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家

孔子

孔子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他的祖先也是宋国的贵族，他是宋公孙嘉的后代，公孙嘉字孔父，我国古人有以祖先的“字”为姓的，孔丘就是按这种方式姓孔的。公孙嘉在宋国贵族内部的倾轧中被杀，其子逃亡到鲁国，传了五代，即到孔丘。

孔丘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的下级武官，以力士闻名。传说孔纥有9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还是残疾人，走路一瘸一拐的，孔纥很不满意，于是他就和新娶的妻子一起到曲阜东南的尼丘山求天神另赐一子。后来果然生了儿子，孔纥以为这是在尼丘山上求来的，就取名为丘。“仲”字是排行，表示“第二”。“夫子”是老师的意思。因为孔丘开创私学，并著书立说，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陂尊为儒家的始祖。所以后人敬称他为“孔夫子”。“圣”是聪明智慧的意思，孔丘弟子3000，贤人70，声誉甚高，古代公认他是有学问的聪明人，是“圣人”。西汉武帝之后，认为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有利，从此孔丘受到尊崇。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苏格拉底在古希腊教育史上的地位。

孔丘3岁时，其父孔纥就去世了，他连父亲的葬地都不知道，从此家境更加衰落，不得不做些杂活，一则赡养他的寡母，二则自己生活，所以他自称“吾少也贱”。长大之后，他当上了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据说他当委吏时，帐目弄得很清楚；当乘田时孔子像，牛羊养得很壮，表现出他是有做实际工作的才能的。

大约在30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讲学。起初只收二三名学生，人虽少，却是件新鲜事。颜路、曾点、子路、冉有、子贡等就是他最早的学生。他平时讲学是在曲阜城北的学舍里，出外游历时，学生们也跟着一道，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声，向他请教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后来他在鲁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鲁国贵族孟僖子临死前还特地嘱咐他的儿子跟孔丘学习。

孔子在50岁时，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即“中都”的地方长官。不久又升为“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但鲁国的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他只作了3个月的“司寇”，便被迫离开了鲁国，奔走于宋、卫、陈、齐等国，度过了14年的流亡生涯。他的政治主张不为各国执政者所采纳。凄凄惶惶，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在陈、蔡国流亡时，竟弄到绝粮的地步。但他仍不辞劳苦，坚持讲学，在危难之中仍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重返鲁国，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从此他专力从事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这样度过了他的晚年。他死时，鲁哀公致悼词：“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鲁哀公说：“我感到多么孤独；今后我向谁请教啊！”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墓旁搭起了草房，守丧3年，分别时都痛哭难舍。子贡不忍心离开，又独自住了3年。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登也”，意思是说，他老人家的不可以赶得上，犹如青天的不可以用阶梯爬上去。表达了学生们对孔子无限的怀念和敬仰。子贡等早期学生，曾跟随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晚期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颜渊等，接受孔子讲学带徒的衣钵，为传播古代文化，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是聚徒讲学，从事著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上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孔子一生大概教育了3000弟子，其中高材生有72人。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是和他的功绩分不开的。他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二是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

《论语》20篇，492章，11705个字。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少数学生的言语行事。它是语录体散文，语言简练、活泼生动、具体形象、用意深远。有不少语句富含哲理，而又言简意赅，耐人寻味，接近口语，明白易懂，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格言和成语。它可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化教育著作来读。要想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论语》是首先应该读的书。首创私学，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孔子说：“有教无类”。所谓“类”，即指按社会政治地位划分的贵贱、庶鄙等种类。在孔子以前，夏、商、西周的学校教育为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有严掐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贵族的内部也等级森严，有贵贱尊卑之分。孔子说“有教无类”，意思是说：任何人我都可以给他以教育，不分贵贱、庶鄙等界限，使教育普及于平民，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孔子又说：“自行束惰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惰”是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艇，10艇为一束。“束惰”即10条干肉，用来作初次拜见的礼物。但这一礼物是菲薄的。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主动拿10条干肉的见面薄礼，对这样的人戊是从没有不教诲的。

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大权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那时叫“学在官府”。到孔子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谓“失官”，指的是西周宫廷官府失守学术，以孔子像致使其不能世代相传。所谓“四夷”，指的是文化学术下移，流散于四面八方。这时政治中心逐渐由周天子转向势力较强的诸侯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文化教育中心的转移，西周的典籍文物、礼器乐器也就随之扩散到四面八方。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及文化学术下移和历史潮流，反映了新兴的“士”阶层的要求。“有教无类”的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把学校教育由“宫廷”、“官府”移到“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孔子的学生成分是复杂的。只有少数是贵族子弟，如南宫敬叔、司马牛、孟懿子等。少数是商人子弟，如子贡等，大都出身贫贱，如颜渊居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曾参耘瓜，其母织布；闵子骞穿着芦衣为父推车；仲弓父是“贱人”；子路食藜藿，负米养亲；子张是鲁之“鄙人”；子夏衣若悬鹑；公冶长坐守大牢；颜涿聚作过“大盗”。这说明孔子的学生实际上是由平民组成的。他的学生来自鲁、齐、卫、晋、宋、陈、蔡、秦、楚等国。学生也不受年龄的限制，最大的学生，如秦商，只比孔子小4岁，最小的学生，如公孙龙，“少孔子53岁”。这些都说明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一句空话，他的私学，的确不分氏族，不受等级、地区、年龄的限制。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小事，反映了春秋末期时代的特点，也反映了孔子办私学的指导思想：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促进文化学术下移和教育的普及。

主张培养“君子”，提出“学而优则仕”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就是“君子”或“君子儒”。

“君子”原是奴隶主贵族统治名的专称，即奴隶主贵族老爷的意思。孔子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道德标准的精神贵族的理想人格，孔子把“君子”当作理想的培养目标。

孔子以前西周时代学校教育目的，主要是为西周社会培养官吏和军事骨干，要求其培养对象具有忠君与勇敢的品质，也要求具有“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知识和技能。这种要求与孔子对“君子”的要求相比，那就简单多了。

孔子要求的“君子”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据《论语·宪问》载：子路曾问孔子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子路问：“像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一般人民安乐。”子路又问：“像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尧舜大概也还难以做到哩！”

可见孔子要求的“君子”有两个条件：第一，“君子”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即修养自己。第二，“君子”要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即具有治国安民之本领。第一讲的是“德”；第二讲的是“才”。孔子要求的“君子”是德才兼备，而以德为主。

在“德”的方面，孔子尤注意把握别贵贱之礼、泛爱众之仁和推己及人的恕道。泛爱众之仁，必须立足于别贵贱之礼的基础之上；同样，别贵贱之礼，也不能无视泛爱众之仁德，仁爱要落实在礼制上，礼制要贯彻仁爱的精神；在仁爱与礼制互为表里、各有功用的关系中，正是推己及人的恕道，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孔子认为，“君子”只有把握了这三点，才能忠于自己崇高的理想，这理想即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内以圣人的道德标准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之术为用，体用兼备，各尽其极致。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即是说君子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和好学的精神，应该用生命去追求真理、实现理想、捍卫正义。

在“才”的方面，孔子强调君子应有治国安民之术，具有一定的才智和从政的能力，能治“千乘之国”，能长“千室之邑”，能“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据《论语·雍也》载，有人曾问孔子：“子路这个人可以叫他治理政事么？”孔子道：“子路果敢决断，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别人又问：“子贡可以叫他治理政事么？”孔子道：“子贡通达人情事理，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别人还问“冉有可以叫他治理政事么？”孔子道：“冉有多才多艺，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孔子认为“德”与“才”两方面都需要学习，学习是做官从政的准备，是做官从政的必要条件。要做官必须经过学习。有一次子路要派子羔到费地去当县长，孔子不同意，认为子羔年轻还没有学什么，让他去做官等于害了他。子路反驳说：那里有老百姓，有土地神和五谷神，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孔子听了很生气，斥责子路进行狡辩。

