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法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结果、革命的进程。——历代君主政体的形式。——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即位时法国思想、财政、政权和公众的需要等方面的情况。——路易十六的性格。——莫尔帕任首相；他的策略。——他任用平民出身的人和有志改革的人士当大臣；他的目的何在。——杜尔果，马尔泽布，内克尔；他们的计划； 他们遭到宫廷和特权等级的反对；他们的失败。——莫尔帕去世。——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影响。——朝廷宠臣接替了平民出身的大臣。——卡隆和他所推行的制度；布里安，他的性格，他的尝试。——财政困难；显贵会议的反对；高等法院的反对；外省的反对。——布里安的免职；内克尔第二次任大臣。——三级会议的召开。——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我在这里扼要地谈一下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如同英国革命开创了新政体的纪元那样，在欧洲开创了新社会的纪元。法国革命不但改换了政权， 而且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内部生活。当时，中古时代的社会形态依然存在。国土分割成了互相敌对的一些省份；人们分属于敌对的阶级。贵族虽然还保留着爵位，但已失去了全部权力；人民毫无权利；王权则毫无限制，由于权臣横行，由于种种特殊的制度和各个集团特权的存在，法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革命改变了这一无法无天的局面，建立了一个公道的并更合乎时代精神的秩序。革命以法律代替了专横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权；革命使人们摆脱了阶级的区分，使国土消除了省份之间的壁垒，使工业不再受行会和行会监督的限制，使农业摆脱了封建领属关系，免除了什一税的重压，财产不再容许任意指定预备继承人。革命把一切都复归于一个等级、一个法律、一个民族。

为了进行这样巨大的改革，革命要克服许多阻力，因此在它带来的长远利益之外，也曾有过一些暂时的过激行动。特权等级曾想压制革命；欧洲也曾试图阻止它；而在它被迫进行斗争时，它既未能量力而行，也未能在取得胜利时适可而止。内部的反抗，导致了人民大众的最高主权，而外来的侵略， 则导致了军事统治。尽管产生了无政府状态，尽管产生了专制主义，但目的是达到了：在革命的过程中旧社会被摧毁了；在帝国时期建立了新社会。

当改革已势在必行，实行改革的时机又已成熟时，就什么也不能加以阻挡了，一切事物都将促成改革的到来。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则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也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为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作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之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在回顾从召开三级会议到 1814 年这一重要时期的历史时，我想在叙述革

命的过程中同时说明革命的各种各样危机。我们将看到，是谁的过错使革命在大好形势下开始后，又急转直下走下坡路，革命是怎样把法国变成共和国的，而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又是怎样建立起帝国的。这几个阶段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几个阶段的一些事件，就是有那么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要

说事情只能有这样一种结局，别无其他，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有引起革命的原因，有为革命所利用、所掀起的狂热，革命就必然有那样的过程和结果。在讲到革命史实之前，让我们先看看是什么导致了三级会议的召开，因为三级会议是其他一切的导线。在叙述革命的酝酿阶段时， 我想指出当时革命已不可避免，而只能因势利导。

法国君主政体，从它建立以来，既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固定的和公认的公法为依据。最早几个朝代，王位是选举的，国民是享有主权的，国王仅仅是一个军事首领，在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方面，他要服从公议。国民选举他们的元首，然后他们在马尔斯广场，在国王的主持下行使立法权；在司法会议上，在国王派去的一名官员的领导下行使司法权。到了封建制度时期， 这个有国王的民主政治就被有国王的贵族政治所代替。主权又回到上面去了：贵族剥夺了平民的主权，随后不久国王又剥夺了贵族的主权。在这时期， 君主变成世袭的了，但世袭的并不是王位，而是领地占有者的地位；在贵族的大片领地之内，或在诸侯会议上，立法权属于贵族；在贵族领主裁判所内， 司法权属于封臣。总之，权力进一步集中了，由大多数人转到少数人手中， 又由少数人转到一个人手中。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法国的国王摧毁了封建的大厦，并在大厦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地位。他们侵入领地，征服了封臣，取消了诸侯会议，取消或接管了领主裁判所；他们取得了立法权，并派法律学家在高等法院代表他们行使司法权。

由于国王们急需征收额外赋税而召集的、包括全国三个等级，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的三级会议，从来也不是固定性权力机关。在君主的大权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三级会议，先是被国王所控制，后来竟被取消了。国王们扩张王权的计划所遭到的最有力最顽固的反对，多半不是来自三级会议——因为三级会议的权限和命运掌握在国王手里，而是来自贵族，因为贵族先是想保住自己的主权不受国王的侵犯，后来则想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从菲利普-奥古斯特起一直到路易十一，贵族们为保权而进行了斗争；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则为争作王国政府的大臣而进行了斗争。投石党之乱① 是贵族政治的最后一个战役。在路易十四时期，君主专制终于建立起来，并在无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从路易十四到革命爆发，法国的政体不仅是专制的而且是很横暴的；因为君主有权做的事比他们通常做的事要多得多。对于滥施淫威的遏制力量是很薄弱的。国王可以用“密札”随意监禁或流放任何人，用充公的办法处置任何财产，用税捐征收任何人的收入。当然某些集团是有它们的自卫手段的， 那就是它们的特权，但这些特权也很少受到尊重。高等法院有同意或拒绝注册新税令的特权，但国王可以亲临高等法院组成御临法院强迫它进行注册， 并以流放令处分法院成员。贵族的特权是享受免税，僧侣的特权是要别人给予馈赠；有几个省实行包税制，还有些省是税捐自行摊派。这些就是在法国所能见到的一些微弱的保障，而就是这些保障，也都是有利于地位优越的阶级而不利于人民。

此外，这个唯王命是从的法国是组织得很坏的；分配的不公平，使得法

① 投石党之乱（投石党运动）亦称“福隆德”运动。福隆德（fronde）是一种投石器，在巴黎禁止使用，违者被捕入狱。1648 年巴黎群众用以射击马扎然拥护者的住宅，因此，“福隆德”有破坏秩序、反对当局的意思。——译者

国社会上的弊病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整个民族分成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再分成许多阶层，人民备受专制压迫与社会不平等之苦。贵族分成几类，一是宫廷权贵，靠着国王的恩宠度日，也就是靠人民供养，他们得到的是某几省的军区长官或高级军职；另外一类是暴发户新贵族，他们充当行政长官，被授与巡按使之职，占据各种文官职位；还有一类是穿袍贵族，执掌司法，而且只有他们才可以担任此职；最后还有一类是地主贵族，他们运用在政治权利被取消后仍然保有的封建私法，对农村进行压迫。僧侣分成两个阶层，一个是收入丰厚的主教和大修道院长，一个是穷苦的布道传教者。第三等级， 既受宫廷压榨，又受贵族欺凌，也分成许多按照各自利益组成、但互相敌对的行会。第三等级仅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而靠着这点土地，还要向领主缴纳封建地租，向教会缴什一税，向国王缴赋税。尽管它作出这样多的贡献，却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不得参与政事，也不得担任公职。

由于路易十四过久过猛地使用君主专制这个机器发条，使它 张而不弛， 最后这些发条损坏了。路易十四对于他年轻时经历过的民众骚乱很是气忿， 同时他禀性专断霸道，所以他当政后对于一切反抗或反对活动都采取无情镇压的手段——比如贵族的叛乱、高等法院的“进谏”、新教徒提倡的被教会视为异端邪说、被王朝视为叛逆行为的信仰自由。路易十四把贵族召到宫廷中来，使他们得到享乐和宠信，作为他们服从的代价。高等法院原来一直是王权的工具，而当它想成为王权的平衡力量时，国王骄横地加以压制，使它沉默了将近六十年。最后，南特敕令①的废除又进一步加强了专制暴政。一个专横暴虐的政府当然不愿有人反对它，它只要别人拥护它、效法它。在行政方面实行压制之后，路易十四又在信仰方面进行迫害；当他找不到政治上的反对者的时候，便在宗教的反对派中寻找迫害的对象。路易十四的无限大的权力，在国内是用于镇压异教徒，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就去反对欧洲各国。在进行压迫时，总有些野心家为之出谋划策，也有些急先锋为之效力，压迫愈是得手也就愈加大胆；法国的创伤完全被掩盖在桂冠之下，法国的呻吟被淹没在凯歌声中。但是，到了后来，有才干的人都死了，也就没有什么胜利可言了，工业外迁了，钱财不见了，人们清楚地看到，专制主义为了取得胜利而耗尽了它的力量，早已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路易十四之死成了反抗的信号：从排斥异教突然变为不信宗教，从崇尚服从变为崇尚明辨是非。在摄政时期，第三等级壮大起来了，它的财力和知识都增多了，这是由于贵族失去了人们的尊重，教会失去了影响的缘故。在路易十五时代，王朝政府继续进行那种劳民伤财而成就微小的战争，并且同舆论进行暗斗，同高等法院进行明争。政府内部也陷于混乱，政权落在路易十五的情妇们手中，以至完全衰落，结果反对派日益得势。

高等法院改变了地位和体制。它们把王朝授予的权力转而用以对付王朝。但到了由于它们共同努力终于使贵族衰败不振的时候，它们象所有取得胜利以后的同盟者一样，又分崩离析了。王权的愿望是摧毁高等法院这个已经无用而且已变得很危险的工具，而高等法院却想控制王权。这场在路易十四时代于国王有利、在路易十五时代于国王利弊参半的斗争，直到革命爆发

① 南特敕令（L’édit de Nantes ），1598 年 4 月 13 日亨利四世所颁布。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新教徒获得信仰和做礼拜的自由。路易十四亲政后，为了把他的专制权力推行到宗教信仰方面，于 1685 年废除南特敕令，并驱逐和处死新教徒的教士。——译者

以后，才告结束。高等法院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起工具作用。它的特殊权能和它那集团的名利心都使它要抑强扶弱。它先后交替地帮助了王室反对贵族，又帮助了国民反对王室。这就是它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颇得人心之处，尽管它只是出于对抗心理才攻击宫廷的。但舆论并不要追究它的动机； 舆论所赞扬的不是它的名利心而是它的反抗能力；舆论支持它是因为舆论得到它的维护。受到这方面鼓舞而胆大起来的高等法院，对王权当局来说，是很可怕的。在宣布那位最专横的、最为人所服从的国王的遗嘱无效之后，在起来反对七年战争之后，在得到财政监督权并消灭了耶稣会教士那股势力之后，高等法院的反抗十分有力和频繁，以致到处都要同它碰面的宫廷方面， 也领悟到要不制服它就得听从它。于是宫廷就执行了大法官莫普提出的使法院解体的计划。这个大胆的大法官的建议，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把王冠从法院档案室里取出来”，用一个忠诚的法院来代替那个经常作对的高等法院， 并使法国各地的高等法院，凡是效法巴黎高等法院的，都遭受同样的命运。

但是，那时已经不是搞政变的时候了。独断专行已经非常不得人心，所以国王虽想硬干，但毫无信心，更何况还遭到宫廷内部的反对。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势力，即舆论的势力，它虽没有得到承认，但是很有影响，它所作出的判断已开始具有权威性。一向毫无地位的平民，逐渐恢复他们的权利；他们不直接参加政权，但对政权是起作用的。这样的进程，是一切上升势力的进程；这些势力在被纳入政府之前，从外部监督政府；然后从有监督权逐渐变为有参与权。第三等级即将分享统治权的时期，终于到来。他们在别的时期作过一些尝试，但是没有收效，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在那些时期， 他们刚刚摆脱了依附的地位；他们还没有建立优势和取得实力，而取得权利是要靠实力的。因此，他们在历次起义中和三级会议中都只是第三个等级； 他们什么都参加，但什么也得不到。在封建暴政时期，他们曾为历代国王出力去反对领主；在大臣专权和强征赋税时期，他们曾为贵族出力去反对国王； 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王室手中的工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贵族手中的工具。斗争在和他们无关的领域之内进行，斗争所追求的利益也并不是他们的利益。在投石党事件中，当贵族被彻底挫败的时候，他们放下了武器，这证明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多么次要。

最后，在一个世纪的绝对服从之后，第三等级又重新登上舞台，这次是为他们自己而斗争了。历史不会重演，贵族固然不能从失败中重振声威，君主专制同样也不能从失败中东山再起。宫廷将另外有个对手，因为对手总是会有的，权位总是有人竞逐的。第三等级，它的力量——财富、毅力和见识日益增长，注定是要打倒和剥夺宫廷势力的。高等法院并不能构成一个阶层， 而是一个集团，在这场新的斗争中它能影响权力的转移，但不能将权力抓在自己手中。

宫廷本身也助长了第三等级的发展，而且帮助第三等级取得一个主要手段，那就是见识。最专制的君主也曾赞助提倡思考的运动，结果非其所望地建立了公众舆论。原来是想鼓励人们歌功颂德的，结果却为人们提出指责准备了条件；因为，为了要人说些对自己有利的话而引人思考，而后却又不许人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是办不到的。等到颂歌唱完了，人们就要开始辩论是非了，于是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就继十七世纪的文学家而兴起。无论是宗教，法律，还是当代的弊病，一切都成了他们研究和思考的对象。他们揭开了权利问题，阐述了时代的需要，指出了种种不公平的地方。于是，就形成

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说服力的公众舆论，政府受到它的攻击而不敢加以压制。舆论把它所攻击的人都转变过来了：侍臣们由于趋时，当权派迫于时势，都服从它的判断，因此可以说，正如哲学的时代之脱胎于艺术的时代一样，革新的时代是脱胎于哲学的时代的。

这就是路易十六于 1774 年 5 月 11 日即位时法国的情况。不论是红衣主教弗勒里的修修补补财政部，或是修道院长泰雷的破产财政部，都没有使财政得到恢复；政府威信扫地；高等法院毫不容让；公众舆论气势压人；这就是新朝代从以前各朝代继承下来的困难局面。在几个君主之中，路易十六， 以他的胸怀和品德来讲，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君主。人们对独断专横的政治感到厌倦了，他就情愿放弃这种专横的做法；人们对路易十五宫廷的荒淫挥霍感到忿恨，而他性行端方，自奉甚俭；人们要求作一些必不可少的改革，他也能体察公众的需要并立意要给予满足。但是，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他缺乏一种极端坚强的意志，只有这样的意志才能完成国家的重大变革，想要缩小自己的权力的君王和想扩大自己的权力的君王一样，都必须有这样的意志。路易十六头脑清楚，心地正直、善良，但是性格不够坚定，在他的所作所为中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他的改革计划所遇到的阻力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他未能加以克服的。因此，正如一个拒绝改革的君主遭到毁灭的结局那样，他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了。他的朝代，一直到召开三级会议的时期，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而无结果的朝代。

路易十六即位后，任用莫尔帕为首相，这个选择突出地反映了他的统治的优柔寡断的特点。路易十六年纪很轻，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和才疏学浅，就想依靠这个七十三岁的有经验的老人，这个人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曾因触犯国王的情妇们被罢官。但是，这个老人并不是什么贤人，而只是一个佞臣，他对路易十六的影响败坏了国王的一生。莫尔帕并不多为法国的利益和他主子的荣誉操心，他一心一意只想博得国王的恩宠。由于他住在凡尔赛宫，他的一套房间是和国王的一套房间相通的，又主持各部会议，他的影响使路易十六变得思想不稳定，性格不果断；他使国王慢慢习惯于采取一些折衷调和的措施，习惯于经常改变方法，习惯于用权不求彻底，尤其是习惯于什么也不自己动手，都叫别人去做。莫尔帕有任用大臣之权。这些大臣靠他保护，就象他靠国王保护一样。由于害怕失去国王的信任，他不让有后台有势力的人物进入他的内阁，而任用一些新人，这些人要有他的支持，才可以站得住脚， 才可以进行改革。他先后罗致到政府中来的有：杜尔果、马尔泽布和内克尔， 每人按他所研究的特殊方面在相当的政府部门试行改革。

马尔泽布出生于一个穿袍贵族家庭，他继承了法官的品德，而没有继承法官的偏见。他不但思想最为自由，而且胸怀也最为高尚。他想给每个人以应有的权利：给被告人以有人为之辩护的权利，给新教徒以信教自由，给作家以言论出版自由，给一切法国人以人身安全；他建议取消拷打逼供、恢复南特敕令、取消国王的密札和新闻出版检查。杜尔果见解坚定而深远，性格刚毅，精力过人，试图实行一套更为广泛的计划。他邀请马尔泽布同他合作， 一道来建立一个使得政府的团结和全国的平等得以恢复的行政制度。这个品德高尚的公民经常为改善人民的命运而操心。他一个人在进行着后来革命所进行的一切工作：取消一切奴役，取消一切特权。他建议免除农民的徭役，

取消省界的壁垒，撤除贸易的内地关卡，工业所受的阻碍，而最主要的是使贵族和僧侣以同第三等级一样的税率纳税。对于这个伟大的大臣——马尔泽布曾有一句评语：“他有培根①的头脑而又有洛皮塔尔②的善心”——想通过省议会的途径，使国民逐渐参加政治生活，并使他们为三级会议的恢复作好准备。假如他能继续做下去的话，他或许已用颁布政令的办法完成了革命。但是在有人享受特权和大众受到奴役的制度下，一切为公众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都是行不通的。杜尔果因为试图改革，使内臣们很不高兴；由于取消徭役、行会监督、国内关卡，而使高等法院不悦；由于他的品德，他在路易十六跟前得势，而使莫尔帕这位高年重臣惊惶不安。路易十六尽管也说，唯独杜尔果和他自己是想要为人民谋利益的，但还是把杜尔果抛弃不用了。

1776 年，杜尔果的财政总监职位被前任圣多明各财政督察克吕尼所代替，六个月之后，克吕尼又被内克尔所代替。内克尔是个外籍人、新教徒、银行家，他当高级行政官的才能大于作为政治家的才能，所以他所设想的改革方案要比杜尔果的范围小些，但是他的做法比较稳健和缓。宫廷因为要弄到钱而任命他为大臣，而他利用宫廷要钱的机会为人民争取一些自由。他通过恢复秩序来恢复财政，他使各省适当地分担一些省行政工作。他的主张是明智和正确的，这些主张是：紧缩开支，量出为入；在平时靠税收以供开支， 在紧急情况下需要预征捐税时，才发行公债；税则应由省级会议来制定；建立公布收支数目的制度以利公债的发行。这个制度是按公债的特点而建立的，发行公债，先要有信用，这就要求行政公开；同时这个制度也是按捐税的特点而建立的，课税需要国民同意，这就要求分享政权。政府在缺钱时， 如果是向公债认购者要钱，就应向他们交代收支情况；如果是向纳税者要钱， 则应准许他们参政。因此，发行公债导致了收支情况报告书，征税导致了三级会议，报告书把当局置于舆论的管辖之下，三级会议把当局置于人民的管辖之下。但是，尽管内克尔进行改革没有杜尔果那样操之过急，尽管他是主张匡救时弊，而不是象他的前任那样要消弭一切弊病，内克尔也并不比他的前任更为幸运。他紧缩开支，使内臣们很不高兴；各省的省级会议遭到高等法院的反对，后者想独占对抗专制的权能；而首相看到他有一点声望，也耿耿于怀。1781 年，在发表了那份有名的财政“报告书”不到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离开他的职位，但是“报告书”却使法国国民忽然间对国家事务的知识开了窍，并使专制政府从此永难再兴。

内克尔引退后不久，莫尔帕也死了。王后代替了他，成为路易十六的左右手，同时她还继承了老首相对国王的一切影响。这个善良的但是软弱的国王需要有人引导。他的妻子年青貌美、活跃、野心勃勃，很能驾驭他，但是， 可以这样说，她这个玛丽·特蕾西亚的女儿，有些地方很象她的母亲，又有些地方很不象她的母亲。她既要掌权，却又很轻浮，她抓到了权只不过是为了再拱手授予那些造成国家和她自己灭亡的男人们。莫尔帕对那些宫廷内臣是疑忌的，总是任用一些平民出身的大臣，尽管后来他又不支持他们；但是， 好事虽没有做成，坏事也没有发展下去。他死了之后，宫廷内臣就代替了平民出身的大臣，由于内臣们的过错，以前想用改革来避免的危机，现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种用人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正是这种不同和随之而来

① 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前驱者。——译者

② 洛皮塔尔（1505—1573），主张宗教容忍和司法改革的大臣。——译者

的人事变动，带来了政权制度的改变。革命就在这个时期萌发；改革的被弃置和混乱局面的再现，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增强了革命的势头。

卡隆是由巡按使提升到财政总监的。这个大臣职位，在当时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难当的。内克尔有过两个后任，但都没有能维持下去，于是在 1783 年找到了这个卡隆。卡隆是个有魄力、有才能、有口才、工作能力强、头脑灵活而富于想象的人。或者由于他想错了，或者由于他用心如此，他在行政方面采取了一套完全和他的前任相反的制度。内克尔提倡节俭，而卡隆则宣扬阔绰；内克尔是被内臣们搞垮的，而卡隆则想靠这些人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他的一套诡辩之得到支持，是他肯花钱换来的：他以笙歌宴乐来使王后就范， 以各种津贴来博取大领主们的拥戴，他使财政活跃起来，用他那套多样而又熟练的理财手腕使人相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装出债务到期就能付还的样子，甚至是资本家也都受了他的迷惑。到了和平时期，他还发行公债，他把内克尔的贤明措置给政府留下的一点信用都搞光了。至此，他已失去了一项他没有能够好好利用的条件，而为了延长他的禄位，他只得依靠征税。但是， 向谁去征税呢？人民是再也没有能力纳税了，特权阶层是什么也不肯拿出来的。但是，问题总得解决才成。于是，卡隆把他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一个新花样上，那就是 1787 年 2 月 22 日在凡尔赛举行的显贵会议。但是，对于一个建立在铺张糜费上的制度来说，向别人求救的时候也就是垮台的时候。一个靠花钱上台的财政大臣，到了向人家伸手的时候，是不能继续干下去的。

政府在上层社会里选择的显贵们，组成了一个咨询会议。它既不是独立机构，也没有正式任命。这是卡隆为了避开高等法院和三级会议，想与之打交道的一个比较能服从的会议，所以他以为这个会议今后会比较顺从。但是， 会议的成员都是有特权的人，是不肯作出牺牲的；而当他们看到这个诛求无已的政府造成巨额亏空时，就更加不愿意了。会议异常惊骇地获悉，在几年之内公债已高达十六亿四千六百万，而且政府每年都有一亿四千万的财政赤字。这一事实的暴露成了卡隆垮台的信号。他倒台了，代替他的是他在显贵会议中的政敌桑斯城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新大臣以为大多数显贵是忠于他的，因为他们曾支持过他反对卡隆。但是特权阶层对布里安并不比对他的前任更愿作出牺牲；他们帮他攻击了卡隆，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却不支持他的个人名利欲望，这对他们是无关重要的。

有人怪这位桑斯城的大主教缺乏计划，但他是不会有什么计划的。再要继续卡隆的挥霍，是不可能了；再要重复内克尔的简政，也已不是时候。节省开支在前一时期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方剂，现在却不灵了。此时应该征税， 可是高等法院反对；应该举债，可是信用扫地；应该要特权阶层作出牺牲， 可是他们又不愿意。这个毕生想要入阁拜相的布里安，地位既困难，能力又薄弱，他什么办法都尝试过了，却什么也搞不成功。他是一个活跃的人，但无实力；敢作敢为，但无恒心。要做什么之前很大胆，做起来之后又很软弱， 他常游移不决，谋事不周，举棋不定，所以处处失败。他只有一些迫不得已的主意可出，但也不能就其中之一作出决定而予以贯彻。

显贵会议并不那么顺从，而且还很吝啬。会议在通过建立省级会议、制定小麦贸易规章、取消徭役和增加印花税之后，于 1787 年 5 月 25 日闭幕。与会者在全国各地传播了他们所发现的情况：王室要钱用、大臣们失职、宫廷的挥霍和人民的无法救治的穷苦等等。布里安在未能取得这个会议的支持后，只好又采取征税的手段，这是一个时期以来已不采用的办法。他请求高

等法院注册两项敕令：印花税敕令和土地献纳金敕令。但是高等法院当时正处在力量壮大、名利心炽热的时期，政府的财政困难给它提供了扩张势力的大好机会，因而它拒绝注册。于是高等法院的成员都被流放到特鲁瓦，而当他们对流放生活厌倦了时，布里安把他们召回，条件是要他们接受敕令。但这只是敌对行动的暂时停止罢了；不久由于王室需钱用就使斗争变得更为尖锐和激烈了。这位大臣另外还得要钱，因为他能否保住他的职位关键在于他能否接连举债直达四亿四千万的总额，这是非获得注册不能取得的。

布里安料想高等法院会反对注册敕令。于是想使敕令在高等法院的御临法院上获得注册；为了缓和司法界和舆论界的不满，在当天的会议中宣布恢复新教徒的权利，路易十六还答应每年公布一次财政收支，答应五年内召开三级会议。但这些已经不够了，所以高等法院还是拒绝注册，并且起来反对政府的暴政。高等法院的几个成员，包括奥尔良公爵，遭到放逐。高等法院通过一项决议，对密札提出抗议，要求召回它的成员。决议被国王否定之后， 高等法院仍维持原议。斗争愈演愈烈。巴黎的司法界得到法国整个司法界的支持，并得到舆论界的鼓励。法官们宣布了国民的权利，宣布了他们自己无权受理税务案件。他们由于自身利益所系，变得开明了；并由于受到迫害而变得慷慨好义了，于是起来反对无故拘留，并要求经常召开三级会议。在这次勇敢的行动之后，他们还宣布法院成员是不能罢免的，宣布谁都没有资格篡夺他们的职能。这一大胆的宣言发表之后，两个高等法院成员被捕（他们是德佩雷姆斯尼尔和古瓦斯拉尔），法院进行了改革，此外还建立了“全能法院”①。

布里安体会到高等法院的反对已变为有计划的了，他每次要求注册临时税令或要求准他举债，都遭到反对。流放只是个治标办法，只能屏除反对派而不能根绝反对派。于是他打算只许这个机构行使司法职能，他和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一道来执行这个计划。拉穆瓦尼翁是个搞政变的人物。他有胆量， 不但有莫普那样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而且还比他更慎重，更诚挚。但是，他对政府的力量和当时的可能性估计错误。莫普曾用更换高等法院成员的办法改变了高等法院；拉穆瓦尼翁则要使高等法院解体。莫普的办法即使能做到， 也不过是取得暂时的喘息时间。解体的方法，却是一劳永逸之计，因为这样就可摧毁高等法院的权力，而不是象前者那样只想把它踢开，但是莫普的改革没有能坚持下去，而拉穆瓦尼翁的改革也未能生效。尽管如此，后一改革开始时还是相当顺利的。同一天，法国所有的法官都被流放了，以便让新的司法机构建立起来。掌玺大臣剥夺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政治职权而把这个职权授予有各部大臣参与的“全能法院”，掌玺大臣缩小了高等法院的司法权能， 而把这些权能交给管辖范围扩大了的“大司法区”②。但是，舆论大哗，司法界所在区夏特莱区举行了抗议，外省都起来造反，“全能法院”既没有组成， 也没能起作用。多菲内省、布列塔尼省、普罗旺斯省、佛兰德省、朗格多克省和贝亚恩省，都发生了骚动，政府遭到的反对并不是仅仅来自高等法院一个方面，它还遇到了更为猛烈、更为普遍的反对。贵族、第三等级、各省的省级会议、直至僧侣都起来反对它。布里安因为急于要钱用，召开了一次僧侣的特别会议，会议立即给国王上书请求取消“全能法院”并迅速恢复三级

① “全能法院”（courplénière ），由各亲王和国王的高官大吏组成。——译者

② “大司法区”（le bailliage），或译御史裁判院，是以国王名义裁判重大案件的裁判机构。——译者

会议，因为今后只有三级会议才能克服财政上的混乱，担保公债的发行和结束这些权力之争。

桑斯城大主教布里安由于和高等法院发生了争执，把财政困难暂时搁下了，但是又制造了政权困难。到政权困难中止时，财政困难又出现了，这就决定了他的引退。布里安得不到税收，得不到公债，既不能借助于“全能法院”，又不愿召回流放的高等法院成员，就试行最后一着，答应召开三级会议。但是，这一着更加速了他的末日的到来。让他当财政大臣，原是为了克服财政困难，可是财政困难更大了；原是为了要他弄钱的，可是钱也没弄到手。尤有甚者，他激怒了全国，使国家机关起来造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为弄钱而不得不使用那个在宫廷看来是最坏的办法：召开三级会议；1788 年8 月 25 日，他垮台了。他垮台时，国家发行的公债停止付息，这就是国家破产的一个开始。这个大臣是名声最坏的一个，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财政大臣。由于他继承了过去所遗留下来的过错和难局，他用了各种办法，来应付他所遭到的困难，但都无济于事。他试图搞阴谋，使用高压手段，放逐高等法院成员，停止法院的职权，破坏它的组织，结果，一切都成了阻力，什么都不能帮助他克服困难。挣扎了许久之后，他在烦闷中和精疲力竭中——我不敢说是在碌碌无为中——倒下去了，即使他更坚强些，再聪明些，即使他是黎歇留或絮利，他也是要倒台的。谁也不可能找到钱了，谁也不可能进行压迫了。若是为他辩护，应该说，他所没能摆脱的困难地位，并不是他造成的， 他只是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一地位而已。他是由于卡隆的过错而完蛋的，而卡隆则曾利用内克尔所树立起来的信用而挥霍滥用。卡隆毁坏了信用，布里安想用暴力去恢复这个信用，因而毁坏了政权。

三级会议变成了唯一的统治方法，国王的最后手段。高等法院和国王的重要陪臣于 1787 年 7 月 13 日提出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多菲内省的各等级在维齐耶城举行的大会上、僧侣在巴黎举行的大会上也都提出了这种要求。各省各等级为三级会议的召开作了精神准备，那些显贵人物是三级会议的先驱者。国王在 1787 年 12 月 18 日答应了五年之内召开三级会议之后，又在 1788

年 8 月 8 日规定了 1789 年 5 月 1 日为三级会议开幕日期。内克尔又被起用了， 高等法院恢复了，“全能法院”被废除，“大司法区”被撤销，各省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这位新复职的大臣，为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举行作了一切安排。

反对派原来一直是意见一致的，到了这个时候，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布里安掌政时期，政府曾遭到所有国家机构的反抗，因为 政府曾想压迫它们。内克尔当政时期，政府同样也遭到这些机构的抵制，因为它们想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把人民置于从属地位。政府虽已从一个专制的政府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但其他国家机构还是一样的反对它。高等法院过去进行斗争是为了维护它的权威，而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贵族过去和第三等级联合， 是为了反对政府，而不是为了人民。这些集团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各抱各的希望，高等法院希望能象在 1614 年那样控制三级会议；贵族希望恢复它失去

的势力，因此，司法界建议 1789 年的三级会议应以 1614 年的三级会议为榜样，而舆论就抛弃了司法界；同时，贵族不同意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名额， 而这两个等级之间就发生了分裂。

从当时人们的见识、进行改革的需要和第三等级的壮大来看，双倍名额是势在必行的。双倍名额已为各省的集会所接受。布里安在离开大臣职位之前，曾咨询过一些著作家，问他们三级会议怎样组成最为合适，会议应当如

何举行才最恰当。后来有不少著作是为人民说话的，其中有西哀耶斯的名著

《第三等级》和当特莱格的名著《三级会议》。舆论一天比一天表现得强烈， 内克尔既想满足舆论的要求，但又不敢这样做，他希望三个等级和解，从而使自己能得到各方面的赞同，他在 1788 年 11 月 6 日召开了第二次显贵会议， 以便讨论三级会议的组成和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他以为可以使会议通过第三等级的双倍名额；但会议拒绝了。于是，他不得不置显贵们的反对于不顾， 作出他本来自己就可以作出的决定。内克尔没有能通过事前解决一切困难的途径避免争论。他在第三等级双倍名额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主动权，正如后来在按等级表决或按人数表决的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主动权一样。到了三级会议召开时，这个关系到政府和人民的命运的第二个问题，因为受到压力而未能解决。

不管怎样，内克尔由于没能使显贵们通过第三等级的双倍名额，只好在各部会议上来通过这个决议。国王在 11 月 27 日的声明中决定，三级会议的代表人数不应少于一千人；第三等级的代表应等于贵族代表和僧侣代表的总和。内克尔还得到同意把教区司铎归入僧侣等级，把新教徒归入第三等级。各旧司法区议会为选举事宜而开会；各方面都在进行活动，使自己的人充当代表和照自己的意向草拟陈情书。在选举中，高等法院的影响很小，宫廷则毫无影响。贵族虽然推选了几个颇孚民望的代表，但大多数是忠于他们的利益的，而且是既反对第三等级又反对王室大家族的寡头政治的。僧侣等级选了一些卫护特权的主教和修道院长，还有一些赞助人民事业（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的教士，最后，第三等级挑选了一些有见识的、意志坚定和见解相互一致的人。贵族代表中有贵族二百四十二人，高等法院成员二十八人； 僧侣代表中有大主教或主教四十八人，修道院长或司教长三十五人，教区司铎二百零八人；最后，第三等级的代表中有教士二人，贵族十二人，行政官吏十八人，各旧司法区议会成员一百零八人，律师二百一十二人，医生十六人，商人和农民二百一十六人。三级会议开幕日期定为 1789 年 5 月 5 日。

革命就这样发生了。宫廷曾企图加以阻止，嗣后又企图加以扑灭，但都无济于事。在莫尔帕的引导之下，国王任命了几个出身平民的大臣，试行了某些改革；在王后的影响下，他又任命了一些宫廷贵族当大臣，作了某种树立国王权威的尝试。但是，高压没有奏效，改革也同样无法实施。当国王在节约开支方面倚靠宫廷，在税收方面倚靠高等法院以及在发行公债方面倚靠资本家全部落空以后，他只好寻找新的纳税人，向特权等级求援。他要求那些有势力的贵族和僧侣参与国事，但遭到拒绝。这时候，他才开始转向全体国民，于是召开了三级会议。国王遇事先同宫廷内臣商议，然后同国民商议， 只是在受到前者的拒绝时，才向国民发出呼吁，因为他对于国民的参予和支持怀有疑虑。他宁愿召开一些孤立无助因而力量薄弱的特别会议，而不喜欢召开代表各方面利益因而力量集中的全体会议。直到这个重大时期为止，政府的需求年年增加，反抗的势力年年扩大。反对派由高等法院波及贵族，由贵族而僧侣，以至通过此三者而及于全体国民。这些阶层不管是哪一个，只要是王朝政府一向他们征询意见就开始表示反对，后来所有这些反对力量都同全国的反对势力合流，或者在全国的反对面前沉默无言。三级会议只不过是将业已成熟的革命公布于世而已。

再版译序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于 1824 年 5 月在法国问世。作者撰写此书时距法国大革命为时不久，他从较近的距离，以严谨的态度，用丰富的史实和生动的文字叙述了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督政府时期、执政府时期和第一帝国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该书成为研究 1789 年至 1814 年法国这段历史的一部世界名著。

17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人民攻克巴斯底狱，开始了法国大革命。广大群众在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下推翻波旁封建王朝，废除贵族特权，处死国王和宣布成立共和国。共和国对内坚决镇压复辟派，对外击败外国武装干涉，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取得重大胜利。热月政变后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拿破仑·波拿巴大力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拿破仑帝国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阶段。1789 年至 1814 年是法国历史的重要时期，也是欧洲历史的重要时期。它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体系，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更加广泛发展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后不久，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以至整个 19 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 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①

法国社会的重大变化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引起一系列争论：法国大革命必然产生吗？它为法国造成了何种后果？如何评价第一帝国？复辟的波旁王朝能否经久不垮？资产阶级能否重新掌权？对于这些问题，当时法国社会上曾有各种不同回答。波旁王朝的御用文人攻击法国大革命，否认它的必然性， 并为路易十六和封建制度歌功颂德。某些资产阶级人物虽然反对复辟王朝， 但对大革命缺乏理解，认为它象自然灾害一样难以驾驭。当时的历史学界对于刚刚发生的革命尚缺乏研究，出版的有关书刊多为简单的史实记载和个人回忆，以反对封建制度的观点系统地、清晰地叙述这次重大历史变革的著作则寥寥无几。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提出了新颖看法，震动了舆论界。它明确指出： 法国“革命不可避免”。米涅在此书中以阶级斗争观点叙述了法国历史的巨变。他认为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法国革命所经历的时期“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争夺政权”的年代。“两个敌对阶级在准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米涅尖锐批判封建制度，认为“不可能回避革命”， 第三等级与封建贵族之间必然展开生死搏斗。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阶级斗争。作者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历史意义，他指出：“斗争既已开始，必定是某种制度的胜利。”“在革命时期，旧社会被摧毁了，而在帝国时期，则建立了新社会。”这是“一代人所仅见的伟大革命”。米涅对于雅各宾时期的政策有所保留，他认为“吉伦特派的政策比山岳党的政策更合乎道义”。热月政变后“上升的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相反的运动将从这一天开始”。此后的“特点是放弃自由。⋯⋯在督政府初期和执政府初期，是自由放任时期， 在执政府末期和帝国时期是行政和军事时期”。米涅赞扬拿破仑·波拿巴的立法“高于所有的社会”。拿破仑的“军队把法国的风尚、思想和较先进的文明带到各地。欧洲社会的陈旧基础被彻底动摇”。《法国革命史》的作者明确指出，波旁王朝重新统治法国是历史的“倒退运动”，今后必须“满足

①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9 卷，第 334 页。

引起法国革命的需要”，即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和“物质福利”。在十九世纪初欧洲的历史条件下，米涅对于新旧社会制度变革的这种鲜明立场， 毫无疑问是适应当时时代要求的。

由于米涅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其阶级局限性，《法国革命史》一书存在若干不足。作者认为由于利己之心和收入差异而出现不同阶级，他不了解更无法阐明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真正经济根源。米涅未曾认识阶级斗争的整个客观规律，竟然将资本主义制度描绘为永恒的自然形式。他在书中认为革命建立了“自由政体”和“完善的社会制度”。他无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剥削的实质，并将资产者说成为整个第三等级利益的代表，从而否认当时劳动群众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作者虽然看到了一个个掌权政治派别的胜败，但他远不了解法国大革命时派别更替恰恰说明由于人民群众的推动，才使革命沿上升路线发展，直至雅各宾专政的高峰。米涅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对劳动群众持错误态度。他说人民攻克巴斯底狱时处死顽固的王党分子是“不讲人道”。他还将巴贝夫密谋称为“这次荒唐的尝试带有明显的狂热色彩，引起了深刻的恐慌”。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常常流露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如用“强烈的自尊心”解释罗伯斯比尔的政治活动，以“不走运” 说明路易十六的受审等等。《法国革命史》一书出版于一百五十多年前，当然无法吸收百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该书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弗朗索瓦·奥古斯特·马丽·米涅（1796—1884）生于法国南部的埃克斯城，早年爱好文学，从 1820 年开始研究历史，1822 年至 1824 年在巴黎专题讲授历史，同时搜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资料。1823 年夏，他仅用四个月的时间写成《法国革命史》，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其目的在于为推翻波旁王朝和资产阶级重新掌权制造舆论。该书初版分为两卷，于 1825 年底就已发行第三版，此后不断再版并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米涅积极参加革命组织的秘密活动反对波旁王朝， 并因此受到法庭审讯。1830 年 7 月革命时，他曾参加街垒战。路易-菲立浦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金融资产阶级政权后，米涅感到理想已经实现，他从此离开革命史的题材，转而研究中世纪史，后写成《玛丽·斯图亚特》、《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争夺》等著作。米涅在总结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法国社会变革时，认识到阶级斗争是了解法国历史的钥匙，他和梯叶里等人同为当时新史学派创始人。米涅是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恩格斯曾指出： “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我仍然比较喜欢米涅。”①

郭华榕 1980 年 8 月于北京大学

①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427 页。

第一章

从 1789 年 5 月 5 日到 8 月 4 日夜

三级会议开幕。——宫廷，大臣和各个集团对三级会议的态度。——代表资格的审查。——按等级表决和按人数表决的问题。——城市平民代表自行组成国民议会。—— 宫廷关闭三级会议会场；网球场内的宣誓。——僧侣的大多数和第三等级代表的联合。

——6 月 23 日由国王主持的会议，会议的失败。——宫廷的计谋；7 月 12 日、13 日、

14 日的事变；内克尔被免职；巴黎起义；国民自卫军成立；包围和攻陷巴斯底狱。——

7 月 14 日以后发生的事情。——8 月 4 日夜颁布的各项法令。——这次革命的性质。

三级会议定于 1789 年 5 月 5 日开幕，开幕前一天举行了宗教仪式。国王及其家族，各部大臣以及三级会议的代表，列队从圣母院教堂前往圣路易大教堂聆听开幕式弥撒。这是很久没有举行的国家盛典，人们重睹此种情景， 无不为之心醉。整个仪式有如盛大节日。许多人从各地涌向凡尔赛；天气异常晴朗，场面装饰得极其华丽。乐队的行进，国王的敦厚和踌躇满志的神情， 王后的雍容华贵以及各个等级共同怀有的高贵愿望，使人人感到兴奋。在这里勉强还能看到 1614 年（那一次三级会议）的仪礼服式，那样的等级序列。僧侣们身穿长袍大氅，头戴方形帽，或者穿紫袍，套白色教衣，走在最前列； 其次是贵族，他们都穿着黑色礼服，齐膝上衣，金边袖口，花边领结，亨利四世式有白羽毛的卷边帽；最后是较为寒素的第三等级，着黑衣和短外套， 纱领结，帽子上没有羽毛，没有饰带。在教堂里，三个等级代表的座位也各自分开。

次日，由国王主持的会议在梅尼大会堂举行。僧侣代表坐在右方，贵族代表坐在左方，平民代表坐在大厅的后面正对着国王的位置。多菲内的代表， 克雷比昂伐洛瓦的代表（其中有奥尔良公爵）和普罗旺斯的代表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内克尔进入大厅时，也受到热烈欢迎。凡是对三级会议的召开有过贡献的，都受到公众的赞扬。当代表们和大臣们坐定后，国王驾到，后面簇拥着王后、王子和大批随从。大厅上响起热烈掌声。路易十六登上王座； 当他戴上帽子时，三个等级的人们也都戴上了帽子。平民们一反旧例，毫不迟疑地照着僧侣贵族的样子去做，第三等级讲话时必须免冠下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此时全场寂然无声，静候国王致开幕词。人们渴望知道，朝廷对待各个等级的真正意向何在。它是要把这个新的国民会议纳入旧的框子里去呢，还是要赋予它以国家需要和严重局势要求于它的任务呢？

“诸位先生们，”国王激动地说，“我殷切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现在在我的周围，是我荣幸地统领的国家的各方代表。自从上次三级会议召开以后，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召开这样的大会似乎有点过时，但我仍然坚持要恢复旧传统，因为王国可以从中吸取新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为国家开辟新的幸福源泉。”开头这句话确实很鼓舞人心。但后面讲的就尽是说明国库空虚，宣布减少支出的话。国王没有明智地向各等级指出应当遵循的道路，而是要求各等级协调一致，表示要钱，表示害怕革新，诉说精神上的不安，而不提怎样克服。但是，当他结束致词，讲了很能说明他的意图的下面几句话时，听众却报以热烈掌声。他说：“人们所能期望的一切，从最小利益到公众的幸福，都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关切。诸位先生们，我希望会议能够和衷共济，希望这个时期对于王国的繁荣幸福将永远成为不能忘怀的时

期，这是我衷心的愿望，最热诚的祝祷；这是我，由于我的正直意图和对人民的爱所期待得到的报偿。”

接着掌玺大臣巴朗登致词；他的讲话纯然是对三级会议和国王的德政的颂扬。在做了冗长的开场白之后，他终于接触到当前的问题。他说：“国王陛下同意把人数最多的、主要负担捐税的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但是这决不是说改变旧有的议事方式。当然，按人数表决的方式，由于只能产生一种结果，似有能使普遍的要求上达的优点，但是国王的意旨是：这种新方式必须经过三级会议自愿同意和国王批准方能采用。不过，无论对这个问题应持什么态度，无论对讨论的不同对象应如何加以区别，人们不应对三个等级经过努力最终能够在税收问题上取得协调一致表示怀疑。”在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并不排斥按人数表决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可以更加迅速得到解决，而在政治上则赞成按等级表决，因为这样做十分有利于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达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税，而不容许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实行改革。掌玺大臣为三级会议确定权限的做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朝廷的意图。他把三级会议的任务局限在下列范围内：讨论税收问题，并进行表决；讨论一项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给以种种限制；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他改革则一概排除。最后他说：“正当的要求都已经答应了。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怨言，国王并不介意；国王宽大为怀，甚至对那些虚妄的流言蜚语——有人想利用它把君主政体的不可移易的原则改换成有害的空想——国王也都加以宽宥了。诸位先生们，你们要愤然屏弃这些危险的改革，公众利益的敌人想要把这些东西和好的、必要的改变混为一谈，而惟有这种改变，才能促成这一次的更新，这是国王的第一个愿望。”

这完全是对于国民的愿望的无知，或者可以说是公开的对抗。平民代表们感到不满，于是倾向于内克尔，希望他可能讲的是另外一套。此人是平民出身的大臣，由于他的努力，才使第三等级代表名额增加一倍。人们希望他赞成按人数表决，因为若按人数表决，第三等级就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内克尔却以财政总监的身分和小心谨慎的姿态讲话。他的演说历时三小时，尽是谈财政预算；当他在使人们听得厌烦了之后开始讲到众人关心的问题时，却又模棱两可，既不得罪宫廷，也不得罪人民。

政府本应更好地理解三级会议的重要性。单只这次三级会议的召开本身就预示了一场大革命。全国人民对它寄予希望。因为会议的恢复，正值王朝处境每况愈下，舍此不能改革国政，舍此不能解决国家的需要。当时的困难局面，任务的性质，成员的选择，这一切都表明代表们不是作为纳税人而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会议的。使法国获得新生的权利，是公众给他们的，是委托书所赋予的，他们应当在这种空前广泛的权限中和公众的鼓励下找到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力量。

国王参加会议是很重要的。他本可以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如果在已经作了一些改变的情况下，他坚定地但也是正当地把新秩序固定下来；如果在已经实现了法国人民的愿望的情况下，他确定公民的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如果他放弃自己的专断，放弃对贵族的特殊待遇，放弃给予各个不同集团的特权；如果他把公众所要求的、后来为制宪会议所实施的各种改革加以完成，那么，他亲自主持会议的这一决定本来是可以防止后来爆发的不幸的纠纷的。一个国王同意让别人分掌自己的权利或者毅然放弃眼看要丢失的东西，那是罕见的。但路

易十六，如果不那么为周围的人所左右而按照他个人的意志行事的话，是可能这样做的。但此时国王的顾问们已陷于极大的混乱之中。三级会议开会时，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任何防止纷争的准备。路易十六在以内克尔为首的内阁和由王后及几个亲王领头的宫廷势力之间游移不定，无所适从。

满足于取得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名额的内克尔，只是害怕国王的优柔寡断和宫廷的不满。他没有充分估计危机的严重性，他认为这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因而等待事变发生了才采取行动，并且夸口不须事先早做准备也能应付裕如。他感觉到原有的三级机构已无法维持，感觉到因为三个等级都拥有抗拒之权，所以三个等级的存在对于各项改革的实施以及行政工作的进行是一种障碍。他在经受过这种三方面来的反对之后，希望减少等级，仿效英国的政体，使僧侣和贵族合并为一个上议院，第三等级自成一个下议院。他没有看到，一旦斗争已经开始，进行干预就已无济于事了，折中办法是任何人都不会接受的；较弱者拒不听从，较强者则要较量一番，都会拒绝接受这种折中办法的。只有在一方取得胜利之后，另一方才能做出让步。

宫廷方面根本不想把三级会议制度固定下来，而是要取消它。宫廷宁愿让一些贵族集团与一个常设的国民会议分享权力，偶尔进行反抗。三个等级分开，对它是有利的，它想在它们之间制造纷争，阻止它们采取行动。三级会议由于本身组织上的缺陷，从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宫廷方面希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而第一第二等级也根本不愿对第三等级的改革要求让步。僧侣要保持他们的特权和豪奢，他们预料他们的牺牲比他们得到的好处要多。至于贵族方面，虽然正在重新取得久已失去的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也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对人民作出的让步将超过他们从王权中得到的东西。当一场新的革命起来以后，收获最大的可以说惟有第三等级。第一第二等级不得不同宫廷联合起来反对第三等级，正如以前他们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宫廷一样。推动这个立场改变的只是利害关系，他们与宫廷站在一边，并无效忠之意，正如他们曾为人民说话但心目中也并无公众利益一样。

只要能使贵族和僧侣保持这个立场，付出任何代价也是在所不惜的。这两个等级的代表成了关切和拉拢的对象。在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家里，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是一些著名人物。贵族代表和僧侣代表中的主要成员也被接纳了。通过这个会，德佩雷姆斯尼尔和当特莱格这两个贵族被收买了，这两个人以前在高等法院中，或在三级会议开会之前是最热情的维护自由的人， 从此以后，变成了公开的反对派；通过这个会，还规定了三个等级的代表的不同服饰；总之要千方百计把三个等级分开，开始用繁文缛节，后来用阴谋诡计，最后则使用武力。宫廷对往昔的三级会议念念不忘：它以为可以使现在的三级会议遵循过去的老样，可以用军队控制巴黎，用贵族的代表控制第三等级的代表；它以为可以通过分裂三个等级来掌握三级会议，而且以为为了分裂三个等级，可以恢复抬高贵族压低平民的旧传统。就这样，他们以为经过第一次会议，没有作出任何许诺，就把一切给挡回去了。

5 月 6 日，三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贵族和僧侣的代表分别到各自的议院，自行召开会议。第三等级由于拥有双倍的代表人数，被允许使用三级会议的会场，因为这是最大的会议厅，在那里等候第一第二等级的代表；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暂时的，认为直到僧侣和贵族同他们联合时为止，他们的成员是临时性的代表，都采取一种观望等待的态度。接着开始了一场决定革命是要发生还是要被遏止的值得纪念的斗争。法国的整个前途系于三个等级是

分裂还是联合这一点上。这一重要问题是由于审查代表资格而引起来的。第三等级代表们不无理由地主张共同审查，因为，即使不同意三个等级在一起开会，无可否认，每一个等级对于审查别的等级的代表资格都是感兴趣的； 相反，特权等级则主张既然各个等级分开存在，审查也应当分别进行。他们觉察到，只要这一次共同行动了，以后就再也不可能分开了。

第三等级的行动极为审慎、老练，而且很有毅力。他们是经历了多次并非没有风险的努力、一系列缓慢的不起决定作用的成就以及经常有反复的斗争，才达到目的的。他们开始时有意地按兵不动，这是最聪明最稳妥的做法， 因为，在某些场合，只要善于等待，就能赢得胜利。第三等级内部意见是一致的，他们构成了三级会议代表的半数；贵族的内部有倾向于平民的反对派， 僧侣中的大多数倾向于平民，这些人中有几个主教是和平的朋友，是人数众多的教区司铎的朋友，而这个教士阶层，就相当于整个教会中的第三等级。所以拖延下去就会使各等级重新联合，这正是第三等级所希望而为主教们所害怕的，这个情况使主教们在 5 月 13 日自愿充当调停人。然而这种调停是不会有效果的，因为贵族根本不会同意按人数表决，而第三等级则根本不会同意按等级表决。这样，调停会议一直开到 5 月 27 日，毫无结果，被贵族中断， 贵族坚持要分开审查代表资格。

在贵族作出这一敌意的决定的第二天，第三等级决定宣布自己是代表全国的议会，以和平的上帝和公众的利益的名义，邀请僧侣们同他们联合。宫廷方面为这一行动所震惊，出面干涉，使会议复会。他们派出了一批调停人， 其任务是调解三个等级之间的纠纷；内阁则负责调整调停人本身的分歧。这样一来，三级会议从属于一个委员会，而委员会的最高裁决权则属于国王。但是后来几次会议的结果也并不比以前的会议好些。这样拖了很久，三个等级谁也不愿让步，贵族终于又把它中断，重申了他们的主张。

五个星期过去了，谈判毫无结果。第三等级看到，由于特权等级拒绝联合，第三等级本已取得国民的信任，因此自行召开国民议会的时候已经到来， 若再迟延，就会遭致国民的反对。于是决定采取行动，并使用了前一时期的策略和坚决方针。米拉波宣布，有一位巴黎的代表要提出一个建议。于是西哀耶斯——一个性情怯懦，但以足智多谋见称，比谁都能出主意的人——指出，妥协已无可能，审查是刻不容缓的事，要求共同审查是正当的。他促使议会宣布，它将邀请贵族和僧侣的代表到三级会议的会议厅去参加审查。不过，审查势在必行，不论有没有这两部分人参加都要举行。

继普遍审查之后，又采取了另一个更为有力的措施。第三等级在审查结束后，于 6 月 17 日，在西哀耶斯倡议下，单独组成国民议会。这是一个果敢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人数众多的唯一拥有合法权利的第三等级宣告自己是法兰西的代表人，在另外两个等级的代表受过审查从前他们不承认这两个等级。他们解决了那些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把三个等级的会议改变为人民的会议。在政治权利方面等级制度不复存在了，这是走向废除君主政体中的等级的第一步。6 月 17 日的这个值得铭记的决定，导致了 8 月 4 日夜的法令；但是，人们已经大胆决定了的东西必须加以保卫，值得忧虑的是这样一个决定是否能够维持得住。

国民议会的第一个决议是一个行使主权的行动。国民议会宣布立法权不可分，从而把特权等级——可以这样说——置于自己的统领之下。剩下要做的是限制宫廷的税收。它宣布这种税收为不合法，但在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准

许暂时征收，议会解散时停止征收，它维持原有的公债，保障资本家的债权， 成立一个日用必需品委员会，以供应人民需要。

这些坚决的、有远见的措施得到全国国民的热烈拥护。宫廷方面感到在三个等级中造成分裂的目的没有达到，必须改用其他手段。看来只有运用国王的权威，才能维持等级制度了。他们让路易十六出巡马尔利，使他听不到内克尔的谨慎温和的建议，利用这个机会，迫使他采纳含有敌意的计策。这位君主是对好的坏的劝告都能接受的，在他周围，是一批党同伐异的宫廷贵族，他们正以宗教的名义，恳求他为了他的王位而制止平民等级的叛逆行为。他也就听任摆布，应允了一切。人们决定让他威严十足地到国民议会去，宣布撤销一切决议，以国王的权威下令三个等级分开，亲自确定三级会议应当施行的各项改革。从这时起，搞密谋的顾问们，掌握了王朝政府，已不是暗中策划，而是公开行动了。掌玺大臣巴朗登、阿图瓦伯爵、孔代亲王、孔蒂亲王等人执行了早已商定的计划。内克尔失去一切势力，他曾建议国王采用一个调解的方案，这个方案在斗争还没有达到激烈程度时本来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到这时候已经不行了。内克尔建议召开一次由国王主持的新的会议， 以达成协议，在增税问题上按人数表决，在有关特殊利益和特权的问题上按等级表决。这个办法，因为它给予贵族和僧侣以阻止废除旧弊病的权利，倾向于维持旧制度，因此对第三等级是不利的，而这一办法实行以后，在下一届三级会议，就会建立上下两院。内克尔喜欢采取折中方案，他想通过逐渐的让步，来完成本来应当用一次行动来实现的政治变革。现在，使全部权利归于全体国民或者让全体国民取得这些权利的时候已经到来。内克尔所设想的召开由国王主持的会议的计划已经不够用，于是就由那班新的顾问把他的计划改变成为一次政变，这些人认为国王的严令足以镇慑议会，人民也将因为国王应允了某些改革而感到满足。他们不知道，如果发生不服从国王命令的事，就会使王朝濒临绝大的险境。

政变通常总是以出人意外的方式爆发，使所要打击的人措手不及。但这次政变不是这样。这次政变的准备工作却帮助了对方来阻止政变的成功。他们害怕僧侣的大多数承认国民议会并加入国民议会，而为了防止这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他们不是提前召开国王主持的会议，而是关闭三级会议的会场， 使会议中断。这是一个不适当的笨拙的做法，其借口是国王出席会议需要作一些布置。当时三级会议的主席是巴伊，这位品德高尚的人物，没有费什么气力就获得了初生的自由事业的一切荣誉。他是巴黎的第一个代表，现在担任国民议会的第一个主席，后来又成为巴黎的第一个市长。他很受自己人的爱戴和敌人的尊敬，他虽是最善良最有道德的人，却最敢于担当风险。当 6

月 20 日夜晚，掌玺大臣告诉他要中断会议时，他表现忠于国民议会而不怕违背宫廷的命令。第二天，到规定时间，他来到会场，发现会场已布满军队， 他对这种横暴行为提出抗议。这时代表们纷纷到来，喧嚷声越来越大；大家表示不顾一切坚决继续开会。有些人极端忿激，主张到马尔利去，就在国王的窗户下面开会。有人叫嚷要到网球场去开会；这个提议立刻被接受了，于是代表们排着队前往网球场。巴伊走在他们的最前面；第三等级代表们情绪高昂地跟着他；有些士兵也前来给他们充当守卫；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庭院里， 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站立着，举起手，心中充满神圣的职责感，共同宣誓： 非待产生法兰西宪法，决不解散。

继 6 月 20 日在全体国民面前所作的这一庄严誓约之后，6 月 22 日，又

取得了一个巨大胜利。一直没有固定场所的国民议会，这时不能在网球场开会了，那些亲王们派人守住这个地方，不许占用，议会于是迁移到圣路易教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僧侣的大多数，在一场最富于爱国精神的迁移过程中，加入了国民议会。至此，意在恫吓国民议会的一些措施，反提高了它的勇气，阻止不成，反而加快了它的进展。这样，宫廷方面策划的 6 月 23 日由国王主持的会议，在其尚未举行之前，就遭到了双重的挫折。

军队终于开来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把三级会议会场团团围住；大门只给代表们开放，其他人不准进出。国王由大批人马簇拥着威严十足地出现在会场上。这时，一反常态，迎接他的是一片黯然的沉寂。他用一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发表演说，宣布了他要采取的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都是为公众舆论和国民议会所排斥的，这就使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国王抱怨说，宫廷本身引起了纷争，他谴责国民议会的行动，认为这只是第三等级的行动，他撤销议会的全部决定，命令保留三个等级，强迫执行一些改革措施，但又加以种种限制，严令三级会议必须接受，否则解散议会；他威胁说如果他再遇到国民议会的反抗，王国就要采取断然处置。这一显示权威的举动根本不合时宜，也并非出于国王的本意。然后，路易十六离开会场，命令代表们散会。僧侣和贵族们遵命离去，平民代表则屹然不动，保持沉默，怒形于色，不愿离开座位。这种情景经历了一些时间，忽然米拉波打破沉寂，说道：“诸位先生们，我承认，如果说专制主义给予我们的东西不是永远危险的话，诸位刚才听到的，可能是救国之道。这种令人屈辱的专制是什么？是扬威耀武， 是侵犯国家的庙堂，其目的是命令你们大家必须满足！谁下的这个命令？是受你们委托的那个人。是谁给你们以那些强迫性的法律？是受你们委托的那个人。他才是应当从你们、从我们接受这些东西的人；诸位先生们，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职责；二千五百万国民只能从我们得到希望，得到幸福，因为幸福应当为所有的人所同意，由所有的人来给与，被所有的人所接受。但是现在你们讨论的自由被束缚了；有一支军队驻扎在议会周围了！国家的敌人在哪里？在我们的大门口有个喀提林①吗？我请求你们大家保持你们的尊严，保持你们的立法权，以此来信守你们庄严的誓约；非待宪法制定完成，你们不能离开这里。”大司仪官看到国民议会不散会，重申了国王的命令。米拉波叫道：“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受命于人民，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走。”西哀耶斯镇定地补充道：“你们昨天怎么样， 今天就怎么样，大家讨论吧！”整个国民议会充满了豪情和信心，开始了讨论。根据卡睦的提议，议会坚决维持所有的决议，同时，根据米拉波的提议， 议会决定，议员有不受侵犯之权。

在这一天，王室的权威丧失了。法律的创议权和道义的力量由王室转移到国民议会一边。那些通过他们的顾问们策划挑起反抗的人，却不敢惩罚这种反抗。上午内克尔被免职的决定已经做出，到晚上王后和路易十六又要求他留下。这位财政总监曾经反对召开由国王主持的会议，而由于他拒不参加， 重又取得了国民议会的信任——他曾经因态度暖昧而失去了这种信任。对他来说，失宠的时候也正是他深得人望的时候，他于是变成了国民议会的同盟

① 喀提林——罗马共和国末期骑士民主派。他曾提出反对元老寡头政治和取消债务的号召，受到城乡下层平民的支持。从公元前 65 年起连续竞选执政官，未成。公元前 63 年秋密谋起义，在伊达拉里亚建立一支

起义队伍，但起义很快被元老派镇压下去。公元前 62 年，喀提林被杀。——译者

者，国民议会表示支持他。每一个时代，都应当有一个人出来当首领，并以这个人的名字作为一个党派的旗帜；当国民议会需要对宫廷作斗争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内克尔。

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原已在圣路易教堂加入国民议会的一部分僧侣再度前来参加；过了几天，贵族代表中有四十七人——其中有奥尔良公爵——也来参加，宫廷方面终于被迫要求贵族的大多数和僧侣的大多数终止业已无济于事的分裂。6 月 27 日，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讨论；三个等级之分在法律上不复存在，事实上也已消失。他们原来即使在共同集会的会议厅里也是分开来坐的，现在终于混合在一起了；在全国人民的权威面前，宫廷贵族的专横跋扈的威风也被一扫而光了。

宫廷贵族在阻止国民议会成立的企图失败以后，只好参加会议，以便左右议会的讨论。这时他们仍然可以以谨慎和诚实态度改正自己的错误，使人们忘却他们对国民议会的攻击。有些时候，人们主动地作出一些贡献，而有些时候，又只得接受他人的贡献。在三级会议开幕的时候，国王本来可以自己来制定宪法，现在他却要接受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而即使他被迫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也一定能够改善这种处境的。但是，路易十六的顾问们，从突然遭受挫败而感到的惊慌中恢复过来以后，决定如使用威吓无效，则使用刺刀。他们对国王说，为了对付人们对命令的蔑视、为了保住他的王位、为了维持王国的法律、乃至为了他的人民的最大幸福，他必须使议会服从他；他们还告诉他，国民议会现在设在凡尔赛这个邻近巴黎的城市，这两个城市都是拥护国民议会的，应当用武力控制它们；应当把国民议会迁移到其他地方， 或者予以解散；还告诉他，这是一个紧急的决定，目的是把国民议会在其形成过程中加以扼杀；为了执行这个决定，有必要马上命令军队对国民议会进行威吓，并控制凡尔赛和巴黎的局势。

当这些阴谋在暗中进行时，代表们正在讨论立法问题，准备制定为人们迫切要求、不容一再拖延的宪法。从巴黎和国内各主要城市给他们送来了大批的请愿书，赞扬他们的明智，鼓励他们为法兰西更生的事业而不断努力。正在这时，大批军队开到，凡尔赛宛如一座大兵营；会议大厅四周都是守卫的士兵，禁止市民入内；巴黎被各种军队包围住，看来是准备在必要时予以封锁或围困。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在进行着，从边境调来了炮兵铁甲车，外籍军团（这支绝对服从的军队）也出现了，这一切预示着某种凶险的图谋。一时众议纷纭，人心浮动；国民议会想要劝导国王，要求他把军队调走。根据米拉波的提议，7 月 9 日国民议会上书国王，措词恭敬而语意坚决，但没有结果。路易十六宣称，是需要派兵还是需要撤兵，只有他是唯一能做出最后决定的人。他诡称派兵是为了防止骚乱，保护议会；他还示意议会迁移到诺雍或苏瓦松，这就是说，把它置于两支军队之间，使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巴黎处于大动乱酝酿阶段；这个大城市对国民议会表示一致拥护。全国

代表所面临的危险，巴黎本身的危难，加之生活必需品匮乏，使全城马上就要发动一场起义。资本家由于切身利害关系和对破产的恐惧，开明人士和整个中间阶级出于爱国精神，平民为生活所迫，都把他们的苦难归咎于特权阶级和宫廷贵族，要求变革。所有这些人，都热烈拥护革命。因之这个法国首都的沸腾的情景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它改变原来那种由于屈从而保持的静止和沉默状态，好象被新的局面所惊醒，而沉浸在自由与狂热之中。出版界进行了宣传鼓动，报纸派专人采访报道了国民议会的情况。公共场所和广场

上，人们对关心的问题议论纷纷。特别是在巴黎罗亚尔宫区，也召开了首都的议会。公园里经常聚集着人群，似乎经久不散而且不断增加。一张桌子便是讲台，来一位公民便是演说家。有人谈论祖国的危难，有人大声疾呼主张抵抗，此时，根据罗亚尔宫区集会上的动议，人们冲了阿贝义监狱，法兰西近卫军团中一些因拒不对民众开枪而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的士兵，被放了出来。这次骚乱之后，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乱子；为了营救这批士兵，派了代表向国民议会请愿，议会请求国王宽宥，于是把这批人重新监禁，然后予以赦免。但是这支最整齐最勇敢的部队变成为人民事业的同情者。当宫廷在凡尔赛，在塞夫勒，在马尔斯广场，在圣德尼布置了军队，满以为可以实现它的计划的时候，巴黎的情况就是这样。

7 月 11 日，宫廷方面开始行动，流放内克尔，撤换各部大臣，指派布罗伊元帅、拉加利索尼埃尔、拉沃居永公爵、布勒德义男爵和富隆分别接替皮塞居尔、蒙莫兰、拉吕泽尔内、圣普里厄斯特和内克尔的职务。7 月 11 日， 星期六，内克尔在午餐时接到了国王的谕令，要他立即离开本国。内克尔镇定自若，继续用餐，也不把他接到的谕令告诉任何人，然后同内克尔夫人坐上马车，说是要到圣多昂去，实际是前往布鲁塞尔去了。

第二天，7 月 12 日，星期天，下午四时左右，巴黎的人得悉内克尔被罢官并已离境流放国外。这件事在巴黎被看作是一桩阴谋，一桩以前早已有所觉察的阴谋。不多时，全城震动，到处都聚集着一些人，有一万多人涌到罗亚尔宫区，由于听到这个消息而表示愤慨，准备有所行动，但又不知如何着手。有个名叫卡米尔·德穆兰的非常勇敢的青年，他是人群中经常演说的一个。他跳上桌子，拿着手枪，喊道：“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迟延了，内克尔被免职，这是一次警钟，要发生屠杀爱国者的圣巴泰勒米日①事件了！今天晚上，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要从练兵场里开出来杀我们！我们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人群用欢呼声支持他，他提议加戴帽徽，以便于互相识别和自卫。“你们要绿色还是要红色？绿色表示希望，红色表示辛辛纳杜斯②的自由秩序。”人群回答道：“要绿色！要绿色！”那演说家走下桌子， 在自己帽上贴了一片树叶，大家仿效他；宫苑中的栗子树叶差不多摘光了。这队人闹哄哄地来到了雕刻师居尔蒂斯的住所。

人们拿了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雕像——因为传说后者也已被流放

——还在半身雕像上加了黑纱，把它抬起。队伍走过圣马丹街，圣德尼街， 圣奥诺雷街，越来越壮大，遇到每一个人，都叫他脱帽。一队骑马的巡逻队在街上出现，游行者就让他们当护卫队，这样，一直走到旺多姆广场，人们抬起两个半身像绕着路易十四的铜像转。一队德意志皇家部队开过来，要把游行队伍驱散，但是被一阵石子打得四处奔逃。群众继续行进，来到路易十五广场，但是队伍在这个地方遭受到朗贝斯克亲王的龙骑兵的袭击。他们抵抗了一阵，接着就被冲散，一个抬半身像的人和一名近卫军团士兵被打死， 人群四处逃散，一部分奔向沿岸街，一部分向林荫大道退却，其余的人经过图尔南大桥跑进了杜伊勒里宫苑。朗贝斯克亲王率领龙骑兵，手执马刀，追赶到杜伊勒里宫苑，对赤手空拳的、不属于游行队伍而只是在那里散步的人

① 圣巴泰勒米日（Saint-Barthelemy）大屠杀，指 1572 年 8 月 24 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屠杀新教徒的事件。

——译者

② 辛辛纳杜斯（Cincinnatus），罗马历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译者

群进攻，一位老人被砍伤；人们用椅子抵御，有的人占据土墩；一时群情忿激，在杜伊勒里宫苑，在罗亚尔宫区，在城厢内外，到处是“拿起武器”的喊声。

近卫军团，如前所述，是同情人民的，因此他们被禁闭在营房里。即使是这样，朗贝斯克亲王仍怕他们有越轨行动，派了六十名龙骑兵驻守在安丹街该军团的营房对面。近卫军团的士兵们本来对于受到禁闭极为不满，看到这些外籍军队——不久以前，他们还同这些人发生过一次冲突——更为气愤。他们要开枪射击，军官们用威胁和劝告极力加以阻止。当他们之中有人报告杜伊勒里宫苑发生残杀事件，一名同伴被打死时，他们便什么也不听了。他们拿起枪，拆毁棚栏，在营房进口处面对龙骑兵摆开阵势，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回答是“德意志皇家军队。”“你们是第三等级一边的吗？” “谁给我们下命令，我们就是谁的一边。”于是近卫军向对方开了一排枪， 打死两人，打伤三人，余者逃走。接着近卫军以进攻步伐，刺刀向前，前进到路易十五广场，停在杜伊勒里宫和田园大街之间的地方，也就是处于民众与官军之间的地方，整整一夜都保持着这个阵地。练兵场的士兵立刻奉命前进，等到他们到达田园大街，就遭到近卫军开枪射击。上级要他们战斗，他们不服从，“小个子瑞士兵”首先抗命，其他士兵跟着，军官们无可奈何， 只得下令撤退，倒退到夏洛宫的大门口，从那儿很快又回到练兵场去。近卫军团的反叛以及首都外籍军队的抗命，使宫廷方面的计划遭到挫败。

那天晚上，人民涌到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分区集合，武装公民。几位选举人到市政厅开会，由他们掌握大权。在起义的这些日子里，他们以他们的勇气、识见和积极活动为自己的同胞和自由事业作出了最大贡献；但是在起义初始的混乱局面中，也不大可能有人听他们的。当时人声鼎沸，乱到极点，每个人都很激动。但在善良的公民之外，也有一些可疑分子，他们把起义当作制造混乱和趁火打劫的借口。政府雇用的公共工程工人中，大部分是没有固定住所的流浪者。他们烧毁城门，在街上横冲直撞，抢了几家店铺； 被称为强盗的就是这伙人。7 月 12 日到 13 日的一夜是在乱哄哄和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内克尔的出走使首都为之哗然，对于凡尔赛和国民议会产生的影响也不小。在那里也同样引起了吃惊和不满的情绪。代表们一大早就来到三级会议的会场，他们脸上阴沉忧郁，一方面由于沮丧，但更多的是出于愤满。一位议员说：“会议开始时，在沉闷中宣读了几份赞同议会决议的致词，听的人都漫不经心，都在想自己的。”穆尼埃发了言；他揭露了全国拥戴的几位大臣如何被免职，继任者如何选定；他建议向国王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收回成命，让国王看到采取暴力措施的危险性和派兵镇压可能引起的种种不幸， 并且正告国王，议会郑重表示反对卑劣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听到这话，迄今还是抑制着的议会的感情立即爆发，掌声不绝，高呼赞成。接着，内克尔的朋友拉利-托朗达尔面带忧郁的神色，站出来要求发言，他发表了长篇雄辩的演说，赞扬那位被流放的大臣。议会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他的讲话；他的痛苦和众人的忧伤互相感应，内克尔的事业就是祖国的事业。贵族本身也和第三等级的成员一致行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把危险看作是共同的危险，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指责宫廷的所作所为他们就会和宫廷一样遭到同样的责难，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大溜。

贵族议员维里欧伯爵作出了榜样，他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是为了宪法，

让我们制定宪法吧。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联系，重申光荣的 6 月 17 日决议，并

予以批准和确认；我们要为著名的 6 月 20 日决议同心协力。让我们全体宣誓， 是的，全体，不分等级，一致忠于这些著名的决议，现在只有这些决议能拯救王国了。”拉罗什富科公爵补充说：“宪法一定要制定，否则我们就将完蛋。”可是，当有人向议会报告巴黎起义，起义后的激烈行为，城门被焚毁， 选举人在市政厅集会，整个首都陷于混乱，以及公民们准备遭到军队的袭击或自相残杀的时候，议会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大厅里只有一个呼声：“让我们忘记那暂时的分裂吧！为了拯救祖国，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吧！”于是立即向国王派出了一个由八十人组成的、包括全体巴黎议员在内的代表团，为首的是议会议长维埃纳大主教。代表团将向国王陈述首都和王国面临的危险以及撤走军队、把城防责任交给城市民兵的必要性；如果国王接受这些要求，就派代表去巴黎宣布这一个人宽慰的消息。但是代表团不久便带着不能令人满意的答复回来了。

这时议会已经看到，它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宫廷决定的方针已经是不可挽回了。议会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它立即一致通过关于现任大臣和国王的全体顾问的责任的规定，不论他们是什么身分，属于哪个等级；议会投票表决，对内克尔和被黜的大臣们表示同情，声明它将继续坚持要求撤走军队，建立民兵；议会宣布债权人的权益必须以法兰西正直精神加以维护， 并维持过去通过的一切决议。除此之外，议会还采取了一项同样必要的措施： 因为怕人们在夜间用武力关闭三级会议的会议厅，解散议会，议会决定昼夜不停地开会，一部分议员夜间出席，另一部分议员清晨前往接班。为了使尊敬的维埃纳大主教不致因连续担任主席而过于劳累，指定了一位副主席在这段特殊时期协助他。当时选择了拉法耶特，由他主持夜间的会议。会上没有讨论发言，议员们坐在自己的席位上，默不作声，表现得沉着而坚定。议会通过这些动议和决定，通过这种公开表示的同情，通过这种普遍一致的热情、坚定的意志和毫不动摇的行动，越来越显得有能力克服它的危机和完成它的使命了。

到了 7 月 13 日，巴黎的起义更加走上正轨了。从早上起，公民们就到市政厅去；人们把市政厅和所有教堂的警钟都敲响；鼓手们走遍大街小巷召集公民开会。人们在公共广场集合；纷纷组成了以罗亚尔宫区志愿兵、杜伊勒里宫区志愿兵、巴索什区志愿兵、阿格布斯区志愿兵命名的国民自卫军。各区分别集会；每区选出二百人担任该区的警卫。唯独武器缺乏；于是到处搜罗，把凡有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都找了；人们把军械修造厂和磨刀铺里的武器拿走，开给一纸收据。人们到市政厅去索取武器；一直聚集在那里的选举人回答说没有，可是怎么说也没有用；人们不顾一切，非要得到武器不可。于是选举人把巴黎市长弗勒塞尔先生请来，因为只有他了解首都的军事情况，而以他的声望，可能在困难情况下有点帮助。他在鼓掌声中到来，他说： “我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父母官；你们会满意的。”在市政厅成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处理公安问题。

这时有人报告，藏有许多谷物的一所修道院遭到破坏，有人冲进王家储藏库夺取旧武器，军械修造厂也遭到抢劫。人们害怕群众的过火行为；群众已经激发起来，似乎难以约束他们的狂热举动了。但是人民处在奋发和无私的阶段。他们解除了那些可疑分子的武装；从修道院取来的小麦都存入仓库； 不抢劫任何一家商店；在城门口截住的满载食品、家具、餐具的马车和大车

被带到格雷弗广场①，那里成了一个大堆栈。广场上不时地聚集了许多人，总是喊着同一个口号：“我们要武器！”将近一点钟了。市长宣布从夏尔维尔兵工厂运来的一万二千枝步枪即将到达，另有三万枝随后运到。

这个保证使人民的情绪暂时稳定下来，常设委员会就更加从容地组织民兵。民兵计划的拟制从起草、讨论、通过、印刷到张贴总共用了不到四个小时。人们决定，在未发生新的情况以前，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人数为四万八千人。号召全体公民报名参军；每个区设一个营，每个营有自己的首领；人们请奥蒙公爵担任这支国民军的指挥官，公爵要求二十四小时以后答复。答复之前，先任命拉萨尔侯爵为第二司令官。绿色徽章改为红蓝两色徽章，后者是城徽的颜色。这一切都是在几小时内完成的。各区都对常设委员会所采取的新措施表示拥护。夏特莱区和王宫里的僧侣，医科学校的学生，站岗的士兵以及更起作用的法兰西近卫军士兵，都为国民议会服务。巡逻队开始组成并在街上到处走动。

人民焦急地等待市长的许诺兑现；天快黑了，枪支还没有到，人们怕官军会在夜里发动一次袭击。城门附近的民众截获了五千公斤秘密运出巴黎的火药。听到这个消息，人们认为自己被出卖了。可是过了不久，运来了贴有“炮兵”标签的一些木箱。看到这些木箱，骚乱就平息了；大家簇拥着这些木箱走到市政厅，满以为木箱装的是大家盼望的从夏尔维尔兵工厂运来的步枪；打开一看，却满满地装着旧衣和木块。人们高呼被出卖了，大家对委员会和市长发出怨言，并加以威胁。市长表示歉意，声明他是受人欺骗了；为了争取时间，或者也许是为了摆脱群众，他叫大家到沙特勒伊去找武器。可是那里根本没有武器，他们回来时就更加怀疑和忿怒。委员会看到，要武装巴黎和解除人民的疑虑，除了铸造长矛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下令制造五万支长矛。人们立即行动起来。为了避免头一天夜里的过火行为再度发生， 全城灯火不灭，巡逻队在四面八方加紧巡逻。

次日一早，前一天晚上没有找到武器的民众就到委员会来要武器，他们责备委员会拒不发给武器和前一天晚上的失败。委员会派人找了，但是白费力气；夏尔维尔没有运来武器；沙特勒伊也没有；甚至军械库也是空空如也。

那一天，民众对任何辩解都听不进去，他们越来越认为自己是被出卖了， 他们成群结队涌向荣誉军人院，因为那里有一个大武器库。他们对驻扎在练兵场的军队毫无惧怕，尽管院长松伯勒伊苦苦劝阻，他们还是闯进荣誉军人院，找到了二万八千枝藏在地窖里的步枪，他们把这些枪枝全部拿走，还拿了刀、剑、大炮，然后欢喜若狂地把它们都运走了。大炮装在城厢入口处、杜伊勒里宫、塞纳河岸和几座桥上，用以保卫首都，防御官军的随时入侵。

就在这一天上午，人们发出警报说驻在圣德尼区的军团已经出发，巴斯底狱的大炮正在对准圣安东街。委员会连续派人侦察，布置一些公民保卫城区的这一侧，派代表去同巴斯底狱要塞司令谈判，要求撤除大炮，并且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次警报、这个堡垒所引起的恐惧、人们对这个堡垒所卫护的恶势力的憎恨、在起义时占领这个重要据点及不使它落在敌人手中的必要性等等，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巴斯底狱方面来了。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巴黎全城只有一个口号：到巴斯底去！到巴斯底去！从各区来的一队队民兵扛着步枪、长矛、大刀向巴斯底狱进发。巴斯底狱周围的人群已经很多；

① 以前是刑场，现在是市政厅广场。——译者

要塞岗哨密布，吊桥悬起，好象处在战争时期一样。

圣路易文化区的一位名叫杜里奥·德·拉罗西埃尔的代表要求同要塞司令德洛内谈话。双方晤面之下，他要求司令改变炮口方向。司令回答说，大炮是一向安在炮楼上的；他无权把炮卸下来；而且，鉴于巴黎人对此感到不安，他已经叫人把大炮后撤了几步，拉出了炮眼。杜里奥好不容易才深入到要塞里面，了解要塞的情况对巴黎城来说是否如司令所说的那样令人安心。在往前走的时候，他发现有三门大炮对准通向要塞的所有街道，准备消灭进攻要塞的人。约四十名瑞士兵和八十名荣誉军人守护着大炮。杜里奥以荣誉和祖国的名义敦劝他们和要塞参谋部不要与人民为敌；官兵异口同声地发誓，如果不是遭到攻击，决不使用他们的武器。然后，杜里奥登上炮楼；从那儿，他看到大批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圣安东区的人成群结队向前挺进。外面的人不见杜里奥回来已经焦躁不安，高喊要人。杜里奥为了使人民放心， 就在堡垒的边沿露面，他受到军械库公园里发出的掌声的欢迎。他走下来， 和自己的人会合，把他执行任务的结果告诉大家，然后到委员会去。

但是群众急不可耐，要求堡垒投降。不时可以听到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喊声：拿下巴斯底狱，拿下巴斯底狱！有两个人比别人更加坚决，一下子从人群中走出来，向一队卫兵冲过去，用斧子砍大吊桥的铁链。士兵们高声叫他们后撤，威胁着要朝他们开枪；可是他们继续砍，很快就把铁链砍断，放下吊桥，和人群一起冲过桥去。他们进到第二座吊桥，也想把它放倒。这时守备部队朝他们开了一排火枪，把他们驱散。他们又卷土重来，连续好几个小时，他们集中全力攻第二座吊桥，要塞不断开火阻止他们接近。被这阵顽抗激怒了的群众试图用斧子劈开大门，同时火烧守备队；可是守备部队打了一发开花弹，这对围攻者是致命的一击，杀伤了其中的许多人。众人的士气更加高涨；在英勇顽强的埃利和于兰两人的带动下，他们继续坚持包围要塞。市政厅的委员会忧心忡忡。在委员会看来，包围巴斯底狱似乎是一件胆

大妄为的事。它一个又一个地接到堡垒墙下发生不幸事件的消息。它处在两种危险之中，一方面，如果军队胜利了，它就面临来自军队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来自民众的危险，他们要求委员会供给军火以便继续包围要塞。由于军火缺乏，委员会拿不出来，人们就会说委员会背叛。委员会两次派代表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要塞司令把守卫要塞的任务交给公民；但是在一片喧嚷、混乱和火枪声中，代表团无法讲话。委员会派出了第三个代表团，配备了一面旗，一面鼓，使其更易为人辨识，但结果还是不好，双方都不肯听他们的话。市政厅的议会作了一些尝试，进行了活动，反而使民众对它有疑虑。那位市长尤其不得人心。有人说：“今天一天，他就骗了我们好几次。”另一个说：“他说要开一条战壕，那只是为他争取时间而使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罢了。”一个老头儿高呼：“弟兄们，跟这些叛徒一起能干出什么名堂？ 走吧，跟我来；不到两个小时巴斯底狱就可以拿下来。”

当法兰西近卫军团带着大炮出现的时候，要塞已被围攻四个多小时了。他们一来，战斗顿时改观。守备部队本身也督促要塞司令投降。倒霉的德洛内见情势不妙，想把堡垒炸毁，使自己葬身在堡垒和市区的瓦砾之中。他绝望地朝前走，手里拿着一根点燃了的火绳向炸药走去。守备部队自己逮捕了他，在炮座上树起白旗，枪口朝天，炮口向下，以示停止抵抗。可是进攻的人继续进攻，高喊着：“放下吊桥！”一个瑞士军官从城墙的枪眼内向外喊话，要求投降，要求按照两军作战的传统不失体面地离开要塞。人群高喊：

“不行！不行！”这个军官提出如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就放下武器。冲在最前面的人回答说：“放下吊桥，保证没有你们的事。”对方得到这个保证以后，就把门打开，放下吊桥，围攻者冲进了巴斯底狱。走在群众前头的那些人想把司令、瑞士人和残废军人救出来，以免遭到报复；但是民众高叫：“把他们交给我们，把他们交给我们；他们向自己的公民开火，应该绞死他们！”要塞司令、几个瑞士人和残废军人被怒火不平的群众从他们的保护者手里拖出来，不讲人道地处死了。

常设委员会不知道战斗的结局。会议厅里挤满了人，都怒不可遏，威胁着市长和选举人。弗勒塞尔开始为自己的地位感到不安，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成了谴责和强烈威胁的对象。人们强迫他离开委员会会议厅到市国民议会去，那里聚集着人数众多的公民。人们从四面八方高喊：“叫他来，叫他跟我们走！”弗勒塞尔答道：“这可太过分了；既然他们要这么干，就走吧，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可是他刚到议会大厅，群众的注意力就被格雷弗广场上传来的喊声转移了；人们听到：“胜利！胜利！自由！”这些人是巴斯底狱的征服者，有人报告他们到了。不一会，他们步入大厅，威风凛凛， 神气十足。其中最为出众的人被高高举着，戴上桂冠。簇拥着他们的有一千五百多人，眼睛发红，头发蓬乱，佩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互相拥挤，踩得地板咯咯作响。一个人拿着巴斯底狱的一串钥匙和一面旗帜，另一个人把巴斯底狱的规章挂在刺刀上，还有一个人的样子就更可怕了，他那一只沾了血的手举着要塞司令的领扣。巴斯底狱征服者的队伍就是以这种气概，进入了市政厅的大厅——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把广场和河岸挤得水泄不通——向委员会报告他们胜利的消息，并决定其余的俘虏的命运。有几个人想把这些人交给委员会去判决，其他人却喊道：“不要对这些俘虏宽大！不要对这些朝公民开火的人宽大！”可是总指挥拉萨尔，圣梅里的选举人莫罗和勇敢的埃利终于说服群众，同意一概给予赦免。

但是现在该轮到倒霉的弗勒塞尔了。有人说在德洛内身上搜到的一封信，证实了弗勒塞尔有背叛行为，这是人们早就怀疑了的。信中，弗勒塞尔对德洛内说：“我用帽徽和诺言来哄住巴黎人；你要坚持到今天晚上；援军就会到来。”民众挤在办公室周围。最温和的一派主张把他抓起来，关到夏特莱监狱里，可是另外一些人反对，说应该把他带到罗亚尔宫区去审判。后一种主张成了大家一致的要求。各方面都在喊：“到罗亚尔宫区去！到罗亚尔宫区去！”弗勒塞尔相当镇静地回答说：“好吧，先生们，到罗亚尔宫区去。”说完这话，他就走下台来，穿过人群，众人让开一条路，跟着他走， 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暴烈举动。可是走到佩勒蒂埃街的拐角处，一个陌生人迎面走上去，用手枪把他一枪打死，倒在地上。

巴黎人民在经历了武装自己、骚动、战斗、复仇、杀人这些场面以后， 估计当夜敌人完全可能发起进攻，于是为还击敌人做好准备。全城居民开始在城里构筑工事。人们筑街垒、掘战壕、挖了铺路的石块、造长矛，造子弹； 妇女们把石块搬到屋顶以备砸死敌兵；国民自卫军各自分配了防地，巴黎就象一个巨大的工场，一个宽阔的军营，这一整夜人们是在枕戈待旦、等候战斗中度过的。

正当巴黎的起义表现得这样斗志昂扬，持续不断与节节胜利之时，凡尔赛在做什么呢？宫廷正在准备实现它的与首都人民为敌、与国民议会为敌的阴谋。7 月 14 日到 15 日的夜晚，是预定的执行时间。首席大臣布勒德义男

爵答应三天后恢复王权。集结在巴黎城下的军队的指挥官布罗伊元帅被授予生杀大权。7 月 13 日，重申了 6 月 23 日的宣言，国王在迫使国民议会通过这个宣言之后，解散了议会。这个宣言即了四万份，准备散发到全国；还印制了一亿多张国库券以应急需。宫廷远远没有因为巴黎的运动而有所收敛， 反而更坚持原来的看法。直到最后一刻，宫廷还把这看成是一场暂时的、容易扑灭的骚乱，既不相信它会持续下去，也不相信它会取得成功。在宫廷看来，一个由市民掌权的城市是抵抗不了一支军队的。

议会对这些阴谋计划都很清楚。两天来，它一直在不安和惊慌中继续开会。巴黎发生的事情它大部分不知道。一会儿听说巴黎举行了总起义，巴黎的群众将要向凡尔赛进发，一会儿又听说军队将要对巴黎采取行动。有人觉得已经听到了炮声，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听是不是真的。7 月 14 日晚上传说国王将乘夜出走，把议会留下，听任外籍军团来摆布。这后一种恐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有一辆车套好了马一直在等候着，卫兵们几天没有脱靴子。而且， 在橘子园里发生了真正令人担心的场面：向外籍军队发了酒，给他们以鼓励， 准备派他们出征。一切都表明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

尽管面临着愈益严重的危险，议会仍然表现得很坚定并继续贯彻他们最初的决议。第一个起来要求撤军的米拉波提议再派一个代表团。代表团刚要出发，从巴黎来了一位议员诺阿耶子爵，他向议会报告了起义的进展，宣讲了荣誉军人院被抢，人民武装起来，巴斯底狱被围的情况。另一位名叫温普芬的议员又补充了他个人所经历的危险，并且断定，人民由于处境危险是会越来越激忿的。议会提议建立通讯联络，每隔半小时通一次消息。

这时，由巴黎市政厅委员会派到国民议会来的代表，伊萨尔的两位选举人加尼尔和邦卡尔，证实了国民议会方才听到的一切消息都是确凿的。他们把选举人关于建立良好秩序和保卫首都的决议告诉了国民议会；他们说巴斯底狱墙下发生了不幸事件，委员会派出代表到要塞司令那里去谈判未能收效，守备部队开了火，使要塞周围布满尸体。听到这些叙述，国民议会中发出了愤怒的喊声，人们立即又派了第二个代表团向国王报告这些沉痛的消息。晚十时，第一个代表团回来了，带来的答复并不能令人满意。国王听了这些预示着将会发生更严重事件的不祥的消息，似乎有些震动。他这时对于别人让他采取的决定作了些斗争。他对议员们说：“你们把巴黎发生的不幸事件告诉我，使我的心都要碎了。不可能相信，给军队下达的命令就是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你们都知道我对你们的前一个代表团所作的答复；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答复，就是答应把练兵场的军队撤离巴黎，和命令军官们在国民自卫军中担任头头指挥他们。要挽回人们所处的危急处境，这样的措施是不够的；因此国民议会很不满意，也很不放心。

过了一会儿，奥尔梅松和迪波尔的代表来向议会报告，巴斯底狱已经攻陷，弗勒塞尔和德洛内已被处死。国民议会想派遣第三个代表团去见国王并再次要求撤军。克莱蒙-多奈尔说：“不，让他们去想一个夜晚吧；作为国王， 也应当同其他的人一样，为取得教训而付出代价。”议会就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一夜。早上，任命了一个新的代表团去告诉国王，若再继续拒绝，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代表团正要动身的时候，米拉波拦着他们，喊道：“你们要对国王说明白，告诉他，包围我们的外籍兵昨天受到了那些王族和男女宠臣的访问、慰劳和煽动，收了他们的礼物；告诉他，整夜里，这批刮足了钱财喝足了酒的外国雇佣兵，在他们所唱的肆无忌惮的歌曲中已经杨言要奴

役法兰西，他们的残暴的欲望就是毁灭国民议会；告诉他，就在他的王宫里， 侍臣们正和着这野蛮的音乐跳舞，这就是圣巴泰勒米日大屠杀的前奏！告诉他，他的祖宗，那个举世闻名的、他想奉为典范的亨利①，还曾放过了运进巴黎——他亲自围攻的反叛的巴黎——的粮食，而现在他那帮凶残的顾问却派人把商家运到忠诚的饥饿的巴黎去的面粉拦截回去。”

但与此同时，国王到国民议会里来了。管国王服装的利昂古尔公爵利用接近国王的机会在夜里把法兰西近卫军团叛变和巴斯底狱被攻陷的消息告诉了国王。国王的顾问们一直把他蒙在鼓里，这时他听到这消息就惊奇地说道： “是一场叛乱吗？”利昂古尔公爵回答说：“不，陛下，是一场革命。”这位杰出的公民把宫廷的阴谋计划、人民的恐惧、人民的愤慨、军队的恶劣布置等等使他处于危险境地的事情，给他叙述了一番，并且说服他到议会去说明自己的意图，使议会放心。这个消息起初使议会威到高兴。但是米拉波告诉他的同事们，不应过早地表示欢迎。他说：“等国王陛下把别人为他传达的良好意图亲自告诉我们再说吧。我们的弟兄在巴黎流血。一个不幸的人民， 它选出的代表对待君王的态度，首先应该是一种无言的尊敬；人民的沉默是给国王的教训。”于是议会又恢复了它三天以来的阴郁态度。国王不带卫兵， 只有他的兄弟们跟着。最初，迎接国王的是一片寂静；但是，当他说他和国民是一体，他信任臣下对他的爱戴和忠心，已命令军队撤离巴黎和凡尔赛； 当他讲了下列动人的话：“唉，我是发自内心地信任你们”时，全场鼓掌， 议员们不约而同地全体起立，并且送他到凡尔赛宫。

