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位于四川省境内，中心总部设在四川省西昌市西北约60公里处的秀山丽水间，卫星发射场位于西昌市西北65公里处的大凉山峡谷腹地。卫星发射测试、指挥控制、跟踪测量、通信、气象、勤务保障六大系统的相应场区，都分散在峡谷之中的不同区域。该地区属亚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6度，全年地面风力柔和适度。这里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是最佳发射季节。自古人们在西昌能经常观赏到分外明亮皎洁的地球卫星——月亮，历来传为佳话，故西昌以“月城”的美称闻名海内。而今，又以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服务于人类而声震环宇。她除了拥有“月城”、“小春城”、“攀西聚宝盆”和“黄金地带”等富有大自然美好情调的名字外，又增添了充满现代科学技术魅力的名称：“中国航天城”、“东方休斯敦”等。

决定勘选大三线基地

1969年底，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边境局部冲突不断。于是，中央考虑到，一旦中苏爆发大规模战争，临近中蒙边境的东风基地将首当其冲。

为此，中央决定在“三线”地方再建一个新的卫星发射基地。新发射场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既要考虑长远发展，又要便于保密和施工。

1969年12月，东风基地组成了一支40余人的选场勘察小分队，历时3个月，走遍了滇北、黔东、鄂西、川南、晋东、西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9省、25个地区的81个县，预选了16个方案，最后精选出3个预选点。

3个预选点之中，勘察小分队又首选越西场址。方案上报后，很快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

越西位于四川凉山境内，四面环山，地形隐蔽，其优点是战略地位稳定，向东北发射大倾角卫星和飞船时，一、二级火箭落点比较安全。

但随后复查时，却发现越西存在着电力供应紧张、交通不便、施工量浩大等缺陷，因此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争论之下，东风基地决定第三次对越西实地复察，并对西昌进行补充勘察。

1970年6月，东风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和副司令员乔平率领有关人员到达位于大凉山腹地的西昌，实地复查在此建立宇航发射场的方案。

在察看沙坝沟时，众人乘摆渡小船跨过安宁河，沿狭窄的小路及田间小道向沟内步行。

当天下午，勘选人员到达菠萝沟口，在小河旁的一棵桃树下打开地图，对准方位。李福泽边看地图，边对照实地，连声说：“好地方，好地方！”

菠萝沟口在两河汇合处有一块较为平坦的坝子，从沟口向北有一块梯田台地，长着绿油油的水稻。

这里四周群山环抱，山外有山，非常隐蔽，作为发射场十分理想。

于是，李福泽像当年指挥打仗一样，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这里可以作为一个阵地，按两个工位考虑，一开始可以先上一个。”

他望了一眼四周，有接着说：“另外，向西两公里的青杠坝，向东3公里的麻叶林，可作为下一步安排，再建两个阵地。这样共有3个阵地，或者5至6个工位。技术阵地可以放在杨家沟，一个技术阵地对应3个发射阵地。”

乔平伸手指着远处，划了一个圈说：“赶羊沟那几座山头，可以考虑放光学测量设备。”

返回西昌后，李福泽又听取了基建部工程科参谋陈德威，关于西昌地震问题的调研情况。

陈德威介绍说，西昌地处安宁河断裂带，历史上曾发生过破坏性大地震。最近一次是1850年，西昌县城毁于一旦。

作为新建的宇航场区，地震自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过，这一带发生大地震的周期时间长，一般是100年至200年左右。

大家争论了半天，李福泽把手一挥，果断地说：“就这样吧。地震问题今天还不能深刻认识它，现在关键是争取时间，应该下决心了！”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昌的确称得上一座理想的天然发射场，其优越条件颇多。

首先是西昌地处四川西南部横断山脉南的西缘，这里海拔高，纬度位置低，离赤道近。

因此，发射同步卫星时，可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比别的地方更有利于将同步卫星送入3.6万公里高的赤道上空。

二是这里的“发射窗口”较大。发射卫星时，对发射时机的把握上，有较大的余地。

三是这儿地处大凉山腹地，海拔高度一般都在1500米以上，因而人迹罕至，便于保密。

此外，这里地质结构坚实，气候适宜，水源丰富稳定，交通和通讯条件比较理想。

例如，距发射场50公里处是西昌飞机场，跑道长3600米，可以允许C130、安124和波音747等大型飞机起降。

发射场距离成昆铁路和川滇公路都不远，加之东面的金沙江航道，还可以水路通达宜宾、重庆直至上海，这些条件极利于运输所需物资和卫星、火箭产品。

另外，国家通信干线也紧邻发射场，可充分保证发射试验时的通讯，算是得天独厚，占尽了地利。

1970年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宇航发射场由越西改至西昌以北的松林地区。

其代号为“7201”工程，意思是在1972年前完成主要工程，准备执行发射任务。

建设大军初步立足

在发射场勘察工作开展的同时，新的宇航区也很快成立起来，各路大军挑选精兵良将、准备奔赴西南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

1970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新组建的宇航工区开赴西昌的命令。4日，工区党委发布了搬迁动员令。

