄煤矿。八分区部队则在太原市西南六里之洋灰桥与敌对峙中。十八日夜,榆次敌第八总队二千余亦弃城北逃,榆次当为我收复。

另,沂县敌暂编第三十九师,二十日晨亦弃城南窜。我晋绥军区部队一部在忻县南之小豆罗村地区,截击该敌,激战三日夜,二十一日十时将敌全歼。至此,晋中已剩太原市一座孤城。晋中保护夏收战役,以此结束。

注 释〔1〕暂编第十总队,系阎锡山以留用日本人为骨干组成,五个团, 相当于师的建制。〔2〕赵承绶,山西省五台人,阎锡山部太原绥靖公署野战军总司令,晋中战役中为我军俘虏。〔3〕郭宗汾,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

晋中战役总结报告①

(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

一、临汾战役结束以后,整训时间很短(二十余天),上级所给

于我们的任务是保卫麦收,削弱阎匪力量,创造攻取太原条件,以晋绥部队及太岳军区部队提前出发调动敌人,以八纵十三纵分经

浮山、沁源及白晋线北进,彼时敌三十四军位平、介、灵地区,三十三军在太原附近,七十师在汾、孝,六十九军在文、交等地。我们考

虑到不歼灭敌人就不能完成保卫麦收任务,提出歼敌四至六个师

的计划,敌人深知“集中会锇死分散会被打死”,提出“保卫晋中保 卫麦收”口号。我军出动后,吕梁军区部队进至孝义附近,敌即集中三

十四、四十三军、亲训师企图聚歼我晋绥部队时,大部军区部队

已到介休,八纵到平遥以南,十二纵到祁县,敌人发现此情况后立

即将三十四军抽回平遥,亲训师抽回介休,当其由介休北上时我八纵及太岳军区部队一部即一举歼其于张兰附近,接着十三纵又在平祁间将四十师大部歼灭,敌三十四军被迫由平遥向北逃窜,我曾

拟聚歼于大小阎村地区,因各方条件不够未攻,旋又决定以十三纵攻子洪,八纵攻祁县城,十五纵及北岳军区、太行军区一部控制太谷榆次一段铁路,切断敌之退路创造歼敌之新条件,敌三十四军原

拟经太谷北撤,此时乃改为从东观向徐沟、榆次方向逃窜,我即以十三纵进行跟踪追击,八纵于攻下祁县城后未加休息连夜即赶往徐沟东南地区, 十五纵亦至东阳镇附近西进,晋绥部队主力及北岳部队均到徐沟、榆次之线将三十三、三十四军层层包围在南庄、大小常一带地区加以歼灭,此时太谷敌九总队乃弃城北窜,被我八纵二十三旅歼灭,平、介、汾、孝、文、交之敌亦相继北窜,又调晋绥军区部队主力及八纵二十四旅西渡截击歼灭大部。我继续进击,占领晋源、榆次县后,又向太原进迫,晋绥六分区部队此时亦占领忻县,消灭了敌三十九师,蒋匪三十军由空运增援,城郊城内敌守备很严,我们估计当时不能打下太原。战役即此结束。

二、此次战役歼敌约十万,收复县城十四座,完成了保卫麦收,创造了打太原条件,但不要因此而骄傲。

三、经验教训:

(一)战役上: (1)战役指导上没犯严重错误,战役开始即估计到敌人发现我们时会集中其主力一部南下找我作战,故把吕粱太岳部队先出动西南,迷惑敌人,而以八纵到平遥以南,十三纵到祁县以南,下到平川寻机作战。(2)正确的估计敌人可能集中的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四至六个师。 (3)我们作战重点是放在北面不是在南面,放在东面不是在西面,着重拦头断绝敌人逃回太原道路。(4)发现敌人向北逃窜,不顾疲劳伤亡消耗, 大胆迂回包围堵击追击敌人,各纵都完成了自己任务。(5)战场问题因汾河阻隔,东西配合非常不灵便,有了战场没有后方不行,有了战场后方抓不住敌人也不行。但运动战通讯联络情况变化快,歼敌三十四军计划失败,预计战场平、介间,三十四军在汾阳未到介休,到介休的是七十二师,八纵歼灭七十二师是不预期的遭遇战,部队动作很迅速,把七十二师歼灭了。指挥员要有机断专行,打歼灭战对敌要狠,对自己在歼灭敌人行动上也要狠,不怕

① 这是徐向前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在第十八兵团党委前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伤亡消耗疲劳,扩张战果,如二十三旅打敌九总队,二十四旅过河西堵击, 都以小的伤亡取得很大胜利,这种狠为的不失战机,减少将来麻烦。

(二)战术上:(1)打临汾、运城是阵地攻坚战(打死仗),运动战(打活仗)要动作迅速,争取时间,求得敌人未站稳阵地迅速歼灭之,不要进行火力准备或准备不要那样充分即可攻击,但敌站稳阵地就要进行适当火力准备,在运动中,就要准备攻坚,打村落战。(2)侦通工作方面,大家要很好学习合同战术前言及毛主席著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因为敌人是活的, 不了解情况就无法定下决心,就无法打仗,要打就乱碰,有了好的情况,没有顺畅的通讯联络也无法把好的情况报告上级,司令部要好好组织督促检查这一工作,部队要用各种手段搞清当前情况迅速报告,电台要做到按时联络, 紧张时并必须不间断联络,作战译电通讯部门,要很好组织电报的收发,必须按轻重缓急而定先后,作战部门起草电稿,应力求简要。最好是电话,但线架的慢,有许多客观困难,我们一般还作的不坏,但遵守通讯纪律差,架线收线都不够快,因为通讯联络搞的不好发生误会的事情不少,因为侦察、警戒疏忽,敌人跑了还不知道。(3)对铁路破坏不够,我们走路敌坐火车, 今后打太原要破坏敌人环城铁路;(4)对炮兵运用不熟练; (5)村落战连以下的小部队动作要很好研究;(6)火力、爆破、突击三者结合动作,指挥干部学习很重要,许多干部是有勇无谋,一个指挥员要善于组织火力、队形运用、确定指挥位置等,要发挥部队火器的威力。当一个指挥员要大胆心细,尤其是团以上高级指挥员,要深思熟虑,但不要把深思熟虑变为犹豫, 各种条件具备以后,要英勇果敢不顾一切,如二十四旅某部在南庄撤退,十三纵在张名退出战斗,都缺乏坚持最后一口气,而这最后一口气即是胜败分水岭,孙武子说:“静如处女动如驰兔”。有些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打起仗来犹豫不决,另有些人勇敢是勇敢,打打打,不知如何打法。胆大心细, 心细胆大,以小胜多,以多胜少,这个素质要锻炼修养,向古人学,向敌人学,向别人学,自己学习,取人之长,除自己之短才行。

(三)党政工作和政策纪律: (1)到新区作战由于对新区情况不了解, 教育也差,八纵政治部未经批准提出宣传口号是不对的,其中不对的经我们修改了,后来华北局对晋中新区指示,经中央批准的发下来了,兵团司令部布告和习仲勋同志给毛主席的报告在部队应好好学习,毛主席说:政策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对战士要编成课本深入进行教育。 (2)纪律问题,踏青苗很多,牲口啃掉果树不少,群众损失很大,党政机关到哪里去了呢?哪一个单位违犯纪律,哪个单位进行赔偿,借粮不还,烧门板,打骂群众都有的, 纪律好坏对群众影响极大,运城战役对建设城市观念不明确,临汾搞的很好, 这次有好有坏。二十四旅某部到太谷秋毫无犯,另一部到晋源县搞的不大好, 六十六团到平遥搞子弹,地委不让,拿枪威胁;榆次搞的不大好,把沙发皮也剥了。一般说,城市居于领导地位,乡村离了城市就不行,中国革命是由乡村到城市,我们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为的夺取城市。(3)克服困难,有的可以克服,有的暂时不能克服。 (4)巩固部队减少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这就必须提高指挥能力,提高战术,另方面向地方建议注意归队工作,革命是要流血的,处在现时变革社会的时代,不是为革命流血,就是为反革命流血。

(四)后勤工作:(1)常备民工问题,按五分之一计算的,对运动战无经验,部队展开后都不够用,请求后方增加到三分之一就差不多,晋中战役

用民工五百二十三万个工作日,用去小米七百八十七万斤,白面二百万斤, 军民各吃一半; (2)弹药供应,打山炮弹三千发,八二炮弹十万发,十二公分重炮弹、子弹、炸药尚未计算,对上述民工、粮弹节省非常重要,老百姓喜欢你,不高兴你,各占一半,要完全不高兴你,就要造反;(3)卫生工作,没有棺材,布也少。伤员伤口生蛆、部队发生逃亡现象等需要克服改进, 总之后勤工作是一个很大问题,烧柴(拆庙),做饭每日需二十余万斤,部队还饿了饭;到要攻击时候等弹药,把弹药发下来以后,不好好注意保存, 如八纵在王陶,十三纵在临汾均发生弹药爆炸失事,这种行为教训一个指挥员必须懂得武器性能、兵种、战斗组织、战斗保证,全部合同战术包括这四个问题。

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们血汗换来的,希望大家好好讨论。

升级是一件喜事①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六日)

同志们!我因为有事,来的很晚,使同志们等了好久。

今天这个会,是十五纵队〔1〕正式成立大会,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已批准你们升级了。大家要求升级已经很久,最后大家的希望实现了。升级是一件喜事,我想大家一定是喜欢升级的多,不喜欢的少。升级是代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在很多地方讲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时都讲到的。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本来可以取得胜利,但因为是机会主义的领导,不但在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在军事路线上也犯了错误。不晓得建立军队,致使革命遭受到失败。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跑到农村打游击来, 这就是十年内战苏维埃革命时期。我党单独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与帝国主义、蒋介石继续斗争。开始我们并没有多少军队干部,部队里没有迫击炮,没有机关枪,只有手枪、步枪,数量还很少。那时的游击队, 我看还没有现在的民兵好。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打游击,进行土地革命,反对土豪劣绅。部队装备不好,经验不多,打仗不正规,武装斗争的形式是低级的。但在战斗中,不断打胜仗,部队一天天扩大了,武器改善了,干部增加了,建立了好多苏区,各个苏区都是向前发展的。革命武装斗争形式由幼稚低级慢慢发展到高级,由游击队发展到正规军,由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正规战,斗争范围由小地区发展到大地区,部队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一直扩大到几十万。但这时,由于党的领导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主力红军撤出苏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又转入抗战阶段。抗战开始,真正抗日的是我们,蒋介石抗日是假的。这时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到华北、华中,又是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这一套工作,革命形势发展到高潮。但红军却由正规军变成游击队, 形式上后退一步。部队分散发动游击战争,组织农民武装,进行减租减息, 坚持抗战。在抗战中,部队一天天发展壮大,最后配合国际形势把日寇打垮。抗战胜利,随即又进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年战争中,部队升级的很多。抗战开始八路军不到五万,现在我们连民兵计算在内就有几百万军队, 由抗战开始的游击战变成现在的大规模战争,表明又从游击战向上提升。所以我们的部队必须扩大,必须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中心任务,以人民武装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要将它的武装消灭。对付这样的敌人,打倒美、蒋反动派,没有几百万强大的正规军队,是不可能的。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我们的正规军已发展了好几倍。以太岳区来说,先成立了四纵队,以后成立八纵,现在又成立十五纵,共是三个纵队;太行也是这样,成立三、六、九、十三及八纵。这表示革命正在向前发展;战争规模更大了,需要很多部队,要求地方武装发展成为正规军。如果有人不喜欢这样,大家仍得变成游击队,那就表示革命的失败和低潮。我们都希望快点胜利,早日消灭蒋介石。那么,走什么道路才能达到目的?基本的道路就是要把人民解放军扩大,装备加强,多打胜仗, 彻底消灭美、蒋反动派。那时真正的和平才能实现,新中国也才能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建设。如不消灭蒋美反动派,和平建设是不可能的,那是幻想。

① 这是徐向前在华北第一兵团第十五纵队正式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四八年《十五纵队成立纪念特刊》。

升级是件好事,但我们有些同志却有几怕,怕编纵队、怕到前边、怕过黄河。他们的思想远远落在革命形势的后边,是地方性、地方主义或者保守性的表现。说的再不好听些,就是怕死,但是这个帽子是不能随便往人头上戴的。这样的好事,却有一部分同志害怕,是落后性的表现。

地方部队,游击队变成正规军,是有困难的,不但要克服落后的思想, 就是在组织、制度、作风、战斗顽强性等方面都要有不断的提高才行。你们在临汾战役中打得很好,晋中战役也打得不错,两次战役中都打得好。这个部队在战斗上、作风上已发展成为一个正规部队了。但有些同志恰恰因为要变成正规军而害怕,不知道有多少怕,但最明显的,就是怕脱离地方不能回家,看不成老婆、父母,打起仗来不能象游击队一样,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大规模作战,有的打便宜仗,有的吃肥肉;有的就要啃硬骨头,伤亡大,缴获小;有的想担任突击任务,不愿防守,为什么不叫我突击呢?种种的问题都来了。大规模作战与游击战完全是两回事。打临汾的经验要很好接受,那时假如说我们指导得好,打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不须要七十天时间早一点打下呢?是可能的。是不是不须要伤亡那样多?也是可能的。战术技术进步了,少伤亡是可以的,每个伤亡的人并不都是应该的,所以我们还要好好检讨。

今天升级,从干部到战士都应该把正规军的一套组织、制度,一直到战斗作风建立起来。今天到会的是营以上的干部,更应该自己作模范。

最近新华社的两篇社论即《祝五路大捷》、《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中,有一句话:如果我们搞得好,最后解放全中国在三、四年就可能取得胜利,把蒋介石打垮,把美帝国主义赶走。这虽然只是一个愿望,但是有根据的。到达最后胜利,还须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到会的干部有的是从大革命时参加的,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多年,就是从抗战开始到现在也有了十二个年头。过去那样艰苦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今后就是一直向前胜利发展。虽然还可能有某些波折,但波折已不是主要的了。今后的三、四年,比起过去二十多年,不过是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须要我们咬紧牙关渡过去。如我们兵团此次晋中战役消灭阎匪十万人,以这样多的参战部队消灭这么多的敌人,这个数目是不少的。但阎锡山还有相当的力量,我们要打下太原,还须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甚至于比打临汾还要艰苦一些。这一下就把许多同志吓住了,打临汾用了七十天,那么,打太原要用多少时间呢? 我说:打太原不是那样难,又不是那样容易!阎锡山共有十八个师单位(三个总队在内),除临汾晋中战役已被歼灭者外,所余第三十八师现在大同, 还未调回,太原现有部队没有一个没受过我军的打击。六十八师曾被歼灭过, 四十九师四月间在寿阳曾被晋察冀六纵歼灭过它的主力,四十五师就是过去常住灵石的部队,比较完整的还余一个从榆次逃窜的总队,这样的部队当然容易打,拿到野外不要三个钟头就可完全消灭!但阎锡山不是傻瓜,晋中战役时,他的人还多,本钱还大,他还敢拿出来,现在本钱少了,吃了亏后也聪明一点了,所以他就要死守太原,工事又做的多,这就不好打,还须要相当时间、相当代价。能不能不打?非打下太原不行!胡子白了也要打下来。说胡子白了是表示我们有决心,并不是真的要打到胡子白了,那还得了?! 中国革命成功也不过只要三、四年时间。但是我们要作很好的准备,不要小看敌人。准备工作基本上看干部准备的好不好?从思想上、军事上、政治上、后勤各方面准备好,就会时间短,代价小,胜利大。所以干部要好好总结过

去的经验,把自己提高一大步(不是一小步),这是非常之要紧的。最近晋中作战后,我看到一个打南庄战斗经验总结材料,使人大吃一惊。我们各个部队升级都还不久,我们和游击队之间的距离,还是屁股挨着屁股,打了几个仗,提高了一些,但无论在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上都还是非常之不够,特别干部指挥能力非常弱,每次作战中伤亡比例干部大,有些干部伤亡是非常不应该的。南庄战斗中,七个营级干部就有五个不应该负伤,通过一条敌人火力封锁的街道,第一个通过被打倒了,第二个、第三个⋯⋯仍然继续通过, 继续被打倒。四十一团董村战斗守得很好,应该奖励,但干部又当通讯员, 又当观测员、战斗员,恰恰把指挥员那条忘记了,忘记了智勇必须结合起来。南庄战斗,我们两个连通过一条水渠向村边运动,第一个连暴露了,伤亡六十几个人,全连真正到达攻击位置时只余二十几个人;后一个连还是如此, 一个营就在这个地方被打倒一百多,还没有接近村子。吕粱一个单位打三个碉堡,伤亡六十人一个也没打下来;另外一个连接连打下三个碉堡,却只伤亡八个人。其实真正打一个碉堡,顶多只要伤亡两三人。这是战术问题,也就是干部问题。许多干部见伤亡这么多,情绪不高,任务没完成,悲观失望, 消极怠工。如果好好反省一下,检讨一下原因,就是由于没有组织好,是干部的指挥、领导问题。从连续爆炸、火力组织、运动道路、队形、通讯联络、指挥等,都应该好好研究,这就是战术。这一套,干部如果搞不好,在作战中不晓得要死多少人。不是说打仗不要死人,而只是说无谓伤亡现在是惊人的大,尤其是干部可以说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是不应该伤亡的。这次练兵中, 干部要接受流血的经验,把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大大提高一步,以避免许多无谓的伤亡。打不好仗会多死人,人多死几个生不出来,这就成了问题!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一个人从生下来长成到二十岁是很不容易的,这是无法加工的,也可以说死一个少一个。所以必须要好好地总结血的经验,那个仗为什么打得好,那个仗为什么没打好,都要很好总结。这个任务不完成,就不能够打太原!其它党政后勤等工作还多得很,今天不谈了。今天升级大喜欢,应该作揖!有不喜欢的是落后思想,要改造,但也不要乱戴帽子。再则,干部要爱兵,基本上是要提高技术,提高指挥能力, 战场上少死人,这是爱兵的最实际办法,也是战士最拥护的指挥员。临汾战役时,开始选干部注意态度问题,选好人;这次选举不同了,大家有临汾、晋中作战经验,就选举能指挥作战的。平时骂一下,饭吃不好没关系,如果战时指挥不好,带了花、死了人,这就是大事!饿两天可以保养起来,骂一下可以忘记,打残废了再不能长好,打死了再不能复活。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军事理论素养、技术、指挥能力提高,少死人,多打胜仗,这是非常要紧的事。

希望同志们向这方面好好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努力。提高战术、技术, 这是新兵团头等的、中心的任务。对干部要求的就是这一点,希望大家好好的把这点完成。

注 释

〔1〕十五纵队,由太岳军区地方部队升级编为第十五纵队。

对攻占太原计划的建议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

聂薄膝赵〔1〕并请电话转毛主席:

一日信及转来主席指示和一兵团前委电均奉悉。

对攻取太原的计划,我因地形尚不熟悉,没有别的意见。前委九月二十八日电中计划,分三个步骤作战,很好,但主要精神是连续一直打下去,直到夺取城垣为止,假如情况允许的话,这样做是最好的,但假如第一步计划或第一、第二两步计划都完成了,而到实现第三步计划时那就比较好打了, 但仍存在一个兵力对比问题。假如第一步计划完成后,实现第二步计划时即遭到较大障碍,不能按预期计划进行,即只有先围困使敌更疲惫后再猛攻之。总之,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

关于兵力分配与使用上,我亦同意前委决定,时间于十八日开始亦可以。因时间已迫近,我亦无时间再休息,拟于七日夜即赴前方,待太原攻下后再抽暇休息。

关于弹药问题,前已谈过,我没别的意见,前方必须照顾后方的生产力与财政力,亦属重要。其他一些详情待我到前方再报告。

我仍本着不急(急躁)不缓(紧张的工作着)的精神去工作,一定坚决的完成任务,请放心。

注 释

〔1〕赵,即赵尔陆,时任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

① 太原前委于太原战役发起前发出《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上报华北军区并转呈军委,毛主席批示送交在石家庄住院的徐向前征求意见。这是徐向前的复信。标题是编者加的。

攻占太原外围要塞的方针①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从太原的自然地理形势和敌人防御重点来看,进攻城区,首先必须攻破城东的群山防线,坚决占领并控制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这四大要点, 也就是阎锡山的所谓“第二道坚固防线”。近代历史上,有两次攻太原的战例:一次是明朝末年,1664 年 2 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打下太原;一次是日寇 1939 年侵占华北,11 月 9 日太原失陷。这两次,都是由城东依靠东山攻进城垣的。不过,李自成也好,日本鬼子也好,它们都是先攻最东面的主峰,然后采取向西“平推”的战法组织攻击。我们根据自己的兵力和装备技术,决不能走那条“老路”。按照军委要求迅速转入攻城作战计划的意图,再考虑到严冬即将到来,天寒地冻后,对部队攻击作战会增加困难,时间也不能拖得那样久。我主张由南北两个方向,直接插入东山四大要塞,坚决攻占这条南北 8 公里长的阵地,把太原与东山主峰从中间一下切断,守备东山主峰的敌人,不投降也把它困死!

阎锡山自己有个比喻,叫做“太原形势象人样,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内是五脏”,那么,攻下四大要塞一线阵地,就等于割断了他的咽喉,整个东山就会被我控制,既可以奠定攻取太原的基地,又可以打通后方人民群众支援我军作战的道路,“土皇帝”就变成“瓮中鳖”了。

东山看着险,只要打得妙,一定能打下。柳沟村地下党同志给我们提供的一条路线,是敌人东山守备区与北区的分界线,两区都不大管,我们从这里插进去,一定能攻上东山,占领牛驼寨。阎锡山扬言共产党不敢打牛驼寨, 我们偏偏要攻打牛驼寨。目前,我军刚刚在城南、城北发起了猛攻,敌人正集中力量在这两处顽抗,我们要乘敌不备,采取突然袭击,坚决夺取牛驼寨, 进而一举拿下四大要点。

① 这是徐向前在太原前敌委员会上的发言,标题是编者加的。

关于太原战役初期、中期作战情况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自十月五日小店战斗到十一月中旬完全占领东山四要点后,各纵即以一部担任战斗任务,一部进行整训,一部以战斗姿态整训的方式进行轮番整训总结工作。现将工作中主要内容综合报告如下

(甲)兵团前委于十二月五日召集扩大会议,各纵司令员、政委、参谋长、主任、兵团政治部各部长、参谋处长、后勤部长与政委等参加。原计划讨论太原战役中战役战术、政工、后勤等各方面工作,后来为了将战役战术问题更深入的检讨,其他各项工作没有进行检讨。太原战役是取得了一定胜利的,消灭敌三万余,瓦解敌二万余,控制了东山,取得了攻城的有利阵地。太原战役的指导方针,即围困、瓦解、攻击,先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打下太原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争取快、准备长的精神也是对的。太原战役中各纵基本上完成了任务,部队是坚决英勇的,但我们在战役指挥上、战术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1. 战役准备上经过参谋、政工、后勤等会议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仍然不够充分:(一)战役侦察不够周密,对敌纵深许多地形道路、工事未能及时确实了解,特别是山头、淖马、牛驼、小窑头数点,具体了解不够。思想准备上未能适时的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深入动员,做好克服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战术准备是很差的,练兵中偏重了技术而忽略了战术教育,

    特别是对插入切断、连续进攻、步炮协同等战术原则缺乏切实的研究、指示。准备工作之所以不够充分,战役提前开始虽然有些影响,主要的是由于缺乏经验,研究不够。(二)在我集中兵力突击一个方向时,个别方向没有适时有力有效地配合,对于对付敌人炮火的切实办法,从战术上、技术上都缺乏足够的研究。我兵团三个纵队的伤员,炮伤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三。(三) 对敌垂死挣扎的办法,对敌新兵守备于坚固工事中,在严密的特务统治、督战下亦能起一定的顽抗作用是研究不够的,对瓦解敌人的困难,以及在敌人知道我兵力不是绝对优势,会增加其抵抗信心也是分析不够精密的。

  2. 战役指挥上,十月五日乘敌脱离工事地带,进到小店、武宿地区,

    迟疑徘徊之际,我以隐蔽突然的行动围歼敌人是抓住了时机的,四个纵队隐蔽突然的行动做得很好,如泄露一点消息,暴露一点企图,敌就会退走,使我们打不上。决定五日在小店区围歼敌人是对的,但在部署上插入敌后兵力不够,所以未能全歼敌五个师,只歼敌最精锐的两个多师。如当时以七纵主力全部东渡汾河,而不是一部渡河一部相机渡河;以十二纵一个旅插武宿以北,配合十五纵一个旅切断铁路,而不是只以十五纵一部切断铁路,是可能将敌全部切断歼灭的。小店、武宿战斗结束后,因战役提前开始,各项准备工作多未完成,应当是暂停一下的。但当时为了趁敌控制东山,又顾虑到严寒将临,天寒地冻,不便做工事,遂仓促进入东山作战。如当时主动停下来, 继续完成准备工作再打,是会较好、较从容的。打太原必须占领东山,决定先占领东山是对的。七纵及十五纵一部从南北插入切断东山是对的,但因切断东山部队不积极坚决动作,致使敌史泽波部二千多人逃回太原。又因最初部署面较宽,不能更有力迅速夺取四要点。如最初部署不以十三纵打淖马而打山头,十五纵不打黑驼而以主力插入东山,迅速打淖马,从南北双方突然

① 这是徐向前、周士第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

插入,把握会更大些,夺取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要点是需要的。东山只有一条公路。道路不多,且为崎岖小路,必须控制四点,才便于部队运动。在进攻四要点过程中,部队伤亡较大,弹药消耗较多,战术上也暴露出许多缺点;敌八十三旅又空运增援,黄樵松〔1〕起义失败估计迅速打下太原已不可能,遂请求增兵。后两兵团〔1〕又回北线配合平津作战(军委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遂停止战役进攻而采取围困办法。这种处置是对的。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晋中部队是分散使用的。曾起了很大作用,但如能集中使用,会比分散使用好些,控制机场问题,因事先未估计到敌在河西临时修筑五个机场,加以炮火不足,至今敌机仍能突然偷降,这是很大的缺点。

这次会议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会议开始时,许多同志对战役各阶段提出了许多意见(其中不少意见己归纳上述),如对小店战斗有的认为应将敌放过小店以南,放至呜李车站甚至榆次附近,诱敌深入,可能歼灭更多敌人。对打四要点有的认为攻击面还可窄一些,也有的认为打四点是“平推战术”,或认为对四点应采取一点突破两面卷击办法;有的认为小店、武宿战斗后,可不插东山而在外围寻机歼灭更多敌人,等等,这些意见经讨论后,已按上述检讨大体上取得一致。

  1. 在这次战役中各部队是英勇的,战术上是有进步的。八纵二十二旅过去较弱,这次有了进步,如打松树坡打得很好。十三纵北营战斗、南黑窑战斗打得很好。十五纵进攻淖马要点,也是较好的。但有的部队侦察不够周密,如山头战斗只注意当面地形、工事,而对敌整个阵地纵深配系不了解,

    打了几次不成功后才引起注意。看地形只从局部的选择步兵运动道路,不从敌整个阵地防御配系上战术上全面侦察,因此突击点与突击道路选择上往往不合战术要求;对大胆插入,切断敌人退路,消灭敌人,表现犹豫顾虑,怕插入后被敌人“包了饺子”,怕火力支援不上,怕弹药送不上,伤员下不来等等,因此有些战斗形成击溃战。有的把连续进攻弄成了连续乱碰,不是有准备地进攻,有计划地进攻;有的部队不适时扩大战果,观望等待,或怕自己吃亏,不愿突出;部队中愿攻不愿守的思想,还相当普遍。在战术上相当普遍严重的缺点是依靠炮兵思想,有的部队打炮弹比打手榴弹多,甚至一个火力点炮兵未摧毁步兵即不进攻。对敌人战术及时研究普遍不够,因之也不能适时改变自己的战术。有的部队攻击时间、攻击动作者一套,使敌摸到我规律。对这些战术上的缺点,我们以前未能及时注意,切实解决,这些缺点对战役的发展也有了一些影响。

(乙)战役暂停下来时,部队思想引起波动。部队预想到东山过冬的艰苦,部队伤亡较大,看到敌人不断赶修工事,普遍地表现了急躁、埋怨情绪, 因之逃亡增加,纪律亦较松懈。甚至有的怀疑能否打下太原,少数解放战士投敌的现象也曾发生。经过深入解释,特别是经过评功贺功,进行了“一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的时事教育,改善生活与加强管理后,部队思想上的波动平静下来了。逃亡亦有减少,纪律亦较前稍好,胜利信心是普遍增高了, 大部肯定地相信,一年左右能根本打倒国民党,太原一定能打下。但在这种兴奋情绪中,有部分同志表现着急,他们越是听到胜利消息越着急。还有的表现了偷生的情绪,说:“死了光荣,活着更光荣”。至于不相信一年左右能根本打倒国民党的只是少数。部队中另一种主要思想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打下太原后,回家看看”的情绪,甚至有的说“生在山西,长在山西,反正不离开山西”。这种思想将是担负新任务的最大障碍,目前正以《将革命

进行到底》一文与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进行教育,以揭破国民党和平阴谋及为将来向前进做些思想准备。

(丙)训练方面:由于过去偏重于练兵,对干部教育注意不够。评战术技术、评指挥、评斗志等,也偏重于评战士与连排班级干部,而忽略了评中级干部。所以这次整训以教育干部提高战术为主,现各纵已自下而上的以评战术、评指挥方法按级总结工作,互相埋怨、推诿、强调客观原因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另一训干方法是短期训练班,各纵都集中部分干部进行轮训。学习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重要问题在善于学习一段及兵团两个战术指示,结合实践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讨论。兵团司令部组织了短期参谋训练班,每期十余天,只要求弄清几个主要问题。短期训练班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兵团司令部还召集部分旅团干部开座谈会, 研究战术经验。目前各纵都在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总结战术战役等工作。陈、胡、周〔3〕分别参加各纵会议,解释有关战术中的问题,及讲解兵团两个战术指示,与十条战术原则。

由于兵团建立不久,各纵来自各个地区,在多次战斗中表现出对许多战术原则认识不够明确,许多战斗动作上不够一致。为了纠正这个缺点,便于今后作战,根据部队本身的经验,定出战术原则十条,在部队中进行教育。这十条是:

充分准备,精心计划; 进攻防御,都要精通; 军事民主,服从命令; 坚决顽强,果敢勇猛; 隐蔽突然,敏捷机动; 主要方向,力量集中; 插入切断,连续进攻; 发挥爆破,步炮协同; 互相援助,一致行动; 全歼敌人,建立战功。

(丁)部队经减缩机关、补充新兵与解放战士和伤员归队,已较前充实。八纵补充四千余人,现有总人数二万二千余人,在编人数一万九千余人,战斗人员一万四千余人。十三纵补充四千一百余人,现有总人数二万余人,在编人数二万人,战斗人员一万四千余人。十五纵补充四千三百余人,现有总人数二万人,在编人数一万七千余人,战斗人员一万一千余人。

干部调整,班排干部因各纵设有数百人之教导队与班排干部用民主推荐、上级批准办法,还未感十分困难。最困难者为连营干部,现大体做到连营军政干部各一。

(戊)阵地上部队因重挖许多窑洞,重挖了交通壕,严格了战场管理, 已减少了无谓伤亡,并保证了吃到热饭热水、烧炭等过冬事项。部队在阵地暖窑中开会学习,一般感到很好。有的部队不愿下阵地,部队生活所用不愿到远处采购,拆卖碉堡钢筋等,现也有改变,自己打柴挖炭,开作坊,加强管理,生活有了改善。以上各项,是否妥当请指示。

注 释

〔1〕黄樵松,河南省尉氏县人,时任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师师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太原准备起义,因被旅长戴炳南出卖,遭阎锡山逮捕。不久,

押送南京,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2〕两兵团,指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

〔3〕陈、胡、周,指参谋长陈漫运、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副司令兼副政委周士第。

告别第十八兵团指战员的题词

(一九四九年五月)

我们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之下,与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援及前后方各机关密切合作之下,在我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工员、后勤员英勇作战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的精神之下,终于打下了蒋阎匪帮进行内战反对和平的强固据点之一的太原城。但敌人尚未全部消灭,尚图作困兽之斗, 幻想着卷土重来。因之我们每个指挥员与战斗员决不可稍有骄傲和松懈的心理,我们要本着打下太原的决心勇猛前进!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那里。敌人敢于在哪里抵抗我们就坚决把它消灭在哪里!把人民胜利的旗帜插到全中国的领土上去!

① 这是徐向前在大原战役胜利结束后,因病免去第十八兵回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时,为即将向大西北、西南进军的兵团指战员所写的告别题词。

关于对苏谈判的几个问题的建议

(一九五一年七月四日)

一、如我军采取苏方之新编制,坦克增多,我现有坦克修理厂是否需要增加新的修理设备,可否由装司提出一个计划,由代表团提出向苏方交涉, 如何,请示。

二、我工兵器材是否亦需统一制式规格和作战教练,是否需准备一些工兵建设的材料带去,由其顺便提出,进行商谈。

三、关于统一通信器材(雷达在内)已向苏方提出,可否先告知通信部准备材料,如苏方同意商谈,即可由该部派专人前去商谈。

四、最近参观了苏联的斯大林摩托装甲学院及高级步兵射击学校,设备非常完善,教育方法与实际相结合,用很多方法使学员易懂。故提议由国内选一批有经验有适当文化的较年轻的营或连以上优秀干部送苏联学习,造就一定是很快的,请考虑是否可行。

五、提议我国内橡胶应该统制,不应大量做鞋底用,苏联无此现象。如我国用不完,可转苏方使用。

六、提议明年军事定货应及早向苏方提出。以便苏方预作生产计划。

① 这是徐向前一九五一年五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防间苏联时,派张清化回国向中央汇报苏方拟制的编制方案。这是张清化带回的徐向前向中央的建议。

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

围攻与反围攻,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当时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敌人,总是把弱小的红军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因而红军作战采取了反围攻的形式,“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1〕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从诞生那天起,就和敌人的围攻作斗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鄂东北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组织秋收起义的决议,领导了黄安、麻城地区工农起义,占领黄安县城,建立起工农政权,同时组成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严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这支幼小的工农武装成立不到一个月,就遭到国民党军队一个师的围攻。当时由于缺乏依靠农村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对可能到来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结果在敌人突然袭击下, 经过激烈战斗突出重围之后,几百人只剩了七十多人。但是这支红色武装, 发扬了无产阶级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继续挺胸向前,并从挫折中开始懂得必须依靠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春,转战于黄破的木兰山和黄冈的大崎山等地,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围击。四月间,工农革命军返回黄、麻起义地区,接着便在黄、麻、光(山)边界,依靠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势,开始实行“武装割据”。七月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从此这支红军的游击战争,就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割据地区里,群众逐渐组织起来,建立了游击队和赤卫队,红军作战有了坚强依托和得力助手。一九二九年间,红军第三十一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兵力由一个团到数个团的三次“会剿”,并乘周围军阀不断混战之际积极出击,消灭了大量反动地主武装,发展了自己,扩大了割据地区。同年夏到次年一月,党又在商(城)南和六(安)霍(山)工农起义的基础上,相继组成红军第十一军的第三十二师和第三十三师,创建了豫东南和皖西红色区域。于是这三支红色武装,在大别山构成犄角之势, 此呼彼应,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一九三○年四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红军统一了领导,集中改编为红一军,鄂豫皖区的革命斗争,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是年五月,爆发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军阀大混战。根据地周围,敌人兵力大为减少。红一军乘机大举出击,驰骋于京汉线南段、皖西地区和淮河两岸,攻克过霍山、英山、罗山六座县城,和花园、杨家寨、信阳等车站,歼灭了敌人成连成营以至成团的正规部队,迅速壮大了自己。到十月间,全军已达六千余人,军事、政治、后勤工作,有了进一步加强,作战形式也逐步向游击性的运动战过渡。这就为粉碎以后敌人大规模的围攻, 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一军这一时期所以取得这些重大胜利,是由于它的行动符合了毛泽东同志的“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的广大”〔2〕这一论断。但是, 这时正是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它的方针,不是利用当时极为有利的形势,很好地发展和巩固农村根据地,而是要在敌我力量仍然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因此曾命令鄂

① 这是徐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五周年而撰写的纪念文章,曾载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编者对某些史实作了订正。

豫皖区红军配合友邻地区“准备夺取武汉”。基于这一目标,地方武装大量被编并;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工作也都集中服务于攻打城市,同时在根据地内又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虽然后来并未实现打武汉的计划,而且当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利用良好形势取得许多重大胜利,但是在这一错误路线影响下,红军不是有阵地的波浪式的推进,而是偏重在敌人占据的城市周围和交通沿线活动,以致占领许多地方不能巩固,根据地周围的游击战争遭到削弱,内部许多反动势力也未乘机加紧肃清。这就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时“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3〕的原则,使革命根据地在大好形势下,未能得到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好的巩固和发展。不过这一错误路线,很快就被纠正了。

毛泽东同志说:“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4〕鄂豫皖区红军三年来的斗争,就反映了这个规律。过去的各次围攻,都是在敌人内部暂时稳定的时候发生的。一九三○年十月,随着蒋、冯、阎〔5〕等军阀混战的结束,蒋介石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暂时稳定了反动统治之后,便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围攻。鄂豫皖区连续四次大规模反围攻斗争,从此也相继展开。

鄂豫皖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围攻斗争,开始于一九三○年冬,迄于一九三一年春。围攻前,敌在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6〕)之下,专设“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调集兵力九个多师。其计划:第一步造成“圆箍式”的包围;第二步控制我要路、集镇;第三步分区“清剿”。十月间,敌即在根据地周围安设据点,逐步推进。

十一月上旬,红一军猛攻姚家集、黄安,两地敌军遭我沉重打击,仓皇退走;下旬,奔袭黄安东南的谢店,消灭了立足未稳的夏斗寅敌第十三师一个营;接着转向敌人侧后,打敌弱点,三十日夜袭新洲,又全歼郭汝栋〔7〕敌第二十军第二混成旅的两个团及特务营。待何成浚慌忙调兵堵击,我已突然东去攻克罗田。以上几仗,给了敌人的围攻当头一棒,树立了我军声威, 胜利地揭开了反围攻作战的序幕。

十二月初,敌全力向鄂豫边中心区围攻,此时红一军已转向皖西,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对付优势敌人:一面把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在敌侧后游击,使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一面以蔡申熙

〔8〕同志率领的由黄梅、广济地区转移来的红十五军,突击敌人弱点。后因敌人大举深入我腹心地区,特委乃率十五军转至外线,准备会合红一军,转移敌之合击目标。我鄂豫边区地方武装,则结合广大群众,对深入之敌展开广泛袭扰——摸岗哨、割电线、除奸细、散传单,瓦解敌军,截捕敌之零散外出人员和马匹辎重,先后歼敌数百名,缴枪五百余支。敌人陷入我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海洋里,心惊胆战,行住不安,终于黯然退走。

在东线,十二月中旬,红一军由罗田出发,远程奔袭皖西根据地中心金家寨的敌人,先后歼灭敌第四十六师一个营及反动民团千余;继出麻埠、独山,直逼六安城下。敌忙调兵分三路反扑,在东西香火岭地区被我歼灭三个团,击溃三个团,共毙、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一千七百余支。接着我军回头

西向,又在商城二道河击溃敌第三十师,歼其一团,缴山炮两门。至此,敌人对皖西根据地的围攻,又被我痛快淋漓地粉碎,根据地周围敌军乃均转守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红一军、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同时在皖西成立了教导第二师。此时特委鉴于敌取守势,便确定以主力突击敌人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消灭,并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除敌人孤立据点。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红四军主力于一月下旬,围攻麻城磨角楼夏斗寅部一个营。敌以四团兵力前来解围,经三日激战,被全部击溃,我缴枪千支。接着,光山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新集,经我围攻并进行坑道作业,于二月十日炸开城墙,我军乘势冲入,把麇集在该地的千余反动武装一网打尽,拔除了根据地一个心腹大患。其他地方武装,也相继打下敌人围寨二十余处。三月五日,我军乘胜奔袭京汉路之柳林车站,歼灭敌新编第八十二师一个营, 击溃敌新编第十二师两个团,敌旅长侯祥甫也被活捉。

以上各次战斗,打得敌人手忙脚乱。驻花园、小河溪一带之岳维峻〔9〕第三十四师向我反扑,三月上旬进至双桥镇。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从五十里外奔袭,一举歼其一团,占领外围阵地,岳维峻着慌,亲率两团,在飞机掩护下拼命反扑,战斗极为激烈。待我迂回部队抄敌背后配合正面猛攻,敌乃全部溃乱。我军和赤卫队将敌团团围住,纵横穿插,捕捉俘虏,满山遍野, 红旗挥舞。不到一天,敌第三十四师全部覆灭,岳维峻也当了俘虏。敌人的第一次围攻,遂告完全破产。

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鄂豫皖区红军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这次反围攻所以能获得如此重大胜利,主要是由于当时特委和红军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力军的运动战和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反围攻作战的指导原则。

第一次围攻被我粉碎后,敌人紧接着布置第二次围攻。一九三一年三月下旬,蒋介石限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围攻兵力增加到十一个师,并改用“追堵兼施”的战法:即以三个师组成“追剿部队”长驱直入, 寻我主力作战;其余八个师分布四周扼要固守,堵击“清剿”。我之反围攻作战,仍然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

四月下旬,当敌正布置对鄂豫边合击之际,我军主力即迅速东进,反击皖西敌人堵击部队第五十七师和警卫旅,经过五日激战,于独山等地全歼敌人一个团零一个营。此时,敌之“追剿”部队,分别自光山、罗山、黄安向新集、七里坪合击。我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和警卫第二、第三团,结合地方武装,对敌展开侧击、尾击,并在七里坪以北檀树岗给以痛击。敌人合击一无所得,并不断遭受打击,五月二日西绕宣化店退回罗山、潢川。

敌“追剿”部队结束了对鄂豫边的合击,待转向皖西时,我军主力却已突然乘胜西向。五月九日于浒湾,给敌北线堵击部队第五十三师以惨重打击。二十八日我军又南下,进击黄安、宁埠间敌人供应线上的桃花据点,守敌一个营在我军猛攻下伤亡殆尽;黄安敌三个营驰援,被我预伏部队大部歼灭。

一个月来的反围攻作战,我依靠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对付敌人“追剿”部队,红军主力则寻找有利战机对敌堵击部队实行各个击

破。这就使得敌人的“追剿”不过是一趟提心吊胆的“武装游行”;各线堵击部队处处挨打,被歼六千余人。蒋介石梦想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的第二次围攻计划,又告失败。

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四月,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区来。五月十二日,鄂豫皖区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第二次围攻粉碎后,红四军领导同志便同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并在以后成为党的叛徒的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发生了重要争论。

当时,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在鄂豫皖区暂取守势,这正是我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 红四军领导同志建议:以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红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区反围攻。但是张国素借口所谓“巩固苏区”, 一再否定了红四军的正确建议。直到七月间,周围敌人仍无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区反围攻任务所迫和红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他才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但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限令红军在一个月内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

七月中旬,军部率六个团南下,八月一日一举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个团。红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当前情况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区,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如以六团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 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广济、黄梅地区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红四军乃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

战局发展的结果,完全证实了红四军行动方针的正确。我军西克罗田, 南占浠水,并在曹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进占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震动九江、武汉,何成浚除急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外,并派第十军军长徐源泉〔10〕率第四十一、第四十八两师各一个旅前来截击,于是我位于广济、英山的部队南北夹击,九月一日,与敌战于洗马畈,歼敌近千。至此时仅一月,我连克四城,消灭敌人七个多团, 缴枪四千,俘敌旅长以下五千余名。黄、广、英地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分配土地、组织武装、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正当红四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际,张国焘竟借口红四军“违抗分局命令”,强令北返。红四军除执行分局指示外,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及其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进行了抵制。但是,张国焘无视红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事实,竟将军政治委员曾中生同志撤职。接着又借口肃反排除异己,对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罪恶的宗派主义的打击,给鄂豫皖区红军造成严重损失。

一九三一年秋,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抗日反蒋空气弥漫全国。敌人内部不少地方派系,也表示同情抗日或借机反蒋。而在八月间,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又遭惨败。这时,鄂豫皖区经过两次反围攻的胜利,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红军已发展到三万人,并于十一月七日,成立了红四方面军(辖第四、第二十五两

军),战斗素质进一步提高,已经能够以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成旅成师的敌人;游击战争也猛烈发展,建立了许多独立营、团,赤卫军发展到二十多万;群众拥军参战的热情更加高涨,当时在黄安就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一切, 为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造成了极有利的形势。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且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但是,丧心病狂的蒋介石,无视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和要求,虽在国家命运千钧一发之际,仍然不放弃对革命的进攻。早在九月间,蒋介石就亲自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区的第三次围攻,并将嫡系刘峙部队数师以及南京警卫师等调来。敌人兵力增至十五个师。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形势上的重大变化,敌人的围攻计划受到严重影响,而给了我们主动打破敌人围攻计划的良好机会。因此,我军趁敌尚未布置就绪,便开始出击。为蒋介石卖国政策进一步激怒了的根据地军民,决心以反围攻的实际行动,痛惩卖国贼!

