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设计招标

  • 没有路的地方,才是他们的路。为了能给秦王川那片焦土上生活的农民,多浇一亩地,尽量尽量地多浇一亩地,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着那条理想之路。
  • 世界银行把在中国消灭贫穷的重点放在西北地区。因为世行看待中国的西部就像世界上的南部非洲一样。世界银行对地球上这一块黄皮肤人种生存的贫困地一直投入关注的目光。
  • 郑载福、张豫生发现日本人对盘道岭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而且在3个投标公司中报价最低,两人有点迷惑不解。

早期勘测引大入秦工程

1956年,甘肃省农林厅水利局提出把大通河引到秦王川的计划之后,勘测这条引水渠的工作就立即展开了。

水利局工程师陈宝珍首先受命勘察这条水路,他带着一支勘察队,到永登秦王川看过那一片广大的旱川之后,又跨过庄浪河往西南前去看大通河。

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大都看惯了浑浊的泾河,也看惯了掺和着从黄土山地冲刷黄土而变得发黄的渭河。但人们不会想到,在甘肃大地上,竟还会有大通河这样一条如此清澈的河流。

弯弯曲曲的流水,从那色彩斑斓的河床流过,仿佛透明的纱一般薄软轻柔,似乎这里从远古至今从来没有受到过黄土运动的干扰。

大通河把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划开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把中华民族对于行政版图的占有划开了一条界线,也把气候的干冷和温湿划开了一条界线。

大通河两岸有稀疏的村落和小镇,有一座一座吊桥把险峻的崖岸连接起来,山头的藏民插箭的箭垛还显示出佛法僧三宝的威严存在。

大通河沿岸,一道道篱笆墙围堵起的小院里,掺和了河西屯子和青海藏族的土楼特色的木石结构的小屋紧紧地镶嵌在高高耸立得不见峰顶的青山脚下。

一垛垛的柴禾,一架架的椽檩和插在陡坡似的石板小院里的篱笆墙,就像悬挂在绿色山崖上一样。

一架架吊桥连接着从篱笆墙伸出来的小路,把小屋和外面的世界沟通起来。

天堂寺就在大通河的上游,它是一个小镇,属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管辖。

临河的村镇一条街道贯穿东西,居民房屋高低错落,带着浓厚的藏族居民风格。但从街上看,近街的房屋都是高高的土围墙遮掩着,只有一些树木伸出墙头。

天堂寺是镇上一座藏族黄教寺院,早晨的太阳从阴门山升起,万道金光照耀着佛殿上的阴阳鹿和法轮,轻风吹拂着悬挂于寺院中的红色白色印上经文的长幡,一个个巨大的经轮在人们的手中拨动着。

踏勘队翻越了数十座高山,越过无数的沟涧,来到了大通河附近的天堂寺。

大家粗略一算,如果把大通河水从天堂寺引到秦王川,再建起网络似的干、支、斗、毛渠,形成一个灌溉系统,这些大大小小的渠道纵横达700余公里。

由于当时的大通河还没有公路,陈宝珍他们是骑着马走完这一段路程的。

沿途地势异常险峻,地质条件复杂,而且当时的技术水平不高,大家在这条渠线上,每走一尺,都要克服无法想象的困难。

陈宝珍回来水利局之后,他写了一封长长的报告,否定了这个设想。

1958年,定西地区水利局派技术员陈怀德率领一个小组,对引大入秦线路又进行了大量的勘察测量。

由于条件异常艰苦,测量人员中有些人闹情绪,他们丢下工作回去了。

但陈怀德并未因此而罢休,他继续进行艰苦的勘察。但是,由于他引用的资料有很大误差,结果算错了高程,也得出了一个否定的结论。

重新勘测引大入秦线路

1970年,甘肃遭遇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尤其是永登、皋兰两县。

在甘肃省水电设计院的会议室里,设计院的领导和专家们,邀集兰州市、永登、皋兰两县有关人员讨论如何解决两县的严重干旱问题。

皋兰是兰州水车的发明者段续的故乡,与永登相邻。而一片百里的秦王川,却把两个县10多万生灵陷入困厄之中。

农民们在田里铺了一犁刀扎不透的砂子,但仍然抵挡不信酷热的毒日头,有机生命最宝贵的水份被从巴丹吉林、腾格里以及毛乌素三大沙漠刮来的干热风带走。

这场关于永登、皋兰干旱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1972年,但人们都没有提及大通河,也许是以前的两次踏勘把大家的奢望扑灭了。