这个消息使凡尔赛和巴黎欣喜若狂，定了心的人民立即由怨恨转为感激。路易十六清醒过来，感到亲自平息首都的骚乱，重新取得首都人民的爱戴并且和人民的力量和解，对他是多么重要。他遣人通知议会，他要召回内克尔，并说他第二天就要到巴黎去。议会指派了一个一百人的代表团在国王之前到达首都。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巴伊和拉法耶特是代表团成员，前者被任命为巴黎市长，后者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指挥。他们之所以得到人民的奖赏，在巴伊来说，是由于他长期担任议会议长的艰难职务；在拉法耶特， 则是由于他光荣的爱国行动。拉法耶特是华盛顿的朋友，是美国独立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他在回国后第一个提出三级会议这个名称的，他和贵族中的少数人一起加入国民议会，从此成为最热情的革命拥护者之一。

7 月 27 日，这两名新官率领市政府人员和巴黎的国民自卫军迎接国王。巴伊对国王说：“陛下，我把属于陛下的、善良的巴黎的钥匙献给陛下：这是呈献给亨利四世的同一串钥匙；他重新征服了他的人民；而在这里，是人民重新征服了他们的君主。”国王从路易十五广场到市政厅穿过夹道欢迎的国民自卫军队伍，队伍有三、四排，拿着步枪、长矛、镰刀和木棍。脸上还有一些阴沉的表情，人们只是不时重复着高喊：“国民万岁！”但是当路易十六从车上下来，从巴伊手里接了三色徽章，不带卫兵而由群众围着，信心十足地走进市政厅的时候，到处爆发了掌声和“国王万岁”的喊声。彻底和解了；路易十六受到了最大的爱戴。他批准了新官吏的任命，同意了人民的选择，然后返回凡尔赛。鉴于前不久的混乱局面，人们对他的这次出行不免有些担心。国民议会在巴黎大街迎候他，陪同他到凡尔赛宫，王后带着她的

① 指法王亨利三世。在胡格诺战争的第三阶段中，1589 年，亨利三世联合那伐尔王围攻天主教联盟所据守的巴黎。——译者

孩子们迎上来，扑到他怀里。

反对革命的大臣们和所有搞阴谋而未遂的人都离开了宫廷。阿图瓦伯爵和他的两个儿子、孔代亲王和孔蒂亲王、波利尼亚克一家，带着大批随从离开了法国。他们在都灵住下，不久，卡隆前来和阿图瓦伯爵、孔代亲王会合， 充当了他们的代理人。第一批流亡就这样开始了。流亡国外的亲王们很快就在国内挑起内战，并策划组织欧洲反法同盟。

内克尔胜利地归来。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有类似经历的人是很少的。他作为国家的首相，为了国家而受辱，为了国家的事业而重被召回， 当他从巴塞尔到巴黎时，一路上到处受到公众的感谢和欢迎。他进入巴黎的那一天，巴黎象过节日一样。但是，他声望最高的那一天却几乎成了他的末日。民众始终对参与 7 月 14 日阴谋的那些人恨之入骨，他们以毫无转圜余地的极端坚决态度处决了新任大臣富隆和他的侄儿贝蒂埃。内克尔对这件事感到很生气，同时又怕有些别的人也将因此成为牺牲品，尤其想营救曾在布罗伊元帅手下当过巴黎军队司令官的、已经被俘的贝桑伐尔男爵，因此要求实行大赦，并且得到了选举人大会的同意。在这群众普遍存有戒心、情绪奋激的时刻，这种宽大做法是不慎重的；内克尔不了解人民；他根本不知道人尺是多么容易怀疑自己的首领和打碎他们的偶像。人民认为有人想减轻人民的敌人所受的惩罚各区举行了集会，人们猛烈抨击了一个区级议会所宣布的大赦的非法性，选举人也自动收回成命。劝告人民要冷静，提醒他们要宽大为怀，这可能是应该的；可是最好的办法不是赦免被告者，而是成立一个能使被告者免受民众的死刑判决的法庭。在某种情况下，看起来最不人道的东西反倒是最人道的。内克尔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使人民起来反对他，使各区和选举人对立；从此，他开始和革命作对，他原以为自己能成为革命的领导人，因为他曾一度是革命的英雄。但是当革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 一个英雄人物在革命时期是无足轻重的；不是让运动带动着前进，就是被运动抛弃；他必须走在前头，否则就完蛋。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清楚地看出英雄人物是受着形势的支配：在一切革命中都会涌现许多领袖人物，而当革命需要服从的时候，它只承认独一无二的领袖。

7 月 14 日的影响是巨大的。巴黎的运动传到各省；各省人民效法首都人民，到处组织市政府来实行自治，成立国民自卫军以自卫。权力和武力完全易手；王朝由于失败而失去了它们，国民得到了它们。只有新的官吏才是强有力的，令出必行的；旧官吏成了不信任的对象。在各城市，人们情绪激愤地反对旧官吏，也反对特权等级，颇有理由地认为这些人是刚刚在进行的变革的敌人。在乡村，人们纵火焚毁城堡，农民烧掉领主们的租契。在胜利的时刻，人们不滥用权威那是少见的。要平息人民的情绪，重要的是制止这种对权力的滥用，使人民在要求取消特权的同时不把特权和所有权混为一谈。等级不存在了；专横跋扈被打掉了，伴随它们的不平等也应当取消。必须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建立新秩序；这些初步工作只用了 8 月 4 日的一个夜晚就完成了。

议会向人民发布关于恢复秩序的公告。把夏特莱监狱改为审判 7 月 14 日阴谋分子的法庭的决定，使群众威到满意，因此也有助于秩序的恢复。现在该采取一项更为重要的措施了：废除各种特权。8 月 4 日晚，诺阿耶子爵发出了信号：他提议对封建特权进行赎买并废除人身劳役。这个动议是使一切特权等级作出牺牲的开端，他们争先恐后竞相提出献纳和表现他们的爱国

精神。这种情况带动了各个方面；几个小时之内一切滥用权威的弊端都被废止。夏特莱公爵建议免除什一税，把它改成货币税；夏尔特主教建议取消狩猎特权；维里欧伯爵建议取消贵族领主养信鸽的特权。还有各项建议，如废除贵族领主裁判权，废除卖官鬻爵的恶政，废除免税特权和祖税的不平等， 废除僧侣的临时收入、罗马教廷的“首岁教礼”和神职人员的名目繁多的与没有名目的俸金等等，都一个接着一个提出并且通过了。继个人作出牺牲， 接踵而来的是团体、城市和各省作出牺牲。行会监督和监工制度也取消了。多菲内省代表布拉孔侯爵以该省的名义郑重宣告放弃自己的特权。其他各省议员也效法多菲内省，各城市又以各省为榜样。为纪念这一天、议会铸了一枚纪念章，授予路易十六以法兰西自由再造者的称号。

当时，一个革命的敌人把这一夜称为剥夺所有权的圣巴泰勒米日，其实这主要是制止滥用权威的圣巴泰勒米日。这是扫除封建残余的一夜，它把人们从奴隶制度的残余中解放出来，把土地从贵族领主的所有权中解放出来， 把平民的所有权从占夺猎获物、强征什一税中解放出来。它废除了作为私权残余的贵族裁判权，从而建立了公权制度；消灭了买卖法官职位的制度，就预示着免费诉讼制度的到来。这一夜是从一切属于个人的制度到一切应属于国民的另一制度的过渡。这一夜改变了王国的面貌，它使全体法国人获得平等；每个人都能就业，都有获得财产的希望，都可以经营工商业。总之，8 月 4 日之夜是一次革命，它是 7 月 14 日起义的结果，它和 7 月 14 日一样重要。革命使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正象起义使人民成了政府的主人一样；它使人民有可能废除旧宪法和准备制定新宪法。

革命的进展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果；如果它没有遭受攻击，就不会搞得这样迅速，这样全面。每一次拒绝对它都是一次取得成功的机会；它挫败了阴谋，抵制了权势，战胜了暴力；到这个时候，专制君主政体的整个庙堂已经由于它的首领们的过错而倒塌了。6 月 17 日取消了三个等级，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6 月 23 日是王权的精神力量的终结； 7 月 14 日是王权的物质力量的终结；议会继承了前者，人民继承了后者；最后，8 月 4 日成了这场首次革命的补充。这个时期和其他时期相比有着极其显著的不同；短时间里，力量变换了位置，初步的变革全部完成。下面这个时期则是讨论和建立新制度，是国民议会解体后变成制宪议会的时期。

第二章

从 1789 年 8 月 4 日夜到 10 月 5—6 日

制宪议会的状况。——高级僧侣和贵族派；莫里和卡扎莱斯。——内阁和两院派： 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耳。——平民派；巴纳夫、迪波尔和拉梅特的三巨头同盟；平民派的地位；西哀耶斯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议会首脑米拉波。——对奥尔良派的正确看法。制宪的讨论：人权宣言；立法议会的永久性和单一性；国王的否决权，否决权所引起的会外骚动。——宫廷的计谋；禁卫军的宴会；10 月 5 日—6 日暴动；国王返回巴黎。

由优秀国民组成的国民议会，目的纯正，一意谋求全民的利益，而且非常英明。但是，它并不是没有派别、没有分歧的；总的说来，国民议会既不是受一种思想支配，也不是由一个人领导，但是，制定决议和确定人们的声望的却是议会全体，它是一贯按照一种自由的，甚至往往是自发的信念作出这种决定的。下面就谈谈议会中意见分歧和利益矛盾的情况。

议会中有宫廷派，即特权派，这一派总是先保持沉默，到最后才参加局部的讨论。这一派的人在等级相争时期是反对各等级共同开会的。尽管贵族阶级最后暂时与平民派合作了，他们的利益和国民的利益毕竟还是对立的。因此，除了进行笼络的那几天以外，在议会中形成右派的贵族和高级僧侣始终反对平民派。这些反对革命的人既不能以放弃特权的行动来制止革命，又不能以参加革命来推迟革命，但是，他们却想尽一切办法反对一切改革。他们中的主要发言人有两个，这两个人，论出身和地位并不是他们中间的第一流人物，但是都有过人的天才。这就是莫里和卡扎莱斯，可以说前者代表僧侣，后者代表贵族。

特权阶级的这两个发言人，秉承他们不相信改革能够持久的那一派的授意，尽力采取攻势而不采取守势；在任何讨论中，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指导议会，毋宁说是在破坏它。他们都善于在自己所担任的角色中玩弄诡计，施展个人特长：莫里发言冗长，卡扎莱斯强词逼人。莫里在讲坛上保持了他那布道家和学院院士的作风，他在立法问题上喋喋不休，有时连他自己都不理解，他很少会抓住一个问题的要点，甚至抓不住对他那一派有利的要点。他表现了大胆、机智和变化多端，伶牙俐齿，或者说非常俏皮，但是，从没有深刻的说服力、果断和真正的雄辩。莫里谈话象士兵作战一样。谁也不能象他那样喜好长时间地进行反驳，谁也不能象他那样引经据典，用诡辩代替正确理由，以演说形式代替内心活动。虽然他很有才干，却缺少使他的天才发生活力的诚实。卡扎莱斯与莫里相反；他思想锐敏，心地正直；他的演说流利自然，特别生动；他的态度坦率，他毫不修饰词藻，在一个问题上，总是站在对他那一派有利的一面，而把浮夸的一面留给莫里。他的眼力明确，富于热情，而且善于运用他的天才，唯一的缺憾是立场不对；至于莫里，除了思想荒谬，还有与他的事业不可分割的错误。

内克尔和各部大臣也成一派，这一派比前一派的人数少，因为这是一个温和派。当时法国分为两大派，即反对革命的旧特权阶级，和全心热望革命、支持全国人民普遍利益的人们。在他们之间还不容有一个自命为调停人的派别。内克尔公开赞成英国式政府，所有出于信仰或抱负而同意他的主张的人， 都站到他这方面。其中有穆尼埃，穆尼埃是一个思想坚定、禀性刚强的人， 他把这种制度看成典型的代议制政体；拉利-托朗达耳也属于这一派，他和内

克尔一样坚定，并且更能令人信服；此外，还有穆尼埃和拉利的朋友和合作者克莱蒙-多奈尔，最后，还有少数贵族和一部分主教，这些人的希望是：只要内克尔的主张被采纳，他们就可以成为上院议员。

这一派后来被称为王政派，它的首脑主张以调和手段进行革命，企图把现成的英国式代议制政体原封不动地搬到法国来。不论什么时候，他们都想使最强者和最弱者和解。7 月 14 日以前，他们要求宫廷和特权阶级来满足平民；7 月 14 日以后，他们要求平民与宫廷和特权阶级和解。他们认为，应该使每个人都在政府中起一份作用，没有地位的派别就是反对派，必须为它们建立一个合法地位，否则就会与他们发生永无休止的斗争。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见解在这种排他性的思想盛行的时刻是不很适宜的。斗争既已开始，必定是某种制度胜利，而不是导致和解。这是由单一的议会代替三个等级的胜利，要破坏这个单一的议会来建立两院制是非常困难的。温和派并未能使宫廷同意建立这样的政府，他们更不会使国民同意，在宫廷看来， 这种政府过于平民化，而在国民看来，它又太贵族化了。

议会中其余的人是国民派。象罗伯斯比尔、佩蒂翁、比佐这些主张在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后，再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人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那个时期，这一派中最激烈的人是迪波尔、巴纳夫和亚历山大·拉梅特，他们组成了一个三头同盟，由迪波尔拟定主张，巴纳夫出面支持，最后由拉梅特指导执行。这里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一个中等阶级出身的律师、一个高等法院人员出身的省议员和一个宫廷贵族出身的上校紧密联合，表现了当时的平等精神，他们都能撇开本等级的利益，而为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共同合作。这一派的立场起初比革命已经达到的地步还先进。7 月 14 日是中等阶级的胜利：制宪议会是它的议会，国民自卫军是它的武装力量，市政府是它的人民政权。米拉波、拉法耶特和巴伊就依靠这个阶级，一个成了护民官，另一个成了将军，第三个成了市长。迪波尔、巴纳夫和拉梅特这一派是有原则的，他们支持当时革命的利益；但是，由于这一派的成员是一些年轻人，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以高尚的品质、伟大的天才和杰出的作风共谋国是，他们除热望自由以外，也有志于担任高级职位，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有些冒进，超越到 7 月 14 日革命的前面。这一派，在议会中依靠极左派代

表的支持；在议会外有政治俱乐部的拥护；在国民中有参加 7 月 14 日革命并且不准资产阶级独享革命成果的那部分人援助。这一派领导着那些没有领袖、有意参加政府而还未能进入政府的人，这一派仍然是革命第一阶段的人。但是，他们在中等阶级中形成了一个民主反对派，他们仅仅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与中等阶级首脑的意见不同，而在大部分问题上是与他们一致的。与其说这是党派分歧，不如说是他们之间奉行爱国主义的竞争。

迪波尔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引导政治热情的成熟经验是在高等法院反对政府和他领导过的一部分斗争中取得的。他知道，人民一旦获得自己的权利，就会认为天下太平，安于现状，然后热情便低落下去。为了推动那些在国民议会、市政机关和国民自卫军中担任领导的人继续前进，为了防止群众的行动转趋松懈，防止将来可能有一天还会需要的人民趋于涣散，他创立了著名的俱乐部联合会。这个组织象所有能够大规模发动国民的组织一样，有利也有弊。当合法当权者一意孤行时，这个组织就给当权者以限制，当革命受到各方面打击、只有付出最大努力才能挽救的时候，它又给革命以莫大的力量。此外，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并没估计到这个组织的各种影响。对创始人

来说，这个组织不过是在群众活动将要减缓或停止的时候，用来使群众的活动不停顿，使它恢复活动的一个齿轮，他们并不认为是为群众而工作。在国王出走至瓦伦事件发生之后，极端平民派就变得非常严酷和非常可怕了，因此他们放弃了这一派，并且依靠议会中的大多数和中等阶级来反对它，米拉波死后，中等阶级还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中。在这个时期，他们应该迅速奠定立宪革命，因为拖延就会导致共和革命。

我们已经说过，就整体来说，议会具有大量正义的、久经锻炼的、甚至有高尚意志的人。他们的领导是两个在第三等级之外、而为第三个等级所赞成的人。如果没有修道院长西哀耶斯，制宪议会的行动就可能不那样一致， 而没有米拉波，制宪会议的行动就可能不会那样坚决。

有些人在宗教狂热的那几个世纪里能开创教派，而在一个哲学昌明的世纪里则又能以见解高强而出类拔萃，西哀耶斯便属于这些人中的一个。独居静思和哲学著作使他很早就成熟了，他的思想新颖、坚定，但有些过于武断。社会是他研究的主要对象；他观察社会的发展，分析各方面的力量。在他看来，政府的性质主要是时代问题，而不是权利问题。在他那清晰的头脑中， 现时的社会、社会的划分、社会的关系、社会的权能和活动，都是井井有条的。虽然西哀耶斯表现很冷淡，却有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当人们发现真理以后的激情；所以，他绝对坚持自己的见解，对他人的主张则非常漠视，因为他认为那些主张太不全面；在他看来，片面的真理等于谬论。矛盾使他气愤，他不常发表意见，却希望能完全为人所了解，然而他不能使人人都了解他。他的信徒把他的学说传给别人，这就使他有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使他成了受人崇拜的偶像。他确立了政治科学的权威；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人人都想参与制定或讨论宪法，宪法就会象丘比特的米纳瓦①或者象古代法律一样从他的脑袋里完整地产生出来。但是，他的方案除去稍经修改以外，一般都被采用了，在各委员会里，他的弟子比同事还多。

米拉波在讲坛上获得了西哀耶斯在各委员会所获得的同样威望。这是一个只要遇到机会就可以成为伟人的人。在罗马共和国鼎盛时代，有过格拉古兄弟①；在罗马衰亡时候，有过一个喀提林，在投石党时代，有过一个叫雷斯的红衣主教，而在君主政体没落的时候，象他这样的乱世奇才，由于热情洋溢、才气纵横以及力任艰危，奋不顾身的素养，自然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惊人的活力必须发挥，革命使他得到了这个机会。米拉波是一贯反对专制政权的，谴责他越轨的贵族轻视他，激怒了他，使他脱离了贵族；机智、大胆、敢说敢作的米拉波意识到革命将是他的事业和生命。他满足了他那个时代的主要需要。他具有一个维护民权的政论家所应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在危险的情况下，他有着左右议会的带动力；在不顺利的讨论中，他的一句话就可以结束争辩，就可以压倒人们的野心，使对方哑口无言，击破竞争者的计划。这个强有力的人，在混乱中从容不迫，他有时激烈，有时和蔼，在议会中具有最高的权威。他很快地就确立了很高的声望，并且一直保持到最后； 而当他进入三级会议时，没有人理睬他，在他死后，却由议会和法国举行国葬，入先贤祠。没有革命就没有米拉波的幸运，因为只具有伟人的天才是不

① 丘比特的米纳瓦，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译者

① 格拉古兄弟（les Gracques），公元前 133 年到前 122 年古罗马的两个保民官，主张实行土地法案，粮食法案等，为豪门贵族所激烈反对，后均被杀。——译者

够的，还必须生逢其时。

有人说，奥尔良公爵也有一派，但是他在议会里并没有多大势力；他附和大多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追随他。这一派的某些人对他个人的忠诚，他的姓名，宫廷对他的疑惧，他的主张使他获得的声望，别人对他期望甚殷但并未为他搞过什么阴谋活动——这一切都扩大了他好乱的名声。他既没有阴谋家的优点，也没有这种人的缺点；他的钱和他的名望对群众运动可能有些帮助，没有他群众运动也能爆发，群众运动有另一种目标，不能提高他个人的地位。把最伟大的革命归功于某些卑劣的阴谋手段，好象在那样的时刻一国人民可只做一个人的工具，这也是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

议会已经获得一切权力：各自治市区归它管辖，国民自卫军归它指挥。为了便于工作和满足工作要求，议会分设了几个委员会。王权虽然在法律上还存在，但可以说不起作用了，实际上已经无人服从王权，而且必须由议会代替国王行事。同时，议会在负责筹备工作的委员会以外任命了一些可以在议会外执行有利于监察的其他委员会。有一个粮食委员会负责供应食粮，在饥荒年月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负责与各自治市和各省联系的联络委员会； 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接受对 7 月 14 日的阴谋者的告发。但是议会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过去的危机而中断的财政工作和宪法工作。

暂时满足了国库需要之后，议会虽然掌有最高权力，却仍然要通过审核陈情书来征求委托人的意见。然后，议会就根据规定有系统地研究了自由讨论的方式和范围，给法国提供一部符合正义和需要的宪法。美国在独立的时候曾经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事情总是这样开始的。已经摆脱了奴役的人民，甚至在未建立政府之前就要宣布自己的权利。曾经参加过这次革命和在革命中通力合作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宣言来作为我国制定宪法的前奏。这当然会使法律家和哲学家的议会感到满意，因为这个议会不受任何限制，并且可以按作为十八世纪人类社会基础的根本的和绝对的概念行事，因为议会是师法十八世纪的。虽然这个宣言只包括一些一般原则，虽然它只罗列一些通过宪法而变成法律的原则，却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并使公民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地位。议会根据拉法耶特的建议，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只因巴黎的起义和 8 月 4 日的法令才迫使这次讨论中断；现在议会又重新讨论， 作出决定，确立了作为新法律基础的、以人类名义掌握权利的原则。

这些原则被通过了，议会着手组织立法机构。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它必须确定议会的职能及其与国王的关系。在这次讨论中，议会只是要决定立法机构的未来的地位。至于已经拥有制宪权的议会，它本身不受自己的决议的限制，又没有任何中间权力可以中止或阻挠它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未来的议会要采取何种讨论形式？是一院制，还是分为两院？如果采取后一种形式，第二院又将是怎样的？要成立一个贵族议会，还是一个居间协商的参议院？最后，不管是什么样的议会，是常川开会的还是定期的议会？国王是否和议会共同享有立法权？这就是在 9 月间使议会和巴黎感到不安的难题。人们如果注意到议会的主张及其对于王权的看法，就不难了解这些问题

是怎样解决的了。在议会看来，国王只是一个国民的世袭代理人，他无权召集国民代表，无权支配国民代表，也无权免除这些代表的职务。因此，议会不承认国王有立法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议会还认为立法机关不应受国王支配。此外，议会担心如果准许政府对议会影响过大，或者在不使议会处于经常开会状态，国王可能乘他独掌政权的时机而侵占其他的权力，甚至破坏新

制度。因此，人们想以一个一贯存在的议会来对付一个经常掌政的当权者，于是公布立法议会为长期的。关于议会的一院制或两院制的争论最为激烈。内克尔、穆尼埃、拉利-托朗达耳除了希望有一个由平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之外，再成立一个由国王根据人民推荐而任命的其他议员组成的参议院。他们认为这是可以限制单一议会的权力、以及阻止它实行暴政的唯一方法。他们得到了与他们想法一致或希望参加参议院的某些人的拥护。大部分贵族都不同意成立一个贵族院，而希望组织一个由他们选举议员的贵族议会。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穆尼埃派不同意恢复等级的提案，而贵族则不同意注定贵族失败的参议院。大部分僧侣和平民代表都一致赞成单一的议会。在平民派看来，建立终身立法者是不合法的，因为平民派认为上院将成为宫廷和贵族的工具，因此也是有危险的，或者，与平民一起开会是毫无益处的。所以，贵族派由于不满，而国民派基于绝对的正义精神同样否决了成立上院的提案。议会的这一决定受到了很多攻击。拥护贵族院的人把革命的所有危害都

归咎于没有上院，好象不管有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都会阻止革命的进程似的。这决不是宪法使议会具有这样的性质，而是党派之争所引起的结果。上院在宫廷和国民之间能起什么作用呢？说它表示拥护宫廷，它却既没有指导宫廷。也未能挽救宫廷；说它拥护国民，它却未曾增加国民的力量，在这两种情况下，取消上院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期，人们的前进很快，一切停留的东西都是不需要的。在英国，即使贵族院很顺从，它的职权在革命危讥时期也曾被中止过。这些不同的制度都各有其自己的时代：革命时期都是一院制，而在革命结束时期却成立了两院。

国王的批准权在议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议会外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这是关系到君主在制定法律时的作用问题。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同意这一点：他们决定承认国王有批准或批驳法律的权利；不过，有些人主张这种权力是无限的，另一些人却主张这种权力是暂时的。实际上，这是一而二，二而一，因为国王不可能无限期地加以拒绝，虽然“否决”权是绝对的，只是暂时的停止而已。但是，这种仅仅给予个人的、制止全国人民意志的特权， 看来有些过分，尤其是超过议会的权力更为议会所不容。

巴黎还未从 7 月 14 日的动荡中清醒过来，它还处在平民政权的初期，因此它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经受着混乱。在困难的情况下，曾经代替临时市议会的选举人大会已经被撤换了。各区任命的一百八十名人员都自任为市立法者和市代表。他们在制定市的组织方案时，人人都想发号施令，因为在法国， 热爱自由几乎就是追求权力。除了市长以外，各委员会也各自为政，市代表大会反对各委员会，各区则又反对市代表大会。六十个区，每个区都自行立法，并把执行权交给本区的委员会。区委员会都把市议会的代表看作它们的属下，并且认为有权撤销市议会的决议。任命者对代表具有最高权力的想法发展得很快。所有未参加政权机构的人都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士兵在奥拉图瓦尔区，成衣匠在科洛纳德区，假发师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区，仆人在卢佛宫区，都分别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在罗亚尔宫花园的讨论最为热烈。人们在这些地方研究着国民议会争论的内容，并且评论着这些讨论。由于粮食缺乏， 也发生了一些群众性骚动，这也是相当危险的。

在开始讨论“否决”权的时候，巴黎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对赋予国王这一权力极为担心，好象自由的命运完全系于这一决定，好象只要有了“否决”权就会使旧制度复辟似的。不了解权力的性质及其范围的人民群众信任

议会，主张议会有权决定一切，他们不相信国王，认为国王不能作任何事情， 留给宫廷的一切工具仿佛都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罗亚尔宫区骚动起来，有人给穆尼埃那样的议会代表写了不少恐吓信，因为他们表示赞成绝对“否决”权；说他们这样是不忠实的行为，将罢免他们的代表资格，并且谈论着要到凡尔赛去。罗亚尔宫区方面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要市议会宣布代表可以罢免，并且永远属于选举人团。市议会很坚决地拒绝了罗亚尔宫区方面的要求，并采取了防止闹事的措施。国民自卫军支持议会，表现十分好，拉法耶特得到国民自卫军的信任，国民自卫军开始有了组织，穿上了军装，仿照近卫军的榜样，学会了遵守纪律，并且自动地学会了尊重秩序和遵守法纪。但是，组成国民自卫军的中等阶级还未单独掌握政权。7 月 14 日应征的群众还没有完全解散。外面的骚乱使关于“否决”权的争论变得更为激烈；本来十分简单的问题从此成了特别重大的问题，政府鉴于决定绝对“否决”权会引起不利的后果，又认为事实上无限的否决权和搁置的否决权完全一样，所以决定赋予国王以后一种而放弃前一种。议会宣布：国王有在两届立法议会期间有效地延期批准的“否决”权，人们对这一决定都感到满意。

宫廷乘巴黎骚动的机会施展了另一些阴谋。早就有人教唆国王了。因此国王开始否决了 8 月 4 日的法令，虽然这些法令是他为制定宪法应该立即签署公布的。国王根据议会提出的意见批准这些法令之后，却又在权利宣言上制造了同样的难题。官廷的企图是使人认为路易十六是受议会压力被迫服从一些他不愿同意的措施的。宫廷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它当时的处境，并且一直想恢复它的旧日的权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国王出走，而且必须使这一出走合法化。它认为在议会跟前和巴黎附近是任何事情也作不出来的。6 月 23 日， 王权失败了，7 月 14 日，军事机构垮台了，现在只有采取内战的方式。使国王决定出走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到了最后关头，人们才劝他出走， 但是由于国王的优柔寡断，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们本来打算逃到梅斯去， 在布耶侯爵的军队里，在那里号召贵族们、效忠王室的军队和高等法院的成员集结到国王周围来；在那里宣布议会和巴黎为叛乱，要求或强迫它们服从； 即使不能恢复旧专制制度，至少也要维持 6 月 23 日宣言的限度。另一方面， 宫廷希望国王离开凡尔赛，使他能够有所作为，拥护革命的人却有意把国王引到巴黎去；奥尔良派（如果说有这样一派的话）应当设法威胁国王出走， 因为它希望议会能任命它这一派的首脑为王国的“临时摄政”；最后，没有粮食的人民希望国王住在巴黎，以便能够消除或者至少减轻饥荒。这一切因素都已具备，只待暴动时机的到来了。宫廷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宫廷以预防巴黎暴动为借口，便向凡尔赛调动军队，增加了禁卫军，调来了龙骑兵和佛兰德旅团，这种军事调动引起了更强烈的恐惧，人们谣传： 将要发生反革命政变，不久国王就要出走，议会就要被解散。在卢森堡公园、罗亚尔宫花园、爱丽舍田园大街，人们都看到了穿着从未见过的军装、有黑色或黄色帽徽的军队，革命的敌人显出久已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的喜悦。宫廷的行动证实了人民所怀疑的东西，也揭露了这一切阴谋布置。

凡尔赛宫以恐慌不安的心情接待了佛兰德旅团的军官，为他们大摆宴席，甚至允许他们参加王后举办的娱乐。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国王的禁卫军设宴招待他们。驻守在凡尔赛的龙骑兵和猎兵的军官、瑞士近卫军、瑞士百人卫队和宪兵队的军官，以及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人员都应邀出席宴会。他们选择歌剧大厅为宴会地点，这是宫廷举行最隆重宴会的御用大厅，自从国

王的二弟结婚以来，仅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用过一次。国王的乐师也奉命参加宴会，禁卫军也是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宴会。宴会中，人们热情地为国王家人的健康干杯；但是，国民的健康却被忽视或置之脑后。在上第二道菜的时候，佛兰德旅团的卫兵、瑞士近卫军和龙骑兵被引进大厅，叫他们亲眼看看这种情景，并分享一下宾客们的欢乐。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忽然有人通报国王驾到。国王身穿猎装，由怀抱王子的王后伴同着走进宴会厅。大厅里响起了尊敬和效忠的喊声，人们拔剑出鞘，为国王家人健康干杯；当路易十六走出大厅时，乐队高奏“啊，理查！啊，我的国王，举世都离弃了你！⋯⋯”①的乐曲。这时的场面很耐人寻味：枪骑兵进行曲和狂饮使在座的客人忘记了一切拘束。冲锋号响了，客人们东倒西歪，象冲锋似的登上回廊， 就在这时候给他们分发了白色帽徽，据说三色帽徽被抛在地上践踏了，然后这一群人分散在宫中走廊里，宫女们在那里向他们祝贺，并为他们佩带彩带和帽徽。

这就是有名的 10 月 1 日宴会，宫廷在 3 日又轻率地举行了一次这样的宴会。人们对宫廷这种必然招致灾难的无知是不胜惋惜的，宫廷的命运已经注定，它不能承担、也无力改变这个命运。集结军队不仅不能防止巴黎的进攻， 反而招来了巴黎的进攻。宴会未能坚定士兵的忠诚，反而加深了人民的不满。要自卫，何须这样狂热，要出走，更不用如此排场；但是，宫廷在实现自己的计划上，从来没有采取过适当的措施，要不然就是只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而且总是一拖再拖，直至时机丧尽才作出决定。

宴会的消息在巴黎引起了最大骚动，从 4 日起，流言蜚语、反革命的煽动、对阴谋的担心、对宫廷的怨愤、对饥荒的日益恐惧，一切都预示着暴动的来临；民众已经在注视着凡尔赛。5 日，暴动以锐不可当之势爆发了，面粉的极端缺乏成了暴动的信号。有一个年轻姑娘闯进军营，抢了一面鼓就在大街上敲起来，一边喊着“要面包！要面包！”不久就有一大群的妇女围上来。她们结队向市政厅进发，队伍越走越扩大，她们冲开市政厅门前的骑马的卫兵，冲了进去，要求面包和武器；结果，她们砸开门，抢走了武器，敲起了警钟，准备向凡尔赛进发。成批成批的人立即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到处喊起：“到凡尔赛去！”的口号。妇女们在一位攻陷巴斯底狱的志愿军马伊亚引导下走在前面。民众、国民自卫军、法兰西近卫军要求跟她们同去。司令拉法耶特长时间劝阻无效，他的毅力，他的声望，都未能战胜群众的坚强意志。他对群众讲了七小时，要他们留下。最后，由于拖延太久，群众不耐烦了，就不再听他的，要擅自行动。这时候，他感到他有责任领导群众，以便控制他们，正如他起初有责任制止他们一样，在他得到市政厅批准出发的命令以后，于傍晚七时下令出发。

凡尔赛的骚动虽不十分剧烈，但也确有其事。国民自卫军和议会方面既激动又气愤。禁卫军的两次宴会，王后对宴会的称赞——她说：“我对星期四这一天感到非常满意。”——以及国王连批准人权宣言都加以拒绝和有意拖延时间，再加上缺乏粮食，这一切都引起人民代表的戒惧和怀疑，首先揭发禁卫军宴会的佩蒂翁，在一位保王派议员鼓动下，又作了进一步揭发，并且指出了罪魁。米拉波激动地大声说：“我们要明确地宣布，除了国王，其余的人都是臣民，都要负责任，我可以找出证据。”这几句指着王后说的话，

① 当时法国作曲家格雷特里所作歌剧“狮心王理查”中的插曲。——译者

迫得右派方面哑口无言。在这种对立的讨论前后，关于批准权和巴黎饥荒的问题都没有十分认真讨论。当有人通知说马伊亚率领的妇女群众到来的时候，议会才终于向国王派了一个代表团，要求他无条件地批准人权宣言，并且要他竭尽全力加速供应首都的粮食。

由于这些妇女们把所有给国王报信的人都挡住了，所以她们的突然出现，使宫廷大为震惊。凡尔赛的军队拿起武器在王宫周围守卫；可是这些妇女并不是准备动武的。领头的马伊亚让她们以请愿者的身分出现，她们也就以这种态度向议会和国王先后陈诉了她们的苦情。因此在这个骚动的夜晚的头几小时是相当平静的。但是，在这支混杂的队伍和已成为众怒之对象的禁卫军之间是很难不发生乱子和敌对行动的。禁卫军就驻扎在国民自卫军和佛兰德旅团对面的宫堡里。在两者相隔的中间，站满了妇女和巴斯底狱的志愿军。这样的接近不可避免地要出乱子，果然就发生了争吵，接着便是一片混乱和战斗。一个禁卫军军官用军刀砍了一个巴黎士兵，他自己的胳臂也中了一枪。国民自卫军采取了反对禁卫军的立场；局势相当严重，要不是黑夜来临，天又降雨，以及禁卫军首先接到停火继而又接到撤退的命令，是会发生重大流血事件的。但是，由于群众被诬为进攻者，群众的愤恨有一阵时间非常激烈，他们冲进了禁卫军的营房，以致有两人受伤，另一人几乎丧命。

在这混乱的时刻里，宫廷惊慌失措，商量起国王出走的问题。马车已经驾好；一个国民自卫军哨兵看见马车在橘树园的栅门处出现，就把马车赶走， 随后把栅门关上。但是，不知是国王直到现在还不了解宫廷的计谋，还是他认为宫廷的计谋不能实现，他拒绝出走。当他既不愿击退进攻，又不肯出走的时候，在他希望和平的心情中也夹杂着恐惧。要是他战败了，他害怕落到英国的查理一世的下场；出走，又怕奥尔良公爵会当了王国的临时摄政。这时候，天雨、疲劳以及禁卫军停止行动，使群众的愤怒缓和下来，拉法耶特率领着巴黎的军队也来到了。

拉法耶特的到来使宫廷转危为安，国王对巴黎代表团的答复，群众和军队都认为满意。没有多久，拉法耶特的行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的良好精神和纪律，使秩序完全恢复。各处又归于平静。疲惫不堪的妇女和志愿军的队伍散去了，国民自卫军有的被派去保卫宫堡，有的到驻在凡尔赛的自己弟兄们那里去。经过这样一个难熬的夜晚的惊恐和疲劳之后又安定下来的国王一家，到深夜两点钟才去休息。早晨五点，拉法耶特巡视了由他的国民自卫军担任的宫外的岗哨，看到一切都很好，市内十分平静，人群已经散去或入睡， 他也睡了一会。

但是，六点钟左右，有几个比别人更兴奋的、起得较早的人在宫堡周围溜达，看见有一个栅门开着，就通知自己的伙伴，从这个门走进去。但里面的岗哨由禁卫军担任，拒绝巴黎军队进入。这一拒绝引起了这整整一夜的所有的灾祸。宫堡里面的守卫并未增加，甚至连栅门都没有人查看，岗哨很不严密，就象是平时一样。这几个人还有他们到凡尔赛来时的激动情绪，他们看到窗口有一个禁卫军士兵，就禁不住骂起来；这个士兵对他们开了枪，打伤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他们立即向禁卫军冲去，禁卫军死守着宫堡一步不让， 其中一人于急遽中入报王后，她由于遭受攻击的危险最大，衣服都没有穿好， 就逃到国王身边。宫堡陷入极度混乱和危急中。

拉法耶特听到王宫被袭击，立即骑马赶到出事地点。他在广场上看到愤怒的人群正包围着禁卫军，要杀他们。他冲到人群中间，把几个离他不远的

自卫军招呼到身旁，驱散了攻击的人群，为禁卫军解了围，然后急忙到宫堡里去了。他发现自卫军中的士兵已来增援，自卫军一听到发生暴乱立刻赶来， 保护了禁卫军（其中已有几个人被残酷地打死），以免受到巴黎自卫军的报复。但是，这一幕并未结束，聚集在大理石宫殿阳台下的人群，高声喊着要国王出来。国王出现了，他们要求他到巴黎去；国王答应要全家一起去，人们听了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王后一定要跟国王去巴黎，但是，由于人们对她的成见太深，她去还是有危险的，必须要她和群众和解。拉法耶特建议陪她到阳台上去；她迟疑了一会儿，应允了。他们一同来到阳台上，为了向乱哄哄的群众表示和解，平息民愤并重新唤起他们的热情，拉法耶特恭敬地吻了王后的手；群众报以热烈的欢呼。另外还必须和禁卫军讲和。拉法耶特带着一名禁卫军向前走，把自己的三色帽徽戴到他帽子上。而且当着群众拥抱了他，群众高呼：“禁卫军万岁！”至此，这一幕才告结束。国王一家在军队和禁卫军的护送下动身到巴黎去了。

10 月 5 日和 6 日暴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里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没有暗藏的野心；它完全是由于宫廷的轻率引起的。禁卫军的宴会， 国王出走的谣传，以及对内战的恐惧和饥荒，造成了巴黎向凡尔赛进军，如此而已。即使有那么几个煽动者促成了这次运动的产生（这是最注意这一点的研究也未能确定的），他们既没有改变运动的方向，也没有改变运动的目的。事件的结果是摧毁了宫廷的旧体系，夺走了宫廷的禁卫军，把它从凡尔赛宫迁移到革命的首都，并把它置于人民中间。

第三章

从 1789 年 10 月 6 日到 1791 年 4 月米拉波之死

10 月事件的影响。——省改为郡；根据平民主权和选举制度组成的政府与市政机关。

——财政；所用的一切办法都不能满足需要；宣布教会财产为国家财产。——出售教会财产并发行信用券。——僧侣世俗化；主教们利用宗教进行反抗。——7 月 14 日周年纪念；废除贵族爵位，练兵场结盟大会。——新军制；军官们的反抗，——由于“教士法” 引起的分裂。——俱乐部。——米拉波之死。——这个时期党派分裂日益明显。

在本章所论述的时期内，引人注意的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各派别的日益分裂。随着政权机构和法制的改革，利益受到损害或主张不能实现的人们就对这种改革加以反对。宫廷从三级会议一开始就反对革命；贵族是在各等级共同开会和取消特权时开始反对革命的；内阁和赞成英国式政制的人在确定一院制议会和否决了两院制以后也起来反对革命。此外，从分成郡以后，自治地方又反对革命；从有关教会财产的法令和有关僧侣世俗化的法令颁布以后，整个教会团体都反对革命；从颁布新的军事法律之日起，所有军队军官都反对革命。为了不至于树敌过多，看来议会不应当同时进行这么多的改革； 但是，议会的总的计划，它的需要以及敌人的阴谋，都使它不能不进行这种种改革。

10 月 5 日和 6 日以后，象 7 月 14 日以后的宫廷一样，议会里也发生了逃亡的事情。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耳就由于自己的主张未被采纳，对自由感到失望而离开了议会。他们绝对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原想使人民在 7 月 14 日拯救议会以后，立即停止活动，这是对革命事业的艰巨毫无了解。在利用了人民群众之后，再要解散人民那是非常困难的；最谨慎的作法是不反对人民，而且使他们经常有机会发表意见。拉利-托朗达耳放弃了他的法国官职， 回到他的祖先的国家英国去了。穆尼埃则返回多菲内省，打算在那里发动人们反对议会。但是，他那一派力量太弱，不能在旧制度和革命之间立足，所以抱怨暴动和发动暴动都是轻举妄动，特别是在暴动可能被其他党派利用的时候。尽管穆尼埃领导过多菲内的已往的运动，在那里颇有威望，却未能在那里建立一个能以持久的抵抗中心。议会倒从此看出必须取消可能成为内战策源地的旧省区的组织。

10 月 5 日—6 日以后，国民议会的代表和国王一起迁到了首都；议会和国王同在首都，对于安定首都人心起了很大作用。人民由于有国王在自己面前，很觉满意，使他们愤激的原因已经没有了。有理无理，被认为暴乱煽动者的奥尔良公爵，最近被打发走了；他同意奉命前往英国。拉法耶特决定维持秩序；素质优良的国民自卫军，遵守纪律和服从的习惯日益加强；市政机构已经摆脱了初成立时的混乱状态，并开始树立威望。混乱的原因只剩饥荒一项了。尽管粮食委员会已经尽心竭力，仍然每天有群众聚集威胁着公共安宁。人民群众在受苦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受骗的，因为有人错误地告诉他们一个名叫弗朗索瓦的面包商是囤积商，他们就把这个人杀了。10 月 21 日颁布了一项戒严令：授权市政机构在劝告群众解散无效以后，可以用武力驱散他们。权力掌握在关心秩序的阶级手中，平民和国民自卫军服从议会；守法成了这一时期的风尚。在国民代表这方面，只希望完成制定宪法和实现政府的改组。由于敌人力图用残存的旧制度来给议会制造障碍，他们就尤其需要加

紧行动。因此，敌人每有一项阴谋企图，议会就采取一种对策，即以法令改变旧制度，剥夺敌人一种攻击手段。

议会开始更平均、更划一地划分王国的行政区。已经无可奈何地失去种种特权的各省，一直是一些面积相当广阔、行政相当独立的小国。必须缩小这些小国的范围，改变它们的名称，使它们服从同一政权。为此，议会在 12

月 22 日通过了一个方案，这是由西哀耶斯拟订、由图雷以历时两个月负责处理此事的委员会的名义提出来的。

全国分为八十三个郡，面积和人口大致相等，郡下是县，县下是区。所有行政机构是按级统一规定的。郡设郡参议会，议员三十六人；执政机构是由五人组成的政务厅；顾名思义，前者的职能是作决定，后者的职务则是执行。县也有参议会和执政机关；人数较少，并且分别隶属于上一级。区是由五、六个本堂教区组成的，是选举区，而不是行政区；由有选举权的公民（这样的公民必须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税）在本区共同选出议员和官员。根据新的方案，一切都服从于选举；但选举分成几个等级。让民众直接选举议员似乎不太妥当，而不让他们参加选举则又不合法，因此，为了解决这种困难， 采用了双重选举制；一个区的有选举权的公民选定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国民议会议员、郡行政官员、以及县的行政官和法院的法官。每郡设一个刑事法院，每县设一个民事法院，每区建立一个治安法院。

以上是郡的机构的概况。最后是关于公社的机构。公社的行政由市议会和市政府负责，其成员多少按照城市的人口调整。市行政官由人民直接选出， 他们是唯一有权使用武力镇压暴乱的人。公社是基层机构，王国政府是最高机构。郡是介乎公社与王国政府之间、全国利益和纯地方利益之间的中间组织。

按照这个方案，人民就有了行使主权的组织，所有的公民就能选举自己的官员，就能自己管理行政，就能合理分布各个区域，既能保证全国的正常活动，又能保持各地区的联系不致分散；但是在执行这个方案时，引起了某些省的不满。朗格多克省和布列塔尼省的等级议会抗议这种新的划分；至于梅斯、鲁昂、波尔多和图卢茲的高等法院，则一致反对国民议会的行动，因为议会取消了休庭期裁判所，废除了等级，并宣布这些等级议会从前的委任无效。拥护旧制度的人不放过任何机会为这个计划的执行制造障碍：贵族煽动各省，高等法院作出决议，僧侣发布教谕，著作家们则利用出版自由来攻击革命。革命的两个主要敌人是贵族和主教。高等法院在国民中没有基础， 只不过是一种官职，只要把这种官职取消就能防止它的攻击；反之，贵族和僧侣却在失去本集团势力以后仍能保有行动的手段。这两个等级的不幸，大部分是它们本身招来的；这两个等级起初在议会中给革命制造困难，不久便公开向革命进攻，僧侣利用内讧来反对革命，贵族则发动欧洲来反对革命。他们对混乱局面抱极大希望，这种混乱确实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灾祸，但也并没有使他们本身的情况变得好些。现在让我们看看僧侣是怎样采取敌对态度的，为此且把前面谈过的事情重复一下。

革命是从财政问题开始的，革命也没有能克服它所由产生的财政困难。有很多更为重要的事情占据了议会的时间。当议会已不再是维持政府经费开支，而是要组织国家机构的时候，它仍然不得不时常停止立法的讨论来设法满足国库最迫切的需要。内克尔曾提出一些权宜办法，这些办法几乎毋须讨论就获得信任和通过了。尽管他有此热情，他看到财政服从于宪法，内阁服

从于议会，仍然是不痛快的。8 月 9 日第一次发行的三千万里弗公债未能奏效；同月 27 日第二次发行的八千万里弗公债仍感不足。税收已经缩减或废除，而且由于征收困难几乎不起作用。求助于公众的信任也毫无效果，因为公众拒绝给予援助；9 月，内克尔作为最后手段提出了一种接收入的四分之一一次征收的特别税。每个公民都应该用十分简短而能完全表达这种最初时期的忠诚和爱国主义的方式：“我据实申报”，来认定这四分之一的税额。就是在这时候，米拉波授与内克尔以真正的财政独裁权。他谈到国家的

紧迫需要，谈到议会的工作不允许从长讨论财政大臣的方案，也不允许研究另一方案，他谈到内克尔很有经验，可以保证方案获得成功；因此，他敦促议会把成功的责任都放在内克尔身上，信任他并通过他的方案。由于有些人不赞成大臣的主张，另一些人怀疑米拉波对大臣别有用意，他就把他这篇最雄辩的演说予以结束，只着重指出破产已迫在眉睫，他大声喊道：“请大家通过这项特别的临时税吧，希望这一次能够满足需要！请大家通过吧，因为， 如果大家对方法有什么怀疑，那么对它的必要性和我们并无其他办法总不会怀疑吧！通过吧！因为当前局势已不容许任何拖延，任何拖延都将要由我们负责。大家不要耽搁时间了，灾难是永远不给人时间的。⋯⋯喂！先生们， 至于罗亚尔宫区（代表）的可笑的建议，那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人的空想， 或心怀恶意者的阴谋，不值得一提，过去大家都听到过这样激昂的话：‘喀提林已来到罗马城下，你们还在辩论！’当然，在我们周围既没有喀提林， 也没有危险，没有叛乱，没有罗马；但是，今天，可怕的财政崩溃就在眼前， 它要毁灭你们，毁灭你们的财产和荣誉，可是你们还在辩论！”米拉波使议会激动起来，这项爱国税就在全场热烈掌声中通过了。

但是，采取这个办法只能暂时松一口气。革命时期的财政，需要有更大胆更广泛的措施。不仅要使革命坚持进行下去，而且要弥补阻碍革命前进和威胁其未来的巨大赤字。当时只有一个办法，即没收和出售教会财产以减轻国家负担。公众利益要求这样做，这样做也是完全正义的；僧侣并不是财产的主人，而只是财产的管理人；这些财产是给教会的，不是给神甫们的。国家既然负担教会和教士们的开支，当然可以占有这些财产，由此掌握一个巨大财源，并取得巨大的政治成果。

重要的是，不能再容许独立集团在国家内部存在，特别是旧有的集团。因为在革命时期，一切旧的东西都是与革命为敌的。僧侣由于有庞大的等级组织和财富，与一切新的变革格格不入，原想保持他们在王国中的独立地位。但这种形式只适于另一种制度，即没有国家，只有各个集团，各等级都自立自存。僧侣有自己教会的律令，贵族有采邑法，人民有市政机关，一切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属的，因为一切都是特殊的。但是今天一切职能都变为公共的了，要求把教士职务变为宗教官职，就如同过去把王权变为最高行政官职一样。为使教会变为国家的教会，就要由国家付给僧侣薪俸，收回教会的财产，给予适当的补助金。这种摧毁旧宗教制度的重大措施就是这样实行的。

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是取消什一税。既然这是农村人民付给僧侣的一种税收，取消它就必然有利于过去受它压榨的人。因此，在 8 月 4 日夜宣布可以

免除什一税的决议以后，同月 11 日就完全取消了什一税；僧侣起初表示反对，后来也明智地同意了。巴黎的大主教以全体主教的名义宣布放弃什一税， 他这种深识大体的行为表明他是忠于 8 月 4 日夜特权等级的作法的，然而这也是他作出牺牲的最高点。

不久就开始了关于教会财产所有权问题的讨论。奥顿的主教塔列朗建议僧侣为国家利益放弃这些财产，使国家可以利用这些财产维持宗教开支，并偿还国债。他证明这种作法如何正确和适当，也指出这一措施对国家的巨大补益。教会财产总额达数十亿里弗，除去偿还教会债务，支付教会和医院的经费以及教会补助金之外，余下的还足供付给全部永久年金和终身年金以及支付司法机关的经费。僧侣反对这项提案，讨论非常激烈。最后，不顾僧侣的反对，仍然决定：僧侣不是财产的所有主，而只是国王和信徒们出于同情献给教会的财产的保管人；国家既然支付宗教费用，就应当收回这些财产。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的法令是在 1789 年 12 月 2 日制定的。

从这时候起，僧侣就仇恨革命了。在三级会议初期，僧侣还不象贵族那样死硬，自从他们失去财产以后，他们就和贵族一样反对新制度，而且变成新制度的最激烈、最顽固的敌人了。然而，由于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的法令还并没有改变财产的性质，他们没有立即暴跳如雷。教会财产仍由僧侣负责管理；他们希望把这些财产用于债务抵押，而不出售。

实际上，要完成这项出售是不容易的，而这又是不容延缓的，因为国库已是仅靠预支来维持，贴现银行又由于大量发行票据而开始丧失信用了。可是，为了给国家开辟新的财源，已经想尽办法了。要应付本年和下年的支出， 必须出售价值四亿里弗的教会财产。为使出售顺利，巴黎市政府认购了很大一部分，其他市政府也效法巴黎认购一部分。它们应按照从国家领得的财产数额向国库缴款，然后再把财产售给私人；但它们没有钱，缴不出价款，因为它们还没有找到买主。怎么办呢？市政府发行了市钞券，用以偿付公款， 待到有了必要的资金时，就将它收回。到了这一步，有人认为，与其发行市钞，不如由国家发行票券，代替硬币，强制流通，如果普遍采用这种方法， 那就更简便了。于是，产生了指券（信用券）。

这一发现大大帮助了革命事业，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出售教会财产。对国家来说，指券是偿付债务的手段，对债权人来说，它就成了担保证据。债权人拿到指券，就完全用不着叫别人用土地来偿还他们以前用硬币借出去的债务了。但是指券迟早要转到那些准备把它换成现金的人的手中，到那时候， 担保证据停止有效，指券也就应该销毁。为了达到发行指券的目的，必须强制流通；为了巩固指券的信用，就按出售财产总值来限制其发行额；为了使指券不致因骤然兑现而贬值，就规定指券有利息；当指券发行之初，议会曾想使它完全具有硬币的信用。议会希望因缺乏信用而被隐匿起来的通货立即重新出现，并希望指券与之竞争。抵押巩固了指券的信用，利息增加了指券的好处；但是，这种利息有很大的不利之处，到第二次发行指券时就取消了。这就是指券开始使用时的情形，起初它是基于需要而谨慎地发行的，对革命起了重大作用，但由于一些并非来自本身、而是后来使用不当所产生的原因， 又使大家失去对它的信任了。

12 月 29 日的法令公布以后，僧侣看到他们的财产管理权转移到市政府手里；看到他们四亿里弗的财产将要出售，并要发行纸币，以加快他们的被剥夺，并使之成为定局，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自己的财富。僧侣使出了最后一着：他们主动提出认购四亿里弗的公债，但是这事被拒绝了，因为如果不拒绝，就等于在确定僧侣不是财产的主人以后，又承认他们是财产的主人。于是，僧侣就千方百计来阻挠市政府的工作。在南方，他们煽动天主教徒反对基督教徒，在教坛上蛊惑人心，在听取忏悔的告解所中把出售教会

财产作为亵渎圣物来对待，而在议会的讲坛上则力图使人怀疑议会别有用心。他们不遗余力地制造宗教纠纷以嫁祸于议会，把他们的私利和宗教的利益混淆起来。在这个时代，修道院的修道誓愿的恶弊是大家公认的，僧侣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790 年 2 月 13 日取缔了这种恶弊的时候，南锡的主教阴险地顺带提出，只有天主教能举行公开的仪式。议会反对提出这种建议的动机，置之不理。但是，在另一次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经过激烈争论之后，议会宣布，为了对最高主宰和对天主教——唯一由国家负担经费的宗教——表示尊崇，议会不应该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1790 年 6 月和 7 月间，当议会忙于内部组织工作的时候，僧侣们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抓住这个机会挑起分裂。他们那个已经产生严重后果的轻率的计策，是企图按最古老的方式重建教会，恢复信仰的纯正。这决不是哲学家的事业，而是想以宪法支持宗教并使两者共同造福国家的苦行天主教徒的事业。把主教管区减少到与郡的数目相等，使教会管区和行政区一致，由选举行政官和议员的选举人任命主教，取消教会参事会，以副司铎代替教会参事会的成员，这样一个计划丝毫不侵犯教会的教义或信仰。教会中的主教和司铎曾经长期由人民任选，至于教区的界限，那是一个纯事务性工作，并无宗教性质。此外，僧侣都有了充分的生活上的供应，尽管高级僧侣的收入有所减少，可是占僧侣大多数的教区司铎们的收入却增加了。

但是，僧侣世俗化提供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借口，他们当然要利用它。讨论一开始，埃克斯的大主教就抗议宗教委员会提出的原则。照他看，教规是不容许行政当局任命或撤销主教职位的。在即将投票表决法令的时候，克莱蒙的主教重复了埃克斯的大主教所说的原则，随即率领所有反对派议员离开了会场。法令通过了，但僧侣却和革命对抗了。从此以后，僧侣就和反对派贵族更紧密地互相勾结。这两个同样被迫降到平民地位的特权阶级，用他们所有力量阻挠改革。

郡的机构刚成立，就派人同选举人进行联络，企图提出新的候选人。他们的意图不在于获得有利的人选，而在于制造议会和郡之间的分裂。这种阴谋被人在议会讲坛上揭发，大家知道后，它就失败了。于是阴谋策划者又采取另一种做法：按照各司法区的愿望，三级会议代表的任期只有一年，现在已届期满；特权阶级就乘此机会要求改选议会；他们若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会得到很大好处，为此，他们也援引了人民最高主权的说法。夏普利埃回答他们说，“毫无疑问，全部最高主权属于人民；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原则还不适用。如果在宪法未完成之前就改选议会，那是破坏宪法和自由；这是那些要使宪法和自由灭亡、要使等级复辟、要挥霍国家的收入、要使随专制而来的各种弊端重新出现的人的希望。”这时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右边，集中在修道院长莫里身上。莫里忽然喊道：“把这些人都送到夏特莱裁判所去！ 你们如果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就不要提他们。”夏普利埃继续说：“宪法由两个议会来制定是不可能的。况且，原来的选举人已经不存在，原来的选区司法区已经和郡混同了，等级的区分没有了。因此限制权力的条款已经无效， 权限受到条款限制的议员不留在议会，是违背宪法原则的；他们自己的誓言命令他们必须留在议会，这也是公共利益的需要。”

于是修道院长莫里又说：“有人在我们周围玩弄诡辩术，我们是打什么时候起成为国民议会的？有人提到我们 6 月 20 日的誓言，却没有想想，它并

不能取消我们先前向我们的委托人发出的誓言。先生们，宪法已经完成，现在只剩下宣布国王有全部执行权了。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保证法国人民享有立法权，为了证明税收是人民同意的，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是的，宪法已经制定，我反对任何限制人民的代表权的法令。自由的缔造者们应当尊重全体国民的自由，因为全体国民是在我们之上，如果我们限制了国民的权力， 就取消了我们自己的权力。”

莫里的这些话博得了右边的人们的欢迎。米拉波立即走上讲坛。他说： “有人问：人民代表是什么时候成为国民议会的，我回答他，就是从人民代表看到会场门口被士兵包围、因而不得不找个地方开会、并发出宁死也不背叛和放弃国民的权利的誓言的那一天。我们的权力，不论是什么样的，都在这一天改变了，不论我们执行的是什么权力，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工作使它合法化了，国民的拥护批准了它。你们都记得那位为拯救祖国而忽略了合法形式的古代伟人的名言，当一位叛逆的保民官质问他有没有遵守法律时，他回答说：“我敢说我拯救了祖国！”说到这里，米拉波转向平民代表们；“诸位先生们，我敢说你们拯救了法国！”这时全场自动地站起来，并宣布，会议的工作不完成决不解散。

与此同时，议会外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也层出不穷。有人企图引诱或瓦解军队；但悬议会对此采取了明智的措施；议会使军队属于革命力量，军阶和晋升都不受宫廷和贵族头衔的牵制。7 月 14 日以后逃到都灵的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同里昂和南方建立了秘密联系；但是，由于这些亡命贵族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象以后在科布伦次所拥有的那种国外力量，在国内也没有支持，他们的全部阴谋计划都失败了。僧侣在朗格多克发动暴动的尝试毫无结果，只引起了短时间的骚乱，而未能挑起宗教战争。要组成一个党派需要时间，要使它认真战斗，更需要时间。比较可行的计划是挟持国王，把国王架到佩龙讷去。法夫拉斯侯爵在“王弟殿下”的秘密支持下准备执行这个计划时，被发觉了。夏特莱裁判所判处这个胆大妄为者以死刑，他的图谋没有成功，因为他过于张扬了。经过 10 月间一系列事件之后，国王的出走就只能采取秘密方式，后来他果真试图这样做了。

宫廷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宫廷鼓励种种反革命活动，但是它一件也不承认。它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更加无能，更加依赖议会，虽然它想摆脱这种处境，却又不敢作此尝试，因为这是很难成功的。因此，它只煽动反抗而不公开参加反抗。宫廷同某些人一起怀念旧制度；又同另一些人一起共谋缓和革命。米拉波从不久以前开始和宫廷有些来往。米拉波在成为改革的主要发起人之后，想联合所有派别来稳定这些改革。他的目的是使宫廷转向革命， 而不是把革命交给宫廷。他是支持立宪的，他不可能有别的主张，因为他的权势决定于他的声望，而他的声望又决定于他的主张。但是，他不应叫别人收买他的这种支持。如果不是他的庞大需要使他接受金钱而出卖他的主张， 他是不会比不妥协的拉法耶特以及拉梅特之辈和吉伦特党人受到更多的谴责的，这些人都先后与宫廷有过瓜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宫廷的绝对信任， 宫廷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起用他们。宫廷利用他们是想中止革命，而利用革命的敌人则是要摧毁革命。在所有的平民领袖中，米拉波算是在宫廷中最有威望的人，因为他的影响最大，力量也最强。

处在这种种阴谋和种种奸计之中，议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制宪的工作。议会决定了法国的新司法组织，所有新的司法官职都是暂时的。在君主专制

制度下，权力出自国王，官员由国王任命；而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所有权力出自人民，官员由人民任命。只有王位可以承袭，其他权力既不是一个人的所有，也不是一个家族的所有，所以既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这个时代的立法服从于一个唯一的原则：国民的最高主权。司法职务也是可以变动的了，陪审团在过去几乎是一个一般的民主组织，并且在封建统治或王权鼎盛时期只有在英国还存在，现在在刑事案件中也采用了这种制度了。在民事案件中有专门审判宫。建立了固定法庭，分两级审判，以纠正错误的判决， 同时也建立了最高法院，以维持法律的保护作用。这种事关重大的权力，当它属于国王的时候只有使它成为终身固定的才有可能是独立的权力；但是， 当它属于人民的时候，就应当使它变为暂时的了，因为它既然属于全体，就不属于任何个人。

在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媾和与宣战之权，议会经过最明智、最热烈的讨论，迅速、稳妥而正确地解决了这个新的复杂的问题。因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主要在于行动，而不在于意愿，因此，议会一反常规，把主动权赋与国王。在这个问题上，最了解情况的人有权提出建议，而决定权在立法机关。

群众运动的激流在冲破旧制度以后，又逐渐回到正常的河道。然后又从各方面给它筑起新的堤防。革命的政府迅速建立起来，议会为新制度立了国君，成立了国民议会，划分了地区，建立了军队、市政权、行政权、平民法庭、教会和货币；为国债找到了抵押，而且并无不当地转移了某些财产的所有权。

7 月 14 日快到了，这是国民解放的周年纪念日，人们正准备举行盛大庆祝，以鼓舞公民的精神，加强各方面的联系。要在练兵场举行全国的结盟大会，八十三个郡的代表、国民议会代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和国王都要在这里为宪法宣誓。为迎接这一爱国的节日，贵族中同情平民的议员提出取消贵族爵位，于是，议会中又举行了一次类似 8 月 4 日的会议。所有爵位、纹章、徽章和勋爵骑士团都在（1790 年）6 月 20 日废除了，虚荣失去了它的特权， 正如权力失去了它的特权一样。

这次会议在各方面建立了平等，消灭了旧时代的陈迹，使语言文字与事物归于一致。过去，爵位表示职务；纹章标志家族势力；徽章是给封建贵族的私人军队佩带的；勋爵骑士团过去曾保卫国家，抵抗外来侵略，或保卫欧洲抵抗伊斯兰教的入侵。今天，这一切都不存在了，爵位已失去现实意义， 而且也不合时宜了；贵族如果不再是官员，也就不再是头面人物了；从今以后，权力和荣誉都应出自平民但是，也许是因为贵族重视他们的爵位甚于他们的特权，也许是他们正在等待一个借口来公开表示反对，这一措施比任何其他措施都更促使他们逃亡和引起他们攻击。对贵族来说，这一措施和僧侣世俗化对于僧侣一样，成了一个采取敌对行动的机会，而不是一个原因。

7 月 14 日到来了，革命还没有经历过多少这样美好的日子；美中不足的只是这个盛大节日天气不好。各郡代表都来觐见国王，国王非常和蔼地接待了他们；他接受了最动人的尊敬的表示，但是是以立宪君主的身分接受的。布列塔尼代表团团长以单跪姿势向国王献剑，他说：“陛下，我把正直的布列塔尼人的忠诚宝剑献给您，沾染它的只能是陛下的敌人身上的血。”路易十六让他起来，拥抱了他，并把宝剑还给他，回答说：“最好还是把它交给我亲爱的布列塔尼人，我从不怀疑他们对我的爱戴和忠诚，请告诉他们，我

是所有法国人的父兄和朋友。”“陛下，”代表又说，“全体法国人都爱戴您，永远爱戴您，因为您是一位公民国王。”

结盟大会将在练兵场举行，庆典的大规模准备工作已告结束。巴黎全城紧张地工作了几个星期，以便到 14 日那天一切就绪。早晨七点，选举人、各公社代表、各县县长、国民议会、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军队的代表、各郡的结盟军，秩序井然地从巴斯底狱旧址出发。国民团体的参加，迎风飘扬的旗帜，表现爱国精神的标语，多彩的服装，悠扬的乐声，民众的欣悦，使游行队伍具有庄严气势。队伍穿过城区，在礼炮声中，从前一天安排好的一座浮桥上跨过塞纳河。队伍经过一个写着爱国标语的牌楼，进入练兵场。各团体在掌声中依次到达指定地点。

宽阔的练兵场周围的草坡看台上共约有四十万观众。场中央是一个古式祭坛，在祭坛周围的圆形观礼台上，可以看见国王、宫眷、议会和市政人员。各郡结盟军分别站在自己的旗帜下，军队代表和国民自卫军整队站在军旗之下。奥顿的主教身着祭礼服装走上祭坛，四百名神甫身穿白袍，佩带三色飘带站在祭坛的四角。弥撒是在军乐声中举行的，弥撒过后，奥顿主教为王旗和八十三面郡旗行了祝圣礼。

广场上异常肃静，在这一天被任命为全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拉法耶特，第一个走出来举行公民宣誓。他在人民的欢呼声中，由近卫兵拥到祖国的祭坛上，然后以他自己的名义，以军队和结盟军的名义高声说：“我们宣誓，永远忠于国民，忠于法律，忠于国王；尽力维护国民议会制定并经国王同意的宪法；并以永不分离的友爱同全体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顿时，礼炮声，经久不息的“国民万岁！国王万岁！”的欢呼声和音乐声响成一片。然后，国民议会议长领头，全体议员循声宣述同样的誓言。接着，路易十六起立说：“我以全体法兰西人的国王的名义宣誓：我要运用国家宪法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来维护国民议会制定并经我同意的宪法。”王后也激动起来，她举起怀中的王子对人民说：“这是我的儿子，他和我一样怀有同样的感情。” 就在这个时刻，各种旗帜一齐表示敬礼，群众欢呼起来，人民相信国君的诚意，君主相信人民的拥戴；最后，这个愉快的日子在感恩歌声中结束了。

结盟节还延长了一段时间，巴黎市为各郡代表举行了竞技会、灯会和舞会。舞会是在一年前还屹立着的巴斯底狱旧址举行的，铁栅、刑具和碎砖烂瓦到处可见，在巴斯底狱的门上写着“舞场在此”，同这个场所过去的用途形成了对比。一个当时的目击者说：“人们确实在这块曾有无数人流泪、无数勇敢的有天才的和无辜的人呻吟、绝望的喊声经常被窒息的土地上，愉快地、安心地跳起舞来了。”庆祝活动结束以后，人们制作了纪念章，以留纪念，代表们各回本郡。

结盟大会只不过使各党派的敌对行为暂时停息。散会以后，议会内外又开始了小规模的阴谋活动。奥尔良公爵完成了他的使命回来了，更准确地说， 从流放中回来了。有人控告奥尔良公爵和米拉波同为 10 月 5 日和 6 日事件的主使者，关于这一案件的调查工作是由夏特莱裁判所主持的。这个已经搁置的案件这时又重新审理。通过这一攻击，宫廷再次暴露它是毫无预见的；因为必须证实这种控告，否则就不应当控告。议会本来是决定如果发现罪犯就交出罪犯的，这时宣布不应追诉；米拉波严厉地斥责了这一诉讼程序，迫使右边的议员不敢发言，从而战胜了这次只是为恐吓他而提出的控告。

人们攻击的不仅是几个议员，而是整个议会。宫廷又阴谋破坏议会；右

派则鼓励它采取过火行动。修道院长莫里说：“我们很喜欢议会的命令，我们还需要三、四道。”一些被收买的写诽谤书的人叫人在议会门口出售使人民失去对议会的尊敬的文章；大臣们谴责并反对议会的做法。念念不忘旧日权势的内克尔也向议会递交备忘录，反对议会的命令，并对议会提出忠告。这位大臣是不甘屈居次等角色的。他不愿意服从议会冒进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与他逐步改革的想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最后，内克尔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或者是感到了厌倦，终于在 1790 年 9 月 4 日辞职，离开了巴黎。他黯然走过他十四个月以前以胜利者姿态经过的各省。在革命时期，人是容易被人民忘记的，因为人民看到的人太多，而且日子过得很快。如果不希望人民忘记，就要一刻也不停地按照他们的方式为他们服务。

另一方面，贵族由于被取消爵位而有了新的不满的理由，正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贵族无法煽动人民，因为人民出于自己的立场感到革新对自己很有利，就利用另一种自己认为更可靠的办法：先离开王国，然后通过发动欧洲干涉内政，卷土重来。但是，在逃亡尚未准备好，在国内也能找到外国的反对革命者的时候，他们是要继续在国内进行煽动的。如前所述，军队中发生分裂已经有一个时期了。新的军事条例是有利于士兵的，它规定把从前授予贵族的军阶授予从军最久的人。大部分军官留恋已被摧毁的旧制度，他们对这点并不隐讳。他们由于被迫宣誓忠于国民，忠于法律和国王（这已成为共同的誓言），有些人就离开军队而加入了逃亡的队伍；另一些人则竭力把士兵位拢到自己一方。

布耶侯爵就是其中一个，这位将军抱着这种企图，在长期拒绝公民宣誓以后，终于也同意宣誓了。由他统率的军队很多，他的驻地接近北部边境； 他机智、果敢、效忠于国王，虽然他由于拥护一项改革以后在科布伦次被人怀疑，他仍然是当时那样的革命的敌对者，他为了使军队忠于自己，就不让军队接近公民，以免感染上公民的反抗思想。他还善于用谨慎的行为和高贵品质的影响来保持士兵对他的信任和拥戴。在别的地方情形就两样。军官是普遍怨忿的对象；他们被控克扣军饷，从不公布军需帐目，舆论界也有反映。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激起了士兵的反抗。1790 年 8 月南锡的反抗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几乎成为内战的信号。夏托-维厄、梅斯特- 德-冈和罗瓦的三个团反抗军官。布耶受命向他们进去，他率领的是梅斯的驻军和国民自卫军。经过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之后，把反抗的军队征服了。议会为此向他表示祝贺；但是，巴黎人民认为士兵是爱国的，而布耶却是一个阴谋家，所以市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反应很强烈，群众纷纷集会，要求控诉下会布耶进攻南锡军队的大臣。不过拉法耶特在议会的支持下平息了群众的不满，议会处在反革命和无政府状态的夹攻之中，以高度的智慧和同样的勇敢精神，既反对了前者，也反对了后者。

革命的敌人眼见国民议会有困难，就得意起来。在他们看来，议会完全由群众支配也好，失去群众的支持也好，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会很快并且很容易地恢复旧制度。僧侣也在起推动作用，僧侣使用了种种方法阻挠出售教会财产，甚至使售价高出原定的价格。既摆脱了什一税，又获得了债权保证的平民，是决不会附和主教们的不满情绪的。从此以后，主教们就利用“教士法”来煽动教会的分裂。前面已经说过，议会的这个法律不涉及教规，也不涉及信仰。国王已经于 12 月 26 日批准这项法律；但主教们却认为这项法律既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又违反教规，声言这项法律侵犯了教权。至于教皇，

当国王向他征询意见，要求他同意这项取消他在法国的权利的措施时，他表示反对，并且鼓动主教们反对。因此主教决定不赞成实行僧侣世俗化，决定他们中间被撤职的人应反抗这种违反教规的法律，凡未经教皇同意设立的教区应认为无效，首都大主教应拒绝以世俗方式任命主教的制度。

议会意欲挫败这一联盟，结果反使它加强了。假使议会对那些反对派的神甫采取放任态度，那么纵然他们有此愿望，也找不出宗教战争的因由。但是议会决定，所有僧侣都应宣誓忠于国民，忠于法律和国王，宣誓维护“教士法”。谁要是拒绝宣誓，就撤换其主教或教区司铎的职位。议会希望高级僧侣由于利害关系，下级僧侣由于抱有野心，会赞成这一措施。相反方面， 主教们以为所有教士都会效法他们，拒绝宣誓，这样国家就会没有信仰，人民就会没有神甫。结果是哪一方的愿望也没有实现。议会中的大多数主教和教区司铎拒绝宣誓；但也有一些主教和不少教区司铎宣誓了。反对派的教职被撤换了，选举人任命了继任人，奥顿和利达的主教也按照教规任命了这些继任人。但是，被撤职的僧侣拒绝放弃他们的职位，并宣称他们的继任人是没有资格的；已经举行的圣礼是无效的；胆敢承认继任人的教徒将被开除教籍。他们不离开原来的教区；他们继续发布谕令，煽动人们不服从法律；这样，利益和制度的问题先是变成宗教问题，随后又变成党派问题。于是僧侣分为两派，一是宪政汲，一是反对派，两派各有其拥护者，两派互以叛徒或异教徒相称。由于私心和私利，宗教变成了一种工具或障碍。当神甫们制造了狂热情徒的时候，革命家则制造了不信教者。没有受到上层阶级恶行影响的人民群众，由于把他们放在革命与信仰二者之间的人的轻率行动而丢弃了祖先的信仰，在城市中更是如此。费里埃侯爵说：“人们将毫不怀疑地谴责这些主教们，他们拒绝任何协商，用他们的罪恶阴谋堵塞了一切调解的途径； 他们为了顽固地坚执己见和可鄙地死守住自己的财富而牺牲天主教。”

各派都想抓注人民群众，向人民表示殷勤，把人民群众看成当时的君主。他们在利用宗教影响人民群众之后，又利用了另一种在当时说来是非常有力量的方法，那就是俱乐部。在这个时期，俱乐部是一些议论政府措施、国家大事和议会法律的私人会社。俱乐部的讨论没有任何权力，但是有一定影响。第一个俱乐部是布列塔尼人的代表在凡尔赛集会商讨他们的步调时成立的。当国民议会从凡尔赛迁到巴黎时，布列塔尼人的代表以及在议会中与他们持有同样见解的人曾在雅各宾修道院里开会，因而得名为雅备宾俱乐部。它起初一直是议会的预备性会议；但后来就象一切存在着的事物一样，雅各宾俱乐部发展了，它不仅要对议会，而且还要对市政府和人民群众施加影响，它接受市政人员也接受普通公民为会员。雅各宾俱乐部的组织愈扩展，它的行动就愈有力，开会日期按时在报纸上公布。它在各省建立了分部。它在合法的势力之外形成了另一种势力，起初只是给合法势力提些建议，后来就几乎是领导合法势力了。

雅各宾俱乐部失去原始的性质，成为一个群众集会以后，有一部分创始人屏弃了它。这些人成立了一个称为 89 年俱乐部的类似原来的俱乐部的协会，由西哀耶斯、夏普利埃、拉法耶特、拉罗什富科等人领导，而雅各宾俱乐部则由拉梅特和巴纳夫领导。米拉波参加了两个俱乐部，并且受到两方面的欢迎。这两个俱乐部，一个在议会占优势，一个在人民中有基础，虽然程度不同，却都是拥护新制度的。贵族一派想用自己的武器来打击革命，也成立了一些保王派的俱乐部来与平民的俱乐部对立。第一个成立的名为“无党

派俱乐部”，但是它未能维持多久，因为它不倾向任何主张。后来，当它以“王政俱乐部”的名字出现以后，它的成员就都是以它代表自己愿望的人了。这个俱乐部企图博得群众的拥护，向群众分发面包，但是群众不仅不接受， 反而把成立这个组织看成反革命阴谋。群众扰乱了该俱乐部的会议，几次迫使它改变开会地点。最后市政当局不得不在 1791 年 1 月查封了这个经常引起骚动的俱乐部。

群众的不信任达于极点；国王的几位姑母的出走使他们更加不安，他们把这件事的重要性夸大了，他们怀疑宫廷正准备另一次出走。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由于怀疑，甚至引起了骚动，反革命分子就想利用骚动把国王劫走。拉法耶特以他的坚决和机智，挫败了这一阴谋。当群众认为万森城堡的望楼与杜伊勒里宫相通，便于国王出走，而到万森去拆除望楼的时候， 有六百多名武装人员冲进杜伊勒里宫企图挟持国王出走。拉法耶特率领国民自卫军赶到万森，驱散了群众，然后又缴了宫中反革命分子的械。他的后一个行动使他恢复了因前一个行动而失去的信任。

这次的阴谋活动使人更加担心路易十六会出走。因此，不久以后，当他要到圣克卢去时，受到群众和他的禁卫军的阻拦，尽管拉法耶特极力使群众尊重法律和君主的自由。议会方面在宣布了国君不可侵犯，整饬了立宪派卫队，把摄政权给与国王的最嫡亲男性继承人之后，仍然宣布国王出亡国外即失去王位。当时逃亡者日见增多，他们的阴谋计划十分明显，一些欧洲国家的态度咄咄逼人，的确使人担心国王会作出同样的决定。

也就是在这时候，议会第一次想要用一道法令来制止逃亡；但这是有困难的。如果处罚出走的人，就是违反人权宣言中规定的自由的准则，如果不对逃亡加以制止，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为贵族就是为了进攻法国而暂时离开法国的。在议会里，除去袒护逃亡的一派人以外，一些人只看到权利， 另一些人又只看到危险。各人都以自己考虑问题的方式表示赞成或反对镇压的法令。要求发布这项法令的人希望这项法令不要太严格；但是，当时只有一个可用的办法，幸而议会在这个办法面前后退了。这项法令规定，根据一个三人委员会的武断的决定，对逃亡者应剥夺其公民权，并没收其财产。米拉波喊道：“读这项决议草案的时候，人们听到战栗的声音，证明这项法令应该纳入德拉古法典①，而不应出现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法令之中。我对那些任命一个独断专行的委员会的人声明，我要取消以前对他们所发的誓言，不受任何约束。我所向往的和已经享有的声望，并不是一株荏弱的芦苇，它是扎根在土地上的，是以正义和自由为根基的。”当时国外的形势并未严重到非采取这样的安全和保卫革命的措施不可的程度。

米拉波自从为如此可靠的声望并没有享受很久。对他说来，这是最后的一次会议了，过了几天，他就由于操劳过度、精力衰竭而结束了一生。1791 年 3 月 2 日，米拉波去世，他的死是全民的不幸，巴黎全市人民参加了他的葬礼，全法国为他举哀，他的遗体安葬在以“国士墓”命名的伟人公墓。在他以后，还没有象他这样的声威显赫的人物；当议会中的讨论争持不下时， 人们还经常望着那个发出结束争论的话语的席位。在革命艰危时期，他以他的勇敢精神帮助了革命，在革命胜利以后，他又以杰出的判断力帮助了革命，

① 德拉古法典——公元前 621 年，古雅典王德拉古制定的成文法，以严酷著称，故后世称苛法为“德拉古法”。——译者

米拉波的死是死得其时的。他的头脑里正在考虑一些宏大的计划：他想加强王位和巩固革命，在这样的时代，这种事情是很难两全的。如果他能使王权独立，恐怕王权会制服革命，如果他失败了，恐怕革命会取消王权。使旧政权变成新制度也许是不可能的事；也许，革命只有延续发展才能被认为合法， 王位才能在重新恢复中获得另一种制度的新事物。

从 1789 年 10 月 5 日、6 日到 1791 年 4 月，国民议会完成了改组法国的工作；宫廷进行了一系列卑鄙的阴谋活动，并且企图出亡；特权阶级极力寻找恢复权势的新的手段，因为他们从前掌握的那些手段已先后被剥夺了。他们曾利用一切混乱的机会来向新制度进攻，同时也借助无政府状态来恢复旧制度。贵族方面，在高等法院复会期间，他们使临时法院提出抗议；在废除省制时，他们挑拨各等级起来反抗；各郡的组织刚一成立，他们就策划新的选举；议员的任期刚刚届满，他们就要求解散议会；新的军事条例刚一颁布， 他们就煽动军官叛变。最后，所有这些反抗手段都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于是他们逃亡国外，发动欧洲来反对革命。僧侣方面，则对于失去教会财产、对于有关教会的新制度都极端不满，他们想以暴动来破坏新制度，并且企图利用宗教分裂来掀起暴动。就是在这个时期，各派日趋分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革命的两个敌对阶级在准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

第四章

从 1791 年 4 月到 9 月 30 日制宪议会

法国革命前的欧洲政治，各国奉行的同盟制度。——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各个国家的动机。——曼图亚会议和曼图亚声明。——国王出走至瓦伦；国王被扣留；国王停止行使权力。——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第一次分裂。——君主立宪派恢复王位。——庇尔尼茨宣言。——国王批准宪法。——制宪议会闭幕，对制宪议会的评价。

法国革命必然改变欧洲的政治；它结束国王与国王之间的斗争，开始国王与人民之间的斗争。这后一种斗争若不是由国王首先挑起，它的爆发一定会晚得多。他们本想镇压革命，却扩大了革命；他们攻击革命，反而使革命获得胜利。统治欧洲的政治制度已经到了末日。在封建统治下，各国的活动主要是在国内，到了君主专制时期，各国对外的活动就比从前多的多。封建统治时期在欧洲各大国几乎是同时结束的。当时，国王与诸侯接触频繁，彼此之间曾长期征战，因此各国国王经常在国境上互相遭遇，互相冲突。没有一个统治——不论是查理五世的统治或路易十四的统治，能实现统一，弱小国家为了抵制较强的国家总要联合在一起，经过各种优势和联盟的曲折变化，形成了欧洲的一种均势。为了正确评价后来发生的事件，先了解一下革命前的欧洲形势是有好处的。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①签订，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奥地利、英国和法国一直是欧洲的三大强国。奥地利和英国由于利害关系联合反对法国。奥地利在荷兰方面受到法国威胁；英国在海上对法国有戒心。势力竞争或贸易竞争经常使它们处于敌对状态，它们力图互相削弱，互相掠夺。自从波旁王朝的一位亲王作了西班牙国王以后，西班牙就成了法国反对英国的同盟国。此外， 西班牙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被屏弃在欧洲大陆的一角，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一蹶不振，由于有了盟约，过去使它恐惧不安的唯一敌人已不复存在，现在它只是在海上还保留一点原有的优势。不过，在奥地利的周围，法国还有别的同盟国，北方有瑞典，东方有波兰和土耳其，在德意志南部有巴伐利亚， 西部有普鲁士，在意大利有那不勒斯王国。这些国家都惧怕奥地利的入侵， 自然要与奥地利的敌国结盟。处在两个联盟集团之间的皮埃蒙特随着情况变化和利害关系，时而站在这一边，时而又站在另一边。荷兰则按照该共和国内是省督派占优势还是人民派占优势而决定与英国或法国联盟。瑞士是中立的。

十八世纪后半叶，北方兴起了两个强国，普鲁士和俄国。普鲁士从一个普通的选侯领地变成一个重要的王国，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使它有了财力和军队。而威廉之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又利用这些财力和军队扩张了领土。长时期与各国不相往来的俄国，主要是由于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领导而参预了欧洲政治的。这两个国家的崛起，使原有的联盟发生了变化。俄国和普鲁士同维也纳政府取得协议以后，在 1772 年第一次瓜分了波兰。弗里德

里希二世死后，叶卡捷琳娜女皇和皇帝约瑟夫在 1786 年结成同盟，瓜分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

①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于 1648 年在德、法、瑞典三国间签订的和约，根据和约，法国从德国得到阿尔萨斯等地。——译者

因贸然发动的不幸的七年战争①而削弱了的凡尔赛政府，眼看波兰被瓜分而无力制止，奥斯曼帝国衰颓也未能挽救；甚至同盟国荷兰的共和派被普鲁士和英国击倒时，也未能给予援助。1787 年，普鲁士和英国用武力恢复了荷兰联省的世袭省督制。为法国的政策增光的唯一行动就是对北美独立作了有效的支持。1789 年的革命虽然扩大了法国在道义方面的影响，却大大减弱了它在外交上的势力。

1788 年，由小威廉·皮特①统治的英国，被俄国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吓坏了。为了遏制这些计划，英国同普鲁士、荷兰结成联盟。1790 年 2 月，正当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皇帝约瑟夫去世，利奥波尔德二世继任皇位，于 7 月间接受了赖亨巴赫会谈。在英国、普鲁士和荷兰的调解下，这次协商奠定了奥、土和约的基础，最后于 1791 年 8 月 4 日在西斯托瓦签订了和约，这次会谈同时还平息了荷兰的骚乱。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英国和普鲁上的压力下，也于 1791 年 12 月 29 日在雅西与土耳其签订了和约。这些会谈和因此签订的条约，结束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政治纷争，各强国完全有余暇来管法国的革命了。

在此以前互相敌视的欧洲各国的君王现在把法国革命看成了共同的敌人。在七年战争中就已被否定的旧的敌对关系或联盟关系，这时已完全终止， 现在是瑞典与俄国联合起来，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合起来。在因法国革命作出了榜样或各君王行动错误而出现新的关系以前，就只有这样的关系：一方是各国的帝王，另一方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很快就组成了， 在这里面，各有各的目的：奥地利是抱着扩张领土的野心；英国是企图对北美的战争进行报复和防止革命思想的影响；普鲁士是为了重新巩固它那已经受到威胁的专制政权和使体闲的军队能用于扩张领土；德意志各邦是为了恢复某些成员的封建权利，因为在阿尔萨斯取消封建制度以后他们的这种权利被剥夺了；维护专制政治的瑞典国王不久前在本国恢复了专制制度，他想使法国也恢复专制制度；俄国则企图乘欧洲忙于共他事务的时机稳稳地瓜分波兰；最后，波旁王朝的所有君主，都是由于权力关系和家族关系加入了同盟。逃亡的贵族为这种种阴谋推波助澜，鼓动各国进攻法国。照他们看来，法国没有军队，或者至少没有将领，财源枯竭，一片混乱，人们厌恶议会，随时准备恢复旧制度。总之，法国既没有自卫的力量，也没有自卫的要求。他们纷纷参加这个为期不长的战役，并且建立了军队，在沃尔姆斯由孔代亲王率领，在科布伦次由阿图瓦伯爵率领。

阿图瓦伯爵特别敦促各国政府作出决定。皇帝利奥波尔德当时在意大利，阿图瓦伯爵就借同充当自己的代理人的卡隆以及阿尔方斯·德·杜尔丽伯爵——后者曾为阿图瓦伯爵与杜伊勒里宫廷进行联系，并且给他带来国王准许他与利奥波尔德会谈的指令——前往意大利会晤利奥波尔德。会谈是在曼图亚举行的，会后，杜尔福伯爵以皇帝名义交给路易十六一份秘密声明， 其中说明了反法同盟不久就会援助他。奥地利军队三万五千人将开往佛兰德边境，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一万五千人将开往阿尔萨斯，瑞士派一万五千名军队进驻里昂内边境，撒丁国王派一万五千名军队进驻多菲内边境。西班牙将

① 七年战争（1756—1763），一方是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一方是法国、奥国、萨克森、俄国、瑞典、西班牙，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所进行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译者

①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59—1806）是威廉·皮特（1708—1778 年）之子，英国贵族，托利党人的头子。1783—1801 年，1804—1806 年任英国首相，欧洲反法同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译者

把它在卡塔卢尼亚的军队增加到二万人；普鲁士随时准备为同盟出兵；英国国王也要以汉诺威的选侯的身分参加行动。所有这些军队应在 7 月底同时出动，波旁王朝要在这时候提出抗议，各国要发表一道檄文；但事前必须保守秘密，避免一切局部暴动和不作任何逃亡的打算。这就是 1791 年 5 月 20 日曼图亚会议的结果。

路易十六也许是不肯完全听从外人摆布，也许是害怕阿图瓦伯爵率领逃亡贵族胜利归来会压过他所重建的政府的威信，总之他认为最好还是由自己恢复君主政体。路易十六手下有一位将军，布耶侯爵，是一位忠诚而机智的拥护者，他既不赞成逃亡贵族，也不赞成议会，他答应必要时用自己的军队保护路易十六。他和国王之间早已秘密商定，他已准备好一切来迎接国王。布耶借口边境有敌军活动，在蒙梅迪设立军营。他在国王要经过的路上布置军队，作为国王的警卫，这样做必须有一定的理由，他便以保护军饷车辆为由作了这些部署。

国王的家族也在秘密地作了出行的一切准备，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也没有走漏任何消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路易十六和王后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 6 月 20 日夜的预定时刻，他们就化装一一离开王宫。他们避开了近卫军的警戒，来到有马车等着他们的大街上，然后朝夏龙和蒙梅迪的方向出发。

第二天，巴黎得知国王出走的消息，起初感到惊讶，随后就引起愤怒， 群众纷纷集会，骚动越来越严重。凡是没有制止国王逃走的人都被认为是同谋者，甚至对拉法耶特和巴伊也不相信了。人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对法国的侵略，逃亡贵族的胜利，旧制度的复辟，乃至一场长期的内战。但是议会的行动很快就使人心安定下来。议会采取了应付这种困难局面的一切必要措施，把大臣和主要官员都召到议会来，发出了一份安民布告，采取了维持治安的措施，掌握起政权，任命蒙莫兰为外交大臣，向欧洲各国表示了它的和平愿望，派专员到军队去进行调查，并且以议会的名义而不再以国王的名义接受军队的誓言；最后，议会又下令各郡逮捕一切离开王国的人。费里埃侯爵说：“就是这样，不到四小时，议会就掌握了一切权力，政府照常工作， 公共安宁没有受到任何危害，巴黎和法国从这次对王权如此不利的经验中完全清楚：国王同以他的名义存在的政府已经差不多永远没有关系了。”

这时候，路易十六和他的家族的旅行已临近结束。由于逃亡的头一天很顺利，而且，离巴黎已经远了，国王就不再是那样有顾虑而是比较放心，他竟满不在乎地暴露身分。到 21 日，便在瓦伦被人认出并加以扣留。一时之间， 所有的国民自卫军全部动员起来，布耶所布置的分遣队的军官们想拯救国王，但没有结果；龙骑兵和轻骑兵有的不敢协助他们，有的拒绝协助他们。布耶知道这个不幸事件以后，亲自率领一团骑兵赶来。但是已经迟了，当他到达瓦伦时，国王已离开了数小时，他的骑兵已疲惫不堪，拒绝继续前进。各地的国民自卫军都警戒起来，准备行动，布耶在这次的行动失败之后，只好离开军队和法国。

议会得到国王被扣留的消息以后，即派佩蒂翁、拉图尔-莫堡和巴纳夫三个代表前去进行调查，他们在埃佩尔内遇到了国王一家，就一起回来。在这次旅行中，巴纳夫为路易十六的明辨是非、王后马丽-安托瓦内特的好意以及国王一家落到如此境地所感动，因此对他们表示深切关怀。从这一天起，他就向国王进谏，并支持国王。这一行人到达巴黎，穿过拥挤的人群，人们既

不鼓掌欢迎，也没有责难，只是以一种长时间的沉默表示不满。

国王暂时被停止行使权力，国王和王后都被监视起来，并派了检察官准备审问国王。各党各派都骚动起来，有些人要维持他的王位，尽管他曾经出走；另一些人则认为，国王既然在他出走时发表的一篇告法国人民书中谴责了革命，又否定了他在他所谓的受软禁时期颁布的法令，他就应被视为已经退位。

这时候共和派开始露头了。在这以前，它不是附属于别的党派，就是隐蔽着，因为它那时还不是独立存在，或者还没有出头的借口。最初在议会和宫廷之间进行、接着在立宪派和旧的特权阶级之间进行、最后在立宪派本身进行的斗争，现在要开始在立宪派与共和派之间进行了。这就是革命时期事物发展的一般情况。在这时期，拥护新建立的制度的人相互接近了，并且放弃了纷争，因为这种纷争即使在议会掌握全权时对他们的事业也是不利的， 而当一方面有逃亡的贵族、另一方面又有人民群众威胁着议会时，则是危险的。米拉波已经去世，这位雄辩家所依靠的、构成议会中最无野心、最拥护原则的一部分的中间派，如果与拉梅特一派联合起来，是可能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和君主立宪政体、反对人民群众的过激行动的。