我军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二日首先围攻黄安,将守敌赵冠英部第六十九师压缩城内,转入围城打援。十二月中下旬,麻城、黄陂两处援兵均为我击溃。城内守敌待援无望,二十三日乘夜突围,我军将其全歼,主俘师长赵冠英以下五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是役,我之飞机“列宁号”(一九三○年二月缴获)曾参加作战。战后群情振奋,青壮年踊跃参军,原黄安独立团遂扩编为独立第一师。

黄安大捷之后,我军挥戈北上,直逼潢川城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 在亚港地区击溃敌第二、第十二两师的五个团。随后南围商城,再行吸打敌人援兵。二月七日,狠集豫南之敌第二、第十二、第七十六三个师及独立第三十三旅共十九个团沿潢商公路南援。这时,敌人兵力虽大大超过我军,但敌正在运动之中,且不少已遭严重打击;我则连战连捷,士气高涨。于是我就在豆腐店地区布好阵地,迎击援敌。我军冒着漫天大雪,踏着遍地泥泞, 正面冲击,侧翼包抄,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北逃,两千多人当了俘虏。困守商城之敌第五十八师见援兵溃败,亦恐慌南窜,我军乃不战而收复商城。接着围攻固始,并占领淮河要地三河尖,给戴民权匪部以沉重打击。

三月,皖西之敌第四十六师图犯我麻埠、独山等地。我军闻讯,立即由豫南兼程东进迎击,二十二日渡过淠河,将敌军六千余人团团包围于苏家埠、青山店,同时集结主力待机打敌援兵。伪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见所部被围甚急, 忙调驻霍山的警一旅驰援,但迅速被我军击溃;接着以第四十六师留驻六安的一个团和警二旅再行增援,除被歼灭两团外,其残部和青山店突围的敌人又被我围困于韩摆渡。

苏家埠、韩摆渡两地敌军经我近月围困,粮食断绝,飞机空投无济于事。我军乘机加强政治攻势,敌军士气更为沮丧,携械投诚者络绎不绝,陈调元智穷力竭,频频向蒋介石告急。四月底,敌以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 率第七、第十二、第五十五、第五十七等四个师十五个团共两万余人,自合肥大举增援。五月二日,当敌进入苏家埠东之戚家桥我预定地区。我军立即发起猛攻,此时恰值河水暴涨。敌军在我突然打击下阵容大乱,人马拥挤, 自相践踏,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经过两日激战,除少数漏网外,援兵全部就歼,厉式鼎也被活捉。困守苏家埠、韩摆渡敌军,至此已山穷水尽,遂被迫接受最后通牒,于五月八日全部投降。这一战役历时四十八天,我以三个

师十多个团的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先后歼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卫旅,毙伤敌三万,内生俘一万八千余人,缴长短枪两万余支,机枪二百五十挺,炮四十四门,击落敌机一架,为我鄂豫皖区空前大胜利。

战后,我乘胜北克淮河重镇正阳关,继下霍丘,东面前锋抵近合肥。接着主力横扫豫南固、潢、光外围敌军,再歼张钫〔11〕两个旅。

此时,鄂豫皖区红军和根据地获得了猛烈发展。主力部队己组成六个师, 达四万五千人。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建立起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威震江淮;信阳、安庆、合肥等地敌人,均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反围攻中,“围城打援”战术,得到了充分运用和发展。这种战术,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12〕,对某一据点采取阵地战的形式进行相当持久的围困,主要是为在运动中给敌人以速决的歼灭性的打击创造条件;而要点的夺取,则是这种运动、速决、大量歼敌的必然结果。当时,红军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战斗力日益提高;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敌人一些城镇据点陷于孤立;而此次反围攻,就是在这些具体条件下,取得了巨大胜利的。

鄂豫皖区第三次反围攻的空前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恐。但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在出卖了上海爱国军民“一·二八”抗战之后,便调动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六月间向鄂豫皖区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攻。蒋介石坐镇武汉亲自指挥,并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除左路专对湘鄂西区外,中、右两路二十四个师另六个旅,对鄂豫皖区布成包围形势,陈继承〔13〕、卫立煌〔14〕、徐庭瑶〔15〕三个纵队为其主力;在战术上采取“纵深配备, 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企图“聚歼”我军于长江北岸。

敌人这次围攻,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粉碎围攻的条件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根据地猛烈扩展,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主观指导上如果正确,粉碎敌人围攻是可能的。

但是,张国焘这时却为第三次反围攻的胜利冲昏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早在二月间就提出“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苏家埠大捷后,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总之,他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 他对新的严重围攻的倒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这就种下了第四次围攻不能粉碎的根苗。

六月二十五日,红军胜利出击京汉线。归来之后,方面军领导同志因部队已转战七个月之久,亟需休整,建议进驻适当地区待机。这一建议如被采纳,认真进行反围攻的准备,使红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那末第四次反围攻的结果将会有所不同。但是张国焘竟加以拒绝,要求贯彻中央“积极进攻的策略”,坚持“不停顿的进攻”,错误地决定红军主力围攻麻城。

围攻麻城作战始于七月上旬。我军干外围先后歼敌第三十一师之第九十

三旅和另一个团。敌人乃收缩外围据点。依城凭坚固守。我军屯兵坚城之下, 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而且使敌人得以从容部署围攻。还在围攻麻城作战之初,敌徐庭瑶纵队便陷我霍丘,东、北两线敌军开始步步推进。八月上旬,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在此紧急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麻城之围,令红军仓促应战,这就使我军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撤麻城之围后,方面军总指挥部以十二师先行出发拒敌,十二日于黄安西冯寿二与卫立煌纵队遭遇,将其先头第十师击溃。待我主力赶到,敌已据地固守。我因强攻不利,星夜转移七里坪打击陈继承纵队。我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浴血苦战,反复与敌展开肉搏,又给敌第二师以惨重打击。以上两次战斗,共毙伤敌第十师副师长王劲修以下五千余名,但是当面敌人恃众固守,战局形成对峙。我军遂又北转,九月三日于胡山寨迎击进犯新集之敌。敌人遇我军主力,仍然采取凭坚固守待援的战术,战局复成对峙局面, 而南面敌人又跟踪逼近,于是我军乃转战皖西,但未得手。十月上旬,经英山、罗田地区西向,继出河口,击溃敌堵击部队胡宗南第一师一个旅。至此, 我军已苦战两月,虽多次击溃敌人,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十月十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转到外线,去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十月十五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四个师,西越过京汉路,第四次反围攻遂告失败。

第三次“左”倾路线以及张国焘“左”倾的形势估计、错误的战略方针, 是这次反围攻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

但是,围攻没有被粉碎,这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挫折。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大规模围攻,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并未达到他彻底摧毁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聚歼红军的狂妄目的,在党长期培养教育下和从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粉碎了敌人的迫击堵截,战胜了种种困难,经过长途英勇转战,于当年底进入四川北部,与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又汇成一股革命巨流,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大大发展了革命力量,留在鄂豫皖区的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英勇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大别山上的革命火炬,一直在熊熊燃烧。这正如无数革命实践所证明的:尽管反动派穷凶极恶,尽管历史道路是艰苦曲折的,但是革命必然胜利这个客观规律,绝对不可抗拒。

鄂豫皖区的四次大规模反围攻,有着许多经验,也有着严重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要获得发展和胜利,必须依靠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正确的路线会使我们充分发挥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从而获得胜利;机会主义的路线,不但不能克服不利因素,而且还会把有利因素变为不利因素,使群众的英勇斗争不能获得应有的结果,使已经获得的胜利遭到破坏。我党我军铁的史实已经证明: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鄂豫皖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攻的胜利,就是由于当时的主观指导,自觉或不自觉地符合了毛泽东思想,因而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威力得以充分发挥,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第四次反围攻,虽然情况严重,主要还是由于机会主义的指导,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结果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从这“三胜一负”之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不可辩驳

的真理!

走毛泽东的道路就是胜利!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九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七——五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5〕蒋、冯、阎指蒋介石、冯王祥、阎锡山。

〔6〕何成浚,湖北省随县人。曾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7〕郭汝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军长。

〔8〕蔡申熙,湖南省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到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一九二八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一九三○年初调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同年十月任红十五军军长。

〔9〕岳维峻,陕西省浦城人。曾任国民二军总指挥、河南省督办。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陆军第三十四师师长。

〔10〕徐源泉,湖北省黄冈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第十军军长。

〔11〕张钫,河南省新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师师长。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三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陈继承,江苏省靖江人。当时任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第二纵队指挥官、第一军军长。

〔14〕卫立煌,安徽省合肥人。当时任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第十四军军长。

〔15〕徐庭瑶,安徽省无为人。当时任国民党鄂豫皖“剿匪”军右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第十七军军长。

关于战争初期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

战争初期问题,主要看我们的情况。我看战争初期有几种解释。敌人来, 我们不能打第一枪,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发现敌人要发动战争,正在进行准备,我们也不能打第一枪,这在政治上有利。敌人开了战,我应战,后边组织部队,我们部队伤亡能够得到补充,挡住敌人的攻势,后边能够继续准备,不至于使敌人一下子进入我国国土纵深。这一般就是初期。过去敌人估计三个月到六个月结束战争的论调,现在听不到了。根据我们的战争性质, 敌人开始向我进攻,他们总是强的,反攻总要有个稳定局面即准备时间。三个阶段还是有的,主要是时间长短问题。战争三阶段的理论,是毛主席的最精僻的论述。战争初期你们提出的三条(何时能完成武装力量动员,何时能完成战略展开和预备队的组建,何时能够基本上完成国家经济从平时转上战时轨道),包括这样多是否合适?我没看过很多书,你们研究一下。积蓄力量需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子把所有力量都拿上去。抗日战争我们太弱了, 相持阶段长一些,今后战争一般的不会这么长。我的意见不成熟,战争初期主要是把敌人挡住,是否在后方把经济动员都搞起来,还是问题。经济动员是很复杂的,不是一下子能完成的,也应该是有步骤的。战争总是犬牙交错的,不会象下象棋一样,和下围棋差不多。在相持阶段犬牙交错时期会有些反攻,那是叫战役反攻,还不是战略反攻。你们提出三个理由,是否把问题写得太呆板了。战争开始是很猛的,我们要顶住他几个浪潮,如果不能顶住, 他的锐气就来了。能够把他顶住,他就会再而衰、三而竭。动员计划挡住头一步是重点的重点。人力与物力都要这样。你们提的战争初期的时限是否那么长,太长就不是初期了。

① 这是徐向前与副总参谋长彭绍辉、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谈话的一部分。

在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五日)

民兵工作,我接触实际不多,看的材料也不多,一些问题也不可能深透, 真正的一些好办法、好经验要靠大家总结。现把我的意见讲一讲,供大家参考。

毛主席号召民兵三落实,已经有好几年啦,真正引起大家切实的注意, 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抓,是去年主席在十三陵水库讲话以后,总政去年十月的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以及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民兵工作才真正脚踏实地的搞起来。在这期间,由于中央、主席的号召,总参、总政切实地抓,各地方都在抓,民兵工作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时期。今天在座的同志,好多是红军时期的,有些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对人民战争的理解应该是很深刻的。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大家就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主席老早就提出三落实,就是没有把它落实下去。思想上没有把它看成是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工作就没有法子跟上去。这当然是指过去说的,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很好的回忆和记取。

现在,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一步一步在扩大。美帝国主义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弱点,更加猖狂,炸到我们的边境上来了。老街和河口就隔一条河,战争形势是很紧张的,你们看看中央文件以及中央同志的讲话,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论、评论,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要准备打,准备早打,而且要提前准备好,不准备好怎么打呢?主席说过,我们准备好,敌人不来,日子好过;没有准备或准备不好,敌人打来日子就不好过了。当然我们不希望打仗,但今天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这样紧张,帝国主义这样猖狂,你不准备打仗怎么行呢?帝国主义从来也没有放弃消灭社会主义的打算。它要消灭我们,我们当然就要消灭它,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我们要准备打,准备现在就打。那么,我们的民兵工作怎么样适应这个形势,跟上去呢?我们担负民兵工作的同志,必须首先了解这一点,这就是政治挂帅嘛!

第一,如何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贯彻民兵三落实的问题。四清运动第一期已经结束了,第二期马上就要开始。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第一期的经验,有什么成绩,有什么缺点,要有个全面的估计,今后应该怎么办,搞些好的办法出来。面上的工作有些什么经验、成绩、缺点,采取些什么办法, 也要总结一下。在第一批的四清运动里,大概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生产队的民兵工作掉了队。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好多讲的,但我也看到一些材料,主要就是思想认识跟不上去,有些人民武装干部没有做民兵工作,或者工作队没有把它规划进去,等等原因。究竟基本原囚是什么,请大家来讨论。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确定以后改进的办法。一定要把四清运动这个时机抓紧,要跟上去,要趁热打铁,不是放松。我们军队派了不少干部参加四清运动,以前我讲过,参加四清运动的军队干部,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搞民兵工作这方面。中央关于四清运动指示上面有一条嘛, 要求把民兵搞好嘛。谁来搞呢?军队干部要拿主要精力抓,是百分之九十、八十、七十的精力?那要看具体情况。从开始集训工作队,一直到运动结束, 都要当好参谋,在计划上把民兵工作放进去,有头有尾地抓到底。民兵工作搞得好不好,应该作为测量军队干部参加工作队做的好不好的主要标志。当然还有别的工作,你参加运动,不应该只搞民兵工作,脱离了整个运动是不

行的。民兵工作,要和运动有机结合,成为工作队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就要抓,从头到尾,一抓到底。有些地方这样做了,民兵工作就在四清运动里边做好了;有些地方没有这样做,民兵工作就掉队了。或者开始没有抓, 抓晚了,晚了你还抓啥去。人家吃饭已经吃完了,你去还不是吃点剩菜剩饭。派下去的人,要常去看看他们。究竟派好多人参加四清运动,我觉得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再就是,即要抓点,又要抓面。第一期四清运动中,有些民兵工作搞得很不错,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怎么巩固呢? 要靠经常的工作。经常工作跟不上去,那么过一个时期就又垮啦。要使它不垮,而且巩固起来,那就需要把面上的工作抓好。现在有没有经过四清的面, 也有经过四清民兵工作搞好了的面,这些面的工作都不能放弃。这样你们的力量究竟怎样分配呢?看家的、指导点上的,要多少力量?没有经过四清的面上工作怎么照顾?四清结束已经搞好的怎么搞?都要研究一些具体的办法出来。

关于三落实的相互关系。主席有很多指示,大家要好好讨论一下。三落实是个整体,不能机械的分开,看成三个绝对化的东西,也不能把它看成一个东西。政治不落实,就是说,民兵成分是坏的,组织是坏的,思想是坏的, 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思想教育,没有兴无灭资,有些地富反坏混进民兵队伍里来,没有清洗出去,那你组织建立了也不行。这个队伍不是我们的队伍啊! 至少一部分不是我们的队伍,这样的组织建立起来有什么用呢?组织落实是离不开政治的。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是有机的联系和结合。政治落了实、组织落了实,没有军事训练,不会打枪,不会打仗是没有作用的。在四清运动中还是要把组织建立起来。在建立组织过程里边,应该注意阶级成分,不要吸收坏人,要吸收可靠的分子。把组织建立起来,才好进行活动嘛。要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没有一个组织你找谁去。但是不以政治为基础,坏人钻进来了,就给你捣蛋,尽作坏事,那行不行呢?不行的。三落实的关系问题,你们好好研究一下。过去订了标准,是不是可以简化一点,让下面好掌握。

第二,民兵备战问题。我们今天要准备打仗,但是还没有打起来,打起来就是战时环境,现在没有打起来,仍是个和平环境。我们国家今天是不是就下个动员令啦?把军队扩充起来,经济动员,工业动员,人力动员啦?现在又不是那个时候。但是我们要准备打仗。这个战争会不会打起来呢?刚才讲了,就是说已经打到我们国境边上啦,打到我们海南岛上空了。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战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是人来打的,但它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怎么解释?我们就举越南的例子吧: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失败了, 但不甘心。他想,我把你炸一下子,加上修正主义的配合,就可以和谈了吧,结果不行。超过十七度线不行,超过二十度线还不行,又搞到河内的西面、北面,甚至打到中国边境上啦,有没有和谈呢?没有。哈里曼又到莫斯科去了。英帝国主义分子、苏修,暗中搞了很大的鬼,完全成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了。我们退一百步说,别人愿意和谈,我们也愿意和谈,美国的条件就是要南越游击队、南越的人民放下武器,这办到办不到?南越的人民是否愿意把武器放下来投降,给人家杀呀。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以后,越南的部队撤到北方。从南越撤到北方以后,南越的干部损失了恐怕百分之八九十。老百姓被杀被关的是一百多万。你们看过最近越南政府发表的白皮书吗?你们可以翻开看看,那里边就讲到这些问题。北越和中国都要和美国妥

协和谈,但和谈条件美国要你不要派军队去,南越的游击队把武器放下,要现规矩矩的作它的奴隶行不行呢,当然不行。一九五四年到五九年,南越人民就损失了百把万人,现在监牢里还关了好几十万,硬逼得没有办法才拿起武器来斗争,求生存嘛!你要是妥协,南越人民也不会妥协!我们要支援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怎么能够妥协呢!怎么能够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呢!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它以为凭着自己的海空军优势,一再施加压力,就会炸出一个“和谈”来。其实我们是硬骨头,压不倒。那么这个战争就慢慢扩大起来啦,打起来啦。所以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可能打成大战,目前就是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做民兵工作,就要把备战的号召提得响亮有力。

刘主席〔1〕参观了工厂,讲了话,动员部根据刘主席的讲话写了一个文件,提了三个问题,我觉得那三个问题就是贯彻刘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方针, 我们要坚决贯彻,认真执行,我们平时不能够养兵太多了,国家的财富不是用作扩大生产,而是拿来养了兵,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平时养兵是要有限度的,到一定的饱和点就不能再多了。再多了就不得了。军队是脱离生产的, 好几个老百姓才能养一个兵。我们是人民战争,把民兵工作搞好,平时养兵虽少,战争就有无穷无尽的兵员。刘主席说工厂要自己保卫自己嘛!象北京这么多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科研机关,打起仗来,国家是要对他们有一些特别保护的。但是,即使有导弹、有空军、有高射炮,也还要民兵配合。有些地方要完全靠民兵。我们中国这样大,沿海好多港口,还有好多大中小城市、交通枢纽、铁路隧道、桥梁、仓库,这些地方不靠当地民兵组织起来进行自卫,那怎么行。战时靠空军派飞机来掩护,靠高射炮来掩护,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民兵搞起来。平时叫军队利用生产间隙教会他们打高射炮、高射机关枪,战争的时候,敌机来了就打,走了就生产。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挖些防空洞躲在那个地方,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高射机关枪,没有高射炮,没有空军。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物质条件不同了,我们要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多挖防空洞,而是要消灭敌人,消耗他的力量。越南就是这样,打得美国的炮弹不够了,子弹也不够了,飞机也不够了,叫唤起来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你们要议一些具体办法,保证刘主席的指示、中央指示能够贯彻下去。当然还有武器问题。武器配备要先点后线,要搞面恐怕不行。先搞些点,这是要马上行动的问题。总参要批一部分高射炮和机关枪,或从军队里抽,或从仓库里搞一部分,首先给北京、武汉等一些主要地区,还有敌人可能先来的边境地区,先搞起来。开始发两门高射炮、少数机关枪也行嘛,有些地方已经发了。主要是训练一些干部,掌握这些技术。

关于军队做民兵工作问题,你们要研究研究,看怎么搞好。打起仗来一个军就一分为二了,过一个时候就二分为四了。要晓得新建的部队没有一点老底子是不行的,一定要有点基础。比如你做涝糟,只要放点曲子,涝糟就能发起来。搞部队也是如此,有老的底子,老的干部,兵是新的他慢慢就搞起来了。民兵要把师、团搞起来,怎么搞法,那些地方先搞,那些地方后搞, 你们研究研究。搞的太多了是不行的,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但非搞不行。你们过去提出来组建民兵师团的三种意见,我也不讲啦。你们可以讨论讨论。民兵工作条例规定,由十六岁到四十五岁,都是民兵,范围很广。这些人里边,有普通的,有基干的,有持枪的,又有第一、二、三持枪手。你们结合条例再好好研究一下子,究竟民兵师、团怎么组成。民兵工作条例是不是需

要修改一下,当然不是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但是牵涉到这个任务,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四清工作队员也不好干。

第三,领导机关怎么抓民兵。去年军委已有明确指示。总的要地方党委来抓,地方党委应该把民兵工作作为整个工作的组成部分。但是,完全靠地方党委抓是不行的。地方党委是抓方针、政策、步骤,主要的具体工作是要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公社人民武装部来抓。

我讲一下大军区抓民兵工作的问题。有些大军区的工作任务的确繁重, 正规军很多,还要搞国防工事,又要作民兵工作。一般说来,就是要用一个手来抓主力部队,一个手来抓民兵,大军区的同志来了嘛?请你们回去在党委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专门研究一下。在地方党委会上也要好好的讨论一下。沈阳、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有主力军,要准备打仗,一手抓部队、一手抓民兵,就可以了。有些内地军区,比如武汉、兰州、成都, 你们的主力部队不多,有的大概是一个军,三、四个师,当然还有些学校、仓库、代管单位,那也是个麻烦啦,但是,好多是省军区管了。这样的大军区,你们说一只手抓民兵,我觉得太少了,实际上你们还没有用一只手来抓呢!老实说,就是用一只手抓我也觉得少了。你们应当拿三分之二的力量来抓民兵工作。比如武汉军区,湖北三千四百万人,河南五千多万人,合起来八千多万人,十个人里边有一个民兵,就有八百万,你三、四个师也不过是六七万,七八万人。八百万和六七万比一比嘛,拿天秤称一下,你就晓得哪个重了嘛。打起仗来,大军区要组织新的兵团,新的部队,这些地方主要出的不只是兵,还要充实机关,要组织新的指挥机关。有些地方提出来,这么大地方,兵太少了,要求增加兵。这些地方不是增加兵的问题,主要是把民兵搞好。现在主力部队不是放在前边,而是放在比较纵深。主席也指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你们要把这四句后好好理解一下,作战会议已经作了解释,而且解释得好嘛!至于你们大军区究竟如何一手抓民兵,一手抓部队,甚至三分之二的人要抓民兵,究竟怎么个抓法, 你们机关里边怎么分工,希望你们回去开个党委会很好研究一下,出些主意, 提些办法,当然以后还可以摸些经验,向军委提出建议,我这个意见,行得通行不通,对不对,你们很好研究一下。把它当作一个郑重的问题。当作一个战略上的部署,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来研究研究,不能糊里糊涂,政治上不挂帅。去年贺副主席〔2〕也提过要两手抓嘛!过去民兵工作,有些地方作的不好,当然,我不是说都不好。

有些省军区没有认真抓四清中的民兵工作,把它看成仅仅是蹲点同志的任务,各级领导机关不抓,要蹲点同志来搞,或者运动过了一个时候才开始抓是不行的。省军区的主要精力,即百分之八九十,应该搞民兵工作,有些没有主力部队的省军区,应该是以百分之百的精力来搞民兵。这个问题你们要好好把它讨论一下。

上次作战会议上我也讲了,省军区的干部,要注意配一些年轻力壮的, 能够坚持工作的。过去我们打仗的时候,日以继夜,又走又跑,这里走,那里看,电话一天到晚,一天跑嘛,只有这样才行嘛,才能够支持战争嘛。所以,我还是倾向省军区、军分区将来组织新的军、新的师,都要在这些机关里抽指挥人员。我以前建议总政干部部,对省军区、军分区的干部要加强一点,不要把那些年纪老的,只能搞半天工作的调了去。现在准备打仗,你不能这半天能工作咱们就打,那半天不能工作咱们就休战。所以要搞些年轻力

壮的。打起仗来,我们现有的正规师还远远不够,主力部队要一分为二嘛, 一个军要分成两个军,一个师要分成两个师,这还不够,学校里储存一部分, 机关里下放一部分,机关下放也放不了好多,机关没人做工作了也不行。还要有很多来源,这就要靠军区储存。不仅储存兵,而且要储存干部。一打起仗来,大军区里也要分些班子出来。省军区搞军,分区搞师,这些部队有老的骨干充实起来,就能够打仗了,打两个胜仗以后,就成了老虎部队了。当然这些问题,会上不能解决的,还需要总参总政解决,问题是现在把它提出来,还有对民兵的宣传,就是报纸、刊物、广播、电影,我以前讲了一下子, 现在我也提出来要大家注意解决。

第四,要给地方党委当好参谋。过去罗荣桓同志对这个问题很强调。民兵工作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作,民兵是半群众性的又是半军事性的,你把军队这一套拿去不行,搞不通,要搞翻的,并且只会有害不会有好处的。民兵工作怎么抓呢?主要是靠地方党委来抓,去年六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指示以后,地方党委都大力抓了,都是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来抓了。四清运动中各地抓的更紧了,对民兵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可是,地方党委抓,不等于你军区抓了,不等于我们做武装工作的干部抓了。地方党委事情多的很,主要是靠我们做民兵工作的,把“参谋”当好。“参谋”怎么当好呢?就是把民兵工作的计划,在必要的会议(不是每一个会议),必要的时候(在党委布置工作时),安排上去。究竟民兵工作怎么抓,具体工作还要靠我们。我们要提出一些办法,请地方党委决定,然后推动全党来做,这样才能有力量。与地方党委对立起来不行的。我举个例子吧:北京军区是华北局的一个人民武装部,它是地方党委组织里面的一个部分,一个部。那么党委开会你不反映民兵的情况,有什么意见也不提,工作搞不好,地方党委负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在你这个具体作民兵工作同志的身上。这些关系要搞清楚。县人民武装部是县委领导民兵的一个部。公社人民武装干部,是公社党委作民兵工作的干部。这些关系是过去已经确定了的。但是,有的理解不好,运用不好, 把工作推给人家,或者闹对立。省军区是省委的一个人民武装部,是受双层领导。省军区就有责任把民兵工作的计划提到省委,讨论确定以后发下去。把中央的东西正确贯彻下去。这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

最后我希望你们注意照顾面上的工作。我觉得搞好面上的工作,主要是把民兵干部搞好,民兵干部搞不好,民兵就抓不起来,就是我们军队这样高度集中统一的严密组织,假如连长不好,指导员不好,这个连就搞不好。一个班长不好,一个班就搞不好。一个师的领导干部不行的话,这个师也搞不好的。搞民兵工作,以后要有计划的,按部就班的去搞。政治教育也好,军事训练也好,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长沙市的民兵干部,厂里的党委书记、副书记,民兵师的政委、副政委,团营干部,集训了一个时期,效果很好。过去对于究竟怎么做民兵工作?怎么突出政治?怎么三落实?,怎么进行军事训练?他不懂得,他不会做。有的干部并不是不想做工作,就是不晓得办法,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不明了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些问题就得讲清楚, 就要教给他。主要是集训干部,各级干部都要集训一下。怎样集训,请大家想些办法。

我还要讲讲生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讲过好几次了。现在还要讲。因为这个问题,有些地方解决了,有些地方还没有解决。我们说民兵是广大群众性的组织,是不脱离生产、不脱离工作、不脱离学习岗位的。民兵比武,我

主张搞小型的,以公社为单位的,以县为单位的或者以专区为单位的,农民往返一天两天,利用过年、假期去搞。搞全省那样大的比武,我现在不赞成。过三、五年以后,我可能会赞成,民兵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搞小型的、分散的,利用农民的生产间隙时间,才能够搞起来,才能够持久下去,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也才能得到民兵的拥护。例如青岛有一个工厂民兵一年里训练七八十天,结果那些五好工人,模范工人,搞民兵去了,脱离了生产, 以后选模范,人家不选他,发奖金人家反对。一天到晚,我们抓他搞民兵, 搞了一二百天,那样,怎么能行呢!所以,民兵训练只能利用间隙的时间进行。如果民兵训练,把些地都荒了,没有饭吃,你训练民兵有什么用,工厂里训练民兵把生产都耽误了,计划完不成,那有啥子用呀。学校里训练民兵, 把学生们搞得疲劳得不得了,功课搞不好,那有什么用呀。总之,搞民兵训练,一定要利用农闲。就是这样,也要经过农民同意,可以误点工,但不能误多了,少误点可以,大误工不行。现在学点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 简单的单个和班的动作就够了。这样,误工不多,能够普遍搞起来。武汉军区八千万人,八百万民兵,一个耽误一百天,多少劳动日你算一算,他那一百天谁养活他。北京有的学校民兵训练搞什么夜间捉特务呀,行军呀,搞的很紧张。中宣部、青年团有个材料报告了主席,主席有个批评,说学生活动量太多了,要砍掉三分之一。学生学习负担很重,其他活动和民兵训练也很多,结果五十多人,搞了二十多名病号。大学毕业了,要人养着。大家想想这对国家是多大的损失吧。人嘛只有那么大精力,人脑有个限度。当敌人打来了成夭跟敌人屁股后面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假定真正打起来,民兵也不能都去参战,就是有几千万去参战,其余的还要搞生产。工业生产不能停,农业生产不能停,停了以后,都打仗去,谁生产。我们过去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如此,动员也不过动员百分之二、三。脱离生产的百分之二、三就不得了。所以,民兵训练的时间要短、内容要精干。一次搞一个科目,不要搞多了。干部集训最多不要超过两、三天,有时候只要几个钟头就行了。讲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只要准备好,简单扼要讲一下,农民就懂得了。你讲的越多就越糊涂。所以,少而精有深刻的道理。求学、工作是一点一点来的。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点一点来的。我们打仗的经验积累,也是一点一点来的,事物都是这样的,由少而多,由简单而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过好的教育计划。教育计划很要紧,不然巩固不起来。三落实,政治落实了,组织落实了,军事落不了实也不行。军事、组织落了实,政治不落实也不行。政治落实不仅仅是保证成分好,还要政治觉悟高。把为什么当民兵、阶级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讲清楚。这要有重点,不要多了。主要是集训干部,分批分期的集训。要一声号令下来,民兵就能拿起枪杆参加部队打仗。不逃跑呀,不自杀呀,不自伤呀!可不容易,要下功夫。要系统地进行政治教育。主席在一九六二年提出三落实以后,我们大家都拥护,搞了这么多年,究竟在什么时候真正觉悟起来呢?还是从去年主席将了军以后,大家才真正觉悟起来啦!过去民兵工作不是没有做,也做了,做的不够好。没有从思想上把三落实看得很清楚, 跟不上主席、中央的指示。我讲的就是这么些问题。有些问题是原则的提出来了,请你们在这个会议上好好研究一下,使民兵组织、政治、军事真正落实。

注 释

〔1〕刘主席,指刘少奇。

〔2〕贺副主席,指贺龙。

**关于战时人力动员问题的谈话(节录)**①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三十一日)

(一)

一、战争初期的兵力,是按第一案还是第二案编成问题

你们认为第二案好,我也觉得第二案比较好。这个问题你们还可以继续进行研究。战场就是那么大,敌人不可能一下子来那么多。来多了,兵员运输、供应都很困难。美国现在南越是二十五万军队,就要七十五万吨物资。东西运输来了,要有码头,我们没有那么多海港、码头。不要把敌人看得那么了不起。我们是准备大打,有大不怕小,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因此,准备工作要做好,干部准备好,民兵准备好,技术兵多准备些,到那时步兵好办。我同意战争初期按第二方案搞××××万人,不要搞太多了。能够在半年内编成,包括地方部队,就很不错了。

敌人来也是逐步的,我们的动员工作,必须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能一下子搞起来。战争初期的部队编成也要分批。第一批很重要,这是战争初期动员最关键的问题,第一步先把一线部队搞起来,完成顶得住、守得住的任务。

从发生战争征候到战争打响以前,先搞多少万部队,搞多少个师,要很好地算一下。搞这么多人需要多少时间?要有一个时间要求,这是过硬的, 这是重点,首先抓好落实。这是第一个波,这一波要顶住。还有装备问题; 不要到那时有人没有武器。应当做到,哪里有兵,哪里就有武器,哪里就有干部,一要配起套来。在哪里动员部队,就在哪里存放武器,就地装备。以后看战争发展情况,需要多少兵力,就动员多少。

二、关于战时动员的比例问题

毛主席指示,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经济很困难,脱产的人口不超过百分之三。

三、干部问题

按照战争初期兵员动员计划,需要多少干部,步兵、海、空军和特种兵究竟各要多少干部,这些干部怎么样解决,怎么样保存,要具体算,算明确, 不要只说搞几套。军队储备的干部,主要从主力部队、省军区、院校三个方面来出,机关到那时抽不了很多。地方上主要是储备解决一些下级干部。

干部要配几套,就要增加干部定额,这个问题要向军委和中央写专门报告解决。

干部的准备很重要,不准备不行。省军区系统要有一些有经验的老干部, 他们可以带一批新干部,不要把有经验的、身体又好的老干部轻易地转出去, 也不要把有些不能坚持工作的作为安置性的放到省军区去,要有计划地抽调一部分青年干部,放到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去。这也要有一个专门报告,这些问题都是要中央、主席来决定的。

有的军区干部少,将来军区之间可以相互抽调,协助解决。新部队没有骨干、没有干部带是不成的。

四、(略) 五、(略) 六、(略)

① 这是徐向前与彭绍辉、徐立清、傅秋涛、谭旌樵的两次谈话,就“有关战时人力动员若干原则和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关于几种主要技术兵员的来源和储备办法的请示”等问题所作的指示摘要。

(二)

动员的原则政策写了这么多条,我看各方面都照顾到了。技术兵员的问题,你们这种写法对,只能是抓主要的,抓战时来不及解决的。

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气候和风俗习惯又不同,应该以就地动员补充为主。但是,战争打残酷了,特别是几个主要战场,哪里兵员少啦, 可以适当调整,相互支援。

基建部队到战时改编为战斗部队的不会很多,那时还是要进行基本建设的。搞屯垦部队是个好办法,平时可以在云南边境、新疆、东北搞屯垦部队, 内蒙古也可以搞一些,这是最合算的。他们又生产,又练武,不吃国家粮, 是生产者,不是消费者。平时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战时需要了,很快就可以改编为战斗部队。平时有计划的把复员退伍军人放到屯垦部队去。一些老干部也可以分配去当团长、师长,能劳动多少,就劳动多少。

复员退伍军人在工厂的大部分成了骨干,战时动员也要考虑工厂的生产和工厂自己保卫自己,因此开始不能动员太多。

复员退伍军人要多回到农村去,首先放到准备打仗的地方和交通枢纽的地方。不回到农村去,老百姓有意见。农村也需要他们回去作骨干,做积极分子。国民经济部门需要他们作骨干,也可以去一部分。这个问题,动员部要专门研究一下,写个报告,作个问题提出来,送中央考虑。

复员退伍军人统计、登记,是国防建设所必需的。过去反“五多”反不必要的东西,必要的还要搞。但是统计的项目和手续,不要繁杂,要简单明了。

士兵的服役年限,步兵为什么要搞四年?我看三年足够了。别的国家有的才一年。搞长了有多少好处?士兵年纪大了,家庭、婚姻、就业、探家等都有问题。训练一个兵也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 不合适的就改过来。如果大家认为现在的办法还可以,就维持。

空军飞行员,平时不多训练不成。主要是驾驶员、领航员,淘汰数那么大,为什么?这个问题要很好研究。平时一架飞机多配几个飞行员,有困难, 有矛盾可以想办法解决。我们国家这样大,不搞好不成。

国防体委的航空俱乐部要增大一些,多想些办法,体委可以多投点资。各军兵种提出增加编制,增加那么多不成。要寓兵于工,寓兵于农。军

队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

民兵的武器,多生产些好,把它储备起来,有备无患。现在数目不多, 要抓紧地方小三线的建设。要和国防工办很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邓副主席讲话非常好,讲得很全面。是目前我们抓纲治军的必要措施, 很解决问题,很好,我完全拥护。

我简单讲两句。因为好多意见,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1〕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都讲过了。

我们军队这几年让“四人帮”搞得很乱,搞得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分不开, 结果呢,政治没搞好,军事也没搞好。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要明确地分工, 究竟政治委员干什么,政治干部干什么,军事指挥员干什么,要有明确的分工,各有重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党委要有明确的分工,搞军事工作, 应把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放到军事工作上去。当然,并不是不做政治工作, 做军事工作同时也做政治工作。这也不是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绝对分开。做政治工作同时要懂军事,也要做军事工作。军事干部在下面也要把思想工作做好。

文风问题。有些报告和开会、讲话、写文章等又臭又长。帽子上那些内容,哪个报告都是可以用的。我们的会议也多,文件也多,一传达一讨论一学习,一个星期就过去了。老趴在机关看那么长的报告。所以要整顿党风, 整顿文风,整顿党八股。我看我们党八股在发展。有些报告像毛主席说的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看起来好像内容很多,但实质性内容不多,这样,真打起仗来怎么得了!我们应该说,总结报告可以有头有尾,电报应该是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开门见山。军队的作风就是又简单明了,又迅速敏捷, 要养成这个作风。打仗的时候下达命令要简单明了,要快,不然时间就过去了。平时养成这样的作风,作战时才能适应战争的情况。所以我们军队的文风要大大地改善。

注 释

〔1〕三中全会,指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我的这个发言不代表军委,是个人发言。

为什么组织这次座谈会?是因为在中央工作会议〔1〕和三中全会〔2〕上有些同志提出,关于军队工作,是不是开个会,大家谈一谈。我向邓副主席建议,趁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在京的机会,利用三五天开一次座谈会,借中央会议的强劲东风,大家发表意见,畅所欲言。这是这次会议的起因。目的就是要大家向军委提意见帮助军委搞好工作,使军委的工作有所改善。大家有什么意又都可以提。

这次会议的收获是,同志们发表了许多意见,对军委、三总部,主要是总政、总参提了许多意见。有很多意见是很好的,对军委今后工作搞得更好一点,有很大的帮助。至于你们各总部,例如总参、总政相互之间以及各大军区内部相互之间有什么问题,你们畅所欲言,自己去解决。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了不少问题。你们自己的问题,有关认识问题,统一认识,自己去解决;有关人事问题,由中央军委解决。这次会议开始时我讲过,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

重点要转移。我们军队按照中央的决策,也有个转移问题,要实现军队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国 防现代化同国民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是紧密相联的。国防现代化包括着国防工业、军事科学技术的现代比,军队只能解决军队本身的现代化问题。国防现代化,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物的问题,我们的困难很大很大,需要我们去克服,需要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我是非常非常着急,晚上都睡不着觉,我是很担心的,大家也很着急。现在,干部老了,军队的文化水平低。物的问题,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现有的东西很落后,怎么现代化?着急不着急?所以,我们讲解决军队现代化,有待我们长期的、不断的、艰苦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短期解决不了,轻而易举也解决不了。

国防现代化不只是军队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虽然建国三十年了,国家还比较穷,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国家如此,军队也如此。国民经济、现代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上去了,军队的现代化就好办了。所以, 这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不只是军队本身的问题。从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揭批林彪、“四人帮”,“三查三整”、整军备战,这些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按照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不能估计过高。过高了不对,过低了也不对。我们军队揭批“四人帮”,有些地方还不彻底。今天是年初二了,一九七九年开始了。这个会议原拟开三天,最多不超过五天, 现在开了七天,不能再拖。有的同志还要发言,就不要讲了,可以用书面发言,会议要结束了。当前工作,揭批“四人帮”、“三查三整”要继续搞好, 要搞透彻。重点转移了,不是没有事了,要认真解决好遗留问题,不能一刀切。着重点就是中心工作,没有中心就没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但是,抓了中心工作,不能把其它工作丢掉,应该明确主要抓什么,次要抓什么。不能说有了中心工作,其他都不要