于是，分布于新疆、陕西、酒泉境内的数千名火箭将士，从9月15日起，分三批乘坐专列，浩浩荡荡开赴西昌。

经过两个多月的昼夜兼程，先后有21个专列、5838名官兵和大量物资器材安全抵达西昌。

新的发射场，选定在一条被当地老百姓称作“赶羊沟”的大峡谷里。当这支火箭部队满怀希望地来到这里后，便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这里山高谷深，峰峦叠嶂，完全看不到他们梦想中的“南国风光”。而抬头望去，到处都是一片荒凉。

而且，他们抵达西昌时，正赶上西昌的沙风季节，挟裹着沙子的狂风，扯着粗野的嗓门，打着滚，在山谷里横冲直撞，让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据不少“老戈壁”的官兵们后来回忆，刚到西昌时，大家一看见那荒凉的大山沟，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有的官兵原以为离开死寂、荒凉的戈壁滩后，会驻进另一个多少有点人间烟火的地方，没想到西昌等待他们的却是另一种荒凉，另一种死寂。

有的战士晚上听见野狼嗥叫，吓得不敢出门撒尿。有的战士听说山上有土匪，晚上站岗时，眼珠乱转，万分警惕。

有的战士听说彝族姑娘的裙子不能摸，只要摸一下对方就要嫁给你，吓得见了彝族姑娘就躲。

当地的老百姓，也从未见过如此神秘的“天兵”。对他们的服装行李，一言一行，感到新鲜，充满好奇。

尤其是对那些只有4个轱辘却成天沿着山沟遍地疯跑的大汽车小汽车，更是视如怪物。

无论男女老少，他们整天一起围坐在半山坡上，或者蹲在自家破旧的房前，远远地看着跑来跑去的大小汽车，以及奔忙的绿色身影，却不敢和“天兵”见面，怕与“天兵”接触。

还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彝族同胞，因受了有些不法分子的挑唆，认为这支火箭部队是来侵占他们家园的。

另有部分人还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又打回来了？便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滋生了仇视心理。于是，他们纷纷收起家当，携老带幼，远远逃往深山老林。

因此，刚刚立足在这里地的部队官兵，很难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生存、生活一时间极为困难。

此外，这支航天大军过去长年生活工作在干旱多风的西北戈壁滩上，一下子来到西南潮湿多雨的大山沟里，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水土不适。

由于多数人当兵前生活在北方，参军后也同样生活在北方，现在一下子来到南方的荒山沟里，生活上感到很不习惯。

比如，过去在饮食上一直是以馒头为主，现在却一天三顿都是米饭，即便偶尔吃上一顿馒头，又糙又硬，很难咽进肚里。

特别是对西昌的水，大家极不适应。许多干部战士刚到西昌没几天，便莫名其妙都拉开了肚子，患了所谓的“西昌病”，纷纷躺倒在床上。

所谓“西昌病”，就是拉肚子。吃什么都拉，连喝水也拉。而且这种拉肚子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离开西昌。只要一离开西昌，肚子马上就不拉了。于是，大家便把这种拉肚子的病，统称为“西昌病”。

于是在部队抵达西昌后的最初一段日子里，当地的老百姓便看到了这样一个颇为稀奇的情景：

在一个叫“漫水湾”的地方，每天早上，当部队的卫生所还未开门上班时，门口便已经排好了一支长长的队伍。

战士们苦不堪言，每个人都做着一个相同的动作：用手捂着自己的肚子。

事隔好长一段时间后，当地的老百姓才终于明白，原来那些捂着肚子排着队伍的“天兵”们，患的都是“西昌病”。

“西昌病”的大量出现，对部队的战斗力造成严重的影响。加之部队到达西昌时，正值大雪飘飘的隆冬时节，部队全部住宿在临时搭起的帐篷或草棚里。

由于天气阴冷而潮湿，战士们常常在夜半中被冻醒，不少战士患下严重感冒。

为了驱赶寒冷，战士们跑到荒坡上拾点干草回来铺在地上睡觉。有的到大山中拣上一捆干枝回来，在帐篷前点上取暖。

此外，由于部队刚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物质无法完全得到保证。因此，干部战士的体质普遍下降，有的因营养不良，脸上和身上还出现了浮肿。

面对严酷的现实，部队领导当即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体官兵：

自力更生，发扬戈壁精神。站稳脚跟，向一切困难开战！

会后，各个部队开荒地，挖水渠，劈柴火，纷纷火速行动起来。

短短几天工夫，绵延几公里长的黑压压的帐篷和草棚，便在山脚下和河道旁实实在在地耸立起来。

冒严寒抢建长征桥

就在火箭部队刚刚在西昌站稳脚跟时，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兴建西昌发射场的工程，正式列入国家“四五”计划。

同时，军委办事组还着重指示：

工程一定要加快进行，务必在1972年底以前完成西昌第一个发射场以及配套工程的建设，为发射飞船做好准备！

于是，火箭部队当即确定了“先建设，后生活，一切以工程建设为主”的方针，力争在3个月内实现发射场区的“三通一平”。

所谓“三通一平”，即桥通、路通、电通、场地平。并决定在1970年底之前，打响西昌第一炮，即抢建安宁河大桥！

安宁河为雅砻江的一条支流，河面宽150余米。据《西昌县志》记载，此河因两岸宽敞平坦，土地肥沃，盛产稻谷，为民造福甚多，故人们给它取名为“安宁河”。

早在1935年5月22日，红军到达此地时，为了攻破泸沽和冕宁的守敌，一支小部队曾在此渡过了安宁河。

时任彝族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和司令员刘伯承就在这里指挥渡河。没想到事隔35年后，由聂荣臻元帅统领的航天大军又来到这里，开拓我国第三个航天基地。