这一联盟实现了，拉梅特一派因安德烈和中间派的主要成员取得了谅解，开始与宫廷交往并且成立了福扬俱乐部，与雅各宾俱乐部对抗。但是， 雅各宾派并不缺乏领导者，他们在米拉波的领导下反对过穆尼埃，在拉梅特的领导下反对过米拉波，又在佩蒂翁和罗伯斯比尔的领导下反对过拉梅特。想搞第二次革命的党派一直支持革命中那些最激进的活动家，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接近斗争和胜利。这一派现在终于从附属地位变成独立的了，它不再是为别的党派、为与自己无关的政见而战斗，而是为本身、在自己的旗帜下战斗了。宫廷的一系列过失，贸然从事的阴谋活动，以至国王的出走，使这一派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拉梅特派抛弃了这一派，把它让给它的真正的领导者们。

拉梅特派的人也受到群众的指责，因为群众只看到他们和宫廷的联系， 并未研究这种联系的实际情况。由于立宪派支持他们，他们在议会中是最有势力的一派，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尽早恢复王位，以便通过准许共和派于国王停止行使权力期间要求废黜国王，使威胁新制度的争论停止下来。奉命审问路易十六的检察官们让路易十六按照他们的意见写了一个声明，以路易十六的名义交给议会，因而减弱了国王出走的恶劣影响。报告员以负责研究这项重大问题的七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没有理由审判路易十六和宣布废黜他。报告完了以后，讨论了很长时间，而且十分热烈，共和派坚持己见，一再力争，但没有结果。他们的大部分发言者都说，他们要废黜国王，要成立一个摄政机构，就是说，一个人民的政府，或向人民的政府过渡的政府。巴纳夫反驳了这些发言者的各种理由，他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了下面这段引人注意的话：“复兴帝国的人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地遵循你们的方针。你们已经表明了，你们过去是有消灭滥用权力行为的勇气的，是有建立明智而又有利的制度的一切能力的；你们现在也要证明你们有这个智慧保护和维持这种制度。国民已经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他们以自发的行动对威胁自己的一切攻击庄严地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你们要继续采取同样的防范措施，我们的边境应有最强固的防卫。但是，我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要显示我们的克制态度。我们要使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件感到不安的人们能够

安心。我们要让那些在外国关心我们革命的人也有胜利的机会！他们从各处向我们大声疾呼：你们是有力量的，你们要明智些、有节制些，那才是你们最大的荣誉。这样，你们才能在不同情况下显示出你们善于运用你们的天才、策略和各种美德。”

议会采纳了巴纳夫的意见。但是，为了安定民心，保障法国未来的安全， 议会宣布：如果国王背弃他对宪法的誓言，如果他率领军队向国民作战，或者容许别人以国王的名义作战，国王就算实际退位，他就要变成一个普通公民，不再是不可侵犯，人们就可以对他退位以后的行为提出控告。

在议会通过这项法令的那天，共和派的领袖们出来鼓动群众。由于会场有国民自卫军守卫，议会没有被侵入或受威胁。鼓动群众的人无法阻挠发布这项命令，就发动民众反对这项命令。他们搞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中否认议会的权限，说最高主权属于国民，并且认为路易十六的出走就是退位，要求撤换国王。这份请愿书是由《法兰西爱国者》的作者巴黎市调查研究委员会主席布里索草拟的，7 月 17 日，这份请愿书被送到练兵场的祖国祭坛上， 无数的人来到这里签名。议会得到消息以后，把市政官召到议会来，责成市政府维持治安。拉法耶特带领军队赶来驱散了人群，第一次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市政官员们在荣誉军人院办公，但就在当天，人数更多、更为坚决的群众又涌来了。丹东和卡米尔·德穆兰站在祭坛上对群众发表了长篇演说。两名残废者被认为是密探而被杀，他们的头挂在高杆上。暴动变得可怕了。拉法耶特又一次率领一千二百名国民自卫军来到练兵场。巴伊也陪同前来，并使人挥动红旗。他们向群众宣读了依法警告群众解散的命令；但是，群众不肯解散，群众不顾强制的命令，高呼：“扯下红旗！”并且用石块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下令开枪，可是向空中射击，但群众毫不畏惧，又开始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看到暴动者这样顽强反抗，就又下令开枪，这一次是真的杀伤性的射击了。群众惊慌逃散，会场上留下很多尸体。骚动停止了， 秩序恢复了，可是人民流了血。拉法耶特和巴伊尽管是迫于不得已才采取镇压行动的，可是群众并没有原谅他们。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 还不十分强大、也不十分巩固的共和派被君主立宪派战败了。练兵场的尝试成了 8 月 10 日发生的人民运动的前奏。

正当议会和巴黎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为路易十六的出走而满怀希望的逃亡贵族，又因为国王被扣留而惊愕不安。王弟是和国王同时出走的，他比国王幸运，他带着摄政王的名义和权力单独到了布鲁塞尔。从这时起，逃亡者就只能指望欧洲的援助了。军官们离弃了军队，议会中二百九十名议员抗拒议会发布的命令，企图使外人入侵合法化，布耶写了一封威胁的信，抱着一种奇怪的希望来恫吓议会，同时把路易十六出走的责任放到自己身上。最后，皇帝、普鲁士王和阿图瓦伯爵在庇尔尼茨会商，他们在那里发表了有名的 8 月 27 日宣言，这个宣言是为进攻法国作准备的，如果议会有远见，不顾一些群众和外国的威胁，不为宣言的企图所左右，那么这个宣言就可能影响国王的命运，而不是改善国王的命运。

在庇尔尼茨宣言中，各国国王把路易十六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他们要求使法国国王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就是说，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要求恢复法国国王的王位，解散议会，并且要求恢复在阿尔萨斯占有领地的德意志帝国的王侯们的封建权利。他们的要求如果被拒绝，就以战争来威胁法国， 所有负有保障法国君主政体责任的强国都要参加这一战争。但是，这个宣言

远没有吓倒议会和人民，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们。人们在问，欧洲各国君王凭什么权利干涉我国政府，他们有什么权利向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号施令，把苛刻的条件强加于人。既然各国君王要诉诸武力，人们就只有准备抵抗。国境线都已作好防卫准备，又征集了十万国民自卫军，人们充满自信心地等待着敌人的进攻。他们确信，处在革命时期又在自己国土之内作战的法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这时，议会的制宪工作已近结束，民事关系，税收制度，各种罪行的性质及其起诉、审讯、判刑，以及宪法的总则，都已规定出来。在继承、赋税和刑罚方面贯彻了平等原则；剩下的工作只是把有关宪法的决定汇总成为一个文件呈交国王批准。议会开始对自己的工作和分歧感到厌倦了。法国人民对拖延过久的事情也有了反感，人民希望有一批新的国民代表。各选举人团决定在 8 月 5 日召开会议。不幸的是，本届议会的代表不能参加下届议会， 这是在国王出走瓦伦之前就决定了的。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某些人的漠不关心，另一些人的争权夺利，贵族的故意要造成无政府状态的企图，共和派的统治意图，都使议会延宕了时间。迪波尔曾经徒劳地这样说过：“人们老给我们讲原则，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稳定性也是政府的一个原则呢？难道想使如此热烈、好动的法国人，每两年在法律和政见方面进行一次变革吗？”而这正是特权阶级和雅各宾派所希望的，尽管他们抱有不同目的。制宪议会在所有这类问题上，不是做错了，就是受到控制。在大臣的职位问题上，制宪议会就不同意米拉波的意见，而决定任何议员都不得兼任大臣职务；在改选问题上，议会不顾议员们的意见，决定议员不得连选连任，并根据同样的精神， 规定议员在四年内不得接受国王授与的任何职务。这种奇特的淡漠，不久便使拉法耶特辞去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职务，使巴伊辞去市长的职务。这个引人注意的时期已完全随着制宪议会结束而结束，到立法议会时期就没有这样的事了。

在把制宪议会的各项决定汇总为一个文件的时候，就产生修改这些决定的意图。但是这个修改的尝试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几乎毫无结果。宪法制定之后，又要设法使它更有贵族的倾向性，那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要求使它更为平民化。为了限制国民的最高权力，而同时又不否认这种权力，议会宣布，法国国民有权修改宪法；但是，以在三十年内不行使这项权力为最妥。

宪法的文本由六十名议员呈交国王，要国王停止行使权力的命令撤销了；路易十六重新掌政，法律规定给他的近卫军仍归他指挥。路易十六恢复自由以后，便开始审查呈交给他的宪法。过了几天，他写信给议会说：“我批准这个宪法，我负责在国内维护这个宪法，对外保护它不受侵犯，并且根据它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来使它贯彻执行。我知道，大多数国民都赞成这个宪法，因此我宣布：我放弃在制定宪法过程中我曾提出的异议，既然我只对国民负责，现在我表示放弃这种异议时，任何人也无权对此加以责难。”

这封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拉法耶特提议、并使议会决定对于因国王出走或因有关革命事件而被控的人实行大赦。次日，国王亲临议会接受宪法。群众热烈欢呼，议员和旁听席的人都热情地欢迎他，这一天，他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最后，9 月 29 日是议会闭幕的日子。国王来到了会场， 他的演说不时被掌声打断，他说：“诸位先生们，你们在这一持久而艰巨的任务中表现了一种孜孜不倦的热情，你们回到各地以后，还要完成一项任务，

就是向你们的同胞讲述你们为他们制定的法律的真实意义，提醒那些无视法律的人，要用你们自己遵守秩序和尊重法律的榜样来澄清和统一各种意见。” “是呀，是呀！”全体议员异口同声地喊道。“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向你们的同胞转达我的心意。”“是的，是的！”“请告诉他们，国王永远是他们第一个和最忠实的朋友，他需要他们的爱戴，他只有依靠他们并同他们一起才会幸福；增进他们的幸福，这是我的希望，它将鼓舞我的勇气，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愉快将是我最好的报偿。”他这些话，有人说，简直就是亨利四世式的演说。随后，路易十六在人们的欢呼中走出会场。

于是，图雷用强有力的声音对群众说：“制宪议会宣布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宣布闭幕。”第一个光荣的国民议会就这样结束了。议会表现了果敢、明智、公正，它只有一种热望，即制定法律。国民议会以两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了一代人所仅见的伟大革命。议会在开会期间粉碎了贵族的阴谋，保持了人民样众对它的服从，从而压制了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它的主要错误在于未把革命的领导交与那些从事革命的人。它象那些功成身退、去国出行的古代立法者一样，放弃了政权。新的议会根本不想巩固制宪议会的事业，所以应当结束的革命又重新开始了。

1791 年宪法是根据适应法国的思潮和局势的原则制定的。这部宪法是中等阶级的产物，那时中等阶级是最有力量的，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占统治的力量总是占据一切政府机构的。但是，当占统治的力量属于个人时就成为专制，属于少数人时就形成特权，属于全体时，就是权利，最后这种情况是社会的最后阶段，正如它是社会的最初阶段一样。法国经过贵族执政的封建制度和君主执政的专制制度以后，终于达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在公民中间建立了平等，政权机构的委任获得承认；在新制度下，人的地位和政权形式就应当是这样。

根据这个宪法，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但是人民却不执行任何权力，他们仅有初级选举权，他们的官员在贤明的国民中遴选。由贤明的国民组成议会、法庭、行政机关、市政府和国民军队，从而掌握国家的一切力量和权柄。只有他们适于行使这些权力，运用这些力量，因为只有他们有领导政府所需要的知识。人民还没有进步到参加政权的程度，因此，政权仅仅是偶然和暂时落入他们手中，可是他们也受公民教育，并按照社会的真正目的在各个初级议会中行使政权；社会的真正目的不是把社会的利益作为遗产授予一个阶级，而是使各个阶级在能够取得这些利益的时候，共享这些利益。这就是 1791 年宪法的主要特点。因此，一个人可以随着他掌握权利的能力而逐步参加政权。根据宪法，文明愈进步，要求参预国家行政工作的人就愈多，政权范围也愈扩大。宪法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立了真正的平等，其实质是容许人参加政权，正如不平等之不容许人参预政权一样。通过选举，政权成为可以变动的， 从而使政权成了公职；而特权则是把政权变为世袭的，从而形成少数人的私产。

1791 年宪法规定了一些同一等级的政权机构，这些政权机构互相联系并互相制约；但是必须说明，王权受民权的控制过分了一些。不幸的是，不管最高主权属于哪一方，只要它受到限制，它就没有强大的平衡力。制宪议会削弱了王权，而有批准法律的权利的国王则限制着议会的特权。

这部宪法并不如美国宪法那样民主，虽然美国领土辽阔，它的宪法却能通行。这证明促成或阻止一种政治制度的建立，并不在于制度的形式，而在

于这种制度是使人们意见一致还是造成人们意见分歧。在一个经过象美洲那样的独立革命的新国家，什么样的宪法都是可能制定的；那儿只有一个反对派，那就是宗主国；把它战败，斗争就停止，因为它被战败了，它就被赶走了。在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中的社会革命则并非如此。变革涉及利害关系， 有利害关系就形成党派，有党派就有斗争，胜利愈大，仇恨愈深。法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制宪议会的事业失败，与其说是由于议会的错误，不如说是由于党派的相攻。制宪议会处在贵族与群众夹攻之中，贵族攻击它，群众冲击它。如果不是内战和外国联军激起了群众的直接干预，并挺身援救革命，群众就不会成为最高主权者。群众为了保卫祖国就要取得国家的统治权，于是群众进行了自己的革命，正如中等阶级进行过自己的革命一样。群众也有自己的 7 月 14 日，那就是 8 月 10 日。他们也有自己的制宪议会，那就是国民公会，他们有自己的政府，那就是救国委员会①；但是，我们以后将要谈到， 如果没有反动分子的逃亡，也就不会诞生共和国。

① 救国委员会（IeComitédeSalutPublic ），旧译“公安委员会”，建立于 1793 年 4 月 6 日。——译者

第五章

从 1791 年 10 月 1 日到 1792 年 9 月 21 日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最初的关系。——各党派概况：以中产阶级为支柱的福扬派，以平民为支柱的吉伦特党。——逃亡贵族和反抗派僧侣；对他们颁布的法令；国王的否决。

——战争的预报——吉伦特党内阁；迪穆里埃和罗兰。对匈牙利及波希米亚国王宣战。

——我军的失败；关于在巴黎驻屯两万后备军的法令；关于驱逐拒不宣誓的僧侣的法令； 国王的否决；吉伦特党内阁垮台。——为迫使国王批准以上法令和要求大臣复职的 6 月

23 日暴动请愿。——君主立宪派的最后尝试。——不伦瑞克公爵的宣言。——8 月 10

日事件。——拉法耶特反对 8 月 10 日事件起义者的武装暴动及其失败。——立法议会和新的市政府的分裂；丹东。——普鲁士军的入侵。——9 月 2 日的大屠杀。——阿尔贡纳战役。——立法议会时期几个事件的起因。

新的议会于 1791 年 10 月 1 日开幕，当即宣布自己为国民立法议会。议会一开始就表示了维护新制度的决心和对法国自由缔造者的尊重。档案官卡睦由十二名年事最高的国民议会代表陪同庄严地将宪法全文呈交立法议会。立法议会全场起立、脱帽，接受了宪法，并在旁听席的掌声中根据宪法宣誓： 不自由毋宁死。随后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向制宪议会代表表示感谢，并开始议会的工作。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最初并不是合作的和信任的关系。当然，宫廷希望在立法议会时期恢复它在制宪议会时期失去的优势地位，这样它才能尽力运用这个还不稳固的、容易听人支配的、在当时还被认为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织。立法议会派出一个六十人的代表团晋见国王，向他报告立法议会已经成立。国王没有亲自接见这些代表，只派司法大臣告诉他们，国王到第二天中午才能接见他们。这样一种欠考虑的推托，以及通过一个大臣间接与国民代表联系，严重地损害了代表团的尊严。所以，当代表团和路易十六会晤时，代表团团长迪夏斯特尔只是简短地对国王说：“陛下，国民立法议会已经成立，特派我们前来向您报告。”路易十六的回答更为冷淡：“我在星期五以前不能到你们那里去。”这样对待议会的态度是很不聪明的，对于调和人民对国王的感情来说是极不适当的。

议会对于代表团团长所表现的冷漠态度表示赞许，甚至立即采取了一种欠妥的报复行动。议会迎接国王的仪式，法律早有规定：给国王特设一把御座式的扶手椅，对国王的称呼仍用“陛下”和“主上”；国王莅临时，代表们须起立脱帽，并恭敬地随同国王一起坐下、戴帽或起立。有些看不惯的和火气大的人，认为这样卑逊是与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会不相称的。议员格朗热纳夫建议以更合乎宪法、更为动听的“法国君王”代替“陛下”和“主上” 的称呼。议员库东进一步建议只给国王设一把和议长座位完全一样的普通扶手椅。某些代表对这两点意见略有异议，但大多数代表热烈赞成。议员戈代说：“我相信，法国人民尊重国民代表议长的普通座椅，一定会远过于执政领袖的金交椅。先生们，我不再说‘陛下’和‘主上’了。立法议会今天还讨论是否保留这些称呼，我觉得奇怪。‘陛下’这个词是‘封建主’的意思， 来源于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早已不存在了。至于‘主上’这个词，只有在谈到上帝和人民的时候才能使用。”

有人要求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先决问题，但不十分坚决；当上述两种建

议付表决时，以多数通过了。但是，由于这样的决议显然含有不敬之意，立宪派表示反对，并且斥为过分苛刻和偏离原则。第二天，提出这个先决问题的人又要求撤销前议。同时，风传如果维持原议，国王就不会出席议会，这项决议终于取消了。互相顾忌对方侵夺权利，使用高压手段，特别是使用诡计的两大势力之间的这种小争吵，这次就这样结束了。当路易十六来到立法议会的时候，嫌隙更已完全消除；路易十六在立法议会受到极大的尊重和最热烈的欢迎。

国王讲话的主旨是全面和解。他向议会指出了他所注意到的那些问题： 财政、民法、贸易、工业和巩固新政权；他许诺要尽力整饬军队的秩序和纪律，使王国有自卫的力量，使欧洲对法国革命有一种能够相安一时的看法。他还说了下面这些受到热烈欢迎的话：“先生们，要使你们的重要工作和你们的热情产生预期的良好结果，立法议会和国王之间应有一种恒久的和谐与绝对的信任。不愿我们安宁的敌人将费尽心机地分裂我们；但是，让热爱祖国的思想把我们团结起来，让共同的利益把我们变成不可分离吧！这样，公共的力量将会顺利发展，行政将不会因一些无谓的纷扰而受到破坏，每个人的财产和信仰将有保障，任何人再也没有理由要离开他的各项法律得到实施、各种权利得到尊重的国土了。”不幸，在革命的外部还有两个不肯与革命妥协的阶级；它们在欧洲和法国国内都在不遗余力地阻碍这些睿智的、和平的言词的实现。一个国家，只要有不得其所的党派存在，就有党派之间的斗争，它们迫使别人对它们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拒不宣誓的僧侣在国内掀起的骚乱、逃亡贵族的武装集结以及反法同盟的进攻准备，不久就使立法议会走得很远，以至大大超出宪法的许可和它本身的预期。

立法议会完全由平民派组成。成员的思想是倾向革命的，宫廷、贵族和僧侣没有对选举产生任何影响。因此，这个议会同前一个议会不一样，其中没有拥护专制和特权的人。在制宪议会末期分开的左翼两派依然存在，但人数和力量的对比已经不同。在前一个议会中占少数的平民派，在这个议会中成了多数。这一结果是制宪议会议员不得连任以及必须选举思想卓越、品行高尚的人，特别是各俱乐部的积极影响所造成的。但是这样一来，各种不同主张和各个党派不久就都出现了。和制宪议会一样，立法议会中也有一个右派、一个左派和一个中间派，性质却完全不同。

由坚决的绝对的立宪派组成的右派成了温和派。主要人物有马蒂厄·迪马、拉蒙、沃布朗、伯尼奥等人。右派通过巴纳夫、迪波尔和亚历山大·拉梅特与宫廷有过若干接触，这些人曾是右派的旧日领袖，但路易十六很少采纳他们的建议，而多半是无保留地听信他的近臣。右派在议会外面有福扬俱乐部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国民自卫军、军队、郡的政务厅以及所有的普通权力机关都拥护右派。但是，称为福扬派而在议会中不占优势的这一派，不久就失去了巴黎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被政敌左派占据了。

左派组成的党叫做吉伦特党，在革命中它只是从中产阶级转向人民大众的一个过渡党派。它当时没有任何颠覆政府的企图；但是它主张用一切办法保护革命，这一点和主张只用法律保护革命的立宪派是不同的。这个党的主要人物都是吉伦特郡的著名演说家（吉伦特党即由此得名），其中有韦尼奥、戈代、让索内和普罗旺萨尔·伊斯纳尔，后者比前三人更有辩才。吉伦特党的主要首领是布里索，制宪议会时期，他是巴黎市政机关的官员，后来在立法议会中当了代表。布里索主张全面改革，他的见解，他在《爱国者报》、

议会讲坛和雅各宾俱乐部所表现的伟大而敏锐的思想，以及他对于国外情势的明确而广博的了解，使他在党派斗争时期和对欧洲的战争那将爆发的时候取得了很高的威望。孔多塞则具有另一种威望，他以深谋远虑见称，有民主思想，在这个第二代的革命中起了和西哀耶斯差不多的作用。热情而果断的佩蒂翁是这个党派的活动家。他那得人信顿的态度、通俗的谈吐以及平民的作风，很快就使他担任了从前巴伊为维护中产阶级利益而担任过的市长官职。

议会的左派中还有更极端的一个小派别，其成员有夏博、巴齐尔和梅兰·德·提翁维耳，这些人在吉伦特党里相当于制宪议会左派中的佩蒂翁、比佐、罗伯斯比尔。这是激进民主活动的开始，这个小派别在议会外，作为吉伦特党的辅助组织，掌握着一些俱乐部和群众。这一派的真正领袖是：离开议会以后在雅各宾俱乐部建立自己势力的罗伯斯比尔；在科德利埃修道院建立了一个比雅各宾派更激进的革新者俱乐部（因为雅各宾派的俱乐部里还有资产阶级）的丹东、卡米尔·德穆兰和法布尔·德格兰丁，以及在群众力量所在的郊区有影响的大麦酒酿造商桑泰尔。这一派有整整一个阶级的支持，它希望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过，这一派只是以附属地位进行活动，他们要想获得胜利，只有在十分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才有可能。

立法议会的中间派是衷心拥护新制度的。这个中间派与制宪议会的中间派几乎具有同样的主张和同样的温和作风；但是它的力量却小得多，它已不是一个基础稳固的、能依靠它来灵活有力地制服所有过激党派的阶级的领袖了。国家的危机使人再度感到需要有激励人心的主张和在野党派，因此中间派失去了作用。象在一切温和派的会议中那样，中间派很快就属于最有势力的党派一边，为左派所控制。

立法议会的处境十分困难，因为它的前身制宪议会给它留下了显然不能协调的一些派别。会议一开始，议会就不得不设法对付并压制这些党派。逃亡贵族的进攻使人震惊；两个王弟、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对于路易十六批准宪法一事曾提出抗议，也就是说，他们反对这种取得和解的唯一的方法。他们曾经说过，国王不能出让旧君主制度的权利。他们的抗议传遍全国，在拥护王权的人中间产生巨大影响。军官离开部队，贵族放弃他们的城堡，整连整连的官兵逃到边境去另外组成部队。对拖延不走的人就派人把他们接走， 对不肯逃亡的贵族则加以威胁，说一旦贵族胜利归来，他们将被贬入市民阶级。在奥地利统治下的荷兰和毗邻边境的选侯领地，组织了所谓“流亡法国”。在外国宫廷的庇护甚至支持下，布鲁塞尔、沃尔姆斯和科布伦次等地都有人公开策划反革命活动。各国政府接待逃亡贵族的使节，而法国政府的使节不是被遣回就是受到冷遇，甚至遭到逮捕，象迪韦里埃那样。被怀疑有爱国行动和拥护革命的法国旅客或商人，在欧洲遭到驱逐。好几个国家，其中有瑞典、俄国和弗洛里达·布兰卡侯爵所领导的西班牙，都毫不隐讳地公开表示完全愿为逃亡贵族效力。同时，普鲁士军队已作好临战准备，撒丁和西班牙军队的警戒线已扩展到法国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区边境，古斯塔夫三世也集结了一支瑞典军队。

站在反对立场的僧侣想尽一切办法在国内为逃亡贵族作内应。费里埃侯爵说：“那些神甫们，特别是主教们，都在用各种狂热信仰的手段煽动城乡人民反对教士法。”主教们命令神甫不得与立宪派的神甫在同一教堂举行宗教仪式，以免把两个信仰和两种圣职混同起来。费里埃又说：“除了这些给

教区司铎的教谕之外，他们还在乡村给人民散布一些指示。他们说，不能邀请没有资格的立宪派神甫办理圣事；凡是参加立宪派神甫举行的圣事的人都犯有大罪；举行婚礼，由没有资格的神甫证婚不能算正式婚姻，结婚人自己和子女都将遭到恶运；不准与他们这样的人和离开教会的人有任何来往；市政官员若任用了这样的人，也同样成为叛教者；在他们被任用时，教堂打钟的和管理教堂的都应辞职。⋯⋯这种宣传狂信的文件产生了主教们所预期的效果：到处爆发了宗教骚乱。”

骚乱主要发生在卡尔瓦多斯、热沃当、旺代等地。这几个地方对革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开明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而且民众当时还受着僧侣和贵族的控制。有所警觉的吉伦特党想对攻击新制度的逃亡贵族和进行反抗的僧侣采取严厉的措施。布里索建议逮捕逃亡贵族，他说，要放弃以前对他们的姑息政策。他把逃亡贵族分为三类：一是主要首脑，以两个王弟为首；二是擅离职守并策动同僚逃亡的官员；三是由于害怕丧生、仇恨革命或其他原因离开祖国但未进行武装叛国活动的个别人。布里索建议对前两种人要依法从严惩办；而对后一种人则应采取宽大政策。至于那些拒不宣誓和从事捣乱的僧侣，有些吉伦特党人主张只给予严格的监视；另一些人则认为对他们只有一个办法较为稳妥，只有把他们驱出国境才能终止叛乱思想的传播。性情急躁的伊斯纳尔说：“从今以后，任何调解的办法都没有用处；请问，以前一再宽宥，结果怎样？你们越宽大，敌人越猖狂；只有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才会停止破坏活动。不是他们胜利，就是我们胜利，事情只能是这样，谁要是看不见这个明显的事实，我认为他一定是政治上的盲人。”

立宪派对所有这些办法都表示反对；他们不否认存在危险，但他们又认为这样的法律是专制的法律。他们说首先必须尊重宪法，此时只应限于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对逃亡者严加防范，对反抗的教士则等到发现确凿的阴谋罪证以后再行惩办，这样就够了。他们一再强调不要违反法律，即使对敌人也是一样；否则一旦开始这样做，以后就会不可收拾，致使革命也会同旧制度一样以自己的不公正而归于失败。但是，议会认为救国比严格遵守法律更重要，它已经看出犹豫就会发生危险，而且已经在感情上趋向于采取紧急措施， 因此虽有上述理由也不予考虑了。10 月 30 日，议会终于一致通过了关于国王的哥哥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①的一项法令。这项法令要求这位亲王必须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届时不回，就取消其摄政权。可是，到了讨论关于逃亡贵族和教士的法令时，意见却不一致了。11 月 9 日，议会决定：聚集在边境以外的法国人都有阴谋叛国嫌疑；如果这些人到 1792 年 1 月 1 日仍不解散，即以阴谋叛国论罪，可以处以死刑；经缺席判决以后，他们的财产的收益将由国家来处理，但不损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及其合法债权人的权利。同月 29 日，议会对反抗派僧侣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反抗派僧侣必须举行公民宣誓，否则取消其年金，并被认为违法作乱的嫌疑分子。如果他们再拒绝宣誓，即加以严格监视；在他们所在的公社发生宗教骚乱时，即将他们解到郡的首府；如果他们参加骚动进行反抗的宣传，即予以扣押。

国王批准了第一项关于王弟的法令，但否决了其余两项法令。不久以前他曾公开谴责逃亡贵族；写信给逃亡的两个亲王，召他们回国。他以法国的

① 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Louis-Stanislas-Xavier）是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五的，孙子，也就是路易十八，此处原书误作路易十六的哥哥。——译者

安宁的名义和对兄长对国王应有的情分与服从的名义，要求他们应召归来。他在信末这样写道：“如果我不须用我所宣布的坚持不变的决定来反对你们，我将毕生感激你们。”他的明智的呼吁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路易十六尽管谴责了逃亡者的行为，却不肯同意对逃亡者采取的各种措施。立宪派和郡执政厅支持他拒绝批准这些措施。当路易十六在人民心目中已是逃亡贵族的共谋者，他已激起吉伦特党的不满，并且同议会闹分裂的时候，这种支持对他来说并不是没有用处的。既然国王援用宪法来写信谴责逃亡者，并又运用宪法赋与他的特权来反对革命者，他就本应同立宪派密切联合起来。国王只有真诚赞助第一次革命并以资产阶级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他的地位才能巩固。

但是，宫廷却不那样甘心于失败：它始终还在等待有利时机，这就使它的行动不能始终一贯，使它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各个方面。宫廷继续和欧洲各国保持联系，它并不是始终准备抗击欧洲的干涉的；宫廷和大臣们密谋反对平民派，而且利用福扬派——尽管对福扬派也不很信任——来反对吉伦特党。宫廷这时候的主要依靠就是贝特朗·德·摩勒维尔的一些计谋；当时摩勒维尔领导国务会议，建立了一个供他驱使的“法兰西俱乐部”，收买议会旁听席的人鼓掌称赞，希望以这种革命的伪装战胜真正的革命，他的目的是玩弄各个党派，通过表面地遵守宪法来消除宪法的效果。

宫廷有了这一套作法，甚至贸然削弱了它本应加强的立宪派；宫廷不顾立宪派的损失，支持提名佩蒂翁为市长。由于前国民议会的漠不关心，所有在前国民议会时期担任过公职的人都相继退职了。10 月 8 日，拉法耶特辞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巴伊放弃了市长职务。立宪派推荐拉法耶特接替巴伊的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等重要的职位——因为它可以掀起叛乱或防止叛乱，可以把巴黎交给占领巴黎的人。在这以前，拉法耶特一直是属于立宪派的，立宪派曾镇压过练兵场的群众运动。现在，立宪派失去了对议会的领导和对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他们又失去了市政府。宫廷把它所掌握的全部选票都投了吉伦特党的候选人佩蒂翁。王后曾对贝特朗·德·摩勒维尔说：“拉法耶特先生愿意当巴黎市长不过是为了不久以后当宫相。佩蒂翁属于雅各宾派，是共和派；但他是个蠢才，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党派的领神。”11 月 14 日， 佩蒂翁在一万零六百三十二票中以六千七百零八票的多数当选为市长。

这次任命对吉伦特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吉伦特党并不是只得到市长职位就满足的。法国也不能再长期处于这种危险和不稳定的状态中。一些旨在保卫革命的法令被国王否决以后，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代替的措施；内阁表现出一种反感，或者说一种显然的不关心。因此，吉伦特党指责外交大臣德莱萨尔在外交谈判中优柔寡断、软弱无能，认为有损国家的荣誉，不利于国家的安全。同时，他们也强烈谴责陆军大臣迪波塔伊和海军大臣贝特朗·德·摩勒维尔，说他们没有加强边防和海防。特里尔和美因兹的选侯以及斯皮尔的主教所表现的帮助逃亡者进行军事集结的敌对行动，更激起了全国的极度愤慨。外交委员会建议：应该向国王表明，国民非常希望国王出面要求国境上的亲王们在三个星期内遣散逃亡分子，希望他集中必要的力量来迫使这些人尊重国际法。人们还想通过这一重要行动使路易十六郑重保证， 并向累根斯堡国会以及欧洲各国宫廷表达法国的坚决意志。

伊斯纳尔登上讲坛支持这个建议，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显出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我们的重大使命，我们要拿出应有的坚决态度对各部大

臣、国王以及整个欧洲说话。我们要告诉大臣们，每个大臣以前的行为是不怎么令人满意的，他们今后是争取群众的拥护还是法律的惩罚，由他们选择， 我们所说的负责任就是鞠躬尽瘁的意思。我们要忠告国王，他的利益所在就是维护宪法；他仅仅是受人民付托、为人民而实行统治；国民是他的最高主权人，他是服从于法律的。我们要告诉整个欧洲，法国人民一旦拔出剑来， 就会扔掉剑鞘战斗到最后胜利，然后把剑鞘找回；各国政府如果一定要他们的帝王从事反对人民的战争，我们就一定要发动人民同帝王们决一死战。我们要告诉欧洲，人民在专制君主的命令下进行的一切战争⋯⋯”说到这里， 众人的掌声打断了他的话，他大声叫道：“不要鼓掌，不要鼓掌，请大家尊重我的热诚，这是酷爱自由的热诚！我们要告诉欧洲，人民在专制君主的命令下进行的一切战争，就象是无耻的阴谋家挑拨两个朋友在黑暗中互相厮杀。只要天一亮，两个朋友就会丢下武器，互相拥抱，并且惩罚欺骗他们的那个人。同样，当敌我两军交战时，一旦智慧的光辉照亮了人们的眼睛，人们就会当着被推下宝座的暴君，当着上天和大地，互相拥抱起来。”

议会热烈地一致通过了这项提案，并于 11 月 29 日派出一个代表团晋见国王。代表团的发言人是沃布朗，他对路易十六说：“陛下，立法议会对我国情势加以观察，发现目前全国仍然不得安宁，是由于法国逃亡分子的罪恶的备战活动所致。这种猖狂活动得到德意志王侯们的支持，这些王侯无视他们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仿佛已经忘记，那个保障了他们的权利与安全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是亏得法国才签订的。这种敌对的准备，侵略的威胁，使我们不得不化费巨款扩充军备，而这些款项本来是国家乐意用来偿还自己的债权人的。

陛下，现在应该由您来使他们停止这种敌对行动。只有您能够以合乎法国国王身分的言辞对外国说话，请您向它们说明，哪个地方有反对法国的备战活动，法国就认为哪个地方有敌人；我们将信守不进行侵略的誓言；我们要做它们的友好邻邦，作为一个自由的、强大的国家同它们保持始终一贯的友谊；我们将尊重它们的法律和习惯，尊重它们的宪法；但是，我们的宪法也应同样受到尊重。最后，请您告诉它们：如果德意志王侯们继续支持反对法国的备战活动，法国人民带给他们的将不是铁和火，而是自由！他们应该考虑一下各国国民的觉醒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路易十六回答说他十分重视议会的意见。过了几天，他亲临议会，说明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决定。这些决定是符合普遍愿望的。国王在掌声中说他将通知特里尔和其他地方的选侯，如果到 1 月 15 日，他们境内的法国逃亡分子的集结和备战活动仍不停止，就把那个国家视为敌国。国王还说要给皇帝写信，要求他以帝国首脑的权威来避免由于神圣罗马帝国中某些成员固执己见而引起的不幸。他说：“万一这些声明被置之不理，那么，各位先生，我不得不诉诸战争；一个曾经庄严地屏弃侵略的国家，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进行战争的，但是，当自身的安全和荣誉要求非战不可的时候，自由、勇敢的国民也必定会全力以赴的。”

国王同帝国各王侯交涉是有军事准备作后盾的。12 月 6 日，陆军大臣迪波塔伊被撤换了。新任陆军大臣纳博纳是从福扬派中选任的，他年纪不大， 活动力强，渴望以本派的胜利和保卫革命的功绩而出人头地。他就职后立即到国境线去。同时征集了五万军队。为此，议会批准了二千万里弗的特别费。又整编了三支军队，分别由罗尚博、吕克内和拉法耶特指挥。最后，对王弟

殿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提出控诉，控告他们危害国家安全和违反宪法。冻结了他们的财产，由于以前规定的王弟回国的期限已满，剥夺了他的摄政权。

特里尔的选侯答应解散集结的逃亡分子，并保证以后不再容许发生此类事情。但这只是一种幌子。奥国命令本德尔元帅在选侯受到攻击时予以保护， 并且批准了累根斯堡国会的决定，要求恢复在阿尔萨斯有采邑的王侯们的权利。奥国不同意用金钱赔偿他们失去的权利，它只许法国恢复阿尔萨斯的封建制度，否则诉诸武力。维也纳政府所采取的这两种行动当然不是和平的。奥军正向我国边境推进，这更加证明它不采取行动是不能置信的。在荷兰的军队有五万人；在布赖斯高有六千人；还有来自波希米亚的三万人。这支强大的警备部队随时可以变成进攻部队。

议会感到有必要赶快促使皇帝作出决定。议会把选侯看作皇帝的代理人，把逃亡贵族看作皇帝的工具；因为考尼茨亲王①承认保护各王国安全和荣誉的君主联盟是合法的。吉伦特党因此主张要防范这个危险的敌人，不能给它以时间作更多的准备。吉伦特党要求这个联盟在 2 月 10 日以前明确表示对法国的真实态度。他们同时还控告了在战争时期将会靠不住的某些大臣。德莱萨尔的无能和贝特朗·德·摩勒维尔的阴险都受到攻击，只有纳博纳一人例外。吉伦特党有国务会议中两派的支持，国务会议中半数是反对革命的， 以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德莱萨尔等人为代表；另一半是立宪派，以纳博纳和内政大臣卡耶·德·热维尔为代表。意见和策略如此对立的人，是协调不起来的；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同纳博纳之间有严重分歧，纳博纳希望同党的人采取一种明确、坦率的行动，使议会成为国王的支柱。纳博纳在这一斗争中失败了，随着他的被免职，内阁也解体了。吉伦特党控告了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和德莱萨尔；前者进行了狡辩，未被定罪，后者则被送到奥尔良高级法院。

议会对国务会议成员所表示的愤慨，特别是控告德莱萨尔的决定，使国王感到惊恐，国王无法，不得不从胜利的党派中选用新的大臣。要想拯救自由和王位，只有同当前在革命中居支配地位的人结成联盟。这个联盟在议会、王权和市政府之间恢复了和谐一致；如果这个联盟能够保持下去，吉伦特党是可以和宫廷共同作出在分裂以后他们认为只能在没有宫廷的情况下才能做的事情的。新的内阁成员是：海军大臣拉科斯特；财政大臣克拉维埃尔；司法大臣迪朗敦；陆军大臣格拉夫（不久即为塞尔旺所代替）；外交大臣迪穆里埃，内政大臣罗兰。后两个人是国务会议中最杰出和最重要的人物。

革命开始时，迪穆里埃四十七岁，在这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尔虞我诈、风云诡谲的环境中，对于那个只能利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帮助大贵族而不能取而代之的时代，他记忆犹新。他的政治生活的前半部是追求显达，后半部则是保全禄位。1789 年以前，他是宫廷近臣，在制宪议会时期他是立宪派，在立法议会时期他是吉伦特党，在共和时代他又变成了雅各宾派。他随着局势的变迁而改换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具有上流人物的一切特点：性格果断， 作风勤奋，目光锐利，沉着而开阔；他敢作敢为，对成就有信心；此外，他还显得豪爽、和蔼、精明强干，有智谋，有胆略，善于处理纷乱，能随机应变，待时而动。当然，他的这些长处也因为他有各种短处而大为减色。他需

① 考尼茨（Kaunitz）亲王（1711—1794），是奥皇利奥波尔德的宰相，负责奥国外交事务。——译者

要经常活动和施展阴谋手段，因此不免有些冒失、轻率，思想和方法都反复无常。迪穆里埃最主要的缺点是没有任何政治信念。在革命时期，争取自由和争取权势一样，如果不参加一个党派，如果有抱负而无远见，如果进取心不比其他人更强，是任何事情也做不成的。以前有克伦威尔①，以后有波拿巴，都属于这种情形，而迪穆里埃在充当了各党派的雇佣之后，认为凭借一些阴谋手段就可以战胜一切党派。他缺乏他那个时代的强烈的爱憎，而这是使一个人能弥补其不足，使自己成为支配者所必需的。

罗兰与迪穆里埃相反，他的性格完全适应自由的要求，仿佛就是自由陶冶出来的。他外表朴实，行为严谨，思想坚定；他热爱自由，不惜为自由贡献自己的一生，甚至死而无憾。他不愧为生于共和时代的人，但是在革命时期却无能为力，他不善于应付乱局和党争；他天赋不高，禀性有些拘谨，不能知人善用；他虽然勤奋、肯干、经验丰富，但若没有他妻子的帮助是不会引人注意的。他所缺少的一切：毅力、机智、雄心、远见，都由罗兰夫人弥补上了。罗兰夫人成了吉伦特党的灵魂。那些杰出的、勇敢的人物是以她为中心来讨论祖国的需要和危难的；她确切谁善于行动就鼓励谁去行动，她确知谁有辩才就把谁推上讲坛。

宫廷任命的这个内阁是在 3 月间组成的，称为无套裤党人的内阁。当罗兰违反礼制，穿着有带的鞋、戴着圆帽第一次进入王宫的时候，司仪官拦阻了他，后来又不得不允许他进入。司仪官指着罗兰对迪穆里埃说：“啊！先生，您看，他鞋上连个鞋袢儿都没有！”迪穆里埃非常冷静地回答他说：“啊！先生，一切都完了！”在那种紧要关头，宫廷还在考虑这样的事儿！新内阁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战争。法国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欧洲各国的狼子野心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利奥波尔德死了，这件事正好促使维也纳宫廷加速作出决定。年轻的继承者佛朗茨二世不会象利奥波尔德那样和平慎重。而且， 奥国正在集结军队，划分营地，任命将领，奥军已经侵入巴塞尔，并正在波朗特鲁韦设置了警备队，以便打开进入杜郡的道路。奥地利的企图不容再有什么怀疑了。科布伦次的逃亡分子又集结起来，而且人数更多了；维也纳宫廷为了预防比利时各省受到它还无力击退的进攻，暂时解散了集结在这些地方的逃亡分子；但这是虚有其表的；它甚至容许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穿军装、戴白帽徽的高级军官的参谋部。总之，考尼茨亲王对于法国要求解释的回答是绝难令人满意的。他甚至不肯亲自处理这些问题，却授命科本泽耳男爵作答，表示奥地利决不放弃它所提出的条件。以 6 月 23 日御前会议为基础恢复君主制度；发还教会财产；把阿尔萨斯的土地交还德意志王侯，同时恢复他们的一切封建权利；把阿维尼翁和沃克吕兹的领地还给教皇，这就是奥地利的最后通牒。这样，任何协商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再不能指望维持和平了。法国受到了威胁，它将遭受最近荷兰所遭受的命运，甚至可能遭到波兰的命运。整个问题是等待应战还是先发制人，是抓住激昂的民气加以利用，还是置之不理让它冷却下去。真正发动战争的人并不是宣战的人，而是强迫人们不得不奋起作战的人。

4 月 20 日，路易十六由全体大臣陪同来至议会。他说：“先生们，我到国民议会来，是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国民代表们注

① 奥里佛·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1599—1658），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译者

意。现在由外交大臣向大家宣读他在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我国政治形势的报告。”于是，迪穆里埃发言，他历述了法国对奥地利的不满，曼图亚、赖亨巴赫和庇尔尼茨各次会议的目的，奥地利为反对法国的革命而组织的同盟；奥地利的扩充军备和公开庇护逃亡分子集团；奥地利在谈判中的骄横的言辞和拖延的态度，最后，他谈到了奥地利最后通牒中提出的不能容忍的条件；他根据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当时佛朗茨二世还未当皇帝）的敌对行动， 根据法国国民所处的严重环境，根据法国国民所表示的不容许自身的权利遭受任何侵犯和破坏的真实愿望，根据法国的尊严和安全的受托人路易十六的荣誉和忠诚，申述了一系列理由，作出了对奥国宣战的结论。这时路易十六以一种稍为改变了的声音说：“先生们，你们方才听到了我同维也纳宫廷谈判的结果。报告中的结论是我的国务大臣们的一致意见，我本人也已同意。这些决定符合国民议会曾经多次向我表示过的愿望，符合王国各地多数公民的感情，他们每个人都是宁愿挺身一战而不愿见到法国人民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全再受到侵犯和威胁。我事先已经尽了维持和平的一切努力。今天，我根据宪法来向国民议会提出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宣战。”对国王的讲话，会场里掌声不多，但当时那种严肃的气氛，那样重大的决定，却使每个人感到激动紧张，寂然无语。国王走后，议会决定在晚间召开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差不多一致地通过了宣战的决定。于是开始了一场对同盟国中主要国家的战争，这场战争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巩固了革命的胜利并且改变了欧洲的面貌。

整个法国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振奋。战争使已经躁动不安的人民更加活跃了。各区、市、各民众团体纷纷写了请愿书：有的人召募军队，有的人自愿捐献，有的人制造长矛，全国好象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者进攻欧洲。但是，热情最终可以导致胜利，却不能在开始时代替组织。因此， 战争开始时，在新召募的军队编成以前，只能依靠正规军。当时我军的部署情况是这样：从敦刻尔克到于南格的广大边境上分成三大军区，左翼是北路军，从敦刻尔克到菲利普维尔，约有步兵四万名，骑兵八千名，由罗尚博元帅指挥。拉法耶特指挥中路，有步兵四万五千名，骑兵七千名，部署在菲利普维尔和魏森堡防线之间。最后是来因军，这支军队由三万五千名步兵和八千名骑兵组成，由吕克内元帅指挥，配备在魏森堡防线和巴塞尔之间。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方面的边防，由孟德斯鸠将军负责，他的军队不多，但是这方面的危险也还不大。

罗尚博元帅主张采取守势，守卫本国边境。迪穆里埃却相反，主张象主动宣战那样采取主动进攻，以利用首先准备好的有利条件。他是很喜欢冒险的，虽然他是外交大臣；但由于他负责指挥军事，他就使他的计划通过了。这个计划是急速进攻比利时，比利时这个省曾于 1790 年试图摆脱奥地利的桎梏，取得一时的胜利，随后又被更强大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迪穆里埃估计爱国的布拉班人（比利时人）会把法军进攻看作解放自己的途径而予以支持。为此目的，他布置了三路进攻。在罗尚博元帅麾下指挥佛兰德方面战斗的两个将军，泰奥巴德·迪龙和比隆，一个奉命率领四千人从里尔向土尔内挺进， 另一个奉令率领一万人从瓦朗西安向蒙斯挺进。与此同时，拉法耶特率领他的军队的一部分从梅斯出发，经斯特内、色当、梅济埃尔和吉维，以强行军向那慕尔推进。但是，要实施这个计划，要求军队有善于适应的素养，而他们没有；要求指挥官们密切配合，这也很困难。此外，为采取这样的作战行

动，进攻的主力部队也不够强大。4 月 28 日，泰奥巴德·迪龙的军队刚越过国境线和敌军相遇，就惊慌失措。有人在队伍中大喊“赶快各自逃命！”迪龙被部下带走并且杀死了。比隆的军队也在同样情况下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比隆不得不狼狈退回原地。这两路军队同样突然溃逃，应归因于军队缺乏作战经验的畏敌情绪，或军官所引起的怀疑，或者是怀有恶意的人在军队中大喊有人叛变。

拉法耶特经过几天艰苦行军，走了五十法里①抵达布维讷，听到瓦朗西安和里尔方面失利的消息；他看出进攻的目的已无法达到，认为除了撤退没有别的办法。罗尚博对于给他下达的绝对命令非常不满，其中规定的措施既是鲁莽灭裂，又互相脱节。他不愿再充当一个被动的工具，而被迫把自己应有的指挥权交由大臣们随意支配，因此他辞了职。从此以后，我军又恢复了守势。整个边境就只分为两个军区了。从海滨至隆维的军区由拉法耶特负责， 从摩泽尔河到汝拉山的军区由吕克内负责。拉法耶特把左翼交给阿尔杜尔·迪龙指挥，他的右翼与吕克内军相接，吕克内军在来因河方面的代理负责人是比隆。我军就是在这种部署下准备迎击反法联军的。

但是，最初的失败增加了福扬派和吉伦特党之间的不和。将军们把这些失败归咎于迪穆里埃的作战计划。而内阁则把失败完全归咎于纳博纳麾下的将军们——他们都是立宪派——执行计划的方式的错误。雅各宾派谴责反对革命的人，认为溃退是由于他们大喊赶快逃命引起的。反对革命的人毫不隐瞒自己的欣喜，他们希望不久就能在巴黎看到联军，看到逃亡分子卷土重来， 看到旧制度复辟。他们这种欣喜和希望证实了人们的怀疑。人们认为，把国王的近卫军由一千八百人增加到六千人，把反革命分子编入近卫军的宫廷方面，是与联军沆瀣一气的。有人揭发有一个称为奥地利委员会的秘密组织。不过还不能证实。人们的怀疑达于极点。

议会立即采取了决定，开始进入了战争时期的体制，从此以后，议会必须主要以国家的存亡为重，而不再依照法律行事了。议会决定长期继续开会， 它解散了国王的近卫军，并且由于教会制造的混乱日益严重，就颁布了放逐反抗派教士的法令，以免抗击联军和戡平内乱同时兼顾。此外，为了弥补最近战败的损失，并为国境线补充后备军，议会于 6 月 8 日根据陆军大臣塞尔旺的提议通过由各郡调集两万人，在巴黎附近成立一支后备军。另一方面， 议会还尽力用革命的慰劳活动来鼓舞民气，开始用长矛作武器，来组织群众武装。议会认为，在这样的严重关头，动员一切力量参战并不算过分。

所有这些措施，在通过时都遭到立宪派的反对。立宪派反对建立两万人的后备军，他们认为这是一支党派军队，是用来反对国民自卫军和国王的。但是，国民自卫军的指挥部抗议这种说法，这支后备军队很快就在有利于执政党的情况下组成了。议会把长矛连队编入新的国民自卫军。立宪派对这项措施更为不满。因为这样就把下层阶级引进了他们的行列，在他们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用平民代替资产阶级。最后，他们还公开谴责流放教士的法令， 实际上这项法令只是一项驱逐的法令。

从某些时候以来，路易十六对他的大臣们更加冷淡了。大臣们对他的要求则更加苛刻了。大臣们迫使国王接见宣过誓的神甫，作出赞成“教士法” 的榜样，同时也消除制造混乱的口实。国王坚持不同意，他决心不再在宗教

① 古时一法里（lieue）相当于四公里。——译者

方面作任何让步。最后的几项法令是他与吉伦特党最后的合作；他好几天对此保持缄默；也不表示他在这方面的决定。罗兰那封著名的关于国王对宪法的义务的信就是在这时候呈交的。罗兰催促他，为了安定人心和加强他的权威，要公然地作革命时期的国王。这封信更加刺激了路易十六，因为他已决心和吉伦特党决裂。国王得到了迪穆里埃的支持，迪穆里埃脱离了自己的党， 并且与迪朗敦和拉科斯特在内阁中成立了一个分裂派，以对抗罗兰、塞尔旺、克拉维埃。迪穆里埃是个狡猾的野心家，他建议路易十六撤免异己的大臣， 同时批准那几项法令，以笼络人心。他对国王说，关于教士的法令，是对他们有利的一种预防措施，驱逐会使他们避免可能更为惨痛的流放。他保证把两万名后备军随到随编入军队，不使他们引起革命性的后果。迪穆里埃就以这些条件出任陆军大臣，并且抵挡了他的党对他的攻击。但是，路易十六于 6 月 13 日把大部分大臣免了职，并否定了上述各项法令，迪穆里埃则因被人怀疑而到军队中去了。议会声明：国民对罗兰、塞尔旺和克拉维埃的被免职表示遗憾。

国王从福扬派中遴选新的国务大臣。西皮翁·商波纳任外交大臣；泰里埃·蒙泰尔任内政大臣；博利厄为财政大臣；拉雅尔为陆军大臣；拉科斯特和迪朗敦仍暂时留任司法大臣和海军大臣。这些人都还没有名望和威信，他们的党也已近于消灭。他们是在立宪的形势下进行统治的，可是立宪的形势正在逐渐转为革命的形势。一个合法的温和的党派如何能存在于两个极端的、互相敌对的派别——一个要从外部进攻，企图消灭革命，一个则要不惜一切保卫革命——之间呢？在这种情况下，福扬派就成了多余的东西。国王知道这些人软弱无力，就只想依靠欧洲，于是马莱-迪庞带着一项秘密使命被派到同盟国方面去。

但是，那些已被人民大众的洪流冲刷了的属于革命初期的人物，现在却联合起来支持这个不足取的倒退的运动。其中有王政派，这一派以穆尼埃和内克尔派的两个主要成员拉利-托朗达耳和马卢埃为首；有福扬派分子，他们过去是迪波尔、拉梅特和巴纳夫的三头政治领导下的人物；最后还有拉法耶特，他在立宪派中有很大威望；以上的这些人力图压制各俱乐部，加强法制和王权。在这段时期，雅各宾派特别活跃，势力也变得很强大，在平民派中居于领导地位。要想遏制这一批人，本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旧政党来反对他们， 但是旧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瓦解，而且势力日就衰微。拉法耶特为了恢复它， 曾于 6 月 16 日从莫伯日军营给议会写了一封信谴责雅各宾派，他要求取缔各俱乐部，要求立宪君主获得独立和巩固，他以他个人、他的军队和一切自由之友的名义，促使议会只能采取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救国措施。这封大胆的信使议会中左右两派间展开了激烈争论。尽管写这封信的动机是纯正无私的， 却令人认为它是少壮军人的一种克伦威尔式的行动；从这时开始，拉法耶特的一向被政敌顾全的名誉就遭到攻击了。而且，如果只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一行动是轻率的。从内阁中被排挤出来的、已不再能执行它的救国措施的吉伦特党，是无须更多地加以刺激的，拉法耶特更无需为本党的利益毫无所得地滥用自己的威望。

为了保全自己的党和保存革命，吉伦特党想用立宪派的力量再度取得权势。他们当时和以后的目的都绝不是推翻国王，而是企图把国王再拉到他们中间去。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利用群众紧急请愿的手段。从宣战以来， 经常有群众手执武器到国民议会来请愿，主动要求去保卫祖国，他们还得到

准许全副武装地在议会大会堂前游行。这样的纵容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它使禁止集会的法令失去约束力。但是，双方都处在特殊情况下，双方都采取了非法的手段，宫廷利用欧洲，吉伦特党利用群众。当时人民正处在异常昂奋的状态中。领导郊区群众的有议员夏博、桑泰尔、肉商勒让德尔、贡松、圣于吕格侯爵，他们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发动群众举行一次类似以前在练兵场发生的没有成功的革命行动。6 月 20 日网球场宣誓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那一天，大约有八千人手执武器以举行公民庆祝活动和栽植纪念自由的五月桂为理由，从圣安东区和圣马尔索区出发涌向议会。

检察官罗德雷来向议会报告了这件事，可是，这时候起义者已经来到议会大会堂门前。几个领头的要求呈递一份请愿书，要求在议会前列队游行。右派和左派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右派不肯接见武装的请愿者，左派则根据某些惯例同意接见这些人。韦尼奥表示，议会准许武装群众进入会场是违反一切原则的；但是他解释了当时的情况，也认为请愿者提出以前已经准许过很多其他人这样做，不答应是不可能的。要抗拒这样人数众多、情绪激昂并且有一部分代表支持的群众的要求，那当然是不容易的。当议会决定在栅栏前接见请愿者的时候，人群已经拥进议会的走廊。代表团被引入议会。代表团发言人以非常强硬的语气讲了话。他说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根据人权宣言规定的反抗压迫的权利，准备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说如果议会中有人反抗， 这种人就要被清洗出自由的土地，就要被送到科布伦次去。接着他说明了这次象起义似的请愿的真正目的，他说：“执政机构和您们不一致；这用不着找别的证据，爱国的大臣被免职就是证明。难道说自由人民的幸福就这样取决于一个国王的任性支配吗？这个国王，他不是只应当以法律的意志为意志吗？这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头颅也和戴王冠的专制国王的头颅一样。人民是民族世系这棵大树的主干，纤弱的芦苇只能在这粗壮的橡树面前低头！先生们，我们对我军的按兵不动非常不满，我们要求诸位彻查原因，如果这是执政机关造成的，就应当撤销它！”

议会答复请愿群众说，议会一定考虑他们的意见；接着，议会要求请愿群众遵守法律和尊重现存的权力机关，允许他们在议会内列队游行。队伍总共约有三万人，其中有妇女、儿童、国民自卫军和手执长矛的人；他们举着革命的旗帜和标语，在桑泰尔和圣于吕格侯爵带领下，穿过议会大会堂，唱着“我们一定胜利”这首歌，高呼口号：“国民万岁！”“无套裤党万岁！” “取消否决权！”。队伍走出议会后，就向王宫进发，请愿者走在前头。

王宫外面的大门，奉国王的命令都打开了。于是群众涌入宫内，他们一直走到国王的寝宫。当群众用斧头劈门的时候，路易十六吩咐把门打开，然后出现在群众面前，只有少数几个人随侍在侧。前面的群众看见国王以后， 停了一阵，但那些还在外面的人，没有因国王出现而止步，仍然不停地向前涌。宫中的人谨慎地把路易十六安置在一个窗口。在这极不愉快的一天当中， 他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勇敢。周围有国民自卫军护卫着，把他与群众隔开，他坐的是一把放到桌上的椅子，一方面他可以呼吸得轻松些，一方面也可以让群众看见他。他始终保持沉着坚定的神色。群众齐声大喊，要求他批准法令， 他总是回答说：“要我批准法令不应采取这种方式，也不应在这个时间。” 国王虽然大胆地拒绝了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但又觉得不应对自己认为毫无意义而群众认为是自由的标志的表示置之不理，因此，当群众用长矛尖挑起一顶小红帽递给他时，他就接过来戴在头上。他这种屈尊随和的举动使群众

十分满意。过了不多时，当他又热又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一个半醉的工人递给他一杯水，他毫不迟疑地一饮而尽，于是群众向他热烈鼓掌欢呼。这时候，韦尼奥、伊斯纳尔和几个吉伦特党议员急忙赶来保护国王，向群众讲话，以便结束这个尴尬局面。议会刚刚散会不久，这时又匆匆复会。它听到群众冲入王宫的消息，十分恐慌，一连派了几个代表团去保护路易十六。最后，佩蒂翁市长也亲身赶来，他站到一把椅子上向群众讲话，要求群众安静撤退，群众照他的话做了。这些粗鲁、激烈的起义群众原是来要求批准法令和恢复大臣们的职位的，他们把国王侮辱和威胁了一通——可是也没有使他屈服——之后，就散去了。

1. 月 20 日事件激起了立宪派对肇事者的愤怒。侵犯王宫、对路易十六加以侮辱，在激烈的非法行动中呈递请愿书和武装游行，都使平民派受到强烈的责难。平民派不得不暂时采取守势；他们除了被控犯暴乱罪以外，也遭到了一次真正的失败。立宪派又采用了受到攻击的当政的党的口吻，恢复了优势；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宫廷的支持。国民自卫军建议路易十六准许他们留在他身边；在鲁昂指挥军队的拉罗什富科— 利昂库尔公爵想迎奉国王到自己的部队中去，因为这支军队是忠诚可靠的。拉法耶特则提议把国王带到贡比涅，由他去指挥自己的军队；但路易十六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认为这些肇事者会不满意上次尝试的坏结果。由于他指望 6 月 20 日事件会更加激动联军来解救他，他不愿利用立宪派，因为要利用他们就得和他们打交道。

这时，拉法耶特为保卫合法君主政体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把所部交给自己的司令部，收集了关于最近事件的抗议书，就动身前往巴黎，于 6 月 28

日出人意外地来到议会。他以个人及其军队的双重名义要求惩办 6 月 20 日的阴谋暴乱，解散雅各宾派。他的这一行动在议会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右派鼓掌欢迎，左派坚决反对。加代提议，要审查拉法耶特是否犯擅离职守和向议会发号施令的罪。为了顾全面子，议会没有接受加代的意见。经过一阵乱哄哄的争论之后，议会只准许拉法耶特参加会议，议会所能做的就止于此。拉法耶特于是去联系长期忠诚于他的国民自卫军，希望借助国民自卫军来查封俱乐部，解散雅各宾派，恢复法律赋予路易十六的一切权力，恢复宪法的作用。这时，革命派着慌了，他们对于这位镇压练兵场起义的胆大妄为和说干就干的敌人有些害怕。但是，宫廷担心立宪派取得胜利，主动地设法使拉法耶特的计划不能实现，拉法耶特本已下令举行一次检阅，宫廷却通过对保王派各营军官的影响把这件事也加以制止了。近卫军和猎兵是比其他军队更拥护拉法耶特的精锐连队，本应集结到他这里来，再从他那里向各俱乐部进军，但是实到的不足三十人。拉法耶特使宫廷和国民自卫军共同维护宪法和共同自卫的企图至此已成为泡影，他看到跑来帮助的那些人都舍弃了他，他当时仅有的一点威望和影响也已失掉，就回到自己的军队中去。这次尝试成了立宪派的最后一次挣扎。

法国的局势依然没有改变，议会自然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十二人特别委员会通过它的发言人帕斯托雷提出了一份令人担忧的关于各党派现状和分裂情况的报告。让·德布里以同一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为了使极为不安的人民群众保持镇静，应该宣布：一旦危机严重，议会就宣布祖国在危急中，这时就会采取救国措施。议会对这个重要的建议展开了讨论。韦尼奥的发言深深打动了整个议会，他描绘了祖国在这个时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他说逃亡

分子是“以国王的名义”集结的，欧洲各国君主已经结成同盟，外国军队已经逼近我国边境，国内则到处发生骚乱。他谴责国王拒绝批准法令是压抑了全国的民气，是把法国拱手让予反法同盟。他引述了宪法中的这一条：在国王亲自统率军队以武力压迫国民时，或国王不依法制止以他的名义进行的类似活动时，应认为他已放弃了王位。韦尼奥假定路易十六是有意地不采取保卫祖国的措施，因此他接着说，我们不是有权对他这样说吗：“国王！你一定和暴虐的来山得①一样认为诚实不如说谎，你一定认为应该象用小羊拐骨哄骗小孩一样用宣誓来愚弄人民。你伪装喜爱法律，只是为了保存势力，用以对付法律；你伪装拥护宪法，只是为了避免宪法把你推下王位；你需要留在王座上，是为了要破坏宪法；你想利用虚伪的保证来欺骗我们吗？你想利用你那套请求原谅的手法来麻痹我们的痛苦吗？用肯定要打败仗的劣势兵力来对付外国军队，这是保护我们吗？拒不实施加强内部力量的计划，这是保护我们吗？不惩办违反宪法的将军，而打击为宪法服务的人，这是保护我们吗？ 宪法让你任用大臣，是为我们的幸福还是为我们的灾祸？宪法要你任三军统帅，是为我们的光荣还是为我们的耻辱？宪法给你批准法律权，给你王室费用和那么多的特权，是为了让你利用宪法来破坏宪法和帝国吗？不！不！法国人民待你很宽大，没有使你有所感动，唯有对专制主义的热爱能使你动心。⋯⋯对于宪法，对于人民，你已是一文不值，因为你已如此不正当地违反了宪法，如此不正当地背弃了人民！”

在当时的情况下，吉伦特党只能指望国王被废黜。韦尼奥的话诚然还只是以假定的语气说出来的；但是，在整个的平民派看来，韦尼奥口中的这些假定却是路易十六的真实情况。几天以后，布里索就更明显地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过去几个世纪从未有过的最大危机。祖国已陷于危急，不是因为缺乏军队，不是因为我军不勇敢，国防不巩固，资源不充足。⋯⋯不是的。祖国陷于危急，是因为有人使祖国的力量瘫痪了。是谁呢？只有一个人，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就是卑鄙无耻的谋臣们使他变成祖国敌人的那个人！有人说要当心匈王、普王⋯⋯我却要说，这些国王的主要力量就在宫廷， 必须首先在宫廷击败这些国王。有人对你们说，要在全国各地打击反抗派的教士。⋯⋯我却要说，打击杜伊勒里宫廷就等于同时打击了这些教士。有人对你们说，要惩治一切阴谋分子、暴乱分子、叛国分子。⋯⋯我却要说，打击了杜伊勒里宫廷，这一切就会消灭。因为，这宫廷是牵线的中心，所有的阴谋活动都是从那里酝酿、从那里发动的！国民成了这个宫廷的玩具。这是我们当前局势的奥秘所在，是罪恶的根源，应该首先从这里下药。”

吉伦特党就是这样在议会中为废黜王位问题作了舆论准备，但是在这以前，议会讨论的是重大的祖国危难问题。三个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声言必须采取救国措施；因此议会于 7 月 5 日庄严宣布：“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所有职权机关立即处于长期戒备状态；凡是能够拿起武器作战和当过国民自卫军的人都动员起来。凡是有武器弹药的人都要呈报；给没有领到枪支的人发长矛。在公共场所办理志愿参军登记，志愿军在那里插起写着“公民们， 祖国在危急中！”字样的旗帜，在苏瓦松建立了一座军营。所有这些必不可少的防卫措施，使革命的热情高涨，达于顶点。这种热情在庆祝 7 月 14 日周

① 来山得（Lysandre），古斯巴达将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率斯巴达舰队攻陷雅典，于公元前 404 年逼雅典投降，从而结束了这次战争。归国后专擅权力，大发战争财，成了希腊首富之一。——译者

年纪念时表现得特别明显。那一天，巴黎群众和各郡结盟代表的感情完全迸发出来了。佩蒂翁成了群众崇拜的对象；他获得了结盟节的一切荣誉。不多几天以前，他由于 6 月 20 日的行动被郡的政务厅和郡参议会撤职，现在议会又让他复职了，人们在结盟节只喊一个口号：“誓死要求佩蒂翁复职！”国民自卫军中仍然对宫廷忠心耿耿的某些营队例如斐尔-圣托马营，都受到群众的蔑视和憎恨。在爱丽舍田园大街，有人在斐尔-圣托马营和马赛结盟军之间挑起了冲突，有数名自卫军受伤。战争危机日益逼近，主战派对于立宪派再也容忍不下去了。对拉法耶特的攻击日见其多。人们在报纸上控诉他，在议会中谴责他。敌对行动终于开始了。福扬派的俱乐部被封闭了，资产阶级的武装——国民自卫军中的警卫连和猎兵连被解散了。作战部队和一部分瑞士近卫军被调离巴黎，人们正在公开准备 8 月 10 日的事变。

普军的进逼以及著名的不伦瑞克宣言加速了这个时刻的到来。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及德意志各王侯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法国。都灵宫廷也参加了这个同盟，因此它的力量是可怕的，虽然它并不包括最初准备参加的所有国家。古斯塔夫三世初时任反法联军统帅，他死后，瑞典就退出同盟；西班牙则由于谨慎温和的阿朗达伯爵接替了弗洛里达-布兰卡大臣的职务而未参加同盟；俄国和英国只是秘密支持联军的进攻，而未直接参与行动。在前面所述军事事件以后，双方互相观望，没有战斗。在这段时间，拉法耶特使自己的军队养成了服从纪律和忠于职守的良好习惯；在莫尔德的吕克内部下的迪穆里埃，则通过小规模战斗和日常训练锻炼了自己所统率的部队。他们就是这样训练出了一支优良的军队，而这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因为要击退不久以后的联军的入侵，良好的组织和充分的信心是不可缺少的。

指挥联军进犯的是不伦瑞克公爵。敌军兵力有普军七万人，奥军、黑森军及逃亡分子共六万八千人，主要归他指挥。他的进攻计划是这样：不伦瑞克公爵率领普军从科布伦次渡过来因河，沿摩泽尔河左岸向西推进，从最容易突破的中心点攻击法国边境，经隆维、凡尔登和夏龙向巴黎进攻。霍恩洛厄亲王率领黑森军和由一支逃亡分子组成的军队在不伦瑞克的左翼向提翁维尔和梅斯进攻；克莱尔费将军率领奥军和另一支由逃亡分子组成的军队攻击部署在色当和梅济埃尔前面的拉法耶特，越过马斯河，经兰斯和苏瓦松向巴黎进攻。就这样，敌人从中路和两翼，从摩泽尔河、来因河和荷兰一齐向首都进攻。至于其他敌军，则部署在来因河一带边境和诺尔省的边境，准备攻击这方面的我军，以策应中路主力的进攻。

1. 月 26 日，敌军从科布伦次发动进攻时，不伦瑞克公爵以皇帝和普王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他谴责那些篡夺法国政权的人扰乱了法国的良好秩序，颠覆了合法政府；谴责这些人对法国国王及其家族施加侮辱和不断侵犯； 无理剥夺了德意志王侯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权利和领地，甚至向皇帝无理宣战，进攻帝国的荷兰诸省。他宣布：同盟各国的君主要联合进军，消除法国国内的暴乱，制止对国王和教会的攻击，恢复法国国王被剥夺的安全和自由，使法国国王能够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力。因此，他责成国民自卫军和地方当局于联军到达以前负责维持治安。他警告他们必须恢复过去的忠诚。他说，城市居民有敢于抵抗者按军法以叛乱罪严惩，夷平或烧毁其房舍；如果巴黎不给法国国王以完全的自由和应有的尊重，同盟诸王将亲自按军法对国民议会、郡、区、市和国民自卫军的所有成员判刑，决不宽贷；如果王宫遭受侵犯或侮辱，诸王将进行报复，以军事手段严惩巴黎，使它完全毁灭，并

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另一方面，他向巴黎居民承诺，如果他们迅速服从联军的命令，同盟诸王将劝告路易十六宽赦他们的过错。

这个狂妄的、拙劣的宣言充分暴露了逃亡贵族和反法同盟的野心，对一个伟大民族使用了胁迫命令和极端蔑视的词句；它公开宣告了入侵以后的种种灾难，包括实行暴政和进行报复；正因为如此，这个宣言激起了全国的愤慨。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加速了王位的倾覆，而使联军的阴谋不能得逞。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反对抗战就被看作对祖国不忠、对祖国独立的神圣事业不忠的罪人。平民派认为，要取得胜利，只有取消王权，而要取消王权，只有宣布废黜国王之一法。但是在这一大派中， 为实现同一目的，却各有各的办法：吉伦特党希望利用议会的法令；群众的领袖们则希望通过起义的方式。丹东、罗伯斯比尔、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马拉等人组织了一个在野党，这个在野党必须进行革命，通过革命使自己从群众中进入议会和市政府。而且，这些人都是正在形成中的新运动的真正领袖，他们打算利用社会下层阶级来反对中产阶级，即在主张和作风上都代表这一阶级的吉伦特党人。从这时候起，在主张只是按当时的情况取消宫廷的人们和主张把群众引入宫廷中的人们之间就发生了分裂。后者不满意那种拖延不决的讨论。他们内心燃烧着革命的热情，他们企图拿起武器来进攻，而且他们早就公开作了这种准备。

他们的行动曾决定又中止过好几次。当初决定在 7 月 26 日起事，但没有筹划好，被佩蒂翁制止了。当马赛的结盟军为前往苏瓦松军营而来到巴黎的时候，郊区的祥众应该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出其不意地直趋王宫。这次起义也未能成功。不过，马赛军的到来，大大鼓舞了在首都策划起义的人，他们在夏朗东同结盟军的领袖举行了几次会议；准备推翻国王。各市区人心激动，摩康塞伊区首先发难，并且把这件事通知了议会。各俱乐部讨论了废黜国王的问题。8 月 3 日，市长佩蒂翁代表市镇和各区向立法议会要求废黜国王。请愿书被转送到十二人特别委员会。8 日，人们讨论了控告拉法耶特的问题。大多数人鼓其余勇，不顾危险，极力支持拉法耶特。拉法耶特被免予起诉。但是，所有投票袒护他的人在走出会场时都受到群众的呵斥、谴责和侮辱。

第二天，人们情绪激昂达于极点。议会收到很多议员写来的信件，得知昨晚会后议员们由于通过对拉法耶特免予起诉案受到侮辱甚至生命威胁。沃布朗报告，曾有一群人闯进住宅搜索他。吉拉尔丹更大叫大喊：“没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就不可能进行讨论。我向我的委托人声明，如果立法议会不能保证我的自由和安全，我就不再参加讨论。”沃布朗坚决要求议会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维护法律。他并且要求吉伦特党所支持的结盟军立刻调回苏瓦松。正当争论的时候，议长收到了司法大臣若利的一份通牒。其中说，暴乱极为严重，群众已被煽动起来，什么过激行动都可能做出来了。还报告了前一天晚上群众的非法行动，受到侮辱或威胁的不仅是议员们，还有许多其他人。这位司法大臣写道：“我已向刑事法庭控告了这些侵犯人身的罪行；但是法律无能为力，诚实和荣誉使我不得不向议会声明，如果立法机关不迅速设法补救，政府无法对此负责。”这时又有人报告：盲人院区已经决定，如果当天不宣布废黜国王，他们就要在半夜鸣钟，发出紧急集合的号令，攻打王宫。这项决定已传遍四十八个区，而且除了一个区以外其余各区都已同意。议会召来了郡检察官，他表示极愿效劳；又召来了市长，市长回答说，在各区已

收回主权的这样一个时候，他只能对群众做说服劝告工作。议会没有决定采取任何措施就散会了。

起义者把攻打王宫的时间定在 8 月 10 日晨。8 日，马赛结盟军携带武器、大炮和军旗，从布朗什大街军营转移到科德利埃。他们有五千发子弹，是各警察行政官下令发给他们的。起义总指挥部设在圣安东区。这天晚上，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雅各宾派列队来到圣安东区，这时起义行动已布置好了。人们决定推翻郡政府；把佩蒂翁禁闭起来，免除他职位上的一切义务和责任， 最后以巴黎公社①代替原市议会。起义的发动者们都同时来到各区，来到马赛结盟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的军营中。

宫廷在不久以前已得到风声，作了防卫的准备。这时候，宫廷也许认为自己不仅能够抵抗，而且还能够完全恢复自己的权势。宫内有瑞士近卫军约八、九百人，还有解散了的近卫军的一些军官和一部分贵族和保王的武装， 他们都是自带军刀、宝剑和手枪主动前来的。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芒达，也率领他的参谋部来保卫王宫。他命令最拥护宪法的营队准备战斗。大臣们也都在国王跟前。郡检察官奉国王命令在当晚迁入王宫，国王还把市长佩蒂翁召来，以便了解巴黎的情况，掌握实权，用武力击退武力。

到了夜半，警钟响了，人们发出紧急集合的号令，起义者集合整队。各区成员解散了市议会，成立了临时的公社，到市政厅去指挥起义。至于国民自卫军方面，各营队已开进王宫，和骑马的宪兵共同把守各宫院及其他重要岗位，炮兵架好大炮，据守在杜伊勒里宫大街上，瑞士近卫军和志愿军守卫在国王的寝宫。防卫布置是很完备的。

这时候，有几个被警钟惊醒的议员来到立法议会大厅，由韦尼奥主持举行会议。议员们知道佩蒂翁在杜伊勒里宫，认为他是被拘留，应该恢复他的自由。因此，议会召佩蒂翁到议会来报告巴黎的情况。佩蒂翁接到这项命令后离开了王宫。他来到议会时，正好有一个代表团也来议会要求释放他，他们认为他是被拘留在杜伊勒里宫的。于是，佩蒂翁同这个代表团一起回到市政厅，由新的市政机关派三百人保护他。在一片混乱的这一天，新的市政机关不容有其他权力机构，而只许由起义指挥当局来行使权力。大清早，它就把芒达总司令召来，问他宫内的情形。芒达对服从与否有些犹豫；但他以为市政官员没有更换，按他的职责应当服从这项命令，因此他应公社的第二次召唤来到市政厅。他走进市政厅，看见都是新人，吓得脸色苍白。人们控诉他曾经命令军队向群众开枪。他无话可说，于是决定把他送进阿贝义监狱， 但当他走出市政厅时，起义者就在台阶上把他打死。公社当即将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授予桑泰尔。

这样，宫廷就失去了它的最坚决、最有威信的保卫者。要想使国民自卫军决心战斗，必须有芒达在场，必须是他奉有命令，于必要时使用武力。国民自卫军看到军队中有贵族和保王分子，士气陡然低落。芒达在动身到市政厅去以前，曾经徒劳地请求王后遣回这些贵族和保王武装，因为在他看来， 这部分军队会引起立宪派人的怀疑。

将近早晨四点钟，王后把在杜伊勒里宫内过夜的检察官罗德雷召到面前，问他在当前情况下应怎么办。罗德雷回答说，他认为国王和国王的家族有必要到国民议会去。这时迪布沙日对罗德雷说：“你这是要把国王交给他

① 巴黎公社——于 1792 年 8 月 10 日巴黎起义后成立，它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巴黎市政府。——译者

的敌人。”罗德雷反驳说，六百名议员中，有四百人在两天以前还是赞同拉法耶特的，而且，他提出这个建议，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危险少些。这时王后十分果断地说：“先生，我们这里有军队，我看，国王、宪法与乱党决定谁胜谁负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罗德雷接着说：“王后，我们看看防卫布置的情况吧。”在芒达不在时，国民自卫军是由拉舍内指挥的，于是把拉舍内召来，问他是否已经采取防止起义群众进攻王宫的必要措施，是否已经把卡鲁塞尔广场把守起来。拉舍内作了肯定的答复。随后他很激动地对王后说： “王后，我不应该不告诉您，宫院中满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妨害防卫工作， 使人不能自由地接近国王，这大大影响了国民自卫军的士气。”王后接着说： “这话不对。我对所有在这里的人负责。这些人当先锋，当后卫，在队伍中间，任由你调遣，只要用得着，他们准备担负任何任务。这些人是可靠的。” 结果只派了若利和尚皮翁两个大臣到议会去告急，要求议会派委员来，并给予宫廷以援助①。

当路易十六在早晨五点钟巡视王宫守军的时候，守军中已经发生了分裂。首先巡视了宫闱内部各个哨岗，认为布置得不错；随行的只有几个家属， 他心情极为忧郁。他说：“我不能把我的事业和善良公民的事业分开；我要同他们同生共死。”然后，由几个高级将领伴随，巡视了各宫院。国王走到那里，那里就响起表示敬礼的军鼓。国民自卫军的行列里传出“国王万岁” 的喊声，可是，炮兵营和红十字营却报以“国民万岁”。在这同一时刻，手执步枪和长矛的新的营队开了过来，向塞纳河岸的土台走去，他们经过国王面前时，高呼“国民万岁！”“佩蒂翁万岁！”国王继续巡视，但由于看到上述迹象不免忧心忡忡。他受到了把守宫沿土台的斐尔-圣托马营和佩迪培尔营的最忠诚的迎迓。在他穿过花园来巡视杜尔南桥上的哨所时，手执长矛的营队却向他喊：“取消否决权！”，“打倒卖国贼！”。国王回去以后，他们就离开阵地，转到罗亚尔桥附近，并把炮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宫。另外还有防守宫院的两个营也仿效了他们的做法，以进攻的姿态在卡鲁塞尔广场上建立阵地。国王回到宫中时，面色苍白，沮丧万分。王后也说：“一切都完了！ 这样巡视还不如不巡视！”

当杜伊勒里宫发生这些情况时，起义者正分数路纵队挺进。他们连夜集合，连夜编队。打清早起，就打开军械库，分发武器。圣安东区纵队约有一万五千人，圣马索区纵队约有五千人，都在早晨六点出动。在途中，群众又参加进来，壮大了他们的队伍。郡政务厅本已在新桥架好大炮，以防［塞纳河］两岸的进攻者在这里会务师；但是检察官马尼埃尔下令把这个阵地上的大炮撤走，因此，当时这座桥可以自由通行。这时候，由马赛结盟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组成的各区的先头队伍已经冲过圣奥诺雷街，在卡鲁塞尔广场上摆好阵势，并且把大炮对准王宫。若利和尚皮翁从议会回来说，议会只有六十个或八十个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进行讨论，而且议会不听他们的建议。于是，只好由郡检察官罗德雷和郡行政官员出面和起义者接洽。罗德雷对起义者说，这样庞大的群众队伍不能到国王面前去，也不能到国民议会去。他要求起义者推举出二十名代表负责请愿。但起义者根本不听。于是，他援用一条法律，对国民自卫军说：在受到攻击时可以用武力击退武力；但是只

① 见彼·路·罗德雷根据原始文件编写的《1792 年 6 月 20 日至 8 月 10 日五十天记事》，1832 年巴黎版。该书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得很详细，很精确。

有极少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准备这样做，而炮兵对他的全部答复却是把装进大炮的炮弹卸下来。罗德雷看到起义者到处胜利，他们已经占据了公社，掌握了群众，甚至也掌握了军队，就赶忙带领郡政务厅人员回到王宫。

这时候，国王正在同王后和大臣们商议。一个市政官来告急，说起义者的队伍已经逼近杜伊勒里宫。掌玺大臣若利问道：“是吗，他们想干什么？” 市政宫回答说：“废黜国王。”大臣接着说：“那就让议会宣布废黜国王吧。”王后说：“废黜国王以后会怎样呢？”市政官低下头，不作声。就在这时候罗德雷走进来，他更增加了宫廷的恐慌，他说现在已危急万分，跟起义群众根本没法打交道，国民自卫军也靠不住。他气急败坏地对国王说：“陛下连五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陛下只有到国民议会去才能安全，郡政务厅的意见是应该立刻到议会去；各宫院没有足够的军队保卫王宫；这些人的意志也不坚定，炮兵一听到叫他们进行抵抗，就把炮弹卸下来。”国王先回答说，他并没有看到卡鲁塞尔广场上有多少人。王后接着又轻松他说，国王有力量保卫王宫。但罗德雷一再坚持，国王注视了他一会，起立转身对王后说：“我们走吧！”伊丽莎白夫人却向郡检察官说：“罗德雷先生，国王的安全你能负责吗？”罗德雷回答说：“我担保，我以我的生命担保，我马上去为陛下探路。”

路易十六率领他的宫眷、大臣、郡政官员走出自己的寝宫，向前来保卫王宫的人们宣布他要到国民议会去。他在被召来的两列国民自卫军的护卫下，走过了王宫和杜伊勒里宫苑。议会听说国王要来，就派代表团去迎接。代表团团长对国王说：“议会殷切希望保护您的安全，准备在议会中给您和宫眷一个安身的地方。”一行人于是上了路，但在通过福扬修道院门前时遇到了很多困难，那里有许多激怒的群众，有的破口大骂，有的作出威胁的举动。国王和他的宫眷费尽周折才到达议会大厅，坐在给大臣们预备的席位上。这时国王对议员们说：“先生们，我到这里来是为了避免一桩严重罪行，我想只有在你们这里我才能安全。”议长韦尼奥回答说：“陛下可以放心，国民议会态度坚决，议员们誓死保护人民的权利和已经建立的权力机关。”国王于是坐到议长身旁。但是，夏博提出：议会不能在国王面前进行讨论。路易十六于是又同宫眷和大臣们到议长身后的、可以看到和听到会场一切的记录室去。

国王走后，王宫里已经没有任何进行抵抗的理由。而且护送路易十六的国民自卫军离去以后，防卫力量也已减少。宪兵们喊着“国民万岁，”离开岗位。国民自卫军也倾向拥护进攻者方面了。但是，敌人出现了，尽管不存在战斗的原因，还是展开了战斗。起义者的纵队包围了王宫，最前列的马赛和布列塔尼的结盟军冲开了卡鲁塞尔广场方面的宫门，冲进了各宫院。为首的是一个以前的下级军官，名叫韦斯特曼，是丹东的朋友，是个很果敢的人。他把自己的部队排成战斗行列向炮兵前进，炮兵在他的号召下带着大炮转到马赛结盟军一边来了。瑞士近卫军却依然不动，守着王宫的各个窗口。双方对峙了一些时间，没有相互攻击。有一些进攻者甚至走上前去向他们表示和好，瑞士近卫军从窗口扔出一些枪弹，表示和平。起义者走到王宫的前廊下。那里有另外一些防卫王宫的人。双方只隔一道栅栏。战斗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也不知是哪一方首先开始攻击。这时瑞士近卫军向起义者猛烈射击，死伤多人，起义者被击散。卡鲁赛尔广场上荡然一空。但是，马赛和布列塔尼的结盟军不久就增加兵力进行反攻，瑞士近卫军被炮轰，被包围，他们一直坚守

到国王下令停火。忿怒的起义者继续追击他们，并且给以血腥的报复。这已经不是什么战斗，而是一场屠杀。群众由于获得胜利，在王宫中肆意作出了种种过火行动。

这时候，议会极度恐慌。最初的几响炮声已使议会惊慌失措。炮火越激烈，议会越加不安。议会中的议员一度认为自己也要完结了。一个市政官员匆匆忙忙走进会议厅说：“大家坐好，立法议员先生们；我们被困住了！” 有几位议员起立想走出会场，其他议员们说：“不要走，不要走，这里才是我们的岗位。”旁听席上立刻喊：“国民议会万岁，”议会则答以“国民万岁！”最后，他们听到外面有人喊：“胜利了！胜利了！”君主制度的命运至此已经决定了。

议会立即发表了一份公告，要求恢复安静，并请求群众尊重司法和法官， 尊重人权、自由、平等。但是，群众和群众领袖掌握了全权，并且准备加以利用。新的市政府要求承认它的权力。它打着三面旗帜，上面分别写着“祖国、自由、平等”。他们的讲话十分严厉，最后要求废黜国王和召开国民公会。一些代表团相继来到议会，而且都表示了同样的愿望，说得更准确些， 是来传达同样的命令。议会不能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议会不愿由议会来废黜国王。韦尼奥代表十二人委员会登上讲坛说：“我提议采取一项严厉的措施；不过，我相信，想到必须即刻通过这项措施，大家会感到很痛苦。” 这项措施包括：召开国民公会，撤换各部大臣，停止国王的职权。议会一致通过了这项提议。吉伦特党各大臣复职；那几项著名的法令付诸实施；流放了将近四千名拒绝宣誓的神甫，派出了一些委员，对军队进行甄别。议会最初曾以卢森堡宫供路易十六作临时住所，现在掌握全权的公社以不能对路易十六的人身负责为理由，把他视同囚犯押送到丹普尔堡去了。最后，定于 9

月 23 日召开特别会议决定王权的命运问题。不过，正如 7 月 14 日是中等阶

级反抗特权阶级和君主专制的起义日子一样，王权在事实上已经在 8 月 10 日群众反抗中等阶级和君主立宪的起义的日子被推翻了。从 8 月 10 日起，开始了革命的独裁和专权的时期。境况越来越困难，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正在进行，并且激起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放纵的，因为它是群众性的， 它使下层阶级的统治变得不安、残酷、暴虐。这时，问题完全改变了性质。要达到的目的已不再是争取自由，而是救国了。从 1791 年宪法制成到共和三年宪法规定建立督政府这一国民公会时期，只是一场长时间的反对各党派和反法同盟的斗争。事情可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呢？梅斯特写道：“革命运动一经奠定，就只有雅各宾主义才能拯救法国和君主政体。⋯⋯我们的子孙将不会受我们这样的痛苦，他们将要在我们的墓地上跳舞，笑我们当日的无知； 他们对我们所经历的、保持我们最伟大的王国的完整的激烈行动将感到欣慰。”①

各郡纷纷响应 8 月 10 日事件。一向接受革命影响较迟的军队依然还是保王的立宪的军队；不过，由于军队是从属于党派的，当然也很容易接受主导的思潮。第二等的将领如迪穆里埃、居斯蒂纳、比隆、克勒曼、拉布尔多内等，都准备拥护最近发生的事变。他们还没有打定主意，希望这次革命能使他们晋级。两个总司令的态度却不是这样。吕克内在 8 月 10 日的起义和他的

朋友拉法耶特之间摇摆不定，他称 8 月 10 日的起义是在巴黎发生的一件小小

① 《论法兰西》，1796 年洛桑版。

的意外事件。至于立宪派领袖拉法耶特，则始终信守自己的誓言，仍然企图维护已不存在的宪法和已被推翻的王位。他当时指挥着约三万名军队，这些军队都是效忠他的事业和他本人的。他的司令部设在色当附近。他在拟订维护宪法的抵抗计划时，曾同这个城市的市政当局和阿尔登郡的政务厅行动一致，建立了一个政治中心，使各郡可以和它联合。立法议会派到拉法耶特军中的三个委员——凯尔森、安托内尔、佩拉尔迪被扣留起来，并且押在色当的堡垒中。他采取这种手段的理由是：议会既然受到胁迫，担任这类使命的议员只能是挟持议会和国王的叛党的头领或工具。然后，军队和行政当局重新对宪法宣了誓。拉法耶特极力想以扩大军人暴动来反对群众的暴动。

这时候，拉法耶特将军也许是对过去、对法律和共同誓言考虑得过多了， 以致忽略了法国当前的真正特殊情况。他只看到爱好自由的人们最宝贵的希望成为泡影，政权受到暴民和雅各宾派的无政府统治的侵夺；他却没有看出这些最后登上革命舞台的人必然胜利的形势，这种必然性对他诚然是不幸的。资产阶级在推翻旧制度和战胜特权阶级的时候曾经是相当有力量的，但是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看来他们是无力击退逃亡贵族和整个欧洲的。因此，这时候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动荡，形成了一种新的信仰， 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斗志昂扬、如同资产阶级热中于 7 月 14 日那样，对 8

月 10 日事件不仅没有厌倦而且正是非常热爱狂热的阶级。拉法耶特是不能与

这个阶级意见一致的。他曾在 6 月 20 日以前和以后，在制宪议会时期，在练兵场镇压过这个阶级。他不能继续干他的这个差使，去维护一个正确的但因事件的发生而宣告失败的政党的存在，否则就会损害国家的命运和他所竭诚拥护的革命的成果。如果他继续反抗下去，就会在国难当头、联合所有力量也不知是否足以对付外敌的时刻，引起了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内战。

到 8 月 19 日，侵略军于 7 月 30 日从科布伦次出发以后，正在沿摩泽尔河上溯，向边境推进。各部队面临共同的危机，决心仍然服从议会指挥。原来附和拉法耶特的吕克内，这时改变了态度，甚至在梅斯市政局前痛哭流涕发誓表示改悔。拉法耶特也感到必须向更有力的命运低头。他一身承担了这次军事暴动的全部责任，然后就离开了军队。同时随他离开的还有步罗—德

—蒲济、拉图尔—莫堡、亚历山大·拉梅特和参谋部的几个军官。他通过敌人的岗哨投奔荷兰，以便从那里到他的第二祖国——美国去。但是他被发觉并且和同伴一起被捕。一反国际法的规定，他被视作战俘，起初监押在马格德堡狱中，以后奥地利人又把他囚禁在奥尔莫乌茨。英国议会曾出面为他活动，只是后来到波拿巴的时候才根据康波福米奥和约①把他释放了。在四年严酷的监禁期间，他历尽艰辛，对于自由和祖国的命运毫无所悉，但是他在前途绝望、身陷囹圄中表现了最大的刚毅。当释放他的时候，曾要求他有某些悔改，他的回答是宁可终身囚禁，不愿背弃他拥护过的神圣事业。

在我们的时代，象拉法耶特这样操守纯洁、气节高尚、声望历久而不替的人是很罕见的。他和乔治·华盛顿在一起保卫了美国的自由以后，也想以华盛顿同样的方式在法国建立自由。但是，这项崇高的任务可不可能在我们的革命中实现呢？一个追求自由的国家，当它没有内讧而有外部敌人时，它可以找到一个救星，可以在荷兰出一个奥伦治亲王①，在美国出一个华盛顿。

① 康波幅米奥，意大利城镇，1797 年 10 月法国和奥国在此处签订和约。——译者

① 荷兰的奥伦治亲王——即威廉·德·奥伦治一世（1533—1584），又名威廉·德·纳骚，绰号叫做“沉

但是，一个国家如果违背本国人民的意志，又反对其他人民，而在党派纷争中追求自由，那就只能出现一个克伦威尔和一个波拿巴，在争斗中或者在各党派精疲力尽之后成为各次革命中的独裁者。拉法耶特作为危机的第一个时期的主角，曾热情地表示要为革命的成功而奋斗。他成为中等阶级的一位将军，在制宪议会时期指挥过国民自卫军，在立法议会时期统率过军队。他靠中等阶级起家，也同它一起消失。关于他，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尽管有某些立场错误，却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自由；他采取的手段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拉法耶特在青年时代从事于两个大陆的解放事业的态度，他的光荣的行为，那坚持不渝的恒心，将博得后世的尊崇。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不会象党争时代那样有两种评论，而必然赢得真正的荣誉。