他们提出了引庄浪河水到秦王川的设想。这个设想是在金嘴水库把水引到天祝县境内的华藏寺,提高水位,使河水回流到北边的秦王川。

但是,这一方案只是可以灌溉20万亩土地,仅相当于秦王川面积的五分之一。而且庄浪河只有一小股水。大家讨论的结果是:此路不通。

这时,人们的思路开始转了一个大弯,又转到引大入秦上来了。

重新提出这一倡议的是甘肃省水电设计院的宋维光和王嘉珍。他们骑着马从天祝门河一直到天堂寺,由天堂寺开始沿河而下,跋山涉水,将沿途仔细看了一遍。

宋维光和王嘉珍回到水电设计院后,提出引大通河水是有可能的。

于是,甘肃省水电设计院任命总工程师谭绍材为队长,重新组织了一支队伍上大通河。

这一次,他们没有到天堂寺,而是在距离天堂寺20公里的大水池作为引水渠首,定下高程为2100米。

谭绍材是有名的水利专家,他定下的这个高程是有一定权威性的。

当谭绍材的2100设计报告出来之后,设计院的专家们有的表示赞同,有的提出看法。尤其是一些老工程师,他们认为地质条件差高程低了。

谭绍材设计的碎石沙土渠道比降为六千分之一,黄土渠比降为八千分之一,岩石渠道比降为五千分之一,隧洞为三千分之一。

这样一来,渠道坡度平缓,水头不够,将会有14万亩土地仍然无法灌溉,还必须在石井子做一个扬程为80米的电力提灌。

2100方案在人们的评价议论中搁置了3年之久。

1975年冬天,设计院又组织了一支勘测队伍上大通河去。全队共16个人,包括冯显德、杨思荣、王福滋、贾玮、赵宗仁、曹相云、王长有、卯长春、陈广寿、韩长跃、王耀亮、王书本,还有3个司机、一个医生。

工程师冯显德是设计院生产组的负责人,也是这支勘测队伍的领队,他当年对2100线路提出的意见最多。

冯显德为了确证2100纵坡偏缓的问题,到城建局测绘局买到河谷段万分之一地图,他还怕不精确,又买到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来研究。

这一天,冯显德和工程师贺志先、王福滋在水利厅三楼一个套间里,他们热烈地讨论去天堂寺的事情。而后向副院长王钟浩提出了建议。

在王钟浩的支持下,这个艰苦工作便落到了冯显德身上。

就在天寒地冻的一天,勘察队迎着凛冽的朔风出发了。

他们第一站到青海省门源县,门源是大通河上游的县城。从这里出发,翻越冰川雪峰穿过险恶峡谷,到了青海省漫达。

大家经过讨论,从这里引水,高程够了,但地处青海,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恐怕引水纠纷很难避免。于是又由漫达前往天堂寺。

他们在自己的测量日记上用冻僵的手,重重地记下了天堂寺这个高程。而后沿河而下,找寻他们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一条渠线。

青藏高原的隆冬,只能用酷寒来形容。冷龙岭是一条冰川覆盖终年积雪的山巅。

严冬的大通河被白玉似的积冰封锁着,那被禁锢在冰下河道难以容纳的激流,不时愤怒地冲击着冰盖发出令人森然的冰裂声。

严冬摆在冯显德等人面前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山雪谷。他们不是平常的旅人,去到那平坦的道路行走,他们不是樵夫和猎人,不能藏身在浓密的松枝下躲避刺骨的风雪,他们是从没有路的地方寻找一条特殊的路。

有时,这条路在深深的大山腹中,而他们却要站在风雪迷漫的山巅测出那条穿山而过的水路。不能高,不能低。按照严格的经过千百万水利科学家研究出来的“比降”来行走。

没有路的地方,才是他们的路。为了能给秦王川那片焦土上生活的农民,多浇一亩地,尽量尽量地多浇一亩地,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着那条理想之路。