由于没有桥，山里山外的交通，受到严重阻隔。山外的人要进去，或者山里的人要出来，唯一的办法只能靠一艘小木船摆渡。

而西昌发射场恰恰就选在这条河对面的一个大峡谷里，若是大桥不先抢建起来，航天大军便难以进山，发射场便无法开工，有关的大批物资器材更是无法运送进山。

因此，抢建大桥，成了“7201”工程关键的第一仗。这关键的第一仗，落在了工兵团的身上。

西昌几乎四季不分，但雨季和风季，相当突出。每年的雨季一日到来，安宁河便会洪水上涨，进而泛滥成灾，祸及四野。

也就是说，大桥必须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建成，否则难以开工。即使开工，到时也会功亏一篑。

于是，随着一声令下，刚刚立足的工兵团官兵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1970年12月27这天，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安宁河畔，红旗翻卷。

工兵团3000多名官兵昂首挺胸地站在安宁河南岸的沙滩上，集体宣誓：

大干100天，确保大桥通！

领头进行宣誓的，是工兵团团长马长根。这是一位以拼命苦干而著称的硬汉子。

他领头宣誓完毕，转身抱起一个酒坛，将酒倒进一个个事先摆好在地上的军用水壶里，而后自己举起一壶酒，灌下一口，大声说道：

同志们！我们的脚下，就是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的地方！现在，抢建大桥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

我刚才试了一下，水很冷！所以下水之前必须喝点烧酒暖和身子！现在我命令：今天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喝！会喝的，要喝！不会喝的，也要喝！

说完，马长根举起水壶，脖子一仰，咕咚咕咚，又灌下了几大口，然后交到营长的手上。营长接过水壶，灌下一口，再交到连长的手上。

一壶酒没传几个人，就喝个干净。于是，战士们再换上一壶酒，一人一大口，一个个传下去。

随后，马长根一声令下，3000多名将士纷纷脱下棉衣棉裤和上衣，光着身子扛起草袋，争先恐后地跳进了冰冷刺骨的安宁河！

没片刻工夫，只见许多战士便浑身发抖，脸色发乌，冻得牙齿“咯咯”直响。甚至一部分人刚一跳进水里，便很难站立起来。

有的战士实在忍受不时，便爬上岸来，灌上几口烈酒，再咬牙跳进河里，继续用胸口顶住激流中的砂袋。

就这样，3000工兵靠草袋，靠苦力，靠意志，靠烈酒，苦战一天，终于在安宁河的滔滔水流里，拦起了一个围堰。

围堰拦后，需要把里面的水抽干，才能开挖桥基。但是，当时的施工设备极为简陋，连普通的抽水机也没几部，若仅靠几部抽水机抽水，至少需要半个月。

而雨季即将来临，等上半个月，谁都不敢想象。怎么办？战士们终于想出了办法：用洗脸盆端水！

于是，几千名火箭官兵每人拿着一个脸盆，在安宁河中排成若干个长长的队伍，展开了一场接力赛。

团长首先从河里端起一盆水来，递给身边的营长；营长将这个脸盆递给身边的连长……

在火热的劳动号子声中，一脸盆水，你传我，我传你，就端出了围堰。

就这样，一周后，大堤内的水，硬是叫战士们用一个个的破脸盆给端了一干二净。

随后，工程大军立即投入到开挖桥基的战斗中。几天后，桥基开挖完毕，桥基浇注工作又开始紧张进行。

一天，上游滚滚而来的洪流，突然将草袋垒成的河堤冲开了好几米宽的口子。一时间，大水奔腾而下，冲向人群，冲向桥基。

正在桥墩上施工的二营八连连长当下一声大吼，连棉衣棉裤都来不及脱，便率先跳进了河流。

紧接着，全连战士也纷纷跳进河流，臂挽着臂，肩靠着肩，迅速组成了一道人墙，硬是用自己身体，挡住了狂暴野的洪水！

工程兵抢建大桥的行动，打动了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从几里甚至几十里之外的地方纷纷走出大山，抱鸡的抱鸡，背梨的背梨，提蛋的提蛋，挎菜的挎菜，甚至有的还挑着一捆捆取暖的柴火，前来向架桥的“天兵”们表示慰问。

开始，他们把东西偷偷放在河堤边上，不让任何人知道。几天后，他们发现，送的东西依然放在原处，没人碰一下。

后来，他们又将东西亲自塞到战士手中，却不说一句话，转身就走。再后，他们与这些“天兵”们渐渐熟悉起来，开始有了对话。

可“天兵”们听他们讲话，如同听外语，总要翻来覆去折腾好几遍，才算明白大致的意思。有一位彝族老人，她从很远的地方用一个竹篮子提来十几个鸡蛋，叽里呱啦说了半天彝族话，“天兵”们就是一句也听不懂。

直到后来，工程兵找来当地的一位“翻译”，才知道她说的意思：你们这些红军战士，又回来给我们架桥了，我要感谢你们，给你们送鸡蛋来了，请你们一定要收下，好好补补身体！

原来，她把架桥的工程兵，当成了当年的红军了。

就这样，安宁河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了。之后，官兵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