1. 月 10 日事变的发动者们越来越分裂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应有的结果意见极不一致。占据了市政厅机关的大胆而激烈的一派主张利用市政机关控制巴黎，利用巴黎控制国民议会，利用议会控制整个法国。他们在路易十六被转押到丹普尔堡以后，下令推倒历代国王的塑像，消除一切君主政体的标志。郡政务厅本来对市政府有监督权，他们把它取消了，以便使后者能够完全独立。根据法律规定，公民要具备一定条件才有选举权，他们也下令废除了这些规定，以便使群众能够参与国家的政事。同时，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审判 8 月 10 日事变中的阴谋分子的特别法庭。议会当时还不那么顺从，还企图用布告使人民恢复和缓的、适中的情感，于是从市政厅发来了威胁的通知。公社的一个成员说：“我以公民和人民的官员的身分来告诉你们，今天半夜将要响起警钟，发出紧急集合信号。人民要复仇，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你们要留心人民自己来实行制裁。”另一个成员说：“两、三个小时内，如果陪审委员会主任委派不出来，如果陪审委员会不能开始工作，巴黎就会发生很大的不幸。”为了避免新的灾难，议会被迫任命了一个特别法庭。这个法庭宣判了几个人，但是，在公社看来，这个法庭办案过于迟缓，公社所拟订的方案是非常可怕的。

公社的主要人物有：马拉、帕尼斯、塞尔让、迪普兰、朗方、勒福尔、儒尔德伊、科洛—德布瓦、俾约—瓦伦、塔利安等人。但是，这一派的主要领袖是丹东。他参与了 8 月 10 日事变，所起作用比任何人都大。在那天夜里， 他从各区到马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的兵营，又从这些兵营到各市区奔走了一整夜。他以革命公社成员的身分领导了革命公社的工作，后来被任命为司法部长。

丹东是一个革命的巨人。在他看来，只要用得着，任何手段都是无可非议的。他的见解是：敢作敢为，无事不成。丹东被人称为平民中的米拉波， 因为他和这位上层阶级的民主派政论家十分相似。丹东其貌不扬，但声音洪亮，举动激烈，讲话时慷慨陈词，有着一个宽大突出的前额。两人的缺点也是相同的。不过，米拉波的缺点是贵族特权阶级的缺点，丹东的缺点却是平民阶级的缺点。米拉波的大胆设想在丹东身上也能找到，不同的是在革命中的表现形式，因为丹东是另一个阶级和另一个时代的人。他有热情，生活上放荡不羁，挥霍无度，因而负债累累；有时随心所欲，任性而为，有时一心一意为他的一党一派效力；当他要达到一个目的时，他所采取的策略具有可怕的力量，一旦达到目的，又顿时涣散。这位有力的煽动政治家有他的短处，

默的威廉”。是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584 年被刺杀。——译者

也有他的长处，两者混在一起，形成对比。即使在他以后卖身投靠宫廷、行为堕落的时候，仍然保留着共和思想的高傲气概。他有除恶务尽的性格，但对于群众并不冷酷无情，甚至可以说待人宽厚①。在他看来，革命就是一场赌博，必要的时候，胜者可以赢得败者的生命。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党派利益高于法律，甚至高于人道。这就说明他为什么在 8 月 10 日以后作出了那种暴烈行动，而在他认为共和已经巩固以后，却又表现得那样温和。

在这个时期，普鲁士军正在按照既定的入侵计划挺进，经过二十天行军， 越过了国境。色当的军队处于无人指挥的状态中，无力抵抗这样力量强大组织严密的军队。8 月 20 日，隆维被普军包围，21 日被炮击，24 日就陷落了。30 日，敌军迫临凡尔登城下，并加以包围和轰击。凡尔登一旦失守，通向首都的大路就打开了。隆维的陷落，一个严重危险的临近，使巴黎陷入极度恐慌。由几位大臣组成的执政会议被召到国防委员会，来共同商讨应付危局的最妥善的对策。有人主张在首都城下迎击敌人，有人主张撤退到索谬尔去。轮到丹东发言时，他说：“大家都知道，法国就在巴黎；如果你们把巴黎交给外国人，就等于把你们自己和整个法国都交给敌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在巴黎维持住；我不能同意撤离巴黎的方案，另一个方案我认为也不好。要想在首都城下作战是不可能的，因为 8 月 10 日把法国分成两派，一派拥护王权， 另一派主张共和。毋庸讳言地在政府中占极少数的共和派，是我们在作战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一派。至于另一派，他们是不肯前进的，他们会在巴黎乘机作乱，策应敌人，而保卫你们的人则两面受敌，不得不奋起击退这些人。如果保卫者们失败了——我认为这是很可能的——法国的灭亡和你们的灭亡就一定难免。如果他们出乎意料地打败反法联军而胜利归来，对你们说来也是失败；因为这种胜利是要使人家付出无数宝贵的生命，而比你们人数更多的保王分子的实力和影响却不会损失丝毫。我的意见是：“为了粉碎他们的阴谋和制止敌人的进攻，应该恐吓一下保王分子。”国防委员会深知这种恐吓说法的用意所在，顿时不知所措了。“是的，我向大家肯定，”丹东又说， “必须恐吓他们一下。⋯⋯”由于国防委员会用沉默和恐惧来反对这个可怕的方案，丹东就和公社去商量，他主张用恐怖手段来压制敌人，进一步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合作，使革命行动只能以胜利结束。

于是，组织了一个可怕的庞大的检察机构，进行住宅搜查；监禁革命派认为身分和言论上形迹可疑的一大批人。这些倒霉的被监禁者主要是僧侣和贵族两个反抗阶级中那些被控在立法议会时期进行阴谋活动的人。凡是达到当兵年龄的公民都在练兵场入了伍，于 9 月 1 日开赴前线。人们发出紧急集合信号，敲钟鸣炮。丹东到议会去报告为拯救祖国所采取的措施，他说：“大家听到的并不是告急的炮声，而是向敌人冲锋的步伐声。要想战胜敌人，打垮敌人，应该怎样办呢？大胆，再大胆，还是大胆！”9 月 1 日深夜，传来凡尔登失陷的消息。巴黎人心惶惶，以为敌军已来到门口，公社便抓住这个时机来执行它那可怕的计划。又一次鸣放大炮，敲响警钟，各处栅门紧闭， 大屠杀开始了。

卡尔默监狱、阿贝义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福尔斯监狱中的囚犯， 在三天中，全部被一个由公社支持领导的、约有三百人的行刑队杀死。这帮

① 在公社筹划 9 月 2 日大屠杀时期，凡是前来向丹东求助的都得到了他的援救；他曾完全主动地把迪波尔、巴纳夫和拉梅特从监狱里救出来，而这些人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是他个人的仇敌。

人肆意杀人，而神态自若。他们把神圣的法律制裁变成了一场屠杀，一会儿充当审判官，一会儿充当执刑人。他们不象是在施行复仇，而象是以杀人为职业。他们毫不动心、毫不内疚地屠杀着，既有狂热信徒的信念，又有刽子手的服从。偶尔有某些特殊情况也使他们有所感动，使他们恢复人性、正义和慈悲，然而时间一过，便又故态复萌。就是这样，有几个人幸免于难，但这是极少数。议会想制止这种屠杀，但是无能为力；内阁也同议会一样束手无策；只有残暴的公社能够做到一切，指挥一切；市长佩蒂翁被免职了；士兵、狱卒，都不敢反抗这些杀人者，而只能听之任之。看来一些群众是与他们共谋的，或者是无动于衷的。其余的公民甚至不敢表示惊愕。人们如果不全面了解党派的狂热有过什么过错，不知道恐怖给人们带来了多少苦难，就会感到奇怪，这样严重、这样持久的罪行是怎样被策划、执行和容忍的。不过，对于这种滔天罪行的惩罚终于还是落到那些肇乱者的头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丧生在他们自己掀起的风暴中，遭到了他们自己用过的同样的暴力手段。搞党派的人不落到他们加给别人的那种下场是很少的。

执政会议在军事方面是由塞尔旺将军领导的，它把新征集的军队派遣到国境上去了。它本想把最有经验的将领配置在最受威胁的地方，可是人选很难物色。在那些同情最近发生的事变的将领中，克勒曼看来只能担任次要的指挥，于是只让他接替不甚可靠的吕克内的职位。居斯蒂纳虽不缺乏作战经验，但他主要是长于突击作战，而不适于统领攸关全国命运的大军。至于比隆、拉布尔多内以及其他仍在原来岗位率领原有部队的将领，都没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余下只有迪穆里埃一人，对于他，吉伦特党虽然承认他有较高才干，可是对他仍然有些记恨，而且对他的怀有野心、有冒险作风和性格颇具戒心。但是，既然只有他一个人能出任这样的要职，执政会议也就把摩泽尔河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

迪穆里埃由摩尔德兼程赶到色当，并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的普遍意见是退守夏龙或兰斯，沿马恩河设防。迪穆里埃没有采纳这种危险的意见， 因为这样会使士气沮丧，会把洛林、三主教区和香宾的一部分让给敌人，同时也敞开直趋巴黎的大道。迪穆里埃拟订了一个出色的计划。他认为应该大胆疾趋阿尔贡纳森林，认为在那里必定能阻遏敌人。这一带森林有四个出口： 左边是谢纳—波浦勒，中间是克罗瓦—奥—布瓦和格兰普雷，右边是伊斯莱特。这四条路是法国的门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普军离这里只剩六法里了，而迪穆里埃要占领这一带森林还需要走十二法里，而且绝对不能泄露这个占领计划。他以非常勇敢而巧妙的方式执行这项计划。迪龙将军所部七千人开往伊斯莱特，占领了该地。迪穆里埃本人率领一万三千人在格兰普雷建立了阵地。克罗瓦—奥—布瓦和谢纳—波浦勒方面也派了一些军队加以占领和驻守。这时候他写信给陆军大臣塞尔旺说：“凡尔登已经失陷。我军正准备迎击普军。格兰普雷和伊斯莱特阵地是法国的德摩比利隘口①，但是，我会比李奥尼达幸运些。”

在这个阵地上，迪穆里埃是能够在法国各地的援军到达以前阻遏敌人的。志愿军也都已开到国内各军营，稍加编练，就可以把他们派到他的军队中去。佛兰德边境的贝农维尔接到命令，应率领九千人于 9 月 13 日到达雷特

① 古希腊地名，公元前 480 年，斯巴达王李奥尼达曾在此隘口率领三百人抗击波斯人，并最后战死在该处。

——译者

耳，担任迪穆里埃的左翼。迪伐尔应率领七千人于 7 日赶到谢纳—波浦勒； 最后，克勒曼须率领二万二千人从右方的梅斯来增援迪穆里埃。因此，只要争取到时间就行了。

不伦瑞克公爵占领凡尔登之后，就分三路越过马斯河。克莱尔费将军担任右翼，霍恩洛厄亲王担任左翼。不伦瑞克看到从正面进攻不可能使迪穆里埃放弃阵地，就想迂回进攻。迪穆里埃错误地把自己的兵力完全集结在格兰普雷和伊斯莱特，而在谢纳—波浦勒和克罗瓦—奥—布瓦方面的防卫却很薄弱，虽然这两个地方比较不那么重要。普军占领了这两个地方，眼看就要从格兰普雷阵地后面迂回过来迫使他停止抵抗。但是，迪穆里埃犯了这次使他几乎前功尽弃的重大错误之后，并没对自己处境感到绝望。9 月 14 日夜，他秘密转移，渡过了敌人本可以阻止他靠近的埃纳河，和前此进军阿尔贡纳森林一样巧妙地把兵力集结到圣墨奥尔。他已经在阿尔贡纳森林延迟了普军的前进；他在行军中遇到恶劣的天气，就留在新阵地等待克勒曼和贝农维尔两支援军的会合，这一战役的胜利也因此有了保证。他的军队越战越强，在贝农维尔和克勒曼于 9 月 17 日到达以后，总兵力已近七万人。

普军紧紧地跟踪迪穆里埃的每一行动。20 日，普军在瓦尔米攻击克勒曼，企图切断法军向夏龙的退路。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后来，普军以纵队进攻瓦尔米各高地，企图加以占领；克勒曼也把所部步兵组成纵队，严令不准射击，待敌人逼近时展开白刃战。白刃战的命令，他是以“国民万岁！”这个口令下达的。当全线一齐喊出“国民万岁！”的时候，普军比看到我军的沉着坚定还要惊慌。普军动摇了。不伦瑞克公爵下令退却。以后，炮战仍然继续到夜晚，敌军发起了一次新的攻击，但被击退。这一天成了我们难忘的日子，本属微不足道的瓦尔米的胜利，却对我军和我国舆论发生了取得全面胜利的影响。

从这时候起，敌军士气锐减，并且开始后退。普军进行这一战役，按照逃亡贵族的诺言，本来就只当作是一次行军漫游。他们不带弹药，又缺粮食。他们在一个开阔的地区，不断遭遇日益强烈的抵抗，再加上阴雨连绵，泥泞没膝，一连四天只能以麦粥充饥。含白垩质的水引起的各种疾病、物资缺乏、潮湿，给敌军造成了巨大混乱。普鲁士国王和逃亡贵族们仍企图冒险一战， 占领夏龙，不伦瑞克公爵却与他们的意见相反，建议撤退。普鲁士君主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军人手中，万一战而不胜，就会变成全军的失败，因此不伦瑞克公爵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双方开始谈判。普鲁士人这时已经放弃他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只要求恢复君主立宪。但是，国民公会这时已经开始，并且宣布了共和，执政会议答复：在普鲁士全部撤出法国领土以前，法兰西共和国不能接受任何建议。普军于 9 月 30 日晚撤退。迪穆里埃命令克勒曼追击， 使普军略感不安，他自己则回到巴黎享受胜利的荣耀，同时商讨进攻比利时的计划。法军收复了凡尔登和隆维；敌军经阿尔登和卢森堡，在将近 10 月底从科布伦次回到来因河东岸。

这次战役以法国全面获胜告终。在佛兰德方面，萨克森·特辛公爵经过七天不断的猛烈炮击之后没有结果，不得不撤退对里尔的包围。在来因河上， 居斯蒂纳占领了特里尔、斯皮尔和美因兹。在阿尔卑斯山方面，孟德斯鸠将军进入萨瓦。安瑟将军进入了尼斯伯爵领地。我军在所有据点获得胜利后， 展开了全线出击，保障了革命事业。

如果我们将一个摆脱了严重危机的国家的全貌描绘一下，而且这样说：

这个国家有一个专制政府，它的权利受到限制；有两个特权阶级，他们丧失了特权；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在文化和智慧方面已经获得自由，只是还没有政治权利，并且由于要求政治权利遭到拒绝，不得不自己起来夺取；如果还这样补充说：这个政府在经过与革命对立以后，向革命低头了，而两个特权阶级则一贯反对革命——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事实作出以下的结论：

政府后悔了，人民表示不信任，而特权阶级则各以自己的方式来破坏新秩序。贵族阶级因为自身力量太弱不能在国内打击革命，竟流亡国外，煽动外国准备进攻革命。僧侣阶级在失去国外活动的手段之后，就留在国内，在国内寻找与革命为敌的人。至于人民群众，由于国外有威胁，国内有人破坏， 由于他们对煽动外国的逃亡贵族、对破坏他们独立的外国、对在本国制造暴乱的僧侣阶级，都非常愤恨，所以他们把僧侣、逃亡贵族和外国一律看作敌人。他们首先要求监视反抗派教士，接着要求加以驱逐，要求没收逃亡分子的财产，最后，他们要求先发制人地向结成同盟的欧洲宣战。最初发动革命的人们谴责这些措施，认为是违反法律的，而革命的继承人认为这些措施是拯救祖国的；于是，在那些爱宪法胜于爱国家和那些爱国家胜于爱宪法的两种人中间就发生了分裂。国王在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意识支配下，是倾向于屏弃这种政策的，因而被认为与反革命势力相勾结，因为他的表现是庇护反革命势力的。革命者于是用恐吓手段争取国王。争取无效，就推翻了君主政体。

立法议会的历史是这样的：由于国内的变乱，它制定了反对僧侣的法令； 由于国外的威胁，它制定了反对逃亡贵族的法令；由于外国的同盟，它进行了对欧洲的战争；由于我军的首次失利，它建立了一支两万人的后备军队。国王对于这些法令大部分不予同意，遂致引起了吉伦特党对路易十六的怀疑。立宪派企图以和平时期立法者的姿态出现，吉伦特党则企图以战争时期的敌人的姿态出现，两派的不一致导致了革命派的分裂。吉伦特党认为自由的问题决定于胜利，而胜利决定于法令。6 月 20 日事件就是他们要使这些法令获得通过的一次尝试；但是，由于没有取得效果，他们又认为：若不放弃革命，就必须推翻王位，于是他们发动了 8 月 10 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 如果没有引起变乱的贵族逃亡，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革命者也可能不会想到建立共和。

第六章

从 1792 年 9 月 21 日到 1793 年 1 月 21 日

国民公会最初的措施。——国民公会的组成方式。——吉伦特党与山岳党之争。这两个党的势力和政治主张。——罗伯斯比尔；吉伦特党指控罗伯斯比尔企图实行独裁。

——马拉。——卢韦对罗伯斯比尔的新控诉！罗伯斯比尔的辩护；国民公会结束这项争论转入下一议案。——在这次斗争中获胜以后，山岳党要求审判路易十六。——各党派关于审判路易十六的主张。——国民公会决定自行审判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在丹普尔监狱；他在国民公会的答辩；他的辩护；他的定罪，他在最后时刻勇敢镇静。——作为国王的路易十六所具备的和所缺少的。

1792 年 9 月 20 日，国民公会成立。21 日开始讨论。大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废除王政实行共和。22 日，国民公会为了适应革命的要求宣布：国民公会不是从自由四年起始，而是从法兰西共和国元年起始。国民公会通过上述各项初步措施时，欢声雷动。在立法议会末期分裂的两党，争相表现了民主作风和拥护民主的热情；但在这以后，却没有开始本身的工作，而陷入了内部纷争。吉伦特党和山岳党在组织新的革命以前，都想知道应由它们中哪一党来领导革命，尽管它们处境险恶，也未能防止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它们比任何时候更应该担心欧洲各国的压力。既然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几个德意志王侯在 8 月 10 日以前就进攻法国，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宣布废

除君主制度，囚禁路易十六和发生 9 月屠杀事件之后，其他君王也会反对法国。在国内，革命的敌人增多了，除了拥护旧制度、拥护贵族和僧侣的人以外，又有了拥护君主立宪而特别关心路易十六的命运的人，以及认为在暴民统治下不会有自由的人。吉伦特党和山岳党就在有这么多困难、这么多敌人的情况下，在最需要团结战斗的时刻，展开了最激烈的互相攻击。当然，这两党可以说是势不两立的，两党领导人是难以互相接近的，因为两党在互争领导权和确定行动目标当中，都有很多彼此对立的因素。

吉伦特党人之所以成为共和派，是由于受到事变的逼迫。对于他们，最好是永远做立宪派。他们的纯正的意图，他们的厌恶群众和反对采取暴力手段，特别是他们那种只做可能做到的事的慎重态度，都已成为他们处事的守则；但是，他们也没有可能贯彻最初采取的立场。他们顺应了共和的倾向， 而且逐渐接受了这种政治制度。不过他们现在虽然竭诚拥护这种政体，却仍然觉得它是很难确立和巩固的。他们认为制度本身是好的，是伟大的，可是没有适当的人来实行它。群众缺乏管理公务的知识，也没有这种习惯。制宪议会所进行的革命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可能的，同时也因为它是正确的—— 这次革命有它的宪法，也有它的公民。而新的革命主张由下层阶级领导国家政权，是不能持久的。新的革命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它只能有一些临时的拥护者，下层阶级完全可以在危机时期起作用，但不能永久起作用。但是， 要实现这第二次革命，必须依靠下层阶级。吉伦特党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一种十分错误的立场上，他们失去了立宪派的援助，也没得到民主派的支持。他们既没争取到社会的上层也没有争取到社会的下层。他们完全形成了一个中间党派，而且由于没有基础，很快就垮下去了。于是，正如王政派

或内克尔、穆尼埃派在 7 月 24 日①以后成为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党派

那样，吉伦特党在 8 月 10 日以后成为中等阶级和群众之间的党派。

相反，山岳党却和人民大众共同要求共和。这个党的领导人对于吉伦特党的声望感到不快，因此力图打击吉伦特党并取而代之。他们的知识经验差一些，也不如吉伦特党人那样擅长口才，但是，他们比较机警坚决，采取手段毫无顾忌。他们认为极端的民主就是最好的政府。他们所说的人民，即下层阶级，是他们经常赞美和热情关心的对象。任何一个党派都不会比它更为险恶可怕，但是任何一个党派也都不会比它更贯彻始终。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同自己并肩战斗的人效劳。

从国民公会开幕起，吉伦特党人就坐在右边，而山岳党坐在左边最上方， 因而得了山岳党这个名称。吉伦特党在议会中力量最强，在各郡的选举中一般都是他们占优势。立法议会代表有很多人重新当选；而且，由于这时候联系较多，所有同吉伦特郡代表或同 8 月 10 日以前的巴黎市政府有联系的代表，又都抱着同样的政见上台了。另外有些代表则是没有一定主张，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这些人组成的派系被称为平原派或沼泽派。这一派对吉伦特党和山岳党的斗争是不偏不倚的，只要他们有可能充当温和派，就是说，只要他们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危，就站在最有理的一方。

山岳党的成员中有在领导8 月10 日事件的公社的影响下当 选的巴黎代表，以及各郡的几个非常杰出的共和派，后来，他们又吸收了一些受到事变的鼓舞和由于恐惧而参加该派的人。山岳党在国民公会中虽然人数较少，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也是很有势力的。它在巴黎占统治地位，已经成为全国第一个权力机关的巴黎的公社完全效忠于它。山岳党曾经企图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之间建立一种有关计划和领导的通讯联系，以便控制法国各郡，可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成功，各郡很大部分是倾向山岳党的敌人的，后者经常利用罗兰部长发送的宣传小册子和报纸培养了这种拥护他们的倾向，因此，山岳党把罗兰的官邸称为群众思想控制所，而把他的朋友称为搞阴谋的人。但是，除了各市政机关的联合——这是他们迟早会成功的——以外，山岳党还掌握着雅各宾俱乐部的联合。雅各宾俱乐部是成立最早、发展最广、势力最大的俱乐部；它的名称没有改变，它的实质却是随着每一事变而改变的；只要排除其中的持异议者，它就是统治者能够利用的一个现成组织。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是雅各宾主义的中心，它以无上的权威支配着所有其他俱乐部。山岳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揭发和制造不快的手段把吉伦特党从其中排挤掉。用无套裤党人代替了其中的资产阶级的成员。吉伦特党在巴黎仅仅占据一个内阁，但内阁与公社是对立的，它在巴黎已经没有势力。与吉伦特党相反，山岳党却掌握了首都的全部实力；他们利用雅各宾俱乐部掌握了群众的思想，通过无套裤党掌握了各市区和郊区，又依靠市政府掌握了起义组织。

在宣布共和以后，两党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互相争斗。吉伦特党对于 9 月大屠杀极为愤慨，他们非常厌恶坐在国民公会议席上那些为 9 月大屠杀出谋划策的人。特别引起他们反感和厌恶的是罗伯斯比尔和马拉两人，他们认为罗伯斯比尔鼓吹施行暴政，而马拉从革命一开始就一贯在他的文章里宣传杀人。他们谴责罗伯斯比尔主要是出于憎恨，因而有些感情用事；罗伯

① 7 月 24 日疑为 7 月 14 日之误。——译者

斯比尔还没有可怕到实行独裁的地步。他的敌人指责他怀有各种企图，实际上并无其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证明，因此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地位。

在法国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罗伯斯比尔，这时候开始成为头等重要人物。在这以前，尽管他作了很多努力，他的党里面总有些人超过他：在制宪议会时期，有议会中著名的首要人物；在立法议会时期，有布里索和佩蒂翁； 在 8 月 10 日革命时期有丹东。在这几个不同时期，那些名望比他高的人，他都反对过。处在制宪议会的那些著名的人物中间，由于他只能以特异的见解引起注意，所以他表现为激进的改革者；而在立法议会时期，他成为立宪派， 因为那时他的政敌都是革新者；他曾经在雅各宾俱乐部主张和平，因为他的政敌要求战争；从 8 月 10 日以后，他便专心致志地谋求在雅各宾俱乐部吉败吉伦特党，取丹东而代之，从而把个人的虚荣事业结合到群众的事业中去。这个资质平庸、禀性浮夸的人，其所以最后才得出头，是由于他出身低微。对于革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之所以追求头等地位并且不遗余力地要得到它，不择手段要维持它，是因为他有强烈的自尊心。罗伯斯比尔有实行暴政的一些特性：才智固然不高，但也不同于一般；他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爱国主义的表现，不为利诱的良好声望；他持身严谨，不反对流血。他证明了在乱世中的政治幸运并不是单靠才智来取得，而是有赖于行动，平庸而能坚持不懈，胜于具有天才而缺乏毅力。同时也应该指出，罗伯斯比尔还有一个很大的、狂热的学派的支持；从制宪议会时期结束以后，他就要求这个学派过问政治，支持这一学派的主张。这一学派起源于十八世纪，它也代表着十八世纪的某些见解。这一派在政治上的标志是让-雅克·卢棱①的《社会契约论》的绝对主权，在信仰上的标志是萨瓦［地方］的副主教的《信仰论》的自然神教。后来，这一派把这些主张在 1793 年宪法和对于“最高主宰” 的信仰中运用了。在革命的各个不同时期曾出现过人们想象不到的学说和狂热信仰。

可能是由于吉伦特党早就预见到罗伯斯比尔的势力，也可能是出于他们的猜忌，他们控诉他犯了在共和派看来是最严重的罪行。当时巴黎正因为派系纷争而陷于动乱：吉伦特党主张对那些制造混乱、煽动暴乱的人给以法律制裁，同时给国民公会以从八十三个郡调集来的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提出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山岳党抨击这一措施，认为这对巴黎是一种侮辱。吉伦特党维护这种措施，指出有一个由巴黎代表组成三头统治的方案。于是，奥塞兰说：“我出生在巴黎，我是这个城市的代表。有人要在巴黎建立一个主张实行独裁政治、三头统治和护民政治的政党。但是，我要说，设想出这种方案的人不是极端无知，就是极端邪恶。巴黎代表中如果有提出这样主张的人，就应该把他赶出去！”马赛代表雷柏基喊道： “对，对，议会中有一个要实行独裁的党，它的头目就是罗伯斯比尔！我要向大家揭发的就是他！”巴巴卢出面作证，支持这种揭发；巴巴卢是发动 8

月 10 日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马赛结盟军的领袖，在法国南部的势力很

大。他证明，在 8 月 10 日事件时期，分踞首都的两个党都想拉拢马赛结盟军， 那时有人叫他到罗伯斯比尔那里去，在那里有人告诉他要和最有群众声望的

①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著作有《社会契约论》等书。——译者

公民联系，帕尼斯还指名道姓地说，罗伯斯比尔是最有资格成为法国独裁者的人。巴巴卢是一个实际行动者，在右派中有几个人和他一样，也认为必须打垮自己的政敌，否则就会被政敌击败，他们希望一方面利用国民公会反对公社，一方面利用各郡来反对巴黎，希望乘敌人羽翼未丰的时候要无情地给以打击，不然，假以时日，他们就会展翅高飞。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担心分裂，不赞成采取强硬手段。

对于罗伯斯比尔的控诉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转到马拉头上来了，因为马拉曾在《人民之友报》上提倡独裁政治，鼓吹实行大屠杀。当他登上讲坛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议会中发生了一阵可怕的骚动。会场四处响起“叫他下来！ 叫他下来！”的喊声。马拉泰然自若，等人们安静下来以后，他说：“这个议会中和我个人有仇的人很多。”“人人都是，人人都是！”（会上有人喊）。“我提醒这些人要知道羞耻，我劝这些人不要对于一个曾致力于自由事业并且为这些人本身做出他们想象不到的贡献的人这样狂喊，不要进行这种无礼的威胁，希望他们再好好听一听！”于是，这个人就在国民公会上谈了自己对于镇压和独裁的想法，出席国民公会的人对于他的勇敢和沉着大为震惊。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以种种隐蔽手段避开了公众的责难，逃脱了对他发出的逮捕令。那时，人们只能看到他写的一些杀气腾腾的文章，文章中要求人头落地，煽动群众进行 9 月的大屠杀。

任何狂乱的思想都可能在人的头脑中产生，尤其可怕的是这种狂想在一刹那间就能产生。马拉有几种固定的想法。革命是有它的敌人的，而在马拉看来，为使革命继续进行，不应有革命的敌人，在他看来，就应消灭这些敌人，就应任命一个独裁者，其任务只是镇压这些敌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他大肆鼓吹这两项措施，以至于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 也不考虑人的生命。他对那些不把这两种措施看成彻底的做法，而视为残暴的人，一概加以蔑视，说他们软弱无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他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他使各党原已不纯正的道德更为败坏。他的两个想法，大规模杀人和独裁，后来都由救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其政府实现了。

对马拉的控诉也没有什么结果，他比罗伯斯比尔更惹人讨厌，但不象罗伯斯比尔那样引起痛恨。有些人只看到他是个狂人，另一些人又把这些争论仅仅看作党派纠纷，而不是关系共和国的重大问题。况且，清除或指控国民公会的某个成员似乎是危险的事情，即使对各党派来说，这也是很难跨出的一步。丹东并没有为马拉辩护，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他的脾气我领教过了：暴躁，易怒，难以相处。但是，为什么要在他的文章里寻找煽动暴乱的论调呢？发生普遍的动乱的原因，除了革命运动本身，还有别的原因吗？” 罗伯斯比尔则说，他对马拉是很不了解；在 8 月 10 日以前，他只和马拉谈过一次话，他并不赞成马拉的暴力主张，在那次谈话以后，马拉认为他的政见如此狭窄，以致于在自己的报上写道：罗伯斯比尔既没有政治家的眼光，也缺乏政治家的魄力。

但是，引起更大不满的还是罗伯斯比尔，因为人们觉得他更可怕，雷柏基和巴巴卢的第一次控诉未能奏效。不久以后，罗兰部长作了一次关于法国和巴黎状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谴责了 9 月大屠杀、公社的夺权、以及混乱制造者所进行的阴谋。他说：“当有人把自由事业的最忠诚、最勇敢的维护者看作可恨或可疑的人的时候，当叛乱和屠杀的主张在大会中得到有力宣扬

和大受欢迎，而那些喧嚷不休的人甚至起来反对国民公会本身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怀疑，那些拥护旧制度的人，或是冒充人民之友用爱国主义来掩饰自己的过激行动或严重罪行的人，怀有颠覆的阴谋，企图踏着废墟和尸体，攀登高位，爱好人血、金钱和残忍！”罗兰引用了刑事法庭第二分庭副庭长的一封信为自己的报告提供证据，这位副庭长在信里告诉他：他和吉伦特党中的最著名人物都已受到威胁，并且说，照敌人的口气，还要有一次流血，而且这些人只希望听听罗伯斯比尔怎样说。

罗伯斯比尔听了这些话，急忙登上讲坛进行辩护，他说“谁也不敢面对面控告我。”吉伦特党中一个最坚决的人卢韦大声地说：“我就敢。”他怒目注视罗伯斯比尔，接着说：“是的，罗伯斯比尔，我就敢控告你。”一直保持沉着的罗伯斯比尔这时也激动起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同这位可怕的对手较量过一次，知道这个人是尖刻、激烈而毫不留情的。卢韦接着作了一次最为雄辩的即席发言，他原原本本毫无遗漏地控诉了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公社、在选举会议上的一言一行，他说罗伯斯比尔“诽谤最优秀的爱国者，对数百公民作出多次极卑鄙的吹捧，起初说他们是巴黎人民，随后干脆就称他们是人民，接着又称他们是最高主权者；喋喋不休地宣扬自己的功绩，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品德，而且在证明人民的力量、尊贵和最高主权之后，总是要宣称他自己也是人民。”卢韦指出：罗伯斯比尔在 8 月 10 日事

件中是隐蔽的，后来就是操纵公社的阴谋分子。最后卢韦谈到 9 月大屠杀， 他大声说：“8 月 10 日的革命是我们大家干的。”接着转向公社中的某些山岳党人说：“可是，9 月 2 日事件却是你们干的，那仅仅是你们干的！你们自己不是还引以为荣吗？这些人以一种无比蔑视的口吻说我们只是 8 月 10

日的爱国者，而对于自己则洋洋得意地称为 9 月 2 日的爱国 者，啊！让他们永远保持这种只配他们享有的勇敢的声誉吧！这样，就能够永远证明我们无罪，而他们则遗臭万年！这些冒充人民之友的人曾经企图把 9 月第一周的罪恶归诸巴黎人民。⋯⋯他们对巴黎人民进行了最无耻的诬蔑。巴黎人民善于战斗，但却不善于杀人！不错，巴黎人民在 8 月 10 日这个光辉的日子都来

到杜伊勒里宫前，要说巴黎人民在 9 月 2 日那个可怕的日子来到各个监狱前， 那就不对了。这些人当中有多少刽子手？二百，也许不止二百；在外面，又有多少人是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驱使而来观看的呢？至多再加一倍。可是有人说，既然人民没有参加这种屠杀，为什么不阻止它？为什么？因为佩蒂翁已无法行使他的保护权，因为罗兰说话无效，而司法部长丹东又不说话。⋯⋯因为四十八个区的区长等待搜查，而总司令却稳然不动，因为巴黎市政官员佩着绶带主持那些暴行。那么，立法议会呢？立法议会！人民的代表们，你们要为它报仇！使得你们的前任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是无数严重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我所揭发的这种罪行的狂人，一定要惩罚！”然后卢韦又回过头来谈到罗伯斯比尔，特别指出了他的野心、他的阴谋和他对平民的极大影响。在结束这篇激昂慷慨的弹劾性演说时，卢韦举了一系列的事实， 在每一事实前面冠以一句威胁的话：罗伯斯比尔，我控诉你！

卢韦在掌声中走下了讲坛，罗伯斯比尔走上去为自己辩护，他面色苍白， 嘴里嘟嘟嚷嚷。也许是因为思绪混乱，或者为了防止偏见，他要求在一星期以后再发言。到了预定日子，他与其说是以被告身分，不如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用讽刺的辞句反驳了卢韦的指责，讲了一大篇为自己辩解的话。应当承认，由于卢韦所举事实含糊空泛，罗伯斯比尔不用费很大气力就把它

缩小或者推翻。旁听席上站满了为他鼓掌助威的人。至于国民公会本身，则认为这种指控不过是关系个人自尊心的争执，对这样一个人——按巴雷尔的说法，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一个小小的捣乱分子——并不放在眼里，所以准备让这个争论就此结束。因此，在罗伯斯比尔讲完以后，大会就宣布辩论终结，转入下一个议程。罗伯斯比尔最后的几句话是：“在我这一方面， 我不作任何个人的结论；我没有用更严厉的谴责来回答对方对我的诽谤，我把我的辩护词中的攻击的部分删除了。我有权利对诬告我的人进行正当的报复，但我放弃了；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要求恢复和平，让自由获得胜利！” 他的讲话博得了人们的掌声。卢韦要求反驳，但是没有被允许；巴巴卢意欲上台控诉一番，没有办到。朗热内反对变更议程，也是徒然。因此这个问题没有再讨论下去。吉伦特党人也支持这样做。他们发起控诉，是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坚持控诉，是又一个错误。山岳党占了上风，因为他们没有被击败，罗伯斯比尔接近了他原来离得很远的地位。在革命中，一个人被认为是怎样的人，会很快就变成怎样的人，因为吉伦特党指控罗伯斯比尔是山岳党的首脑，山岳党也就把他看作自己的领袖。

但是，比这些对个人的攻击更重要的是关于行政机关和党派的建立和领导问题的公开争论。吉伦特党不仅在攻击个人方面失败了，而且在攻击公社方面也失败了。他们提出的任何一项措施都没有成功，不是提得不合适，就是没有坚持。他们本应加强行政机构，改组公社，继续维持雅各宾俱乐部并且控制雅各宾俱乐部，争取群众，或防止群众的越轨行动；但是，所有这一切他们一件也没有做。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比佐，建议国民公会应该有一支从各郡调来的三千人的卫队。用这个办法，至少可以保持大会的独立， 但因为没有坚决要求，也就未被采纳。这样，吉伦特党对山岳党的攻击并没有使山岳党削弱，对公社的攻击也没有使公社屈服，对各市区的攻击也没有使它们失去作用。他们由于向各郡求援而激怒了巴黎，而且也没有得到各郡的支援，他们这样做，就违反了最普通的谨慎持事的规则，因为，做一件事比说一套威胁人的话更为可靠。

吉伦特党的政敌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时机。他们在暗中散布了一种只会破坏吉伦特党的言论，说他们准备把共和国移到南部而放弃帝国的其余部分。从此就开始了那种对于联邦制的致命的谴责。吉伦特党并没有重视这一点， 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其中的危险；但是，随着吉伦特党力量变弱，其政敌日益放肆，这种指责也流布愈广。发生这个情况首先是因为曾经有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北方遭到侵犯，巴黎受到威胁，就退守卢瓦尔河南岸，同时把政府迁到南方；其次是因为他们偏爱外省地方，而对于首都的鼓动暴乱者则极端忿恨。他们的政敌很容易用改变这个防守计划拟定的时期的方法来歪曲这个计划，并把他们对一个城市的暴乱行动的非难认为是他们企图联合全国其他城市反对首都。因此，吉伦特党在群众面前便被说成是联邦主义者。在谴责公社，控诉罗伯斯比尔和马拉的时候，山岳党［在国民公会］宣布：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攻击吉伦特党并使他们受到人们怀疑的一种手段，虽然他们曾那么积极赞成这些建议，甚至由于自己未曾提出这些建议而感到遗憾。

一件不愉快的事，表面上与两党的争论无关，对山岳党来说，也能加以利用。山岳党由于吉伦特党对他们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变得更大胆了，他们就只等待机会转守为攻。国民公会对这种长时间的争论已经感到厌倦，那

些与争论不相干的代表乃至在两党中不占重要地位的代表，都认为需要和解，要求讨论有关共和国的事情。于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息争的局面，大会的注意力一时转移到新宪法上来，而山岳党却提出暂时放下这个问题，去解决被废黜的君主的命运问题。在这件事上，极左派的领袖们有几种动机：他们不容许领导宪法委员会的吉伦特党和平原派中的温和派来组织共和国，属于前者有佩蒂翁、孔多塞、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属于后者有巴雷尔、西哀耶斯、托马斯·潘恩。这些人可能会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权，使之比 1791 年的制度稍微民主一些；而极左派的希望却是建立群众的政权。但是，他们只有在自己获得统治权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要取得统治权必须使法国长期保持革命状态。山岳党需要阻止用可怕的政变手段——例如对路易十六判罪，这可能震动所有的人，可能由于指出谁是共和国的坚决保卫者而把激烈的党派争取过去——来建立法律秩序。除此以外，他们还希望让吉伦特党发泄出自己的感情——因为吉伦特党人毫不隐瞒要拯救路易十六的意图—— 使吉伦特党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毫无疑问，有一定数量的山岳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忠实地按共和派的作法行事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路易十六对革命是有罪的；而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对于新生的民主政体来说是危险的。不过， 这个党派如果不是有必要在打倒路易十六的同时也击败吉伦特党，它是会表现得不那么严峻的。

这时，判决路易十六的精神准备工作已在外面进行。雅各宾俱乐部对他大加责骂，人们散布了关于他的性格的种种流言蜚语，人们要求将他判罪， 以巩固自由。各郡的民众团体为此纷纷向国民公会写请愿书，各区也派代表到议会请愿，有人用担架抬着在 8 月 10 日受了伤、来向路易·卡佩报仇的人在大会中游行——人们只用路易十六祖先的名称来称呼路易十六，认为这是用他的族名代替了他的国王的名号。

党派的动机和群众的愤恨汇合起来向这位倒霉的国王进攻。那些在两个月以前，不同意让他遭受废黜王位以外的其他惩罚的人，现在都愕然不知所措。在危机时期，维护自己主张的权利丧失得多么快！铁柜的发现，使群众更加怒不可遏，使维护国王的人再也无能为力。8 月 10 日以后，人们在王室经费的文件里发现了一些罪证。证实路易十六曾经同反对派亲王、逃亡贵族和反法同盟有过秘密勾结。在立法议会所整理的一份报告中也指控路易十六有出卖国家颠覆革命的企图。报告中指责路易十六曾于 1791 年 4 月 16 日写信给克莱蒙的主教说，一旦他重新掌权，他就恢复旧政权并且要使僧侣恢复原有地位；报告指出，路易十六后来提出宣战，只是为了加速他的救兵的到来；他跟一些人有通信关系，这些人曾给他写过信说：“战争将迫使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打击那些在法国施行暴政的乱党和极恶分子，使对于他们的惩罚不久即成为一切企图扰乱各帝国治安者之儆戒。⋯⋯你可以依靠的有十五万大军，包括普军、奥军和［德意志］帝国军队，以及一支两万逃亡者的队伍。”报告指出，他和两个王弟是一致的，但在公开场合则指责他们；报告最后还指出，他一贯反对革命。

以后，又发现了证实这种种控诉的新的罪证。在杜伊勒里宫一处护墙板后面有个洞，装有铁门，这是一个秘密保险柜。它是指定给罗兰大臣用的， 人们在这里面找到了宫廷反对革命的种种阴谋诡计的证据，其中有利用群众领袖加强国王的立宪政权、勾结贵族恢复旧制度的计划；有塔隆的献策，有与米拉波的谈判；有在制宪议会时期由国王同意了的布耶的提案以及在立法

议会时期的某些新阴谋计划。这个发现更增加了人们对于路易十六的愤恨。雅各宾俱乐部中米拉波的半身塑像立刻被打得粉碎，国民公会也把树立在会议厅中的米拉波半身塑像遮盖起来。

关于审讯这位不走运的国王的问题，在大会中已经酝酿了一些时期；国王既已被废黜，就无法再加追诉。没有能宣判他的法庭，没有对他适用的刑罚，因此，有人就对于路易十六的不可侵犯性作出各种错误的解释，想用合法方式来定他的罪。各党派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已经是不合法了，又要显得是合法的。立法委员会负责研究路易十六应否受审和能否由国民公会审理，并提出报告，结论是肯定的。代表马耶以立法委员会的名义表示反对不可侵犯性的条款，由于这个条款在革命前是有效的，他认为路易十六以前是不可侵犯的，那是作为国王来说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的。他主张：国民不能取消对有关权力行为所作的保证，已经用大臣负责来代替君主的不可侵犯性；而在路易十六作为一般个人行事的时候，由于任何其他人不能替他负责， 他也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这样，马耶就把宪法给予路易十六的保护国王行为的范围缩小了。他的结论是：路易十六应该受审判，废黜王位不能视为刑罚，而只是政权的更变；路易十六应依刑事法中关于叛国和谋反罪的法律受审判；最后，路易十六应由国民公会加以审判，而无须遵从其他法庭的审理程序，因为国民公会代表人民，人民代表着一切利益，一切利益就是正义， 国民法庭是不可能违反正义的，它也就无须拘泥于那些形式。这就是立法委员会为把国民公会变成法庭所依据的一套可怕的诡辩理论。罗伯斯比尔的党只重视国家的利益，认为那些形式都是骗人的而加以屏弃，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始终一贯。

11 月 13 日，立法委员会作报告后第六天，这项讨论就开始了。拥护国王不可侵犯的人，虽然认为路易十六有罪，仍主张国王不能受审判。他们中间的主要人物是莫里松，他说：国王的不可侵犯是带普遍性的；宪法所已预见的不止是路易十六的秘密的敌对活动，而且是他的公开的攻击，在他公开攻击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宣布废黜王位；他说，国民已经在这方面保证他的权力；他说，国民公会的任务是改变政府，而不是审判路易十六；国民公会是受司法条文约束的，战时也是这样，按照战争惯例，也只是在战斗过程中才能处决一个在自己获胜后落入法网的敌人；而且判处路易十六对共和国没有任何好处；共和国应当限于对他采取保障普遍安全的措施，或是把他拘留起来，或是驱逐出国。这是国民公会中右派的主张。平原派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山岳党则既不赞成国王的不可侵犯，也不赞成审判路易十六。

圣茹斯特说：“公民们，莫里松的意见是保持国王的不可侵犯，委员会则主张象审判公民那样审判路易十六，我现在要证明这两种主张都是不正确的。我说国王应作为敌人来审判；我们要的不是审判他，而是打倒他；我说， 审讯的程序在团结法国人的契约中没有规定，因而在民法中找不到，但是在万民法中是有的。在这里，拖延时间，搜集材料等等，实在都不是高明的办法，这样做，除了拖延给我们以法律根据的时间以外，最有害的就是使我们对国王采取姑息态度。”圣茹斯特把一切都放在如何对待敌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来考虑，他继续说：“主张审判路易的人还要建立共和国，那些过于重视要公正地惩处国王的人却永远也不会去建立共和国。公民们，如果罗马人在经过六百年反对国王的艰苦斗争之后，英国人在克伦威尔死后，尽管作了巨大努力，结果仍然出现国王，那么，我们这些善良的、爱好自由的公民，

看到你们手中的斧头一直在颤动，看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刚刚获得自由就要尊重过去束缚自己的铁链，岂不是要担心什么危险都可能发生吗？”

这个主张用政变来代替判决、主张不根据任何法律、不讲任何程序、主张要象对待战败的俘虏一样来对待国王、在自己获胜以后还继续保持敌对行动的过激派，在国民公会中只占极少数；但是，他们在国民公会以外有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的有力支持。尽管他们制造了恐怖气氛，他们那种屠杀性的要求仍然被国民公会拒绝了，而拥护国王不可侵犯的人又理直气壮地利用起国家利益的理由和正义、人道的原则来了。他们说，同样的一些人，不能同时兼作审判官和立法者，原告和陪审员。他们希望使新生的共和国具有仁厚和宽恕的美德。希望人们效法罗马人，在获得自由以后，保持这种自由达五百年之久，因为他们表现了宽宏大量，他们只驱逐了塔克文①的人，而没有杀害他们。这一派从政治上指出了给国王判罪对无政府主义党派会产生什么后果，那就是会使无政府主义分子更加嚣张；以及对于欧洲会产生什么后果， 那就是会使还保持中立的国家也参加反法同盟来反对共和国。

但是，在这场长时间辩论中表现得勇敢顽强、证明自己很有势力的罗伯斯比尔这时登上讲坛，支持圣茹斯特的意见。他谴责国民公会使革命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又发生疑义，谴责它以怜悯和公开辩护来复活已被打倒的保王党。罗伯斯比尔说：“国民公会已经不知不觉地离开了真正问题，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审判问题，路易十六决不是一个被告，你们也决不是审判官，你们只是而且只能是一些政治家。并不需要你们作出维护或反对某一个人的判决，而是采取拯救国家的措施和保护国民的行动。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只能有两个用处，不是扰乱和动摇国家的安宁与自由，就是加强国家的安宁与自由。

“以前路易是国王，现在共和国已经建立；你们争论的那个大问题，用这几个字就解决了。路易不能受审判，他已经被审判过了。他已经被判死刑， 否则共和国就是仍然有罪的。”他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为法国的卖国贼，人类的罪人，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判处死刑。

山岳党人想通过这些极端的建议和会外的愤激以及残忍的群众的支持， 使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变得不可避免。他们远远走在其他党派的前面，同时胁迫其他党派跟着他们走，哪怕是远远跟着。国民公会中的多数派是由吉伦特党和平原派的大部分组成的，吉伦特党不敢表示路易十六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国民公会根据佩蒂翁的建议以大多数票否决了山岳党的意见，也否决了认为国王不可侵犯的主张，而决定由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于是，罗贝尔·兰代代表二十一人委员会作了关于路易十六的报告，提出了控诉路易十六的罪恶事实起诉书，国民公会也就把犯人传到议会来。

路易十六在四个月前就被拘禁在丹普尔监狱。他在那里毫无自由，立法议会最初打算叫他住在卢森堡宫，那也是一样。公社很不放心，对他严密监视。但他已是完全听天由命，准备接受一切，既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后悔或怨恨之意。他身边只有一个名叫克莱里的仆人，这个人同时也是他的家里的仆人。在他被拘禁的头几个月，他并没有和家属分离，因此他还能从这个聚合中得到一点慰藉，他有两个和他同遭不幸的女伴，他的妻子和他的妹妹， 互相安慰支持。他充当了年幼王子的家庭教师，给他讲一个不幸的人，一个

① 塔克文（Tarquins），传说中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国王，于公元前 534—509 年在位。相传其人专横暴虐，被人民起义所推翻，并被驱逐出国。从此王政被废除，建立了罗马共和国。——译者

被囚禁的国王所得的教训。他看了很多的书，经常阅读休谟的英国史，看到不少被废黜的国王的事迹，其中有一个是被人民处死的。人总是爱找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的。但是，他从家庭获得安慰的时间并没有多久，到他将要被审判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就分开了。公社的意图是不许罪犯们串通一气， 寻找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公社对路易十六的监视一天比一天严密。

就在这时，桑泰尔奉命把路易十六解送到国民公会。桑泰尔由市长伴同来到丹普尔监狱，并由市长向路易十六说明来意，问他是否愿意去。路易略作犹豫，随后就说：“这又是一次暴力行动，只能让步！”于是他决定到国民公会去，而并不回避，正象从前［英国的］查理一世到审判官前去一样。当有人通报路易十六到来的时候，巴雷尔说：“代表们，你们要行使国民的司法权了。希望大家拿出完成新任务的应有的态度来。”然后他转身向旁听席上的人说：“公民们，你们都记得路易从瓦伦被带回来时群众所表示的可怕的沉默吧？那种沉默就是国民审判国王的先声。”路易十六走进会议厅时态度是很沉着的，他以自信的眼光向大会扫视一周，站到会议厅的栏杆前， 议长用激动的声音对他说：“路易，法国国民控诉你，你要听一听关于你的罪状的起诉书。路易，你坐下。”会场中给他准备了一个座位，他坐下来。在长时间的审讯中，路易十六表现得非常镇定，他神志清醒，适当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而且往往是以很有把握的、动人的态度作出回答。他对人们提出的关于他在 7 月 14 日以前的行动的控诉进行了辩护，他说那时他的权力还没有受到限制；至于他去瓦伦以前的行动，他说那是按制宪议会的决议行事， 那时制宪议会对他的回答是满意的；最后，关于 8 月 10 日以前的行动，他把一切公开行动的责任都推给了内阁，而否认他个人有什么秘密活动。在国民公会的议员们看来，路易十六的否认并不能推翻那些事实，因为绝大部分事实都有他亲笔书写或签署的信件为证；但是，他利用了一切被告所能有的自然权利。他不承认铁柜的存在，也不承认摆在他面前的那些物证。路易十六援引了一条保护人身安全的法律，但国民公会不承认这条法律，国民公会力图证明路易十六所不愿承认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路易十六回到丹普尔监狱以后，国民公会讨论了路易要求找一个辩护人的问题。尽管山岳党人极力反对，国民公会仍然宣布路易十六可以找一个辩护人。他指定的是塔尔热和特隆歇；塔尔热拒绝了。这时，那位可尊敬的马尔泽布主动向国民公会提出，他愿为路易十六辩护。他在信中写道：“以前当人人企求这种职位的时候，我曾两次被召为我的主人作辩护人，现在当很多人认为这个差事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仍然应该同样为他效劳。”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处于被唾弃地位的路易十六，对这种忠诚表现颇为感动。当马尔泽布进入审判厅的时候，路易向他走去，紧紧地拥抱他，含泪对他说：“你的牺牲精神特别可贵。因为你自己冒生命危险，而又救不了我的生命。”马尔泽布和特隆歇并且会同德塞兹不间断地为路易辩护。他们尽最大努力使国王恢复信心，但也觉得很难奏效。路易说：“我很清楚，他们要叫我死，但这又何妨，我们应当象我要胜诉那样来进行这场诉讼。确实，我是会胜诉的， 因为我要留下一个没有污点的名声。”

辩护的日子终于来到。发言的是德塞兹 ，路易也在场；大会和旁听席上一片静默，德塞兹利用了一切理由，说明被告的国王是正当的和无辜的；他援引了路易十六曾享有的国王不可侵犯的权利；他说，作为国王，他不能受审；而人民的代表们作为原告，不能担任审判官。在这方面，他并没有在一

部分代表已经提过的理由以外提出任何新的内容。但是，他特别强调路易的行动是正当的，他的意图始终是纯洁的，无可指责的。最后他以这样一段庄严的话作结束语：“请大家先看看历史，历史将以［古希腊］评判女神的方式说话：路易于二十岁即王位，在位时，其品行堪称楷模，公正廉洁，没有任何缺失，没有贪污腐化；他一贯爱护百姓。百姓要取消一项重税，路易把它蠲免了；百姓要废除苦役，路易把它停止了；百姓要求改革，路易实行了改革：百姓希望修改法律，路易同意了；百姓要恢复千百万法国人的权利， 路易把权利还给了他们；百姓要自由，路易给了他们自由。路易舍己为民的美名是不容争辩的。但是，现在却有人向大家提议把他⋯⋯公民们，我不说了，我在历史面前没话可说了；你们不要忘记，历史将会对你们的判决作出判断，而历史的判断是历千百年而不敝的。”但是，激烈的感情是象聋子一样听而不闻的，是不可能有远见，也不可能有公正的。

吉伦特党有意拯救路易十六；但是他们害怕别人说他们是保王派——事实上山岳党已经给了他们这个称呼。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吉伦特党态度暖昧： 对于被告国王既不敢表示袒护，也不敢表示反对，他们那种模棱的缓和主张， 并没有给路易带来好处，却使他们自己失败了。在这个时刻，路易的问题—

—不是他的王位问题，而是他的生命问题——也就是吉伦特党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行为，如果要恢复合法制度的话； 也可以是通过流血的政变，如果要延长革命政权的话。胜利是属于吉伦特党还是属于山岳党，取决于采用哪种解决方式。山岳党对此有强烈反应。他们认为现在人们采用的方式完全忽视了共和政府的力量，为路易十六进行辩护是出现在国民面前的一股君主政体的逆流。雅各宾派极力支持他们，派遣了几个代表团来到大会，要求将国王处死。

但是，一直不敢表示支持国王不可侵犯的主张的吉伦特党这时提出了一个可以使路易十六免于一死的妙法，他们建议把国民公会的判决权交给人民群众。国民公会中的极右派始终反对把国民公会变成法庭的做法。由于国民公会的权限是以前早已确定了的，所有的努力便都集中在另一方面。萨尔主张由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有罪，而由初级议会去量刑。比佐担心这样会使人们认为国民公会软弱，认为应该由国民公会自己宣判，再由人民来评断它的宣判。这个意见受到山岳党的猛烈攻击。甚至连国民公会中很多温和派的代表也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召开初级议会有引起内战的危险。当提出由人民作最后决定的问题时，国民公会已经一致决定路易有罪。在表决是否由人民作最后决定时有二百八十四人赞成，四百二十四人反对，十人规避投票。现在要决定判什么刑的问题。巴黎已经骚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甚至到国民公会门前来威胁代表们；人们很担心群众会有新的越轨行动，雅各宾俱乐部对路易十六和右派代表加以责骂。前此一直是国民公会中人数最少的一派的山岳党，想用恐怖手段来争取大多数，决定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也要牺牲路易十六。最后，经过四小时点名表决，议长韦尼奥说：“公民们，我即将宣布投票结果。公理说话以后，人道也该说话。”投票人数是七百二十一，绝对多数是三百六十一，结果以超过绝对多数二十六票的多数赞成宣布死刑。各方面的意见很不一致：吉伦特党投了宣布死刑的票，但实际上带有缓期执行的条件，右派代表大多数投票赞成监禁或驱逐；几个山岳党人投了和吉伦特党同样的票。投票结果公布后，议长以沉痛的口气说：“我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宣布：国民公会判处路易·卡佩死刑。”辩护人出现在栏杆前，

他们十分激动。他们试图使国民公会照顾少数票的意见从宽处理。但是，这个问题是经过讨论并且决定了的。一个山岳党人说：“法律只能按大多数来决定。”另一个声音回答说：“是的，但是法令可以废除，一个人的生命不能恢复。”马尔泽布想发言，但是，他已泣不成声，只听到他断断续续说出了几个恳求的字眼。他的哀痛感动了大会中的人。缓期执行的请求受到吉伦特党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条路。但是，他们又失败了，最后的判决宣布了。

这是路易意料中的事。当马尔泽布含着眼泪来通知他判了死刑时，他正在一个阴暗角落，两手遮面，伏案沉思，听到有人来了，他就站起来，对马尔泽布说：“我已经考虑了两个多小时，考虑我在位时期，是否作过应当受到我的百姓最小的谴责的事。唉！马尔泽布先生，我本着良心向你发誓，我以一个就要去见上帝的人向你发誓，我一贯想的是人民的幸福，我从来没有起过与人民为敌的念头。”马尔泽布告诉他，缓期执行的请求也许不至于被驳回，但路易却完全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他送走马尔泽布时，请求马尔泽布在他最后的时刻不要抛弃他。马尔泽布答应以后还要来，但是，他来过几次， 都没见到路易。路易也曾一再要求见他，由于见不到而十分难过。路易神色自若地听取了司法部长对他宣布的判决。他要求宽限三天然后去见上帝；此外，他还要求让一个由他指定的神甫为他祈祷，要求自由地和妻子儿女接触。这最后两项要求被准许了。

对于这个不幸的家庭来说，这个晤面的时刻是叫人心伤肠断的，他们诀别的时刻更是如此。路易在离开家人时，原本答应第二天再往，可是当他回到自己住室后，觉得这种会晤太痛苦了，他在室内踱着方步，说道：“我不去了。”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内心斗争。以后，除了准备死，他再没有考虑别的。受刑的前夕，他安然睡了一觉。早晨五点，克莱里按照他的吩咐把他唤醒。他作了最后的安排。他领过临终圣餐，把自己最后的几句话和准许留下的一切都委托给克莱里：一枚指环、一块图章、几根头发。鼓声已经响起， 从远处传来连续的炮声和混乱的人声。最后，桑泰尔来了。路易对他说：“你找我来啦，请等我一分钟。”于是，他把遗嘱交给一个市政官吏，让人递给他帽子，然后以镇定的口气说：“我们走吧！”

马车从丹普尔监狱到革命广场用了一小时。道路两旁共有四千多名士兵武装警戒，整个巴黎显得暗淡阴郁。参加这次令人悲痛的行刑的公民都默默无语，没有人表示赞同，也没有人表示遗憾。到达刑场后，路易下了车，以坚定的步伐走上断头台的台阶，他跪着领受了神甫的祝福，神甫向他说的、人们能听清楚的是这样一句话：“圣徒路易的儿子，升天吧！”虽然有些嫌恶，他还是让人们绑起双手，然后，他突然转向断头台的左边，说道：“我是无罪而死的，我宽恕我的仇人；你们，不幸的百姓们⋯⋯”就在这个时刻， 发出了击鼓的号令，鼓声压住了他的话声，三个行刑手架着他。十点十分， 他的生命结束了。

就这样，一个最善良又最软弱的国王，经过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上死去了。他的祖先给他遗留下一场革命。他比他的祖先中哪一个都更适合于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因为他在革命爆发前能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或者在革命爆发后作一个立宪君主。他没有任何野心， 因此他可能是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一切好国王所应有的畏上帝和爱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他的死，不是死于他本人有什么野心，而是

死于他左右的人有野心，而这是与他不相干的；而是死于群众有野心，而这不是由他引起的。一个国王的殁后名声，象他这样值得推崇的，实不多见。历史将会说，他若有更坚强的性格，他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王。

第七章

从 1793 年 1 月 21 日到 6 月 2 日

法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英国、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德意志］帝国各邦加入反法同盟。——迪穆里埃进占比利时后试图远征荷兰。——迪穆里埃企图使君主立宪制复辟。——我军遭到背后袭击。——山岳党和吉伦特党之间的斗争；3 月 10 日的叛乱。——旺代郡的暴动及其发展。——迪穆里埃的叛变。——吉伦特党被控与迪穆里埃同谋；反对吉伦特党的新阴谋。——成立十二人委员会打击阴谋者。——5 月 27

日和 31 日反对十二人委员会的暴动；十二人委员会被撤销。——6 月 2 日的反对二十二名吉伦特党首要人员的暴动；这批人的被捕。——吉伦特党的彻底垮台。

路易十六之死使各党派更加无法调和，同时增加了革命的外部敌人。共和派一方面要同欧洲作战，另一方面又要对付许多反对阶级和自身的党派中的人。领导群众运动的山岳党自认为早已下定决心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丹东以及把丹东看作自己的领袖的山岳党的计划是：对革命的敌人实行恐怖， 对人民则通过讲演来宣传当前的危机和发动暴动，以激起他们的狂热，使他们关心政府和共和国的存亡，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向群众灌输最强烈的热情；保持准备应付危机的警惕状态，以便利用群众的激昂情绪和力量。随着共和国的危机的日益加深，使群众的情绪高涨的是丹东，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建立群众专制的而不是建立合法的自由也是丹东。罗伯斯比尔和马拉比丹东走得更远些，他们要把丹东看做过渡的政府，来建成持久的政府。丹东不过是一个政治领袖，而他们两人则是真正的狂热派，前者野心较大，后者则更为狂妄。

吉伦特党的政策比山岳党的政策更合乎道义，他们希望不流血而挽救革命，但是山岳党通过 1 月 21 日事变取得对吉伦特党的绝对优势。首先是吉伦特党顾虑过多的重视人道和迟迟不决的追求公正，使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却反而对他们不利。他们由于对人民的过激行动表示极端不满而被谴责为人民的敌人；由于企图解救路易十六而被控诉为暴君的共谋者；由于一再提倡温和而被控诉为共和国的叛徒。从 1 月 21 日至 5 月 31 日和 6 月 2 日， 山岳党就是用这些罪名一直在国民公会上激昂慷慨地指责吉伦特党。吉伦特党长期获得中间派的支持，因为中间派和右派一道反对屠杀和捣乱，和左派一道拥护救国的措施。按理来说构成国民公会中心的这个集团，曾表现出某种勇气，并且平衡山岳党和公社的力量，只要他们中间有这些吉伦特党人—

—这些人有时很勇敢，始终很雄辩，他们把议会的坚定意志和大胆决议全都带到他们的监狱中，带到断头台上了。

但是，国民公会中各党派也曾一度有过协调。勒佩尔蒂埃·圣法尔若因为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被一个名叫帕立斯的旧禁卫军刺杀了。国民公会议员由于共同的危险而齐集在圣法尔若墓前宣誓不念旧恶，捐弃前嫌，但事隔不久便又故态复萌。在莫城，有人追诉 9 月大屠杀事件的几个凶手，有社会地位的共和派想要惩办他们。山岳党怕别人查究自己过去的行为，怕政敌们利用判罪的有利机会更公开地攻击自己，就使人撤回对这些人的控诉。这种不加处罚的做法使群众领袖们更加大胆；在那个时期在群众中有极大影响的马拉，竟挑动群众抢劫了他指控为囤积粮食的人。他在自己的报章上， 在雅各宾俱乐部里，都极力反对资产阶级的、商人的、政治家（这是他们对

于吉伦特党的称呼）的贵族政治，就是说，反对国民中间或国民公会里所有那些仍然不满无套裤党和山岳党统治的人。这些狂热派的狂热和无法制服的顽强中有些可怕的东西。从国民公会开始成立，他们就称吉伦特党为阴谋家， 因为吉伦特党取得了政权，因为吉伦特党运用了迂回的手段在各郡打击雅各宾派的大胆的、公开的活动。

他们经常在俱乐部里谴责吉伦特党。“在古罗马，有一个演说家每天说： 必须消灭迦太基。那么，现在也应该有一个雅各宾派的人每天走上这个讲坛， 来说这句话：必须消灭阴谋家。嗯！谁能反对我们？我们打击的是富有者的罪恶和煊赫一时的权势；但是真理、正义、贫穷、道德是在我们一边的。⋯⋯ 有了这些武器，雅各宾派不久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一到，他们就不存在了。” 马拉比罗伯斯比尔更大胆，因为罗伯斯比尔的仇恨和计谋还采取某些隐蔽方式，马拉却不然，他公开支持一切告发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许多山岳党人都指责马拉给他们提出的狂热的建议和他所采取的不适时的过激行动破坏了他们的事业。但是，雅各宾派的群众甚至完全支持马拉而反对罗伯斯比尔，因此，当罗伯斯比尔和马拉意见不一致时，罗伯斯比尔很少占上风。《人民之友报》在 2 月间一再宣传抢劫某些商人作为示范行动，后来就发生了抢劫， 马拉在国民公会被人揭发，国民公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决定控诉马拉。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普通法庭没有任何权力。采取这种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做法，是 2 月间的事。不久以后，又发生了一些更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导致吉伦特党的垮台。

到这时为止，法国的军事形势一直是令人安心的。迪穆里埃以占领比利时的辉煌胜利结束了阿尔贡纳战役。普军撤退以后，迪穆里埃来到巴黎，商议出兵奥国统治下的荷兰的问题。1792 年 10 月 20 日，他返回军中，28 日开始攻击。在战争开始时曾经以有限兵力，不适时、不成功地试行过的作战计划，现在在兵力较大的条件下又重新使用了。迪穆里埃指挥比利时方面的军队四万人，从瓦朗西安向蒙斯进发，右翼是阿登方面的军队，约一万六千人， 由瓦朗斯将军指挥，从吉维向那慕尔推进；左翼是北路军一万八千人，由拉布尔多内将军指挥，从里尔向土尔内推进。部署在蒙斯正面的奥军正在他们的战壕中严阵以待。迪穆里埃把他们彻底打败了；冉马普的胜利使法军可以长驱直入比利时，于是法军在欧洲重新取得了优势。11 月 6 日，迪穆里埃胜利了，7 日攻克蒙斯，14 日进入布鲁塞尔，28 日占领列日。瓦朗斯攻下了那慕尔；拉布尔多内占领了安特卫普，到 12 月中旬已经全面完成在荷兰方面的进军。法军控制了马斯河和埃斯考河以后，本可以把奥军迫向来因河下游， 可是只把它击退到鲁尔河对岸，就建立了冬季营地。

从这时起，迪穆里埃开始反对雅各宾派。9 月 15 日国民公会决定废除各被占领国的法律，在那里建立民主的组织。雅各宾派派出人员向比利时宣传革命，并且按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形式在那里建立一些俱乐部；但是，曾经热情欢迎我们的佛拉芒人①，由于雅各宾派对他们的横征暴敛，恣意需索和难以忍受的无政府行为，他们的热情冷下去了，所有对奥国统治进行过斗争、希望依靠法国保护获得自由的人都认为我国对他们的统治过于残酷，从而后悔当初不该招引和支持我们。迪穆里埃打算让佛拉芒人独立，同时也有自己

① 佛拉芒人（lesFlamands），比利时的两个民族之一（另一个为瓦龙人），是日耳曼人中的法兰克人的后裔，占比利时居民百分之五十五，讲佛拉芒语，与荷兰语相近。——译者

的野心，他为此来到巴黎，诉说对于被占领国所采取的那种拙劣行动。这时候，他改变了他过去那种暖昧态度。原来他是在两党中间尽可能明哲保身， 他不参加任何党派，希望通过他的朋友让索内来利用右派，通过丹东和拉克鲁瓦来利用山岳党，并且以自己所获得的胜利向两党施加压力。但是，他在第二次返回巴黎时，曾试图制止雅各宾派的活动而营救路易十六。由于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又回到军队开始第二次战役。他当时非常不满，决心用新的胜利来中止革命，改变革命政府。

这一次，法国所有边境都要遭受欧洲列强的攻击了。革命的军事胜利和1 月 21 日事变使那些还在犹豫或保持中立的国家都参加了反法同盟。

圣詹姆斯宫的政府获悉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就迫使法国公使肖夫兰离任，事实上，从 8 月 10 日和国王被废黜以后，圣詹姆斯宫的政府就已经不承认肖夫兰为外交使节了。国民公会鉴于英国已同反法同盟发生联系，它那些中立的诺言成了虚伪的空谈，于是在 1793 年 2 月 1 日，对英王和从 1780 年就完全依附于圣詹姆斯宫的政府的荷兰省督宣战。至此，一向外表保持和平姿态的英国乘此机会也作为敌国在战场上出现。早就准备决裂的皮特，这时候施展了他的全部手段，在短短六个月期间签订了七项同盟条约和六项援助条约①。因此，英国成了反法同盟的重心。英国的海军已准备出动，内阁得到了八千万镑特别拨款，皮特要乘我国革命的机会巩固大不列颠的优势，正如过去黎歇留和马扎然乘英国 1640 年的危机而扩大法国在欧洲的势力一样。圣詹姆斯宫的内阁主要是根据英国的利益行事，它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巩固本国贵族政权以及东西印度和海上的霸权。

于是，圣詹姆斯宫的内阁又进一步扩大反法同盟。西班牙的政府刚刚改组；著名的阿耳库迪亚公爵、“和平亲王”戈多伊，在英国和逃亡贵族的阴谋策动下作了西班牙政府的首脑。这个国家曾尽力为路易十六说项调解，它以保全国王性命为保持中立的交换条件，在没有达到目的以后就与共和国决裂了。德意志帝国全国参与战争：巴伐利亚和帕拉蒂纳的选侯也和帝国的参战各邦联合起来。那不勒斯追随罗马教廷宣战之后参战；当时只有威尼斯、瑞士、瑞典、丹麦和土耳其是中立国。俄国则还在忙于二次瓜分波兰。

于是，共和国四境都受到欧洲最有作战经验的军队的威胁。它不久就要在阿尔卑斯山区同四万五千奥国—撒丁军队作战；在比利牛斯山区同五万西班牙军作战；在来因河下游和比利时同增援了三万八千名英国—巴达维亚军队的七万奥国或德意志军队作战；在马斯河和摩泽尔河之间同三万三千四百奥军作战；在来因河中游和上游同十一万二千六百普、奥、德意志军队作战。为了对付如此众多的敌人，国民公会发布命令，征召军队三十万人。与这种抵抗外敌的措施相应，在国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当新军由巴黎出发以前， 来到国民公会的时候，山岳党要求建立一个特别法庭，以便在国内支持革命， 军队则开往边疆保卫革命。这个法庭由九人组成，审判时不必有陪审委员会

① 这些条约是：3 月 4 日签订的英国和汉诺威的协定；3 月 25 日在伦敦签订的俄英同盟条约；4 月 10 日， 与［德意志］黑森-卡塞耳伯爵签订的援助条约；4 月 25 日，与撒丁签订的援助条约；5 月 25 日，与西班牙签订的马德里同盟条约；7 月 12 日，在那不勒斯与两西西里［王国］签订的同盟条约；7 月 14 日，与普鲁士在美因兹城外营地签订的同盟条约；8 月 30 日，在伦敦与［德意志］帝国签订的同盟条约；9 月 21 日， 与*巴登侯爵签订的援助条约；9 月 26 日，在伦敦与葡萄牙签订的同盟条约；根据这些条约，主要是英国对奥地利和普鲁士供给大量的援助。

参加，判决后不准上诉。吉伦特党竭力反对这样专横、可怕的制度，但是没有收效；因为如果反对由法庭来惩办共和国的敌人，显然就是袒护共和国的敌人。他们所能作到的只是使特别法庭有了陪审员，把法庭中的激烈派调离， 并利用他们所保有的那些势力，尽力削弱特别法庭的作用。

反法联军的主力朝着从安特卫普和鲁尔蒙特直到于南格的辽阔的边境推进。科布尔亲王指挥奥军进攻鲁尔河及马斯河方面的法军，进入比利时；同时，普军从另一方面向居斯蒂纳进攻，包围美因兹；在占领美因兹以后，重复以前进行过的入侵。这两支军队在作战的中间阵地上有大量军队支援。迪穆里埃出于自己的野心勃勃的反动的企图，竟在这个只应考虑法国危机的时刻，无视国民公会的决定，不顾反法同盟的威胁，准备恢复 1791 年的王政。布耶为旧君主制度和拉法耶特为君主立宪制度在顺利得多的时候都未能办到的事，迪穆里埃却企图单人独马使一个已经被推翻的宪法和一个没有任何党派支持的王政实现复辟。

对于一个将军，甚至一个野心家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在两党中间保持中立，但迪穆里埃并不是这样，他为了压制这两个党派竟同它们决裂了。他的打算是：在法国境外建立一个党；利用反对省督制和英国势力的巴达维亚共和派的力量进入荷兰；使比利时摆脱雅各宾派的压迫；把荷兰和比利时合并成为一个独立国；在自己获得胜利者的全部荣誉以后，由自己掌握对他们的政治保护权。为了威胁这两个党派，他要争取军队，向首都进军，解散国民公会，封闭群众团体，恢复 1791 年的宪法，并给法国拥立一个国王。

在法国革命和反法联军两面猛烈夹攻的情况下，这个计划肯定是不能实现的，可是在被热情和冒险冲昏头脑的迪穆里埃看来却是轻而易举的。他本应防守从美因兹到鲁尔河之间受到威胁的战线，却率二万人向左方活动进入荷兰。他必须以急行军进入［荷兰的］联省的中央，从背后攻占那里的几处要塞，并和米兰达将军指挥的二万五千人在奈梅根会师，那时米兰达将军应已占领马斯特里赫特。有一支四万人的军队监视奥军并在米兰达的右翼掩护他。

迪穆里埃以强大兵力远征荷兰，他攻下了布雷达和格特里敦堡，准备渡过比斯博希湖，占领多尔德雷赫特。但是，正在这时候，右翼军队在马斯河下游遭到最可怕的背后袭击。奥军采取了攻势，越过鲁尔河，在亚琛击败了米亚辛斯基，迫使米兰达撤除了对马斯特里赫特的包围（他已经炮击该地）； 奥军渡过马斯河，在列日将退至提耳蒙和卢万之间的我军击败。迪穆里埃接到执政会议的命令要他赶快离开荷兰去指挥比利时方面的军队；他不得不服从，不得不放弃他一部分最狂妄然而也是最舍不得放弃的计划。

雅各宾派听到这些失利的消息以后，变得更加强硬了。他们认为，没有人背叛是不会失败的，特别是失败发生在上次战役获得辉煌的、出人意外的胜利之后，他们把这些军事失利都归咎于党派阴谋。他们谴责了吉伦特党、部长和将军们，他们怀疑是这些人串通一气，要把共和国交给敌人，他们力图把这些人去掉。这里，除了猜忌以外，还会有争权的因素，他们希望保卫受到威胁的国土，同样也希望独占统治权，他们首先从吉伦特党下手。由于他们还没有使人民习惯于罢免自己的代表，他们首先采取了一种阴谋手段， 除掉这些人。他们决定当代表们在国民公会开会的时候杀害他们。他们把实施这项阴谋的日期定在 3 月 10 日。当时国民公会由于国事危机处于长期举行会议的状态。他们在行动的前夕，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利埃俱乐部分别开

会决定：要关好栅门，敲起警钟，人群分成两队分头向国民公会和部长们那里进发。他们按照预定时间出动；但是，发生了几种情况，使阴谋者不能得逞。吉伦特党知道了这个消息，夜间没有去开会；各区也表示反对这种阴谋。陆军部长贝农维尔带领一营布勒斯特的结盟军去阻拦他们；这些都是没有预料到的障碍，加上不断下雨，阴谋者只好解散。第二天，韦尼奥揭发了策划这一场大屠杀的暴动委员会，要求执政会议彻查 3 月 10 日的阴谋计划，审查俱乐部的名册，逮捕暴动委员会的成员。他大声疾呼：“我们从犯罪到赦免， 又从赦免到犯罪，一再反复。有很多公民甚至分辨不清什么是捣乱的暴动， 什么是争取自由的伟大起义，人们甚至认为匪徒的挑衅是示威，抢劫是维护公安的措施。而且这种怪诞的自由学说已经发展起来，这种学说等于说：你们自由了，但是你们的思想必须和我们一样，否则我们就要人民来惩罚你们； 你们自由了，但是你们必须在我们崇拜的偶像前低头，不然，我们就要人民来惩罚你们；你们自由了，但是你们必须和我们共同迫害那些我们所害怕的诚实和博学的人，不然，我们就要人民来惩罚你们！公民们，恐怕革命要象萨图恩①一样把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吞食掉，最后导致专制暴政，和随之而来的种种灾难。”韦尼奥的这些预言曾在国民公会产生过某些影响，可是他提出的措施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雅各宾派由于对敌方第一次交锋失利，一度停止活动；不久，旺代的暴乱又使他们壮大胆子。旺代之战是革命中不可免的事件。这个地方背靠海洋和卢瓦尔河，公路很少，交通闭塞，只有零星的村落小寨，仍然保持旧封建状态。新思想还没有输入当地，因为那里的中产阶级不多，有的地方没有城镇，有的地方城镇很少。农民阶级的思想还是神甫们灌输的那一套，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利益和贵族阶级的利益分开。这些纯朴、强悍、迷信宗教而又忠于旧秩序的人，对于作为信仰的结果和出于与他们的地位无关的需要的革命，是毫无理解的。贵族和神甫们在这个地方有权有势，他们根本没有逃亡， 那地方确实是拥护旧制度的党派的栖身之所，既有旧制度的教义，也有旧制度的社会。法国各地与旺代的社会组织和信仰的差异如此悬殊，迟早将不免一战；而在僧侣和革命两种敌对力量的激荡之下，君权和民权这两种狂热主张也必然要各举战旗在新旧社会制度之间一决胜负。

在旺代，曾一再发生局部骚乱。1792 年鲁阿里侯爵策划大规模暴动，由于他本人被捕而未实现。但是，一切暴动的条件都已具备，这时正要执行征集三十万军队的命令。这次征集，就成了暴动的信号。被征者首先在圣弗洛朗袭击了宪兵，有几个首领在各地分别领导，其中有赶马车的卡特利诺，海军军官夏雷特，猎场看守人斯托夫莱。他们用英国供应的武器和金钱，在很短期间就使暴动蔓延旺代全境。有九百个市镇响应警钟的声音发动了叛乱， 贵族领袖邦尚、莱斯居尔、拉罗什雅克兰、德尔贝、塔耳蒙等人结成一伙。被派往平乱的部队和国民自卫军都被打败了。马尔塞将军在圣樊尚败于斯托夫莱；果维利埃将军在波普雷奥败于德尔贝和邦尚；基迪诺将军在奥比埃败于拉罗什雅各兰；利果尼埃将军在肖列受挫。

旺代军占领了夏蒂荣、布列絮尔、维埃。他们要在取得进一步进展以前， 建立编制，于是成立了三个兵团，各有一万至一万二千人，根据旺代地区的

① 萨图恩（Saturne）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农神，传说他杀死父亲并篡其王位；为了避免日后自己的王位也被篡夺，因此把自己的儿子全都在刚刚生下来时就吞食掉。——译者

情形分成三个军区，第一军区由邦尚指挥，据守卢瓦尔河两岸，称为“安茹军”；第二军区由德尔贝指挥，据守中部，称为“大军”；第三军区由夏雷特指挥，称为“沼泽军”，据守下旺代。又设立了决定作战方针的会议，选出卡特利诺为统帅。暴动者们的这样的编制和地区分配，是为了便于遣回家乡，便于召集参军。

国民公会听到这种可怕的暴动消息以后，对僧侣和逃亡贵族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国民公会决定，凡聚众作乱的僧侣和贵族，一律不受法律保护；并把曾经隶属于特权阶级的军队全部解除武装。原来的逃亡贵族永远流放国外，不准返国，擅返者处死刑；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住户的门牌须写明所有居住者的姓名，延期成立的革命法庭，这时开始执行镇压的任务了。

与此同时，国民公会不断接到新的军事失败的消息。迪穆里埃回到比利时的军队中以后，集中兵力抵抗奥地利将军科布尔亲王。但他的军队士气不振，饷弹缺乏，他向国民公会写了一封信，威胁曾经谴责过他的雅各宾派。他利用小恩小惠在军队中恢复了他一部分旧日的威信之后，就在内文德采取了冒险的作战行动；但遭到失败。法军撤出了比利时，迪穆里埃处在奥军和雅各宾派内外夹攻之中，奥军攻击他，雅各宾派谴责他，于是他采取了背叛的罪恶手段来实现他的蓄谋已久的计划。他和麦克上校数次会谈，他和奥军商定，让奥军留在边境，他自己率军向巴黎进发，准备恢复君主政体，并且让给奥军一些重要阵地，作为保证。迪穆里埃可能是想把年轻的夏尔特公爵送上君主立宪政体的王位，因为夏尔特在这场战争中一直是赫赫有名的；但是科布尔亲王想得更远些：如果反革命势力能够作到这一点，他要拥立路易十六的儿子为法国的国王，恢复旧日的君主政体。反革命和革命同样不会自行停止的，既然已经开始，就必须进行到底。雅各宾派很快就知道了迪穆里埃的用心；迪穆里埃并没有小心翼翼地去掩藏自己的企图，这也许因为他有意要试探自己的军队，也许因为他想威吓他的敌人，也许是出于他的轻率的性格。雅各宾俱乐部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派遣一个由雅各宾派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他那里进行调查，这三人是：普罗利、佩雷拉和迪比松。迪穆里埃亲自接见了他们。他们从迪穆里埃口中听到出乎意料的自供，迪穆里埃说： “国民公会是一个由七百三十五个暴虐者组成的议会。只要我手中有一根铁尺，我绝不容许它为所欲为，用它最近成立的革命法庭来杀人。”他继续说： “至于共和制，那是一句空话，我已经考虑了三天，从冉马普胜利之后，我感到后悔，何苦为这不名誉的事业取得这些成就！要想拯救祖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恢复 1791 年宪法，重新立一个国王。”迪比松对他说：“你是这样想吗，将军？提起国王，或者只是提起路易的名字，法国人就万分厌恶。⋯⋯”迪穆里埃说：“这个国王名叫路易、叫雅克或叫菲利普，又有什么关系？”迪比松问：“你的办法是什么？”迪穆里埃答道：“我的军队⋯⋯ 是的，我的军队；我的军队会这样做的，在我的军营里，或者在一个要塞里， 我的军队都会说，他们要求有一个国王。”迪比松又说：“不过，你的计划可对丹普尔监狱的犯人们的命运不利呀！”“即使波旁王朝的最后子嗣被杀掉，甚至科布伦次的那些人也被杀掉，法国仍然会有一个国王，如果巴黎在它已经做出的可耻的屠杀以外再进行这种屠杀，我就立刻向巴黎进军。”迪穆里埃在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自己的真正意图之后，就着手实行他那个行不通的计划。实际上他的处境很困难，他的部下非常爱戴他，但他们也同样效忠于祖国。要让给奥军一些重要阵地，但这不是他能作主的；他部下的将军们

很可能由于对共和国的忠诚和由于个人野心对他作出过去他对拉法耶特所作过的事情。他的第一次尝试并不顺利。他在圣阿芒扎营以后，企图占领里尔、孔代、瓦朗西安；但是他在这次行动中失败了。这种失利使他开始犹豫，不敢主动采取攻势。

在国民公会方面却不是这样；国民公会的行动迅速、果敢、坚决而又特别准确，因而取得了胜利。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要作什么，并把自己要作的事作得既快又好，就不难稳操胜券；而这正是迪穆里埃所缺少的，也就是使他本身胆怯和部众动摇的原因。国民公会发觉他的阴谋之后，立即命令他到大会来，他没有服从命令，也没有举起反叛的旗帜。国民公会又立即派了四名议员——卡睦、基内特、拉马克、邦卡尔和陆军部长贝农维尔去召唤他到国民公会来，如果他抗命，就在他的军队中把他逮捕起来。迪穆里埃率领他的参谋部人员接见了派来的专员，后者把大会的命令交给了他，他看过后还给他们，并且说，部队的情况不容许他离开。他自动提出辞职，并答应一俟局势安定，就回去请罪并说明自己的意图和行动。专员们援引古罗马时代的将军们的榜样，劝他服从命令。他回答道：“我们引用一些东西，经常是引用错了。如果用古罗马的将军们的事例来做宽宥我们罪行的借口，那是曲解历史。罗马人并没有杀掉塔克文；罗马人的共和国很有秩序，而且有良好的法律；他们既没有雅各宾俱乐部，也没有革命法庭。我们现在是一个无政府的时代；这些老虎要我的脑袋，我不愿给他们。”于是卡睦向他说：“公民将军，你肯不肯服从国民公会的命令到巴黎去？”他回答道：“在这个时候不行。”卡睦说：“好，我现在宣布撤销你的职务，你现在不是将军了，我命令把你带走。”迪穆里埃说：“这太过分了！”于是他命令德意志籍轻骑兵把专员们逮捕起来，交给奥军作人质。

迪穆里埃作出这一叛乱行动后，就不再犹豫了。他又在孔代作了一次新的尝试，但结果并不比第一次更好；他企图拉他的军队参加叛变，军队却抛弃了他。士兵们久已是要共和而不要他们的将军；军队中拥护革命的热情正在高涨，爱国的力量日见兴起。迪穆里埃公然反抗国民公会，同拉法耶特反抗立法议会、布耶反抗制宪议会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这个时代，一位［谋叛］将军，纵令他兼过有布耶的坚决和拉法耶特的爱国精神与声望，再加上迪穆里埃的战功和智谋，也终将同他们一样身败名裂。革命运动势不可挡， 当然要比各党派、将军和反法同盟的力量更加强大。迪穆里埃同夏尔特公爵、图弗诺上校一起，连同贝尔希尼的两个骑兵队投奔了奥国军营。他的军队的其余部分投到法马尔军营，编入当皮埃尔指挥的军队。

国民公会在得到专员被捕的消息以后，立即宣布长期复会，宣布迪穆里埃为卖国贼，并下令通缉他，获其首级者有赏，同时决定成立救国委员会， 将奥尔良公爵和所有波旁王族的人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吉伦特党人虽然也和山岳党人一样猛烈抨击迪穆里埃，却仍被指控为迪穆里埃叛变的共谋分子，这对他们是一次新的极为苦恼的事情。吉伦特党的仇敌的势力日益壮大，而且恰恰是在国难严重时期他们的仇敌才更为可怕。到这时为止，在两党斗争中，吉伦特党的仇敌在各方面都占了上风。雅各宾派的人制止了对 9 月大屠杀的谴责；保有公社的霸权；在取得审判路易十六的胜利之后，又把他处死；由于他们施展了各种计策，2 月的抢劫活动和 3 月 10 日的谋杀活动一直没有受到惩罚。尽管有吉伦特党的反对，雅各宾派仍然争得通过成立革命法庭的法令；他们利用人们对罗兰的不满，把它逐出内阁，最近又战胜了

迪穆里埃。现在，他们只剩下夺取吉伦特党的最后一个阵地——国民公会了。他们是在 4 月 10 日开始这项活动的，到 6 月 2 日结束。

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上指名控诉布里索、加代、韦尼奥、佩蒂翁、让索内；马拉则在民众团体中谴责这些人。马拉以雅各宾派主席的资格向各郡发出一项宣言，要求各郡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反对卖国贼和那些主张以人民判决或有期监禁来拯救暴君的不忠诚的议员。国民公会中的右派和平原派感到有联合的必要。马拉被送到革命法庭。这个消息使各俱乐部、群众和公社大为不满。作为报复，市长帕什以三十五个区和市议会的名义要求驱逐吉伦特党的首要分子。年轻的布瓦耶-丰弗雷德要求同吉伦特党伙伴们一起被驱逐，右派和平原派都站起来大声说：“全都赶走！一个不留！”这种请愿虽然是带有诬蔑性，却是对国民公会的第一次的外来的攻击，并且在群众中作了消灭吉伦特党的思想准备。

对马拉进行控诉，远没有吓倒雅各宾派，他们陪同马拉一起到了革命法庭。马拉被宣判无罪，并且象凯旋似的被送到国民公会来。从这时候起，会议厅里的各个甬道上便挤满大胆的无套裤党，雅各宾俱乐部的常客也冲上大会的旁听席。俱乐部的成员和罗伯斯比尔派的编织妇①们经常打断右派的发言者，并扰乱会议的讨论。同时，人们在会外利用一切机会搞垮吉伦特党。无套裤党那个区的指挥昂里奥在那里鼓动正准备向旺代开发的军队。这时，加代认为不应再停留在控诉和演说上了，他登上讲坛向大家说：“公民们！当忠贞之士为国难而忧伤的时候，阴谋家却在进行颠覆国家的活动。象恺撒那样，他们说：让他们去空喊吧，我们要行动。那么，你们也行动起来吧。灾难在于没有惩罚 3 月 10 日的叛乱分子；灾难在于无政府的混乱；灾难在于有巴黎的当权者，这些人贪图的是金钱和权势。公民们，我们还来得及拯救共和国，拯救你们那受到破坏的荣誉。我提议废除巴黎的权力机关，在二十四小时内由各区区长接替巴黎市府，在最短期内召集国民公会的候补代表在布尔日开会，并委派专人把这项命令送达各郡。”加代的这项动议使山岳党一时不知所措。如果加代提出的措施立即获得通过，革命政府的统治和谋叛者的计划就将被粉碎，但同时，各党派的骚乱可能更加严重，内战可能扩大， 国民公会也可能被布尔日议会解散，所有的行动中心可能被摧毁，革命的力量可能不足以应付内乱和欧洲的进攻，国民公会的温和派所担忧的正是这些。温和派害怕，如果不制止公社的行动，要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对人民过分压制，反革命的势力会抬头，因此他们企图在国民公会的两个极端中间维持均势。温和派组成了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这一派是由巴雷尔领导的，巴雷尔和所有心地正直、性情温和的人一样，只要他不因恐惧而变成残酷行为和暴政的工具，他是赞成缓和手段的。他反对加代所提出的断然措施， 他提议成立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审查市政机关的行动，调查谋害国民代表的阴谋策划者，并负责保证国民代表的人身安全。这个折衷的提案被通过了；但是，这项措施使公社继续存在，而公社必将战胜国民公会。

十二人委员会的调查使公社的成员发生恐慌。该委员会发觉一个预定在5 月 22 日起事的新阴谋；委员会逮捕了几个阴谋分子，其中包括公社的副检察官，《杜歇老爹》的作者埃贝尔，甚至是从市议会里被逮捕的。公社起初

① 编织妇，指当时在国民公会旁听的平民妇女，她们边听边编结。——译者

感到愕然，随后就准备反击。从这时候起，已经不再是搞阴谋而是公开暴动了。市议会在山岳党的鼓动下把首都的活动分子都聚集到自己的周围，并且散布谣言，说十二人委员会要清洗国民公会，要用反革命法庭代替宣判马拉无罪的革命法庭。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各市区政府都处于经常开会状态。5 月 26 日，骚动爆发，到 27 日，骚动的势头更大，公社可以开始进攻了。公社人员来到国民公会要求释放埃贝尔和撤销十二人特别委员会。各区代表团随后涌入国民公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会议厅被一大群人包围起来。老城区代表团甚至要求把十二人委员会的委员都送到革命法庭。大会主席伊斯纳尔严肃地对他们说：“请大家听我说。自从 3 月 10 日以来，不断发生了暴动事件，市政官员都没有通知议会，万一再发生这样的暴动，以至危害国民代表机关，那么，我以全法国的名义向你们宣布，巴黎就可能被毁灭，全法国都要惩罚这种侵犯行动，不久人们就会不知道巴黎曾经在塞纳河的哪一边岸上存在过了。”他这一席话成了一场大骚乱的信号。丹东大声喊道：“我也要正告你，只要有人对我们进行无耻的压迫，我们就要反抗。” 接着他转身向右派的人说：“在山岳党和企图拯救暴君的懦夫之间，再也没有妥协的余地了。”

这时，会议厅发生了最大的混乱，旁听席上发出反对右派的吼声，山岳党大声威胁着，很多代表团从会外不断涌入，国民公会被庞大的人群包围了。走廊下和会议厅的甬道上，有一些由拉费指挥的马伊区和布特-德-木兰区的义勇军站着，来保护国民公会。吉伦特党用尽一切力量来抵抗各代表团和山岳党。他们在会内受到威胁，在会外受到群众的包围，他们想利用这种侵犯行动激起国民公会的愤怒。但是，他们这一着被内政部长加拉打乱了。加拉是被邀来报告巴黎情况的，他说国民公会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加拉是一向被认为不偏不倚的，他的调和的天性使他总是采取一些模棱两可的行动，因此他的意见更使山岳党壮大了胆。伊斯纳尔不得不离开议长职位，由埃罗·德·塞舍尔接替他，这是山岳党获胜的信号。新议长接受了伊斯纳尔所不愿接受的请愿者的要求，他说：“理智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是一致的。你们向我们要求释放一位市政官，要求判明是非曲直，人民的代表会给你们公平处理的。” 时间已经很晚，右派已感到失望，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离开了会场；请愿者从栏杆外冲到代表席上，和山岳党人混在一起，他们在喊声和混乱之中，共同通过了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和释放囚犯的命令。这项命令是在深夜十二时半， 在旁听席和人民的掌声中决定的。