关于军委工作,说点个人看法。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叶、邓副主席讲了话,重点是整军备战。由于“四人帮”的冲击,两个讲话挨了批。一九七七年军委全会肯定这两个讲话是正确的,那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原则要继续贯彻执行。同时,军委全会讨论决定了九个文件,即:关于军队组织编制体制

调整的方案、关于加强军队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关于加强和整顿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关于整顿军工军农生产的决定、关于改革兵役制度的决定和保密工作条例。去年还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颁发了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和干部服役条例。军委还成立了战略委员会、教育训练委员会、装备委员会、民兵武装委员会,组成了战略指挥网领导小组,这些都发了文件。军事科学院和各单位,先后发了有关建军方面和干部学习方面的很多材料。这些都是一年多来的工作成绩。我们的整顿、教育训练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存在的缺点也的确不少。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领导班子问题。

毛主席讲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廖汉生同志在发言中讲到,我们的“帅老了,将也老了”。不仅如此,我们的军、师、团、营的干部都比其他国家的军队干部老得多,这是现实问题。在座的我们这些老干部主要任务是什么?邓副主席讲过,主要是物色好接班人,带好作风。这很正确。靠我们带部队上前线、爬山指挥打仗不行了,尤其是我更不行了。军队是要打仗的,要随时准备打仗。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

一是把班交好。现在就要物色好的对象,好的接班人,把助手带好。不要总以为自己了不起,老资格。这样不行。我向总参建议过,不要搞那么多副总长,不要从下边一调来就当副总长,可以带助手。外国就有部长助理, 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个办法行不行,好不好,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大家可以考虑。还有,搞接班人的问题,只靠总政不行,你们大军区部队的接班人, 只能靠你们大军区去搞。现在干部任免,你们报告什么,总政就给军委送什么,我们不了解情况,照例划圈,只能是官僚主义,所以,班子问题,各大军区要靠自己,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要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交好班,接好班。

二是要带好作风。林彪上台后,许多坏事都出来了,把部队作风搞坏了。林彪这个人野心勃勃,搞阴谋诡计,总是垒自己的山头,你不听他的,他就整你。我们揭批林彪、“四人帮”,就是要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的干部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不要说假话,不能讲的是一套, 做的是另一套。用干部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看干部主要看德才表现, 不要任人唯亲,搞小圈子。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要让大家讲话。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要听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要注意听不同的意见,偏听偏信就要倒霉。所以,要兼听,不要偏信。干部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互相信任,团结合作。一个人总有自己的长处和短长,要了解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长处,对同志的缺点要帮助,要谅解。要团结合作,不要分裂,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达到团结的目的。在一起工作,团结合作,非常要紧,不要互相拆台,当然, 有些原则性的争论,不要采取和稀泥态度,应采取帮助的态度,说服人家, 有些自已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上报,不要扭住不放,争论不休。

邓副主席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部队存在“五个字”〔3〕的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例如,组织上机构臃肿,要精简机构。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该增加的机构就增加,不然现代化上不去。应该减的一定要减少。现在是组织庞大,机构臃肿,办事迟缓,你们提了不少意见,应有组织的专门进行研究,找出办法,痛下决心去解决。拖延苟且

不是办法,现在已到了狠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这样不行了。我们不要空叫,要认真研究一下,怎么样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第三、教育训练和管理问题。

我们高、中级干部,要搞军事科学理论的学习研究。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军事是专门科学,有特殊规律,我们搞军事工作的人,要学习和研究军事科学理论。我们的干部要多看一些军事理论书籍, 要学习战史。自己的要学,外国的也要学,主要是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不学这个,要指挥现化战争是困难的。我们的下层干部、战士,要通过办院校、教导队、训练队,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你们送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材料, 我有的看了,有些没有看,要审查一下子。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我们要学,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完全照搬内战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的那一套,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行的。我的话不是过火,不是给大家泄气,我们要很好地学习、研究,否则战争初期要付出的代价一定是很高、很高、很高。我们有关单位要多搞一些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发到哪一级可以考虑。营、团干部能不能看到?外国的东西,我们还为他们保密吗!军事方面的电影,要想办法多搞一点,不仅是干部看, 也要让战士看。《解放》这部电影就可以让大家看看。有人担心,看了这类影片,怕引起战士对战争的恐惧。真打起仗来,敌人飞机、坦克、装甲车和火箭、导弹一起来怎么办?现在恐惧总比真打起仗来恐惧要好吧。因此,要尽可能的搞一些东西,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日本的军事片子,也可有选择的给部队看看。要从各方面努力,把军队的教育训练质量大大提高。虽然我们装备还没有现代化,但是思想一定要跟上。要设想到现代战争,做好充分准备。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花一点本钱,搞点有飞机、坦克的联合演习, 拍些影片,拿到连队去放,教育干部战士。

教育,还要抓文化学习。没有文化知识,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军队。有了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才能适应现代战争, 现在有些政治课枯燥无味,部队干部战士不感兴趣,这就值得我们很好考虑, 政治工作到底怎么搞?学文化,还要学习外语。不学外语,扫”起仗来怎么办?抓到了俘虏就不好办,光靠翻译不行。学外语,不仅现在要学,将来还要学。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要到国外学习、考察,不懂外语,光靠翻译很不方便。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打基础。同时,军事院校可以直接从地方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员,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外文基础,十八九岁, 经过几年初级学校的培养,就可以担任基层干部。

军队内部关系,本来是官兵一致,官教兵,兵教官。现在有些地方官和兵是脱节的,有的干部对兵好像是对待老百性一样。究竟战士在想什么,要做什么,都不了解。我看了一些材料,有的连长、指导员对自己连队有多少人也不清楚。我们的干部这个样子怎么行!但是,这又不能怪他们,怪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把军队作风搞坏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抓好教育,不要一切都推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过去这样讲还可以, 今后老这样讲就不行了。连队管理教育,要讲究方法,要看对象,抓特点, 要搞好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现在我们连队生活很艰苦,连队干部要把士兵委员会搞好,把连队生活搞好。不关心战士生活,就不能算好的连长、指导员。连队文化生活也很差,韦国清同志还要讲,我就不说了。

第四、政治工作问题。

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首先应该抓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但不是要每天去背诵,而是要领会精神实质,照着去办。你背得滚瓜烂熟,又不是去考状元,这个状元顶个屁,有什么用。我们学习,主要在于运用,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要系统地、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当然也包括马恩列斯的著作在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发展,我们的学习方法也要改进,不要读死书,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搞形式主义。

再是党委工作,要坚持集体领导,要大家想办法,不要搞书记个人说了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大家出主意,发挥集体的智慧。要实行分工负责制, 分工要明确,分工后要勇于负责,敢于做事,也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功劳归自己,错误推给别人。这样的领寻没有一个不垮台的。人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要泄气,从中吸取教训。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报告的报告。我们要大大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说假话。要深入实际,深入下层,调查研究,少搞不切合军队本身急迫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学大寨,军队组织那么多人去参观,军队又不是专门种地的,这一批,那一批,搞得人家应接不暇,浪费人力,浪费时间,花了不少路费,军队该抓的却没有很好抓。“三学”〔4〕运动也组织那么多人去参观,究竟去学到了什么东西!

军队政治工作,不光是政治教育,部队管理方面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连队工作应该是连长、指导员各一半,军事搞的怎么样找连长,政治思想搞得怎么样找指导员。现在部队缺少文化生活。连队没有书看,有的传抄坏书, 这能怪战士吗?责怪战士是不公道的。战士犯罪,我们有责任。我们军队的基础在连队,要确实把政治文化教育搞起来,文娱活动开展起来,这是连队政治思想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要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的作用,发展党员要发展确实好的同志。政治工作条例颁发了,要确实贯彻落实。教育要不厌其烦,要说服,讲道理。现在连队干部不会管理,方法简单生硬。这些问题说明我们政治工作是搞得不好的。要把党委集体领导搞好,把实事求是的作风搞好。陈云同志、聂荣臻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两篇文章,都应印发到部队去。

我在会上的插话和今天发表的意见,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注 释

〔1〕中央工作会议,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2〕三中全会,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原则同意一九七九、一九八○ 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3〕五个字,指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把军队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五个字,即:肿、散、骄、奢、惰。

〔4〕三学,指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航空兵第一师。

在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①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今天是第一次会议。人民武装委员会有它的发展历史。一九五二年中央决定成立武委会,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批准成立民兵工作小组,一九六一年改为武委会。我管了几年,管得不多,“文化大革命”以来停止了活动。现在中央决定恢复武委会,又要我管一下,实际工作主要是靠三总部去做。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由中央各有关部委的同志组成。首先我们要重视民兵工作, 不要使军委武委会成为一个虚设的机构。毛主席讲过,不管武器如何发展, 我们打仗仍然是靠人民战争。只要有阶级斗争、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的威胁。只要打仗,我们就要进行人民战争,动员全国人民起来,平时搞好战备, 战时为战争服务。民兵在人民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次要问题,要摆到战略地位。因此,希望中央有关各部委把民兵工作放在党委的工作日程上,占一个位置,不要不理它,不管它。平时看,似乎民兵工作不要紧,可是打起仗来很要紧。在座的同志有红军时期的,有抗战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都是从那个环境、那个历史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都有亲身的体验。但 到我们下一代的青年人就不行了。三十岁左右的人除这次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部分部队和一部分民兵外, 一般都没有参加过战争,对以前的历史不大清楚。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怎么保卫社会主义,巩固国防,要在青年中进行教育,这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同时要组织起来。毛主席说民兵工作要做到“三落实”,首先是组织落实,要有班、排、连、营、团,要有官有兵。组织起来,才能讲其它的问题,搞点军事训练,搞点政治教育。我们要从战略上看待这个问题, 把民兵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部分,这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必须搞好战备。

去年,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总参、总政、总后做了很多工作,中央和总部发了文件。文件有些我看过了,对过去工作的总结,今后的任务等, 规定得很好,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准则。民兵的组织、政治思想、军事等工作都讲得很清楚了。

这次对越作战,各方面都取得了经验,要很好地总结。哪些行,哪些不行,心中有了数,便于指导今后的工作。最近,各地对民兵工作有些反映, 以前搞民兵工作时也遇到这些问题。例如,民兵搞军训和搞生产有没有矛盾? 民兵是生产者,是生产的突击力量,是主力军,民兵又要搞生产,又要搞训练,看来有矛盾。但是,搞好了,安排好,我看就没有矛盾。我们搞生产, 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强大的国防,有何保障?民兵工作的重点在农村,我们农村的生产还很落后,建国快三十年了,有的农民还吃不饱,有些老解放区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农业不搞好不行。农业是基础,没有饭吃能行吗?马克思曾讲过,城市的工业发展多少,在看农民能提供多少粮食。如果没有农民搞好生产,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能生活。所以,做民兵工作,要把生产搞上去。民兵是青壮年,是生产的突击力量,只要组织得好,对生产有很大促进作用。过去,我作过一点调查,民兵工作只要党委重视,安排好,不但那

①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徐向前担任重新恢复的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后,这是他在武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里的民兵工作搞得好,生产也搞得好,并不是民兵工作搞好了,就妨碍了生产。两者是互相促进的,不要对立起来,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我们并不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搞训练,而是利用农闲时间,每年搞十五到二十天训练, 这是必要的。如广东是比较热的地方,也有农闲时间嘛!不要认为搞民兵工作,就会影响生产。中央有关部门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看出问题来,提交动员部,到一定时间,我们开会研究,给军委提出建议,当好参谋。总之, 我们要重视民兵工作,要抓好生产。这是要讲的第一点。

民兵发展的规模多大呢?我们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我们有些工作组织得不好,思想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认识并不深透。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影响很大,克服需要一定的时间。建设社会主义,光空喊是不行的,要实干。政治和经济是统一的,不要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生产搞不好, 连饭都吃不饱,你怎么搞好民兵!民兵发展规模多大?总参根据军委的决定, 发了个规划,搞××万武装基干民兵。要真正搞好“三落实”,我看就不错了,我国人口众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搞成民兵也不行,总要有个限度,各地区也要有个规划。武器也要有个限度,有个规划。动员部要有个设想。部队换装下来的武器,可发给民兵。我们国家还很穷,所以,应该集中力量把生产搞上去。武器生产多大规模,要好好研究。邓副主席讲过,我也讲过,军工厂既要生产武器,又要搞民用产品,生产拖拉机,生产维修设备。要作些调查分析,要有一定的限度。当然打起仗来,现在武器的数量是不够的,过几年武器总要有改善。现在我们一方面争取时间改善装备,一方面还要发挥现有装备的作用。

动员工作要有个规模,平时要有个设想。有的地方搞了动员计划,打起仗来,武装基干民兵,哪些第一批参军补充部队,哪些是第二批,平时部队与民兵组织挂好钩,做好工作,这是个好办法。战时动员令一下,民兵很快就能集合起来。过几年情况变化了,有出有进。军人服满现役,要退出现役转为预备役,民兵到适当年龄也有个退出问题,民兵条例上都作了规定。还有个女民兵问题,妇女受生理条件的限制,有的已结婚生了小孩。对打仗和后勤等各种工作,不能男女民兵一样看待,要有所区别。女民兵数量不宜过大。现在大政方针都作了规定,就是要抓落实,要经常注意是否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能及时采取解决问题的措施。

民兵的教育训练问题。民兵的训练,要有个计划,但不能要求过高,过高了实际上办不到。要结合民兵的特点,注意总结经验。我们军队现有学校一百多所,打起仗来,部队要扩大,干部要补充,干部不够用。要靠平时加强民兵的训练教育,增强战略储备力量。未来战争,地面和空中火力很强, 坦克、装甲车、大炮、自行火炮大量增加,机动性、突击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加了很多倍。空中不仅有歼击机、轰炸机、直升飞机,还有武装直升飞机,可以打坦克、打阵地,还可以打后方运输,前后方都要轰炸。还有空降兵,一次可以空降一二个师或三四个师。所以,对付这样的战争,搞民兵训练也要注意到这个特点,我们一定要把军队和民兵建设好,还要储备大量的干部和技术兵员,战时随时扩编部队。干部储备是个大问题,除了军队努力外,大学搞一点训练,出来起码当个排长,也可以培养一些技术干部和兵员。大学军事训练,我们还缺乏经验,要搞点试点。首先军队派到学校的军事教员质量要高,教员质量不高怎么教学生呢?训练的方法,一种是在暑假期间集中训练;一种是一个礼拜拿个把钟头,列入教学课程,进行训练。哪个办

法好,请教育部作调查研究,提出意见。

各单位在安排工作时,要注意提一下民兵。实际工作主要是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和各级武装部去做,我们要帮助其做好工作。我们国家这样大, 人这么多,地区很复杂,生活习惯与语言大不相同,北方兵一般不需要搞到南方去,南方的也不需要调到北方。这一想法是否可行,是否合适,大家可以研究。

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动员工作做得不错,民兵参战支前,有很大成绩。尽管有缺点,但民兵工作基础不错,民兵参加了战斗,付出了生命。评功评奖,民兵也要搞,鼓舞士气。希望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大家共同作好民兵工作。

关于维持社会生活秩序、治安勤务问题,不要动不动就派民兵站岗放哨, 一是浪费人力,二是容易把民兵的牌子搞臭。但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 提高警惕,防止坏人、反革命分子造谣破坏、扰乱社会秩序。这个问题公安部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①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日)

今天,在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路上,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一起,以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三十年来,我军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别是战胜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在军队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和伟大的胜利。我军保持和发扬了优良的革命传统,不断提高了军事和政治素质。随着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的发展,我军已由过去的单一兵种,发展成为包括陆、海、空军和各特种兵的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并掌握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现代武器装备。我军先后取得了抗美援朝作战和中印边境、珍宝岛、西沙群岛以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重大胜利,并有效地进行了保卫领空、领海安全的斗争。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帝国主义任意侵略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我国不仅以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且成为一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今年起,全党全国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要在本世纪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实现国防现代化,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是抵御外敌入侵的迫切需要,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我们实现国防现代化,将大大增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符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愿望。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和贯彻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思想和行动,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广泛应用,引起了武器装备的巨大变革,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成为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改善和发展我军的武器装备,我们必须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研究探讨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应当遵循的方针和原则。

我国目前还是一个经济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国家,而国防现代化又离不开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归根到底是以国民经济为基础的。因此,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要首先保证国民经济有一个高速度的发展。如果盲目追求国防建设的大规模、高速度,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损害国防工业的基础,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努力在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国防现代化。这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处理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关系所应遵循的正确方针。我国从今年起,要集中三年时间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这是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能够脚踏实地向前发展所采取的完全积极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将使国民经济逐步走上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

① 这是徐向前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而撰写的文章,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十期。

展的轨道,从而也会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打下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我们相信, 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挖掘各方面潜力,大力进行革新创造,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六十年代初期,我国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曾经有效地促进了国防建设的发展,先后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加强了陆、海、空军及各兵种的建设。今天,我们国家的情况比那时好得多,我们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已具有相当强的基础,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在战略上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方针。国防建设必须服从这个方针,而不能背离它。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与霸权主义国家发展军事力量是有根本区别的。霸权主义国家发展军事力量是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显然,我们不能跟着他们的路子走。我国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要从抵御外来侵略,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出发,有重点有计划地发展武器装备。比如,从常规武器与特种武器来说,我们要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同时继续发展一些核武器和其它尖端武器。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垄断,用于防御,并不把作战的胜利寄托在核武器上。从发展现有武器装备和新式武器装备来说,我们首先要立足于现有基础,从随时准备打仗的需要出发,加强与改进现有武器装备,提高其战斗性能。同时,要努力发展国防科研事业,使国防科研走在国防工业生产的前面,积极研制新式武器装备,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军武器装备得到更新,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幅员辽阔广大,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复杂。这就必然对国防建设提出各种不同要求。我国的边界线绵长,空域海域广阔,有着多种多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各个地区部队的作战任务不同,作战对象不同,我们必须研制和生产适应各种条件下作战的武器装备。我国实行的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有九亿多人口,未来反侵略战争将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民战争。为了适应这一情况,我们在国防建设上,就要正确处理统一计划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建立全国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的同时,有步骤地建立和发展各个地区的国防工业,做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并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战时实现全民皆兵准备物质条件。

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条件同过去比有了很大变化。我国外交政策的胜利,给我们提供了在国际上进行经济和科学技术交流的良好条件。应当认识,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世界各国之间开展经济交流,相互引进技术,是促进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一定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努力学习一切外国的好东西,有选择地引进我们迫切需要的先进技术。我们引进外国技术成果,要着眼于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 培养人材,调动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鼓励奋发图强的精神,做到学习外国和自己独创相结合,以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更快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现在,国际和国内条件对我们都十分有利。我们只要遵循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方针和原则,可以预见,随着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胜利前进,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将会建立和发展壮大起来,我军的武器装备将会得到显著的改善,国防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达到。

实现国防现代化,必将促使我军建设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们的国防

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要有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熟练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的人,特别是干部。这就对我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军全体指战员,都应该振奋革命精神,以崭新的恣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来,为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贡献出自己全部的才智和力量。

为了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今后作战的需要,我们必须用先进的军事思想武装头脑。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与掌握现代先进军事思想的人相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掌握现代先进的军事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战争实际相结合,切实解决现代条件下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1]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原子能、航天、电子、激光和红外等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促使作战方法发生相应的变革。现代战争和过去任何时期的战争相比,都大不相同了。拿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来说,无论作战的对象,战争的规模,乃至作战的许多方法, 都将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需要根据新的情况,研究解决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们的军事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如果我们仍然用三四十年代的老眼光去看待和指导现代战争,在今后的作战中就会碰大钉子,吃大苦头。大家知道,在战争史上,不是由于兵力兵器的劣势,而是由于军事思想落后、作战指导错误而吃败仗的事,是屡见不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并不弱于德军,竟在短期内被德军打败,除政治上的绥靖主义的错误政策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法国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落后了二十年,在战争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要记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吸收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论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是我们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军事实践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军事思想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来源于战争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不是脱离实际的僵死的教条。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十大军事原则时又指出: “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毛泽东同志研究战争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向国防现代化进军中,摆在我军面前的光荣任务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战争的新情况,解决现代战争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为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要联系我军的实际情况,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彻底砸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精神枷锁,防止和克服军事思想上的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反对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迷信书本、照抄照搬的错误态度。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学习他们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总结我军经验,注意研究外国的战争经验,掌握世界军事形势的动向和军事思想的演变,特别是要认真地研究敌人,从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我们要掀起一个以掌握现代作战的战略战术和科学技术为重点的学习和研究军事的热潮。通过全军同志共同努力,实行继承与发展相结合,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编写出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反映现代战争特点的军事理论著作和军队的各种条令、条例、教范和教材,用来正确指导当前的军队建设和今后反侵略战争的实践。

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把教育训练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当前我军的战术技术水平、组织指挥和管理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处在一种什么状况呢? 应该承认,它还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在掌握使用我军现有武器装备, 组织实施合同作战,充分发挥各军种、兵种的作用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还要看到,我军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充分发挥各军种、兵种的作用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还要看到,我军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而不具备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就不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军队。这些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尖锐的矛盾,必须下大功夫去解决。否则,即使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 也不能很好掌握它,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解决这些矛盾,在和平时期, 主要靠教育训练。各级党委和军政领导干部,都要以主要精力抓好教育训练, 一定要把教育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重要位置上,作为全军平时的中心工作, 把军事、政治训练和科学文化教育切实搞好,把我军真正办成一个大学校。

加强教育训练,最重要的是从实战需要出发,使军队真正学会今后作战中的所需要的东西。为了使训练尽可能接近实战情况,我们必须针对主要作战对象的特点和具体情况,立足于我军现有装备并照顾未来的发展,切实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技术,来训练我们的部队和干部。要研究敌人的编制装备、作战特点和作战方法,根据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陆上、空中、海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战斗情况,来拟制我们的教育训练计划。要切实加强各军种、兵种的专业训练,加强司令部和后勤的训练,特别是要搞好诸军种、兵种的合练,提高合同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在教育训练中要十分重视对各级干部的训练。部队训练成绩的好坏,战场作战的效果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干部训练的水平。现代战争对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培养一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具有指挥现代合同作战能力的又红又专的干部,在这方面军事院校负有重大的责任,要切实把军事院校办好。要通过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培养掌握现代战争指挥艺术的优秀指挥员和各类专家。同时,要采用多种方式加强部队干部的在职训练。我们必须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原则。对于一切不符合实战要求的训练计划、大纲、教材、教学方法等,都应该认真进行改革。要坚决克服教育训练中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思想,反对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等不良倾向。

实现国防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精干的领导班子,必须有一支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的干部队伍。当务之急是调整好军队各级的领导班子,选好接班人。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拥护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搞党性不搞派性。为了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已经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要坚决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实行。每个干部都要振作革命精神,奋发图强,精通本身业务, 提高军事指挥艺术;要艰苦奋斗,以身作则,联系群众,反对特殊化。我军

的高级干部是治军的有力骨干,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带头人,担负着领导部队建设,训练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重大责任,更需要严格要求自己。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老同志,还要搞好传帮带,把我军从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和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吃大苦耐大劳的优良战斗作风,带起来,传下去,不断发扬光大。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加强,不能削弱。为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全军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部队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上来。全军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政治工作要象过去战争年代保证完成战斗任务一样,贯穿到军队建设的各方面工作中去,并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改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做到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把政治工作做得更加切合实际,生动活泼,坚强有力,扎实有效。要充分调动全军指战员钻研国防现代化的积极性、创造性,培养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不断提高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水平。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必将更加无敌于天下。

我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很希望世界上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局面。但是,这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当前,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动荡紧张了,战争危险的因素仍然在增长。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它们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人们对战争的危险,逐步看得清楚了。

我们的一贯政策是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但是,和平不能用乞求来取得,战争要靠人民的斗争去对付。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正是为着引起人们的警惕,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切切实实地对霸权主义进行斗争。霸权主义在哪里扩张,就在哪里打乱它的计划,这样, 来推迟战争的爆发。我们相信,只要全世界人民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推迟战争爆发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立足点不能放在战争可能推迟、战争打不起来上,而应当放在战争可能打起来上。既要准备小打,也要准备大打。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丝毫也不可以放松对战争的警惕。要在随时准备打仗中搞好国防现代化建设,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随时准备打仗。

毛泽东同志在世时,为我们制定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我们从来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坚持“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如果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我发动侵略战争,可以肯定,敌人一定会失败,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充满着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和建国三十年来,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在保卫和建设祖国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今天,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长征中,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团结一致,为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为保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 释[1] 见《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一

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五月第一版。

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八○年三月十一日)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之后召开的。会议体现了五中全会的精神,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开得很好,收获很大。会议抓住对军队现代化建设有关键意义的精简整编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比较充分的讨论, 抓住了要害。大家发扬了我军好的传统作风,并以对军队建设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既讲了具体问题,又研究了原则问题,出了许多好主意。在不少问题上,想得更全面、更周密,发挥了集体智慧。在座的都是老同志,六十岁以下的不多,但大家壮心不已,都有一股劲,有信心, 都想把军队建设搞上去。所以尽管军队的问题很多,只要有这股劲,我相信是能够把我军搞好的。

下面,我把大家的意见综合一下,同时讲讲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作参考。一、关于军队的定额和编制体制问题

会议的目的是精简整编,精简整编不是单纯减数字,还有其他问题,特别是体制问题。军队体制,彭德怀同志当国防部长的时候,大体是学苏联的, 有防空军,有训练总监部,还有其他吧!后来有些变化。我军体制究竟应该怎样现代化?首先是首脑机关、指挥机关、最高的司令机关,究竟应该怎么搞才好?首脑机关是指挥全军的,太简单了不行,太复杂了也不行。

苏、美的首脑机关编组是复杂的。比如苏联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有作战训练部,有总干部部、总军械部等,下面是战略火箭军,国土防空军,陆、海、空军。美国和苏联不一样,总统就是武装部队总司令, 有国防部,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下面有陆、海、空军。它的国防部长是代表资本家的,管预算的。他们的武器购置是通过商业途径竞争的,是投标的, 所以搞得很复杂。我们不是崇拜外国,不过人家的编制体制应当研究。

军队搞现代化建设,应该是中国式的,这是一个新课题。究竟怎么搞法? 我们经验不多。现代化究竟包括些什么?标准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现代化?

我们还要摸索研究。一般地说,军队现代化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这是物质基础;二是人,就是能使用现代化武器的人,这里面包括干部的培养训练和部队的教育训练。三是把人组织起来,把人和武器结合起来, 这就要有科学的编制体制。无非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组织编制搞得好,打起仗来指挥才能灵便。

要加强对外军的研究。总参、总政都搞了不少材料,过去我讲过要发的广一点。翻译人家的公开军事杂志,我们却要搞成机密文件。要使我们的干部能多看些外军资料,才能进行研究,不研究外军是不行的。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苏、美等国采取各种办法,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集中力量研制新式武器和武器系统,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现代化装备的不断发展,编制体制也在不断地相应改变。苏联开始没有火箭部队,现在有了各种导弹,成立了火箭军。美国为了节省军费,也进行了大的精简。今天苏联的步兵不仅仅是摩托化了,而且有了坦克部队,步兵乘装甲车。一个集团军有三、五个摩托化步兵师,还有各种炮。现在我们的训练, 要求投弹七十米,炸坦克送炸药包,这种训练,不顶用,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非改变不可。坦克部队主要应配属到军里去。平时人员要相互熟悉, 通信联络畅通,组织合成训练,否则打起仗来就各搞各的,造成混乱。

我们的空军,飞机是各式各样的,有战斗机、直升机、运输机,还有空降军。仗打起来,我们的轰炸机还不还手?搞不搞它一下子?最低限度,要在它的战略纵深后方或战役纵深整他几家伙。我们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多工厂,那么多城市,市区人口达一百万以上的城市有十三个,长江大桥被炸断了,南北运输怎么办?空军装备、任务这样复杂,现在这样的编制体制行不行?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今天不能因为飞机不多,就一点不改,等装备起来、打起来再改,就晚了。

干部储备,无非是三个:一个是在职的;一是送学校;一是搞预备役。制度要建立起来。

在职干部怎么提高?不要以为我们老的就不要学习了。我说开会也是学习。总之,要用各种办法,把在职干部的业务水平提高。当然,还有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各级都应提高业务能力。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北京军区搞军、师干部集训,搞想定,就是很好的业务学习,现在的连队干部,并不是都能胜任的。连长、指导员究竟干什么?他心中无数。所以传帮带要“带”。

一些院校是兵团级,还是军级?外国是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校长、政委级别要定高点。军事学院等于我们的大学,教员应该分教授、讲师、助教等,不应该搞那么多的行政领导。一定要把学校的培训搞好。苏军的各种专业技术学校比我们多得多。军官中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占百分之五十。而我们干部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一定要培养我们的干部具备现代文化科学知识。所谓文化科学知识,范围是很广的,不仅仅是识几个字,会写文章,这仅仅是文化的一部分。还有自然科学,门类很多。我们军队需要各种人才,比如飞机、舰艇,要驾驶它,就要懂得天文、气象,还得懂得仪表。初级步校, 高级步校,军事学院,这是我们现在的三级体制。初级步校是基础,要把这个基础打好。主要是把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训练成一个军人,成为一个很好的初级干部。我国每年高中毕业生有七百万,大学招生量三十万,完全可以从高中生中挑选出一些很好的青年学生培训成初级军官。也可以从战士中选拔,但要经过考试,考试合格了一样进学校。一些带有军事性质的体育学校,如航海学校、滑翔机学校,也为军队院校选拔学生创造了条件。

干部的晋升,要有个年限规定。当几年排长才能提连长?在学校学二年, 还是几年?要摸索。招收高中生到学校,搞半年入伍教育,然后成为正式学员。各种技术学校,也都应该有些制度、规定,已经有了的要执行,没有的要建立,不完善的要完善。排长、连长当几年后,要选拔好的、准备提营级干部的入学校。营、团搞了几年以后,准备提军、师级干部的,送入军事学院。我们还缺少最高的学府,即人数很少的研究院。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院长是个勋爵,我问他有多少学生?他说六七十个。我问他,你们上些什么课?他说我们就是研究,到你们中国来,就是一个课题,对军事、政治、经济都研究。总之,我们学校培养干部,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

为了应付未来战争,光靠学校培养、储备干部是不够的,还要有预备役。干部退出现役后,就应编入预备役。预备役不仅要做到战争动员令下达以后, 能迅速到征集地点报到,补充到部队,平时还要对他们进行训练。我和总参动员部讨论过这件事。县人武部要把预备役登记这一套搞起来。聂老总也是多次讲过的。比如,各种技术兵退役以后,转入了预备役,要登记。这个制度一定要很好建立起来。

现在打起仗来,吃、穿、用、燃料,后勤工作是很复杂的。各种武器、弹药、装备型号多,坏了修理要供应各种零备件,我们现在这种体制行不行? 打起仗来能不能应付得了?军队现代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打起仗来军队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搞不好,你来我不来自己打自己,有东西送不上去。互相联络不上。

我现在提出这些问题,有些要作些研究,有些也可以作些试验。这是很大的课题,也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需要大家很好地调查研究,学习外军好的经验。现在印了许多材料,大家来综合研究研究,比较比较,看我们的体制行不行?不要因为现在装备上不去,我们的体制就因循守旧。要组织班子, 找内行的,把它摆到日程上来研究。

二、精简后的干部安置问题

我们建国三十年了,军队干部问题始终没有处理好。问题积累了三十年, “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个大乱。现在正在逐步解决。干部精简下来怎么安置? 这是严重的政治任务。不仅是军队要解决的,也是中央、国务院、中组部要研究解决的。总政治部要提出具体办法。过去总政研究了多次,有些办法也是可行的,就要抓紧落实。我们的老干部从小参军,六七十岁了,一直以军队为家,和军队的感情是很浓厚的,要照顾。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国民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干部不能工作了主要是养起来。

干部转业,要在地方安插,地方干部也多,而我们的一般干部又没有个专业技术,这就需要培训一下。现在要建立法制,政法部门需要的人很多。干部转业,就可以搞法律去,当法官,当审判员。老一点的可以到各级人大、政协去。还有搞企业管理的。这些人不属于养起来的,数量比较大。要有计划地与地方联系,对他们进行一些专门的业务教育。我们军队没有教员,可以和地方联系,军队出钱,请他们上课,走读也可以,单独找个地方请他们来上课也可以。总之,要使干部到社会上就业有一门本领。这要作为一个课题很好地研究一下,不要空喊口号。空喊口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当然,年轻的干部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个容易办。

精简中对离职干部的处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急。尤其要注意防止派性作怪。这个工作无论如何要做好。这对军队建设是有好处的。不是个小问题,假如出去的干部都骂娘是不行的。不仅军队做好,也要协助地方做好。

大批离休、退休干部,都由军队管,只能是临时过渡的办法。军队不能长期背这个包袱。军队就是要专心致志地把军队建设好,准备打仗。这个包袱是从红军时期军事共产主义传下来的,建国以后我们又没有把制度建立起来,问题越积越多。我们的办法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为离开军队的干部着想。对养起来的干部要管理好,不能拿在职干部的机构去管他们。我曾经形容过,也挖苦地说过,对在职的干部,你不要东西,都拼命往那里送;离职以后,就不管你了,手伸八丈长也拿不到一点东西。有的管理机构有这种毛病,他的眼睛只看到上面那几个首长,什么违犯法纪的事情都干。所以, 我主张设个专门机构管理这部分干部,要规定一个工作条例,专管离休干部。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干部照顾好。他们的政治生活,看文件,参加会议, 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想去就让他们去,不去也不勉强。政治上要关心。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总是要关心的,他思想上是不会退休的。物质待遇,住房、交通工具、看病等,这些问题怎么搞?要具体解决,用条例规定

下来,完不成任务要受批评、处罚或撤职。没有这些措施,一天到晚空喊, 不能落实。我们军队一方面要提高觉悟,另一方面要有法规,有个约束。

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开得很好。不同意见就是要提出来研究。有不同的意见,就可以引起我们深思,引起我们看材料,引起我们学习。考虑哪种办法好,对我们更合适。这是一个好风气,以后要继续发扬。

顺便讲一讲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问题。我们讲民主,又讲集中,集中到哪里?集中到党委的集体领导。打起仗来紧张,集中到哪里去? 集中到常委,集中到司令员、政委那里。不能个人说了算。集体领导下面又要有分工负责,管哪门工作的,就要确实管起来,不要畏首畏尾,怕得罪人。该你解决的问题就要解决,错了就检讨、改正。要集体领导,就不能靠划圈圈。我主张把集体办公制度建立起来,有事集体商量解决。

军队的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军队要精简,干部要安置好,这是两件大事。在座的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同心同德,共同奋斗,相信一定能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后勤工作是决定战争命运的大问题①

(一九八○年四月五日)

后勤工作我没有做过,后勤的书也读得不多,没有你们经验丰富,没有你们知识丰富。让我来讲,我就讲点意见供你们参考,讲得不对大家可以批评。

后勤学院搞了个材料,我看了一点。我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史翻了一下,搞后勤不懂得战史不行,一个指挥员要懂战史,后勤干部也要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是不大的,没有什么飞机、坦克,就是火炮。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是坦克、火炮和飞机,飞机还是活塞式的,喷气式的飞机并不多。现在的飞机呢,都是超音速,二点五倍呀,或者一点几倍,或者是等于音速吧,飞得快得多啦。而且有各种飞机,全天候的,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可以来的,它主要不靠人,靠电子控制。有远程轰炸机,有中近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飞机没到过乌拉尔,苏联有个安全的生产,靠西伯利亚地区,很多工厂迁到西伯利亚。现在空中的武器不要说原子弹、导弹,就是飞机的航程也是很远的。所以,将来战争打起来以后,是非常残酷的,而且前后方很难区别开。

我们多争取几年和平环境,使国防工业的生产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对敌防守才有力量。四个现代化分不开。没有现代国防,我们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就没有保证;没有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的国防现代化从哪里来?前三者是后者的基础。所以,我们部队要精简,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到经济建设上去,不仅仅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也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国防加强了,才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国家人民才能过幸福的生活。

后勤方面我是外行,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请你们考虑研究。过去,你们后勤做了好多工作,建国三十年来,后勤的同志辛辛苦苦,工作成绩不小啊。我们这么多部队,吃呀,用呀,军工厂的生产呀,后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红军时代我在鄂豫皖,那时可以造撇把子,造铜手榴弹,碰在地上炸,上面带着马尾。抗日战争在太行时,就好一点了,可以造步枪造迫击炮。现在不同了,国土这样大,战区又这样复杂,有总后的,有空军的,有海军的,又有各大军区的,这里边既有统一的地方,又有各自特殊的地方,体制怎么样研究得更合理一点?我看苏联是既有统一,又有分工,空军里边主要是负责空军的,也有通用的;海军主要管海军的后勤,它也有通用的。希望你们多研究自己的,同时再找些外国的资料看看,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经过“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破坏很严重,我们国家的经济困难,怎么样利用有限的经济把后勤工作搞好,希望大家好好研究。后勤体制合理的我们就保留,不合理的就改进,精简里边就包括这些东西。

我们全军的装备,尤其是陆军的装备,大体上建国以来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编制基本上还是三三制。后勤方面在组织上怎么样搞得合理一点,这些方面要动些脑子,大家集体讨论研究一下。现在虽然我们的装备是比较落后的,但是我们也有很多飞机,很多坦克、火炮。这么多复杂的武器,打起仗来,组织形式怎样能够适应工作任务,这的确需要很好地研究。合理的保留,

① 这是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讲话摘要。经徐向前同意,曾在《后勤》杂志一九八七年第八期上发表。

发扬光大;不合理的就要改进。我们国土这样大,弹药太靠前了,容易暴露。毫无疑问,在几年之内我们不会取得空中优势。因此,弹药的储存,汽油的储存,粮食、被服的储存,既要考虑打起仗来能不断地向前供给,又要不被敌人的几次轰炸就给炸掉了,这是个大问题呀。有坦克没有油,还不如个棒子好,你也背不动它、提不走它,是个累赘,还把道路拦着。后勤的布局上, 需要很好研究,后勤体制要适应后勤工作任务。在工作任务方面,什么是通用的,空军、海军、各大军区自己能搞什么,还有民兵的,要有明确分工, 要有个合理的布局。随着战场的转移,随着战争的进展,不能耽误前方打仗。前方打仗,弹药运不来是毫无办法的,飞机没有油没办法,坦克没有油也没有办法,人没有饭吃更不行了。总之在布局上、体制上、任务划分上,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再就是后勤的科研。我们中国不要以为地大、人口多,那个生物武器打起来感染细菌、滋生细菌,到处散布,卫生部门事先没有研究预防,到时候就要吃大亏。苏联的坦克是配套的,坦克坏了战场上可以就地修理。步兵挖战壕不是用镐头,它挖战壕就像拖拉机似的,过去以后一道壕就挖成了,这是近代的设备啊。这个方面是需要我们研究的,这只是举个例子,关于后勤的装备方面,作战部队的装备方面,问题还是不少的,都需要我们搞点科研, 投点资,搞个规划出来。不要一个东西一试验成功就全部把部队装备起来。只能研究了以后试生产,觉得可以啦,就生产一部分,继续研究改进。不断研究,不断改进。这方面可以调查一下,看还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可以用的。有的工厂暂时没力量建起来,可以先搞点科研,将来有了力量再搞起来。

后勤的交通运输。我们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铁路只有五万多公里, 公路七十多万公里。我们后勤把东西送上去靠人背车拉不是个办法。车轮滚滚,南下那个办法今天不行了,将来只能作个辅助手段,主要的还是靠机械。机械就非有路不行,没有路就走不动。所以交通运输的道路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总后勤部和总参的作战部门要把交通运输很好规划一下。该修的还是要修,今年不能修的明年修,明年不能修的后年修,就是要有规划。苏联不仅挖战壕靠机械,它的东西是集装箱运输,合理、经济,运起来又快,也好保管。用机械来搬运,搞油料管道。这些我们可以搞,作为一个题目总可以吧。

干部要善于学习。首先要学习政治,学习政治就是要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上来,不要搞歪门邪道,这就是思想觉悟。拥护中央决议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表现在要执行,不是会上口头上讲得怎么好。共产党员就是要起模范作用。政治学习首先要学到这一点,学了要用,要照着执行。拥护党的路线不是空话,后勤工作做得很好才是真正拥护党的路线,要是做得不好拿什么拥护党的路线?理论要联系实际,归根到底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政治学习就是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啊。讲别人容易,讲自己难啊。其次是不要搞派性,要讲团结。怎么团结?要坚持原则,不要搞调和主义。自己讲得不对的就服从人家,放弃自己不对的主张;讲对了,也不要居功骄傲。看书用不了多少时间,贵在执行。现在我们会议开得很多,效果并不大。要讲效果嘛,不要搞得人家都不愿开会了。当然,有些青年人也有不正确的思潮,对政治不闻不间,这种倾向是不好的。没有革命干劲,把革命利益摆到旁边去了,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呢?但是搞空头政治,把业务丢开,与实际不联系的政治课有什么用?没有用。主要还是把学用结合起来。

再就是好好培训业务,要学业务。各行各业都有专家,总后有总后的专

家。你们的工程技术干部就是专家。我是外行,应该拜你们为师。培养干部根本上就是要学习,一是要办学校,一是轮训,在职干部的培训就是这两个途径。总后和后勤学院要挂钩,后勤学院离开总后我看难办。你们总后有些什么专家可以到后勤学院去讲课,这就连起来了。开什么会一块开,调查什么一块调查嘛。