几年后，曾经抢建过“长征桥”的一个班长就要复员退伍了，就在退伍兵们纷纷登车离队的时候，人们发现人群中少了这位班长。

当战友们终于找到他时，他正坐在“长征桥”上痛哭不止。连长问他为什么要哭？

他说：“我就要和这座长征桥分手了，心里很难受，来与它道个别。今后，也许我就再也看不到‘长征桥’了！”

还有一位老兵，在抢建“长征桥”时，因家庭的灾难而患下了神经分裂症，致使后来记忆力严重衰退，连他过去要好的朋友都忘得一干二净。

但他惟独对“长征桥”以及有关抢建“长征桥”的一些细节，始终记忆犹新，一旦说起当年抢建“长征桥”的事来，简直如数家珍。

基地建设暂时搁浅

“长征桥”修通后，西昌基地很快又修通了铁路，平整出了两个发射场地，同时还修建了一条长19公里、宽8米的专用公路。

在修建这条公路中，冕宁县领导在几天时间内，就动员组织起了一支3万多人的彝族和汉族的民工队伍，在地方各级干部的率领下，积极投入到施工当中。

缺少工具，他们就架起火炉，自己动手制造钢钎、铁铲和铁锤。没有机械，他们就用肩扛石头，用背篓背泥土。

晚上，汉族兄弟就睡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而彝族同胞则身披“查儿瓦”蹲在公路边或山坡上。

在修建地面测量站的一条道路时，工兵团五连一个叫徐青春的班长，在排除哑炮中，为了保护战友的安全，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然而，到了1971年底左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射场的基地建设，遇到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工程再也难以往前推进了。

当时，国防科委的领导班子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因此，西昌发射场下一步的建设不但没有计划，甚至连施工的材料和施工的图纸都没有了！

正在抢建中的浩大工程，突然像一条失去了航向的小船，随时都面临着搁浅的危险。

而一腔热忱的战士们，像一群突然遭到解雇的失业者，攒了一身的劲儿，却找不到地方施展。用有的战士的话说，“几天不摸铁镐，手就直痒痒”。

于是，战士找到班长，班长找到排长，排长找到连长，连长找到营长，营长再找到团长，逐级向上反映情况，要求下达任务。

西昌宇航工区的领导们当然也很着急，认为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决定派专人上北京反映西昌发射场的情况。

1972年4月1日，西昌宇航工区副主任赵廉清肩上背着两个军用黄挎包，一个挎包背着图纸资料，一个挎包背着军用馒头，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

赵廉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后，先找了国防科委，又找了中央军委，接着再找国务院。

每到一处，他便向有关领导汇报西昌发射场工程建设的进展情况，讲述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面临的危机，希望中央早日定论，国防科委尽快拿出一个意见，以保证工程的正常进行，尽量给国家减少经济损失。

因为他最清楚，西昌发射场的兴建工程在1971年底以前，国家已投资了1530万元的人民币！若是工程真的夭折，国家的损失该是多大啊！

这期间，赵廉清还跑去找了钱学森，把一些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当面作了汇报。

他对钱学森说，西昌“7201”工程的总体方案和各分系统方案至今没有确定下来，试验任务对工程的要求也不明确，所以西昌的工程设计、物资订货和设备研制生产等根本无法落实。

另外，当前参加施工的军方和地方的总人数已达1.2万多人，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却难以开展，好些正在施工的工程经常停工待料，窝工的现象也十分严重。

所以，他希望上级能尽快明确西昌的任务和建设的要求，及时扭转当前被动的局面。

同年4月底，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下发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开始纠正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因素。

“三线”基地总部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三线”建设问题认为：

国防尖端建设不能下马。对一些建设方向暂不明确的工程，可以缩短战线，先上民用项目。

同年8月初，国防科委传达了钱学森关于西昌“7201”工程的讲话精神。钱学森说：

“7201”工程现在来看，当初上马有些急促。叶剑英副主席说了，干，还是要干的，而且还要干得快，干得好！但到底怎么干？暂时还没定下来。

“7201”工程能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这很好。西昌发射场在布局上，我没什么意见，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有些乱了，再这样继续搞下去，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得赶快整改。

至于选择西昌发射场这个点址的问题，国务院已经批了，这没有什么动摇的。

根据钱学森的讲话精神，8月24日上级用电报通告西昌宇航工区：

“7201”工程的建设周期，改为1976年做好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准备工作，1978年做好发射不载人飞船的准备工作。

于是，西昌火箭部队全体官兵们的情绪，再次高涨起来。

为了加快两个发射阵地和营区的工程建设，工程指挥部集中了15个连队2000多名新兵，以及几千名民工，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工程大会战”。

此后，西昌发射场的工地上，随处可见红红火火的场面：红旗招展，标语林立。歌声、号子声不绝于耳。牛车、毛驴车齐上。拖拉机、推土机昼夜不歇。

大会战开始不久，便遇上了倒霉的阴雨天。西昌的阴雨天十分奇特，雨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不分白天夜晚，总是下个不停。而且一下就是好几个月。

这期间，整个工地到处都是泥水泥浆，如同被人倒满了一层厚厚的糨糊，双脚踩在上面，一个劲儿地打滑，给施工带来极大的困难。

为此，有的战士脚崴了，腰扭了，甚至感冒发烧40度，依然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许多战士的双手磨破了皮，鲜血已经染红了泥土和石头，还是每天坚持施工。