吉伦特党既然不是真正最有力量的党派，它本应不挑起这次争论才是明智的。就这一个晚上的动向来看，假使没有其他原因延长会议的时间，结果只是撤销十二人委员会而不会有别的。但是，两个党派之间的憎恨已经达到非常强烈甚至势不两立的程度，就必然相争到底，一决胜负，在双方日益愤激的情况下，必须有一方由胜转败，而另一方由败转胜，直到强者最后战胜弱者为止。第二天，右派议员们又来到国民公会的战场上，他们宣布撤回头天晚上通过的命令，他们认为这项命令是在骚乱和压力之下非法通过的。十二人委员会又恢复了。于是，丹东向他们说：“昨天你们做了一件伟大的公正的事；但是，我预先告诉你们：如果这个委员会仍保持它所行使过的暴政权力，如果人民的市政官不能复职，如果善良的公民们仍有遭受非法逮捕之虞，那么，我们经过用审慎和明智来对待我们的敌人之后，就要用勇敢精神和革命力量来对待他们了。”丹东很怕激起战斗，他既害怕山岳党胜利，也

害怕吉伦特党胜利，因此，他想预先警告 5 月 31 日事变的到来，同时又不把后果说得那么严重；但是，在战斗中，他必须和本党的人站在一边，而在胜利以后保持缄默。

十二人委员会被撤销后，骚乱本已略转平静，但恢复这个委员会的消息一传出，骚乱又变得咄咄逼人了。在各区和群众团体的讲坛上，到处响起了怒骂声、告急声、号召起义声。埃贝尔出狱以后又回到公社。人们给他头上戴了一环花冠，他却把花冠放到布鲁图①像的头上，随后他就跑到雅各宾俱乐部去，要向十二人委员会复仇。于是，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肖梅特、帕什等人共同商议组织一次新的行动。这次暴动完全是按 8 月 10 日的方式组织的；5 月 29 日用来进行了精神准备，30 日，选区委员会委员、各俱乐部代表、各区代表齐集主教府开会，宣布起义，撤销市议会，然后让它重新宣誓复职。授予昂里奥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头衔；无套裤党人只要在军队中服役一天，就可得四十个苏。他们作出这些决定以后，就在 5 月 31 日清晨敲起警钟，发出紧急集合号令，集合起义队伍，向不久以前已改在杜伊勒里宫举行会议的国民公会进发。

国民公会正在会议期间，听到钟声，立即复会。内政部长、郡行政官和巴黎市长都先后被召到国民公会。加拉报告巴黎的骚乱情况，他表示不必担心会发生危险。吕利埃则以郡政务厅的名义断言那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暴动。市长帕什是最后到的，他以一种虚伪的态度报告了起义者的活动，他说他已尽最大努力来维持秩序；他肯定保卫国民公会的力量已经加了一倍，并且已经下令禁止鸣放警炮。但是，就在他说话的当时，人们听到了远处的炮声。会场慌乱达于极点。康邦请求代表们团结一致，要求旁听席上不要喧哗， 他说：“在这个非常时刻，挫败那些坏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国民公会得到尊重。”杜里奥说：“我建议马上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塔利安说：“我看应当用法律的剑打击那些就在国民公会内部的阴谋分子。”吉伦特党方面则要求把胆大妄为的昂里奥召来，因为他没有国民公会的命令就擅自鸣放警炮。韦尼奥说：“一旦发生战斗，不管是胜是败，共和国是一定要灭亡的。我们全体代表都应该表示，誓死不离开自己的岗位。”大会全体起立，表示赞成这项提议。丹东冲到讲坛上大声说：“请你们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吧！炮声已经响了。如果你们是懂得政治的立法者，就决不应该谴责巴黎的暴动，只要你们纠正你们的错误，撤销你们的委员会，就能使巴黎的暴动有利于共和国。”他说完后，听到了一些表示不满意的声音，又接着说：“我的话是向那些稍有政治头脑的人说的，并不是向那些只有个人欲望的蠢人说的。我要告诉他们：你们要考虑一下你们的伟大目标；你们的伟大目标是从敌人手中， 从贵族手中拯救人民，使人民不致那样气愤。如果真有某些危险人物，不管属于哪个党派，在你们作出公正的处置以后仍然要继续采取那种无益的行动，巴黎自己就会把他们消灭掉，我根据政治上的理由坚决要求无条件地撤销那个委员会。”十二人委员会从一方面受到猛烈的攻击，而从另一方面得到的支持却软弱无力。原来发起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巴雷尔和救国委员会也建议撤销它，以便恢复和平，避免使国民公会完全听凭群众摆布。山岳党中较缓和的人本想在通过这项措施以后就适可而止，可是这时候各代表团赶来

① 布鲁图（Brutus，约公元前 85—42 年），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将领。先是恺撒的亲信，后又勾结元老派反对恺撒，是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刺死恺撒的主谋者。——译者

了。郡政务厅和市政官员以及各区的代表在国民公会受到接待，他们不仅要求撤销十二人委员会，而且还要求惩办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所有吉伦特党的首领。

于是，杜伊勒里宫被起义者包围了。起义者的代表来到国民公会以后， 使希望消灭吉伦特党的、极端的山岳党人更为壮胆。这部分人的领袖和发言人罗伯斯比尔发言：“公民们，我们不能让这一天在无用的叫喊和毫无意义的行动中白白过去；这可能是爱国精神打击暴政的最后一天了。忠诚的人民代表们要团结一致，共同为人民造福！”他要促使国民公会采取请愿者所指出的行动，而不采取救国委员会所建议的办法。正当他滔滔不绝地对他的敌人展开攻击的时候，韦尼奥向他喊道：“快结束吧！”“好，我这就结束， 我控诉你们，控诉你们这些在 8 月 10 日革命以后企图把进行这次革命的人送上断头台的人！你们这些不断阴谋毁灭巴黎的人！你们这些企图拯救暴君的人！你们这些与迪穆里埃同谋的人！你们这些疯狂迫害迪穆里埃所要杀害的爱国志士的人！我控诉你们，因为你们罪恶的报复行为引起了同样的愤怒呼声，可是你们又想把这种愤怒呼声变成受你们害的人的罪状！好了，我的结论就是要通过决议控诉所有迪穆里埃的共谋分子，控诉请愿者所指控的那些人！”尽管作了一番激烈的谴责，罗伯斯比尔的党并没有获得胜利。起义是针对着十二人委员会的；而救国委员会是提议撤销十二人委员会的，因此救国委员会就较之公社占了上风。国民公会通过了巴雷尔提出的法案，其中决定：撤销十二人委员会，规定全国处于经常动员状态①。并且为了满足请愿者的要求，责成救国委员会调查请愿者所揭发的阴谋。包围国民公会的群众听到这些决定以后鼓掌欢迎，随即自动散去。

但是，谋叛者不肯就此罢休。5 月 30 日，他们已经走得比 29 日远一些；

6 月 2 日，又比 5 月 31 日进了一步。暴动从他们所谓的精神上的暴动一变而为以人为对象的暴动。也就是说，现在已经不是针对着一个政权而是针对着代表们。发动暴动已经没有丹东和山岳党的份，而是落到罗伯斯比尔、马拉和公社手里了。31 日晚，雅各宾派的一个代表就指出：“事情只作了一半， 必须把它进行到底，不应使人民的热情消沉下去。”昂里奥在俱乐部里提出由他掌握武装力量。暴动委员会就这样在国民公会近边公开成立起来了。6 月 1 日一整天的时间完全用来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公社给各区发出通知：“公民们，你们要站稳脚跟；这是危难中的祖国向你们发出的最高命令。”晚间，6 月 2 日起义的主要发动者马拉来到市政厅，他亲自走上钟楼敲起警钟；他要求市议会的成员不取得控告卖国贼和政治家的决定决不罢体。国民公会中有一些代表正在开会，谋叛者来要求发布控告被撤职的代表的命令， 不过，他们还没有从国民公会中取得这种胜利的足够的力量。

准备工作进行了一整夜；敲起警钟发出紧急集合信号以后，群众就集合起来。星期日早晨八时左右，昂里奥来到市议会以起义人民的名义向他的同谋者们宣布：不取得逮捕代表中的阴谋分子的命令，决不放下武器。然后他站到聚集在市政厅广场上的广大群众面前讲话，接着就下令出发。当起义者到达卡鲁塞尔广场时，已将近十时，昂里奥把最可靠的队伍布置在宫苑周围， 八万人很快就包围了国民公会，其中极大多数的人都不知要做什么，与其说

① 此处原文为 enréquisition permanente ，可译为颁发常备征集令，规定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男子应随时应征服军役。——译者

他们是来攻击代表，倒不如说他们是准备保卫代表。

被指名要撤职的代表大都没有到会。只有几个敢坚持到底的人前来经受这最后一场暴风雨。会议刚刚开始，勇敢的朗热内就登上讲台，他说：“我要求讲一讲关于在巴黎到处发出紧急集合信号的问题。”他的话立刻被喊声打断：“叫他下来，叫他下来！他要打内战！他要搞反革命！他污蔑巴黎！ 他侮辱人民！”朗热内不管山岳党和旁听席上的喊声、骂声和威胁，仍然继续指责公社和乱党们的图谋；危险越大，他的胆量也越大。他说：“你们说我污蔑巴黎！巴黎是纯洁的，巴黎是善良的，巴黎正在受那些要杀人和要实行暴虐统治的人的压迫。”这几句话引起了最大的骚动，几个山岳党代表冲向讲坛，要把朗热内拉下来，但朗热内站着不动，反而以更大的勇气高声说： “我要求撤销巴黎的所有革命权力机关；我要求宣布这些机关三天来所作的规定一律无效；我要求宣布凡是企图违法擅立新机关的人一概不受法律保护，任何公民都可以逮捕他们。”他刚讲完，起义的请愿者就出来要求逮捕他和他的同伴。请愿者最后说：“公民们，人民已经不愿再看着切身的幸福被延误，这种幸福暂时还归你们享有；你们就应该拯救人民，要不然，我们要告诉你们，人民要自己救自己了！”

右派要求转入下一项议程，讨论起义者的请愿。会议转入下一议程，请愿者立即加以威胁，离开了会场，高喊拿起武器，会场外面顿时人声鼎沸。一个山岳党人叫道：“你们要拯救人民，你们要拯救你们的同僚，那就要暂时把他们逮捕起来。”右派和一部分左派回答说：“不，不。”拉雷韦耶尔

－勒波喊道：“我们要与他们同生共死。”负责提出一个报告的救国委员会担心危险越来越严重，就象对 5 月 31 日事件一样，提议采取表面上表示妥协的措施，以满足起义者的要求，同时也不完全牺牲被撤职的代表。巴雷尔说： “委员会希望各被告代表表现出自己的爱国精神和宽容态度，委员会要求他们暂时停止行使自己的职权，委员会认为这是防止共和国分裂以及恢复和平的唯一途径。”他们中间有些人赞成这项措施。伊斯纳尔表示要主动停止； 兰特纳斯、迪索和福什都相继作同样表示；朗热内不愿照办，他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我已显示了一定的勇气，你们不要指望我停止行使职权或辞职。”他突然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古人在准备祭祀的时候，总是用鲜花和丝带装饰牺牲，然后把它带到祭坛，由司教把它杀死，但从来不辱骂它。” 巴巴卢和朗热内同样坚决，他说：“我誓死不离开自己的岗位，我要坚守我的誓言。”山岳党中的谋叛者们本身也反对救国委员会的提案。马拉主张： 要作牺牲必须是纯洁的；俾约-瓦伦则要求审判吉伦特党人，而不是停止他们的职权。

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山岳党代表拉克鲁瓦匆匆走进会场，冲到讲坛上宣布：他方才在大门被人谩骂，有人不许他出去，国民公会已经失去自由。很多山岳党人对于昂里奥和他的军队表示愤慨。丹东说：“必须恢复受到损辱的国民代表的尊严。”巴雷尔提议由国民公会去接见群众，他说：“代表们，恢复你们的自由，停止讨论，先去使包围你们的那些刺刀放下吧！”于是，国民公会代表全体起立，由大会的守卫作前导，议长打着遇难求援的旗帜领头，来到正对卡鲁塞尔广场的一个出口处，发现昂里奥持刀立马在那里。议长埃罗·德·塞舍尔向他说：“人民有什么要求？国民公会是只关心人民的幸福的。”昂里奥回答说：“人民不是来听空话的，埃罗，他们要求交出二十四名罪犯。”议长周围的人们大声喊道：“把他们全都交出来！”于是，

昂里奥转身向自己的部下喊道：“炮手们，准备开炮！”立刻有两门大炮对准了国民公会的全体人员，他们退了回去，走过花园，发现很多通道也都被封锁了。到处都有手执武器的士兵；马拉在队伍中到处奔忙，鼓动起义者们， 他说：“你们不要示弱，不把人交给你们，就决不离开岗位。”国民公会代表又回到会议厅，因自己无能而感到颓丧，确信自己所作的努力已属徒劳无功，自己已经完全受制于人了。逮捕被指定撤职代表的问题不再争论了。大会中的真正统治者马拉以无上的权威决定大会成员的命运。他说：“迪索是个尽说废话的老头儿，当不了一个党派的领袖；兰特纳斯是个无知之徒，不值一提；迪科只会发表一些谬论，也不能作反革命的头目；我要求把这些人免了，由瓦拉泽来代替他们。”于是，从名单上抹掉迪索、兰特纳斯、迪科， 添上瓦拉泽，在出席代表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决定了这个名单。

被指名撤职的著名人物如下：被宣布拘留的吉伦特党人有让索内、加代、布里索、戈尔萨、佩蒂翁、韦尼奥、萨尔、巴巴卢、尚邦、比佐、比罗朵、李敦、拉博·拉苏斯、朗热内、格朗热纳夫、勒阿底、勒萨日、卢韦、瓦拉泽；外交部长勒布伦、财政部长克拉维埃和十二人委员会的成员：克尔维勒冈、加迪安、拉博·圣艾蒂安、布瓦洛、贝特朗、维热、莫勒沃、亨利·拉里维埃、哥麦尔和贝戈安。国民公会把他们都拘禁在各自的私宅里，由人民监视。从这时起，不准国民公会中的人自由出入的禁令就撤销了，群众也散去了；但是也从这时起，国民公会再也没有自由了。

那个以人才出众和胸襟广阔见称的吉伦特党就这样垮台了。这个党曾以厌恶流血、痛恨罪行、屏弃无政府的混乱、热爱秩序、正义和自由而为新生的共和国增添荣誉；这个党处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不适当位置上； 它反对前者的革命，拒绝后者的政府。这个党由于不能自由发挥本身的作用， 只能在一场英勇斗争之后，确定地失败，光荣地死亡。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确切地预见它的灭亡，它从一个岗位被赶到另一个岗位：由于山岳党的侵入，他们从雅各宾俱乐部被赶出来；由于佩蒂翁的离去，他们又从公社被赶出来；由于罗兰及其同僚的退职，他们又从内阁被赶出来；由于迪穆里埃的叛变，他们又从军队被赶出来。最后，他们只剩下国民公会了，他们就在那里据守，在那里斗争，又在那里失败。他们的敌人对他们时而使用阴谋手段， 时而使用暴力行动。为了镇压阴谋活动，成立了十二人委员会，似乎对吉伦特党暂时有利，实际上只是更有力地刺激了敌对方面。敌人发动了民众，首先撤销十二人委员会，从而剥夺了吉伦特党的权力，接着罢免他们的领袖， 从而夺去了他们的政治上的生存。

这一不幸事变的后果是任何人也预料不到的。丹东派认为党派之争可能结束，结果却爆发了内战。救国委员会的缓和派以为国民公会可能恢复它的全部权势，结果却是它受到压制。公社以为 5 月 31 日的起义可能使它获得统治权，结果这种统治权却落到罗伯斯比尔以及几个热中于自己前途和极端民主的人手中。最后，除了失势的党派和尔后的敌对党派之外，还应该加上一个党派。正如过去在 8 月 10 日事变以后人们以共和反对立宪派一样，在 5

月 31 日以后，人们用恐怖政策来反对共和派中的缓和派。

第八章

从 1793 年 6 月 2 日到 1794 年 4 月

各郡反对 5 月 31 日事变的暴动；边境继续失利；旺代叛军的进展。——山岳党颁布 1793 年宪法，旋又停止实施，借以维护并加强革命政权。——全国皆兵；惩治嫌疑犯条例。

——山岳党人在国内和边境的胜利。——王后及二十二名吉伦特党人等之死。——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权力和成员；共和历。——5 月 31 日胜利者陷于分裂。——公社中忿激派或埃贝尔派下令消灭天主教势力并宣布信仰理性；与救国委员会之间的斗争及其失败。——山岳党中温和派或丹东派企图摧毁革命专政，建立法治政权；它的垮台。—

—救国委员会是唯一的胜利者。

应当看到，吉伦特党并不甘心失败，5 月 31 日是各郡反对山岳党和公社的暴动的导火线。这是吉伦特党仅有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尝试；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们在这个决定性步骤中和在国民公会中一样，也由于意见分歧而归于失败。即使吉伦特党团结一致，也难于获胜；即使获胜，也未必能拯救革命。他们怎么能用公正的法律手段来做山岳党用暴力手段所做的事？他们没有狂热，怎么能战胜外敌？不用恐怖手段，怎么能压服各党派？ 没有最高限价法，怎么能满足群众的供应？不进行征用，怎能使军粮充裕？ 如果 5 月 31 日事变以相反方向进行，我们或许当时就可以看到，革命活动被削弱，反法联军的进攻加强，党派之争复活，牧月①事变不能压服群众，葡月事变不能阻止保王党；就可以看到联军的入侵，以及按照当时外国惯用的政策，法国被分割。共和国当时还不够强大，还不能抵抗那样多的进攻，象在热月反动以后那样。

总之，吉伦特党本应团结起来或者共同奋战，而事实恰好相反，6 月 2 日以后，该党的所有温和派都在囚禁中；其他的人则四散逃亡。属于前者有韦尼奥、让索内、迪科、丰弗雷德等人，属于后者有佩蒂翁、巴巴卢、加代、卢韦、比佐和朗热内等人。这些人逃到厄尔郡的埃夫勒，在这里比佐有很高的声望；以后他们又从埃夫勒转到卡尔瓦多郡的冈城。他们把这个地方变成暴乱中心。布列塔尼也立即参加。暴动者假借在冈城召开的郡议会的名义， 建立了一支军队，任命温普芬将军为统帅，逮捕了国民公会的专员、山岳党人罗默和马恩郡的普里厄，并且作好向巴黎进军的一切准备。勇敢美丽的少女夏洛特·科黛，就是从这里出发去惩罚 5 月 31 日和 6 月 2 日事变的元凶马拉的，她认为献身于共和国就能拯救共和国。但是暴政并不系于一个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乱形势。夏洛特·科黛在实行了她的壮怀激烈而于事无补的计划之后，就带着纯朴的英勇气概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泰然死去

②。但是，被刺身死的马拉，却比他生前更为群众所爱戴。有人在公共场所呼

① 牧月是共和历的第九月，葡月是第一月，热月是第十一月，共和历的制定详见本章后面。牧月事变见下第十章，葡月事变见下第十一章。——译者

② 下面是这位英勇的少女在革命法庭答辩的几句话：问：“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答：“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问：“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答：“从 5 月 31 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问：“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答：“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 她接着大声地说：“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

唤他的名字，所有民众团体都安放有马拉的半身像，国民公会也不得不给予他以进入先贤祠的荣誉。

同时，里昂发生了暴动，马赛和波尔多也出现了武装叛乱，并有六十多个郡响应了暴动。不久，这种进攻引起了各党派的普遍的暴乱，保王党占据了吉伦特党当初开始行动的一些据点。保王党特别想领导里昂的暴动，把里昂变成南方的行动中心。这个城市是非常留恋旧秩序的，那里的丝绸厂、金银刺绣厂、奢侈品贸易，都使它依附于上层阶级。因此，它很早就反对那打乱旧关系、贬低贵族和僧侣的地位、破坏工厂的社会变革。1790 年制宪议会时期，当逃亡的亲王聚集在里昂附近的都灵宫廷时，这个城市就曾试图发动暴乱。不过，由神甫和贵族领导的这些尝试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暴乱的思想依然存在。里昂同其他地方一样，在 8 月 10 日以后就准备发动群众革命， 建立群众自己的政府。当时领导里昂的雅各宾派、无套裤党和市政机关的， 是马拉的狂热的追随者夏利埃。在 9 月大屠杀和 1 月 21 日事变以后，他的胆量更大了。不过，当时在共和派的低级阶层和保王党的中等阶级之间尚未发生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前者在市政府拥有自己的权力，后者在各区占优势。到 5 月末，他们之间的争论渐趋激烈，终于发生了战斗，各区取得了胜利。市政府被包围，被攻破。夏利埃在逃，旋又被捕，不久即被处死。还不敢摆脱国民公会节制的各区义勇队在国民公会面前为自己辩解，说是雅各宾派和市政官迫使他们作战的。国民公会意识到，果敢才能自保，畏怯就会失败，因此对这种辩解根本置之不理。正在这时候，爆发了 6 月事件，并且传来了卡尔瓦多斯郡暴动的消息，里昂人受到鼓舞就不再犹豫地举起反叛的旗帜。他们在全城设防，构筑工事，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收留了逃亡分子，把军队交给保王党普雷西和维里欧侯爵指挥，并与撒丁国王共同策划军事行动。

里昂位于法国中心，当时整个西部也在动荡，因此，以南方的武装叛乱为后盾的里昂暴动，对国民公会来说就更为可虑。在马赛，5 月 31 日的消息激怒了拥护吉伦特党的人们：雷柏基急忙赶到马赛。各区已经联合起来，宣布革命法庭的成员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募集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准备进攻巴黎。这些都是保王党的行动。同其他地方一样，马赛的保王党也正在伺机恢复活动，他们首先以共和派的面貌出现，最后就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行动起来。他们控制了各区，形势不再向有利于吉伦特党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有利于反革命的方向发展。叛乱一旦爆发，主张最激烈、目标最明确的党派就占了同伙的各党派的上风。雷柏基目睹这次暴动的新的变卦，感到绝望，就在马赛港跳海自杀了。暴乱者走上了通往里昂的道路；土伦，尼姆、蒙托邦和南方的主要城市很快地采取了同样行动。自从皮塞侯爵率领少数军队混入吉伦特党以后，卡尔瓦多斯郡的暴动也有了保王的性质。当时，波尔多、南特、布勒斯特、洛里昂各城，都同情 6 月 2 日被处死的人，而且有几个城市公开表示拥护这些人；但这对那些被处死的人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些城市都控制在雅各宾派手里，或者忙于对西部的保王党作战。

在各郡普遍暴动中，保王党扩展了他们的军事行动。旺代军初步获胜后， 占领了布雷絮尔、阿让通、土阿尔。他们在完全控制本境以后，企图占据边境关隘，打开通向革命的法国以及同英国取得联系的道路。6 月 6 日，由四万人组成的旺代军在卡特利诺、莱斯居尔、斯托夫莱、拉罗什雅克兰的指挥下向索谬尔进发，猛力攻下该城，并准备攻占南特，以期更加稳固地保有旺

代郡，控制卢瓦尔河。卡特利诺率旺代军在索谬尔留驻部队后，继续进占翁热，渡过卢瓦尔河，佯作进攻图尔和勒芒，突然转趋南特，然后从右岸配合夏雷特从左岸同时向南特进攻。

似乎一切都在联合起来向国民公会进攻，对它施加压力。国民公会的军队在诺尔郡和比利牛斯山地区节节失利，同时，中部受着里昂军威胁，南部有马赛军压迫，西部则有吉伦特党和旺代军分别进逼，还有两万皮埃蒙特军侵入了法国。在阿尔贡纳和比利时战役胜利后，主要由于迪穆里埃与雅各宾派摩擦，军队与政府不和，已经出现了武力反抗，而自这位总司令叛变以后， 情况就更为严重。军事行动再也不是一个整体，军队中不复有高昂的士气， 内讧不休的国民公会和失意的将军们之间也毫无和衷共济可言了。迪穆里埃的残部归并法马尔军营，由当皮埃尔指挥；但是他们在战败后又被迫退到布陕城下。当皮埃尔阵亡。从敦刻尔克到吉维这一段边境受到优势军队的威胁。虽然迅速将居斯蒂纳由摩泽尔河调到北路军来，也未能挽回颓势。法国的门户瓦郎西安已经失陷；孔代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军队连续败阵，甚至退到巴黎前面最后一个退守阵地阿腊斯，即斯卡尔普河南岸。另外，美因兹方面由于敌人和饥饿的双重压迫，又由于摩泽尔河方面军已被压缩得不能行动，无法前来增援，终于无力坚持而投降了。最后，英国政府看到饥馑可以使巴黎和各郡陷于绝境，就在 5 月 31 日和 6 月 2 日事变之后宣布封锁法国所有港口， 没收驶往法国运送粮食的中立国船只。这种前所未有的、旨在饿死全法国人民的新手段，使法国在三个月以后制定了最高限价法。共和国的情况确已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种情况确实使国民公会措手不及。国民公会已濒于解体，它刚刚结束了斗争，胜利者一方还没有时间来建立一个政府。在 6 月 2 日以后，各郡和边境还没有这样危急以前，山岳党曾召集各地的特派代表，着手制定人们期望已久的、山岳党本身也寄予莫大希望的宪法。吉伦特党曾预期在 1 月 21 日以前颁布宪法，以法治代替革命政体，以便拯救路易十六；为了预先防止他们本身被放逐，吉伦特党人还曾经在 5 月 31 日以前再度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山岳党人通过两次政变使国民公会无法讨论这个问题，一次是审判路易十六，另一次是排斥吉伦特党。现在，山岳党已经成了统治者，就急于通过颁布宪法把共和派拉过来。如同孔多塞过去是吉伦特党的立法者一样；罗埃·德·塞舍尔是山岳党的立法者。几天之内，新宪法便由国民公会通过， 并且提交初级议会同意。按照当时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想法，不难想象这是怎样一部宪法。制宪议会的人被看作是贵族，他们制定的法律被看作是侵犯人民权利的，因为那种法律规定了行使政治权利要有条件；因为它不尊重绝对平等；因为它规定议员和法官由选举人提名选举，而选举人由人民提名选举； 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限制了国民主权，把一部分积极公民排斥在重要官职之外，又把无产者排斥在积极公民之外。最后，因为它不仅没有规定人民是唯一的权利基础，反而把人民行使权利的一切行为和财产结合在一起。1793 年宪法则确立了纯粹的群众政权：它不仅承认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源泉，而且也把一切权力交给人民行使。这部宪法规定，最高主权不受任何限制，各级官员可以随时撤换调动，人人参加直接选举；它规定初级议会不必召集，而是定期举行；由初级议会选任国民代表，并监督代表们的行动；它规定国民议会每年改选一次，适切言之，国民议会不过是初级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由于这部宪法规定由群众执政，把政权机构完全分散，以致在任何时代也不能付

诸实施，在全面作战时期更不能实施。山岳党所需要的不是极端的民主，而是最严格的独裁。宪法刚刚制定，便予以搁置，统治者保持并加强了革命政府，直到和平恢复。

在讨论宪法期间，以及在宪法提交初级议会以后，山岳党都知道威胁他们的一切危险所在。他们要在国内镇压三、四个党派，消除几种不同性质的内战，挽回军事的失败；又要击退整个反法联军，但这些勇敢的人没有因处境危急而惊惶失措。全国四万四千个公社的代表前来迎接宪法。他们在国民公会前被接见了。他们表示同意宪法，然后就要求逮捕一切嫌疑分子，实行全国皆兵。丹东大声说：“好吧，我们答应他们的要求吧！初级议会的代表们向我们提议实施恐怖政策！国民公会现在应该深切了解自己的尊严，因为它现在有了全国的力量，我要求国民公会颁布法令，授权给初级议会的代表向全国征集武器、粮食、军需品，号召人民踊跃捐输，发动公民的力量，征集四十万人的军队。我们应当用大炮来向敌人表达我们的宪法！现在是我们作最后的庄严誓言的时刻：我们每个人誓死消灭一切暴君！”于是，在场所有代表和公民即刻都宣了誓。几天以后，巴雷尔就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更全面的措施。救国委员会是由革命派组成的，这时已经成为各项活动的中心和国民公会的政权机构。巴雷尔说：“自由已经变成所有公民的债权人， 有的人应为它贡献聪明才智，有的人应向它归还财产；一些人应该向它提出建议，另一些人应该替它出力，每个公民都应为它流血。总之，法国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应响应祖国的号召，保卫自由。一切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一切政治手段或经济手段，都要为自由服务；一切金属，一切元素，都应用来供应自由事业之所需。希望每个公民都在即将来临的全国性行动和军事行动中，坚守自己的岗位。年轻人要去效命疆场，男子汉要去制造武器，运送军需弹药，筹备军粮；妇女要缝制军服、帐篷，到收容所去看护伤员；儿童要用旧布改制绷带；老人要重新担负起前人担负过的使命，到广场上去，鼓舞年轻战士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痛恨和对共和国的一致拥护。公共房屋要改为军营，公共场地要变作工厂，地窖里的土要用来制造炸药；所有乘骑供骑兵使用，輓马用于拖运大炮；所有猎枪、装饰陈设枪、刀剑、长矛要供对内使用。共和国好比一个被包围的大城市，整个法国应当是一个巨大的军营。”巴雷尔提出的建议立即被宣布实施。凡年满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法国人都武装起来；以征集的新兵补充军队，用征来的粮糈供应军用。共和国一时遂拥有十四个军，兵额一百二十万。对于共和派来说，法国变成一座军营和一个工场，对于反对派来说，却是一座监狱。在进攻公开的敌人的同时，也要防备暗藏的敌人，于是颁布了可怕的惩治嫌疑犯条例。逮捕了图谋不轨的外侨，羁押了君主立宪派和温和共和派，在和平实现以前，对他们加以管制。在当时这还只是一个预防措施。5 月 31 日以后，资产阶级、商人、中产者， 完全象 8 月 10 日以后的贵族和僧侣阶级一样，成了罪犯的渊薮。为了适应对内的需要，建立一支有六千士兵和一千炮手的革命军队。贫苦公民参加各区的集会，每人每天领取四十个苏。为了确保革命运动参加者的思想纯正，发给爱国公民证。各级官员由俱乐部进行监督，每个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从各方面对付国外敌人和国内叛乱分子。

卡尔瓦多斯的叛乱分子被轻而易举地压制了。在韦尔农初度交锋，叛军立即溃散。温普芬企图纠集残部，卷土重来，但未能得逞。从前极力维护吉伦特党的温和阶层表现得软弱无力，并无斗志。在其他郡赞同宪法以后，这

个阶层便乘此机会承认错误，它原以为举行反叛是反对少数乱党的。悔过仪式在叛乱中心的冈城举行。山岳党的专员们并没有以执行死刑来玷污这首次胜利。另一方面，卡尔托将军率领若干部队进攻南部的叛军，曾两次将他们击败，并尾追到马赛，乘势进占马赛。如果不是失败后逃到土伦的保王党向英人乞援，并且把法国的这个重镇交给英国人，普罗旺斯也会和卡尔瓦多斯一样被制服的。［英国的］胡德海军上将以路易十七的名义进入土伦，他宣布路易十七为法国国王，解除了法国舰队的武装，并从海道运来八千名西班牙军队，占领附近各要塞，迫使向土伦进军的卡尔托退回马赛。

尽管有这种挫折，国民公会的军队仍然孤立了叛乱的势力。他们根据山岳党专员的命令，进攻了叛乱的各重要城市：罗贝尔-兰代进入了冈城，塔利安进入了波尔多，巴拉斯和弗雷隆进入了马赛。现在，只有土伦和里昂两城尚待攻克，南部、西部和中部的联合和进犯，均已不足为患，国内只有处于守势的敌人了。里昂已被阿尔卑斯方面军的将领克勒曼包围。有三个军团四面围住了这个城市。阿尔卑斯的老兵、革命的营队、新入伍的军队，每天来向围城部队增援。里昂叛军拚命抵抗，起初，他们指望南部叛军的援助，但是这部叛军已被卡尔托击退。里昂叛军把最后希望寄托在皮埃蒙特军方面， 国为这部分敌军曾试图为里昂叛军举行牵制攻击，但已为克勒曼所击败。里昂叛军受到压力，失去了前沿阵地。城内绝粮，士无斗志。保王党首领们知道继续顽抗已无济于事，就弃城出走。共和军进入里昂，在那里等待国民公会的命令。几个月后，有精兵固守和坚强防御工事的土伦，也终于落入共和军的掌握。意大利方面的军队得到击败里昂叛军的部队的增援，向土伦猛攻， 经过反复的攻击以及英勇机智的行动，终于进占了土伦。土伦的攻克使以攻占里昂开始的战役宣告结束。

国民公会处处告捷。旺代叛军在进攻南特的战斗中败北，兵员损失重大， 他们的统领卡特利诺战死。这次进攻是旺代叛乱得势和外侵行动的终结。保王党再次渡过卢瓦尔河，放弃了索谬尔，退回原来的营地。但他们的力量仍是很可怕的，追击他们的共和军到了旺代境内又被叛军打败。接替贝律耶将军的比隆将军，以少量兵力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作战。由于比隆过于稳重，进攻方法不当，又改由坎克洛和罗西尼奥尔担任指挥，可是情况也没有好转。这时候有两个将领，两支军队，两个作战中心，一在南特，一在索谬尔，处于两种不同影响之下。坎克洛将军和罗西尼奥尔将军意见不一致，山岳党温和派的专员菲利波和救国委员会的专员布尔勃特也不能合作；结果， 这次进攻和以往一样，由于步调不齐，行动不统一而又告失败。救国委员会旋即以勒舍尔一人为统帅，准备在旺代郡展开大规模作战，以弥补此次损失。这项新的措施获得美因兹防军的支持——这支防军有一万七千名久经战斗的精兵，由于曾经投敌，不能再用来抵抗联军，被调回国内使用——因而改变了局势。保王党军队连遭四次挫败：两次在夏蒂荣，两次在肖列。莱斯居尔、邦尚、埃尔贝都受了重伤；叛军在上旺代被彻底击败以后，害怕退到下旺代有全部消灭的危险，决定以四万人的兵力离开本地。这次外逃是他们的一次致命的失败，他们经过布列塔尼，以为那个地方也掀起叛乱。他们在格朗维尔被击退，随后又在勒芒被打得落花流水，在萨维内被彻底击溃，败退到旺代郡的残兵败将只有千人左右。保王党的这些无可挽回的失败——努瓦木提埃岛的失陷，当地将领夏雷特的部队的溃散，以及拉罗什雅克兰之死，使共和军控制了旺代全境。救国委员会认为，敌人虽被击败，但并未屈服，为了

防止他们死灰复燃，就采取扫荡歼灭的极端手段。旺代郡叛军仅有的十六个设防阵地，被杜罗将军全部包围，名为“凶狠纵队”的十二个别动队，踏遍全境各地，搜索森林，纵火焚烧，驱散所有聚集一处的人，并且实行劫掠破坏，在这个不幸的地区造成了恐怖。

外国军队也在他们入侵的边境被我军击退。敌军在攻下瓦朗西安、孔代并包围莫伯日和勒盖斯努瓦之后，就在约克公爵指挥下向卡塞尔、昂德斯科特和伏尔内方向进攻。救国委员会对居斯蒂纳极为不满，认为他和吉伦特党同属可疑分子，以乌夏尔将军替换了他。这样，一直占上风的敌军才在昂德斯科特被击败，并被迫退却。救国委员会以果敢的措施开始军事反攻。就连乌夏尔也被撤了职。儒尔当接任北路军的指挥，获得在瓦迪尼击败科布尔亲王的重大胜利，解除了莫伯日之围，并且在这段边境再度采取攻势。在其他各边境地段，我军也采取了攻势。于是揭开了 1793 和 1794 年的不朽的战役。儒尔当在北路军所做的，奥什和皮什格鲁在摩泽尔方面军照样做了，克勒曼在阿尔卑斯方面军也是一样。敌人到处败退，到处受制。于是，在 5 月 31

日以后出现了以前在 8 月 10 日后出现过的情况：各将领和国民公会领袖之间恢复了久已不存在的协调。革命的推动力又由松弛而重新加强。很长一个期间又是节节胜利。和各党派间的情况一样，军队中也发生过危机，这些危机， 按照同一个规律，不是导致失败就是导致胜利。

战争开始时，即 1792 年，各将领是立宪派，而大臣们则是吉伦特党；以罗尚博、拉法耶特、吕克内为一方，迪穆里埃、塞尔旺、克拉维埃尔、罗兰为另一方，双方意见很不一致。加之军队中士气也不振，终至战败。8 月 10 日以后，吉伦特党的将领迪穆里埃、居斯蒂纳、克勒曼、迪龙替换了立宪派的将军，军队和政府之间的见解、信念和行动统一了。8 月 10 日事变使争取胜利成为迫切需要，从而提高了人们的勇气，结果产生了阿尔贡纳之战的计划，出现了瓦尔米和冉马普的胜利以及向比利时方面的进军。山岳党与吉伦特党之争，迪穆里埃与雅各宾派之争，又引起了军队和政府之间的不和，挫折了军队的斗志，以致遭到许多意外的不利。正同过去有拉法耶特的辞职一样，这时发生了迪穆里埃的叛变。在 5 月 31 日吉伦特党被推翻之后，在救国委员会掌握政权，以儒尔当、奥什、皮什格鲁、莫罗替换了迪穆里埃、居斯蒂纳、乌夏尔、迪龙之后，在救国委员会采取有力的措施，恢复了革命热情之后，人们在 1794 年看到阿尔贡纳战役和比利时战役的重演，卡尔诺的军事谋略即使不胜于迪穆里埃，也足以与他媲美。

战争期间，救国委员会实行了最残酷的大举杀戮。军队只是在战场上杀人，各革命党派却不是这样，他们唯恐在胜利以后再发生战斗，就乘骚乱时机，采取严酷的手段来防止新的反抗企图。他们把保存自己看成是他们的权利，凡是攻击他们的人，在战斗时，就是敌人，战败以后，就是谋叛分子， 因此他们通过战争来消灭敌人，又利用法律来铲除异己。所有这些，都是决定救国委员会的政策即是报复、恐怖和自保政策的因素。下面就是他们对待叛乱城市的准则，巴雷尔说：“里昂这个名称不应该存在了，你们要称它为自由城，应在这个可耻的城市的废墟上树一个碑，载明自由的敌人的罪行和对他们的惩罚。下面这句话可以说明一切：‘里昂曾向自由进攻，里昂已不存在。’”救国委员会为了实施这种骇人听闻的惩罚，派遣科洛·德布瓦、富歇和库东到这个不幸的城市去，他们枪杀居民，毁坏建筑物。土伦的叛乱者也在巴拉斯和弗雷隆这两个特派代表手下遭到类似的命运。在冈城、马赛、

波尔多，杀人不那样普遍，也不那样残酷，因为那些地方没有勾结外国，叛乱的严重程度略有不同。

在中央，独裁政府打击了所有曾经反对它的党派的首脑。政府的屠杀是有计划而又极端残忍的。它为了对付欧洲而判处马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死刑； 为了打击吉伦特党而判处该派二十二人死刑；为了打击立宪派而判处巴伊死刑；最后，为了打击山岳党中某些被认为企图抬高奥尔良公爵的地位的人而判处奥尔良公爵死刑。首先被血腥的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是路易十六的寡妻。紧接着是 6 月 2 日的大批的罪犯。王后是 10 月 16 日被处死的，吉伦特

党的代表们是 10 月 31 日被处死的，他们是：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丰弗雷德、迪科、瓦拉泽、拉苏斯、西耶里、加迪安、卡腊、迪佩雷、迪普拉、福什、博韦、迪夏特尔、孟维埃勒、拉卡兹、布瓦洛、勒阿底、安迪布尔、维热，共二十一人①。对这些人的被捕提出抗议的七十三名同党也被捕入狱； 但没有受同样的酷刑。法庭辩论时，这些著名的被告都有一种勇敢沉着的气概。韦尼奥用他那雄辩的口才讲话，但是没有收到效果。瓦拉泽在听到判决时，用短剑自刎了，拉苏斯则向审判官说：“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时死去，你们将在人民恢复理智时死去。”被判罪的人在就刑时，都表现出那个时代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结合自身的境况，高声歌唱马赛曲：

起来，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日子来到了： 暴政的血腥的屠刀

已经向我们举起。⋯⋯

吉伦特党的其他领袖也几乎全都遭到悲惨的命运。萨尔、加代、巴巴卢隐藏在波尔多附近的圣太米利翁山洞中，被发现后，死在平民的断头台上。佩蒂翁和比佐流浪了一段时间后自杀了；人们在一块农田里发现他们的尸体，已被狼咬了一半。拉博-圣艾蒂安被一个老友出卖；罗兰夫人也被处死， 她表现了一个古罗马女人的英勇气概。她的丈夫听到她被处死，离开了避难处所，在大路上自杀。孔多塞在 6 月 2 日后不久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他在逃脱刽子手而被人发觉后，为了免受酷刑而服毒自杀。只有卢韦、克尔维勒冈、朗热内、亨利·拉·里维埃、勒萨日、拉雷韦耶尔-勒波，是在避难中平安地躲过了这个血腥的恐怖时期。

革命政府业已组成，国民公会于 10 月 10 日宣布革命政府成立。在 5 月

31 日以前，无论内阁、公社、国民公会，任何机构都不存在［真正的］政权。在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势下，在人们迫切要求统一和迅速行动的时刻，政权自然是要集中的。国民公会既然是权力最集中和最广泛的机构，独裁政权应该就设在国民公会之内，由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来执行，而且是由其中的少数人来执行。4 月 6 日国民公会设立救国委员会，顾名思义，是以非常的和紧急的手段来保卫革命的，它是一个现成的政府机构。救国委员会是在山岳党和吉伦特党互相对立时期出现的；在 5 月 31 日前，它是由大会的中立派代表组成，在第一次改组后则由极端派山岳党组成。巴雷尔虽然留任，但罗伯斯比尔被选为委员会委员，罗伯斯比尔这一派利用圣茹斯特、库东、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等人，在委员会中占据优势。罗伯斯比尔将其中仅有的几个丹东

① 吉伦特党另一个成员戈尔萨已于 10 月 7 日被处死。——译者

派人物如埃罗·德·塞舍尔，罗贝尔·兰代等免职，并把巴雷尔拉了过去。罗伯斯比尔通过掌管舆论和警察部门而掌握了统治权。和他合作的人分担了各项职务。圣茹斯特负责监督和检举各党派的活动；库东负责提出过激的但在形式上缓和的提案；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负责各郡的事务，卡尔诺负责军事；康邦负责财政；科多尔郡的普里厄、马恩郡的普里厄和其他几个人负责内务和行政工作；而巴雷尔则担任委员会的日常发言人和随时上台的宣传者。委员会下设治安委员会，协助执行革命的政务工作和次要的措施，也是按大委员会的精神组成，并且和大委员会一样，有成员十二人，每三个月改选一次，可以长期担任。

全部革命力量就是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圣茹斯特提出，在和平恢复以前， 实行［古罗马的］十头政治，他并不讳言建立这种独裁政权的动机和目的。他曾经说过：“你们对待那些与新秩序为敌的人，不应再有丝毫姑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使自由获得胜利。在共和国现状下，不能认为宪法已经制定了； 宪法可能会成为破坏自由的叛乱分子的保障，因为它缺乏镇压叛乱的必要暴力。现在的政府也同样太优柔寡断了。你们离开所有的破坏活动太远了。应当让法律的威力迅速地普及四方，你们的权威应当到处有所体现！” 于是， 这个可怕的强力政权就此建立起来，它首先吞噬了山岳党的敌人、继而吞噬了山岳党和公社，最后又吞噬了它自身。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的名义下支配一切，国民公会成了它的工具。高级军官、部长、代表政府的专员、审判官和陪审官由救国委员会任免；压制各党派的是救国委员会；提出各种措施的也是救国委员会。它通过自己所派的专员控制军队和将领，以无上权威对各郡发号施令，利用惩治嫌疑犯条例任意处分所有的人，利用革命法庭任意处决人命；利用征用和最高限价法来支配一切财产；利用不敢反抗的国民公会作出控诉国民公会成员的决定。最后，这个独裁政权还有群众的支持，群众在俱乐部里进行议论，各革命委员会由他们掌管，每天付给他们工资，凭最高限价法供应他们的生活需要。群众则要维持这种恶劣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助长他们的欲望，夸大他们的作用，给他们以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好象可以为他们做到一切。

那些革新者，由于战争和他们的法律的限制，已经与所有国家及各种政体格格不入，而他们还要将这个距离加以扩大。他们为了进行一场前所未闻的革命，规定了一种新的纪元，他们改变了年份的划分，改变了日和月的名称；用共和历代替基督教历，用旬代替星期；规定休息日不在星期日，而在每旬的第十天。新纪元始自共和国奠定之日，即 1792 年 9 月 22 日。一年分

十二个月，每月各三十日，从 9 月 22 日起，依以下顺序排列：葡月、雾月、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风月为冬季；芽月、花月、牧月为春季；获月、热月、果月为夏季。每月三旬，每旬十日，每日按它在旬中的位置分别定名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来复日。另外有五日在一年之末，属于全年，称为“无套裤日”，第一日至第五日分别定为“才艺节”、“劳动节”、“行动节”、“报偿节”、“舆论节”。1793 年宪法产生了共和历，共和历取消了天主教的信仰。后面还要谈到公社和救国委员会各自提出的倡仰：公社提出“信仰理性”，救国委员会提出“信仰最高主宰”。这里首先叙述一下 5 月 31 日事变的发动者内部的新的斗争。

这次反对吉伦特党的革命是公社和山岳党共同进行的，而唯一受惠者则是救国委员会。在 6 月到 11 月的五个月间，救国委员会既掌握一切防御手段，

当然就成了共和国的第一权力机构。在战斗将近结束时，公社企图控制救国委员会，山岳党也力图摆脱救国委员会。市政自治派的活动是革命的极限。它的目的与救国委员会相反，它主张建立最大限度的地方民主政治，而不是国民公会的专政，它不主张信仰宗教，而主张最粗率的无神论。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就是这一派的旗帜和赖以建立统治的手段。革命所开创的时代总是受到各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激荡，革命就是这些思想体系的反映。例如，在法国的危机时期，教皇至上的天主教派以反对派僧侣为代表；扬森教派①以立宪派僧侣为代表；哲学上的自然神论以救国委员会所创立的最高主宰的信仰为代表；霍尔巴赫②的社会唯物主义以公社提出的理性和自然的信仰为代表。在政治主张方面也一样，从旧制度的王权到市政自治派的无限制的民主，莫不如此。市政自治派失去了马拉这个主要支柱和真正领袖， 而救国委员会则保存了自己的支柱和领袖——罗伯斯比尔。公社的领袖在下层阶级享有极高声望，肖梅特和他的副手埃贝尔是他们的政治领袖；革命军司令隆森是他们的军事将领；无神论者阿纳卡西斯·克洛斯是他们的宣传家。他们在各区依靠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革命委员会里有很多身分不明的外籍人员，有人认为他们是英国派来制造混乱和过激行动以倾覆共和国的间谍。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成员都是拥护市政自治派的。丹东时代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旧有人员曾经在 8 月 10 日事变中起过重大作用，并且组织了那个时期的公社，这些人都已进入政府和国民公会；但是，他们在俱乐部中已由那些被蔑称为“第三批入会的爱国者”的人所代替了。

埃贝尔这一派在《杜歇老爹报》上经常散布淫秽的下流卑鄙的言论，嘲弄被党派处死的受害者，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获得惊人的发展。他们强迫巴黎主教和副主教们在国民公会背弃天主教，又强迫国民公会下令“信仰理性以代替天主教”。教堂被封闭，或改为理性教堂，各城市举行庆祝活动，因而出现了不信神的种种丑恶场面。救国委员会为这个极端革命派的势力发展感到震惊，准备制止并消灭它。不久以后（共和二年霜月 15 日，即 1793 年

12 月 5 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讲坛上攻击了这一派。他说：“身为人民代表的公民们，联军各国国王派遣军队使用阴谋来反对我们的共和国，我们要以更加英勇善战的军队来对付他们的军队，以提高警惕和实行正义制裁的恐怖来对付他们的阴谋。法国的敌人的间谍一向是越受到爱国主义的打击，就越用心加紧他们的秘密联系，他们一向是善于利用自由的武器来破坏自由；现在，他们正在处心积虑地利用共和主张来破坏共和国，利用哲学来重新挑动内战。”罗伯斯比尔把公社中的极端革命派同共和国的外部敌人相提并论。他对国民公会说：“你们应当制止那些无法无天的、与外敌阴谋正相吻合的狂乱行为。我要求你们禁止特殊权力机关（公社）不如考虑就轻易地为我们的敌人效劳，任何武装力量不得干预属于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 于是，曾经按照公社的要求赞成放弃宗教信仰的国民公会，现在又根据罗伯斯比尔的要求决定宣布“禁止一切违反信仰自由的粗暴行为和措施”。

救国委员会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战胜公社；但是，它同时还要抵抗山岳党中的温和派，因为温和派主张取消革命政府和各委员会的独裁政治。革

① 扬森教派（le jansénisme ）是基督教的一派，创始人为扬森（Cornelus Jan- sen，1585—1638）。——译者

②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Holbach paul Henry，1723—1789），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著有《自然体系》等书。——译者

命政府是为进行镇压而建立的，独裁是为取得胜利而实行的，既然丹东和他那一派认为镇压和取得胜利已经不是当务之急，他们便力图恢复法制，恢复国民公会的独立自主；他们要打击公社派，停止革命法庭的行动，释放全部嫌疑犯，削弱各委员会的权力或解散各委员会。这个实行宽大、人道和法治的方案，是由丹东、菲利波、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韦斯特曼将军和丹东的同党拟订的。他们主张：首先，共和国要稳住战场；而在胜利以后，则要实行安抚。

这一派变成了温和派只后，就失去了权力；他们放弃了政府，或者可以说，被罗伯斯比尔派从政府中排挤掉了。而且，从 5 月 31 日以后，在狂热的爱国派看来，丹东的行为是暧昧的。他在这次事变中没有怎么出力，以后他又不同意对二十二人的判决。于是，人们开始指责他行为不检，存心贪鄙， 反复无常，迁就妥协。他为了躲避这场风暴而退隐故乡奥布河岸的阿尔西， 在那里安闲度日，似乎把一切都置之脑后了。当丹东不在时，埃贝尔派有很大发展，丹东的同党急忙邀他回来。他是在霜月（12 月）初回来的。这时菲利波指责旺代战役指挥不当；在这个战役中功绩卓著但已在不久前被救国委员会撤职的韦斯特曼将军支持菲利波的意见，还有卡米尔·德穆兰，则在他的头几期《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言论。这位杰出的狂热的年轻人，从 7

月 14 日到 5 月 31 日，参加了历次的革命运动，赞成革命的一切过激和暴力行为。尽管他的主张非常激烈，他说的话十分尖刻，他的心地却是宽厚的。他赞成革命制度，是因为他认为不革命就不能建立共和国。他参加搞垮吉伦特党的活动，是因为他担心共和国会分裂。他为共和国竭尽心力，无微不至， 甚至牺牲了公正和人道；他把一切贡献给他的党，认为这样就是把一切贡献给共和国；但是现在他既不能表示赞成，又不能默然而息。他以前用来为革命服务的那种文才，现在用来打击那些玷污和破坏革命的人，已嫌为时稍晚。他在《老科德利埃党报》上慷慨激昂地谈论自由，尖刻辛辣地臧否人物。但是，由于他建议政府恢复温和、宽厚和公正，很快就激起了狂热分子和独裁者对他的反感。

他假托嘲讽古代的暴君，给当前的暴政作了耸人听闻的描绘。他引用塔西佗①的著作中的一些例子写道：“在那个时代，谈话都成了国事犯，这样一来，简单的注视、忧戚、同情、叹息、乃至沉默，差一点都变成罪行。以后， 克雷木西乌斯·科杜斯由于称布鲁图和卡西乌②为最后的罗马人，便是犯了叛国罪或反革命罪；卡西乌的后代在家里有一张曾祖父的肖像，成了反革命罪， 马麦尔库斯·斯考路斯在悲剧中用了意义双关的诗句，成了反革命罪；多尔瓜图斯·西拉努斯化了一笔开支也成了反革命罪；庞波尼乌斯由于塞尚的一个朋友到他的乡居中投宿，也算犯了反革命罪；诉说当时遭遇的不幸，是反革命罪，因为那是诽谤政府；地方官福西乌斯·杰米努斯的母亲因儿子夭折哭了一场，也是反革命罪。

“那时候，要使自己免于一死，必须对亲戚朋友的死表示高兴。在尼禄③

① 塔西佗（Tacite 约 55—120），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等。——译者

② 卡西乌（Cassius），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将领，是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刺死恺撒的同谋。——译者

③ 尼禄（Néron37—68 ），罗马帝国的皇帝，以暴虐放荡出名，曾杀死母亲、妻子，相传是公元 64 年罗马城大火的唆使纵火者。——译者

的时代，亲人被他处死的人要到神前去谢恩，至少也得表示愉快，人们甚至担心连表示恐惧也有罪。什么事情都能引起暴君的猜疑。一个公民如果有点声望，那是同君主分庭抗礼，足以引起内战，可疑。反之，如果隐姓埋名， 深居简出，那么这种隐逸生涯使你受人注意，可疑。如果你是个有钱的人， 你的乐善好施有使人腐化的危险，可疑。如果你是个穷人，必须对你严密监视，因为不名一文的人最容易铤而走险，可疑。如果你是个禀性阴郁不修边幅的人，那么，使你的悒悒寡欢的原因，一定是国家的事情很顺利，可疑。一个公民纵情享乐美酒嘉肴，那是因为国君有疾，可疑。廉洁自持，素行严谨，那是对宫廷的生活有所非议，可疑。如果是一个哲学家、演说家、诗人， 那当然会比统治者享有更高的荣誉！可疑。最后，在战争中获得荣誉的人只会比由于天才而享有声望的人更加危险，必须将他罢官，或者迅即使他离开军队，因为这种人可疑。

“一个著名的，或者仅仅是有一定地位的人物自然死亡，是如此稀罕， 以至历史家把它当作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传之后世。而那么多无辜的、值得尊敬的公民的死，同那些屠杀他们、告发他们的人的横行霸道和聚敛不义之财比起来，似乎只是一种小小的灾祸。神圣不可侵犯的告密者们天天都在得意洋洋地进入死亡裁判所，天天都在接收丰富的遗产。所有这些告密者都用一个最漂亮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自命为科塔、西皮翁、雷古鲁斯、塞维斯、塞维路斯①。塞雷努斯侯爵为了一鸣惊人，出人头地，竟诬告他业已被流放的老父为反革命罪犯，此后，他就恬不知耻地自命为布鲁图。有这样的控告者， 就有这样的审判官，作为生命财产的保护者的法庭变成了杀人的屠场，在这样的法庭里，所谓刑罚和没收财产是纯粹的谋杀和掠夺。”

卡米尔·德穆兰不只是攻击革命的独裁的制度，而是还要废除它，他扬言要建立一个宽大委员会，认为这是结束革命和平息党争的唯一方法。他的报纸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给人们增加了希望和勇气。到处有人互相询问： “你有没有读过《老科德利埃党报》？”同时，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布尔东·德·洛瓦兹，也都在鼓动国民公会摆脱两委员会的束缚；他们竭力联合山岳党和右派，以期恢复国民公会的自由和权力。由于两委员会权力非常大，他们便试图逐步削弱它们；这是他们应该采取的步骤。重要的是要改变舆论，给国民公会增加勇气，以便依靠道义的力量来反对革命的力量， 依靠国民公会的权力来对抗两委员会的权力。丹东派的山岳党人试图使罗伯斯比尔脱离十头政治中的其余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和圣茹斯特是死心塌地拥护恐怖政策的。巴雷尔拥护这个政策是由于他的软弱，库东拥护这个政策是为了效忠于罗伯斯比尔。他们企图利用罗伯斯比尔与丹东的友好关系，利用罗伯斯比尔的秩序观念，严谨作风，他的公开宣扬道德以及他的自尊心，而把罗伯斯比尔拉到温和派方面。罗伯斯比尔曾经维护过七十三名被羁押的吉伦特党人，使他们免遭两委员会和雅各宾派的毒害；他曾经大胆地抨击克洛斯和埃贝尔为极端革命派，他曾经使国民公会宣布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当时，罗伯斯比尔是享有最高声望的人，可以说是共和国的调节者，舆论的支配者；只要把他争取过去，就可以完全控制两委员会和公社，而且又不会影响革命的事业。

丹东从阿尔西回来后同罗伯斯比尔见过面，看来两人是和好了；当雅各

① 这些都是罗马帝国的文官武将或名人的名字。——译者

宾派攻击丹东时，丹东受到了罗伯斯比尔的维护。罗伯斯比尔赞成《老科德利埃党报》，亲自为它批阅修改稿件。同时，他宣传了几项主张温和的原则， 但因此激怒了当时掌握革命政权或认为革命政权不可少的人。俾约-瓦伦和圣茹斯特公开支持两委员会的政策。德穆兰在谈到圣茹斯特时曾这样说：“他是非常持重的，以至于把自己的头当作圣体庄重地端正地放在两肩之上。” 圣茹斯特答道：“在我本身，我要象圣德尼那样拿着自己的头①。”科洛-德布瓦在这时出使回来，他维护一度受到威胁的无政府主义派，他的到来恢复了这一派的勇气。雅各宾派开除了卡米尔·德穆兰，巴雷尔也在国民公会上代表政府抨击他。罗伯斯比尔也没有幸免，他被指控为犯了温和主义，并且在群众中已有怨言。

但是，罗伯斯比尔的威信很高，没有他就不能进攻和取胜，所以两方面都要争取他。罗伯斯比尔凭借他这种优越地位，站在两派之间，哪一派也不参加，而专心致志把这两派的领袖一个个都打倒。

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牺牲公社和无政府主义者；两委员会则想牺牲山岳党和温和派。他们是这样达成协议的：罗伯斯比尔把丹东、德穆兰和他们的同党交给救国委员会的委员，救国委员会的委员把埃贝尔、克洛斯、肖梅特、隆森和他们的同党交给罗伯斯比尔。他首先袒护温和派，从而作好准备来打垮无政府主义者，并达到对他的威望和自尊心都有利的两个目的：既打垮一个可怕的党派，又除去一个具有革命声誉的与他争雄的人。

在他们这方面，除了这种党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以外，也存在着救国的动机。在这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对共和国的不满，共和国方面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两委员会认为还不到与欧洲和国内反对派讲和的时候。在两委员会看来，不实行独裁就不可能继续作战。此外，他们认为埃贝尔派是一个卑鄙下流的派别，它使人腐化，制造混乱而帮助外敌；他们还认为丹东派是以政治上的温和和道德败坏而危害、污辱共和国的党派。因此，政府通过巴雷尔的发言向大会建议继续作战，并加强继续作战的行动。几天以后，罗伯斯比尔要求保持革命政府。这时他已经在雅各宾俱乐部声言反对他一向支持的《老科德利埃党报》。他是这样反对法治的政府的，他说：

“在外面，各国的暴君包围着你们，在里面，所有的拥护暴政的人都在进行阴谋叛乱。不剥夺他们的犯罪的可能性，他们是要谋叛到底的。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否则就要与共和国一同灭亡。在这种形势下，第一个政治原则应该是：用理智对待人民，用恐怖对付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政府在和平时期的动力如果是道德，人民的政府在革命时期的动力就是道德与恐怖。没有道德，恐怖是有害的，而没有恐怖，则道德不能发生力量。因此， 你们必须用恐怖来制服自由的敌人，然后才能成为共和国的奠基人。革命的政府就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

罗伯斯比尔在这次演说中谴责温和派和极端革命派都是企图消灭共和国的，他说：“两派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走着不同的道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却是一个，这就是倾覆人民的政府，瓦解国民公会，使暴政得逞。这两派， 一个使我们懦弱无能，一个使我们趋于极端。”罗伯斯比尔就这样为剥夺他们的权力而作好了思想准备，他的演说博得一致赞同，并且发给了所有的民

① 圣德尼（SaintDenis），公元三世纪巴黎的第一个主教。相传他在蒙马特尔山殉教，被斩首后拾起自己的首级，捧在手里。——译者

众团体、政府机关和军队。

曾经同罗伯斯比尔不断来往的丹东，在罗伯斯比尔开始表示敌意以后， 要求与他进行一次会谈；会谈是在罗伯斯比尔家里进行的；但是两人都很冷淡、很尖刻。丹东表示很不满，满腹牢骚；罗伯斯比尔则保持克制。丹东对罗伯斯比尔说：“我完圣知道委员会怎样恨我，但是我对此并不惧怕。”罗伯斯比尔回答：“你错了，委员会对你并无恶意，不过解释一下还是有益的。”丹东反驳道：“解释！解释！要解释就得说实话！”丹东见罗伯斯比尔听到这句话沉下脸来，就补充说：“当然应该压制保王派，不过我们只应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而不应把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混为一谈。”罗伯斯比尔忿忿地反问：“好呀！谁说我们杀害过无辜的人？”这时，丹东转向同来的一个人苦笑着说：“你说怎样？一个无辜的人也没有死！”说完这些话，他们就分别了，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不多几天以后，圣茹斯特登上讲坛，以从未有过的、更加露骨的口气谴责包括温和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一切反对派。他说：“公民们，你们曾要求有一个共和国，假使你们不同时要求构成共和国的东西，共和国是会把人民埋葬在自己的废墟底下的。共和国之所以成为共和国，就是消灭反对共和国的一切。有人因为对罪犯表示怜悯而成为共和国的罪人；有人因为不要道德而成了共和国的罪人；有人因为不要恐怖手段而成了共和国的罪人。你们这些希望幸福又不要道德的人（无政府主义者），想要什么呢？你们这些不要恐怖手段对付坏人的人（温和派），想要什么呢？你们这些为了要使别人看见你们、要使别人指着你们说‘你看过来的那个人（丹东）’而常到公共场所去的人，想要什么呢？你们这些白眼对人、贪求财富、甘心受外敌收买或为博得一官半职而伪装爱国的人，你们这些企图营救罪犯的宽容派，你们这些把残酷手段转向人民的保卫者的媚外派，你们将要灭亡！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对有罪的人加以核实，这些人将无法逃脱，我们要感激法国人民的明智，因为自由已经胜利地摆脱了敌人蓄谋已久的一次最大的侵害！这一巨大阴谋的发展，它所要散布的恐怖情绪，以及你们将要采取的措施，将使共和国和大地上摆脱一切阴谋叛乱分子。”

圣茹斯特建议赋予政府以最广泛的权力，用以对付公社派中的阴谋者。他建议提倡公正与忠诚。无政府主义者没有采取任何防卫的措施；他们曾一度在科德利埃俱乐部蔑视人权，他们也曾试图发动暴动，但是他们力量有限而又意见分歧。群众没有动起来，救国委员会命令指挥官昂里奥逮捕了副检察官埃贝尔、“革命的将军”隆森、“人类的发言人”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蒙莫罗、樊尚等人。认为这些人是外国间谍和曾在国内阴谋拥立一个暴君的叛乱分子，把他们解送到革命法庭。这个暴君就是称为大法官的帕什。无政府主义者在首领被捕以后，就丧魂落魄；他们曾为自己辩解，其中大部分已卑怯地死去。救国委员会取消了革命军队，削弱了各区委员会的权限，并且强迫公社到国民公会来感谢对阴谋分子及其同谋者所采取的逮捕和处罚措施。

丹东应该起来自卫了。刑罚波及公社以后就迫临他的面前了。有人劝他注意防备并采取行动；但是，既然他利用新闻记者和山岳党中的同伙都未能激起舆论和国民公会来搞垮独裁政权，他能倚靠什么呢？国民公会对他和他的事业是很偏袒的，但是国民公会已为两委员会的革命势力所控制。丹东失去政府和国民公会支持，又失去公社和俱乐部的援助，就只有等待被处死而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丹东的伙伴们坚请他进行自卫，他回答道：“我愿作受刑人而不愿作施刑人；而且我的生命不值得什么，人类已经厌弃我。”“委员会里的人要处死你。”“好嘛！”他忿忿地说，“如果一旦⋯⋯如果俾约⋯⋯如果罗伯斯比尔⋯⋯他们将和暴君们一样，永远被人诅咒；将有人踏平罗伯斯比尔的住所；在那里撒上盐；在那里树一块木牌，惩罚他的罪行，叫他永世受人诅咒！⋯⋯而对于我，我的朋友们将说我是忠厚长者，是好友，是好公民，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你可以避免⋯⋯”——“我愿作受刑人，不愿作施刑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应当走！”这时，他呶了呶嘴， 带着轻蔑和忿怒的神情说：“走！把自己的祖国在鞋底下带着走吗？”

现在，丹东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他那十分著名和有力的辩才谴责罗伯斯比尔和两委员会，发动国民公会反对罗伯斯比尔和两委员会的暴政。旁人竭力敦促他这样做，但他非常了解，推翻一个已经确立的统治是多么困难；他也非常了解国民公会正在受控制受威胁，这样做不会发生效果。于是他仍等待着，但他过去曾经是那样勇敢的人，他相信敌人可能是不敢处死他这样的人的。芽月 10 日，有人通知他，救国委员会已经讨论过要逮捕他，并且还是催促他出走。他思索一会，回答道：“他们不敢！”当天夜里，他的住宅被围，他和卡米尔·德穆兰、菲利波、拉克鲁瓦、韦斯特曼一起被押解到卢森堡宫。他进了那地方，有些囚犯围到他面前，他对这些人亲切地说：“诸位， 我原想不久把你们从这里救出去，可是现在连我自己也跟你们一样了，我不知道将会怎么样。”过了一个钟头，他就被送到一间单独监禁的密室去，这间密室不久以前曾囚禁过埃贝尔，不久以后罗伯斯比尔也将被押到这里。在那里，丹东反复思索和后悔，他说：“原来我是在这样的时代建议成立革命法庭的，我请求上帝和人类原谅，我建议成立革命法庭可不是为了使它成为人类的祸害呀！”

丹东的被捕引起人们的忧虑不安，到处是各种传说。第二天国民公会开会时，人们小声交谈，却面有惧色地互相询问根据什么理由对人民代表又采取了这种政变手段。勒让德尔说：“公民们，昨夜，有本大会的四名代表被捕，我知道丹东是共中的一个，其他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不过，公民们，我在这里明确表示，我认为丹东和我一样纯洁，而他现在却带上了镣铐。当然， 有人害怕他的答辩会击破对他的一切指控。因此，我要求，在大家还没有听到任何控诉书以前，先把被捕的人叫来，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一动议受到了会场上的欢迎，而且一度使大会恢复了勇气。有几位代表提议进行表决； 但这种善意并未能维持多久。罗伯斯比尔出现在讲坛上了。他说：“根据这次会上出现的、已经很久没有看见的混乱情形，根据方才发言人的话所引起的骚动，很容易看出，现在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弄清楚，是不是在今天，几个人要比整个的祖国重要。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国民公会是不是能够打碎一个早已腐朽的偶像，是不是等它垮下来压倒国民公会和法国人民！” 他这寥寥数语，就使会场复归平静，压倒丹东的同党，使勒让德尔撤回自己的意见。紧接着，圣茹斯特走进会场。后面跟着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他宣读了对被捕代表们的长篇控诉书，他控诉了他们的言论、政治活动、私人生活以及他们的各种图谋，以似是而非而又极其巧妙的言词谴责他们，说他们是各种阴谋的共犯和各党派的奴仆。会场一片沉静，在听了控诉以后，代表们无可奈何地、随声附和地一致通过了对丹东及其同伙们的控告。人人都想在

暴政下苟延残喘，为了保全自己的脑袋而出卖别人的头颅。

被告们被解送到革命法庭，他们在法庭上表现了勇敢高傲的态度。审判他们的不是平日的法官，各被告都敢于说话并对审判官表示蔑视。审讯丹东的审判长是迪马，他照例询问丹东的姓名、年龄、住址。丹东回答：“我是丹东，在革命时期是相当有名的；现年三十五岁。我的住址很快就将消失， 我的名字将永存史册。”虽然丹东的那种轻蔑的或者说有力的回答，拉克鲁瓦的无情而又得体的反驳，菲利波的严峻表情，德穆兰的激昂气势，开始引起人民的感动；但是，被告们以不尊重法律为由被剥夺了辩护权，法庭上停止审讯，宣判了他们的死刑。丹东喊道：“他们为了几个无耻匪徒的野心把我们牺牲了；但是，匪徒不会长久享受这种罪恶果实。我会拖走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就要跟着我死去。”他们被押送 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 再从那里被送上断头台。

他们在当时的普通戒备情形下，走向刑场。有大批军队，监护队的人数也很多。平时吵吵嚷嚷、表示赞成的群众，那一天却沉默无言。卡米尔·德穆兰在囚车上对他的判刑还表示不理解，他说道：“请看，这是对自由的最忠诚的信徒的报偿！”丹东昂首挺胸，以沉着而高傲的目光环视周围。到断头台前，他忽然动了感情，大声说：“噢，亲爱的，我的爱妻，我要永远看不到你了。⋯⋯”然后又把自己的话打断，对自己说：“丹东，勇敢些！” 这些维护人道主张温和的后起者，这些最后主张在革命的胜利者中间建立和平、对战败者施以宽宥的人们，就这样死去了。在他们之后，再也听不到什么时候有人反对恐怖独裁；恐怖独裁笼罩全国，它的打击加倍残酷，而且无声无息。吉伦特党曾力图防止这种暴力制度，丹东派也曾想制止它，他们都死了。统治者的敌人愈多，他们要杀的人也愈多。在这种血腥的环境中人们将无法自制，除非本身被杀死。十头政治在吉伦特党最后垮台以后，提出了恐怖政策。在埃贝尔派垮台以后，他们提出了公正与忠诚，因为埃贝尔派是一些卑鄙的乱党。在丹东派垮台以后，他们同时提出了恐怖政策和各种道德， 因为他们称丹东派为姑息派和不道德派。

第九章

从 1794 年 4 月丹东之死到热月 9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

加强恐怖及其原因。——民主派的学说；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的努力。——最高主宰节。——库东提出改组革命法庭的牧月 22 日法案；国民公会发生混乱和争论，最后又不得不服从。——两委员会现任委员的分裂：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库东为一方； 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治安委员会中的委员为另一方。罗伯斯比尔的行动； 罗伯斯比尔拒绝出席委员会，而以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为自己的据点。——热月 8 日罗

伯斯比尔要求改组两委员会未成。——热月 9 日会议；圣茹斯特在会上检举并谴责两委员会；塔利安打断他的发言；俾约-瓦伦猛烈抨击罗伯斯比尔；国民公会对三头联盟的普遍愤恨；三头被捕。——公社暴动并救出被捕者。——国民公会的危机及共英勇表现； 国民公会宣布暴动者不受法律保护。——各区表示拥护国民公会。——罗伯斯比尔和暴动者的失败与受刑。

丹东派垮台后，两委员会顺利无阻地行使权力达四个月之久。宣判死刑成了政府实行统治的唯一手段，共和国每天都在有计划地执行死刑。利用监狱的办法就是在这时候发明的，惩治嫌疑犯条例的颁布，使监狱有人满之患， 而可以称为死刑法的牧月 22 日法案又使监狱出空。就在这时，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在各郡完全代替了山岳党的特派员；在西部有以俾约为靠山的卡里埃；在南方有以库东为后台的梅涅；在北方有以罗伯斯比尔为庇护的约瑟夫·勒邦。对反对民主专政的人，在里昂和土伦，已经实行成批地枪杀的办法，而在南特采取的溺死的办法，以及在阿腊斯、巴黎和奥郎日用的绞首的办法，那就更为残酷了。

但愿这个实例能教导人们认识一项真理——为了人类的利益，这应成为共同的真理，这就是：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要想使一项革新和平地实现，它必须是无人反对的；否则就会爆发战争，就会蔓延革命，因为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捍卫这项革新。当社会的基础被震撼了的时候，胜利者必然是那些最敢作敢为的人。而且，人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一些极端的和顽强的改革家，而不是审慎的、温和的改革家。这些在斗争中产生的极端的和顽强不屈的改革家主张依靠斗争来巩固自己；他们一面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战斗，一面又为巩固这个统治而建立自己的理论。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杀人，也为了自己的理论而杀人；道德、人道、人民福利，世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他们用作进行屠杀的理由，用来保护自己的独裁统治。直至他们精疲力尽而倒下，于是，不论反对改革或拥护改革的人，都要在混乱中死去；一场风暴将席卷全国，消灭反对革命的势力。只要研究一下 1789

年的人们在 1794 年是怎样的，就会看到，这些人同样被卷入这场巨大的灾难中。一个党派在战场上出现，所有其他党派也就会跟着走上战场，而且也和前者一样，一个个地先后被击败被消灭，不论是立宪派也好，吉伦特党也好， 山岳党或十头政治的人物也好。每次党派垮台总比前次流血更多，暴政也更加残酷。十头政治是最残暴的，因为它是最后的暴政。

救国委员会已成为全欧洲众矢之的，被许多失败的党派所痛恨。它认为减弱暴力手段就将使自己灭亡；它企图在压服敌人的同时把敌人一举消灭。巴雷尔说过：“只有死了的人才不会卷土重来。”科洛-德布瓦说：“社会这个躯体，越流汗就越健康。”但是，十头政治的人并不认为他们的权势只是

过眼烟云，他们希望建立民主政治，并在国家制度中寻求一种保证，使他们能在一个时期内放弃死刑。他们对某些社会学说的狂信达到最高程度，正同英国革命时期的千福年①信仰者对某些宗教思想的狂信一样。两相比较，前者以人民为出发点，后者以上帝为出发点；前者渴望绝对的政治平等，后者渴望人人都能同样接受福音；前者渴望建立道德的统治，后者渴望诸圣的君临。人的本性要在一切方面获得最大发展，在宗教时代产生基督主义民主派，在哲学时代则产生政治民主派。

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曾经草拟这种民主政治纲领，他们在每次演说中都宣扬其中的宗旨；他们希望移风易俗，希望改变法国人的思想和习惯，希望按照古人的榜样变法国为共和国。他们主张建立的是：人民大众的统治， 虚怀若谷的官员，操行端正的公民，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崇高道德，举止朴实，性格严谨。每当委员会的报告人发言，都可以听到这一派人的神圣言词； 在圣茹斯特和罗伯斯比尔的演说中，尤其是这样。共和国的政治是自由和平等；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和国所要维护和保全的是国家的生存。共和国的宗旨是道德；共和国的信仰是最高主宰；至于公民方面，彼此间的一般关系是博爱，他们的德行是诚实，是思想的纯正，社会活动的安分守己， 是有利于国家而不是有利于个人；所有这些，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信条。狂信的程度没有比这更甚的了。这种制度的创始者并不考虑它能否实现，他们认为这是最为正确的，理所当然的。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要强力建立这种制度。所有这些名词，没有一个不能用来处分某个党派或某些人。保王党和贵族的被控，是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吉伦特党的被控，是以共和国的不可分割性的名义；菲利波、卡米尔·德穆兰和温和派的被控，是以救国的名义； 肖梅特、阿纳卡西斯·克洛斯、戈贝、埃贝尔，以及整个无政府主义派和无神论者派的被控，是以道德和最高主宰的名义；夏博、巴齐尔、法布尔·德格兰丁的被控，是以诚实的名义； 丹东的被控，是以道德和安分守己的名义。在狂热派的心目中，这些道义方面的罪行和人们所指控的叛乱活动同样构成这些人的死罪。

罗伯斯比尔是这派的大保护人，他在救国委员会中有一个比他更狂热的狂信宣传人，这就是圣茹斯特，人们称他为空想家。此人有一张端正的脸， 面部轮廓清晰，说话有力而沉郁，目光锐利，黑发垂肩。他内心炽热而外表很冷淡；作风简朴、严正、拘谨。他毫不迟疑地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迈步向前。他才二十五岁，在十巨头中却表现得最为果敢，因为他是其中最有自信心的。他热爱共和国，在两委员会中戮力工作，在军队中视察时，毫无畏怯， 能与士兵同甘苦，因而给军队留下了好榜样。他偏爱群众，却不肯随波逐流、哗众取宠；他的服饰和谈吐不同于埃贝尔，却显得大方、庄重。但是，他的政治主张比他的信仰还更可怕。他为人沉着果断，机智而坚决，能够毫无顾惜地将自己的救国主张变成具体方案，然后一一付诸实施。只要他认为非如此不可，就立即要求战胜对方，不惜运用死刑，实行独裁。他与罗伯斯比尔不同，他是一个行动家。罗伯斯比尔知道自己可能从圣茹斯特身上得到好处， 因此早在国民公会时期就同他非常接近。而圣茹斯特所以倾向罗伯斯比尔， 是由于后者具有“不可贿买”的令誉，由于后者持躬严谨，由于他们两人的见解一致。

① 千福年（les millénaires ），欧洲宗教史上的一种学说，谓耶稣基督将复活，统治人间一千年。——译者

这两人的联合使人感到害怕，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罗伯斯比尔具有极高的声望，怀抱强烈的统治野心，圣茹斯特则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毅力和一贯坚持的政见。库东也和他们通同一气，他个人是忠于罗伯斯比尔的。库东虽然脸色温和，半身瘫痪，却是一个不容情的狂信者。这三个人在救国委员会里结成一个三头联盟，企图很快把全部势力掌握到自己手中。他们这种野心使救国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和他们疏远，以至于最后使他们归于失败。这时候，他们这个三头联盟以无上权威支配着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在需要对国民公会施行恫吓时，圣茹斯特充当发言人。在需要抨击国民公会时，则利用库东。如果发生了某种不满或犹疑，就由罗伯斯比尔亲自出马，他一说话， 就能使一切复归沉寂，一切回到恐怖之中。

公社和丹东派倒台后的两个月中，尚未分裂的十头政治集团加强了他们的统治。他们的特派员控制着各郡。共和国各边境的军队全面告捷。两委员会便乘这个局势稳定和意见一致的时机来建立新秩序和新制度。不要忘记， 人们在革命中受着两种倾向的驱使：一是热爱自己的理想，一是统治欲。在开始时，救国委员会内部为实现自己的民主理想，是协同一致的，到了后期， 他们就为掌握权力而互相争斗了。

俾约-瓦伦提出了平民政治的理论和使军队永远属于国家的制度。罗伯斯比尔则发表一篇论共和国应有的道德观念和应有的隆重典章的演说；他把共和历每旬的十天定为十个节日：最高主宰节、真理节、正义节、廉耻节、友谊节、俭朴节，诚实节、荣誉节、灵魂不灭节、履难节等等，总之，都是道义的和共和派应有的道德的节日。他以这种方式为建立新的对最高主宰的信仰准备条件。巴雷尔还作了一篇关于消除行乞和论共和国应救济贫民的报告。所有这些报告都按照民主派的愿望制成了法规。巴雷尔尽管在国民公会经常利用演说来掩饰他的受人驾驭的身分，实际上却是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最顺从的工具；他的拥护恐怖政权不是由于狂热，也不是由于残酷。他禀性温和，私生活无可指摘，思想也相当稳健。但是他很胆怯；他在 8 月 10 日以前是君主立宪派，5 月 31 日以前是共和派的温和派，后来却变成十头暴政的颂扬者和合作者。可见在一场革命中缺乏刚毅性格是不行的。他的气质就不十分刚强，过于随声附和，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有道理，甚至使他厌恶或恐惧的事情，他也认为是正当的。在一个随时都应准备牺牲生命的时代，他从来不懂得适可而止，不懂得在自己的见解行不通时结束他的任务。

被视为这种道德民主政治奠基人的罗伯斯比尔，这时已得到最高的声望和权位。他成了他的党普遍赞扬的对象，成了共和国的伟人。人们谈论的尽都是罗伯斯比尔的道德，他的天赋，他的辩才。此外，有两件事更提高了他的地位。牧月 3 日，有一个身分卑微但十分大胆、名叫拉德米拉耳的人，一心要把法国从罗伯斯比尔和科洛-德布瓦手中拯救出来。他守候罗伯斯比尔一整天没有结果，到了晚上就决定去杀害科洛。他用手枪向科洛打了两枪都没有命中。第二天，又有一个名叫塞西尔·雷诺的少女到罗伯斯比尔的门前坚决要求面谈。罗伯斯比尔不在家，她坚请接见，人们就逮捕了她。她带着一个小包袱，在她身上又发现了两把刀子。人们问：“你到罗伯斯比尔家来干什么？”她答：“我想和他谈谈。”问：“谈什么？”答：“等我见到他再说。”问：“你认识罗伯斯比尔先生吗？”答：“既然我是想和他认识一下， 当然我不认识他，我到他家里来是要看看一个暴政者是怎样的人。”问：“你带的两把刀子是作什么用的？”答：“没有什么用，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问：“你的小包袱里面是什么？”答：“是换洗衣服，到人家带我去的地方用的。”问：“什么地方？”答：“监狱，然后再从监狱到断头台。”这个不幸的少女果真被送上了断头台，甚至她全家也连累了。

罗伯斯比尔受到最令人陶醉的阿谀。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国民公会，人们都把他的没有遇害归功于共和国的守护天神和最高主宰，因为他曾在花月18 日颁布法令确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庆祝新信仰的仪式规定于牧月 20 日在法国各地举行。16 日，罗伯斯比尔被一致推选为国民公会议长，因此他担任主持这次庆典的大司教。举行庆祝仪式那天，他满面春风，信心百倍地—— 这是他素日所没有的——走在国民公会代表的前面，离开他的同僚们约十五步远。他手执鲜花麦穗，穿着发亮的服装，单独前行，引起普遍注意。那一天，每个人都冀望得到某种东西。罗伯斯比尔的敌手们跃跃欲试，期待夺取职位，受过迫害的派系则期待着今后会出现一个比较缓和的政权。罗伯斯比尔使所有的人的期望都落空了。他以大司教的身分向人民发表了长篇演说， 人们希望从他的演说中看到一个较好的前景，他却用这样几句令人沮丧的话作结束语：“公民们，我们今天要尽情欢乐！明天我们还要对恶人和暴君斗争。”

又过了两天，牧月 22 日，库东向国民公会提出一项新法案。本来，革命法庭已经唯命是从，处决了所有被指定要由它处决的人：保王党、立宪派、吉伦特党、无政府主义者、山岳党，都同样地一律被处死了。但是，事情进行得还没有象那些要不惜一切尽快地把囚犯全部干掉的残暴的杀人者所希望的那样快当。这样一来，本来还有人遵循某些程序，现在都取消了。库东说： “任何拖延都是犯罪，一切宽容的程序都是对国家的危害；惩罚祖国的敌人的期限只应该是判明罪行所需的时间。”本来被告可以有辩护人，现在没有了。法律规定：被诬告的爱国者可由爱国的陪审官作辩护，法律决不准许阴谋分子有辩护人。本来他们是单独个别受审的，现在是集体受审了。对于什么是普通的违法行为，甚至是反革命行动，本来有明确规定，现在人们宣布： 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所有企图使用暴力或使用阴谋来破坏自由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陪审官本来是以法律为判断的准则，现在他们只凭自己的意念了。仅有一个法庭、仅有富基埃-坦维尔和几个陪审官不够用了，可以预料，新法律将使受害者的数目大大增加；于是，人们将法庭分成四摊，增添了审判官和陪审官，并且规定检察长有四名检事官作助手。最后，人民的代表本来只是在有国民公会的决定时才能受审，现改为只要有委员会的命令就可以审讯了。原来的惩治嫌疑犯条例换成了牧月法案。

库东的发言刚结束，大会上就发生了一阵表示惊讶和恐惧的窃窃私语。吕昂叫道：“如果通过这项法案，那我们只有一枪打死自己。我提议延期讨论。”这个提议受到人们的支持；这时罗伯斯比尔登上讲坛。他说：“国民公会向来就是立即讨论立即决议的，因为国民公会早已摆脱党派势力的控制。我要求国民公会不要在延期讨论上费时间，立即继续讨论交由大会审核的法案，如有必要，可以讨论到晚上八点钟。”于是，即刻展开讨论，经过三十分钟，草案在二读以后就通过了。但是第二天，有几个害怕这项法案更甚于害怕救国委员会的议员又把头一天晚上的决议推翻。山岳党——丹东的同伙们——很害怕新的法案将会把代表们交给十巨头，任由他们摆布，要求国民公会保障议员的人身安全。布尔东为此首先发言，并且得到了支持。梅尔兰以一种巧妙的理由提议恢复保护国民公会代表安全的措施，而且他的意

见已由大会通过。可是，又有人提出了对上述法案的反对意见，山岳党方面也据理力争，争论十分激烈。库东对山岳党进行了抨击。洛瓦兹的代表布尔东反驳说：“我希望委员会的委员们知道：他们是爱国者，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爱国者！希望他们明白，我并不打算用尖刻的言词来回答他们对我的指责！我尊重库东，我尊重委员会；但是，我也尊重坚贞不屈的、拯救了自由的山岳党。”罗伯斯比尔没料到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反抗，于是急忙冲上讲坛说：“国民公会，山岳党，委员会，都是一回事。一切真诚热爱自由的人民代表，一切决心为祖国贡献生命的人民代表都是山岳党！容许某些更可鄙

（因为他们更伪善）的阴谋分子千方百计拉走一部分山岳党人然后自己当一个党派的领袖，这是对祖国的污辱，是对人民的残忍！”布尔东说：“我从来就没有想当党派领袖的念头。”罗伯斯比尔继续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我们的同僚中有人因为别人诽谤我们的意图和我们努力的目的就感到不知所从，就⋯⋯”布尔东说：“刚才有人十分清楚地说我是个罪大恶极的人， 我要求说这话的人拿出证据来。”罗伯斯比尔说：“我并没有提布尔东的名字。谁要是自己承认，算他活该！是的，山岳党是纯洁的；山岳党是高尚的， 阴谋分子不是山岳党人！”布尔东又说：“请你把他们的名字指出来！”罗伯斯比尔说：“到应该指出来的时候，我一定会指出来。”罗伯斯比尔的威胁，他那种咄咄逼人的强硬语气，十巨头中其他人的支持，以及步步临近的恐怖，使一切都复归于沉寂。梅尔兰提出的理由因被看作对救国委员会的侮辱而撤销了，库东提出的法案则全部获得通过。从这时起，就有成批的人被送上断头台，每天有将近五十人被处死。这种空前的恐怖局面延续了近两个月之久。

但是，这种制度终于接近尾声。牧月的会议是两委员会的成员协和一致的极限。实际上，他们中间存在暗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他们需要共同战斗的时候，他们是携手前进的；但是，这些人惯于争斗，都需要统治，当他们独占政治舞台的时候，就不能协和一致了。何况，他们的见解本来就不是完全相同的；民主派随着公社的垮台又分成了两派，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和治安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瓦迪埃、阿马尔、服兰等人属于被推翻的一派， 他们信仰理性胜于信仰最高主宰。他们十分嫉妒罗伯斯比尔的名望，对他的权势感到不安。在罗伯斯比尔这方面，由于这些人内心并不赞成他，给他制造种种障碍，阻挠他的意志的实现，也耿耿于怀。这时候，罗伯斯比尔已经蓄意打击山岳党中最有能耐的一些成员，其中包括塔利安、布尔东、勒让德尔、弗雷隆、罗维尔等以及委员会中的他的那些对手。

罗伯斯比尔拥有雄厚的势力，低层民众把他看成革命的化身，看成自己的主张和利益的代表者而予以支持。昂里奥指挥的巴黎的武装部队完全听他的命令。他在雅各宾派中占有优势，他可以任意改组和清洗其中的成员；所有重要位置都由他的人占据；他亲自组织了革命法庭和新的公社，用行政官帕扬接替总检察长肖梅特，用弗勒里奥接替市长帕什。他把最有势力的职位交给这些新人，自己却脱离了两委员会，其目的何在？他想要实行独裁吗？ 他只是希望通过消除不道德的山岳党的残余和委员会中的乱党的残余而达到他的道德的民主政治吗？每个党派都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吉伦特党失去了二十二人的小集团；公社失去了埃贝尔、肖梅特和隆森；山岳党失去了丹东、夏博、拉克鲁瓦、卡米尔·德穆兰。但是，罗伯斯比尔在翦除各派领袖的同时，却保护了各派的群众。他维护过七十三名被捕的吉伦特党代表，使他们

未遭受雅各宾派的检举和两委员会的忌恨；他自任新公社的领袖；除了少数山岳派和国民公会中掌权的少数人，他再也不担心会有人反对他的任何一个计划了。在他任职的最后时刻，他的努力主要是针对这个双重障碍。确实他不愿使共和国脱离他的保护，他认为要保护共和国就要同时消灭其他党派。两委员会反对罗伯斯比尔，有它们自己的方式。它们企图通过指控他实

行暴政而在无形中把他搞垮；它们使人们相信，罗伯斯比尔建立个人威信是他篡夺政权的先声；它们提到罗伯斯比尔在牧月 20 日那天的骄横态度和他对国民公会的疏远。委员会中彼此间都称罗伯斯比尔为皮泽斯特腊特①，而且这个名称已经逐渐传开了。有个情况，若在其他时候发生便是毫无意义的，却被委员会巧妙地利用来攻击罗伯斯比尔。一个名叫卡特琳·泰奥特的老妇人， 在一间阴暗小房子里，带了几个神秘派的信徒，冒充女先知，人们称她为上帝之母；她预言救主弥赛亚①不久就要再度降临。和老妇人在一起的有罗伯斯比尔在制宪议会时期的老同事圣布吕诺会修道士唐·热勒，此人持有罗伯斯比尔本人的公民证。两委员会发现了这位上帝之母的秘密和她的预言时，认为或者假装认为罗伯斯比尔是用这种手段来拉拢迷信者，预言罗伯斯比尔将要攀登高位。他们把老妇人的名字泰奥特（Théot）改为泰奥斯（Théos）—

—意思就是上帝。至于老妇人所预言的救主，他们巧妙地说是指的罗伯斯比尔。老瓦迪埃代表治安委员会提出对新教派的控诉书。这份控诉书是虚妄而又牵强附会的：它揭发那些获得秘密传授的教徒，把这派宗教信仰嘲笑一番， 以不指名的方式把罗伯斯比尔也罗织进去，并且建议将那些狂信者监禁起来。罗伯斯比尔想营救这些人。治安委员会的这一行动深深激怒了罗伯斯比尔，他在雅各宾俱乐部里谈到瓦迪埃的发言时，既表示蔑视，又感到愤恨。罗伯斯比尔还受到救国委员会方面的新的反抗，救国委员会拒绝缉捕罗伯斯比尔指定要它缉捕的人。从此以后，罗伯斯比尔就不再到他那些政府同事中间去，也很少出席国民公会的会议。但是，他却经常到雅各宾俱乐部去；象过去一样，他认为自己是在这个俱乐部的讲坛上击败敌人的。

罗伯斯比尔素性忧郁而多疑，现在他变得更加阴沉和不信任了。他不带着几个手执棍棒的雅各宾派的人（人们说这是他的卫士），就不再出门。不久，他就在人民团体中开始进行揭发。他说：“必须从国民公会中把所有受贿赂的人赶出去。”他这话是指丹东的同伙说的。罗伯斯比尔曾派人严密监视丹东的同伙。暗探们每天对他们寸步不离，注意他们的行动，并将他们的交往和言论报告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中不仅抨击丹东派，而且抨击委员会本身，还为此特地选择了巴雷尔主持人民团体集会的日子。巴雷尔在散会后回家威到非常扫兴。他对陪审官维拉特说：“这些人我是看够了。”维拉特问道：“他有什么理由攻击你？”巴雷尔回答：“这个罗伯斯比尔是没有个满足的人；我们不能按照他要求的一切去做，他应当改善他同我们的关系，打破僵局。如果他说的是杜里奥、居弗鲁瓦、罗维尔、勒库安特尔、帕尼斯、康邦、莫内斯蒂埃，是整个丹东派的人，那我们是会同意的；如果他说的还有塔利安、布尔东、勒让德尔、弗雷隆，那就更好，⋯⋯ 但是，他要求的是迪伐尔、奥杜安、莱奥纳尔·布尔东、瓦迪埃、服兰，那就怎么也不能答应。”把治安委员会的委员交出去，无异自相残杀。因此，

① 皮泽斯特腊特（Pisistrate），传说是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的暴君。——译者，