我看到一个军区报告说,后勤干部似乎比别人低一等。老实讲,现在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后勤工作是决定今天打仗的命运的。别看飞机多、坦克多、大炮多,没有汽油就没有一根木头棒棒好,木头棒棒还可以把人打死。斯大林领导消灭了法西斯,我们说他是英明统帅,功绩是伟大的。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我看他百分之七八十精力是做后勤工作。兵员补充, 动员那么多的人,还有培训干部、迁工厂、生产、组织运输,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到前面去。苏联那时候把粮食都运到前线去了,后面可怜呀,饿肚子吃不到饭。没有后面那么大的供应。前面一天仗也打不了。你们在座的这些人, 将来打仗,你们带些徒弟出来,培养一些专家。做好后勤工作,这就等于打了一半胜仗了。要不然,就等于打了一半败仗,没把握。要炮弹没有炮弹, 要汽油没有汽油,要粮食没有粮食,这就麻烦了。比如现在到前线,还背一口行军锅,怎么行?又费时间,又费劲,汽车又不好运。要研究吃饭的办法, 这是大课题。过去研究过野战干粮,苏联有面包车,有人说面包车一下子炸掉怎么办,其实,别的车也能炸掉呀。现在我们南方人还是吃面包简便,把它烤出来,用纸包起来,分发到前面去,搞点肉汤菜汤,吃了很舒服、很不错的。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能够改,难道我们不能改?日本现在城市里的人, 强劳动力吃米饭,一般轻劳动力吃面包,吃面包省事。解决吃饭的问题是大课题,是个要研究的项目,改进的课题。要组织一些专家研究改进,使我们部队作战时,吃饭又简便,吃得又好。

干部训练从什么地方训起?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靠想象的,象小孩子学习“子曰学而时习之”,教一句念一句,叫你背下来, 到底讲的什么东西却茫茫无所知。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会读不会讲, 不了解。那样的上课不是办法。主要还是研究式的。要有专家,搞辅导,搞教材,大家开会研究,这样学到的东西顶用,而且是集思广益,能把问题提到一定的高度上。万万不要上课教员照本念,稀里哗啦念一大篇,下面打瞌睡。

再就是讲一讲精简。今后要有制度,年纪大了要退休。但也不是走开不管,要把班交好,物色接班人。各行各业、各部门、各级领导都要注意干部路线,政治上的培养,业务上的培养,工作能力的考察,党性的考察。政治上的考察主要是考察党性。要先公后私,要小局服从大局,局部服从全局, 这就是党性。现在有些材料我看了,有部分老干部可不怎么样,当然是个别的啦。不是要严整纪律吗?有人就是不整自己。

建国以来,我们军队吃了两个大亏,一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各种规章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有些制度建立了也没有贯彻。比如军官服役条例,彭德怀同志当国防部长时就搞了的,大家都拥护赞成,但没有实行。二是反对“教条主义”吃了亏。学校不是研究怎么样加强,而是借反对教条主义,砍。搞学术研究有成绩的,不表扬人家,反而说是资产阶级权威,帽子一戴。当然有的有些缺点,说人家是右派,的确吃了大亏。

我们的干部年纪大了,没有文化知识,耽误事情。当然我们要有一些办

法,一些制度。干部退休以后,一个是政治待遇,一个物质生活待遇,使干部退休以后有个依靠。资本主义社会它不管;国民党他出去以后可以经商务农。回家当地主,他自己去搞。我们的干部不行,组织上要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干部不放心哪。他们的衣食住行,物质生活,政治生活问题需要解决, 要照顾到。这些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再拖就不行了。当然解决有一个步骤,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平地起高楼,一下子起不来,但是我们一定要逐步解决。

我把想到的一些问题讲一讲,和大家交换意见,供参考,说错的可纠正。最后希望你们的会开得圆满成功,大家精神奋发,努力工作,把后勤工作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

听取总政治部领导汇报时的谈话要点①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韦国清同志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主题、内容、方针,我都赞成。会议提出以加强党的建设来带动其他,抓住了要害。会议开得很好,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希望把这个主要问题讨论透,解决好,落实好。

政治工作干什么?总的一句话,就要保证军队打胜仗。在没有打仗以前, 是保证准备好打仗。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要打胜仗,没有干部战士的高度觉悟是不行的。没有政治觉悟,就不会有勇敢,也掌握不好现代武器装备。再一条,就是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的干部战士成为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现代化军队的合格的革命军人。政治工作要围绕着这个去做。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搞好党的整顿,也要同解决这个问题紧紧结合起来。

部队进行路线教育很重要。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是四化中的一化。国防现代化又是同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分不开的。军队在进行实现四化的路线教育时,应注意把国防现代化的意义讲透,抓好国防现代化的教育,以鼓舞干部战士为实现国防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林彪、“四人帮”对部队破坏很大,旧毒还没有肃清,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毒又侵袭进来,更需要我们发扬正气,压倒邪气。要学习雷锋,还有许许多多战斗英雄,比如,舍身炸地堡的董存瑞,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材料。跟越南打了这一仗,又出了好多英雄模范,要选些突出的,反复加以宣传,让大家实实在在地学,多学一些,学了就见行动。军队大唱革命歌曲,是件好事,可以改变风气,鼓舞斗

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搞好官兵关系,要把党的温暖送到战士的心坎上。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不光靠开会上课,非常重要的一条是靠发扬阶级友爱。那时候,打完了仗,工作再忙,领导干部也要到医院去慰问伤兵。你骑着马走在道上,看到了伤号和病号,总是要从马上面跳下来,看望看望他们,问寒问暖,背不了枪的,你替他背起,走不动的,你给他驮上, 这些都成了习惯。这些看起来像是小事,其实是关系着官兵团结的大事。官兵关系很融洽,干部战士都把部队看成是自己的家,都爱护自己的家。这样, 部队工作还能搞不好!更不会出什么凶杀事故了,打起仗来,也能打胜仗。这是我对红军政治工作,体会很深的重要一条。

干部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战争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好传统。要言教,更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共产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模范作用比什么都重要。马克思说过,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纲领是非常重要的,但没有党员和干部的模范行动,带动群众去实现它,也就成了空的东西了。现在,我们干部吃苦耐劳的传统,不能说全丢了,但不少人也丢得差不多了。四化也好,国防现代化也好,没有艰苦创业精神是实现不了的。

我们要严格纪律,赏罚严明。古今中外的兵书上没有不主张治军从严的。条令、条例和制度规定了的东西,不能随便改。不论什么人,不论多大的干部都要遵纪守法。有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干坏事采取迁就或

① 这是徐向前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等汇报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情况时的谈话要点。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包庇的态度,要严肃处理。不管什么人,犯了法都要受惩罚。这不是苛刻的要求,是最起码的原则。

老同志忠心耿耿,艰苦奋斗,为党为人民立下功勋。现在,不少老同志年事已高,精力不充沛,做工作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出发,应该交好班退下来,不再担任实职性的领导工作,自然法则,不可抗拒,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今年不退,明年也得退,再拖下去不行了。对大单位退下来的领导干部,可以采取多种办法安置。当顾问是个办法,离职休息是个办法,还可以想别的办法。要切实保证退下来的老同志待遇不降低。我看到一个材料,苏联的大军区领导,平均年龄是五十二、三岁,我们同他们在年龄上的差距还很大,应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大单位新提起来的比较年轻的领导干部,不一定一下子就当司令、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有些人可以先代理,或者当司令员助理,政治委员助理,就象美国人所谓“帮办”那样。采取这样的形式过渡一下,看他一两年再提起来。已经当了顾问的,就不要再恢复现职了, 这件事要严格把关。老同志让贤问题很复杂,涉及的问题比较多,要认真研究,做好工作,早些解决。对干部年轻化,大家都关心,希望各单位同志多提出切实可行的好建议来。这次会议提出来也行,会议后随时提出建议来也可以。要有点主动精神,不要完全等着上面想办法。干部年轻化问题,地方上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不少省的领导同志调整得比较快,作风也随着有了较大的转变。

现在不是游击战争的时代了。要讲正规化,这就要严格执行各种条令、条例和制度,干部要经过学校的严格训练。建国初期搞得很好,后来一反正规化,一反教条主义,学校砍掉了一大批,干部培训工作停顿了。好多干部处于无知识状态,这怎么能够搞现代化呢?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学校办好, 也要把教导队办好。今后从排长起,干部每提拔一级,都要考试合格,然后送学校深造,毕业后经考核再提。学校一下子办不了那么多,可以办教导队, 教导队也是学校。我在黄埔军校一期,也不过学习半年,教导队一定认真办, 提高教学质量,从中发现人才。

政治工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要研究新情况,研究工作对象的新特点。机关、学校、医院,海军、空军和特种兵部队、边防海防部队等等,各有自己的不同特点,政治工作是根据不同特点来做,不要一般化。政治工作要同业务工作结合,贯穿到业务工作中去,政工干部也要上点军事课,学点技术知识,不然就会讲空话。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红与专的关系, 引导人们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现在战士的文化程度提高了,连队里不少高中生初中生,有的比连长、指导员的文化程度还要高。用老办法来上政治课,他们不一定愿意听,可以引导他们多读些书,读些好书。高尔基没有上过大学,学问主要靠自修和实践。当然,不是说不要上课,而是应该多搞些学习材料,多发些书,比如艾思奇、李达写的有些通俗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就很好。特别是要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选编一些给部队学, 多做些辅导和解释。总之,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必须坚持,又要根据新情况加以发展,有些不适合新情况的做法,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变。

希望同志们从党和国家的需要出发,以军队建设的大局为重,同心同德地把党的五中全会和军委常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各项任务完成好,把当前的精简整编任务完成好。

在庆祝建军五十三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①

(一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三周年。我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军指战员、民兵、转业复员军人和烈、军属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向为国防现代化作出贡献的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我们一起欢度节日的还有各国来宾,请允许我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 我军面临着更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带动军队调整、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努力把我军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我们要加速部队干部年轻化进程,造就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现代作战指挥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我们要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搞好国防科学研究工作,改善我军武器装备,我们要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搞好民兵工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努力, 争取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大业。

当前,国际形势日益动荡紧张,霸权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扩张行径,严重威胁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随时准备打击任何敢于来犯的侵略者,为保卫祖国,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现在,我提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三周年的光辉节日, 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为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断取得新胜利, 为各位武官、副武官和夫人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① 徐向前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会见意大利记者

纳西·皮劳斯时的谈话纪要

(一九八○年八月十七日)

我们中国虽然很大,但人口多,很穷,非常需要有个长期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国家。然而,面对当前这种国际形势,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所以“四化”中有一条就是国防现代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打了几十年仗,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蒋介石, 取得了全国解放。我们夺取全国胜利的目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但目前的国际动乱形势,却迫切要求我们加速国防的现代化。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如没有适当的国防力量,那社会主义建设是没有保证的。前三个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没有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前三化的实现又一定要由国防的现代化来保卫。你们到了中国的东北、西南边境,在工厂、农村看了很多,也参观了我们的部队,你们对中国的了解是比较深了。我们的军队在目前这样的基础上,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困难是相当多的。第一,我们目前技术比较落后,生产能力也较低;第二,我们缺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人才。你们看到了我军武器装备相当落后, 比苏联落后不少,比美国就落后更多了。就拿我们军队干部的军事技术、文化科学水平和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来讲,也是落后很多的。但是困难一定要克服,而要克服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短期内要想有什么大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一、需要培养人才;二、制造新武器装备需要时间;三、我们尽管是大国,人口多、资源丰富,但我们很穷,那么多人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缺少钱。即使我们有钱,我们这么多人,哪个国家能卖给我们这么多粮食?因此,我们的口号是“自力更生”。同样,进行现代化战争,如果光靠买外国先进武器怎么行?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钱,就是有钱,我们这么多军队谁供得起?所以,我们的最后结论还是“自力更生”。我们强调“自力更生”,但同时我们又需要引进新技术,因为全部靠自己研制解决, 时间太长。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经济增长是很大的。工、农业都有较大发展, 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要引进新的技术,在引进新技术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友好国家给我们以帮助。

至于我们的战略,总的方针是:我们一向主张和平,主张国与国通过协商平等地解决相互分歧。我们的原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完全是战略上的自卫防御。我们希望有个长期和平的环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使“四化”建设取得重大发展。但是一旦环境不允许,有人要侵略我们,我们就用现有的武器一样自卫,打击敌人。当然,结果无非是牺牲大些,受的损害大些。但是,我们相信主持真理和正义的战争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允许不允许我们有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国家,这不是以我们主观意志来决定的事情。比如柬埔寨,人们决不相信它会侵略越南,但越南要侵略它,能不打吗?只有打。柬几次提出谈判解决边界纠纷,这些纠纷许多是帝国主义统治时遗留下来的,但越南不干,越南的目的是要吞并柬埔寨,要变柬埔寨为越南的一部分,要搞个大印度支那联邦。柬埔寨的选择无非是两条:要么投降,要么抵抗。柬埔寨目前的斗争当然不会很快取胜,但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斗争,最后胜利是属于柬埔寨人民的, 再如阿富汗问题,全世界都主张苏联先完全撤出军队再谈判,苏联真的能撤吗?谈判真的有希望吗?你们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你们想一想。和平谈判并

不能取决于主观愿望。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和历史教育着我们。你不想打, 要和他谈,他是不干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武器和武装力量。所以,我们中国为保障自己国家的和平和安全,为对保障世界和平安全尽自己的力量,就不得不加强自己的力量,实现国防现代化。

用先进的军事理论武装指挥员的头脑①

(一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要看到军事理论的重要

问:首先请您谈一谈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何重要意义?

答:这个问题要从理论上来讲了,但泛泛地讲,不大好谈哪。一般地说, 军队现代化无非三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这是物质基础;二是熟练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的人,特别是干部;三是人和武器的结合,就是要有科学的编制体制。这里所讲的人,是实现军队现代化很重要的条件。孙子讲“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就是讲指挥员的重要性。作为指挥员,只有懂得现代战争的特点和战略战术,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他两个方面的作用,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

军事学术研究,是研究战争规律,探讨军事理论的工作。恩格斯说过: 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搞国防现代化建设,不但要发展先进的军事学术,改善武器装备,而且要努力研究现代的军事学术。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只看到武器装备的重要,看不到军事理论的重要。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军事理论,即使武器装备是劣势,也可以战胜武器装备优势的敌人,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战时就可能打烂仗,平时部队教育训练的质量就提不高,发展武器装备也会走弯路,强大的战斗力就建设不起来。我们军队是个好军队,有光荣的历史,作战经验很丰富,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只夸耀过去已经不行了, 只靠过去打仗的经验不够用了。武器变化了,战术必然要变化。弓箭、刀枪的冷兵器时代同来福枪、机关枪时代相比,战术大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战术也有很大变化。用旧的东西对付新的东西是不行的。太平天国的军队对清朝的军队,打了许多胜仗,但是对“洋枪队”就打败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吃了亏,就是吃了希特勒闪击战的亏。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肯定会有许多新特点和新问题。现代条件下作战, 装备复杂,后勤复杂,指挥也很复杂。这就需要下功夫去研究。我们军队过去打了二十二年仗,战争年代虽然也办了点学校,搞了点训练,讲了些战略战术,但那是很不够的。所以,一般说来,我们的指挥员军事理论水平不高。建国以后,办了许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林彪“四人帮”给我军现代化建设造成的危害就更大了。现在我们要迎头赶上去,就要把研究和学习军事理论抓住,用军事理论武装指挥员的头脑。

军事学术要研究敌我双方

问: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答:军事学术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概括起来,就是研究敌我双方。对我们未来的主要作战对象要研究透。敌人会怎样打来?它上面有大批飞机,地面有成千上万辆坦克、装甲车以及强大的炮兵和导弹部队,还有海军会从海上来,甚至会使用核武器。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应该怎么打?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道人家的情况怎么打?过去我们跟蒋介石打仗, 他的情况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情况他不清楚,所以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对未

① 本文是徐向前答《军事学术》编辑部问,原载《解放军报》一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版。

来主要作战对象的研究,不仅仅是军事方面,它的政治、经济诸方面都要研究。在军事上,要研究它的编制装备、战略战术、指挥特点;要研究它过去的作战经验、战史、战例和现在组织的各种演习;还要研究它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它的军事思想,看到它是准备怎样打仗的。大的方面要研究,小的方面也要研究。比如,人家是怎么管理部队的,是怎么进行训练的,都要研究。苏军的军事资料,其他国家的军事资料,应该尽可能发得广泛些,不要自己封锁自己。

对我们自己也要很好地研究。研究我军过去的经验,主要是研究如何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根据新的情况加以发展,找出今后对付敌人的办法。现代战争和过去战争相比,无论是作战对象、战争规模,乃至作战的许多方法,都将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如果我们仍然用老眼光看待和指导现代战争,就会碰大钉子,吃大苦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些国家墨守成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战争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应引以为戒。研究过去的经验不能停留在原则上。比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基本原则,光懂得基本原则不行。在具体条件下,如何运用原则,那很不一样罗。一定要学会根据情况活用原则,发展原则,创立新的原则。

军事历史是一门科学

问:目前许多国家都很重视军事历史的研究。我们应当怎样认识研究军事历史的重要性?

答:军事历史研究很重要。我过去就讲过,我们军队院校要教战史,包括古今中外的战史。军事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军事历史,就是通过以往的战争实践来研究战争规律。“历史是一面镜子”。掌握了丰富的军事历史知识,就能更好地借鉴古人和今人的战争经验。研究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可以从过去的战争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史中找出一些规律来。我们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有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苏德战争,苏联也有防御(或叫退却)、相持、反攻阶段,但相持的时间不是那么长就是了。我们今后要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会是怎样呢?我看,以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的敌人,还是要打人民战争,还是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打持久战。现在出版了不少有关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朱可夫[1] 的《回忆与思考》, 华西列夫斯基[2] 的《毕生的事业》,什捷缅科[3]的《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 美、英、日等国也有许多研究第二次世界大的书。我们的指挥员很有必要多读一点书。特别要读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问题的书。

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有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很多, 对我们的经验作了高度的概括,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但是,这还不够。还有很多具体的经验,并没有很好地系统地总结起来。我们的游击战经历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应该说经验最丰富,外国的同志曾经要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却拿不出系统的东西来。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以外,还有许多老一辈的同志也写过不少军事论著。譬如刘伯承同志,就是著名的军事家,也是军事理论家,他有许多军事著作。这些都反映了我军的经验,有根精辟独到的地方,同样是我军的宝贵财产,我们是应该加以整理、研究和学习的。

干部就是要多读军事论著

问:请您谈一谈做一个称职的指挥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和基本知

识?

答:有的同志说,经济工作要上去,非得重视培养人材不可。我看,军事工作要上去,也非得重视培养人材不可。当前我军许多干部的军事理论水平、组织指挥和管理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还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解决。除了政治上的条件,做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一定要下苦功夫钻研现代军事理论,要有一定的军事历史知识和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培养干部的根本办法,就是让他们学习。办好学校,搞好轮训是重要的,同时要重视自学成材。兵就是要练、练、练,干部就是要多读书。要从战士和下级干部开始,就把他们的知识丰富起来。他们是基础, 什么干部都是从基层出来的。有了基础,逐步深造就容易了。一般地说,团以上干部,应该有比较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其他方面知识。举例来说,中国历史上军事理论著作很多,《孙子兵法》[4]就是世界出名的,还有什么《吴子》[5]、《司马法》[6]、《六韬》[7]、《三略》[8]、《李卫公问对》[9]等等, 都应该学习。许多著名的中外战例,也应该学习。现在我们有些干部,这方面的知识太少,可能有的人连中国历史上有过多少朝代也说不上来。中国自古以来出一些什么军事人物,外国出过什么军事人物,恺撒,拿破仑,苏沃洛夫啦,他们都有些什么特点,都是应该知道的。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历史知识太贫乏,要受到很大限制的。古语说,“只有足智,才能多谋”,“将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要重视培养中年和青年干部。我看外国军事刊物上写文章的,很多是校级军官。将来,仗主要是靠我们中青年同志去打的,我们的国家和军队都寄希望于他们,要爱护他们,鼓励他们。中青年干部要懂得自己的责任, 要知道光阴的宝贵。据我体会,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岁, 什么书都想看,看得快,记忆力也强,年纪大就差一些了。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我们许多中青年干部是优秀的,很用脑子,只是经验阅历不够一些。把军事刊物办好,是培养与提高干部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问:办好军事刊物,您有什么指示?

答:办刊物要考虑对象。我们军队干部分初级、中级、高级,哪级干部需要什么刊物,是不是也应该有个分工?怎么分法?这值得研究。我感到还要有适应下级干部看的军事刊物,主要是讲战术,讲指挥,讲军事历史知识和技术知识。现在连队战士的文化程度比过去高多了,还应该多出版些适应战士看的读物,要有军事读物等等,可以多编些小册子。民兵也应该有军事读物,主要是讲军事知识。我看,向全军全国普及军事知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件事情总是要做的,今天不做,明天得做,现在不做,将来得做。

我这些看法是很浅的,说说供你们参考,大家商量。注 释

[1]朱可夫,苏联元帅,苏军著名统帅。苏德战争期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和代表,最高方面军总司令等职,多次参与制定战略计划,指挥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白俄罗斯、柏林等重要战役。曾代表苏联接受德军投降,六次荣获列宁勋章。

[2]华西列夫斯基,苏联元帅,苏军著名统帅。苏德战争期间,任苏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总参谋长,兼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参与了重大战役计划的拟制工作。曾指挥过斯大林格勒、顿巴斯、乌克兰南部、克里木半岛和波罗的海沿岸等战役。曾任远东苏军总司令,指挥远东战役,消灭了

日本关东军。战后任总参谋长,武装力量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总监组总监。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八次荣获列宁勋章。

[3] 什捷缅科,全名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苏联大将, 曾任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直在苏军总参谋部工作。著有《军事革命问题》、《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

[ 4]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列为《武经七书》之首,被誉为“兵学鼻祖”、“百代谈兵之祖”。[5]《吴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在历史上与《孙子》齐名,并称“孙吴兵法”。

[6〕《司马法》,全称《司马穰苴兵法》。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7]《六韬》,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8]《三略》,亦称《黄石公三略》、《黄石公记》。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9]《李卫公问对》,亦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系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言论辑录。

同杨得志、张震同志的谈话(节录)①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多年没有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了,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很有必要,也很重要。以会代训的方法很好,既开了会,又进行了训练,实际上是一次短期训练班。希望会议能取得圆满成果。参谋长是指挥员的重要助手,要十分明了自己的职责,熟悉参谋长业务。司令部工作很重要,苏联卫国战争时期, 斯大林就是靠了朱可夫、安东诺夫等一批参谋集团,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高效率的参谋集团,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参谋长们都来了,可以考一考他们读了些什么书。发了那么多的书,是不是读过几本。随着现代技术的采用,司令部的任务更加繁重、更加复杂,对情况的反应要求更快,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就要不断地学习。军事是一门科学,它和社会的进步是紧密联系的。从部落时代到现代战争, 经历了几千年,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军事学术浩如烟海,精通它很不容易。参谋长不仅要管军事,还要协助政治机关做政治思想工作。做政治思想工作, 人人都有责任。政治思想工作搞不好,什么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次会上, 还要特别讲一讲加强部队管理教育、发扬我军优良传统问题。要实事求是, 不要弄虚作假,不要作假报告。部队里也有人搞走私,违法乱纪,要刹住这些歪风。

有人向我反映,说基层干部缺的多。我说,院校培养一时来不及,可以办教导队,搞它两年。直接提干不能允许,直接提了的也要住学校。作为一个军官,要象个军官的样子,至少要懂得连队管理、初级战术。不经过院校、教导队训练怎么行!我们还是要讲科班出身。

军队主要是两大建设,一是物质建设,一是人的培养。说来说去,变来变去,就是这两条。原始弓箭也好,现代自动化武器也好,都要人去掌握。人还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人没有武器不行,武器离开人更不行。能不能掌握好武器,人的文化水平高还是低,训练不训练,大不一样。现在国际环境对我们很有利,我看近期内不会有进攻中国的战争。当然不是说该高枕无忧了。我们还是要搞好战备。我强调这一点,就是要认清形势,抓紧时间把干部培训好,把军队整顿好。

建国三十几年了,我们要把各种规章制度建立起来,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正规化。不是游击习气了,要正规化。军队干部一定要从学校培养起,这条方针不能动摇。大学毕业生主要是学习各种条例、条令,学习初级战术、连队管理。放哨、行军、宿营,日本叫典范令,苏联是放在战术里面的,苏联有营、连战斗条令。

军队里高中生也不少。全国几百万高中生,大学才招收不到三十万。在高中生中征兵是具有条件的。各地武装部要注意从高中生中征兵。军队院校可以从地方高中生中招生,也可以从部队里高中生中招生。据反映,有的不愿从地方高中生中招生。其实,黄埔军校时招收的学生当过兵的不多,这些人毕业后都成了部队的骨干。一、二、四方面军都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为军队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象陈赓、周士第、陈伯钧、倪志亮、郭天民等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① 这是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听取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张震汇报召开全军参谋长和全军院校会议的准备情况时的谈话。

各级院校要有不同的培养对象,连排干部住什么学校,营团干部住什么学校,师以上干部住什么学校,都要形成制度。把我们的军队建设成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既懂政治,又懂军事、懂科学。有条件的院校要争取多学点外语。这样,新的知识、新的事物就容易接受,指挥艺术就提高得快。最高级干部也要学习,主要是搞研究。我问过英国的卡梅伦无帅[1],也同英国皇家学院代表团谈过,他们那里就有高级研究中心。没有什么课程,就是研究政治、经济、军事,看材料,开讨论会,再就是到各国去参观。也有外交部的人参加.不仅是武官,也有文职人员。教员也主要是组织、领导,不是靠他们教课,我们也要搞一点这样的高级研究班,岁数不要太大,五十岁至六十岁。可以组织代表团到各国访问,看看人家的东西,学习人家的好办法。

防空问题,我们防空基本是疏散,疏散到最低限度,除必需留下的人外, 都疏散出去。现代化的飞机、导弹是不容易对付的。光靠挖洞的办法看来不行,敌人丢下炸弹,都压在地下,跑也跑不出去。挖了洞要和地下铁道连通, 便于疏散。人防工事要平战结合。地下铁道可以搞,搞坚固一点,平时可以用于交通,战时用于隐蔽、疏散。大城市要制定疏散计划,国家首脑机关要有疏散计划。国务院还要协同总参制定战时动员计划。人力、物力、运输都要有动员计划,计划要落实。工厂战时转产军品问题也要有计划。过去有些工厂有军工生产线,也是预备线,都封存起来了,现在情况怎么样?摸不清楚。三七高炮打低空、打俯冲可以,可是现在敌人的飞机不搞俯冲,不接近你,在很远的地方遥控。头上丢下了炸弹,你却看不到它。用高射武器防空已是落后的了。

选拔干部问题。三总部能不能选一点年轻的、五十几岁的?总参几个总长助理也都六十岁了。可以选一些年轻的上来,先不当副总长、副主任、副部长,可以先当助理,有个考察的时间,有个传帮带的时间。经考察不行的, 可以换一换。二级部长也可以提点助手,部长的年龄也大了。可以到各大军区去选,不要限于总部的圈子里。我翻了一下苏军资料,远东集团军的司令也就是五十一岁,等于我们的军级干部的年龄,但编制要复杂得多,我们军队选拔年轻干部的步伐还要加快一点。

我是不能有什么指示的,我当不了先生,只能当学生,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注 释

[1]卡梅伦,英国国防参谋长,空军元帅。

七条游击战术原则①

《一九八四年四月)

实践出真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术和建军经验,是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党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 成立鄂豫边特委,统一领导。十一月间,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选出特委,徐朋人[1]为书记、十二月又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革命委员会,曹学楷[2]为主席。我被选为特委委员和革委会军委主席。这两次会议,认真总结了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制定了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教育宣传、群众运动、青年运动等九个决议案及《革命委员会政纲》、《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等,对深入土地革命,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建设,有重大意义。

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我和戴克敏[3]曹学楷共同研究,在军事问题决议案里,总结了这么几条:

  1. 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2. 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3. 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4.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5. 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 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7. 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戴克敏还提出了游击队员的“八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

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总结。

敌强我弱,形势逼人。当年坚持过武装割据的同志,都会记得那是一种多么严重的形势,多么艰难的处境。我们仅那么点人,几百条枪。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达尔文[4]讲过,要“适应环境”。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小小的蝴蝶为了免受人和其他动物的伤害,把自己打扮得象花一样,它要生存嘛!红军要生存,要发展。也得“适应环境”。搞游击战,开始难免吃亏,打些败仗。然而,“吃一堑,长一智”,打来打去,逐渐就有了经验,摸到了点规律性东西。

关键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也好,跑也好, 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都离不开这一点。我们面对的敌人有三种:国民党正规军;地主民团;红枪会之类的乌合之众。国民党正规军的力量强,人也多,但从外线开进山区来“搜剿”,五个指头一伸开,兵力就分散了,使我们有空子可钻。反动民团和红枪会等战斗力差些,

①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党代表戴克敏提出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一九八四年,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对决议案提出的战术原则和初期建军经验又作了阐述和总结。本文选用《历史的回顾》第八五至八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

搞掉他们,一是利于发动群众;二是便于孤立国民党正规军;三是能够缴获点武器弹药。所以,我们就重点打击他们。象柴山堡一带的反动红枪会,成千上万,势力很大,我们在粉碎“罗李会剿”[5]中狠打了一下,搞垮了他们, 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才完全巩固起来。有些地主民团的据点,是敌军进攻和分割根据地的跳板,又是供应点。我们避开敌人的主力,拔掉这些据点,“釜底抽薪”,既增加了敌军供应的困难,又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人少武器差,打大仗不行,要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对付国民党正规军,主要是打伏击。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埋伏好兵力,抓住他们的个把连或排,突袭一下。打完就走,瞅准机会再打。碰上大股敌人就不行,如一个营以上的兵力,我们对付不了,得跑,和敌人转圈子。因为力量有限,吞不掉人家,还有被吞掉的危险。打仗。也象现在搞经济建设一样, 要算帐,看本钱,量力而行,口不能张得太大。不顾自己的力量和本钱,想一口吃成个胖子,非吃亏不可。在哲学上,这叫做主客观条件的统一问题。对付地主民团,主要是夜间奔袭、白昼伏击。他们守在寨子里,有粮吃,有工事,有机枪、手榴弹,你硬攻也不行。我们几百人枪,人家有了准备,你硬攻怎样行呢!怎么办?趁敌人不备,搞突然袭击。一般是选些孤立的民团据点,夜间发起攻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天亮前解决战斗。再则是诱敌出笼,打伏击。先派几个人引敌人出来。游击队埋伏在附近,打一家伙,至少能打死几个人,缴几支枪。那时,我们到处和敌人转圈子,避实击虚,搞伏击、奔袭、夜袭,多打些小仗、胜仗,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胜仗打得越多,士气就越高,队伍就越好带,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反三次“会剿”,拖得敌人捉襟见时,精疲力竭,失败而归,就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鄂豫皖边的群众,受压迫很深,与官僚、军阀、地主有不共戴天之仇。工农武装起义成功, 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他们打心眼里拥护革命。敌人来了,又烧又杀又抢,搞什么“清乡”、“搜剿”,残害群众的手段,骇人听闻。每次“会剿”来临,群众纷纷藏粮食,进深山,封锁敌人,支援红军。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在特委领导组织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矛子、大刀、土枪,四处击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 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注 释

[1]徐朋人,湖北省黄安(今红安)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曾任中共鄂东特委委员、鄂东北特委书记、鄂豫边特委书记、鄂豫皖特委委员等职。一九三二年四月在河南光山县泼陂河被诬陷杀害,时年二十九岁。

[2]曹学楷,湖北省黄安人。一九二五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当选为黄安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参谋长、中共鄂东和鄂东北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军和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

部主任、第十三师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三一年冬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 时年三十三岁。[3]戴克敏,湖北省黄安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鄂东军和第七军党代表、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党代表、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二年夏在“肃反” 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时年二十六岁。[4]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 提出物种进化的理论,打破了神造宇宙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说明了生物进化的事实。著有《物种起源》等书。[5]罗李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敌罗霖独立第四旅两个团,分别自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之敌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纠集光山反动红枪会数千人,由北向南堵截; 驻麻城的夏斗寅第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地方武装,也出动配合,妄图围歼红三十一师于黄安、麻城、光山交界地区。这就是所谓的“罗李会剿”。

诱敌深入,飘忽制敌①

(一九八四年四月)

双桥镇大捷[1]大壮了红军声威,宣告了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这次反“围剿”,在鄂豫皖特委领导下,红军与地方武装、群众相配合,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二百万,红军也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

三个多月反“围剿”的经验证明: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的形势下,蒋介石已经有力量组织全国性的统一“围剿”,对付日益发展着的红军和根据地。敌人的“围剿”,指挥统一,兵力众多,规模大,时间久,不同于以往一省或几省军阀势力的联合“会剿”。我们粉碎敌人的“围剿”,明显具有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包含着一些敌攻我防或敌防我攻的重要战斗。根据地的领导人,如果不是从战略全局着眼,通观反“围剿”的全过程,来制定计划,部署力量,组织战斗,就会陷于盲目和被动的地位。严格地说,这次反“围剿”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我们的自觉程度是不够的。红军主力离开鄂豫边区去豫皖边区作战,不能算作有预见的战略性行动,因为当时不知道敌人全面“围剿”的来临;而鄂豫边区由于对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也出现了仓促应战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2]及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和红十五军[3]及时到达,支撑局面,情形还要严重得多。反“围剿”的第二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则不同,特委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估量了敌情,抓住了战机,计划性、主动性明显加强。这种反攻,是有阵地的向外发展,有后方的向前推进,把拔除根据地内的敌据点和外线出击结合起来,因而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同时也为下次反“围剿”准备了条件。经过反“围剿”的实践,使我们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应当说这是最重要的收获。

经验又证明: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 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无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反攻阶段,部队能够连战告捷,整团整师地歼敌,都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 密切相关。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 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这时,运动战开始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并非偶然。一是红军是从游击战起家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打,有游有击, 有进有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那不是“运动战”吗?不过是一种初级的非正规的运动作战的形式罢了。力量发展起来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很自然的。二是红军觉悟高,肯吃苦,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作风过得硬。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上下一心,不怕牺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越是艰难越向前,吃不饱,穿不暖,照样能连续行军。连续作战。这一条白军就不行,没法和红军比。三是无论内线作战或外线进攻,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掩护。当时,我们谓之“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群众站在红军一边,敌人就成了聋子、瞎子。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也捉不到矫若游龙的红军,红军却能随时“从天而降”,突然置敌于死地。

① 本文是徐向前对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经验的回顾与总结,选自《历史的回顾》,见第一三五至一三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根据地人民的条件,是红军运动作战最可靠的保证。与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相适应,战术也必然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远距离奔袭、奇袭;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围点打援,运动歼敌;正面突击,两翼包抄;近战夜战等等, 已发展为红军的主要战术手段。

经验还证明: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特委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结果。停止冒险主义的进攻武汉的计划,取消根据地内军队和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采取集中精锐击敌弱点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打破敌“围剿”, 整编红一军[4]和红十五军,充分发动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以及解散“集体农庄”,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侵犯中农利益及破坏中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统一财政管理等方针和措施,都很及时,很必要。尤其是曾中生同志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 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 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以后的几次反“围剿”,基本上是这些经验的继续和发展。注 释

[1]双桥镇大捷,一九三一年三月,“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在连遭打击后,重新调整部署,进击红军。红军鉴于敌第三十四师已冒进至孝感路东侧的孝感双桥镇地区,遂于九日拂晓向其发起攻击。经七小时激战, 将其全歼,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两千余支,迫击炮十门,山炮四门。

  1. 曾中生,湖南省资兴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时张国焘的错误进行过坚决斗争,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川西北的卓克基遇害。

  2. 红十五军,一九三○年十月由鄂东南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组成,全军共二千余人。军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政治部主任周吉可,后转移至鄂豫皖根据地与红一军台编为红四军。

[4]红一军,一九三○年四月,鄂豫皖红军整编为红一军,军长许继慎, 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骏。

围点打援,外线歼敌①

(一九八四年四月)

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六月上旬,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1],我军先后共歼敌六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四十个团,使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尚未完全实施即被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 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主力部队组成两个军六个师,还建立了四个独立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总兵力四万五千余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和赤卫军等也发展到二十余万人。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红军胜利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主要原因为:

第一,充分利用有利客观形势,实行外线进攻作战方针,各个击破敌人的“围剿”部署。那时,敌人虽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集中了很大兵力, 准备第三次“围剿”,但尚未部署就绪,杂牌部队多,缺乏统一指挥,“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2]。原因是蒋介石一面忙于解决中日民族矛盾所引起的内部危机;一面将中央革命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方向,暂时顾不上在这边统一兵力,统一部署,统一号令,全力对付我们。我们采取主动进攻的方针,先打这股敌人,后打那股敌人,陆陆续续把敌人的“围剿”部署打乱, 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如果看不到这个形势,或是不敢在有利条件下“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不会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围剿”和反“围剿”的不断反复,是我国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是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基本方针。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容许在一定条件下,用积极进攻手段,事先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呢?当然不是, 而且也不应当是。防御和进攻,要看条件。条件允许,对我有利,“先发制人”,进攻歼敌,何乐而不为!在战争问题上,最要不得机械论。机械论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招致战机的丧失,战争的失败。

第二,集中兵力,“围点打援”。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实施外线攻击,集中兵力,形成拳头,是关键一环。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要下狠心,舍得暂时丢些地盘,受点损失。那时作战,有两个东西是集中兵力的最大障碍:一是军事保守主义,囿于现地,不敢或不愿集中兵力,大胆进攻。二是军事平均主义,分散兵力,四面出击。我们克服了这些障碍,坚持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形成一个拳头,狠狠打击敌人。红军共四个主力师,每攻一个方向,均动用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只留少部兵力和地方武装应付其他方向的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根据地处在敌四面包围之中,主力用于南线作战,北线会吃紧;用于东线作战,西线会吃紧,有时甚至会失些地盘,受些局部损失。但是,等我们一股一股地把敌人搞掉后,全局就会改观。根据地不是缩小而是全面扩展。怕丢地盘,分兵把口,看上去“保险”,实际上最不牢靠。

战术的正确运用,也很重要,甚至能对战役战斗的胜利,起决定的作用。黄安、商潢、苏家埠三大战役,我们采取的主要战术手段是“围点打援”,

① 这是徐向前对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经验的回顾与总结,选自《历史的回顾》,见第一八七至一九二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证明符合实际情况,达到了大量歼敌的目的。为什么要搞“围点打援”?情势所迫,逼出来的嘛!我们要执行外线进攻的方针,但兵力少,装备差,“乞丐和龙王比宝”,比不起。敌有优势装备,我们缺乏。我们的装备很落后, 没有大炮,炸药极少;手榴弹有些,大都是土造的马尾手榴弹,杀伤力很小, 扔到树上都掉不下来。敌人深沟高垒,凭坚固守,象黄安、商城、苏家埠的城墙,又高又厚,还有吊桥、城壕、栅门、炮楼、城垛子,防得严严实实, 象铁桶一般。我们缺乏攻城的火器,攻得动吗?如果硬叫部队去爬城,那得死很多人。硬攻不行,就动脑筋,想办法,办法是“围点打援”,野战歼敌。我军的装备固然差,攻城力量不足,然而,却长于运动,长于野战。于是依托根据地先用小部兵力把突出、孤立的敌据点围住,死死围上若干天,敌粮断炊断,自然告急求援。估计敌援兵从哪个方向来,我主力部队便预先选好战场,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援兵开来,运动在野外,立足未稳,正好给我以歼灭之机。消灭了援兵,守敌人心惶恐,不战自乱,我军可趁势解决点上的敌人。事实证明,“围点打援”乃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的重要战法,运用得当,能收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之效。

第三,攻必克,战必胜。就是说,要打有把握之仗,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接连吃败仗,是提不起部队的战斗士气来的。苏家埠战役,我们围住六千多敌人,先拿部队试攻了一下,没强攻。看看攻不动,决心打援,不仅打了第一次,而且打了第二次。第二次打援时,敌人来了那么多。我们分析了敌我情势,认为有取胜的六七成把握,或者把握很小,是不能那样干的。打援也不是敌人一来我们就攻,而是让敌人先攻我们。待其疲惫不堪,攻势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时候,我们集中主力和预备队出击,把敌人包抄分割,彻底摧垮。一个指挥员,要千方百计打有把握之仗,打胜仗;万一打了败仗,也要争取不吃大亏。否则,连吃几个败仗,死伤一大堆,再有战斗力的部队,也会把士气打下去的。新部队的使用,尤其要注意这一点。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扩展到三万多人,立即发动了这几个战役。当时新部队不少, 约占三分之一,都没上过战场。我们反复强调,使用新部队,第一炮一定要打响。要通过多打胜仗去提高士气,锻炼他们。我们开始不用新部队打强攻或打阻击战。等主力部队熬过难关,发起反击,把敌人冲垮后,再拿新部队上去,跟着老部队追歼溃败之敌,抓俘虏,缴武器、弹药。追击战,伤亡小, 战果大,取得胜利,鼓起大家的劲头,搞上几次,新部队有了实战经验,士气越打越高,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就会形成。

第四,战时政治工作有了加强,发挥了威力。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注意了政工干部的选拔和配备,团以上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健全起来,工作的计划性、针对性有明显改进。虽然也搬了些苏联的条条,如政工干部有监督同级军事指挥员的权力等,但总的说,工作内容是适合战争任务要求的。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当时的政治工作, 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广泛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援战争,所谓“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确有那种气势。二是不断提高和巩固部队的士气,战前、战中、战后都有响亮口号和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三是开展政治攻势, 瓦解敌军。瓦解敌军这一条,很重要,搞得也比较实际。象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中,对被围之敌喊话,编成的顺口溜很有趣;“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卖的哪桩?上有父母,下有儿郎;一年到

头,难见妻房。长官待你,何处一样?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弟,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壁一样。” “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交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这些宣传,既抓住了敌军下属官兵的心理,又交代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削弱敌军的顽抗有很大作用。各路敌军中,有不少是被我放回的俘虏兵,了解我们的政策,在战场上往往朝天放枪,不打红军;红军冲上来,不作任何抵抗就乖乖交枪,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苏家埠战役时,有的俘虏说:“我是第三次交枪了,红军优待俘虏兵,一上战场我们就准备交枪!”战时政治工作,抓住对我和对敌这两面,效果甚大,有力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发展。

注 释

〔1〕黄安、商演、苏家埠和演光四大战役,黄安战役: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开始,十二月二十二日结束,历时四十三天,总计歼国民党军一万五千余人,缴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商(城)满(川〕战役: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开始,二月十日结束,历时二十余天,歼国民党军约五千人。苏家埠战役: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开始,五月八日结束,历时四十八天,歼国民党军三万余人,生俘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及五个旅长、十二个团长并以下官兵二万余人。缴长短枪一万六千余支,机枪二万五千挺、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门、电台五部;击落国民党军飞机一架,是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空前的大胜利。潢(川)光(山)战役: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开始,十六日结束,历时五天,歼国民党军正规部队八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

