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德莱塞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年）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继承了马克·吐温的传统。德莱塞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镇，父亲原是德国纺织工人，移居美国后开过纺织厂，后因失火破产。德莱塞兄弟姊妹众多，家庭充满“贫穷、失败和不幸”。父亲笃信宗教，在家中专横跋扈，使孩子们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母亲虽无文化，但温柔善良，在幼年的德莱塞灵魂里播下了同情不幸者的种子。

德莱塞从12岁起就当报童和店员，15岁即只身去芝加哥独立谋生，当过学徒、司机、雇员，也曾因失业而流浪街头。1888年因有人赏识其才气资助他入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深造，一年后辍学。他又在芝加哥底层干了两年杂活，接触了下层社会的民众，目睹了种种社会不平和黑暗。这种生活遭际，对他一生的创作影响极大，他后来说：“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幸，都使我感到像肉体上疼痛一样的悲哀，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脱这种贫穷和苦难。”

1892年，他发表了论文《天才的再现》，即被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走遍芝加哥、匹兹堡、纽约等大城市，广泛地观察了社会。同时他还博览群书，尤其喜欢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和托马斯。赫胥黎及斯宾塞的著作，前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后两人的生物社会学观点，对他的创作道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方面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理论，一方面在感情上又深深地同情被压迫者，这种思想矛盾贯穿他的一生。

德莱塞的文学创作从1900年发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开始，到1945年他逝世，共计45年。他总共发表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集4部，政论集3部，游记3部，戏剧集2部，传记2部，诗集1部，把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1900年），写一位天真美貌的农村姑娘嘉莉到大城市谋生的遭遇。她在芝加哥遇到的是沉重的劳动、贫困、失业和孤独。为生活所迫，她先与一个推销员同居，后又成为一位酒店经理的情妇。嘉莉虽然有了金钱和地位，但不过是有钱人的消遣品而已，所以仍然感到生活十分空虚。她以追求自我造就的"美国梦"开始，却以精神上的堕落告终。小说的社会批判倾向鲜明，作者强烈地谴责贫富悬殊的现象、金钱的腐蚀作用、人际关系的冷酷。为此有意多用反衬和对比：一方面是富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豪华生活，一方面是贫民在工厂的繁重劳动、失业工人的悲惨处境。有两章还专门描写电车工人大罢工，接触到劳资间的阶级矛盾。但自然主义色彩比较明显，不少地方表现出作者的生物社会学观点，强调人生成败的偶然性，对人物也不作道德评价，嘉莉对丧失贞洁处之泰然，视之为生存竞争所必需的手段之一。

在早期阶段，德莱塞还写了一些坚实有力的短篇小说，如写对黑人施行私刑的《黑人杰夫》，批评家长专制的《老罗根姆和他的特丽莎》等。他写大型作品的信心曾一度受挫，直到10年后才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珍妮姑娘》（1911）。这是《嘉莉妹妹》的姊妹篇，虽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但同样都是对贫富对立社会的控诉书。女主人公珍妮是工人的女儿，心地纯朴而高尚，她不像嘉莉那样羡慕财富和享受，而只求出卖劳力干点粗活以养家糊口。但这点卑微的愿望也被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为了使家庭摆脱困境，她先后委身于参议员白兰德和投机家莱斯特。前者下不了与她结婚的决心，后者迫于上层社会的舆论压力而遗弃了她。在贫病交困中，与她相依为命的女儿又夭折了。珍妮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其原因也不单是遭到了两个男人的玩弄，为强调这一点，作者以这个故事为中心展开了对广阔社会环境的描写，真实而细致地展示了下层人民种种悲惨的生活景观，同时作为对照揭示了资产阶级各式奢侈豪华、放荡无耻的生活，以此说明悲剧的根源在于贫富悬殊的整个美国社会。与嘉莉相比，珍妮在精神上始终没有堕落，在道德上是清白的，所以她的命运能引起读者更大的同情，相应地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也更强。把一个工人的女儿作为悲剧性的正面人物来刻画，这在以往的美国文学中是少见的。

从1912年开始写作的《欲望三部曲》，在德莱塞的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由《金融家》（1912）、《巨人》（1914）、《斯多噶》（1947）三部长篇小说构成。作家没有写完《斯多噶》，他去世后，由其妻海伦补完了最后一节。三部曲是垄断资产者的发家史，描写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攫取财富和权力的过程，客观上揭示了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矛盾加剧的历史。为创作这套巨著，作者搜集了芝加哥投机金融家叶科斯的大量材料，以此为原型塑造了金融资本家柯柏乌的形象。

作品以这个百万富翁的一生为主线，以费城、芝加哥、纽约、伦敦等几个大城市为主要舞台，用大量生动的细节和逼真的画面，对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出版、道德等各个领域的黑暗内幕作了全景式的暴露。对金融大资产者的海盗式本性和灵魂作了真实而深刻的写照。柯柏乌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大资产者典型。他从一个掮客发迹而成为商人，成为资本家以至金融巨头，一生的道路上充满血污和不义；他不择手段，根本不知法律、伦理为何物。在他飞黄腾达之时，其权力之大，竟能左右政界和整个社会。作者没有把这样一个人物简单化，也写出了他的胆略、才干、刚毅和精明，以及有时也会摆出的仁慈面相。