那么是否凡是学习的人都能当官呢？也不是。孔子认为只有那些学习优秀、品德才能兼备的贤才才能当官。做官之后仍要坚持学习。有一次，孔子想让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出去做官这件事还没有信心”，表示自己学习得还不好，不够优异，对做官信心不足，孔子听了十分高兴，觉得漆雕开对学习十分重视。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虽出于孔子的学生子贡之口，但确实代表了孔子的思想。“优”是有余力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所谓“有余力”，即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去学习，引申意为学得比较宽些、深些、好些、优秀一些。

孔子谆谆告诫弟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意思是说，不愁没有职位，就愁没有能够自立的道德品质与才能本领。这说明孔子办教育，就是要培养从政的人才；弟子们跟他学习，就是要取得做官的资格。

所以我们说：“学而优则仕”，可以说是孔子的教育目的，或是孔子的办学思想。它对于世袭世禄制度来说，是一个大批判、大进步。因为在西周时代，做官的资格是由世袭法来保证的。当时在选用人才方面大量存在着“不学而仕”、“仕而不学”或“学而不优”的现象。贵族子弟在进学校之前，已经是当然的候补官吏了。当时不存在“学而优则仕”的要求，他们进学校学习不过是学一点与自己的贵族身分相称的知识而已。“不学而仕”是世袭制的固有特征，也是贵族政治必然趋于腐朽的一个重要根源。“学而优则仕”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不学习或虽学习而不优秀，就没有资格做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代意义和进步作用。它作为与世袭制相对立的原则被继承下来，对以后两千多年的学校教育和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曾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学而优则仕”也产生过副作用，那就是求学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做官，把求学作为夺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是其流毒。

整理典籍，编选“六经”，进行教材整编

孔子继承了西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的传统，他教育学生广泛地学习“六艺”的知识技能。由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对“君子”在德才两方面的要求都比较严格，所以在教育内容方面比西周时代的“六艺”较为广泛而深刻。

《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说孔子用4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论语·学而》说，孔子教导弟子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敬爱兄长，不多说话，说则诚实可信，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有余力，再去学习文献。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教育学生，把做人摆在第一位，把求知识摆在第二位。

孔子的教育内容包括政治道德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两个方面，而以政治道德教育为重点。“行、忠、信”部属于政治道德教育范围，而“文”有一部分属于政治道德教育，一部分则属于文化知识教育范围。尽管孔子主观上认为政治道德教育是重点，但他对文化知识教育也不忽视。在他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把所收集到的历史文化资料，精心加以整理，编著成教学用书，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历代相传的“六经”，基本上是经过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不断整理、补充而流传下来的。“六经”中保存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宝贵的文献资料。

《诗经》西周以来的诗歌。传说古诗抄本有3000多篇，孔子对此做过搜集、整理、校勘工作，存留305篇。作品大概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分为三类：一为“风”（即民歌）；二为“雅”（即宫廷之乐）；三为“颂”（即宗庙之乐）。孔子说：“诗”有300首，用一句话来概括，是“思无邪”，即其思想内容都合于“周礼”的准则。孔子很重视《诗经》的教育作用，他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不学诗便不会说话。通过学《诗经》掌握语言，培养语感。诗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孔子已注意到这个特点，他说：《诗》“可以兴”，即诗有比喻联想、托物寄兴的特点，容易培养青少年的联想力，以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诗》“可以观”，也就是说通过学诗，可以观察到社会习俗的盛衰，以培养青少年的观察力。《诗》“可以群”，是说通过学诗，来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以培养青少年的合群性，增进其相互情谊。《诗》“可以怨”，是说通过学诗，运用讽刺形式，批评政治得失，以培养青少年学习讽刺的方法。归纳起来，学习诗经，可以教育青少年懂得“事父、事君”的伦常道德，培养忠君孝父的道德情操。此外，学《诗》还可以学一点自然常识，诸如“鸟兽草木之名。”

《书经》孔子将春秋以前历代官方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成书，称之为《尚书》。《尚书》保存了夏商以来特别是西周初年重要的历史资料，编《尚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保存并向青少年传授奴隶制国家的统治经验。

《礼经》即周礼，包括西周以前的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相应的仪节。孔子是重视礼的，他说：“为国以礼”，“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立国要以礼制为核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强调“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离开了“仁”，“礼”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要求达到“礼”和“仁”的统一。所谓“仁”，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精神，“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对统治阶级内部要讲忠、信、恭、敬，对劳动人民要讲宽、惠。这样便于调节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孔子还提出了一个正名思想，其实质在于呼吁社会权威。可以推想，当时正值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不安，多种秩序并存，人心浮动，谁都不怕谁，谁说了也不算，没有权威性。所以孔子就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在君的位置，像君的样子；臣要在臣的位置，像臣的样子；父要在父的位置，像父的样子；子要在子的位置，像子的样子。其目的在于要维护必要的权威意识，这个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新旧权威相互转化时期，要注意防止权威领域出现空白，否则社会失控是难以避免的。

《乐经》“乐”即音乐。“乐”与“诗”相连，分别来说，“乐”谓乐曲，“诗”谓歌词，合而言之，“乐”也包涵“诗”。“乐”与“礼”相配合，进行政治道德教育，其作用在于陶冶情操。孔子说一个人的修养应该从学“诗”开始，以激发情感和意志；进而学“礼”，以约束其言行；再学“乐”，以形成其性格。这就是他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不仅是音乐爱好者，很可能十分内行，据说他曾学鼓琴于师襄，问乐于苌弘，他会好些乐器，如琴、瑟、磬等。他喜欢唱歌，他与别人一起唱歌，如别人唱得好听，他一定要求别人再唱一遍，然后跟着别人再唱一遍。孔了在齐国听到舜时的“韶”乐，使得他“三月不知肉味”，说明他整个身心长期地沉醉在“韶”乐之中。他评价“韶”说：“尽美矣，又尽善矣”，评价周武王时的“武”乐说：“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他提出了文学艺术的两条标准：一是政治道德标准，称之为“善”；一是艺术标准，称之为“美”。在这两条标准中，“善”是首要的，“美”是其次的。他主张“尽美尽善”，即政治道德标准与艺术标准完美的和谐与统一。这对形成中国古代的艺术传统和美育传统有重大影响。中国古代的艺术和美育传统注意朴素、淡雅、天真、含蓄、讲分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喜而不露，怒而不纵，含而不贫，勇而不莽，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国古代的文艺和美育传统，就像中华民族的性格一样：既热烈又恬静，既深刻又朴素，既温柔又高雅，既微妙又直率，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中国人民的教育和感染力是十分深厚的。

《易经》也叫《周易》，大概形成于殷周之际，包括64卦及其卦辞、爻辞，另还附有卦图、太极图、河图、洛书等图式。它本是一部推究阴阳变化预卜吉凶祸福的占卦书，但书中吸收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如古天文学、古气象学、古代数学的成就，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复杂现象，并且对这些现象又力图作种种解释和说明，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宗教迷信书，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孔子很重视《易经》，他读《易》不厌反复，曾把串联《易》竹简的皮绳磨断过3次。晚年他说过：“让我多活几年吧，到50岁时去学习《易经》，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他不仅自己喜读《易经》，而且还作为经典传授给他的学生。

《春秋经》《春秋》本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因为它是按年来编写的，所以就取一年四季中的春秋两字来命名，曰《春秋》。孔子对这部书是加过工的，作过一次修订，并用它来做历史教材。这部史书虽有明确的年月记载，但文字过简，记载的史实仅是一个大纲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记载很不详细。于是后来就有人给它将史实补充叙述和进行评论。这些叙述和评论就叫“传”。给《春秋经》作过“传”的共有三家：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作的叫《春秋公羊传》，春秋末鲁国人左丘明作的叫《春秋左氏传》，还有一位鲁国人谷梁赤作的叫《春秋谷梁传》。