〔2〕见《孙子》九地篇。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①

(一九八四年四月)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这支军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狠。

我想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 活。

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蔽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

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 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 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 “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部队有了这么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中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是靠士气,靠勇敢, 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

① 这是徐向前对红军战斗作风的回顾与总结,选自《历史的回顾》,见第二三三至二五○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

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五百米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 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 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 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 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狠的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硬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 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狠是狠, 但砍完就“撤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 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 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 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 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 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迫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 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 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都是敌我双方的拼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

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恰当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 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嶂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已经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1〕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结果转危为安,否则, 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精疲力尽的地步, 看来几乎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 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再同我们打,你想消灭他,谈何容易!这些情形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的。

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我刚到鄂豫边区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枪嘟嘟嘟嘟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2〕, 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荣桂

〔3〕、参谋长刘英〔4〕,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5〕、周维炯〔6〕、蔡申熙〔7〕、刘英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当然,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拼命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必须给以坚决反对。

第三是快。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

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 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 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 做打的文章。

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

藏”。那时部队行装简单,人人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制胜的目的。这类情形,明显见之于粉碎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我军被迫长途转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前有敌堵,后有敌追, 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 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一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337

我军的打,更离不开快的特长。

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阶段至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是因为,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消耗。对付敌人,我军一般是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如杨平口战斗、东西香火岭战斗

〔8〕、双桥镇战斗、英山战斗〔9〕等,皆是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如潢光战役,歼敌八个多团,仅用了五天时间,同样是速战速决。只有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费时最久,各四十余天。这两个战役,是在特定条件下“围点打援”,故不同于一般的速决战。对点上的敌人,采取持久围困的办法, 而对来援之敌,则抓紧时间,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予以消灭。苏家埠战役消灭援敌两万余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围点打援”,是一种战役的局部持久同战役的全局速决相结合的打法,仍属速决战的范畴。

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形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制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敌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商潢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豆腐店地区筑好工事, 严阵以待。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取得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10〕,我军丧失了几小时间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 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

是屡见不鲜的。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于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 神速运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以少胜多之效。红四方面军打的不少快速歼敌的胜仗,都是靠采取夜战手段奏效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说来,多是远距离的奔袭、奇袭,上半夜急行军,下半夜发起攻击。行动神速,正是保证夜袭成功的前提条件。

战时的快速作风,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战员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拉拉,慢慢腾腾,马马虎虎, 军队不象个军队的样子。习惯成自然。部队平时养成了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猛。

进若锋矢、战若雷霆的勇猛作风,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特点之一。 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敌

我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物质的因素固然重要, 固然必不可少。而精神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更重要,更必不可少, “两军相遇勇者胜”。战争实践告诉我们,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地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 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皇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获数倍于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

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 宛如行蛇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 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得吐了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 “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容易。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 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性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蒂,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

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一往无前,打击敌人。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 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个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部队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的。又叫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第五是活。

活,即灵活机动性。它是指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 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这些东西的形成,并非偶然。

我们的部队,是打游击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 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法去迷惑、诱击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套声东击西、飘忽制敌、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色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 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得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 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部队的领导骨干,也不外乎是那批经过游击战争锻炼的老同志。他们带出来的干部和战士,继承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 机动制敌。如果参战的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军以弱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计划周密、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援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故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

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规定的。毛泽东同志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11〕。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望尘莫及,难以匹比。

红四方面军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战斗作风,大体就是如此。这些东西, 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仅对完成当时的建军和作战任务,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注 释

〔1〕漫川关战斗,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在鄂豫陕边界的漫川关附近遭敌重兵包围,部队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徐向前指挥部队冒死突围,经激战脱离险境,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和七十三师二一九团立了大功。

〔2〕杨平口战斗,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徐向前率红一军第一师, 在湖北孝感游击队的配合下,将主力埋伏于杨平口东北地区,诱敌来攻,经半日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军独立旅第一团千余人,缴枪八百余支。

〔3〕李荣桂,又名李坦,安徽省寿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第十师政治委员,鄂豫皖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主任等职。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张国焘诬陷杀害。

〔4〕刘英,又名马宗先,山东省维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红四军第十师副师长、师长,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负伤后途经武汉去上海,被叛徒告密,遭敌逮捕,一九三三年英勇就义。

〔5〕许继慎,安徽省六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曾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团长等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兼第十二师师长。一九三一年十月,遭张国焘诬陷杀害。

〔6〕周维炯,河南省商城人。一九二九年五月参加领导商南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师长,红一军第二师、第三师和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一九三一年十月遭张国焘诬陷杀害。

〔7〕蔡申熙,湖南省醴陵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任第四军营长、第二十军团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任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同年十二月又参加广州起义。后至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二八年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吉安东固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军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和军委

副主席、红四军第十师师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湖北黄陂河口镇仙人洞战斗中牺牲。

〔8〕东西香火岭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关键一仗,共歼其三个团,缴获步枪一千七百余支,迫击炮数门,电台一部。

〔9〕英山战斗,一九三○年七月,红一军第二、三师在英山游击队的配合下,全歼原唐生智部韩杰旅千余人,并攻占英山县城。

〔10〕枣阳新集之战,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越平汉路, 进行战略转移,在枣阳新集遭国民党军五个师另一个旅的包围。红军经血战后突围成功,第三十二团团长林维权、第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牺牲。

〔11〕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九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加速我军建设

(一九八四年八月)

随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事业的进展,我军跨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为适应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必须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尊重人才。

人是创业之本。对军队来说,人才是建军之本。几十年来,我们能战胜顽敌,克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革命事业不断前进,根本的经验,一是靠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以及正确的方针、政策;一是靠源源不断的大批优秀人才的涌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没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要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去研制,去掌握;军队的改革, 军队的各项工作的创新和发展,都必须靠觉悟、有知识、有文化、有才能的人。知识就是力量。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现代军事科学就是战斗力。战场的角逐,说到底,还是勇敢精神和智慧、才能的角逐。我们要实现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没有有知识、懂科学的大批人才,实现现代化是一句空话。

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只能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然而,知识开发与人才培养,却是必须抓紧,刻不容缓的大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中央向全党一再提出,要重视知识,尊重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明确提出了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概括为一点,就是人才的问题。领导班子、干部队伍的年龄老化,是历史遗留的一个问题,它总归是不难解决的。许多老干部,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已经一批批退了下来,让位给年富力强的人。有的人即使思想一时不通,命令一下还是服从了。但是,知识化、专业化,不是下达一个命令,规定几条杠杠就能解决的。知识要靠学习,要长期的积累,专业技术要经过训练。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知识老化,知识不够,是部队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在五十年代,总政治部提出过“人与技术的矛盾”,为了解决干部文化水平低的问题,制定了在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的规划,在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文化、学科学知识的热潮。无疑,那是正确的,必要的。可惜,向文化进军的大好形势,不久就遭到了林彪一伙人的破坏。经过十年大动乱,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现在大家都切身体验到,不重视科学文化,不重视现代知识, 耽误了大事,吃了苦头,耽误了一大批人才。最近几年,部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广开了学路,通过各种渠道,多种办法,提高干部、战士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全军出现了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尊重人才的可喜局面。一批批年富力强又有才学的人,在部队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 也必须看到,不重视知识,不尊重人才,甚至歧视知识分子的现象,依然存在,妨碍着知识的开发,妨碍着人才的培养与合理使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还有不小的阻力。因此,军队各项工作的改革,首先要从重视知识、尊重人才,选贤任能着手,一定要彻底打破那一套“左”的东西的束缚,树立新的、

① 这是徐向前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写的一篇文章,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辑出版的《思想战线》,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正确的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观点。

要重视对干部的正规培训,讲究真才实学。过去在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就提出,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国革命不能胜利。今天,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现代化国防,更需要知识分子。现在有些人还没有从“左”的思想中完全解脱出来,虽然口头上讲要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却仍然习惯于用老眼光看人。说是要“选贤任能”,实际上看人选人往往偏重于资历,而不注重科学文化水平,看他是否有真才实学。这种老框框,是不适应我军建设发展的要求的,是落后于时代潮流的。由于军事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各国的军队都十分重视提高军官的科学文化水平。据最近的一些资料介绍:在美国军队中,百分之九十八点六的军官,都是大学毕业或肄业的文化程度;在苏联军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团级指挥员和全部的旅以上的指挥员,均受过高等军事教育,战略火箭军中百分之百的人, 受过高等教育;日本军队计划在一九八四年,把全部的现役军官提高到大学毕业水平。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不能机械地学习外国经验,但在科学文化知识这一点上,决不允许落后,必须迎头赶上去。当然, 不能单纯地讲学历,看文凭,还要看真才实学。文凭和学历,是选拔人才的一个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那些自学成才的没有文凭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极宝贵的,不应忽视,不能埋没。

选拔人才,要防止求全责备。“金要足赤,人要完人”是不对的。任何人都有优点、长处和缺点、弱点。求全责备,百般挑剔,往往会把真正的人才看偏。实践证明:凡是有知识,有才学的人,多有独立见解,勇于思索, 勇于探求真理,勇于提出问题。决不能把这样的人看成“清高自傲”、“单纯业务观点”。“四人帮”不是鼓吹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吗?这个流毒和影响,必须彻底肃清。

要爱惜人才,防止妒贤嫉能。对人才,不仅要发现、培养、合理使用, 还有个爱惜和保护的问题。嫉妒,是发现和使用人才的大患。中外历史上有过许多陷害贤能的惊人事件。战国时期,著名的大军事家孙膑,由于军事才能超过他的同学庞涓,被庞涓骗到魏国,残酷地挖掉了他的膝盖骨,当时叫施以膑刑。秦国著名的大医学家扁鹊,医术高明,各科的医术都擅长,遍游各地行医。结果遭到秦太医李醯的妒杀。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事例。这说明, 有才能的人,若得不到保护,是会遭到压抑和摧残的。现在,这种妒贤嫉能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并不是绝迹了,例如“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派性残余, 就还在以种种形式严重地干扰着对人才的使用。有的人带着派性、私欲和偏见,歧视知识分子,歧视比他高明的人。有的人党性不纯,看人用人,不是以德才为标准,而是以感情代替政策。对自己喜欢的人,无德无才也重用; 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有德有才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坚决防止,坚决反对。一定要珍惜人才,保护人才,正确地使用人才。这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重大责任。

要提倡访贤,善于识别人才。认识真理,鉴别一种事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识别人,发现人才,比鉴别其他事物更难。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是装在档案袋里,不是写在鉴定表上。对于人的了解,光凭个人印象,光凭听听汇报,是不行的。要脚踏实地地去考察。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访贤的故事,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至今传为佳话。实践当中出真知,群众当中出能人。脱离实践和群众,凭道听途说,是不可能了解人、发现人的。大家常常讲伯

乐识千里马的故事,真正的今天的伯乐,是有党性、有知识、有眼力的。知人,方能做到善任。选人的人,如果知识浅薄,又带上有色眼镜,搞派性, 肯定要把人看偏。因此,在军队工作的改革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一定要把那些有知识、有文化、懂专业,又公道正派的人,选到人事部门。真伯乐多了,才能识别出真正的千里马。要提倡领导干部访贤,会发现人才的领导,才是好的领导。

重视知识,尊重人才,院校要做表率。军队院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不是说“院校是集体干部部”嘛,这个集体干部部,一是选好学员,经过培养、训练,使他们真正成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一代新人;二是要善于发现人才中的尖子,提出大胆破格使用的意见。经过军队院校培养、推举出来的人,必须思想好、作用好、具有现代化战争的科学知识,必须有指挥、管理的能力,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看一个院校的成绩,不能只看它收了多少学员,办了多少期,讲了些什么课,最重要的是看培养出多少有真才实学的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在我党的直接协助下,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之所以名扬中外,是因为黄埔当时聚集、培养出一大批革命的人才。抗日战争中,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军政大学,之所以有名望,也是因为它聚集、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人。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回过头去看黄埔,看抗大,那时的教育距现在的要求,是很不够了。但在,黄埔和抗大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好传统,我们要继承。现在是和平环境,大仗一时打不起来。军队的工作主要就是搞好部队的训练,培养干部。人才主要还是靠院校培养。因此,要下大力气办好各级各类的院校。军队在职干部搞好自学是一方面,但更要搞好有计划的轮训,使他们能受到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军队院校的课程、教学方法一定要改革。老教材,老方法,不能适应新的需求,要有适应新形势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法。要求学生知识化、专业化,教人的人,首先要有知识、有才学。要在全党全军造成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好风气。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高教员的地位。院校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到教学第一线,考核学员,考察教员,发现人才。

国家要振兴,军队要建设好,要做许多艰苦工作。知识和文化建设,人才的培养,是当务之急。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一批批崭露头角的优秀人才,正源源涌现出来。我们一定要努力发现,精心培养,珍惜、爱护、合理使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军队中,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应该成为美德。要造成人人讲知识,比才能的好风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加快前进的步伐!

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①

(一九八四年十月)

热烈祝贺《中国民兵》杂志创刊!

希望它成为亿万民兵、预备役人员、人民武装干部、部队、人民武警指战员和广大青年喜爱的国防教育和军事读物。

国富才能兵强,兵强保障国富。为了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军队要精兵简政,但常备军的精减,决不意味着国防可以削弱。办法之一,就是要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寓兵于民。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适应经济建设和战备要求的重大战略措施。这样,平时少养兵,战时能多出兵,出好兵。

加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首先是要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国防教育, 增强国防观念,提倡学文习武,发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

再就是要切实按照《兵役法》的要求,完善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 储备好专业技术兵和预备役军官,使广大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做到“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三句话,在新条件下有新的标准,新的内容。“召之即来”,要适应现代战争突然性的特点,要来得快,来得齐;“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要适应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要求。就是说,民兵和预备役人员,要能够掌握自己现有和不断更新的武器技术装备,战胜拥有现代技术装备的敌人;要会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能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袭击,经得起现代战争紧张、激烈、艰苦、残酷的严峻考验。为此, 要建立和完善战时兵员快速动员扩编体制,要吸取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研究现代条件下游击战争的新战法,要提高民兵和预备役人员的军政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我国人口众多,兵源丰富,久经战争考验。只要我们居安思危, 努力建设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一旦外敌入侵,我们就可以把侵略者埋葬在现代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民兵,不仅是进行现代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强大力量。民兵都是青壮年,又经过一定的军政训练,他们有朝气,有干劲,有文化,有纪律。把民兵建设搞好,不仅打仗能出战斗力,建设也能出强大生产力。

当前各行各业都在改革,民兵工作要在改革中前进。民兵工作的改革, 既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适应战备的要求,有利于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各级民兵工作部门和民兵工作干部要从老框框、老套套中跳出来,学会实事求是地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民兵工作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端正办民兵的指导思想,要在新条件下发扬劳武结合的传统,发动民兵干四化、围绕四化办民兵,在建设两个文明中充分发挥民兵的带头作用。当前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四化,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民兵既有“兵”的特点,又有“民”的特点,民兵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在保卫四化建设的同时,要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中去。要在落实党的富民政策中,在落实生产责任制中,在提高经济效益中,在完成急、难、险、重的任务中,在重点工程建设中,组织民兵当先锋,打头阵,从中锻炼民兵、建设民兵。许多单位的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的,民兵队伍就得到锻炼和提高, 民兵工作就有生命力;反之,民兵工作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当前

① 这是徐向前为《中国民兵》创刊写的祝词。

四化的伟大实践。

当前,城乡经济改革给民兵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民兵的编组、训练、政治教育、武器管理都要根据经济建设形势和战备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整和改革。愿广大民兵工作干部和民兵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勇于探索,走出富民强“兵”的新路子。

我希望,《中国民兵》的创刊,有助于团结和指导广大民兵工作干部、民兵、预备役人员、复退军人、部队和人民武警的干部战士,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防而奋斗。

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①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中国历次革命战争中,包括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我们都是靠人民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我们还是要打人民战争,它将是我们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主要战争形式。

未来侵略我国的战争,既可能采取局部战争的形式,又可能采取全面战争的形式;既可能是采用常规兵器的战争,又可能是核战争。但是只要敌人打进来,我们将开展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并依靠人民战争夺取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连续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是一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里所进行的彻底的人民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全世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丰富经验,在军事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些宝贵的经验,对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导弹核武器的出现,将使未来反侵略战争在更加广阔的空间,空前紧张、残酷、激烈的条件下进行。核条件下的作战,立体作战,大规模合同作战和电子战,将使未来的战争产生许多新的特点。我们一向主张销毁核武器,反对核大战。但在超级大国核竞赛的情况下必须有所准备。必须大力加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当前,国内外有人认为中国将逐步放弃传统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人民战争是人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战争形式。过去我们用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坚持打人民战争。现在我们有了飞机、坦克、导弹和核武器,同样还要打人民战争。我们应看到,尽管未来战争与以往战争相比,在武器和规模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我们所进行的战争的反侵略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们仍然是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并得到世界人民支持和同情的人民战争,战争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改变。我们在几十年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人民战争客观规律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制服敌人的法宝。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自己的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产生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但是,任何军事思想,只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军事思想的发展历史表明,和平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通常要走在军事思想的前头;上一场战争中曾经赢得胜利的经验远远不能满足下一场战争的要求。例如,过去我们作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今后战争对我战略重地和政治经济中心则要坚决扼守;过去基本上是单一军种作战,今后主要是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过去主要是打敌人的步兵,今后必须注重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过去是使用常规武器作战,今后要准备在原子武器的条件

① 这是徐向前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同《中国日报》记者的谈话。发表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国日报》。

下作战等等,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在和平环境中,要积极探索军事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努力使军事思想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防止和克服易于出现的保守倾向,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中,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和军事实践,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一成不变的本本主义,也要反对一概否定的虚无主义。我们决不可不顾现代战争的新特点,无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新问题,在未来战争中原封不动地照搬照用以往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决不可因为现代战争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就否认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指导作用。

当前我军处在新老交替时期,大批青年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加强军事理论学习,加强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对我军来说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理论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战术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未来作战的胜败。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既重视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也重视武器的重要作用。要尽一切可能用精良武器和最新技术装备人民军队及所有的人民武装力量。

我们发展武器装备主要靠自己努力,还是那句老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十亿人口的大国无论如何不能靠买武器过日子,花钱是买不来国防现代化的。当然,我们也将有选择地、有限度地引进一部分国外先进军事技术装备。我们的目标是力争十年、十五年不打仗的时间,使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

在发展武器问题上,从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来说,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 同时发展核武器和其它尖端武器;在常规武器中以反坦克、防空和近海防御武器为重点;从发展现有武器和新式武器来说,我们首先要立足现有武器, 从随时准备打仗的需要出发,加强与改进现有武器装备,提高其战斗性能, 同时努力研制和生产一些新式武器,装备部队。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的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

中央最近做出的削减一百万军队员额的决定,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加速我军军事装备现代化。这也是为在将来更大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打好物质基础。

人民战争思想的核心是充分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是革命战争的主体和胜利之本。我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始终坚持主力兵团、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游击队和民兵是人民军队的助手和强大后备力量。在未来战争中,我们将继续实行这一体制,民兵将在陆海战场上发挥更大作用。

但是,组织人民参加和支援作战的指导原则,从内容到方式都不能停留在过去的阶段上。必须面对现代战争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向广度深度发展。建国以来,我国民兵得到很大发展和加强。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城乡,而

且由过去的单一步兵发展成为包括高炮、地炮、通信、防化、侦察等专业技术队伍的强大力量。现在民兵武器相当于解放战争末期全军武器总数的三倍。为了具有同拥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人进行游击战争的能力,民兵今后要加强训练,要进一步改善武器装备,要学会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能

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袭击,经得起现代战争紧张、激烈、艰苦、残酷的严峻考验。加强民兵建设,是我党、我军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从一九八一年起,中央军委从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认真调整了民兵组织,压缩了民兵组建范围,简化了民兵组织的层次,缩小了参加民兵的年龄,改进了训练的方法,特别强调集中主要物力、财力抓好战略重点地区民兵训练,大力提高民兵干部和技术民兵的战斗素质。几年来,民兵队伍更加精干,军事素质和战备措施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我军正在进行精兵简政。这决不意味着国防可以削弱。办法之一就是加强后备力量的建设,寓兵于民。国防力量的强弱,不在常备军力量的多少, 而在于有无战时足以迅速动员的人力和物力的国防基础。我国实行的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就是基于国防现代化和未来战争的需要,根据战争要求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而实行的重大战略措施。我国人口多,兵源足,而且久经战争考验。只要我们居安思危,努力建设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一旦外敌入侵,我们就可以把侵略者埋葬于现代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川陕根据地的大练兵运动①

(一九八五年十月)

苦练出精兵。战争实践告诉我们,一支能在战场上过得硬的军队,毫无疑义,平日必然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兵不练不精。平时稀稀拉拉,缺乏严格训练,战时势必放“羊子”,吃败仗。一个指挥员,不重视练兵,又指望打胜仗,岂非梦想!所谓练兵,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 五练作风,至少离不开这几项基础的东西。这些东西,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教育,更要靠实际锻炼。拿胆量来说,一个新兵,没攀过高,没履过险,没走过夜路,没见过刺杀,没摸过枪炮,上来就去打仗,哪来多大的胆量?心里不打哆嗦才怪呢。练兵,首先就要练胆。技术和战术素养,更是如此。不练习扔手榴弹,能投得远、投得准吗?不练习瞄准射击,能弹无虚发吗?不练习刺杀动作,能白刃格斗吗?不懂利用地形地物,不会修筑堑壕工事,能隐蔽自己、保存自己吗?⋯⋯而且,战术和技术总是愈练愈娴熟, 愈巧妙,愈高强,而绝不会相反。“艺高人胆大”。战术和技术过得硬,反转来又是增强人的杀敌胆量的动力。因而,平时只有严练苦练勤练,真正掌握一套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战时才能临阵不慌,化险为夷,减少流血牺牲, 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训练因素,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严格、经常、刻苦的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关键一环。我们在根据地相对稳定和新兵大量增加的局面下,确定大规模地开展练兵运动〔1〕,是十分必要的。

红四方面军的练兵传统,早在鄂豫皖时期,即已形成。不仅平时练,战时也利用间隙练;不仅风和日丽的气候条件下练;烈日炎炎或风雪交加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更要练;不仅基层干部和战士练,高级干部、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也得练。什么跪射、立射、卧射,刺杀,甩手榴弹,土工作业,跳越障碍,强行军,变换队形,实战演习等,反来复去地搞。指战员每走到一个地方住下,刚放下背包,就支起靶子练射击,练投弹,练刺杀。夜间搞紧急集合,急行军,是家常便饭。战前演练,战后总结,打一仗进一步,始终坚持。鄂豫皖时期的练兵传统,在这次练兵运动中进一步发扬光大。时值酷暑季节,气候炎热、潮湿、闷人,山区蚊蝇、小咬、山蚂蝗甚多,日射病、烂脚病、痢疾、虐疾、伤寒、肠炎等疾病不断发生,给部队训练增加了不少困难。各部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和后勤保障工作,发扬吃苦耐劳、团结互助、顽强奋战的精神,按“抓紧空隙,利用时间”进行严练苦练的要求,实施训练计划。上自军长下到炊事员、给养员,上自总部机关下到各师团机关、连队,人人参加,无一例外。每个机关、连队驻地的门口和俱乐部里,都有练习瞄准的设置。除正规训练时间外,饭前饭后,每人都要增练几次瞄准和投弹。每逢开干部会,会前均测验干部的射击和技术能力,有时我们也参加。练兵热潮,遍及全军的每个角落。声势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久,前所未有。

练兵运动,完全从实战需要出发,突出重点,不同要求,反对弄花架子, 走过场,搞形式主义。根据川北的地形条件、作战对象和我军的武器装备、作战特长,重点训练下列课目:(1)四大技术(射击、劈刺、甩手榴弹、土

① 这是徐向前对川陕根据地大练兵运动的回顾,选自《历史的回顾》第九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

工作业)。如射击一项,即包括操枪、射击姿势、测距离、定表尺、瞄准、击发、装退子弹、上下刺刀、枪支的拆装和保养等。要求新战士掌握各项技术的基本要领,达到合格水平;老战士动作娴熟、准确、迅速,精益求精。(2) 山地战斗。包括跑步、急行军、爬山、攀登悬崖、跳越障碍、利用地形地物、变换战斗队形,以及山地战斗(尤其是近战)的一般攻防和追击原则。 (3) 夜间战斗。包括紧急集合、判定方位、视力听觉、静肃行进、通迅联络方法、通过障碍物、摸敌岗哨和据点、夜间射击和劈刺,以及夜袭夜战的一般战术原则。 (4)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包括明了任务、判断敌情、定下决心、运用兵力、指挥位置、机断处理情况、灵活变换战术、图上作业、实地指挥, 以及特种战斗(山地、河川、隘路、居民地、森林、夜间)的一般指挥原则和组织实施方法。在训练中,我们还有意识地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加强专长训练,以备战时用在刀刃上。有的团队重点练夜摸,有的团队重点练攻坚, 有的团队重点练防御。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部队,在战役战斗的关键时刻, 象尖刀,象铁锤,发挥的威力极大。

总结实战经验,加强理论学习,始终贯串在练兵运动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和老战士,总结自己的实战体会,现身说法,相互交流,并帮助新战士入门。方面军的军事理论学习,一直是薄弱环节,这次有所加强。从一九三三年七月至九月,政治机关出版的《干部必读》,大量介绍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并专门印发了些小册子,如《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

《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供部队学习研究,提高军事理论水平。我那时忙得要死,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东西。这项工作,由曾中生和参谋主任舒玉章〔2〕负责,取得了可喜成效。

曾中生同志写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特别值得称道。全书分纲要、敌我对比、红军注意事项、作战要领、特种战斗等部分,着重阐述了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问题。作者认为,“反‘围剿’已成为一时代的特种战术”,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研究敌人对付红军的各种手段,“有系统地练成反‘围剿”的全国军事艺术”,以推动革命战争的胜利,至为必要。“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书中对白军和红军,从政治主张、民心向背、部队素质、战斗特点、内部关系、士气等方面,作了分析和对比,说明敌人力量虽大,但存在无法克服的种种致命矛盾,故“立于根本必败的地位”;红军力量虽小,但具有优于敌人的诸多强点,“能处处得到广大群众力量的帮助与拥护”,只要不断发挥自己的长处,纠正自己的弱点,就一定能够发展壮大,战胜敌人。作者指出,敌人“围剿”红军的主要战术是: (1)围攻、封锁;(2)分进合击,并进长追;(3)重层配备,活动“搜剿”;(4)步步为营,稳扎稳打;(5)依凭碉楼、堡垒、城寨、前进工事;(6)在各部队中挑选抽编和编组新兵部队“进剿”; (7)与我主力持久战; (8) 集结优于我数倍的力量进攻;(9)利用地方反动武装,发动反革命游击战争;

(10)逼我脱离根据地,然后集结力量并进长追。而红军反“围剿”的主要作战法则是: (1)内线作战,各个击破;(2)专击敌人联结点;(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4)专于抄击迂回;(5)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专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6)围攻一点,消灭援兵;(7)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8)布置大的游击战争网;(9)尽力发挥夜战的效果;(10) 突出外线的攻击。此外,书中还详细介绍了红军进行山地、河川、居民地、

森林及夜间战斗等,应采取的战术原则和注意事项。这是一篇渗透着军事辩证法的重要文献,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作了深刻总结,使之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练兵运动中的政治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由陈昌浩抓总,方面军政治部具体负责。约占全训时间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搞得也比较实际、活跃。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为完成红军担负的任务而斗争。扩编后的我军,新成份大量涌入,大部分是翻身农民,少部分是穷苦家庭出身的俘虏兵。他们一般地知道红军比白军好,参加红军光荣,但毕竟是些朴素的认识。暴露的问题也不少,有的怕戒大烟,有的不愿离开家乡,有的怕打仗,有的违犯纪律,甚至有的开了小差。干部和老战士的急躁情绪有发展,管教方式简单化,埋怨四川兵落后、难带,打骂新兵的现象屡有发生。同时,因为根据地是红军一手创建起来的, 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上,也存在着“老子天下第一”,随意包办和指挥地方工作,瞧不起地方干部的倾向。

针对这些问题,政治教育首先从培训骨干入手。军、师、团三级政治机关,分别举办了政治干部训练班和党、团训练班,学习《干部必读》、《党员须知》、《连指导员须知》等,对广大政工干部、基层党支部委员和党、团员骨干,进行短期轮训。连队的政治教育,普遍以中共“六大”的《十大纲领》、《红军战士读本》、《红色战士必读》、《红色战士丛书》为教材, 着重解决为什么要当红军和怎样才能当好红军的问题。内容包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红军的任务、传统和纪律,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新兵中的一些现实思想问题,主要通过正面教育,提高觉悟去解决。除课堂教育、班组讨论外,还利用唱歌、竞赛、读报、讲故事、办墙报、开文娱晚会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各连队普遍有列宁室、读报班,设有《干部必读》、《战场日报》、《赤化全川》、《红星》、《红旗》等刊物和小报;行军演练时,设流动阅报处, 文化学习要求扫除文盲,将不识字的干部、战士混合编组,每天认几个字, 逐步达到能看懂报纸和写家信的水平。团以上政治机关,还成立了“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工作,检查对敌军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军地关系上,要求克服骄傲情绪,尊重地方政府和党组织的领导, 任何人不得随意干预地方工作,更不得指手划脚,命令地方干部干这干那。政治训练的一系列活动,对提高部队的斗志,保证军训任务的完成,增强军内外的团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然,政治教育上的形式主义、简单化的现象还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效果。

总之,为期三个月的整军训练,在军事、政治、后勤工作上,都取得了明显成绩。这是自方面军成立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练兵运动,对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对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 释

〔1〕练兵运动,一九三三年六月,红四方面军胜利粉碎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后,部队由入川时的一万五千余人发展到四万余人。经过整编,即转入为期三个月的大练兵运动。

〔2〕舒玉章,满族,辽宁省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又入黄埔军官学校,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一九三三年十月被害。

把握时机发起外线进攻①

(一九八五年十月)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1〕,历时两个半月。我军先后歼敌近两万,缴获长短枪一万二千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敌人,极大鼓舞了群众。新区老区群众,纷纷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发展为五个军,八万余人。根据地扩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纵四百余里,横五百余里,总面积达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余万。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八座县城,建立了二十三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由此,形成川陕根据地的鼎盛局面,是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三次进攻战役胜利的实践证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能单靠积极防御,也要靠积极进攻。防御和进攻,交替运用,依具体情况而定。敌人压来了,我们用积极防御去打破他们的进攻,乘胜追击,扩展根据地。敌人龟缩回去了,我们就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出击,一面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一面为打破和迟滞敌人的新攻势创造条件。防御和进攻形式交替变更, 不断反复,贯串在根据地的发展进程中,二者缺一不可。这是由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决定的。只有把握这个规律,才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夺取胜利。

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具体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奠定基础,积聚力量。

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我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各回巢穴,胆战心惊, 已经转为战略上的守势,利于红军向外发展。那时,我们为什么不立即发起外线进攻呢?道理很简单,自己的力量不足,根据地的基础还不稳固。

川陕根据地是刚刚诞生不久的新区,且在边打边建的情况下生存、发展, 说实在话,根基并不牢靠,力量自然有限。经过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当务之急是取得喘息时机,稳定群众情绪,医治战争创伤,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和恢复生产,进一步清理和镇压敌对分子,为外线进攻积极创造条件。

创建革命根据地,决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事。要几上几下,要反复发动群众,要费时费力去做许多扎实细致的工作。象盖房子一样,首先要打好地基。地基打不牢靠,房屋盖得越高,架子散得越快。加之,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连续苦战,亟待休整;大量新兵的涌入,尤需教育和训练。因此, 当时我们只能关起门来,老老实实办家里的事。只看到客观上的有利进攻形势,不顾及主观上的基础和力量,一厢情愿,“不停顿的进攻”,叫冒险主义,非吃亏不可。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的教训,我们记忆犹新。

巩固第一,发展第二。我们在反三路围攻后,采取这种方针是对头的, 先关起门来,花上三个月的时间,深入而广泛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狠抓根据地建设和整军训练,从而有力地巩固了中心区域的阵地,积聚了新的力量。根据地面目一新,四万多红军兵强马壮,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三次进攻战役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正是我们稳扎稳打,在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上求发展的结果。

第二,把握时机,适时进攻。

① 这是徐向前对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的回顾与总结,选自《历史的回顾》第九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展开外线进攻,关键是在积聚力量的基础上,把握战机。有战机而无力量,固然不行,有力量而失去战机,同样不行。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我们大体上解决了进攻的基础和力量问题。而利于我军发起进攻的客观条件,却并未丧失,依然存在。这是我们发起进攻的最好时机。

刘湘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但他仍在川西混战,无法脱身;“六路围攻”红军的计划,尚在酝酿中。根据地周围的敌人,“群龙无首”,各图自保。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如果瞻前顾后,不敢大胆果断地实行外线进攻,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创造条件,就有丧失有利战机的危险, 下一步的困难,也是不难想象的。

我们抓紧时间,抢在敌人的围攻部署就绪之前,发起三次进攻战役,打得各路军阀措手不及。刘湘见营山失守,危及下川东,赶忙派兵增援杨森, 但我军复挥军东指,一举打垮刘存厚〔2〕,刘湘又不得不火速回师东防。抓住了战机,主动权在我手中,敌人只能被我们各个击破。

第三,把弱敌当强敌打。

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合起来力量大于我军,占优势地位。然而,分开来看,却没有一个是红军的对手,数量亦不占优势。

我军共四万余人。而田颂尧嘉陵江东西两岸的主力,充其量不过四万人, 和我们是一对一的比例;杨森部、刘存厚部各两万余人,和我们是一对二的比例。这三股军阀势力,划地自保,各不相顾,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与我军的战斗力和群众基础,无法比拟。显而易见,优势在我方而不在敌方。这样,我军进行外线进攻,各个击破敌人,就处在强军对付弱军的有利地位。

强军对付弱军,最忌盲目轻敌,掉以轻心。历史上弱军打败强军的战例, 屡见不鲜。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是“打鼠如虎”,把弱敌当强敌打。立足于此,方能保证万无一失,稳操胜券。

我们进行三次进攻战役,共同特点是: (1)从难处着眼,战前充分准备,周密计划,深入动员,不打无把握之仗,坚决破除“川军真不经打”、“川老鼠只会跑”的轻敌思想。(2)想方设法,迷惑敌人,出敌不意,发起突然进击。 (3)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每次进攻,形成拳头,狠打一股势力。(4)战术灵活多样,因时因地制宜,速战速决,达到目的,即适可而止。(5)充分发挥近战夜战、山地战、运动战的特长,发扬“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 (6)大力发动地方武装、地下党以及根据地和敌区人民群众的力量,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的确是把弱军当强军打的。离开了这一条,也不会取得三次进攻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注 释

〔1〕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中旬至十月底进行的。仪(陇)南(部)战役自八月十二日开始,历时半个月,共歼国民党军三千余人,缴枪千余支。营(山)渠(县)战役,自九月二十二日开始,历时十余天,歼灭杨森部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千五百余支。宣(汉)达(县)战役自十月十六日开始历时十一天,歼灭刘存厚部四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炮三门、子弹五百余万发、电台两部、银元百余万、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余套及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全套设备。

〔2〕刘存厚,四川省简阳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川陕边防督办。

决战防御,大纵深迂回①

(一九八五年十月)

十个月反围攻战役〔1〕的实践表明:干革命,干战争,必须具有敢于压倒敌人的革命胆略和坚强耐力,绝不能被优势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刘湘的六路围攻,“空全省之兵力”,铺天盖地,步步为营,并进合围, 势如狂风暴雨,凶猛异常。特别是敌主力第五路,乃刘湘积二十年心血培养的精锐,装备优良,供应充足,兵员众多,从未受过红军打击,又是川西混战的胜利之师,确实不易对付。我军虽有自己的独特长处,但兵力、武器、粮食、物资供应等远不如敌军,根据地回旋余地相当狭窄,战略退路仅限于大巴山南一二百里的“弹丸”地区。敌我对比,敌处明显优势地位,我处明显劣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战略战役态势,就规定了反六路围攻的艰巨性、残酷性、持久性,当然也包含着敌胜我败的严重危险性。

一般说来,兵贵速,不贵久。以弱敌强,以寡敌众,以劣敌优,尤其如此。然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条件,却不容许我们速战速胜,要打,便只能打一场漫无期限的持久防御战。敢不敢打,能不能打?是摆在红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我军没有被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冷静分析了形势,充分估计了面临的困难和有利因素,下决心打!适时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急起应战,从而迈出了反围攻作战的第一步。这一步,很不简单,有重要意义。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的优势而轻视自己的力量,只看到我军的劣势地位而忽视有利条件,只看到战局逆转的危险性而忽略争取胜利的可能性,就容易陷于张皇失措、束手无策的境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战役进程中,我军两次大反击,试图转入反攻,均未成功,不得不继续防御下去。敌人经过七八个月的消耗,死伤累累,疲惫不堪,而敌第五路在万源前线,竟能爆出那么旺盛的攻击力,发起那么猛烈的攻势,则为我们始料所不及。仗越打越恶,越打越难,越打越险。敢不敢打下去?能不能打到底?又成了摆在红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有人主张兵退汉中,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确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这个时候,我们更没有被敌人貌似强大的攻势所迷惑,所吓倒,沉着冷静,审时度势,毅然决然“聚三军之众, 投于险地”〔2〕,实施万源决战防御〔3〕。从而,又一次渡过了最大难关, 终于赢来了胜利反攻的时刻。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疯狂性的一面而忽视其虚弱性的一面,只看到自己的严重困难而看不到敌人更加严重的困难,只看到战局的无尽无期而不懂得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时刻最难渡过,也最容易判断失误,动摇决心),放弃决战防御,那就不仅“功亏一篑”,失去胜利反攻的机会,而且,很可能被迫东流西窜,陷于身无立锥之地的困境。

反六路围攻,对我军的胆略和耐力,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全军上下,万众一心,豪气干云,“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4〕。经住了考验,打赢了战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坚韧毅力,是我军优于敌军的一个最强点,也是贯穿于反围攻过程的始终,对争取战争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

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又表明: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实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是粉碎敌步步为营、

① 这是徐向前对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战役经验的回顾与总结。选自《历史的回顾》第十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持久围攻战法的有效手段。

刘湘六路围攻与田颂尧三路围攻不同的地方,不但在于四川军阀已经联合起来,全力对我,兵力众多,装备精良,更重要的是,刘湘采取的围攻战术有了变化。田颂尧是兵分三路,自西而东,猛攻一面,长驱直入;刘湘则是兵分六路,三面合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刘湘的这一套,并非他的独特创造,而是蒋介石的“围剿”新战略——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具体应用。保垒主义是蒋介石总结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集古今中外反革命扑灭革命力量的经验,形成的新战法。我们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中吃过它的亏。我军这次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敌人的六路围攻,可以说是打破蒋介石堡垒主义方针的新尝试。

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最大特点是集绝对优势兵力于一块革命根据地周围,分进合击,层层筑碉设防,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包围圈,以达持久消耗并最后消灭红军力量的目的。对付这种“围剿”战术,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不同,当然不能强求一律,只能“各自为政”,因时因地制宜。

川陕根据地的情形是怎样的呢?第一,远离中央及各个革命根据地,四川境内又无其他红色区域相配合,是座处于巴山蜀水之间的孤岛。第二,建立根据地虽仅一年时间,但经过发动群众和反三路围攻,已经形成较坚实的根据地中心区域,第三,三次外线进攻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新区,壮大了红军,取得了支持战争的大量物资。第四,根据地背靠巴山天险,红军又与山北的孙蔚如部有互不侵犯默约,后顾之忧不大。第五,川北地势南低北高, 易守难攻,利于红军实行山地坚守防御,并已为反三路围攻的实践所证明。第六,根据地范围不大,回旋余地有限,不便我军大踏步周转,“飘忽”制敌。上述情形说明,在川陕边,要粉碎敌人步步为营、分进合击、持久围攻的战略战术,上乘的方法,不是主力跳出外线,待机破敌;也不是内线“飘忽”,运动歼敌;而是逐步收紧阵地,实行决战防御。反六路围攻的作战方针,就是根据川陕边当时的实际情况确立的。战役过程中的兵力部署和战术手段,均服从和服务于作战方针的需要。在这方面,较反三路围攻更自觉, 更娴熟,更有所发展,也是事实。

敌人步步为营,不是长驱直入。我军节节抗击,不是大踏步后退。这就出现了工事对工事、堡垒对堡垒的交战状态。在这里,“堡垒对堡垒”,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因为我们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不是“不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诱敌深入;不是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兵力,而是有主有辅,以主力集中于主要作战方向, 以一部兵力钳制于次要作战方向;不是单纯同敌人拼消耗,拼实力,消极被动,疲于应付,而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势和红军战术特长,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尽量保存有生力量,直至从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等等。这正是适合川陕根据地具体条件的战法,是打破蒋介石的堡垒主义新战术,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

敌人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给我军反攻造成的困难,也值得重视。从横向来说,敌各路并肩推进,你打开个口子,人家两边的部队一靠近,就能堵上。从纵向来说,敌人的兵力配备至少有一、二、三线,且有山险和工事屏障,你突破第一道防线,人家纵深还有足够兵力抵挡,不至引起全线慌乱。战役过程中,我军两次大反击告捷,然而当试图乘胜转入反攻时,却未奏效,

原因就在这里。由此告诉我们,实施决战反攻,打破敌堡垒主义的攻防体系, 必须注意下列几点:(1)反攻前以最大耐心,最大限度地消耗、疲劳、沮丧敌人。(2)反攻时一个拳头打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准敌人的薄弱环节, 实施突然、凶猛、连续的突破,扩大缺口,直插纵深。 (3)得手后实行大纵深迂回包围,断敌退路,利用敌人的张皇失措,迅速分割歼敌。这些,在东线的反攻突破中,西线的黄猫垭大捷〔5〕中,都得到了证明。