就这样，大会战从开始到结束，整个部队没有因为下雨放过一天假，停过一天工。

好景不长，这以后，由于受到特殊时期的干扰破坏，加之当时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有限等原因，直到1974年3月之前，西昌发射场的总体建设方案都未正式确定和批准下来。

已经批复的发射和技术两个阵地等分系统方案，也总是不断修改变化，反复不定。

因此，工程的建设周期和发射的时间，也一变再变，一推再推。

1975年3月，张爱萍主持国防科委工作。3月31日，通信卫星工程，终于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正式批准，即著名的“331”工程。

此后，“331”工程的五大系统，包括西昌发射场工程，又掀起了研制和建设的新高潮。

9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

原西昌宇航工区，改称为国防科委第27试验训练基地，部队代号为89770部队。

11月1日，中央军委命令张敏为该基地司令员，许震为该基地政委。从此，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开始了“名正言顺”的历史。

再决战为首发做准备

1977年7月，西昌基地根据国防科委的指示，正式成立了发射团、指挥控制站、首区测量站、宜宾测量站四个筹建处。

此后，为了适应发射任务的需要，基地在抓基建工程的同时，开始了另一个伟大工程的建设，即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

于是，从1977年起，从各地招聘的知识人才和从各大院校挑选出来的一大批优秀的大学生，纷纷来到西昌，加入远征太空的行列！

1978年初，为了把过去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从而让中国的第一颗通信卫星早日起飞，基地工程指挥部向全体将士发起总动员。

于是，一段时间里，决心书、请战书、保证书、军令状，如同雪花般频频飞向基地工程指挥部。

同年6月，为了加快“331”工程的进度，基地及时召开了抢建工程的协调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国家建委、总参、总后、国防科委、四川省委等59个单位。

会议决定在年底之前，发动3次大会战，将几个重点项目全部完成！

第一次“大会战”，是完成发射场上导流槽的混凝土浇注。于是，1800多名官兵，背包一扛，当即开赴发射场区。

时值9月，大山沟阴雨连绵，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在下雨。整个场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是一片稀泥！别说上班干活，单是行走就很困难。

在这种地段上施工作业，由于机械用不上，就只有靠人挖、车推、肩扛。

没房住，1800多名官兵辛辛苦苦干完一天后，晚上全都睡在用油毡和草席搭起的临时棚子里。夜半下起雨来，屋里屋外，全是泥水，连被子也能拧出水来。

因此，战士们穿的衣服，从来就没干过，时间一长，水泥粘在身上，硬得像“牛皮”！走起路来，常常连肉皮也能擦掉。

由于在泥水里作业的时间太长，多数战士的四肢都长起了风湿疙瘩，感染后便一个劲儿地流脓流血，止也止不住。但是，战士们硬是咬着牙，按时完成了发射场坪的施工任务。

第二次“大会战”，是安装发射塔架。就是说，必须要在12月底以前，把77米高的发射架竖立在发射场上。

执行这个任务的，是国防科工委安装大队、基地工兵团和后勤部修理营等单位。

在那段时间里，场坪上24小时指挥的哨声不断，战士们扛钢筋，抬铁架，不分白天夜晚，一个班接一个班干。

就这样，他们仅仅用了37天，便将这座后来被人称之为“通天塔”的发射架稳稳当当地竖立在了发射场上，创造了发射架安装史上速度最快的记录。

第三次“大会战”，是完成“302山洞”即地下指挥所的最后施工，时间只有半个月。

工兵团几个连队的战士们昼夜加班加点，几乎把命都豁出去了。当时，无论谁生病发烧，他们宁肯倒在工地上，也不愿躺在床板上。

由于是在不见天日的山洞里施工，所以危险极大，随时都有塌方的可能，可战士们全然不顾。

在进行水磨地面施工时，因缺少水磨机，战士们就每人拿一块四五斤重的砂轮用手磨。等地面磨平了，战士们的双手也全都磨破了，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住。

3次大会战顺利结束后，基地又从人才着手，开始狠抓技术队伍。在安装调试各种设备的同时，基地又对技术队伍进行培训。

从1980年1月到10月，基地共举办了各类培训班60多期，培训技术骨干20多名，为发射卫星在智力上做了充分准备。

紧接着，基地又开展了一系列的模拟发射练兵活动，为卫星的正式发射，在技术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此后不久，为了在编制体制上，更好地适应发射试验任务的需要，根据上级的指示，基地不得不进行精简整编，让3000名官兵脱下自己最心爱的军装，或离休，或转业，或退伍。

这批官兵中，有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首长，有从戈壁滩转战到西昌的创业者，有为建设西昌发射场而负伤的残疾人，还有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

他们为西昌发射场的建设熬过了创业时期最艰苦的岁月，眼看着盼望已久的通信卫星就要发射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愿意离开发射场的。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难受！

宣布转业退伍命令那天，大雪纷飞，寒风呼啸，3000名即将离开部队的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个个昂首挺胸，站在军旗飘扬的发射场上。

命令一宣布，司令员领着大家一起高唱《长征》组歌。3000官兵齐声高唱，声震寰宇！

1982年底，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正式交付使用。

基地首次发射失利

1983年2日，发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从8月12日起，至8月27日止，历时半月。