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代表了春秋时期以前的文化知识的一切领域，作为历史材料，是有价值的。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就是从史料价值上肯定了孔子传授六经的历史作用。

六经是孔子私学的主要课程，有人说，《诗》相当于文学课，《书》相当于政治课，《礼》相当于道德伦理课，《乐》相当于音乐艺术美育课，《易》相当于哲理课，《春秋》相当于历史课，这种说法虽不尽贴切，但也不无道理。

六经对于中国古代影响是深刻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是喜欢遵守社会公德的，守规矩，讲礼节，这是受《礼》的影响；中国人是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的，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这是受《诗》、《乐》的影响；中国人性格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关心政治，酷爱历史，追求哲理，这是受《书》、《春秋》、《易》的影响。

孔子私学教学内容中宗教成分较少，他不愿谈论鬼神和死后的问题，显示了对于宗教的淡漠态度，这是一大特点；但孔子私学教育内容中涉及生产技艺和理论性的自然知识的研究和传授也较少，这又是一大特点。在孔子私学中，自然只是作为类比逻辑中的借喻物，没有成为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对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形成了轻自然、斥技术的传统，学校教育与科技相脱节，学校教育内容和考试内容都排斥科技知识，这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人性、人格与德治

孔子一生抱着培育人才和追求崇高道德理想的愿望，在私人自由讲学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教育经验，形成了一套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和道德教育的原则方法。

孔子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是他的人性论与德治论。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们的性情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后天的环境与教育——习染不同，人们的道德品质便渐渐地相距很远了。既然道德品质是靠后天培养而成的，那么就应该注重学习道德规范与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如果不进行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人们就不能真正形成好的品德，即使已经形成了仁、智、信、直、勇、刚等各种好的品德，如果不继续接受道德教育、坚持道德修养，这些好的品德也会分别地产生愚、荡、贼、绞、乱、狂等种种弊端，造成种种不道德的后果。

孔子主张的“德治”，就是用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用他的话说：“为敢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用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就象北极星一样处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环绕着它，以此比喻施行德治的国君将受到人民拥戴。孔子还说，如果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用刑法来约束，老百姓只能是勉强克制自己而免于犯罪；如果用道德教育来治理，用礼节来约束，老百姓不仅知道廉耻，而且民心也归服。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只有民心归服，这个国家才能立得住。在孔子看来，道德教育的价值和作用是巨大的，只要抓紧道德教育工作，国家就能治理好，社会自然就会安定，否则，社会就要发生动乱。

孔子在教育中坚持先德育后智育、智育为德育服务基本原则。为了实现“德治”的政治目的，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使人们形成完善高尚的人格，成为圣人君子。他把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当作圣人君子的首要条件。他说：“君子怀德”。君子所思所追求的就是道德，只要君子专心致力于此，仁道之德也就由此而产生。什么是仁道呢？那就是孝悌忠信，若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认为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孔子并不完全忽视文化知识对道德教育的影响，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仁德的人安于仁，有知识的人利用仁，因为智者认识到道德对他长远而巨大的利益，他便实行仁德。孔子还说：“未知，焉得仁”？没有知识：之化，怎么能够算是仁呢？由此可见，孔子主张道德教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知识教育主要也是为道德教育服务，他是把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统一起来，作为同一过程和同一目的来对待的。

道德教育应和自身的道德修养相结合。孔子认为自觉地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即是守“礼”，在自我意识上积极修养以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就叫做“仁”。“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概念。因此，孔子在道德教育中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他的道德思想体系，是以“孝怫”为根本，以“礼”为规范，以“忠恕”为一贯，以“中庸”为准绳。道德修养则是个人终生不息的自觉的进取。他说：我15岁有志于学问；30岁懂得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了；40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了；50岁懂得天命；60岁一听别人的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70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自然地不越出规矩。这一过程是指他个人从确定志向，经过继续不断的修养、学习，使他的思想行为和感情，达到高度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的过程，也表明了一个人道德修养的终身性、长期性和阶段性。

孔子还认为，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过程是知、情、意、行四者有机结合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所谓“知”，即对道德的认识。孔子强调学生要“知德”、“知仁”、“知礼”、“学道”、“适道”，即对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认识，对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有分辨的能力。

所谓“情”，即道德感情。孔子说：只有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可见仁德包含“爱”和“恨”这两种情感。“仁者不忧”，这“不忧”就是一种情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说道德教育首先要激发人们的道德感情，从学“诗”开始，进而再学“礼”，以约束其言行；然后再学“乐”，以形成其性格。他还说“好德”与“忧道”是一种积极情感，“好色”与“忧贫”是一种消极情感，道德教育可以促进消极情感向积极情感方面转化。“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懂得它的人赶不上喜爱它的人，喜爱他的人又赶不上以它为乐的人。“知之”是低层次的情感，“乐之”是高层次的情感，道德教育可以促进低层次情感向高层次情感方面转化。

所谓“意”，即道德意志与道德信念。孔子说的“志于仁”、“志于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都是强调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认为一国的军队，可以使它丧失主帅，而一个普通百姓，却不可能强迫他放弃志向。他说一个立志实行仁德的人，是不会去做坏事的。只要自己愿意实行仁德，仁德就可以达到，表现了实行仁德的信心和决心。他还说道德观念虽认识了，如不能守住与保持，即使认识了也会丧失。道德如果停留在认识上而不转化为信念，道德就失去规范行为的作用。道德规范必须由认识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对道德行为发生指导和约束作用，这反映孔子已经意识到道德教育的这一普遍规律。

所谓“行”，即道德实践。孔子说：说得多，做得少，君子以为耻。他还重视“听其言而观其行”，对于别人，听到他的话，要考察他的行为。他认为知与行应是一致的，否则根本谈不上道德，言行不一是不道德的表现。他强调志士仁人必须随时随地“克己复礼”，视、听、言、行都要克制自己，符合道德规范。

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进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使之最终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圣人”、“君子”。在长期的道德教育实践和经验总结中，孔子创立了一套道德教育的原则方法，诸如德育要通过智育进行、学思行结合、立志与力行、自省与自克、改过与迁善、乐道与安仁等，这些原则方法最根本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进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并通过主动长期不懈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最后达到完善自己的人格，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圣人”、“君子”。道德观念的掌握和道德信念的建立，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孔子称得上是最早注意到按照这条规律进行道德教育的教育家。

为了培养学生自觉地追求道德信念，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孔子反复教育学生要立志，“忧道不忧贫”，要做“君子儒”，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以实现“仁”的理想为己任，并从中获取做人的乐趣。即既要完善自己的人格，同时又要造福于人民和国家；在实践这种道德理想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并体会到人的价值与人生乐趣。在教育活动中，他常常用这种人生哲学陶冶学生的情趣。有一天，他对学生颜渊、子路说：“你们何不谈谈各人的志向？”子路说：“我愿拿出车马、衣服、皮袍与朋友们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我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说：“我们愿听听您老人家的志向。”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即让老者安度晚年，朋友得到信任，年轻人受到关怀。孔子通过与学生无拘束的谈话，示意学生朝着“仁”道的方向去修养去提高，这是他指导学生立定志向的一种方式。