就在那90个严酷冬日中的一天,大雪铺天盖地下着,朔风卷着雪团从山谷冲上山顶,又从山顶落入深谷。

在这样的天气里,秦王川的农民也许正关严门户,坐在热炕头上,煮一锅热喷喷的洋芋,剥着吃着,从破窗纸里望一天大雪,希望下得再大再大,好给干渴的土地多留下一些水份。

而此时此刻,冯显德他们却正被大雪困在山上,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带路的王长有带着一支步枪,他让大家跟在他后面慢慢走,他要打只野鸡、野兔什么的,解决大伙的饥荒问题。大伙离他近了,会惊走野物的。

这样大的风雪,连野牲畜都躲在窝里不出来。王长有走了好久好久,都没有找到猎物。

这时,王长有听见熊瞎子在呜呜叫着,他虽然拿着枪,但不敢和熊瞎子玩把戏。

记得当年陈宝珍工程师在否定“引大”的报告里,其中有一条就是这里野兽很多。野兽多了伤害人,他们只有一支枪,何况这枪是给饿了两天的人拿着,已无缚鸡之力了。

王长有躲开熊瞎子,冯显德他们远远地跟着。

突然,一阵狂暴的风雪向他们扑打过来,人睁不开眼,帽耳子和胡子茬上结满冰凌子,他们用胳膊遮护着眼睛艰难行走。

但是,等这阵暴风雪过去,大家发现王长有不见了。王长有是出了事还是把他们给拉下了,大家十分着急。

面前,有一条陡峭的山沟,他们猜想王长有如果出事,很有可能掉下沟去了,大家便下沟来找。

他们刨开半人深的积雪,费尽力气,也没有找见王长有,就攀着崖壁上的松树,慢慢地上到山顶上,这是只能上不能下的陡坡,谁知上来的地方却不是原来下去的地方,大家把方向位置全搞错了。

谁也说不清他们现在在哪里,怎么样到他们的救助人员临时的营地去。就连3年前走过一次天堂寺的卯长春也记不得了。

下也下不去,回也回不了,饥饿在无情地折磨他们衰弱疲惫的身体。

赵宗仁是陕西人,毕业于西北动力学院的,他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镜子,这个总爱说他是属狗的工程师,在饿得前胸贴后背时不断地念叨:“妈的,有一碗羊肉泡馍多带劲。”

赵宗仁想吼几句秦腔,可是一张嘴就是满嘴风雪憋得喘不过气来。他心中陡地升起一股崇高的悲壮来,拔出藏式腰刀,在身边的大树上刻下这个悲壮的日子。

大伙都想说一句什么话,可是声咽气塞,风雪把他们激昂的话语传得很远很远。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不知他们又走到什么地方,他们听到了枪声,听到了王长有呼唤他们的焦急的枪声。

经过多少迂回曲折,最终历史没有辜负冯显德、赵宗仁他们。他们终于勘测得出结论:

引大入秦是可行的!

1977年9月,省委书记宋平正式批准立项,引大入秦为甘肃省基本建设项目。

世界银行资助引大入秦

1985年,世界银行副行长欧内思特及夫人一行10人一来甘肃,就到定西地区考察,他们看了陇中农民的水窖,看了他们灵巧双手编制的草编工艺品。

引大入秦工程在争取世界银行的贷款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甘肃省委、省政府曾多方奔走筹资。

再上“引大”,资金短缺对甘肃这个贫穷的省份来讲成了最突出的问题。

水利部派一位有关领导到“引大”工程上来,做了一年工作,结论是这个工程不可能,一则隧洞工程巨大,二则面临世界性技术难关。

隧洞工程界认为,隧洞越长,技术难度越大。而“引大”的盘道岭隧洞15.72公里,比我国最长的大瑶山隧洞还长1.4公里,为世界上包括公路、铁路和其他隧洞在内的10大长隧洞之一。