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还表明:灵活地集中和使用兵力,充分发挥各部队的特长,真正把钢用到刀刃上去,是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决定一环。刘湘的六路围攻,先后投入的兵力达一百四十余团,而我们却仅有三十

五个团。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很大。处在反围攻作战地位的我军,要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劣势转为优势,从不利地位转为有利地位,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达到胜利粉碎敌人围攻的战役企图,基本的一着,就靠灵活保存和集中自己的兵力。“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6〕。舍此,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反六路围攻,是一场历时十个月的持久战。阵无常势,兵无常形。战役进程中,交织着攻与防、进与退、伸与缩、分散与集中、被动与主动、包围与反包围、突破与反突破、阻击与追击等诸多战斗形态。战况异常曲折、复杂、惨烈,形势千变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兵力的保存、集中和使用上,尤需保持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否则,势必陷入疲于应付、捉襟见肘的地步, 要战胜敌人,更是不可能的。

所谓兵力的集中和使用,其实就是战斗力的集中和使用。概而言之,战斗力的组成,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人员、武器;二是军政素质、战术特长。前者,我们远远不及敌人,即使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也很难形成两倍、三倍、四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后者,敌人却远远不及我们,即使是最低限度的集中,也会爆发出强大的威力来。我军的优势,主要在后者。因此,兵力的集中和使用,就不能单纯从数量上打算盘,做文章,还着眼于部队的素质和特长。这样,才能用有限的兵力,去发挥以百当千、以千抵万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长期的战争实践和日常训练中,形成了一批具有优良素质和特长的主力师、团。有的长于进攻,有的长于坚守,有的长于夜摸夜袭。反六路围攻中,方面军总部根据不同阶段的作战任务,集中这些部队在手, 用到关键的地方去,从而发挥了守如礁立、攻如河决的作用。例如,在四期收紧阵地过程中,我们以善于防守和钳制敌人的四军大部、三十军二六三团、三十一军二七一团分别集中于东西两线,控制要点,节节御敌,达到了大量消耗敌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的目的。马鞍山反击战,我们集中四军、九军、三十军的三个主力师在手,以著名的“夜老虎”二六五团担负夜袭突破的任务,直插敌后方阵地楼门口,一举突破敌防线,大部队乘胜猛攻,歼敌两个多旅。万源决战防御中,善于坚守防御的第七十五团,扼守屏障万源的大面山主阵地,顶住了敌人四个旅的轮番进攻。总反攻开始,我们以善于夜摸的二七四团夜袭青龙观,打开反攻突破口,而以善于进攻的第十师、二十五师、九十三师,担负第一梯队的作战任务,一举突破敌人纵深防线,为东线反攻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我军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地位,但只要重视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把钢用在刀刃上,那末,一个团就会顶几个团用,一个师就会顶几个师用,自己兵力不足的困难,自然迎刃而解。

“为阵之法,在于分合。”所谓分合,指的就是兵力的分散和集中,亦

即因时因地因敌因己制宜,正确而灵活地组织和使用兵力问题。分合得当, 以弱可以胜强;反之,即使是处于强军的地位,也难免败在弱敌的手中。

最后,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还表明:战争的胜利,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在川陕边一隅,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打一场如此旷日持久的坚守防御战, 之所以能够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惊人耐力,之所以能够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去粉碎优势敌人的“围剿”新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红军的作战,得到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与配合。没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作后盾,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自从我军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后,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六路围攻的严重形势,川陕省委和政府机关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全力投入“保卫赤区,消灭刘湘”的紧张战斗中。川陕省委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苏维埃政府召开了粮食问题会议,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逐级成立“战斗委员会”,迅速掀起了参军参战,扩大地方武装,组织运输大军,构筑防御工事的热潮。战争进程中,全民军事化,一面坚持农业、军工和其他物资的生产, 源源不断向红军提供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一面担负侦察、运输、袭敌扰敌、转送伤员、修桥铺路、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等任务。九万多地方武装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得力助手。数十万运输大军,是前线和后方一体化的血脉(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川陕时期,参加运输队伍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严重缺乏的形势下,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喝清汤度日,也不愿让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挨饿。他们把家中仅有的少量粮食、胡豆、洋芋、竹笋,都献给红军。留在敌占区的群众,则继续坚持斗争,袭击敌哨所、据点,瓦解敌军队伍,搜集敌人情报,积极配合内线的军民作战。川陕两省的地下党组织,也数度派人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 向川北运送粮食、衣物、药品等物资,给我军以有力支援。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的牺牲、苦难、压力,事实上, 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但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军民的团结,依靠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人民终于熬过十个月的战争难关,沉重打击了敌人,胜利保卫了革命果实。由此证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7〕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也不例外。

注 释

〔1〕反围攻战役,即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抗击国民党军六路围攻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国民党军第一路为第二十八军;第二路为第二十九军;第三路为新编第六师和第二十三师;第四路为第二十军;第五路为第二十一军;第六路为第二十三军等部。国民党军共投入一百一十余团的兵力(后增至一百四十余团),二十余万人,飞机十八架。经十个月的作战,红军先后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炮百余门, 击落敌机一架,彻底粉碎了这次围攻。

〔2〕见《孙子》九地篇。

〔3〕万源决战防御,一九三四年七月中旬,国民党军阀刘湘发起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线猛攻,红四方面军实施决战防御,坚守万源阵地,血战近二十天,红军共伤亡万余人,阵地巍然屹立,为转入全线反攻创造了条件。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三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5〕黄猫垭大捷,一九三四年八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转入西线反攻,以中央突破、大纵深迂回战术,将国民党军第二路第二十九军等部十余团共一万四千余人,围歼于黄猫垭地区,取得反攻以来最大胜利。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①

(一九八五年十月)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 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 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1〕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2〕,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 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3〕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

① 这是徐向前对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教训的回顾与总结,选自《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 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 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 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 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 “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

〔4〕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 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5〕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6〕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 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7〕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 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

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 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 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 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 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减少一个。要兵员没兵员, 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驾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象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奏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乓。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 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

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 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坛复杂,千变万化, 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 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 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8〕这话很有道理。

所谓 “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 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到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 要蒋介石制约二马〔9〕,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 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10〕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 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注 释

〔1〕临高地区,即甘肃临泽、高台地区。

〔2〕军委主席团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给徐向前、陈昌浩的复电: “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3〕盛世才,辽宁省开源人。当时任新疆边防督办兼主席,愿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一九四三年加入国民党,积极反共,杀害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

〔4〕《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八五页。军事科学院编,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版。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6〕河西“四马”,指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滨。

〔7〕古浪一仗,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军兵分三路西进。中旬, 第二纵队的第九军占领古浪后,遭马家军四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的围攻。部队与敌激战三日,毙伤敌两千余人,自身亦损失二千四百余人, 军参谋长陈伯稚、第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第二十七师政治委员易汉文均在战斗中牺牲,第九军元气大受损伤。

〔8〕苏洵:《心术》,引自《古文观止》。

〔9〕二马,即马步芳、马步青。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一八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十亿人民的精神财富①

(一九八五年十月)

《热血颂——解放军英模事迹》出版了。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老兵, 我的心情很激动,也很兴奋,并且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不是用笔和墨,而是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好书。

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在将近六十年的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岁月里,这支英雄军队涌现了无数战斗模范、人民功臣。《热血颂》介绍的各个英雄模范(英雄集体),无不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同时具有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他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心中时刻想着党,想着祖国,想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勇于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他们是八十年代人民解放军英雄集体的精英。

中国人民正在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谋求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的国策;“团结奋斗,再展宏图”,是我们的决心和行动。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然而,这些年来,越南当局顽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边境的武装挑衅,侵我国土,杀我人民,破坏我边疆的生产和建设。为了和平事业,为了祖国尊严,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予以自卫还击,在防御作战中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前线广泛流行的这首诗,表达的是前线将士、同时也是当代军人共同的理想、追求和高尚的情操。解放军英模汇报团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线。他们的汇报,不是讲空道理,讲的都是血写的事实、活生生的人,因而最生动,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强调,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这是全党的重大任务,是当前思想战线的一项紧迫任务。通过解放军英模的巡回报告,加上《热血颂》在更加广阔范围内的宣扬、传播,我们一定能够把前线的胜利和英模们的崇高思想、光辉业绩,变成教育全国军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树立远大理想的生动教材,变成十亿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激励广大军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青年,以英模为榜样,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愿英模之花开遍神州大地!

① 这是徐向前为新华社编辑的《热血颂——解放军英模事迹》一书所写的序言。

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和精简整编问题的几点意见①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日)

一、三总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搞出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又经过全军第十三次院校会议的讨论,尽管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可以先下发试行,在执行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首先把改革的路子走开。

二、院校问题比较复杂,与总定额、编制、干部制度等都有密切关系。因此,要统盘考虑,从全局出发,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因迁就个别问题而影响整个院校问题的改革。各单位、各部门都要顾全大局,不要仅仅为了本单位的个别问题争定额,争编制。

全军总定额确定之后,干部战士的比例要有一个科学的确定。把干部的总定额确定下来,才能研究提出干部每年晋升多少,退伍多少,根据部队干部的新陈代谢,确定院校学员的定额,确定调学的比例。“量出为入”的原则我是赞成的。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是我们考虑院校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三、初级指挥军官,都达到大专水平是个方向,但目前难以达到。初级指挥学校改为大专后,师资、教材、设备很难适应相应的要求。要求一个初级指挥军官样样都懂,也不现实。还是应该有专业的分工,陆、海、空军的要求不应该一样,一个坦克排长和一个步兵排长要求也不应一样。专业技术复杂程度不同,学制、任务应有所不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适当保留一些为宜。

四、要稳定基层,充实基层。重视基层建设是我们从红军时期就有的光荣传统。毛主席就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嘛!据了解,近几年连排干部流动性大, 不在位的多,影响连队的建设。军委有必要重新强调加强基层,强调机关干部下连队,禁止随意抽调连队干部到机关于临时性工作。

五、军官服役条例,建议尽快研究实施。那是一个影响全局的文件,拖久了影响部队建设。

① 这是徐向前听取军委常务会议讨论《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草案)和《全军院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草案)的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①

(一九八六年九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的日子,已载入我国民主革命的光荣史册。它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从南方移到北方,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过渡的重要里程碑。

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们今天纪念长征,仍具有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长征中显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自力更生、团结战斗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巨大动力。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整个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部队从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先后转战于川西平原、川西北、川西南、西康东部及甘南地区。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数翻雪山,三过草地,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有力策应了红一、二方面军的北上,为革命武装向大西北的战略转移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也一度使这支英勇的红军队伍遭受过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艰难、曲折、复杂,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一)

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以主力红军在敌人重兵压迫下脱离原有根据地, 流动转战,寻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特征。毫无疑义,这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进行的一个战略大转移,或者叫战略总退却。“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反攻。”〔1〕继红二方面军、一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之后开始的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当然也不会例外。

红四方面军源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十月,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被迫西征转战三千里,年底进军川北,开创了以通(江) 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逾五百万,形成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余人,严重危及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配合了各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作用,认为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2〕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曾要求党中央速派一批得力干部,加强对陕南和陕北游击运动的领导,以便使川陕根据地有巩固的战略后方,直至与新疆打通联系,进而发展西南、西北的革命形势。可见,巩固和发展川陕根据地,乃是土地革命战争进程中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那末,至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川陕根据地才形成两年多时间,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撤出那里,实行战略转移呢?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说起。因为一定历史时期、历史环境的形势和条件,是规定红军战略行动方针、任务的基本出发点。

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立脚生根,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敌人营垒的矛盾和缺口。那时,四川军阀各领“防地”,混战不已,并且反对蒋介石

① 这是徐向前回顾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文章,原载《军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的势力入川“剿赤”,从而给了红军以可乘之隙。但是,从一九三三年秋末起,这个条件便逐步发生了变化。四川军阀混战结束,形成以刘湘为头子的相对统一局面;红军经过反“三路围攻”和三次进攻战役,迅猛发展,直接危及各路军阀的生存。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向我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持续时间达十个月之久。一九三四年八月,敌“六路围攻” 被彻底粉碎后,四川军阀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请其派兵入川,统一指挥“剿赤”事宜。早就觊觎“天府之国”的蒋介石,立即制定“川陕会剿”计划,令胡宗南部入川,上官云相〔3〕等部向川陕边逼近, 准备纠合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东西堵截,南北夹击,一举消灭我军子大巴山下。短时间内,敌在我根据地周围集结的兵力,达两百个团以上。一旦“会剿”开始,我军势必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因而,如何对付优势敌人的“川陕会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新战略是:并进合围,步步为营,全面封锁,持久作战。我军要固守根据地,打破敌人的新“围剿”战略,就必须拥有足够支持持久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川陕根据地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消耗,已元气大损,疮痍满目;张国焘推行王明一套“左”的东西,更加剧了自己的困难。要粮没粮,要款没款,要兵员没兵员,叫民穷财尽。根据地到了这般地步,要再去支持一场类似反六路围攻那样的持久战,已是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总部召开清江渡军事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任务。会议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拟集中主力, 打击胡宗南部,夺取甘南的碧口及文(县)、武(都)、成(县)、康(县) 地区,补充自己,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接着,我军即发起广(元)昭

(化)战役〔4〕但仗打得不理想,未能消灭胡宗南伸进四川的力量,只好另寻战机。那时,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已转移到川黔边,急需四方面军策应。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电令我军全力西渡嘉陵江,在广大无堡垒地带机动作战,策应红一方面军从沪州上游渡江入川。据此,我们重新调整部署,一面令部队迅速造船,一面以一部兵力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力强渡嘉陵江创造条件。东线那边,逐步收缩,尽力迟滞敌人。

陕南战役[5],达到了调动沿江敌人的目的。但红一方面军土城一战受阻,决定改向川黔滇边转移。我军因受中央一月二十二日作战方针的牵动, 在东线、南线敌人压迫下,已陆续放弃万源、通江、仪陇等县城,主力集中在嘉陵江东岸的苍溪、旺苍、南江、巴中间,如箭在弦上,非进不可。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一是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二是为了创造战机,进取甘南,实现“川陕甘计划”。

嘉陵江西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沿江防线,由川敌邓锡侯、田颂尧两军扼守。据侦察,间中、苍溪附近的沿江地段,敌守备力量薄弱,江面宽阔, 水流较缓,便于我军偷渡、强渡。我们决定,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多路突击,重点突破的战法渡江;尔后北卷西扫,摧毁敌人江防支撑点,乘胜进击甘南。

三月二十八日夜,方面军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位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的中纵队三十军,首先强渡成功,席卷沿岸守敌。阆中以北的左纵队九军及苍溪以北的右纵队三十一军,亦相继突破敌江防,向纵深发展。次日,第二梯队四军渡江,投入战斗。我各路部队如猛虎扑羊,横扫沿江敌人,取南

部,克剑阁,四月二日一举拿下天险剑门关,进而攻占昭化,包围广元,沿江四百里的江防地段,均落入我手。战役第一阶段至此结束。

第二阶段是向西进击,摧毁敌人的纵深防御,解除我进取甘南的后顾之忧。我以一部兵力居右,扼阻胡宗南部南下;一部兵力居左,监视日颂尧部北进;而以主力径取样渲、江油、中坝,打击邓锡侯部。邓锡侯为解江油之围,亲率十八个团从绵阳北进,被我在江油附近打援,歼灭四个团,余敌溃逃而去。我军乘胜进占中坝、彰明、北川。这时,我们想集中兵力,北进迂回碧口,进取文、武、成、康地区。我给张国焘发报,左催右催,但他就是不表态。那时,他已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和陈昌浩忙于指挥大搬家,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待命行动。强渡嘉陵江战役,遂于四月二十一日结束。

是役历时二十四天。我军跨江而进,横扫直荡,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城镇,歼敌十二个多团, 共一万余人。因张国焘迟疑不决,致使北进甘南的战机丧失,“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这是战略上的失策。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仅留下千把人枪打游击,力量太小,后被敌人瓦解和消灭。如果把红三十三军(原川东游击军) 留下,情形会好些。

总之,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等等因素,决定我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另寻出路,图存发展。这与整个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密切相关, 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二)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西进川西北,接应中央红军,遂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行动方针。

蒋介石为防止我一、四方面军“合股川西”,以便各个击破,调动刘湘、邓锡侯、孙震、胡宗南等部,四面围堵,企图将我军主力聚歼于江油、中坝地区。五月上旬,我军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沿途经激烈战斗,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数道防线,中旬进占茂县。继以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 进克理县,逼近汶川。另一部沿岷江北上,进据松潘以南的镇江关及平武以南的片口等地。这带为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区域,高山连绵,人口稀少,粮食产量甚低,交通运输不便,决非大军久驻之地。

两军会师,指日可待。我们一面指挥前线部队,扼阻川敌和胡宗南部的进攻;一面分兵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被服、牛羊、盐巴、茶叶、羊毛等, 在全军开展制作和捐献慰问品的活动,准备迎接红一方面军。从军队到地方, 从总部到连队,一派紧张而热烈的景象。五月下旬,我们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该军第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翻山越岭,西进小金川地区,消灭守敌邓锡侯一部,迎接中央红军。在此以前,我和李先念曾就两军会合后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理想。

六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会见李先念,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消息传来,大家极为振奋。各部队派人将一批批慰问品送往一方面军驻地,以表达对党中央和兄弟红军的怀念、爱戴、崇敬之情。欢庆会合、相互学习、

加强团结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两军会合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战略行动方针。也就是说,要解决在哪里建立立脚点,创造根据地,休养生息,进图发展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听取了李先念介绍的情况,经过认真研究,提出北上川陕甘边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但张国焘想南下川康边。为此,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举行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二十八日,作出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同时,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具体部署是:以岷江东岸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牵制川军及胡宗南部南向;岷江西岸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北进松潘地区及其东北地带,突击胡敌侧背,攻取松潘,右路由陈昌浩率领,中路由徐向前率领,左路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以中、左两路为中心, 迂回攻击松潘守敌。

松潘一带,山高谷深,粮缺人稀,大部队运动十分困难。该城城墙坚厚, 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明朝以来,就是扼控川西北至甘南的军事重镇。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和军委的作战部署,我们决心以黑水、芦花为战略后方,北出迂回松潘,实行多路突击。七月六日,我和陈昌浩分别率中、右纵队,从理县、茂县出发;岷江支队也开始行动。十日, 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毛儿盖。中旬,岷江支队进占距松潘十余里的塔子山,与胡敌对峙;右路纵队一部,攻克松潘附近的要点牦牛沟;中路纵队沿途拔除一些敌据点后,进至维谷附近,因受黑水河所阻,经先期到达芦花的彭德怀率一个团架桥接应,才顺利渡河,于中旬末抵黑水、芦花地区。

胡敌发现红军企图攻击松潘,北进甘南,及将主力二十七个团集结在松潘、漳腊、南坪一线,凭险扼阻。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部,亦从川南北进川甘边,配合胡敌截击我军。我一、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后,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等地,均为川军占领。敌前堵后追,企图将红军压入荒无人烟的草地,陷我于不战而毙的绝境。

大敌当前,情势艰险,党和红军的团结,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 两军会合后不久,这种团结便受到损害,并且发展到日趋明朗化的地步。

察其原因,主要是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和中央闹对立。同时, 博古、凯丰等同志对四方面军横加指责,乱扣帽子,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张国焘与中央闹矛盾,始自战略方针问题。当两军会合时,中央主张北上,他则主张南下,这才召开两河口会议,统一战略思想。他见一方面军损失很大, 兵力不多,野心便油然而生。两河口会议〔6〕后,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他竟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此后,又不断向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人家瞧不起四方面军这些老土”等,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7〕的情况,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博古、凯丰等亦不顾两军团结的大局,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等,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这套“左”的做法,伤害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感情,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

在芦花,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将一枚金质五星奖章授予我,以表彰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朱

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同我谈过两军加强团结、取长补短的问题。鉴于一方面军兵员损失很大,我们建议,从四方面军抽几个建制团补给他们;也请他们调些干部来四方面军,以利相互学习。经中央批准,我们调了三个团共三千八百人去一方面军;从一方面军调来李卓然、张宗逊、陈怕钧、李天佑、李聚奎、朱良才等同志,在总部工作或任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七月十八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二十日,决定调整军队组织系列,组成前敌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汇报。会上,张国焘介绍了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原因和经过,我汇报了军事工作情况,陈昌浩汇报了政治工作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作了肯定评价,没有出现新的争执,大家都很高兴。

为夺取松潘,我和陈昌浩、叶剑英率前敌指挥部及一部兵力,于七月二十二日出发,向毛儿盖进军。在毛儿盖,组织部队多路突击松潘。但因敌人兵力集中,凭险固守,我军装备太差,不论正面进攻或迂回突击,均难奏效。此路不通,只得另辟北进的通道。

(三)

八月初,军委在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方针和部署。

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红军主力改道经阿坝出夏洮流域, 进据甘南。会上,我和陈昌浩提议,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则主张,兵分左右两路北进。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以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 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取阿坝,控墨洼,继出夏河;以一军、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指挥部率领,穿越草地,出巴西、班佑地区北进,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及四军一部殿后,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张国焘野心不死,会后又节外生枝,要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于是,中央政治局举行沙窝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粉碎了张国焘的篡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企图。那时,部队在毛儿盖地区陷于绝粮困境,吃野菜、黄麻,嘴巴都吃肿了。我着急万分,催张国焘出发。中旬,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出动。右路军这边,则积极进行穿越草地的准备工作。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战略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沙窝会议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毛泽东首先发言,强调了北出夏洮流域后向东发展的方针,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最后,毛泽东作了结论,大意是:第一,红军北出后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向西,将陷红军于不利的地区。第二,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甘南。第三,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而不是相反。阿坝可速打一下,但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一致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

充决定》。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出主力;左路军为战略预备队,从阿坝地区东折,向右路军靠拢,共出甘南。会后,党中央及前敌指挥部分别将这一决定电告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

根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右路军从八月二十一日相继出动,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进军。茫茫大草原,草深过膝,沼泽遍地,荒无人烟。气候乍暖乍寒,变幻无常,忽而骄阳高照,忽而雨雪交加。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 都是陷入坑,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没有粮食,靠挖野菜、啃皮带充饥。红军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不为饥饿、疲乏、寒冷、暴风雨、伤病、死亡所屈服,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奋勇前进。经五昼夜行军,终于穿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这带系半农半牧区, 粮食和牛羊较多,部队安顿下来,清点人数,补充给养,恢复疲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据侦察,离巴西、班佑不远的上下包座地区,有胡宗南部一团多兵力扼守,卡住我军北进的通道。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过草地,又急派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驰援包座。该地处于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地势险要,碉堡密布,易守而难攻。强占包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我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毛泽东同意。具体作战部署是: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及八十九师另两个团布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一军作预备队,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八月二十九日战斗打响,经三天激战,我歼灭包座守敌及援敌第四十九师,毙伤俘敌约五千人,缴获大批粮食、马匹、牛羊和军用物资,为全军打开了北进通道。这一仗,红三十军立了大功,发扬了近战夜战威力和“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攻坚破垒,伏击打援,分割歼敌,都很出色。

为集中兵力,火速北进,党中央和我们连电左路军,催其速离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军靠拢。我们还令四军抽出一个团,预备粮食、马匹、牦牛, 以便前往草地接应他们。可是张国焘变了卦,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缺粮, 无向导,竟令已到达草地边沿的左路军停止前进,重返阿坝,准备南下。电报打来打去,毫无结果。北上和南下之争,成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往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

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四)

南下之初,左右两路军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在卓木碉(足木脚),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利用党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一事, 大肆煽动,公然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会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严肃斗争,反映了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南下部队,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及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即五军、三十二军),蒋介石发现红军少部兵力北上,大部兵力南下,乃令薛岳等嫡系部队和川军向川西南地区集结,准备与我决战。

我军南下的第一个战役,是攻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打通进军川西南的通道。总部决定以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在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三十三军及九军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及二七七团、红军大学,留守阿坝,掩护后方。

十月八日,我左、右两路纵队发起进攻。大小金川地区地势复杂,多高山绝壁、峡谷急流。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近战、奇袭、夜袭的特长,大胆迂回穿插,斩关夺隘,消灭敌人。十多天内, 连克绥靖、丹巴、崇化、懋功及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共击溃刘文辉部、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

第二个战役是攻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以便进而直下川西平原。具体部署为: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荣经活动;以三十军全部、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理县、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继威胁理县,占领威州;以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率二七七团,驻守达维、懋功。

十月二十四日,我军展开进攻,十余日内,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进围名山,前锋直逼邛崃县境,共毙俘川敌五千人以上。再打下去,便是人稠粮丰的川西平原,利于我军获得较大补充。刘湘为确保成都、重庆, 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8〕、范绍曾等部及李家钰部,向名山东北集结, 连同原来的守敌,共八十余团,堵击我军。十一月中旬,我军再次发起进攻, 集中十五个团的兵力,沿名山、邛崃间的大道破垒前进,连克重镇百丈及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十九日,刘湘挥军反扑,以十几个旅在飞机掩护下向百丈猛攻。敌我双方恶战七天七夜,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满地,战况惨烈至极。这场决战,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人,自身伤亡万余人,但未能战胜敌人。刘湘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薛岳的大军又压了上来,我们深感兵力不足,遂被迫从战役进攻转入防御。部队撤离百丈、荣经地区,转至九顶山、天品山、连花山一线,与敌对峙。

这时,川军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区集结,李抱冰部则位于西南的康定、沪定地区,层层筑碉,严密封锁,伺机发起大规模进攻。我军东出或南出已不可能,只好蹲在川康边

过冬。那里汉藏杂居,人口稀少,粮食、物资极为短缺。当年冬天,气候异常寒冷,部队靠棕榈衣御寒,挖土豆、野菜充饥,伤病员大量增加,缺乏医药治疗,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事实证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毫无出路的。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

第一,脱离了全国尤其是北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他置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于不顾,看不到正是这种矛盾,已成为变动国内阶级关系和规定历史进程的支配力量;看不到由于日军的侵略,已在“落后”的北方掀起民族革命的巨浪,造成有利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看不到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只有向北方转移,勇敢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重任,才能取得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粉碎蒋介石的“灭共”阴谋。因此,否认党的战略重心和武装力量从南方向北方转移的必要性、迫切性,致使四方面军的作战与民族矛盾上升的总趋势脱节。这就不能不孤立自己,限制自己,直至走向进退维谷的境地。

第二,无视敌人营垒的重大变化,与蒋介石的“灭共图川”计划碰个正着。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正是蒋介石大力笼络和控制四川军阀,加紧其“灭共图川”步伐的关键时刻。四十万川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整编,砍掉三分之一, 军官普遍进峨嵋军官训练团轮训,各级派政工人员监督,装备物资得到很大补充,战斗力有相当大的增强。蒋介石为把“天府之国”变成他“复兴民族” 的战略大本营,还利用嫡系大军入川之机,将“剿匪”指挥中心“武汉行营” 迁到四川,改为“重庆行营”,并大力鼓吹“建设四川”,采取取消军阀“防区”制、“刷新”川政、训练和委派各级政权骨干、整理财政金融、兴建五大干线公路、层层筑碉设防等一系列措施。截至当年八月,四川境内修筑的碉堡达一万四千八百余座,其决心之大,可见一斑。张国焘无视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和敌情的重大变化,捧着老“皇历”不放,要“大举反攻”,赤化四川,只有碰壁一途。

第三,夸大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张国焘乍到川西北,就建立所谓“联邦政府”,一直宣扬川康边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和内地一样的革命形势,可以形成军队和政权去战胜敌人。殊不知革命的不平衡性,乃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之一。那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虽受军阀和本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自发的革命愿望,但他们在历史上与汉族形成的民族隔阂相当深重,短期内绝不易消除,奴隶制盛行,宗教势力极大, 盘根错节,牢牢控制着多数处于愚昧状态的群众。加之地广人稀、刀耕火种, 粮食和物资极端匮乏。这就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同内地有很大差别,不具备列宁所说的“革命形势”。张国焘抹煞这种差别,要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创造革命形势,搞块天下,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后,分裂不得人心。张国焘南下之初,便另立“中央”,从组织上公然分裂党。他的错误战略行动方针,是同分裂主义搅在一起的,必然遭到广大指战员的怀疑、不满和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困难,处境的恶化, 这种不满和抵制愈来愈扩大,愈来愈增长,波及全军上下,不可遏止,因而南下作战或建立根据地也就丧失了群众基础。军心不稳、士气不振,要战胜强大敌人,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当然不可能。

(五)

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党中央率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会合红二十五军、

二十六军,立住了脚跟。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肯定了党的北进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派张浩〔9〕同志回国,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瓦窑堡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基础。“决议”要点发来,我们极为兴奋,深有“柳暗花明”之感。朱德同志和大家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要他取消这边的“中央”,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以便在新的策略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 加紧同中央电报来往。经中央同意,这边取消“中央”后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样,重新恢复党和红军的团结,就有了好的势头。

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转变,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更使我们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深远意义。一九三六年二月间,蒋介石集中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向我大举进犯。经一周激战,我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中央来电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同时,提出三个行动方案,供四方面军选择: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夺取四川;三是南下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向云贵边发展〔10〕。方面军总部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北上。二月下旬,我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分兵

三路,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准备在该地区稍加休整补充,即北上陕甘。我军顶风雪,熬饥寒,翻过大雪山脉中段海拔五千多米的折多山,取道孚、炉霍,继占甘孜。至四月上旬,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抵瞻化、泰宁,北接草地的大片地区。总部指定由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同志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足全军平均每人半月需用的粮食,以备北上。但因当时二、六军团已转战到川黔滇边,拟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决定,四方面军暂就地休补,待接应二、六军团后一道北上,我们都同意。

部队一面发动群众,一面整编训练。整编后的四方面军,辖四军、五军

(原五军团与三十三军合编而成)、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师、抗日救国军、红军大学等。因南下期间部队损失很大,由八万余人降到四万余人,故整编中砍掉了一些师、团的建制,并尽力精简机关人员, 充实连队。地方工作在红军帮助下,甘孜、道孚、丹巴等县,均成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根据新的策略路线,注意开展藏族上层人士与喇嘛的统一战线工作。我军与藏民的关系处得比较好,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基本保证了筹集物资任务的完成。四月中旬,我们派四军、三十二军一部南下,歼敌两个多团,占领东、西俄洛,将李抱冰部阻于雅江以东, 以策应二、六军团北上。二、六军团即将与我军会师的消息,鼓舞着全军指战员和藏族同胞,赶制慰问品,捐献粮食、牛羊、衣物,准备文娱节目,气氛十分感人。

在此期间,西北的局势发展很快。我党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并积极开展杨虎城的工作。红一方面军东征胜利回师,继而转为西征,向宁夏境内发展。五月下旬,中央来电,要求四、二方面军早日北上,或出青海,或出甘肃,以便三大主力红军并肩战斗,打通苏联,首先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红军总部和方面军部队一致决定,待二方面军上来后,立即北进。六月中旬, 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也是党的团结方针的伟大胜利。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四方面军先行,二方面军跟进,共同北上。任弼时同志高度评价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气氛,积极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他在七月十日致电党中央:“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他不顾劳累,在甘孜,在行军途中, 分别找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谈话,了解过去党内分歧的经过,实事求是、珍重团结之情,溢于言表。弼时同志向中央建议,在三个方面军靠扰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 分清是非,消除以往的分歧与隔阂。中央同意他的意见。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批准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的工作。

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团结战斗,排除万难,于八月初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包座地区。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在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光明前景。

(六)

蒋介石发现我军北上,急令甘南、青海的王均、毛炳文、鲁大昌、马步芳等部,布防堵截。同时,令解决“两广事件”的胡宗南部,从长沙回师, 兼程向陕甘开进。中央指示我们,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以打破敌人的堵截计划。

据此,我们制定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心乘敌尚未部署就绪,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北进陕甘苏区。八月五日至十二日,由四方面军组成的第一、二纵队,二方面军组成的第三纵队, 相继出动,向甘南突击。至八月下旬,先后攻占了漳县、洮州、渭源三座县城及氓州、陇西、临夏、武山、西固等县的广大乡镇地区。敌人要想阻止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已绝不可能。

但这时,中央为尽快形成西北抗日局面,正在调整战略部署。而且,陕甘苏区人口仅四十万,粮食无继,物资奇缺,境内多深沟秃岭,不利大部队运动和久驻。三个方面军都挤到那里,根本没有出路。因而,中央一面提出红军占领河西地带的计划,与各方协商;一面令二、四方面军暂据甘南,创造根据地,适时担负新的战斗任务。

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报告了“河西计划”的依据和内容:“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 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具体部署为:以一方面军一万五千人攻宁夏, 十二月渡黄河,其余部队保卫陕甘苏区;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 首先占领青海一部地区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向甘西前进;以二方面军在甘南地区,与陕南、陕甘苏区互为策应。“以上是基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这一计划暂时无法实现,“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11〕接着,中央即将陕甘根据地的困难情形及上述计划的内容,陆续向西北局通报,并询问四方面军有无把握,独力进取青海、甘西。我们对河西的敌情、民情作了初步调查了解,认为是有把握的,同意担负这一任务。

对九至十一月份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央作了如下布置:(一)一方面军主力占领海原、固原及其以南地区,余部保卫陕甘苏区及关中苏区。(二) 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州、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发展甘南根据地。

(三)二方面军东出陕甘交界的凤县、宝鸡、两当、徽县等地,将陕南苏区与甘南苏区连接起来。这是一个临时的、机动的部署。如共产国际同意河西计划,一方面军即可从陕甘宁边西出,夺取宁夏;四方面军则从甘南西进, 取青海、甘西;二方面军和其余部队在河东牵制敌人,配合一、四方面军渡河作战。如共产国际不同意河西计划,二方面军东出陕南、甘南交界处,对实现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和鄂西”发展的河东计划,亦是有利的, 根据上述要求,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领下,向西和、礼县、徽县、两当一带进击。四方面军一部,进克渭源、通渭,但岷州屡攻未下,与敌成对峙状态。

共产国际批准了河西计划,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接通苏联。

时回开西北的胡宗南部先头旅即将抵达咸阳,后续部队正兼程急进。中央决定,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以一部主力扼阻胡敌西进。要求一方面军十一月份攻取金积、灵武,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四方面军立即北上, 控制西兰通道,阻击胡敌,十一月攻取靖远至中卫一线,十二月渡河进击宁南;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陕甘苏区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共同牵制胡敌。这一部署,以四方面军北上控制西兰通道,迎击胡敌,保证先取宁夏为重点。“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12〕为接应四方面军北上作战,九月中旬,中央令聂荣臻率红一师、二师南出,向静宁、会宁一带前进。

九月十八日,西北局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准备北上迎击胡敌。这是岷州会议的决定。前敌指挥部据此开始调动队伍。但张国焘反对,连夜来漳县,召集我和周纯全、李特〔13〕、李先念等面谈,说明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与胡敌决战不利,北上陕甘无法解决就粮问题。提出应以一部吸引胡敌南下,主力先机渡河,抢占兰州以北的永登、红城子一带作立脚点,冬季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共取宁夏。从军事上看,这个方案不无道理。一是避免主力在不利地区与胡敌决战;二是以一部兵力吸敌南进,可减轻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利于解决部队就粮问题; 四是并不违背中央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方针。因此,我们同意照此方案行动。张国焘遂一面调动部队,一面电告朱德、陈昌浩来漳县面商。朱总司令和陈昌浩来后,见这边意见一致,部队已向河边开进,便未再坚持岷州会议的方案。我率先头部队向桃州以西进发,途中调查,得知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大军难行。于是折回洮州,向朱、张汇报。这时,中央亦电令四方面军停止西进,迅速北上。方面军总部一致决定,执行原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二十九日下达了北进命令。

九月三十日,我军分为五路纵队,撤离甘南,向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疾进。接着,二方面军亦奉令北上。十月上中旬,三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静会地区胜利会师,准备阻击胡敌,跨河夺取宁夏,及早实现西北抗日局面,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新篇章。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

播种机。”〔14〕伟大的长征,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缔造的人民军队,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既要战胜强大敌人的围堵和恶劣自然条件的限制,又要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更有它的特殊艰难性。但是,依靠着党的领导,依靠着人民的支持,依靠着兄弟方面军的策应,依靠着广大指战员百折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这支英雄部队终于冲过层层暗礁险滩,保存了有生力量四万人,胜利到达目的地。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光辉业绩,将流传千秋,永放光芒!

注 释

〔1〕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四○页。

〔2〕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3〕上官云相,山东商河人,当时辖国民党军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七师及独立第四旅。

〔4〕广(元)昭(化)战役,指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以主力一部,向进驻广元、昭化的胡宗南部发起进攻,准备得手后即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依托老区,向甘南发展。因胡部顽强据守,火力又强,红军未能攻克广元、昭化,仅消灭胡部千余入,月底才结束此战役。

〔5〕陕南战役,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红四方面军集中十二个团北出陕南, 先后攻占宁强、勉县和阳平关重镇,歼国民党军四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 达到了调动嘉陵江东岸国民党军北向的目的。

〔6〕两河口会议,即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二十八日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7〕遵义会议,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8]唐式遵,四川仁焘人,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

[9]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一九四二年三月在延安病逝。

[10]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电。

[11]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王明电。

[12]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博古、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13]李特,安徽霍丘人,曾任鄂豫皖彭杨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教育长, 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三十一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西路军参谋长。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正气常伴晓峰青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湖南编选出版的这本《界碑前的阅兵式》很有特色。它是前线指战员和到前线采访的作家、记者以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写给他们的战友、亲属以及广大青少年朋友的一本书信散文集。书中既有英勇战斗的场面,也有令人感奋的情景。英雄的浩气、烈士的热血、亲人的嘱托,凝聚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我想,写这样的书,读这样的书,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不仅能为工作、学习和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广大青少年与战斗在前线的年轻指战员中间架起一心心相连的桥梁,就是成年人读了,也会从中受到启迪、鼓舞和教益。

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边界,为了保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边防战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这些战士大都只有十八、九岁的年纪,他们就担负起了保卫祖国的义务,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他们的光辉业绩,将与日月同辉。

《界碑前的阅兵式》是惊天动地、慷慨悲壮的。在这种特殊的阅兵式中,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斗中,我军广大干部、党员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他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一些年轻战士, 入伍前看到个别党员身上存在不正之风,以至对党产生某些模糊认识。可是今天,当他们在战场上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时,纷纷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伟大的党增添光彩。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从边疆到内地,广大人民群众是多么热爱军队、关怀军队!当年“用小车将革命推向胜利”的沂蒙山区的人民,今天依然为前线战士操劳,当年用自己的奶水救活伤员的“红嫂”明德英,今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了,还在为前线战士纳鞋垫,还为前线送去了她刚满十八岁的外甥。事实一再证明:牢不可破的军民团结,不但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也是新时期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作为一名老战士,我愿借写这篇短文之际,向为部队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广大人民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也愿借用古人的两句话:“文章不与秋色老,正气常伴晓峰青”,以此献给为保卫祖国而战的前线将士和本书的作者、读者。

① 这是徐向前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界碑前的阅兵式》所写的序言。曾载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解放军报》。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一九八六年十月)

今年十月二十二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

半个世纪前的这一天,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永远铭刻在全体红军指战员的心中。历时两年多的长征,是近代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历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五十年前,中华民族正处在灾难深重、革命力量倍受摧残的黑暗年代。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露骨侵略,内有蒋介石对红军的反复“围剿”。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使“苏维埃运动”屡遭挫折,几乎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在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大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力量的严重形势下,从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起,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相继被迫脱离原有根据地,开始了举世无双的万里长征。

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险阻、曲折,异乎寻常,简直超过了正常人的忍受力、负荷力。各支红军力量,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条件下,孤军转战,寻找新的立脚点。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红军走到哪里,敌人便追堵到哪里, 根本不容你有立脚之地、喘息之机。红军走了打,打了走,边打边走,几乎无日不走,无日不战。部队在敌占区转战,人生地不熟,物资供应毫无保障, 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药品没药品;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深涧激流,绝壁险滩,雪山草地,原始森林,无不留下红军的足迹,也吞噬掉不少同志的生命。内部的错误,更加剧了转战中的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军事指挥,曾使红一方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兵力损失过半,险些陷全军于覆灭的境地。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也使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碰壁, 损耗了一半兵力。但是,不论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也好,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好,党内的错误和分裂也好,都吓不倒红军指战员。红军不愧是英雄汉。所有的危难,都被党和红军的集体奋斗一一战胜了,克服了。蒋介石的短期内必将消灭红军的梦想,彻底破灭。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奠基西北,揭开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曲凯歌,在人类军事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奇迹。那末, 取得这种胜利的根本因素何在呢?