① 弥赛亚（Messie），犹太人称期望中的复国救主，实指耶稣基督。——译者

他们坚持不答应。他们等待着受攻击，一面又害怕受到攻击。罗伯斯比尔是十分可怕的，无论是按他的势力来说还是按他的忿恨和他的计划来说，都是十分可怕的；战斗总是由他来首先发动的。

但是怎样发动呢？这回他是第一次处于阴谋发动者的地位。在这以前， 他一向是利用各种民众运动的机会。以前，丹东、科德利埃派和城郊群众曾经发动过反抗国王的 8 月 10 日革命。马拉、山岳党和公社曾经发动 5 月 31 日进攻吉伦特党的事变；俾约、圣茹斯特和两委员会曾经共同搞垮公社，削弱山岳党。而今天，罗伯斯比尔却是单枪匹马。他既已表示反对两委员会， 当然就不能再依靠政府的帮助，而只能利用下层群众和雅备宾派。主要的共谋者有：救国委员会的圣茹斯特和库东；新公社的弗勒里奥市长和帕扬行政官；革命法庭的迪马审判长和科芬纳尔副审判长；军队中的昂里奥司令官， 以及人民团体。获月 15 日，牧月法案颁布后三个星期，亦即热月 9 日前二十四天，就已经作了决定；在那时候，并且就用那一天的日期，昂里奥给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同道，你对于我和我所要采取的态度一定会满意的。干吧，热爱祖国的人为了使一切都有利于国家是容易意见一致的。我原来就希望、现在仍然希望这次行动的秘密只许我们两个人知道；坏人们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致以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当时，圣茹斯特正在视察北路军；罗伯斯比尔急忙调他回来。在未到达以前，罗伯斯比尔先在雅各宾派中进行鼓动。在热月 3 日的会议上，他已经谴责过两委员会的行动以及对爱国派的迫害，他发誓要予以制止。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再容许有任何党派或罪恶的痕迹。几个罪大恶极的人玷污了国民公会的名誉；国民公会当然是不会受他们压制的。”然后，他约定自己的雅各宾派同伴在国民公会发表意见。这是往昔 5 月 31 日事变所走过

的道路。热月 4 日，他接见埃纳郡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来向他控诉政府的工作的，可是他已有一个多月不参预政府的工作了。罗伯斯比尔回答代表团说：“根据国民公会的现状，它已被贪污行贿所腐化，而且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它再也不能拯救共和国了；国民公会和共和国将同归于尽。对爱国者加害处死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对我来说，我已经一只脚进了坟墓；不多几天，另一只脚也将进坟墓。其他一切听从上帝安排吧。”这时候他正患小病，他故意夸大他的灰心和焦虑，夸大共和国的危机，借以激励爱国派， 同时把他自己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连在一起。

正在这时，圣茹斯特从军中回来了。罗伯斯比尔向他谈了当时的情况。圣茹斯特来到两委员会，委员们对他表示冷淡；每当他进入会场，他们就停止讨论。圣茹斯特根据委员们的缄默和他所听到的一言半语以及委员们流露的窘态或敌意，觉得不应贻误时机，就催促罗伯斯比尔赶紧行动。他的原则是：猛打，快打。他说：“敢干，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但是，他希望罗伯斯比尔采取一种不容易办到的大胆行动，要他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所掌握的是一种革命力量，是一种舆论力量，而并非有组织的力量。他必须借助于国民公会或公社。不是利用合法的政府的权力，就是利用特殊的暴动手段。这是一般的惯例，搞政变也必须这样。只有当人们的要求经国民公会拒绝以后，才能诉诸暴动，否则暴动就没有借口。因此，罗伯斯比尔不得不首先在国民公会本身发动攻击。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势力从国民公会取得一切， 或者，如果国民公会一反常规而拒绝他的要求，他就可以利用被公社鼓动起来的群众，象 5 月 31 日民众暴动反对吉伦特党的判刑和十二人委员会那样，

在热月 9 日举行暴动，来反对山岳党的判刑和救国委员会。人们几乎总是参照过去来安排自己的计划和行动的。

热月 8 日，罗伯斯比尔很早就来到国民公会。他登上讲坛，发表了一篇经过仔细准备的演说，对两委员会大加指责，他说：“我来到你们面前，是要维护受到损辱的你们的权力，维护受到侵犯的自由。我也要维护我自己， 这一点你们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你们和你们所反对的暴政者不一样。被损辱的无辜受害者的呼声，是不会使你们感到厌烦的，你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件事并非与你们无关。”他说了这几句开场白后，就控诉诬告他的人；他攻击那些企图用过激行为或温和手段使共和国灭亡的人，那些迫害和平公民的人， 这指的是两委员会；他攻击迫害真正的爱国者的人，这指的是山岳党。他把自己说得同国民公会的精神、意图、过去的行动都完全一致。他还说，国民公会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如果那些迫害与他们反对国民公会的阴谋不是同属一个整体，我怎么会受迫害？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为了在国民中把你们孤立起来，已经公开宣扬你们是用恐怖手段进行统治的、为法国人所共同谴责的独裁者？至于我个人，我是属于哪一派的呢？我就是你们这一派的。从开始革命就打倒派系并且消除这样多彰明较著的叛国分子的这一派是什么派呢？就是你们，就是人民，就是我们的主义。这就是我所效忠的一派， 也是为一切罪恶行动所共同反对的一派。我因为没有能力在救国委员会中做到抑恶扬善而被迫完全放弃委员的职务，到现在至少有六个星期了。爱国精神得到更多的保障吗？派别活动有所收敛吗？祖国更幸福了吗？无论何时我所起的作用只是在国民代表面前，在公审法庭上，为祖国辩护。”罗伯斯比尔极力把自己的事和国民公会的事混淆在一起，然后，就利用国民公会应独立自主的观念来挑拨国民公会反对两委员会。他说：“人民的代表们，是时候了，你们应当恢复你们的自尊和你们应有的勇敢高傲的性格。你们不是为了受人支配而当人民的代表，而是为了支配受你们所信托的人。”

罗伯斯比尔力图用恢复权力和摆脱控制来争取国民公会，同时又是对温和派说话，使他们回忆起他曾救过他们中间的七十三人，使他们抱有恢复秩序、公正和宽大的希望。他谈到要改革大量糜费的、令人担忧的财政制度， 谈到要使革命政府缓和一些，要指导革命政府的行动，惩罚革命政府中贪赃枉法的官员。最后，他提到人民，提到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力量，他指出足以影响国民公会的一切利害、希望或恐惧。然后又说：“因此，我们可以说， 目前存在着破坏国家的自由的阴谋活动；这种阴谋活动的力量来自一个在国民公会内部捣乱的罪恶的联盟；这个联盟在治安委员会中有共谋者；共和国的敌人利用治安委员会来反对救国委员会，建立了两个政府；救国委员会中的委员有参加这种阴谋活动的，这样组成的联盟正在千方百计消灭爱国者而使祖国遭到灭亡。用什么方法救治这种灾难呢？惩办叛国分子，改组治安委员会的机构，清洗这个委员会并使它从属于救国委员会；也清洗救国委员会本身；建立国民公会最高权力下的统一的政府；以全体国民的权力来消灭各个派系，以便提高正义与自由的力量。”

这篇象宣战书的讲演没有引起任何怨恨，也没有引起任何赞扬。罗伯斯比尔讲话时的寂静，在他讲完后延续良久。整个大会显得摇摆不定，人们不安地面面相觑。最后，凡尔赛的代表勒库安特尔发言，他建议印发这篇讲词。这项建议引起骚动、争论和反对。洛瓦兹的代表布尔东反对印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大家同意他的发言。但是当巴雷尔以一贯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主

张所有发言都应该公开发表、库东并提议把这篇讲词发到共和国的每个城镇的时候，国民公会害怕两个对立的党派取得表面一致意见，决定予以刊印， 并分发各地。

受到攻击的两委员会的委员本来一直保持沉默，看到山岳党被击退而大多数人还在彷徨犹豫，认为必须发言了。瓦迪埃首先反对罗伯斯比尔的讲演和罗伯斯比尔本人。康邦比瓦迪埃更进一步，他大声说：“现在应当说明全部事实真相了；只有一个人使国民公会的意志陷于瘫痪，这个人就是罗伯斯比尔。”俾约-瓦伦接着说：“不管是谁脸上的假面具，都应该扯下来；我宁愿听任一个野心家踏着我的尸体走上宝座，也不能因为我不发言而助长野心家的严重罪行。”帕尼斯、班达勃尔、夏尔利埃、提里翁、阿马尔等人相继发言攻击罗伯斯比尔。弗雷隆建议国民公会打碎两委员会这个极端不祥的枷锁。他说：“现在应该恢复言论自由了。我建议国民公会撤销授权两委员会逮捕人民代表的命令。如果时刻担心被捕，谁还敢自由发表意见？”这时会场上有一些人鼓掌；但是，国民公会完全获得解放的时刻尚未到来；为了以后更容易地推翻两委员会，还必须首先借助两委员会来反对罗伯斯比尔。因此，弗雷隆的提议被否决了。俾约-瓦伦眼睛盯着弗雷隆说：“谁要是因为怕被捕而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就不配作人民的代表。”人们又把注意力放到罗伯斯比尔身上。印发罗伯斯比尔讲词的决定被撤销了，国民公会把讲词交给两委员会审查。罗伯斯比尔没料到会发生这样强烈的反抗，他说：“怎么？我有勇气在大会上揭发我认为有关祖国存亡的事实，现在反而把这篇讲词转给我所控告的那些人去审查！”说完，他就颇为沮丧地退出会场；不过他仍希望把当时还处于摇摆状态的国民公会拉过来，或者用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中的共谋分子来使国民公会就范。晚间，他来到俱乐部。他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他宣读了当天在国民公会受到谴责的讲词，雅各宾派的人报以热烈掌声。他接着叙述了人们对他的攻击，并且为了进一步鼓动雅各宾派，向他们说：“我已作好准备，必要时我将和苏格拉底一样服毒自杀。”有个代表大喊：“罗伯斯比尔，我陪你一起服毒！”于是，会场上到处都在说：“罗伯斯比尔的敌人就是祖国的敌人；让他把这些人说出来吧！这些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整个夜晚，罗伯斯比尔都在布置人马准备第二天有所行动。当时决定，为了应付临时事变，在他和他的同道去国民公会时，他们的人都集合在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

两委员会也在举行会议，并且讨论了一整夜。圣茹斯特出席了会议。同僚们试图说服他脱离三头联盟，要求圣茹斯特写一份关于头一天的事件的报告交由两委员会审核。可是圣茹斯特没有写报告，反而写了一份不肯给同僚们看的控诉书。他离开会议时说：“你们使我的心花凋谢，我要它到国民公会上去重开。”两委员会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大会的勇敢果断和各派的协和一致上。山岳党人力求达到这个关系本身存亡的一致。他们曾向右派和沼泽派中最有势力的人求援。他们恳求这两派的首领布瓦锡·丹格拉斯和迪朗·德·马亚纳，希望这两派与他们共同攻击罗伯斯比尔。起初，这两个人都有些迟疑， 因为他们非常畏惧罗伯斯比尔的势力，而对山岳党人又深怀反感，曾两度谢绝过丹东派的要求。最后，丹东派第三次来相烦，这时，右派和平原派才支持了他们。于是两派也都进行密谋。大会中所有各派一致反对罗伯斯比尔， 三头联盟的共谋者则都准备攻击国民公会。热月 9 日的一次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

这一天，大会代表到会比平时早。将近十一点半，他们就在大会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互相鼓励。山岳党的布尔东走到温和派迪朗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看！右派真是勇敢无畏的人！”罗维尔和塔利安也走来和布尔东一起赞扬右派。中午，他们从会议厅的门口看到圣茹斯特登上讲坛。塔利安说：“到时候了。”他们进入会议厅。罗伯斯比尔坐在正对讲坛的一个席位上，显然是为了用他的目光威慑对方。圣茹斯特开始发言。他说：“我不属于哪一派；哪一派我都反对。事情的发展也许会要使这个讲坛成为那些说政府成员离开了智慧之路的人的塔培雅山崖①！”塔利安立即粗暴地打断了圣茹斯特的发言，并且大声喊叫：“任何善良的公民看到今天国事的悲惨状况都不能不下泪。处处是分裂。昨天有一个政府成员为了控诉政府而离开政府。今天又有一个作同样事情的人。人们还要互相攻击、还要加重祖国的危难， 把祖国投入深渊。我要求把黑幕彻底揭开！”于是到处都喊起：“应该这样！ 应该这样！”

俾约-瓦伦从他的座位上发言。他说：“昨天，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充满了受监视的人，因为他们都没有公民证；昨天，有人在这个俱乐部里扬言要扼杀国民公会；昨天，我看到有些人对从未偏离革命道路的人肆意谩骂。这些威胁人民代表的人，我看到山岳党里有一个，这个人就是他！⋯⋯”，于是， 人们喊着：“把他逮捕起来！把他逮捕起来！”守卫立即把那个人逮捕起来， 并且押送治安委员会。俾约接着说：“说明真相的时候已经到来。如果国民公会不承认它处在两种被扼杀的危险之间，那是它对事情和处境判断错了。如果国民公会示弱，就一定要垮台。”所有的代表们都站起来回答：“不， 不，国民公会不会垮台！”他们发誓要拯救共和国；这时旁听席上响起了掌声，高喊：“国民公会万岁！”罗伯斯比尔的同伙勒巴要求发言，为三头联盟辩护，但遭到拒绝，由俾约继续发言。他向国民公会指出了危险；他攻击罗伯斯比尔，揭发罗伯斯比尔的同谋者，他的行动和他实行独裁的阴谋。众人的眼光都转到罗伯斯比尔身上。罗伯斯比尔以坚定的态度承受着这些注视，后来，他终于不能抑制地冲上讲坛。但是，立即响起了“打倒暴政者！” 的喊声，使他无法发言。

于是，塔利安说：“我方才要求把黑幕揭开，现在黑幕完全揭开了，我很高兴；阴谋家的假面具被戳穿了。他们马上就会被消灭，自由很快就要胜利！昨天，我曾看到雅各宾派开会；我不禁为祖国不寒而栗！我曾看到新的克伦威尔的军队组织起来，那时，我带着这一柄短剑，如果国民公会无力决定控诉他，我就用短剑刺透他的胸膛！”说时他拔出自己的短剑，在愤怒的大会代表面前挥动着，他要求首先逮捕昂里奥，要求大会长时间开会；他在“共和国万岁！”的呼声中，取得通过这两项要求的胜利。俾约提议下令逮捕罗伯斯比尔的三个最狂妄的同谋者：迪马、布朗热、迪弗雷兹。巴雷尔提议由各区的武装人员来保卫国民公会；他草拟了一份准备向人民公布的通告。每个人都提出一项防卫措施。瓦迪埃一度曾使大会转移了注意力，离开威胁着自己的危险而又讨论起卡特琳·泰奥特事件来。塔利安说：“不要转移目标。”罗伯斯比尔叫道：“我可以再把它拉回来。”塔利安反驳：“我们讨论暴政者的问题吧！”于是，他更加激烈地抨击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曾多次企图发言，他走上讲坛台阶又从那里下来，他的声音

① 塔培雅山崖是罗马城内卡皮多勒山的悬崖，是古代惩罚罪犯使之堕崖殒命的地方。——译者

总被“打倒暴政者！”的喊声和议长杜里奥不断摇动的铃声压下去。借片刻的沉寂，罗伯斯比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喊道：“杀人凶手的议长，你能不能最后让我发一次言？”但是，杜里奥继续摇他的铃。罗伯斯比尔向旁听席上看了几眼，那里的人毫无动静，便转向右方，喊道：“纯洁的人们，有道德的人们，我就靠你们了，杀人凶手们不准我发言，你们准许我发言吧。” 没有回答，沉静到极点。于是，他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座位，又疲劳又气忿；他颓然坐下，嘴吐白沫，嗓音沙哑。有一个山岳党人对他说：“倒楣鬼， 丹东的血把你噎住了！”人们要求逮捕罗伯斯比尔。会场上一致支持这项提议。这时，小罗伯斯比尔站起来说：“我和我哥哥同样是有罪的，我分享了他的品德，我也要分担他的命运。”勒巴接着说：“我不愿意参加这项可耻决定的罪恶，我要求把我也逮捕起来。”大会一致决定逮捕罗伯斯比尔兄弟、库东、勒巴和圣茹斯特。圣茹斯特面不改色地在讲坛上站立了许久，然后沉着地走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若无其事地承受了这一场长时间的风暴。三头联盟中的三头由宪兵押着，在一片欢呼声中被带走。罗伯斯比尔走出会场时说：“共和国完了，强盗们胜利了！”这时是五点半钟。从五点半到七点，会议暂时停息。

在进行这场激烈搏斗的时候，三头联盟的同谋者都集合到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里来。市长弗勒里奥、行政官帕扬、军队司令官昂里奥等人，从中午就到了市政厅。他们击鼓召集市政官员，一心指望罗伯斯比尔能在国民公会取得胜利，这样就不需要市议会宣布暴动，也不需要各区来支持暴动。几小时以后，国民公会的传达人员来通知市长，说大会命令市长去会上报告巴黎的情况，昂里奥回答传达人员说：“你去告诉那些大坏蛋们，就说我们正在讨论怎样清洗他们。别忘了告诉罗伯斯比尔要坚决，不要怕！”这时有人报告市政厅，三头联盟的三个人被捕，还决定要逮捕三头联盟的同谋者；于是， 他们敲起警钟，关闭栅门，召集市议会全体成员，集合各区的武装。炮兵奉命把大炮集中到公社去，各革命委员会到公社宣誓举行暴动。他们向正在开会的雅各宾俱乐部派出一个使团。代表们在俱乐部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俱乐部里的人说：“这个俱乐部正在为祖国通宵开会，它宁死不愿在罪恶的统治下生存。”同时，大家商定，在两个暴动中心建立紧密联系。昂里奥为了发动民众暴动，就携着手枪率领他的参谋人员在大街上到处奔跑，大喊“拿起武器！”他向群众演说，要求他所遇到的一切人都到公社去，以便拯救祖国！就在这时候，国民公会两个代表在圣奥诺雷大街看到他的这种行动，就以法律的名义派几名宪兵执行逮捕昂里奥的命令；宪兵们执行了命令，把昂里奥缚送到治安委员会。

但是，这时双方都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双方各自使用所掌握的力量——国民公会利用法令，公社利用暴动。双方都明白，一旦失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因此双方都那样积极，那样坚决。究竟胜利属谁，久久不能确定， 从中午到下午五点半，国民公会占上风，他们逮捕了三头联盟的三个人，随后司令官昂里奥也作了国民公会的俘虏。国民公会这时已经联合起来，而公社还没有集合起自己的力量。但是，从六点到八点，暴动者占了上风，国民公会险些失败。在这段时间，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分散了，公社的力量和勇气倍增。

罗伯斯比尔被送到卢森堡监狱，他的弟弟被送到圣拉扎尔监狱，圣茹斯特被送到苏格兰人监狱，库东被送到布尔勃监狱，勒巴被送到巴黎裁判所附

属监狱。公社命令狱吏不得收押他们，又派市政官员率领分遣队去援救他们。首先被救出的是罗伯斯比尔；人们象举行凯旋式似地把他送到市政厅。他在到达市政厅时，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人们高喊：“罗伯斯比尔万岁！消灭卖国贼！”在这以前，科芬纳尔已经率领二百名炮兵去抢救被拘留在治安委员会的昂里奥。这时是下午七点，国民公会刚刚复会。大会的守卫至多不过一百人。科芬纳尔到了以后，进入院落，闯进两委员会，救出了昂里奥。昂里奥到了卡鲁塞尔广场，向炮兵们演说，要他们把大炮对准国民公会。

这时，大会正讨论它本身的危险。国民公会已先后获悉：叛乱者获得惊人胜利，公社发出暴动命令，三头被人救出并到了市政厅，雅各宾派异常忿激，各革命委员会和各区纷纷举行集会。当两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了躲避科芬纳尔的追捕仓皇逃到大会里来的时候，大会很担心会随时受到冲击。大会代表得知两委员会被包围，昂里奥也被夺走的消息后，发生了极大骚乱。有顷， 阿马尔急忙跑来报告，说受昂里奥诱骗的炮兵已经把大炮对准大会。议长戴上帽子表示大祸临头，他说：“诸位，我们死在岗位上的时刻来到了！”全体代表回答：“对，对，我们要死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时，旁听席上的人一面走出会场一面高喊：“拿起武器，击退这些恶人！”于是，大会勇敢地宣布昂里奥不受法律保护。

幸而昂里奥没有能让炮兵开炮。他的权力只能是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 后来，他便到了市政厅。炮兵们拒不开炮，决定了这一天的命运。从这一时刻起，眼看就要胜利的公社便一时不如一时了。公社未能以强力袭击的方式取得成功，只好改取缓慢的暴力活动的方式；不久，进攻的目标就掉转过来， 不是公社围攻杜伊勒里宫，而是国民公会进攻市政厅了。国民公会即刻宣布叛乱的代表和暴动的公社不受法律保护。大会派出专员到各区去争取它们的支持；大会任命巴拉斯代表为军事指挥官，并派弗雷隆、罗维尔、布尔东、费罗、莱奥纳尔·布尔东、勒让德尔等坚决分子辅佐巴拉斯，以两委员会为行动中心。

各区应公社的要求在将近九点钟时已经集合起来；当时大多数公民捉摸不定，不明白怎么回事，只模糊地听到国民公会和公社之间发生纠纷。暴动者的密使逼着他们到公社去，并且要他们把自己的营队派到市政厅去。各区只向市政厅派出了代表团；但是，当国民公会的专员来到各区宣布大会的命令和要求，并告诉他们有一个首领和集结地点以后，各区就不再犹豫了。各区的营队相继来到国民公会，他们发誓保护大会，并且在热烈的欢呼和真挚的掌声中在大会会场里游行一番。这时，弗雷隆说：“时间宝贵，应该行动了。巴拉斯向委员会拿命令去了；我们要向叛乱分子进攻。我们要以国民公会的名义迫使他们交出所有的卖国贼，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就荡平这座建筑物。”议长回答：“即刻出发，要在天明之前把叛乱者的脑袋取下来。” 于是，在大会周围布置了几个营队和几门炮，以防袭击，然后分两路向公社进发。这时已将近夜半。

叛乱者一直在开会。罗伯斯比尔在受到热情欢呼，接受了矢忠和必胜的诺言之后，便在帕扬和弗勒里奥陪同下参加了市议会。格雷弗广场上充满了人、刺刀、长矛和大炮。人们在等待，只要各区的人一到就开始行动。既然公社有了各区的代表，市议会也向各区派出了专人，公社是可以对各区信得过的，昂里奥可以承担一切。因此，叛乱者以为一定会胜利的；他们委任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拟出了告军人书并且编制了名单。但是，已近午夜十二点

半，还不见有任何一个区的人出现，还没有发布任何命令，三头还一直在开会。由于这样迟迟不作出决定，在格雷弗广场上集合的人群已经动摇了。有人在暗地散播：各区已经表明态度，公社已被宣布为非法，国民公会的军队正在向公社推进。当大会的几个先遣人员不动声色地来到广场上这批武装群众中间，并喊出“国民公会万岁！”时，群众的热情已经消沉下去。有人跟着喊“国民公会万岁！”于是宣读了宣布公社非法的通告，群众听到通告以后即刻散去，只留下空荡荡的格雷弗广场。不多时，昂里奥拿着军刀从市政厅出来，企图维持群众的勇气，看到广场上已空无一人，叫道：“怎么！这可能吗？五小时前救我性命的这些炮兵现在竟这样可恶地丢开了我！”昂里奥又转回去时，国民公会的两队人赶到，包围了市政厅，并且不声不响地把守住各个出口，然后高呼“国民公会万岁！”

叛乱者见事已无望，就设法逃避敌人的打击。有个名叫梅达的宪兵首先进入叛乱者的会议厅，用手枪向罗伯斯比尔开了一枪，打中了他的下颚①；勒巴用手枪自杀了；小罗伯斯比尔从四层楼上跳下去，没有摔死；库东藏到一张桌子底下；圣茹斯特等待着被捕；科芬纳尔大骂昂里奥卑怯无能，把他从窗口扔到阴沟里去，自己逃跑了。这时国民公会的人冲进市政厅，穿过各个厅堂，逮捕了叛乱分子，命令把他们送到国民公会去。布尔东走进大会会场， 一面高呼：“胜利了！胜利了！卖国贼都消灭了！”议长说：“卑鄙的罗伯斯比尔来了，是用担架抬来的。你们一定不肯容他进来吧？”“不能，不能， 应该把他送到革命广场去。”罗伯斯比尔被放在治安委员会，过了一些时候， 被押送到巴黎裁判所监狱。在那里，他躺在一张桌子上，他那血淋淋的脸十分难看，他受到人们的冷眼、责骂、诅咒；他看到各党派为他的失败庆幸， 把一切罪行加到他身上。他在临死前已经有多次神志不清。他先被押到巴黎裁判所监狱，又转到革命法庭；革命法庭对他和他的共犯验明正身，就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热月 10 日下午将近五点，他走上囚车，站在同样受了重伤的昂里奥和库东中间。他头上包扎一块血污的布，面色铁青，两眼无神。一大群人挤在囚车周围，显出非常高兴的表情。人们互相庆贺，互相拥抱，人们百般责骂罗伯斯比尔，并且挤向前去，以便更清楚地看看他。宪兵用军刀尖指点着他。罗伯斯比尔好象对群众表示宽恕。圣茹斯特以恬静的目光扫视群众；其余二十二人都垂头丧气，面无人色。罗伯斯比尔是最后走上断头台的； 当他的头落下时，人们鼓掌持续达数分钟。

尽管罗伯斯比尔在他那一派中不是恐怖政策的最热烈的宣扬者，恐怖统治却随着他而结束了。他追求绝对权威，但在获得这种权威之后他也必须采取温和手段，恐怖政策以他的失败而告终，但在他胜利以后也会结束的。他的失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没有掌握有组织的力量；拥护他的人为数甚多，但没有组成一支队伍。他所有的不过是一种舆论和恐怖力量；因此， 他既未能用克伦威尔式的暴力出其不意地打击他的敌人，就不得不设法用恐怖手段来恐吓他们。恐吓不能奏效时，他就试图发动群众暴动。但是，有委员会支持的国民公会一下子变得勇气百倍；各区也依靠国民公会的勇气一下子变为反对叛乱者。罗伯斯比尔由于攻击政府而激怒了国民公会；由于激怒了国民公会而又激怒了人民，三者的联合后来就击败了罗伯斯比尔。热月 9

① 这里作者可能是根据梅达的自述。但后来的历史研究证明：梅达的自述不可信。奥拉尔、马迪厄等多数研究者认为罗伯斯比尔是自杀未遂，下颚受伤。——译者

日的国民公会再也不是象 5 月 31 日那样四分五裂，摇摆不定，处于钩心斗角、层出不穷、肆无忌惮的党争之中了。各党派都由于失败、祸变、经常有被处死的威胁而团结起来，并在需要斗争时协调一致。因此，罗伯斯比尔失败与否，不取决于他本人。不脱离两委员会更不取决于他。一个人当达到那种地位时，就要单独行事，这时他已为野心所吞噬，为自己的各种企图所迷惑， 为既得的幸运冲昏头脑；战争一旦宣布，和平、安宁、分享政权，就是不可能的事，正如断头台安排好以后就不可能有公正和宽容一样。因此，一个人怎样爬上去，就必然会怎样跌下来：叛乱杀人者必然死于断头台，正如征服者必然死于战争一样。

第十章

从热月 9 日到共和三年牧月 1 日（1795 年 5 月 20 日）， 民主派暴动和失败时期

罗伯斯比尔倒台后的国民公会。——两委员会派，热月党；其组成及其目的。——两委员会派的衰替。——勒邦和卡里埃披控。——巴黎的情况：雅各宾派和郊区拥护原来的两委员会；“金色青年”和各区拥护热月党。——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瓦迪埃被控。——芽月运动。——被告及某些拥护他们的山岳党人的流放。——牧月 1 日暴动。——民主派的失败；郊区解除武装；1793 年宪法被取消，下层阶级被逐出政府， 并失去实力。

热月 9 日是以进攻者一方失败告终的第一个革命战役。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上升的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相反的运动将从这一天开始。各派群起共同反抗一个人，当然会解除本身所受的压迫。两委员会在罗伯斯比尔的问题上能够自制，十头政治的政府则失去了作为本身的力量的恐怖手段。两委员会解放了国民公会，国民公会则逐渐解放了整个共和国。但是，它们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本身和为了延长革命政府的寿命，而大多数支持两委员会的人的目的是结束独裁统治，使议会独立自主和建立合法的秩序。因此，热月 9 日以后，胜利者就分为对立的两派，即两委员会派和被称为热月党的山岳党人。

两委员会派已经失去了一半力量，它不仅丧失了领袖，也失去了公社， 公社中搞暴动的成员有七十二人被送上断头台，而且，公社先后在埃贝尔和罗伯斯比尔领导下经历两次失败以后，再没有重新组织起来，也没有势力了。不过，这一派通过两委员会还保持着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它的全体成员都拥护革命制度，其中有些人，如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瓦迪埃、阿马尔等，认为只有保持革命制度他们才能得救；另一些人则害怕反革命势力，害怕他们的同僚受到惩罚，如卡尔诺、康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科多尔郡的普里厄等。这一派在国民公会之内，有不久前被派出去的所有特派员、热月 9 日事件的几个著名山岳党人以及罗伯斯比尔的余党；在国民公会之外，有重新归附他们的雅各宾派，他们并始终得到下层阶级和郊区的支持。

热月党由大多数的国民公会成员组成。国民公会中整个中间波和右派残余都与变得不象过去那样过激的山岳党人联合起来。温和派的联盟——其中有布瓦锡·丹格拉斯、西哀耶斯、康巴塞雷斯、谢尼埃、蒂博多、丹东派的塔利安、弗雷隆、勒让德尔、巴拉斯、布尔东、罗维尔、班达勃尔、迪蒙以及两个梅兰等人——使议会有了新的性质。这个联盟在热月 9 日以后首先在国民公会中加强自己的势力；不久，又钻进了政府，并把当政的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在舆论界、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的支持下，它公开地奔向自己的目标；它追捕十头政治中的主要人物及其代理人。这个联盟在巴黎有许多拥护者，他们利用青年来打击雅各宾派，依靠市区来对付郊区。同时，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它还把救国委员会以前放逐的所有代表召回国民公会，首先是召回反对 5 月 31 日事件的七十三名吉伦特党的代表，接着又召回被判死刑尚未执行的吉伦特党人。雅各宾派发生骚动，这个联盟就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郊区举行过一次暴动，它就解除了郊区的武装。这个联盟推翻了革命政府以后，企图建立另一个政府，并想根据共和三年的宪法，以一种可能的、

自由的、正常的和稳定的政权制度，代替自从国民公会成立以来非正常的、临时的制度。但是，这一切都只能逐步地予以实施。

这两派在共同取得胜利之后，不久就互相较量起来。特别是革命法庭引起了深刻的憎恨。热月 11 日，国民公会停止了革命法庭的活动；但俾约-瓦伦在同一次会议上建议撤销停止活动的法令。他认为只有罗伯斯比尔的同谋者是有罪的，而大部分审判官和陪审官都是纯洁的，应当维持他们的原职。巴雷尔根据这个意见提出了一项法令，他说，三头联盟没有为革命政府作任何事情，他们甚至经常反对革命政府的措施；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在革命政府中安插自己的党羽，并使革命政府执行有利于他们的阴谋的方针；他坚持要加强革命政府，维持惩治嫌疑犯条例，维持革命法庭及其成员，甚至包括富基埃-但维尔在内。听到这个名字，大会立即爆发了一阵表示不满的声音。弗雷隆作了这种公愤的代言人，他叫道：“我要求把这个怪物从大地上最后清除掉，让富基埃到地狱里去痛饮他自己所流的血吧！”大家赞成他的讲话， 于是决定对富基埃提出控告。但是，巴雷尔并不自认失败；他面对国民公会仍然保持着往日救国委员会运用得很成功的那种强硬论调；这是他的习惯和谋算，他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象既成事实那样容易继续存在的了。

可是，巴雷尔出身贵族，在 8 月 10 日以前他是福扬派保王分子，他的政治变迁是决不容许他使用这种强硬的命令的口吻的。梅兰·德·提翁维尔说： “想要对我们发号施令的这位福扬派议长是什么人呀？”登时会议厅里响起一片掌声。巴雷尔感到很窘，离开了讲台，两委员会的这一首次失败成了它们在国民公会中失势的标志。革命法庭继续存在，但其成员和组织却不同了。牧月 22 日的法令被废除了；在审判程序中，以前是那样的急迫和残忍，现在一变而为这样的缓慢与温和，而且有这样多的保护形式。这个法庭不再用来对付从前的嫌疑犯了，这些嫌疑犯只要再拘留一个时期，同时减轻他们的罪嫌，以后就按照卡米尔·德穆兰通过宽大委员会提出的办法分批释放了。

热月 13 日，人们处理了政府本身的问题。救国委员会很多委员出缺。埃罗·德·塞舍尔一直没有人接替，让·邦·圣安德烈和马恩郡的普里厄外出视察；罗伯斯比尔、库东和圣茹斯特都已在最近被处死。于是任命塔利安、布雷阿尔、埃夏塞里奥、特雷拉、杜里奥和拉洛瓦接替他们。这些人进入救国委员会以后，使旧有委员的势力削弱了。同时改组了两委员会使之更加从属于国民公会，而两委员会彼此间更加互相独立了。救国委员会负责军事和外交，治安委员会的职权则是执行“大治安”的任务。人们想用限制革命权力的办法来平息革命的热情，并逐渐解散群众，就把各区每日的集会改为每旬一次，而且取消了参加集会的贫苦公民的每天四十个苏的津贴。

这些初步措施是在果月 11 日决定和实施的；罗伯斯比尔垮台一个月后， 凡尔赛的勒库安特尔控告了救国委员会的俾约、科洛和巴雷尔以及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阿马尔和服兰。在前一天，塔利安曾猛烈抨击恐怖政策，勒库安特尔在塔利安发言的效果的鼓舞下，也大兴问罪之师。他对这些人提出二十三条主要罪状，把他们所说应由三头联盟负责的所有残酷暴虐的措施全都归罪于他们，说他们是罗伯斯比尔的继承者。这种指责使大会陷于混乱，激怒了所有支持两委员会的或不愿共和国再度分裂的人。俾约-瓦伦说：“勒库安特尔所说的我们的罪行都是荒谬的，无中生有的，如果确有其事，我们这些人的脑袋就都应该落在断头台上。但是，我看勒库安特尔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证实他所控诉的任何事情。”他驳斥了勒库安特尔所提的主要罪状；

他责骂他的对手是一些腐化堕落的人，是一些阴谋家，是要牺牲他们来纪念丹东这个丑恶的谋叛者——一切杀父灭亲的乱党们的希望。他还说：“说我们是罗伯斯比尔的继承者的这些人究竟要干什么呢？先生们，你们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吗？他们要在暴政者的墓地上扼杀自由。”勒库安特尔的指控有些为时过早；几乎整个国民公会都说这种指控是诬告。被控告的人和他们的同伙一致爆发出不可抑制的极大忿怒，因为他们是第一次遭到攻击；检举人很少有人支持，感到非常狼狈，因此，俾约-瓦伦和他的同党这次很容易地战胜了。

几天以后，两委员会委员有三分之一成员需要刷新的时刻来到了。命运注定巴雷尔、卡尔诺和罗贝尔·兰代在救国委员会的任期届满，瓦迪埃、服兰和穆瓦茲·贝勒在治安委员会的任期届满。这时热月党人进入两委员会； 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感到势孤力弱，就辞职了。有一件事更加促成他们这一派的失败，并且强烈地激起舆论的反感，这就是救国委员会的两个地方专员约瑟夫·勒邦和卡里埃的罪行的公布。他们中的一个曾被派到受侵略的边境阿腊斯和康布雷，一个曾被派到旺代郡战争的前沿据点南特；他们在出巡时以残暴著称，使用了握有极权的人通常都会使用的残酷手段。勒邦年轻体弱，性情温和。首次出巡时表现宽厚，因此受到救国委员会的斥责；以后他又被派到阿腊斯，人们要求他在那里表现得更革命一些。他为使自己在执行两委员会的残暴政策时不落人后，就不顾一切地采取极其骇人听闻的过激行动。他滥用职权，肆意杀戮，他走到那里，那里就有断头机，而名之曰“神圣的断头机”；他还成立一个由他特别犒劳的执刑队。卡里埃因为要残害的人更多，其残暴超过勒邦；此人暴躁、狂热，生性残忍。只要有机会他就执行连马拉当日也没有想象到的各种暴行。由于他是被派到一个叛乱地区的边境，凡是敌对的居民，不论教士、妇女、儿童、老人、少女，一律处死。断头台不够用，他就以名为马拉队的杀人队代替革命法庭，以装有活门的船代替断头机，他用这种船把受害者淹死在卢瓦尔河。热月 9 日以后，要求对这种滔天罪行报仇伸冤的呼声起来了。勒邦首先受到攻击，因为他是罗伯斯比尔的代理人；然后就轮到卡里埃，因为他是救国委员会的代理人，而他的可怕的残暴是罗伯斯比尔本人都不赞成的。

在巴黎各监狱里，共有南特居民九十四人，他们衷心拥护革命，在旺代叛军进攻时奋勇保卫过他们的城市。他们是被卡里埃当作联邦主义者解送到巴黎的。热月 9 日以前，人们不敢把他们提到革命法庭上去；现在就利用对这些人的审讯来揭发卡里埃的罪行。对这些南特人的审判是郑重其事的，审讯历时近一月之久，因此舆论得以从容地作出有力的表示。当这些人被宣告无罪时，各处纷纷要求制裁南特的革命委员会和地方专员卡里埃。勒让德尔这时又把勒库安特尔对俾约、巴雷尔、科洛和瓦迪埃的控告重新提出来，这四个人的旧同僚卡尔诺、普里厄和康邦则勇敢地为他们辩护，并且要求和他们四人共命运。勒让德尔的控告没有结果，仍然只是审判了南特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但从这里已能看出热月党人的进展。这一次，南特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不得不极力辩解；会议很快就转而讨论勒让德尔的控告，而没有象对勒库安特尔的控告那样称之为诬告。

但是，革命民主派在巴黎的势力仍很雄厚，他们虽然失去公社、法庭、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可是还有雅各宾派和各郊区。革命民主派集中的地点是雅各宾俱乐部，特别是在需要自卫的时候。卡里埃经常到雅各宾俱乐部去，

他并且要求雅各宾派的援助；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也到雅各宾俱乐部去；不过，他们由于所受威胁不那么大，表现比较慎重。因此有人责备他们不该缄默。俾约-瓦伦回答道：“狮子正在睡着，可是狮子醒来时那将是可怕的。”雅各宾俱乐部在热月 10 日以后曾经一度清洗，曾以新生团体的名义为罗伯斯比尔的垮台和暴政的告终而向国民公会致贺。到这时期由于有人控告了俱乐部的首脑，各郡又监禁着许多雅各宾派的人，它便代表所有俱乐部支部呼吁：“让人们听到共和国各地的惨痛呼声，听到被压迫的、陷身牢狱的爱国者的声音——而走出这些牢狱的正是昔日的贵族。”

国民公会非但不接受雅各宾派的呼吁，而且，为了消灭雅各宾派的势力， 还禁止他们集体请愿、建立支部以及总部同支部的通讯联络，这样一来，就使这个著名的俱乐部组织解体。从国民公会被排挤出来的雅各宾派在巴黎到处活动，当时他们还是巴黎的主人。热月党人就是在这时候同样也来召集他们的群众和要求各区的支持的。同时，弗雷隆在他的《人民演说家报》上号召青年们拿起武器，并且亲自领导他们。这支非正规的新民兵取名为弗雷隆的“金色青年”。它的成员都是富裕阶级和中等阶级的子弟，他们穿着一种叫做“受害人服装”的奇特的制服——不是雅各宾派的“卡马尼约”翻领短上衣，而是方领口露胸的衣服；鞋子是大口鞋，发式是两边下垂，后面结成几条辫子，叫“卡德奈特”，手里拿一根形如宰牛槌、包有铅头的短棒。这些青年和各区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保王派，另一部分是追随反革命运动而随波逐流的人。后一部分人的行动漫无目标，没有企图，他们表示拥护最有力量的党，特别是在最有力量的党答应在胜利后恢复普遍需要的旧秩序的时候。前一部分人则在热月党人的影响下攻击原来的两委员会，正如过去热月党人在原来两委员会的领导下攻击罗伯斯比尔一样。这前一部分人正在为自身利益伺机而动，在革命派完全失败以后，这个时机来到了。在这两派各怀戒心或互相仇视的激烈的情况下，他们互相责骂，在大街上互相殴斗，这一边喊“国民公会万岁！”另一边喊“山岳党万岁！”“金色青年”在罗亚尔宫区由于得到商人的支持而占居上风；雅各宾派在杜伊勒里宫花园则由于靠近雅各宾俱乐部而最有力量。

双方的争斗日益激烈，巴黎变成了战场，两派的命运看来要全凭武力解决了。这种混乱局面和战争状态，终须有个结束；既然两派都因过于愤激和仇恨而不能和解，其中必然有一派战胜另一派。热月党人正在发展阶段，胜利是要属于他们的。俾约在俱乐部说“狮子醒来”的第二天，巴黎发生了一场剧烈的骚动。有人要冲雅各宾俱乐部。街上有人大喊：“雅各宾派阴谋叛变！”“雅各宾派不受法律保护！”审判南特革命委员会也恰好是在这一天。南特革命委员会申辩说，它只是执行了卡里埃的残酷镇压的命令，因此国民公会要审查卡里埃的行为。卡里埃被许可在决定控诉他以前为自己辩护。他把他的残酷行为说成是由旺代郡叛军的暴行和经历几次内战的昂奋情绪引起的。他说：“在我采取行动的时候，天空中仿佛仍然回荡着那两万殉难者在严刑下高呼‘共和国万岁！’的喊声。在这种可怕的紧急关头，人道已不存在，怎么能让人听到它的声音？那些反对我的人处在我的地位将会怎样？⋯⋯我在南特拯救了共和国；我只是为祖国而生，我也将为祖国而死。” 在五百个表决者中，有四百九十八人赞成控诉，其余两人表示有条件地赞成。

雅各宾派看到人们从控诉从属性质的代理人转而控诉到代表本身，以为是要失败了。他们仍试图鼓动群众，其目的不在于保护卡里埃，而是为了保

护他们日益受到威胁的整个党派。但是，他们被“金色青年”和各区的人包围住了，这些人闯进雅各宾派的会场，企图解散俱乐部。于是发生了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包围者用石块砸开窗子，冲开大门进去，雅各宾派抵抗了一阵以后就被驱散了。雅各宾派曾到国民公会去控诉他们所遭受的暴力行动。但是，负责对此事提出报告的卢贝尔并不维护雅各宾派。他说：“暴政是在哪里建立起来的？在雅各宾。暴政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在哪里？在雅各宾。是谁使全法国笼罩着悲哀，给每个家庭带来失望，在共和国到处设置监狱，把共和制度弄到那样可怕，甚至戴着枷锁的奴隶都不愿活下去？是雅各宾。是谁还在惋惜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可怕的制度？是雅各宾。如果你们没有勇气在这时候表明态度，你们就再也没有共和国，因为你们有的是雅各宾。”国民公会于是暂时停止雅各宾派的活动，以便对他们进行情洗和改组。人们不敢一下子就把他们消灭。雅各宾派对这项法令置之不理，他们手执武器在他们的开会地点集合起来。曾经包围过雅各宾派的热月党人的队伍又来进攻， 他们在俱乐部局围高喊“国民公会万岁！”“打倒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准备自卫，他们离开座位，高喊“共和国万岁！”他们占据各个门口，并试图冲出去。开始时他们抓了对方几个人，但由于寡不敌众，很快就败退下来。战胜者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他们就穿过战胜者的行列退走，一路上大受侮辱， 嘲骂，甚至拳打脚踢。这种非法的袭击是伴随着党派斗争的一切过激行为而经常发生的。

第二天，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前来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并将簿册文件封存，从此，雅各宾派的社团便不复存在。这个平民团体玷污了革命，但是， 当政府为了击退反法联军而置身于群众之中，并赋予共和国以一切防卫力量的时候，它曾经为革命开足了所有的发条，今天，这种团体只能是对新秩序的建立起阻碍作用了。

局势变了。以自由代替独裁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既然挽救革命已有成效， 就必须在恢复合法制度的同时确定革命的原则和革命的成果。过于滥用的特殊的权力象俱乐部联合会那样，应当随着支持这种权力的党派的失败而结束，这个党派也应当随着它赖以兴起的形势的变化而消灭。

卡里埃被解到革命法庭，他不断受到审讯，最后是同他的大部分共谋者一起被判刑。还在审判他的时候，因反对 5 月 31 日革命而被逐出议会的七十三名代表就已经由杜埃的梅兰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要求把他们召回。梅兰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七十三人全部恢复了在国民公会的职位，但当这七十三人要求召回以前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代表时，却又遭到强烈反对。热月党人和新的两委员会的委员担心这样做会使革命行动受到非难。此外， 他们还害怕在已经分裂的国民公会中又引进一个新的党派，引进一些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些敌人很可能会象过去对待旧的两委员会那样对他们起反作用。因此，热月党人强烈反对这七十三人的意见。梅兰甚至这样说：“你们想打开丹普尔监狱的大门吗？”路易十六的小儿子还关在丹普尔监狱，而吉伦特党人由于 5 月 31 日事变的结果已经与保王党没有多少差别。况且，5 月

31 日仍与 8 月 10 日和 7 月 14 日同样列为革命的节日。倒退的运动还需要多

走几步才能达到这个时期。共和派的反革命是从 1794 年热月 9 日回到 1793

年 10 月 3 日，即逮捕七十三名代表的日子，而不是回到 1793 年 6 月 2 日， 即逮捕二十二人的日子。共和派的反革命在打倒罗伯斯比尔和救国委员会以后，还必须进攻马拉和山岳党。为此，还需要在几乎同样的群众行动的循环

往复中再化几个月时间。

人们继续革除十头政治的各种制度。在恐怖时期颁布的驱逐教士和贵族两个阶级的法令被撤销了；为了结束对商业的苛政，以重新树立信任，人们废除了最高限价法；人们积极地用最宽宏的自由代替救国委员会的专制压迫。报纸的独立、天主教仪式的恢复以及在两委员会时期没收的联邦主义者的财产的发还，这些也都是这一时期的特色。这是彻头彻尾的对革命政府的一种反动；它很快便打击到马拉和山岳党身上。热月 9 日以后，人们欲以一种较高的革命威望来对抗罗伯斯比尔的威望，就选择了马拉。人们授予马拉进入先贤祠的荣誉，而这是罗伯斯比尔大权在握时所不同意的。现在这个可怕的蛊惑家也受到攻击了。在国民公会、剧院、公共场所和群众会堂都有过马拉的半身像。“金色青年”在斐多剧院打碎了他的半身像，山岳党曾起来表示抗议；可是国民公会却宣布，任何公民必须在死后十年才可以获得进入先贤祠的荣誉，才可以将他的半身像安置在国民公会里。马拉的半身像从会议厅里被撤除了；由于郊区哗然骚动，一向支持议会的各市区就到郊区游行。在巴黎荣军院对面山上有一座大力士扼杀九头蛇的巨大雕像，小麦市场区的人要求把它推倒。国民公会中的左派议员们嘟嘟囔囔。其中一人说：“这个巨人是人民的形象。”另一议员回答说：“我只看见一座山，山是什么？不就是对平等的永恒的抗拒吗？”这几句话博得一阵掌声；就凭这几句话，人们接受了上述要求，推倒了标志一个党派的胜利和统治的纪念物。

以前被放逐的国民公会代表就是在这时被召回的，不久前，已经把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法令撤销。伊斯纳尔和卢韦给国民公会写信要求恢复本人的权利，因为人们始终以 5 月 31 日事件的后果和各郡的暴动为理由对这两人不满。谢尼埃说：“国民公会为这两人说话，我不会责骂大会又把联邦主义的幽灵招回——这是人们指控你们的同僚的主要罪状。人们要说，他们逃跑了；他们曾经隐匿起来。这就是他们的罪过！从共和国的命运来考虑，这种罪过本来应该是大家的！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一些很深的洞穴，把孔多塞的深谋远虑和韦尼奥的雄辩才能为国家保存起来？为什么在热月 10 日，我们这仁慈宽厚的土地没有使这批刚毅的爱国者和有德行的共和派人士重见光明？ 可是，人们怕这些由于遭逢不幸而愤愤不平的人图谋报复。这些人饱经忧患， 已经学会了对人类的种种过失表示悲叹。不会的，孔多塞、拉博·圣艾蒂安、韦尼奥、卡米尔·德穆兰是不要大流血的；他们的幽灵决不是大屠杀所能安息的！”左派反对谢尼埃的动议。班达勃尔喊道：“你是想再度鼓动起各种激烈情绪的。你攻击 5 月 31 日的革命，就等于攻击参加这次革命的八万人。” 西哀耶斯回答：“我们不要把暴民肆虐与依法行事混为一谈。人们在一个同我们相敌对的下级权力机关的支持下，在 5 月 31 日和 6 月 2 日这些不祥的日子，竟至犯下了滔天罪行，这决不是一种爱国主义事业，而是一种暴政的大阴谋；因此，你们也已看到，国民公会从这时以后就受到控制，大多数人遭受压迫，少数人横行霸道。到这时为止，大会经历了三个阶段：5 月 31 日以前，国民公会受到群众的压力；热月 9 日以前，受暴政支配的国民公会本身

压迫群众；热月 9 日以后，正义伸张，因为国民公会重新掌握了一切权力。” 西哀耶斯提议召回被放逐的代表，认为这是大会复归团结一致和拯救共和国的保证。杜埃的梅兰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建议即刻让他们回来；这项建议通过了，于是，二十二名国民公会代表在被放逐十八个月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席位，其中有伊斯纳尔、卢韦、郎热内、克尔维勒冈、亨利·拉·里维埃、拉

雷韦耶尔·勒波、勒萨日，这些人都是卓越的、但却是倒霉的吉伦特党的残存人物；他们与由各党派的残余逐渐形成的温和派联合一致。昔日的敌人， 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不念旧恶，忘却了互争过统治权，而团结起来了。这是主张共和、反对保王派的人同主张制定可行的宪法、反对革命派的人之间和解的开端。这时对联邦主义者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撤销了，吉伦特党人成了共和派反革命力量的首脑。

但是，在反动人物控制下的国民公会由于企图弥补一切和惩罚一切，在司法方面的行动又陷于过激。在十头政治废除以后，宣布既往不咎，在革命的深渊中投入不多的几个赎罪的牺牲者以后就闭合这个深渊，这也许是明智的，虽然这也是困难的。只有安宁才能促成和解，只有和解才能有自由。由于人们对过去的罪行深恶痛绝，对过去所受痛苦记忆犹新，采取的方针自然又是不免过激，这就成了以暴易暴，只不过换个位置而已。以前是为了群众而牺牲资产阶级，为了消费者而牺牲商人；现在恰恰相反。投机牟利取代了最高限价法，中产阶级的告密者接替了群众的检举人。所有参加过独裁政府的人都受到最激烈的控诉。曾经是资产阶级的地盘的各市区，现在要求解除由无套裤党人组成的各区革命委员会的武装并加以惩处。要求惩罚“恐怖分子”的呼声到处响起。被控诉的恐怖分子的范围一天天扩大，各郡也纷纷检举过去的地方专员。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党，在广泛的不断的复仇威胁之下，已濒于绝望，它再也不足为惧，因为它已没有任何权力。

害怕放逐和其他原因，使这个党产生了反叛的意图。饥荒严重。革命时期，劳动力和生产品大为减少，那时是富人入狱，穷人掌权；取消最高限价法引起严重的危机，商人和农场主乘机抬高粮价，以补偿从前强加于他们的损失。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指券失掉信用，价值日益下跌，因为最后己发行到八十亿以上。国有产业由于革命被没收很多而变得不值钱，从而使指券的保证不可靠；加之在共和政府时期，资本家和商人认为共和政府是临时的，因而对指券缺乏信任等等，这一切，使指券的实际价值跌到仅及票面价值的十五分之一。人们很不乐意接受指券，追求硬币的人越多，硬币就越被藏匿， 纸币也更为跌价。人民缺少食物，使用指券甚至买不到吃的，因而陷于极度穷迫。他们以此归咎于商人、农场主、产业主，归咎于政府，他们不胜惋惜地回忆起不久前有面包又有权力的救国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确实也委派了一个粮食委员会负责供应巴黎的粮食；但这个委员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付出昂贵代价，只能每天运来一千五百袋面粉，运一天算一天以供给这个大城市的最低需要。人民成群结队在面包房门前守候几个上下午，每人才买到一里弗坏面包，大家叫苦连天，怨声载道。人民把粮食委员会主任布瓦锡·丹格拉斯称作“让人挨饿的布瓦锡”。这就是在人们审判旧时的群众领袖时， 激昂的、狂热的群众的处境。

风月 12 日，就在最后一批吉伦特党人归来后不久，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瓦迪埃。国民公会对他们的审讯本应在芽月 3 日开始。芽月 1 日（1795 年 3 月 20 日）是来复日和各区集会的日子， 这几个人的拥护者发动暴动，以阻止审讯，圣安东和圣马索两个郊区是效忠于他们的。他们以半请愿半暴动的方式从本区向国民公会进发，向国民公会要面包，要求实施 1793 年宪法和释放爱国者。他们遇到了几个青年，就把这几个青年扔到杜伊勒里宫苑的水池里。不久，国民公会受到威胁、雅各宾派要援救他们首领的消息就传开了；于是，城区约五千公民随同“金色青年”

的队伍赶来驱散郊区群众，并担任大会守卫。大会受到这次威胁的教训，就根据西哀耶斯的建议，恢复从前的戒严令，称为“大治安法”。

援救被告的暴动没有成功，被告于芽月 3 日在国民公会受审，只有瓦迪埃一人缺席。他们的行为受到最严格的审查，他们被控为对人民施行暴政， 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尽管起诉书上提出不少证据，但是被告们都非常巧妙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把对国民公会的压迫和他们自己所受的压迫都推到罗伯斯比尔身上；他们推托说各项措施是救国委员会采取的、国民公会通过的，是出于当时的激昂情绪，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和拯救人民的需要。他们的原来的同僚也出来作证，为他们说话，并且愿意分担他们的责任。“山顶上的人”——当时人们对山岳党残余的称呼——也极力支持他们。他们的审讯进行了九天，每次都是听取控诉和答辩。各郊区骚动很大，从芽月 1 日以

来一直未停的群众集会，到 12 日规模更大；终于又发动了一次暴动，企图达到第一次暴动没有达到的阻止审讯的目的。情绪高昂的群众这次人数更多， 勇气更大；他们冲破了国民公会的守卫，闯进大会会堂；帽子上用粉笔写着“面包，93 年宪法，释放爱国者”等字样。很多旧山岳党的代表都支持他们； 其他各党派的代表在群众侵入会场的骚动和混乱中惊惶失措，只等城区的人前来解救。会议的讨论停止了。在公社失败后从公社夺来的、安置在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屋顶的警钟，这时敲响了；救国委员会发出紧急信号。不多时，最邻近的城区公民集合起来，携带武器，第二次前来给国民公会解围。国民公会决定对成为暴动借口的被告判处流放，并下会逮捕十七名旧山岳党代表，因为这些代表支持暴动者，应视为同谋犯。其中有康邦、吕昂、莱奥纳尔·布尔东、杜里奥、夏斯勒、阿马尔和勒库安特尔（他是从吉伦特党归来后再度成为山岳党的）。第二天，被判处流放的和被捕的人全都押解到哈姆堡。

芽月 12 日事件没有产生任何决定作用。各郊区被击退了，但不是被击败，耍彻底消灭一个党派。必须使它遭受决定性的失败，把它的残余势力和影响完全肃清。对付民主派的许多问题都解决了，只剩下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宪法问题。究竟是群众占优势，还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完全以宪法如何制定为转移。维护革命政府的人都一致坚持 93 年的民主宪法，因为这个宪法会使他们有可能恢复已失去的权力。他们的对手则企图用一个能保证自己的统治的宪法代替 93 年宪法，使政权较为集中，并把它置于中产阶级手中。两派准备在这一战场上进行最后决战已经有一个月了。1793 年的宪法是人民批准的，因此拥有一种有利的先入之见；人们要反对这个宪法就得很费心思。开始是答应无保留地实施这个宪法；接着是成立十一人委员会，草拟“宪法实施纲要”，使之付诸实施，过些时候再直接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这个宪法分散政权，只承认一个从属人民意志的议会，甚至制定法律也由它来决定。最后，一个城区代表团干脆把 93 年宪法称作“用恐怖政策强行制定的十头政

治的宪法”。这样一来，所有拥护 93 年宪法的人都十分愤慨，而又充满戒心，

他们准备发动一次维护这个宪法的暴动。这是一次新的 5 月 31 日革命，其激

烈程度同上次的 5 月 31 日革命一样，但是这一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社的支持，没有一个总司令负责指挥，对象也已不是一个被吓得丧了胆的国民公会和一些驯顺的城区，因此没有获得同样的结果。

叛乱者受到芽月 1 日和 12 日两次暴动失败的教训，处心积虑要弥补他们

在组织方面和行动目的方面的缺陷。牧月 1 日（5 月 20 日），他们以“要求

面包和恢复自身权利的起义人民”的名义宣布取消革命政府，实施 1793 年的

民主宪法；撤除政府现任官员的职务并加以逮捕，释放爱国者；在牧月 25

日召开初级议会；在获月 25 日召开立法议会，以代替国民公会；停止一切非从属于人民的权力机关的活动。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市政机关作为他们的共同的活动中心；他们决定占领关卡、电报局，夺取警炮、警钟、大鼓，并且下决心，要在全法国人民的粮食、安宁、幸福和自由都有了保证以后方始罢休。他们号召炮兵、宪兵、步兵和骑兵站到人民的旗帜下，然后向国民公会进军。

这时，国民公会正在讨论制止暴动的办法。由于配给面包和人心动荡不安，每天都有集合的人群，国民公会没有发觉一个大规模的暴动正在酝酿， 也没有采取防止或击退这次暴动的措施。两委员会向大会仓皇告急。国民公会即刻宣布长期开会，指示巴黎要负责共和国代表们的安全，下令紧闭各城门，宣布凡聚众滋事的首领一律不受法律保护，号召各区全体公民拿起武器， 并任命八个专员领导各区，其中有勒让德尔、亨利·拉·里维埃尔、克尔维勒冈等人。他们刚出发，就从外间传来一声巨响。外面的一道门已被冲开， 许多妇女喊着“面包和 93 年宪法！”冲上旁听席。国民公会以坚定的态度接见了这些妇女。议长韦尼埃对她们说：“你们这样喊，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的态度，也不能使粮食早一点运到，而只能阻滞粮食到达。”一阵可怕的喧嚷压住了议长的声音，讨论也被打断了。大会下令赶走旁听席上的人。可是， 郊区的暴动者很快便来到了里面的大门，见门已关闭，就用斧头和铁锤砸开， 暴动群众涌入国民公会中心。

这时，会场变成战场。担任大会警卫的老兵和宪兵，大喊拿起武器；代表奥基手执军刀率领着他们，开头曾击退进攻者，甚至俘虏了几个人。但是， 更多的暴动者又以冲锋步伐回来，冲进国民公会，代表费罗在暴动者的追击下奔回会议厅，暴动者在会议厅中连发数枪，他们瞄准正在替韦尼埃主持会议的布瓦锡·丹格拉斯。费罗冲向讲台，想用自己的身子保护布瓦锡。费罗被矛刺刀砍，身负重伤，倒了下去。暴动者把他拖到走廊里，误认他是弗雷隆，把他的头砍下，用长矛挑起。

经过这场战斗以后，暴动者就完全占据了会议厅。大部分代表逃跑了， 只剩下旧山岳党代表和布瓦锡·丹格拉斯。他很镇定，戴着帽子，对辱骂威胁不予理睬，总是以国民公会的名义抗议群众的暴力行动。暴动者把费罗的血淋淋的头给他看，他却向它俯首致敬。暴动者用长矛对着他的胸口，逼他把暴动者的要求付表决，他总是坚决拒绝。但是，支持这次暴动的旧山岳党人占夺了各办公场所，占据了讲坛，并在群众的热烈掌声中宣布了起义宣言中的所有条款。他们的代言人是代表罗默。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 成员有布尔勃特、迪罗瓦、迪凯努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苏布拉尼（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他们就是这样准备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宣布召回被囚禁的同僚，撤销敌对者的职务，并宣布实施民主宪法，恢复雅各宾派的活动。但是，暂时侵占议会是不够的，还必须征服各市区，因为要较量的对手只有各市区了。

派到各区的专员迅速地集合起各区的兵力。布特-德-木兰、勒佩尔蒂埃、皮克、丰丹-格雷内勒等几个邻近的营队立即占据了卡鲁塞尔广场和主要街道。于是局面为之一变；勒让德尔、克尔维勒冈、奥基也带领着各区的军队把暴动者包围起来。他们开头还遭到一些抵抗。不久，他们便端着刺刀冲进

会议大厅，暴动者正进行讨论。勒让德尔大喊：“我依法命令武装的公民们退出会议厅”。暴动者犹豫了片刻；但是，各营队从几个门口涌进来，暴动者害怕了，就在慌乱中退出大厅。大会的代表都回到会场；大家向各区的人称谢，讨论重新开始。会议中断时通过的措施一律宣布无效；有十四名代表， 后来又增加十四名，都以组织暴动或发言支持暴动的罪名被捕。这时正是夜半，到早晨五点，被捕的人已离开了巴黎六法里。

暴动虽已失败，郊区的人民并不甘心，第二天，他们又携带大炮向国民公会大举进攻。各市区的营队也赶来防卫国民公会。双方准备战斗；当大会派遣的几个专员来到暴动者这里的时候，郊区的大炮已推进到卡鲁塞尔广场，对准大会开会的旧王宫。双方开始谈判；大会接见了一名郊区代表，他先提出前一天所提的各项要求，接着说：“我们下定决心，宁愿死在我们所据守的岗位上，也不能放弃我们的要求。我什么也不怕；我名叫圣莱纪埃。共和国万岁！国民公会万岁——只要它是讲道义原则的，我相信是这样！” 大会善意地对待了这位群众代表，并且对郊区表示和好，但没有给予正面答复。郊区的人由于再也没有一个公社来支持他们的决心，也没有一个象昂里奥那样的指挥官来指挥他们坚持到自己的提议被通过为止，因此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在听到国民公会保证要尽心处理粮食，即将公布 1793 年宪法的实施纲要以后，便撤退了。这一天，人们清楚地看到：要想成功，仅仅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和明确的目标还不够；还必须有领导者和支持、指导暴力行动的权力机构。现在只有一个合法的权力机构了，那就是国民公会，取得国民公会拥护的党派胜利了。

古戎、布尔勃特、罗默、迪罗瓦、迪凯努瓦、苏布拉尼等六个民主派山岳党人被解送到军事法庭。他们态度坚定，表现出热爱自己的事业，而且差不多每个人都保持冷静。对他们不利的罪名只有参加牧月运动；可是在党派斗争时期，这就够了，结果他们被判处死刑。他们互相传递同一把刀子自杀， 一面喊着“共和国万岁！”罗默、古戎和迪凯努瓦都幸运地自杀成功，其余三人则在濒死状态中被送上断头台，而仍然神色自若。

郊区方面虽然在牧月 1 日被击退，在 2 日被赶走，但仍保持着起事的力量。有一件在前两次暴动中发生的并不重要的事情，却造成了他们最后的失败。杀害费罗的凶手被发现并判处死刑，在 4 日执行那天，被一群人救走了。于是激起反对这一新的暴行的呼声，国民公会下令解除各郊区的武装。各市区的部队包围了郊区。郊区起初准备抵抗，以后就丢下他们的几个首领，丢下武器、大炮而退却了。民主派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人、俱乐部、权力机构， 现在他们只剩下一支武装部队和一些能够使他们征服一切的组织制度，由于他们拥有武装，他们还是可怕的。自从民主派最后一次失败以后，下层阶级就被彻底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作为他们自己的议会的各革命委员会已被摧毁，作为他们自己的军队的炮兵被解除武装；他们的法典即 1793 年宪法已被废除；群众的政权至此宣告结束。

山岳党从热月 9 日到牧月 1 日的结局同吉伦特党从 6 月 2 日到热月 9 日的下场一样。山岳党代表中有七十六人被处死或被逮捕，山岳党这回也遭到它过去给吉伦特党造成的同样的命运，这是因为在各党派野心勃勃的年代， 彼此间决无迁就容让之可言，有的只是互相征服，互争雄长。山岳党和吉伦特党同样为夺回失去的权力而发动暴动，又同样遭到失败。韦尼奥、布里索、加代等人曾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而布尔勃特、迪罗瓦、苏布拉尼、罗默、

古戎、迪凯努瓦则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前后如出一辙。他们在临刑时都表现同样的英勇，可见所有各政党在某些方面都是相类似的，各派系都为同样的动机所驱使，或者说，都为同样的需要所支配。从此以后，中等阶级又从外部重新取得了革命的领导地位，国民公会又在吉伦特党的控制下团结一致，正象 6 月 2 日以后在山岳党的控制下团结一致一样。

第十一章

从牧月 1 日（1795 年 5 月 20 日）到共和

四年雾月 4 日（10 月 26 日），国民公会终结

1793 年和 1794 年的战役。——军队听到热月 9 日革命的消息以后的状况。——征服荷兰；来因河阵地。——与普鲁士签订巴塞尔和约；与西班牙签订和约。——基贝隆之战。

——国民公会派的反动变为保王党的反动。——南方对革命者的屠杀。——共和三年的独裁宪法。——规定国民公会代表应有三分之二重新选入两院的果月法令。——各区保王党极为猖獗。——保王党的暴动。——葡月 13 日事件。——两院和督政府的选任。—

—国民公会的终结，大会的存续期间，大会的性质。

革命在对外方面的大好形势特别促成了独裁政府和雅各宾派的垮台。由于雅各宾派的坚决有力的措施和他们的激发推动作用，共和国的胜利日益扩大，雅各宾派拥有强大势力已无必要。在法国内部，使用可怕的强力手段， 增殖财力，组织军队，选拔将领和领导抗战取得对欧洲的胜利的，是救国委员会。局势变得顺利了，就不再需要作同样的努力；救国委员会的任务已告完成，因为这样一个独裁政权的特性本来就是拯救一个国家和一个事业，并在卓有成效之后本身也归于消灭。国内层出不穷的事件使我们未能很快认识救国委员会在 5 月 31 日以后对军队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由此获得的成果。

1793 年夏实行“全国皆兵”，建立了山岳党的军队。不久，山岳党的首领就选拔了一批属于该党的中级军官来接替属于吉伦特党的将领，这些军官就是儒尔当、皮什格鲁、奥什、莫罗、韦斯特曼、迪果密埃、马尔梭、儒贝尔、克莱贝尔等人。卡尔诺进入救国委员会后，任陆军部长兼共和军参谋总长。卡尔诺用兵不是把军队分散在各个孤立据点，各自为战，不相配合，而是集中强大兵力用于一个目标。他创始了大规模作战的方法，在担任国民公会特派员时，曾在瓦迪尼使用这种方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亲身参与的这次重要战役，将克莱尔费和科布尔亲王统率的联军击退到桑布尔河彼岸，从而解了莫伯日之围。在 1793—1794 年冬季，两军原地对峙，没有战斗。

战役开始时，双方都拟订了进攻计划。奥军向索姆河上的佩龙纳、圣康坦、阿腊斯等城进击，以威胁巴黎；法军则计划再度征服比利时。救国委员会的作战计划部署得当，与联军目标不明确的计划截然不同。皮什格鲁率领北路军五万人沿海岸和埃斯考河进入佛兰德。在他的右翼，有莫罗指挥的两万人向梅嫩和库尔特雷推进。苏哈姆将军率所部三万人留在里尔城，以防奥军威胁出击部队的极右翼；同时儒尔当率领摩泽尔方面军经阿尔隆和迪南向沙勒罗瓦推进，以便与北路军会师。

奥军在佛兰德遭到攻击，恐儒尔当从背后来袭，就放弃索姆河的阵地。克莱尔费和约克公爵在库尔特雷和胡格莱德两地被皮什格鲁的军队击败；科布尔亲王在弗勒鲁斯被刚刚攻下沙勒罗瓦的儒尔当的军队击败。这两支部队胜利后，很快又完成了进军荷兰的任务。英—荷联军向安特卫普、布雷达、赫托亨博斯节节败退，最后越过伐尔河，退入荷兰。奥军曾力图守住布鲁塞尔和马斯特里赫特，但完全无效。他们受到儒尔当军的追击，并被击败。儒尔当从会师以后更改番号为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他不象迪穆里埃那样把奥军推过鲁尔河以后就停止前进，而是直追他们到来因河东岸。儒尔当占领了科隆、波恩，并且使他的右翼和摩泽尔方面军的左翼连起来，摩泽尔方面

军已经进入卢森堡境内，就联合攻占了科布伦次。过去，法国各路军队曾开赴来因河前线，行动也是统一的，步调是一致的。当法军作战失利时，维桑堡战线一度被敌人突破，救国委员会在来因方面军中采取了紧急措施。圣茹斯特和勒巴两特派员任命奥什为总指挥，提出了采取恐怖手段和务期必胜的方针，不久以后，就迫使不伦瑞克和维尔姆泽从哈格诺退到洛特尔防线，而且在那里也站不住脚，又从菲利斯堡渡过来因河。法军重占了斯拜尔、沃尔姆斯两地。共和军到处打胜仗，占领了比利时、荷兰的马斯河左岸地区，以及来因河流域各城市。美因茲和曼海姆除外，但也已经逼近。

阿尔卑斯方面军在这次战役中没有多大进展。它曾试图进攻皮埃蒙特未成。在法国—西班牙边境，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方面军由于兵力不足，缺乏战斗经验，曾经多次败北，一个后撤到佩皮尼扬，另一个退到巴荣纳。救国委员会认为这方面没有多大危险，所以很迟才加以注意和整顿。但是一经救国委员会在这两支军队中实施它的制度，任用它的将领和改变编制，局势便完全改观。迪果密埃一再获胜，最后把西班牙军逐出法国国土， 并从卡塔卢尼亚进入伊比利亚半岛。蒙塞也从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个山口巴斯丹攻入西班牙，占领圣塞瓦斯提安和丰塔拉比亚。联军到处打败仗，有几个国家对于过分信赖反法同盟开始后悔起来了。

正是在这时候，热月 9 日革命的消息传到军队中。军队全都属于共和派， 他们担心罗伯斯比尔的失败会引起人民政权垮台，因此，军队听到这项消息并不象国内那样兴高采烈。但是，军队是服从于国家政权的，哪一个军队也没有哗变。只有在［1789 年］7 月*14 日到［1793 年］5 月 31 日期间，军队中发生过暴动，因为在这时◻诘拿看尉绫渲校◻◻陆◻於际钦桨艿牡撑傻谋踊ふ撸◻◻嵌加行*政治上的资历，能积极表示折衷的主张。与此相反，在救国委员会当政时期，连最有声望的将领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是受着严格的党派纪律的约束。因此，虽然有些情况使将领不满，国民公会也不难维持军队的服从。

不久以后，进攻荷兰和西班牙半岛的军事行动就持续下去。这一年冬天，

［荷兰的］联合省受到皮什格鲁的四面围攻，皮什格鲁还号召巴达维亚爱国者起来争取自由。荷兰反对总督的党派支持法军的行动，在来顿被占领时， 阿姆斯特丹、海牙、乌特勒支同时爆发了革命。总督逃往英国，总督的职权被取消，三级会议宣布最高主权属于人民，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与法国结成同盟，根据 1795 年 5 月 16 日签订的巴黎条约，把荷兰的佛兰德、马斯特里赫特、文洛及其所属地方让予法国。两国都可以在来因河、埃斯考河及马斯河自由通肮。荷兰以自己的富源大大加强了对反法联军继续作战的力量。这次重大的征服使英国失掉一个有力的支柱，并使普鲁士由于受到来因河方面和荷兰方面的威胁，不得不同法兰西共和国在巴塞尔签订和约，而普军的失败和波兰事件的发生早就为此准备了条件。西班牙慑于我军在该国境内的进展，也于 7 月 16 日在巴塞尔与我签订和约。菲盖腊斯和罗斯要塞被我军攻陷，佩里尼翁也从卡塔卢尼亚向前挺进，同时，蒙塞在占领比利亚-雷阿尔、毕尔巴鄂、维多利亚以后，继续向退到旧卡斯蒂利亚边境的西班牙军队进攻。马德里政府要求和谈。它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法国归还占领区，西班牙将圣多明各岛（多米尼加）的西班牙属地让给法国作为交换条件。有了作战经验的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方面军与阿尔卑斯方面军会合，不久阿尔卑斯方面军进攻皮埃蒙特，并且进入意大利，1795 年 2 月 9 日，意大利的一

个邦托斯卡纳已经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签订和约。

这些局部的和平以及联军的失败，使英国和流亡者转向另一方面。他们在国内寻找反革命据点的时刻又来了。1791 年，法国尚未分裂时，保王党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国势力方面；现在，内部的纷争和反法联军的失败使他们除了求助于阴谋叛乱，再无其他计策。人们都知道，尝试的失败从来没有使战败的党派死心，只有胜利能使人倦怠，使人精疲力尽，那些不断保持希望、善于等待的党派迟早要恢复统治，就是这个原因。

牧月事件和雅各宾派的失败决定了反革命的动向。在这时期，由温和的共和派领导的反动势力普遍成为保王派。君主政体的拥护者仍然象从三级会议召开到［1792 年］8 月 10 日期间那样处于分裂状态。在国内，分布在各市区的、由富裕的中等阶级组成的旧立宪派所要的君主政体同极端保王派所要的并不一样。旧立宪派总是彼此争权夺利，这正是那些反对特权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本性。极端保王党本身也不直辖市：其中在国内被打倒的一派和参加反法联军的一派是不相容的。旺代军和流亡军不一致，流亡者之间按出亡迟早不同也不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保王派，尽管意见分歧却还没有到争夺胜利果实的时候，他们在共同攻击国民公会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几个月来，已有大批流亡者和僧侣回来，他们打起各市区的旗号，指望依靠中等阶级的力量，一旦取得优势，就建立自己的政权，因为他们有一个领袖，也有明确的目标，而各区却没有这些。

这个新的反动在巴黎被遏制了一个时期。国民公会是一个中间的强大的力量，它既要防止暴力，也要防止两大派的篡权。它在摧毁雅各宾派统治的同时，也镇压了保王党的报复。就在这时候，大部分“金色青年”放弃了他们的事业，各区的领导人煽动资产阶级攻击国民公会，新闻记者联合会取代了雅各宾俱乐部总部。拉阿尔普、里歇·德·塞里齐、蓬斯兰、特隆松·杜·库德雷、马舍纳等人充当了这种新的主张的代言人，他们是有知识的俱乐部成员。属于这一派的现役军人虽然是正规军，也集合到斐多剧院、意大利人大街、罗亚尔宫，唱着“人民觉醒了”这首歌，到处追逐雅各宾派。在这时期， 成为禁忌的字眼就是“恐怖分子，这个词，一个“老实人”可以凭这个词而明目张胆地追捕一个革命者。恐怖分子的范围随着新反动派的欲望任意扩大，这些人蓄着“受害人”的发式，他们再也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许久以来他们就穿着舒安分子①的灰色制服，系着黑色或绿色领巾了。

但是这股反动势力在各郡尤为猖獗，因为那里任何力量都无法防止屠杀。在各郡只有两派，一派是曾经施行统治权的，另一派是在山岳党时代受到排斥的。中间阶级曾反复交替地受到保王派或民主派的统治。民主派预见到他们在失败时将遭到的可怕报复，就尽力挣扎，但是，他们在巴黎的失败导致他们在各郡的失败。于是发生了类似救国委员会地方专员所作的那种党派斗争性质的屠杀。特别是南方各地盛行集体屠杀和个人报复。那里成立了“耶稣军”和“太阳军”，组织上是保王派，干的是可怕的报复行为。在里昂、埃克斯、马赛，他们在监狱中把曾参加前政权的人全部杀掉。几乎整个南部地区都发生过 9 月 2 日式的大屠杀。在里昂，他们在屠杀首批革命者以后，到处搜捕革命者，遇到一个，只须喊一声“来了个马塔翁”（这是他们当时对革命者的称呼），就把他打死，扔入罗纳河。在塔拉斯贡，他们将革

① 舒安分子（lesChouans），指旺代、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地区的保王党叛乱分子。——译者

命者从塔顶抛到罗纳河边的岩石上。在这个反革命恐怖时期，亦即革命派全面失败时期，英国和流亡贵族发动了狂妄的基贝隆战役。

旺代叛军屡战屡败，已成强弩之末，但还没有完圣溃灭。他们由于伤亡过半以及首要分子夏雷特和斯托夫莱闹分裂，作为一支别动队已经没有力量。夏雷特甚至同意与共和国谈判，并已在儒斯内与国民公会达成妥协。皮塞侯爵是个颇有胆量的人，但为人轻浮，只能搞搞阴谋，谈不上制定方策， 他企图利用布列塔尼的暴动来代替近于熄灭的旺代的暴动。皮塞曾在温普芬战役中担任过指挥官，从那次战役以后，在卡尔瓦多斯和莫尔比昂就有舒安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各党派的残余分子，有失意的冒险分子，有目无法纪的走私商。他们四处出动，却不象旺代军那样能打仗。皮塞于是向英国乞援， 以扩充舒安军，他向英国表示：在布列塔尼可望掀起全面暴动，再从那里波及法国各地，只要英国派一支主力部队登陆，并接济枪枝弹药。

英国政府对反法联军已感失望，只求在欧洲的士气恢复以前对共和国造成新的威胁。他们信任了皮塞，在 1795 年春准备远征，参加者有最顽强的流亡分子、许多旧海军军官以及所有饱受流亡痛苦、厌倦流亡生活、希图最后一次试一试命运的人。英国舰队向基贝隆半岛运来一千五百名流亡者，六千名编入流亡部队准备重返法国的共和军俘虏；六万枝步枪和可供四万人使用的装备。国内有一千五百名舒安军为登陆的军队作内应。但很快便受到奥什将军的进攻，奥什最后还瓦解了登陆的军队，使其中的共和军俘虏离开了它； 而登陆军在经过顽抗以后，终于被打败了。在流亡者和共和国之间的这一场生死搏斗中，对战败者是以“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对待，并加以无情的屠杀。对于流亡者来说，这次损失是一个不可挽救的深重的创伤。

反革命势力原来把希望寄托在反法联军的胜利、暴乱的扩大和流亡者的得逞，这些希望完全落空以后，他们就只有乞灵于各区的不满。他们企图利用国民公会于 1795 年 8 月 22 日颁布的新宪法来搞反革命活动。这个宪法是温和的共和派制定的。但由于它使中等阶级重占优势，保王党的首要分子就认为，利用这个宪法很容易进入政府。

这个宪法是历来制定或草拟的缺点最少、最有自由色彩、最有远见的宪法，它是六年革命和立法经验的结晶。在这时期，国民公会需要确立权力和安定民心。这是和制宪议会不同的，制宪议会在当时情况下，只是需要削弱王权而动员全国人民。今天，从国王到人民，力量都已耗尽，必须重新建设才能生活，必须在使国民保持某些政治活动的同时恢复秩序。这正是新宪法所规定的。在行使最高主权方面，新宪法和 1791 年的宪法相去不远，但在有关政府机构方面两者差别甚大。新宪法将立法权交给两院，即五百人院和元老院，将行政权交给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新宪法恢复了两级选举制，这是为了缓和民众运动，为了能够作出比直接选举更恰当的选择。宪法关于担任初级议会和选举会议成员的应有多少资产的条件，规定得很明智，但很严格。这些条件使中等阶级又获得了政治地位。在解散群众和废除 1793 年宪法之后，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预防单一议会独断专行，同时也为了预防它任人摆布，有必要设立某种权力机构以杜绝这两种情况的发生。立法机关分为两院，两院的产生和任期完全一样，只是职责不同，这样就能达到两个目的：既无须建立贵族院而激怒人民，又有助于组成更完善的政体。五百人院的代表必须是年满三十岁的，五百人院只有创制和讨论法律之权；元老院由二百五十个代表组成，

代表年龄必须满四十岁，元老院有批准或否决法律之权。

为了避免立法程序过于匆促，为了在群众情绪激昂时不至有人强迫元老院通过法律，各项法案须在元老院经三读通过，每次至少间隔五天。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必依照这个程序；至于何种情况属于紧急，由元老院判断。元老院有时行使立法权，如果它不同意某项措施，就用“元老院不予通过” 的方式驳回；有时行使护法权，如果它只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该项措施，就宣布：“根据宪法应予否决。”新宪法中第一次规定实行局部改选，规定两院每两年改选一次，只改选议员的半数，以防过激的革新派立法者进入议会、突然改变议会的精神。

执行机构同两院分开，也不再由各委员会掌握。人们对君主专制还很害怕，因此不设共和国总统，而只是成立一个五人督政府。这五个督政宫由元老院根据五百人院的提名选举。督政官可以由两院审判，但不能由两院罢免。督政官有全面的、自主的督政权，但不得滥用职权，尤其不能因长期地大权在握以致越权篡权。督政官统率武装力量，掌管财政，任免官吏，进行谈判； 但无须亲自办理，他们下面还有部长和高级将领，他们应对自己的部长或将领的行为负责。各督政官在督政府轮流担任主席，每任三个月，掌握签署权和国玺。督政府每年改选五分之一。可以看出： 1791 年的国王的职权由掌握杏决权的元老院和掌握行政权的督政府平分了。督政府有一支护卫队、一所办公大厦，设在卢森堡宫，并有规定的经费。元老院的宗旨是防止立法权的偏差，它拥有制止督政府越权行为的手段，它有权变更两院和政府的驻地。

这个宪法的预见性是不可否认的：它防止群众的暴力行动、各种侵犯权力行为，同时也防止在革命的剧变中出现过的各种危机。如果说在这时期有一个宪法能巩固下来，那就是督政府的宪法。这个宪法重建了政权机构，给予人们以自由的希望，各党派只要没有隐藏的野心，不想独霸统治权而满足于共同的权利，就可以和平相处，可以在政府内各得其所。但是，这个宪法施行的时期并不比其他宪法更为长久，因为它不能摆脱党派分歧，建立合法秩序。每个党派都希望掌握政权，以便实现自己的主张和满足自己的利益。结果是不仅没有实现法治，反而重踏实力统治和政变的覆辙。当各党派不愿结束革命、而那些不掌握政权的人又从来不希望结束革命的时候，不论有多么好的宪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十一人委员会的任务，在牧月事变以前是草拟 1793 年宪法的实施纲要， 而在牧月事变以后则是草拟共和三年宪法，他们是国民公会派的领袖。这一派既不是旧的吉伦特党，也不是旧的山岳党。在 5 月 31 日事变以前，它是中

立的，在热月 9 日事变以前，它是受压制的，自此以后，他们才掌握政权。吉伦特党和山岳党已相继衰败，剩下最有力量的就是他们了。开始合并的极端派都归附国民公会派这边。梅兰（杜埃人）代表向环境屈服的一部分人， 蒂博多代表无所作为的一部分人，多努则代表较有勇气的一部分人。多努曾公开表示反对国民公会开幕以来的各次政变，反对 1 月 21 日事变，也反对 5

月 31 日革命，他主张建立没有暴力和党派影响的国民公会制度。热月 9 日以后，他曾谴责对革命政府领导人的迫害，因为他本人也是七十三名受害者之一。随着人们日益趋向于法制，他获得极高的声望。他对于革命的明确的拥护，他的高尚的自恃心，稳健的主张和坚定不移的毅力，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活动家之一。他是共和三年宪法的主要制定者，国民公会曾委派他同另外几个代表一起在葡月政变时期负责保卫共和国。

反动活动继续扩大，而且受到右派代表的间接支持，右派代表从国民公会成立时起，就仅仅是在偶然情况下才说得上是共和派。他们根本不准备用与革命派同样的毅力来击退保王党的进攻。这些人中有布瓦锡·丹格拉斯、朗热内、亨利·拉·里维埃、萨拉丹、奥布里等人；这些人构成了市区派在大会中的核心。有些旧日的狂热的山岳党人，如罗维尔、布尔敦·德·洛瓦茲等，在反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任随反动势力发展，大抵也是为了同他们过去激烈反对过的人妥协。

但是，国民公会派在取得民主派的支持以后，就集中全力制止保王党的猖狂进攻。国民公会派懂得：共和国的存亡系于两院的组成，两院的成员不能不由受保王党首领操纵的中等阶级来选择，因此很可能有反革命的成分。国民公会派必须把维护将要建立的制度的责任付托给那些有志于捍卫这个制度的人。为了避免以前制宪会议被排除于后来的立法会议之外的错误，国民公会以法令规定：大会代表中必须有三分之二重新选入两院。这样，它就能确保在两院中获得大多数席位，保证督政府的人选，它就能在政府中实施它的宪法并加以巩固。这种保留三分之二代表名额的措施不是从法律上着眼， 而是从政治上着眼，只有这样才能从民主派或反革命派手中拯救共和国。国民公会通过果月 5 日和 13 日（1795 年 8 月 22 日和 30 日）的两项法令建立了一个较温和的独裁政治，其中一项法令规定三分之二代表应再度当选，另一项规定改选的方式。这两项特别法令连同宪法草案同时提交初级议会通过。

果月法令使保王党大为震惊。他们本想通过两院进入政府，通过选举进入两院，得势以后，就改变政制。现在，他们对国民公会极端愤恨。巴黎的保王党委员会（它的负责人是个无名的叫勒梅特尔的人）、新闻记者、各区的首领等结成了同盟。他们毫不费力地获得舆论界的支持，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舆论界的代言人；他们指控国民公会把持政权，侵犯人民的主权。拥护三分之二代表再度当选的主要人物如卢韦、多努、谢尼埃，都没有被放过，一场大变乱正在酝酿中。圣日尔曼郊区以前很荒凉，现在人越来越多，流亡者大批来到这里，叛乱分子并不掩饰自己，都穿上了舒安分子制服。

国民公会感到势头不对，就设法取得军队的支援，这个军队是拥护共和的，并且驻扎在巴黎附近。群众组织已被解散，保王党又控制了资产阶级。正当此时，初级议会于果月 20 日开会讨论宪法草案和关于三分之二代表再度当选的法令，这两者必须同时通过或否决。勒佩尔蒂埃区（原为斐尔·圣托马区）是其他各区的中心。各区根据这个区的建议决定：在人民集会时，所有立法机关的权力一概停止生效。由里歇·德·塞里齐、拉阿尔普、小拉克雷泰尔、沃布朗等人领导的勒佩尔蒂埃区开始组织暴动政府，名为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于葡月就职，以对抗国民公会，代替 8 月 10 日反对王室和

5 月 31 日反对吉伦特党的委员会。大多数区都同意这项决定；国民公会宣布这项决定无效，大多数区反过来又宣布国民公会的法令无效。斗争完全公开了；在巴黎，人们把宪法和关于改选的法令分开，前者被通过，后者被否决。

葡月 1 日，国民公会宣布：法国绝大多数初级议会同意上述两项法令。

各区再度集会选任立法议会代表的选举人。葡月 10 日，各区命令选举人到法兰西剧院（这个剧院座落在塞纳河的另一边）集合，由各区的武装队伍带领， 各区武装队伍应不惜牺牲地保护他们。11 日，在若干猎兵和步兵支队保护之下，由尼韦努瓦公爵主持成立了选举团。

国民公会获悉此事，宣布长期开会，并调来萨布隆军营中的军队在大会周围守卫，又将大会的权力集中到新组成的五人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负责一切有关公安的措施。这五个人是：科隆贝尔、巴拉斯、多努、勒图尔纳和梅兰（杜埃人）。若干时日以来，革命者已不是可怕的了，因牧月事件而被监禁的人都被释放了。大会曾以“1789 年爱国者营”的名称将他们中间大约一千五百人或一千八百人编成军队，这些人都是在各郡或在巴黎被反动分子迫害过的。11 日晚，国民公会派人去强迫解散选举人的集会，但选举人已经分散，其集会日期已推迟到第二天。

11 日夜间，解散选举团和装备 1789 年爱国者营的命令引起极大的骚动。各区响起紧急集合号，勒佩尔蒂埃区对于国民公会的专制和恢复恐怖大为不满，在 12 日一天中，它都在发动其余各区准备战斗。当晚，国民公会也同样奋激，决定采取主动，对暴动区实施包围，准备用解除暴动区武装的手段结束这场变乱。由内政部长默努和代表拉波特负责这项任务。各区的指挥部设在斐尔·德·圣托马修道院，修道院门前约有七八百名武装人员，两侧是林荫路，正面是维维埃纳大街，都已被占优势的军队包围了。派来的人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而是同他们谈判。双方同意各自撤退，但是国民公会的军队刚离去，各区的队伍便又卷土重来，并且人数更多。对他们说来，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这种胜利在巴黎总不免被人加以夸大，因而煽动了拥护者，增多了他们的人数，给了他们以在第二天进攻国民公会的勇气。

国民公会于夜间十一时获悉这次平乱的结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危险。大会立即将默努撤职，令热月 9 日事件的将领巴拉斯担任部队指挥。巴拉斯要求五人委员会指派一个年轻军官协助他，这个青年军官曾在围攻土伦时立过功，后来被反动分子奥布里撤职，是一个坚定果断、能在这种危险时刻为共和国效力的人。这个青年军官就是波拿巴。他来到委员会，从他身上，还看不出他将是一个特异的人才。他不是一个党派心很强的人，第一次见大世面时，还有些胆怯和缺乏信心，但是当他准备作战和经过实战以后，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他立即下令把萨布隆军营中的大炮调来，同国民公会的五千军队一起布置在可能受攻击的各点。葡月 13 日傍午，国民公会周围俨然成为将受到攻击的要塞。防线是很长的：在沿塞纳河的杜伊勒里宫方面，从新桥到路易十五桥；在背面，所有通向圣奥诺雷大街的几条街，从罗昂街、埃歇勒街、多芬胡同到革命广场。在正面，卢佛宫、安芳特花园和卡鲁塞尔广场，都架起大炮；后面的图尔南桥和革命广场成了一个军用品堆集所。国民公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暴动者的。

不多久，暴动者就从几个方面向国民公会包围过来。他们共约有武装人员四万人，由达尼康、迪乌两个将军和当过禁卫军的拉丰指挥。兵员的来源是三十二个区，占所有市区的大多数。其余十六个区中，几个郊区有自己的人在 89 年爱国者营。有几个市区在暴动期间派出援军，例如盲人院区、蒙特勒伊区；有几个区，虽然也很想来增援，却未能办到，例如波潘古尔区；还有几个保持中立的区，例如“不可分”区。从下午两点到三点，率领四百人携有两门四厘米大炮守卫新桥的卡尔多将军受到市区队伍的数路包围，不得不退到卢佛宫。这一优势使在各处准备进攻的暴动者更加壮了胆。达尼康敦促国民公会撤军和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代表们盲目地来到大会，不知道要干什么，开始时发生了一些混乱。有几个代表赞成和解。布瓦锡·丹格拉斯主张与达尼康谈判；加蒙提议发一个公告，要求公民们撤退，答应他们随后

解散 89 年爱国者营。这个提案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谢尼埃冲上讲坛，说道： “真是奇怪，竟有人来和我们谈叛乱的各区向我们要求的东西。绝对不能妥协！对于国民公会来说，不是胜利就是灭亡！”朗热内想强调时间紧迫和内战的危害，表示支持发表这个公告；但国民公会不同意，并根据费尔蒙的提议转入下一项议程。关于对各区和战的问题继续争论了一些时间，大约在四时半，传来几排枪声，使讨论停止下来。有人送来七百枝步枪，大会代表都拿起枪来，充当后备队。