根据资料,一般软岩隧洞最大埋深250米左右,而盘道岭隧洞最大埋深404米,世界上还没有人打过如此埋深的软岩超长隧洞。

因此,水利部当时没有下决心支持。后来,水利部钮茂生部长来到甘肃,他对工程的方方面面做了深入了解,深受感动,给“引大”支持了一笔资金。

当年,一个到中国西部旅行的美国摄影家,经过秦王川,拍了一幅照片,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题目为《今日中国之西部》,画面是一片荒原,低低的山丘草木不生,光秃秃一片惨白,在这荒凉背景上,一个老农民吆着毛驴车向荒原走去。

整个画面以及那表情麻木的老农和毛驴车,把西部的贫穷落后,无疑是浓缩式地突现出来。

可偏偏就是这个穷字,救了“引大”。

原来,世界银行有一项任务,就是支持世界一些贫穷地区减少贫困。

在当时,世界银行的无息贷款主要是用在支持南部非洲国家来进行消灭贫穷。按照它的标准,执行的标准是平均国民收入420美金以下的国家,可以得到软贷款,中国够得上这个条件。

世界银行把在中国消灭贫穷的重点放在西北地区。因为世行看待中国的西部就像世界上的南部非洲一样。世界银行对地球上这一块黄皮肤人种生存的贫困地一直投入关注的目光。

世界银行有3任行长到过甘肃考察。第一位是麦克纳马拉,第二位克劳森,第三位是卡耐波尔。卡耐波尔一上任,第一次到中国就来到甘肃。

世界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执行董事会,这些董事们也很关心甘肃的贫困和建设。王连生当中国董事的时候就陪着8位董事到甘肃来访问。

世行对甘肃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对甘肃的多次访问调查,使得世行产生了一个决策,那就是中国消灭贫穷的样板,应当放在西北地区,而西北地区的重点就是甘肃。他们认为这项工程的成败,关系到世行工作在中国的成败。

1987年9月14日,在世行大楼18层会议桌上,中国人和外国人立下一纸借贷协议,得到了1.23亿美元的贷款。

有了1.23亿美元,甘肃省政府积极筹措了一笔内配资金。“引大”有了合人民币10亿多元的总投资,便以全新的姿态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工程进行国际建设招标

1987年9月14日,西部人第一次按国际合同,即菲迪克条款,和世界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担保人是国家财政部。

同时,引大入秦工程的国际招标也正式开始了。

世界银行在对贫穷国家投入贷款的时候,同时规定:由他们贷款的工程必须实行国际招标。土木工程施工,必须采用国际通用合同。以此合同之规定标准一丝不苟地完成工程项目,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世行将随时取消“引大入秦”项目。

省长贾志杰担任国际招标组长,下设评标委员会。

在永登县城东北角,几幢很不显眼的楼房围着一个水泥铺地的院子,大门上挂着“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建设指挥部”的牌子,因为名称颇长,又要写得引人注目,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足有丈把长。

在招投标的那5年时间里,这里大小汽车出出进进,挟着厚厚的标书、合同,外文条款、中文文件的领导们,工程技术人员,在大楼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繁忙的指挥工作把生活的弓弦绷得紧紧的。

一份份用英文书写的标书从这里发出去,一件件咨询邮件从世界各地汇集到这里来。

办公室里,人们不约而同都使用着陌生而崭新的语汇:业主、承包商、咨询。

世界银行规定,这咨询属第三国。指挥部经过对国际咨询的确定,也用招标的形式选择世界上著名的咨询组织。

最后中标的是澳大利亚雪山公司做业主的顾问。国际咨询专家向业主负责,也不代表世界银行,但他们有责任把业主和承包商执行合同的情况定期报告世行。

还有什么违约责任,索赔啦,国际仲裁、法庭、投标保险啦,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在招标办公室里,人们操起洋腔来,把这些新鲜的词汇念来叨去。

招标组负责人、引大入秦副指挥严世俊,是位水利专家,他在甘肃水利建设中领导过许多工程,他已习惯于计划管理和指令性工程施工。

对于这次严肃细致的国际招标工作,严世俊却是首次接触,因此不习惯,陌生以及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接踵而至,而且差不多都带点国际性。

严世俊忙得不可开交。马拉松式的合同谈判会议,一会儿要陪承包商到工程现场考察,回答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一会儿又要出国去谈判。