又有一天，孔子和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等学生坐在一起，听曾晰弹琴，师生们沉浸在音乐的旋律之中，这时候孔子说：“假如现在有人了解你们，想起用你们，那你们该如何办呢？”子路不加思索地说：“如果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内有饥荒，外有敌兵，内忧外患，让我去治理，只要有三年时间，我保证可以治理好，使人人有勇气，个个都懂大道理。”孔子听后微微一笑，似乎觉得子路说话不大谨慎，接着就问冉有：”你呢？”冉有说：“如果有一个小国，让我去治理，也只需用三年时间，我可以保证人人富足。至于说到修明礼乐，那还不行，只有等待贤人君子了。”孔子又对公西华说：“你怎么样？”公西华说：“不是说我已经很有本事了，只是说我愿意作祭祀与外交工作，我甘愿做一个小司仪者。”孔子最后问曾晰，曾晰弹琴正近尾声，铿的一声把琴放下，站了起来答道：“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所讲的不同。”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正是要你们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啊！”曾晰便说：“暮春三月，我们身着春装偕五六位朋友与六七个小孩，在沂水旁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歌唱，一路漫步。”孔子听后深深地发出了感叹：“我赞成曾晰的志向！”曾晰表面上虽不是讲治国的大道理，实质上却是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描述了天下治平后的另一人生意趣。他们的崇高理想、政治抱负和人生意趣，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哲理，亦有诗情画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孔子进行理想道德教育是多么生动、多么富于艺术性！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孔子在教育上有许多贡献，其中关于启发式教学的思想与实践，至今对我们还有所借鉴。

在孔子之前，人们所掌握运用的教学方法，是强灌硬填的注入式，不管学生的情况如何，不择手段，甚至采取野蛮的体罚，强迫学生进行学习。从孔子起，这种情况才开始转变，这就是他所倡导的与注入式对立的启发式教学。

孔子在他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要使学生获得广大博深的学问和知识，就必须依靠学生好学、乐学，依靠学生自觉地思考。于是他提出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著名思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启发”一词即从此而来。“举一反三”的成语亦从此而来。所谓“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即心里想通还未完全通的时候；所谓“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即口里想说还未完全表达的时候。孔子的意思是说，当学生对某一问题积极地进行思考，心里想通但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给予启发；当学生对某一问题思考已有所得，但还不十分贝确，还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时候给予开导。比如一个四方的东西，已经对他讲了一个角，如果他不能据此推知其余三个角，那就不必再讲了，因此这说明：每个学生没有主动积极的思考，仅靠教师讲授是没有意义的。总起来说，就是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观察学生，调查研究，当学生欲知而不知，想说又说不出时，就是他们心理上产生了“愤”、“悱”，这时他们的注意力是集中的，思维是敏锐的，想象是活跃的，教师略加启发诱导就可豁然开朗，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孔子启发式教学，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尊重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推动了教学工作的进步。这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的“启发式谈话法”，不仅早了将近百年，就其内容说也要丰富得多。

孔子不仅描绘了启发式教学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而且还指出其中心问题是让学生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学习中要思考，思考不能脱离学习。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而不思考，就容易上当受骗；只思考而不学习，问题仍疑惑不解。这说明学习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孔子把“学”与“思”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教学方式上，孔子改变了那种由教师一人唱独角戏，板着面孔说教的注入式教学，而广泛使用了启发式问答的方式。他不但经常向学生提出启发性问题，而且还鼓励学生提出问题问老师。据《论语》载，他的学生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达一百多处，如“问仁”、“问礼”、“问政”、“问孝”、“问知”、“问士”、“问友”、“问耻”等等。对于学生中一些有见解的回答，他公开加以赞扬，如他对子夏就说过：“能够阐发我的意思的是子夏呀！现在我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他对子贡也说过：“子贡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你能有所发挥，推知另一件了”。他对颜回能“闻一知十”，更加赞美，并公开承认自愧不如。他对学生中凡能提出具有深刻意义问题的，要给予“大哉问”、“善哉问”的褒奖，鼓励学生深入思考，发现问题。他所不满意的是那些不动脑思考的学生。他说，对于一个遇事不问怎么办怎么办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认为整天吃饱了饭，不用一点心思，这种学生是很难有出息的！鼓励学生提问这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

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方法也是很巧妙的，他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说，爱好学习，以学习为乐趣的学生，才能产生学习的“愤”、“悱”之感，才能克服困难，乐此不疲。这已涉及到内在学习动机问题，他还善于运用榜样和比喻启发学生，如他曾高度称颂某些历史名人的善政懿德，甚至直接用文王、武王、周公、管仲、子产等人的言行作教材，他歌颂尧、舜、禹、汤节衣缩食，吃苦在前，与民同乐的德政，都是为了给学生树立榜样，启迪学生的志趣。他善用比喻启发学生，如他用流水的昼夜不息解释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用苍天不语而行四时，说明以身作则、行无言之教的意义；用松柏比喻人的节操；用日蚀月蚀比喻人改过的重要性等等。他常教导学生应从近处着手，一步步去做，可以说这是买践仁道、追求学问的方法了。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有时并不直接回答，而是从正反两方面提出补充问题反问学生，让学生竭力思考得出正确结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不是啊！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但是我从他那一问题的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才认识到许多意思，然后尽量地告诉他，逐渐找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对于调动发问者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运用已有知识推求未知结论的能力是大有好处的。这与苏格拉底的启发式谈话法或称为“产婆术”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敏而好学，学而不厌

孔子一生中，求学从不满足，从不懈怠，他的一生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在孔子看来，学好是教好的前提和基础，作为教师首先应毫不厌倦地去学习知识，研究学问，只有掌握了渊博的知识，才能为人师，才能教诲学生。孔子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使他在教育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成为后世之师表。

“敏而好学”，以学为乐，是孔子关于学习的基本态度，认为“好学”是一个人最优良的品质，他自认为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好学”。“子人太庙，每事问”，孔子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发问。他求学于野，善于向各种人学习，他曾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问官于郯子，他“不耻下问”，虚心学习，抱着“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的态度向别人求教，即使自己有能力，有时却去向能力低的人请教，自己知识丰富，有时却去向知识缺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像没有学问的人一样，满腹知识却像空无所有的人一样。他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说，三个人一同走路，其中便一定有可以为我所学习的人：我选取那些优良部分而学习，看出那些不良方面而改正。他认为能使其择善者是其正面老师，能启发改过从善者就是反面教员，都可以称为“师”。这种虚心好学的态度，为他的学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孔子在学生面前，从不以教师自居，能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在孔子看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青年学生是可敬畏的，怎能断定他们将来赶不上现在的成年人呢？这是包含有青年人超过老年人，学生超过老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观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认为当一种正义事业需要人去承担时，青年一代要敢于勇往直前，责无旁贷，即使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即面临着实行仁德的事情，可以不必对老师谦让，这里包含着在仁德和正义面前师生一律平等的思想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观点。

孔子的治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而孔子的治学方法，也很有价值，孔子认为治学既要“博学于文”，又要“多闻”、“多见”。他认为从实际生活中学习，也是求知的一条重要途径和方法。在治学中坚持实事求是。在做学问上，如果文献不足，他就重新考察，从不胡编瞎造，反对道听途说。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做才“是知也”。他反对那种不懂装懂的学习态度，对那种“本来没有，却装着有；本来空虚，却装着充实”的人，他是很反感的，认为这种人不仅永远不能由不知到知，而且也永远不能由知到智，是不明智的表现。在治学上，他杜绝了四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他还主张学以致用，学行结合，认为学习探求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运用知识和修养正身。他说：熟读了《诗经》300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呢？不能将知识加以运用或不会运用，等于没学。孔子还提出了“学而时习之”的学习原则，他注重学习过程中复习和练习这一环节，认为既学又习，边学边习，才能搞好学习。他认为学习了，然后再经常温习、练习、实习，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技能，获得了成果，内心感到愉快与满足，不也令人喜悦么？他还说温习旧知识，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会，新的见解，这样的人就可以做老师了。他主张从旧的知识中得到启发，悟出新的道理来，这涉及到对新旧知识关系的看法，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与教学规律的。他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牢固地把握所学的知识，对所学的知识熟练了，融会贯通了，便可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由已知探求未知。

孔子关于治学的论述也是他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之一，其反映出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今天仍可作为借鉴。

孟子

孟母三迁与断织劝学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前372～前285）邹国人。邹国是与鲁国邻近的一个小国，地点在现在的山东省邹县。