第一,红军有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锻炼、考验、成长起来的,始终是领导和团结红军的核心。党不仅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 而且有着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大革命运动和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中,造就了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智勇兼备、百折不挠、密切联系群众、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和干才。事实证明,驾驭长征这样的复杂事变进程,靠外力扶上台的、仅有书本知识的教条主义者,是绝对不行的。他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在革命的急风暴雨面前,晕头转向,束手无策,没有任何的应变能力。遵义会议,党依靠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骨干,断然结束了教条主义者的统治,确立了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

① 这是徐向前撰写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文章、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二十期。

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核心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集团。这样,才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才团结了全党全军, 才使革命化险为夷,也才有后来的四渡赤水的胜利,一、四方面军川西会合的胜利,红一方面军北上陕北的胜利,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胜利。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是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转战的,处境尤其艰难。但是,有了任弼时、贺龙、吴焕先〔1〕、徐海东等优秀同志和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部队就打不垮、拖不烂,胜利就有了确实保证。

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是红军长征胜利的火车头。没有这个火车头, 一切便无从谈起,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红军战略方向正确,战术机动灵活。

战略方向是否正确,对红军的生死存亡具有根本的意义。红军被迫离开原有的根据地,流动转战,先西后北,战略转移的总方向对头,符合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当时,西南各省地势险要,交通闭塞,军阀林立,割地自雄,这利于红军与敌周旋,保存自己。各支红军都是向西转移,决不是偶然的。但是,西南地区也有局限性。一是蒋介石企图攫夺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诸省,变成其战略大本营。二是土著军阀视地盘如生命,既怕红军危及他们的统治,更怕蒋介石以“剿匪不分珍域”为名吞并他们,所以开始联合起来, 加紧了消灭和驱逐红军的步伐。三是那带偏远地区,多系少数民族杂居区域, 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物资短缺,语言不通,基本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因此,当一、四方面军川西会合后,党中央首次确定了北上大西北地区立脚、生存、发展的战略方针。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中国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在北方掀起了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 西北远离蒋介石的军事政治中心,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驻守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部,有我党的工作基础,抗日反蒋情绪相当强烈;西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这些,就为红军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重任,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没有红军的向北转移,就不会有后来的西安事变,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不论向西或向北,红军在转战中灵活机动,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反对消极防御和消极退却。红一方面军的四渡赤水之战,红二方面军十万坪之战,红四方面军的强渡嘉陵江和包座之战, 红二十五军的鄂豫陕两次反“围剿”之战,均系灵活克敌制胜的成功战例, 对实现既定战略转移方向,起了重大作用。

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发展规律的战略和战术,无疑是红军以劣胜优,以弱胜强,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任务的重要关键所在。

第三,红军有坚强的内部团结。

红军指战员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是红军团结的思想基础。红军的团结,是在长期的战斗生活和集体生活中形成的。上下之间,军政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这一部分红军和那一部分红军之间,充满着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气氛。这个优良传统,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对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巩固自己,起了重要的作用。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胜利,团结就会无敌于天下。红军的团结互助精神,表现在历次战斗中,爬雪山、过草地中,救死扶伤中,军民关系中,一、四方面军会合中,二、四方面军会合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中。动人的事例,不胜枚举。

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

斗争中实现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统治全党,搞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严重危害革命队伍的团结。遵义会议结束了他们的统治,为实现党、红军的坚强团结奠定了基础。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党中央遂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维护红军的团结, 决不诉诸武力,红军不能打红军。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错误战略方针,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是要破产的,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依靠着党中央的团结方针,依靠着朱德、刘伯承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斗争,依靠着党和红军珍视团结、反对分裂的光荣传统,依靠着瓦窑堡会议的正确战略策略路线,终于克服和纠正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了第二次北上。事实说明,原则的斗争不能退让,不能回避,要靠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和红军的坚强团结。

第四,红军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长征精神”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

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力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 来源于党的经常教育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无法比拟的。马克思说过: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红军有了坚强的精神支柱,就能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就永远拖不垮,打不烂, 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到底。“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这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面前,一切敌人、饥寒、疲劳、伤痛、风雪、泥沼、死亡,统统不在话下。

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回顾红军走过的道路,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要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就预言: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三十七年来,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过的曲折道路,充分证明了这个预言的正确性。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正在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正在开拓前人从未开拓过的道路。在党和人民面前,有许多困难有待战胜,有不少腐朽、陈旧的东西有待克服,有无数高山险峰有待攀登。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更加伟大、更加艰难的新长征。继承红军长征的优良传统,发扬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胜利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

注 释

〔1〕吴焕先,湖北省黄安县人。一九二七年秋参加黄麻起义,曾任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鄂豫皖区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并担任鄂豫皖省委委员。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后,留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任红二十五军军长。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台编为红二十五军,任军政治委员。同年十一月率部长征。一九三五年五

月到达陕南,任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同年八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庄与国民党军作战中牺牲。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三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冀南平原游击战

(一九八七年二月)

我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形成,严重威胁日军后方及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命脉,大大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冀中、冀南、冀东根据地, 是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军在进攻广州、武汉的同时,向冀中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攻。种种迹象表明,“扫荡”冀南,亦是指顾问的事。根据总部和师部〔1〕的指示精神,十月下旬,我们在南宫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专门布置反“扫荡”的准备工作〔2〕。我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估计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侧,抽兵“扫荡” 我敌后根据地。那时,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已发营以上干部学习,起到了统一部队思想,增强胜利信心的作用。我读得很仔细,随身携带,反复阅读,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和预见事变进程的能力,由衷敬佩。我们的反“扫荡”准备工作,以这两篇著作为指南,结合冀南的敌情、我力及地形、群众条件,着重解决如何坚持平原游击战的问题。在冀南平原作战,有利条件是: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对惨无人性的日军极端仇恨,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军分散和周旋;敌人兵力有限,供应不足,不可能占领全部县城和村落,一次“扫荡”的时间,亦不会太久;我主力部队长于运动、夜袭、伏击,战术灵活多样,士气旺盛。不利条件则是:平原地区, 交通方便,利于敌人运动和增援;城池坚固,被敌占领固守,我不易夺回; 根据地刚刚形成,部队和群众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磨擦, 我们既要对付日军的进攻,又要对付国民党的破坏,处在两面应付的地位; 一些隐藏的汉奸,尚未彻底清查出来。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反“扫荡”措施:

(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向冀中学习, 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 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 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磨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紧急动员令,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扫荡”准备工作。

十一月中旬,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其独立第三混成旅、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三千七百余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带南宫合围。我军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主力化整为零,活跃在广大乡村间游击敌人。杨秀峰〔3〕率行署机关转移到广宗县,我率指挥机关活动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历时十六天,我军民配合作战二十八次, 歼敌六百余人,迫使敌人的“扫荡”中止,南宫、隆平、故城、临清等县城均被我收复。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罪行累累,令人发指!在此期间, 鲁西北的聊城夫陷,范筑先先生〔4〕誓与聊城共存亡,壮烈殉国。

这次反“扫荡”,虽然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

① 这是徐向前对冀南平原游击战的回顾。选自《历史的回顾》第十六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恩县、高唐、聊城等均落入敌手,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我中心区的态势。那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土地,向华北大举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我敌后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 由十三个半师团增至二十二个师团,约二十余万人。毛泽东同志指出:“大抵在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然首当其冲。”[5]我冀南根据地,成了敌人进攻的首要目标。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敌人出动五个师团的主力共三万余人,分十一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消灭我军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形势是严重的。当时,刘伯承、邓小平[6]均在南宫。我们商定,“先溃后收拾”, 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消耗敌力的时间,再转入反攻,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现有力量分成五个战斗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为策应,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从一月到三月,我冀南军民同仇敌汽,奋勇杀敌,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开始,我以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而以另一部兵力袭击宁晋、广平、肥乡、高唐等县城,多次取得战斗胜利,打击了敌人进攻的凶焰。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途中遭我伏击,伤亡百余人,三天只前进了二十公里。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屡遭阻击、伏击,半个月内未能接近县城。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寨,被我全歼。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我夜袭, 二百余人被歼。此后,敌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中心区域,我军即转至敌侧后,重点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及守备部队。正太、津浦、平汉铁路屡遭我袭击,火车被炸毁,交通被中断。从德州往临清行驶的日军汽船,亦被击沉一艘,三十多名敌人毙命。二月十日,陈赓、王新亭部[7]在威县香城固一带设伏,诱敌出笼。敌人钻进了“口袋”,激战八小时,我歼敌二百多人, 缴炮四门、汽车九辆。次日,敌出动两千余人及汽车七十余辆,进行反扑, 陈赓已经率部安全转移。再后,敌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 反复“扫荡”。我主力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淇县一带;留下一部兵力组成许多游击小组,在根据地中心区域与敌周旋。三月间, 太行山区吃紧,刘、邓遂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我带一部兵力重新回到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继续坚持斗争。至五月间,完全打破了敌人的“扫荡”, 前后战斗达四百余次,共歼日伪军五千余人。

这次反“扫荡”异常艰苦,依靠冀南军民的共同努力,在广大平原地区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意义非同寻常。

冀南的平原游击战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 坚持下来的。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 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可是,五个月的反“扫荡”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军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这是因为, 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

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8〕,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9〕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八百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由于我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人民无比的仇恨,因而短时间内,冀南的群众便迅速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军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军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 不能机械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无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 释

〔1〕总部和师部,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司令部。

〔2〕徐向前当时任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在冀南领导抗日游击战争。

[3]杨秀峰(一八九七年——一九八三年)。河北省迁安县人,当时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高教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4]范筑先,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人(一八八一年生),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查专员兼聊城县长,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6]刘伯承、邓小平,刘伯承时任第八赂军第一二九师师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7]陈赓、王新亭部,即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政治委员王新亭。

[8]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致电第一二九师,指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

[9]“人山”,指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抗日的坚强阵地。

伟大的战略力量

(一九八七年四月)

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将有自己的表现,并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

在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形成了人民战争思想。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地方军、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以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和各种形式的斗争相结合。人民战争思想,不仅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战略战术思想。中国民兵,正是在人民战争这个舞台上,演出了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

壮的活剧,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它的伟大的战略力量。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最初就是以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各种名称的群众武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是靠民兵起家的。我们所以能在长达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打败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打败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得力于广大民兵多方面的支援和有力的配合。可以说,没有民兵,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过去,我们靠人民战争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民兵的伟大战略作用, 是大家公认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这已经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那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现代战争中,人民战争还管用不管用,民兵是不是仍然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呢?这是一个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

实行人民战争,充分发挥民兵的战略作用,从根本上说,是由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正义性决定的,是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理论基础的,并不是和落后的武器装备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认为, 我们今后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就可以不打人民战争了,民兵的作用就可以减弱了,那是十分有害的。尽管未来保卫祖国的战争同以往战争相比,情况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战争的根本性质不会改变。而且,随着战争的立体化,更需要人民群众在更广的范围、更大的规模上支援和配合主力军作战,以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和人民战争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削弱侵略者,直至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人民战争永远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民兵建设作为国防建设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把民兵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军事制度。从此,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民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三十多年来,民兵建设尽管经历过曲折,也遭到过破坏,但成绩是主要的。广大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并同人民解放军一起,在绵延数万公里的海陆边防线上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同时,广大民兵坚持劳武结合的方针,

① 这是除向前为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民兵》卷所作的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版。

在发展生产,维护社会治安,抢险救灾,保障人民和平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也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

历史的实践证明,民兵是巩固国防的战略力量。把民兵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坚持下来,不断地加以完善,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们在和平时期实行寓兵于民,加强国防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在人民解放军实行精简整编的情况下,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积蓄后备力量,更是巩固国防的重大战略措施。

和平时期的民兵建设,必须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是国防建设的基础。经济建设搞上去,国力增强了,就为国防建设包括民兵建设,创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军委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出发,为适应国防力量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对民兵建设进行了调整、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民兵工作的指导思想,民兵建设走上了更为健康发展的轨道。广大民兵衷心拥护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朝气蓬勃地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劳武结合、以劳养武的传统。民兵建设,前程灿烂光明。

《当代中国民兵》一书,翔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民兵的战斗历程,展示了中国民兵建设和发展的崭新面貌,总结了民兵工作的历史经验,赞扬了民兵在保卫和建设祖国中的巨大贡献。它的出版,不仅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民兵建设的理论提供了丰富资料,而且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广大青少年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部好教材,同时也将有助于国际友好人士了解我国民兵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我衷心祝贺《当代中国民兵》的问世。

军事历史是一门科学

(一九八八年三月)

过去,我在同《军事学术》杂志社的同志谈话时,谈了学习军史、研究战史的问题,再讲,没有多少新的话说。《军事历史》杂志的同志要我讲, 我就讲点意见。和同志们研究。

军事历史是一门科学,是军事学术研究领域的组成部分。外国的不必说, 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战争如林,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他们进步的军事观点、治军主张、指挥艺术和谋略战术,都是战争实践的科学总结。现代的军事思想,现代的战略战术,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因此,学习军事历史,对掌握和运用现代军事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主张,我们的指挥员多学点历史,多读点军事历史方面的书。我是喜欢看兵书的,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不够了。我们的干部要认真读书,要读懂它,写点心得笔记,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张天夫同志写的《诸葛亮〈将苑〉注释》很不错,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军事科学院搞的《孙子兵法新注》也不错,通俗易懂。军事历史包括的内容很广泛,军事不是孤立的,离不开当时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军事技术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发达的程度。因此,军事历史的研究也是一种综合性研究。高级干部尤其应该做到这一点。

近几年,我看到国防大学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科学院翻译出版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说明我们对军事历史、军事学术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是,和许多国家比,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比较薄弱。苏联在这方面比较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出了不少,还有电影。我们在这方面花的功夫不够。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游击战争,但成套的东西拿不出来。我当国防部长的时候,有的兄弟国家向我们要这方面的东西,我们拿不出来。我建议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专题研究,总结出系统的经验来。

军事历史,包括战史的研究,要遵循实事实是的原则,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造成一个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的局面。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只有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才能产生出来。如果前人说的,什么人定的,都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军事学术的研究就会变成一潭死水。

军事学术(包括军事历史)的研究要面向部队,和部队的实际相联系。研究工作者要经常深入部队,注意发现和研究部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要把研究的成果采用电影、录像、幻灯、通俗读物等形式,发到部队去。使部队的干部、战士们能看到,并以此推动部队的教育训练。如果部队干部能和院校干部、研究机关的干部定期地进行交流,那我们军队的工作就搞活了。

请《荤事历史》杂志社的同志们代我向全军指战员问好。

① 这是徐向前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社同志的谈话。载于《军事历史》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标题是编者加的。

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一九八八年七月)

一九三八年四月,华北日军为摧毁我刚刚建立起来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调集三万多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九路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剿”。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三四旅、决死一、三纵队和各基干支队、地方武装,以及驻晋东南之友军,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半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取得了歼敌四千余人的重大胜利,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反九路围攻前的晋冀豫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旬,日军侵占太原之后,又继续南犯,华北大部地区相继沦入敌手。五十万侵华日军中,在华北即达九个师团又五个旅团约三十万人。国民党在华北虽有兵力六十万之众,但由于执行消极抗战路线,迭失重地,华北局势十分严峻。

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华北战局作了精辟分析。他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结束,以我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已开始转入主要地位,日军不久即将转移主力向山西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毛泽东同志并具体指出了日军向山西内地进攻的要点是:晋西北的神池、宁武、静乐,晋东北的五台、盂县、蔚县、广灵、灵丘,晋东南的昔阳、和顺、辽县、晋城,晋西南的离石、中阳、孝义、灵石、蒲县。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国民党为保卫河南,在晋城、临汾未失守以前,晋军不至于退出山西,国民党川军刘湘部亦有开入山西的可能。但是,不能指望国民党军队长期支持战争,必须以八路军为全山西游击战争的主体。他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发扬独立自主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多打小胜仗,以影响全国。依据这个分析,中央军委将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部署在三个战略支点上,一一五师在吕梁地区,一二○师在晋西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准备充分力量,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对付日军向内地的进攻。

从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我山西境内八路军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对日军的作战和根据地的创建, 都取得了很大胜利。

我一二九师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抓紧根据地建设。那时,晋东南各县,差不多都有我党掌握的“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但各县、区、乡级政权还未得到根本改造。这些政权的头头脑脑,多属阎锡山的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有刁难、限制、破坏的,给我们的筹粮、筹款、扩大兵员、发动群众带来了许多困难。不解决政权问题,根据地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在那几个月里,我们组织了不少小分队,到各地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很快,大部分县、区、乡都建立了抗日政权,建设根据地的工作进展迅速。

二是建立军分区和各县、区的游击支队,迅速发展抗日武装。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是指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也就是太行山地区。在这里,先是建立四个军分区,继而由师参谋长倪志亮同

① 这是徐向前一九八八年的回忆文章。原载《八路军》史料丛书第一册。

志负责,组建晋冀豫军区。同时,我们派出约三分之二的兵力,一般以连为单位,配上营以上干部,分散到各县区,组织游击支队。较早建立起来的一批队伍有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汪乃贵支队,赵(基梅)涂(锡道) 支队,谢(家庆)张(国清)支队。还有平定游击队,长凝游击队,祁县游击队,太谷游击队,榆社工人游击队,寿阳游击队等。游击队成员,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和学生,还包括一部分收编的国民党散兵。那时,晋东南一带,跑散的国民党官兵甚多。他们打着“抗日军”、“游击队”的牌子,为非作歹,骚扰百姓。这是一大祸患,直接危害我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为此,我们发表了《告散兵书》,欢迎他们加入八路军。条件是打日本强盗, 为民族解放,不侵犯民众利益,共同艰苦奋斗。不愿留者,则发给路费,开具证明,让他们走。这件事对我们非常有利,有的散兵编入游击队以后,经过政治训练,很快成了骨干。为了加强游击队建设,我们还办了一所晋冀豫军政学校。重点培养游击队骨干。游击队的建设,一开始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积极发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抗战初期,我们主要是运用游击战法,打击与消耗敌人。游击战,每战战果不大,但积小胜为大胜, 具有战略意义。从一九三七年底到反九路围攻前,一二九师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战斗、神头岭战斗、反六路围攻和响堂铺战斗的胜利,累计歼敌两千五百人。响堂铺一次伏击战,就歼敌四百多,打掉敌人汽车一百八十辆。

四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国民党在山西境内的驻军除阎锡山的部队外,还有曾万钟的第三军,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武士敏的第一六九师,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还有冯钦哉的第十四军团,骑兵第四师,以及汤恩伯率领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这些部队,数量是可观的。可是,蒋介石的政策不对头,虽拥有重兵,但消极避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做争取团结的工作,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象汤恩伯,他退到了榆社,不敢与日军接触,整天想着到黄河以南去。刘伯承、邓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同他交谈,劝他以大局为重,留在山西携手抗日。但没有留住,反九路围攻之前,他就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我党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还利用统一战线关系,组织和发展武装力量。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我党与阎锡山合办的军政训练班、国民党军官教导团的基础上形成的,实际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薄一波同志是主要领导人。杨秀峰同志还以国民党河北民训处的名义,组成了冀西游击队。

抓紧政权建设、扩大抗日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展统一战线,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到反九路围攻前,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几百万人发动起来了,游击队、自卫队、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工会、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巍巍的太行山上,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到处都是埋葬日军的坟墓。这就为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反九路围攻开始的战场形势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特别是我在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搅得日军昼夜不得安宁。为解除我军对它的威胁,日军遂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初,以其第一○八师团为主力,纠集第十六师团、二十师团、一

○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计十多个联队(其中八个步兵联队,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一至二个联队),由邯(郸)长(治)大道上的涉县、长

治,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正太路上的平定,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以及元氏、赞皇、昔阳、祁县等地,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围攻,妄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速战速决, 将我军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日军一方面进行欺骗宣传,一方面疯狂地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烧杀抢掠,他们所到之处,烟火滚滚,尸横遍野。

从缴获的文件中,我们已发现了敌人“四月上旬有较大攻击”的企图。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及时在沁具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各部队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制定了粉碎敌人围攻的作战方针,指示我们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在日军未进入我“利害变换线”〔1〕以前,采用内线作战,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当打敌一路时,余路籍制之;当日军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时,则从敌间隙中转到外线作战,袭击敌之侧背,亦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并作了具体兵力部署。

四月六日,我一二九师在西井召开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讨论反围攻的具体作战方案。刘伯承师长认为,我们要先发制敌,与友军一起分头截击敌人, 特别要抓紧平汉、正太、同蒲诸线和白晋公路,先粉碎其新计划,推迟其围攻,再给以更大打击。当时决定,先在涉(县)武(安)间打敌一路。会后, 邓小平政委和陈锡联同志去辽县,指挥北方各部,动员群众,“空舍清野”, 布置后方工作。伯承同志和我率部执行涉武作战计划。原定在涉县、武安间的鸡鸣铺山地设伏,打一个伏击。后因故情有了变化,正太线之敌占了襄垣, 八路军总部命令我们西移,配合国民党曾万钟第三军作战。这时,晋东南各部队包括友军,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各自都进入了作战地域。

反围攻开始阶段,主要进行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并寻找有利战机, 在运动中给予打击。因此,敌人的各路围攻,大都受到了八路军与友军的不同程度的抗击。

敌第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由洪洞进犯安泽、沁源,被我一一五师一部、决死一纵队和友军高桂滋部给堵住了;酒井旅团的一个步兵联队附骑兵、工兵、炮兵和辎重各一部,由太谷、祁县进犯子洪口,在东西团城地区,遭到友军武士敏和朱怀冰等部的阻击。敌第一○九师团两个大队由太谷、榆次, 经长凝,向阔郊、马坊进攻,以榆社为目标,前进没多远,就受到我秦赖支队的箝制。敌第十六师团兵分四路向我围攻,第一路是一个联队,由平定、昔阳经和顺,向辽县进攻,这一路由于友军没有积极抗击,使敌人顺利到达辽县;第二路也是一个联队,由平定、昔阳经皋落,向辽县进攻,在松烟镇附近,被我曾国华、汪乃贵两支队截击,颇有伤亡;第三路是一个大队,由元氏、赞皇西攻浆水,被我一个支队和地方武装迎击;第四路是两个大队, 由涉县攻麻田,遭到了友军骑兵第四师和我师一部的箝制。敌第一○八师团一个联队由长治经襄垣、西营、下良进迫辽县;步兵工藤联队附骑、炮、工、辎各一个大队,由屯留、虒亭,向沁县进攻,被曾万钟军打了一下,没有堵住,即占领了沁县、武乡,逼近榆社。这后两路均为苫米地旅团长指挥,是此次向晋东南围攻的主力。

粉碎九路围攻的关键一仗

那时我任一二九师副师长,随师部从鸡鸣铺撤出后,经偏店、桐峪、左会、石门,四月十二日到贾豁镇。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伺机在武乡、榆社间打一歼灭战。

这时,敌一一七联队进占武乡,并以主力北犯榆社,企图与太谷、榆社

南犯之敌会合。但在我总部特务团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阻击下,感到深入危险,又退回武乡。估计他们有两个企图,一是向西,增援从子洪口进来陷于苦战的敌人;二是向东,退走长治。我们判断,敌人向东的可能性大。于是,决心消灭这一路。

十五日,我部进至马牧、胡家恼、型庄、长庆凹一带。黄昏后,武乡之敌开始向襄垣方向撤退,遂急令三八六旅和一一五师之六八九团尾随追歼。我们赶到武乡时,武乡县城处于一片硝烟火海之中,当即命令部队帮助群众救火。

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同志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七七二团、六八九团在左, 七七一团在右,七六九团为预备队,尾左路之后,沿浊漳河两岸山地猛追。陈赓同志率七七二团先行。经武乡、小河、黄红坡,十六日晨,在南窑科地方,发现巩家垴有敌侧翼警戒部队四五百人。为避免暴露企图,该团即在山下牛家庄隐蔽起来。敌未发觉,继续东行。

这时,敌人大部已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白草延附近,而我七七一团已到达白草延对岸之郑峪村、张庄以北高地,与七七二团两岸平行。这是一个好机会。遂令两团相对突击,将敌拦腰斩断。敌之辎重人马被压制在长乐村以西之型村、李庄、白草延、马庄一线的一个狭窄的河滩隘路上,无法展开。在我两侧部队猛烈攻击下,敌人丧魂落魄,欲战无力,欲逃不能,人马尸首和辎重遍布河滩。战至中午,已过长乐村之敌主力一千余人返回解围,被七七二团一部和六八九团截住,战斗十分激烈。为争夺要点,我们的部队反复冲锋七八次,才将敌打退。中午,敌一○五联队从辽县、蟠龙方向来增援, 向我主阵地实施反突击,炮火十分猛烈。

此时,国民党第三军曾万钟部,就在蟠龙附近。如果他们能在蟠龙一线截击援敌,我们的压力会小一点。可是他们没有尽力。原定是我们配合他们行动,结果是我们唱主角,他们却成了观战者。事后,陈赓同志讲,这次战斗若得到曾万钟第三军的很好配合,将苫米地旅团歼灭是无疑的。未将该旅团全歼,是最可惜的一件事。

由于曾军不能配合,我军弹药消耗很大。为避免过大牺牲,遂以七六九团和六八九团各一部布成游击网,阻击与迷惑敌人,主力撤至云安村、合壁村一带隐蔽待击。一场恶战始告结束。这就是有名的长乐村战斗。

这次战斗。消灭日军一千五百多人。但由于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我们的部队撤出战斗匆忙,缴获甚微,只有六十多支步枪、三挺轻机枪、战马十余匹。战斗中,六八九团和七七二团都曾夺过大炮,但又被敌人夺回去了。

这次战斗,我们伤亡八百多人。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头部负重伤,两日后牺牲。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他作战勇敢,为人忠厚,能团结人,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开追悼会那天,大家都很悲痛,许多同志流了泪。

长乐村战斗结束后,蒋介石还给我们发来了“嘉奖电”,但对贻误战机的曾万钟却没有一点制裁。

长乐村战斗是我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敌人在这里遭到歼灭性打击后,其他各路纷纷回窜。我军各部乘胜追击,又在沁源以南及沁县、沁源间,辽县、和顺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先后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等县,使长治之敌陷于孤立。四月下旬,长治之敌经白晋公路和曲(沃)高(平)公路向同蒲路南段撤退,又被我三四四旅、决死一纵队袭击,伤亡近千。至此,日军的九路围

攻被我彻底粉碎。

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意义十分重大。

其一,经过以我军为主的反围攻作战,不仅打破了敌人企图用分进合击战术驱逐或消灭晋东南我军的计划,而且歼灭日军四千多人,收复县城十八座(其中我军收复十二座,友军收复六座),最后将日军全部赶出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我所控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为游击战争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二,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进一步密切了我军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日军此次围攻,采取了大烧大杀的手段, 所到之处,烧光杀尽方休。洪水、武乡、蟠龙等镇,均化为灰烬。蟠龙镇为辽县、武乡间之大镇,平时商业颇繁盛,此次日军经过,一火焚之。少数房屋未着火者,门窗家具也毁坏殆尽。对人民群众的屠杀更惨不忍睹。武乡境内的马村,被杀者六十多人,妇女多是奸后再杀死,连七八岁的幼女也不放过,惨景难书。敌人用血与火教育了群众,人民从屠刀下醒悟过来,认识到“不抗日活不成”,“不把日寇赶出去,大家不得安宁。”同时,人民群众也进一步看清了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于是,纷纷起来,协助我军作战。在反围攻过程中,晋东南人民,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空舍清野,困扰敌人,给我们带路送信,报告敌情,运送伤员,使我军耳聪目明,行动自如,能适时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

其三,反围攻的过程,对以往根据地建设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在襄垣、武乡一带,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磨擦,反围攻前收回了我派出之工作人员。这样,原先建立起来的游击队的建设就受到些影响,加之成分复杂, 所以,在此次反围攻中,这些游击队和各村之自卫队没起多大作用。而在正大路以南、平汉路两侧之昔阳、辽县、临城、赞皇等地却相反,由于我们坚持了正确的领导,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基干队、游击组,在反围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就告诉我们,根据地建设,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党的领导。任何犹豫和动摇,哪怕是微小的,也会招致损失。

注 释

〔1〕“利害变换线”,就是选择和掌握好跳出敌军合击圈的时机和地点。如果敌军几路兵马同时围过来,跳得太早,会被敌发觉,他就会掉过头,组织新的合围;如果跳得太迟,就会被敌军围住。所以,指挥员在突围前,要计算敌军合击圈直径的大小,侦察各路敌人前进的路线、速度。在“扫荡” 之敌开始活动,即将形成但尚未形成合击圈之前,主力在小部队佯动之下, 跳出敌军预定的合击圈,转到外线,变被动为主动。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①

(一九八九年六月)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在人民群众支持和配合下进行革命战争的指导艺术和作战方法。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人民群众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产生了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和具体历史条件、特别是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作战相适应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都反映着各自的时代特征,并程度不同地表现出群众性、创造性和灵活机动的特点。

十九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上特别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战争指导艺术和作战方法进行了科学总结,为形成系统完备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了道路。在此之后,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斯大林成功地领导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他们在战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自己的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中,逐步产生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一场范围极其广泛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用以战胜敌人的指导艺术和作战方法,在战争实践中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起来。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时,各地武装起义不断遭到失败,战略战术失当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朱德等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逐步形成与当时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游击战基本原则;并产生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割据,波浪式地推进,强敌跟追,盘旋式打圈子等军事政策。这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发展的基础。后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各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中,游击战逐步向游击性运动战发展,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方针提了出来,并且得到成功的应用。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被提高到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广泛运用袭击战、伏击战、破袭战、围困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战法打击和消灭敌人,使游击战的指导艺术得到极大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 深入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探讨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客观规律,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战略防御问题,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战略防御阶段,实行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创造战机,歼灭入侵解放区之敌;后期转入战略进攻,以大规模的运动战结合大规模的阵地战,歼灭战的规模越打越大,这些战略战术思想,集中反映在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和其他的作战文电之中。抗美援朝作战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当时拥有世界第一流现代化装备的军队的作战中,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成功地运用并发展了中国人民解

① 这是徐向前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写的条目,一九八九年六月出版。

放军的战略战术,进一步取得了合同作战的经验,特别是取得了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坚守防御作战和战役战术反击作战的丰富经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国以后通过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和经常性的教育训练,军事学术水平和合同作战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并且多次参加保卫祖国边疆的自卫反击作战, 战略战术得到不断创新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在指导艺术和作战方法上突出地表现了灵活机动的特点。即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以实现在作战中的主动性。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实击虚,扬长避短,敌变我变,不拘一格等等,都是这一特点的生动表述。

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所制定的战略战术,其基本点可作如下概括:

一、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原则下,把战争目的与作战手段辩证地统一起来,革命战争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敌强己弱,一切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术的行动,以及军事技术的运用,更要自觉地着眼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把消灭敌人放在第一位,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

二、坚持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时,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依据双方力量消长,适时进行以调整主要作战形式为基本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依据双方力量消长,适时把战略防御发展为战略反攻,又适时把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和战略追击; 慎重初战,初战必胜;实行有利条件下的决战,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每战力求有准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三、力求实现歼灭战。要求每战均解除一部分敌人的武装,剥夺其抵抗力,俘虏或毙伤其全部或大部人员,摧毁或缴获其全部或大部武器装备,以歼灭敌人有主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在特殊情况下则给敌以歼灭性打击, 以求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力求避免打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一个拳头打人,拣弱的打,在全局的劣势中争取战役战斗的优势,先打分散孤立之敌, 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后取大城市。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实施迂回包围和穿插分割,注重近战和夜战,密切协同动作,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积小胜为大胜,逐步转变力量对比,最后夺取战争的胜利。

四、采取恰当的作战形式。从战争全过程看,运动战是大量歼灭敌人, 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作战形式;阵地战是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重要作战形式,其中,阵地防御战主要用于制止敌人长驱直入和辅助运动战,阵地进攻战在战略进攻阶段将大量采用;游击战进行分散流动的作战,是从战略战役和战斗上配合正规战的不可缺少的作战形式。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紧密结合,互相协同,就能最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五、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要求指挥员熟识和运用战争的客观规律, 力求实现主客观一致,按照变化着的战争情况去驾驭战争。关照全局,掌握关节,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正确地规定打击方向和歼击目标。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退却时反对逃

跑主义。在作战过程中,周密组织侦察,切实掌握敌我双方实际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建立合理的部署,并密切掌握双方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修正既定计划,构成新的判断和决心,积极机断行事,实施符合于实际情况的作战指导。加强计划性,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充分利用敌人的一切弱点,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长处,能动地争取作战的胜利。

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战略战术之所以能够致胜,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战争代表着广大军民的根本利益,广大军民在战争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武器装备等项物质困难,进而夺取战争中的主动权,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重视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重视武器的重要作用,尽一切可能用最先进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人民军队及所有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发扬勇敢战斗, 不怕牺牲,坚韧不拔,孤胆作战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这样的战略战术是人民战争所独有的。

人民战争指导艺术和作战方法的先进性,已经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历史所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战略战术,其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今后的人民战争。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系列过去战争中未曾遇到过的新问题提出来了,必将对战略战术产生深刻的影响。核条件下的作战、包括外层空间在内的立体作战、大规模合同作战和电子战等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为了与现代战争的特点相适应,战略战术需要创新,需要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将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中,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进军

(一九九○年三月)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正式谈判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无理拒绝。这就将面临土崩瓦解厄运的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玩弄“和谈”伎俩,欺骗人民大众,妄图借机取得喘息时间,巩固江南半壁江山,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的险恶居心,暴露无遗,为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和军事顽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四月二十一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百万雄师立即遵令出动, 一举突破敌人的千里长江防线,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战略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全面大进军之日起,疾若狂飚,势若雷霆,所向披靡, 仅至一九四九年底的八个多月内,即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整个战略防御体系。敌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宋希濂、胡宗南五个重兵集团〔1〕,以及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和阎锡山集团残部〔2〕,悉遭歼灭。不久,我军又相继攻克海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五○年六月, 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三百零八万余人,解放十六个省份,完成了除西藏之外的全部中国大陆的解放,也为日后向西藏和平进军铺平了道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标志着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灭亡和人民革命政权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大进军,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和伟大成功,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力量的无比强大,也有力证明了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决策、方针、部署及战役战术指导原则,是正确的。由于这是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最后出现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战略阶段,是各大野战军首次进行的、全国规模的跨战区整体联合作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略大进军、大追击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因而它所提供的经验,尤为珍贵。重温这段历史,认真地学习、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在现今与未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我军指挥员特别是高中级指挥员的军政素质和指挥艺术,不断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无疑会大有裨益。

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驾驭战争全局的发展进程中,确定不同战略阶段的军事政治目的,规定战略任务,实施战略指导,必须以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作根本出发点。一九四九年元旦,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以夺取全国胜利为目的的“将革命进行到底”[1]的战略任务,并据此指导我军取得战略大进军的伟大胜利, 就是全面而科学地观察、分析、判断当时的整个形势,抓住革命链条中的主要环节的结果。

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有利于人民力量的根本变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蒋介石统治集团及国民党军队,则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形势的总特点和发展趋向,正如毛泽东所论断的:“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

① 这是徐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卷所写的回忆文章。

五○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4〕。

战争形势的总特点和发展趋向,是由已经形成的一些根本条件规定的。国民党的政治威信丧失殆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则有了极大增长。制造

内战、屠杀人民的罪魁祸首蒋介石,可以说是达到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初期和中期,从未达到过的极端孤立的程度。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已陷于分崩离析、四面楚歌、无力自拔的政治旋涡中。例如,桂系头目之一白崇禧突然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鼓动伪湖北省参议会通电蒋介石“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寻取途径,恢复和谈”,逼蒋表态; 蒋介石被迫抛出“和谈”声明,施放“和平”烟幕,旋又匆忙“引退”下野, 幕后指挥,并暗地组织力量经营其战略退路(一为西南,二为台湾);李宗仁出台“代理总统”,收拾残局,要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但起死回生乏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蒋介石的嫡系军政要员,根本不买他的账;孙科公然与李宗仁南京政府唱对台戏,亲率行政院人马迁政府于广州,致使“立法院的 CC 系分子步其后尘,南京城空了一半”〔5〕;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互相指责、倾扎、弹劾,犹如乱麻一团,弄得李宗仁“深感为难,以至不知所措”〔6〕等等。与国民党政府这种四分五裂、日暮途穷的状况截然相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却如日东升,光芒四射,成了中国人民的最大希望。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革命的统一战线。大批大批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正纷纷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线方面来。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八年“五一”节发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7〕,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的代表人物,已经或正在成批地进入解放区,与共产党合作共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人心向背的深度和广度,是决定战略进程和战争结局的一个根本因素。敌我双方在人心向背上形成的巨大反差,不是偶然的。“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8〕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蒋介石集团即将灭亡的命运。

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两年半的战争中被严重削弱,人民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均远远超过敌军。一九四八年七月,当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国民党的总兵力仍保持在三百六十五万人左右(头两年的作战, 已被歼二百六十四万人,内有近二百个正规旅),其中正规军二百八十五个旅(师)一百九十八万人。我军的总兵力则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其中正规军一百四十九万人。当时,敌分布于第一线的正规军为二百四十九个旅(师)一百七十四万余人,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战场上,被动挨打,捉襟见肘,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同年九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据此,中央军委确定在战争的第三个年度内,歼敌正规军一百一十五个旅(师)左右。而事实上,形势比人强,一年计划,半年超过。至一九四八年底,我军即歼敌一百四十八个师(旅),并解放了东北全境。这样,就使我党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只需从现在起,

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9〕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结束,我军又歼敌八十个整师、和平改编二十六个整师,合计一百零七万人。经过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战略决战,国民党的总兵力急剧下降到二百零四万人。其正规军虽保持二百二十七个师的番号计一百一十五万人,但大部为新编成或是被歼后新补充起来的,士气沮丧,战斗力已大不如前。我军的总兵力则增至三百五十八万人,其中野战军共有一百八十八个师(旅)二百一十八万人,士气高昂, 武器装备获得很大改善,炮兵、工兵的数量也超过了敌军。我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强大精锐兵团,争取整师整军整集团的敌军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这正是人民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敌军的明显标志。军队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柱。国民党主力在长江以北的各战场上被我军大部歼灭,所剩一百多万正规军又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绵长战线和广阔地域内,蒋介石集团要想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遏阻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进攻,保住他们的半壁河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支持战争的稳固战略后方和经济实力,而我军的战略后方却日趋巩固,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总崩溃的局面业已到来。战争的不断失败,江北经济战略要地的丧失,庞大军事费用的开支,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的财富聚敛,各级官员中饱私囊的腐败风气,使国民党政府债台高筑,财政赤字累计高达九百万亿元

(法币)之多。市场混乱,金融崩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业经济凋敝不堪。蒋介石的经济支撑点是美援,离开美援便无法生存。但在这个时候,美国眼见国民党已“无力应付”倒台的危机,出钱就不那么起劲了。一九四九年三月,美五十名国会议员要求参院外委会将增拨十五亿美元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提案付诸实施,未获通过,就是例证。这对靠美元急救的蒋介石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国民党滥印滥发“金圆券”和强令人民用美钞、银元、黄金兑换的结果,不仅未能解决经济上的“倒悬”之危,反而更加剧了通货膨涨的恶性发展,进一步把大批人民群众推向饥饿、失业、破产的深渊。阶级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使各大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向国民党政权猛烈冲击。广大农民纷纷起来抗征兵, 抗征粮,抗捐税;许多人加入我党领导的南方游击武装,活跃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钳制了大量敌人,构成对国民党腹地的严重威胁。足够的经济力和稳固的战略后方, 是支持战争的基础。基础崩溃在即,国民党政府言战言“和”都失去了资本, 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而已!而在解放区,则是另一种情形。我党坚决地领导了老区和半老区的农村土地改革,使一亿四千万农民翻身,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生产、参军、支前的积极性,为保证战争需要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地区还普遍召开了县、区、乡三级的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权组织经过改造,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兵队伍大发展,成为一支保卫后方、支援前线的伟大战略后备力量。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党派出了大批干部去加强领导,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

《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接收沈阳的经验》、《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等文件,并制定了一系列城市工作政策,在贯

彻落实中取得明显成效,城市群众基本上是满意的。特别应当指出,我党巩固战略后方,增加财政经济力量,完全是建筑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坚实可靠得多。当然,我们也有不少困难,但这与国民党的困难性质不同,是能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克服的。上述各方面的条件,反映了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和形势发展的

总趋向,规定了我党我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然而党中央在制定战略决策和实施战略指导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困难的一面,阻力的一面,即可能导致形势发生逆转和曲折的一些问题。如果不去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它们,就难以保证党的战略决策、战略指导的稳妥可靠性,就不可能统一革命阵线内部的意见,粉碎敌人的种种阴谋,中国革命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第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会不会引起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有顾虑,尤其害怕爆发世界大战。蒋介石和国民党更是寄希望于此,拼命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想靠世界大战的爆发来救他们的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解放战争开始就不断地分析世界形势,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虽然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与必能克服战争的危险。从战争危险到发生战争,是有个过程的。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分布在世界各地,还设有造成打世界大战的成熟条件。敌人宣传大战就要爆发,是恫吓人民的,我们决不能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上他们的当。至于美国出兵干涉问题,党中央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毛泽东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帝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因此,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份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10〕

第二,国民党是真和谈还是假和谈?国民党反动派在处境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求和”,是党中央早就预见到的。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就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的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又进一步分析了出现“和谈” 问题的两种情形,指出:不论我党拒绝和谈或进行和谈,目的都在于揭露敌人,教育和引导群众。一九四九年春,美国官方人士和国民党果然急不可待地发起了一场“和平攻势”,某些“自由主义人士”也起劲地随声附合,劝告共产党和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全面和平”。说穿了,他们就是要划江而治,搞个南北朝,以便“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11〕。为挫败敌人的“和谈”阴谋,党中央一面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并决定组成中共代表团, 在北京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谈判;一面连续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等文章。这就擦亮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使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缓兵之计无法得逞。

第三,“中间路线”有没有出路?我军节节胜利,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 迫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得不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作战转变为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进行顽抗;另一手是在革命阵线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色彩,以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这种“反对派”,就是那些幻想在国共两党之间,形成第三势力,走“中间路线” 的人士。他们既同美蒋反动派有联系,又同革命阵线有联系,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颇有影响力。李宗仁上台后就看中了他们,想借此“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12〕。”同时,国民党军政系统中,也分化出相当一部分俳徊动摇的人。他们虽然承认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又不愿“降共”,不愿向人民低头, 而是希图摇身一变,“体面”地走第三条道路。美帝国主义这时改变策略, 与这些社会力量的存在密切相关。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断送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人民决不容许走这样的道路, 党中央在通过党内外、海内外各种渠道,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明确宣布:一切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力量,或是尚在动摇俳徊的人们,只能选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路,选择与敌人决裂、向人民靠拢的道路,“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13〕。在中国,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第四,如何解决人民负担与战争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军队的持续作战,影响战略后方的稳固,影响整个战局的胜利发展。由于连年的战争破坏和严重灾情,由于我党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付烂摊子,又由于人民解放军即将向全国大进军,急需兵员和物资的补充,这就使人民负担与战争需要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为此,党中央发出了“生产长一寸”的号召,要求不论老区或新区、城市或乡村,必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争取工农业生产水平有若干增长。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一切缴获要归公,机关开支要紧缩。解决军队兵员和物资不足这个主要困难,既要着眼于保障战争的需要,又要考虑到不致造成人民的过重负担,引起城乡民生的混乱和生产力的破坏。鉴于有的大区参军、脱产人数已超过全区人口百分之三以上,毛泽东尖锐指出:这种状况是具有严重危险性的,是和持久方针不相适应的,必然引起新的矛盾。限定各地区的脱产人数,决不能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二点五左右;军队兵员的扩充,着重靠留用俘虏。事实上,淮海战役结束后,二野、三野各部队中的俘虏成份,已普遍达到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左右,证明大量留用俘虏是可行的。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就是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要解决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之间的矛盾,胜利完成向全国大进军的战略任务,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第五,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后,能不能巩固政权?对此,有些人没有信心。他们虽然承认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能够胜利,但不相信我们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巩固政权,振兴经济,建设新中国。有人甚至预言,共产党将象李自成一样,胜利了也会很快腐化,落一个惨败的下场。其实,这个事关革命成果会不会得而复失的重大问题,正是党中央在制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策略时,通盘考虑过的。对此,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作了系统的阐述。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