由于发射通信卫星在中国是第一次，且意义非凡，关系重大，所以会议对通信卫星发射中的各个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究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执行“东方红二号”卫星发射任务的报告》。

会议最后确定：

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即“东方红二号”卫星的发射时间为1983年底至1984年4月初。发射将准备三枚火箭、三颗卫星，万一第一次不成功，可再接着组织第二次发射！

同年9月8日，国防科工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递交了关于发射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的请示报告。

10月9日，胡耀邦、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审阅并批准了这一报告。

即是说，中国的第一颗通信卫星终于可以按计划实施发射了！

这一消息当即传遍了整个航天战线，所有参试人员无不为之拍手称快。

对地处偏远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来说，这一消息更像从远天吹来的一股春风。刚刚建成的发射场，到处都呈现出一派生机。

之后，为了确保发射的成功，根据国防科工委的指示，西昌发射基地成立了发射现场指挥部。

现场指挥部由西昌基地和航天部的16名领导及专家组成。担任现场发射指挥长的，是西昌基地司令员王世成！

1983年9月13日，“长征三号”火箭和“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从北京安全运至西昌发射场。王世成司令员代表西昌基地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

火箭卫星的到来，对经历了14年艰苦创业的西昌基地的全体官兵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盛事。

他们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了这两个“贵客”。大家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高大威武的火箭，不少人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10月13日下午，为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参试人员的积极性，确保“首战告捷，一次成功”，基地举行了隆重的“331”任务誓师动员大会。

基地政委傅晓辉在会上宣读了“331”任务的动员令。司令员王世成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体参试人员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夺取首次发射的胜利。

国防科工委参谋长张敏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讲了话，他要求大家要深刻认识这次发射的重大意义和国际影响。

10月27日，国防科委老主任、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从北京飞往成都，同四川省委、省政府和成都军区的谭启龙、王成汉、万海峰、杨分综、杨汝岱、蒋民宽等主要领导一起，听取了张敏、尚庆明、王世成和“331”工程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任新民等对这次发射的情况汇报。

28日，张爱萍一行又来到西昌基地，亲临发射场检查工作。张爱萍将军亲自视察了发射阵地、技术阵地和指挥控制中心等单位。

29日，在基地召开的排以上的干部会上，张爱萍又作了动员讲话。

他再次要求全体将士要用最大力量去完成发射任务，避免失败。并鼓励研制单位和试验单位要密切协作，团结一致，共同争取胜利。

张爱萍对西昌基地的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基地全体将士取胜的信心。发射场上的士气，空前高涨。

10月29日，按照分工，基地和航天部试验队的两班人马，开始对火箭、卫星进行地面测试。

测试中，所有人员始终坚持“五定”、“四不乱”、“五不操作”等岗位责任制度，从而确保了火箭卫星的测试质量。

“五定”，即定岗位、定人员、定职责、定设备、定协同关系。

“四不乱”，即聚精会神不乱想、专心致志不乱看、坚守岗位不乱走、严守岗位不乱捅。

“五不操作”，即没有指挥不操作、任务不明不操作、设备有故障不操作、协调不好不操作、口令不清不操作等。

12月底，卫星和火箭相继完成了在技术阵地的测试工作，共排除了卫星方面的故障25个，火箭方面的故障89个，增加和修改了335个项目。

1984年1月1日9时，经测试后的“长征三号”火箭从技术阵地顺利转运到了发射阵地。

当天下午，指挥部在高高的发射架下举行了隆重的火箭转场誓师大会。

张敏参谋长在会上宣读了国防科工委关于《执行“331”任务的动员令》。指挥长王世成、副指挥长张镰斧、总师任新民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在会后，发射团官兵立即对火箭进行吊装、起竖、对接。两天后，“长征三号”火箭高高竖立在了发射架上。

1月5日，经测试后的通信卫星从技术阵地转到了发射阵地。从这时起，西昌发射基地的工作重心，落在了发射场。

1月26日这天，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

12时整，发射程序开始以倒计时进入。全体参试人员，提前吃完中午饭，便各自进入岗位。

平常闹哄哄的大山沟，像是有人突然下了命令，突然便沉静下来。

15时，发射进入5小时程序。地下指挥所里，发射控制系统指挥员、发射测控室主任李联林正在组织对火箭进行第二次功能的检查测试。

这是发射前的最后一次检查，若是此次检查顺利过关，各系统设备情况正常，第三级火箭所需的低温燃料，即液氢液氧便开始加注。

就在这时，李联林从有关的仪器上突然发现火箭平台出现了很不稳定的现象。

李联林是西昌基地有名的“脑子反应快”的年轻指挥员。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他马上组织召开了一个只有5分钟的紧急会议。

经过简单的分析，认为要么是平台坏了，要么是与平台有关的仪器出了问题。

处理的最佳方案是：先更换与平台有关的仪器，更换之后如果情况依旧，那么由此便可判断是火箭平台的问题，而不是与平台有关的仪器问题。

于是，5分钟的会议一结束，李联林一声令下，几位技术人员立即扛起有关备份仪器，跟着李联林跑出了地下指挥所。

接着，他们又快速冲上77米高的发射塔架，按照预案，迅速开始更换仪器。

仪器更换完毕后，李联林们重新返回地下指挥所。当他们再次对火箭平台进行测试检查时，发现平台不稳定的现象依然存在。

于是他们判断：故障原因，是火箭陀螺平台本身的问题所致。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更换火箭平台！