孟轲父早死，小时由孟母教养。孟母很注意对孟轲的教育。传说孟家先住在坟墓附近，孟轲小时候做游戏就学埋葬死人，孟母惟恐这样下去对孟轲产生不良的影响，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孟轲住在集市旁边，又去学商贩叫卖，孟母感到这也不是教育孩子的环境于是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使他便于学习礼仪，孟家最后定居下来了，这就是流传很久的“孟母三迁”的故事。

据传孟轲小时候，读书不努力，贪玩好耍。有一天孟母问他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孟轲说：“我的东西弄丢了，刚去把它找回来。”孟母听了很生气，就用刀把机上正在织的布割断。孟轲又惊又怕地问：“母亲为什么这样做？”孟母说：“要你用功读书，就是要你成名。现在你不学习而去玩耍，就像我割裂机上的布一样，布断了再也难以接起来了。”此后孟轲懂得刻苦学习了，这也就是流传已久的“断织劝学”的故事。《三字经》写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就是指的这两个故事。

还有一个“杀豚不欺子”的故事，说的是孟母对孟轲施以诚实不欺的品德教育的故事。有一次，邻居家磨刀霍霍，正准备杀一头小猪，孟轲非常好奇，问孟母：“邻居在干什么？”孟母说：“邻居正在杀猪。”孟轲说：“杀猪干什么？”孟母笑了笑，随口说道：“是给你吃啊！”刚刚说完这句话，孟母就后悔了，心想本来不是为孩子杀的猪，我为什么要欺骗他呢？这不是教他说谎吗？为了弥补这一过失，孟母真的买了邻居的猪肉给孟轲吃了。

无论“孟母三迁”、“断织劝学”和“杀豚不欺子”故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何，但故事所反映的主题思想是与孔子“学而优则仕”以及儒家重视的道德教育传统思想是一致的，其中包含有重视教育与环境的作用，也包含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中国古代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良好的家教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条件。

孟轲稍长，从学于子思的弟子，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亻及，所以司马迁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孟轲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春秋》。他虽没直接受业于子思，确属于子思学派，后世也称他与子思一派为“思孟学派”。孟轲以孔子的继承者自豪，还叹息自己出生晚，他对孔子尊崇备至，说古圣人的行为我可惜都没有做到，至于我的愿望乃是向孔子学习。

孟轲是孔子的崇拜者，他一生的出处进退也与孔子相似。成年以后从事私人讲学，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游历四方，但不见用。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学和著述，孟轲的一生，除中年以后有20多年游历各国外，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作人生的乐事。这是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与“育”二字联系起来；也是第一次提出把培养天下优秀人才之事当作人生最大的快乐。孟子的学生留下名字的虽没有孔子的学生那么多，但就《孟子》一书所记确切可考的也有10多人，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

据《孟子》载：孟轲游历各国时跟随的车辆数十，从者数百，可见他的学生和随从还是不少的。对于诸侯，他是很傲气的，他认为向诸侯进言，就得轻视他们，不要把高高在上的诸侯地位放在眼里，即不被权贵们的威势所吓倒而挫伤了说者的斗争勇气。权贵们有财富、爵位，而我有仁义道德和学问，我为什么觉得比他们少了什么呢？公然表示与国君分庭抗礼，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是相当解放的。所以当时知识分子能够在文化学术领域纵横驰骋，少有顾忌。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意思是说，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今日的社会里，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快乐呢？这句话表现了孟子的胆识、气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时齐国的国都临淄设有“稷下学宫”，招揽各国著名学者到学宫讲学，一时成为四方学者荟萃之地。它虽是国家办的学校，但不同于西周的官学，而是专为延聘各家各派学者来齐国讲学而开设的，为各家各派提供自由争辩的公共讲坛，实际上是一所兼容并蓄各个学派的学府，包括儒、道、法、名、阴阳各家和“学无所主”的学者，孟子曾游学于此，并备受优礼和尊重。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被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后人把孔孟的主张合起来称之为“孔孟之道”。

晚年孟子回到家乡从事教学，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一起把他的言论编成《孟子》7篇。《孟子》与《论语》一样，也是语录体。各篇章之间无必然联系。但其对问题的阐述，富有较强的逻辑性，具有论说的特点，其中有精细的刻划，生动的比喻，流畅的文字，曲折尽情，波澜壮阔，这说明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的形象思维与理论思维的水平都大大提高了。孟子自称“好辩”，也是战国中期著名的辩论家。《孟子》同《论语》一样，是研究先秦教育思想的重要著作。《孟子》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讲政治与教育问题，其哲学观点也是从道德伦理问题出发而展开的，很值得我们一读。

讲道德，说仁义

《三字经》说：“《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仅12个字，概括了《孟子》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亦突出了孟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强调了‘仁义道德”的教育。

孟子在兴办教育的过程中，十分重观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仁政的一部分，没有教育，仁政是不能实现的，而进行道德教育能使君主大臣明人伦，老百姓们亲爱相处，这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说过：如果居上之人不懂礼义，居下之人不知学习仁义道德，则易于为乱，违法乱纪的人都起来了，害民之事就会层出不穷，国家灭亡即在旦夕，没有多长时候了。所以他在讲了一番仁政（包括经济措施）之后就说，必须设立学校（庠、序），进行孝、悌、忠、信等方面的教育，有了这样受过教育的人民，就可以战败秦、楚那些强国，可以得天下。

“性善论”是孟子的道德教育思想的心理基础。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在于保持善性，培养善性，扩充善性，并排斥环境中坏事情的污染和损害。孟子的“性善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生来就有“良知”、“良能”，人人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萌芽——“四端”，并人人具有由这“四端”发展而成的“仁、义、礼、智”四种道德。他把这些道德观念说成是天赋的，不是由于外人给予的，是与身俱来的，只要把已经失去的善心收回来就够了。孟子认定教育的作用并不是要自外注人一个人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只是在于把人天赋的善端加以保持、培养、扩充、发展，或把已经丧失的善端找回来，排斥环境中的污染和损害，启发一个人恢复天赋的道德观念，促使其对固有善端的自觉，使之发扬光大，而成为道德上的完人。

孟子认为凡是人类都具有先天的德性，好像有口都能识味，有耳都能听音，有目都能观色一样，有心便都能识理义，他把这称之为“同类性”，并认为圣人和我们同类，具有同样的心，所以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就得出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结论。这不但论证了人人都可接受教育，都有培养成为圣贤的可能性，而且也反映了孟子的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倾向。人人只要按照自然的天性，给以良好的环境和教育，如同种庄稼一样，给以充分的阳光雨露，如同种树造林一样，不要常去砍伐，就都能生长得很好。这里包含着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思想，内因虽有善质，但还要靠外部的环境和教育的作用，这是孟子从“性善论”观点出发论证教育作用的合理因素。

在道德教育中，孟子注重培养舍生取义的精神。孔子在教育中注重“仁”，而孟子在教育中注重“义”。如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则说“舍生取义”。孟子认为无论做什么事应看它当为还是不当为。两样东西你都想要，但总要放弃一样，取其中的一样。如生命和道义都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二者不能并有，即使牺牲生命，也要保全道义。生死与荣辱发生矛盾时，志士仁人宁愿光荣而死，不愿屈辱而生。死虽可恶，但还有比死更可恶的行为，就不应避死而苟活，那就要舍掉个人的幸福以至生命，实现其道德理想。可见孟子认为道德生活比个人幸福、比个人生命都重要。这种道德境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民族英雄，与孔孟成仁取义的教导不无关系。

孟子根据“取义”提出了大丈夫的标准，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即有志气有作为的人。孟子认为，只有这样的人，经得起富贵。贫贱和暴力的考验，才能自觉地为实现仁政理想而献身，才能把道德规范的认识转化为自己的坚强信念。这条著名格言是后人经常提起作为自勉或教育青年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写照。