战斗从暴动者占据的圣奥诺雷大街开始。头几枪从诺阿耶大厦发出，接着整条街上都猛烈开火。不多久，在另一侧，大约有四千名各区的军队由莫勒夫里埃伯爵指挥从堤岸上冲过来，向罗亚尔桥进攻。于是战斗全面展开； 但并未延续很久，这个地方的防御异常坚固，是不易攻破的。激战一小时后， 各区的军队被国民公会的大炮和爱国者营从圣罗克和圣奥诺雷大街逐出。罗亚尔桥一路军队的正面和侧面，在桥上和堤岸上遭到三排炮的轰击，立即动摇，并仓皇溃退。七时，在各处取得胜利的国民公会军采取攻势；九时，国民公会军从共和剧院和罗亚尔宫附近各据点逐走了各区的军队。各区的军队准备连夜构筑街垒，但国民公会军向黎歇留大街发射了几排炮，制止了他们的行动。第二天，14 日，国民公会军解除勒佩尔蒂埃区的武装，并使其他各区恢复了秩序。

国民公会只是为自卫而作战，显示了明智的温和态度。保王党反对共和国的葡月 13 日，相当于郊区人民反对国王的 8 月 10 日，所不同的是，国民公会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比国王抵抗郊区群众更为成功得多。这时法国的处境大大有助于取得这一胜利。这时候，人们都希望有一个没有革命政府的共和国，有一个没有反革命的、温和的政权。国民公会是一个中间力量，它反对下层阶级独揽统治权，同时也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统治，它在牧月拒绝了下层阶级的专政，在葡月拒绝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它能够满足这双重需要，并结束随着政权的一再转移而延绵不断的党派之间的斗争。这种形势使它越是在危难时刻，就越是加强了抵抗的勇气和增加了获胜的有利条件。各区不能突然袭击它，也无法正面进攻它。

葡月事件以后，国民公会着手建立两院和督政府。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三分之一代表，是按反动势力的意图而选出的。以塔利安为首的几名代表提议宣布这三分之一的选举无效，并主张立宪政府再停止活动一个时期。蒂博多以极大的勇气和辩才挫败了他们的企图。所有国民公会派都赞同他的意见。国民公会派拒绝一切过时无用的专断，并且迫不及待地要摆脱已经延续三年多的临时状态。国民公会自己组成为国民选举议会，以便从大会本身选出另外的三分之二的代表。国民公会接着就组成两院：元老院，由二百五十名代表组成，按新宪法规定，均年满四十岁；五百人院，由所有其他代表组成。两院设在杜伊勒里宫。剩下的是组织政府的问题了。

葡月的进攻记忆犹新，共和派主要由于害怕反革命势力，议定只从国民公会派中选任督政官，而且要从那些曾经投票赞成处死国王的议员中选任。有几个较有势力的代表，其中包括多努，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这是限制选举， 并且使政府仍然保持独裁和革命的性质；但后来还是这种意见胜利了。国民公会代表中被选为督政官的有：拉雷韦耶尔-勒波，他获得一致信任，因为他在 5 月 31 日事变中行动果敢，而且比较稳健；西哀耶斯，他在当时声望极高； 勒贝尔，他具有出众的行政管理能力；勒图尔纳，他是最后一次危机中五人

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巴拉斯，他由于经历热月和葡月的两次幸运而当选。西哀耶斯以前不愿参加十一人立法委员会，现在也坚决不参加督政府。其所以如此，不知是另有打算，还是对勒贝尔有不可克制的反感。结果由卡尔诺代替了他。卡尔诺是旧委员会中唯一入选的人，这是由于他在政治上清白，从未被控，对共和国的胜利起过重大作用。雾月 4 自，国民公会颁布大赦令， 为了恢复法制，将革命广场更名为协和广场，并宣布国民公会会议结束。

从 1792 年 9 月 21 日到 1795 年 10 月 26 日（共和四年雾月 4 日），国民公会存续了三年。它曾执行过几种不同的方针。在开头六个月期间，它彼卷入合法的吉伦特党和革命的山岳党之间的斗争。从 1793 年 5 月 31 日到共和

二年热月 9 日（1794 年 7 月 26 日），山岳党占优势，国民公会受制于救国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先消灭它在巴黎公社中和山岳党中往昔的同盟者，后来它自己也由于内部分裂而灭亡。从热月 9 日到共和四年雾月，国民公会战胜革命派和保王党，并且不顾这两者的反对，而致力于建立温和的共和政权。在这漫长的、经历了惊涛骇浪的时期，激烈动荡的形势将革命变成了战

争，将国民公会变成了战场。每个党派都希望取得胜利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并且通过建立自己的制度来巩固它。吉伦特党作过尝试，失败了；山岳党作过尝试，失败了；巴黎公社派和罗伯斯比尔派都作过尝试，也都失败了。他们只能取得胜利，却不能巩固胜利。这样一场风暴的特点就是，任何人企图建立统治都要覆灭。一切都是暂时的，统治权、各种人物、各种党派、制度， 莫不如此。只有一个东西是现实的和可能的，这就是战争。国民公会派重新掌握政权以后，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革命拉回到遵循法制的局面；而且只是通过牧月和葡月两次胜利才达到这一步。但是，国民公会在回到了它出发的地方、完成了本身的使命——保卫共和国，继而建设共和国——之后，在它作了使人惊奇、令人恐怖的表演之后，就从世界的舞台消失了。作为革命权力机关，国民公会至此宣告终结，法治的时期又重新开始。

第十二章

从督政府成立（1795 年 10 月 27 日）到共和五年果月 18 日

（1797 年 9 月 4 日）政变

革命的回顾。——革命的第二个性质：重新组织一切；从公生活转到私生活。——五督政官；五督政官的政务分工。——旺代叛乱的平息。——巴贝夫的密谋；民主派的最后一次失败。——对奥战争的作战计划；波拿巴将军征服意大利：康波福米奥和约；法兰西共和国与共征服地、及在欧洲扩大法国共和制度的巴达维亚、伦巴第、利古里亚等邻近各共和国同被承认。——共和五年保王党的选举；保王党的选举改变了共和国的形势。

——反革命派与国民公会派间的新的争斗，反革命派以两院、克利希俱乐部和沙龙为根据地，国民公会派以督政府、萨耳姆俱乐部和军队为根据地。——果月 18 日政变；葡月派再次被击败。

推翻了旧政府并彻底摧毁了旧社会的法国革命有两个明确的目的：一个是自由的政体，一个是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前面叙述的六年，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争夺政权的六年。特权阶级要以保持等级制度和三级议会来反对宫廷，反对贸产阶级，建立特权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要利用 1791 年的宪法来反对特权阶级，反对群众，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而群众则要以1793 年的宪法来反对其他各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这些政权，没有一个能够巩固下来，因为它们都带有排他性。但是，每个暂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在争取政权的尝试中，都摧毁了存在于较上层阶级中的不能容忍的东西，以及与以平等权利和公平分配为基础建立法国新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东西。

在督政府继国民公会掌政的时候，阶级斗争很和缓。虽然每个阶级的上层人物都组成了党派，都还在为掌握政权、为政权的形式而争斗着，但是广大国民经历了 1789 年至 1795 年的剧烈变动，都希望能够在新秩序下平静下来，安居乐业。在这一时期，一个大的运动结束了，另一个大的运动又开始。革命显示出它的第二个性质：充满在最初几年中的动乱、艰苦奋斗和彻底破坏已经过去，现在要从事国内的组织和安定的工作了。

这个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放弃自由。各党派因为不能长久地特殊地享有自由，便陷于颓丧，从公生活转到私生活。这第二阶段本身又分为两个时期： 在督政府初期和执政府初期，是自由放任时期，在执政府末期和帝国时期是行政和军事时期。革命的后果日益具体化，它起初使人民成为分裂的派别， 继而使他们成为劳动者群众，最后又使他们变成了士兵群众。

许多幻想已经破灭，在短短的几年，经历的不同情况那么多，日子过得那么快，以致各种思想都已混同，各种信仰都已动摇。中等阶级和群众当政的时代象幻灯似的一闪而过。这时的法国已经远不是 7 月 14 日的法国，那时候，法国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和崇高道德，有根据理智和为自由的利益行使最高权力的议会，有人民的法官，有市民阶层的国民自卫军，有堂皇丰满的外表，既拥护法律又热爱自由。这时的法国也已经远不是 8 月 10 日那个更为阴郁更为动荡不安的法国，那时候，一个阶级独揽政权，驾驭社会，并且给这个社会带来它的语言、举止、服饰，带来恐惧不安、狂热、猜忌和它所主张的制度。那时公生活完全代替了私生活，共和国有时象一个议会，有时象一座军营，富人屈从穷人，对民主制度的信仰与对人民群众的黑暗统治同时并

存。每一个时期，人们都曾坚决地拥护过某种观念：起初是拥护自由和君主立宪；以后是拥护平等、博爱、共和。但在督政府成立的时候，人们什么都不再相信了，在各党派相继倾覆的大风暴中，一切都完结了，资产阶级的崇高的热情消失，人民群众的热切希望破灭了。

人们经过这场暴风雨之后，人困马乏，遍体鳞伤，回想起过去的政治生活，无不心有余悸，于是疯狂地追求逸乐，沉迷于中断已久的私人生活交往。舞会、宴会、车马、放荡生活，又重新出现，比以前更为流行；这是旧制度旧风尚的复辟。无套裤党的统治，带来了富人的霸道；俱乐部复活了旧日的沙龙。而且，要使重新接受新的文化的这第一个征候不如此混乱是不太可能的。督政府时期的风尚是另一个社会的产物，在新社会的各种关系尚未调整、新的风尚尚未形成以前，它还要重新出现。在这过渡时期，奢侈将产生勤劳， 投机买卖将与正当商业并存，沙龙将使各党派互相接近——他们只有通过私生活才能互相忍让；最后，文化将重新开始自由发展。

在督政府成立的时候，共和国的形势是个人沮丧的。没有秩序，没有行政管理。国库空虚，连派出信使所必需的一点钱也拿不出来，因而通信往往迟误。国内到处一片混乱，一片萧条；纸币滥发到了极限，以致破坏了整个信用和贸易；饥馑连年，谁也不肯售出粮食，因为这等于白给。各军火库已耗用殆尽，甚至空无所有。在国境之外，军队缺乏车辆，缺乏马匹，缺乏给养；士兵没有衣服穿，将军经常领不到每月八法郎硬币的津贴——津贴数目虽然小，却是他们的用指券发给的薪饷所必不可少的。军队因穷蹙而引起不满，而军纪废弛，以致又被敌人战败，退居守势。

这个危机是在救国委员会失势以后发生的。救国委员会曾以征用和最高限价法来应付军队和国内的需要。那时没有人敢逃避这种使富户和商人为士兵和群众纳税的财政制度，没有人囤积粮食。但在后来，强制行动和征用停止了，粮荒仍继续出现，军队和人民就都陷入困境；对于最高限价法的反抗， 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国民公会的经济政策是发行指券来消耗大量资本。国民公会原是一个富足的政权机关，却为保卫革命而濒于破产。大部分国有土地

——国王的领地，高级僧侣、正规僧侣和逃亡贵族的地产——都已经卖了， 所得收入就用来维持生产很少的人民的生活和满足对外作战保卫共和国的军队的需要。热月 9 日以前，指券发行额已达八十余亿，以后又增加了三百亿。再也不能采用这种办法了，必须恢复生产，必须改用硬币。

负责纠正这种严重失调的人，多半是平平常常的人；但他们满怀热情、信心和善意地从事工作。巴佑尔曾经这样描写：“当几位督政官走进卢森堡宫的时候，里面空荡荡的，一件傢具也没有；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小桌子，一条腿已被蛀坏，他们把一迭信笺和一个文具匣放在这张瘸腿桌子上，信笺和文具匣还是幸亏他们想到，从救国委员会带去的。他们围着桌子，坐在四张塞了草垫的椅子上，面对几块没有烧旺的柴火；这些椅子和柴火都是向守门人杜邦借来的。这位守门人相信，新政府的成员就是用这样的简陋设备，在研究了各种困难情况——说得更严重些，在研究了整个极其可怕的局势—— 以后，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障碍，拯救法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一张信纸上拟了一份就职文告，堂而皇之地宣布政府成立，并且即刻把这个文告送交两院。”①

① 见前议员巴佑尔（J·Ch·Bailleul ）所著《对斯达尔夫人关于法国革命的论述的评论》，第二卷，第 275 和

然后，督政官们讨论分工。他们研究了国民公会派选举他们的理由。勒贝尔是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人，法学家，擅长行政和经济事务，由他负责司法、财政和外交；由于他精明强干，或者说，由于他有魄力，他很快成了督政府的首席文官。巴拉斯没有专门学问，他才气平庸，缺乏谋略，而且有些懒散；但是他能在危急时刻采取类似热月事件或葡月事件那样的坚决手段， 而在平时，他是唯一比别人更善于监视各党派的活动、识破各党派的阴谋的人，因此，由他负责警察部门。这个职务对他很合适，特别是因为他灵活， 能随机应变，不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同时也因为他通过他的行动和各方面有革命联系，他的出身也使他有可能接近贵族。巴拉斯还担任督政府的代表， 他在卢森堡宫设立了一个共和国代表办公处。拉雷韦耶尔廉正温和，有刚有柔，真诚拥护共和国和法制措施，国民公会和公众舆论一致拥戴他进入督政府。他担任了思想文化方面的职务，负责教育、科学、艺术、工业等部门。勒图尔纳以前是炮兵军官，他是国民公会末期的救国委员会委员，曾被指派负责国防，指挥作战。但自从因西哀耶斯拒绝担任督政官而改选卡尔诺为督政官以后，卡尔诺便负起指挥军事的责任，而把海军和殖民两个部门留给他的同僚勒图尔纳担任。卡尔诺的卓越才干和坚强果断的特性使他掌握了这方面的大权。勒图尔纳同他接近，就象拉雷韦耶尔同勒贝尔接近一样，巴拉斯则介于两者之间。这时候，五个督政官极其融洽地共同致力于国家重建和造福人民的工作。

督政官忠实地遵循了宪法指出的道路。他们在共和国中央确立了政权机构以后，就着手建立各郡的政权机构。他们尽可能使一些行政机构同他们的行政机构目标一致。他们处于两个对牧月和葡月事件有不满的特殊的反对党之间，不得不以坚决的行动极力使两派都接受介乎两种极端主张中间的新制度。他们力求恢复革命最初几年的那种无畏精神。他们曾给这两派的代理人写信说：“你们是我们邀请来共同分担任务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推行这部共和宪法，你们的第一个道德，第一个思想，应当就是这个十分明确的志向，就是这种激发热情和创造奇迹的爱国的诚心。由于你们的努力，革命发轫时期那种对自由的诚挚的爱将再一次振奋全体法国人的心灵，到那时候， 一切将会顺利完成。每户人家屋顶都飘扬着国旗，门上都写上共和标语，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欣悦的景象。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早日使共和国的神圣的名字真正出于自愿地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不多久，新政府通过它的明智而坚决的行动恢复了一点信用，使经济得到复苏。粮食的流通也有了保证。一个月后，巴黎的粮食已能自行解决，不须由督政府供应。革命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积极性开始转到工业和农业方面。有一部分居民离开俱乐部和公共场所，到工厂和田地里去；革命的好处显示了出来，革命已经取消了行会，分散了土地，废除了特权，使文化设施增加了三倍，它会很快地在法国创造出巨大的福利。督政府以有力的措施促进了劳动生产运动，恢复了工业的公开展览，改进了国民公会时期的教育制度。国立研究院、小学校、中央学校、师范学校，构成统一的共和国教育体系。在督政府中负责思想文化部门的督政宫拉雷韦耶尔，这时想以敬神博爱教的名义建立崇拜自然的信仰，过去救国委员会曾以最高主宰节的方式试图建立这种信仰，但未成功。拉雷韦耶尔为这种信仰建立了寺院，编了歌，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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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规和仪式。但是，这只能成为个人的信仰，不能长久地作为公众的信仰。敬神博爱教因与基督教的信仰和革命者的不信神都有冲突，所以受到了许多人的讥笑，不久它就不能以宗教信仰存在，而只作为一种主张保存下来。剩下一些自然神论者，但敬神博爱教的信徒是再也没有了。

督政府迫于财政拮据，缺乏款项，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它将国家仓库中一些最宝贵的物品出售或抵押，以应急需。现在只剩下国有产业了， 这些产业卖不到好价钱，而且只能换来指券。督政府提出并经两院批准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公债，这是对富人的最后革命手段；但是由于这种措施在批准时就缺乏信心，又没有得力的领导，并未收效。于是，督政府试图更新纸币， 建议发行土地票，作为货币流通，按三十比一的比值收回指券。两院通过了这一建议，发行总额为二十四亿里弗。土地票以国家财产作保证，因此具有立即兑现的优点。发行土地票以后，售出了很多国家财产，指券的革命任务， 业已完成，土地票成了革命第二阶段的指券。土地票是督政府的临时的财源； 但也逐渐失去信用，它是停用纸币改用硬币的一个过渡。

共和国的军事形势也不太好，在国民公会末期，军事胜利已经减少；中央政府的暧昧立场和软弱态度，同经济上的匮乏一样，使军纪松弛下来。此外，将军们只要在军事指挥上略有成就，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加以制驭，他们就会不服从。国民公会派皮什格鲁和儒尔当两人分别指挥来因河方面军和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责成他们包围和占领美因茲，以便全面控制来因战线。皮什格鲁使这项计划完全落空。他得到共和国的极大信任，享有极高声誉， 却去勾结孔代亲王，策划反革命活动。但他们没有谈妥。皮什格鲁要这位流亡亲王率领所部从瑞士或来因河进入法国，答应到时按兵不动——当时他只能做到这一点。亲王则要求皮什格鲁首先在他的完全属于共和派的军队中竖起白旗。这样拖延不决对于准备葡月叛乱的反动派无疑是不利的。但皮什格鲁不顾国家危难，甘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他的新同盟者效劳；他故意在海得尔堡战败，陷儒尔当的军队于险境；撤出曼海姆，以巨大的损失撤除了对美因茲的包围，从而暴露了这一带的边境。

督政府看到美因茲来因河方面毫无防御，旺代的战争复起，大西洋和荷兰海岸又受到英军登陆的威胁；此外，谢雷和克勒曼指挥的意大利方面军， 由于什么都缺乏，也难以坚守。卡尔诺于是拟订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这一次要把共和国的军队插入敌国的心脏。葡月事变以后被任命为国内部队指挥官的波拿巴，奉命统率意大利方面军；儒尔当仍指挥桑布尔

—马斯河方面军，莫罗代替皮什格鲁指挥来因河方面军。督政府怀疑皮什格鲁有背叛行为，但不能确定，派他当了驻瑞典大使，皮什格鲁拒绝接受，回到故乡阿尔布瓦。由波拿巴、儒尔当和莫罗指挥的三支大军，准备从意大利和德意志进攻奥地利王国，在提罗尔隘口会师，然后以梯队形式相继向维也纳推进。三位将军已准备好执行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如果这一行动获得成功，共和国就将占领反法同盟在欧洲大陆的首府。

督政府派奥什将军指挥大西洋沿岸的故事，并责成他结束旺代战争。奥什改变了他前往所采用的作战方式。这时旺代军已经准备屈服，初期的胜利并没有使他们的事业成功；失败和厄运使他们面临着更大的灾难。叛乱者由于萨维内一战失利，主要人物和精锐部队伤亡过半，乱军到处破坏，已经一蹶不振，只求与共和国讲和，作战仅仅是夏雷特、斯托夫莱等几个头领的事了。奥什知道，必须用让步办法使群众脱离叛军，然后再打击他们；他巧妙

地把保王问题同宗教问题分开，对天主教示以宽容，利用神甫去反对叛军的将领。他派四个纵队搜索各地，夺取居民的牲畜，但只要交出武器就还给他们；对武装党徒则毫不放松。经过数度交锋，他战胜了夏雷特，迫使他节节败退，最后终于把他擒获。斯托夫莱还想在他盘踞的地方扯起旺代叛旗，却被人扣留交给了共和军。这两个人是叛乱肇始者，也是叛乱终结者。两人都至死不屈，斯托夫莱死于翁热，夏雷特死于南特，他们可以说都发挥了堪当大任的特质和才能。

奥什还平定了布列塔尼。莫尔比昂郡曾被很多舒安党徒占据，舒安分子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庞大组织，主要首领是乔治·卡杜达尔，他们没有打仗就控制了这个地方。奥什集中全部力量对付他们，不久，就将舒安党消灭或击溃，其大部分头目抛弃武器逃往英国。督政府得到平叛告捷消息后，即于获月（1796 年 6 月）向两院报告：内战已经最后结束。

共和四年的冬天就这样过去了。督政府要完全不受民主派和保王派攻击，那是很困难的，因为督政府的存在对这两派争取统治权是个障碍。民主派是一个坚强不屈、敢于冒险的派系。对于民主派来说，热月 9 日是一个受痛苦、受压迫的日子；他们总是希望建立绝对的平等，尽管有不可克服的自然法则；希望建立民主自由，尽管有古老大国的［不利］条件。这一派战败了，不能维持统治，就在热月 9 日被逐出政府；牧月 2 日，它对社会的影响也没有了，因为它已失去了权力和暴动的力量。可是，虽然它已经瓦解，已经无权，还远不能说它已经消灭；保王党葡月叛乱失败以后，这一派便又从衰落中兴起。

民主派在先贤祠又建起了他们的俱乐部，督政府也容它存在了一个时期；他们的领袖是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自称“人民的护民官”。这个人胆子大，有活泼的想象力，笃信民主制度，在他那一派中有很大势力。他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宣传建立“共同幸福”。先贤祠俱乐部人数日益增多，使督政府感到可虑，开始曾试图加以控制，不久，俱乐部的集会延长到夜间，民主派的人携带着武器到那里去，并且计划要向督政府和两院进军。督政府决定公开打击他们，共和四年风月 8 日（1796 年 2 月），督政府封闭了先贤祠俱乐部，9 日，以咨文将此事报告立法机关。

民主派失去集会场所，又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拉拢宪警团——其中大部分是以前的革命派，互相勾结，要废除共和三年宪法。督政府得知这种新阴谋以后，就派可靠的军队将宪警团解除武装，予以遣散。密谋分子出乎意料地再次失败，又拟订一项攻击和暴动的计划：他们成立了“救国暴动委员会”，通过一些次要的代理人与巴黎十二个公社的群众取得联系。委员会的成员有：密谋首领巴贝夫，几个前国民公会议员如瓦迪埃、阿马尔、舒迪厄、里科尔、德鲁埃、十头委员会时代的几名旧将军罗西尼奥尔、帕兰、斐昂、拉米。许多失业军官、从各郡逃到巴黎的“爱国者”以及旧雅各宾派的群众， 共同组成了这个乱党的军队。其首要人物经常到他们称为“理性寺院”的地方去开会；他们为罗伯斯比尔的死唱挽歌，为“人民遭受奴役”表示哀痛。他们串通格勒内尔军营中的军队，接纳了一个名叫格里泽尔的上尉，以为这人是他们的人，并且商量了进攻计划。

他们议定：建立“共同幸福”，为此，要分配财产让真正的、纯粹的、绝对民主派执掌政权；成立国民公会，由热月 9 日反动之后在流放中的六十八名山岳党人和每郡一名民主派的人物组成；最后，他们决定从各城区分头

出发，同时向督政府和两院进攻。他们准备在举行暴动的夜晚刷出两种标语， 一是“1793 年宪法，自由，平等，共同幸福”。一是“篡夺最高权力的人应由自由的人处死” 一切准备就绪，文告印好，日期确定，但是，正象大多数窃谋活动中遇到的情况一样，他们被格里泽尔出卖了。

花月（5 月）21 日，预定进攻之日的前一天，密谋分子在举行秘密集会时被捕了。从巴贝夫家中搜出了谋叛计划和各种文件。督政府将这一事件书面报告两院，并布告周知。这次荒唐的尝试带有明显的狂热色彩，引起了深刻的恐慌，以为这将是牧月暴动的重演，虽然它并无取得成功的能力与希望。人们想起不久以前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仍然心有余悸。巴贝夫尽管已成为囚犯，仍然狂妄地提出要与督政府进行谈判。

他给督政官们写信说：“督政官先生们，你们肯屈尊与我进行平等的谈判吗？你们已经看到，我是怎样一个有广泛威信的中心；你们看到，我这一派完全能够同你们一派较量；你们看到，我这一派发展得多么普遍。我确信， 这种情况曾经使你们吓得发抖。”

巴贝夫最后向督政官们写道：“我看只有一个好办法：请你们公开声明， 决没有发生过什么真正的叛乱。你们五位只要表现得英勇伟大，是能够在今天拯救祖国的。我保证爱国者们会奋不顾身地保护你们；他们并不恨你们； 他们恨的是你们不得民心的行为。至于我这一方面，只要我获得自由，我也保证给你们以最大支持。”督政官并没有同他谈判，而是将巴贝夫的信公开， 并且把密谋者送到旺多姆最高法院去。

以后巴贝夫的拥护者又进行了一次尝试。果月（8 月）13 日夜，将近十一点，他们有六七百人，手执马刀和手枪向督政府进攻，但督政府有卫队把守。于是他们又去格勒内尔军营，希望通过他们早已布置的内应，占领这个军营；密谋者到达时，营内已经就寝。哨兵喝问口令，他们回答：“共和国万岁！93 年宪法万岁！”哨兵发出警报。密谋者向指挥官马洛的帐篷前进， 以为可以得到加尔营的援助，但这个营已经调走了。马洛命令龙骑兵急忙上马应战。密谋者意外地受到这样的接待，几乎无力抵抗，被龙骑兵砍死和俘虏多人，随即溃逃。这次出动差不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他们失败一次， 力量就减弱一次，他们也深知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格勒内尔军营这一仗， 对这一派是个致命打击，除了在交战中的伤亡，被各区的军事法庭处死的也相当多，各军事法庭对待他们，就象以前革命法庭对待他们的政敌一样。格勒内尔军营的军事法庭先后五次共判决密谋者三十一人死刑，三十人流放， 二十五人监禁。

过了一些时候，旺多姆最高法院审判了巴贝夫及其同谋者，其中有：阿马尔、瓦迪埃和约瑟夫·勒邦的秘书达尔泰。他们中谁也没有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不怕供述自己的目的，不怕为自己的事业而死。每次开庭，在开头和末尾他们都高唱《马赛曲》。这支旧日的胜利之歌和他们的泰然自若的态度，使人不胜惊异，甚至觉得他们仍然很可畏。他们的妻子跟着他们一起出庭。巴贝夫申辩结束后转过身去告诉她们，应该跟随丈夫直到刑场，因为他们受刑的理由不会使她们蒙羞。最高法院判处巴贝夫和达尔泰死刑；两人听到判决后，就用短剑自杀了。巴贝夫是在热月以前分裂而在后来联合的旧公社和救国委员会派的最后一位领袖。这一派的力量越来越削弱，它的分散和孤立主要是从这时开始的。在热月反动时期，它构成一个结合紧密的集体；在巴贝夫领导下，它仍然作为一个可怕的组织维持下来。自此以后，就

只有一些民主派的人，政党是解体了。

从格勒内尔事件到巴贝夫的判刑这一期间，保王党也在搞阴谋活动。民主波的计划在舆论界产生了一种与葡月以后的舆论相反的趋向，这时候，反革命分子又猖狂起来。保王党的秘密首领们指望在击退巴贝夫乱党的格勒内尔军营的军队中找到帮手。保王党急躁而笨拙，他们不会象在葡月那样利用各区的群众，也不会象果月 18 日前不久那样利用两院，他们用的是三个无名无势的人：修道院长布罗杰、高等法院辩护人拉维勒努瓦和一个名叫迪南的冒险分子。为了夺取格勒内尔军营并凭借它恢复旧制度，他们贸然去同骑兵队队长马洛接洽。马洛把他们交给了督政府，督政府希望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未果，就把他们送到民事法庭。在葡月事件影响下选出的审判官是这些人的同党，对他们从轻处理，只给予短期拘留。在这个时期，各区选举出的所有权力机关与以军队为后盾的督政府之间展开了斗争。双方都在本党势力范围内抓取力量和吸收审判官，由于选举机关受反革命势力控制，督政府决定让军队参加政府，以致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困难。

督政府战胜了两个反对党，也战胜了欧洲。新的战役是在最好的前兆下展开的。波拿巴到尼斯指挥战事以后，即发起了最大胆的进攻。在这以前， 这支军队一直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侧作战，军需缺乏，兵员不足三万；但是士气旺盛，有爱国精神。波拿巴天才地运用了这支军队，从此开始了那使他保持胜利二十年之久的伟大的惊人业绩。他率领军队离开营地进入萨沃纳山谷，以便从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进攻意大利。他面前是九万联军，正面是阿根陶指挥，左方是科利指挥，右方是博利厄指挥。不出几天，波拿巴便打垮了这支庞大的军队，显示了他的天才和勇敢。波拿巴在芒泰诺泰击溃中路敌军，攻入皮埃蒙特地区；在米莱齐莫，他把撒丁王国军和奥地利军彻底分隔开来，他们是分别驰往保卫都灵和米兰这两个首府的。在击退奥军以前，这位共和国将军首先向左面挺进，消灭了撒丁军。芒多维一战，决定了皮埃蒙特［这个小国］的命运，都灵宫廷大为震惊，慌忙屈服。于是在凯拉斯科签订停战协定，接着在 1796 年 5 月 18 日，共和国又与撒丁国王在巴黎签订和约，撒丁国王将萨瓦地区和尼斯、丹达两个领地让与共和国。这个战役历时十五天，打了六次胜仗，取得的战果是：占领了伦巴第的门户亚历山大里亚，摧毁了法国背面的苏泽和布律内特两个要塞，取得尼斯领地和萨瓦， 以及使克勒曼指挥的另一支阿尔卑斯方面军解除负担，另作他用。

波拿巴在皮埃蒙特战役结束后，乘胜进攻奥军，不使奥军有喘息机会。他从皮亚琴察波过波河，从洛迪渡过阿达河。这一胜利给他打开了进入米兰的门户，并且使他有可能进占伦巴第地区。共和军包围曼图亚，并出现在帝国的山地，博利厄将军被迫退守提罗尔隘口。接着，维尔姆泽将军接替了博利厄，以一支新军增援了败军的残部。维尔姆泽向曼图亚挺进，企图解围， 把战场转移到意大利。但是他和他的几个前任一样，也被波拿巴击败。波拿巴撤了对曼图亚的包围，先击退这支新敌军，然后以更强大的兵力再度包围该城，重新占领提罗尔的阵地。这次进攻的协同作战很成功。当意大利方面军从提罗尔威胁奥地利的时候，马斯河方面军和来因河方面军也同时向德意志进攻；莫罗在左翼的儒尔当军的支持下，他的右翼已差不多与波拿巴会合了。两个方面军分别从诺伊维德和斯特拉斯堡渡过来因河。他们在纵深六十法里的战线上前进；敌军一面后退，一面力图阻止他们的前进，破坏他们的战线。这两支军队已经快要达到这次行动的目的地了，莫罗攻克乌尔姆和奥

格斯堡，渡过勒克河，先头部队已到达提罗尔隘口的背后。但是在这时候， 与他不合的儒尔当越过了战线，遭到［奥国亲王］查理大公的袭击，退了下来。莫罗因左侧失去掩护，也不得不后撤，这是他的难以忘怀的一次撤退。儒尔当的过失是重大的，他妨碍了这次战役中一个大计划的实现，并且使奥地利王国获得喘息的时机。

维也纳宫廷在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中失去了比利时，认识到保存意大利关系重大，因此它执意全力保卫意大利。维尔姆泽又一次被击败之后，只得率其残部困守曼图亚。阿尔文奇将军率领五万匈牙利军队前来，冀图再碰一碰运气，但结果并不比博利厄和维尔姆泽更好些。意大利方面军除了已有的辉煌战果之外，又赢得了新的胜利，从而保证了对意大利的征服。曼图亚投降了；共和军占领意大利以后，立即通过山岳地带向维也纳进军。波拿巴心中想的是查理亲王，因为这个人是奥地利的最后的希望。波拿巴很快就越过提罗尔隘口，进入德境。正在这时候，莫罗指挥的来因河方面军和奥什指挥的马斯河方面军，又成功地执行了前次战役的计划；奥国宫廷惊惶失措，不得不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奥地利已经动用了它所有的军队，试过所有的将军，而法兰西共和国的军力则正处在强盛时期。

意大利方面军在欧洲完成了法国革命的事业。这次战役的巨大胜利应归功于天才将领巧遇精兵。波拿巴的助手都是能独立指挥作战的将军，能负责执行一项军事行动或一场战斗，波拿巴的军队是有素养的法国公民，有高尚精神和雄心壮志，他们拥护革命，因为革命扩大了祖国的版图，维护了在纪律约束下的自由；并使每个士兵都能成为将军。一位天才的将领有了这样的军队，不获得成功是少有的。日后当他回忆最初几年的胜利时，不能不对于他的刚愎自用、独断独行、使军队过于机械、使将军们过于唯他的命令是从而感到后悔。波拿巴是从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开始指挥的。1792 年的战役是按照旧的方式进行，军队分散，各自单独行动，不离开自己的战线。救国委员会则将军队集中起来，不是面对当前的敌军作战，而是把距离拉开，加速军队的运动，集中力量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救国委员会在每一战役中这样做， 波拿巴则在每一战斗中这样做，他把所有军队集中使用，指向有决定性的一点，以一支军队迅速打败几支军队。他能把大部队运用自如，使军队在他的视野以外活动，当要占领一个阵地或取得一次战斗的胜利时，能随时把军队部署在指定地点。波拿巴的外交才能也同他的军事才能一样出类拔萃。

意大利半岛上各小国的政府差不多都参加了反法同盟；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倾向法兰西共和国。波拿巴依靠这些人民，消灭了他未能征服的皮埃蒙特；把以前依赖奥地利的米兰改变为“西沙尔平共和国”；他利用［向占领地］征收特别税，来削弱托斯卡纳以及巴马和摩德纳等小国，而不如以占领。教皇在波拿巴战胜博利厄的时候，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在维尔姆泽来援时，竟又违反协定，现在他不得不割让罗马涅、波伦亚和斐拉拉，来换取和平；这些地方都被合并到西沙尔平共和国。热那亚废除了贵族政体，变成单一的利古里亚共和国。曾经为联军提供便利并在军队后面暴动的威尼斯贵族政体，甚至失去存在而被强制让给奥地利，作为交换米兰的条件。

根据累欧本停战协定的预备条款，奥国放弃比利时，比利时于是合并于法国，奥国并承认西沙尔平共和国。至此所有参加同盟的国家都已放下武器， 英国也要求谈判。法国国内平静无事，在国外则越出了原有的版图，周围有荷兰、伦巴第和利古里亚这样的新兴共和国，卫护着它的侧面，并在欧洲扩

展它的共和制度。反法同盟已经没有力量再进攻革命。历届革命政府——8 月 10 日以后的无政府主义的政府，5 月 31 日以后的独裁政府，督政府时期的法制政权，［对外］都获得胜利。革命每遇到一次对抗，就在欧洲的土地上前进得更远些。1792 年，革命只到达比利时；1794 年，革命已扩展到荷兰直至来因河；1796 年，则侵入了意大利，并且开始进入德意志。如果革命继续进展，同盟方面就必然害怕它征服的地区还要扩大。于是，全面媾和的条件成熟了。

但是，由于共和五年（1797 年 5 月）的选举督政府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选举以合法方式把保王党引进了立法议会和政府，因而使葡月战斗所决定的东西又发生了问题。直到此时，督政府和两院是一直和衷共济的， 因为这两者都是由利益一致的国民公会派组成，都要求在经历各种党派风暴之后建立共和国。双方关系融洽，共同决定措施。两院同意了督政府的各项要求；批准了督政府关于财政和行政的方案，只是略加修改，同时也批准了督政府对待叛乱、对待军队、对待欧洲的行动。少数反对国民公会的人在两院中组成了一个反对派，但是，这个反对派在未因改选三分之一代表而加强其力量以前，还只是有分寸地反对督政府的政策。它的主要人物有：巴尔贝- 马尔布瓦、帕斯托雷、沃布朗、迪马、波塔利斯、西梅翁、特隆松·杜·库德雷、杜邦·德·内穆尔；这些人多半是立法议会时期的右派代表，有几个死心塌地的保王党。不久以后，共和五年新选出的代表加强了他们的力量， 他们就变得不那样态度暖昧，而转为气势汹汹了。

保王党建立了一个有领导、有代理人、有经费、有报纸的庞大而活跃的联合组织。他们把共和派排除在选举之外，把那些跟随最有力量的党派走的群众拉过去，打着群众的旗子。他们甚至连大革命初期的爱国派都不肯接纳， 只选举顽固的反革命分子或态度暧昧的君主立宪派。这样一来，共和派都在政府和军队里面，保王党则在各选举会议和两院之内。

共和五年牧月 1 日（5 月 20 日），两院组成了。从一开始它们就显示出它们的主导思想。由保王党派遣到新的反革命战场来的皮什格鲁，被热烈地选举为五百人院的议长；巴尔贝-马尔布瓦以同样热烈情况获得元老院议长的职位。督政官勒图尔纳于花月 30 日经过投票被指定为任期届满，立法机关就任命另一个督政官来接替他，他们选中了驻瑞士大使巴泰勒米，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主张和平，他的这个身分对两院和欧洲都是合适的；但是在整个革命时期，他一直在国外，所以又不宜于领导共和政府。

继这些对督政府和国民公会派的初步的敌对行动之后，是更为带实质性的攻击。他们毫不留情地谴责督政府的行政和政策。其实督政府已经做了一个法制政府在革命形势下所能做到的一切。保王党指责督政府连年用兵，财政紊乱。立法机关的多数人巧妙地抓住了公众的需要，主张无限制的出版自由，使新闻记者得以抨击督政府，为建立另一种政权制度作舆论准备；主张和平，要共和国放弃武力；最后，他们还主张紧缩开支。

这些要求有共有利于国民的一面。疲惫不堪的法国需要这一切以完成社会复兴。因此，人们大体上都赞同保王党的要求，但动机是完全不同的。人们看到两院对教士和逃亡者采取的措施更加为之不安。人们希望和解，而不希望在革命中被打垮了的人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回来。两院非常匆忙地制定了赦免教士和逃亡者的法令。两院撤销了以宗教问题或不赞成世俗化为理由而流放或监禁教士的法令，这是对的；可是两院还要恢复天主教旧日的特权，

准许它鸣钟公开活动，废除神甫应与国家公务人员同样宣誓的规定。五百人院一个年轻的里昂代表卡米尔·约尔当是在该院颂扬僧侣阶级的主要人物，这位代表能说会道，大胆地宣扬他的宗教思想。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使人感到意外，激起强烈的反对。当时人们热心的仍然是爱国，因此当看到另一种热情——宗教的热情复活时，就不胜诧异：前一个世纪和法国革命时代，已经使人们对这种宗教热情完全失去习惯，甚至不能理解。现在则到了这样一个时期：旧有的党派敢在迄今独占统治地位的改革派的信仰和言论存在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信仰，发表自己的言论。因此，象通常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一样，议会中产生了一种对卡米尔·约尔当的反感，人们嘲弄他，管他叫 “约尔当·当当响”，“约尔当·教堂钟”。僧侣的维护者这回没有成功，五百人院还不敢作出恢复教堂敲钟和神甫自由的决定。温和派经过一阵犹豫，站到督政府方面，他们坚持了公民宣誓的法令，高呼“共和国万岁！”但是，反对督政府的活动还在继续，特别是在五百人院，比元老院更狂

热更急躁。这一切大大助长了国内保王党的气焰。对爱国派和购买国有产业者的反革命报复行为又复出现。逃亡贵族和反抗派教士纷纷回国，这些人对任何一点革命的事情都不能容忍，毫不隐讳他们的颠覆阴谋。督政府的权威在中央受到威胁，在外郡受到曲解，变得完全没有力量了。

但是，保卫国家的要求，忠于督政府、特别是忠于革命的人的关心，都使政府受到激励，增加勇气。两院攻击政府的行径使人对它们对共和国的态度产生怀疑，起先支持两院的一部分人不再支持它们了。1791 年立宪派和督政府派联合起来了。在这一联盟的支持下成立的萨尔姆俱乐部是与久已作为两院最有影响的议员聚会场所的克利希俱乐部对立的。督政府依靠的是舆论，同时也不忽视它的主要支柱——军队，它把奥什指挥的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的几个团调到巴黎附近。军队本来是不准越界进入巴黎周围六十公里

（十五法里）以内的宪法区的，但这一次越过了；两院指责督政府这一违法行动，督政府佯作不知此事，提出了非常难以自圆其说的辩解。

两派互相对峙，一方以督政府、萨尔姆俱乐部、军队为依靠；另一方以两院、克利希俱乐部和保王党的沙龙为据点。双方都准备以革命行动对付对方。群众是旁观者。有一个主张立宪与和解的中间派曾试图防止纷争，恢复不太容易的合作。其首脑是卡尔诺，支持这种和解主张的是以蒂博多为首的几个五百人院议员和相当多的一部分元老院议员。在这个时期，卡尔诺是宪法督政官，与立法督政官巴泰勒米形成政府中的少数派。卡尔诺这人，行为非常严格，见解非常固执，他同巴拉斯和高傲的勒贝尔都合不来。他们性格不同，主张也不同。巴拉斯和勒贝尔，还有支持他们的拉雷韦耶尔，都倾向于对两院采取政变手段，卡尔诺则主张严格地按法律行事。这位伟大的公民认为每个革命阶段的政府形式都适合当时的环境，这个见解很快就成为他的固定信念。在救国委员会时代，他的固定想法是实行独裁；在督政府时代， 他的固定想法是实行法制政权。由于他看不出形势中的任何变化，就抱着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在战争时主张和平，在政变时则主张法制。

两院看到督政府的有所准备，也颇感不安，因此有意于和解，条件是撤换他们不信任的几个部长，其中包括司法部长梅兰（杜埃人）、外交部长德拉克鲁瓦、财政部长拉梅尔。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保留国防部长佩蒂埃、内政部长贝内泽赫、警务部长科雄·德·拉帕朗。立法议会由于在督政府没有权力，所以要确保在各部的势力。勒贝尔、拉雷韦耶尔和巴拉斯认为这样

做可能把敌人引进政府，因此拒绝了这个要求，撤换了两院所袒护的部长而保留了其他部长。贝内泽赫由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接替，佩蒂埃由奥什接替，不久又换为谢雷，科雄·德·拉帕朗由勒努尔-拉罗什接替，后者又因缺乏果断，换为索丹。塔列朗也参加了这任内阁。自从国民公会结束以后， 他的名字便作为 1791 年的革命派而从逃亡者的名单中勾销了。塔列朗目光敏锐，一向站在最有胜利希望的一边，这时他成了拥护督政府的共和派。他接替了德拉克鲁瓦的外交部长之职。他的建议，他的果敢行动，对于果月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

看来，冲突是越来越不可避免了。督政府不愿和解，和解至多只能使它本身和共和国垮台的日子推迟到共和六年的选举。于是，督政府发动军队向两院写措词激烈的抗议书。波拿巴一直在不安地注视着在巴黎酝酿的事变。尽管波拿巴与卡尔诺有联系，并且直接通信，波拿巴仍派副官拉瓦莱特回巴黎去了解政府内部存在的分歧、周围的阴谋活动情况。波拿巴答应督政府， 果真一旦有事，他的军队将支持它们。波拿巴派奥热罗带着军队的抗议书来到巴黎。士兵们的抗议书中写道：“你们发抖吧！保王党们！从阿迪杰河到塞纳河只有几步远。你们发抖吧！现在是清算你们的罪恶的时候了，你们将在我们的刺刀下受到应有的惩罚！”军队的参谋部则写道：“我们看到保王派阴谋威胁自由，感到非常愤慨。我们以为国牺牲的烈士们的名义宣誓，我们要与王权和保王党战斗到底！这就是我们的感情，这就是爱国者的感情。保王党敢露头，那就要他们的命！”两院对于军队的这种态度大为恼火，但又无可奈何。负责指挥来自桑布尔—马斯河方面的军队的里什庞斯将军，把部队驻扎在凡尔赛、默东、万森一带。

在牧月，两院曾经是进攻者；但是，由于他们的事业可以推延到共和六年，那时他们将不战而胜，所以自热月（1797 年 7 月）以来，一直取守势。不过他们已作了一切战斗准备，他们下令封闭立宪派的团体，以便除掉萨尔姆俱乐部这个障碍；他们还扩大了会议厅监察官委员会的权柄，这个委员会已经成为立法机关的政府，维约和皮什格鲁这两个搞阴谋的保王党也是其中的成员。原属督政府的两院警卫队，已归会议厅监察官直接指挥。果月 17 月，立法机关想取得葡月事件时的民兵的支援，于是根据皮什格鲁的建议决定成立国民自卫军。第二天，18 日，即执行这项决定的日子，两院将要发出撤走军队的命令。事情演变到此地步，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严重斗争，又必须以决战来定胜负了。狂热的维约将军主张采取主动：控告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三个督政官，把另外两个督政官召到立法机关来；如督政府不服从，就敲起警钟，率领各区群众进攻督政府；派皮什格鲁领导这次合法暴动，要迅速勇敢地在白天实现这些措施。皮什格鲁犹豫不决；怀疑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采取了合法准备的缓慢步骤。

督政府方面却不是这样。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决心立即打击卡尔诺、巴泰勒米及两院派的大多数，定在 18 日清晨发动政变。夜间，巴黎周围的驻军在奥热罗的指挥下进了城。督政府三巨头计划在立法机关开会之前就派军队占领杜伊勒里宫，以免事后再用武力驱逐他们；同时逮捕主要阴谋分子，然后在卢森堡宫附近召开两院会议，以法律手段结束用武力开始的政变。督政府已经与两院中的少数达成协议，并且可望得到群众的支持。夜间一点，军队开到了市政厅，分布在堤岸、桥梁、爱丽舍田园大街等处，不多一会，便有一万二千人和四十门炮包围了杜伊勒里宫。晨四时，鸣放了警炮，

奥热罗将军出现在杜尔南桥的档杆前面。

立法机关警卫队也戒备起来。会议厅监察官们晚间听到有军事活动，便赶到杜伊勒里宫，守卫大门。警卫队指挥官拉梅尔对两院是忠心耿耿的，他将自己的八百名警卫兵布置在宫苑中的各个通道上，关起了宫苑的大铁门。但是，皮什格鲁、维约和拉梅尔用这样人数少而不可靠的兵力是不可能对督政府作出什么抵抗的。奥热罗甚至不需要强行通过杜尔南桥；他刚看到警卫队，向他们喊一声“你们是不是共和派？”这些警卫队就立刻放下武器，答以“奥热罗万岁！”“督政府万岁！”站到他这一方面来。奥热罗穿过宫苑， 进入议会厅，逮捕了皮什格鲁、维约、拉梅尔和所有的会议厅监察官，把他们押送到丹普尔监狱去。两院的成员得到监察官们的紧急开会通知，纷纷赶到开会地点；但是他们有的被捕，有的被军队撵走了。奥热罗向他们宣布： 督政府出于保卫共和国、提防他们中间的谋反分子的需要，已指定奥代翁大剧院和医学院为两院开会地点。在场的议员们大都反对这种军事暴力行动和督政府的越权行为，但是他们不得不屈服。

清晨六点钟，军事行动即告结束。巴黎人醒来的时候看到全副武装的军队和贴在墙上的关于严重叛乱阴谋的告示，号召人民遵守秩序，信任政府。督政府刊印了莫罗将军的一封信，信中揭发了他的前任皮什格鲁与逃亡者阴谋勾结的详细内容，同时刊印了孔代亲王致元老院代表安贝尔-科洛梅的一封信。全城居民都很安静。他们只是看到这次事变中没有党派而只有军队参加， 并未表示赞许或遗憾。

督政府需要使这一次不平常的行动合法化，特别是使它圆满结束。五百人院的议员和元老院的议员聚集到奥代翁大剧院和医学院并达到法定人数以后，便宣布复会。他们接到督政府的一份咨文，说明这次采取各种措施的理由。咨文中说“立法议员先生们，如果督政府再晚一天采取措施，共和国就会落到敌人手中。你们开会的地方就是叛乱分子的集合地点；他们昨天分发地图和领取武器的证件，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昨夜和他们的共谋分子联系， 也是在那个地方；他们现在还试图在那里或在其附近组织秘密集会，保安机关正在驱散他们。如果让忠实的代表们和祖国的敌人混杂在一个搞阴谋的巢穴中，那就是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忠实的代表们的安全。”于是五百人院成立了一个负责提出公安法的委员会，其组成人员有：西哀耶斯、普兰-格朗普雷、维莱尔、夏扎尔和布莱。公安法是一项流放的办法；只不过是，在这第二阶段的革命和独裁的时期，以流放来代替断头台而已。

被判处流放的五百人院的议员有：奥布里、J.J.埃梅、贝亚尔、布兰、布瓦锡·丹格拉斯、博尔讷、布尔东·德·洛瓦茲、卡德鲁瓦、库舍里、德拉埃、德拉吕、杜梅尔、迪莫拉尔、迪普朗杰、吉贝尔·德斯莫里埃、亨利·拉里维埃尔、安贝尔·科洛梅、卡米尔·约尔当、儒尔当（罗纳河口郡的）、加尔、拉卡里埃、勒马尔尚-果米古尔、勒梅雷、梅尔桑、马迪埃、马伊亚、诺阿耶、安德烈、马克-卡尔丹、帕维、帕斯托雷、皮什格鲁、波利萨尔、普雷尔-蒙托、卡特梅尔-坎西、萨拉丹、西梅翁、沃维利埃、维诺-沃布朗、维拉雷-儒瓦约茲、维约。元老院的议员有：巴尔贝-马尔布瓦、迪马、费罗- 瓦扬、拉丰-拉德巴、洛蒙、米雷尔、米里内、帕拉迪、波塔利斯、罗维尔、特隆松·杜库德雷。督政府中的督政官有：卡尔诺，巴泰勒米。此外，被判处流放的还有修道院长布罗杰、拉维勒努瓦、迪南、前警务部长科雄、前警务部官员多松维尔、米兰达和莫尔冈两位将军、新闻记者絮阿尔、前国民公

会议员马耶和指挥官拉梅尔。有几个被放逐的人逃脱了这项法令，卡尔诺就是共中之一。大部分被判处流放的人被运送到卡宴①，但还有许多人没有离开雷岛②。

督政府极力扩大流放的范围，甚至把三十五家报纸的主编也列入流放之列。督政府打算把进入两院、各报馆、各选举议会、各郡等机构中的共和国的敌人一举消灭。有四十八个郡的选举被宣布无效。凡属有利于教士和逃亡者的法令全被撤销，在热月 9 日以后在各郡掌政的人一律撤职，过去被打倒的共和派官员则一律复职。果月政变完全不象葡月胜利那样只是中央的政变。在上次失败中仅仅是被击退的保王党，在这次政变中则被打垮了。但是， 这次政变又一次以独裁代替了法制，以致引起了另一次革命，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

我们可以这样说：共和五年果月 18 日，督政府必须制服两院，从而战胜反革命，否则，两院就要推翻督政府，从而战胜共和国。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现在要问的是：第一，督政府是不是可以用政变以外的别的手段取得胜利；第二，督政府在胜利之后是否做得太过分了。

政府是没有解散两院的权力的。经过一场以建立极端权力为目的的革命之后，人们没有能够赋予第二级权力机关以监督人民最高权力之权，并且在某种情况下使立法议会服从督政府。既然没有这种试验性的政治特权，那么， 督政府有什么办法来把敌人从国家的心脏清除出去呢？既然不能根据法律来保卫革命，就只有采取独裁手段了。但是，采取独裁手段违反法制原则，不符合它本身存在的条件；所以，督政府在拯救革命事业后不久，却使自己垮台了。

督政府所取得的胜利由于使用暴力而被玷污了。可怕的、违背法理的流放法令，使许多人遭到迫害；人们狭隘的私心与维护事业的意向混杂在一起， 督政府不惜滥用作为政变唯一遁辞的粗暴手段。督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本来应当只流放为首的谋叛分子。但是，一个政党不滥用独裁的权力是很少见的，当它掌握了武力而不认为宽大将产生后患，也是很少见的。果月18 日的失败是保王党的第四次失败，两次是丧失政权的失败，发生在 7 月 14

日和 8 月 10 日；两次是夺回政权而未成的失败，发生在葡月 13 日和果月 18 日。这种成事不足、贻害久远的尝试的反复重演，是保王党日后屈服于执政府和帝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卡宴（Cayenne），法属圭亚那的首府，在南美洲北部。——译者

② 雷岛（l’iledeRé ），在法国中部大西洋海岸附近。——译者

第十三章

从共和五年果月 18 日（1797 年 9 月 4 日）到共和八年雾月

18 日（1799 年 11 月 9 日）

督政府经过果月 18 日政变后变成略为缓和的革命政府。——除英国外的欧洲普遍和平。

——波拿巴回巴黎；远征埃及。——共和六年的民主选举；花月 22 日督政府宣布选举无效。——第二次反法同盟；俄国、奥地利、英国分别从意大利、瑞士、荷兰进攻共和国； 处处打败仗。——共和七年的民主选举；牧月 30 日两院的反扑，解散旧督政府。——新督政府和两院中的两派：以元老院的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为首的温和共和派；以五百人院和马内日社①13602170_0316_0 的穆兰和戈伊埃为首的极端共和派。各种不同的计划。——马塞纳在瑞士和布律纳在荷兰的胜利。——波拿巴从埃及返国；波拿巴与西哀耶斯及西哀耶斯派合作。——雾月 18 日和 19 日的事变。——督政府统治的结束。

果月 18 日政变的结果主要是恢复了革命政权，不过较前稍微缓和了。两个旧特权阶级再一次被排除在法国社会之外；反抗派神甫再一次被放逐。舒安分子和逃亡的旧保王党分子一度占据的各郡的战场，现在让给了旧共和派。参加过波旁王朝近卫军的人，国王的高级官员，高等法院中的法官，圣灵骑士团和圣路易骑士团的骑士，马耳他的骑士，以及一切反对取消贵族而保留贵族爵位的人，都必须离开共和国的国境。以前的旧贵族或者获得贵族爵位的人，必须在七年后才能行使公民权利，也就是，可以这么说，必须先经过一个学习做法国人的阶段。［督政府］这一派要重新掌握统须治权，就再度实行独裁，并采取了不得人心的暴力手段。

这时，督政府的权力达到了极盛时期，在一个时期内，它已经完全没有拿枪的敌人。督政府敉平了国内一切反对势力之后，就根据康波福米奥和约强迫奥地利接受欧洲大陆的和平，同时与德意志帝国在拉什塔特会议进行谈判。对于维也纳宫廷来说，康波福米奥和约要比累欧本的预备条款有利。和约规定以威尼斯的一部分补偿奥国失去的比利时和伦巴第。威尼斯这个老共和国被瓜分了：法国保留伊利里亚群岛，而把威尼斯城、伊斯特里亚省和达尔马提亚省划归奥地利。督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使自己变成真正侵凌别国的罪人。人们可以在对其种制度的狂热信奉的支配下使一个国家自由，但决不可拿一个国家来给予别人。督政府租暴地瓜分了一个小国的领土，开了这种民族间的交易的恶劣先例，此后就多次为他国所效尤。而且由于不明智地把威尼斯让给奥地利，奥地利的统治就迟早会扩大到意大利。

1792 年和 1793 年的反法同盟解散了，现在的交战国只有英国一个国家。伦敦政府进攻法国，目的在削弱法国，它完全无意于把比利时、卢森堡、来因河左岸、波朗特鲁韦、尼斯、萨瓦，以及热那亚、米兰、荷兰三个保护国让与法国。但是，英国政府需要平息国内的反对和充实它的攻击力量，因此提出和议，英国政府派马姆斯伯里爵士为全权代表，先到巴黎，以后又到里尔。皮特［首相］提出那的条件并无诚意，督政府没有被他的外交圆滑手段所欺骗。谈判两度决裂，两国间的战争迄未停止。英国一面在里尔进行谈判， 一面就在圣彼得堡策划［英、俄、土］三国同盟——又称第二次同盟。

督政府方面，一无经费来源，二无政党支持，除了依靠军队，别无办法， 除了继续赢得战争的胜利，别无其他功绩可言，因此它不能同意建立普通和平。督政府增加了几种税收，又把公债加以贬值，只用现金支付三分之一，

使公债持有人大受损失，因而加深了人们的不满。它必须以战争来维持自己， 如果把庞大的军队解散，那是有危险的。这样做不但会使督政府失去实力， 使法国听任欧洲宰割，而且会引起大动荡——除非在局势非常安定、福利和生产有很大发展的时候才能这样做。督政府迫于情势，决定进攻瑞士和远征埃及。

这时，波拿巴已经返回巴黎。这位意大利的征服者和欧洲和平的缔造者， 受到督政府的欢迎。这种热烈表示，在督政府是勉强的，但人民是真心实意的。督政府授与波拿巴以任何共和国将军从未享有过的荣誉。在卢森堡宫建起一个祖国祭坛，用从意大利虏获的各种旗帜搭了一座牌楼，让波拿巴从牌楼下走过，去参加盛大的对他的欢迎仪式。督政府主席巴拉斯在对他的胜利表示赞扬和祝贺在后，敦促他“举行一次出征，为伟大民族洗雪耻辱，恢复尊严，为他一生的功业增光”。这次出征指的是征服英国。表面上是准备在英国登陆，实际上却是准备进攻埃及。

这样一个军事计划，对督政府和波拿巴都是合适的。这位将军在意大利的独断独行的举动，以及他那有些做作的朴实中透露出来的野心，使他若留在督政府身边就是一个危险人物。波拿巴自己也担心若无所作为会影响他已获得的重大声望；因为人们对于自己所景仰的人总是企求甚高，迫使他非极力保持自己的荣誉不可。这样，督政府看到的是，远征埃及可以使一个可怕的将军离开，又指望假道即度攻击英国人，而波拿巴则认为这是一个宏伟计划，既是一个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又是一个博得惊世声名的新手段。共和六年花月 30 日（1798 年 5 月 19 日），波拿巴率领一个拥有四百艘船只的舰队和一部分意大利方面军从土伦出发。他先占领马耳他岛，然后从那里向埃及进发。

为了进攻英国而破坏奥斯曼帝国的中立的督政府，由于驱逐瑞士境内的流亡分子已破坏了瑞士的中立。法国的思想已经深入日内瓦和沃州。但是， 屈服于伯尔尼贵族势力的瑞士邦联的政策却完全相反，凡是拥护法兰西共和国的瑞士人都被逐出本州。伯尔尼还是流亡分子的大本营，破坏革命的一切阴谋都是在这里策划的。督政府为此表示不满，但没有得到任何满意的结果。根据旧的条约归法国保护的沃州人，要求法国支持他们反抗伯尔尼的暴政。沃州人的呼吁，督政府本身的忧虑以及在瑞士扩大共和制度的欲望，这些都是使督政府做出决定的原因，而不是象人们所责难的是出于夺取伯尔尼的小小财富的意图。也进行过一些谈判，但是毫无结果，于是爆发了战争。瑞士人勇敢顽强地进行抵抗，认为自己是在复兴祖先的时代，可是他们失败了。日内瓦归并法国，瑞士的古老宪法改为共和三年的宪法。从此似后，瑞士邦联出现了两派，一派拥护法国和革命，另一派拥护奥地利和反革命。瑞士再不是共同的屏障，而成为欧洲的通衢了。

继瑞士的革命之后，是罗马的革命。迪福将军在罗马的一次暴乱中被杀害。作为惩罚这种凶杀罪行——教皇政府对它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结果，罗马也改变成为共和国。这一切，加强了督政府的制度，使它在欧洲处于优势。督政府成了好几个共和国的首脑，包括黑尔维谢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西沙尔平共和国、罗马共和国，它们都是依照同一模型建立的。但是，当督政府向外扩张自己势力的时候，它又受到国内各党派的威胁了。

共和六年花月（1798 年 5 月）的选举对督政府很不利。这次选举与共和

五年的选举完全不同。自从果月 18 日政变以后，革命的敌人敛迹了，硕果仅存的共和派的势力完全恢复了。他们又建起了俱乐部，叫做“立宪派俱乐部”。这一派在选举产生的两院中都占优势，这次选举与往常不同，两院共选出四百三十七名代表，其中五百人院代表二百九十八名，元老院代表一百三十九名。临近选举的时候，督政府极力攻击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但是，督政府的声明影响不了民主派的选择，于是决定根据两院在果月 18 日政变以后授与它的审核选举会议工作的权力的临时法令，宣布这次选举无效。为此，督政府请求立法机关委派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花月 22 日，大部分选举已被宣布无效。在这个时期，督政府派如同九个月以前打击保王党那样打击了极端共和派。

督政府希望保持政治平衡；这是它执政的最初两年的特点，但现在它的情况已经大有改变了。从上次政变之后，它就不能够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政府，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立宪政府了。督政府这样的一意孤行，引起了所有的人的不满，但是它仍然这样存在到共和七年的选举。督政府显得很活跃， 但范围狭隘，有些忙乱。接替卡尔诺和巴泰勒米的梅兰（杜埃人）和特雷拉是两个政治律师。勒贝尔没有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却有政治家的高度的果断。作为政府首脑，拉雷韦耶尔-勒波对于敬神博爱教过分关心了。至于巴拉斯， 仍旧放浪形骸，过着他的颓废生活，继续在督政府中摄政。他的官邸成了赌徒、荡妇和形形色色投机商人的聚会之所。各督政官的政绩如何，受到他们个人性格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处境的影响；当时督政官们的处境是困难的， 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对全欧洲作战的烦恼。

当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在拉什塔特与德意志帝国谈判和平的时候，第二次同盟已经开始行动了。康波福米奥和约只不过是奥地利的缓兵之计。英国没有费力就把奥国拉入了第二次同盟，除了普鲁士和西班牙，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加入这个同盟了。英国政府的资助和西方的吸引力，是俄国加入同盟的决定性原因。土耳共和北非几个国家因法国出兵埃及而参加了同盟；德意志帝国是为了收复来因河左岸，意大利半岛的小国是为了消灭那几个新的小共和国。当人们正在拉什塔特讨论有关德意志帝国、有关割让来因河左岸、有关来因河的通航和拆除右岸几处堡垒的条约时，俄军开进了德意志，奥军亦已出动。法国的全权代表们出乎意料地接到在二十四小时内回国的命令，他们当即服从，在取得敌国将军所发通行证以后启程。他们在离开拉什塔特不远的地方，被奥国轻骑兵拦住，并在确实知道他们的姓名、身分后加以杀害， 博尼埃和罗贝尔若当时身死，让·德布里受重伤后死去。这种前所未闻的违犯国际公法的行为，这种有预谋的、对三个身负神圣使命的人的迫害，激起了全国的公愤。立法机关决定向那些应对这一罪行负责的政府宣战。

在意大利和来因河，已经开始发生敌对行动。督政府获悉俄军出动以及料到奥军的企图以后，通过两院制定了一项征兵法令。征兵令为共和国补充了二十万壮丁。这项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后果的法令，是实行更为正常化的方针的结果。以往的全国皆兵是为祖国的革命服务，这次的征兵则是祖国的法定的兵役制度。

最迫不及待的为联军打头阵的几个国家已经发动进攻。那不勒斯王国向罗马进军，撒丁国王兴兵威胁利古里亚共和国。他们经不起法军的攻击，法军毫不费力就把他们打败并占领了他们的国土。尚皮奥内将军经过一场激战获胜后进入那不勒斯。该城的下层群众在城内抵抗了三天；但是失败了，那

不勒斯共和国宣告成立。儒贝尔将军占领了都灵，这样，在新战役开始时， 整个意大利都落到法军手里了。

联军的实际兵力和后备兵力都优于共和国。它们从意大利、瑞士、荷兰三方面大举进攻。一支强大的奥军冲进了曼图亚地区，在阿迪杰河方面两次击败谢雷，不久就与那个有些古怪而一直打胜仗的苏沃洛夫会师。莫罗接替了谢雷，他比谢雷更有决断力一些。他先向热那亚方面撤退，以便保住亚平宁山的屏障并与麦克唐纳指挥的曾在特雷比亚河被击溃的那不勒斯方面军会合。于是，奥俄联军便将主要兵力转移到瑞士方面。几个俄国兵团与查理大公会合在一起。查理大公曾在来因河上游击败儒尔当，这时他准备越过瑞士防线。与此同时，约克公爵率四万英俄联军在荷兰登陆。法国外围的那些小共和国被占领了，联军获得了几次新的胜利，已经可以进攻革命的发祥地本身了。

共和七年花月（1799 年 5 月）的选举就是在这军事失利、各派不满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选举和前一年的选举一样，是按共和派的意志进行的。督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应付困难局势和各派的不满。勒贝尔依法去职，由西哀耶斯接替，使督政府失去仅有的能顶住风暴的人，使一个最坚决地反对政府的人得以进入这个受到损失的、疲惫不堪的政府。温和派和极端共和派联合起来向督政官质询共和国当前的内外形势。两院宣布处于长期开会状态。巴拉斯离弃了他的同僚们。两院的忿怒完全集中到旧督政府的最后几个支持者特雷拉、梅兰和拉雷韦耶尔身上。两院免了特雷拉的职，因为他先后担任立法职务和督政府职务的间隔时间不满一年，不合宪法的规定。代替他的是前司法部长戈伊埃。

两院的发言者猛烈抨击梅兰和拉雷韦耶尔。由于两院不能把这两人免职，就企图迫使他们自己辞职。各督政官感到威胁，向两院递送咨文，进行辩白，并要求和衷共济。牧月 30 日，共和派的贝特朗（卡尔瓦多斯郡代表） 登上讲坛，他在审查了督政官们提出的建议以后大声说：“你们提出要双方和衷共济，我请你们认真考虑一下，你们是否还能保持你们的职位。你们如果热爱共和国，就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你们已经不能再为祖国做好事， 你们将永远不会获得同僚的信任、人民的信任、代表们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你们就不能执行法令。我知道，因为有我们的宪法，督政府中多数督政官享有人民和国民代表的信任。为了使共和国两个最高权力机关的愿望和主张取得一致，你们还等待什么呢？连那些卑鄙地奉承你们、为你们掘了政治坟墓的人都不信任你们了。你们应当以忠诚老实的行动结束你们的政治生涯， 这种行动，将只有共和派的善良的心灵才能加以赞美。”

梅兰和拉雷韦耶尔由于勒贝尔任期届满、特雷拉被免职、巴拉斯离弃了他们，而失去督政府方面的支持，加上两院的要求和出于爱国的理由，不得不向当前环境让步，辞去督政官的职务。共和派和温和派联合取得的这次胜利给这两派都带来了好处。它们于是分别把穆兰将军和罗歇-迪科选进督政府。牧月 30 日（6 月 18 日）的事变使共和三年成立的督政府解体，这是两

院对过去督政府发动的果月 18 日和花月 22 日政变的报复。在这一时期，国家的两大权力机关先后违反了宪法，督政府杀了许多立法机关中的人，立法机关则把督政府赶下了台。各派都不满意的这样的政府是不能长期存在的。西哀耶斯在牧月 30 日胜利以后尽力消除共和三年的旧政府的一切陈

迹，以便根据另一种方案恢复法制。西哀耶斯是一个性情急躁而又固执己见

的人，但他能确切掌握当前局势。他的意图是利用最后确定的宪法来结束革命，在一段特殊时期他又回到了革命之中。西哀耶斯过去（于 1789 年 6 月

17 日）曾提出过把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提出过改省为郡的国内行政区划

方案，从而促进了 1789 年的主要改革。从那以后，在整个中间阶段，他一直销声匿迹，无所作为。那时他是在等待保卫国家时期结束，让位于建设国家时期。在第一任督政府中，西哀耶斯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人们把普鲁士的保持中立归功于他。他回国以后，接受了他一直拒不接受的督政官的职务， 因为这时勒贝尔离开了政府，而且他认为各派都已相当疲惫，可以从事建立最后的和平和自由了。他就是怀着这种意图，在督政府中依靠罗歇-迪科，在立法机关中依靠元老院，在外面依靠温和派的群众和中等阶级；这些温和派和中等阶级从前希望出现一个新局面，那就是制定法律，现在又希望出现一个新局面，那就是恢复安静。他们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安定人心的、不念旧恶、不树新敌的政府，一个在这以后可以实现各方面的主张和满足各方面利益的政府。鉴于以往 7 月 14 日至热月 9 日由民众和一部分当权的人合谋

进行的事、到了葡月 13 日以后就是靠军队来完成的，西哀耶斯觉得自己也需要一位将军。他看中了儒贝尔，任命儒贝尔指挥阿尔卑斯方面军，使儒贝尔通过某些军事胜利和解放意大利而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

但是，戈伊埃和穆兰两督政官、五百人院和政府外的马内日派仍然支持共和三年宪法。极端共和派在我国的第一个议会开过会的大厅中组成了俱乐部。这个新的俱乐部是由果月 18 日以前的萨耳姆俱乐部、督政府初期的先贤祠俱乐部以及老雅各宾俱乐部的残余人物组成的，它极力宣扬的是共和派的主张，而不是低层阶级的民主主张。两派中每一派都在与督政府同时改组的内阁中占有职位。康巴塞雷斯长司法；基内特长内政；雷纳尔在塔列朗未就职以前临时长外交；罗伯尔·兰代长财政；瓦特里的布尔东长海军；贝尔纳多特长陆军；布基尼翁长警务，随后又由南特的富歇接替。

这一次，巴拉斯在立法议会、督政府和内阁的两派中间都是中立的。巴拉斯看到事情的变化将要比牧月 30 日的变化更大，作为一个以前的贵族，他认为共和国的灭亡将导致波旁王朝复辟，因此他就同声称有权继承王位的路易十八取得联系。当他通过他的代理人戴维·莫尼埃谈判恢复君主政体时， 并没有忘掉他自己。巴拉斯从来不坚持某件事情，而总是站在最有成功希望的一边。5 月 31 日事变中，他是山岳党的民主派，热月 9 日事变中，他是山

岳党的反动派，果月 18 日政变中，他是反对保王党的革命派督政官，牧月

30 日事变中，他是反对自己的同僚的极端共和派督政官，现在，他又变成了反对共和三年宪法的保王党的督政官。

因果月 18 日政变和大陆恢复和平而不知所措的那一派，现在也恢复了勇气。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军事胜利，公债的强制发行，要求每个流亡者的家庭向政府提供人质保证的严酷的法令，使得南方和西部的保王党再度掀起武装暴乱。他们成群结伙，日益猖獗，以至发动了舒安分子式的、规模虽小而危害甚大的战事。他们指望俄国军队到来，以为不久就可以复辟君主制度。这个时刻对于所有党派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候补的时期。哪一个党派都希望作垂危的政权的继承者，其情形正同国民公会终了时一样。在法国，每当一任政府将要死亡，各党派都能凭一种政治嗅觉竞相争夺猎物。

幸而来因河上游和下游两个主要边境地区的战局改观了，对于共和国这是好事。联军占取意大利以后，企图从瑞士及荷兰进入法境，但是，马塞纳

和布律纳两位将军挡住了联军的节节胜利的进攻。马塞纳向科尔萨科夫、苏沃洛夫展开了攻势。经过十二天大规模的协同作战，他们连战皆捷，在康斯坦茨和苏黎世之间挫败了俄军，从而打散了联军。布律纳也在荷兰击败了约克公爵，迫使他退回军舰上去，放弃入侵的企图。只有意大利方面军作战不利。儒贝尔将军在诺维战役中由于亲自追击奥俄联军而阵亡。但是，这个边境离发生各种重大事件的中枢很远，尽管有诺维的失利，边境并没有被突破， 而由尚皮奥内机敏地保住了。不久，共和军就越过边界。以前共和军反攻一次失败一次，现在它又取得优势，开始获胜。反法联军由于不断进攻而加强了力量，侵略性也越来越强。

但是国内的情形没有改变。党派纷争，人民不满，社会不安，依然如旧。温和共和派和极端共和派的斗争激化。西哀耶斯继续推行他反对极端共和派的方针。在 8 月 10 日事变纪念日，他在练兵场极力攻击雅各宾派。吕西安·波拿巴以他的特性、才干和乃兄征服意大利、埃及的战功，在五百人院中享有极高威信，他在这次集会上把恐怖时期描绘了一番，并且说法国又受到恐怖的威胁了。差不多与此同时，西哀耶斯免了贝尔纳多特的职；富歇在取得西哀耶斯同意后封闭了马内日俱乐部。群众是这样：只要提起过去恐怖时期的阴影，他们就感到害怕而站到温和派一边。极端共和派本打算象立法议会末期那样，宣布“祖国在危难中”，但未能办到。西哀耶斯在失去儒贝尔以后， 正在物色一位能够执行他的计划、能够保护共和国而不致成为压迫者的将军。奥什在一年多前死了；莫罗则十分可疑，因为他在果月 18 日政变以前对督政府态度暧昧，而且把他的旧友皮什格鲁的叛变行为隐瞒了一年之后新近才突然揭发出来；马塞纳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将军；贝尔纳多特和儒尔当又是拥护马内日派的。西哀耶斯就因为手下缺少这么一个人，陷于窘境，不得不把他的政变的计划推迟。

波拿巴这时在近东，他从他弟弟吕西安和另外几个朋友那里获悉国内的情况和督政府的衰败。他的远征已经取得辉煌战绩：占领了上埃及和下埃及， 并且在击败马穆鲁克人［土耳共—埃及的奴隶兵］摧毁其首领的统治以后， 继续向叙利亚进军，只是由于围攻圣让达克尔失败，不得不回到第一个征服地。他在阿布基尔港——那是一年前法国舰队受挫的地方——击败了一支土耳其军队以后，便决定离开这个以流放地著名的地方，去利用法国国内的新危机，提高自己的地位。他把克莱贝尔将军留在那里指挥近东方面的军队， 自己乘一艘快速三桅帆船，穿过遍布英国舰只的地中海回国。共和八年葡月17 日（1799 年 10 月 9 日），即布律纳在贝尔根战役打败约克公爵的英俄联军以后的十九天，马塞纳在苏黎世战役战胜科尔萨科夫和苏沃洛夫的奥俄联军后的十四天，波拿巴在弗雷居斯登岸。他以凯旋者的姿态，行经全国各地， 从地中海沿岸来到了巴黎。他那接近神话般的远征，使人们非常惊异而难以想象，他在征服意大利时获得了更高的荣誉，这两次战功使他的威望远远超过共和国的其他将军。他既然离开了战场，就可以走上不受约束、独断专权的道路。他是个常胜将军，忠实的、奉命唯谨的谈判者，也是若干个共和国的缔造者。他老练地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和各种不同信仰，为了给自己的远大前程奠定基础，他不坚执任何固定主张，对各方面的利益和信仰都予以尊重，借以笼络人心，攀登高位。自从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之后，他就怀有这种夺取政权的野心。果月 18 日事变中，如果督政府被两院搞垮，他就准备用自

己的军队反对两院，攫取共和国的摄政权。果月 18 日以后，他看到督政府的

力量还很大，他在欧洲无所作为又对自己十分不利，这才为了使自己不至失势、不至被人们遗忘而同意远征埃及。当他一听到牧月 30 日督政府解体的消息，便急忙赶到发生事变的地点来了。

波拿巴的来临激起了全国的温和派群众的热情，他受到普遍的欢迎，他成了所有派别的争夺对象，各派都想争取他。将领们，督政官们，两院代表们，甚至马内日的共和派，都与他交往，试探他的意向。人们为他举行庆祝会和宴会；他表现得庄重、朴实、稳健，冷眼旁观，他已经有一种善于处人的长处和一种不自觉的凌驾一切的作风。尽管他不急切，不浮露，却有一种信心很足的神态，人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出某种阴险的用心。他不说出来却让人猜测他的用心，因为一件事情总是有人希望才会发生。他不能依靠马内日的共和派，因为这些人既不要搞政变，也不要独裁者；西哀耶斯有理由担心他野心太大，不会同意自己的立宪主张，因此无意同他接触。但在双方友人的敦促下，他们终于相互交往，并取得了一致意见。雾月 15 日，他们制定了推翻共和三年宪法的计划。西哀耶斯准备通过那些对自己极为信赖的会议厅监察官来串通两院。波拿巴则要争取那些在巴黎的、对自己表示热忱和忠诚的将军和部队。他们商定要以特殊方式召集两院中最温和的代表，向元老院陈明国家遭受危难，雅各宾过激主义的威胁迫在眉睫，要求把立法机关迁移到圣克卢，并任命唯一能够拯救祖国的波拿巴将军为部队司令，然后用武力推翻督政府，并暂时解散立法机关。这个计划定在雾月 18 日（11 月 9 日） 晨执行。

在（15 日到 18 日）这三天中，他们严格保守秘密。当时巴拉斯、穆兰和戈伊埃在督政府中是多数，戈伊埃是主席，如能在叛乱发生以前，象果月18 日那样，先发制人，本来是可以挫败政变阴谋的。可是他们认为，西哀耶斯和波拿巴仅有政变的企图，而还没有确定的计划。18 日晨，元老院代表异乎寻常地由会议厅监察官召集会议，他们来到杜伊勒里宫，于七时许，在勒梅尔西埃的主持下开会。元老院最有势力的三个谋叛者科尔尼代、勒布伦、法尔格，把当前局势讲得很危急，说有大批雅各宾派从各郡来到巴黎，要恢复革命政权，如果元老院不大胆地、明智地加以防止，共和国将再度受到恐怖的蹂躏。另一个谋叛代表、梅尔特的雷尼埃向业已动摇的元老院代表建议， 根据宪法赋与的权力，将立法两院迁至圣克卢，并任命波拿巴为十七师团司令官，负责迁移事宜。也许因为元老院全体都是这次阴谋的参与者，或者因为仓卒召开会议，他们真的被那骇人听闻的演说所吓倒，元老院同意了谋叛者们所有的要求。

波拿巴在尚特兰街的寓所急不可耐地等候着这次会议的结果，在他周围是督政府卫队指挥官勒费弗尔和受检阅的骑兵联队的几个将军。元老院的命令是八点钟决定的，八点半就由一名政府执达吏把决定运给波拿巴。所有随从的人都向他祝贺，军官们举起军刀表示效忠。波拿巴率领这些人来到杜伊勒里宫，他在元老院主席台前宣了誓，并任命督政府卫队指挥官勒费弗尔为副司令。

但这只是成功的开始。波拿巴成了军事首脑；督政府的执政权和两院的立法权依然存在。在这场必然要发生的斗争中，一向胜利的巨大的革命力量未必就不会再占上风。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从卢森堡宫来到立法机关和军事总部所在的杜伊勒里宫提出辞职。巴拉斯、穆兰和戈伊埃得知事变经过，但已经迟了。他们企图利用职权和督政府卫队来保护自己；但是卫队已接到波

拿巴转达的元老院的命令，拒绝服从他们。巴拉斯见大势已去，只好辞职， 到他的故乡格罗-布瓦去了。督政府实际上已告解散，斗争的对手也就少了一个，现在只有波拿巴和五百人院相互对峙了。

元老院的命令和波拿巴的布告已经张贴在巴黎各处墙壁上。在这个大城市里，可以看到伴随重大事件而产生的骚动。共和派理所当然地感觉自由受到严重威胁。他们认为波拿巴就是另一个恺撒或者另一个克伦威尔；但是， 当他们对波拿巴的意图表示担心时，人们却用波拿巴将军本人的话回答他们：“坏的角色，陈旧了的角色，当一个好人可能会去充当时，一个有见识的人是不屑于充当的。在文明和自由的时代，想侵害代议制政体，那就是冒渎神圣。只有疯子才会轻举妄动地抛弃用荣誉和牺牲保住的共和制，而代之以君主制。”但是，波拿巴在他的布告中所表露的妄自尊大却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把法国当前局势归罪于督政府。他说：“你们把我给你们留下的如此光辉灿烂的法兰西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给你们留下的是和平，我回来看到的却是战争；我给你们留下的是胜利，我看到的却是失败；我给你们留下的是意大利的亿万财富，而我到处看到的却是横征暴敛和民穷财尽。我所了解的十万法国人，他们都是我的战友，你们让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都死了。⋯⋯决不能再这样下去，这样下去，不出三年就会把我们引到专制统治去。”十年来，象这样把一切独归自己，同对待自己财产一样来算共和国的帐，还是破题儿第一遭。人们看到革命中一个新来者把全体人民历尽艰难取得的遗产视为自己所独有，都不免为之骇然。

雾月 19 日，两院代表到了圣克卢，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陪同波拿巴来到这个新的战场。其目的是支持叛乱者。西哀耶斯熟谙革命策略，他为了确保事情成功，主张暂时把革命派首脑逮捕起来，只容许温和派参加两院；但波拿巴没有同意。波拿巴不是搞党派的人，到现在为止他只是用军队从事活动和取得胜利，他以为对立法两院也象对军队一样，一声号令就可以召唤过来。圣克卢别宫中的战神画馆已准备好给元老院，橘厅准备好给五百人院作它们的会议场所。四周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就象 6 月 2 日国民公会周围有许多群众一样。共和派在花园中分组聚集，等待开会；他们对粗暴的武力威胁都表示愤慨，正在商议对策。年轻的将军带着几个卫兵在各院子中走了一遍，查看了每所房屋。他过早地显示出了他的性格，说话就象一个朝代的第二十个国王似的：“我不愿再有党派斗争，派系之争必须停止；我绝对不容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午后两点左右，两院代表在马赛曲的乐声中分别集合到会议厅。

在五百人院，会议一开始，谋叛者之一埃米尔·戈丹就登台发言。他提议对元老院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感激，要求元老院说明拯救共和国的方略。这一动议成了激烈骚动的信号；会场中每一角落都发出了反对戈丹的呼声。共和派的代表们包围了讲坛和以吕西安·波拿巴为首的主席团。谋叛者卡巴尼斯、布莱、夏扎尔、戈丹等人，在自己的座位上气得脸色发青。一场长时间的骚动，谁也无法发言；稍后，德尔布雷提议重新为共和三年的宪法宣誓。在这种场合，这一重大动议不会有任何人反对，大家一致以热情的声音宣了誓，从而影响了叛乱者的行动。

波拿巴怵于五百人院发生的事情，感到自己很有可能失败或被免职，他拜访了元老院。万一倾向于谋叛者一方的元老院被五百人院的风潮卷过去， 他就失败了。他对代表们说：“人民的代表们，你们决不是处在通常情况下，

你们是在火山顶上。昨天，当你们把我召来，向我宣布迁移的命令并责成我执行时，我是很平静的。我立即召集了我的部属，来支援你们。可是今天， 人们竟对我百般辱骂。有人说我是恺撒，有人说我是克伦威尔，有人说我要成立军人政府！如果我真要压制我的国家的自由，我就不会执行你们的命令； 我本来不需要从你们手里接受这份权力。人民的代表们！我对你们发誓，作为保卫祖国者，没有比我更热忱的了。但是，祖国的存亡完全系于你们。现在没有政府了，督政官中有四人已经辞职，第五个督政官（穆兰），为了他的安全，也被监视起来了；五百人院发生了分裂，剩下的只有元老院了。请元老院采取措施，发出指示，我一定执行。我们要拯救自由，拯救平等。” 这时共和派代表兰格莱起立向他说：“将军，你说的我们很赞成，请你同我们一起宣誓遵守共和三年宪法吧，只有它能维护共和国。”如果这个提议在这里和在五百人院一样受到欢迎，波拿巴就完了。这个提议使元老院感到突然，波拿巴也一时不知所措。但是，他马上又说：“你们已经没有共和三年的宪法了。你们在果月 18 日违犯了它；你们在花月 22 日违犯了它；你们在

牧月 30 日又违犯了它。宪法么？每个党派都援引宪法，可是每个党派都破坏宪法；对我们说来，这个宪法已经不是救国图存的方法，因为没有任何人尊重它。宪法既已受到侵犯，就必须另立宪章，另有新的保证。”元老院对于波拿巴提出的指责表示接受，大家起立赞成。

波拿巴由于在元老院轻易得手，就错误地认为，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把五百人院的骚动平息下去。他带着几个卫兵来到五百人院，让卫兵留在会议厅门口，但面向里面，他自己摘下帽子，单独走进去。代表们见门外出现了刺刀，猛地都站起来。他们以为波拿巴要采取武力行动，齐声喊道：“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打倒独裁者！”几个代表迎着他冲上前去，共和派的比果内一把抓住他的胳臂，对他说：“你要干什么？莽汉！出去！你侵犯了法律的圣殿。”波拿巴脸色发白了，仓皇后退，由他的卫兵带走了。

波拿巴走后，五百人院的大骚乱并未停息。代表们同时讲话，人人提出救国方针和保卫措施。人们对吕西安·波拿巴大加指责；吕西安为他哥哥辩护，但有点胆怯，他费了很大气力走上讲坛，请五百人院对他哥哥从轻审判。他保证波拿巴没有任何危害自由的企图，还引述了他哥哥的功绩。但立刻有好几个人表示反对，说道：“他方才的举动使那些功绩都变得一文不值了。打倒独裁！打倒暴君！”这时，骚乱达到极点，有人要求宣布波拿巴不受法律保护。吕西安说：“怎么？你们要我宣布我哥哥不受法律保护！”“不错， 不错，就是不受法律保护，对于暴政者就应该这样！”人们在纷乱中提出并且表决通过了下列议案：五百人院处于经常开会状态，五百人院立即迁回巴黎，集合在圣克卢的军队改为立法机关的警卫团，任贝尔纳多特将军为指挥。吕西安听到这些议案通过了，并且以为“不受法律保护”这项也通过了，不禁惘然若失。他从讲坛回到座席，非常激动地说：“既然我在这里说话没人听，我怀着尊严受到侮辱的心情，除掉我的人民官职的标志。”他一面说， 一面摘掉无沿帽，脱去敞衣，解下绶带。

波拿巴走出五百人院后，好一会才清醒过来。他没有经历过群众纷攘的场面，因此颇受震动。他的军官们都来到他跟前；饱经变乱的西哀耶斯劝他不要坐失时机，要动用武力。勒费弗尔将军立即命令把吕西安从五百人院抢出来。一小队士兵走进五百人院的会议厅，直奔吕西安的座位，把他搀到士兵行列中，送回军队。吕西安离开议会以后，同他哥哥策马并行；他虽然失

掉合法身分，仍以议长名义向军队演说。他和波拿巴商议好，告诉士兵们， 说在五百人院，人们已经举起短剑对着将军；他大声说：“士兵们，五百人院的议长向你们宣布：现在本院绝大多数代表都处于恐怖威胁之下，有几个代表拿着短剑包围了讲坛，要杀死其他代表，并且强行通过了最荒唐的决议！⋯⋯我对你说，将军，还有你们大家，士兵们，你们只能承认那些走到我这边来的代表为法国的立法议员！至于那些呆在橘厅不走的人，要用武力把他们赶走。这些强盗们已经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刀剑的代表了。”这位用议会给他的权力来反对议会的议长向军队发表了这段煽动性讲话以后，波拿巴也发了言，他说：“弟兄们！我率领你们取得了胜利，我可以依靠你们吗？”“可以，可以，将军万岁！”“士兵们，我们原以为五百人院能够拯救祖国，但恰恰相反，他们肆意捣乱，有些煽动分子企图挑拨五百人院来反对我！弟兄们，我可以依靠你们吗？”“可以，可以，波拿巴万岁！”“好吧，那我就要教训教训他们了。”他立刻命令他周围的几个高级军官把五百人院的大厅出空。

吕西安走后，五百人院陷入极端不安和极端混乱。有几个人提议集体离职，到巴黎人民中间去避一避风头。另外一些代表主张国民代表决不应放弃职守，而应勇敢面对武力的侵凌。正在这时候，一群卫兵缓步走进会议厅， 指挥的军官把命令传达给五百人院，要他们解散。代表普鲁东提醒军官和士兵要尊重人民的代表；儒尔当将军也要他们考虑这种侵犯行为的严重性。军人们犹豫了一下；但是又有一支增援的队伍排着密集队形走了进来。其中勒克莱尔将军大声叫道：“我代表波拿巴将军宣布解散立法议会，希望善良的公民们自行退出。卫兵们，前进！⋯⋯”从会场的每个席位上发出愤愤不平的喊声，但是被鼓声压了下去。卫兵们在橘厅会场横向散开，端着刺刀，缓缓前进，就这样把立法议员驱散了。代表们走出会场时还喊着“共和国万岁！” 共和八年雾月 19 日（1799 年 11 月 10 日）下午五时半，人民代表机关不复存在了。

这次违反法律、推翻议会制度的政变就此结束。随后就开始了军事统治。雾月 18 日是军队反对代议制的 5 月 31 日，所不同者，这次政变不是指向某

个党派，而是针对人民的权力机关。但是，必须把雾月 18 日政变本身和它的

后果分开。人们可以认为，军队只是革命的助手，象在葡月 13 日和果月 18 日，都是如此；而这一次的必不可少的改变将不只是有利于一个人，这个人不久便要把整个法国变成一支军队，而且将使精神上一直受到极大震动的全世界只听到法兰西军队的脚步声和法兰西意志的声音。

第十四章

从雾月 18 日（1799 年 11 月 9 日）到 1804 年 12 月 2 日

雾月 18 日以后各党派的希望。——临时政府。——西哀耶斯宪法；西哀耶斯宪法在共和八年执政府的宪法中被篡改。——政府的组成；波拿巴实现和平的计划。——意大利之役；马伦哥的胜利。——普遍和平：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实现大陆和平；签订亚眠和约与英国媾和。——各党派的融合，法国国内的繁荣。——第一执政的雄心勃勃的主张；第一执政以与教皇签订 1801 年教务专约在国内重建僧侣阶级；利用荣誉军团勋章建立军人贵族制度；以终身执政制完成这种制度。——与英国重新开战。——乔治和皮什格鲁的阴谋叛乱。——保王党挑起的战争和颠覆活动成为建立帝国的借口。——拿破仑·波拿巴被奉为世袭皇帝，1804 年 12 月 2 日教皇在圣母院大教堂为拿破仑行祝圣礼。——革命逐步为拿破仑所摒弃。——专制政权在执政府时代四年中的发展。

雾月 18 日政变是甚得人心的。从这个事件中，人们没有看出有一个人已

超越两院而蓦然兴起。也没有看出这是开创国民生活的 7 月 14 日伟大革命运

动的终结。雾月 18 日政变使人产生了希望，呈现了复兴的前景。这时候，国家穷竭不堪，人民没有足够力量保卫自己有责任行使的权力——这种权力在由低层群众行使以后，甚至成了对国民的一种嘲讽；尽管如此，法国国民是如此不信任专制制度，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可能奴役他们。人们都感到需要有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复兴社会，波拿巴正是适于这一事业的伟大人物和功名卓著的将军。

正因为如此，除了督政府派中的共和派以外，所有的人都对于最近发生的事变表示欢迎。在革命时期，违法发动反对议会的政变，已经是屡见不鲜， 人们已习惯于不考虑事变是否合法，而是要看事变的后果。从西哀耶斯派到1788 年的保王党，人人都认为雾月 18 日政变是好事，并且把这次政变在日后所产生的政治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温和立宪派认为真正自由将要确立； 保王党则怀有幻想，他们把我国革命的这一时期比作 1660 年的英国革命，认为波拿巴正开始扮演英国的蒙克①的角色，而且认为波拿巴不久就会使波旁王朝复辟。文化知识较差和希望能够安居乐业的群众，指望在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的治下恢复秩序；被放逐的人和有野心的人，又期待获得大赦，获得一官半职。在雾月 18 日以后的三个月期间，人们是普遍表示颂扬和抱有希望的。临时政府成立了，有三个执政，即波拿巴、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同时组成了两个立法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并建立一个确定的制度。

执政和两委员会于雾月 21 日就职。临时政府取消了抵押法，停止发行强

迫公债；准许果月 18 日以后被放逐的神甫回国；那些被革命风暴刮到加来海边的以及四年来被拘留在法国或被迫当流亡军的逃亡者统统从监狱和共和国管区释放出来。所有上述措施，都受到了欢迎。但是，极端共和派的放逐却激起了舆论的反对。有三十七个极端共和派被判处流放圭亚那，二十一名在下夏朗特郡受监视，这是由执政们根据警务部长富歇的报告简单地决定的。人们并不是对那些受到政府打击的人有所偏爱，而是反对这种专断的行为。因此，执政们在自己的行动上后退了；他们先是把流放改为监视，不久以后，

① 蒙克（GeorgeMonk，1608—1670），英国贵族将军，初期反对保王派。1660 年，蒙克任苏格兰驻军司令， 率兵进入伦敦，解散议会，接回流亡的查理二世，复辟王政。——译者

连监视也取消了。

雾月 18 日政变的发动者，在他们临时执政时期也闹分裂了，不过事情并没有闹大，只是在立法委员会内部发生，是由新宪法引起的。西哀耶斯和波拿巴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可能一致，因为他们两人一个要重建法国，而另一个则要象家长似的统治法国。