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4〕。”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同敌人作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报告分析了胜利之后国内外的主要矛盾,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根据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和党内的思想倾向,毛主席特别强调要防止居功骄傲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求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15〕。”

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党中央的回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历史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十之六七规定战局发展的方向和命运,是加速或延缓战争进程的决定性环节。正确的战略决策的形成,一是要有对全局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预见性;一是要有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气魄,二者缺一不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拨开层层迷雾,排除重重阻力,作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决断,就是二者相统一的鲜明体现。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成为统一全党全军和人民意志的锐利武器,成为加速战争进程的强大动力和夺取全国胜利的明确指针。

大进军的战略指挥艺术

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更重要的是主观能力的竞赛。“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6〕。”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进军,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全面胜利,是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超战略指挥艺术分不开的。

渡江战役前夜,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处于战略优势和主动地位的我军, 决心发展胜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的敌军。则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和残存兵力,组织防御,挽救危局。当时,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和兵力部署是:敌汤恩伯集团十九个军四十五万人,布于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白崇禧集团十六个军二十五万人,布于武汉、长沙、赣州、桂林地区:宋希濂集团六个军十万人,布于宜昌、沙市及鄂西地区;余汉谋集团七个军十一万人,大部布于粤北及广州地区;胡宗南集团十三个军二十万人, 布于陕中、陇东地区;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八个军十七万人,扼守甘、青、宁三省:陶峙岳部三个整编师七万人,驻守新疆;阎锡山集团残部六个军七万人,死守太原孤城,西南地区以及绥西、榆林、大同、新乡、青岛等据点, 尚有十个军约二十四万人。总计敌配置的防御兵力,共有八十五个军另三个整编师一百六十六万人。国民党还在福建、江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省,设置了十四个编练司令部,企图把军队再扩充到三百五十万至五百万人。同时,大力加强对华南、西南、台湾等地的控制,准备作为战略退路,必要时“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梦想熬到世界大战爆发,待机反攻。人民解放军经过整编,总兵力达四百万人,其中正规军四个野战军十六个兵团五十一个军二百一十五万四千人。第一野战军二个兵团六个军十五

万五千人,位于陕甘宁地区;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九个军二十八万人,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十五个军五十八万一千人,位于长江北岸的宿松至南通一线;第四野战军四个兵团十二个军九十万人,除已抽出二个军组成先遣兵团

(十二万人)南下豫鄂地区外,均于平津地区;军委直属三个兵团九个军二十四万八千人,围攻太原、大同。另有正在改编的傅作义部二十四万人,驻北京外围;尚待接受和平改编的董其武部六万人,驻归绥、包头地区。上述敌我兵力的对比和部署情况说明,只要我军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集中兵力消灭长江南岸的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宋希濂等重兵集团,以及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集团,国民党政权就会彻底灭亡。

任何一个大的战略阶段,都是由若干战略步骤和战役进程构成的。总揽全局,掌握关节,精心筹划,全面部署,引导战局一环扣一环地向着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是保证顺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关键。这也正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大进军的战略指挥上,首先注重把握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淮海战役尚在进行时,党中央和军委就开始研究向全国大进军的部署问题,划分了各大野战军的任务和进军步骤。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分析了总的形势和我军去江南作战的利弊条件,规定当年我军的作战任务是:“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17〕。”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作了充分估计,提出了应付的对策。嗣后,又对进军时机、战略步骤、打击方向、兵力组成、战役顺序、战场选择、后勤保障、争取瓦解敌军的策略、对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准备、战略大后方的安全保障等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问题,进一步通盘谋划和部署,并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其主要轮廓为: 第一野战军解放并经营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适时以一部兵力入川; 第二野战军协同三野占领华东南各省后,解放并经营西南云、贵、川、康、藏五省(原定二野、三野共同经营华东南地区,后作了调整);第三野战军解放并经营苏、浙、皖、闽四省;第四野战军待改编傅作义部的任务就绪后, 南下解放并经营华中、华南的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军委直属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解放太原、大同后,以两个兵团去西北协同一野作战, 一个兵团留守华北。战略步骤的实施,大体是按照先取华东,次取华中、西北,再取华南、西南的顺序进行的。

第一步,首战华东,围歼汤恩伯集团(四月至六月)。

首战华东的原因在于:一是位于京沪杭地区的汤恩伯部,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反共反人民的死硬派,我军的主要打击对象;二是该集团兵力最多, 是防守华东的主力,消灭了它,华东各省我垂手可得;三是占领国民党首府南京和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能起到极大震撼、瓦解敌人营垒,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四是华东的海岸线和重要港口被我军控制后,可以防止敌军从海上逃跑,也可以有力打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增援或入侵;五是敌人江防弱点十分明显,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的上海地区,南京上下游兵力空虚,便于我军突破;六是防守武汉的白崇禧集团正派人与我“挂钩”,是战是和,尚待观察。从四月二十一日我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跨江而进起,至五月二十七日解放上海止,敌汤恩伯集团基本就歼。此后,三野则长趋直入,向浙江、福建进军,并解放了山东的孤立据点青岛;二野布于浙赣线上,作战略预备队。军委三个直属兵团于四月下旬一举攻克太原,和平解放大同,已可抽出三分

之二的兵力去西北参战。一野进行了陕中战役,解放西安,并和平解放榆林。四野先遣兵团趁白崇禧集团南撤之际,渡江解放了武汉三镇;位于平津地区的四野主力也陆续南下,完成了在武汉、宜昌地区渡江的准备工作。

五月下旬,军委鉴于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对我进行军事干涉

的危险,指出: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 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 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

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袭击和扰乱〔18〕。”具体部署为:以二野全部位于

现地整训,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的武装 干涉;同时,箝制华中的白崇禧集团,准备以一部兵力适时渡赣江配合四野作战。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消失后,再向西南进

军。三野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二个军:以三个军布于南京、镇江、苏州地区,七个军布于上海,三个军布于浙江;另以一个军开往青岛,夺取并守卫该地(后由山东军区部队担任)。四野留一个军位

于河南,准备必要时增援华北。军委直属第二十兵团及四野炮兵纵

队,调往秦皇岛、塘沽海口布防;第十九兵团协同一野歼灭胡宗南及“两马”主力后,留在宝鸡、凤翔地区,作机动力量。有了上述部署和准备,帝国主义不论从南方或北方进行军事干涉,我军均可应付裕如,不致陷于被动失措的境地。

第二步,夺取华中和华南一部地区,解放西北,重点围歼和打击白崇禧、余汉谋、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五个集团(七月至十

月)。

在中南方向:五月下旬,四野主力部队陆续到达襄阳、樊城、孝感、浠水一线,准备略加休整后,按军委要求渡江南进。为配合四野作战,军委决定将二野之第四兵团暂归四野指挥。六月二日,军委

指示:四野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后,即分两路或三路同时动作,

齐头并进,务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迫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象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19〕。”九月间,军委判断白

崇禧集团极大可能不在湖南而在广西境内与我作战,以及我军及早占领广州,打通粤汉铁路,“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要求四野先以陈赓第四兵团、邓华第十五兵团与两广纵队等武装配合,南取广东,而后消灭缩至广西的白崇禧集团。从七月上旬至十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兵分东、西、中三路,连续发起宜沙、湘赣、赣西南、衡宝、广东等战役,解放了江西、广东全省(海南岛除外)和湖北、湖南大部,并争取了程潜、陈明仁部于长沙起义。因白崇禧集团、宋希濂集团力避与我决战,逃脱迅速,致使四野未能实现在湘境和鄂境围歼该两集团主力的战役企图。

在西北方向:七月初,军委直属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归一野指挥。一野兵力由原来的十五万余人增至三十四万余人,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的三十三万多兵力旗鼓相当,但质量上占优势。军委对西北方向的歼敌部署是:力争先后于宝鸡、扶风、郿县地区歼灭胡宗南兵力之半(五至六个军),但暂不占领汉中;于乾县、永寿、邠县地区或泾县、凉州地区,歼灭“两马”主力。尔后兵分两路,一路西取甘、宁、青、新,年底占领甘、

凉、肃三州,翌年开春或夏季占领新疆;一路入川占领川北和成都。这一部署要点,也是从全局着眼的。争取在陕中歼灭胡宗南一部而又暂不占领汉中, 是因为军委估计,国民党广州政府迁都重庆,当在九月至十月间,我刘邓大军入川当在十二月间,“为使伪政府放心迁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故我军暂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20〕而争取歼灭“两马”主力后,年底占领甘、凉、肃三州,继而占领新疆,系为了取得更大石油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21〕。”从七月中旬至九月下旬,第一野战军经扶郿、兰州、宁夏、河西等战役,重创胡宗南集团,全歼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并和平解放新疆。至此,西北五省除陇南、陕南一隅外全部解放,一野遂于十月间开始了向新疆的和平进军。

这一时期,三野猛打穷追逃敌,经福州、漳厦等战役,解放了浙江、福建全省,并攻占了舟山群岛的部分岛屿和闽南东山岛、渤海湾长山列岛等岛屿。绥远董其武部亦宣布起义,接受改编。党中央和军委鉴于上海、福州、青岛等地均告解放,帝国主义的舰队夹着尾巴溜掉,对我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遂解除二野的战略预备队任务,令其准备于九月间出动, 向西南地区进军。十月间,三野第十兵团的三个多团渡海攻打金门岛失利, 遭敌歼灭,令人痛心。军委通报全军:“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在不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22〕。”

第三步,解放广西、西南,围歼白崇禧、宋希濂、胡宗南三个重兵集团

(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底)。

广东战役结束后,白崇禧集团的十五万余人,会合逃往广西境内的余汉谋残部五万余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两恻组织防御,确保左右两江,不支时再向云贵方向逃跑。正如军委九月间判断和部署的:“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

(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赓)邓(华)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十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23〕。”“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 我军应预作准备,适时切断其退路〔24〕。”十一月上旬,军委又指出:“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逃往越南,⋯⋯我四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25〕。”这样,就布下了聚歼白崇禧集团的天罗地网。广西战役从十一月六日开始,至十二月十四日结束,敌除两万人逃往越南境内外, 余均被歼,广西全境遂告解放。

关于进军大西南的部署,早在五月间,军委即指出:“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26〕。”解除二野战略预备队的任务后,针对蒋介石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固守“西南防线”,与我“持久作战”的部署,军委又多次指示:二野主力应待广州解放和四野发起广西战役后,实施战略大迂回, 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宜宾、沪州、重庆之线,断敌退往云南、西康的道路,再以吸引胡宗南部于秦岭地区的一野一部进军川北,与二

野合力围歼胡宗南集团等敌。据此,二野主力与四野一部,从十一月一日开始,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五百公里的地段上,向敌发起多路突击。首先重创屏障川东门户的宋希濂集团于鄂西地区,并解放贵阳,拦腰切断敌西南防线;继而占领重庆,争取了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郭汝瑰等部起义;最后在成都地区与一野入川部队合力完成了聚歼胡宗南集团四十余万人的任务。至此,我军基本上完成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的解放, 剩下来的仅是战略扫尾方面的某些战役战斗了。

人民解放军在八个多月的时间内,以急风暴雨、雷霆万钧之势,解放十六个省,大大超过原定一九四九年内争取解放九个省的计划,为新政协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石。其所以如此,首要的因素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正确、英明而果断,全局在胸,调度有方,着着先机制敌,自始至终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剥夺了敌人的行动自由权。渡江之前,我军就已经在政治上、军事上形成对国民党的强大压力,迫使其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混乱和被动状态中。利用这种有利态势,我军正确区分战略步骤,恰当配置战略打击力量,从大进军的开脚一步起,以“百万雄师过大江” 的先声夺人气势,对准国民党的战略防线和重兵集团,实施连续不断的突破、分割、追击、围歼,决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27〕。”我军决水千仞的强大攻势,愈加造成敌军在心理上、行动上的绝望、崩溃状态,兵败如山倒,完全丧失其行动自由权和抵抗力,特别是当我军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性时,没有被这种现象所迷惑,所吓倒, 而是一面做好应变的部署和准备,一面加速进军步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这不仅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出兵干涉,也使国民党靠美国武力援助或世界大战爆发来救命的梦想完全破灭。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人民的力量才是伟大的。

从战争的实际出发,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制定符合一定战略阶段要求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实施战略指挥的又一个关键问题。“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28〕。我军的战略追击,虽然是根本区别于战略防御的战略进攻的继续,但与战略决战阶段比较,也有其明显特点。这就是我军以绝对优势和主动的地位,实施全面大进军、大追击;而敌军则以绝对劣势和被动地位,实行全线大退却、大溃逃。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战略追击阶段的新情况、新特点,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作战原则,指导我军歼敌制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十大军事原则”的内容。

第一,集中优势兵力,首歼敌人重兵集团。经过战略决战,敌精锐兵团大部被歼,所剩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宋希濂、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集团,士气不振,战斗力大为削弱,又分布在广阔领域内,已难形成有效的战略防御体系。我打掉敌人一个重兵集团,敌就会失去一个战略支撑点, 防御大厦顷刻坍塌一大片,根本无力修补。而且,我四大野战军在每个作战方向上,均能形成压倒敌人的优势,具有歼敌重兵集团的强大战斗力。这与解放战争初期或中期那种先打孤立和分散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解决敌人的重兵集团,仍然必须坚持“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但集中兵力的程度,则视敌情、我力的变化而定, 不必拘泥于每战以三倍或四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兵力临敌。因为这时敌人已经是溃败之师,士无斗志;而我军受经济、供给、兵源、分布留守等条件的限

制,也不可能拿出那么众多的兵力来。渡江战役是关系大进军战略全局的关键一役,围歼敌汤恩伯集团四十五万人。我集中二野、三野两支大军,仅形成一倍于敌的相对优势兵力,就突破长江防线,机动于苏南、皖南、浙北、赣东地区,打破汤恩伯在浙赣路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战线的企图,“瓮中捉鳖”,使汤集团基本就歼。在西北方向,一野加上第十八、十九兵团的兵力,合共三十四万人,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兵力相等。由于采取了“箝马打胡”、“箝胡打马”的作战方针,每战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因而取得了全歼“两马”、重创胡敌、和平解放新疆的重大胜利。二野进军大西南,与协同作战的四野、一野各一部,总兵力不过五十万人左右,但却取得了歼灭包括胡宗南、宋希濂两个重兵集团在内的九十余万敌军的辉煌战绩。由此可见,在战略追击阶段,我军集中一定优势兵力先打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完全必要的、可能的,只要兵力使用得当,战术灵活机动,便能收避害趋利,事半功倍之效,大大加速战争的进程。

第二,先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后取广大乡村。国民党兵力有限,只能以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为基点布防,已无法顾及广大乡村;当我军打击来临时, 则靠退守城市苟延残喘,靠铁路、公路、水路增援或逃命。我军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速战速决,就必须全力摧毁敌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战略战役防线, 夺取这些城市,控制交通要道,使敌人无穴可钻,无路可遁,同时,我军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也更利于增强物资供应力和作战机动力,进一步加速歼敌的进程。“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29〕。” 这与以往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尔后夺取大城市的情形,也是不同的。渡江战役中,我军兵分三路进击合围,以消灭汤集团和占领南京、上海为主要目标。第一作战阶段突破江防,占领国民党首府南京,控制江阴炮台,封锁江面,并切断宁沪铁路。第二作战阶段长驱直入,切断沪杭铁路、宁杭公路和浙赣大动脉,合围南逃之敌,占领杭州。第三作战阶段解放上海, 并相继占领武汉、南昌。渡江之前,军委即电示四野组成先遣兵团南下,要求“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等命,箝制白崇禧部,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30〕。”攻占上海前,军委又电示三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敌人海上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从海上大批运走”,如上海有和平解放可能,力争和平解放,“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31〕。”渡江战役结束后,三野进军福建,径取福州、厦门,控制了从上海至福建的重要海口; 四野进军中南、华南,直下长沙、衡阳、广州、桂林、柳州、南宁,打通并控制粤汉铁路;一野进军西北,相继占领西安、兰州,打通并控制西兰铁路; 二野进军西南,先取重庆,抢占并封锁长江上游,继取成都;等等,无不都是在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同时,注重大城市和交通命脉的夺取,然后再腾出手来,收拾溃散在乡野僻地的残敌、土匪。贯彻这一作战原则,主要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迅猛强大的军事压力,或迫敌来不及破坏城市设施便弃城而逃,在追击合围中予以歼灭;或争取城市敌军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只有在非攻坚城池不可的情况下,才以攻坚手段夺取之(如上海、太原、兰州)。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城市的破坏,有利于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

第三,以大分割、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形式兜住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敌人的防御体系支离破碎,后方空虚,薄弱环节甚多;各防御集团

之间,矛盾重重,只图自保;慑于我军强大声威,力避与我决战,以西南诸省和海南岛、台湾等地作战略退路,见机不妙即大踏步地后撤和逃跑。这些情况,决定了乍到敌占区作战的我军,在贯彻以歼灭战为核心的作战指导思想时,必须敢于打破常规,实行远距离的无后方的运动作战,用大分割、大迂回、大包围的形式,歼敌制胜。渡江战役中,二野、三野总前委针对敌江防被突破后的混乱态势,机断决定放弃由两个野战军主力交叉运动进击南京地区的原定作战方案,改为以三野主力追歼南京逃敌,围攻上海;二野主力则猛插猛进,千里迂回,直下浙赣路的贵溪、横峰、上饶、衢县、金华、义乌一线,断敌退路,拊敌侧背,割断汤恩伯与白崇禧两大防御集团的联系, 从而扩大了战役范围,不仅为围歼汤集团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也迫使白集团不战而撤,放弃武汉三镇,向后龟缩。这是一个创举,提供了战略战役大迂回的新鲜经验。因此,军委要求四野渡江后,亦应象二野一鼓作气打到浙赣线那样,各路“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

〔32〕使白崇禧各部处于猝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的境地。此后军委根据白崇禧集团极力避战的特点,进一步指出:和白部作战,不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33〕。”“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31〕。”这样,敌人缓撤也好,速撤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均难逃脱被我军包围歼灭的命运。在这一作战原则指导下,我军车步并举,大胆分路穿插,不顾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 克服后勤供应不足和气侯不适的困难,对广东余汉谋集团、广西白崇禧集团、四川宋希濂和胡宗南两集团,实施战略纵深大分割、大迂回、大包围,仅三个月的时间,即分别予以兜歼。这就使蒋介石集团退守西南、待机反攻的美梦,彻底破灭。有作战经验的人都知道,敌我双方交战,最忌对方两翼迂回, 拊己侧背,兜抄后路,大兵团作战更是如此。尤其象我军这种靠两条腿实行千里以上大迂回的战法,国民党将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因而一旦出现, 我军也最容易获得出敌不意、乱敌军心、一举歼敌的极大效果。

第四,在高度统一集中指挥下,实施各大野战军的战略战役协同。向全国大进军,我四大野战军全面出动,战线广阔深远,情势复杂多变,而且必须在短时间内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这就要求全军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和军委的集中统一指挥,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部署、作战方针和军事政策,密切协同配合。事实证明,各大野战军和兵团在这方面是自觉的,坚决的,没有发生过干扰、影响党中央和军委既定战略部署、方针的现象,并积极发挥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主动性、机断性,这是保证战略追击迅速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战略大进军,实行全国规模的、跨战区的各大野战军之间的协同作战,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党中央和军委除明确划分各野战军的解放经营地区,协调各野战军的进军步骤、战役顺序外,为加强前线协同作战的指挥,还及时组织或调整战区领导机构和兵力组成。例如,由二野、三野领导组成的总前委, 负责指挥该两部兵力及四野先遣兵团渡江南进;四野主力渡江前,由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四野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华中局,负责领导中南区的党政军工作,并将二野四兵团划归四野指挥;两广战役前,成立华南分局(隶属于中南局),统一两广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协调野战军部队、地方游击武装之间

的关系,组织指挥了广东战役和海南岛战役;在太原前线,由军委三个直属兵团的领导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部队作战,战后将第十八、十九兵团调往西北,划归一野指挥;进军大西南,由二野领导和率第十八兵团入川的一野领导组成西南局,统一西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一野第十八兵团和四野第五十军、四十七军、四十二军暂归二野指挥。我们的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宗旨一致,目标一致,军政一致,上下一致,具有积极协同作战的强固政治基础。这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比拟的。我军在战略大进军的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充分发挥了这个优势,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第五,保持强大军事压力,充分发挥政策威力,争取大规模瓦解敌军。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是,过去在敌优我劣的情势下,争取敌军整师整军的起义、投诚,并不多见;整个集团军的起义、投诚,则从来没有过。解放战争中, 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变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条件变化了,敌整师整军甚至整集团叛敌归我的现象,才逐渐增多起来。我军渡江前,毛主席针对敌仅剩下一百多万军队的状况预计:“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35〕。”并且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准备的,但按照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和平解决敌人的可能性增加了。战略追击开始后,为加速战争进程,减少部队伤亡,避免大城市遭受破坏,我军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原则, 一面不断加强军事压力,坚决消灭敢于顽抗之敌;一面利用敌人营垒的慌乱心理和各派系之间的矛盾,通过各种渠道,展开政治攻势,注意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大力瓦解敌军。例如,当四野主力渡江南进时,军委认为湖南的程潜、陈明仁部有起义的可能,如该部起义,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有极大政治作用。特电告四野:“现令香港方面认真进行此项工作,请你们亦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36〕。” 在四野派人与程潜、陈明仁谈判过程中,军委又指示:该部起义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 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 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37〕。”这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很快推动谈判成功, 使长沙等地获得和平解放,有力震撼了国民党营垒。西南地区我军争取云南卢汉、西康刘文辉两部起义,打破国民党残部退守边远地区的企图,也是一个重大成功。这一阶段,我军用和平方式先后解放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全省及四川西部等大片区域,加上其他城市起义、投诚的人数,共达一百零二万余人,占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事实证明,在我军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大量争取敌军起义、投诚,进行和平改编,是完全必要的、可能的。

第六,形成前后方一体化的后勤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大兵团远距离进军作战的需要。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明确提出: “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

〔38〕。”我军过去的后勤保障,是以各大战区为单位自行组织、自行解决的,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指挥,已不完全适应战略追击阶段的需要。战略大进军,出动兵力众多,占四百万人民解放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需要的粮食和作战物资的数量之巨,是空前的;要求部队猛打猛进,神速运动,实

施远距离的连续行军、连续作战,迅速包围和歼灭敌人;行军作战区域是群众尚未发动的新区,又面临极为复杂的地形条件,包括南方的崇山峻岭、水网交错地带,西北的戈壁沙漠、人烟稀少地带,以及隔海峙立的若干沿海岛屿等。这就大大增加了后勤保障的艰巨性、急迫性、复杂件。只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积极发挥各战区的能动性,真正形成强大的前后方一体化的后勤保障体系,才能确保大进军战略任务的完成。为此,军委决定,将后勤工作由各战区独立自主、分散经营的方针。转变为全军统一领导、分区负责的方针,在统一集中方面,属于全军的后勤工作,由军委后勤部统一组织,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领导;划一全军供给标准;健全和充实全军后勤系统的编制,各野战军统一编设后勤分部、兵站、医院、辎重部队、汽车部队等专业部队;战略后方的军火生产和供应前线的重要物资,由军委后勤部统一安排和调拨;经军委后勤部申请,中央财经委员会拨出银元二千三百五十五万元,供各野战军在新区使用等。在分区负责方面,由各大战略区和野战军组成各自的兵站运输线;自筹大部粮食、被装、医药和作战物资;动员和组织民工、民兵支前;自行组织战勤支援和随军保障等。例如,在军委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四野从京津地区南下和进军中南,以华北、华中地区作依托,采用前方以汽车为主、后方以火车为主的运输方式,建立了北起京津、南至长沙的补给运输线;二野进军大西南,以华东地区为依托,建立了自南京、上海经武汉至岳阳、宜昌,以及经樟树、南昌至长沙、衡阳的兵站运输线。党政军民齐动员,前方后方同努力,战胜敌机的轰炸和土匪的袭扰、破坏,保证了这些运输线的畅通,在我军后勤机械化程度很低,各种保障手段相当简陋的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后勤保障的最大优势。渡江战役中, 地方党组织与部队配合,共动用民工三百余万人,运送粮食数亿斤,筹集各型木船近万只,参战船工亦达万余名;山东、苏北还建立了十六个民工团, 随军服务,有力保障了渡江战役的作战需要。海南岛战役是一次大规模的渡海进攻战役,毛主席指示“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渡海部队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筹集了充足的粮食、船只和作战物资,弄清了海情、敌情,在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的大力配合下,一举摧毁敌人的现代化立体防御,渡海成功。战争伟力的深厚根源在民众之中,我军后勤保障的前后方一体化,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踊跃参战、支前分不开的。

上述作战指导原则,在我军战略大进军的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是新的战略发展阶段的产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作战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战略指挥是把握战争全局的高难度的军事指挥艺术,是攸关战局胜负的核心问题所在。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就是针对战略全局的指挥而言。毛泽东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39〕。” 大量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全面大进军阶段的战略指挥,无疑是娴熟驾驭战争全局,照顾好“最吃力的地方”的一个典范。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人民解放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来就不是单纯地为打仗

而打仗的。它不仅是一支消灭敌人武装的强大军事力量,也是一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改造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在向全国大进军的战略阶段,全党面临着从夺取政权向巩固政权的过渡,从长年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过渡,从以乡村工作为重心向以城市工作为重心的过渡,要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要克服严重的经济

困难,要把各阶层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任务是极其复杂艰巨的。既肩负起战斗队的任务,又肩负起工作队的任务,是党中央和军委赋予我军的光荣历史使命。

一九四九年二月,毛泽东鉴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

结束,国民党主力已被消灭,今后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接收 和管理大城市及经营广大新区的重要性、艰巨性,将不亚于作战任 务,因而在《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 地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要求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

管理城市。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付资产 阶级,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动员和组织青年,团结和训练新区的 干部,管理工业和商业,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 “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 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40〕。三月间,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里,又进一步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 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只要国内还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还存在着

帝国主义,这支军队就仍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 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41〕。”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是党中央和军委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实保证。

向全国大进军的中后期,随着战局的胜利发展,战役战斗的逐步减少, 接管和经营新区便成为我军的主要任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打击敌人、团结群众、建立政权、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的有力武器。树立全盘的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军胜利完成工作队任务的关键一环。不论在渡江之前的准备工作中,或是在战略追击阶段的工作进程中,政策教育始终是部队各级领导注重抓紧的主要课题。

这一时期,我军执行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项,接收和管理城市

从一九四九年四月渡江战役开始,至年底成都战役结束为止,江南和西北的一百多座城市,包括上海、南京、福州、南昌、武汉、长沙、广州、桂林、贵阳、成都、昆明、西安、兰州、银川以及山西的太原、山东的青岛等国民党长期盘踞的政治经济中心,均落入人民手中。接收和管理这些城市, 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对于重要城市,我军入城后一律采取军事管制的形式,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宣告的约

法八章〔42〕行事。约法八章是党的城市和新区基本政策的一个缩影,简明易懂,威力甚大。事实证明,只要广为宣传,付诸实施,便能很快起到安定秩序、稳定人心的作用。属于原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各系统、各部门及官僚资本,一律由军管会派人接收和管理。大区、省、市政权机构的建立,采取先成立军政委员会或委任临时政府的办法,逐步向正式机构过渡。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市委、市临时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召开了上海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效果很好。毛泽东认为代表会议对于加强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发动群众协助政府克服困难,进行各项建设工作有重要作用,应予推广。并且指出:“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43〕。”接着,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请各地报告城市和农村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中央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等文电,推动了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普遍召开。在此基础上,全国于一九五

○年就建立了华北、东北两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二十九个省及二千一百多个市、县的人民政府,使全国的政权建设初具规模,在镇压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保护人民的和平建设,支援大进军的最后胜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军接管大城市后,遇到的突出困难是金融和物价问题。一方面,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就是一付烂摊子;另一方面,战争尚在进行,军费开支很大, 加上天灾匪祸等原因,使我们的财政收支入不敷出,赤字严重。资产阶级和社会投机势力趁机捣乱,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破坏民生,严重威胁经济的运转和人心的安定。上海市闹得最厉害,不法资本家要在经济上同共产党较量。六月间,该市军管会派出部队和公安人员,一举包抄了搞金银外币投机活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一批捣乱金融市场的主要投机倒把分子,给破坏人民经济生活的资产阶级势力以沉重打击。为稳定市场物价, 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我军与地方党组织相配合,从各地调运大批粮食、物资,于十一月间在各大城市统一投放市场,按国营牌价出售。使物价下降率迅即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投机行业纷纷破产。从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五○年四月,由于各大城市的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密切配合,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有关财政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因而有力打击了资本主义投机势力,平息了三次大的物价上涨风波,制止了国民党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人民生活趋于安定的好局面。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我军从接管城市起,就注意面向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保证其他一切工作,均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国营工业的生产和交通运输的畅通,是各地军管会的工作重点所在; 同时,注意发挥私营工商企业的积极作用。至一九四九年底,我们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已占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点三,控制了全国的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棉纱、交通运输业的绝大部分或大部分,奠定了国营经济的主体领导地位。为保障战争的需要和经济的交流,我军的工程兵和新建立的铁道兵部队,在各地军管会、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抢修铁路、桥梁,保证了全国交通大动脉的畅通。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各地军管会派出大批经过训练的干部到工矿企业担任领导职务或军代表,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排解各种矛盾、纠纷(当时比较突出的是工厂开工问题、工人失业问题、工人

工资问题、劳资之间的关系问题、煤荒问题等),并在实践中逐步学会领导生产,掌握生产。这样,我们就迈出了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第一步。那时从军队输送到工矿企业和其他部门的许多干部,后来大都成了经济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保证。我军渡江之前,曾普遍而深入地进行过加强纪律性和城市政策的教育,因而入城之后,各部队均能严格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行事,在群众中树立了纪律严明之师的光辉形象,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拥护。这是我军能够在城市中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也有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如有的部队擅自派兵进入外国使馆人员的住宅;有的擅自命令地方电影院、戏院、澡堂免费向部队开放;有的蛮横无理,违反铁路规章,乘坐火车;有的不经请示报告,随意处理军管物资等等。这些现象虽然是个别的,但影响很坏。发现后,各部队均作了严肃处理,教育各级干部引以为戒,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

第二项,改编和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及被俘人员

大进军阶段,国民党起义、投诚和被俘人员的数量猛增。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起义、投诚达一百零二万余人,其中成建制的有八个兵团部、二十八个军部、七个军零一百三十个师;俘虏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合计共二百一十五万余人。尤其在西南地区,数量最大,情况最复杂,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军队达九十万人,其中有地方实力派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某些头面人物乘混乱新网罗扩编的部队,以及地方团队和游杂武装等。对于这些人员进行改编、溶化、安置、处理,工作量大,政策性强,时间紧迫,弄得不好,就会造成破坏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我各大野战军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包下来”的方针及有关政策,对起义、投诚、被俘人员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改造和处理。第一,对起义有功的高级将领,由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安排适当职务。第二,属于成建制起义、投诚的部队,原则上一律调离海边防及重要城市,指定驻地,进行改编。改编时我军派军事代表团或工作队参加,宣布政策,调整组织,举办军官集训,在士兵中开展诉苦教育运动,务求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的全面改造。尔后,一部分成建制地编入我军(如陈明仁部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陶峙岳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二兵团,董其武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三兵团, 张轸部改编为第五十一军等),或与我建制部队合编,大部分分散补入我建制部队溶化。第三,军官经教育改造后,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凡起义有功人员,可在部队留用或去地方安排适当职务;青年知识分子类型的下级军官, 有培养前途者,部队继续留用,或送专门学校深造;确有军事学识或专业技术(如各军兵种、通讯、医务人员等)为我军必需者,只要政治上愿意向人民靠拢,分配到军事院校或有关部队,从事教育工作、专业技术工作;要求回乡的一般军官及老弱残疾人员,原则上遣返回乡,由地方给予生活出路; 作恶多端而又无立功赎罪表现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有些送司法公安机关处理,有些交地方由群众监督改造。第四,对于被俘士兵,一部溶入我军;一部遣送回乡,从事生产劳动。

改编国民党部队,特别是改造中上层军官,是一场严重斗争,必须坚持孤立和打击少数、争取和改造多数的原则,稳妥慎重,逐步处理,既不能和平麻痹,掉以轻心,又不能操之过急,蛮于胡来。对于有些反动军官阴谋组织叛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应采取果断手段,及时予以揭露和粉碎;叛变

发生后,则应坚决、迅速、彻底消灭之,否则就要吃亏。例如,程潜、陈明仁于长沙率部起义后,白崇禧趁起义部队情绪未稳之机策反成功,致使四万人叛变南逃;我军一部在追击中轻敌麻痹,遭敌伏击,损失八万余人。傅作义部在改编中有一万七千人逃往绥远,给争取董其武部早日接受改编,增加了阻力。原云南暂十三军一个团叛变,杀我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八十余人。贵州起义部队的叛变人数达五分之二以上,与当地土匪合流,形成严重匪患。四川原十六兵团一个师叛变,经十天战斗方被我消灭。这些血的经验教育,说明和平改编并非完全和平。毛泽东说:“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44〕。”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项,剿灭土匪

我军进行战略大追击的过程中,以首先占领城市和控制交通要道为主要目标,不可能完全顾及广大乡村。大批国民党残兵败将,趁机转入乡野山林, 垂死挣扎。他们与地主武装、会道门组织、土匪队伍合流,象滚雪球似地发展起来。建立基地,组织暴动,武装游击,烧杀抢掠,妄图待机配合国民党残存兵力卷土重来。例如,仅贵州省就有二十一个边睡县城被土匪队伍控制, 公然建立“政府”,发行匪币,与台湾国民党建立电讯联系,梦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举行反攻;大别山区的十四个县,亦基本上被土匪控制;溃散在青海地区的马步芳反动军官,网罗散兵游勇,在大通、门源、湟中等十余县内组织暴动,企图消灭我驻守青海的部队;一九五○年的头一个月内,华东的土匪袭击我县、区、乡人民政府一百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一百二十名干部惨遭杀害。当时,我们的征粮任务极重。部队要吃饭,城市人民要吃饭, 粮食来源只能是农村。但是,由于土匪活动猖獗,威胁农民抗拒征粮,大肆抢劫、焚烧公粮公盐,不断破坏铁路公路,致使我征粮任务的完成受很大影响,也严重阻碍了城乡物资交流,进一步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至一九五○ 年初,全国土匪武装已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并有继续蜂起蔓延的趋势。其中华东地区五万九千余人,中南地区二十八万八千余人,西南地区六十五万五千余人,西北地区四万二千余人。不彻底消灭土匪,便无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保障社会的安宁。

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起,我军按照党中央和军委的统一部署,先后抽调了四十一个军部一百四十个师共一百五十余万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剿匪过程中,各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规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制定剿匪方案,结合民主改革、减租减息、清霸镇反,深入发动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各地区情况不同,进度也不一样,但一般均经过以下步骤:第一步,集中兵力,重点进剿。所谓重点,即土匪势众,为患极烈。严重威胁我交通命脉、腹地安全和粮食来源的地区。我首先集中相对优势兵力,以各大区为单位统一指挥,全力施剿。对某些小股土匪聚集的偏远贫瘠地区,留待以后解决, 以免分散兵力。第二步,点面结合,分区驻剿。重点地区的大股土匪被消灭后,我军即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按部队驻地划分清剿区域,加强面上的控制,在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进剿偏远山林地区的小股匪徒。由于土匪边剿边起,不断零星发展,且大都聚散无常,利用险恶地势与我周旋,因而这一

阶段需反复迸剿,象梳头一样,梳了又梳,进剿中利用大股土匪被消灭和群众初步发动起来的有利形势,加强政治攻势,瓦解土匪队伍,对省与省、县与县之间的接合部地区,相关的部队组成剿匪指挥部,统一行动,密切配合, 以免使土匪漏网。第三步,结合减租、土改、镇反等斗争,深挖潜匿的匪首和骨干。在战略追击阶段中,我军主要是完成了第一步的任务,集中兵力进剿匪患严重的浙江、福建、苏南、皖北地区;鄂豫皖边、湘赣边、粤桂边、广西十万大山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的腹心地区;陕甘宁边、青海、宁夏地区。共消灭和瓦解土匪百万人,使大股土匪基本就歼。同时,部队还结合剿匪,发动群众,减祖减息,建立乡村政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第二步、第三步的剿匪任务,直至一九五三年底才告完成。我军先后共消灭土匪二百六十余万人,创造了在中国大地上使土匪消失的历史奇迹。

第四项,向新疆和平进军

一九四九年九月,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在我党积极争取下,宣布接受八项和平条件,通电起义。十月,我第一野战军一部(一兵团部及二军全部、六军两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开始向新疆进军,至一九五○年三月,胜利完成了进军任务。向我国最大的省份新疆地区和平进军,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

向新疆进军,路途遥远,气候寒冷多变,要穿过大片大片的戈壁荒原和沙漠瀚海,后勤物资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党中央与苏联联系,双方商定由苏联民航局派出三十架伊尔运输机(后派出四十架),帮助我们空运部分军队和物资进疆。中央军委又从华东军区抽调四百余辆汽车,从华北军区抽调一百余辆汽车,担任支援部队进疆及转运物资的任务。一兵团及二、六军的后勤部门自筹部分汽车,加上部队的原有车辆,进疆的汽车达七百余辆。在河西走廊及各地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进疆部队共筹集骡马、骆驼四千四百余匹,棉衣、皮衣、皮帽、帐篷和其他军用物资二十八万一千余件,粮食三万三千吨,基本上能够保证进疆部队的需要。进军过程中,经苏联民航运输机运送部队近二万人(从酒泉至哈密四千余人,从哈密至迪化一万五千人),军用物资十二万七千公斤,对我军争取时间进疆起了重要支援作用。车运、步行极为艰难困苦,是人与大自然的拼力搏斗。广大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戈壁、沙漠、暴风雪、缺水少粮、腿脚浮肿、敌人破坏、伤病号增加等各种困难,行程最长达四千余公里,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接管了南疆、北疆、东疆的防务。

新疆的主要民族是维吾尔族,当时人口约三百余万。他们拥有一支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在过去的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45〕党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及其他各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 进行民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46〕据此,部队于入疆之前,普遍进行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团结维吾尔民族军的教育;入疆之后,严格执行“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维吾尔民族军一道,紧紧依靠当地的各民族人民, 及时平息了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少数反革命分子在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等地发动的叛乱,团结教育了广大国民党起义官兵,稳定了新疆局势,逐

步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从此,新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人民当家作主和积极从事和平建设的新天地。

人民解放军执行工作队的战略任务,对国家、对人民、对军队的自身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在革命大发展而地方工作力量奇缺的情势下, 军队派出大量人员执行工作队的任务,确实起到了向地方各条战线输送干部,稳定全国局势,巩固革命成果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军队在直接面向社会、深入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接触大量新事物,处理许多新问题,从而不断提高着自身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有力改善着部队的素质。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既能担负战斗队的任务,又能担负工作队的任务,正是这支军队的主要特点和优点之一。

全国解放战争后期的伟大战略进军,以敌人的彻底失败和我们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正确进行战略决策、部署和指挥的结果,是我军广大指战员连续作战、不怕牺牲、勇挑重担、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节衣缩食、大力支援的结果。战略大进军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奴役中国人民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注 释

〔1〕汤恩伯,浙江武义县人,时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白崇禧, 广西省临桂县人,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和华中军政长官。余汉谋, 广东省高要县人,时任国民党华南军政长官。宋希濂,湖南省湘乡县人,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第十四兵团司令、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浙江孝丰县(今属安吉)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总长官和参谋长。

〔2〕阎锡山集团残部,当时被困守太原,共有六个军七万余人。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二七页。

〔5〕《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九三七页。

〔6〕《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九三七页。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八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一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二八页。

〔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2〕《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九三一页。

〔1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4〕《毛泽东选集》祭四卷第一四二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

月版。

〔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三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7〕《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二九页。

〔18〕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电。

〔19〕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电。

〔20〕参见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21〕参见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22〕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电。

〔23〕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电。

〔24〕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电。

〔25〕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电。

〔26〕《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三八页。

〔27〕《孙子兵法》军争篇。

〔2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七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2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30〕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电。

〔31〕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电。

〔32〕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电。

〔33〕《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三九——三四○页。

〔34〕《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四二页。〔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36〕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电。

〔37〕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电。

〔38〕《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三○页。

〔3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七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五七——一四五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3〕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4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二五—— 一四二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45〕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电。

〔46〕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电。

深化国防教育,振奋民族精神

(一九九○年四月)

在《军事世界》创刊两周年之际,编辑同志要我就国防教育问题谈点意见。这是个大题目,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重要问题。

国防,不仅仅指武装力量,它是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等诸方面因素的总和。在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国防更有其新的含义。那种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无数事实证明,国力强则国家安,国力弱则受人欺。世界上一切主权国家,都十分重视国防教育,不断强化公民的国防意识。一个有国无防的国家是要吃尽苦头的。没有国防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近百年中,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华民族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饱尝了亡国奴的痛苦。这种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

现在,国际上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出现了缓和的趋势,对抗开始转向对话。但这不等于说没有战争的危险。实际上,军备竞赛一天也没有停止。不论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还是法国的“尤利卡”计划,或者是西德的“欧洲防御”计划,都是着眼于二十一世纪,都在加强自己的国防能力。我们的人民要善于站在国际的制高点上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密切注视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妄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的阴谋, 绝不能放松警惕性。

国防教育要把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作为中心内容。爱国主义是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种推动各民族向前发展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转化为战斗力、生产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祖国的旗帜下,发扬中华民族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那么,十一亿人口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中国人民有志气,不怕压,不信邪,我们将在外国反动势力的封锁、制裁中奋起,将会为人类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防教育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要健全各种法规,完善各种制度,开拓多种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希望在全国造成关心国防教育、支持国防教育的好风尚。通过国防教育,树立“居安思危”的思想,筑起国防观念的大堤,振奋民族精神,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奋斗。

① 这是徐向前应《军事世界》编辑的约请而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