由于孟子把道德归于天赋，所以他的道德教育方法偏重于存心养性、寡欲和自反等方面。他同孔子一样要求“立志”，其内容便是志于仁义，有了仁义的志向还要能保持不变，这叫做“持志”。他认为能立志、持志的人，才能“养气”。他很重视“气”，但“气”要由“志”来统帅，有了“气”才会有实行仁义的勇气。孟子自称他善于“养吾浩然之气”，他的功夫就是平日能“集义”、“积善”。经过长期锻炼与积累就产生了一种“至大至刚”的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种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神秘色彩，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常讲“士气”、“民气”、“朝气”、“勇气”、“一鼓作气”等，主要是我们平日行事有理有义，或者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或者胸怀符合人民利益的远大理想。

孟子注重存心养性，是因为他认为人的贤与不贤，决定于他对先天的善端能否“存”、“养”和“扩充”，所以不可放荡，放了心就要收回来，如果诚实无虚地做到了这些，那就是最大的快乐。孟子强调寡欲，如果寡欲，即使失去了一些善心也不会多；如果多欲，即使能保存一些善心也就不多了。他主张寡欲而不是灭欲，灭欲是不对的，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欲望，正当的欲望是无害的，有时还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孟子还认为人会有过，改了就好，不要老是追究。他指出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求得的，什么事都要“反求诸己”，譬如你爱别人，可是别人还是不来亲近你，你就该反问自己仁义之心是否不够；你担任治理国家的工作，但是社会治安纪律却不好，那就要反问自己采取的办法是否不明智；你以礼貌待人，但人家不答理你，那你就应该反问自己的谦恭是否合适。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便要反躬自责，他还警告人们不要“自作孽”，凡是自作孽的人必然得到恶报，无法挽救了。此外他还进一步要求人们“与人为善”、“善与人同”，要求广泛地向周围学习，吸取所有的善集合到自己身上，并以此为快乐。认为这种主动、积极的“乐善”精神，推动着互相帮助，大家共同为善。

孟子在道德教育中还注意意志锻炼，他不像孔子那样重视感情的陶冶，而是特别注重挫折教育，在实践中进行意志磨炼。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聪明和才智，都是在艰苦和患难中锻炼出来的。他历数传统中的尧、舜、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任大事者，说明人才都是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将要担任重大责任的人，应当先经过一番艰苦锻炼，必先使自己的心志受到磨炼，筋骨受过劳累，体肤受过饥饿，身边时常缺资少粕，不能任意行动，这样才能震动他的心魄，坚韧他的性格，增加他忍受的能力，有了过失才能改，经过迷惑和思虑才能有所作为。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他还教导学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逆境时要独善其身，顺境时要兼善天下。孟子把在实践中进行意志锻炼当作造就一个伟大人物的必备条件，这是很有意义的。孟子的这些道德格言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看到的，也是我们在道德教育中可以借鉴的。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孟子认为“善教”是“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认为良好的政治赶不上良好的教育那样获得民心，良好的教育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所以他把教育看得比政治还重要，终身为之倾心尽力。他明确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自己一生的最大乐趣之一。虽然他曾批评过那些“好为人师”的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他自己却还是尊重老师，重观教育，并乐于做一名受学生爱戴的好敦师。

孟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与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他和孔子一样强调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他认为对学生的教育，应采取有德者成其德，有才者成其才，有的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言语行动示范教育他，有的学生则不去做具体指导，让他自悟，自己明白道理进而努力上进。他认为教师能自如地采取因人而宜的教学方法，教学便可收到圆满的效果。孟子在启发诱导时，采取对学生“引而不发”的态度，像射箭那样以跃跃欲试的姿态去启发学生，在教学中，他不急于把答案告诉学生，而是引导学生自己思考，自己解疑，激发学生勇敢进取的学习精神，如他教育弟子学习必须持之以恒，就以掘井打比方：一口井打了很深，但还没有打出水来，如果不坚持打下去，这口井就报废了。他说学习也是这样，没有坚持精神，就会半途而废，徒劳无功。

在教学方法上，孟子还强调循序渐进的原则。他说，教学过程如同流水一样，必须“盈科而后进”，意思是说流水遇到坎坷时，必须等水盈满之后才能继续往前进行。他还讲了一个宋国人“拔苗助长”的故事，这个宋国人担心禾苗不长而一一拔高，疲倦地回到家里，对家里人说，今天我累坏了，帮助禾苗生长了。他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孟子认为违背客观规律地去帮助禾苗生长的人，这种助长行为，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他以禾苗的自然生长来比喻人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发展，他一方面主张尽力耕耘，反对放任自流，另一方面又反对拔苗助长，反对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要求教学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叶圣陶先生生前很赞成孔孟的一些教学方法，他写了一首诗：“找到根源古有云，愤悱启发最精纯。揠苗刻板都抛却，乐育全新一代人。”他主张现代教育应吸取古代孔孟的启发诱导、反对拔苗助长等优良的教育方法。

孟子认为在引导学生如何学习上，除了要专心致志、坚持不懈、由博返约外，尤其提出要主动自得。孟子认为学习应有主动性，要自觉地去学习才会有所得。因为被动的学习是外力强加的知识，内心并无所求，亦无所得，只有自觉主动地刻苦钻研，才能透彻地理解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的时候才能左右逢源。为了启发学生主动自得，孟子很注意培养学生大胆怀疑的精神，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完全相信书，还不如没有书。他还认为学习中要靠思考，“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大胆存疑，独立思考，才能获得真知灼见。为了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他平时教学就注意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有一次，他讲男女不亲手接东西是礼时，就说：“如果见到嫂子掉到水里，而不伸手去拉她，把她救起来，那就是豺狼了，从何谈礼呢？”孟子不仅提出了伦理道德的新见解，而且还帮助学生克服呆读死记的弊病，活跃了学生的思维。

在教学语言上，孟子可说是一位大师。在先秦诸子中，他是以能言善辩著称的。他犀利的语言和敏锐的洞察力往往使论敌叹服，而在教导学生时，他的语言却变得委婉浅显、通俗易懂，他常常以一些生动的小故事来说明深刻的道理。如“拔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缘木求鱼”、“专心致志”、“得道多助”、“杯水车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等等。他说当一个教师，应“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你想教导别人，必先使自己明白，然后再去教别人明白，如果你自己还糊里糊涂，怎样使别人明白呢？这话是何等的深刻。在《孟子》一书中，用较恰当的比喻来说明问题的地方，不下数十处，可见善于比喻、深入浅出是孟子教学语言的一大特色。

董仲舒

董仲舒其人其书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是西汉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

他出生于一个田连阡陌、牛马成群、家有大批藏书的富人家庭。自幼勤读儒学，“三年不窥园”，连家里的花园看也不看，专心向学，经常骑的马不去分辨雌雄，他喜钻研书本，达到如痴若愚的程度。中年收徒讲学，“下帷讲诵”，讲学时，挂上一幅帷幔，他在帷幔里边讲，学生在帷幔外边听。招的学生多了，有时就叫他的得意门生转相传授。他的声誉大，汉景帝时，他因专精《春秋》经而被选任为博土，但汉景帝崇尚黄老道家学说，朝廷不太重视他，他无事可做，仍教书授徒。

汉武帝即位后，让全国上下推荐人才以备咨询，建元元年（前140）时，董仲舒39岁，被汉武帝召见，武帝接连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也称为“天人三策”，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等重大决策，同时还论证了天人关系、天人感应、神权与君权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汉武帝对他的意见十分赞许。

对策后，董仲舒被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任国相。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是一个十分粗暴、蛮横、野心勃勃的武夫，刘非知道董仲舒是当时声望很高、举国知名的大知识分子，因而对董仲舒格外尊重与重视，想让董仲舒辅助他推翻汉武帝、篡夺中央政权。董仲舒规劝刘非，对刘非讲了《春秋》经中维护“大一统”的精神，暗示他不要称霸，并对刘非讲：“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说，做为“仁人”，应重义忘利，一个仁者要尽量以道义来端正自己，不要去追求个人物质利益，要尽量光明美化封建道德，不要去计较个人得失。董仲舒认为重要的是国家整体的“道义”，而不是局部的或个人的“功利”。实际上是规劝刘非一类应放弃过多的特权，不要闹分裂，应服从中央朝廷长远的统一的根本的利益。