招标办公室里,英文标书合同等文件堆积如山,严世俊常常不得不彻夜阅读、修改、研究,真是到了魂牵梦绕的程度。

严世俊的妻子在兰州病重住院,他也难得守在她的病榻前,尽一份丈夫的关照。他把全部心力投入工作上。

对于严世俊和“引大”指挥部的领导们,面对的一个严峻的课题,首先就是要吃透那10多大本共计4500万字的蓝皮书、合同。不吃透就谈不上熟练地运用。

严世俊有胃病,这可以说是水利工作者的职业病。长年累月的野吃野住,生冷不拒,没有时间就医和休息,使他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而招投标又是无度的繁忙与紧张。严世俊的胃,简直不敢纳入一口饭菜。根据医生说的和口头流传的民间验方,他只能吃烤焦的干馍片。他向厨房里嘱咐过,每顿饭给他烤几片干馍,而且越焦越好。就这样他每顿饭都是一碗稀饭,几片焦糊的干馍片,吃下去又投入到工作的苦累繁忙中去。

同事们看着严世俊的脸,都同情地劝他多休息。可谁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能休息得下吗!

副总工程师赵宗仁虽然也累、苦、忙,但他心里最激动。他想起12年前,他们勘测这条引永渠线,在暴风雪中死里逃生的情景。

从那时开始,引大入秦工程几上几下,终于以全新的姿态开工了,这个苦、累、难来得多么不容易,整整盼了12年啊!而赵宗仁又成了这次“特高科”行动先锋官,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和激动。

赵宗仁说:“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一生中,能干一件轰轰烈烈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实现了足慰平生的愿望,用生命的辉煌结束这个世纪而迎接21世纪的辉煌。一个从事祖国水利事业的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幸福的呢?”

赵宗仁曾经参加过景泰黄河电力提灌工程,为项目负责人。“引大”再次上马,他即被调来担任副总工程师、合同处处长,招标工作理所当然地搁在他的肩上。

赵宗仁和严世俊也对这些洋玩意一样的手生,也是从不习惯中艰难地迈着步子。

赵宗仁要亲自编发出去的标书,凡是参加招标的承包商,要一一进行资格审查:这家公司资金怎么样?账户银行是哪国哪家的,有无外债?有什么技术条件?

这些不能光听承包商介绍,得一一调查落实。这些弄清楚后,合格的就发通知,让他们参加招标会,不合格的就不通知。

除此之外,总长674,95公里的渠道,分成一个一个的项目,计算出它的具体工程量、单价、材料。从一方石头到一根钢筋,买哪国哪厂的都要定下来。用美元、法郎、还是人民币都要算出兑换比率。

赵宗仁整天埋头在办公桌上摆的那几部上千万字的合同文件中,翻呀翻,他的眼睛瞅花了,扶一扶近视镜继续看。

再苦再累,他们都能挺得过去。他们要给“引大”招来最棒的承包商,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先进的管理来装备“引大”。

指挥韩正卿差不多在每一次会议上都以坚定的声音说:“我们‘引大’人要当勇士,不当懦夫,不管吃多大的苦,都要千方百计把引大入秦工程建设各方面的工作干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引大入秦灌溉工程总干渠国际招标合同文件》的第一部分“概述”中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为甘肃省向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分别取得相当于1.5亿美元的各种外币信贷和2000万美元的各种外币贷款。

这份招标文件一经发出,便有16个国家的工程公司报名参加投标。他们都是承建过或正在承建世界重大工程的公司。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既陌生而又十分感兴趣。

日本国熊谷组很有代表性。熊谷组是一个民间的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它是对“引大”工程最感兴趣的公司之一。在投标以前,光考察团就派来13次,对投标环境了解得十分清楚。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的电器、汽车、电子计算机高科技产品,已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市场。日本丰田汽车制造厂有一句著名的广告用语:“哪里有路,哪里就有丰田车。”

有人开玩笑说:“在中国的这片广大国土上,抗日战争打了8年,日本没有占去一半国土,而丰田车用不了8年就占领了中国大地。”

日本的工程公司,也很想打开中国市场。熊谷组便是其中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他看到了引大入秦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地下工程,谁能拿下这个工程,谁就能在中国站住脚跟,打开局面。