李联林当即将处理结果向“01”发射指挥员佟连捷作了报告。佟连捷很快下达了中止发射程序的命令。

于是，刚刚热腾起来的发射场又马上归于平静。像一锅眼看就要烧开的水，突然灭了火。

当晚，发射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司令员王世成、副司令员侯福、航天部副部长孙家栋、总总师任新民、火箭总师谢光选、卫星总师戚发轫等专家全都到达会场。

只是，专家们没了常见的笑容，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会场的气氛一下比平常严肃了许多。

卫星首次发射，便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关键故障，等于给这次发射敲了一次警钟。

因此，专家们对下一步的行动，便显得格外的谨慎。会议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最后决定：

重新更换火箭陀螺平台。已经加注的常规燃料不用泄出。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尽快争取时间。

1月28日24时前务必做好一切准备，1月29日重新发射！

29时12点整，各系统正式进人发射程序。20时24分2秒，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携带着“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

火箭笔直上升大约10秒钟后，开始按程序向东南方向拐弯，而后向着茫茫夜空加速奔去。

就在人们纵情欢呼之时，大屏幕上橘红色的指示光点渐渐离开了理想的轨道：火箭第三级第二次点火刚刚点着，突然出现失常，向着右下角缓缓沉去。

而“远望号”测量船上，“卫星准确入轨”的报告也迟迟没有传来。刚刚还在欢呼跳跃的人群，顿时惊呆了！首次发生失败。

再次抢建澳星发射场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航天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80年5月，我国成功地向南太平洋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1982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1984年4月8日，西昌宇航中心用新研制的“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

短短几年，我国航天界捷报频传，一跃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空间技术强国之一。

同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这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同样可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正是在这种国内背景下，我国航天人的脑子突然开始转悠起来：

中国的火箭能不能打入国际商用市场呢？

承接对外发射任务这一设想，很快得到了聂荣臻、张爱萍、宋健以及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等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

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很快便负责组织成立了“开拓国际市场十人小组”，开始了前期的国际市场调查和组织工作。

于是，中国航天工业的改革，迈出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步。

1988年11月1日上午9时，中美双方几经周折后，在休斯公司总部大楼第二层会议室里，我国长城公司与休斯公司正式签订了的发射澳星合同。

要把“长二捆”火箭发射上天，得有发射场。但当时的中国，没有可以发射“长二捆”这种大型火箭的发射场。

于是，在突击研制“长二捆”火箭的同时，兴建大型发射场的工程，再次在西昌破土动工。

这样一座规模如此之大的现代化发射场，除了设计上的难点之外，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样是：经费少，时间紧。

建这样同等规模的发射场，美国用了1.1亿美元，法国用了2.5亿美元，而我国的预算费用却只有1.4亿元人民币。

也就说，我国的经费是美国的1/5，是法国1/9。钱少，办事当然就难。但是没有什么办法，研究所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紧。要知道，建这样一个同等规模的发射场，美国用了19个月，法国用了29个月，而我国只剩下14个月了！

如果14个月里发射场不能如期竣工，势必拖延发射，后果将不堪设想。

担任发射场设计的，是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所。到底采用一座什么样的发射塔，设计师们搞了八九个方案。

在这之前，50多人的设计班子，在武汉熬了40个昼夜，连春节也顾不上过，才总算完成了5000多张设计图纸。

担任建造发射场的，是解放军一二四团、国防科工委安装大队和西昌卫星中心工程营、汽车营等单位。工程同时还动用了西昌5个县的上千的农民工。

当大批突击队人马开进时，工程场地还是一片荒丘，乱石成堆。

工程破土动工时，正值冬季，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数千名施工者个个冻得瑟瑟发抖。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发射场坪的基础工作就只有靠推土机、拖拉机、大卡车、牛拉车、毛驴车和竹筐、背篓、铁锹、铁镐、钢钎以及大量的人力苦干去完成。

火箭底部喷火时，需有一个导流槽。这个导流槽深30米，长70米，由于地底下全是石头，推土机拱到4、5米深，就再也无能为力了。

剩下的只得靠人力，先爆破，再用两手往上抱，用背篓往上背。

当导流槽挖到了22米深时，坑底积满了70多公分厚的烂泥浆，使浇铸混凝土无法进行。

这种泥浆水泵抽不动，机械工具也无能为力。最后，官兵们只好挽起裤腿，用脸盆一盆一盆地往外端。

整整五天五夜，他们用脸盆从20多米深的槽底端出烂泥浆1000多立方米！

4月份，是西昌的雨季。为了赶在雨季到来前竣工，工地上彻夜灯火通明，大家是人歇工不歇，每一班又常常昼夜苦干。

就这样，短短几个月里，共挖掘、回填土石方近15万立方米，浇铸钢筋混凝土2万多立方米，砌各种毛石工程4万立方米，完成施工面积近2万平方米。

负责兴建这个发射场的副指挥长、原西昌卫星中心主任曲从治，本是一位相当壮实的汉子，可到后来身体也只有靠苦苦支撑了。

为了能保证他支撑下去，老伴辞去工作，专门从北京赶到西昌，想给老头子洗上几件衣服，做上几顿饭。

老伴知道曲从治的胃不好，只能吃面条之类的软食，所以，临行前，便什么也没带，只把儿子从日本专门为他买回的压面机背到了西昌。

可老头子不分白天晚上，全泡在了工地，有时十来天也不见人影。结果，那专门从日本背到北京、再从北京背到西昌的压面机，倒成了老伴的“伴儿”。

在这场恶战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防科工委特种工程技术安装大队。

据说，这个安装大队大有来头。早在1962年，经周恩来同意，中央军委批准，从工程兵部队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六级以上工人中挑兵选将，组成了这支解放军唯一的特种工程技术安装大队。