公元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发生了大火。不久辽东的高庙也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灾异迷信的好机会，他不顾身患重病，匆匆忙忙起草了一份奏章，他想借这两次大火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首劝其（武帝）杀骨肉大臣”。正巧中大夫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主父偃趁董仲舒不注意把其奏章草稿偷走了，交给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要杀董仲舒，幸亏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等苦苦哀求，才免于一死，但董仲舒的江都易王相被罢免了。从此他又回到家乡从事教书活动。

公元前125年，董仲舒又做了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刘端对董仲舒还比较尊重，因为董仲舒是全国知名的大儒，刘端也想依靠董仲舒辅助，使他称王称霸。但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在这里时间长了遭到不测，于公元前121年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结束了他的做官生涯。

董仲舒晚年，诸事不问，只是埋头写作与教书，但朝廷有大事，仍派专人向他请教。死后葬于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他为汉朝廷的效劳尽忠，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在今西安市和平门内迤西一段地区）。

董仲舒的著作很多，但绝大部分失传了。流传至今的只有一本《春秋繁露》和《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有关资料。“繁露”，是王冕前后所悬的玉串，有联贯之意，以此比做《春秋》经的属辞比事。《春秋繁露》就是董仲舒对《春秋》经有关内容的解释和发挥，或许是他讲学的部分讲稿。《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附在《汉书·董仲舒传》之后，汉武帝与董仲舒一问一答，是很宝贵的思想资料。

“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董仲舒学识渊博，弟子众多，为皇帝所赏识，在他接受汉武帝亲试“贤良”之士的三次策问中，为汉王朝提出了文教政策的建议。他继承了孔孟的“德治”、“仁政”思想，并赋予神学观点，用“天人感应”之说，宣称天是至上的主宰与君权神授的思想，又讲天道有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意尊阳而卑阴，重德教而不重刑罚，他把教育当做国家的大事，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指出：“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意思是说，王者在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育当作主要任务的。

为了加强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对汉武帝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重视统一是天地不变的原则，凡不属于六经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齐头并进，这样邪僻的学说消灭，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所应走的方向了。他明确提出以“独尊儒术”作为统一的指导思想，用来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而使臣民知其所守与所从，这最适合于加强封建中央皇权和巩固封建制度一统天下的事业，因此遂被汉武帝所采纳，作为汉王朝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和文教政策的主旨。

为了培养和选拔精通儒经的人才，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开创太学以培养贤士，他说，乎日不养士而想要求贤，就好像不雕刻玉而要求玉有文采一样，那是办不到的。所以他说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是贤士所由出，教化的本源。他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养天下的人才，常考核他们，发展他们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公元前124年下诏在京师长安正式设立了太学，以儒经博士为学官——专职教授，招收弟子50名，授以儒经，为国家培养官吏。这便是汉代正式成立太学之始。商周时代我国虽然已有了大学的初步形式，但严格地说，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却是从汉武帝时创立的太学开始的。所以由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的举动，在中国教育史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汉代太学与欧洲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里亚大学等同处于最古老的地位。

然而设太学以培养人才，周期较长，且人数有限，因此董仲舒又提出了“选士”办法，即建议各级官员重视发现、推荐和选拔社会上既有的人才，并建议各级官员所选拔的人才如属贤才则有赏，所选的人才如不肖则有罚。而且董仲舒还注意到在实践中考察人才的贤德与才能，主张度量了才能再给他们以官职，考察了德行再来给他们以职位，反对凭资历、熬年头、论资排辈，不要以日月的积累计功，这也是很有价值的思想。由于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双管齐下，故能遍得天下之贤才。这种培养与选拔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同步前进的思想，不仅对封建时代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影响，对今天我们改革教育、培养和选拔人才也是有启发的。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的传统，非常重视国家的教民事业，他认为王者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德治和教化。他说，教化没有建立就不能把人民纳入正道。老百姓追求利益的趋向如同水向下流一样，不用教化当作堤防的话，是不能停止的。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这是堤防完好的证明。教化废止而奸邪出现，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堤防坏了的证明。所以古时王者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建立大学，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用仁德来教育人民，用道义来感化人民，用礼节来调节人民，因而刑罚虽轻而人民没有违犯禁令的，这是由于施行教化造成的良风美俗的原因啊！他还说，现在的郡县令，就是人民的老师和领导，是派他们禀承风旨来宣传教化的，如果这些地方官的教化工作没有做好，那么君主的仁德就不能宣扬，君主的恩惠就不能达到民间。由此可见，董仲舒十分重视教化工作，把教化民众的任务当作各级行政官员的重要职责。在封建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可能享受学校教育的，他们只能受到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教化与陶冶，也就是只能接受官方“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仁、义、礼、智、信）的宣传与教化。汉代的各级地方官，特别是作为乡官的“三老”等都是在民间对劳动群众进行教化的，目的是使民众不犯上作乱而成为良民。这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务以德化民”在汉代文教政策上的实施情况。

总之，董仲舒的“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的思想，奠定了汉武帝文教政策的基础，这不仅对汉代，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各个王朝的文教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善一、常一、专一

董仲舒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独立思考，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自己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注意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探求学问。东汉时的王充就说过：“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他这种“专精一思”的精神，令人敬佩。

董仲舒曾提出过“善一”、“常一”和“专一”的学习要求。

所谓“善一”，就是要求专精于一，要有所专长。他说，一个人不善于一，没有获得某种专长，就不能立身，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所谓“常一”，就是要求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一种学问。他认为人人都可以学习，但只有坚持不懈地学习一种学问，才能获得显著成效。他曾引用过《诗经》和《尚书》中的话，提醒人们注意：“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努力呀！努力呀！”以此激励人们永远努力学习，不断进取。

所谓“专一”，就是要求在学习过程中专心致志。他指出“事无大小，物无难易”，但必须专心，否则将一事无成。他举例说：“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这在学习上讲，就是说不能一心二用，不要分心走神，要集中注意力，专心致志，才能学好。他说：“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即心不专一，就必将失败或发生弊害。

董仲舒还提出了由一知多、由专一通博学的学习方法，即“多连博贯”。所谓“多连博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由一知为起点，多方联系，融会贯通，以达到触类旁通、一通百通的效果。他的“多连博贯”，不仅是由一知到多知，由专一到博学的学习方法，而且也是他的“知往明来”的学习目的。所以他得出“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的结论。董仲舒非常相信这一方法，他认为只要掌握了这一方法，就能把握住“一是”，天下的道理就可以完全掌握了。董仲舒这种“多连博贯”的学习方法，在一定条件和一定范围内运用，有助于由个别到一般，触类旁通，见端知本，加深理解。其特点是，掌握着一个根本点，以之进行博贯多连的推断，这里有形式逻辑演绎推理的思想，有其合理之处。总之，董仲舒的“专精一思”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是值得后人效仿的。

颜之推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颜之推（约531～590）字介，梁朝金陵人，祖籍琅砑临沂（今山东临沂）。出身于世代精于儒学的仕宦之家，早年得到家庭传授儒学的熏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基础。他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且长于写作，词情典丽。他曾在南朝的梁朝和北朝的齐朝做官，齐亡以后又做隋朝的学士。他一生遭遇三次亡国之变，历仕四朝之官，多次险遭杀身之祸，因而深怀忐忑之虑。