西哀耶斯有一个宪法草案，但它在共和八年（1800 年）执政府的宪法中已经失去本来面貌，这个草案是值得我们了解一下的，哪怕作为研究立法的参考材料也好。①西哀耶斯把法国的行政区划分为三级：公社，省或郡，国家。每级各设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构成一个等级系统：第一级为市政府、治安法庭及初审法庭；第二级为省（郡）政府和上诉法院；第三级为中央政府和最高法院。市、省、中央三级各种官职都有由人民提名的名流候选名单。

行政权属于最高行政官②，最高行政官是不可罢免的、无直接责任的最高官职，对外代表国家，对内负责组织政府。政府包括国家参政院和责任内阁。最高行政官根据候选名单选任从治安法庭到最高法院的各级法官，从市长至各部部长的各级行政官员。但是，他自己不管理国事。国家参政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内阁是执行机关。

立法机关和以前的形式有很大差别；它不再是讨论和决议机关，而是一个裁决法院③。国家参政院应代表政府，保民院应代表人民，分别向立法机关报告施政方针。立法机关的裁决即是法律。看来西哀耶斯的目的是要防止各派系以暴力篡夺政权，在使人民掌有最高主权的同时，又有一定的限制。他的这种设想是从他在政权机构从事复杂活动的经验来的。由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组成初级议会，由初级议会选出公社候选人名单。同样，由初级议会选出的选举人团从公社候选人名单中选出上一级的省候选人名单，再从省候选人名单中选出全国的候选人名单。一切有关政府的事都有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最高行政官从人民提出的候选人中选任各级官员；人民要罢免各级官员， 就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撤除，第一级候选人名单每二年改进一次，第二级候选人名单每五年改选一次，第三级候选人名单每十年改选一次。但是，最高行政官决不能干涉保民官和立法议员的选任，因为他们的权限纯粹是属于人民的。

但是，为了使政权内部力量对称，西哀耶斯把属于保民院的创制和讨论法律之权与属于立法议会的通过法律之权分开。而且除了这种彼此不同的特权以外，立法议会和保民院的选举方式也不一样。前者是由全国候选人名单中得票最多的一百人组成，后者是由选举人团直接选举的。保民官应该是更热忱、更有名声、深孚众望的公民，他们是终身职，其选任方式很缓慢，这样才不至于感情用事，或者象以往大多数议会那样，带有蓄意进行颠覆和报复的性质。立法议会也没有这种危险，它只是平心静气地、大公无私地制定法律，它是直接选出的，其权力是一时的。

① 这部宪法草案是国民公会代表多努传给我们的，这位代表同西哀耶斯就这个问题谈论过多次。从他们的谈论中可以看到西哀耶斯的尚未为人所知的政治机构的设想。草案最后部分附有一份图表，为他的设想作了详尽明确的解释。

② 最高行政官（proclamateur-électeur ），照法文直译是“宣告人-选举人”，现根据法国出版的拉罗斯二十世纪大词典，译为最高行政官（magistrat supr■me del'Etat）。——译者

③ 裁决法院（Courjudiciaire），一译最高行政裁判所。——译者

最后，作为所有其他权力机构的补充，还有一个护法组织，它不能发布命令，不能采取行动，只负责保证国家的正常生活。这就是宪法监察委员会或称为元老院。它的任务，正如最高法院评断民法那样，是评断政治法。当立法议会的裁决不符合宪法时，保民院或国家参政院可以向元老院上告。除此以外，元老院有权利用“吸收权”把野心过大的政府首要或名望过高的保民官吸收到元老院，这些人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就没有资格担任任何其他职务。这样，元老院就对共和国作了双重保护：既维护了基本法，又防止了怀有野心的人破坏自由。

这个宪法的规定过于缜密，因而很难付诸实施。但是不管人们对这个宪法怎样看，不能否认，它是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最精明的组织力的。西哀耶斯在这个宪法里对于人的野心考虑得太不够了，他太过于把人看成理智的人，看成听话的机器了。他想用他巧妙的发明，来避免人们对宪法的践踏， 来堵塞一切的通向死亡之门，就是说，一切通向专制制度之门，不管来自何方。在那样一个以党派野心阻挠法治的时代，那样一个统治思想压倒自由思想的时代，我不大相信宪法能够生效；但是，若说世间有一部适于某一时期的宪法，那就是适于共和八年的法国的西哀耶斯宪法。

十年来，人们看到的全都是一些排他性的统治。从 1789 年的立宪派到吉伦特党，从吉伦特党到山岳党，从山岳党到热月反动派，从反动派到督政府， 从督政府到两院，从两院到军事独裁，一直是以暴易暴；在这样的十年之后， 只有在西哀耶斯宪法中才能找到长治久安。人们已经厌倦那些旧了的宪法， 而西哀耶斯的宪法却是新的；这个宪法不容许再有排他性的人，它从严密的选举制度防止象督政府初期那样的反革命分子或象督政府末期那样的极端民主派的突然上台。这是一部温和派的宪法，是能够结束革命而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宪法。但是，正因为这是一个温和派的宪法，正因为各派不再那样狂热地争统治权，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比衰落的各派和温和的立法议员更有力量的人，拒不接受这个宪法，或者在接受这个宪法时改变它的本来面目。事情的发展也正是这样。

波拿巴参加了立宪委员会的讨论；他出于自己的权势欲，把西哀耶斯的设想中一切可以为他的计划服务的部分保留下来，而把其余的完全抛弃。西哀耶斯准备给他最高行政官的职位，使他有一笔六百万里弗的年俸，一支三千人的卫队，以凡尔赛宫为其居所，让他对外代表整个共和国。但是实际的政府却是两位执政官，一个是战时执政，另一个是平时执政。这是西哀耶斯在共和三年尚未考虑到，而在共和八年——无疑是为了适应时代的思想—— 采取的办法。这个有名无实的官职是远不能使波拿巴称心满意的。他说：“你们怎么能设想，一个有点才干和荣誉的人，会甘心当一个拿几百万里弗的造粪的猪崽呢？”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谈这件事了。罗歇-迪科和委员会中的大多数委员都赞成波拿巴；西哀耶斯一向厌恶争论，他没法或者不想为自己的主张辩解，只得眼看法律、人民、整个法国，都完全听任那个借助于他而扶摇直上的人摆布。

1799 年 12 月 24 日（共和八年雪月），雾月 18 日政变以后四十五天， 共和八年宪法公布了。这部宪法只剩下西哀耶斯宪法的若干皮毛，真正的西哀耶斯宪法已经逐渐变质成为奴役的宪法。政权完全掌握在第一执政之手， 第一执政有两个只备咨询的副执政。最初由各执政选任的元老院从全国候选人名单中选任保民院和立法院的成员。法律创制权完全属于政府。这样一来，

提出各种候选人名单、选任保民院成员和立法院成员的选举人团就没有了； 独立的、只对国民直接选出的立法议会负责而能够向立法议会替人民说话的保民院成员就没有了；最后，连参与政治的国民也没有了。所有的只是一个掌握全权的执政，既掌军权又掌政权，既是将军又是执政官；另外是一个参政院，它是预备日后篡夺政权的阶梯；还有一个由八十人组成的元老院，其唯一的作用就是取消人民［权力］、选任无权的保民院成员和不能发言的立法议员。整个的［政治］生活由国民转到政府之手。西哀耶斯宪法成了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借口。必须指出：共和八年以前的一切宪法都源于《社会契约论》①，共和八年以后至 1814 年，一切宪法都源于西哀耶斯宪法。

接着是新政府就任。波拿巴任第一执政，他为自己选定了两个副手：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是大法学家，是国民公会时代的平原派代表；第三执政勒布伦是过去的大法官莫普的老部下。波拿巴想利用这两个人来影响革命派和温和的保王党。为了同一目的，从前的大封建贵族塔列朗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前山岳党人富歇被任命为警务部长。西哀耶斯极力反对起用富歇，但波拿巴坚持要这样做，他说：“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对于过去，我们应当记住好的方面，忘却坏的方面。”他认为以前属于哪一派没有多大关系，只要现在站到他这一边，能把以前保王党或革命派的同党号召过来，就是好的。

两个新执政和卸任的临时执政不用等待候选名单即任命了六十名元老； 元老又任命了一百名保民院成员和三百名立法院成员，国家的职权被雾月 18 日政变的发动者象对待战利品一样地瓜分了。不过，应该说：在分权的过程中，自由温和派占了优势，波拿巴在保有势力期间的统治是温和的，共和的， 是旨在恢复元气的。共和八年宪法交付公民投票时，获得三百零一万一千零七赞成票。1793 年宪法获得一百八十万一千九百一十八赞成票；而共和三年宪法只获得一百零五万七千三百九十赞成票。普通的群众所关心的主要是他们的安定，而不是权利，新宪法满足了他们这种愿望；1793 年宪法只是在下层阶级有人拥护，而共和三年宪法更差，连民主派和保王党也反对。只有 1791 年宪法获得普遍赞成，没有经过个人投票，几乎是全国一致拥护。

第一执政为了满足共和国的愿望，向英国提出和议，但遭到拒绝。第一执政不无理由地想要在表面上表现温和，想要在谈判以前为自己政府增添新胜利的光彩。于是决定继续作战，三执政为了激起全国人民新的热情，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布告。以前是号召人民为保卫自由而拿起武器；现在是号召人民为荣誉而战。布告中写道：“全体法兰西公民，你们希望和平，你们的政府希望和平比你们更迫切，政府的初衷和一贯行动都是为了和平。但是， 英国政府拒绝和平。英国政府暴露了它的邪恶的政策。分裂法国，摧毁法国的海军和法国的港口，把法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或把法国降为次等国家，使欧洲大陆各国永远陷于分崩离析，以便垄断各国贸易，掠夺各国以自肥，英国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系列的罪恶目的，耗费金钱，许下种种诺言，耍弄种种阴谋诡计。和平应该由你们掌握，要得到和平就需要有钱，有枪，有兵员； 希望公民们都人人踊跃捐输，为共同保卫国家出钱出力！希望青年公民个个

① 《社会契约论》是让-雅克·卢梭（J.-J.Rousseau，1712—1778）的主要著作之一，1762 年出版。该书中心思想是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应该是人们彼此自由协议的结果，认为人民有权掌握国家政权。该书的观点基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平等、消灭封建特权等级的愿望，号召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资产阶级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译者

起来参军，这回他们拿起武器不再是为了暴动，不再是为了挑选暴君，而是为了保障他们的更为宝贵的东西；为了法国的荣誉，为了人类的神圣利益！”在前一次战争中，荷兰和瑞士没有受到入侵。现在第一执政把共和国的

全部兵力集中到来因河和阿尔卑斯山方面。他任命莫罗指挥来因河方面军，他本人则亲赴意大利指挥作战。这一辉煌战役是他在共和八年花月 16 日

（1800 年 5 月 6 日）发动的，只经过四十天就告结束。在波拿巴看来，最重要的是，他初掌政权，远离巴黎不应过久，更不要使战争拖延不决。［奥军］ 梅拉斯元帅拥有十三万作战部队，占据了整个意大利，与之对战的共和军不足四万人。梅拉斯让他的副帅奥特率三万人留在热那亚，自己指挥其余部队向絮歇将军的兵团进攻。梅拉斯进入尼斯，准备渡过瓦尔河进占普罗旺斯。这时波拿巴率领四万人越过圣伯纳德山口，直下意大利，插到了梅拉斯的背后，牧月 16 日（6 月 5 日）进入米兰，把奥军夹在波拿巴与絮歇将军之间。梅拉斯的战线被切断了，他急忙折回尼斯，转向都灵，在亚历山大里亚设立了司令部，决心用战斗来恢复己方的联系。6 月 9 日，共和军在芒泰贝洛获得了一次光辉的前卫战的胜利，这次胜利的主要荣誉应属于拉纳将军。不过在马伦哥平原上决定意大利命运的日子却是 6 月 14 日（牧月 25 日），那一天奥军被彻底击溃。奥军企图强渡博尔米达河未成，被箝制在絮歇军和波拿巴军之间，没有退路。奥军在退出皮埃蒙特、伦巴第、教皇国属邦①的所有驻地之后，才得以在 6 月 15 日到达曼图亚以北。这样，马伦哥会战的胜利造成了法军对意大利的完全占领。

十八天以后，波拿巴返回巴黎。他的非凡的神速的活动，他的有决定性的胜利，使人惊奇赞佩，人们在迎接他的时候完全表现出了这种情绪。真是举国欢腾；人们自发地举行了一次灯火会，成群结队到杜伊勒里宫来拜望他。特别使大家欢欣鼓舞的是和平不久即可实现。第一执政于获月 25 日参加了纪

念 7 月 14 日的庆祝会。当军官们向他呈献从敌人手中得来的军旗时，他说：

“你们回到营里，就向士兵们说，法国人民希望到葡月 1 日我们庆祝共和国成立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宣布和平，如果敌人继续制造不可逾越的障碍，就再夺一些军旗，作为新的战利品。”但是事实上和平还要再等一些时间。

在从马伦哥胜利到普遍和平的这段时期，第一执政特别注意安定民心， 尽力让那些失势的党派进入政府，因而减少了反对派。他对放弃自己主张的派系表示和解态度，对这些旧派系首领大施优惠。在各派追求私利、纲纪松弛的时候，他这样做是不难奏效的。除了象皮什格鲁、维约等几个保王党阴谋分子以外，在果月 18 日放逐的人都已召回。以后不久，波拿巴甚至任用了被驱逐的人，如波塔利斯、西梅翁、巴尔贝-马尔布瓦，这些人都曾是反对立宪比反对革命更厉害的。波拿巴还把另外一类的反对派拉拢过来。旺代叛乱的几个最后头领，如翁热的圣洛本堂司铎、赫赫有名的参加过各次暴乱的伯尼埃、夏提荣、多蒂尚、絮扎内等，也都通过 1800 年 1 月 27 日的教务专约和解了。此外，波拿巴还同布列塔尼的叛乱头子乔治·卡杜达尔、弗罗泰、拉普雷佛莱、布尔蒙会谈过。只有后两人同意归顺。弗罗泰被逮捕后枪决了。乔治在格朗尚被布律纳将军击败后投降。西部战事到此完全结束。

但是，逃亡英国的舒安分子知道，除非掌握革命权力的人死掉，他们就别无指望，因此图谋刺杀波拿巴。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在法国海岸登陆，潜往

① 教皇国属邦（LesLé gations ）指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和裴拉拉等地。——译者

巴黎。由于接近第一执政很不容易，他们定下了一个凶险的计谋。雪月 3 日晚八时，波拿巴要从圣尼凯斯街到歌剧院去。阴谋分子用一辆小车挡在路上， 车上放了一桶炸药，有个名叫圣雷让的，受命在接到第一执政走近的信号时点火。到时，波拿巴从杜伊勒里宫动身，经过圣尼凯斯街。他的马车夫相当敏捷，从小车和屋墙之间迅速地穿过去，但引火线已经点着，马车刚走到街的尽头，“那可怕的机关”就爆炸了，到处是碎片，车子被震动，玻璃也碎了。

这件事使富歇领导的警务机关感到突如其来，束手无策，就说这次阴谋是民主派搞的。因为第一执政厌恶民主派甚于舒安分子。不少民主派被监禁起来，仅在当夜由元老院发给一份简单的“元老院决议案”，流放了一百三十人。后来，真正的罪魁祸首终于被发现，其中几个人判了死刑。第一执政乘此时机建立了特别军事法庭。立宪派进一步同他有了隔阂，并且开始了他们的激烈的但是徒劳无益的反抗。过去在国民公会中勇敢地反对极端派的朗热内和格雷古瓦，还有加拉、朗布雷希、勒努瓦-拉罗什、卡巴尼斯等人，都在元老院反对非法流放一百三十名民主派；保民院成员伊斯纳尔、多努、谢尼埃、邦雅曼·贡斯坦、巴佑尔、夏扎尔等人，则纷纷表示反对特别军事法庭。但是，光荣的和平来临了，人们也就忘记了这种越权行为了。

奥军在马伦哥败于波拿巴、在霍恩林登再败于莫罗之后，决定放下武器。1801 年 1 月 8 日，法国、维也纳宫庭和［德意志］帝国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奥地利同意了康波福米奥和约的一切条款，另外还把[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让予巴马公爵之子。帝国承认巴达维亚、黑尔维谢、利古里亚和西沙尔平等共和国的独立。不久以后，共和国先后与那不勒斯国王签订了佛罗伦萨和约（1801 年 2 月 18 日），那不勒斯国王将厄尔巴岛和皮昂比诺公国割让给

法国；与葡萄牙签订了马德里和约（1801 年 9 月 29 日）；与俄皇签订了巴

黎和约（1801 年 10 月 8 日）；最后，又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和约的］预

备条款（1801 年 10 月 9 日）；于是普遍和平实现了。大陆各国放下武器以后，英国一时也不得不签订和约。曾经坚持对法国进行流血战争的皮特、邓达斯和格伦维尔爵士，看到他们的政策不能继续推行下去，退出了政府。英国的反对党接替了他们。1802 年 3 月 25 日，亚眠和约签订，普遍和平实现。英国同意法兰西共和国在大陆上所取得的一切，承认各附属共和国，并归还了法国的属地。

在对英国的海战中，法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三百四十艘船舰被俘或被毁，大部分属地落到英国人手中。圣多明各是法国最重要的属地，这里的人在挣脱白人的枷锁之后，继续进行了那一场从英国属地开始，在西班牙属地结束的美洲革命，使新大陆的一些属地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圣多明各的黑人希望继续保持对宗主国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他们从殖民者手中争取得来，由于抵抗英国而保持住的。他们有一个黑人领袖，这就是著名的杜桑- 卢维杜尔。法国应该赞同这次革命，因为人类已为这场革命付出相当代价。再要在圣多明各建立宗主国统治已不可能，只能通过与这个旧属地加强贸易来获得真正利益，这是当前欧洲能从美洲取得的仅有的利益。但是，波拿巴没有采取这种稳妥的政策，竟又发动了一次远征，企图压服该岛。为了这次灾难性的远征，波拿巴派遣了四万军队；当然，起初黑人是抵抗不住这样一支军队的；法军在取得最初的胜利后，由于气候条件不利而受制，新的起义运动不断兴起，使这块属地获得独立。法国在这次远征中受到了双重损失，

折损了一支军队，也失去了有利的贸易往来。

以前，波拿巴的主要目的是融合各派系，现在他的全部注意力转到共和国的国内繁荣和政权组织方面。以前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僧侣又进入了政府， 但没有形成特殊的阶级。反抗派的教士只要经过宣誓表示服从，即可行使教会职权，并且从政府领取年俸。对流亡的被告颁布了大赦令。这时候，在法国国外只剩下那些死心塌地拥护王位僭望者及其家族的人了。安抚工作至此已告结束。波拿巴懂得：统治一个国家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增进福利，奖掖工业发展，扶植长期停滞的对外贸易。除了这些政治上的动机，他还有更高的目的；他要使自己的光荣与法国的繁荣相结合。他出巡各郡，敏捷地组织了各郡的行政，下令开凿运河，开辟港口，建造桥梁，修整道路，兴建纪念性建筑物，增加交通设备。他特别要表现出自己是私人利益的保护人和立法者。不论是在这个时期或者在稍后一些，他所制定的民法、刑法、商法，就是对革命的立法工作的完成，就是以一种基本符合实际的方式对国家内部生活的调整。在波拿巴统治时期，虽然实行的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私法立法却比所有的欧洲社会都高出一筹，因为在专制政权下的欧洲社会，大部分还都保持着中世纪的民法。普遍和平、彼此忍让、秩序的恢复、行政制度的建立， 所有这些，在很短期间就改变了共和国的面貌。文化事业也有特别迅速的发展。从这方面来看，执政府时期较之督政府自初始至果月 18 日最盛时期有过之无不及。

波拿巴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在亚眠和约之后奠定的。他在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拿破仑的计划已经确定，但要实现这些计划还需要时间，需要发生一些重大事件。执政府的组织和这些计划并无抵触；他已经习惯于统一，这是第一步。这一步完成了，各种组织采取什么形式和名称对他来说，就无足轻重了。拿破仑对于革命是门外汉。⋯⋯他的智慧是向着一个固定不移的目标——拿破仑借以识别方向的北极星——不断前进，把革命引向他所要使之达到的目标。”①

1802 年初，他同时实行了指向同一目标的三项重大措施。他要建立各种宗教组织，建立僧侣阶级——当时僧侣还只是过着教会生活；利用荣誉军团勋章在军队中建立永久的军人等级制度，并把他自己的职权先变为终身制， 然后变为世袭制。波拿巴把官署设在杜伊勒里宫，一步一步地恢复旧君主政体的典章和仪礼。他已经考虑到把各种中间团体作为他与人民之间的桥梁。从某个时期以来，他就和罗马教皇庇护七世进行宗教的谈判。那个有名的教务专约，就是 1801 年 7 月 15 日在巴黎签订、同年 8 月 15 日在罗马批准的。根据这个协议，法国设置九个大主教区，四十一个设有教会参事会的主教区； 根据这个协议，国家政权中应有僧侣参加，僧侣受国外教皇管辖。

波拿巴取消了新闻出版自由，建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与革命的原则愈去愈远。他了解到：要进一步实现自己的计划，必须与雾月 18 日事变的自由派完全断绝关系。共和十年风月（1802 年 3 月），只是通过元老院的一个简单手续就汰除了一些最有力量的保民院成员。委员人数减到八十名，立法院也遭到同样清洗。大约又过了一个月，芽月 15 日（1802 年 4 月 6 日），波拿巴便将与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提交这两院批准，因为他已事先作好准备，议院只会服从，他不必顾忌有反对者。两院以绝大多数通

① 《供编写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历史的回忆录》，作于圣赫勒拿岛，第一卷第 248 页。

过了教务专约。礼拜日和四个宗教节日又恢复了。并且从这时起，政府也停止实行每十天一个来复日的制度。这是废除共和历的第一步。波拿巴希望同教会派结合，因为教会派比任何其他派更能默默服从；这样，他就使僧侣脱离了保王反对派，使教皇脱离了反法同盟。

教务专约的签订仪式，是以盛大的场面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元老院、立法院、保民院以及重要官员，都参加了这一新的盛典。第一执政乘坐旧日宫廷的马车，带着旧日君主的扈从和仪仗去参加典礼；礼炮轰鸣，宣布了旧传统的恢复和极权制度的开始。大弥撒由教皇特使红衣主教卡普拉拉主持，他们以一种人们久已不习惯的语言向人民颁发了一项布告。布告中说： “数世纪以来之范例与理性昭示吾人，欲使各种主张互相接近，使人心臻于融洽无间，必须仰仗教皇。教皇根据本人之睿智与教会之利益，对基于国家利益而提出之各种建议，已予以充分考虑。”晚间，在杜伊勒里宫苑中举行了灯火会和音乐会。至于军人，他们都不是出自本心去参加典礼的，他们公然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波拿巴回宫以后，曾向戴尔马将军询问这件事。他问道：“你看今天的仪式怎么样？”戴尔马回答：“这是一次无聊的宣教仪式；只不过少了一百万人参加，这一百万人牺牲性命去推翻的，就是您今天所恢复的东西。”

又过了一个月，共和十年花月 15 日（1802 年 5 月 15 日），波拿巴提出了建立荣誉军团勋章的法案。荣誉军团由有终身爵位的人组成，共有十五个大队，分成几个等级，有中心，有组织，有年俸。第一执政任军团长。每队有七名二等（大校）军官，二十名三等（少校）军官，三十名四等（士官） 军官和三百五十名五等（普通）团员。波拿巴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贵族阶级。他所依靠的是尚未消失的不平等观念。在参政院讨论这项法案时，他坦然表示了他的贵族政治的意图。国家参政官贝利埃反对这样一种与共和精神背道而驰的制度，他说：“勋章是为满足君主政体的虚荣的小玩艺。”第一执政回答说：“我不相信有谁能给我指出一个没有勋章的新旧共和国。有人说这是为满足虚荣的小玩艺。可不是！我们就是用这个来引导人的。在讲坛上我不会这样说；但是在贤明人士和政治家的会议上，我应当无话不说。我不相信法国人民那么喜欢自由和平等。法国人并没有为十年的革命所改变； 法国人只有一个感情——荣誉。因此必须满足这种感情，必须给他们荣誉。请看人民对外国人的骑士勋章是何等的崇拜；他们曾经为此感到吃惊，因此他们是要佩戴勋章的。⋯⋯人们把什么都破坏了，现在就是要重建一切。现在有了一个政府，有了各种权力机构；但此外全国还剩下什么呢？一盘散沙。在我们中间有过去的特权阶级，过去的特权阶级是根据出身和利害关系建立起来的，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敌人我可以数得出来。但我们是分散的，我们没有学说，没有组织，没有联系。只要有我在，我就要对共和国负完全责任；但是，必须预见未来。你们认为共和国已经确立了吗？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有建立共和国的能力，却还没有把共和国建立起来， 如果我们不在法国的土地上放下大堆大堆的花岗石作为基础，我们是建立不起共和国的。”①波拿巴的这一席话表明他要建立一个与法国革命所要建立的以及新社会所祈求的制度完全相反的政权制度。

① 这一段谈话摘自蒂博多关于执政府的《回忆录》。在这部极罕见的回忆录中，有波拿巴的政治谈话，有关于内政方面的和参政院主要会议的记载，对这一时期的事情叙述极其详尽。

但是，尽管参政院很顺从，尽管保民院和立法院都已经过清洗，这三个机构都反对这个旨在恢复不平等的法案。荣誉军团勋章法案在参政院是十四票赞成，十票反对，在保民院是三十八票赞成，五十六票反对，在立法院则有一百六十六票赞成，一百一十票反对。这种新的骑士等级制度在舆论界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反应。最先领受勋章的人并不觉得十分光彩，甚至是出之以一种嘲弄态度。但波拿巴继续推行他的政策，不顾人们的不满，因为这种不满已不能掀起反抗。

波拿巴企图以建立特权来确保自己的政权，同时以自己政权的持续来巩固特权。保民院由夏博·德·拉利埃动议，希望授与第一执政波拿巴将军以全国一致感戴的明确保证。根据这种愿望，元老院在 1802 年 5 月 6 日宣布任命波拿巴再任执政十年。

但是，波拿巴不以延长执政政府期限为满足；两个月后，1802 年 8 月 2 日，元老院又根据保民院和立法院的决议，经过普遍签名取得人民的同意， 作了以下决定：

一、由元老院宣布，法国人民任命拿破仑·波拿巴为终身第一执政。 二、建造一个和平塑像，一手握胜利的月桂枝，一手握元老院的法令，

以便向后世子孙证明全国对第一执政的感戴。

三、元老院应向第一执政表示法国人民的信赖、热爱和敬佩。

这一场革命，遂以向终身执政表示同意、并用元老院的简单命令批准临时执政府宪法而告结束。科尔尼代在向元老院提出这个新的法案时说：“议员们，公共场所必须对格拉古兄弟永远关闭。公民对于自己所服从的国家法律的愿望，就是普通繁荣；社会权利的保证把实行人民主权的信念完全赋予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是全国国民的纽带。这是唯一的社会学说。”元老院承认这种新的社会学说，掌握并保持了最高主权，到适当时机就把这种最高主权交给了波拿巴。

共和十年热月 15 日（1802 年 8 月 4 日）的宪法，把人民屏除于政府之外。公职和行政职权，同中央政府的职权一样，都被固定下来。选举人为终身职。第一执政有权增加选举人的名额。元老院有权改变国家组织，停止陪审团的职权，宣布各郡不受宪法保护，撤销法院的判决，解散立法院和保民院。参政院的人数加多了，保民院的委员大部分已被清除，似乎它仍然相当可怕，因而又将它的成员人数减少到五十人。这就是特权和权威在两年内的发展情况。到 1802 年末，一切都落入终身执政之手，他掌握一个忠诚的僧侣阶级，一个荣誉军团；参政院成了行政组织，立法院成了颁布法令的机器， 元老院成了立宪的机器。由于保民院还不时发出自由和反抗的声音，波拿巴一时还不敢取消它，但是他把最敢说话和说话最有力量的委员除掉，以便在保民院也只能听到所有国家机关照例依样重复的波拿巴的意旨。

这种在国内扩大权力的措施，随着领土的扩张而推展到国外。波拿巴分别于 1802 年 8 月 26 日和 9 月 11 日把厄尔巴岛和皮埃蒙特并入法兰西共和国。10 月 9 日，他占领了在公爵死后无人继位的巴马国；最后，10 月 21 日， 他为了支持因改定各州法律而引起混乱的瑞士联邦条例，派遣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进入瑞士。从而使本来就无和谈诚意的英国有了决裂的借口。英国宫廷感到只需要一个短暂的缓兵时机。在亚眠和约以后不久，英国政府就在策划第三次同盟，这和它在康波福米奥和约以后以及在拉什塔特谈判会议时的行动如出一辙。从英国的利益和英国的形势来看，和议是一定要破裂的，而

波拿巴的合并小国，以及他在根据最近签订的条约应该独立的邻近各共和国中所保持的影响，则加速了这种破裂。从波拿巴这方面来说，他渴求战功， 企图以征服他国来扩大疆土，以军事胜利来达到个人的极高地位，因此，他不可能就此罢休，既然他不想要自由，那就需要战争。

在一个时期内，两国政府互致外交照会，措辞都十分尖刻。英国大使惠特沃思爵士终于在共和十一年花月 25 日（1803 年 5 月 15 日）离开巴黎。和谈彻底破裂了，双方都准备战争。5 月 26 日，法军进入汉诺威选侯领地。此时德意志帝国已日渐衰落，未加任何阻挠。舒安党自从上次阴谋失败，大陆上实现和平，就一直流亡在外，没有任何活动，现在，由于战端重启，又复蠢蠢欲动。他们认为这是有利时机，就在英国政府同意之下，在伦敦策划了一次阴谋活动，为首的是皮什格鲁和乔治·卡杜达尔。阴谋分子在法国海岸秘密登陆，潜入巴黎，同莫罗将军取得联系；这时莫罗已被他的妻子拉进保王党。但是，当他们正准备动手时，警务机关把其中大部分人逮捕了，警务机关早已侦知他们的阴谋，注意他们的踪迹了，乔治被处决，皮什格鲁在狱中自缢，莫罗被判处两年监禁，后改为流放。

这次阴谋是在 1804 年 2 月破获的，人民群众为此对于受到生命威胁的第一执政更加爱重；他收到了国家机关和各郡的慰问信。差不多就在此时，他杀了一个有名的无辜受害者。3 月 15 日，一队骑兵从距来因河几里远的巴登大公国的埃登海姆宫堡绑架了当冈公爵。第一执政根据警务机关的报告，认为这位亲王参加过这一次的阴谋。当冈当即被押送到万森，经过军事法庭几小时的审讯，就在城堡外的壕沟里枪决了。这种恶劣的迫害事件决不是为夺取政权的政治行为，而是一种残暴和报复行为。雾月 18 日政变时，保王党本来认为波拿巴已开始扮演［英国］蒙克的角色；但是四年以来，第一执政使他们的这种希望破灭了。他已不再需要用残暴手段来对付他们，也不再需要

——象有人说的那样——稳定已经不复存在的雅各宾派。这时，拥护共和的人害怕专制远甚于害怕反革命。一切都使人想到，波拿巴如此玩忽人命和不尊重国际法，并且习于发泄一时之忿和采用急骤手段，就是因为他相信这位亲王参加谋叛，他要杀一儆百，彻底消灭颠覆阴谋；而在这个时期，对他个人和对他的政权来说，颠覆阴谋是唯一的危险。

对英战争以及乔治和皮什格鲁的谋叛成了波拿巴从第一执政登上帝位的阶梯。共和十二年芽月 6 日（1804 年 3 月 27 日），元老院接到关于这次阴谋的报告后向第一执政派去一个代表团。代表团团长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第一执政阁下，你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但你应该使它永远存续下去，昙花一现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决不怀疑你抱有这种远大理想，因为你的创造天才是洞察一切的，你是不会有所忽略的。但是请你不要拖延了；时间、各种事件、阴谋分子、野心家，都在催促你；另一方面， 法国人的惶惑不安也在催促你。当你创造出各种制度，使你的殿堂永远坚如磐石，使你为父亲一代建立的功业能够传之于他们的子孙，你就能掌握时间， 控制各种事件，打击野心家，安定全国的人心。第一执政阁下，请相信，这是元老院以全体公民的名义在向你说话。”

共和十二年花月 5 日（1804 年 4 月 25 日），波拿巴自圣克卢答复元老院说：“你们的建议正是我的夙愿，是我时常考虑的事情。你们认为，为了使人民不致遭受敌人的阴谋暗算，不致产生助长争夺野心的动乱，最高官职必须是世袭的。同时，你们还认为，为了永远确保平等和自由的胜利，给国

家和政府以它所需要的双重保证，我们的许多制度需要改进。由于我对这些重大问题日益重视，我越来越感觉到，在新的严重的形势下，你们的有智慧、有经验的建议，对于我的各种计划的确定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我请你们把你们的想法全部告诉我。”花月 14 日（5 月 4 日），元老院又答复他：“元老院认为把共和国委托给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掌理，是法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建立帝国的序幕就是这样排演出来的。

保民院议员居雷在保民院以命令方式动议展开讨论。他举出了与元老院各议员同样的理由，他的动议受到热烈欢迎。敢于提出反对建立帝制的意见的只有卡尔诺一人。卡尔诺说：“我决不是想贬低大家对第一执政的赞扬； 但是，一个公民不管他对祖国的贡献有多么大，荣誉和理智都要求全国的感激有一定限度。如果这位公民恢复了国家的自由，拯救了他的国家，难道可以用牺牲这种自由来作为对他的报偿吗？把他的国家变成他的个人的世袭财产，这不是毁了他的功绩吗？当时向法国人民提出要表决终身执政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判断，存在着某种隐藏的意图，人们看到的是相继诞生的各种明显地属于君主政体的制度。今天，那一系列预备性措施终于正面地把最后目的暴露出来了；现在是要我们对恢复君主制度的重大提案表示态度，并且要我们授与第一执政以世袭帝位了。

“难道自由是被摆给人看的而不能为人所享受的吗？不，我不同意把这种幸福看作只是一种幻想，它是这样被普遍地看得高于一切，没有它，一切都是空谈！我的良心告诉我，自由是可能的，这种制度是令人放心的，是比任何独裁政权都稳固的。以前我投票反对终身执政，现在我同样投票反对君主政体复辟，我认为我作为保民院议员应当责无旁贷地这样做。”

但是，有这种想法的只有卡尔诺一个人；他的同僚都以惊愕的心情纷纷起而反对这个唯一的保持自由的人的意见。应当看到，在这一时期的发言中， 人们的观念和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已经后退到旧制度的政治原则上：这里有同样的热情，同样的狂热，但这是谄媚的热情、奴才的狂热。法国人这时象过去投身革命那样投身于帝制。过去他们把一切都归结于人民解放和理性的世纪；现在，法国人谈到的是一个人的伟大和波拿巴的世纪；不久，他们就象以前为建立一些共和国而战斗那样，为拥立一些国王而战斗。

保民院、立法院和元老院都已通过了建立帝制，共和十二年花月 28 日

（1804 年 5 月 18 日），帝国在圣克卢宣告成立。同一天，元老院发布决议案修改宪法，使符合新的情况。既然帝国已经成立，就必须有它的那一套附属物，于是亲王、帝国大勋爵，元帅、侍从官和扈从，一一建立起来。一切公开宣传都被禁止，新闻出版自由早已受到检查委员会的压制；只剩下一个讲坛，但已变得寂然无声。保民院的会议变成了局部的、秘密的会议，参政院也一样。从这一天起的十年间，法国一直施行着［禁止旁听的］秘密会议的统治。约瑟夫·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被晋封为法国亲王。被任命为帝国元帅的有：贝尔蒂埃、缪拉、蒙塞、儒尔当、马塞纳、奥热罗、贝尔纳多特、苏尔特、布律纳、拉纳、莫蒂埃、内伊、达武、贝西埃、克勒曼、勒费弗尔、佩里尼翁、塞律里埃。各郡纷纷寄来贺信，僧侣阶级把波拿巴比作新的摩西①、

① 摩西（Mo se），基督教圣经中传说他是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犹太教的教义、法典多出其手。——译者

新的马塔提亚斯②、新的居鲁士③。波拿巴则认为他的登基乃是出于上帝的指点；他说，人们应该象服从普天之主那样服从他；服从他的大臣就是服从他的代表，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教皇庇护七世来到巴黎为新朝行祝圣礼，加冕礼是 12 月 2 日礼拜日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

加冕大典事前准备了很久，一切仪式都是按照旧制安排的。皇帝在他的扈从护卫下，由皇后约瑟芬陪同到大教堂去，他乘坐的有八匹白马牵引的马车，车顶饰有皇冠。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和重要官员都在为这一特典装饰得堂皇富丽的大教堂内迎候他。他在教堂门前受到了热烈赞扬，他身着皇袍、头戴皇冠、手执权杖登上教堂最里面的宝座。

皇宫大司祭费什、一位红衣主教和一位主教到宝座前来迎拿破仑，把他引到祭台前领受祝圣礼。教皇在他头上和双手上敷了三次圣油，口中诵念着祝词：“全能的上帝，您曾使哈扎尔①为叙利亚王，使耶胡为以色列王，您曾借埃利亚先知之口向他们传示您的旨意；您也曾借撒母耳②先知之手在撒乌尔和大卫头上敷过圣油，现在请您借我的手赐予您的仆人拿破仑以恩宠和幸福，我等虽属卑微，今以您的圣名，尊拿破仑为皇帝。”

教皇庄重地把拿破仑送回他的宝座，拿破仑手接着圣经依新宪法规定宣誓后，总传令官高声叫道：“法兰西人的至荣至尊的皇帝加冕即位了！皇帝万岁！”教堂内所有的人立即应声呼喊；然后鸣放礼炮，教皇领唱“感恩赞美歌”。庆祝会一连举行了几天；但是，这些以命令规定的庆祝，为专制政权的庆祝，一点也没有 7 月 14 日第一次结盟节那种真诚、普遍、举国欢腾， 兴高采烈的样子。人民对于专制政体所表示的欢迎，同他们当初对自由的欢呼不可同日而语，尽管那时国家是多么衰敝。

执政府是共和国存在的最后阶段。革命开始进入壮年时期。在执政府初期，波拿巴召回了被放逐的阶级，使他们归附自己；当时，他认为人民还受着各种欲望的干扰，他通过恢复生产和恢复秩序使人民得以安生乐业；最后， 他第三次击败了欧洲，迫使欧洲承认他的兴起。直到亚眠和约从前，他给共和国带来了胜利、和协、幸福，而并未牺牲自由。那时候，如果他愿意的话， 他可以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个时代要求建立真正的平等、合理的自由、更为发达的文明等等这些符合人类尊严的崇高的制度。是伟大人物掌握国家还是专制君主掌握国家，完全看他是维护人民自由还是使人民受奴役。但是，拿破仑更喜欢实现他那唯我主义的野心，他爱重他个人甚于全人类。他是从军营帐幕之中起家的，很晚才到革命中来，他只懂得革命的物质的和利害的一面；他不相信产生革命的道义上的需要和激起革命的、迟早会重新出现而使他归于失败的各种信仰。他遇到的是一场接近尾声的暴乱，是已经疲惫不堪、任他摆布的人民和一顶放在地上、唾手可得的皇冠。

② 马塔提亚斯（Mattathias），公元前二世纪犹太人反抗叙利亚王的领袖。——译者

③ 居鲁士（Cyrus），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的建立者。——译者

① 哈扎尔（Hazaёl），公元前九世纪叙利亚军官，谋杀叙利亚王本黑戴德（Ben-hadad）二世之后，成为叙利亚王。——译者

② 撒母耳（Samuel），据《圣经》传说，是古代希伯来的先知，打败腓力斯人以后先后立撒乌尔（Saül ）和大卫（David）为古以色列国王。——译者

第十五章

从 1804 年帝国建立到 1814 年

帝国的性质。——督政府建立的一些共和国变为王国。——第三次反法同盟；攻陷维也纳；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的胜利；普莱斯堡和约；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王国的建立。

——来因邦联。——约瑟夫·波拿巴为那不勒斯国王，路易·波拿巴为荷兰国王。—— 第四次反法同盟；耶拿会战，攻陷柏林；艾劳和弗里德兰的胜利；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王国领土被减缩一半；为反对普鲁士而建立萨克森和威斯特法利亚两个王国。——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封与热罗姆·波拿巴。——随着各附属王国、瑞士联邦、大采地的建立， 按照查理大帝的形式建立起一个大帝国。——大陆封锁；拿破仑利用中断贸易压迫英国， 正象他以武力使大陆屈服一样。——拿破仑入侵葡萄牙和西班牙；约瑟夫·波拿巴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缪拉继约瑟夫为那不勒斯国王。——新事变：西班牙半岛的民族起义； 与教皇的宗教斗争；荷兰方面的商业反抗。——第五次反法同盟。——瓦格拉姆的胜利； 维也纳和约；拿破仑与玛丽-路易丝女大公结婚。——第一次抵抗尝试的失败；教皇被黜； 荷兰并入帝国；积极进行西班牙战争。——俄国放弃大陆政策，1812 年之役；攻陷莫斯科；悲惨的撤退。——对拿破仑势力的反抗；1813 年之役；全面叛变。——第六次反法同盟；法国的厌战；1814 年的几次出色的战役。——同盟军在巴黎；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宣布退位；拿破仑的性格；拿破仑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结论。

帝制建立以后，政府更加独断专横了，社会风气逐渐转变而趋向贵族化。从热月 9 日开始的重新组合运动正在不断扩大。国民公会分解了各阶级；督政府克服了派系之争；执政府赢得了人；帝国则利用勋章和奖励诱惑了人。革命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大相径庭。在第一阶段，是各委员会掌政，委员会中的人每三个月改选一次，他们没有护卫，没有报酬，没有铺张，每天只有几个法郎的生活费，在简陋的胡桃木桌子上伏案工作十八小时。在第二阶段，是帝制政府，有庞大的行政机构，有侍从官，有贵人，有禁卫军，有世袭权，有巨额皇室经费，有个人目炫的各种排场。全国力量都集中到劳动和战争上面。一切物质利益和奢靡的需求，都在一个唯一的首领下面等级森严地安排好。这个首领在以专制制度取代自由之后，又用贵族政治来破坏了平等。

督政府把几个与法国邻近的国家立为共和国；拿破仑则要以帝国的模式改组这些国家。他首先从意大利着手。西沙尔平共和国的立法议会决定为拥护拿破仑而恢复君主世袭制。其副议长梅尔齐特来巴黎转达这一决定。共和十三年风月 26 日（1805 年 3 月 17 日），在杜伊勒里宫举行了隆重的召见仪式。拿破仑高踞皇座，周围是全体宫廷人员，以及他所爱好的至高无上的威严气象。梅尔齐代表本国公民向拿破仑献上王冠。他在讲话结束时说：“请陛下满足我所领导的议会的愿望。本议会谨以意大利全体公民的名义，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本议会将转告意大利全体公民，您接受了他们的敬意， 因而加强了您与意大利的生存和繁荣相联系的力量。是的，陛下，是您要意大利共和国存在的，它存在了。请您为意大利王国祝福，它一定会幸福的。”

不久，拿破仑皇帝就占有了这个王国；1805 年 5 月 26 日，他在米兰接受了伦巴第人的铁王冠，策封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斯亲王为意大利总督；接着，他到了热那亚，热那亚也放弃了本国的主权。1805 年 6 月 4 日， 热那亚合并于帝国，改为热那亚、芒泰诺泰、亚平宁三个郡。小小的卢卡共

和国也在改君主国之列。根据这个小共和国的长官的要求，把它赐给了皮昂比诺亲王和公主（拿破仑的一个妹妹），作为他们的采地。拿破仑结束了这次巡视之后，又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首都。不久，他动身赴布伦军营，当时那里正在作跨海远征英国的准备。

督政府在康波福米奥和约以后，第一执政在吕内维尔和约以后，都有过进攻英国的计划；自和议再次破裂以后，这个计划又被积极地重新提出。1805 年初，一支有船只两千艘，兵员一万六千人的舰队，载着十六万步兵、九千匹马和许多大炮，集结在布伦、埃塔普勒、安布勒特斯、加来等港口。拿破仑在获悉英国为避免这次登陆威胁又挑拨奥地利与法国决裂、而且奥地利王国的全部军队已经出动的时候，便亲自督促实现这次渡海远征。其时费迪南大公和麦克将军指挥的奥军九万人已跨过因河，侵入慕尼黑，并且驱逐了法国的同盟者巴伐利亚的选侯；约翰大公所部三万人则已占领了提罗尔；查理大公也率领十万大军向阿迪杰河方面挺进。两支俄国军队正准备与奥军会合。皮特为了拼凑这个第三次同盟，的确费了很大气力。意大利王国的建立， 热那亚和皮埃蒙特的合并于法国，法国皇帝对于荷兰和瑞士的明显的压力， 又重新激动了欧洲；现在，欧洲各国对拿破仑的野心，又象它们最初害怕法国的革命势力那样恐惧起来了。1805 年 4 月 11 日，英国内阁和俄国宫廷签

订了同盟条约，奥地利于 8 月 9 日参加了这个同盟。

拿破仑离开布伦，匆匆返回巴黎，9 月 23 日来到元老院，元老院通过了征召八万军队的法令，第二天他便出发指挥作战。10 月 1 日，他率领十六万大军渡过来因河，6 日进入巴伐利亚。马塞纳在意大利挡住了查理亲王，而拿破仑则以急行军在德意志作战。几天之内，他就渡过多瑙河，进入慕尼黑， 取得了韦尔廷根的胜利，并且在乌尔姆迫使麦克将军投降。麦克的投降使奥军濒于瓦解。拿破仑乘胜前进，于 11 月 13 日占领维也纳，然后推进到摩拉维亚，迎击与战败的奥军会合的俄军。

1805 年 12 月 2 日，拿破仑加冕周年纪念日，双方军队在奥斯特里茨平原展开战斗。俄军有九万五千人，法军八万。双方都拥有强大的炮兵。激战从黎明时分开始。双方出动的人数都很多，俄国的步兵敌不过我军的猛烈进攻和我军指挥官的出奇制胜的战术。敌军左翼首先被切断，俄国的禁卫军企图恢复联系，仍被击溃。敌军中路遭到同样命运；到午后一点钟，又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结束了这次出色的战斗。第二天，拿破仑皇帝在战场上就地传令嘉奖全军，命令中说：“士兵们，我对你们很满意；你们以不朽的光辉装饰了你们的军旗。俄皇和奥皇的十万大军，不到四天就被你们切断或击溃了，逃过你们的兵器的，随后也在湖泊中淹死。我军缴获大旗四十面，还有许多俄国禁卫军的军旗，大炮一百二十门，俘虏了二十名将军和三万多名官兵，这就是这一扬名后世的战役的战果。如此吹嘘的，而且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国步兵，经不起你们的一击；今后你们将无敌于天下。这样，两个月时间， 这个第三次同盟就被打败了，并且崩溃了！”奥地利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 俄军本来是要被歼灭的，却以且战且退的方式后撤了。

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战役胜利后，在 12 月 26 日签订了普莱斯堡和约。奥国先已失去比利时和米兰等国外属地，这一次是在德意志境内受挫。它把威尼斯、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两省、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各岛让与意大利王国；将提罗尔伯爵领地、奥格斯堡城、艾克施塔特公国、帕骚地区的一部分和施瓦本公国的所有属地布赖斯高及奥尔特瑙让与已经成为王国的巴伐

利亚和符腾堡，并且由巴登大公国分享了其中一部分。奥国经过先后签订康波福米奥和约和吕内维尔和约，已经大大削弱，在普莱斯堡和约签订以后， 就更加衰落了。拿破仑满载胜利的荣誉返回巴黎，受到群众普遍和热烈的欢迎，甚至他本人也感到出乎意外，不由地为自己的幸运而沾沾自喜。各级政府机关争相表示服从和赞扬。他获得了“大帝”的称号，元老院宣布决定为他建立一座胜利纪念碑。

拿破仑对于他所奉行的政策更加坚信不疑了。马伦哥的胜利和吕内维尔和约巩固了执政府，奥斯特里茨的胜利和普莱斯堡和约确定了帝制。至此， 连革命的最后一点点残余也被他抛弃了。1806 年 1 月 1 日，最后用格里历① 代替了沿用十四年的共和历。把先贤祠恢复为寺院，不久保民院也不复存在了。但是，拿破仑主要是想在欧洲大陆扩张他的统治。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由于在上次战争中违反了与法国签订的和约，他的国家便被侵占。3 月 30 日， 策命约瑟夫·波拿巴为那不勒斯-西西里国王。1806 年 6 月 5 日，改荷兰共和国为王国，迎另一个皇弟路易·波拿巴为荷兰国君。至此，国民公会以及督政府所建立的几个共和国，一个也不存在了。拿破仑封了不少附属国王， 以后又恢复了军阶制度和中世纪的爵位。达尔马提亚、伊斯的利亚、弗留利、卡多雷、贝卢诺、科内里亚诺、特雷维佐、费尔特雷、巴萨诺、维琴察、帕多瓦、罗维戈，都被他确定为帝国公爵的大采地。又封贝尔蒂埃元帅为纳沙泰尔公国公爵，塔列朗大臣为本尼凡托公国公爵。博尔盖泽亲王夫妇的封地是瓜斯塔拉公国。缪拉被封为贝格和克累弗的大公。拿破仑没有敢消灭瑞士共和国，只宣布他自己是瑞士共和国的“调停人”。他控制了原属德意志帝国的一大部分国土，组成了他的军事帝国。1806 年 7 月 12 日，德意志南部

和西部的十四个亲王联合结成来因同盟，承认拿破仑是他们的保护人。8 月 1 日，他们向累根斯堡国会声明他们脱离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从此灭亡， 弗朗茨二世宣布取消自己的称号。根据 12 月 15 日在维也纳签订的条约，普鲁士让出安斯巴赫、克累弗、纳沙泰尔，作为汉诺威选侯领地。

拿破仑政权控制了整个西欧。他以皇帝兼国王的身分成为法国和意大利的绝对主宰；由于西班牙宫廷对他唯命是从，他成为西班牙的绝对主宰；由于他的两个弟兄的服从，他还是那不勒斯和荷兰的绝对主宰，通过“调停” 的作用，他又是瑞士的绝对主宰；在德意志，他利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来因邦联诸王侯，以对付奥地利和普鲁士。亚眠和约以后，他本来可以在维护自由的同时成为法国的保护者和欧洲的调节者。但是，他要在统治中追求荣耀，以征服他人为职志，就不能不投身于长期的战争，其结果，不是他完全控制大陆，就是自己灭亡。

这种入侵别国的行动引起了第四次反法同盟。从巴塞尔和约签订后一直保持中立的普鲁士在上次战争中正要加入奥俄联盟，只是因为拿破仑的迅速胜利，才没有实现。这一次，由于它对帝国的扩张感到恐惧，又由于本国拥有一支精锐军队，就大胆地与俄国结成联盟，准备把法国人逐出德意志。柏林宫廷要求帝国军队撤到来因河以西，否则诉诸战争。同时，柏林宫廷意欲在德意志北部结成一个同盟，同南部的同盟对抗。当时拿破仑正值强盛时期， 他的新政权方兴未艾，加上全国同心协力，他决不会屈服于普鲁士的最后通

① 格里历（Calendriergré gorien），即目前通用的阳历，由罗马教皇格里哥尔十三于十六世纪修订，故名。—

—译者

牒，于是兴兵进攻普鲁士。

这次战争是在［1806 年］10 月初开始的。拿破仑和往常一样，以他的用兵神速和强力进攻的战术予同盟军以沉重打击。10 月 14 日耶拿一战，摧毁了普鲁士的军事君主制；16 日，一万四千普军在埃尔富特投降；25 日，法军攻进柏林。1806 年末，攻下普鲁士的各地要塞，并向波兰的俄军进攻。在波兰的作战虽不如在普鲁士的迅速，战绩却同样辉煌。这是俄国与法国第三次较量。俄军在苏黎世败北，在奥斯特里茨败北，在艾劳和弗里德兰也同样败北。经过这些值得纪念的战役之后，俄皇亚历山大开始议和，并且于 1807

年 6 月 21 日签订了提尔西特停战协定，在 7 月 7 日签订了和约。

提尔西特和约扩大了法国在大陆上的统治。普鲁士的疆土被减缩了一半。拿破仑在德意志南部已经建立了反对奥地利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个王国，随后又在北部建立反对普鲁土的萨克森和威斯特法利亚两个王国。萨克森王国由萨克森选侯领地和原已建成华沙大公国的普鲁士所属波兰组成，封给萨克森国王；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包括黑森—卡塞尔、不伦瑞克、富尔达、明斯特等邦和汉诺威的大部分，封给热罗姆·波拿巴。俄皇亚历山大承认所有这些事实，撤出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希亚。俄国虽然战败，却是唯一的未丧失国土的国家。这时拿破仑越来越效法查理大帝的做法；他在领受祝圣礼那一天，让人们在他前面抬着法兰克王的皇冠、宝剑和权杖。教皇远道越过阿尔卑斯山来为他行祝圣礼，并且以这个征服者的帝国为楷模组织了自己所辖的国家。革命的目的是要恢复古昔的自由，拿破仑却恢复了中世纪的军事等级制度；革命使人们成为公民，拿破仑却封了许多王侯；革命使欧洲建成了好几个共和国，拿破仑却把欧洲变成了许多采邑。由于他是胜利者和强者， 又值世界刚刚经历大动荡而疲敝不堪，他得以暂时按照他的思想支配这个世界。这个大帝国在内部用拿破仑的一套行政制度代替了议会制政府，在他设立的专门学校和学院里，军事教育代替了国立学校的共和教育。1808 年，拿破仑的贵族世袭制恢复了不平等；他的对非军人的纪律教育使全法国变成服从于一个命令的一支军队。在国外，他建立了附属王国、联邦、大采邑，同时树立了他的最高权威。拿破仑已经是所向无敌，可以说，他已能够在欧洲大陆号令四方，横行无阻。

这个时期，拿破仑皇帝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英国，英国是唯一未受到他打击的国家。皮特已经死了一年多了；英国政府仍然积极地、顽强地奉行皮特的反法政策。在组织第三次和第四次同盟毫未收效之后，它仍不甘心失败。英法战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大不列颠已宣布封锁法国，这样就给拿破仑皇帝提供了一个手段，以相类似的方式，把英国排除出欧洲国家的贸易关系之外。1807 年开始的大陆封锁是拿破仑体系的第二阶段。他为了取得世界霸权，对大陆施用武力，对英国则采取中断贸易的手段。但是，他由于禁止大陆上的国家与大不列颠的一切贸易来往，就给自己制造了新的困难。不久，除了他的征服统治给他带来了国家关系的仇恨以外，他还遇到因封锁大陆而引起的私人的不满和商界的责难。

但是，似乎所有强国都抱有同样的意图。在普遍和平实现以前，英国是被排除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在北海方面有俄国和丹麦，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方面有法国、西班牙和荷兰，都表示反对英国。这时正值帝国势力极盛时期。拿破仑用他的全部精力和天才建立足以与英国相抗衡的海军力量。当时英国拥有军舰一百多艘，各种战船不计其数。拿破仑下令疏浚港口，加强海防，

建造船只，准备几年以后在这新战场上作战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在到达这个时刻以前，他想首先消除西班牙半岛方面的后顾之忧，在那里建立他的王朝， 实行一种更坚定的、更有利于他的政策。1807 年的远征葡萄牙和 1808 年的入侵西班牙，对他本人、对欧洲都是新事件的开端。

很久以来，葡萄牙一直是道地的英国殖民地。拿破仑取得马德里的波旁王朝的同意，签订了 1807 年 10 月 27 日的枫丹白露条约，取消布拉干萨王朝。朱诺所指挥的法国军队进入了葡萄牙。摄政王约翰六世乘船逃往巴西，法军于 1807 年 11 月 30 日占领里斯本。入侵葡萄牙只是入侵西班牙的第一步。当时西班牙王室陷于极度混乱：宠臣戈多伊正受到人民唾弃，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费迪南正阴谋推翻他父亲的宠臣的政权。拿破仑虽然无须过分顾忌这样一个政府，但当他与普鲁士作战时，戈多伊的扩充军备，却使他存有戒心。无疑他就是在这时候打算把他的一个弟兄送上西班牙的王座。他原认为打垮这样一个内讧的王族，一个朝不保夕的王朝，是轻而易举的；并且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戴，因为他要恢复他们的文明。于是，他的军队便以海战和大陆封锁为借口，进入西班牙半岛，占领了西班牙的海岸和军事要地，并且推进到马德里附近。有人暗示西班牙王族步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后尘，逃往墨西哥。但是，西班牙人民却起来反对国王出走；戈多伊已经激起民愤，甚至有丧命的危险；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以费迪南七世的称号被宣布为西班牙王。拿破仑乘这次西班牙宫廷内乱实现了自己的意图。法军进入马德里，他亲临巴荣纳， 召集了西班牙的几个亲王。费迪南又把王位归还给他父亲，他父亲则为了讨好拿破仑而辞让王位；拿破仑通过最高“政务会”、卡斯蒂利亚议会和马德里市议会，把王位授与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费迪南被送进瓦朗塞城堡，查理四世则迁居到贡比涅。拿破仑命他的妹夫贝格大公缪拉继约瑟夫为那不勒斯国王。

这时候，开始了第一次对拿破仑统治及大陆政策的反抗。这次反抗发生在前此一直与法国结盟的三个国家，并且由此引起了第五次同盟。罗马宫廷有不满情绪；西班牙由于强立了一个外籍的国王，它的民族荣誉感受到损伤， 由于取消了隐修院、异端裁判所和贵族爵位，它的风俗习惯遭到破坏；荷兰则因为大陆封锁而在贸易上受到损失，奥地利由于自己的失败和处于从属地位而不堪忍受。英国正在窥伺着由于罗马教廷、西班牙人民和维也纳宫廷的反抗，不久就会在大陆上掀起纷争的一切机会。自 1805 年起，教皇已对法国表示冷淡，教皇为拿破仑行祝圣礼，本指望拿破仑会归还被督政府并入西沙尔平共和国的教会领土。教皇的指望落空了，于是他又回到了欧洲反法同盟一边，从 1807 年至 1808 年，罗马所属各邦成了英国间谍的聚集地。经过几次比较激烈的交涉，拿破仑命令米奥利斯将军占领罗马；教皇以开除拿破仑教籍相威胁，拿破仑却从教皇夺取了安科纳、乌尔比诺、马切拉塔、卡梅里诺等地而并入了意大利王国。1808 年 4 月 3 日，教皇的圣使离开巴黎；于是， 为了世俗利益而与教皇进行的宗教斗争展开了；拿破仑当初本来可以不必把这位教廷首领请到法国来，或者不必夺取他在意大利的教会领土的。

西班牙半岛战争的局势更加严重。西班牙人于 1808 年 5 月 27 日在塞维利亚召开的省政务会上承认费迪南七世为西班牙王，但未被法军占领的各省，则纷纷组织武装起义。葡萄牙人也于 6 月 16 日在波尔图起义。最初，这两方面的起义活动极其顺利，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迅速进展。杜邦将军在科尔多瓦故国的贝兰投降，法军的初次失利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劲头和希望。

约瑟夫·波拿巴离开马德里，费迪南七世在马德里宣告即王位。大约与此同时，朱诺将军由于兵力不足，难以守住葡萄牙，同意签订辛特拉协定，撤出葡境。英国将军威灵顿率领二万五千人占领了这个王国。在教皇表示反对拿破仑、西班牙起义军进入马德里、英军重新踏上大陆的时候，瑞典国王表示他是拿破仑帝国的欧洲联合的敌人，奥地利则大举建立军队，准备新的战争。

拿破仑感到侥幸的是，这时俄国还一直信守俄法联盟和提尔西特和约。当时，俄皇亚历山大正对这位强有力的、非凡的人物颇为爱重。拿破仑在把全部兵力开入西班牙半岛以前，为了消除北顾之忧，于 1808 年 9 月 27 日在埃尔富特与亚历山大举行会谈。西欧和北欧的这两个统治者相互保证欧洲的安宁和服从：在拿破仑出兵西班牙时，亚历山大负责防备瑞典。拿破仑亲临战场以后，很快就改变了西班牙半岛的战局，他率领八万从德意志调来的老兵作战，连战皆捷，占领了西班牙的大部分省份。他进入马德里，但不是以统治者的身分，而是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半岛居民面前。他对他们说：“我取消了异端裁判所，这是时代的要求，欧洲的要求。神甫的职责是指导信仰， 而不应该对公民施行任何外在的、形体的裁判权。我取消了封建权利，人人都可以开设面包房、磨坊、宿店，设置捕鱼网，建立渔场，自由经营工业。少数人的自私自利、富有和繁荣对于你们的农业的危害更甚于三伏天的酷暑。既然上帝只有一个，在一个国家内就应只有一个裁判权，一切特殊的裁判权都是攫取的，是违背国民权利的，所以我把它取消了。⋯⋯眼前这一代人可能会各有不同看法，人们的偏见太多了；但是，你们的子孙将把我当作你们的再生父母来赞扬，他们将把我来到你们这里的日子看成值得纪念的日子，从现在起，西班牙的繁荣将要开始。”

事实上，拿破仑在西班牙半岛上所起的作用确是如此，西班牙半岛只有恢复了文明才能有较好的生活和自由。独立自由并不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当一个国家处于愚昧、落后、贫穷状态、寺院林立而受僧侣治理的时候，必须在考虑自由以前首先改变它的社会状态。压迫文明各国的拿破仑，是真正复兴西班牙半岛的人。但是，世俗自由和宗教奴役两派——议会派和僧侣派， 尽管他们目的迥不相同，却是为共同自卫而一致起来了。一派领导着上层和中层阶级，另一派则领导着底层阶级，他们竞相利用独立自由的情感和宗教的狂热，来激励西班牙人。下面是神甫经常应用的教理问答：

“我的孩子，你告诉我你是哪国人？”“感谢上帝，我是西班牙人。” “谁是我们的幸福的敌人？”“法国人的皇帝。”“法国人的皇帝有几重性格？”“有两重性格，一是人性，一是魔鬼性。”“法国人的皇帝有几个？” “真正的有一个，为了骗人，分成三个。”“他们叫什么名字？”“拿破仑， 缪拉和马尼埃尔·戈多伊。”“三个当中哪个最坏？”“三个都同样坏。” “拿破仑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罪恶来的。”“缪拉是从哪里来的？”“缪拉是从拿破仑来的。”“戈多伊呢？”“戈多伊是拿破仑和缪拉两人的私生子。”“第一个人的本性是什么？”“骄傲和专制。”“第二个人的本性是什么？”“掠夺和残忍。”“第三个呢？”“贪欲、卖国和无知。”“法国人是怎样的人？”“以前是天主教徒，现在变成异教徒了。”“杀死法国人是不是罪恶？”“不是罪恶，我的神甫；杀死一个这样的叛教狗杂种，就要升天堂。”“不尽责任的西班牙人应该受什么惩罚？”“应该受死刑，还应该称他为无耻的卖国贼。”“谁能把我们从敌人手里拯救出来？”“我们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武器。”

拿破仑使自己陷入一场漫长的、危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的全部战略都是错误的。在这里，击败一支军队或者占领一个首都不能算胜利，必须占领全部国土，而且更困难的是征服人心。但是，当拿破仑被第五次同盟逼得要再回到德意志去的时候，他仍然准备以他那不可抗拒的威势和不可动摇的顽固性来压服这个国家的人民。

奥地利乘拿破仑和他的军队撤离的时候，展开了大规模反攻，包括后备军在内，共发动了五十五万人，于 1809 年春开始作战。提罗尔发生了暴动； 热罗姆国王被威斯特伐利亚人逐出首都；意大利正在动摇；普鲁士正等待拿破仑一旦失利就再度参战；但是，拿破仑皇帝的全盛时期还没有过去。拿破仑急忙从马德里赶来，于 2 月初通知他的各盟国准备出战。4 月 12 日，他离开巴黎，跨过来因河，深入德境，取得埃克米尔和埃斯林的胜利，5 月 13 日第二次占领维也纳。经过四个月的作战，终于在瓦格拉姆一役中击败了这次新的反法同盟。在他追击奥军时，英军自瓦耳赫伦岛登陆并逼近安特卫普； 但只须出动了一些国民自卫军就挡住了他们对埃斯考河的进犯。1809 年 10

月 14 日签订维也纳和约，根据该和约，奥国王朝又失去了几个省，并被纳入大陆体系。

从战争的新的性质来说，这一阶段是值得注意的。这是欧洲反抗拿破仑帝国的开始，它表现为各国王朝、各族人民、教会和商界的联盟。心怀不满的各个方面都试图反抗，不过这种反抗开始仍是要失败的。自从亚眠和约被撕毁以后，拿破仑已走到了这样一种境地：要么占领全欧洲，要么遭到欧洲的反抗。他受他的性格和地位的驱使，为了对付各国人民，建立了一种空前有效的行政制度，为了对付欧洲，建立了一种便于他的征服的附属王国和大采邑制度；最后，为了对付英国，他实行了大陆封锁政策，中断了英国的贸易，但同时也中断了大陆的贸易。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他实现这些庞大的然而是狂妄的计划。葡萄牙与英国有贸易关系，他就侵占了葡萄牙；西班牙王室的内讧和动摇不定影响到帝国的后方，他就迫使西班牙国王退位，使西班牙实行一种更大胆而不那么动摇的政策。教皇和法国的敌人保持联系，就剥夺了教皇的财产；教皇以开除他教籍相威胁，法军就进占了罗马；教皇用诏书恐吓他，拿破仑就在 1809 年把教皇从世俗国王的宝座上推下来，并且象押解囚犯一样把他押送到萨沃纳。在瓦格拉姆奏捷和维也纳和约以后，荷兰基于本国商业的需要变成了英国货物的集散地，拿破仑最后也从他弟弟路易手中夺去这个王国，并于 1810 年 7 月 1 日把它归并帝国。凡入侵别国，拿破仑从不退缩，他不能容忍任何方面的反对甚至犹豫观望；一切都必须服从他， 不管是同盟者还是敌人，不管是教皇还是各国国王，也不管是他的弟兄还是外人。但是，参加新同盟的所有国家，虽然这一次被打败了，却都只等待机会重新起来反对他。

维也纳和约以后，拿破仑又扩大了帝国的疆土和权势。瑞典在发生国内革命以及瑞典王古斯塔夫四世被迫退位以后，接受了大陆体系。蓬特—科尔沃亲王贝尔纳多特由三级议会选为瑞典王，瑞典王查理十三世把他收为义子。大陆封锁政策终于推行到整个欧洲；于是，帝国加上罗马所属的各邦、伊利里亚各省、伐累州、荷兰以及汉萨同盟①的各城市，共有一百三十郡，从汉堡和但泽伸展到的里雅斯特和科孚岛，都属于这个范围。拿破仑推行了一

① 汉萨同盟，公元十三到十七世纪北欧和德国北部各城市结成的政治性和商业性同盟。——译者

种顽固的冒险政策，这时候，似乎是由于他的第二次结婚而有所改变。他为了给帝国生育一个继位人，与约瑟芬离婚，于 1810 年 4 月 1 日另娶奥国女大公玛丽—路易丝为皇后。这确实是一个错误。他放弃了已经得到了的在欧洲反对各国旧政权的革命君主的地位和角色，使自己在对待奥地利的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境地。对奥地利，要么是在瓦格拉姆胜利之后灭亡它，要么就应该在与女大公结婚以后归还它的属地。只有在实际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巩固的同盟。拿破仑不懂得怎样消除维也纳宫廷再度反对他的意志和力量。这个婚姻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帝国的性质，使他进一步离开了人民的利益； 他寻求旧的皇族关系来为他的宫廷装点门面，他千方百计地象合并各个王朝那样使新旧贵族混合在一起。奥斯特里茨的胜利建立的是平民帝国，瓦格拉姆胜利以后建立的却是贵族帝国。1811 年 3 月 20 日，他有了一个儿子，封为罗马王。有了继位人，拿破仑的权势似乎是巩固了。

1810 年和 1811 年对西班牙作战的进展是很费力的。在西班牙的每一块土地上都遇到抵抗，必须猛攻才能夺取一座城市。絮歇、苏尔特、莫蒂埃、内伊、塞巴斯蒂亚尼等人占领了很多省份；西班牙政务会鉴于不能在塞维利亚坚持，就固守加的斯，但这个城市也被法军包围了。法军再度远征葡萄牙， 却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指挥这方面战事的马塞纳将军，起初曾迫使威灵顿后退并且攻下波尔图和奥利范萨；但是，这位英国将军退守托里什—弗德拉什的坚强阵地，马塞纳无法进击，只得从该地撤退。

当西班牙半岛的战争顺利进行但尚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时，在北方又酝酿着一场新的战争。俄国已经看到，拿破仑帝国正在向它逼近，它若困守在自己的疆界以内，既难扩张势力，又一无所获，徒然蒙受大陆封锁的损失， 而不能从战争得到利益；另一方面，俄国对于他人的建立霸权，也是不能忍受的，因为自从彼得一世统治从来，俄国本身也在慢慢地但是不间断地追求这种霸权。从 1810 年末开始，俄国已着手扩充军备，与大不列颠恢复了贸易关系，看来与法国决裂亦已为期不远。1811 年谈判了整整一年，毫无结果， 双方都在准备战争。拿破仑的军队此时正在加的斯城下，他指望西欧和北欧能助一臂之力，来对付俄国，便积极准备制服这个唯一的他尚未攻击过的国家，把胜利的旗帜插到莫斯科去。他得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协助，这两个国家按照 1812 年 2 日 24 日和 3 月 14 日的条约提供了一支辅助军队，普鲁士承担二万人，奥地利承担三万人。法国可以动员的一切军队都动员了。元老院通过一项决议案，把国民自卫军分成三批在国内服役，以第一批应征的国民自卫军一百个分队（约十万人）作为现役军。3 月 9 日，拿破仑自巴黎出发，开始这次大规模的远征；他在德累斯顿设置行宫，住了几个月，奥皇、普鲁士国王以及德意志诸王侯都到这里来向他致敬。6 月 22 日，宣布对俄国宣战。

这次战争拿破仑仍是按照他迄今一直运用的制胜原则进行的。他的作战都是以迅速击败敌军、占领敌国首都、签订分割敌国领土的和约而结束。他计划以建立波兰王国来削弱俄国，正如过去在奥斯特里茨胜利之后以建立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王国来削弱奥国，在耶拿胜利之后以建立萨克森和威斯特法利亚两王国来削弱普鲁士一样。为此，他与维也纳政府签订 3 月 14 日的条约，规定用伊利里亚各省与奥国交换［波兰南部的］加里西亚省。华沙国会宣布恢复波兰王国，但不是完全恢复。拿破仑按照他的一贯作法，要以战争来决定一切，他长驱深入俄国腹地，而没有妥慎地利用波兰来作抵挡俄国的

屏障。拿破仑的军队约五十万人。6 月 24 日跨过涅曼河；先后占领了维尔纽斯、维帖布斯克，并在奥斯特鲁夫诺、波洛次克、米哈洛夫、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河沿岸等地击败了俄军，于［1812 年］ 9 月 14 日进入莫斯科。莫斯科河沿岸等地击败了俄军，

俄国宫廷并不只是用军队来作它的防卫手段，它还利用了辽阔的国土和气候条件。随着法军的进攻，俄军在退却时把城市烧毁，把各省彻底破坏， 给拿破仑一旦战败或撤退时造成巨大的困难。莫斯科城防司令罗斯托普钦按照这种防御战术纵火焚烧了莫斯科，就象烧毁斯摩棱斯克、多罗戈布日、维亚茲马、格扎茨克、莫扎伊斯克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和村庄一样。拿破仑本来可从看出这场战争决不会象其他战争那样结束，但是他认为，既已战败俄军， 又占领了俄国首都，就可望进行和议；他没有料到俄方在谈判中耍了手段。冬季来临了，拿破仑在莫斯科多耽搁了近六个星期。由于与俄国进行了徒劳无益的谈判，他延误了军事行动，到 10 月 19 日方才决定撤退。这次撤退是很惨的，它动摇了帝国的基础。拿破仑不是人力所能战胜的，有哪个将军能战胜这个举世无匹的将军？什么军队能打败法国军队？但是，在欧洲的边缘上，在俄国原野的尽头，却给他安排下了失败，使他结束了征服的统治。这次战役的最后结局使他全军覆没，威风扫地，但这不是由于他的战败，而是由于在俄罗斯的荒漠中、在冰天雪地中的寒冷和饥饿。

法军的撤退在到达别列津纳河以前，还保持一定的秩序，过了这条河以后，就溃不成军了。在这以前，拿破仑是同军队在一起的，过了这条河以后， 他就单独乘坐一具雪橇，匆忙赶回巴黎。在他离开的期间，巴黎发生了一次叛乱。马莱将军图谋推翻这个当权的庞然大物。他的行动是十分大胆的；他散播拿破仑已死的谣言，但相信的人不多，因此没有得逞。当时帝国还非常稳固，要推翻它，决非施展一次阴谋所能成功，而只能依靠缓慢的、普遍的叛变。马莱的阴谋失败了，他本人和他所勾结的人全被处死。拿破仑回国以后，发现他这次出乎常规的失败引起全国震惊。但是，国家机构对他仍然表示无限的服从。拿破仑于 12 月 18 日抵达巴黎，他又征集了三十万人，鼓动

牺牲的热情，在很短时间就以他那种非凡的活动力建立起一支新军，于 1813

年 4 月 13 日又开始作战。

但是，自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以后，已发生了一系列新的事件。他的帝国在 1812 年开始衰落。人们对他的统治普遍感到厌倦。过去拥护他作皇帝的人，现在都反对他。自从他与教皇决裂而把教皇拘禁起来以后，神甫们就在秘密地鼓动叛乱。为了对付这些反抗者，正式建立了八个国家监狱。这时全国人民对于他的穷兵黩武同过去人们对于党派纷争一样感到憎厌。全国希望他能维护私人利益，发展贸易，尊重人权，结果却受到了征兵、赋税、封锁、临时法庭和综合消费税等等不堪忍受的痛苦。这是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现在反对他的人不仅是少数信守革命的政治原理、被他称为空想家的人，而是所有的虽无一定政见但希望获取更高文明的物质利益的人。在国外，欧洲各国人民呻吟在武力压迫的桎梏之下，受到屈辱的各王侯则都在伺机再起。全世界都感到不满，所以，他一旦失败，就会发生普遍的动乱。拿破仑自己在谈到以往各次战争时说过：“我是在危机不断增长中赢得胜利的。我必须经常在保持实力的同时也掌握策略。⋯⋯如果我不是在奥斯特里茨取得胜利， 整个普鲁士就会成为我的心腹大患。如果我不是在耶拿告捷，奥地利和西班牙就会从背后进攻我。如果我不是在瓦格拉姆击败敌军——那还不是决定性

的胜利——恐怕俄国就会离弃我，普鲁士就可能起来反抗我，那时英国军队已经出现在安特卫普城下。”①他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得越远，就越需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他当时的处境。所以，他一旦战败，他所征服的和他所树立的各国国王，他所扩大的同盟国，被他合并到帝国中的国家，以前对他献媚的元老院议员，甚至他自己的战友们，就都相继离弃了他。1812 年伸展到莫斯科的战场，1813 年后退到德累斯顿，1814 年就回到了巴黎附近，这种时运的逆转是何等的迅速！

柏林宫廷开始背叛了。1813 年 3 月 1 日，它与俄国、英国联合起来组成第六次同盟，不久瑞典也参加了这次同盟。可是，被同盟各国认为经过最近一次的失败已一蹶不振的拿破仑皇帝，在开战之初又打了一连串新的胜仗。5 月 2 日新军在卢岑的奏捷、德累斯顿的占领、包岑的胜利以及把战事推进到

易北河等等，使第六次同盟大为震惊。从 1810 年起处于和平时期的奥地利， 刚刚恢复了军备力量；它已在考虑改变联盟关系，提出要在拿破仑和第六次同盟国之间进行调停，并得到了双方的同意。6 月 4 日在普列斯维茨签订了停战协定，接着在布拉格举行了和平谈判会议。但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拿破仑不愿让步，反法同盟也不甘心继续屈从于拿破仑。同盟各国同意奥地利的意见，要求缩小帝国的版图，但仍然让它据有荷兰和意大利。谈判无结果而散。奥地利参加了第六次反法同盟，于是唯一能够解决这种严重分歧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了。

拿破仑只有二十八万人，对方却有五十二万人；他想把敌军打退到易北河以东，象往常那样，以迅速有力的猛袭挫败新同盟。开始时的胜利似乎在支持他。他在德累斯顿击败了敌军的联合进攻；但是，他的副将们的失败打乱了他的计划。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内伊在柏林附近，旺达姆在库尔姆都吃了败仗。拿破仑已无力抵挡从各方面冲破他的防线的敌人，但仍然进行了一场大战。来因同盟的各国国王乘机脱离帝国。当两军在来比锡展开大规模作战时，萨克森和符腾堡军在战场上就转到敌人方面。这一叛变加上同盟军已学会了更密集、更熟练的战术，迫使拿破仑经过三天战斗后不得不向来因河方面狼狈退却。同样叛变了的巴伐利亚军企图堵截法军，被法军在哈瑙击败，法军于 1813 年 10 月 3O 日回到本国境内。这次战役的结局同上次一样悲惨。现在是法国本土受到威胁了，情况正如 1799 年一样；但是法国已经没有当年渴求自由的热情；夺去了法国的权利的那个人发现，法国在这种重大危机时刻已经无力支持他和保护他了。奴役各国的这笔债迟早是要偿还的。

1813 年 11 月 9 日，拿破仑返回巴黎。元老院通过征召三十万军队，拿破仑积极准备新的战役。他召开了立法院，期望议员们协助他进行共同防卫。拿破仑将有关布拉格谈判的文件交给了立法议会，要求立法议会作一次最后努力，以求得光荣的和平，这是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但是，在这以前默默服从的立法院，却在此时乘机反抗拿破仑。

立法议会也有那种普遍厌战的情绪，而且不由自主地受到保王党的影响。保王党自从帝国开始衰落又产生希望以后，就从事秘密活动。由莱内、雷努阿尔、加卢瓦、弗洛热尔格、曼恩·德·比朗等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不同意政府的政策的报告，大声疾呼地反对继续作战，要求恢复自由。这种愿望在别的时候本是十分正确的，而在此时此刻只能助长外敌入侵的气焰。虽然过去同盟军表示只要法军退出欧洲，同盟各国就同意和谈，现在却打算取得彻底胜利了。拿破仑被议会这种出乎意料而令人不安的反抗激

怒了，就立刻解散立法院。这种反抗预示着国内的叛离。这种叛离从俄国蔓延到整个德意志，以后必然要从德意志蔓延到意大利和法国。但是，一切决定于战争的结局，以往是这样，这一次也是这样；冬天来了，也并没有延迟这次战争。拿破仑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上面。1 月 25 日，他从巴黎出发， 开始进行这次具有不朽名声的战役。

现在，帝国已经是四面受敌。奥军在意大利前进，最近二年占据了整个西班牙半岛的英军，在威灵顿将军指挥下跨过比达索亚河，从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在东部和北部，有三支军队逼临国境。施瓦岑贝格指挥的十五万同盟大军从瑞士冲入。布吕歇尔指挥的十三万西里西亚军从法兰克福攻进来， 贝尔纳多特指挥的十万北路军侵入荷兰，并出现在比利时。这一回是轮到敌军把强固工事不放在眼里了，他们已经在几次大战中受到他们的征服者的训练，这一回他们要直指法国首都冲来了。当拿破仑离开巴黎的时候，施瓦岑贝格和布吕歇尔两军已经快要在香宾会师了。拿破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人民一直抱观望态度，他只得单独一人和为数不多的老兵一起，以他的天才来对抗全世界，而他还是没有失却勇气和活力。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时拿破仑已不再是一个压迫者，也不再是侵略者，而是在以新的胜利保卫着自己的帝国和自己的荣誉，同时保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他在香宾反击两支庞大的敌军。梅松将军负责在比利时阻击贝尔纳多特；奥热罗负责在里昂抵御奥军，苏尔特在南方边界抗击英军。欧仁亲王保卫着意大利；这时，帝国虽在法国中部受到入侵，却仍旧以来因河东岸驻军把自己的巨手伸到德意志腹地。拿破仑仍然满怀希望要用强大的军事反攻把这股敌军逐出法境，把他的军旗再插到外国领土上去。他巧妙地楔入沿马恩河而下的布吕歇尔与沿塞纳河而下的施瓦岑贝格之间；从这一支敌军打到另一支敌军，予以各个击破。布吕歇尔在尚波贝尔、蒙米赖、蒂埃里堡、沃尚等地连续失败；当布吕歇尔军全部被消灭以后，拿破仑又回到塞纳河上，在蒙特罗大破奥军，把奥军赶走。他在作战中配合十分有力，行动非常迅速， 攻击极其准确，以至于这两支强大敌军眼看就要崩溃，而整个同盟也即将随之而解体。

但是，尽管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在没有他的地方敌人却处处占上风。英军进占波尔多，那里出现了声称拥护波旁王朝的一伙人。奥军正向里昂推进；比利时方面的敌军与布吕歇尔的残军又汇合起来，出现在拿破仑的背后。亲信人物也开始背叛：缪拉在意大利效法贝尔纳多特，参加了反法同盟。帝国的高级将领还在为拿破仑效命，但是劲头不大；作战的热忱和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忠心，只能在下级军官和他的那些不知疲倦的士兵身上找到。拿破仑再度向布吕歇尔发起攻击。布吕歇尔三次逃脱：一次是在马恩河左岸，陷入泥淖中的普鲁士军已经濒于溃灭，泥土突然冻结，布吕歇尔遂得以逃走。一次是在埃纳河畔，正当布吕歇尔军后退无路时，苏瓦松守军发生叛变，给他们打开了一条通路；又一次是在拉昂，由于腊古札公爵有意地让敌方在一次夜袭中劫走，因而破坏了那次决定性的战斗。拿破仑经历了多次打乱他的计划的意外事件，他的将领中又有几个人没有很好地协助他，加上同盟军的围攻，使他居然想出要到圣迪济埃去封锁敌人退出法国的要路的大胆计划。这一果敢的、充满天才的行动使联盟军一时大为震惊，因为同盟军将会因此断绝归路。但由于他们另有阴谋，就毫不顾忌后方，仍然径向巴黎进攻。

巴黎这个大城市是大陆上唯一没有遭到过入侵的首都，现在暴露在被欧

洲的联军涌进来的平原上，眼看全城就要受到屈辱。巴黎已经被弃置不顾。几个月以前被任命为摄政的皇后已离开巴黎到布卢瓦去了。拿破仑远在外地。这时的战争已不是对各国人民的，而是对各国政府的战争。拿破仑把全部国家利益放在自己一人身上；把全部保卫手段寄托在正规军上。因此，人民方面缺乏抗敌决战和誓死保卫自由的精神，厌战情绪十分浓厚，唯一使法国人对于外敌压境感到痛苦、对于国土被历来都是战败的敌军蹂躏感到忧伤的是自尊感，一种理所当然的自尊感。但是，这种感情并不足以激发人民群众起来抵抗敌人，而以本尼凡托亲王①为首的保王党的阴谋活动，则把敌人引进了首都。3 月 30 日巴黎城下还有战斗，可是 31 日巴黎的大门就向联军敞开了，联军根据一项投降协定开进了巴黎。元老院背弃了它的旧主，代表帝国作了全面的背叛；当时元老院的领袖是塔列朗，他在前不久是失宠的。这个几乎在每次政权危机都不可缺少的角色新近宣布他反对拿破仑。此人不参与任何党派，对政治很冷淡；当他以一种特出的敏感预见到某个政府将垮台时，他便及时引退，而在推翻这个政府的时刻到来时，他就用他小心保护没有完全丧失的势力、影响、名望和权威来支持夺权的行动。在制宪议会时期， 他拥护革命，在果月 18 日政变时期，他拥护督政府，在雾月 18 日政变时期

他拥护执政府，在 1804 年他拥护帝制，而到了 1814 年他又拥护王室复辟。他象是政府中的大礼官，似乎历届政府卸任和上台都由他办理交接。元老院在他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宣布废黜拿破仑的帝位，废除其后裔的帝位世袭权，宣布法国人民和军队取消对他效忠的誓言。元老院长期奉承拿破仑的专制政权，如今又宣布拿破仑是暴君。

但是，拿破仑在他左右的官员敦促他驰援首都的情况下，放弃了向圣迪济埃进军的计划，率领五万军队回师巴黎，期望能阻止敌军入侵。但是，当他在 4 月 1 日抵达时，获悉首都已于前一日投降，于是他把军队集中在枫丹白露，在那里又听到元老院已经叛变，并且废黜了他的帝位。这时，拿破仑看到人民、元老院、将军、内臣，他周围的一切都屈服于噩运之下，就决定退位而立他的儿子为皇帝。他派维琴察公爵、莫斯科瓦亲王、塔兰托公爵为全权代表到各同盟国去，中途还要偕同驻守枫丹白露的腊古札公爵同行。

拿破仑本来还可以利用他的五万军队和他的强有力的军事阵地迫使同盟国承认他儿子的帝位。但是，腊古札公爵放弃职守，与敌人进行商谈，使枫丹白露毫无守备。拿破仑不得不接受同盟国的条件，这些条件随着同盟国的势力的扩大而一步一步地提高。前此在布拉格会谈时，同盟国还给他保留荷兰和意大利，来比锡战役以后，只给他留下阿尔卑斯山和来因河范围以内的帝国；及至侵入法境以后，他们在夏提荣会议中提出只给他保留旧君主时代的领土。后来，他们拒绝同他谈判，而只要同他儿子打交道。可是现在，他们又进了一步，决心消灭一切在欧洲看来属于革命的东西，消灭他所获得的一切以及他的皇朝，迫使拿破仑无条件退位。1814 年 4 月 11 日，拿破仑为自己为后代放弃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帝位，他的在不久前远及波罗的海的广大疆土，只换来了一个小小的厄尔巴岛①。20 日，他伤心地告别了老兵们，动身前往他的新的国家。

① 即塔列朗。——译者

① 厄尔巴岛（l’ile d’Elbe ），地中海科西嘉岛东边的一个小岛，拿破仑于 1814 年 4 月 20 日到达该处。—— 译者

一个历时十四载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就这样垮了。他的敢于作为、善于组织的天才，他的坚强的活力和意志，他的对荣誉的爱重，以及革命所赋予他的充沛的力量，使他成为最有魄力的军人和巨人般的统治者。在别人也许可能获得特殊机遇的事情，在他的命运中几乎不存在。他出身卑微而跃居最高地位，从一个普通炮兵尉官变为最大强国的统帅，他怀抱建立大帝国的雄心，而且一度已经实现。在他由于多次胜利而建起帝国以后，就想用法国来制服欧洲大陆，然后用欧洲大陆来制服英国，他要以军事手段征服欧洲大陆，以大陆封锁制驭英国。他的这个计划曾经有几年是成功的，从里斯本到莫斯科，他使各国的百姓和君主都屈服在他的军事命令和广泛征收法令之下。但是他却未能用这种方式完成雾月 18 日政变的善后任务。他为他个人行使了他所取得的权力，用专制制度破坏了人民的自由，用战争侵犯了各国的独立，以致违反了全人类的利益，激起了全人类的不满，招来了全世界的敌意，在国内也落得众叛亲离；他长期以来战无不胜，曾将军旗遍插各国首都； 十年期间，他不断扩大势力，每经一次战争就占领一个王国，可是在这以后， 仅仅一次失利就使得全世界一致反对他。他的失败证明：在我们的时代，专制主义是不可能持久的。

但是，拿破仑通过他的体系的悲惨结局，却给了欧洲大陆以一个很大的推动，他的军队把法国的风尚、思想和较先进的文明带到欧洲各地。欧洲社会的陈旧的基础被彻底动摇。由于来往频繁，各国民族混杂起来；边界的河流上建起了桥梁，在阿尔卑斯、亚平宁、比利牛斯三大山区开辟了公路，使各个地域日趋接近。拿破仑使各个国家在物质方面发生了变化，就象法国革命使人们在精神方面起了变化一样。封锁政策补充了军事征服的推动力，由于封锁，大陆上的工业得到改进，从而取代了英国的工业；制造业生产代替了殖民地贸易。拿破仑就这样在扰乱各国人民的同时，促进了他们的文明。他对本国的专制统治使他成为反革命者；而他的征服欧洲的思想却使他成为欧洲的革新者。好几个欧洲国家在他到达以前毫无生气，在他到达以后却是生气勃勃。在这方面，拿破仑只不过是服从了他的天性。他起于战争，战争是他的癖好、他的喜爱，统治是他的奋斗目标；他要统治全世界；客观形势确实把全世界交给了他，使他借世界而存在。

拿破仑在法国，同过去一个时期内克伦威尔在英国一样，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当一次革命彼镇压下去以后，总要建立这样的政府的；于是革命逐渐改变了性质，最初是文的，以后演变成为武的。英国的地理位置与其他国家不相接壤，英国的内战决不会转为对外战争，反对改革的人一旦被打倒， 军队便立刻从战场转到政府。英国将军克伦威尔的干涉是过早的，当他看到各党派欲望还很强烈，信仰还很狂热，他就只是针对他们实行了军事管制。在大陆进行的法国革命则不然，它所遇到的是要求自由的人民，以及害怕人民解放而结成同盟的各国君主。法国革命不仅要战胜国内敌人，还要战胜国外敌人；而且，当军队正在抗击欧洲军的时候，各党派在议会中互相倾轧。军事干涉比较晚。拿破仑所遇到的时机是各党派已经衰落，并且几乎都已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国内十分顺从，因此他把军事独裁统治的矛头指向了欧洲。

这种形势的差异对于这两个非凡人物的行为和性格有很大影响。拿破仑拥有强大的兵力和无可否认的权威，他可以放心大胆专心致志于他的庞大计划和征服任务；至于克伦威尔，他得不到人民由于厌倦而表示的同情，同时又不断受到各党派的攻击，他必须利用一些党派来制服另一些党派，而且要

自始至终表现为对各党派的军事独裁者。拿破仑是运用他的天才锐意进取， 克伦威尔则是运用他的天才从事抵抗；因此，一个是在使用武力上明快果决， 另一个是野心受到挫折的诡谲伪善。这种情况到后来终于毁灭他们的统治。一切独裁制度都只能是暂时的，不管它多么强大，也不可能长期压迫各个党派或长期占领一些国家。这就是在英国、通过国内变乱迟早会使克伦威尔垮台（如果他多活一些时间的话）的原因，在法国、由于欧洲的反抗而最终使拿破仑失败的原因。这就是产生于自由、却不复以自由为基础的政权的结局。

1814 年，帝制已被推翻；革命时期的党派从雾月 18 日政变以后就不存在；革命时期的几届政府都已精疲力尽；元老院又使旧王朝复辟。元老院由于过去那种奴颜婢膝的行径已经声誉扫地，而现在，因为它颁布了一个十分放任的、甚至把元老院议员的年金和对国民的保证置于同等地位的宪法，它就更为舆论所不齿。第一个离开法国的阿图瓦伯爵又以王国摄政的身分首先回到法国。4 月 23 日，他签订了巴黎和约，将法国的疆土缩小到 1792 年 1

月 1 日的界限之内，根据这个条约，比利时、萨瓦、尼斯、日内瓦，以及大

量军事物资，都不再属于法国。路易十八于 1814 年 4 月 24 日在加来下船，5

月 2 日发表了承认代议制政府原则的圣多昂声明，然后于 3 日大摇大摆地进

入巴黎，不久又在 6 月 2 日颁布了宪章。

从这时起，又开始了一系列新的重大事件。1814 年是延续了二十五年的大动荡结束的一年。从反对宫廷专制和阶级特权来说，法国革命是政治革命； 但这场革命又是军事性的，因为欧洲对它进行了军事干涉。对革命的反动是推翻帝制；它导致了欧洲反法同盟，又给法国引来了代议制度；这是反动的第一阶段。后来，这种反动产生了反对各国人民的神圣联盟和违反宪章的一党政府。这种倒退运动也必定有它的发展和结束。今后要长期治理法国，就只能首先满足引起法国革命的双重需要。在政府中，要有真正的政治自由， 在社会方面，要有物质福利，这是不断提高的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