近30年来，无论是人民大会堂庄严的国徽，军事博物馆巨大的石星，还是西昌、太原发射中心那高高的发射塔，都是由他们负责施工安装的。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都留有他们足迹。

就是这支传奇的特种工程技术安装大队，在抢建发射场的420个日日夜夜里，为了抢时间，他们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从没休过一个星期天，创下了一个个神奇的记录：

他们在45天时间里，57人将近10万米的钢管搬运就位，将7万多个扣件一个一个地扣套在钢管上，将18万套螺栓用扳手一个个拧在扣套上。干完后，57人的平均体重下降3斤多。

在9天的时间里，其中还有7天是雨天，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用自己的双手绑扎了600吨钢筋，共计绑扎了180万个结点。

在7天时间里，他们用肩膀将一袋袋水泥，从火车站转运到20公里之外的发射场，共装卸了水泥4700吨，平均每天每人装卸水泥12吨。

在一年时间里，汽车连的汽车兵靠着4个轱辘，转运钢材5000吨，木材2000立方，水泥4万吨，石子3万立方，砂石3万立方米，机砖120万块，行程共计153万公里。

在进行发射塔施工时，支撑活动塔的车梁是一对笨重的庞然大物，长29米，宽2.7米，高3.3米，重达120吨。

要把这家伙从车上卸到月台上，再运到400米处的安装位置，然后再翻一个身，需要150吨以上的吊车和200吨以上的拖车。

但租用别人的拖车和吊车，需要40万元的租金。基地拿不出这笔钱，他们只好土法“上马”。

他们先用1500根圆枕木垫在地上，再用人拉、手推、钎撬，所有官兵的肩上和手上都磨出了血泡和茧子。

就这样，他们硬是一寸寸将这两个庞然大物挪到了安装位置。

发射活动塔共有789根主杆件，需要拧上2万多套螺栓。

要把这些杆件对接起来，必须有人爬进口径只有35厘米的口子里，由里往外串螺栓。

这个任务落在又瘦又小的小战士甘国林身上。他每天爬进离地面74米高的“黑洞”里作业。

就这样，他一个人拧完了2万多个螺栓。为此，他还被碰掉了三颗门牙。

40岁刚出头的大队长彭松林，身患颈骨风湿病，在抢建发射场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他和战士们风里雨里一起干。

工程结束后，他疲惫不堪地爬上了从成都开往北京的8次特快列车。当他屁股刚一落座时，对面一位小女孩竟亲切地叫了他一声：“爷爷好！”

浇铸导流槽时急需数以百吨的钢筋，这数以百吨的钢筋战士们用肩膀扛了七天七夜。

当工作的副队长冯在强见战士们一边抬着钢筋，一边打着瞌睡迈着“醉步”时，实在不忍心了，便下了命令说：“原地休息5分钟。”

话音刚落，52名战士“呼啦”一声全倒在了一片潮湿的泥地上。一瞬间，他们就呼呼地进入了沉睡的状态。

副队长一边看着手表，一边看着睡在地上的战士，眼泪忍不住唰唰往外流。

他很想让战士们多睡上一会，可一想到10天之内必须完成的任务。于是，5分钟刚一到，他一狠心，又使劲吹响了集合哨。

听到集合哨响，战士们一个激灵，“呼啦”一声全都爬了起来，一声不吭地又干上了。

王焕岐、侯永祥、赵锡清、任英、尹中田、杨国堂6个人，都是安装大队名符其实的老兵，清一色的“老八级”。

他们之中，最大的73岁，最小的55岁，都已退休在家。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机械化设备少，施工条件差，他们干活全拼体力。因此，几乎每人都患有骨质增生、腰肌劳损等多种疾病。

但是，为了确保发射塔的安装质量和工程进度，领导希望他们能去现场督阵参谋。

当大队参谋长牛三申赶回洛阳，向他们说明来意后，本已安度晚年的6位老师傅什么条件也不讲，当即便从洛阳赶到西昌。

他们每天从8时干到13时，在工地啃上点面包或饼干，然后再接着干。

在抢建发射场的420天里，安装大队的937名官兵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会战结束后，他们每人体重平均下降6斤。

另外，在这期间，还有17人的亲人病故，等他们建好发射场回到家里祭奠时，亲人的坟上已长出了嫩绿的青草。

就这样，14个月后的1990年2月初，新建的发射场如期投入试运行，随后进入入场设备调试阶段。

1992年3月22日和8月14日澳星发射失利。12月21日19时20分，我国用“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将第二颗澳星送入太空。

至此，西昌宇航发射中心，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