颜之推是当时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虽然没有专门从事教育工作，但在晚年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鼓励子孙继承家业，扬名于世，他写了《颜氏家训》20篇。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反映了这个时代一部分教育史实，提出了士大夫家庭教育的普遍问题，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后代封建士大夫的家庭教育深受此书的影响，称此书为“家教规范”。全书以说理为主旨，每篇都不是长篇巨制的专论，而是围绕一个中心集合多则的随笔、札记。其写法是先提出思想观点，然后列举若干事例为证据，往往正反对比，爱憎鲜明。语言通俗平易，朴素无华。既不是六朝骈文，也有别于秦汉古文，而是接近当时口语的通俗文。全书内容丰富，议论横生，文笔生动，趣味隽永，写得深入浅出，语短意长，实实在在。有人用“一个老父亲的叮咛”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其内容与主旨，颇能得其精神。他是一位老于世故的长者、聪明睿智的学人、机灵权变的政治活动家，在平安地度过乱世的风云之后，向他的家族子弟讲述自己的经历风险、体验教训、思想心得，作为一种思想、道德、文化、政治的训导。颜氏是一个大家族，在颜之推所处的时代，政权频繁更叠，风云时时变幻，生命如草，杀人如麻，多少显赫家族，暴兴暴亡，而颜之推一家却乱云飞渡，从容不迫，趋利避害，维持住家族的生存、体面与尊严，确属不易，确需有一种原则、思想的支持与手段、方法的应付。虽说颜之推撰写此书名为“家训”’贯串了道德与精神的说教，但它却是有机地寄寓于优美的言词、动人的故事与丰富的学问、知识之中谈历史，谈时事，谈风俗，谈掌故，谈文学，谈养生，谈教育，谈家庭，谈哲学，谈道德，谈宗教……侃侃而谈，娓娓动听，尤其书中一些生动活泼的故事趣闻，明晰哲理的议论，家庭教育的原则方法，更能动人心扉，所以成为千古名著。

当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说：“《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宋代朱熹编的《小学》，清代陈宏谋编的《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此书。后人作《家训》皆溯源于此书。故有人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历代学者对《颜氏家训》评价甚高。此书多次重刻，一再重版，不是偶然的。

“早教”与“晚学”

《颜氏家训》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教育思想，“早教”与“晚学”则是这本书中在关于“教”与“学”问题上的精辟见解。

在颜之推看来，对儿童必须及早地给予教育，他说，古代圣王有胎教之法。胎教，是孩子还未出生阶段的教育，指的是妇女在怀孕期间有意识地对胎儿发育施以良好的影响。据传周文王之母太任就实行过胎教，中国古代帝王重视胎教，认为这是王业兴衰的根本大事，主张孕妇怀孕后在饮食、视听、举止、清洁等方面要避开不良影响，喜怒哀乐适度，修养身心，培养情操，有利于胎儿发育良好。但一般家庭没有条件进行胎教，颜之推说，纵然做不到胎教，那也要及早从婴稚时期开始，越早越好，他认为及早从婴儿能认识外界的人与事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教育，该教孩子做什么就引导他去做，不该让孩子做的就不让他去做，这时，主要应进行行为方面的教育。来自成人方面的态度和表情——神色、喜怒——是儿童行为的标准，是指导儿童行为的红绿灯信号，因此，成人应注意使自己的态度和表情恰如其分。

不仅良好的行为习惯需要及早地培养，就是儿童获得知识技能的学艺活动，也应当及早地进行。颜之推认为这是由于儿童的年龄特点所决定的。孩子幼年时期，心志专一，长成之后，思想懒散。他认为应当抓紧在精神专一的幼年时期，让孩子们开始学习知识技能，切不可等到长大成人、思想懒散的时候，才去学习，那就丧失了教育的最佳时机。他还引用了孔子的话：“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作为思想理论依据。又引民谚“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作为例证，认为要使媳妇屈从于公婆，一入门就要让她遵守家规；同样要使儿童成长为一个理想的人，也应抓住婴儿阶段，先人为主，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婴幼时期比较容易接受影响，思想观念还没有形成，接受塑造的可能性最大，性情纯洁，未染恶习，所以说早期教育的效果最佳。

颜之推认为不能用溺爱代替对孩子的严格教育，父母在子女面前应庄重严肃，不可“无教而有爱”。如果在饮食、言论、行为等方面，对孩子一味溺爱和放纵，做错事应该训诫孩子却反而奖励，说错话应该斥责批评却反而置之一笑，等到孩子长大了，认为应该如此，结果铸成大错，悔之莫及。这时鞭挞至死也难收到效果，越是愤怒越会增加怨恨，最后孩子终究成为德行败坏的人。这就是说，教子严格，不可溺爱偏爱，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他总结家庭教育的经验说，从古至今，人们疼爱孩子很少能够做到适当了。他认为贤能俊秀的孩子自然应该赏爱，就是顽皮愚笨的孩子也应当怜悯。有着偏爱毛病的父母，虽然总想着对孩子厚爱，但往往却成了给他们带来了祸害的因由。溺爱偏爱等于害了孩子，给孩子带来了祸害。这个深刻的教训应该吸取。他认为严于要求，勤于督训，子女才能成器。

他还很注意周围环境对子女的影响，要求家长审慎地看待子女左右的人，以防导入歧途。慎重地选择师友，发挥教育习染的积极影响，潜移默化，这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环。他认为家庭教育不在于长篇说教，而在于长辈示范。他把长辈的道德行为榜样所发挥的作用影响，称之为“风化”，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仿效，丝毫不需强制。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儿童从小培养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他还认为从小学好语言十分重要。在家庭教育中，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是做父亲的重要责任。一事一物，不经过查考，不要随便称呼。语言教育是基础，不从小对子女进行正确的语言教育，将对子女留下极不好的影响。正因为颜之推重视家庭的语言教育，给他的子孙留下了好的影响，所以他的子孙后代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人的幼年时期，是学习的最佳时期，固然应当抓紧时机，努力学习，但是这也并非每个人都有条件做到的。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条件和情况不同，有的人因种种原因，失去了幼年时期良好的学习时机。颜之推认为，失掉了幼年学习机会的人，也不必悲观失望。只要自己坚定志向，不自暴自弃，坚持学习，持之以恒，还是能够有所成就的。这就是他关于“晚学”的观点。如果一个人自己看不起自己，思想不求上进，那还有什么作为呢？颜之推列举了历史上很多因坚持“晚学”而获得巨大成就的知名人物，如公孙弘40多岁，才读《春秋》，后来任职丞相；朱云也在40岁时才开始学习《论语》和《易经》，后来成为大儒。这些都是“早迷而晚悟”的人，他们能坚持学习，并运用所学的知识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足见“晚学”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颜之推批评有些人20岁左右没有学到东西，就认为已经迟了，不再积极要求学习，由此就因循怠惰下去。他认为这样做的人实际上是很愚蠢的，没有出息的，等于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为了鼓励人们坚持“晚学”，他引用了春秋时期师旷对晋平公所讲的话：“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晚学”者如“秉烛”之光，固然比不上“早学”者如“日出之光”的光辉，但是终比“闭目无所见”者要强多了。这个比喻是十分深刻的，使那些不肯学习的人感到惭愧，使那些肯学习的人得到勉励。他的这种珍惜时光，不以老废学、终生接受教育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古代教育家认为，学习是毕生的事情。孔子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和“学而不厌”的忘我学习精神，是后人的光辉典范。荀子也教导人们“学不可以已”、“学至乎没而后止”，即学习不能中途停止、半途而废，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其道理是很深刻的。颜之推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荀子的思想，从“早教”与“晚学”两个极端阐述了人们必须毕生勤奋学习的思想，给人以启示。颜之推强调“早教”，是提醒人们不要失去婴幼儿这个最佳的学习时机；他强调“晚学”，是告诫人们不论迟早，只要相信自己，不自暴自弃，坚持不懈地学习，持之以恒，也会有效果的。“早教”的思想，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学说，有儿童心理科学的依据：而“晚学”的思想，符合终生教育的学说，并告诉人们“勤奋出天才”这一真理。他的“早教”与“晚学”的教育思想是辩证的统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