小说还接触到资本与政治的关系，深刻揭露了金钱左右美国国会、政府、法院的现实及两党政治“民主”的虚伪性。小说多侧面地暴露社会现实的黑暗，无情地抨击了垄断资产者巧取豪夺的邪恶，具有史诗般的气魄。但作者仍受生物社会学影响，把资产者不义的行径仅仅看成是受其本能即“欲望”所支配的；同时作者当时为尼采思想所吸引，在作品中也流露出对“强者”不加区别的赞赏态度。

《天才》（1915）也是德莱塞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的表层意义是表现艺术家与公众的矛盾，以及情欲与艺术创作力的冲突，但深层意义在于提出了艺术在美国社会中的命运问题，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对于艺术的腐蚀、摧残作用。主人公尤金·威特拉原是一位正直而有才能的青年画家，初期作品具有忠实于生活、批判腐朽的进步倾向，广大观众赞之为“富有生气、无所畏惧”。但他却遭到趣味庸俗而又伪善的资产阶级“公众”的诽谤和围攻，后来，尤金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腐蚀下，屈服于生活压力和物质引诱，为迎合资产阶级而去创作庸俗的商品画之类。他有钱了，灵魂却堕落了，成了市侩和淫棍，终至身败名裂、精神崩溃。他的天才终于被埋葬了。

作者观察了许多有为的艺术家因走上“为金钱而艺术”的道路而被断送的事实，在此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而塑造了威特拉这个典型。他无意批评其个人的品质，而是以愤怒的心情对腐蚀、扭曲人的社会现实提出抗议，说明在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里真正的艺术难以生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德莱塞以鼓舞，他欢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谴责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1918年他的短篇小说集《自由及其他故事》问世，其中收进其名篇《失落的月亮》和《第二次选择》。这时期他迁居纽约的格林威治村，结识了约翰。里德等左翼作家，深受其影响。

1920年出版散文集《敲吧，鼓儿》，对帝国主义和金融寡头进行猛烈抨击，即可见其思想的变化。

1925年，他的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出版，立即震动了整个美国社会，给德莱塞带来世界性的声誉。这部作品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新阶段，反映了他文学的最高成就，被当时的评论家们赞为“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美国小说”。

1927年，德莱塞访问前苏联，归来后发表了《访俄印象记》（1928），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给予肯定。他在国内参加工人运动，政治观点发生明显变化。其后期创作以短篇小说、政论和自传为主。短篇小说集《锁链》（1927）、《妇女群像》（1929）相继问世，在后一集子中，他塑造了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艾尼达的形象。

1930年他公开声明支持美国共产党。1931年他深入厂矿进行调查，写成调查报告《哈尔兰矿工的话》（1932），这是一部关于30年代美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献。在政论《悲剧的美国》（1931）、《向艺术家呼吁》（1933）、《美国是值得拯救的》（1941）等作品里，他抨击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领域犯下的罪行，认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他明确宣布“拥护共产主义原则”，坚信“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把美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他积极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

1941年，他当选为美国作家联盟主席。1944年，他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荣誉奖。1945年，在他逝世前数日，他申请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在他死后，除《斯多噶》外，其妻海伦还整理出版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堡垒》（1946）。这本书描写一个被称为“国家堡垒”的正统派资产者理想破灭的故事，内容别致，但作者笔力有所衰退，且流露出一点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

德莱塞一生思想是很矛盾复杂的，有变化也有反复，但总的看来是在不断追求真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态度是始终鲜明的，所有作品几乎都触及一些带规律性的社会问题，具有较大的思想认识价值。

他的创作以内容丰厚，描写真切，风格雄浑有力见长。虽然或多或少有些自然主义痕迹，但从主导上看，其作品所提供的是浓缩的、经过提炼的艺术真实，并非是对生活真实的简单摹写。他笔下的人物大多以生活原型为基础塑造出来，个性鲜明，形象丰满，且有典型性。他精于刻画人物在特定的典型环境制约下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他以巴尔扎克式的精确性描写细节，尤其是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对人物所言所行直到堕落、犯罪等等，看来似乎只作客观冷静的描述，既不作评价，亦无讥嘲的语调，但作品作为整体却充满激情，对造成堕落或犯罪的社会给以充满义愤的揭露和控诉。

他作品之有力，就在于揭示真实之大胆，批判锋芒之犀利，和爱憎倾向之强烈。他的小说情节紧张，纵然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结局，但读起来情趣盎然，有时动人心魄。他的文笔略嫌粗糙沉重，但质朴自然，充满现代美国的本土气息。他的作品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无情地撕破了“美国文明”的假面具，突破了“豪威尔斯式”的胆小与高雅的传统，扭转了美国文坛上流行的粉饰现实的倾向。德莱塞确实对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