熊谷组看中的偏偏是盘道岭隧洞。

1976年,“引大”上马第一仗就在盘道岭打,打了3年,成千上万的民工才打了946米。

按这样计算,15.723公里要打40多年才能贯通。而且打的过程不断塌顶死人。40年谁等得住?40年,这一代人早已在地球上消失了。

熊谷组带的是悬臂式掘进机。这种机子,中国没有。中国也没有他的盘道岭隧洞使用的激光导向和自动化掘进控制系。

谈判是在兰州饭店进行的。日方谈判代表海外部副部长青山朝雄和前田恭利。中方谈判组长是郑载福,副组长张豫生。这两个谈判代表,一个是水利厅副总工程师,一个是设计院副院长,甘肃省的权威专家。

郑载福、张豫生曾陪同前来投标的一家美国公司来看盘道岭,美国人被盘道岭复杂的地质条件吓退了。而现在同熊谷组接触,发现日本人对盘道岭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而且在3个投标公司中报价最低,两人有点迷惑不解。

一天上午,郑载福和张豫生决定探一探熊谷组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郑载福说:“青山朝雄先生,前田恭利先生,我再一次向两位说明,盘道岭的地质条件极为复杂,隧洞最大埋深404米。你们考虑过施工的困难没有?”

青山朝雄不假思索地说:“我们熊谷组每年在世界各地打隧洞几十公里。对于贵国西部黄土高原的所有地质,我们是有充分准备的。至于支护工程,我们完全负责,请你们放心吧!”

张豫生说:“既然如此,这个问题就由你们完全负责了。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文件给我们。”

青山朝雄说:“好,我们会将我们的承诺以文件形式送来。”

“那么外汇比率呢?”张豫生接着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为了便于工程结算,日元对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一次定死,不再变更。”

青山朝雄也爽快答应了。“可以”。

张豫生提醒说:“这样,如果汇率上浮,你们会吃亏的。”

青山朝雄说:“对汇率上浮的问题,即使赔一点也无所谓。”

郑载福又提出,承包价一次总价定死,再不变更。

青山朝雄也答应了。

长达一年的中日盘道岭合同谈判终于成功了。盘洞日本人以6200万元人民币总价承包。

两家的代表在举杯祝贺声里,在合同条款上签字。同时法律就把一个债字加到附件上去。熊谷组和“引大”指挥部共同套在一条锁链上,从此要同台唱一出好戏了。

合同签字墨迹未干。54岁的青山朝雄就透露了他的苦衷:“现在我可以告诉两位了,我们的海外部部长大塚本夫警告我,如果我中不了这个标,我回去就会被解雇的。这一下,我真放心了!”

自从日本熊谷组的青山朝雄拿到这份合同后,熊谷组在中国的威名大震。他们打出了招牌,接连在中国中了几个标,北京京广中心大厦、北京游乐园、王府井饭店等等。在深圳市区,熊谷组的名字写在巨大的广告牌上竖在大楼前。

指挥部国际招标委员会看中的第二张投标书是意大利CMC公司·华水联营体。

在他们的投标书的附件里,说明他们采用的是美国休斯顿罗宾斯公司造双护盾全断面TBM掘进机。这种掘进机,在英吉利海峡海底隧洞使用过,在苏伊士运河下的公路隧道使用过,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原子能中心的加速器和在苏联的西伯利亚的主要河流改道工程使用过。

和意大利人的合同也很快签订。

通过5年的国际、国内公开竞争招标和认真评比,最后由日本熊谷组、意大利CMC公司、中国华水公司,铁道部第一工程局、铁道部工程建筑总公司十五局、十六局、十八局、二十局、水电部第四工程局,甘肃省水电工程局和地县工程队共20余家施工单位中标,形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国际凿洞大赛”。

“引大”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景维新是位书法家,他看到无数辛劳的日日夜夜,终于迎来意、日、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多国部队共引一流,同建西部新河,盛况空前,不禁感从中来,挥毫写下一副对联:

招天下名家穿山凿石天堂引出大通水;

请当代愚公移砂造田甘露泽润秦王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